因为美国统治集团对美国搞了不止一次和平演变，以至于苏联想演变也排不上队。和平演变这种事只有抢着自己干，才能避免别人来干。20世纪的美国统治集团还在上升期，很善于自我调整，撕传统资本主义的皮比共产国际还狠，抽自由主义的脸比斯大林更简单粗暴，绝不会像当前某些自由主义者那样，从大脑到末梢神经只记得“私有化”、“市场”、“自由”几个词。
俄国自己就是前面那句话的反例【和平演变这种事只有抢着自己干，才能避免别人来干】当年沙皇不肯改变旧体制，还企图靠旧体制动员超额的力量去打世界大战，临时政府也一样，结果就被国际左翼力量给和平演变了——布尔什维克党轻易地夺取冬宫，这就是十月革命。对于当天这段经过，有人曾说，日后俄国大导演爱森斯坦拍名片《十月》之时，拍摄现场的受伤人数，恐怕比真正十月革命的伤亡还要多。类似地，1922年苏联建立，如果美国始终停留在1922年，或者1929，1932年的状态，那么苏联早把美国和平演变了，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早就席卷了南北美洲。
苏联宣传画不仅有军队，还有很多宣扬苏联生活方式，推行“和平演变”，图为斯大林时期杂志封面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在干什么？上万失业者到苏联大使馆排队要移民，农民拿起枪发动对银行家的阶级斗争，工人抢占工厂煤矿，左翼知识分子公开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搞苏维埃，旧统治集团的喽啰则见风使舵投机革命，媒体直言未来在共产主义。这本来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标准开端。详情可见历史名著《光荣与梦想》：最惨的一年。一会后面引几段来看：
有意思地是，当时的保守派评价罗斯福新政：“这是社会主义，它是否是共产主义尚待观察”。在关于《社会保障法》的听证会上，也有人高喊：“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的！”但罗斯福反唇相讥的言辞和他们出奇的一致：“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
这说明什么？说明双方都希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都绝对不希望共产国际把势力伸过大西洋。只是保守派们用无知和信仰来做决定，认为“纯洁”的资本主义才能保存自己，当然也可以避免自己的财产受损。罗斯福比他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懂得生物要进化才能生存的道理。他看清了一个道理——只有向敌人学习，才能避免被敌人踏到脚下。所以他果断引入了政府干预经济、政府控制金融、给无产阶级一定谈判权这几条宝贵经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需求不足。从而避免了美国走上一战后欧洲和俄国的道路。 我在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里讲过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央银行脱离贵金属造币制度的建立，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对利润的定义。用今天的话说，罗斯福为首的那一代资本主义改革派把资本主义改的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改革力度相当于改掉了社会主义对劳动价值的定义，这才保证了资本主义没有绝后。
下为史实摘录。后面还有讨论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气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 "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 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作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作，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美国那些“纯洁”的保守派并不认为美国出了问题。他们和当前某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一样，相信完全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绝不会出错，错在居然有人把大萧条的时候不肯自己乖乖饿死，**错在有人居然会在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出问题的时候提出改变。**上面提到的《光荣与梦想》也记录了这种鸵鸟政策：
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3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
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
如果包括罗斯福等人的美国整个统治集团都坚定的这么想，那共产国际吃掉美国的概率就很高了。接下来红色浪潮就会席卷整个世界——没有美国资本的支持，德国也会被大萧条拆掉、爆发革命。美德苏联手，试问天下谁能敌？英法两个同样被大萧条搞的半死不活的老牌帝国主义？
不过，作为最新，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美国统治集团的表现证明了自己成熟而不僵化。不等别人出手，甚至不等内部的左派和穷人出手，美国统治集团自己就把1932年的统治秩序拆了一半再重组。从而缓和了矛盾，实现了统治集团的延续。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说，这就是资产阶级还有活力，还能用自我调整的方式来保证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体现——这个解释是对的。我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里谈过美国统治集团的“修正主义”。
以下为旧文重贴，讨论随后继续。
以公共工程署、民用工程署为主导，美国成立了一系列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前后向公共工程投入200多亿美元，计划雇佣1400万失业者中的500万人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实际雇佣人数随新政的实施阶段而变动，但在二战前始终保持在200万－300万之间。同时，还有主要针对青年低技术劳动力的青年劳动总署、民间资源保护队，针对农业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机构，各自雇佣了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劳动力。在罗斯福新政时代前期，平均每年有接近400万人靠政府提供的工作糊口，总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军队。在成百亿投资的驱动下，数百万廉价劳工作出了惊人的成就，除了胡佛水坝和田纳西流域水利工程外，他们的成就还包括850座飞机场、12.5万座公共建筑、8000座公园、100万公里的公路、7.7万座桥梁和大批水库，并在美国农村普及了电力网。
与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相比，直接发放赈济更不容于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联邦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会发放少量的赈济款，其中95％发放给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则严重依赖于个人慈善基金来实施赈济；1916年，亚利桑那州的老年人援助法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判为违宪。1933年3月21日，罗斯福要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首期要求5亿美元。
无论从过程还是效果来看，政府投资和赈济都是不可区分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工程投资被用于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比如雇人在华盛顿用气球驱赶椋鸟，或是补贴在拉什莫尔山上雕刻总统头像的雕刻师；另一方面赈济计划也倾向于积极救助政策，如组织生产自助公社、以工代赈等。在一向奉行放任主义和平衡财政的美国，这些建设项目明显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教育和文化水平，提升了水利和能源行业的潜力，建立了初步的环保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过，对于1916年就拥有40万公里铁路的美国（2008年中国铁路里程不足8万公里）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积极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效果是安抚了贫民，创造了有效需求。
先后共有数千万贫民因赈济而得益，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岁月。而政府投资的工程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项目，项目投资大部分转化为底层无产阶级的工资。无论是赈济款还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工资都远低于萧条前的底层工人工资，但至少足以让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养家糊口。同时，低工资意味着消费倾向接近100％，200亿的投资和赈济等于向美国市场注入了同等数量的需求。在危机前的1929年，美国个人总投资额是158亿美元，1932年只有9亿美元，1937年才回升到114亿美元。在新政的最初几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赈济为美国创造了宝贵的内部需求，缓解了经济困难。
在短期需求问题得以缓解后，罗斯福政府开始修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最容易的一步是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由利益刺激而产生的个人积极性被视为创造财富的根本。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样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开端而遭到抨击。只是眼下的社会解体问题要比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威胁更严重，参众两院都以90％以上的支持率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向全国的雇主和雇员征收工薪税、养老保险税等税种，然后向已经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州返还工薪税款，并由联邦政府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在联邦政府压力下，48个州在2年内均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持续到21世纪，成为大萧条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进步。
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同时也需要持续地投入政府补助。因此力求平衡财政的罗斯福在社会保险制度制订的同时也实施了加税政策。与以往的税收政策不同，这一次他专门向富有阶层开刀，推出了严厉的累进税法。继前2年的温和增税之后，1935年8月，新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上限分别从59%、60%增至75%、70%；企业所得税原为统一的13.75%，现在依据利润是否超过5万美元而分别为12.5%、15%。1936年税法甚至进一步向企业未分配利润收税，强迫企业分红从而增加股东的个人所得税。为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源，美国政府不得不对鼓励无限制追求利润的旧政策作出修正，转而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更稳定的逐利方式。
1933年6月，《工业复兴法》在议会通过。罗斯福表示：“通过消除那些不仅折磨了正当的工商业、而且导致了劳工的不幸的海盗式的方式和措施，来保证工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劳工得到合理的生活工资………….. 历史也许会把这部法律作为迄今为止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意义最为深远的法律记录在案” 通过这部法律，罗斯福政府直接干预了企业的经营及利益分配。在苏维埃政权沉默的压力下，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实施了诞生以来最重要的自身修正。《工业复兴法》要求主要行业组织同业公会，联合规定产量、价格、劳动时间。这虽然不能改变生产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但能够减少由于信息交流不及时而造成的部分生产过剩，避免因企业之间互相转嫁危机而加深总体危机的问题。同时，《工业复兴法》还放松了《反托拉斯》法对大企业的限制，大企业利用自己在行业卡特尔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行扩张，美国经济权力进一步向少数企业集中。在科研和内部管理越来越重要的大工业时代，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外部竞争力。
无论卡特尔或托拉斯合并了多少企业，内部有多少争斗。在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这一点上，垄断企业的经理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而放纵这种倾向意味着重新走向大萧条。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另一部分内容要求企业界接受政府管制，向不满的无产阶级让步，承认工会的合法性，承认工会拥有代表工人和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1918年最高法院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违宪的裁决也被推翻；童工被禁止。各同业公会被赋予协调资方与工会谈判的责任，以确定各行业萧条时代的工资政策。
由国家直接出面，支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向资方争取利益，这是苏联之外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此企业界对此报以激烈批评和消极抵制，法案订立一个多月后，仅有纺织行业达成了劳资妥协。为迅速解决问题，罗斯福政府对劳资双方威逼利诱。对达成妥协的卡特尔，政府给予补贴或在定价权上进行让步；对于拒绝让步的资方，则威胁将坐视企业独自承受工人的暴动；如果工人试图在组织工会基础上提出更高政治要求，默认资本家的私兵可以血腥镇压。同时，罗斯福还发动了以舆论压力、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蓝鹰行动”，以个人名义向所有企业发出要约，即一份约定了最高工时、最低工资、拒绝童工的协议，在各行业达成劳资妥协前，各企业可以此协议做为劳资妥协点。罗斯福本人已经在协议上签字。如果资方愿意接受这份协议，则可以获得蓝鹰标志。政府订货将只和具有蓝鹰标志的企业谈判，并号召整个社会抵制无标志的企业。此举大获民心，几乎全部平民都加入了经济抵制运动，还以集会、示威、怠工、破坏等方式对未签约企业施压、泄愤。在2个月内，有200万雇主获取了蓝鹰标志，其中包括前总统胡佛。由于蓝鹰标志确立了公认的谈判基点，并赋予这一基点以道德标尺的地位，大部分行业都在几个月内达成了劳资妥协。但在矛盾最尖锐的煤炭行业，资方拥有强大的准军事部队，工人则已经拥有强大而团结的工会，甚至还有民兵组织。过去的几十年双方流血冲突不断，都很乐意用武力消灭对方。资本家因此担心一旦让工会合法化、拥有集体谈判的能力，煤矿将无利可图。因此继续拖延劳资妥协谈判，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煤矿罢工和血腥的镇压，**急于解决社会危机的罗斯福愤怒的指责煤矿主不识大体，破坏大局——“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资方在24小时内让步。到9月18日，全部主要行业都达成了妥协协议。随后的2年内， 几百万人因此得到了工作，更多的人因此增加了工资。在此期间，美国工业增产1/4且没有使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
《工业复兴法》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之间存在尖锐冲突，资本家和文化界都需要时间来更新思路。在这之前，一旦整体崩溃的危机得到缓和，整体性的改良方案对旧的统治集团来说就太扎眼了。
1935年5月，《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前后只存在了2年。但它依然是一部有标志了历史转折点的法律。禁止童工、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合法工会、集体合同、行业管制等重要改良在此前的历史中也经常有人提出。但得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统治集团立法认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在半个地球外的胜利，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带来了福利，而且具有永久性的效果。1933年之后，阶级妥协对美国的经济秩序来说已经是必需品，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废止并非意味着政策的转向。一批替代性法案，如《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迅速出台，主要行业的垄断化、大型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等进程也一直被保持到二战开场。
罗斯福的新政虽然没有让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但至少制止了持续衰退。保证了美国经济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解体。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由美国资本支持的希特勒采取了和罗斯福基本一致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投资来促进就业，规范统治秩序以减少过剩，促进大资本联合以减少内耗、增加对外竞争力。
这种事美国后来又干了一次。就是越战前后美国的民权运动。和1929年那次一样，苏联再次占了好大先手，甚至借和平演变给了美国沉重打击。但美国还是抢在苏联前面进行了半个自我和平演变，在冷战的决胜局中顶住了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苏联的全面抢攻。反过来借苏联产业升级失败，对着苏联的致命要害——体制僵化，拒绝自我和平演变，不能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几亿发达工业社会人口提供足够的物质优越感和精神支柱——下手。一举赢得冷战。
具体来说。华盛顿最大的一次游行是哪次？就是马丁路德发表“我有一个梦想”，阿甘跳水抱妹子（非史实）那次。几十万底层、少数族裔、女权运动一起涌入华盛顿，战略上要权利，战术上批越战。这导致了越南战争怎么打怎么不顺。
带着荣誉勋章的阿甘在华盛顿集会前很茫然
美国怎么应对这次内部危机的？是回头去“纯洁美国精神”吗？是提出几项不可逾越、不可讨论的基本原则吗？的确有些人是这么干的。在阿甘经历的那次小石城事件之后不久，美国某些州依然施行严酷的“美国精神”原则。有些州甚至禁止黑兔与白兔在童话书中通婚。但这无助于美国打赢越战，反而导致美国街头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到了1970年，美国已经不得不派出军队占领大学校园，向学生开枪来保证越南战场的稳定了。最终美国在内（民权反战运动）外（初步工业化中国的普通武器，苏联发达工业社会的导弹，土地革命带来的动员力）交困之下放弃越南。承认冷战中输给了莫斯科一局。
从越南飞走的最后几班直升机
这样的童话书曾经要被查封
但是，美国也在一点点的改变。1964年的平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非法，安抚了黑人。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禁止避孕药的法律，女权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1966年，著名的米兰达法案要求警察事先告知嫌犯权利。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支持了女性堕胎权……
这一系列的改变，对美国的改变超过了内战。到了80年代，当年那个新英格兰精英统治的美国，那个白人民兵横行，公共机构可以随意歧视公民的美国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至少在公开场合已经成为“政治不正确”的代名词。为里根时代的美国提供了冷战决胜局的政治基础。美国在东欧撒钱，和中国亲如一家，全力策反苏联的系列政策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阻力。
当然不要以为美国冷战后期就是一帆风顺。相反，由于产业空心化，也因为美国暂时拉不下脸来吃自己的附庸，所以就在苏联油尽灯枯之时，美国也在各条战线上呈现了支持不住的迹象。比如说1987年金融崩盘，美国出现1929年以来最大的股灾，股票市值一天跌去22%，经济指数跌到戈尔巴乔夫水平，里根经济神话破灭。但靠着几次上层建筑变革制造的政治回旋余地，美国还是守住了冷战的最后一局，避免了经济波谷和政治危机重合，在1991年耗死了苏联。苏联这时反而丧失了意识形态输出的能力，骨酥肉软，眼睁睁看着对手摔倒在地却没能力上去捅一刀，眼睁睁看着美国挣扎着爬起来向自己使出决胜的招数。到了2008年，也就是黑兔子和白兔子不能结婚之后的50年，美国已经选出了黑人总统，并准备推出一个当选概率极大的女性候选人。曾经被歧视的民族和性别走上世界权力的顶峰，即便资产阶级民主的批评者——比如我——也必须承认这是伟大的进步，是人类的宝贵文化成就。
反过来看苏联。50年时间加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改变了什么？上层建筑有什么根本性改变？曾经号召性别平等，开同工同酬风气之先的苏联怎么一直没有女性走进政治局？历届领导人可曾对金字塔式政党体制动过刀？全世界第一个普选国家苏联想不想让苏维埃真的管事呢……
可以说，苏联的70年生存历史，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上一直吃1917年世界大兵变的老本钱。借助这个本钱，苏联顶住了干涉军，20年代把共产国际的支部派往全世界对抗帝国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成为世界强国，在40年代打赢了纳粹，在50-60年代和中国一起高举民主大旗，和美国争夺整个第三世界。（在朝鲜、在越南，都是中苏支持的一方主动要搞大选决定未来，美国则以“自由”为理由拒绝）。直到越南战争，苏联都受益于当年革命带来的进步力量光环，让美国仓皇撤出西贡。当年国际左翼和布尔什维克共同发动的“和平演变”即十月革命，是苏联走上超级大国之路的发动机。
中前期的苏联一直抱有和平演变世界的雄心。图为砸烂地球资本主义锁链的宣传画
但是，70年时间足够改变许多事情。当年的人民只要面包土地与和平，布尔什维克把苏联粮食产量提高到了人均700公斤（大多数转化为肉食），给居民提供了比种地更好的工作，用核武器保证了自己的和平。把三亿多人（包含东欧部分地区）拉进了发达工业化社会。这的确做的不错。但是，但3亿工业化人口既是财富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诉求，如果苏联领导层不能意识到上一代人的成就就是自己的压力，不能意识到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基础而主动改变。那必然会逐步丧失“和平演变”别人的能力，最后只能等着别人来“和平演变”自己。
我在65年“扩招”史 三代百姓中国梦 这篇文章里谈过工业化人口对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要求：
做为落后国家，要想迅速赶超，有限的工业产能，必然要多生产投资品，少生产消费品。中国在65年里搞三次工业革命，虽然不是原创，但中间积累的物资是省不掉的。在大多数年份，中国们用1/3甚至超过一半的工业生产能力去造投资品，剩下的一半才是消费品。所以说，工业产能的增长和消费品的增长不一定同步。本来工业产能就跟不上受教育人口的消费欲望，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生产能力用在投资上。这显然是个矛盾。
从就业的角度说。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工业人口操纵更多的机器，控制更强大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是农业人口的几十倍。为了对得起这个生产率，更为了吸引最优秀、最可靠的人去控制这些机器，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需要给工业人口更多的报酬。这个规律反映在中国，就是几十年来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就是当年人人都想进城想拿非农业户口。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想当工人当干部，吃工资，不想回去当农民。
国家显然没法立刻做到这一点。中国从一年十几万吨的钢产量发展起来。不可能立刻给每个人配上机器，不可能给每个城市都修好高速公路。所以大多数年轻人只能继续在农村挖地插秧，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进城工作。直到21世纪，中国的钢产量已经等于世界一半了，人人都可以用工业化的方式劳动，中国这才算是基本解决了年轻人要求参与工业化生产的问题。
在这之前，城乡有巨大的差距，国家在供应消费品和提供就业机会两方面都没法满足所有人。但另一方面，国家还在拼命的搞教育，向所有人传授现代化的好处，告诉他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科技成果，告诉他们工业化社会里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享受。教育越发达，这个矛盾就越大。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头几批过剩的学生被送到简易师范去培训，甚至不培训就直接送到小学里当老师，很快就在缺乏教育的地方制造了教育爆炸。学生毕业四五年就再去教学生，用不了几年，最偏僻的地方也普及了教育。这也是一种指数增长，而且是比工业经济本身更快的指数增长。
从全世界来看，受教育人口的指数化增长往往带来的不是高速发展，而是动荡和倒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于吃饱和饿不死，向社会提出了就业和消费两大超前需求。需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脱离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代年轻人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闹事，会支持任何许诺做出改变的政治力量，甚至会支持单纯搞破坏的力量。这种动荡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尤其是这几年，全世界起码有20个国家提供了典型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拉伯之春，十几个国家像传染病一样陷入内乱。
我们看这些内乱的阿拉伯国家，从大西洋一直到亚洲腹地，谁能告诉我，这些年轻人为什么目标闹？他们反对现在的政权，要造反，要上街，要内战，但他们要什么呢？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说不清。其实说不清就对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70年代以后，石油价格上涨，这些国家用石油收入养了许多人口，给他们上学的机会。现在这些人长大了，毕业了，国内却没有像样的工业经济可以去打工。等到油价不继续涨了，他们只能上街闹事，要消费品，要工作。但是，从哪里弄更多的钱买消费品，工作干什么能创造更多财富呢？他们也不知道，只是一味地向社会提要求。
他们的要求合理不合理？也合理也不合理。工业社会让所有人都受教育，目的本来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充足的商品。可以说他们的要求很合理。说不合理，是因为工业社会提供好工作和廉价商品是长期目标。短期内要满足这些目标只能减少投资，把所有资源都用来生产消费品，进口消费品，最后吃掉整个社会的未来。等到大家的要求再上一个台阶，那就完全没办法了。迎合街头这些人的全部要求，就是一个工业社会走向慢性死亡的过程。
不过呢，有些时候，慢性死亡可能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中国有成语叫饮鸩止渴。这些国家走向动荡的驱动力实在太强大，有的时候不把家底拿出来搞福利立刻就是内战。我们设想一个模型，比如一个国家，把一半的生产能力拿来投资，换取5%的经济增长率。这需要差不多15年才能让财富翻一番。但是如果不投资了，立刻就把用来投资的外汇、资源都分掉，用来换消费品，当年就能让大家的收入翻一番。这个诱惑实在太强大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来说很难拒绝。所以，许多国家发自己承担不起的高福利，甚至借债维持高福利也是迫不得已。
苏联显然没逃过这个陷阱。由于体制自身没有革新积极性，苏联前两代人的成功反而成了第三代领导人的负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越快，上层建筑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如果没有正确而及时的改革，发展和停滞都会带来动荡，体制很快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对了，世上还有一个派别叫托（洛茨基）派。从苏联建立开始，这个派别就充当了最著名的左翼反对派。他们批评苏联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和列宁的原则，认为工人民主和继续革命可以解决苏联的问题。必须承认他们对苏联“畸形工人国家（托派用语）”的批判有一定道理。但细究托派理论，可以发现他们其实是比列宁-斯大林更“保守”的左翼。托派的设计蓝图完全基于19世纪的左翼运动传统，完全无视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结构，相信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可以解决20世纪整个世界的问题。他们在指出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几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是企图用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消灭所有问题。所以他们也不是一个积极的力量。
体制和反对派都不给力，苏联因此缺乏对自身“和平演变”的能力和决心。只能反复对1917年革命和二战形成的动员体制修修补补过日子。而实际上，自我“和平演变”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通过改造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之后再反过来推进生产关系。一劳永逸建立先进制度的说法肯定不容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所以，官僚机构那套自我神化的说辞，说来说去自己也不信了。
虽然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见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停滞的体制还是把苏联推上了超级大国的位置。但等到苏联完成工业化，开始普及轿车的年代，内部的压力反而把苏联逼上了绝路。在苏联的最后日子里，所有人都意识到不改不行，但没了理论自信，自然也没有道路自信，谁也不知道怎么改。体制内部找不到依据，也找不到动力，只能向外部寻求模板。所以苏联最后几年和俄罗斯的最初十年，就在对西方言听计从和对苏联辉煌时代盲目怀念之间跳来跳去，完全没有中间状态。
其实问题也不在于找一个中间状态。世界上大多数东西不像一根棍子那么简单，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找一个六四开、三七开的中间态。世界上大多数事情是多维度的，不能停留在一个直线上找平衡点。武侯祠的名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就是对“和平演变”策略很清晰的概括。里面最精准的一个词就是“宽严皆误”。一旦遇到这个问题，说明你的思想已经被桎梏在既有的一维线段上了，只有坚持以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世界，时刻准备抛弃既有的思想-物质结构，才能跳出既有维度看问题。刘慈欣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他的（思想）维度。苏联从自我和平演变到和平演变别人，再到丧失和平演变别人的能力，最后自己被别人和平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思想降维”过程。
当然了，思想降维不是简单的思想问题，更是利益问题。某领导有云：“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美国统治集团当年能让罗斯福给自己作大手术，现在还不是被金融世家们的利益锁住了改革可能性。各国都一样，谁也别笑谁。“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共产党宣言》说了：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主义者一旦因为自己的利益而缩手缩脚，还有什么理由不被开除共产主义队伍，不被开除球籍呢？
《共产党宣言》还说了：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成熟的资产阶级尚且不会对旧日统治艺术的消亡掉一滴眼泪，共产主义者也不必因为苏联的必然崩溃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心。人类一定会主动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脱节问题，一定要解决少数人占有财产和全体人类参与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在这个历史大势面前，罗斯福和斯大林，20世纪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都是一样的历史参照物。我们只需以医学生解剖尸体的态度去对待这些曾经“神圣”或“邪恶”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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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本回答尽量避免过多讨论中国问题
此前的文章：65年“扩招”史 三代百姓中国梦，最后的两章算是对本回答在中国内容上的部分延伸。
另一篇：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也提到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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