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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马督工所谓的小小的秋天震撼,具体是指什么?

    主要指地方债问题。影响上类似于1998年俄国技术性违约。只是当时俄国欠的是外债,地方债的债主基本都在国内。所以也有可能是类似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

  2.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日本为什么执意要以直接排放的方式处理核废水?

    考虑到水循环。实际上只要排了,排出来的水无论往哪里排都会以各种形式来到全世界。

  3.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如何看待日本排放核废水后,中国仇日情绪达到新的高潮?

    托洛茨基的事在苏联最后5年解禁过,应该说波兰人不知道卡廷。

  4. alrashdi   在小组 姨学 回复文章

    阿姨是中文鉴证juan的卡尔·马克思

    不要跟范式作对,因为原神启动。

  5.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白通社:总统卢卡申科回应普里格津坠机

    https://www.belta.by/president/view/chto-sluchilos-s-prigozhinym-i-stoit-li-za-etim-putin-lukashenko-otvetil-na-vse-vbrosy-i-fejki-584514-2023/

  6.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白通社:总统卢卡申科回应普里格津坠机

    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明斯克8月25日电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于8月25日访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在就白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问题举行会议后,总统会见记者,并就普里格津坠机一事回答了记者相关问题。白通社总结了总统当时的部分讲话。


    普里格津的飞机发生了什么事?

    总统指出:由于未到访过事故现场,他无法就该问题做出回答,也无法否定某事。

    卢卡申科向记者表示:“一些媒体宣称飞机被防空导弹击中并发生了爆炸……但问题是,只有(俄军)总司令才能对空天军下达这一命令。在(俄军)总司令下达命令后,命令会被发送至某部队的指挥官,然后再由他指定相应的人员与装备的部署,以及指定其作战计划。这个过程会导致大量的人员参与并知晓此事,只有白痴才会这样干。尽管某人脑子坏掉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我不相信他真会这样做。”。

    总统表示:飞机尾翼被外力“扯掉”的事实已被确定。“这意味着飞机很可能发生过一次爆炸。具体是谁干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是普京刺杀了普里格津吗?

    卢卡申科明确表示否定:普京与此事无关。并表示现在有许多人试图将普里格津的死归罪于普京。

    总统强调:“即使普京是我哥哥,我也不会为他辩护。我认识普京,他是一个太过精于算计的人。在对某些不甚重要的事做决定时,他的反应甚至可以说是迟钝,这就是我为何无法想象是普京干的原因。这太过草率,太不专业。但很明显,无论发生了什么,普京都会成为第一怀疑对象。无论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因政府体制所导致的问题最终都会归咎于总统。没必要为此事找个替罪羊,但要我说,如果真是他下的命令,这会是一个异常且错误的命令。

    卢卡申科表示:国家元首下令摧毁某架指定的飞机是件非常疯狂的事情。他不相信普京是这样的人。

    我了解普京,我知道他很谨慎,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这对于一国之主而言太过疯狂。我不会说他没做过什么脏活。但他明显会成为媒体责备的目标。西方国家已经为这事开始大呼小叫,有人还宣扬‘普京是个报复心强的恶人’。我相信时间最终会揭开事件的真相。从另外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是人,战争就是战争,可这和另外三名飞行员与乘务员有何关系?而且他们(译者注:指机上的瓦格纳乘员)至少有一半的人与瓦格纳的“正义行军”无关。无论是谁干的这事我都会感到恶心。

    卢卡申科向普里格津承诺了什么?

    总统说:“如果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当时不应该承诺保护他。第二,他没有要求我这样做。

    总统表示,在与普里格津的对话时,他与普里格津主要讨论了两件事:终止俄罗斯针对瓦格纳雇员的刑事指控,以及将他们送到白俄罗斯。“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害怕什么,我可以替你们和普京谈谈。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保证瓦格纳雇员在白俄罗斯的人身安全。”,他强调:“在对话时,普里格津从未单独提及他的人身安全。”,实际上,承诺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卢卡申科继续回应:“只是给你们举个例子,当我飞到阿联酋进行外事访问时,某人曾向我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有人企图刺杀普里格津。我当时就下达命令,命令手下将俄罗斯驻阿联酋大使叫来并亲自告知此事,让他将这条消息转交至普京和博尔特尼科夫(译者注:现任FSB局长)

    总统表示:过了一段时间后,总统曾询问普里格津是否知道此事。而普里格津回答说普京确实就此事向他发出警告。

    针对卢卡申科未能保护普里格津的说法,卢卡申科平淡地回答道:“好吧,毕竟那些记者总要写点什么。单纯为了污蔑我和其他人。不用说你也知道这很蠢。他们昨天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一半的人都笑了。另一半想:‘这和卢卡申科有啥关系?他飞到非洲,难道我们还要保证他在非洲的安全?而且他之后又飞到莫斯科,然后又飞到圣彼得堡,我们怎么保证他的安全?’,所以你们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更何况我从未保证他在其他国家的安全。

    白俄罗斯兑现了对瓦格纳雇员的所有承诺,甚至不止这些。卢卡申科继续补充:“瓦格纳雇员也没有抱怨什么。FSB的局长昨天根据我的指示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表示他们会履行之前与普里格津达成的协议。

    瓦格纳雇员还会留在白俄罗斯吗?

    总统回答道:“瓦格纳曾经存在,现在也将继续存在。即使有人反对,它也会继续留在白俄罗斯。普里格津已经和我计划好了如何安置,有人说卫星图像表明我们正在拆除某些设施……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拆除多余的帐篷?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瓦格纳的核心成员仍会留在这里,有些人选择到其他地方居住,有些人想给自己休个假。但我们有联系他们的手段,在必要时几天就能回来,最多会有一万多人聚集。他们没必要一直留在这里,他们可以分批到这里进行训练。如果俄罗斯想派他们到非洲,我可以就此事向他们提供协调和帮助,这就是他们没有逃走的原因。只要有需要,他们会继续在白俄罗斯生活和工作,承诺仍然有效,他们也知道我们的这样做的条件。

    总统还揭穿了一个谣言,即飞机坠毁后有一架俄罗斯运输机在白俄罗斯降落的说法。总统表示,确实有类似的请求,但目前尚未有运输机抵达白俄罗斯。他指出:“瓦格纳的确请求过让俄国运输机飞到白俄罗斯机场,以此协调他们在非洲的行动。我们就此事与俄罗斯进行了协调。我承诺他们能用我们的机场运载人员和装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飞机还没有来。这就是为何那件事是个谣言。虽然他们的确在8月21日向我们发送了这个请求。

    用总统的话说,白俄罗斯军队很乐意从瓦格纳雇员那里学到东西。特别是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他表示:“让我惊讶的是,军队中没有一个选择排斥他们。我们的军人并不介意,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被完全吸收的原因……我曾有过担心,我知道他们一些人的过往经历,像是什么罪犯,曾经犯下某某罪行之类的,但他们的纪律实际上非常好。如果你怕狼,那就不要进入森林。我们‘养狼’可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利益。我们已经建立一套系统来控制他们的行为。

  7.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露西亜大統領プーチン就普里格津坠机发表重要讲话(双语)

    首先,我就此次空难向所有遇难者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如果那里(译者:指坠地地点)恰好有瓦格纳的员工——我想请各位知道,他们为打击乌克兰纳粹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点,我们不会也不应忘记这点。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этой авиацион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хочу выразить слова искреннего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семьям всех погибших. Это всегда трагедия.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если там находились — а вроде первичные данные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ись сотрудники компании «Вагнер», —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это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внес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ый вклад в наше общее дело борьбы с нео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в Украине. Мы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м, знаем и не забудем.

    我自上世纪90年代就与他相识。他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他曾在自己的人生中犯下过严重错误,但他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无论是对他而言还是对集体的事业而言。他都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一个天才般的企业家。

    Пригожина я знал очень давно, с начала 90-х годов. Это был человек сложной судьбы, и ошибки у него были серьезные в жизни, и добивался он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ужных — и для себя, и, когда я просил его об этом, для общего дела, как вот в эти последние месяцы. Он был талантливый человек, талантливый бизнесмен.

    他不仅在我国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也同样如此,他带领瓦格纳从事石油、天然气、贵金属和宝石等领域的事业。就在昨天他从非洲回来时,他还会见了一些来自官方的人员。

    Работал не только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 и с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работал — но и за границей, в Африк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Занимался там нефтью, газом, драгоценными металлами и камнями. Вот он вчера только, насколько мне стало известно, вернулся из Африки, встречался здесь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официальными лицами.

    今天上午,调查委员会主席向我通知:他们已开始对坠机事件展开初步调查。毫无疑问的,调查需要一定时间来进行技术方面的工作。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调查人员会交出怎样一份的报告。

    Но что точ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 мне об этом докладывал сегодня с утр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След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 они начали уже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происшествия. Оно будет проведено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 доведено до конца. Здесь нет никаких сомнений. Посмотрим, что скажут следователи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А сейчас проводятся экспертизы — технические экспертизы и генетические. На это нужно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8.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回来吧普里戈津😭

    🌟我最骄傲的信仰🌟

    ⚡️历历在目的乌东⚡️

    😭眼泪莫名在流淌😭

    💥依稀记得叙利亚💥

    👍还有给力的装备👍

    ⚡️把美军都给打退⚡️

    ✨拿下巴城都不累✨

    	
    

  9. alrashdi   在小组 姨学 回复文章

    关于“姨学是否有用”的讨论

    知识分子最大的臭毛病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上国师,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会掉进这个坑,变得恶臭不堪。刘认识到自己的无用,这是他与其它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0. alrashdi   在小组 姨学 发表文章

    阿姨是中文鉴证juan的卡尔·马克思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9981154/answer/3166637030

    阿姨是中文鉴证juan的卡尔·马克思。开创并见证了圈内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范式转移。

    马克思后的鉴证人逃不开阶级分析范式。哪怕是龙虾博士这种听了阶级两个字立刻PTSD到去念佛经提高血清素含量的终极鸡汤人,他讲起憎恨的生理学父亲会忍不住引入父亲的经济背景,他讲无能的男性会追溯到他贫穷童年的遭遇,在描绘工作的自我实现时会引入社会组织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范式的威力,它像微波背景辐射一样平等安静的浸润所有人格、理论、思想,在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渗出原汤,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所有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大一统目标。

    姨和他的姨学就是这样的存在:二百年后,赛博中文史学家们可能会继续为了这样那样的芬兰元帅打出猪脑子,但绝对会有一个明确的共识,21世纪中文鉴证圈的前十年是前赛博的,古旧的,混沌的,直到姨完成了他的约并润去法拉盛。如果这些赛博史学家们需要给这光荣与梦想的时代发明一个纪年方法,那一定是刘前(B.L.)和姨后(A.A.)。

    B.L.的juan是属于孤岛的,那些沉迷小圈子内禀量,注定在历史中迅速风化的文字会变得像甲骨文一样古老珍惜而晦暗不明。

    A.A.的juan是属于人世的,人世中的所有造物都用着同一种语言,仿佛倒悬的巴别塔。

    姨的约是如此简单,随便一个传媒系的肄业生都能为他撰写福音。

    姨的约是如此高深,任何从他晦涩疯癫的胡说八道中吸收到一鳞半爪的都足矣在juan里呼风唤雨。

    姨重复了一百万次费拉,于是费拉就真的成了费拉,费拉与斯宾格勒、维也纳、休谟、茨威格童年的街道统统无关了,费拉就只是费拉,它只存在于单词“费拉民族”中,成为了指向能指的能指。

    于是在姨之后(A.A.),juan的语言都用令人惊异的速度同化为了简单的,标签化的,拒绝一切实在的终极能指。变成昂撒匪帮,哎资本,stupink,我还以为打到莫斯科了,玩原神玩的。姨不需要说话,姨言姨语像微波背景辐射一样平等安静的浸润所有人格、理论、思想,在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渗出原汤:

    标签胜于事实 意象胜于分析 复读胜于辨经

    这就是传播学的胜利,这就是范式的胜利,从洋洋万言的鉴证团建到只会发流汗黄豆的乐子人,其实都只是在姨的范式里仰泳。用马克思范式的话说就是语言的生产模式符合了赛博组织发展的阶段。姨不过是在万古长夜里第一个看到光纤入户带来的闪烁微光,然后他轻轻推动了那颗小石头一下,在许久许久之后历史的雪崩终于裹挟着禁言、敏感词、智能手机、AI合成音和短视频倾泻到每一个生灵头上。

    如今再试图从猪夏学说的废墟里找些瓦楞纸残渣来肯定或者否定姨的约,都像是在21世纪对着苹果logo进行剩余价值分析一样前现代而可笑。在你论证江西人到底属于大楚还是浙闽联邦,姨子姨孙已经占领了抖音睿站观网微博和小红书并用姨言姨语暴金币了。不要跟范式作对,因为原神启动。

    你也别问姨在法拉盛刷的盘子赚的多不多,你就先告诉我哈基米是不是猫吧。

  11.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https://t.me/orchestra_w/8546

    ❗️ Разбился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й структурам Евгения Пригожина бизнес-джет Embraer Legacy 600 с регистрационным номером RA-02795. ㅤ (https://t.me/orchestra_w)

    Крушение произошло в Тве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борт был сбит огнем ПВО. ㅤ (https://t.me/orchestra_w)

    @orchestra_w

  12.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为什么苏联没能够和平演变美国

    为什么苏联没能够和平演变美国? - 马前卒的回答


    因为美国统治集团对美国搞了不止一次和平演变,以至于苏联想演变也排不上队。和平演变这种事只有抢着自己干,才能避免别人来干。20世纪的美国统治集团还在上升期,很善于自我调整,撕传统资本主义的皮比共产国际还狠,抽自由主义的脸比斯大林更简单粗暴,绝不会像当前某些自由主义者那样,从大脑到末梢神经只记得“私有化”、“市场”、“自由”几个词。



    俄国自己就是前面那句话的反例【和平演变这种事只有抢着自己干,才能避免别人来干】当年沙皇不肯改变旧体制,还企图靠旧体制动员超额的力量去打世界大战,临时政府也一样,结果就被国际左翼力量给和平演变了——布尔什维克党轻易地夺取冬宫,这就是十月革命。对于当天这段经过,有人曾说,日后俄国大导演爱森斯坦拍名片《十月》之时,拍摄现场的受伤人数,恐怕比真正十月革命的伤亡还要多。类似地,1922年苏联建立,如果美国始终停留在1922年,或者1929,1932年的状态,那么苏联早把美国和平演变了,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早就席卷了南北美洲。

    苏联宣传画不仅有军队,还有很多宣扬苏联生活方式,推行“和平演变”,图为斯大林时期杂志封面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在干什么?上万失业者到苏联大使馆排队要移民,农民拿起枪发动对银行家的阶级斗争,工人抢占工厂煤矿,左翼知识分子公开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搞苏维埃,旧统治集团的喽啰则见风使舵投机革命,媒体直言未来在共产主义。这本来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标准开端。详情可见历史名著《光荣与梦想》:最惨的一年。一会后面引几段来看:



    有意思地是,当时的保守派评价罗斯福新政:“这是社会主义,它是否是共产主义尚待观察”。在关于《社会保障法》的听证会上,也有人高喊:“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的!”但罗斯福反唇相讥的言辞和他们出奇的一致:“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



    这说明什么?说明双方都希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都绝对不希望共产国际把势力伸过大西洋。只是保守派们用无知和信仰来做决定,认为“纯洁”的资本主义才能保存自己,当然也可以避免自己的财产受损。罗斯福比他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懂得生物要进化才能生存的道理。他看清了一个道理——只有向敌人学习,才能避免被敌人踏到脚下。所以他果断引入了政府干预经济、政府控制金融、给无产阶级一定谈判权这几条宝贵经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需求不足。从而避免了美国走上一战后欧洲和俄国的道路。 我在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里讲过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央银行脱离贵金属造币制度的建立,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对利润的定义。用今天的话说,罗斯福为首的那一代资本主义改革派把资本主义改的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改革力度相当于改掉了社会主义对劳动价值的定义,这才保证了资本主义没有绝后。



    下为史实摘录。后面还有讨论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气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 "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 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作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作,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美国那些“纯洁”的保守派并不认为美国出了问题。他们和当前某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一样,相信完全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绝不会出错,错在居然有人把大萧条的时候不肯自己乖乖饿死,**错在有人居然会在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出问题的时候提出改变。**上面提到的《光荣与梦想》也记录了这种鸵鸟政策:



    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3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



    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



    如果包括罗斯福等人的美国整个统治集团都坚定的这么想,那共产国际吃掉美国的概率就很高了。接下来红色浪潮就会席卷整个世界——没有美国资本的支持,德国也会被大萧条拆掉、爆发革命。美德苏联手,试问天下谁能敌?英法两个同样被大萧条搞的半死不活的老牌帝国主义?



    不过,作为最新,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美国统治集团的表现证明了自己成熟而不僵化。不等别人出手,甚至不等内部的左派和穷人出手,美国统治集团自己就把1932年的统治秩序拆了一半再重组。从而缓和了矛盾,实现了统治集团的延续。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说,这就是资产阶级还有活力,还能用自我调整的方式来保证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体现——这个解释是对的。我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里谈过美国统治集团的“修正主义”。



    以下为旧文重贴,讨论随后继续。



    以公共工程署、民用工程署为主导,美国成立了一系列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前后向公共工程投入200多亿美元,计划雇佣1400万失业者中的500万人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实际雇佣人数随新政的实施阶段而变动,但在二战前始终保持在200万-300万之间。同时,还有主要针对青年低技术劳动力的青年劳动总署、民间资源保护队,针对农业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机构,各自雇佣了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劳动力。在罗斯福新政时代前期,平均每年有接近400万人靠政府提供的工作糊口,总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军队。在成百亿投资的驱动下,数百万廉价劳工作出了惊人的成就,除了胡佛水坝和田纳西流域水利工程外,他们的成就还包括850座飞机场、12.5万座公共建筑、8000座公园、100万公里的公路、7.7万座桥梁和大批水库,并在美国农村普及了电力网。

    与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相比,直接发放赈济更不容于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联邦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会发放少量的赈济款,其中95%发放给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则严重依赖于个人慈善基金来实施赈济;1916年,亚利桑那州的老年人援助法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判为违宪。1933年3月21日,罗斯福要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首期要求5亿美元。

    无论从过程还是效果来看,政府投资和赈济都是不可区分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工程投资被用于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比如雇人在华盛顿用气球驱赶椋鸟,或是补贴在拉什莫尔山上雕刻总统头像的雕刻师;另一方面赈济计划也倾向于积极救助政策,如组织生产自助公社、以工代赈等。在一向奉行放任主义和平衡财政的美国,这些建设项目明显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教育和文化水平,提升了水利和能源行业的潜力,建立了初步的环保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过,对于1916年就拥有40万公里铁路的美国(2008年中国铁路里程不足8万公里)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积极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效果是安抚了贫民,创造了有效需求。

    先后共有数千万贫民因赈济而得益,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岁月。而政府投资的工程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项目,项目投资大部分转化为底层无产阶级的工资。无论是赈济款还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工资都远低于萧条前的底层工人工资,但至少足以让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养家糊口。同时,低工资意味着消费倾向接近100%,200亿的投资和赈济等于向美国市场注入了同等数量的需求。在危机前的1929年,美国个人总投资额是158亿美元,1932年只有9亿美元,1937年才回升到114亿美元。在新政的最初几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赈济为美国创造了宝贵的内部需求,缓解了经济困难。

    在短期需求问题得以缓解后,罗斯福政府开始修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最容易的一步是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由利益刺激而产生的个人积极性被视为创造财富的根本。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样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开端而遭到抨击。只是眼下的社会解体问题要比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威胁更严重,参众两院都以90%以上的支持率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向全国的雇主和雇员征收工薪税、养老保险税等税种,然后向已经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州返还工薪税款,并由联邦政府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在联邦政府压力下,48个州在2年内均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持续到21世纪,成为大萧条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进步。

    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同时也需要持续地投入政府补助。因此力求平衡财政的罗斯福在社会保险制度制订的同时也实施了加税政策。与以往的税收政策不同,这一次他专门向富有阶层开刀,推出了严厉的累进税法。继前2年的温和增税之后,1935年8月,新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上限分别从59%、60%增至75%、70%;企业所得税原为统一的13.75%,现在依据利润是否超过5万美元而分别为12.5%、15%。1936年税法甚至进一步向企业未分配利润收税,强迫企业分红从而增加股东的个人所得税。为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源,美国政府不得不对鼓励无限制追求利润的旧政策作出修正,转而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更稳定的逐利方式。

    1933年6月,《工业复兴法》在议会通过。罗斯福表示:“通过消除那些不仅折磨了正当的工商业、而且导致了劳工的不幸的海盗式的方式和措施,来保证工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劳工得到合理的生活工资………….. 历史也许会把这部法律作为迄今为止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意义最为深远的法律记录在案” 通过这部法律,罗斯福政府直接干预了企业的经营及利益分配。在苏维埃政权沉默的压力下,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实施了诞生以来最重要的自身修正。《工业复兴法》要求主要行业组织同业公会,联合规定产量、价格、劳动时间。这虽然不能改变生产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但能够减少由于信息交流不及时而造成的部分生产过剩,避免因企业之间互相转嫁危机而加深总体危机的问题。同时,《工业复兴法》还放松了《反托拉斯》法对大企业的限制,大企业利用自己在行业卡特尔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行扩张,美国经济权力进一步向少数企业集中。在科研和内部管理越来越重要的大工业时代,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外部竞争力。

    无论卡特尔或托拉斯合并了多少企业,内部有多少争斗。在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这一点上,垄断企业的经理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而放纵这种倾向意味着重新走向大萧条。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另一部分内容要求企业界接受政府管制,向不满的无产阶级让步,承认工会的合法性,承认工会拥有代表工人和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1918年最高法院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违宪的裁决也被推翻;童工被禁止。各同业公会被赋予协调资方与工会谈判的责任,以确定各行业萧条时代的工资政策。

    由国家直接出面,支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向资方争取利益,这是苏联之外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此企业界对此报以激烈批评和消极抵制,法案订立一个多月后,仅有纺织行业达成了劳资妥协。为迅速解决问题,罗斯福政府对劳资双方威逼利诱。对达成妥协的卡特尔,政府给予补贴或在定价权上进行让步;对于拒绝让步的资方,则威胁将坐视企业独自承受工人的暴动;如果工人试图在组织工会基础上提出更高政治要求,默认资本家的私兵可以血腥镇压。同时,罗斯福还发动了以舆论压力、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蓝鹰行动”,以个人名义向所有企业发出要约,即一份约定了最高工时、最低工资、拒绝童工的协议,在各行业达成劳资妥协前,各企业可以此协议做为劳资妥协点。罗斯福本人已经在协议上签字。如果资方愿意接受这份协议,则可以获得蓝鹰标志。政府订货将只和具有蓝鹰标志的企业谈判,并号召整个社会抵制无标志的企业。此举大获民心,几乎全部平民都加入了经济抵制运动,还以集会、示威、怠工、破坏等方式对未签约企业施压、泄愤。在2个月内,有200万雇主获取了蓝鹰标志,其中包括前总统胡佛。由于蓝鹰标志确立了公认的谈判基点,并赋予这一基点以道德标尺的地位,大部分行业都在几个月内达成了劳资妥协。但在矛盾最尖锐的煤炭行业,资方拥有强大的准军事部队,工人则已经拥有强大而团结的工会,甚至还有民兵组织。过去的几十年双方流血冲突不断,都很乐意用武力消灭对方。资本家因此担心一旦让工会合法化、拥有集体谈判的能力,煤矿将无利可图。因此继续拖延劳资妥协谈判,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煤矿罢工和血腥的镇压,**急于解决社会危机的罗斯福愤怒的指责煤矿主不识大体,破坏大局——“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资方在24小时内让步。到9月18日,全部主要行业都达成了妥协协议。随后的2年内, 几百万人因此得到了工作,更多的人因此增加了工资。在此期间,美国工业增产1/4且没有使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

    《工业复兴法》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之间存在尖锐冲突,资本家和文化界都需要时间来更新思路。在这之前,一旦整体崩溃的危机得到缓和,整体性的改良方案对旧的统治集团来说就太扎眼了。

    1935年5月,《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前后只存在了2年。但它依然是一部有标志了历史转折点的法律。禁止童工、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合法工会、集体合同、行业管制等重要改良在此前的历史中也经常有人提出。但得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统治集团立法认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在半个地球外的胜利,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带来了福利,而且具有永久性的效果。1933年之后,阶级妥协对美国的经济秩序来说已经是必需品,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废止并非意味着政策的转向。一批替代性法案,如《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迅速出台,主要行业的垄断化、大型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等进程也一直被保持到二战开场。

    罗斯福的新政虽然没有让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但至少制止了持续衰退。保证了美国经济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解体。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由美国资本支持的希特勒采取了和罗斯福基本一致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投资来促进就业,规范统治秩序以减少过剩,促进大资本联合以减少内耗、增加对外竞争力。



    这种事美国后来又干了一次。就是越战前后美国的民权运动。和1929年那次一样,苏联再次占了好大先手,甚至借和平演变给了美国沉重打击。但美国还是抢在苏联前面进行了半个自我和平演变,在冷战的决胜局中顶住了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苏联的全面抢攻。反过来借苏联产业升级失败,对着苏联的致命要害——体制僵化,拒绝自我和平演变,不能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几亿发达工业社会人口提供足够的物质优越感和精神支柱——下手。一举赢得冷战。



    具体来说。华盛顿最大的一次游行是哪次?就是马丁路德发表“我有一个梦想”,阿甘跳水抱妹子(非史实)那次。几十万底层、少数族裔、女权运动一起涌入华盛顿,战略上要权利,战术上批越战。这导致了越南战争怎么打怎么不顺。

    带着荣誉勋章的阿甘在华盛顿集会前很茫然




    美国怎么应对这次内部危机的?是回头去“纯洁美国精神”吗?是提出几项不可逾越、不可讨论的基本原则吗?的确有些人是这么干的。在阿甘经历的那次小石城事件之后不久,美国某些州依然施行严酷的“美国精神”原则。有些州甚至禁止黑兔与白兔在童话书中通婚。但这无助于美国打赢越战,反而导致美国街头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到了1970年,美国已经不得不派出军队占领大学校园,向学生开枪来保证越南战场的稳定了。最终美国在内(民权反战运动)外(初步工业化中国的普通武器,苏联发达工业社会的导弹,土地革命带来的动员力)交困之下放弃越南。承认冷战中输给了莫斯科一局。



    从越南飞走的最后几班直升机




    这样的童话书曾经要被查封




    但是,美国也在一点点的改变。1964年的平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非法,安抚了黑人。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禁止避孕药的法律,女权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1966年,著名的米兰达法案要求警察事先告知嫌犯权利。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支持了女性堕胎权……



    这一系列的改变,对美国的改变超过了内战。到了80年代,当年那个新英格兰精英统治的美国,那个白人民兵横行,公共机构可以随意歧视公民的美国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至少在公开场合已经成为“政治不正确”的代名词。为里根时代的美国提供了冷战决胜局的政治基础。美国在东欧撒钱,和中国亲如一家,全力策反苏联的系列政策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阻力。



    当然不要以为美国冷战后期就是一帆风顺。相反,由于产业空心化,也因为美国暂时拉不下脸来吃自己的附庸,所以就在苏联油尽灯枯之时,美国也在各条战线上呈现了支持不住的迹象。比如说1987年金融崩盘,美国出现1929年以来最大的股灾,股票市值一天跌去22%,经济指数跌到戈尔巴乔夫水平,里根经济神话破灭。但靠着几次上层建筑变革制造的政治回旋余地,美国还是守住了冷战的最后一局,避免了经济波谷和政治危机重合,在1991年耗死了苏联。苏联这时反而丧失了意识形态输出的能力,骨酥肉软,眼睁睁看着对手摔倒在地却没能力上去捅一刀,眼睁睁看着美国挣扎着爬起来向自己使出决胜的招数。到了2008年,也就是黑兔子和白兔子不能结婚之后的50年,美国已经选出了黑人总统,并准备推出一个当选概率极大的女性候选人。曾经被歧视的民族和性别走上世界权力的顶峰,即便资产阶级民主的批评者——比如我——也必须承认这是伟大的进步,是人类的宝贵文化成就。



    反过来看苏联。50年时间加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改变了什么?上层建筑有什么根本性改变?曾经号召性别平等,开同工同酬风气之先的苏联怎么一直没有女性走进政治局?历届领导人可曾对金字塔式政党体制动过刀?全世界第一个普选国家苏联想不想让苏维埃真的管事呢……



    可以说,苏联的70年生存历史,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上一直吃1917年世界大兵变的老本钱。借助这个本钱,苏联顶住了干涉军,20年代把共产国际的支部派往全世界对抗帝国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成为世界强国,在40年代打赢了纳粹,在50-60年代和中国一起高举民主大旗,和美国争夺整个第三世界。(在朝鲜、在越南,都是中苏支持的一方主动要搞大选决定未来,美国则以“自由”为理由拒绝)。直到越南战争,苏联都受益于当年革命带来的进步力量光环,让美国仓皇撤出西贡。当年国际左翼和布尔什维克共同发动的“和平演变”即十月革命,是苏联走上超级大国之路的发动机。



    中前期的苏联一直抱有和平演变世界的雄心。图为砸烂地球资本主义锁链的宣传画




    但是,70年时间足够改变许多事情。当年的人民只要面包土地与和平,布尔什维克把苏联粮食产量提高到了人均700公斤(大多数转化为肉食),给居民提供了比种地更好的工作,用核武器保证了自己的和平。把三亿多人(包含东欧部分地区)拉进了发达工业化社会。这的确做的不错。但是,但3亿工业化人口既是财富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诉求,如果苏联领导层不能意识到上一代人的成就就是自己的压力,不能意识到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基础而主动改变。那必然会逐步丧失“和平演变”别人的能力,最后只能等着别人来“和平演变”自己。



    我在65年“扩招”史 三代百姓中国梦 这篇文章里谈过工业化人口对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要求:



    做为落后国家,要想迅速赶超,有限的工业产能,必然要多生产投资品,少生产消费品。中国在65年里搞三次工业革命,虽然不是原创,但中间积累的物资是省不掉的。在大多数年份,中国们用1/3甚至超过一半的工业生产能力去造投资品,剩下的一半才是消费品。所以说,工业产能的增长和消费品的增长不一定同步。本来工业产能就跟不上受教育人口的消费欲望,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生产能力用在投资上。这显然是个矛盾。

    从就业的角度说。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工业人口操纵更多的机器,控制更强大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是农业人口的几十倍。为了对得起这个生产率,更为了吸引最优秀、最可靠的人去控制这些机器,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需要给工业人口更多的报酬。这个规律反映在中国,就是几十年来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就是当年人人都想进城想拿非农业户口。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想当工人当干部,吃工资,不想回去当农民。

    国家显然没法立刻做到这一点。中国从一年十几万吨的钢产量发展起来。不可能立刻给每个人配上机器,不可能给每个城市都修好高速公路。所以大多数年轻人只能继续在农村挖地插秧,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进城工作。直到21世纪,中国的钢产量已经等于世界一半了,人人都可以用工业化的方式劳动,中国这才算是基本解决了年轻人要求参与工业化生产的问题。

    在这之前,城乡有巨大的差距,国家在供应消费品和提供就业机会两方面都没法满足所有人。但另一方面,国家还在拼命的搞教育,向所有人传授现代化的好处,告诉他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科技成果,告诉他们工业化社会里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享受。教育越发达,这个矛盾就越大。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头几批过剩的学生被送到简易师范去培训,甚至不培训就直接送到小学里当老师,很快就在缺乏教育的地方制造了教育爆炸。学生毕业四五年就再去教学生,用不了几年,最偏僻的地方也普及了教育。这也是一种指数增长,而且是比工业经济本身更快的指数增长。

    从全世界来看,受教育人口的指数化增长往往带来的不是高速发展,而是动荡和倒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于吃饱和饿不死,向社会提出了就业和消费两大超前需求。需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脱离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代年轻人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闹事,会支持任何许诺做出改变的政治力量,甚至会支持单纯搞破坏的力量。这种动荡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尤其是这几年,全世界起码有20个国家提供了典型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拉伯之春,十几个国家像传染病一样陷入内乱。

    我们看这些内乱的阿拉伯国家,从大西洋一直到亚洲腹地,谁能告诉我,这些年轻人为什么目标闹?他们反对现在的政权,要造反,要上街,要内战,但他们要什么呢?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说不清。其实说不清就对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70年代以后,石油价格上涨,这些国家用石油收入养了许多人口,给他们上学的机会。现在这些人长大了,毕业了,国内却没有像样的工业经济可以去打工。等到油价不继续涨了,他们只能上街闹事,要消费品,要工作。但是,从哪里弄更多的钱买消费品,工作干什么能创造更多财富呢?他们也不知道,只是一味地向社会提要求。

    他们的要求合理不合理?也合理也不合理。工业社会让所有人都受教育,目的本来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充足的商品。可以说他们的要求很合理。说不合理,是因为工业社会提供好工作和廉价商品是长期目标。短期内要满足这些目标只能减少投资,把所有资源都用来生产消费品,进口消费品,最后吃掉整个社会的未来。等到大家的要求再上一个台阶,那就完全没办法了。迎合街头这些人的全部要求,就是一个工业社会走向慢性死亡的过程。

    不过呢,有些时候,慢性死亡可能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中国有成语叫饮鸩止渴。这些国家走向动荡的驱动力实在太强大,有的时候不把家底拿出来搞福利立刻就是内战。我们设想一个模型,比如一个国家,把一半的生产能力拿来投资,换取5%的经济增长率。这需要差不多15年才能让财富翻一番。但是如果不投资了,立刻就把用来投资的外汇、资源都分掉,用来换消费品,当年就能让大家的收入翻一番。这个诱惑实在太强大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来说很难拒绝。所以,许多国家发自己承担不起的高福利,甚至借债维持高福利也是迫不得已。



    苏联显然没逃过这个陷阱。由于体制自身没有革新积极性,苏联前两代人的成功反而成了第三代领导人的负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越快,上层建筑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如果没有正确而及时的改革,发展和停滞都会带来动荡,体制很快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对了,世上还有一个派别叫托(洛茨基)派。从苏联建立开始,这个派别就充当了最著名的左翼反对派。他们批评苏联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和列宁的原则,认为工人民主和继续革命可以解决苏联的问题。必须承认他们对苏联“畸形工人国家(托派用语)”的批判有一定道理。但细究托派理论,可以发现他们其实是比列宁-斯大林更“保守”的左翼。托派的设计蓝图完全基于19世纪的左翼运动传统,完全无视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结构,相信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可以解决20世纪整个世界的问题。他们在指出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几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是企图用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消灭所有问题。所以他们也不是一个积极的力量。



    体制和反对派都不给力,苏联因此缺乏对自身“和平演变”的能力和决心。只能反复对1917年革命和二战形成的动员体制修修补补过日子。而实际上,自我“和平演变”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通过改造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之后再反过来推进生产关系。一劳永逸建立先进制度的说法肯定不容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所以,官僚机构那套自我神化的说辞,说来说去自己也不信了。



    虽然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见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停滞的体制还是把苏联推上了超级大国的位置。但等到苏联完成工业化,开始普及轿车的年代,内部的压力反而把苏联逼上了绝路。在苏联的最后日子里,所有人都意识到不改不行,但没了理论自信,自然也没有道路自信,谁也不知道怎么改。体制内部找不到依据,也找不到动力,只能向外部寻求模板。所以苏联最后几年和俄罗斯的最初十年,就在对西方言听计从和对苏联辉煌时代盲目怀念之间跳来跳去,完全没有中间状态。



    其实问题也不在于找一个中间状态。世界上大多数东西不像一根棍子那么简单,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找一个六四开、三七开的中间态。世界上大多数事情是多维度的,不能停留在一个直线上找平衡点。武侯祠的名联:



    攻心则反侧自消 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就是对“和平演变”策略很清晰的概括。里面最精准的一个词就是“宽严皆误”。一旦遇到这个问题,说明你的思想已经被桎梏在既有的一维线段上了,只有坚持以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世界,时刻准备抛弃既有的思想-物质结构,才能跳出既有维度看问题。刘慈欣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他的(思想)维度。苏联从自我和平演变到和平演变别人,再到丧失和平演变别人的能力,最后自己被别人和平演变。就是一个典型的“思想降维”过程。



    当然了,思想降维不是简单的思想问题,更是利益问题。某领导有云:“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美国统治集团当年能让罗斯福给自己作大手术,现在还不是被金融世家们的利益锁住了改革可能性。各国都一样,谁也别笑谁。“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共产党宣言》说了: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主义者一旦因为自己的利益而缩手缩脚,还有什么理由不被开除共产主义队伍,不被开除球籍呢?






    《共产党宣言》还说了: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成熟的资产阶级尚且不会对旧日统治艺术的消亡掉一滴眼泪,共产主义者也不必因为苏联的必然崩溃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心。人类一定会主动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脱节问题,一定要解决少数人占有财产和全体人类参与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在这个历史大势面前,罗斯福和斯大林,20世纪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都是一样的历史参照物。我们只需以医学生解剖尸体的态度去对待这些曾经“神圣”或“邪恶”的名词。



    ————————————————————



    注: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本回答尽量避免过多讨论中国问题



    此前的文章:65年“扩招”史 三代百姓中国梦,最后的两章算是对本回答在中国内容上的部分延伸。



    另一篇: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也提到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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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哪些影响很大的军队哗变事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之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 马前卒的回答



    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 马前卒的回答

  13.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文章写于2011年5月,故文中的部分信息已经过时。

    本文字数约25000字。

    原文链接


    编者按:数日前,本站在一篇转载文章的按语中严肃且明确地表明了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就必须坚决批判改良主义和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左派只有把自己阵营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及资产阶级分子彻底清理,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其过程可能会伴随诸多痛苦,但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本文作为反民族主义系列文章第二篇,对当代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做了深入剖析。为了彻底揭示左派民族主义的反动内核,作者不惜用大量笔墨在文章前半部分加以大量铺叙,并从历史角度分别阐述了“落魄贵族”的历史特征,中国现当代史的几个要点,左派运动的形势及历史任务等。文章略长,但我们希望所有追求真理的同志都能认真读完全文,尤其是文章的后半部分。

    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连续剧——近年左派和民族主义,乌有之乡和张宏良的变化观感

    作者:马前卒


    少年中国原创,独家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来先引用一段《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这是163年前的文字。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包括英国在内,全世界没有一艘铁甲舰,世界海军的主力还是一大票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差无几的木头船。陆地上,骑兵挥着马刀冲锋还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式。中国的GDP,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世界第一。总之,那是一个遥远的不得了的时代,遥远到大部分事情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这段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描述。让我这个已经适应了21世纪的家伙格外亲切。



    1848年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式结合,在欧洲的西北角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心。别看农业社会的GDP还很高,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战斗力强大、增长迅速,正在不断地吞噬农业社会的人力、土地和财富。1840年,蒸汽船拖着英国的战列舰截断了大运河漕运,清朝政府投降。1855年,法国的铁甲舰轰平了俄国的要塞,俄国认栽,割地赔款。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俄国是军力最强的农业国家,这两个国家都被工业国的远征军打服了,工业社会在旧体制面前证明了自己无可争辩的霸权。



    从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从短期来看,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走了,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勉强糊口的工资。要是工人想不干——随便,被摧毁的农业社会随时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工资咋也涨不上去,更不要说政府军拿到了工厂生产的武器,镇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巴黎本来是个三天两头筑街垒的城市,自从法国完成工业化以后,市民的街垒从来没成功地挡住过政府军。1863年林肯征兵,让富人掏钱免役,直接用军队到穷人里抓壮丁,导致贫民暴动占领纽约,结果林肯直接派巡洋舰和炮兵轰击,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暴动。工人们左边有新劳动力竞争,右边对着政府军和警察的枪炮,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干活。



    当然了,资本家要保证能不断地从农业社会里抽取劳动力,就不能让工人的货币收入低于农民。从这个角度说,工业社会的平民并不比农业社会的平民更穷。但是,工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贫民区,放弃的不仅仅是当佃农那点收入,还有农村社会原来的组织结构。



    在19世纪的时候,农业社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比几十岁的工业社会要成熟的多。贵族、官僚和教会在拿走农民大部分剩余财富,让农民仅能糊口的同时,知道在某些要紧的地方要施点小恩小惠,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变成反抗。比如说,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象征性地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再加上稳定的社区提供的宗教、家族文化,即便农民和工人拿到同样价值的收入,一般来说感觉是要比工人好一点的。



    这样的农民,等到资本家圈了地,或是农村手工业被大工业摧毁,或者仅仅是自家土地被霸占之后进城,虽然也能卖力气换个糊口,但也因此丧失了农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甚至丧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比如说,一个青年农民,本来在农村努力耕作,在长辈和邻居的影响下,把每年的少量盈余攒下来养老,或是应付翻盖房子这种大事。到了城市里,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还没有形成一种能让他从长计议的文化环境。所以往往是年轻时生活尚过得去,老了就听天由命。老舍的《骆驼祥子》开头就描写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这样的生活,和没有被战乱波及的农民相比,的确是要悲剧一些。而这些工人的子女,由于自幼就缺乏传统社区的生活环境和父母照应,往往自幼健康就被童工制度损害,长大后生活的恶劣情况比父辈更甚。几代人恶性循环下来,城里的工人住宅区就和原来还过得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明显差距,但工人们已经丧失了退回农村的可能,只能一代代地沉淀在这种社区里,成为知识分子们眼中的地狱。



    客观的说,农业社会的农村也不是什么天堂。无子的老汉经常是一个人默默地病死;养不活的孩子经常出生就被扔到开水桶里;为了佃到一块能糊口的土地,农民经常要把妻女送到地主家里去讨地主的欢心。解放前的少林寺和尚就公开地对自己的佃户宣布:“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没好媳妇的种赖地,没媳妇的别种地”。但是,这些苦难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脚上不愿意沾泥巴的贵族知识分子一般看不到。而且农村的贫富差距再大,也大不过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当时的地主,不管是几十亩还是几百亩的家产,只要土地还没有用“顷”来衡量,一般也做不到自家人四季吃细粮,小妾穿绸缎。而城市里,完全可能一边资本家新贵一掷万金,从几千里外请乐队开音乐会祝贺生日;另一边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16小时,婴儿躺在机器边的草堆上,哭的时候就用鸦片膏安抚一下。极端的奢华和相对而言极端的绝望放在一起,可以让任何不急着赚钱的知识分子为之动容。所以,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农村生活颇有一种田园诗一般的朦胧美感,可以拿来批判工业社会的苦难。



    之所以知识分子批判工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属于这个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统治集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组成帮闲队伍,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沿袭了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思维。而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比如封建贵族,比如乡下的大地主,儒家官僚,本来就是工业时代要清理的对象。一部分农业时代的精英比较识时务,主动把土地为主的资产换成工业资本,但大多数还转不过这个弯来,只能一面看着自己的财产相对缩水,一面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人主张社会改良,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抱怨资产阶级不会管理国家,管来管去造就了一个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早晚有一天,这些无产阶级会造反,无差别地把旧贵族和新暴发户一起挂在路灯上。



    按说这些抱怨本身也不算错,但问题在于,你既然是个政治派别,就不能光抱怨不提解决方案。封建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案无非就是两种——专制和复古,把“有良心”的贵族和官僚请回来,替换那些见利忘义的暴发户。把农业社会的君臣父子、仁义道德都拿回来。历史没有给这群废物提供实践机会,所以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今天还喋喋不休,抱怨这个堕落了200年的世界。



    类似的事情不止在欧洲出现过。在毫无封建贵族基础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争论。北方的资本家渴求自由劳动力和原料,而南方的黑奴不仅要为奴隶主劳动,在人身自由上也依附于奴隶主。这让北方的统治集团非常不爽,宁可发动内战也要消灭这种制度。南方的奴隶主除了组织军队对抗林肯之外,在道德上也振振有词,说你们的劳工用了就可以不管,我们的劳工是属于个人的宝贵财产,绝对不会像资本家那么过度使用——用坏了都是自己的损失。人身依附也没什么啊,我们几代人都是黑奴带大的,不少奴隶还是我们自己在女奴身上下的种,奴隶和我们都有亲情的,总比你们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好。



    话说这通反驳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北方的确有不少贫民区里的体力工人过的还不如南方一些黑奴。至于刚下船的新移民,还没闹明白美国的南北方有什么不同,就被绑去当了壮丁,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纽约征兵暴动事件,是911之前纽约死伤最惨重的一次骚乱。等到南北战争北方打赢了,还真有不少黑奴发现打工比原来当奴隶过的还惨,起码当奴隶不会负资产,打工却可能越干欠钱越多。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在渲染南方奴隶制的美好,比如说《乱世佳人》的原著《飘》,就是这种思潮的文化表现。



    中国的工业化要比欧美晚的多,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个稀罕物。但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要比西方强大的多,指望复古救国的人相当不少。所以这一波复古思潮中国也没落下。康有为就写过儒家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大同书》,杨度可以劝进袁世凯,玩够了帝王术之后当共产党。甚至还有人不光写文章,还下手搞了实践。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梁漱溟,年轻的时候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当秘书。忽而一日,他大彻大悟,发觉一切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冲击:“(我)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了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 ,突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他宣布,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伦理本位丧失,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



    他这一番思想的确说动了不少人,包括一些军阀。他最终在山东邹平开了一个乡村自治试验区,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几年下来的确有些成效,在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上比周边地区强了一截。不过,大部分赞颂他的文章都有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即邹平县在搞实验期间是不向上级交税的,本级政府反而要靠上级补贴运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军阀的支持,但又幸运地远离了军阀混战。在这种优越条件下,他要是还不能让试验区的老百姓过的比中国平均水平好一些,那就太笨了。



    等到解放之后,梁漱溟坚持他的观点,即乡村自治,靠农民自己把经济搞起来,即全国都要像他的邹平县。共产党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工业,用化肥、电泵和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希望。在参考了历史之后,共产党政府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国搞工业,让农民和工人同收入,实际上是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的。所以必须适当提高工业人口的收入,才能从长远来看提高农业的实际产出。于是就有了梁漱溟和毛泽东著名的那次吵架。事后梁漱溟靠边站了,闲居到1988年。事实证明,几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几乎全部的动力都是因为工业发展推动了农业技术变革。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总之,中国也没有给这批复古派在全国充分实践的机会,没有让他们演示一下怎么把中国搞砸。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搞人文的学术混子打出“儒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新东西骗研究经费。



    客观上说,不管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是中国的梁漱溟,甚至拉丁美洲一些支持人身依附制度的教士。我对他们还是抱有三分敬意的。最起码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作出了正确的批判。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很荒谬,但也大多数是出于真诚。因为他们在野蛮的资本主义与貌似温柔一点的旧秩序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他们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不精妙,也不在于旧秩序不能运行。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本来可以作一个很出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但在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他们所提倡的制度没法激发工业的活力,所以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碎片。他们和投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是一场还算严肃的悲喜剧的主演。所以我说这次历史逆流还算得上正剧。



    新时代需要工业。但怎么搞工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干最合适,政府只要保证农村不发生叛乱就好,当然他们干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得有什么好效果。而共产党干部认为中国必须由政府主导来搞工业,整个50年代都在批判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感情上倾向于他们的一部分技术干部。到了60年代中期,很明显共产党的工业建设已经初步显现了成果,中国开出了足以自给的石油,在苏联援助下建起了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为工业升级服务的科研、教育也走上了正轨。但是,党的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权力封闭化,甚至世袭化的苗头也在出现。虽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的确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



    对此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方案是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动干部去整资产阶级分子,从各处机关抽调干部去整基层干部。用刘少奇的原话说,是:“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即刘少奇认为,问题出在地主富农等坏人身上,他们还拉了一批基层干部下水,这应该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钦差的身份下去抓典型,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即组织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下去揪基层干部的问题。



    毛泽东则激烈反对刘少奇的意见,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农村的地主富农也好,被整了这么多年,早就没啥活力了。现在的问题是掌握工业化力量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堕落,变成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早晚会在这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喜欢的那种殖民地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最后,中央推出的解决方案还是刘少奇的四清方案,毛泽东掏出宪法来,要求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反对。对于已经实践的四清经验,毛泽东的评论是:“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之所以在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扯了这么久。我的意思是,毛泽东自己对这种以干部为主导,针对基层“坏分子”下手,兼顾整一下基层干部的运动方式极不感冒。认为党蜕变成特权集团,发展成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主要问题在党的上层。必须发动群众来整党,而不是靠党的上层来净化整个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对不对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不想过多论述。我只是说,不管是四清、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荣八耻,还是唱红打黑。这些运动到底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是否捧着毛泽东的牌位为标准,是否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也无所谓,关键是要看运动的主导方向:是群众整党?还是党的高干教谕天下? 这个选择决定了运动的性质。



    四清之后不久就是文革。完全可以把文革视为对四清以及此前十七年共产党主导工业化路线的一个清算。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再从这种大民主的动荡中重组革命的政权。试图在西方那种财团资金+私营媒体的选举游戏和苏式集权政体之外,寻找一条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新路。文革到底好不好,文革到底成功了没有,这都是很大的题目,但和本文无关,暂不讨论。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文革初期的一个插曲,即高干子弟造反。



    文革刚一发动,官僚们本能地,也是故意地把运动继续解释为整旧社会余孽,也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子弟。以此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此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即便没有那些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帮忙,干部也有信心控制社会甚至继续发展,所以这次他们打算整的格外狠。



    文革一开始,运动从学校发起,刘少奇立刻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打算继续指导运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子女也都在学校里当钦差,带着支持者整那些出身不好,平时喜欢提意见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干部子弟见状也立刻出头,在赤裸裸的“血统论”支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 “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他地方还有沈阳的“红后代”、武汉的“三字兵”、 西安 “红色恐怖队”等干部子弟的组织。统称老红卫兵。这些组织有父母撑腰,有运动助威,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暴力破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杀人放火。尤其是那些旧社会统治阶级子弟,现在虽然主要以技术干部面貌出现,但也客观上挡了新官僚的提升路,在这场袭击前尤其倒霉。短短几周内,全国有数千人死于他们的暴力。薄一波等高官的儿女,当年都是其中的骨干。



    除了打人杀人,这批毛孩子能做的事情不多,只有大搞形式主义,以证明自己暴力的合法性,证明自己够“红”,进而证明自己继承父辈权力的合法性。现在流传下来文革期间的荒唐事,比如烧文物,比如红绿灯倒置,借抄家之名抢古董,大多来自这个短暂的时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表面上表面自己够革命,自己和旧时代割断了联系。才能掩盖实质上的倒退。



    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于是,一方面毛泽东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宣布这些老部下的子弟都是反革命,认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成员要逮捕。另一方面,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都被撤回,鼓励群众自发搞组织去整党。各地的保守派组织立刻发现自己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新红卫兵和造反派。许多高干子弟很识时务,在台上声泪俱下地声讨自己被打倒的父母,甚至不惜动手殴打,以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表面上看,他们被压服了。



    不过,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批由高干子弟发起,支持各地原有官僚和政府的保守派组织都没有消失,往往还因为各级干部潜在的支持拥有更强大的暴力机关。当然了,不管实质上是不是保守派,这些组织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甚至有地方部队掩护保守派组织,喊着毛泽东的口号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的情况出现。(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在广西、四川,造反派组织被地方军区公开组织的准军事化部队集体屠杀。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完全是一场高干子弟串联,老干部居中指挥的政治表态。文革后,官僚集团取得全胜,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基本稳定,这些高干子弟也得到了自己的奖赏。不管过去十年干过什么事情,都有从政从商的优越机会,最终构成了今日中国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明明是复古,偏说是进步;明明要维护特权集团,偏说是毛泽东思想。搞封建世袭,却振振有词的说“革命的孩子接革命的班”。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活动,最后硬说是文化大革命。这和当年以改良和革命的名义,向农业时代倒退的行为颇为相似。不过,当年搞封建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多少还带着为旧时代殉道的真诚,1966年满街横行的高干子弟们只是为了继承权力而撒蛮。在他们长辈的指教下,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正如泼妇在亲戚面前又哭又闹,时而寻死觅活,时而要和别人一决雌雄,时而倒地打滚,为的无非是分家时多拿几份财产。一旦财产到手,泼妇也就正常了。这次历史重演,应该算是红色贵族们一场耗资巨大的闹剧。



    又过了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到了。92年以后的共产党终于摆脱了理想主义的束缚,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利益集团,打天下、坐天下,还要给子女传天下。但是,此时他们拿到的这份家产看起来却颇为不妙。



    80年代的改革是狂欢,农民们不用再被公社动员起来大修水利,只要往分到手的小块土地上施加越来越普及的化肥就能增产。工人们不用再搞政治学习,子弟不用下乡,企业不技改也要给工人发奖金发福利。老官僚被打倒的一律平反,补发工资还允许子弟去官倒。唯有知识分子不高兴,科学的春天原来只持续到华主席下台。于是自由主义的精英思想逐步蔓延。



    这种日子过了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过不下去了。国企设备老化,运行成本高昂,税负沉重,一个个倒闭,上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小姐开始在全国闻名。没了工业,地方政府只能向农业收税,养活扩张了数倍的官僚。正所谓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结果不断地激起民变。90年代我父亲去一个山村,亲眼见过老汉在山头放哨,监视乡政府的工作队。矛盾激化的地方,烧个乡政府那是家常便饭。



    国际上,苏联没了,美国步步紧逼,到后来直接掏出导弹轰了大使馆。国内那些不得志而亲美的知识分子还大肆宣扬美国是误炸,我们要体谅。台湾趁机要独立,大家一致回头看军队——军队20年没更新装备,倒是做了20年生意,人心涣散。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消费品出口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台海危机大受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大批的失业人口在闲逛。老年人提前退休去养老,可是医疗产业化了,看不起病单位也不再报销;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在于读书,但教育也在市场化,工农子弟根本没法获得平等的起跑线。1998年我去上海读大学,那一年上海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是3400/年,比其他地区的学校大概高上1000多块。作为这1000多块钱的结果,我同班30多人,只有一个人来自农村——他的志愿表是老师代填的。



    内外交困,底层平民开始回想当年毛泽东留下的革命口号,小资产阶级开始怀念历史上的汉唐雄风——当然他们只怀念汉唐王朝的荣耀,不会想到荣耀背后的百姓负担。于是民族主义和泛左翼的共运开始联姻,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对派。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



    民族主义和泛左翼之所以能够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一个重要的原掌舵的官僚集团信了自由主义的忽悠。按说这个官僚集团过去搞共产主义,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本来不该听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忽悠。但是呢,官僚集团缺乏创新能力,眼看苏联倒了,美国在冷战中大获全胜。本来就容易下意识地往西方的体制上靠。再加上这些年的知识分子都是听美国之音长大的,捏着几本萨缪尔森和哈耶克的扫盲读本,给官僚们画了一个美好而光荣的自由资本主义洋天堂,官僚集团自然就信了。于是能卖的国企都被卖光,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一起起民变被解释为“改革阵痛”。甚至美国的步步进逼,在大使馆被轰掉之前也被解释为先进国家的提携。全盘的市场化之下,大连市委书记微笑着对记者表态:“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应该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市长首先应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顿好,把软硬环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



    这种政府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抨击。那个时候网上的政治帖子,不是从底层的苦难说到政府丧权辱国,就是从军备不振扯到民生凋敝。总之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分不开的。政府被视为买办,军队被视为溃疡,毛泽东作为反对派的最大牌位,兼顾了列宁和俾斯麦的角色,既是平民的革命领袖,也是小资们眼中能振作国势的铁血元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革被重新审视,从一个被唾骂了20年的疯狂时代重新成为值得思考甚至效仿的对象。面对振振有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听着他们声称要为美国入侵带路,为教育、医疗产业化辩护的言论。不管是左翼共运还是右翼民族主义都恨的牙根痒痒。一边怀念文革,一面暗暗的琢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自我记事以来,那是政府声望的最低点。



    那时互联网刚起来,政府还没有主动控制的意识。翻翻各个bbs,那时的老帖子里找不到一个现在意义上的“五毛党”,只见到泛左翼和民族主义联盟,与激进的自由主义吵架——吵架的双方都在政府的对立面。那时几乎每个省都有地域性的左翼网站,比如上海红旗、湖南红旗之类,左翼的声势非今天可比。像铁血网这样的低级民族主义网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不过,中国的运气不错。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也是转机到来的时刻。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人的既定国策已经从工业立国转向金融立国,这样美国就能动员大半个世界的资源来和苏联一国死磕。等到冷战胜利,美国已经陷于发债印钱的金融毒品中不可自拔,甚至整个西方都在转移产业,印钱买东西的狂欢中迷失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更何况中国信仰混乱,统治集团那么好忽悠,转移点工业过去有啥大不了的?不知不觉,按照购买力体现的实际汇率折算,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虽然这个工业国的大部分红利都被西方用金融陷阱剥削走了,但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的另一个运气是拥有苏联这个老朋友。苏联在1991年挂掉,让中国减少了北方沉重的军事压力,还给中国卖了一大批白菜价的军事技术。不过,死掉的苏联最宝贵的援助是休克疗法。苏联所谓的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原教旨市场经济学说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寡头官僚们的抢劫盛宴。中国的官僚倒不是不羡慕这种抢劫,毕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划到自己名下的才算好东西。但是,再仔细一看苏联,抢劫之后,制造业已经完全垮了,剩下的只有资源产业和军工产业。中国要是这个抢法,以中国的军工和人均资源水平来看,抢劫犯们手里剩不下什么东西,只有十亿饥饿的民众。俗话说贼不走空,抢劫犯再有作案的欲望,也不会干这种亏本买卖。再一看俄罗斯国势日衰的惨样,哪个大国的统治集团也不想过那种日子。所以,尽管官僚们迷茫无知,尽管自由派的学者鼓噪游说,中国终究没有拆散自己最核心的工业,同时保持着对西方产业转移的来者不拒。



    这就催生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工业体系缺乏资本和升级的技术——西方正好在拼命地把这些东西塞给中国,不要都不行,好像唯恐中国不强大一样。如此看来,当年那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冷战中彻底沉溺于金融游戏这个毒品,瘾头越来越大,所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早晚会和俄罗斯一样乖,假装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实力,为了眼前的利润和廉价消费品,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中国自己也是半梦半醒,看着苏联的榜样,觉得的确不能自己拆自己的核心产业;但眼下还的确是那些外资和民企主导的加工业赚钱。犹豫不决之下,两边都得到了发展空间。这种态度更是让西方国家转移产业、开放市场玩的更放心。



    所以,尽管中国自己发展思路不清,但熬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和统治集团的自信心是已经到底了。2001年-2002年左右,中国已经触底反弹,就业、技术积累都明显开始好转,老企业那些缺医保的下岗工人该死的也死差不多了,不再给政府添麻烦。帝国主义的配合和苏联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了中国一个神奇的机会。



    谷底的时候,可以说是希望最大的时候,但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美国毕竟还是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家伙,觉得中国变成第一工业国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所以想趁这个谷底扼杀这种趋势。宁可少用点廉价消费品,也要打击一下中国。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飞机,都是美国一步步紧逼,拉架势要动手的表现。那时的中国,第一批歼11(国产su27)服役才几个月,国产神盾舰还要两年才能下水,解放军的主力装甲部队以59坦克为主,导弹核潜艇还是80年代初下水的老货色。最要命的是军队涣散了20年,还没从开妓院、走私柴油的美梦中缓过来。要是美国那时候就全面进逼的话,后果还真的很难说。至少中国会丧失接下来10年的黄金发展机遇。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另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911事件。阿拉伯恐怖分子从侧面杀出来,一家伙撞了美国的世贸大楼。其实呢,世贸大楼被撞,美国的实际损失不算大,要是考虑到上千金融蛀虫提前见上帝,美国人实际上可能还省了不少钱。但从心理角度来说,这让安定了几十年,还沉浸在冷战胜利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人人自危。曼哈顿岛上的滚滚浓烟让美国人弄错了战略方向,本来已经伸向中国的拳头拐了个弯,去中东了。美国人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对着伊朗挥舞一阵拳头后发现阿富汗还没有搞定,这一折腾就花了10年时间,上万亿美元。打仗要花钱,要养兵,美国人就自然更需要从中国购买工业品,更需要中国产品来支持摇摇欲坠的美元。于是中国工业继续指数化膨胀,甚至还有了资源重新搞产业升级。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中东用兵,抬高原油价格。至于当年美国提携的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并称“金砖四国”。原因是中国工业大跃进,让另外三个国家出口资源发了点财,其他的一切照旧。等到美国人打了10年,意识到自己的的拳头打到了空气上,真正的对手已经成长成超级大国,在反卫星,反导弹,试飞自己的四代机了。



    当然,你可以不认同俺为中国经济奇迹而总结的原因,这也不影响俺接下来想说的。前面这一堆文字,就是说明一个观点,即不管因为什么原因,2002年的中国算是一个发展谷底,已经用最残酷的方式在底层甩掉了包袱,挖到了吊命的资源,之后进入了快速上行道。到了2005年,甚至连内地中小城市都从90年代的暮气中开始露出亮色。取消农业税、提高转移支付的举措则安抚了农村。只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人还在描述前一个时代的失误——他们描述的没有错,只是实际上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比如那本抨击买办的《刷盘子还是读书》,指出的问题其实已经正在解决,只是因为一些社会现象滞后于经济发展才有了些销路。



    这种局面给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盟出了个大难题。本来这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90年代底层的苦难和国势的相对衰落。现在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在这场肮脏的比烂游戏中,胜利者居然是掌握中国政权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这个技术官僚和红色贵族的杂交体。底层的矛盾已经从最激化的时期开始缓和,国力开始相对上升。倒是一直被描绘成超级恶霸,强大无比,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西方帝国主义,这10年却是王小二过年,越过越凄惶。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感,为了同时兼顾思想中的左翼倾向和民族主义,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拒绝接受这种现实。根本不承认中国的相对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不承认中国底层的矛盾在相对缓和,甚至连一些工业化的进步也完全指认为恶魔的工具。比如转基因。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至少能维持这个群体的政治自信心,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变。



    这个时期也是官僚集团重建软力量的尝试时期。在官僚集团看来,不管是赌来的家产还是自己卖力赚来的家产,都是自己的。反正干活的不是自己,赌博赌来的,还显得自己有天命在身呢。所以自信心逐渐增强,自由派的忽悠逐渐也就听不入耳了。但客观来说,官僚集团还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共产主义?貌似这事儿不好说太细。议会民主?这个转弯有点大,更何况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宣传机构和政治献金方式。所以,最靠谱的精神号召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问政体,不问统治集团凭什么统治。只要这个统治集团能在国际竞争中占上风,在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准白领岗位之余,还能给他们一个虚幻的人上人的优越感,民族主义者就会拥护政府。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举措——不管是对反对派开枪还是吹嘘红色贵族固化阶层的合理性。于是,收编那个泛左翼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联盟就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当然了,泛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和其他政治派别最大的区别是强调阶级斗争。而在90年代对文革重新认识的思潮影响下,这个泛左翼带上了许多文革的色彩。文革除了头几十天的闹剧外,最重要的主线是批判官僚资产阶级,预言他们将来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个文革预言中的官僚集团(或者说它的后代)要收编这个带着文革色彩的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个成语叫:“吴越同舟”,吴国和越国人是世仇,但在一条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也必须同舟共济。即最好的团结方式是寻找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把外敌的威胁放到无穷大,那么再大的分歧也可以抹杀甚至歪曲。正好,泛左翼因为90年代的政府无能,认定西方帝国主义是重要敌人,自由主义是他们强大的代理人。要是能把这两个敌人无限制地夸大,再用资金支持和政治秀来表示善意,打着文革旗帜的泛左翼也未必不能和红色贵族站在同一战线上。



    客观来说,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声势大,但无论如何谈不上对中国政治有什么主导作用。的确,官僚中有许多人还热衷于自由主义的面子,经常谈谈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但这不过是潜意识里对贵族寡头政体的一种不自信而已。我认识许多这样的官僚,酒桌上大谈自由主义的好处,在实践中他们都是斯大林铁血作风的崇拜者,经常因为某个新来的上级“没魄力”(比如拆迁时不肯派出武警方阵)而抱怨。从高层来看,赵紫阳固然一度大谈自由主义,但一旦自由主义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反腐败、反官倒,把赵紫阳那个倒彩电的公子赵大军也列入批判行列,赵紫阳的反应绝不是“我爱儿子,更爱自由民主”,然后大义灭亲。而是悄悄谈判,让自由主义从官倒名单里拿掉赵大军,然后才出来搞政治秀。俄国的叶利钦,苏联没解体的时候和自由主义一起欢呼,跳到坦克上演讲。轮到别人对他玩议会政治的时候,叶利钦立刻叫了忠于自己的装甲部队,炮轰议会大楼。所以说,官僚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个玩票的水平。有苏联解体的先例在前,千万别指望他们能真诚地玩一把自由主义理想。



    在政府之外,我得说自由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工业化大潮中相对失落的文史科知识分子保住了80年代的自由主义传承。但在扩招之后迅速增加的知识分子大潮中,他们的声音还是相对越来越微弱了。而且,为了解决理论神圣性的问题,他们往往要在宗教(默认为基督教)中寻找终极价值来源。这基本上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这样的自由主义,谁要说能在中国建立一个买办政权,我第一个不信。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中也有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和80年代末的时候正好相反。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干部喜欢谈自由民主,普通城市居民则只是简单的抱怨腐败。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老百姓的抱怨却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语言。最简单的例子,我坐出租车,健谈的司机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的就是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如西方国家。听工厂门口无聊的保安对话,往往会把社会问题归结到缺乏选举上。这可能是目前的左翼最担心的一种倾向。但实际上,普通人之所以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抱怨,并不是他们真需要自由主义,而仅仅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政治语言体系来描述自己的不满。80年代以来,普通人看着官僚一天天堕落,看到基层政权口是心非地重复空洞的口号,已经本能地对贴有共产主义符号的那些政治语言体系有本能的不信任和反感。所以,80年代的老百姓看到社会丑恶现象和基层官僚的腐败,会说:“中央知道这事不?”;到了21世纪,新一代年轻人只会说:“真tmd烂透了,不民主就是这个结果!”。这种趋势,扫一眼网易、新浪的新闻评论就能看得到。



    此外,虽然普通人对中国的官僚集团和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没什么好感,但很明显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这个官僚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更愿意描述一个圆圆的外国月亮,用来表达对眼前那个月牙的不满。至于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帝国主义那一面来说,要说看着中国崛起而不着急,那当然是扯谈。他们绝不会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善意。但是,西方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处心积虑要和你作对的怨妇,而是一个要首先保证自己生存的利益集团。现在的英法,打个利比亚尚且筋疲力尽,造个空壳航母都得中国机械上。显然不具备搞中国的能力。日本折腾自己的老龄化和核电站自顾不暇。德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几个营。数来数去只剩下一个美国——万万离不开中国廉价商品的国家,仗着冷战遗产还是很威风。但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本集团就算因为美国的印钞权而出让了一部分利润,依然有能力不断扩张。过去的10年,他们已经错过了压制中国帝国主义的最佳机会,局部战争和和平演变是没法压制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倒是他们自己,在金融毒药的压力下日趋空心化。除非发动同归于尽的战争,否则西方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阻挡中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好办法。



    当然,西方帝国主义相对衰落了,中国正在大步地往工业霸主的位置上迈进。这并不是说世界从此就太平无事,相反,中国这个超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是问题。对世界的资源、市场、后发国家的前途,乃至中国人民的长久幸福都作出了巨大的威胁。帝国主义的崛起,从来是要对内压迫,对外扩张并行。引用一个网友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帝国的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泛左翼如果承认共产主义是长远的目标,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做点事,就应该正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策略。但事实正好相反。



    近年来左派第一个变化是仪式化。



    10年前的左派,无论网上讨论还是网下聚会,大部分言论都是讨论具体问题的。至于讨论模式,倒不必太拘泥。现在有了网聊软件,聚会更方便了,我也经常参与一些左派网上聚会。内容暂且不论,我最受不了的是那种类似基督教会唱诗班的气氛。大部分聚会本身只有一个主题——赞颂毛泽东,花样翻新的赞颂,唱红歌、念诗篇、讲故事。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讨论现实问题,结果大家只需要两种表态——咒骂和赞颂,从来不需要辩证的思考,也没人去给出解决方案。我这个人死脑筋,总喜欢问具体问题,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刚刚咒骂过的那个问题到底该咋办,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督教有个话叫“因信称义”,即你要当“义人”,充分和必要条件都是信上帝。信了你就不用考虑别的细节了,唱赞美诗就行。现在的左派也喜欢这样。



    必须承认,仪式化的东西好操作。中国古代总强调“以德治国”,实际下来都是“以礼治国”。就是因为“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必须搞一套既能让人有参与感,实际上又足够简单的东西来保证一个底线规则。但是呢,现在是21世纪,你谈政治,谈的是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总唱赞美诗算什么政治讨论?毛泽东的路线或许不错,但是具体操作方式呢?政治如果永远停留在原则性讨论,不涉及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政治讨论永远是空头政治,不可能。空头政治当然也有好处,比如说很容易就让参与者获得激情的刺激,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毫无威胁。如果那些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我也只好说,随便吧,采取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是他们的自由。但不要告诉别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变化是民族主义化。



    当然,90年代末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左翼运动几乎完全不可区分。但现在的左翼运动,除了挂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壳,把文革和阶级二字习惯性地放在文章标题里之外,实质内容几乎全都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最明显的例子,目前的左翼运动如果要攻击一个人,首先挂上的称号是“汉奸”,而不是“阶级敌人”。而左翼活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声讨这些汉奸,以及背后的帝国主义老板。只要你骂汉奸——骂一个你都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人当然很容易,也没有心理负担——你就算是参与革命活动了。



    一般来说,这个汉奸、买办主要指那些私营老板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再加上一些“潜伏”在政府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除去这些人,剩下的就都是伟大的群众、可敬的领导核心。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集团,即不打算当西方代理人的那些官僚,那些占有最多的中国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集团,就这样被悄悄地划为了同志,至少也是同盟。



    在许多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中,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宣扬中国人相对外国人优越性的文章,即否认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一种生物,拥有同样的权利。再进一步,宣扬汉民族主义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在左翼内部得到一致叫好。这样一群人宣称自己在“推进共产主义”,实在很难让人理解极端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第三个变化是最重要的:去理论化。



    左翼阵营从来是一个理论争吵不断的地方。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左翼一般来说会宣布自己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把建设一个新社会作为大目标。既然要建设新社会,一切方案在没有落实之前,充分的讨论、辩论和争论都是必要的。天底下没有不需要修正的方案。但是,现在的左翼主流中,这种争论正在渐渐减少。因为大家渐渐的不去谈如何建设新社会了,剩下的只有怀旧与一致的攻击——对自由派。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理论的正确性——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不唯权威只唯真理,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理由非常不可理喻——马克思和列宁是外国人,所以理论的可靠性不如本土的领袖。毛泽东的神性光环可以结束一切争论,同时也把一个政治运动变成一个安抚人的宗教。



    去理论化不仅仅限于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观点。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泛左翼的的思路也是一团糟。比如说现在左派阵营中最风行的“反转”,即对转基因的批判,大部分人根本不去讨论技术问题,直接声讨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我曾经认真地向几位左派同志请教,问他们到底转基因的害处如何详细论证。他们不是为我认真解答,而是立刻翻脸:“你问这是什么意思?你处于什么目的问这个问题?”。也有几位同志要热情一些,会让我去读某某人的书,但当我问他自己读没读过,关键点在何处,是否对书里的数据有自己归纳的的时候,人家还是拂袖而去,到别的QQ群里说刚刚碰到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总之,现在的左翼运动认为立场比事实和逻辑更重要。反转基因可以煽动反美的狂热性,在国内又没有真正树敌,所以只要指出转基因的技术来自美国,就足以证明这东西的邪恶性。因为方舟子支持转基因,所以方舟子就成了敌人。而方舟子的敌人就是盟友——肖传国也值得为之辩护。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盟友。主动捉头猪来当同盟,这种事还真少见。



    当然了,去理论化背后颇有深意。左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要求社会改革,矛头直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所以任何深入的理论探讨,哪怕仅仅是对“共产主义”字面意思的探讨,也可能把运动的方向指向当政的官僚集团。所以,理论必须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像一根棍子那样,只有两头。足够简单的逻辑,可以把肖传国和一些中医骗子拉到自己一边,同样也可以把美国(西方)之外的社会集团描绘成同一个阵营。所以说,逻辑简单倒不一定意味着没有聪明人,或许有人聪明过头了。



    第四个变化是体制化,完全可以说这其实是前三个变化的目的,同时也是原因。



    迄今为止,左翼天生站在批判社会的一面。因为少数人占据社会大部分稀缺资源,少数人统治社会是几千年来的社会通例。左翼自称站在人民一边,自称要为大多数人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自然有必要批判已有的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当前最主流的剥削制度。现在,全世界的工业国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按说左翼的批判矛头应该及时修正才是。但实际上,中国左翼现在还是集中火力批判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那些“买办+代理人”。同时,在现政权越来越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左翼却开始逐渐对现政权产生认同,声称这是一个能带领共产主义者反对内外敌人(重点是“外”,内部的敌人都被解释为外部的代理),走向共产主义的先进集团。这不仅仅是认识不清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倒退。



    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随着文革被重新审视,以及苏联解体提供的教训,本来左翼内部已经逐渐对国家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中国官僚集团的行事方式和阶级地位有了明确的界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左翼越活越回去了,开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进民退”而欢呼,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当年的左翼已经认识到现在的中共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今天却越来越多地看见左翼给这个统治集团写血书、诚心诚意地进谏。要求“党内健康力量”,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全国7000万党员,如果真有百分之一的“健康力量”,全国2000多个县区,每个县区也应该分到几百。我不知道那些逐渐转向拥护体制的左派到底见过几个党员兼共产主义者,以至于对这个党如此有信心。反正我是没见过。但无论如何,对现有执政集团的全面批判已经开始在左翼内部边缘化,甚至被指责为“偏执”、“妄想”。不过,要是连这一点偏执都没有,左翼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公平的说,现在的主流左翼,并不是对整个官僚集团一味赞美的。对于党内一部分缺乏红色贵族背景的技术官僚,他们敢于大胆地影射、讽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罪名则毫无例外地是:“买办”“汉奸”“走狗”。同时忘不了对另一派官僚集团的称颂。尤其是对“红二代”执政的赞美,用肉麻来形容已经有点不够了。这种夸一派骂一派的做法,本质上是政治投机。即认定中国的统治集团将越来越民族主义化、贵族化,希望使用西方化政治外壳的官僚将日趋衰微。因此,提前选择赢面大的一方下注会有较大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政治投机本身连“投机”都算不上,完全就是当局宣传部门的一个外包项目。到此,官僚集团应该很满意,因为90年代在城市中下层人口中很有影响力的泛左翼阵营,大部分已经成为了政权的维稳工具。最近,重庆公布了36首红歌的名单,第一首是《走向复兴》。号称要鼓舞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中,没有《国际歌》。这正是今天主流左翼的写照。



    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熟悉这个圈子的人可能会说我造谣,不熟悉这个圈子的人觉得我说的太空泛。好在有一个网站为我这些叙述提供了足够的注解——乌有之乡。这个网站是十年来会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左翼网站。另外,这个网站没有附带的bbs,所有文章都必须通过编辑审核后才能上传,因此倾向性特别明显,可以直接认为这里的文章反映了乌有之乡的政治态度。下面我分类列了几篇文章的网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直接看看



    1 关于左翼运动仪式化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1101/206873.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372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3/218474.html



    2 民族主义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884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76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30841.html



    3 去理论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5/23105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2/214886.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3/22221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548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4612.html



    4 体制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5/231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647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809/50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103/2244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6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9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2730.html



    更多的文章,读者可以自己到相关的网站搜索。如果读者有心的话,还可以搜索一下过去几年的文章风格和现在的文章风格,看看变化趋势也很有趣。比如说,看看过去的五六年,谈阶级的文字,占同期文章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谈民族主义的又增加了多少。针对红二代的文章多了多少,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工运的报导数量有什么增减,和红歌会的消息哪个多?近十年来泛左翼和乌有之乡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上有明确的体现。看了之后,不由得让人感慨现代社会的节奏真快,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以理想主义为号召的群体就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蜕变。



    这个群体的变化,不仅我感受到了,那些“正牌”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谈什么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感受到了。我的朋友里就颇有不少这样的人,眼里从来只有中华民族(汉族)帝国的伟大与光荣,从来不在乎这个帝国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只要能让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照搬美国制度也好,纳粹也罢,都无所谓。在政治光谱上,这显然是极右派。前几年,这批人谈起乌有之乡的时候,满嘴都是不屑,说那里都是一群喜欢造谣的疯子。但在那些民族主义者朋友看来,乌有之乡这几年是越来越“进步”了。评价从“满是疯话”变成了“脑袋开始清楚起来”。其实,客观来说,不论是前几年还是现在,乌有之乡的确都有喜欢耸人听闻的毛病,对文章的可靠度审查不严。但是呢,这个毛病最近几年是愈演愈烈的。前几年最多是传点花边新闻,近几年就干脆赤裸裸的使用谣言。这样一个网站之所以被极右翼认为“疯话”少了,少的显然不是真正的不靠谱文章,而是少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理想这些“疯”话。



    在乌有之乡常开讲座的,还有杨帆这一类纯粹的技术流民族主义,他们和我的那几个民族主义朋友差不多,也是只说国家不说阶级,只说民族主义不提共产主义的。前几年,他们常在乌有之乡演讲,被冠以“左派”的名头。对于这个名头,这个群体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拒绝,杨帆曾经公开表态:“我不是左派”。原因是当时的泛左翼和请他们开讲座的乌有之乡还经常谈阶级斗争,谈革命。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决不能挂上这个名头。



    最近几年,我再次听到“我不是左派!”这句话。不过发言者不再是那些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些坚持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保持距离的人。他们觉得“左派”这个词在中国变了味道,从共产主义者的代名词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文化打手,所以宁愿把这个头衔留给民族主义者。



    说到近年的乌有之乡,绕不过一个人——张宏良。我在左翼圈子里朋友很多,不过,2005年之前网上从未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他据说是中央民院的一位教授兼研究所主任,不过这个身份并不重要,他在最近五六年之所以名声大噪,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网文和演讲,其中至少有一半依托于乌有之乡这个平台发出。他很善于在演讲时调动听众气氛,善用惊人的数据,但缺点是激情压倒逻辑。听他的演讲几个小时,往往出门时忘了他都说过什么。上网翻翻他的文章,长短凑到一起几百篇,文风浮夸,形容词比一般文章要多一个数量级。抛开这些修饰的东西,他的观点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如下:



    1 转基因是美国的基因武器,中国人即将失去生育能力



    “美国孟山都等种子公司为了让农民年年购买转基因种子,向种子里面转入了绝育基因,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发现,这种含有绝育基因的粮食,用做饲料会造成动物的断子绝孙…………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民族劫难,将成天谴。30多年来,中国对科学与民主亵渎得太过严重,所有罪恶都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号泛滥于世,甚至把数百万妇女逼良为娼,都歌颂为是科学与民主的文明进步。所以,上苍便借助科学和民主这两把利剑来惩罚中国,让科学家和民主派联手把转基因主粮强加于中国人头上,让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把眼睛盯在中国人身上,等待和观察中国人做出何种反应以后,再决定被称为生物学世纪的21世纪人类的发展方向。”



    2 中国现在濒临亡国。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20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最终完成,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现在21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



    3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当前中国人民的阶级利益融于民族利益之中,首先是民族利益,其次才是阶级利益,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保住民族利益,才能谈得上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所以现在重要的任务是重建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把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逻辑链倒很完整,即美国对中国有阴谋,中国要亡国,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内部矛盾,团结起来对付美国。



    团结到谁的周围呢?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重庆的民生政策正在全部展开,建设“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重庆把全市最好的地段拿出来建设廉租房,开始着手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老百姓背负的“新三座大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还在下一盘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未来大棋。重庆趁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将外资企业大规模引进重庆,仅惠普一家就带给重庆8千万台电脑的生产能力,美元将会如潮水般涌入重庆;为了避免外汇占款导致通货膨胀,避免用资源和商品换取美元废纸的财富流失,薄熙来指示每年至少要花掉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八十的外汇怎么花,花在哪里?重庆把目光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健康上,盯在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上,盯在了避免转基因主粮的危害上。由于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国务院的决定,重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到国外去买地,到国外去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到国外去生产非转基因食用油,然后再返销国内,因为外国不需要执行国务院政策。在此,薄熙来让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岳飞、邓世昌等诸般爱国将领的悲壮,更加理解了重庆人民为什么那么爱戴他们的薄书记。



    在此,我们也想到了乌有之乡。从2009年底国务院农业部决定全国种植转基因主粮开始,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为捍卫13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乌有之乡就以十分微弱的单薄之力,与当今最强大的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沉船派共同组成的转基因主粮大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抗争。当时除了新华社《瞭望》周刊之外,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媒体,几乎全都站在了美国生物资本一边,那些著名的基因专家在利益推动下,更是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生物资本的立场上,双方在沉船派统一指挥下,把转基因主粮美化到了极端,同时也把转基因主粮的反对者妖魔化到了极端。在如此强大力量面前进行殊死抗争的乌有之乡,甚至比大战风车的唐?吉可德还要更加悲壮,那些年轻人只有一个信念:宁可网站被关,也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转基因主粮危害的真相!正是乌有之乡坚持不懈的殊死抗争,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到了转基因主粮。可以说,目前薄熙来对转基因食品的战略布局,应该说是对乌有之乡杜鹃啼血般呼吁的最好回报。



    只是一个重庆太小了,根本阻挡不了转基因主粮覆盖全国的汹涌大潮,况且重庆也没有阻挡,只是希望通过在国外买地种植非转基因食品的方法,来减少转基因主粮危害的人群,是一种能救多少算多少的无奈之举。重庆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的被动突围,证明了单独一个省市地区难以单独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如同当初马克思认为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建成社会主义一样。重庆难以单独复兴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同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言:“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政治上的驾驭权在谁手里?在普世价值派手里,在沉船派手里;如何夺回这个政治驾驭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重庆的唱红打黑、改善民生就是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党群一体化的第一步,人民群众唱红,共产党打黑;群众唱红从心里唱,共产党打黑往死里打,于是重庆人民才会齐声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又和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



    即按照他和乌有之乡的号召,向重庆的薄书记致敬。这就是张宏良的答案。



    张宏良是推崇毛泽东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泛左翼里获得了广泛认同。同时期也有秋石客等自称左翼的知识分子,同样推崇红二代的红色新政,但风头都被张宏良盖过去了。但是,张宏良到底对对毛泽东了解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段发言:

    “所以,我的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新生能力,而国民党则没有这种能力,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和激烈交锋的主要原因。”



    这段话和前面毛泽东评四清的话放在一起看。张宏良和他推崇的重庆模式到底离毛泽东有多远,也就不言自明了。



    张宏良还喜谈文革。按他的说法,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创举。这也为他获取左翼的认同大大加分。不过说到张宏良和文革,我倒有一段故事要说来听听。



    2007年的时候,在龙的天空这个网站,有人发帖讨论文革问题。有人说到张春桥在文革结束后的审判中一言不发,我饶有兴味地回了个贴,说如果张春桥当时知道审判的确在向全国直播,估计还是会说几句的。于是我就动手在回帖里写了个“张春桥演讲”,内容如下: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然后呢?然后那个帖子讨论了几个回复就结束了,我忘了这事。



    过了两年,我忽然在张宏良的博客里发现了这段话,他老人家还郑重其事地给我随手写的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按语:

    “最初看到张春桥这个讲话感到十分疑惑,因为30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未发,不过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的确很像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讲话的历史基点和凝练风格是很难模仿的。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的讲话更加简练。对!邓小平讲话是简练,张春桥讲话是凝练,简练的讲话容易模仿,凝练的讲话很难模仿。从这个讲话题目和内容看,张春桥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政敌的胜利和自己的悲剧结局,他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见风转舵,及时投靠对方,而是坐等灭亡的最后降临。在此张春桥的“弱智”和邓小平的“睿智”形成了强烈反差。附件中是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两封信,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导致了邓小平1975年复出,并且不是一般复出,而是党政军大权在握;给华国锋的那封信不仅导致了邓小平再次复出,而且最终还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特别是邓小平给华国锋的那封信,如同致幻剂般让华国锋迅速迷失了自我,洋洋自得地对陈永贵等人说:“我给了邓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张春桥一直被指责为是老谋深算的“军师”,既然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就不可能不懂得诸如“屋檐低头”“蝼蚁贪生”这类连低等动物都知道的活命哲学,导致张春桥明知是地狱而仍然前行的,其实是所有历史变革者都难以克服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二律背反的内在悖论。正是这个历史悖论推动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推动释迦牟尼苦苦冥想于菩提树下,推动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感觉政治话语太复杂,不好理解,就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吧,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学者还是市民,那些竞争的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是更有道德更有才能?还是更加阴险更加卑鄙?懂得了日常生活中这个现象,也就懂得了历史变革者总是悲剧命运的深刻道理。下面是张春桥的讲话和邓小平的信”



    然后,由于张宏良先生的广泛影响,我的这段无心伪作就在网上传开了。不止一个人推荐我去读这段“张春桥讲话”。我自己辟谣也毫无用处。现在用这段话的第一句当关键词一搜,还是无数的人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文件。我想,不管张宏良先生是故意弄错还是无意弄错,这个例子都可以用来说明张宏良对文革、对历史的看法,说明他的学术水平和可信度。目前的左翼主流群体由张宏良这样的人当旗手,一方面打着毛泽东和文革的旗号,一方面为红二代贵族的统治论证合法性,主动地为毛泽东文革要打倒的那个官僚集团的的长治久安而鼓吹。这种怪异的现象如果搁到10年之前,怕是最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也想象不出来。



    当然,历史从来比小说要出人意料。因为小说的作者要让读者觉得情节有合理性,就不能太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历史没有编剧,反而无所顾忌,可以把各种貌似毫无逻辑关系的政治符号在现实中捏到一起。前面说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和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造反的闹剧,都是在最保守的政治逆流上贴了最激进,最时髦的政治标签,这种矛盾的结合体居然也风行一时。可见历史总能给我们惊喜。



    马克思曾说,历史经常重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是闹剧。第三次呢?马克思没说,看来马克思的想象力也有限,没料到已经被证明是闹剧的东西还会被人重演一次。最近这几年,中国泛左翼的转变明显地超越了马克思的想象力。在反思文革、寻求新社会主义的标签底下,是红色贵族的合法性论证,是抹杀阶级斗争的和谐颂歌,是极右翼民族主义呼唤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宣言。当年文革时为官僚资产阶级而战的“红二代”,在文革后的复辟中步步高升,现在居然再一次被贴上了共产主义领路人的标签,被左翼视为文革精神的传承。这算什么剧?



    当年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正剧。传统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缺乏了解,所以只能用复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笑,但不乏严肃和真诚。



    1966年,高干子弟以革命的名义捍卫特权,提出“血统论”,这是闹剧。缺乏真诚和严肃,唯有狂热的仪式、野蛮的手段和瞬间变脸的无耻。



    不管是正剧还是闹剧,演员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封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在为农业社会送葬,“血统论”的捍卫者要为自己和家族夺权。今天的“左翼”在做什么呢?一群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一群下层小资和底层的劳动者,在几个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鼓动下,以革命的名义为红色贵族欢呼。这如果是一部戏剧的话,台词显然和角色的身份极端不符。在正常的舞台上找不到这种荒诞剧,一定要找的话,只有今天CCTV上的神奇电视剧能与之一比:



    CCTV的古装剧里,奴隶和主子同呼吸共命运,为了主子的一笑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



    CCTV的感情剧里,丫鬟小厮们来来往往,拿自己的一生来给才子佳人做陪衬,临死还要说活的值;



    CCTV的现代剧里,领导们满口是人民和正义,就算偶尔遇到阻力也必然有更大的领导来解围。



    CCTV的史诗剧里,革命者穿着笔挺的军装,在鲜花美女簇拥下潇洒地开枪,意气昂扬地演讲,然后革命就胜利了。红一代和红二代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里没有人民的喜怒哀乐。



    这些奇妙的电视剧拼命宣扬激情和热血,我却觉得这种热血说来就来,廉价到不像人的血,倒像狗血。在刚刚过去的10年,泛左翼充满矛盾的转变,在历史中已是同一个情节演到第三场,在任何剧院拿不出手,唯有到CCTV和狗血剧为伍,或许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后记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习惯说自由主义的名词。这在民族主义看来是一种威胁,我却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机遇。随着教育和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满足于简单的政治牢骚,已经在“后革命时代”重新意识到谈论政治、推动政治变革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案,这本是大时代的先声。面对这种机遇,左翼主流不是积极应对,向人民普及正确的政治思考方式,反而回头抱住红色贵族的大腿,为最保守、最反动的权力世袭制度奔走鼓吹。用一句很古老的话:“自绝于人民”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这年头是个“后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早就不时髦了,中国谈共产主义的也不止我一个。但是,谈共产主义,必然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至少要知道贵族集团、官僚专政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很多人看着共产主义是个笑话,我不怕被人笑,但我们搞共产主义,绝不能被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了还笑我们傻逼。这是我个人划定的一条底线。



    2011年5月

  14.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已遭删除] 睡前消息588期文稿:城投债四大网红,柳州第一

    原本想说的是斯里兰卡,不知为何打成了东巴基斯坦。

    已改。

  15.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已遭删除] 睡前消息588期文稿:城投债四大网红,柳州第一

    Youtube评论:马逆有一点没有说破,为什么贵州的借债躺平模式会有“示范效应”以至于吸引全国效仿呢?有一个原因是贵州已经连续三任省委书记直升副国了,这在西部省份里面简直罕见。换言之,这种全国地方政府竞相摆烂的模式,罪魁祸首的就是中央。

  16.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已遭删除] 睡前消息588期文稿:城投债四大网红,柳州第一

    知乎问题回答部分摘选:怎样评价第588期《睡前消息》?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00657441/answer/3025617071

    睡前消息关于地方债的视频也做了好几期了,但神奇的地方在于,很多人平时可能一万块钱都掏不出来,但总是会觉得几千亿都是小钱。

    以往关于烂尾楼的问题下面,总是有人嘲讽,事只要不砸到自己头上就能一直装傻下去。现在了,烂尾的轻轨、烂尾的旅游项目、烂尾的工程项目、烂尾的房地产,如果真的全都砸下来了,全国所有人都得平摊债务,我是很好奇会不会还有人继续装傻。

    也别觉得危言耸听,过去几年撞墙不是一次两次了。

    最后补张高剑犁的评论

    还有马前卒的回复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00657441/answer/3025278889

    b站评论同传,看看谁过审。

    小时候我们刚刚了解中国的人口规模的时候

    都喜欢做白日梦

    “如果中国每个人都分我1块钱,我就有13亿了,就算是一毛钱我也是亿万富翁了”

    现在回头来看一百万亿的地方债,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分了7万元。

    既然我们都知道中国不会每个人莫名其妙给你一毛钱,请我们自己不要被莫名其妙拿走7万元钱。

    这就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理由。

    修改

    评论区有些人是真的我哭死,都这种时候了还在想方设法论证地方债合理性,论证不是每个人7万元债务,论证我讲的话有多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现在是不和别人反着来不开心是吧。

    1.我说这些核心是让大家了解100万亿的概念。本来就不牵扯任何意义上的深度探讨。

    2.你们说这些的意义是希望债务继续吗,那你们赶快去当公务员,走宣传口实干口,你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00657441/answer/3025656627

    588期对柳州的评价是,被坏孩子带坏的好孩子。

    马督工对柳州的情况有些误会似乎,据《矿产统计年鉴》,截止2018年底,广西柳州市锂矿储量为115.3万吨,占全国总储量的5.9%。同时柳州有超级多的磷矿,锰矿。以及煤矿。

    简单讲就是柳州搞新能源的底子可以说是超级好。

    柳州借债加上还的利息,差不多4000亿左右。

    如果要开发10万吨的产能要投入多少钱呢?只要300亿就能打造10万吨的闭环产业链。从矿产到开采一条龙。(实际上差不多200亿就够,因为有100亿左右是探矿权,开采权,地皮钱。)(10万吨单单第一道产业链gdp就有200多亿了。精炼一下又是几百亿产值,一条龙下来产值上千亿。)

    18年初的时候福建一堆新能源企业和柳州谈,但是柳州都没同意。如果柳州当初同意的话柳州至少会多500亿的财政收入和6000亿左右的gdp。(目前柳州gdp3000亿。)

    柳州的百度贴吧自从18年后天天有人在贴吧里复读柳州市锂矿储量,柳州市磷矿储量。然后被吧务各种封禁删帖。后来连新能源相关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在官网也搜不到了。估计是删掉了。

    把时间拨回18年。

    当时一堆新能源企业集体和柳州谈,没谈拢,当地一心要炒地皮,当时开出的条件是可以按照10万的年薪外加五险一金5天八小时,给当地的人提供岗位。(底层岗位给这个待遇哦)(知道为毛会有人在贴吧团建了吧。)

    在18年的时候这个待遇差不多是柳州当地普通岗位的两倍。至于税率按照普通企业缴。

    但是他们不同意。因为炒地皮房价上涨,他们直接收益很大,干布都是有房子的,5套涨一倍的话就起码500万的收益了。

    后来柳州在2022年经济大崩盘后,找某电池大厂签了10年协议,不过依旧不开放锂矿。(后面会说为什么。)

    柳州不和宁德玩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宁德系的新能源公司老板普遍是宏三代。且思想路线和柳州有极大差异。这些长征血统商人实际上拥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

    福安市是由宁德市代管的,不难发现从15年到2022年gdp翻了一倍普遍。但是房价没涨。福安的房子15年是8000块钱一平,现在是7700一平。

    整个宁德系实际上都是搞实业的模式,财政主要用于实业和公共福利建设,比如说像同属福建的三明,和宁德一样,都喜欢搞3块钱的小蓝车。3块钱跑全城。(相当于滴滴车)或者是给农民发补贴。

    这个在柳州的干部群体看来可能不能接受。大多数城市一亩地是补贴1-2块钱左右。(你没看错,就是1-2块钱。)

    比如说像宁德是这么用财政的呢?把白花花的银子补贴给农民,小工商业者,重力体劳动者。

    同时强行改造整个金融系统,保障其能给小农,小工商业者等小微经济体提供年利息百分0,4的低息甚至免息贷款。比如说像宁德就有大量的梯田依靠无人机耕作。每个村都驻扎有技术员。同时依靠优化财政系统保障了这些技术人员可以有相对光明一点的未来。

    但是啊,这对于原本躺在体制内吸血的人而言就是恶梦了,以前那些在金融口一个月靠垄断月薪几万的,直接被一刀砍成7000块钱一个月。

    以前各种部门可以去旅游,单位报销一万块以内,现在福利统统干掉。

    当你把白花花的银子给穷人的时候,意味着老爷们买不起新车了。

    每400亩地的补贴差不多就是65-75万,大概一辆宝马x5,好不夸张的讲,农民的每一次笑容都意味着老爷们少了一个宝马轮子。(一亩补500-1000,十亩地以上额外在补1000,如果还去找技术员上课学习,还在给课补。差不多一亩地平均补贴就是1800左右。)

    像柳州是地级市,官员级别相当于明朝的7品官,这些根正苗红的企业主相当于侯爷,侯爷在清明二朝相当于王朝的小股东,是超品,比1品还大一点。所以柳州地方官最怕的就是自己头上多了一群太上皇,高强度监管自己如何使用财政。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搞房地产,1个亿的项目里,通常来讲承包商只要能拿到8000万,项目就有百分5的利润。大多数时候工程款是要不到百分百的,能要到百分80就是赚大了。

    你只要让亲戚去按照9000万的价格接下这个项目,并且你用权利及时结清款项,这就有1500万的利润。从手续上讲,这个完全公开来看都不能说你贪污腐败,因为这个项目正常价格要1亿左右。而亲戚比全国价格都低了百分10。你做的只是按时结款没拖欠而已。

    而宁德这边是这么操作呢?直接算一下大概要多少钱,然后某个小伯爵亲自去干,只赚4-5个点,多退少补,相当于集采版本的基建。并且保障了农民工可以拿得到工资。不会被拖欠。

    你假设是柳州的官员,你会不会害怕这种现象发生。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公司,柳州就好比一个小部门,如果股东的孩子真的跑到这个小部门来了,他对你这个中层主官有一些建议,你是不是只能按照人家的想法做呢?

    虽然说是建议,但是你是不是没有拒绝的权利呢?

    所以你会发现柳州的整个新能源产业发展目标,是自成一体,尽量不和外人玩。从老百姓视角来看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从利益层面分析就好理解的多,人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

    柳州正常的发展思路是什么,大量煤矿可以提供充足的能源,并且过去是工业城市,有冶金基础。和足够的电力基础。柳州完全可以采选冶一条龙全做,锰矿,磷矿,锂矿,统统精炼后进行下一步合成。

    这些都是优质岗位,完全可以提供相对好的待遇。同时拥有庞大的电池材料产能后,还怕不能引进电池商配套吗?

    拥有足够的电池产能后,完全可以发展主打西南地区的货运,给家里赚大钱。同时多余的财政可以考虑投资江苏之类的地方。(电卡有货运优势。非常赚钱。)

    它的核心问题还是不会被问责,而不是单纯政绩问题,因为炒地皮,头部富的快,搞产业升级需要持续投入,还累,赚了钱也变成了机器,头部群体相比炒地皮的反而比较穷。

    像宁德福安产业升级算超级成功的了,对当地的干布有什么好处吗?房价不涨,他们吃不到资产收益,老百姓钱多了,他们少了优越感,以前可以大吃大喝,现在不行了。

    上层阶级不管产业升级不升级,它的日子都是好过的,换句话说,辛辛苦苦搞产业升级,实际上就是为了下面的人可以过得好一点。人家凭什么辛苦自己,幸福你呢?

    督工以前说过一个问题,资源是有限的,大多数上层选择置换了豪华汽车轮船供自己享受。所以缺少机器,导致很多孔乙己需要靠肌肉赚钱。不能依靠驾驶机械赚钱。

    像宁德三明这些地区是因为被群山包围以前比较穷,封建宗族残余文化比较浓郁。当地有一套很标准的攀比思想,你一个人富了,那叫暴发户,你带着全村一起富了,那才叫本事,福建的豪车视频下面评论很多都是,给村里修了几里路啊?

    没有那就是装大款。虽然宗族有浓厚的保守传统倾向,但其内分工协作精细,虽然不是平均分配,但至少照顾到个体的福祉。有一点兜底。

    说白在大家的眼里,当地农民就好比是旁系族人。是人,不是螺丝,不是耗材,所以才会把白花花的银子用在农民身上,因为在当地大多数上层人确实把农民当人看,认为他们也是族人。(2011年的时候宁德就在补贴农民了,当时农机补贴百分30,一亩补贴90块以上,你新增的耕地一亩补贴500块。那个时候可没宁王哦。)

    自家族人受穷,让人家感觉很没有面子,这就是最大的产业升级动力。

    而在相对现代化的地区,则没有这种产业升级的动力。

    说到底如果不是把当地底层老百姓当做自己人看,当做人来看,谁会大早上8.50就在工地爬来爬去啊。

    说到底宁德的产业升级成功,是因为一开始它的分配模式就是比较先进的,而不是产业升级成功了才改善分配。

    真有做事的人跑来跑去,皮肤被太阳晒的黑亮,一看肤色就知三分。

    而大多数地区的干部,都是白脸小生,显然离基层比较远。

  17.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已遭删除] 睡前消息588期文稿:城投债四大网红,柳州第一

    补充:知乎的睡前消息帐号也同样处于禁言状态。BiliBIili的马督工账号目前处于不可见的7天禁言状态

  18.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已遭删除] 睡前消息588期文稿:城投债四大网红,柳州第一

    https://t.bilibili.com/794855054972551240

    高剑犁(睡前消息工作室工作人员):督工对原稿改动较大。补充一点:目前债务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为了能够继续发债,手段层出不穷,比如结构化发债、高额居间费用,甚至是阴阳合同(如公开票面利率6%,实际可以做到16%,多出来的10%按私下合同支付)。 审查管控越来越严,隐债也越来越隐。肆无忌惮屡屡刷新下限,人家是有底气的。

  19.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睡前消息588期文稿摘抄

    https://2047.one/t/20872

    对于一个400万人,有全国性企业的城市来说,500多亿债务,就算加上一点违约,本来也不至于颠覆金融信用。但柳州的债务存量不仅仅是这500亿的事情。 当下的数据不好说,2021年的时候,柳州市主要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2375.4亿,政府债务余额690.5亿,加起来已经3065.9亿,现在恐怕直奔3500亿。 所以金融机构不得不从最坏的地方想,计算柳州全面赖账的概率。

    就债务规模来说,就算是四千亿的债,也就是恒大的四分之一,金融体系还能救得起。但问题是全国不止一个地级市柳州,或者说柳州也只是全国大多数地级市的缩影。

    2019年,第140期节目前后分析独山的地方债问题,当时我说整个贵州虽然发展经济有困难,但独山自从民国时代就通铁路,本地不缺水源,不用借高利贷搞文旅,也有发展正经产业的机会。连独山都搞了400亿的债,不难想象整个贵州的债务黑洞有多大。

    从柳州一个城市的角度说,就算把三四千亿的信用都用于产业升级,也依然有失败的风险。但整个国家就是由一个个城市构成的,整个国家的财政,就是由上百个产业升级成功的城市支撑的。 如果上级的财政能力不用来奖励拼产业升级的城市,反而给那些借债胡来的城市托底,最终所有的城市都会放弃发展,用债务经济来换短期的繁荣。

    这种最坏的可能,经历过90年代的中国人应该还有记忆。当时地方领导强行要求银行给低效率企业贷款,差点拖垮了整个国家。现在既然柳州也被拖下水了,我以90年代的经验估算,可能几个月内就会有某个城市的债务全面违约,然后其他城市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跟进,迫使整个国家搞大通胀或者大下岗。 对于今年马上要毕业的大学生,对于刚刚考进体制的基层职员来说,今年秋天可能要感受一点时代震撼。

    不管怎么说,柳州就算跟风躺倒了,之前也做过经济优等生,和那些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还地方债的城市有所区别。如果将来要援助地方重建金融信用,我认为柳州干部群体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有轻有重。因为财政问题是个量化问题,逃跑五十步和一百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示范作用更是天差地别。

    要是上级救助的时候不区分具体情况,以后所有的城市都会在产业升级遇到困难的时候直接躺平。一个城市可以靠躺平混日子,整个国家都放弃产业升级,无论发多少人民币,也只是用来制造通胀的数字。

  20.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已遭删除] 睡前消息588期文稿:城投债四大网红,柳州第一

    截至到2023年5月14日14:30(UTC),睡前消息第588期文稿遭到微信删除,睡前消息第588期视频遭到BiliBili、新浪微博删除。睡前消息微信公众号遭遇未知期限的封禁,微博帐号睡前视频基地处于未知期限的禁言状态。

    目前,YouTube上的睡前消息第588期视频尚能正常观看,百度暂时保存了睡前消息第588期视频缓存。暂不排除之后会遭到与第140期(几近全网封杀)类似情况的可能性。

    建议读者在看完文稿后,再观看原视频一次。

    本文章发布于2023年5月12日。为方便交代对话关系,有修改。

    以下为文章正文:


    马:大家好,2023年5月12日星期五,欢迎收看588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静: 从贵州独山县开始,地方债务就是睡前消息节目最关注的国内话题。那些借钱不搞实体经济的城市、跟风造人工景区的城市、抱着侥幸心态拼房地产的城市,经常在我们的节目上成为负面典型。

    静: 有负面典型,就有正面典型。柳州作为落后地区的工业基地,以及正对着贵州独山的汽车城,经常得到你的正面评价。从“神车”五菱宏光,到新兴的工业品螺蛳粉,柳州的特色产业被睡前消息节目反复关注。2018年,《国家地理杂志》出广西专辑,柳州部分就是你写的。

    静: 但是最近,柳州在地方债方面名气不太好,和兰州、潍坊、昆明一起,被称为地方城投债务四大网红。督工你怎么评价柳州当前的状态?

    马:柳州的情况不太好,有成为地方债爆破导火索的危险。

    马:现在说起地方债务问题,很少有人抓着字面意思去分析“地方债”。因为地方债是由地方政府以政府名义直接借的,基本上都经过财政部审核,有明确的还款计划,就算还不了,中央政府也要负一定责任。所以地方债是相对安全的投资,金融机构愿意用比较低的利率去买,几乎不考虑风险溢价。

    马:过去十年,山东、上海、浙江几个发达省份发地方债,利率只有3%到4%,经常会比同期国债利率还要低。这种现象刚出现的时候,中央媒体还要发文解释一下,现在都懒得解释了。看来全国的金融机构都知道是哪几个省交税在维持全国财政平衡。

    马:所以,一般说的地方债危机,都是指地方融资平台债,是地方国企以各种方式借来的钱。这部分钱,直接债务人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政府控股的企业融资平台。

    马:国企也是企业。理论上说,企业经营有风险,还不上钱,直接破产,债务消灭,政府不会无限负责。国家也的确禁止地方政府承诺100%还钱,否则成立企业融资平台就失去意义了。但实际上,为了拿到市场资金,各级地方政府都会以各种非正式手段承诺,会对自己的融资负责。

    马:2020年,河南国企永煤集团债务违约吓坏了市场,山西为了保证地方国企还能借新还旧,就以省级政府的名誉,对下属国企做无限担保,请静静读一下当时的副省长王一新发言:

    静:

    “在我们的脑海里从来就没有闪现过欠债不还的念头,也决不允许省属国企负责人有这样的念头……们要坚持和完善这些年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成功的理念、思路、办法,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捍卫山西的信誉。”

    马:在省政府下面,市县政府的担保往往更诚恳,更具体,甚至敢于私下出盖章文件,对国企债务做非正式的无限担保。所以类似的债务、信托或者是地下借款被统称为“政府信用融资”,简称“政信债”。

    马:这些债务的利率,表面上有5-8%,实际上爬到10%很正常。2019年独山400亿债务,每年的利息就超过了40亿,而最近几年利率是一直往上升的。如果中央政府强行限制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导致政府不能借新还旧,他们就会用更隐蔽的方式、更高的利率借钱,真实利率我就不太敢说了。

    马:地方政府用隐蔽的方式借钱,用更隐蔽的方式承诺利率,所以政信债的总数没有正式统计,只能看市场估算。一般认为,过去5年,总量从40万亿膨胀到100万亿左右,其中一多半是高利率融资,而且增长没有停下来的趋势。这才是我们一般说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马:虽然没有正式统计,但我基本接受融资市场对债务总量的估算,原因就在市场对不同的地方政府,不同的借债方式,给出了区分度很高的利率。这说明金融机构已经身经百战,既赚到了高利息,也在局部地区掉过坑。如果金融机构对每个地区的债务总量估算有偏差,那是真的会倾家荡产的。

    马:在柳州进入城投债四大网红之前,市场公认的城投债四大天王是:北大连、南湘潭、东镇江、西遵义。其中省级财政援助能力最弱的遵义,已经公开赖账违约了,城投平台一瞪眼说二十年后再还钱,让银行自己去消化损失。

    马:现在新的四大城投债网红是柳州、兰州、潍坊、昆明,按惯例来说,其中多半会有一两个城市学习遵义,任凭信用破产,经济爆炸。但既然城投债也叫“政信债”,兰州、昆明两个省会城市肯定会从省政府拿到更多支援;而潍坊背靠着经济大省山东,本身也有940万人口,多半也能抗一阵。最后只剩下400万人口的普通城市柳州,很难指望广西省级财政出钱帮忙,很可能是最先丧失融资能力的城市。所以柳州的确要当心“四大网红”的名气。

    静: 金融市场把柳州列为城投债四大网红,是根据什么标准?

    马:最直观的理由是柳州城投企业欠钱被全国行业协会警告了。3月21日,柳州市城投平台之一的柳州东投发布两则公告,承认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发出了严重警告处分,责令业务自律。

    马:根据公告,柳州东投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包括:部分募集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未提前披露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公告;年报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以及未及时披露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一句话总结:钱是借了,用途未知。

    马:如果只是交易商协会做出自律处分,倒是还不严重。随着地方债务的扩大,最近几年,交易商协会每年都会发出一百多次警告。就算是柳州领的“严重警告”,每年也有几次,不至于一下子把柳州送进四大天王的行列。

    马:但这次处分还有个特殊条款:

    “责令柳州东城就上述违规行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平台进行公开致歉”。

    马:这就比较罕见了,上一次被协会要求公开致歉的事故,就是2021年河南永煤债违约,直接导致永煤控股与河南能化被暂停了债务融资业务。当时别说河南省,就连山西这个邻居都被吓呆了,被迫让副省长出来担保地方企业的信誉。

    马:打个比方,学校每年可能会给100多个学生做警告处分,其中几个严重警告。但大多数警告都是低调发出,允许其他人装不知道。到了河南永煤债违约事件,学校要求被处分的学生自己在广播上道歉,然后开除学籍,就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装不知道。现在轮到柳州城投公司上广播台了。

    马:而且,交易商协会要求公开致歉,并不是针对柳州东投一家企业,而是在警告柳州所有城投平台。从去年12月开始,柳州东通、柳州投控、柳州龙建、柳州轨道,都陆续被交易商协会进行自律处分,柳州东投是第五家。

    马:这说明柳州不是一家国企经营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的政府相关企业都没有现金流了,所以城投公司集体违规操作,拆东墙补西墙,甚至为了很小的一笔钱就放弃信用。从去年9月到今年2月,柳州城市投资建设发展公司有5张票据兑付逾期,直到3月14号才发公告说结清了这两千多万。

    马:在被处罚的柳州各个融资平台中,最扎眼的的是“柳州轨交”。它1月5日受处分,同样有一条罪名是“部分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未按约定使用”。而另一家被处分的公司“柳州龙建”,也是柳州轨交的控股子公司,还是有这一条罪名。这就说到了柳州人自己都天天讲的笑话——轻轨去哪了。

    马:从2016年开始,柳州轻轨工程开工,拆了很多房子,挖了不少马路,造了一大批全市都能看到的轻轨基础,然后就停在这里,从来没有列车甚至是桥面铺上去。百度搜索“柳州轻轨”,跳出来的关联词,全都是让柳州交通系统难堪的内容。再把关键词改为“柳州轻轨拆除”,可以看到拆除已经是重要选项了。

    马:轻轨烂尾了,连当抵押的资格都没有,但是柳州轨交公司借来的钱已经花到了其他地方,还被行业协会处罚,这就是柳州全市财政当下的尴尬局面。

    马:今年全年,柳州各城投平台,累计有523亿债券面临到期、回售,而柳州市政府加城投平台,全年也就是500多亿的资金可以花,其中大多数都有指定的去处,比如说给全市体制内人员发工资,维护现有的基础设施,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机动还债。所以柳州必须全面借新还旧,才能保住今年的财政。

    马:但是从年初开始,柳州城投公司纷纷被处分,把柳州送进了四大“网红”,必然导致所有金融机构调高对柳州的风险预期,要求更高的利息,更多的抵押才肯借钱。

    马:对于一个400万人,有全国性企业的城市来说,500多亿债务,就算加上一点违约,本来也不至于颠覆金融信用。但柳州的债务存量不仅仅是这500亿的事情。当下的数据不好说,2021年的时候,柳州市主要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2375.4亿,政府债务余额690.5亿,加起来已经3065.9亿,现在恐怕直奔3500亿。所以金融机构不得不从最坏的地方想,计算柳州全面赖账的概率。

    马:接下来,如果我们相信小学算术的正确性,柳州恐怕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放弃发展,躺平赖账,把破产倒闭的危险扔给银行;或者是用高几倍的利息再借一笔钱来保住现金流,把问题推到明年,等其他债务压力更大的地区先爆炸,避免自己当出头鸟。无论哪一种选择,对其他地级市都有非常强的示范作用。

    静: 从实体工业模范,到全国闻名的城投债黑洞,柳州是怎么在几年内沦落的?

    马:金融上的原因非常直接,债务爆炸是因为借钱总量多;资金周转出问题,说明有一大批债务集中要还。只看政府方面公开的债券信息,也能看出柳州前几年集中借了一大批债务,现在借新还旧有难度,只能靠利息很高的短期债务不断拖延。

    马:柳州前几年集中借债的原因也不难解释。

    马:21世纪的柳州努力地搞了十几年的汽车工业,有成绩也有难处。到了2017年前后,柳州工业在新能源时代卡在产业升级门槛上,增长难度越来越大,柳州的干部环顾周围,尤其是往贵州方向看,发现纯粹靠地方债搞房地产,搞不靠谱的旅游项目,似乎日子也可以过得不错。

    马:这个时候房地产信心还在,各地中产还愿意拿出自己的现金,帮助政府撑住新区的房价。所以早期敢于借钱的城市,靠房地产已经回收了好几轮资金,貌似比认真搞实体产业的的还富裕,还繁华。

    马:所以柳州干部也经不住诱惑,在地方债和房地产经济的下半场,凭借之前搞实体经济积累的信用,狠狠借了一笔钱,想来个实体泡沫两开花。没想到风向很快转下去了,投在土地和基础设施上的钱没法变现;同时疫情影响经济,工业利润加速下滑,放大了产业升级的难度。几个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柳州的债务爆炸,速度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挤进了“四大网红”的行列。

    马:简单地说,柳州的债务问题,宏观背景是全国的地方债和房地产浪潮;直接原因是本地工业升级遇到阻力,我们先分析直接原因,工业升级难。

    马:柳州所在的广西,历史上是一个内陆省,现在的海岸线是建国后才拿到的。而就算拿到了海岸线,就算未来要修一条平陆运河打通珠江水系和北部湾,广西还是解决不了远离主要海上航线的问题。海南省在广西省外侧,更靠东面的主要航线,但海南省利用海洋搞工商业的努力,每一次都变成了走私或者投机,最后只能搞一点旅游业。广西被堵在海湾里面,靠海洋搞工商业就更难了。

    马:至于其他地理要素,广西是西部省,又是山区省,而且遍地是漏水的喀斯特地形,搞旅游也许有一定优势,但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广西和贵州区别不大,很难发展现代工业城市。

    马:但柳州是广西内陆地区的相对例外。1949年建国的时候,柳州就通铁路了,而且是干线交汇点,被选做铁路大局驻地。从柳州铁路交叉点向西北,经过独山县去贵州的黔桂铁路,当时是西南地区唯一的准轨铁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进入西南地区的铁路线。因为中国长期没有建设沿江铁路,之后几十年,黔桂铁路都是贵州省和云南部分地区和沿海社会交流的最便捷通道。如果把整个中国看做一个城市,当时柳州就是一大片郊区进城购物的路口,适合搞点郊区需要的工商业。

    马:所以,柳州可以依托东部发达城市的工业转移,建立一套有相对优势的工业体系。这些工业品比不了上海、广州的产品,但是在运输成本比较高的时代,依托柳州的铁路枢纽地位,在西南市场还是有竞争力的。比如说双马电扇,都乐冰箱,家宝洗衣机,都畅销好几个省。还有些体积小的轻工业品,比如说两面针牙膏,金嗓子喉宝,甚至产生了全国的竞争力。

    马:90年代之后,西南铁路网开始改善,尤其是修了南昆铁路,给云南贵州开辟了更便捷的对外通道,柳州的铁路枢纽地位开始削弱。与其同时,全国的铁路公路都在升级,压低了各个地理大区之间的运输成本,把全国结合成一个大市场,柳州的工业必须和东部沿海发达工业区平等竞争,不能垄断西南市场,所以柳州的传统消费品工业普遍衰落,给柳州制造了暂时的经济低谷。

    马:这时候,柳州充分利用已形成的工业基础,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产业升级,从依托铁路的工业中心,变成了汽车工业中心,把经济基础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升级到第二次工业革命。

    马:和其他有基础的城市相比,柳州搞汽车,是很有一点拼命精神的。1982年,刚刚成立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要统一规划全国汽车工业,在天津召开微型车联合会。全国63个单位参加,柳州拖拉机厂没有参会资格。柳拖的厂长直接把样车开到了天津会场,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争取到了起步资源,创造了柳州微型汽车厂。但是和同期的天津大发、江西昌河,哈飞松花江相比,柳州的五菱车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马:90年代,柳微汽车研究市场,意识到汽车不只是给城市用的,农村乡镇也开始产生买车需求。所以柳州开始造双排座小货车“五菱龙”,采取“乡镇包围城市”的市场策略,拿到了微型车销量冠军。柳州的汽车工业开始具备全国性地位。

    马:到了21世纪初,其他汽车工业基地又进行了一轮国外技术引进,超越了单打独斗的柳州五菱。五菱公司盯上了美国通用公司的技术,但是当时国内规定,一家外企最多与两家国内企业合资,而通用已经在上海、沈阳有了两个合资项目,柳州排不上了。

    马:所以五菱集团一狠心,找广西自治区申请,把广西本地的股份划拨给上汽集团,以上汽五菱的身份,引进外国成熟技术,坚持开发乡镇市场。2003年,上汽通用五菱推出了第一代神车“五菱之光”,产能规划到30万辆,2008年又推出了加长加宽的“五菱荣光”,和青岛合作,产能冲击百万。

    马:到了2010年,五菱与上海交大合作,大幅提高了车身制造精度,推出了一度冲击世界销售榜的神车“五菱宏光”。2017年,算上外地的生产基地,上汽通用五菱全年销量215万辆,其中宝骏系列销量就突破了一百万辆。我当时给国家地理杂志写文章,描述的就是这一阶段欣欣向荣的工业城柳州。

    马:2018之后,国内外的大环境又对柳州工业提出了考验。从国际上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直接抬高了汽车零部件成本;欧洲市场推出了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全世界的汽车工业都有所衰退。

    马:从国内看,随着城市进一步扩张,柳州一直盯着的乡镇市场开始萎缩,甚至交警对客货混装的容忍度也下降了。五菱宏光系列车型的需求快速收缩,从每个月8万辆,一直跌到每个月1.7万辆。2019年的睡前消息第12期关注了这个问题。

    马:柳州汽车工业为此也做出了转型努力,2017年我就发现了当时还只在柳州本地销售的宏光MINI电动车。但是,电动车时代,大车企和发达城市的优势更大,目前全国只有比亚迪和特斯拉真正赚到了超额利润。

    马:宏光MINI爬不上高端车型市场,在低端又斗不过各地土政策保护的“老头乐”四轮车,所以只能做到“薄利”却没有预期的“多销”,不能再像五菱宏光那样再撑住柳州的工业经济。现在柳州的汽车产量已经开始向十年前退步了。至于新兴的螺蛳粉产业,虽然给柳州赚了不少名声,但每年的利润也就几十亿,对财政税收的贡献还要更低,完全补不上汽车工业的缺口。

    马:之前凭借传统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求、凭借铁路枢纽供应原材料,柳州在汽车产业上游,还支撑了比较大的柳州钢铁厂。现在因为全世界的成本竞争,柳钢也在逐步向沿海防城港一代搬迁,这和汽车工业的停滞共振,让柳州遇到了类似于90年代的转型门槛。

    马:当前柳州需要的工业升级,从技术角度看,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水平,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精密化工、新能源转型。从市场方向看,必须顺应大规模城市化的现实,从农村市场和城乡结合部市场转向大城市市场,制造更高质量的商品。

    马:所以,柳州需要更高效的交通体系,和东部工业区进行更高效率的交流;同时需要更发达的高等教育,培养有研发能力的工程师,而不仅仅是技校操作工。但在交通和高等教育两方面,柳州都被自身的行政地位限制住了。

    马:虽然长期是广西工业第一城,甚至是五个自治区的工业第一城,柳州的级别一直只是普通地级市。所以搞了几十年工业,到十年前才拿到广西科技大学,科研水平只能说刚刚起步。远远不如洛阳和汉中。

    马:至于交通方面,柳州一直想直接向东修一条铁路,通过梧州方向直接沟通长三角工业区,但一直到2023年的今天,柳州铁路局都搬走了,这条铁路还在搞拆迁,预计2025年能通车就不错。这也限制了柳州的工业转型速度。

    马:当然,再难也不如90年代难,当时柳州传统工业衰落,造汽车也刚开始赚吆喝,污染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因为传统工业烧的含硫煤太多,90年代柳州98%的降水属于酸雨,PH值达到4,接近比较淡的醋,一大批赚钱的污染工厂被迫关闭。两面夹击之下,柳州企业认真研究国内市场,造了五菱宏光,用产业升级抹平了上一阶段的问题。

    马:2017年之后,柳州的问题和30年前的转型期差不多,可以看出来,柳州干部延续了90年代的经验,严肃地研究了国内其他地级市的发展经验,想再来一次转型。可惜这一次的普遍经验是借债搞房地产。2017年,独山县刚刚借到上百亿的钱,正好在盖那座我看过的天下第一水司楼。所以柳州市在地方债和房地产的后半程入场,一狠心借了几千亿,想来个大力出奇迹。等到四五年后,第一批债务到期,房地产退潮,实体经济也没起来,柳州市荣幸成为地方债四大网红。

    静: 柳州市这三四千亿的债务,都花到什么地方了?

    马:从债券市场公开资料可以看到,柳州有10家融资平台发行过债券,按规定公布了企业信息,这三四千亿的债,基本上都堆积在这十个平台。

    马:虽然行业协会的处罚文件说,柳州几乎每个国有融资平台都挪用资金,但毕竟拿了市场资金,总要有个交代,所以这几家企业的公开信息,大致能体现出柳州这几年的主要投资方向。

    马:首先是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加上子公司柳州建投、柳州东通。这几个平台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搞土地开发,建房地产。借了柳州市三分之一的负债,现在制造了将近一半的债券余额。这说明前面的总结没问题,柳州借债,首先干的事情是房地产。2017年柳州土地财政依赖度是70%,2021年是142%。

    马:下一个融资平台是柳州城投集团及其子公司柳州投建,有七百多亿负债,157亿债券余额。主营业务也是也是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只是规模相对较小,就不单独分析了。

    马:但柳州毕竟只是个产业单一的三线城市,中产的钱包不厚,而且还有去南宁,去广州买房的选择,所以柳州房地产的潜力一轮就挖到头了,做不出二次返场的操作。到了2022年,住宅用地成交金额下降73%,导致柳州几家城投平台陆续公告注销土地使用权、商票逾期。柳州东通被行业协会点名重罚。

    马:然后是柳州轨道交通集团,子公司柳州龙建。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柳州轻轨纪念碑项目,搞了两条轻轨,现在都是烂尾状态。

    马:柳州的主城区人口刚刚超过150万,本地汽车工业发达,路网也比较合理,建设轻轨的必要性,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如果汽车工业顺利升级,继续从周围吸纳人口,柳州搞轨道交通还称得上有预见性。但是在汽车工业明显停滞的背景下,柳州市政府借债强行上轨道交通,本质上也是一个房地产项目,想带动周边地块升值,赚一笔卖地的钱。

    马:轻轨项目刚开工,国家在2018年出文件,叫停了一大批借债修地铁项目。当时也许有很多漏网项目被放过去,但从文件精神看,把柳州的两条轻轨列入禁止名单不算冤枉。2020年,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有网友咨询了广西各地轨道交通规划,广西书记鹿心社回复说:

    “柳州市首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已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待批复”

    马:再次证明这是未批先建,借债冒险。

    马:另一家规模较大的融资平台,是柳东新区的柳州东城集团,负债850多亿,债券余额160亿。柳东新区是柳州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投资了大量新项目,包括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电子光电、高端装备制造,要打造新汽车城。

    马:能在这些实体项目上砸几百亿,说明柳州市还是对实体工业有想法的。可惜从总量来看,赌上柳州全市的信用借了几千亿,只在这里砸了两三成,还主要是基建投资,对产业链本身投资不多。

    马:按广西和柳州自己的规划,要做到2025年造300万电动车,但这已经不是造五菱宏光的时代了,没有城乡结合部这条中间路线可走。要拼高端量产,上面有特斯拉、比亚迪;要拼廉价灵活,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新能源规划,五菱mini完全体现不出明显优势。靠这几百亿投资,柳州继续升级汽车产业链的成功率不大。

    马:最后是柳州文旅集团,虽然也是市级平台,但总负债只有三十多亿,债券余额1.3亿,说明柳州这几年没有大规模投资文旅项目,算是个加分项。

    马:总的来说,柳州借的钱,主要砸在房地产和房地产配套项目上。如果这些钱是十年前,2013年左右借的,完全可能趁着房地产高潮,回收一波资金,甚至把周边城市的资金也吸过来一部分,债务压力不会有这么大。

    马:可惜柳州之前还专心搞了好几年的实体工业,2017年遇到挫折才开始借债,刚收了两年的钱就遇到房地产信心崩盘,遇到国务院叫停债务地铁,所以几千亿投资根本收不回来,现金流比那些借债早的城市还紧张。这就是柳州进入“四大网红”的原因。

    静: 柳州的债务危机,会产生全国性影响吗?

    马:就债务规模来说,就算是四千亿的债,也就是恒大的四分之一,金融体系还能救得起。但问题是全国不止一个地级市柳州,或者说柳州也只是全国大多数地级市的缩影。

    马:2019年,第140期节目前后分析独山的地方债问题,当时我说整个贵州虽然发展经济有困难,但独山自从民国时代就通铁路,本地不缺水源,不用借高利贷搞文旅,也有发展正经产业的机会。连独山都搞了400亿的债,不难想象整个贵州的债务黑洞有多大。

    马:2022年,第455期节目的标题是《阆中核酸自费 普通中国城市没钱了》,当时我分析了阆中不靠谱的文旅地产项目,也列举了阆中发展经济的条件:

    阆中和前面提到的地方都不一样,每年290天无霜期、1000毫米降水,铁路和嘉陵江干流保证交通,还有全国知名的特色食品,有保护完好的古城和三线建设输入的工业文化,62万常住人口,同时没有太多的职工养老压力。按常理说,就算阆中做不到拉动全国经济,总不至于成为国家的负担。

    马:2023年的今天,债务和财政危机蔓延到了柳州。如果把全国的城市看做一所大学校,可以说,独山是差生中基础比较好的那一类;而阆中是有机会更进一步的中等学生;至于柳州,凭借之前两轮工业高潮和环保建设,汽车产量全国前五名,半只脚已经踏进了优等生的行列,本来应该写在校门口的光荣榜上。

    马:现在三类学生都沿着同一套剧本发展,先是是借债作弊,然后躺平等救援,这肯定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务处的管理规则有问题,至少也是后勤处的宿舍分配有问题。上级没有把债务经济病消灭在局部,而是放任传染,甚至鼓励传播,当然会废掉好学生的积极性,带来普遍的卧床休息。

    马:具体来说,90年代的柳州,问题和今天差不多,当时其他地区也有传统工业转型的压力。90年代的柳州干部观察全国,可以看到奋起自救的地区都得到了回报,财政宽裕,政绩漂亮,很容易提升;而躺平吃转移支付的地区,赚不到钱也借不到钱,连政府大门都不敢开,生怕出群体事件。所以柳州选择了引进技术,转让股权,一切为产业升级服务。

    马:2017年的柳州干部再次观察周围,发现躺平的地区没有受到惩罚,借钱搞离谱谱项目反而是政绩,把压力留给后任也不一定追责,这就彻底改变了决策规则。用北方土话说,“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出溜”,搞产业升级肯定没有借钱容易,更不如花钱舒服,所以柳州用了最短的时间,搞出了最严重的资金黑洞。

    马:当然,柳州也不是完全放弃产业升级,最起码给实体经济留了两三成的钱,而且理智地没有砸文旅项目,说明柳州还是有优等生的学习习惯。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柳州把大多数信用浪费在核心产业之外。

    马:577期节目,我们分析洛阳和常州争夺新能源产业问题,替这两个城市算过账。洛阳虽然是老工业城市,但是制造业高质量基金只有100亿,不可能都拿出来支持一个项目。常州金坛区先后在中航锂电项目投入50亿,通过各方面融资近300亿,还不计较短期股权变现问题,所以能拿走洛阳的中航锂电,把主要基地搬到常州。

    马:当时我们还提了一个数字,国内最大的新能源电池企业宁德时代,每年的研发费用是70亿。这数字听起来不算少,但是柳州的债务总额是三四千亿,大多数给了房地产和相关项目。可以想象柳州市因此错过了多少产业升级的机会。

    马:就算这笔钱不用来补贴企业,全拿来搞基建,也够柳州市修三四条铁路直通珠三角,彻底解决和沿海工业区的沟通问题,让现有的工业都有被并购的价值。2017年的柳州市有借钱的潜力,有成熟的汽车工业,唯独没有拼命砸钱搞产业升级的意愿,这显然就是被其他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带偏了。

    马:从柳州一个城市的角度说,就算把三四千亿的信用都用于产业升级,也依然有失败的风险。但整个国家就是由一个个城市构成的,整个国家的财政,就是由上百个产业升级成功的城市支撑的。如果上级的财政能力不用来奖励拼产业升级的城市,反而给那些借债胡来的城市托底,最终所有的城市都会放弃发展,用债务经济来换短期的繁荣。

    马:这种最坏的可能,经历过90年代的中国人应该还有记忆。当时地方领导强行要求银行给低效率企业贷款,差点拖垮了整个国家。现在既然柳州也被拖下水了,我以90年代的经验估算,可能几个月内就会有某个城市的债务全面违约,然后其他城市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跟进,迫使整个国家搞大通胀或者大下岗。对于今年马上要毕业的大学生,对于刚刚考进体制的基层职员来说,今年秋天可能要感受一点时代震撼。

    马:不管怎么说,柳州就算跟风躺倒了,之前也做过经济优等生,和那些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还地方债的城市有所区别。如果将来要援助地方重建金融信用,我认为柳州干部群体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有轻有重。因为财政问题是个量化问题,逃跑五十步和一百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示范作用更是天差地别。 要是上级救助的时候不区分具体情况,以后所有的城市都会在产业升级遇到困难的时候直接躺平。一个城市可以靠躺平混日子,整个国家都放弃产业升级,无论发多少人民币,也只是用来制造通胀的数字。

    马:在这次成为“四大网红”之前,柳州上一次被全国关注,是因为去年下半年的防疫政策。从2020年到2022年彻底放开,柳州全市几百万人,3年确诊案例只有24个。被称为“病毒绕着走”的城市。

    马:柳州卫健委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自己的经验说:“一直以来柳州市的疫情属于比较平稳的状态,没有做过比较大规模的全员核酸筛查。”这首先验证了一个猜想,大规模核酸筛查本身就是重要的病毒传播途径。另外,不跟风筛查,不盲目加码,专心搞经济,也说明柳州当地官员比较有担当,提前一年就能顶住压力,在大多数城市还在纠结封锁或逐步放松的时候,预演了中国的防疫政策转折。这样的城市管理群体,是值得上级财政救一下的,起码可以帮他们周转一下现金流,把短期债务换成长期债务。

    马:最后,我还是向所有观众推荐去柳州旅游,因为柳州之前实体经济发达,又没有刻意搞过夸张的文旅项目,城市面貌比较健康,旅游成本也比较低。今年秋天,如果条件允许,我和同事可能还会去柳州拍个纪录片,把我之前几次考察的材料都用上,给大家提供一套视频攻略。如果你不是抱着猎奇、“看稀罕”的心态去旅游,而是想找个干净舒适,有一定南方特色的水城度假住几年,吃吃逛逛,柳州是个不错的选择。

    马:588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日再见!

  21.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马前卒对俄乌战争预言一览

    作者: 萌弟十方

    原文: 《马经·俄乌战争》马前卒对俄乌战争预言一览(黄金版)

    原文编辑于2022年11月23日。

    原文:


    前言:马逆也许不懂军事,但他真的懂工业。咱们今天就来看马逆合订本!


    咱们今天就来看马逆合订本!


    1.2010年预言一览

    俄罗斯帝国虽然算是世界列强,但国力主要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工业相对西欧北美不值一提。在21世纪的全面战争中,这样的国家打防御战尚可,越境作战就只能靠长时间积蓄工业物资,然后发动一次性的突袭,稍遇不利必一败涂地。 ——马前卒《唯共兴起》

    “越境作战就只能靠长时间积蓄工业物资,然后发动一次性的突袭,稍遇不利必一败涂地”

    在向中欧的进军中,红军要依靠这个因长期战争而残破的二等工业国保障后勤,曾经向帝俄提供工业物资的协约国如今是他们的敌人。在攻至华沙城下时,波兰有20万不到的军队,依托囤积于华沙的大批协约国物资进行抵抗。在红军一方由于缺乏汽车和使用汽车的技术能力,后勤线由3万5千辆农用马车来维持,军火要依赖缴获的协约国物资(从叛军和波兰军那里缴获)才得以保障进攻。这样脆弱的后勤补给能力决定了红军境外作战的力量。 ——马前卒《唯共兴起》

    本文描述的是1922年的俄国,但在得出结论前用了大量篇幅分析1922年俄国的工业对比,马前卒在开战之前几年也反复分析2022年俄国的工业对比,得出了几乎一样的结论,可以看作用1922俄国暗讽了2022俄国。


    2.2011年预言一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法、德、俄几国都表示过在保持现有势力划分的前提下可以接受和平。但由于列强均已开始工业化的军事动员,为大战做准备,几个工业列强都力图避免别国比本国先完成战争动员的最坏局面,只能在发出和平表态的前提下继续加快动员,给对手施加更大的军事恐吓。结果,大战在各国的和平表态中如期爆发。对此,基辛格评论为为:工业化军队总动员制度是战争爆发的关键因素。——马前卒《朝鲜不是利比亚》

    俄军直到开战最后几天才开始小型动员,包括连夜把义务兵从床上拉起来变成合同兵,所以大家一开始都觉得打不起来。


    3.2012年预言一览

    但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自己的技术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一路衰落,从威震世界沦落到只能哄哄印度人了。俄罗斯造到一半的航母造不出,反而许诺可以给印度改装一艘;俄罗斯的导弹实验屡屡失败,反而要指导印度造导弹;俄罗斯自己的五代机上场转一圈就没消息了,倒是说可以卖给印度几架,只是要先付款。随着俄罗斯家底越来越薄,印度恐怕难以再指望买到什么靠谱的新技术(实际上不过是俄罗斯的冷战遗产)。——马前卒《烈火导弹》

    当时其他人都说俄罗斯这是戏耍阿三,闷声发大财。马前卒则是嘲讽俄罗斯工业烂。

    从实际效果看,普京也没有挽救前苏联的工业,在他的任上,俄罗斯制造的工业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依赖于资源和石油出口。但是普京有一样长处胜过叶利钦十倍——运气。从普京执政开始,石油价格就开始了连年飙升。。。。。。。俄罗斯终于见到了久违的财政盈余。这就是“普京奇迹”的真实含义。>——马前卒《普京卖石油》

    “普京奇迹”所依靠的是石油上涨,这是俄国的弱点。

    统一俄罗斯党根本就不是党,而是既有利益集团——尤其是官僚集团的松散集合。如果普京能够源源不断地给各阶层发福利,给各个利益集团撒利润,那么普京大帝的位置就无人可以撼动。反过来说,如果普京手里没有石油美元,没有石油换来的物资,不论他是能打老虎还是能开战斗机,都无法避免众叛亲离的局面。俄罗斯也将进入另一个90年代那样的混乱时期。(正在验证中)>——马前卒《普京卖石油》

    高价石油掩盖了俄国的问题,普京靠发钱掩盖俄国内部矛盾。也就是说,石油价格一旦下降,俄国矛盾就是激发,而矛盾一旦压不住,要么自爆要么就只能转移向外部。马前卒说俄国想摆脱困境就必须重建工业。然而。。。

    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是重建工业,利用丰富的资源给自己生产物资。但这需要大量的资本,俄罗斯却偏偏攒不下钱。俄罗斯的富人根本不认为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一旦攒下点利润,立刻就想着拿到外国才安心。中国人常说:“形势比人强”,在工业时代,没了工业的国家得有自知之明。普京大帝再怎么“强势”,在关键的经济问题上也玩不得作秀。>——马前卒《普京卖石油》

    马前卒:没救了,等屎吧。然后2014年美国就对石油动手了。

    2014年普京已经开战了,但他花了7年时间,用浮财找不到体面收场的办法,只能押房契。>——马前卒2022年6月5日知乎回答


    4.2014年预言一览(同年俄国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

    有一段时间,普京的支持率只要一下降,高加索恐怖分子就会恰到好处地来一次袭击,让俄罗斯人死掉几百人之后,更加支持强权统治。这未必不是情报系统定期放松监控的结果。>——马前卒《除了进攻》

    再次强调普京统治稳定与石油的关系


    5.2015年预言一览

    自己尚且不打算减产。俄罗斯因此无法指责美国的砸场子行为——2014年12月31日,美国正式取消持续了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美国能源署估计,2015年美国原油生产将再增加每天15万桶,美国将进入“千万桶俱乐部”,并有可能超越沙特和俄罗斯,占据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的宝座。

    但多数产油国似乎无视了石油暴跌的现实,依然在努力增产,进一步打压油价。这个诡异的现象才是石油价格暴跌的基本盘。就算美国借此打击俄罗斯,也不过是借势而行,看准了俄罗斯和其他产油国“打铁自身不硬”、不敢减产的弱点。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公开宣称“俄国是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马前卒《普京同学》

    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年底,美国加大产油量,打击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工业衰退,军事力量荒废,只能靠着广袤的国土吃地租。**当几个工业和军事强国全面施压、另外的工业大国袖手旁观的时候,地租帝国遇到难处是正常的结果。。。。**以地租立国的沙俄帝国最终死在了控制南方航线的路上。

    ——马前卒《普京同学》

    简直神预言

    如果俄罗斯的家底顶不过这个“寒冬”的话,市场规律也救不了普京。——马前卒《普京同学》

    难办?难办就不要办!给我锤乌克兰转移视线。

    他们应该意识到,当前俄国面临的局面和100年前出奇的相似——同样是依赖地租的脆弱帝国,同样在技术上被西方甩开,同样是对西方出口资源换取工业品,同样因为夺取黑海控制权发动战争,也同样因为这场战争与西方强国对峙。当年的历史因此可以做一个好参照物,帮普京推断俄国的命运。历史上尼古拉二世在1918年被枪决,普京肯定不想在2018年重复历史,他必须做点和历史上沙皇不一样的事情。 ——马前卒《普京同学》

    “他必须做点和历史上沙皇不一样的事情”

    现在普京如果真想抗住西方的压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向中国求援。——马前卒《普京同学》

    路我马前卒给你指出来了,希望普京同学你不要不识好歹。

    类似的,在分析俄国问题时,**他们(中国键政)也会本能地在所有问题上站在普京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考方式。那些因为敌视中国制度而支持中国“异见人士”的欧美知识分子也是这么想的。——马前卒《拉面爆头》

    提前7前预言2022年乌粉俄粉的表现。


    6.2018年预言一览

    普京作为一个并不很光彩的僭主,除了借助教会的力量和重提俄罗斯帝国“昔日的荣光”,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来凝聚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人心和力量。

    ——马前卒《托派添堵》

    本应精干灵活的情报机构,变成了官僚主义的泥潭,但俄国的特工高层管理人员也很无奈——如果不用官僚主义去管束特工,结果可能更差。前面提到,苏联解体后,特工的素质一落千丈,更因为意识形态光环的崩溃,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支撑。美俄交换特工的时候,竟然还有不少俄罗斯特工不愿回国。

    这还远不是俄罗斯特工们近年在公开媒体上闹的全部笑话,这个普京的“老单位”,频频因为工作过程而不是最终成绩“露脸”,恐怕普京看报纸的心情不会太好吧。

    ——马前卒《打车开票》

    俄国情报部门已经拉胯至极。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本来预定于93年完成的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因此拖到2012年才完成。客观的说,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普京为恢复国民信心而进行的“面子工程”。

    ——马前卒《格洛纳斯》

    “格洛纳斯”是面子工程,效果估计一般。

    泽尔斯特拉2016年5月宣称,他曾于2006年赴普京的乡间宅邸出席活动,“我处于房间的末尾部位,清晰地听见普京谈及‘大俄罗斯’设想,他说那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巴尔干半岛国家,如果有哈萨克斯坦则更好。”。。。。。。。13日,泽尔斯特拉表示我撒了谎,并为此引咎辞职。

    ——马前卒《人间悲喜剧》

    啊这。。。


    7.2019年预言一览

    布鲁耶特同时表示,随着国内天然气产量继续增长,美国正在考虑新建4个终端,如果获得批准并建成,美国出口设施的总数将达到10个。“我们准备成为一个透明、有竞争力和可靠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商。”

    德国已经在2018年12月21日关停了本国最后一家煤矿,未来要满足本国乃至欧洲未来的能源需求,几乎必然要在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和美国天然气船之间二选一。

    地缘政治利益加上经济利益,美国在北溪-2项目上实在没有不出手的理由。

    ——马前卒《一条管子》

    “美国在北溪-2项目上实在没有不出手的理由”2022年。美国真出手了。

    普京是一个克格勃特务,习惯用特务手段管理国家。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没什么意识形态的,普京喊那套民族主义也没多少人信。普京控制这些精锐部队,主要就是靠给钱和宽松管理.........普京这套新沙皇体制本来就不适应21世纪。这次整顿了,类似的事情迟早还会发生。随着苏联遗产越来越少,俄罗斯的未来恐怕还有很多麻烦。

    ——-《睡前消息·2019·精锐抢劫》

    俄国精锐部队靠给钱和宽松来管理,普京也只能用这些少量的精锐部队,潜台词是其他部队没钱拉胯至极。

    可以说,普京在非洲的角色,是真正唯恐天下不乱的军火贩子。眼下俄罗斯军火工业穷疯了,非洲如果每年能提供几十亿美元合同,可以让俄罗斯的军事机器再多维持几年。

    ——-《睡前消息·2019·非洲峰会》

    靠俄军自己维持就只能用战争消耗一波了


    8.2020预言一览

    俄罗斯最重要的弹道导弹工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械制造厂发生火灾......

    俄罗斯最保密的深海核潜艇起火,死了14个人,都是几十年培养的技术专家,上校就死了7个......

    普京政权的支柱。俄罗斯最精锐的军人出来抢劫,说明普京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了......

    俄罗斯军事试验场爆炸,5个核武器专家被炸死,还制造了核泄露,普京是真的没钱开发高档战略武器了......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个陆军士兵开枪打死8个军人,俄罗斯对外说是精神崩溃。军人精神状态是靠物质条件来保障的,俄罗斯把经费拿去保证少量战略武器,结果就是大多数部队吃饭都困难......

    俄罗斯第一架量产型苏57坠毁,距离交付部队只有3天。俄罗斯空军继续停留在三代战斗机时代......

    俄罗斯正在维修的唯一航空母舰起火,加上之前被吊车砸坏的部分,很多人开始认真考虑俄罗斯放弃海军航空兵的可能性。就算俄罗斯这次能修好航母,它的海军飞行员也已经14个月没在航母上训练过了,以后能不能再打仗也是问题。

    前面俄罗斯这些坏消息,单独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大国的军事体系总会出事故。但是,十几个坏消息凑到一年,说明俄罗斯的整个国家都出问题了。俄罗斯不仅没钱更新,连正常维护都做不到,导致所有工业部门都暴露问题。

    ——《睡前消息·2019年终盘点》

    2020年俄军问题一堆,战斗力是个问号。

    2020年的俄罗斯不好过,中国也不能指望俄罗斯分担太多的战略压力。

    ——《睡前消息·2019年终盘点》

    马逆2020年就指出俄罗斯没能力分担压力,压力一大就会夸,反而会给中国制造压力,结果2022年了俄粉挺俄最大的理由之一还是“靠俄罗斯分担压力”。

    俄罗斯航空业已经造不出合格的NK-32发动机了。直到近年,经过“考古式”搜索,找回了部分失踪的关键历史资料,俄罗斯工厂才突破技术难题。这似乎说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动荡比外界预想的还严重。

    ——《睡前消息·2020·考古科研》

    所以俄军问题恐怕比外界预想的更严重。

    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执政党,实际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只是把各种高级官僚和地方豪强松散地堆在一起,唯一的共识是尽量保持现状,大家分享利益。但这只是个松散联盟,普京利用这些官僚豪强,但也谈不上信任。

    普京真正的执政基础只有一个“西罗维基”。这些人大多和普京一样,在前苏联的情报或者暴力机关工作过,苏联解体后一度受到排斥打压。叶利钦执政后期,越来越依赖强力机关治国,只能把这些前苏联的高级打手找回来管事,普京就是他们的代表。普京正式上台以,团结这些擅长使用暴力的同事,清洗了叶利钦留下的主要大寡头,和一批依附于这些寡头的政客,建立起了围绕自己的新权力体系。

    但“西罗维基”集团只是特定领域的官僚集体,除了对权力的欲望外,他们既没有理想,也没有基层的政治基础。如果整个国家保持扩张或者快速发展,他们会满足于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但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和技术总体上也是停滞状态,这些人的能力只能转向内部抓资源。消灭了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后,一部分“西罗维基”骨干成了新的寡头。普京同样要顺应他们的利益,才能驾驭整个集团。

    所以在普京时期,俄国官方的主流价值观非常模糊,更接近纯粹的实用主义路线,靠普京个人扮演开明沙皇,来推动具体政策。

    这导致一部分官僚和资本家也开始厌恶现状,有人认为可以再次尝试欧美化道路,还有人觉得应该彻底保守化、帝国化。普京政权夹在中间,既不够自由也不够保守,可以说左右逢源,也可以说两头受气。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保守派也不是无条件支持普京,他们和俄罗斯历史悠久的“斯拉夫派”关系密切,很多强力机构之间有横向联系,不一定需要普京带头协调。2014年,保守派积极推动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行动,还支持东乌克兰亲俄地区分裂,展示了强大的潜实力。普京也只能接受他们制造的现实。 ——《睡前消息·2020·俄反对党》

    根据2020年的言论,马逆2022年恐怕一开始就明白普京不是真的想发动俄乌战争。


    9.2021预言一览(距离开战不到半年)

    至于世界头等军队用民用汽车是不是丢脸,俄罗斯军队已经顾不上了。今年中国的人均GDP彻底压倒俄罗斯,民用汽车市场越来越大,可以持续开发性价比更高的民品越野车。等到白俄罗斯那点卡车底子被掏空,以后俄罗斯的军车估计要被中国承包了。

    ——《睡前消息·2021·哈佛H9》

    俄军连军用车都买不起

    俄罗斯上次搞“师改旅”,原因是当时只有39.5万陆军,分出24个师,还有12个独立旅,而美国陆军当时50万兵力,作战旅还没有俄国的师番号多。当时俄国每个师理论上应该有上万人,仅仅是装甲单位就要占用2000多车组人员。实际上,俄国每个师团只有三千多,等于一个旅级单位。

    俄国人自己算,24个师,只有5个师接近于完成战备,其他的番号都是空架子。这还不如平时就缩小编制,让一个旅的人只负责自己熟悉的装备,做完整的训练,起码打仗的时候能拉得出去。

    所以当时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提出了师改旅计划,把师缩编为旅级,只保留39个作战旅,比较务实地保证了作战兵团数量。现在陆军只能保留28万人,比谢尔久科夫改革之前又缩水了30%,就算师都改成旅,人力还是严重不足。

    针对这个问题,绍伊古改革计划打算把编制再降一级,一部分常备旅改编为加强营,再让这个加强营去负责之前旅的防御地区。至于说加强营能不能真的替代一个旅,那也顾不上了。

    ——《睡前消息·2021·俄国军改》

    “至于说加强营能不能真的替代一个旅,那也顾不上了。”

    俄罗斯再怎么说也是一两亿人口的国家,养上百个加强营问题不大,现在俄罗斯的内外战线,都是以加强营为基本单位,**好处是能维持战线,坏处是单位规模太小,自主的后勤支援能力不行,持续作战能力差。**而且营级编制实在太小,作为战役指挥官的集团军司令需要同时调动十几个加强营,容易混乱,往往要到一线协调作战。2017年俄罗斯第五军司令阿萨波夫中将死在叙利亚,就是靠前指挥的时候被短程迫击炮炸了,这说明现有的俄罗斯陆军编制,不适合以加强营为基本单位的作战模式。

    ——《睡前消息·2021·俄国军改》

    马逆2021年就通过分析俄军“师改旅”军改失败预言了俄军如果参加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不能持久,一波不成就会死一堆将军节节后退,以上分析在俄乌战争里全部应验。

    2021年马逆指出俄军陆军人力不足,一群UP都是俄军第一波溃败后才开始喊叫俄军人力问题;2021年马逆通过分析俄国情况指出绍伊古改革的合成营没法完成一个旅干的事,一群UP在俄军溃败后只会喷绍伊古,把锅全甩绍伊古头上。

    伊尔112项目在1994年开始执行,2019年才首飞,一个小飞机折腾了25年,比歼10立项到歼20首飞的时间跨度都大。首飞到现在又过了2年时间,只有一架原型机,超重接近20%,这次还直接摔掉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量产。27年搞不定一种小型螺旋桨运输机,中国青黄不接的六七十年代也没有这么惨。

    ——《睡前消息·2021·伊尔摔人》

    ”中国青黄不接的六七十年代也没有这么惨。”

    亚速营是从哈尔科夫足球俱乐部的足球流氓发展起来的外围暴力组织.......反法西斯的说法,和前面“西乌克兰”的说法差不多,(拿来动员俄罗斯)组合起来效果更差。

    ——《睡前消息·2022·俄乌战争》

    当时都骂马逆支持纳粹,结果2022年11月了,知乎er终于后知后觉了。

    (知乎问题: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亚速营了?)[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58525921]


    10.开战之后预言一览

    普京的那些借口和理由我不关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都不承认从外部用武力改变边界的行为,中国尤其敏感。21世纪以来,普京自己至少搞了三次类似的跨境武装扩张,而且还在实际上吞并了领土,这虽然不是世界独一份,但侵略频率的确高到了让人担心的程度。无论普京出手的原因是俄罗斯内部矛盾,还是真心相信俄罗斯需要霸权才能生存,这都不是好消息。

    ——《睡前消息·2022.2.22报道》

    结合前边对俄罗斯内部矛盾和油价的预言,马前卒表示我一点也不奇怪普京会动手。

    除了几个不离开基辅的新闻源之外,国内很难看到乌克兰战争的真实进展。。。。所以,暂时很难做出有效评论。但有一点我可以确认,如果某个媒体前几天高调宣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美国谣言,这几天假装忘掉了自己的判断,密集解释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土地的合理性,这种媒体不值得相信。无视了观众的智商,不想给观众提供信息,只用条件反射驯化观众,挑出那些最容易驯化的观众做基本盘。

    ——《睡前消息·2022.2.25报道》

    国内媒体基本没有真实信息,事后证明确实没有。

    对于乌克兰战争,既然缺事实,那只能先说说价值观。普京的公开发言刚刚咒骂了列宁、斯大林乃至整个布尔什维克。普京主动选择了沙皇立场,我只能站在列宁一边,反对沙皇,反对侵略战争。

    ——《睡前消息·2022.2.25报道》

    我马前卒就说这是侵略,我还要天天说。

    然后就是名场面2022年3月22日409期,马逆结合以往分析开始发威

    预言1:俄罗斯的兵力和战斗力差的多,后勤不足,随时要溃败。(已实现)

    我们看这次乌克兰战争,俄罗斯的兵力和战斗力没有绝对优势,但是第一天多路分兵,想同时拿下所有战争要点。这是典型的明朝封建军队战术,政府没有权威让一个军官严格控制全军,也没有足够的后勤力量修通大路,只能让每个将军带领自己能控制的部队分头行动。

    预言2:车臣表演作秀更积极,只要死点人就会对普京不满(已实现)

    如果战线再僵持下去,车臣士兵恐怕不是俄罗斯的福气。

    预言3:僵持下去俄罗斯内部药丸(正在发展)

    如果俄罗斯不能靠自己完全打败乌克兰,下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现在的统治秩序能否稳定。

    预言4:中国的加拿大(不明)

    俄罗斯在军事上花的钱效率很低,并不足以保持强国身份,所以应该认真替俄罗斯人民考虑,当亚洲加拿大是不是更好。

    预言5: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人不足(2020年马逆就明白这一点,2022年3月又强调,别的UP5月才反应过来)(已实现)

    现在打成这个样子,最主要的缺点还是人。俄罗斯政府缺忠诚的人,缺有士气的人,缺可以动员的人。所以地图上貌似进入乌克兰境内上百公里,但始终没有足够的步兵打下边境城市,后勤一直是问题。

    预言6:要搞局部动员(已实现)

    第一阶段突袭失败之后,普京为了凑步兵,连远东的哨所、首都附近的警察力量都调用了。但他很快发现步兵还是不够,这时候就遇到了两难问题,动员还是不动员。不动员,很难有新增兵力;动员的话,国内情绪普遍不支持打仗,可能会激起全社会的反对。这种在动员问题上的纠结,要比物质上的困难更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并不愿意和政府一起分担战争的压力,反而质疑战争本身的合理性。

    只能说,几乎全中。

    这一次莫斯科号被击沉,显然俄国海军觉得乌克兰没有轰炸机了,所以根据自己的反舰导弹杀伤半径放心活动,结果被乌克兰更新后的亚音速导弹打翻了。这一次光荣级的防空导弹系统也没发挥什么作用,拦不住乌克兰的亚音速导弹。从技术角度来说。光荣号的舰载S300F系统是陆地防空导弹改装,目的是拦截美国70年代的飞机,理论上最小拦截高度25米,实际上还要更高。而乌克兰的导弹是贴着海面过来,只能指望近防炮发挥作用。据说乌克兰发起攻击的时候,用无人机吸引了巡洋舰防空体系的注意力,所以两枚导弹全部命中。

    ——《睡前消息·4.17·莫斯科号》

    马逆一通输出,贬低俄军,结果真实情况比马逆想的更拉跨,莫斯科号雷达压根没开机。。。。。

    现在普京当了总统,特务官员也占住了情报系统之外的利益,普京除了撒更多钱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保证特工的忠诚。在经济上行的年代,忠诚还可以维持,等到经济下行,制裁打击了购买力,普京就不得不放松对国内暴力机构的控制。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乌克兰战争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普京需要对外胜利获得权威,暴力机构希望拿到新的领地。两方面合力,就找到了乌克兰这个突破口。如果俄罗斯统治集团不能通过快速扩张缓解自己的内部压力,现有的统治结构恐怕很快就要出问题了。

    ——《睡前消息472期·克格勃》

    然后是“言出法随”级的神预言

    白俄罗斯独立后第一任总统舒什克维奇死了。当时我说,1991年在别洛韦日森林签协议、拆掉苏联的三个人,只剩下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还活着,是唯一见证拆毁苏联的人,我建议克拉夫丘克不要忙着管谈判了,赶快写回忆录,不然容易来不及记录苏联解体的历史。

    5月10日,克拉夫丘克也死了。

    幸好戈尔巴乔夫还活着,而且他喜欢写回忆录骗钱。。。。。

    8月30日,戈尔巴乔夫也死了

    我建议普京和卢卡申科最好赶快写回忆录,尤其是普京。

    哈哈哈哈哈哈

    此外,还有3月中旬微博被喷惨,最后被删的“乌克兰人民战争”预言,在乌克兰动员后基本也成真了。


    12.马前卒知乎零散预言

    (1)3月2日:马逆推测战争进展被群嘲

    俄乌战争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打完? - 睡前消息的回答 - 知乎

    马前卒这个开战一周的回答里的预言准确率特别高。包括:

    1.4月1日左右或许有脆弱停火。(差了一周,基本准确)

    2.俄军的攻势可能很难持续一个月以上。(准确)

    3.泽连斯基这个半路出家的领导人对军队有信心,对空降兵和装甲兵急袭保持镇定。(准确)

    4.俄国内政治基础也不支持大规模动员。(准确)

    5.从国内动员各种杂系武装充实步兵,把炮兵、炮兵所需物流资源,以及能攻坚的步兵集中在一两个城市,拿下一个是一个。然后再去下一个城市攻坚。(基本准确)

    6.能机动的部队,缩小迂回野心,不追求一次性吃掉乌克兰东部抵抗力量,而是在已经占领的两个省正面做小迂回,吃掉已经“粘”在俄国战线上的部队,避免他们缩回去保卫基辅。(基本准确)

    7.哈尔科夫还能给乌克兰争取不到1周的时间,但因为俄国只能依次拔点,所以其他据点还能再拖一周。(不太准确,因为俄军没打下来)

    8.速胜战术被挫伤之后,我估计可能会试攻一下基辅,如果不能轻松拿下(大概率事件),会在第聂伯河上追求桥头堡。(准确)

    9.只要基辅能守住,试着压缩对方西岸桥头堡就可以了,犯不着大规模去东部收复领土,把部队暴露在野外火力下。(基本准确)

    然而当时3月的评论区一片嘲讽,什么“俄军要赢了”什么“司机跑了”,什么“不用一个月乌克兰就完了”。结果4月以后评论区脸被打爆。

    (2)3月7日:俄媒说司机逃出基辅,马逆指出这是逼司机户外现身导弹斩首被群嘲

    1 俄罗斯还有一些高精度导弹。

    2 俄罗斯的高精度导弹也没那么多,不能把所有疑似位置都打一遍。

    3 泽连斯基还活着在基辅这个事实,就能给乌克兰大多数军队带来士气加成

    4 所以泽连斯基的确要不断证明这一点,不能总是在室内环境发布讲话。

    5 每个室外讲话,无论录播还是直播,都能提供一定线索,佐证他的活动空间。

    6.斩首。

    评论区:“司机早跑波兰啦”“司机在基辅是P的”

    马前卒文章发表后,司机在基辅真户外接受采访了。还在基辅七进七出打爆俄粉的脸。

    (3)3月17日:马逆指出美送乌的无人机的效果取决于俄军抗干扰能力,如果太差威胁就大

    唯一的问题是……俄国人的电子干扰设备到底有多强?如果拦截率比较高,那一百架就是玩玩,接下来乌克兰人还得在直射火力边缘用标枪导弹,这对士兵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俄国电子干扰能力差,让这种简陋的小东西频繁钻隙打装备,或者仅仅是打人,那乌克兰普通部队就有了穷人的轻型自行火炮,对重装部队的放血利器。后面还会有一万架、十万架到来。

    从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乌军小型无人机炸俄军的短视频看,预言准确。

    (4)3月20日:马逆指出俄考虑向印出售S500,说明俄非常缺钱。

    站在之后中国买小麦和今天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基本可以说准确。

    (5)3月23日:马逆嘲讽知er:谈10期国内消息没人看,谈1期俄乌你们就兴奋

    法律不保护被扔在地上的权利。

    虽然不是预言,但。。。。好吧,这就是预言。

    俄乌两国各有一批在开放网络环境下锻炼的文宣人员,用外网锻炼的能力,对中文网做降维打击。这本来已经是职业打业余了,而中国互联网只对欧美设防,给了你们在中文互联网上肆意挥洒的机会。

    同日,嘲讽乌粉精神领袖“老亚当”不是中国人。

    (6)3月25日:马逆直言俄罗斯比我预言的还拉

    当时我估计哈尔科夫会抵抗一周到十天,但我真没想到哈尔科夫和苏梅守了一个月还没有动摇迹象。这可是两个在俄罗斯境内肉眼可见的城市,火炮可以在俄罗斯境内发射,步兵可以步行前往前线!俄罗斯的局面远远比我第六天想象的更恶劣。

    (7)5月1日:俄警告乌租借武器需要几代乌克兰人来偿还,马逆表示

    1917年美国向协约国提供了23亿美元贷款,向德国提供了2700万美元贷款。在俄国即将退出战争的时候,华尔街向政府施加压力——如果美国不出手帮英法打赢,经济无法承受债务一笔勾销的代价。借债越多,乌克兰就越安全,现在唯恐借得太少。

    可以视作准确。

    (8)5月16日:乌军炮兵就位,马逆指出俄空军恐怕懒到根子里了。

    (能让乌军炮兵就位)说明俄罗斯空军大多数飞机都在账面上,出动率不能看。。。。俄罗斯空军实际可用飞机,应该在100以下。打下来的大多数飞行员都是几十年军龄的精英,恰恰说明俄罗斯现在是集中少部分能用的飞机,给最精锐的飞行员,维持出动率。俄罗斯空军的实际战斗力,应该和巴基斯坦持平,远低于以色列。这说明俄罗斯军队的腐败是从脑门烂到脚后跟的,而且越是技术兵种,烂的比例越高。

    目前无法证明准确性,但准确性正在提高。

    再往后马逆基本不怎么认真回答俄乌战争的问题了。

    11.最后总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革命浪潮以及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一点——在这个时代,旧资产阶级、旧贵族和他们维系的旧秩序既不能高效的促进资本增殖,也不能对内镇压或安抚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甚至无力保证自身的生存。于是,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中产阶级本能的起来保卫这一秩序,他们以民兵团、社民党、行业协会、甚至校友会、俱乐部等形式组织起来,在事实上接管了社会

    ——马前卒·2010年·《唯共兴起》

  22.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睡前消息587期文稿:芯片和菠萝之外,台湾软肋还不少

    本文章发布于2023年5月9日。为方便交代对话关系,有修改。

    以下为文章正文:


    马:大家好,2023年5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587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静: 4月12号,商务部宣布,应三家进出口商会的申请,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展开“贸易壁垒调查”。

    静: 贸易壁垒调查刚刚启动,但台湾工商界已经开始紧张了。政策推出第二天,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表态,愿意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和大陆进行磋商。代表台湾70多家大企业的“三三会”理事长向台湾当局喊话,要求赶紧应对。

    静: 去年八月,大陆暂停从台湾地区进口冻鱼和柑橘,并禁止出口天然砂。当时台湾当局的反应很强硬,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督工你也说那种制裁聊胜于无。

    静: 这一次的贸易壁垒调查,台湾地区反应很大,大陆方面似乎没有人关心,督工你怎么评价?

    马: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史上,这是第三次贸易壁垒调查,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所以大多数人对“贸易壁垒调查”这个词不敏感。但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于进出口的岛屿,所以在这件事上比大陆媒体懂事,第一时间对威胁做出了反应。

    马:所谓“贸易壁垒”,定义是:“对境外商品和劳务交换设置的人为限制”,主要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马:关税壁垒就是简单地加关税,提高进口成本,是最传统的贸易限制方式。历史上,各国都有重商主义传统,往往一言不合就加关税,加到一定程度就打仗,两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关税导致的战争。

    马: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意“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又一起成立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目的都是限制关税,避免各国关系紧张、贸易断绝,最后走向战争。中国,无论大陆地区还是台湾省,都可以算是战后自由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马:所以现代贸易壁垒的主流形式是非关税壁垒。常见的手段包括检验、检疫、商品配额和强制标准。WTO允许各个经济体采取非关税壁垒,但不允许设置歧视性标准,必须对所有签约国一视同仁。比如说,某个国家可以说,基于文化因素,我不买某一种食品,这可以被其他国家谅解。但如果对一部分国家说我不进口,又对其他国家充分开放,那就是明显的歧视了。

    马:“贸易壁垒调查”行动,主要目标就是找歧视条款。中国大陆很晚才开始建立这方面的工具。2002年才有第一份相关文件《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

    马:2004年,商务部提起首次贸易壁垒调查。对象是日本,标的是紫菜。

    马:紫菜肯定不是什么大生意,哪怕是出口额最高的2017年,总金额也只有1亿多美元,其中出口日本的比例不超过10%。所以,2004年对日本搞紫菜贸易壁垒调查,只能看作一次练手,演习一下流程。结果是日本主动取消歧视规定,调查终止。

    马:之后的十九年,中国大陆只发起过一次贸易壁垒调查,就是2011年对“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扶持政策及补贴”开展调查。

    马:调查一直持续到2012年才作出最终结论——美国确实构筑了贸易壁垒。之后,商务部表示会和美方交涉,但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也没有双方达成妥协的消息,调查无疾而终。

    马:等到中国大陆再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就是今年对台湾了。所以,除了当事人台湾之外,其他人把大陆的贸易壁垒调查当做纸老虎,也是情理之中。

    马:但如果换到欧美国家的视角,贸易壁垒调查和中国关系就很密切了,或者说是中国大陆经常遇到的麻烦。比如说,常说的美国 “301调查”、“337调查”,在性质上就是美国版的贸易壁垒调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频繁使用这套工具,最大的目标就是中国大陆。

    马:甚至2018年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在法理上也属于超大规模的“301”调查,也就是“贸易壁垒”调查。

    马: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启动对华“301调查”,2018年3月,特朗普下令按调查结果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几次升级,最终制造了现代贸易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静: 美国频繁使用贸易壁垒调查工具,尤其喜欢拿来对付中国。但我们从制定规则开始,二十年只启动过三次调查,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马:这和对外贸易结构有关。

    马:美国进口多,出口少,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22年,美国出口差不多是3万亿美元,进口接近四万亿,有一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马:而中国是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2022年货物贸易顺差6686亿美元,经常账户整体顺差也超过4000亿。所以中国积极拥护贸易自由秩序,只要总体上还在赚大钱,哪怕吃一点小亏,也轻易不愿意主动发起贸易对抗。

    马:以中美这轮贸易战举例。2018年3月后,中美各自向对方加征了四轮关税。前两轮双方规模基本相等,但后两轮,美国加征关税规模明显高于中方。造成差距的原因很简单,2017年美国对中国逆差3750亿美元,对华出口只有进口的四分之一,所以可以对更多的进口商品加税。

    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美这种全面贸易战极为罕见。大多数贸易争端中,双方都有默契,避免过度升级。实在解决不了问题,就通过一连串小动作保持对抗,但不会全面撕破脸。比如美国和欧盟围绕飞机补贴争端,纠缠了20来年,现在仍然只是暂时休战。

    马:对大多数国家地区,中国大陆在双边贸易中都处于顺差地位,也不喜欢搞贸易壁垒调查。但是对台湾省的贸易,一直是台湾方面享受天文数字的顺差。比如说,去年两岸货物贸易总值3200亿美元,其中台湾出口2380亿,进口815亿,顺差1565亿美元。如果没有大陆方面提供的顺差,台湾去年就会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几年时间就会耗尽外汇,经济崩溃。

    马:大陆对台湾的逆差,有一部分是产业结构导致的合理逆差。台湾在电子、机械几个方面,产业层次的确恰好压了大陆一层,而且是大陆很多消费品工业的上游供应商。如果大陆想对其他国家保持大幅度的出口,就要从台湾进口精密部件。

    马:但是,更多的逆差来自于台湾的贸易歧视,同样的东西,宁可跨半个地球进口,也不从大陆买,而且不屑于给出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就是要歧视你。这是贸易壁垒调查的主要目标。

    马:具体回顾一下台湾对大陆的进口政策。在蒋家父子统治台湾期间,两岸处于战争状态,当然谈不上贸易。到了1987年,蒋经国在美国压力下放弃了蒋家世袭政权的想法,而且自己也躺在医院里养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台湾解除了戒严状态,对大陆也逐渐恢复经贸关系。1988年蒋经国死了,最大的贸易障碍消失了,但台湾对大陆商品一直有白名单限制,只允许按列表进口。到20世纪末,进口列表也只覆盖不到一半的商品。

    马:2001年两岸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WTO的规定,除了事先约定的例外情况,或者爆发特殊危机,各成员间应该按照普遍公平原则,彼此平等开放市场。

    马:但台湾当局坚持对大陆商品实施单独歧视政策。比如说,台湾允许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的苹果进来,唯独不允许大陆的苹果进口,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马:商务部港澳台司2008年统计过:当时台湾一共有10936项贸易商品,其中2215种产品禁止从大陆进口,还有495项属于“有条件”进口,加起来占了商品总品类的四分之一。

    马:十五年过去,情况更加恶劣了。现在,台湾经济部门禁止进口的大陆商品增加到2460项,限制进口产品提高到788种。其中禁止和限制进口的东西,往往是大陆非常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比如大陆生产了全球七成的光伏设备,但是台湾当局直接禁运,宁可买其他国家的昂贵产品。这才形成了1500亿美元的对大陆顺差。

    马:这次商务部的公告提到,本次反贸易壁垒调查,涉及“台湾地区禁止进口大陆产品”共计2455项,基本全覆盖目前台湾制定的大陆产品黑名单,似乎是打算一次性解决对台逆差的不合理部分。

    静: 台湾对大陆的贸易歧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过去几十年都忍了,为什么2023年要搞贸易壁垒调查?

    马:因为之前有不得不忍的理由。

    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贸易恢复,一直到本世纪初,大陆都急需外部投资改造工业体系。当时在大陆直接投资最多的外商以港台为主,而台湾整体经济规模比港澳更大,制造业水平更高,所以大陆尤其欢迎台湾工业投资。

    马:从前互联网时代开始看新闻的观众,可能会记得“台塑海沧计划”。当时,台塑集团计划在厦门海沧建一个石化厂,项目在近十年时间里直接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关注。

    马:大陆为了迎接台塑的投资,为了分享台湾的资金和技术,主动放弃对外资的限制,允许台塑百分之百独资拥有大石化项目。大陆方面甚至叫停了同期内地十几个油气炼化项目,保证海沧项目的产品有销路。和这些代价相比,被台湾一两千万人的市场排斥暂时不算大事。

    马:当时两岸在产业结构上高度互补。大陆出口以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制造中低端消费品,需要大量加工设备、元器件和材料。而台湾地区在电子、机械、化工产业能制造比较复杂的产品。对于大陆来说,这些产品我们自己造不出来,无论如何都要进口,不如就近买台湾货。产生一些逆差无所谓

    马:到了21世纪,大陆产业迅速升级,主流出口商品从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向技术产品转变,两岸产业结构开始出现一定的重叠趋势,需要谈谈公平贸易互惠互利了。但是,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2008年马英九上台,的确做出了一些缓和表态,所以大陆方面也暂时搁置了贸易歧视问题。

    马: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而特朗普也上台发动了贸易战,本来贸易歧视问题可以提一提了。但是,贸易战初期,台湾的选择还比较谨慎,并没有急着选一边,换来了一定的优待。

    马:2019年开始,美国限制对华芯片贸易,把中国大多数头部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列入芯片禁运名单。此时台湾拥有最强的芯片生产能力,不仅对中国大陆有压倒性优势,对美国也是明显优势。

    马:带着芯片优势,台湾当局一开始没有主动参与美国的包围圈。从业内普遍认同的传闻看,2020年华为在美国全面封杀令生效前大量囤货,台积电相当配合,甚至推迟了其它客户订单为华为赶工,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统战价值。有了台积电的芯片做筹码,大陆又暂时忍受了台湾其他贸易歧视政策。

    马:拜登政府上台后,情况又变了。贸易战持续了四年,美国并没有压制中国的工业,反而提高了本国商品售价,对国民生活造成了影响。

    马:所以,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向加强技术封锁,核心目标是高端芯片生产和上游制造设备及原料。先是欧洲、日本、韩国配合了美国的封锁,而台湾芯片业只掌握生产环节,也需要这些国家供应上游物资,所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加入美国的封锁战略,不再给大陆供应高端芯片。

    马:这对中国大陆经济来说当然是坏事,但对IT之外的产业来说,反而等于卸下了责任。既然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没必要担心更坏。所以之前几十年没算账的贸易歧视,现在都可以拿出来说。中国大陆有史以来的第三次贸易壁垒调查就用在了台湾身上。

    静: 前面提到,中国前两次贸易壁垒调查,一次是象征性的,一次没结果。这第三次会落实到底吗?

    马:贸易壁垒调查是一个工具。一般来说,拿出工具就是为了追求妥协。所以调查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也不奇怪。但是从数据看,这一次的贸易壁垒调查,明显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战术上选了一个伤害较大的时间点,所以多半会形成明显的压力。至于后续有什么结果,就看台湾有什么应对了。

    马:在发起贸易壁垒调查之前,两岸关键产业的密切合作已经开始降温。今年一季度,按人民币计价,大陆地区货物进口总额同比上升0.2%,但是从台湾地区的进口下跌了22.4%。如果以美元计价,下跌了28%。

    马:减少进口的领域,是平板显示器、电子元件、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都是台湾地区的出口强项。当然不仅是台湾地区,一季度韩国在这些项目上的对华出口,也有类似幅度的下降。

    马:近期全球芯片和IT产品供应,整体上从紧缺转为过剩,销售数量和销售额都下降。从海关统计里,可以清楚看到,这些商品的进口数量下降了20-40%左右。

    马:台积电是能左右台湾经济的企业。全球对半导体的需求弱,最近一个季度台湾的整体数据也不太好看。今年一季度,台湾出口总额977亿美元,同比减少19.2%。

    马:看商品门类,就是电子零组件出口下降最严重,同比减少86亿美元,其中半导体占了73亿的缺口。

    马:尤其是对大陆和香港的出口下降幅度最大,减少了151亿美元,跌幅是30%。

    马:数据说明,现在是台湾经济议价能力弱的时候,大陆在4月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可能就是要让台湾感受到中层产业全面受到威胁的恐惧。

    静: 有一些媒体注意到了罕见的贸易壁垒调查。有人说,贸易壁垒调查表明大陆放弃了“惠台”路线,甚至开始主动推动“穷台”战略,督工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马:回过头看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大多数政策,或者说几乎所有政策,都没有什么大战略的考虑,能就事论事就不错了。对于对台贸易壁垒调查问题,我认为分析逻辑也可以直接一点。

    马:在两岸贸易中,台湾当局对大陆产品实行长期歧视政策,单方面获取超额顺差,这是客观事实。过去不计较,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投鼠忌器,被其他产业的利益限制了。现在不需要再考虑其他产业的问题,发起调查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考虑到歧视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十年,这次发起调查甚至不需要确认有没有歧视,只是要搞清楚歧视的范围和数量,做好贸易报复的准备。

    马:一季度,台湾对大陆和香港的出口虽然大幅暴跌,但仍然占台湾总出口的35%,创造的顺差占台湾同期顺差的200%。粗略算下来台湾地区禁止进口两千多项大陆产品,大陆如果按同等规模反击,就算不直接禁运,只是加关税或者限制配额,也很可能大幅改变两岸贸易格局。

    马:469期睡前消息,我们介绍过台湾产业结构,在高端的芯片和低端的水果之间,台湾还向大陆销售很多中档技术产品。我们回顾一下当时为贸易制裁提出的计划:

    在贱金属及其制品门类,2021年大陆从台湾地区进口了价值420亿人民币的货物。另外还有是塑料和橡胶制品,进口额710亿。

    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有限,而且不同企业都有类似的技术标准,可替代性很强。内地冶金工业和石化工业很容易就能接过订单。就算少数产品暂时在内地找不到,世界其他国家也有不止一家供应商,是最适合用政策推动进口替代的领域。

    和冻鱼、种橘子相比,金属和塑料产业会雇佣大量的技术工人,订单消失对社会冲击比较强。如果把这一千多亿生意砍掉,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可能比停掉全部农业和渔业贸易还要大。什么时候台湾省的贱金属和塑料被列入禁止进口列表,可能就说明经济手段从象征性表态转入实质阶段了。

    马:对于发达工业经济体来说,高端产业吸纳的就业有限,低端产业会慢慢转移到国外,中档产业才是社会主要就业来源。如果说台积电代表的IT产业是台湾的钱袋子,之前几十年积累的五金、机械、化工产业,就是台湾地区中产就业岗位的脊梁。相比之下,之前媒体热炒的农产品、沙子,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

    马:2021年,台湾这几类产品对大陆出口总值超过千亿人民币。去年虽然跌了不少,但根据台湾统计部门的数据,还有900亿左右。

    马:和大陆的企业相比,台湾的这些中档工业品的确略有优势,或者是质量略好,或者是价格略低,但完全可以被大陆类似产品替代。如果大陆选择中档技术产品进行制裁,并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另外进口,直接在国内就能保证供应。国内的五金、机床和普通化工企业可能会因此获得一大块额外市场,他们肯定支持对台湾歧视政策发动报复。

    马:明年台湾地区有选举,如果民进党为了面子和支持率,对大陆的贸易壁垒调查无动于衷,不积极放开对大陆商品的进口,一两年内,大陆和台湾可能会爆发几十年来第一次贸易冲突。短期内,两岸经贸往来可能有低谷,但是从长期来看,一次成功的贸易壁垒调查,对两岸人民来说都是好事。可以让两岸人民清晰地认识到经济现状,各自发展有优势的产业,将来在更合理的位置上形成新的互补贸易。所以,无论最后是报复还是妥协,我都希望贸易壁垒调查推进的快一点。

    马:588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会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五再见!

  23.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睡前消息文稿:544期 评价社会化抚养,先帮父母写自传

    本文章发布于2023年1月29日。为方便交代对话关系,有修改。

    以下为文章正文:


    马:大家好,2023年1月29日星期日,欢迎收看544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静: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541期《社会化抚养概论》是睡前消息团队几个月以来影响最大的节目,一小时20分钟的长视频,现在B站播放量110万。昨天晚上(1月28日),节目播出一周之后,随时还有1000人在线观看,看来长期播放量可能会慢慢积累到150万左右,全网播放量应该能过200万。督工你怎么评价这期异乎寻常的传播效果?

    马:到目前为止,这一期节目有十万点赞,12万投币,排到了B站总榜单的第21名,在春节档的视频网站是个不错的成绩。但我更喜欢另外一组数据:6500评论,5万6千弹幕,3万5千转发,这些包含信息量的互动,是对我们我节目最大的激励。

    马:然后我分享一点前台看不到的数据。B站创作者数据显示,这期节目41%的流量,来自之前没有关注我的人,我猜,这些新观众看完之后,一定和老观众进行了坦率而友好的交流。

    马:然后看观众留存率曲线,在视频的前半部,541期节目的曲线低于同类节目的灰色曲线,到了后半部又明显反超。这说明观众对包含复杂逻辑的视频有两种态度,或者是看不下去,很早就离开,或者是比较欣赏,只要进来就会看到底。

    马:本期最重要的数据,是我在视频里面进行的弹幕投票。我反复问观众,如果社会化抚养方案能落实,是否愿意多养育几个后代。差不多1.5万观众投票,62%的人表示愿意。

    马:如果投票数据是一边倒的赞同,那就有集体玩梗的嫌疑了,反映不了真实想法。现在这个激烈争议下产生的数据,我认为值得参考,说明社会化抚养方案略有可行性。

    马:激烈争议,符合我本来的预期。社会化抚养概论的文案总共2.9万字,其中1.35万字,是我从全网收集典型反对意见做回复,占了总内容的45%。节目出来之后,我在全网已经发现了上千份新增的反对内容或者质疑。我把这些内容从头到尾看过一遍之后,有点失望,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内容几乎都是在赞同我的观点。

    马:社会化抚养方案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解决人口暴跌和老龄化问题;而人口暴跌和老龄化,又会直接导致产业链解体、养老金破产以及全社会的创造力下降,最后谁也没有好日子过,这是我们必须要回避的危机。

    马:如果要推倒我的观点,可以说人口暴跌和老龄化不是问题,后面论述的危机不存在。当然最合理的反驳,是提另外一个方案,保住产业链复杂度,保住养老金能足额支付,在逻辑上论述合理性。但无论提出什么方案,都应该拿出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搜集自己的对立观点,正面分析,这样的反社会化抚养内容就很值得一看了。

    马:目前所有的反对观点,基本上都是说社会化抚养有缺点,社会化抚养代价高,社会化抚养缺乏共识,所以不能做。但我从来没有指望社会化抚养方案让所有人满意,也不会说社会化抚养代价很小。但只要它挽回的潜在损失更大,就有可行性。面对人口危机,反对意见都只是在社会化抚养话题上找缺点,分析代价,这就是默认社会化抚养是唯一值得讨论的人口方案,讨论目标无非是要打什么补丁,或者是要在某个特定方面修正方案。

    马:从大多数反对内容来看,1小时20分钟的视频还是有点长了,放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上的3万字文案,读完的人也不多。因为大多数新出现的反对观点,都可以归入我在节目里提到的19个典型问题。但这是小事情,我并不在乎观众没看完我的视频就表示反对,但我很期待看到另一个完整的人口危机解决方案。反对意见越是回避人口问题,越是回避自己的对立面,客观效果就是把"社会化抚养"看做唯一值得讨论的方案。对于这种潜在的共识,我觉得很荣幸,又觉得很惶恐。看来我的节目还没有完成"抛砖引玉"的目标。

    马:当然,有的反对内容也提出了方案,比如说保持现状不动,或者是完全复兴历史上某个制度,自然解决人口问题。对于这一类观点,我当然也会认真看,但不会花太多时间。因为当前的人口危机,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一样。社会化抚养方案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解决人口暴跌和老龄化问题;而人口暴跌和老龄化,又会直接导致产业链解体、养老金破产以及全社会的创造力下降,最后谁也没有好日子过,这是我们必须要回避的危机。

    马:如果要推倒我的观点,可以说人口暴跌和老龄化不是问题,后面论述的危机不存在。当然最合理的反驳,是提另外一个方案,保住产业链复杂度,保住养老金能足额支付,在逻辑上论述合理性。但无论提出什么方案,都应该拿出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搜集自己的对立观点,正面分析,这样的反社会化抚养内容就很值得一看了。

    马:目前所有的反对观点,基本上都是说社会化抚养有缺点,社会化抚养代价高,社会化抚养缺乏共识,所以不能做。但我从来没有指望社会化抚养方案让所有人满意,也不会说社会化抚养代价很小。但只要它挽回的潜在损失更大,就有可行性。面对人口危机,反对意见都只是在社会化抚养话题上找缺点,分析代价,这就是默认社会化抚养是唯一值得讨论的人口方案,讨论目标无非是要打什么补丁,或者是要在某个特定方面修正方案。

    马:从大多数反对内容来看,1小时20分钟的视频还是有点长了,放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上的3万字文案,读完的人也不多。因为大多数新出现的反对观点,都可以归入我在节目里提到的19个典型问题。但这是小事情,我并不在乎观众没看完我的视频就表示反对,但我很期待看到另一个完整的人口危机解决方案。反对意见越是回避人口问题,越是回避自己的对立面,客观效果就是把"社会化抚养"看做唯一值得讨论的方案。对于这种潜在的共识,我觉得很荣幸,又觉得很惶恐。看来我的节目还没有完成"抛砖引玉"的目标。

    马:当然,有的反对内容也提出了方案,比如说保持现状不动,或者是完全复兴历史上某个制度,自然解决人口问题。对于这一类观点,我当然也会认真看,但不会花太多时间。因为当前的人口危机,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一样。

    马:和自己的祖先相比,21世纪中国人不是因为越来越穷,越来越忙而不生孩子;而是因为越来越富,越来越有闲暇才不生孩子。面对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难题,我提出一套新方案来解决,不一定是对的。但用旧方案来解决,几乎必然是错的。古代药方完美对付新病毒这种幸运的故事,在玄幻小说或者中医行业常见,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不要指望的好。

    静:督工,很多质疑就是认为"社会化抚养"方案太"新"了,仿佛是专门设计用来来颠覆现有社会常识的。考虑到你作为媒体人的身份,这似乎是过于刻意的标新立异,吸引流量的行为。你对这种感受怎么看?

    马:541期节目,专门安排了十分钟左右的内容,主题是《发现世界的变化》,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了,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段子。

    马:春节前,在准备《社会化抚养概论》的时候,有一天我骑车,拿出手机扫了一下共享单车的二维码,意外听到了它的拜年话:

    2023,共享单车;多吃不胖,积极向上!

    马:相信很多观众也听到了这句祝福。当时我骑车的时候想,"多吃不胖"能成为普遍的新年祝福,证明人类群体走到了几十万年一次的变革门槛上,解决人口问题必须提一些新的解决方案了。

    马:几十亿年以来,绝大多数生物的日常行为,只有一个主要目标------"搜集食物"。而一旦得到了超出日常消耗的食物,生物就会把食物转化为脂肪一类高热量物质,随身携带,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饥荒。和脂肪带来的安全感相比,肥胖的副作用微不足道。

    马:现在新年祝福是"多吃不胖",说明两个方面出现了根本性转变。首先是"吃"的意义被削弱了,从获取热量,变成了享受味觉的乐趣。其次,"胖"也不再意味着热量储备,而是需要担忧的问题。所以,"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在21世纪并不适用。吃饭的心理地位,已经降到了普通娱乐活动的水平,甚至在短时间内不如电脑游戏、看电影、看球赛这些新型刺激。反过来说,这些新型刺激连"吃"的基本欲望都能打败,当然也能相对削弱异性伴侣的吸引力,压制生育率。

    马:进一步说,"多吃不胖"四个字说明异性吸引力甚至要反过来打击生育率了。

    马:对于当代女性而言,祝福"不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量化指标,就是腰围和臀围的比例要尽量接近0.7,如果臀围是90厘米,腰围略低于63厘米可以产生最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比例在生物学上是有明确解释的------腰围小,说明女性没怀孕,值得追求;臀围相对大,说明女性骨盆宽,还积累了一些脂肪,成功生育的概率大。所以成年女性规划身材和点菜的时候,都会基于本能追求0.7的腰臀比。如果吃得太胖,腰围就会向男性传递错误的视觉信号,降低自己的吸引力。

    马:在过去几十万年,女性向自己喜欢的男性展示0.7的腰臀比,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快速怀孕。但最近几十年,人类发明了各种避孕措施,女性可以长期保持0.7的腰臀比,始终保持对男性的吸引力,同时避免怀孕,异性吸引力不能再刺激生育率。如果考虑到异性的图片、视频可以通过互联网满足很多人的情感需求,我们甚至可以说异性吸引力现在是反生育的。

    马:自从人类出现,几十万或者上百万年以来,我们的祖先都和其他生物差不多,主要的时间用来搜集食物,主要的激情用来繁衍后代。只要有食物,有异性同伴,生育率就不是问题。现在连共享单车都祝福我们"多吃不胖",说明过去几十万年的规律都被颠覆了。

    马:但是,由下一代人来继承文明,给上一代人养老的规则还是没有变,必须产生足够的后代才能维持文明社会,维持我们自己的文明生活。所以就有了541期节目谈社会化抚养。我还是前面的观点,面对人类群体几十万年最颠覆性的变化,一个全新的方案未必是对的,但一个保守化的方案几乎必然是错的。

    静:541期节目播出之后,还有一种典型的反对观点,就是认为当下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生育率,而是年轻人甚至不愿意结婚。如果越过结婚率问题去讨论生育率,就是忽视了生育的必要环节,督工你怎么看?

    马:我不谈婚姻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以后婚姻的地位会越来越低,和普通人的生活没关系,和生育率更是没关系。越是重视婚姻,生育率就会越低。

    马:当代人觉得生育率和婚姻有关系,和稳定的一夫一妻有关系,这是个只有几十年的新认识。古代人只觉得照顾孩子的能力和家族相关,和自己娶妾的能力相关,从来没想过要靠一夫一妻制保证生育率。

    马:古代人在意家族,原因是封建政府在基层的力量很弱,在乡村,暴力是分配日常资源分配的重要规则,所以农民倾向于抱团生存。等到公安局和武警中队可以随时下乡,家族力量就自然淡化了。另外,古代中国大多数人处于极端缺乏燃料的状态,必须多个小家庭联合起来做饭,节约燃料,才能保证人人有热饭吃,所以轻易不会分家,避免小灶做饭。孩子也往往集中在一起,由共同的祖父辈老人看管。

    马:70年代末开始,中国煤炭产量上升,普通农民逐渐开始买煤烧小灶,解决了燃料问题,部分富裕的农民甚至买了煤气罐做饭,剩下的大家庭开始解散成小家庭。所以现在才会有观众认为保护生育率必须保护小家庭。

    马:但是,21世纪的趋势是家务劳动越来越轻松,燃料越来越便宜,微波炉变成了廉价消费品,外卖也不贵,所以小家庭的经济必要性不断下降。过去电视机和收音机很贵,娱乐活动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更经济,迫使很多人搭伙过日子。现在一台手机就解决了大多数生活娱乐问题,小家庭解体也是必然的结果。

    马:一旦普通人不再需要搭伙生活,绑定两个人所有财产的婚姻就像过去的宗族一样,从福利变成了束缚。所以结婚率下降是不可逆转的结果,我们必须考虑超越婚姻去解决生育问题。反正自古以来我们也不靠一夫一妻制解决生育问题。

    马:古代宗族和大家庭力量压倒一夫一妻小家庭的时代,孩子的生存资源也不是靠父母婚姻保障的。比如说某个人穷困潦倒,他的长辈可能就会动用家族资源,养活他的孩子,甚至把他的孩子过继给富裕的同辈人。未来中国人放弃了稳定的婚姻,孩子可以托付给政府,通过类似的方式得到照管。

    马:现在两个人不结婚,也可以找律师签订一个契约,建立一个共同基金,承诺用这笔资源来照管后代。还可以再签一个协议,付出更大精力照顾孩子的一方可以得到经济补偿。如果你连这种灵活的局部协议都害怕,一定会更恐惧全面绑定财产和债务的结婚协议,更说明我们不能指望婚姻来拯救生育率。

    马:婚姻解体,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人的有效寿命在增长。过去的人18岁开始劳动养家,30多岁往往就不能指望人生有什么大变化了,就算对当前的生活和婚姻不满意,也往往会说服自己忍一辈子。

    马:现在的医疗条件好了,社会也更自由了,普通人还是十几岁就可以谈恋爱,到30多岁可能觉得人生刚开始,像我一样40多岁也很乐意折腾折腾,50岁等孩子成年换种活法的大有人在,可以说有变数的人生长度是上一代人的几倍。在新形势下,婚姻这种终身绑定财产的契约肯定不合时宜。所以我根本不考虑婚姻对生育率的支撑,反而提倡社会化抚养,给单亲家庭,给非婚生子女提供保障。

    静:虽然督工你在541期节目分析了社会化抚养的经济必要性,但还是有很多观众担心成本问题,担心社会化抚养增加税收负担。尤其是你估算将来可能会消耗20%的GDP来搞社会化抚养,而当前的教育和军费开支加起来也只占GDP的6%。你的估算数字吓到了很多观众,督工你怎么看待他们的担心?

    马:老百姓有句话"嫌货(贵)才是买货人"。大家都担心社会化抚养计划的投资,说明这个方案有一定可行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普通人的公民意识在增强。

    马:我认为,当代公民最应该关注的事情,可以归为三类,画在一张图上:

    1 公共服务水平要高。

    2 别人要为社会服务交税。

    3 我也可以交税,但最好能在规则下争取最低的负担。

    马:现在大家开始嫌社会化抚养贵,开始考虑谁来承担成本,说明观众正在逐步向三个区域的中间点靠拢,这是好事。

    马:至于消耗20%GDP的问题,换个说法,社会化抚养计划能不能至少刺激25%的额外GDP增长?如果能,消耗20%GDP就根本不是问题。

    马:现在中国已经开始缺乏劳动力了,导致一些产业链开始向海外转移。与其同时,连中国还浪费了很多劳动力留在家庭,只是为了给孩子做饭,辅导孩子做作业,接送子女上补习班。如果你不信,可以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放学时间,去学校门口观察一下,就知道中国还有多少潜在劳动力。我周围就有很多名校毕业生为了培养孩子辞职在家的例子,但我也发现,他们的子女不仅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反而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这都是社会化抚养要接管的负担,要解决的问题。

    马:所以,我认为社会化抚养可以通过解放劳动力,大幅度提高GDP,解决自身的成本问题,其他的好处都是赚的。

    马:从历史来看,过去国企给员工提供不太完善的社会化抚养服务,专门拨款建设高水平子弟学校,原因就是国企的工资高,而且男女同薪同酬,如果让员工尤其是女员工浪费时间去做低效的家务劳动,对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现在全中国都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妇女也有基本平等的就业机会,推行社会化抚养,在经济上是非常合理的选择。

    静:541期节目提到,很多家庭不重视子女的心理发育,也缺乏正常的亲情,所以需要搞社会化抚养。有观众质疑,为什么要让公立机构来评估儿童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要重新定义"正常的亲情"。督工你解释一下?

    马:541期节目说,被父母阶级上升欲望扭曲的亲情,不是纯粹的亲情。被被陌生人社会破坏交流的儿童心理,有很大概率不正常。至于"正常"的标准下限,我建议交给专业的心理评估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判定,以后每个班级都应该配心理辅导老师,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马:我没有受过心理学训练,暂时不讨论具体的教育心理学问题,只是分享之前看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子女如果了解父母谈恋爱到结婚的过程,而且是父母主动分享的信息,这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多半不错,子女的心理状态也多半比较健康。这是因为人类一般只会对亲密朋友分享自己的私密回忆,对子女说,就是拿子女当朋友了,会在平等的状态下交流。这用中国的民间概念交流,就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马:现在我看周围的家庭,至少三分之一,甚至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达不到这个标准,说明很多父母并不能在平等的状态下,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传给后代,反而可能会利用父母的绝对权威,伤害儿童的心理健康。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自古以来大多数家庭的典型状态。只是我们现代人有钱有闲开始强调亲情了,父母和子女缺乏平等交流才成为问题,这也是社会化抚养要解决的问题。

    马:所以,社会化抚养时代,一个合格的心理辅导教师,首先要鼓励孩子和自己的父母交流,教他们采访自己的父母,理解自己的亲人,从上一代人的人生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保证家庭在精神层面能够传承遗产,能正确表达亲情。

    马:这在古代是少数文化贵族家庭才可能享受的待遇,在今天想普及到所有人,当然不可能凭空做到,必须由社会化抚养帮忙才行。所以我说社会化抚养可以帮助父母正确地建立亲情,体验亲情。

    上面的分析,可以推导出一个评价社会化抚养的标准。在实施之前,抽样调查中学生,看看有多少人可以立刻下笔,给自己的父母写一篇基本完整的人生传记。搞了几年社会化抚养之后,再来测试,看看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和父母谈过人生,有多少学生能给自己的父母写传记。我个人觉得,社会化抚养介入家庭关系之后,会明显提高这个比例,证明社会化抚养的合理性。

    马:所以,如果你在乎纯粹的亲情,社会化抚养会让你享受到更丰富的亲情。如果你本来也不是因为亲情生孩子,那就更应该支持推行社会化抚养政策,保持生育率。在考虑社会化抚养问题之前,我建议每个人都拿出笔,试试给自己的父母写一篇传记,看看在某些年份是不是会有很大的空白。

    马:感谢大家收看,544期节目到此结束,文本会发布到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我们周二再见!

  24.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睡前消息文稿:545期 来自“山河四省”,四个字让我害怕

    本文章发布于2023年1月31日。为方便交代对话关系,有修改。

    以下为文章正文:


    马:大家好,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欢迎收看545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静:2023年1月结束了,本月的舆论场除了疫情收尾和例行的春节新闻,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流行词"山河四省",对应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代替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概念。

    静:春节期间,四个省的年轻人在省界互射烟花,拍摄短视频上传,戏称是"山河内战"。之后又衍生了一些黑色幽默段子,比如"山河四省互不侵犯条约","山河四省互不嘲笑条约"。

    静:前几期节目督工你一直在解释"社会化抚养"概念,有很多观众留言,说如果社会化抚养还是像现在的教育政策一样不平等,就不值得分析。当时还有人提问,说"山河四省"的人民怎么办,会不会再次被甩下?督工你也来自河北,评价一下"山河四省"话题吧。

    马:1986年我还没上学的时候,楼上邻居是一位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地理老师,他强迫我对着地图背了四句地名缩写:

    两湖两广两河山,五江(疆)二宁福吉安,云贵川藏青甘陕,内蒙台湾北上天。

    马:在海南和重庆市分出来之后,缩写口诀已经修改了好几次,但第一句"两湖两广两河山"从来没变过,所以"山河四省"并不是新说法。2023年初,"山河四省"忽然在地理课之外成为流行词,显然是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

    马: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山河四省"的共同点是经济上缺乏都市圈带动,在初步工业化之后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同时四个省人口密集,有大量的年轻人既不能向外转移,也不能在本地找到出路,所以被迫抱团取暖,思考共同的发展障碍,因为类似的歧视政策而同病相怜,初步形成了一个文化联盟。

    马:要说这个概念和社会化抚养有什么关系,我完全赞同留言区的观点,如果社会化抚养政策还搞地域歧视,就没有任何合理性。但是,无论搞不搞社会化抚养,省级行政单位之间的政策性歧视都已经很严重了,这和社会化抚养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马:2023年初,就在全社会都对经济前景表示担心的同时,"山河四省"的说法全网流行,这说明地域歧视问题很可能在人口危机爆发之前就炸开,必须优先解决。所以,"山河四省"上热搜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当它是普通的网络段子,将来可能要为现实分裂付出巨大代价,勿谓言之不预也。

    马:之前的节目,我一直说,某个地区的经济衰落未必是坏事。因为经济格局一直在变,过去的资源城市,现在不一定适合集中人口;过去的农业地区,现在不一定适合搞工业。只要人口能自由流动到发达地区,在都市圈周围繁荣的中小城市安家落户,没必要强求每个地区都始终经济增长。如果地方官员坦诚接受衰落,节约基础建设投资,也许还是好事。

    马:以上说法可能适合黑龙江,适合贵州,适合甘肃的很多地区,但拿到"山河四省"就不合适,因为中原地区人口太多了。

    马: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显示,除了靠移民抢到第一的广东之外,人口第二大省是山东,第三是河南,都有一亿左右的人口,然后河北7400万排在第六。山西人口虽然只有3500万,但是也明显超过贵州、吉林、新疆和内蒙古。四个省合计3.1亿人口,自身就在中东部地区,必然长期保持人口密集的现状,必须就地搞产业升级。

    马:经过20年的尝试,中国21世纪的发展路径已经很清晰了,就是以大型都市为核心,建设都市圈经济。中小城市放弃高端的商业、文化产业和金融,把这些资源集中到核心都市,自己选择好分工方向,发展几个特色产业。大都市得到商业和金融资源之后,提升研发能力,吸引高端制造业,给周围的中小城市提供产业链枢纽,带动整个都市圈产业升级。而"山河四省"在过去30年的工业建设初见成效,已经有规模很大的县域传统工业,接下来需要依托核心都市才能爬到到下一个层次。很可惜,现在山河四省最大的弱点,就是得不到大都市圈的支持。

    马:中国有三个超级都市圈,长三角和珠三角太远,京津都市圈吸纳了周围的商业文化资源,但拒绝给周围地区当产业枢纽。至于西安、武汉、成都几个有活力的次级都市圈,都在"山河四省"之外,优先辐射本省。在四省内部,郑州和青岛冲击大都市失败,承担不起拉动上亿人口的任务,石家庄和太原更不敢说话。所以"山河四省"的年轻人去大都市的成本高,留在小城市只能做一成不变的蓝领工作,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马:年轻人找不到出路,不会首先考虑深层次的经济地理问题,而是会用公开的负面因素解释自己的难处。比如说高考歧视,比如说医疗和福利资源分配不合理。哪怕这些负面因素并不是主要矛盾,也必然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压力。如果歧视政策长期存在,最终会迫使受影响的人团结起来,形成"想象的共同体"。所以今年出现了"山河四省"的概念。

    马:举个例子,18世纪英国统治北美殖民地,主要的获利方式是垄断特定行业的贸易。殖民地的重要资源,糖、烟草、染料,都必须先运到英国,支持英国的手工业和商业。同时殖民地不能随便发展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优先进口英国本土的产品。

    马:贸易政策压制了殖民地的经济,但因为北美自然条件优越,所以人均收入还是略高于英国本土。而英国政府从垄断贸易赚了足够的钱,也不屑在殖民地收重税。一直到美国独立,殖民地的综合税负也不到英国本土的四分之一。

    马:但是,北美殖民地造反的时候,最响亮的口号并不是夺回贸易自主权,而是"无代表权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抱怨英国本土政府只收税,不给殖民地精英留议会席位。在当时的体制下,议会席位基本上是贵族子弟和大商人垄断,和殖民地的工人农民没啥关系,甚至工人农民可能还因此比本土的劳动者少交税。但是因为政治上的歧视太公开、太明显,税收的问题还是团结了全体殖民地居民,联合起来对抗大英帝国。

    马:"山河四省"的问题有点类似,核心的矛盾可能是经济地理布局,甚至可能和黄河流域的航运水平有关系,但在高考招生方面,晋冀鲁豫四个省份受到的歧视水平差不多,身边还有北京天津两个不发挥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城市做对比,这种公开的歧视政策,必然会在矛盾爆发的早期承受全部矛盾,帮助几亿人团结起来提出诉求。

    马:2001年,我还在读大学,山东有一起著名的宪法诉讼案。当时大多数省份使用同样的高考题,山东省的录取线和北京差了100多分。青岛的三个落榜学生,我得念一下名字:栾倩、张天珠、姜妍,翻出宪法,以宪法规定的平等权为依据,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最后被最高法院找了一个管辖权的理由驳回。这是新中国最著名的一次宪法诉讼案。

    马:从第二年开始,各省高考逐渐单独命题,用掩耳盗铃的方式盖住了录取分数线差异。但我认为这不是矛盾缓和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没那么笨。真正缓和矛盾的因素,是接下来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大学全面扩招------都能多吃肉的时候,不平等就可以容忍。

    马:现在是2023年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很可能要结束,而大学扩招带来的兴奋感已经结束,所以赤裸裸的教育歧视再次暴露。"山河四省"在共享的歧视政策下逐渐团结起来,重新开始塑造集体认同感。

    马:我还是用美国历史做例子。1754年之后的几年,在英国还能带领殖民地在北美搞扩张的时候,华盛顿是大英帝国的忠实臣民,积极组织军队,和英国正规军一起打法国人,占领更多的土地,还希望能获得英国的正式军衔,当一个在国王面前有地位的将军或者上校。

    马:但是七年战争之后,英法在北美长期相互妥协,殖民地扩张暂时结束。而华盛顿始终是民兵军衔,在英国正规军体系内没有地位。所以到了1774年,距离华盛顿为英国打仗只有15年,他已经成为支持独立的代表。1776年,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做军事指挥官。当年在英国体制下培养的军事能力,现在用来反英国了。

    马:如果你不喜欢和美国作对比,国内也有对比案例。说起高考歧视,广东、江苏同样是严重的受歧视省份,录取压力很大。其中江苏紧靠山东,距离河南很近,徐州市几乎是一个华北城市。但广东江苏可以享受都市圈的经济拉动作用,占据国内最大的经济增量。过去连续十几年,都是广东江苏来争夺中国GDP排名的冠亚军。所以就算承受了高考歧视,这两个省也不像华北省份那样有怨言。至于将来,如果经济全面放缓,江苏或者苏北会不会找"山河四省"抱团取暖,我们还得再观察。

    马:从中美两国的例子来看,在高速增长期,矛盾可以被暂时掩盖起来。一旦快速扩张结束,就必须尽快消灭公开的歧视政策,避免内部经济矛盾制造社会分裂。现在"山河四省"的团结意识已经逐渐形成,解决方案只有两个:或者是重新启动经济高速增长,或者是解除公开的歧视政策。

    马:两个方案对比,显然是调整教育政策成本更低,成功率更高。所以在"山河四省"上热搜之后,高考录取改革不能再拖了。我还是前面的判断,社会矛盾可能会快速爆发,"勿谓言之不预也"。

    静:之前很多期节目,督工你也分析过高考歧视政策的问题。当时很多观众说不可能改,因为制定政策的群体,就是当前分省录取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不会制定对自己不利的政策。督工你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马:作为一个在江苏安家的河北人,过去25年,我一直在观察高等教育制度。观众说的利益集团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个人觉得这是次要因素。毕竟在权力和财富两方面都边缘化的天津才是当前高考政策的最大受益地区。

    马:在当前中国的体制下,能直接影响全国性教育政策的人不多,无论是看他们的年纪,还是看相对的收益和风险,绑架国家政策来服务少数人都不是一个理性选择。倒是选择出国留学、特长生和政保生路线更合理一些。所以我认为高考改革的主要阻力还是因循守旧的管理惯性。

    马:我上周刚刚读完一本历史书《被统治的艺术》,引用了大量明朝基层文献,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明朝军事制度。这里我介绍290页的一个小故事

    马: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基层分成军民两个系统,相当一部分人口属于军事卫所管理,为军队提供士兵和军粮,不受地方政府管理。明朝后期张居正改革之后,取消徭役,折成现金,加到全国的土地税上,但是这些军户本来就不给地方政府干活,所以不承担改革后的额外加税。

    马:紧接着,清朝入关,迅速接管了明朝的税收系统。清朝官员拿起张居正时代的税收统计报告,向各地居民收税。清朝有自己的军事体系,汉族绿营士兵也是拿军饷的,所以明朝的军事卫所人口,在清朝变成了普通平民,不再给卫所提供士兵和军粮,按道理说也就失去了低税率的优待。

    马:但神奇的是,到了雍正时期,距离清朝入关已经快100年了,某些从明朝军事卫所转化而来的居民后代还能向官员明确表达立场,说我们按照惯例享受低税率,不应该交附加税。而更神奇的是,清朝官员接受了这些居民的主要诉求,承认他们可以不交附加税

    马:这是因为地方官员只对眼前的考核指标负责。既然之前的征税规则已经被各地居民接受,按照上级也承认的标准提供足额税金,而且没有激发明显的反抗,官员的最优选择就是按历史文件执行。如果官员认真起来,拿出清朝的原则去拉平税率,反而可能制造动乱,影响自己的升迁。在这种心态下,前朝的规矩,真的能管本朝的官。

    马:从明朝朱元璋建立卫所制度,到清朝雍正时期按照卫所税收原则重申税率,中间隔了三个半世纪和一次改朝换代,标准都没有重新修订。我们的高考制度只是沿用了几十年前的惯例,负责制定政策的官员回避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马:但理解官员的选择不等于接受他们的选择,因为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的运行原则完全不一样。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总量受土地和人口限制,再怎么改革,上限也不会太高。同时,农业经济很脆弱,稍微动荡就出现灾荒。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封建统治集团宁可维护惯例,保住下限,也不会暴露矛盾,追求上限。那个在清朝维护明朝税收制度的官员,完全可能因为辖区稳定,按时上缴税收而受到奖励。所以,很多明朝甚至是元朝留下来的制度,就这样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帝国主义炮舰的威胁下才不得不调整。

    马:新中国是一个反封建政权,不需要承认封建时代的管理原则。新中国还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政权,既然帝国主义一直在发展,我们也必须不断改革,刺激人民的积极性,追求没有上限的经济增量。所以,清朝官员不敢触动的惯例,新中国不能无视。清朝官员可以含糊过去的地方,新中国必须主动应对,避免历史矛盾影响未来发展。

    马:现在"山河四省"的说法已经上热搜了,从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化概念,接下来还可能塑造真实的对抗阵营,这就是社会承受力逼近极限的标志,是社会分裂的预警。所以,无论具体的管理者怎么考虑,我们必须打破有关部门的管理惰性,在矛盾总爆发之前主动改革,切断高考录取歧视这条导火索,才能稳住华北3亿多人口。

    静:最近几期节目,你提出了很多主动改革的建议。其中力度最大的改革,当然是社会化抚养。但是很多观众怀疑,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能力执行这种全面改革,会不会反而给社会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静:有的老观众看了我们去年的节目,对你提出质问。他说:封城期间,督工你从社区拿不到食物,只能拿到不知道哪一级政府买单的连花清瘟,硬是饿瘦了二十斤。面对地方政府这种执行力,你为什么还期待它执行社会化抚养这种复杂任务?

    马:这个问题,反映了2021年以来社会主流思潮的转变。2020年之前,政府要搞重大工程,重大改革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比较乐观,哪怕要做的事情超出了之前的记录,普通人一般也相信我们的制度能创造奇迹。

    马:最近两年,舆论风向逐步反过来了,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减速打击了年轻人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多数人已经进入进入现代社会的现实。过去大多数人停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国家做出一点现代化成果就是亮点。等到大多数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剩下不够现代化的方面,就是明显的黑点了。从找亮点到找黑点,政府机构的形象当然会发生变化。

    马:真实的政府能力在两种形象之间,既不是无所不能,也没有差到只能躺平混日子。

    马:上一期节目,我说刺激生育率,必须先转变观念,不要只鼓励稳定的婚姻内生育,也要给非婚生育创造安心的环境。话音刚落,昨天1月30日,四川省宣布推行新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不要求登记对象保持已婚身份,理由是将生育登记的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上。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进步,我们应该促使国家继续解放思想,建立更现代化的制度。

    马:至于说改革的时机问题,从历史来看,几乎没有哪一项重大改革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几乎都是都是受到现实压力之后,不得不赶快转向。所以,改革往往会因为因为缺乏准备而产生混乱,哪怕是那些成功的改革也不例外。所以,就算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能力有一定缺陷,我还是要基于社会趋势,提出我的改革建议,也希望每个与之相关的观众,每个公民,也和可能发生的改革互动,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

    马:过去2个月,年底的防疫政策大家都看到了,如果不对对群众做充分解释,充分动员,政策就只有粗暴封城和完全放开两个极端选项,不可能平缓过渡。而春节前后的鞭炮管理政策,相信大多数观众也看到效果了,如果没有疏导和管理,不和群众诉求进行充分沟通,往年管理再严格的地方,今年也只能说一句"法不责众"。这些例子说明,得到群众广泛参与的改革,并不能避免所有问题;但如果没有广泛的参与和认同,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有效。

    马:具体到社会化抚养和刺激生育率问题,的确可能超出了当前的社会管理能力,也超出了普通公民对社会的信心。但公民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参与,对必要的改革做出积极推动,也必须做积极推动。因为消极抵制会把社会推到更糟糕的状态。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马:我还是用生育问题举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基层政府曾经付出巨大的代价搞"计划生育",限制每个家庭只能生一或两个孩子。这在基层激发了无数的暴力对抗。

    马:当年要强行限制人口,客观条件就是人口暴增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环保压力,甚至有彻底压垮中国社会的危险。我之前介绍过中国北方雾霾的来源,原因是2000年前后,中国农民的收入提高到能买煤的水平,北方农户终于可以每家烧一个小煤炉取暖了。在十亿人口的基数上,每家一个煤炉就差点毁掉北方冬天的空气,让整个华北都弥漫着能见度十几米的浓雾。

    马:在这之前,几亿人烧不起煤的问题更可怕,因为农民为了做饭取暖寻找一切可烧的东西,剥光了山上的植被,导致普遍的水土流失,耕地面积快速萎缩。在我老家燕山地区,森林覆盖率一度只有6%。我亲眼看到,80年代山坡上的冲沟每年加深,从我小学到中学的时间就能加深七八米,往前延伸几十米。

    马:现在我们完成了工业化,农民大面积进城,可以封山育林了,当然可以反思当年的计划生育有缺陷,说当年的基层公务员太粗暴,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担心中国新增人口把产业升级的资源吃光,把环境彻底毁掉,最后整个中国变成绝望的贫民窟。

    马:中国人口从四五亿快速冲到威胁农业生态的十亿人,原因并不是农民生的越来越多。相反,建国后生育率是有温和下降的。但是,自古以来农民适应了穷困和战乱带来的高死亡率,文化上已经习惯用高出生率来对冲高死亡率,所以不管有没有足够的耕地,总是要生四五个孩子,尤其要生儿子来保持自家在农村的地位。新中国提供了和平的环境,把一部分现代医疗技术送下乡,大幅度降低了成人和婴儿的死亡率,让农民的大多数孩子能活到成家立业,结果就是人口爆炸,过一代人就要翻一番。

    马:从60年代末开始,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口暴增的威胁了,开始劝说农民少生一点。但是,因为工业化生活不普及,农民缺乏上升空间也没有足够的娱乐,坚决不肯放弃自己的传统。如果后来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中国人口可能会一路涨到20亿,吃垮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部资源。

    马:简单地说,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习惯生孩子,注定了八九十年代的政府要用最粗暴的方式搞计划生育。现在回顾20世纪,如果我们希望20世纪末的计划生育政策能温柔一些,合理一些,人民就必须从50年代开始控制自己的生育习惯。之前越是放纵,越是自由,最后使用的暴力就越多。

    马:反过来说,刺激生育也一样。现在人口暴跌的威胁已经摆在眼前了,如果我们眼下不积极推动政府去应对,不积极监督政府提高管理能力,最后必然会遇到反方向的粗暴计划生育政策。当年怎样禁止生育,将来就会怎样强行分配生育任务。这里不仅是政府有责任,人民自己也有责任。我们可以抱怨人民的发挥空间不足,但不能公开说人民应该消极对待社会,放弃主动性。

    马: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肯定有很多欠账,靠惯性和打补丁来维持社会运行。我举一个例子,新中国建国前期,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国防,进行了几十次省区调整,我家乡就从热河省调整到了河北省。1988年,广东分出了海南省;1997年四川分出了重庆市,也就是说到了20世纪末,中国平均每10年还要调整一次省区边界。

    马:1997年到现在是26年,我童年背下来的省区口诀,现在还基本适用。而这26年,恰好又对应了中国全面工业化时期,人口、经济和资源状态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的行政边界不可能完美应对。所以,仅从省区边界的变化历史来看,21世纪的中国一定是搁置了很多改革,积累了很多内部矛盾,等到经济稍有减速,矛盾就会全面暴露。

    马:现在"山河四省"的概念上热搜,导火索也许是高考歧视政策,或者是华北地区的畸形环保政策。但深层因素,就是都市圈和产业分布受到原有省界的限制,无法覆盖中原腹地人口,导致3亿人口产生了怨气。如果我们不希望将来做更仓促的改革,眼下就要正视已经存在的矛盾。

    马:回到社会化抚养问题,前面说了这么多,结论就是人口危机一定会带来激进的生育政策转折,迫使中国转向社会化抚养方案。社会如果不主动制定方案,将来就会被动转向一个粗糙的方案。公立机构不主动推行社会化抚养,民间就会产生劣质的社会化抚养方案。老观众可能还记得第39期节目,标题是《如何彻底消灭"豫章书院"》

    马:当时我说,豫章书院,是家长权力失控状态下的劣质社会化抚养,是家长强行向私立机构委托暴力管教权利之后的必然产物。豫章书院虽然很残酷,但和这些习惯暴力的家长自己管孩子相比,还是要更温柔,更节约资源。如果我们不主动接管这些家长的抚养权和抚养责任,将来一定还有更多的豫章书院:

    马:对付豫章书院的办法很清楚了,就是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师数量,增加心理学专业人员,开设更多的寄宿制学校,给那些能力不足的家长一个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国家也必须介入私人家庭生活,审查父母的心理状态和教育方式,如果问题比较轻,就批评教育,如果屡教不改,就果断剥夺抚养权,把孩子带走......如果中国的家庭教育模式不变,如果习惯法不修改,网瘾学校作为一个利润高,风险低的行业,必然长期存在。

    马:2023年刚开年,新的"豫章书院"又来了。无论是河南郑州雅圣思学校暴力事件,还是衡水二中学生的抗议,都说明社会化抚养必须尽快推行。让公立机构主动取得监护权,主动规划社会化抚养,总比被大趋势推动被动进入要好。我们不能总是每年痛骂一次"豫章书院"之类的机构,关闭几个私立学校,然后第二年再重复历史。

    马:另外,不知道各位观众注意到没有,衡水二中,河南雅圣思学校,都在"山河四省"的腹地,中国各种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今天的话题从经济地理说到了教育公平,又从教育公平回到了地理话题。

    马:第541期《社会化抚养概论》的结尾,我说马上要开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了,希望代表能重视人口断崖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544期分析社会化抚养的效果,我又展示了一张介绍公民意识的图片。

    马:今天这期节目,我再多履行一点公民义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互联网页面是"中国人大网",左栏有一个选项是"审查建议在线提交"

    马: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条法规明确规定过各省高考录取名额的分配规则,所以我只能用"高等教育"做关键词,找到了唯一的全国行政法规------1986年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

    马:这条规定第一条就赋予国家教育委员会编制全国招生计划的权力。现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已经改成教育部了。

    马:所以我正式提出了审查建议,希望人大代表重新审核《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在第一条应该加上"公平"两个字,最后的文本是:"由教育部公平编制年度招生计划"。其他观众如果对高考招生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向人大传达民意。

    马:除了立法之外,我之前介绍过国务院的互联网页面------中国政府网。这是一个积极汇总留言的网站,大家可以在留言统计页面看到每个月的留言重点。

    马:去年11月,一共13万留言,有12.7万和疫情防控相关。到了12月,五万留言,只有4.6万和疫情相关,可见12月放松管控之后,无论如何矛盾还是缓和了。

    马:中国政府网可以直接在网页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国务院客户端实名认证留言,我也刚刚又添加了一条高等教育平等化建议,内容是这样的:

    2023年,互联网热搜出现了"山河四省"关键词,其他视频网站也频繁出现"山河四省"相关话题,引发晋冀鲁豫群众参与。这一方面表明华北腹地人民对经济发展现状不满,另一方面,也和现行高等教育的歧视性政策有关。

    华北四省环绕京津,省内缺乏优质大学,报考省外大学,录取率远远低于京津等地,引发群众强烈不满,年年积累怨气。2022年疫情政策反复调整,影响了经济发展,暴露了社会矛盾,所以"山河四省"人民出现了局部共同体意识,抱团反对歧视。如果放任此种趋势,可能会导致社会全面割裂,降低我国应付各种危机的能力,请务必重视,尽早以公平态度调整高考招生政策。

    马: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留言建议功能很便捷,其他观众也可以通过类似方式传达自己的观点,落实公民义务。

    马:545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稿发布在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欢迎关注,我们周五再见!

  25.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刘仲敬:关于在美华人各势力集团的阶级分析

    https://twitter.com/LiuZhongjing/status/1613875093817393152

    可见冷战白华集团融入美国社会最深,势力最强,但他们的台湾政策是消极的,也就是弱者和新人的最佳政策,紧跟民主党主流派,支持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支持亚裔细分台湾单列,但美国国内族裔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无关。

    台华集团仅次之,融入程度相去不远,也能左右美国政策,但贵族阶级的最高层级尚未超过冷战白华集团,fapa和蔡英文对冷战白华集团采取的都是统战政策,民进党的台湾国内族裔政策大概是宗主国内政的投影。只有台湾本土蓝和美国冷战白华集团合作推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路线,才具备以华独替代台独的统治能力,其他任何集团包括白区党都没有这个能力,最多只能制造混乱但不能有效统治。

    再其次是清国和诸夏移民集团,时间虽然最早但由于诸夏社会相互隔绝,同时又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绝,在基本上是二战开始冷战成型的融入进程中反而不如前两者,九十年代以前大量被白华集团吸收,九十年代以后又大量被白区党吸收,不具备贵族培养能力,左右美国政策的能力微不足道。 再其次为白区党,九十年代以前的地位约等于恐怖份子,九十年代以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的有效统治者,又大量统战清国移民和白华集团,势力有所上升,并执行了培养红华贵族,打入两党政坛的危险计划,只是根基尚浅,地位低于冷战白华集团和台美集团,又受美国主流社会和中国红区党的双重压迫,几乎没有左右美国政策的能力,必须注意新出现的共和党华人大部分来自上述计划,其实比冷战白华集团当中的民主党人对台湾更为不利,所以依据意识形态而非阶级出身和组织关系的战队方式极其危险,仅仅属于天生就要被人免费利用的外围群众。

    再其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论数量已经超过前述所有集团,但没有清国移民都普遍存在的最起码的小区,更不存在秩序生产能力和贵族培养机制,大部分由白区党有效统治,少部分由法轮功有效统治,极少数依附冷战白华集团的底层,融入程度和阶级地位最低,对包括白区党在内的任何政治集团的政策都毫无发言权,跟沦陷区的编户齐民一样属于矿产资源类,只是钱比沦陷区的阶级兄弟多一些而已。

    民运只有知识分子泡沫和无业游民,二十一世纪初以后已经丧失所有左右政策的能力。

    最后最弱的才是诸夏爱国者,包括极少数清国和诸夏的地主资产阶级子弟,大部分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小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泡沫性质与民运相同,而且人数少得多,可恃者只有敌人的错误和未来的机会,在沦陷区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以后可以大量收割资源,自身军阀化或依托军阀政权实现有效统治。

  26.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中县干部》

    献诗

    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飘满了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内容摘要

    本研究在对改革开放30年来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大背景下,运用政治精英生涯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县干部 1978 年以来的变迁和晋升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并提供了中县干部的整体图像和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

    从中县干部的构成来看,中县干部体系是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的四层金字塔。从干部的家庭出身来看,60%来自于农家,20%来自于干部家庭。从性别结构来看,90%是男性,10 % 为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主要分布于 35—55 岁的年龄区间。从教育程度来看,全日制教育是空前绝后的中专一代,在职学历教育则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从专业来看,全日制教育文科和理科都占一定比重,文理不分的比重最大。在职学历教育则以人文社科为主。从籍贯分布来看,基本都是地方精英,正科级以下基本都是中县人,副处级以上基本都是非中县的北山市人。在籍贯分布中,不均衡现象明显,某个地域集中产出干部的精英集群现象突出。

    从中县干部的来源来看,主要是三个渠道: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和吸收录用。从他们的初职获得来看,主要是贯彻学用一致,专业对口的原则,同时关系等社会资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获得初职后,大多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成长阶段,这其中,再筛选机制在他们的单位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教师从政则是比较鲜明的干部流动现象。同时在干部流动中,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突出。而单位流动的结果证明,干部资源的多少和单位的好坏往往成正比。

    从中县干部的发展轨迹来看,主要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轨迹,并以混合型为主,说明干部的流动和他们的晋升成正比。从干部轨迹可以看出,中县干部的仕途已经制度化和例行化,一个干部现在的职位和年龄大致决定了其仕途的发展前景。从干部仕途各个级别的时间间隔来看,晋升为副科一般约8年,副科到正科约3年,正科到副处约7年,副处到正处约7年。干部的仕途轨迹中,政—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

    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在中县,关键机构主要有:党群系统的县委办、组织部、纪委和团县委等;政府系统的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等;公检法机构和重点镇等。关键岗位主要有: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办主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团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等。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从而形成了干部仕途中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 从政绩与干部的仕途来看,1978年以来,中县实行了一种以激励为主的干部政绩型体制。通过中心任务和目标考核,这种体制把干部引入为晋升而发展的竞赛中,从而形成了中县 30 年巨变的制度性因素。但凭政绩用干部必然导致政绩真伪问题,并导致假政绩的不断出现。政绩型体制在中县演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精英乡镇集团,产生了乡镇党委书记晋升的双强模型,这种双强模型以经济发展和绝对绩效为基础,使得绝对绩效而不是相对绩效,综合指标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但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经济发展和经济指标成为政绩型体制的基础。

    从关系与干部的仕途来看,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关系类型主要有: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这其中,政治家族现象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同时,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历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干部仕途中的关键环节,并导致隐性台阶的强化和干部仕途“过度竞争” 的格局。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有机结合,这其中非正式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成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干部构成,干部来源,干部摇篮,政绩,关系

  27.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刘仲敬:大棋局——泛亚主义与20世纪远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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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正文部分:


    提問人:共同體的產生和路徑的選擇有沒有內生性和主體性因素的影響?

    劉仲敬:共同體是在西方勢力入侵的過程中間逐步形成的。在形成之前,你沒法準確的判斷哪一個共同體會形成,哪一共同體不會形成。你要是在 1850 年判斷的話,你真的沒法判斷捷克和羅馬尼亞這兩個國家會形成。在中世紀,有摩拉維亞這樣的地方,有波西米亞這樣的地方,有瓦拉幾亞公國,有特蘭西瓦尼亞公國,還有摩爾達維亞公國。這樣的公國遍佈了整個歐洲。它們也許像布列塔尼公國和諾曼底公國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漩渦中間,它們曾經是政治組織,有形成共同體的潛質,但是最終被歷史遺忘;但是也有可能,出於巧妙的機緣和巧妙的操縱,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冒出頭來,成立了羅馬尼亞王國和捷克共和國,這些都是依靠機緣。

    在它還處在非常幼弱的階段,搞不清楚的時候,認同是很模糊的。十九世紀末期的斯洛伐克人,他到底是斯拉夫人還是匈牙利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你讓他多受了一點斯拉夫的教育,他也許就會認為自己是斯拉夫人;多受一點匈牙利教育,也許會認為自己是匈牙利人。但是關鍵還是國際條約的規定。如果國際聯盟決定捷克應該獨立的話,那麼即使波西米亞人和摩拉維亞人原先沒有明確的民族意識,但是將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以後,他們是很可能產生出民族意識的。如果國際會議決定瓦拉幾亞公國和摩爾達維亞公國合併,那他們也可能為自己發明一段歷史,宣佈他們是羅馬尼亞人,是古代羅馬帝國的後代,儘管這段歷史沒有一點可靠的地方,百分之百屬於胡說八道,但是假的東西也完全可以變成真的。政治上能不能夠站得住腳,和它實際上是真是假關係並不是很大。一切民族本質上都是神話。

    你要說我剛才舉的這些例子,這些民族一定會存在嗎?不一定吧。如果國際條約簽署的過程中間,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家稍微打一點呵欠,或者說本國民族主義團體的院外活動集團更能幹一點或者是更愚蠢一點,後來的發展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吧。遠東的形勢是已經寫定了嗎?顯然不一點啊。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它到底是走英國路線、俄國路線,還是走解放亞洲的路線?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當時各種國際和國內政治力量的平衡,稍微差一點,例如,射向犬養毅首相那顆子彈如果偏了一點,讓他多活幾年,結果就會不一樣的。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必然會發生的。犬養毅如果多活幾年的話,日本不一定會走向退出國聯以後,跟西方國家相對抗的道路。

    這些事情都是在敏感的關鍵時期,都取決於極其偶然的現象。但是路走的久了以後,哪怕是將錯你就只能就錯了。就好像說是,一個小孩在十八歲剛剛進入社會的時候,他確實有很多種可能的路線,如果我對一個十八歲的小孩,天天遊說他,啊,你學醫非常好,我帶你去當醫生吧,他哪怕是開始對醫學不太感興趣,但是我如果帶著他去當醫生,讓他在醫院連續工作五年以後,他很可能一輩子做醫生了。但是如果我在這五年之內,我帶著他去當建築師,天天去建築公司實習的話,他很可能一輩子就做建築師了。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在他四十歲的時候,已經當了二十年醫生以後,命令他,你以後不要再學醫了,以後再去當建築師,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民族和共同體也就是這個樣子的。你在現在這個時代想,愛沙尼亞原來存在嗎?它不存在。它只是封建中世紀的一個公國,夾在德國和俄國之間,它受俄國沙皇的保護,並沒有明顯的獨立慾望。但是蘇聯共產主義成立以後,它由於恐懼共產主義的緣故,不敢留在蘇聯當中,宣佈獨立。一旦獨立以後,它就產生了自己的民族意識。等到斯大林和紅軍再一次戰勝它的時候,它就覺得是恥辱了。請注意,當俄國彼得大帝第一次來,把他們從瑞典人的手中劃到俄國沙皇手中的時候,這只是沙皇和瑞典國王的事情,當地居民一點也不在乎是瑞典國王當權還是俄國沙皇當權,他們沒有民族意識。但是等到他們在一戰以後宣佈獨立,斯大林的紅軍再來的時候,他們就有民族意識了。他們逃進森林打游擊,誓死不願意接受蘇聯的統治,在被蘇聯鎮壓了幾十年以後,被俄語的公立教育洗腦洗了幾十年以後,還是第一個從蘇聯帝國中間衝出來了。這就是一個路徑的問題。

    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走哪條路線還是不確定的事情。但是經過戰後連續幾十年,它已經走到同一條路線以後,你就很難指望它再改變路線了。你要是說在 1935 年,台灣會走到什麼路線,還不好說,因為這時候的台灣跟大清帝國末年的台灣還不是差別很大,大多數人民仍然在地主和士紳的統治之下,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他們不在乎是天皇統治他們還是大清皇帝統治他們,只要自己的負擔夠輕、日子過得好就足夠了。然後經過日本人在三、四十年代的公立學校教育,等到二戰時期的台灣青年已經是,可以說是二十歲到三十五歲的適齡青年總共只有六十三萬,有六十萬人搶著去報名參加日軍。日本人只在日本本土徵兵,台灣人和朝鮮人當不當兵是自願的。但是全體台灣青年踴躍參軍,唯恐日本軍隊不接受他。日本人只徵兵兩萬三,六十三萬台灣適齡青年中有六十萬搶著報名。不被日本軍隊接受的那一部分人感到很傷心,就像是高考失利一樣,覺得自己是很丟人的事情。到了這一步,你要再挽回已經很困難了。如果倒退二十年,那是可能的。再前進二十年,就不可能了。像馬來民族吧,在拉赫曼統治時期,他們還只是居民,但在經過馬哈蒂爾經營二十年以後,你要再想讓他們倒回去,恐怕就已經不可能了。或者說即使可能的話,也需要有粉碎整個社會結構的重大打擊,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提問人:我認為本土的、內生的東西對共同體的形成還是有很大作用的。比如,日本本土的文化在日本共同體的形成中,就應該起到了很大作用。

    劉仲敬:共同體的認知主要是一個邊界認知,跟你實際上的文化是什麼樣的,關係不算很大。最主要的東西是,讓它充當符號,充當凝聚的符號和分離的符號。實際上的差別是不是很大,那是很難說的事情。你要說是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差別很大,那它跟穆斯林的文化相比,哪一個的差別更大?你去問孫中山、章太炎這批人,問他一句,是中亞的穆斯林跟上海人的關係近呢,還是韓國人、日本人跟上海人的關係近?他們十個人中間會有九個人回答說:日本人、韓國人和江蘇人都是華夏文明和孔子的子孫,而穆斯林和西藏喇嘛則不是的,我們跟日本人關係近,跟滿人、蒙古人的關係更疏。如果你現在再問,得到的答案可能不一樣。會有很多人說是,我跟穆斯林的關係和西藏的關係更近,而跟日本的關係比較疏。到底哪一個更親哪一個更疏?這主要是一個政治選擇的問題。

    像波西米亞那些人,他們的上層人士都是講德語的,你也可以說是波西米亞語只是像高地德語、低地德語那樣的一種方言,反正上層人物都說普通話,只有下層人才說方言。只要他們願意選擇跟德國人在一起的話,他完全可以把波西米亞語作為方言而存在的。促使波西米亞建立德國民族的因素是什麼呢?第一,他是天主教的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對普魯士人始終懷有嫉妒之心;第二呢,波西米亞是奧匈帝國的主要工業區,而奧地利和匈牙利都是農業區,利益結構要求波西米亞人跟奧匈帝國的其他部分有所區別,要不然他們作為發達地區是吃虧的。這兩個基本盤決定了他們必須為自己發明一個民族標誌,然後他們就會發明出,我們跟斯拉夫祖先有一定的關係,其實血統這個東西是說不清的,然後根據這個標誌重新構建自己的民族。

    只要,第一要有利益上的需要,第二要有國際政治上面的有利的和現實可能的前景,這兩點建立了以後,然後你構建民族那是不患無詞,不患沒有標誌的。像中華民族這樣的東西,它內部的異質性相差之大,是人類社會中極其少有的,即使奧斯曼帝國也是非常少有,很少有像這樣相差如此之大的居民能夠自身是同一個民族的。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國際條約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你如果真想把它拆散的話,那不愁找不出理由。

    你如果真要把日本東部和西部拆散,那也是不愁沒有理由。日本東部和西部一向是相互瞧不起的,江戶人絕對瞧不起京都人的,他們吃飯的口味都不一樣,京都人一定喜歡吃淡的,江戶人的口味要濃的多,江戶人自以為豪俠奢侈,瞧不起京都人的儉省吝嗇。你如果非要把他們分離開來,那你完全可以說是,以公卿文化為核心的京都文化是代表著一種高雅的精緻的貴族文化,他們像哈布斯堡的奧地利一樣,有一條特殊的路線,跟關東武士和商人建立的政權不一樣。關東武士和商人和工業家的政權,有點像新教的普魯士,他們不大重視藝術,而比較重視武力和資本主義,性格上跟南方人和西方人不一樣,儘管他們原先都是德國人一脈相傳出來的,但是還是應該像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一樣建立兩個民族。難道這個理論建立不起來嗎?你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不難蒐集出足夠的證據,證明京都核心和江戶核心是類似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個不同核心,應該建立兩個民族。

    但是這些事情為什麼沒有這樣發生呢?因為國際政治不是往這方面走的。普魯士和奧地利最終的分離,骨子裡面是法俄兩國對神聖羅馬帝國進行不斷干涉的結果。而日本的統一,則是海上的日本在地緣和政治上易於統一,然後以後的歷次國際條約又強化了這種路徑依賴的結果。所以歸根結底這個東西,文化的因素在共同體的形成中間,不是最主要的,它只是起一個標誌和象徵的作用。是首先有了這樣的需要,有了這樣的路徑,然後你才去選擇這樣的象徵,而不是說有這樣的象徵就可以建立民族。同樣的象徵,只能存在但建立不起民族的事例多得是;同樣的象徵不存在,但人為的可以發明象徵的事情也是多得是的。

    提問人:泛亞主義在未來還會有什麼發展?

    劉仲敬:泛亞主義其實是有不同的繼承人。你可以說是,三十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三十年代的國民黨蔣介石,他們都是辛亥時期泛亞主義的繼承人。這個理論在兩個意義上是成立的。第一,從人事上講。三十年代的國民黨人和三十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從人事角度上來講,他們都是辛亥年間興亞社、振亞社、玄洋社、黑龍會這些組織的後代,辛亥革命是他們發動的,三十年代日本內部的政變也是他們發動的。從組織上講,三十年代的國民黨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府是同根生的兄弟,儘管他們互相殘殺的最慘,但是也不能改變他們是同根生的兄弟這個關係。可以說是日本人是明治時代和辛亥時代泛亞主義的長子,而國民黨人則是泛亞主義者的次子。這是組織層面。

    在意識形態上是這個樣子的,辛亥時期的泛亞主義者,他的主要邏輯是什麼呢?東方文化的先進性以及通過韜光養晦最終推翻西方統治的必要性。這種意識形態同時構成了三十年代軍國主義者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基礎。他們的邏輯都是,通過我們本國的改革和革命,使我們強大起來,強大起來以後,最終實現黃種人和亞洲人的崛起,推翻白種人統治。

    第三點就是他們重新構建的意識形態。什麼叫大東亞共榮圈?大東亞共榮圈這個詞不是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產生的,它是在辛亥以前就產生出來的。這個詞,孫中山本人是異常熟悉的,他一再的要求日本人負起領導大東亞的責任。如果他活到太平洋戰爭那個時代,他會不會像是汪精衛一樣,組織一個親日的傀儡政府,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想像。但是毫無疑問,在他死以前,直到最後關頭,他如果有選擇的餘地,日本人肯給他支援的話,他是寧願選擇日本老朋友而不願意選擇蘇聯的。

    而國民黨在它執政時期重建的意識形態,其實表面上是大中華主義,但是在很多方面都很像過去的泛亞主義。它實際上是把過去泛亞主義的思想結構改了一下。泛亞主義是希望日本這個明治維新的領頭羊負責領導亞洲各國求解放,被領導人中間,包括中國革命黨人,因為中國革命黨還沒有勝利,自然要依靠已經勝利的革命黨人來領導了。但是北伐以後的國民黨,他可以說他是已經勝利了,至少是在局部勝利了,他可以說,以後解放亞洲人的使命就不再是日本人來領導,而是由我們領導了。他把亞洲人換成了大中華。

    日本人的泛亞主義是要求解放全亞洲,這個全亞洲是不包括俄羅斯和中亞遊牧民族,但是包括中日韓和東南亞國家的,這是他要解放的亞洲範圍;而國民黨要解放的這個亞洲範圍呢,則是一個泛華夏民族的範圍,就是說,歷史上看,跟華夏文化有傳統聯繫的這些,包括大清統治下的各個地方,包括台灣、朝鮮,包括東南亞各地,都是他要解放的範圍。你也可以看出,國民黨這個大中華的概念跟日本人這個泛亞的概念、大東亞的概念是非常相近的,範圍是非常相近的。不僅範圍相近,思想結構也是基本一樣的。

    但是它跟辛亥時期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是恰好相反的。辛亥時期那個炎黃子孫和黃帝子孫的概念是非常狹窄的,是把十八省的漢人和大明江山,跟關外的滿人要對立起來的一個結構。它非但不要求國外輸出革命,而且還要割裂大清原有版圖。為什麼呢?因為它設計的這個小中華是可以在日本人領導之下,共同驅逐外族,建立革命事業。而這個大中華的概念呢,它實際上是在假定,它自己已經強大到足以取代日本的領導地位了,用大中華或者大華夏這個概念去取代日本的大東亞或者大亞洲的概念,但是心理結構是異常相似的。正因為兩者非常形似,佔據的生態位異常相近,雙方就必然會發生衝突。

    你如果假想一下,假如蔣介石像孫中山或汪精衛一樣,他不但願意、而且巴不得日本人出來當領導的話,中日之間還有可能發生戰爭嗎?不可能發生戰爭吧。這樣一個假定的中國,它會像是孫中山和汪精衛所設想的那樣,甘心當日本的小兄弟,跟著日本人去打英國打俄國,實現它解放東亞的大業。孫中山如果在世的話,他恐怕會很樂意這麼幹吧。之所以中日戰爭會發生,就是因為,說白了,雙方都想解放全亞洲,而且解放全亞洲的領導權都想歸自己的緣故。

    大家要搞清楚,解放和侵略是同一個詞,全看你的立場問題。蘇聯人叫做解放者,在蔣介石看來就叫做蘇聯侵略中國了。日本人叫做解放者,在蔣介石看來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國了。但在汪精衛看來就是日本解放中國。孫中山叫做革命的那些東西,在大清看來,那就是日本這個境外顛覆勢力在顛覆大清。蔣介石的革命在北洋政府看來,就是日本人在侵略中國。所以這完全是一個立場問題。如果你站在跟他比較相近的立場,你就會把這種行為叫做解放;如果你站在相反或者敵對立場,你就會把這種行為叫做侵略或者顛覆。所以,撇開這些東西,你如果按照火星人的立場來看問題的話,你說這種行為是解放或者是顛覆,那是一件一點兒意義都沒有的事情。就像你把妻子叫做妻子還是叫老婆一樣,差別其實很小的。

    大家都想要解放或者侵略大東亞,雙方唯一的立場差異就是說是誰來當領導人。這種做法是最容易引起雙方之間的衝突的。最後的結果是,雙方原先準備革命的對象,反倒變成雙方競相爭取的盟友,而爭奪這個領導權的鬥爭反而變成無法妥協的鬥爭了。這在政治生態位的鬥爭中,其實這個做法是非常常見的,越是相近的生態位,彼此之間的爭鬥是越狠的。

    現在的情況其實也是這個樣子的。泛亞主義在二戰結束以後是不可能重新復活的,只要美國在東亞的統治地位一天持續,這種泛亞主義就一天不可能復活。但是它也是留下遺產的,而且這個遺產也是由中日雙方分享的。日本分享的是什麼遺產呢?就是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和南洋各國的傳統盟友。這些國家是日本人解放或者入侵東南亞的時候留下的種子,因為有日本人來解放或者是侵略,這些國家才得以從歐美列強的殖民統治中間獨立出來。

    像蘇加諾、哈達這些人,印度尼西亞獨立的英雄,像昂山家族這些人,他們是什麼呢?你可以說他們是相當於汪精衛的漢奸,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帶路黨,但是也可以說他們是本國的民族英雄,他們在日本人的解放之下,使本國從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台灣的本土派其實也是這批人,他們的生態位跟蘇加諾和昂山素季那些人恰好是一樣的,而跟國民黨蔣介石所在的生態位則恰好相反。

    可以說是日本跟南洋這個潛在的同盟,它構成了日本泛亞主義的一條草蛇灰線、一條繼承線。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德國是完全承認他自己戰敗的,而日本不一樣,日本對戰勝和戰敗是有他自己看法的。他也可以說是戰勝也可以說是戰敗了。說他是戰敗了,是因為他在美國確實戰敗了;但是另一方面,他消滅歐洲殖民主義這方面,他也可以說他是戰勝的,因為他確實消滅了歐洲殖民主義。戰敗派和戰勝派的爭論,在戰後的日本繼續長期停留著,就表明著日本主流社會並沒有真正安下心來做一個地方性的小國。將來時機適合的時候,日本和東南亞那些被他解放和侵略的國家的精英階級重新團結起來,這是指顧間事。

    而且那些國家比日本人還要更積極。在九十年代中期日本還一直都不想崛起的時候,像馬哈蒂爾這些人談論亞洲價值的時候就巴不得讓日本出來領導。因為中國人在這個時候好像表現得很 sb,就是說他們以為談亞洲價值是為了中國人的好,表現得一廂情願的非常興奮。但是馬哈蒂爾其實說話說得很清楚,亞洲價值的領導是誰呢?是日本人。他根本就沒有把中國人考慮在內。

    當時日本人還不能接受這個號召,但是在美日安保條約調整以後,新安保法通過以後,釣魚島的危機爆發以後,甚至在將來比如說有朝一日日本憲法修改以後,日本和南洋的聯盟是呼之慾出的事情。這樣一個聯盟,可以在不違反美國主導的舊金山條約體系的情況下繼續維持,作為舊金山條約體系的一個分支而存在。只要日本人不越過這個天花板,那麼美國沒有必要也不大可能出來限制它。但是這種東西從實質上來講,它是大東亞主義、大亞洲主義或大東亞共榮圈在未來時間的一個繼承者。

    大東亞主義在未來還有另外一個繼承者,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理念,它現在的繼承者已經是中國共產黨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起家的過程中間,是解體論者和民族獨立論者,它非常積極的支持台灣、西藏或者是任何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的部分實現民族自決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分離,只要這些地方不是它的,它就堅決支持中國分裂的。在革命成功的初期,它堅決的支持國際主義立場,對於任何能夠聯想起大漢族民族主義或者大中華主義的意識形態,它都採取了堅決鎮壓、無情打擊的態度。但在冷戰結束以後,它需要新的意識形態的時候,它繼承了國民黨丟下的這個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是它在過去幾十年極力想打倒的。

    但是這個做法不是第一次了,國民黨也不是一開始就是大中華主義者。大中華主義者,我們以前已經提到過,是梁啓超為大清帝國設計出來的,設計的目的中間就包括有利用大清統一這面旗幟來壓制國民黨和各種革命黨人利用炎黃子孫這個旗幟發動革命的企圖。如果大清帝國是合理的,中華民族是合理的,那麼炎黃子孫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可悲的分裂主義。而國民黨在它勝利的最初期,在辛亥革命那個時代,是堅決反對中華民族的概念的。炎黃子孫的概念和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截然對立的,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概念,就像是凱末爾的小土耳其和奧斯曼帝國這兩個概念一樣對立。

    但是國民黨在北伐成功以後,它發現它自己處在可以繼承大清、甚至可以繼承日本霸權那個地位上,它就改變主意了。它重新繼承和修改了梁啓超那個大中華民族的理念,摻雜了蘇聯共產國際和日本大亞洲主義的理念,把這個理念算成是它自己的,儘管這是它原來反對的東西。然後它被共產黨打倒了。現在共產黨又進入了國民黨在抗戰時期那個生態位。它重新撿起了曾經被大清用過、曾經被國民黨撿起來過、本質上講最初是日本人在設計泛亞洲主義的時候設計的這些概念,經過一系列修改以後,把這些話語安到自己頭上,包括日本的那句著名的台詞,「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這句台詞,我想,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如果聽到這句台詞都會感到不寒而慄的恐懼,因為這句話是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的前夜說出來的。這句話包含了這個含義,就是說,日本人要打垮國民黨和亞洲大陸其他勢力,把東亞統一起來反對歐美,希望歐美的勢力趕緊從亞洲滾出去。直到不久以前,這句話一直是作為日本侵略野心的罪證說出來的。現在這句話輪到中國人頭上了。可以說它意味著泛亞洲主義的另一個分支已經把它的衣缽種到了亞洲大陸。

    這一點也很正常,泛亞主義本來就是有分支的。在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和蔣介石的大中華主義者同時繼承了明治時代理想主義的泛亞主義的一部分精神,而現在呢,泛亞主義的精神在二戰結束後的那段時間幾乎完全絕滅以後,現在又由安倍和日本保守派繼承了一部分,又由中國領導人繼承了另外一部分。這種繼承造成的後果很明顯,它恰恰就造成了東亞絕對不可能團結的一個事實。就因為雙方都希望亞洲大陸在自己的領導之下,所以才預先就注定了誰都領導不了亞洲,而且雙方必然都要在亞洲以外去尋找盟友,來打擊它在東亞內部的敵人。這是必然的。未來,它們肯定要在東南亞相互打擊,同時各自尋找外援。第三方站在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地位上,相爭的兩方誰都打不倒誰,這是很明顯的形勢。

    提問人:您常用的「駐馬店」和「桂枝」是什麼意思?

    劉仲敬:駐馬店是黃淮流民區,長期經過難民訓練和熏陶,形成的那種特殊的流氓無產者人格。「枝」就是支那,是一個沒有建立起來的虛假共同體。為什麼這個虛假共同體特別可惡呢?它就相當於是用假鈔票一樣。如果我把東西賣給你,我當然希望你付給我真鈔票,用你的鈔票我能買到別人的東西。但你卻付給我一張假鈔票,讓我為了愛國而犧牲,而這個國是根本不存在也不一定能建立的起來的,而我卻必須為這些東西付出實際上的代價。這就像是阿凡提那個故事一樣,因為我聞了你的飯菜香,老闆就要我付錢,那麼我的反應是什麼呢,我就要像阿凡提一樣,敲一敲銅錢,讓你聽聽我的錢響。

  28.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中文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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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中文之死

    有一天,囚犯在自己的房间里坐着,忽然来了好几个狱卒。他站起来,抱着回去继续受审的希望,但那些狱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个说:

    “我们是来通知你,你今早在牢里死了。”

    “什么?我终于被判死刑了么?可是没有判决啊!”

    “不不,是这样的,没有人判你死刑,你的判决没有变,而且别忘了,你随时可以走出这牢房,只要你接受我们大人的条件。”

    “我说过,我不会出去的,因为我不接受条件。而且我一直要求重新审判。”

    “那永远不会重新审判了,因为今早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你死了,在这多年的囚禁和抗议后在狱里病死了。一个死了的人,怎么能复审呢?”

    “是谁说我死了?”

    “不知道,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给你在狱中好吃好喝,待遇比外面还好。”

    “啊,那我懂了,难怪今早这么吵闹。所以你们要把我推出去,向暴动的人群证明我没死,来平息他们的怒火么?告诉你,怒火是平息不了的,会一直烧下去。因为我在这里,和死也没什么区别了。”

    “你完全搞错了。看来你坐牢这么多年,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已经完全和生活脱节了。告诉你吧,是的,一开始你是这座城市精神的象征,是自由的代表,当你最初被关进牢房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但自从大人宽宥你而你拒绝出去之后,你就变成了一种很大的负担,比大人定下的税赋还重……每当大家抬头看着高高的山丘,蓝天衬着山顶这座圆塔,他们就要想到,啊,这里面关着一个人在替他们抗议,替他们受罪,无限地受大人的惩罚;这里有个人永远不妥协,不接受条件。久而久之,他们把你和你的事业忘了,因为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只是偶尔和大人之间会有些小摩擦,那时候他们就会想起你,心里感到不安。所以,从很多年前开始,他们,或者说我们,就暗暗希望你在狱中牺牲,希望我们残忍地杀害你,或者自己病死了也好。这样他们就能光明正大地缅怀你,纪念你,而不是为了你还在等我们救你出去的缘故,而感到万般棘手。另外,你还活着,并且精神头不错,等于在对他们说:看看,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像我一样在这里,被关在高塔上?我相信今早的传言就是这样起来的,是一个多年的愿望终于成真了,否则不会这么快,不到半天,追悼会就准备好了,这会儿应该开完了。当然,他们聚集在广场上,向我们要遗体。既然如此,我们能不给吗?”

    他说完,囚犯沉默了很久,然后说:

    “你们可以杀了我,但还会有的,还会有像我一样的人出现。”

    “当然,不过他也会像你一样被抓住关起来。其实,你完全搞错了自己的作用。你确实是为他们牺牲的,但却是为了他们的良心。只有你们这种人连续不断地死掉,连续不断地让人感觉恐怖,人们的良心才能真的解脱。所以你死吧。”

  30.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多图注意\存档]睡前消息文稿:397期 解决丰县拐卖事件,你能付多少代价?

    本文章发布于2022年2月22日。为方便交代对话关系,有修改。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人立场。

    以下为文章正文:


    马:大家好,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农历正月二十二,欢迎收看397期睡前消息。

    静:到现在为止,2022年中国最大的网络事件,是江苏丰县的疑似拐卖事件,一名很可能从云南拐卖而来的妇女是8个孩子的母亲,是周围人眼中的精神病人,同时也是明显的家庭暴力受害者,经常处于被铁链束缚的状态。在视频被身边的人发上网之后,全国网络舆论都在指责这个家庭,指责当地的社会生态,乃至指责丰县地方政府掩盖事实。

    静:到现在为止,当地政府已经给出了四次通报,每次都要修正之前通报的部分结论。而江苏省也越过徐州市,成立了事件调查组。督工你怎么评价这件事?

    马: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相信省级或者更高级的调查组能准确公布真相,找到这个畸形家庭的直接责任人,处罚渎职的基层干部。但是,网民的诉求不仅仅是解决这一件暴露出来的个例,他们还想知道当前社会还有没有类似的受害者,以及如何避免再发生新的类似事件。

    马:所以,我打算先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理解丰县事件,然后再探讨解决方案。

    马:丰县这起拐卖虐待事件,代表了两个历史时期留下的负面遗产,一个是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泛滥时代;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农业时代。

    马:对于1985年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泛滥,相信很多观众都有记忆,我年纪小的时候,经常听说身边的同龄人被陌生人带走,再也找不到。2000年我读大学,外出实习的时候,哪怕只是到杭州郊区,学校也会警告女生,避免单人外出,不要随意答应陌生人的求助。保守估计,这期间有上百万的妇女儿童被拐卖,而且越是底层社会出身的人,越容易受到侵害。这次丰县的疑似拐卖事件,受害者就很可能出身于云南穷困山区。

    马:但是,1985年到21世纪初的人口贸易问题,不是忽然爆发出来的,而是几千年农业社会落后遗产的突出暴露。

    马: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穷困,穷困不仅仅意味着底层日子不好过,还意味着政府财政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在城市之外严格落实法律,只能默许乡村社区实行事实上的自治。另外农业社会,经济的底色是自给自足,普通农民基本的人道主义规则,一般只适用于熟人社会覆盖的范围,外乡人的利益一般会被无视;而外乡人在本地无牵无挂,也经常会为一点小事做出恶性犯罪。至于说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父母因为一点彩礼卖了女儿,抱着甩包袱的心态,把带有残疾的子女送人,这都是农业社会的常态,几乎不可能在工业化之前杜绝。

    马:到了解放后,中国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但起步慢,底子差,21世纪之前,农业社会一直是中国的底色。丰县拐卖事件代表的人口贸易和家庭暴力,可以看做传统农业社会负面文化的最后一次展现。

    静:督工你也说了,大规模人口贸易,主要发生在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大多数人口也生活在农业社会,为什么人口贸易不这么严重呢?

    马: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处于准军事动员状态,当时的农村人口流动是严格受控的。长途旅行需要介绍信和粮票,需要坐火车经过交通枢纽,也就是经过法律和秩序比较完善的城市,所以远距离贩卖人口很难。而且当时很多资源不通过市场分配,富裕农民攒下几百斤粮食和几十斤土特产,也没法远距离交易买人。至于说近距离买卖,要受到熟人社会规则约束,所以主要体现为传统的买卖婚姻和换亲,很少影响到城市人口,所以人口贸易当时不是问题。

    马:80年代出现了几个新的社会背景。

    马:首先,人民公社解体,放开了人口流动自由,农民攒点钱可以很容易在更落后的地区买妇女儿童。

    马:其次,市场经济逐步繁荣,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现金交易进行再分配。农民在生活略有改善的情况下,勒紧腰带能拿出来的现金更多,所以贩卖人口有利润。

    马:另外,还有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就是工业化导致农村女性自发向城市流动,在农村留下一大批单身男性。

    马:直到今天,中国的家庭组织模式,还是以男性亲属关系为核心,女性可以通过嫁人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男性入赘就很难达到类似的效果。这一点在20世纪末的中国还要明显一些,所以,随着工业化在县城制造了一大批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农村优秀女性快速向城市流动,制造了城市女性过剩,农村男性过剩的婚姻市场。所以,很多不算太穷,但又明显比城市要落后的农村,就会考虑到更落后的地方去购买女性。江苏丰县这次疑似拐卖案例,就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体现。

    马:当然,这些理由在法律上都是说不通的,但法律不是公布个条款就能自动落实,必须全社会拿出足够的执法成本,同时给大多数服从法律的社会条件,法律才有意义。1950年,刚刚建国,新中国就公布了婚姻法,宣布婚姻自由。但就我观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大多数普通农村女青年来说,婚姻自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落实的,之前农村女性做不到说走就走外出打工,经济上必须依附于农业体力劳动,所以理论上的人身自由没法落实,大多数婚姻都是父母指定的,其中也包含不少金钱交易。直到沿海的纺织厂电子厂普遍招收女工,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才有普遍意义。

    马:最近十几年,拐卖人口问题逐渐消失,也不是因为中国颁布了新的法律,而是中国社会全面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导致年轻人都离开了农村,更深地嵌入了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和周围社会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不太容易被拐卖。同时,工业化给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税收和技术,政府可以通过二代身份证、摄像头和更多的辅警来控制人口流动,所以人口贸易规模快速收缩。

    马:但是,在摄像头之外,在那些生产生活比较孤立的地点,人口贸易和奴隶制问题还会频繁出现,受害者不仅仅是妇女儿童。比如说前些年常说的黑煤窑、黑砖窑奴隶工厂,最近十几年还很常见的渔船奴隶问题,都证明了法律要靠社会条件来落实。就在2021年,宁夏银川还有人被骗到内蒙古乌海地区从事奴隶制劳动。至于说不愿意接触摄像头的性服务行业,人身奴役制度劳动直到今天也没绝迹。

    马: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在社会方面要继续推行工业化,把所有劳动力都卷入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上要主动承认建立秩序需要投入成本;在司法方面,要承认绝对隐私和绝对安全不能共存,允许在数据保密的前提下,降低政府监督个人生活的成本,这样才能消除和人口贸易有关的悲剧。

    马:但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社会背景和执法成本的问题,坚持要对丰县事件搞道德批判,认为只要在农村,在基层政府抓出坏人,就能解决问题,就能安抚自己对这件事的不满。这一类自媒体内容当然也属于言论自由,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就是道德是一个动态概念,而且现在很多道德伦理观念,也是之前几千年负面遗产的一部分。如果只搞道德批判,只迎合普通人眼中的正面伦理道德,很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还可能更严重。

    马:比如说,2020年4月19日104期节目,我分析了山东鲍毓明涉嫌强奸幼女罪名的问题,当时我说,最明显,最直接的责任人,恰恰是女孩的母亲滥用了自己的监护权,为了给自己,给女儿找一个靠山,以送货上门的方式把女儿交给鲍毓明。而这也不过是过去几千年定娃娃亲和换亲习俗的继续。所以鲍毓明能以一个善良有钱人的身份,给一个底层原生家庭的女孩描述了一个做富太太的未来。

    马:去年7月11日第299期节目,我分析了重庆卖花女孩事件,几个安徽来的孩子被自家人强迫在街上卖花,做不好,就在街头抽耳光。视频上网曝光之后,警察去调查,结论是打人的成人就是孩子的亲属,不存在拐卖关系,所以只能警告。

    马: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亲情和家庭经济关系,不足以保证公民的自由和安全。丰县这位女性有8个孩子,还是要等视频上网才有人关心她的生活。而这八个子女自身的健康和教育问题,更值得担心。如果我们不喜欢类似的家庭暴力和虐待,首先就要讨论政府权力如何监督家庭生活。

    马:更何况丰县这件事,很可能会涉及到精神病患者的人权问题,这不仅仅需要政府执法人员监督,还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治疗。现在徐州丰县事件因为当事人生了8个孩子震惊全国。但2020年丁香园公众号有一篇文章:《被当做生育工具的女精神病患者》,影响力就小得多,现在已经逐渐退出舆论场了。

    马:丁香园的文章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写的,写作原因是2019年山东德州一名姓方的智力障碍女性出嫁后不能生育,被全家虐待而死。现在这起案件也基本被公众淡忘了。

    马:2021年3月19日,第250期节目,我分析了另一起智障女性嫁人事件,20岁的女孩嫁给55岁的男人。当时我说:55岁的男人的确不年轻了,但是女孩的父亲已经67岁,和70多岁的哥哥一起生活,更不适合照顾女孩的生活。如果我们希望残疾女孩的生活能相对正常一点,接近正常人一点,应该承认重新组合的家庭未必是坏事。

    马:如果社会舆论普遍认为20岁残疾女孩和55岁男人重组家庭不对,就应该赞同国家增加税收,建设一批福利院,雇佣护士,给所有残疾人一个体面的生活。中国6%的人口是残疾人,其中大概1%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要照顾这上千万人口,起码要有几百万护士和护工,编制差不多等于军队和警察之和,在中国的国力有能力支撑这种福利之前,67岁的父亲,把残疾女儿托付给别人,还不收一分钱彩礼,应该被认为是合理选择。

    马:现在我对丰县事件的看法也一样,中国重度精神病患者1600万,其中至少几百万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还会影响其他人的生活,但入院治疗的不到12万。如果我们不希望丰县的这位女性被铁链拴起来,首先就要讨论,全社会增加的这部分开支从哪里出钱,向谁加税。

    马:就算精神病患者得到了政府救助,能入院治疗,在中国当前尊重家庭权力的规则下,对他们来说也未必是好事。我建议大家搜索一篇上周的文章,作者是丁香园公众号,标题是《被困在医院 60 年的人》

    马:这篇文章提到,精神病人出院必须监护人接纳,而监护人不接纳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照顾太费事,第二个原因就更残酷了,国家给精神病人提供了补贴,按照家庭发放。家属把这些人留在精神病院,自己就可以随便花补贴。

    马:这次的丰县问题也一样,政府通告早就说了:2014年5月至今,这个家庭一直享受低保和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节日有慰问金。其中3个孩子每学期有750元生活补助金, 另外2个孩子每学期是500元。镇政府给他们盖了新房子,还有很多其他慈善捐款。可以说,家里留一个精神病人当家畜养着,可以让其他所有成员都获得更多的现金。这就是家庭伦理已经落后于公民正常权利的体现。

    马:面对这种现实,我希望观众在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同时,也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改革,不要只对现实说不,而是要把自己的诉求变成方案,变成有目标,有成本核算的计划。否则,生了八个孩子的精神病患者这次得救了,但也很快会像德州方洋洋案件那样被淡忘,更多的弱者还会停留在原来的生活状态。

    静:如果要彻底解决类似的问题,社会应该作出哪些变革呢?

    马:首先,政府要肯定认错,承认社会出了问题,承认21世纪的政府没有正面应对负面历史问题。

    马:但是,仅仅认错是不够的。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和DNA测试的普及,传统的人口拐卖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现在我们除了要清算历史上的人身侵害之外,更要认真考虑现实存在的家庭暴力问题,精神病人治疗照顾问题,智力障碍女性生育问题。具体来说,我认为丰县事件后有三件事要做。

    马:首先当然还是对历史上的负面问题做一个全面善后。以超出人口普查的力度,做全民DNA普查,查清每一个人过去几十年是否有非自愿的迁徙行为,只要本人提出要求,就追究责任。如果民事赔偿不够,由政府出钱补足一个底线。如果因此出现了家庭破裂,未成年人养育问题,或者下一代基因缺陷问题,政府要有社会化抚养来收容。让全世界人看一看,中国对自己的未成年公民有什么底线安排。

    马:第二件是对受害者,尤其是其中的残疾人有妥善安置。前面说了,把精神病人交给家庭,无论是父母子女,还是兄弟姐妹都不靠谱。如果中国没有决心一次性安置几百万精神病人,就不可能消灭他们的亲属安排的非正式婚姻。

    马:第三件事是利用技术手段,预防人口贸易,避免奴隶制劳动,避免家庭暴力,我在180期节目提到过具体方案。那一期我分析了藏族网红拉姆被前夫烧死的问题,当时我说,现代社会有太多的封闭空间和私人领域,在亲属关系不能完全信任的前提下,用技术装备全程监控所有人的生活,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未来。只是我们不能允许政府随意使用隐私数据,必须用技术和制度安排,由人大代表或者独立的公民代表来监控数据的使用。

    马:这三个变革,无一例外都要花钱,要占用劳动力,还要挑战我们的生活习惯。但天底下没有凭空能做成的好事,如果我们不想看新闻的时候义愤填膺,过几个月淡忘之后再循环一遍,最好认真考虑自己愿意花多少成本保护弱者,也提高自己的安全水平。

    马:当然,只谈花钱,不谈赚钱,不是睡前消息的风格。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精神病患者和潜在的被拐卖人口多到影响经济,而且典型家庭生了八个孩子,这说明也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生活有待改善。如果政府不干预,依然是每年发几百块钱就放任成长,这些孩子在未来的社会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依然是全社会的负资产。但如果政府通过家庭普查,剥夺所有不称职家长的抚养权,认真花一笔钱给这些孩子正常成长环境,必然可以在人口下降的年代新增一大批称职劳动力。社会主义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不需要家庭这个中介的。

    马:另外,说一句题外话。丰县这个案例虽然很残酷,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案例,向我们证明,如果不担心阶级下降,不担心生育影响妇女福利,生育率可以被刺激到很高。

    马:我们不可能回到阶级固化,歧视妇女的年代,但可以从正向手段接近这两种状态。比如说,高水平社会化抚养可以消灭父母给孩子拼起跑线的压力;取消企业给怀孕妇女发放福利的义务,由国家统一发放生育工资和补贴,可以缓解生育对妇女的影响。2022年中国人口注定要下降,如果再不做点什么刺激生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成长质量,如果还是坚持以家庭为单位来保障公民福利,恐怕以后所有人都不知道去哪找自己的福利。

    静:丰县事件曝光后,部分网民开始挖掘当地官员的履历和丰县地方债问题,发现部分官员履历疑似有问题,而丰县也有数倍于财政收入的地方债,未来财政可能会入不敷出。督工,这是你熟悉的主场话题,你怎么看待这些被新发现的问题

    马:关心地方债问题的确是睡前消息节目的传统,但我这里并不想做过多分析。因为地方债和公民权利是两个平行话题,我们可以在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做典型报道,但没必要因为一个负面事件就对特定地区做全面批判。如果大家真的关心地方债,平时就应该关心自己所在县区的财政平衡,关心地方政府怎么借钱,怎么花钱,是否得到了人大代表的同意。临时挖掘的正义感只能把水搅浑,无助于解决问题

    静:昨天晚上还有一个突发新闻,普京宣布支持乌克兰东部两个省份独立,质疑整个乌克兰的存在合法性,而且很可能已经公开在克里米亚之外的乌克兰驻军了。督工你怎么评价这个新闻?

    马:普京的那些借口和理由我不关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都不承认从外部用武力改变边界的行为,中国尤其敏感。这里的原因不是固化的边界有多好,而是因为现代战争的破坏力太强,扩张领土缓解内部压力的诱惑力太大。如果不搞一点僵化的规矩出来,谁都没法过日子。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几代人时间,经济和科技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马:21世纪以来,局势开始变化,普京自己至少搞了三次类似的跨境武装扩张,而且还在实际上吞并了领土,这虽然不是世界独一份,但侵略频率的确高到了让人担心的程度。无论普京出手的原因是俄罗斯内部矛盾,还是真心相信俄罗斯需要霸权才能生存,这都不是好消息。在全球经济都缺乏增长点的年份,这个国际新闻让人担心。

    马:好,感谢大家收看,397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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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lrashdi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多图注意)回首再看:《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18年1月讲稿整理》

    作者: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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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刚刚学会吃

    大家好,欢迎来到番禺路。如果大家是从延安西路方向过来的,会路过一家卖柳州螺蛳粉的小店,是我经常吃夜宵的地方。自从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上映,螺蛳粉就成了柳州的城市名片,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广西螺蛳粉店。上个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派我去柳州采访,我在当地专门调查了螺蛳粉的历史。

    关于螺蛳粉的起源,当地有几种说法,有说是工厂食堂给夜班工人提供夜宵发明的;有说是工人电影院散场后大排档老板为了迅速煮粉发明的;有说是很多外地人半夜下火车要吃饭,小店老板只剩下螺蛳汤和米粉,临时拼凑出来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螺蛳粉肯定不是什么古代食品,也不是家庭厨房里面的创造,而是现代餐饮企业为了快速批量制作而发明的快餐。

    反过来看,其实螺蛳粉天生就有做优秀快餐的潜质。

    首先,它用的是干切粉,不是湿粉,主要原料好运输;其次,把螺蛳预先煮化在汤里,油水和味道很足,便于快速制作油水很足的热汤粉;第三,配料是腐竹、酸笋、酸菜、花生米,和一小把青菜,大多数配料比较耐储存。这几条优点都接近于方便面。所以,柳州螺蛳粉占领全国市场,一半是靠开店,一半是袋装的方便面式销售。柳州卖给全国的袋装螺蛳粉,去年销售额超过30亿。

    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历史有多长呢?上面的叙述说了,先有现代社会的市场需求,然后才有螺蛳粉这种食品,它的历史不会太长。三四种关于螺蛳粉起源的说法,最远也就追溯到70年代末,比我大不了几岁。

    再看其他城市的标志性食品,其实大多数历史也并不长。

    比如说河南烩面,1956年出现在郑州,是饭店公私合营之后,为了批量制作热汤面而发明的。

    武汉热干面,是1930年左右发明的,饭店老板每天做面条的半成品,做少了不够,做多了会粘在一起,他就想办法在面条上拌了一些油和芝麻酱,结果大受欢迎,成了今天可以代表武汉人的特色食品。

    螺蛳粉、热干面、河南烩面,这几种食品的共同点是工艺简单,可以预先储备大量半成品,随着市场需求快速制作。从地理上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诞生在铁路枢纽。武汉、柳州、郑州,都是解放前的铁路节点,都是后来跨省大铁路局的驻地。20世纪中国主要的交通方式是铁路,只有铁路才能带来现代社会和流动人口,所以铁路枢纽最容易诞生符合我们现代人口味的美食。河南烩面没有诞生在洛阳或者开封,而是诞生在20世纪形成的铁路枢纽郑州,就很说明问题了。

    和这几种食品类似的,还有中国四大名鸡。德州扒鸡、河南道口烧鸡、锦州沟帮子熏鸡、符离集烧鸡,每种鸡对应一个近代铁路要地,不是铁路交叉点就是需要停下来换车头的路局分界点。它们的口味虽然有差异,但都是含水量低,容易携带,能长时间保存的肉食,原料都是鸡肉这种最廉价的肉类。这和螺蛳粉、热干面一样,都是中国铁路时代的食品。

    圆点:郑州 武汉 柳州。五角星对应”四大名鸡“—— 黄色标记见后文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上面的提到的所有食品,他们有个共同特点,缺乏新鲜蔬菜。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代铁路食品没有新鲜蔬菜呢?因为蔬菜和大多数水果并不适合铁路运输。铁路只能沿着固定的线路走,没法及时搜集分散生产的蔬菜。就算上了车,一个车皮经常要一两个星期才到地方,蔬菜往往也坏了,80年代之前城市供应大白菜是要国家领导人过问的大事。所以,20世纪的铁路枢纽不缺流动人口,不缺粮食,不缺咸菜和调味品,但新鲜蔬菜的供应比较差。中国流动人口要在交通枢纽吃到蔬菜比例高的美食,得等到公路时代。

    公路时代美食的代表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新疆大盘鸡。

    大盘鸡的正确称呼是沙湾大盘鸡。沙湾县一头是乌鲁木齐,一头是克拉玛依,夹在新疆最大城市和大油田之间。2010年之前,克拉玛依没有铁路,所以沙湾县的公路交通密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很早就能解决蔬菜运输问题。前面我提到过,鸡肉是最廉价的肉类,这鸡肉再加上青椒、土豆、洋葱、辣椒,就是我们熟悉的新疆大盘鸡。大盘鸡沿着公路普及到全国的过程,与中国变成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的发展历程是重合的。

    南面是天山。冰雪融水浇灌的蔬果,和中国罕见密度的公路交通共同造就了大盘鸡。

    刚才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走在街上看到的民间美食,相当大一部分是最近几十年出现的。为什么呢?其中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铁路和轮船出现之前,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提供需求,也就没有多少面向平民的饭店和食品。

    鸦片战争之前,就连咸菜这种容易运输,容易储存的的东西,都是各地自己吃自己。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轮船进了长江,武汉和上海出现了现代工商业,有了流动人口,形成了沿长江的食品市场,这才有了榨菜。1898年,毛泽东5岁了,蒋介石已经读了好几年私塾,涪陵的企业才腌出第一坛榨菜,但是有上海和武汉这两个大市场支持,再加上后来的铁路网,到了1940年,涪陵榨菜已经是全国性的快餐食品。这东西和德州扒鸡、热干面一样,都是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典型食品。

    最近几十年出现大量美食的原因还有原料的运输。前面说了大盘鸡的例子,我再说一个例子,大家猜猜河南的王守义十三香是哪年出现的?是1959年,比武汉长江大桥晚两年。几千年来,因为交通不便,香料只要离开产地,到别的气候带都是奢侈品。现在武汉长江大桥打通了京广铁路,第一次把中国南北连接起来,北方人也能廉价获得南方香料了,所以在京广线上的驻马店出现了廉价的混合食品香料。(上面的黄色标记点)

    当然王守义家族不承认这一点,坚持说自己的香料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我也不想去考证。反正之前他们的家族配方没改变中国人的食谱,1959年卖一毛钱一包的王守义十三香才是大众调味料的起点,现在一两包装的十三香也不过几块钱。这毫无疑问是工业化社会制造的美食。

    (补充一句,兰州拉面出现于1915年,刚好是兰州黄河铁桥出现后)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农业社会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讲究美食。人总是要先吃饱再谈口味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盐和油脂,其他一切美食都没有意义。1998年我上大学,有个贫困山区出来的室友,他在读大学之前一直认为方便面是奢侈品,算得上美食,就是因为方便面能快速满足粮食、盐和油脂的需求。

    再举两个例子,我家在燕山深处的平泉县,特产是蘑菇,全县40多万人,一年生产50万吨蘑菇。但是过去粮食少的时候很少有人说蘑菇好吃,因为蘑菇热量低啊,没吃饱之前谁有心情搞这个吃。后来我去辽宁营口市,那里把皮皮虾叫虾爬子,当地人说,60年代粮食不够吃,最穷的人家才去海边搞点虾爬子。为什么穷人才吃皮皮虾?因为皮皮虾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都很低,在没吃饱之前去捞皮皮虾,耗费的能量得不偿失。在那个时代,最好的美食就是粮食、油脂和盐的组合,典型的例子是猪油拌饭。今天还有人拿这个当美食吗?

    此外,那时候中国煤产量很低,绝大多数农民家里是没有炉子的,只有一个煮饭加取暖的大灶,所以就算有油,炒菜也是奢侈品。直到我小时候,80年代,周围的农民说弄几个炒菜,也必然是家里有贵客要来了。各地真正能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民间菜系,主要就是炖菜,比如东北的猪肉炖粉条。

    最后再补充一点,古代没有味精,能提供鲜味的东西只有老母鸡和海鲜熬的浓缩汤。普通的人家和饭店用不起这么昂贵的调味料,只有以山东孔府菜为代表的高端鲁菜才会用足够的母鸡汤和海味来制造美食。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体会过鲜味,也就是谷氨酸钠的味道。

    等到中国人富起来,粮食,油和盐普及、普通人家也能用煤气灶和味精,中国人对美食的概念和农业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川菜取代鲁菜,成为中国街头的主流菜系。因为川菜用火多,用海鲜少,用鸡汤提味的菜不多,最适应煤气灶和味精时代的操作水平和饮食习惯,比较刺激的味道也适应平民的需求。

    川菜取代鲁菜,不仅仅是因为川菜适应新时代。实际上,和前面提到的德州扒鸡,武汉热干面一样,大多数川菜也是最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比如说鱼香肉丝、夫妻肺片、酸辣粉、麻辣火锅、重庆小面都是民国年间才有,比在座很多人的祖父还年轻。麻辣香锅、万州烤鱼,这都是21世纪才出现的菜,出现的时候我都快大学毕业了。川菜也同样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产物,所以能排挤贵族时代的鲁菜。

    中国农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多熟悉的食品都是最近100年乃至几十年才出现呢?我可以用小学算术来解答这个问题——3000年历史,相对最近100年是几十倍的优势;但现代社会的人口总数比古代大多数时间多几十倍,能享受美食的人口比例也要高个几十倍。

    如果我们接受下面这个粗略的公式:

    人口总数x能享受美食的人口比例x历史长度=美食积累

    那么,现代社会两个几十倍乘起来,当然压倒古代几十倍的时间优势。这还没考虑过烹饪工具进步对美食的影响呢。

    所以最近几代人的饮食文化积累比之前几千年更多,所以当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农业社会完全割裂,《舌尖上的中国》虽然拼命渲染“传统美食”,但我们当代人舌尖上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比我们的父母还年轻。

    二 历史的重量

    上面那个算术计算,我们可以推广一下,用来估算全部的文化遗产:

    总人口x能参与文化活动的比例x时间=文化积累

    这里我先请大家估算一下,从出现文明开始,到21世纪,中国这片土地上一共生活过多少人?

    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但我看过几个全世界的数据,认为自古以来一共出生过800-1000亿人。

    而无论哪朝哪代,中国文明大致上都是全球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所以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总数大概是200亿。反过来说,我们按5000年文明算,25岁一代人,一共是200代人,200亿除以200代,是一亿人,每代人一亿,这数字只多不少,所以200亿的总数应该也是偏多的。

    这200亿中,有多少人在新中国生活过呢?我这里也有个估算。中国人均寿命是70多岁,建国到现在是69年,所以,建国时已经出生的人,现在大多数去世了;建国时没出生的人,现在大多数还活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的中国人总数,大致就是现在的人口加上建国时的人口,约为20亿。和自古以来的200亿中国人相比,大概是1比10的关系。

    但是,很显然,创造和传承文化的比例,不能按1:10来算,别的不说,新中国这20亿人,受过教育的比例,,肯定要比之前的180亿高一个数量级。而创造文化产品的能力基本和受教育比例成正比的。所以仅仅是教育一项,20亿人就能打平之前的180亿。更不要说现代的教育比古代强的多,现代人在学校之外接受文化产品的数量,吸收知识的数量也比古代多了十倍不止。粗略地估算一下,在我们总的文化遗产里面,新中国起码要占一半。

    我猜会有人质疑我,说古代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怎么能比呢?李白杜甫怎么能和现代这些小学生相提并论呢?对此我也不争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很多东西没法量化比较的。但我还是能找一些证据。

    我现在住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地方过去叫唯亭镇,在苏州乃至全国都是文化发达的地方。发达到什么程度呢?清朝道光年间,一个镇就有自己的地方志,总编是一个翰林,这经济文化水平至少相当于内地的普通县城,甚至是府城。我在网上偶然看到这部地方志,摘抄了一些被记到地方志上的诗词,应该算是本地文人的高水平作品:

    王鏊《唯亭》: 早朝时去晚朝回,陆市巴城迤逦来。咫尺唯亭看又过,人生行止信悠哉。

    陈元素《送何仲先移家唯亭》: 周亲与我更芳邻,徙宅超然远市尘。路出东门船似马,湖当前岸浪如银。 谁能父子相师友,岂少贤豪互主宾。潮到此亭曾有谶,知君才不让前人。

    李汾《唯亭》: 晓市争先集,唯亭水陆通。一江分上下,两庙划西东。 烟火千家爨,斜阳孤客篷。昔贤图八景,风雅有谁同。

    查诜《武顺王祠》: 英姿飒爽镇三吴,日照唯亭庙貌孤。欲把美人配名将,中山祠在莫愁湖。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些诗。抛开文体的区别,我觉得文采、用词和立意,也就是中学生流水账水平,还不能是写作文特别好的那种。和这种诗词最像的,应该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走廊上挂着的那些诗词,是那些参加工作后才补习到中学水平的老干部作品。我觉得这是古代一般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之所以我们觉得古人文化水平高,是因为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流传下来,日常的作品流传不下来而已。

    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我之前算过一个比例,清朝后期三四亿人口,每年生产2万秀才;我们现在十三四亿人口,是清朝的四倍,本土博士和海归博士加起来每年七八万的样子,也是清朝的四倍。换句话说,按照人口比例算,今天的博士大概相当于古代的秀才。

    但是呢,我们知道,秀才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底层,99%的秀才最多只能算是文化的传承者,而不能创造新的文化成就。我们今天正好相反,作为博士,你必须通过论文和实验,给人类增加一些之前没有的知识,换句话说每个博士都是文化的创造者。之前有一组图片,分析博士的定义,我觉得很贴切:

    这说明,古代社会只有在所有知识分子都创造文化的情况下,才可能接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效率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呢?不说百分之一,就算千里选一的古代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做出一点前人没做过的成就。我说最近这20亿人的文化积累和之前180亿相当,实际上还是给我们的祖先留面子了。

    我再拿几个数据来看看:

    咱们国家有个传统,统一的朝代不仅仅要写历史,还要把已知的书籍收集归类,编成“类书”出版,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文化成果汇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朝的《永乐大典》不到4亿字;清朝的《四库全书》8亿字;《古今图书集成》虽然名字气魄很大,1.6亿字。

    一亿字是什么概念呢?年底的时候知乎给我发了一个统计数字,我这一年在知乎写了160万字,读了9800万字,差一点不到一亿。当然我大多数阅读就是快速泛读,但这也说明,如果不要求精读的话,我用十几年时间可以读完清代之前的大多数文化遗产,至少一辈子总能读完。这也符合我对《四库全书》的直接感受——我老家承德避暑山庄有个文津阁,装有完整的一套《四库全书》,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的照片,应该可以对古代文化积累数量有一个直观认识:

    在这里住一辈子,看完应该不难。

    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东西就这么一点,这说明一个问题——古代人对之前的文化遗产的了解,比如说明朝人对唐朝的了解,肯定不如我们。现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全国都有上百个专职研究者,比如说宋史研究会,全国仅理事就三四十人,全国500多会员,开一次年会要讨论几百篇论文。这比古代编史书的人还要多得多,除了宋朝人自己,最了解宋朝的时代就是现在,而不是元明清任何一朝。

    怎么说研究的更透呢?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古代最大的收藏家是皇帝,尤其是那种活得长,喜欢展示自己文化水平的皇帝。清朝乾隆皇帝收集了不计其数的书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被搬到台湾去了。结果最近几十年慢慢翻出来研究,发现他收藏的宋朝书画,一多半是假的,著名的那张富春山居图,皇家当真品收藏的那张,现在研究起来也多半不是真的。所以说,就算比对历史了解,也是古人不如现在。所以我认为,如果以1900年为界,之后积累的文化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完全压倒之前几千年。

    三 我是谁?

    前面对文化遗产的“计算”怎么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

    我们人是社会动物,而社会又是通过道德、法律等文化产品搭建起来的。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体现在我们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定义一个“我是谁”的概念。

    设想一下,你在陌生的社交场合被人要求介绍自己。你怎么介绍?显然不会是名字加身份证号码,那是面对警察盘问才会干的事情。你会说我是某某的儿子,某个学校的校友,某个游戏的玩家,这才是你定义自己的方式。而我和在座各位,面对整个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自我定义——中国人。

    但这个最普遍的定义,却是个很新的概念。我妈妈年轻时在山区当乡村教师,经常科普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是中国人”。在那之前的几千年,大多数人不仅不知道这个概念,甚至不认为“我是哪国人”是个有意义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包含了现代社会才有的两重文化背景。第一个是全球视角,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和中国并列的国家;第二个是国民意识,要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的政策和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明确的互动。古代的老百姓第一不知道世界格局,第二不觉得国家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换个皇帝自己还是一样生活,除非有时候活不下去主动换个皇帝。但就算李自成当了皇帝,几十年过后日子还是一样,所以古代老百姓几乎不会问自己是哪国人。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侵略,传统的儒家社会和封建军阀抵抗不了帝国主义,我们有了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思想,我们从此也有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可行性。最激烈的一次入侵是20世纪日本的入侵,现代中国的文化概念就是从这次战争中开始形成的。到现在我们的国歌还是抗战期间的电影配乐;歌词还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说的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外部压力迫使我们团结起来,建立强大的军队,建立发达的工业,成为帝国主义不敢再侵略的现代国家。但这个需求只是描述了现代化社会的硬件,并没有具体解释“中国人”这三个字的文化内涵。我们还是要回答,我们在文化上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彼此认为是同胞?是不是因为一些更古老的因素?

    中国人的定义中,肯定包含一些古老的因素,比如说中文方块字。但是更多的文化符号其实出现很近,和川菜的历史差不多。比如说“炎黄子孙”这个概念,在20世纪之前,并不是中国人的代名词。炎帝黄帝虽然在三皇五帝的序列里面是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最多也就是一部分帝王和世家大族宣称自己有炎黄血脉,普通中国人并没有认这个祖宗的想法。就算朱元璋祭黄帝,文字中也没有一丝一毫认祖宗的意思。

    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祭文

    皇帝谨遣中书管勾甘,敢昭告於黄帝轩辕氏:

    朕生後世,为民於草野之间。当有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生上古,继天立极,作烝民主,神功圣德,垂法至今。朕兴百神之祀,考君陵墓於此,然相去年岁极远;观经典所载,虽切慕於心,奈禀生之愚,时有古今,民俗亦异。仰惟圣神,万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修陵,圣灵不昧,其鉴纳焉!尚飨!

    (祭文更像是对优秀”同行“的致敬)

    但是,1900年前后,大家都知道清朝要亡了,一部分革命党要用黄帝子孙的身份激发汉族的民族主义,推翻清朝;还有一部分革命党和改良派想用炎黄子孙的旗号来打造一个中华民族,把少数民族定义成黄帝子孙的分支,不止要统一汉族地区,还要继承清朝和历代王朝的边疆遗产。这才有了炎黄子孙的概念。1912年,民国建立第一年,孙中山就派人祭祀黄帝陵,开启了现代国家祭黄帝的先例。

    孙中山和之后的国共两党祭皇陵,和历代祭黄帝陵是有区别的。之前祭黄帝陵,是把他当成比较古老的帝王和神灵,和其他神仙或者古代帝王的祭祀相比,并不特别突出。民国祭黄帝陵的时候,放弃了历朝历代大多数祭祀,专门祭黄帝陵,而且要声称这是中国人的始祖。这才在20世纪打造了炎黄子孙的概念。后来抗战前期,国共两党轮番去祭祀,并不是因为他们真信,而是两党都想借这个来证明自己是孙中山的后继者,拥有领导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合法性。1944年,日本发动最后一波大进攻,打得国民党差点放弃重庆,在这一片混乱中,国民党政府没忘了改地名,把过去的中部县,改成现在的黄陵县,也是在文化上标志自己是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

    除了炎黄子孙的概念,我们还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但实际上,古代的龙是水神,是皇家的代表,但从来没有做中国人祖先的说法。一直到了1978年,因为中美建交,台北的国民党政权感觉自己被美国抛弃了,一片混乱,台湾音乐人侯德健想重新表述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写了《龙的传人》这首歌,这才有了龙的传人的概念。1988年是龙年,侯德健被邀请到春晚唱这首歌,这个概念才在大陆扎根。

    在大陆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侯德健在1988年龙年春晚

    这说明,认谁当祖先,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如果清末的革命党选了大禹,选了伏羲当始祖;如果侯德健写了不一样的歌词,我们今天也会有另一番说法。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概念也不会因此改变。说明我们今天界定中国人并不是依赖这些20世纪才发明的文化符号。

    那么到底中国人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以从反面论述这个问题:

    我们平时骂人,有一个常用句式是:“XXX你不是人!”。但我们都知道,骂人改变不了别人的DNA,从生物学角度说这句话毫无意义。那么这句话其实是从社会学角度说的,说的是对方不遵守伦理道德底线,比如说偷了别人的养老钱,已经没有做人的资格了。

    从这句话反推出来,就是说,人的定义来自于统一的伦理道德,中国人的定义就是指你遵守这个国家的主流伦理道德。我们这一群人赞赏什么、反对什么、讲段子嘲笑什么、大致上有一个统一的共识,然后彼此才会认为对方是中国人。

    但是呢,道德本身是依附于生活方式的。抗日战争打完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有工商业城市,有传统农业地区,有大批的牧民,还有很多停留在原始社会边缘的渔猎民族。地域差异、阶级差异和民族差异比很多国家之间的差异还大得多。所以我说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概念在文化上只能说有了一个雏形,还不能说完全形成。

    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先是修了全国统一的铁路网公路网,然后尽可能拉平了全国的收入水平,又派了上千万教师下乡开设学校,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中国人”这个概念,打造了一个接近于统一的价值观。到了70年代我母亲下乡当教师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文化概念已经接近形成了。

    “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概念最后确立是什么时候呢?我认为是80年代到21世纪之间。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是电视和农村电网的普及。之前任何一个时代,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享受的文化产品都是不一样的。从1983年春节晚会开始,我们第一次做到了跨越地域、城乡、阶层,大多数人民共看一台戏;之后每年的春节晚会和流行电视剧都是对统一道德伦理的塑造。

    我现在回忆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春晚印象最深刻的节目,除了特别的几首歌曲外,印象最深刻,最能在同龄人中制造共同语言的节目,就是那些生活化的小品相声。这些小品相声是要引导价值观的,要树立那些国家希望我们喜欢的形象,讽刺那些国家希望我们讨厌的东西。另一方面说,这些小品相声也要迎合大多数观众的想法,避免出现太大的社会争议。像《渴望》这些生活电视剧也和春节晚会有类似的效果。甚至大多数人接触四大名著,也是从按照现代人口味改变之后的电视剧开始的。经过电视节目十几年的引导和试探,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伦理,而且也相信外地人会有类似的想法,去全国哪个角落打工都不会有特别的陌生感。到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才真正在文化意义上站住了。

    90年代过去,就是21世纪的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实际上是对80-90年代形成的中国文化概念进行了一次“复习”。过去电视只能单向传播信息,现在网络是双向的,能即时传播网民的想法。我们看看近年的互联网热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伦理和八卦新闻,比如说这几天最热的新闻就是全国人民一致谴责两个在高铁上堵门,拦着或者不让走的家庭。这个热度甚至压倒了天津滨海新区一次性砍掉3000亿的GDP。类似的互联网新闻,每一次传播都在塑造中国文化,都在加强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

    更重要的是,信息时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

    信息化时代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单价非常高,过去几十个人的小剧团就能从编剧到演出一条龙服务,红楼梦里贾府这样的豪门随随便便就能养个戏班子,自己排戏自己看。现在文化工业需要几千几百人合作,还要投入上亿的资本,才能做出全国人觉得好看的电影或者综艺节目。至于文化工业的硬件,比如说手机,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和电视,开发一种有竞争力的品牌就更贵了,十亿的投资扔下去,可能还不够华为和京东方这种企业烧几个星期的。

    第二个特点是文化产品的传播成本非常低。不管你几亿还是几十亿制作的电影,我如果看盗版,只要有根网线就能下载。就算是去电影院,去视频网站看,也花不了多少钱。手机和电脑虽然贵点,但是工薪阶层也买得起。

    这制造了一个效果,就是有钱人再富,也没法为自己定做特别的文化产品和传播平台。比如说比尔盖茨或者马云再有钱,也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口味拍电影,或者是从头开发一款专用手机。而工薪阶层尽管穷,却也能买部智能手机或者电影票。我去年夏天采访滴滴公司的董事长程维,身家上百亿,周末也和我们一样玩王者荣耀。这是此前任何时代都没有的事情。我们国家的阶级差异尽管很大、越来越大,文化上却没有因此出现古代那种程度的割裂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前网络时代形成的统一伦理观、道德观和风俗,在网络时代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再加上最近几十年全国普及的螺蛳粉,热干面,川菜这些硬件,我们终于可以大概描述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怎么生活,怎么思考了。这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真实含义。

    我说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人的概念到了20世纪末才最终形成,听起来是耸人听闻。但大家细想一下,现在网民说起中国人的特征,比如说擅长搞工业,擅长经商,勤劳,这些自我认同是什么时候形成的?80年代中期还不是这样呢。那时候从知识分子到平民,一致批判国民的小农思想的国家,认为要在工业和商业思维方面补课。再往前几十年,在人民公社搞农田水利建设之前,中文报纸和外国报纸还一致批判中国农民不会种地,不如日本人擅长农业;在朝鲜战争之前,恐怕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真会打仗,能和欧美军队正面对抗。

    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内涵,就是最近几十年形成的东西。搞清楚它的形成过程,我们才能讨论未来的命运。2010年的时候,亨廷顿写了一本《谁是美国人?》,探讨美国人概念的文化内涵,我们这个国家比美国年轻的多,也弱的多,更应该经常问问自己:“谁是中国人?”

    水浒传里面,鲁智深临终前有一句话:“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今天我改编一下,就是我这一部分的答案:

    现代大潮滚滚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四 人类的感受

    下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人”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社会塑造的。为什么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呢?

    首先是我们人类的本能思考方式。

    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在草原森林里打猎的猿猴,打猎采果子的生活持续了上百万年。在这么长时间里,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是很弱的,只能让自己适应自然界的节奏。所以我们潜意识里认定,周围的环境不会变,父辈、祖父辈传下来的规矩是最合理的。那些不尊重现有规则的人很快就会被淘汰。

    直到最近一万年,我们才进入农业时代,第一个农民到21世纪,之间仅仅隔着300到400代人。这么短的时间,不足以让人类的基因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的大脑还没有适应一个变化的世界。所以我们很容易被人说服,相信现有的规则有几千年几万年的传承。

    其次是我们人类的视角问题。

    人生只有几十年,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童年看到的东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比如说我老家在山区,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少,80年代之前往往是出来工作才能用粮票买米面吃。农民在90年代之前的主食是玉米。小时候我周围的农民训斥孩子不好好读书,说的就是:“考不上中专,一辈子在家吃棒子面!”。那时候我就认为,玉米是我家乡自古以来的食品,代表着贫穷和落后。直到我20多岁了,无意中听我父亲说,六十年代县里边派技术员下来,教农民种玉米,我们那边的主食才从高粱变成玉米。我大吃一惊,才意识到,玉米面对我父亲这一代人来说也是新事物,是比高粱更好吃,更有影响的新事物。

    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和我们的生命相比还是长的。对现在的90后网民来说,统一的中国文化更是出生就看到的东西。很多人真心相信眼前这些中国文化标志,这些典型的中国生活方式有古老的传承,其实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遇到变化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承认这是事物发展,而是喜欢往过去看,在历史上找一个样板,把变革说成复古。比如说西方近代的文化发展,被他们自己称作文艺复兴;王安石变法,说自己复兴的是《周礼》;到了近代,康有为要变法,首先要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这个习惯反应到我们个人身上,就是买食品、买日用品的时候,喜欢买所谓那些所谓的皇家产品,古代的贡品。商家也会迎合我们这个需求,编造出很多半真半假的传说,把自己的产品和古代某个皇帝或者名人挂上关系。乾隆下江南,怕是给一万种地方食品找到了祖宗。

    现代社会最容易被误认为是传统的东西,就是普通人和国家的联系。

    古代皇权很难深入到乡村,农民主要是和地方的绅士地主打交道,和宗族打交道,很多农民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也没有和有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来往,至于国家政策什么的,闻所未闻。反过来说,他也不会对皇帝,对政府有什么特别的忠诚感。

    到了现代社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国际上的军事和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迫使每个国家都去建立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复杂的政府,直接动员每一个人的力量参与竞争。反过来,随着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人也逐渐意识到政府政策对自己的影响,开始对政府提要求,要政府对公民负责。

    这种个人和政府的紧密联系,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新事物。但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却一定要把他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说这是从屈原、文天祥一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在那个特定的反帝国主义时期,这种文化塑造是有作用的。但把历史作为案例分析的时候,我们不能100%接受这些20世纪才制造出来的文化工具,必须知道哪些东西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产物,才能从历史里面学到有用的东西。

    1942年抗战低潮,郭沫若作为中国文化最高负责人排演话剧《屈原》可不是忽然关心战国史

    五 进一步的变革

    最近几十年,不管黑猫白猫,抓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这些20世纪的神话发挥了历史作用,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戳破它呢?我们坚持说20世纪的这些变革来自传统文化不好吗?

    不行。

    因为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一的冲击波,而是连续不断的变革过程。你把迎接现代化冲击波时期形成的一些临时文化结构说成传统文化,说成祖宗留下的改不了的东西,当下的问题可能应付过去了。下一波变革你怎么办? 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要给大清朝变法,本来站在历史的最前列。但显然孔子不可能改两次制度,你最多只能用这套理论搞一次变法。等到历史进入下一个转折点,原来有进步作用的思想就成了社会绊脚石了。

    从历史来看,康有为也的确被自己这套意识形态绕进去了,成了坚定的保皇党。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康有为就是策划者之一,半夜和张勋一起进宫把溥仪拉出来。后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还经常找溥仪磕头。我们不能像康有为那样,发明一套传统,然后被这套传统束缚住,被现代化的浪潮给甩下。

    而且,把现代化早期这些文化变迁讲清楚,还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讨论,还涉及到打破利益集团的问题。任何社会结构,尤其是发明出来的临时社会结构都会逐渐形成利益集团。他们是最乐于看到现有结构永久保持下去的。如果我们不把历史说清楚,很容易就会被利益集团以保卫传统的名义拿走舆论主导权,最后让整个社会的发展停滞。

    比如说中医,本身是个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混合体,里面的确有一些药方和治疗手段是有用的,在现代医学资源不够的时候,保留一部分中医,甚至政府出面推广一些标准化的中医教程,让赤脚医生带到农村去用,都是很有效的。但是,这种推广不是什么传统文化,而是现代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是用现代科学原理改造中医的尝试。当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是以发扬传统文化,保持民族自豪感的名义去推广中医,实际上就是造了一个临时性的神话。

    到了21世纪,现代医学资源已经很充足了。这时候应该做的是彻底重新评判中医,每个药方,每个理论都要和现代药物一样,经过严格的监测才能使用,每个中医都应该先学习现代的医学理论,然后再回头去发掘中医的有效部分。但是呢,一方面当年推广中医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神话;另一方面中医药行业形成了很大的利益集团,在学术圈和药品行业都有上百亿的好处。两者结合,结果是大多数中医药反而离现代医学体系越来越远。中药不经过严格的药物审查就能上市,中医不上医学院,跟着老师傅背古书也能开业,除了害人,实际上也毁了中医那些真正有效的部分。这种对传统医学的盲目崇拜,就是应该抛弃的现代神话。

    除了中医之外,还有很多以传统的名义抵抗变革的运动,背后都不是真正的传统,而是现代化早期出现的临时现象。

    比如说这些年以保护自然保护农民为名的反转基因运动,他们保护的是真正的自然物种吗?当然不是。要是在转基因技术之前都种天然物种,人类早就饿死了。我们在转基因技术出现之前,也对物种有很强的干预,比如说用辐射育种,制造随机变异,有一两项好处就拿出来推广,危险性比转基因大得多。而且有的转基因技术可以省下很多农药,不用转基因就要多用农药,这农药是天然的吗?当然也不是。但是这些用辐射育种,用农药杀虫的农业企业也是很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乐于看到有人以保护传统的名义反转基因。这种所谓的传统也必须打破。

    又比如现在各家酒厂都要挖掘一点酒文化出来,既给自己的酒增加一点历史感,也为自己销售高度酒辩护。实际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人很少喝的起酒,就算喝酒,也不是喝现在这种高度白酒。你用传统为理由,给所谓的酒文化辩护,本质上也是在保护特定集团的利益,危害中国人的健康。

    最典型的例子是西藏的喇嘛。他们也天天呼吁保护传统文化,呼吁大家不要打扰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让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发展。实际上呢,藏传佛教喇嘛全国到处跑,给各个社会阶层当心灵导师,这根本不是什么传统,而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心迷茫,被这些喇嘛乘虚而入的表现。他们当然希望眼下这个状态能天长地久。他们让自己的同胞过落后的生活,是为了给自己的宗教地位增加神秘色彩,好到发达地区骗钱,让自己长久地过现代化生活。

    西北这些伊斯兰教贵族也是一样。西北的回族宗教家族叫门宦,大多数门宦的历史也就延伸到清朝,有些甚至是民国年间才出现的,红军到西北的时候,新的门宦和老的门宦还在激烈内战呢。他们也说保护传统,保护的其实是民国战乱环境下,自己刚刚形成的封建权利。这些天天呼吁保护传统文化的人,自己最不传统。为了对抗他们,我们不能用神话对抗神话,不能用所谓的传统去对付传统。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留下了多少好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主动迎接了现代化。现在整个国家应该在现代化的旗号下继续前进。

    上面说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具体到微观视角,每个家庭都有所谓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不意外的话,这些“传统”也大多数是最近几代人刚刚形成的东西。比如说很多家庭要求孩子背弟子规,说这是传统文化。可实际上弟子规恰恰是儒家社会末期时候的作品,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流传,是传统社会解体前夕对自己绝望情绪的表达,完全不是传统文化经典。真要复兴,也复兴不到那个时候去。

    我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我现在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化合物减肥。我妈妈就反对我这个方案,坚持说五谷杂粮最养人,最适应中国人的肠胃。但实际上,天天吃饱粮食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农业社会大多数人是吃不饱的。我妈妈家里能有足够的粮食吃,也得是70年代了,她拿来反对我的传统,只是最几十年的生活方式。我们如果不主动去破除那些近代神话,一味地尊重所谓的传统,现代生活是过不下去的。所以今天的标题就是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

    六 怎么办?

    前面批了这么久的伪传统,现在该说保卫方案了。概括地说,就是无论真传统也好,假传统也罢,都没必要带上什么神秘主义光环。我们现在的生活,绝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是最近一二百年形成的,我们能发明这些文化,当然也能抛弃它们,也能再创造新的。就算是真的几千年传统文化,我们也得放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好好考察,看看是不是合适。

    具体来说,我首先建议大家学点人类学。在我们研究历史,分析传统的时候,人类学可以给我们壮胆。

    很多人都说要对历史有敬畏感,但再敬畏,人类的农业文明史也就一万年,历史的研究长度就这么多。再往前,就是史前时代,是我们人类作为生物生活的年代。人类学的定义就是从生物和文化两个角度观察人类。所以人类学的历史不仅包括最近一万年,还包括之前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年。前面说我妈妈坚持认为五谷杂粮最养人,我从人类学的角度就可以反驳她,说就算这是真传统,也是最近一万年的传统,之前上百万年我们都是杂食动物,专门吃某几类植物种子才是反传统。

    这样看来,人类学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破除“自古以来”这四个字的神圣感,因为绝大多数社会学意义上的“自古以来”,说的都是农业社会的规矩。而人类学不仅研究的时间范围更长,而且还要探讨人类生物基因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探讨出来的规律可能比历史规律更有价值。

    我之前读书看到一个故事,荷兰统治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殖民官员召见当地的土著,发现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农业地区的居民,越是习惯于弯腰屈膝,对官员毕恭毕敬;而那些原始丛林里刚出来的的居民就站的笔直,不认为殖民官员可以高人一等。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社会等级的概念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传统,而是几千年阶级社会制造出来的概念,是不配说“天经地义”的。进一步推理,将来的社会也不一定要有社会等级。马克思主义讲共产主义社会,要从原始共产主义讲起,不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原始共产主义值得向往,而是因为他想告诉我们,阶级社会只不过是人类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不是我们的“本性”。有马克思这种思维,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传统。

    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我们上学时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前面用来分析中华民族,分析中国人这个概念用的工具。通过分析,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风浪看到本质,看到构成我们生活的大多数文化符号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承认这一点其实并不丢脸,美国人历史只有200多年,照样在过去100年引领世界。承认自己这个文明其实很新,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往前发展。实际上,100年前的人已经把这一点看的很透彻。梁启超那篇《少年中国说》现在应该还在中学课本里。梁启超已经把自己的历史包袱扔下了,我们21世纪的人不能再重新捡起来。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

    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

    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一旦破除了对传统的敬畏感,扔下历史包袱,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去发明新的生活方式,解决我们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生了一胎就觉得压力大,生二胎就觉得影响生活质量,所以生育率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很多人生了孩子也没有能力好好教育,甚至连不虐待都做不到。这几年连续有新闻出来,说大凉山那边的孩子出来做童工,做格斗表演,被政府送回去之后又出来,就是因为那边的父母根本没法送他们正常上学读书。2017年还有好几个新闻,都是父母在公开场合虐待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拍下来报给警察,警察批评教育之后只能继续让这些不负责的父母把孩子带回去。

    这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越来越没有能力承担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中国需要尽快建立社会化抚养制度,需要剥夺很多父母的抚养权,下一代孩子可能会有很高比例在家庭之外长大。这样才能保证新一代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这个社会才有未来。

    但是呢,这样做势必要挑战家庭的神圣性,要打破几千年来的传统,要把监护权从直系亲属手里分出一部分来,肯定会有人质疑。但我认为,对下一代负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有的孩子没机会被生出来,很多孩子的成长出了问题,哪怕仅仅是为我们的养老金着想,我们也得设计一套新的制度。家庭抚养孩子固然是几千年的传统,但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本来也是个新事物,在中国普及不过是三四十年;儿童需要读书十几年才能融入社会,这也是社会对人类提出的新要求。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旧的制度出问题是必然的,就没必要非要以传统的名义维持下去。

    说起养老金,整个中国现在都在担心老龄化问题。担心老人比例高了没人养老。可是,从我的角度看,根本没有老龄化问题啊?过去的人,四五十岁牙齿就坏了,皮肤上全是斑点,走路也不灵便,现在七十岁的老人满街跑,能跳广场舞能买菜,皮肤还很有光泽,这明明是年轻化啊,怎么反而成了社会问题呢?

    所以说,问题就出在退休年龄上。过去的六十岁退休,是基于当时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六十岁的工人的确已经丧失大多数劳动能力了。现在六十岁的人这么健康,上班也不是做体力工作,完全应该多工作几年。我们把六十岁退休的“传统”看的太神圣化了,不太敢触动这个传统,这才会出现那么多社会问题。

    总之,我们中国现在大多数问题,都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用新制度解决。我们必须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社会条件变了,传统经验解决不了我们的大多数问题,才可能保持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2014年的时候,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写的很好,是我这些年看到最到位的文化评论,我推荐大家读一下:

    【文化解码】又到“制礼作乐”时

    在今天被宣传炒作的“传统文化”中,却有不少与此背道而驰。这里姑举一例。近年我在不少寺观和修佛人家中都见到一本善书,是一个叫做上官玉华的人神游“地狱”的见闻录。这类小册子过去很常见,内容也很相近,但此书妙在,作者宣称地狱新加盖了一层:是专为整容者准备的!整容当然不值得鼓励,但既未加害旁人,便不是为非作歹,何以如此惊动地下当局?向“善士”请教,答案也很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整容的人对自己容貌不满,即是不孝!逻辑虽然怪异,还真不能说于“传统”无据。此书在一些老人中似颇流行,但这理由,多数年轻人就难以接受。此类“传统”除了使代际隔阂进一步拉大外,“善士”们以“地狱”对付价值观不同的人,也平添了一分暴戾之气:法海不是要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吗?但他自己中了魔。威权政治有时正是一些“普通人”所造,尽管他们自己常受威权力量的迫害。然而,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是不会吸取法海的教训的。

    我当然不是否定传统,相反,我深信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一定会带我们突破今日困局。但继承传统,也应有创造性的转换。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文化转型,都是因应新社会环境需要的结果。我仍相信,仁义礼智信具有普世性的永恒价值,能为今日多数浑浑噩噩的人灌注一种生命的意义,惟其在具体方面应如何表现,尚待探索。按过去讲法,“制礼作乐”是圣人所为;而今日的“圣人”即是“人民”,“新礼乐”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缓步形成,绝非一两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强迫成就。但无论如何,一个文化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复古”,则其已经死去——好在这绝非事实。

    七 主动出击

    南方周末那篇文章用“制礼作乐”四个字形容我们新制度的创建。我很喜欢这个描述,因为这四个字里面有主动出击的意思。不是社会出了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主动给出一个全面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现代人思考问题应有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去说考虑社会应该怎么运转,而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社会进行批判。要是每个人都只会说“不”,有可能越是反传统,社会就越容易进入停滞状态。

    比如说一群人去吃饭,最可怕的场景就是都不愿意点菜,都说随便,这个饭可能就吃不成了。因为“随便”的意思不是真随便,而是说你们点,我不满意就保留最终否决权。每个人只争夺否决权的时候,就算有人有想法,也不愿意出来承受大家的批判。最后往往要等到所有人都饿坏了才能吃上饭。

    美国现在就处于大家都说“随便”的状态。1997年出来的动画片《南方公园》,现在已经连续火了20年了。为什么火呢?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在片子里找到自己需要的段子。这个片子看似非常反传统,调侃社会上的一切。调侃言论自由,也反对言论控制;反对政治正确,也反对政治不正确;嘲笑别人的信仰,也嘲笑那些反对信仰自由的人;反对非法移民,也反对驱赶移民。

    《南方公园》这部动画片就代表了美国现在的政治局势,每一派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都通过给别人挑错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结果呢?结果美国选特朗普上台了,选了一个意识形态上最保守的总统,在全球化问题上大幅度后退。我看这就是美国衰落的转折点

    美国再衰落,现在也是世界霸主,也比我们富裕好多倍。中国社会需要的发展速度比美国高,需要进行的社会转型要比美国多很多倍。所以美国可以接受一个保守化的总统,停下来喘口气,中国就必须不断搞制度创新。所以,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只会说不,希望新一代中国人都了解一下各种社会政策的运行成本,对社会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能说今天看到城管赶小贩,骂政府粗暴执法;明天堵在街上,骂政府连一条街都管不好。

    刚才我说了,大家都只会说不的时候,结果可能是最保守的势力来管理社会,受益最多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世界上很多国家统治集团就是利用这一点才能长期管理社会的,抓住一两个敏感的点去挑逗民众的愤怒情绪,让大家在反对某件事的过程中团结起来。民众反对来反对去,貌似输出了很多政治诉求,最后一看,政治诉求都相互抵消了,台上还是那些人,还是几十年前那些利益集团。台湾省已经在这个陷阱里出不来了,中国大陆千万不能掉进这种政治陷阱。一定要主动创造一套新制度,保卫好我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反核电反到用爱发电,等于什么意见也没表达么!

    对于中国的前景,我是比较乐观的,至少和其他国家相比,我更看好中国。我的英文水平虽然不好,但在媒体工作,也经常有机会看到外国网民的政治讨论。我感觉,在人文社科方面,在政治讨论方面,中国网民的平均深度超过任何一个大国。我猜,这和我们几十年来唯物主义教育有关,和我们大家都要上无聊的政治课有关,更和中国发展快,在我们眼前演示了大量社会学案例多有关系。接下来我希望中国能充分发挥这个优势,主动去建造一套适合21世纪生产力水平的制度。

    八 工业化的迷茫

    对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前面理性的分析很多了,最后我从感性角度说几句。

    我知道很多人坚持传统,反对社会变革,不仅仅是因为利益,也不是因为他坚信过去几千年的传统很重要,更是因为他在这些现有的生活方式上投入了感情。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变化很慢的人。我喜欢骑自行车到处逛,但是因为我开始学自行车的时候没有变速车,到现在我也骑80年代那种直梁车,没有变速器。我开汽车也喜欢手动挡,每次开自动挡都想踩离合器,都觉得自动挡不像一辆汽车。甚至坐火车的时候,我都怀念过去有缝钢轨叮叮当当的声音,觉得车轮吵闹一点才睡得着。现在我回忆自己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活,想起来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温馨,美好,稳定。

    但是,你问我要不要回到80年代的世界上去生活,我会坚定地说不要,除了年龄之外什么都不要回去(观众表示,难道发际线也不想回去么?我无言以对)。因为理性记忆告诉我,那时候和2018年比,不仅仅是物质条件有差距,信息沟通水平和个人发展机会也天差地别。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里,用尽全力解决自己最基本的现代化生活条件,就算有能力,有想法,也找不到地方去展现,去表达。对于已经习惯了21世纪信息时代的人来说,前网络时代简直就是一个大监狱。

    明明知道过去的时光实际上并不美好,为什么我们还经常怀旧呢?我每次怀旧情绪过去,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和几十年前相比,现代社会在物质上有很多进步,但是变化也太快,很多机会我们还没来得及抓住就过去了。失望的时候,我们就期待有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安慰自己,希望让自己有一个心灵上的“退路”。比如那些小时候熟悉的生活。我们从中间挑出美好的一面慢慢回忆,体会“传统”生活的美好,可能心情就慢慢好了。这种感受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木心的一首诗:

    《从前慢》 木心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每年我都要在不同的网络社区上看到这首诗至少十次。现代人很喜欢用这首诗来赞美传统,赞美过去的好时光。我承认,木心的文字很美,但稍微推敲一下,就能发现矛盾。

    这首诗提到了铁路,提到了邮件,提到了给早班火车服务的豆浆店。这应该是20世纪中期的一小镇,对应的是木心的年轻时代。在木心的回忆里,这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小城居民彼此都认识,安定的生活会天长日久地持续下去。

    然而,我们都知道,通了火车的小镇,设了邮局的小镇,在20世纪哪有什么安定的生活。解放前这样的小镇免不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被日本人、北洋军阀、国民党军和解放军来来回回的占领。就算不打仗,这样的小镇我也很熟悉,因为通了火车,有了邮局,它在文化上完全附属于最近的大城市,大城市流行什么,这里用不了几个月也会仿效,而且年轻人都想离开这里出去。每隔十几年,整个小镇的面貌就会彻底变化,让你彻底认不出来。

    要是让小镇居民的生活停在某一年,最先出来抗议的就是这些居民,尤其是年轻居民,因为他们已经通过铁路和邮局认识了外面的大世界,绝对不甘心被外面的世界甩下。贾樟柯的电影《站台》真实展现了80年代小镇社会的崩塌,我推荐大家看看。

    就是木心自己,20多岁的时候也跑出去闯了大上海,80年代又去了美国,晚年才回到小镇定居。他之所以在这里住的心安理得,是因为他已经见识了外面的大世界,能随时在两种生活之间切换,才会欣赏小镇安定的生活。如果让他重新过一遍人生,我保证他20多岁还会去上海,还会去美国。

    所以说,怀旧情绪很美好,但绝对不是我们放弃变化的理由。我们越是怀旧,就越应该到将来去找我们的梦想,不能被工业化早期的生活限制住。就算有一天我们老了,也像木心那样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也不能拦着年轻人打破貌似稳定的生活,设计一个新的社会。

    对于这一点,我想我们都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态度。木心写上面那首诗,差不多是70多岁吧,毛泽东73岁的时候,按说也可以像木心那样,找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安度晚年了。但是,他发现,前半生建立的那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一个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临时工程,是为了赶走帝国主义,平息战乱的临时工程,并不是工业化社会真正的样子。

    同样是在毛主席73岁的时候,中国工业gdp第一次稳定地超过农业gdp,在新中国受教育的第一代学生也从小学读到了大学毕业。所以他发动了一场叫文化XXX的运动,想让这些在新社会成长的人去尝试一下新文化,让他们自己决定未来的中国应该怎么发展。毛泽东对自己的想法有一个精辟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理解,这句话展开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的快,文化和制度也得快速跟上去,否则掌握新生产力的人就要造你的反,就要推出新制度。

    在这之前,毛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有一个预言,他说:

    (欧美发达国家)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注意他上下文之间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先说50年到100年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再说50年代到100年之间的社会制度会天翻地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是社会制度变革最根本的原因。

    毛主席是1962年做预言的,那么50年到100年就是2012年到2062年。2012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应验了一半预言。我相信毛主席的逻辑性,后一半的预言应该也会应验,中国的社会制度一定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了,天翻地覆并不一定是往前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思想有点混乱,很多人搞不清楚当前社会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总想以传统的名义往后走,拒绝让社会变革跟上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影响现代化进程。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保卫现代生活。

    这个保卫现代生活,包含两重意思。在演讲的前半部分,我举了一些例子,让大家看到,社会上的大多数所谓“传统”,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发明的新文化。很多人要坚持的“传统”,实际上也是一种现代生活,我们要认清现代化进程的本来面貌。

    第二层含义,就是希望大家能超出历史看历史,客观评价我们的文化遗产。既然传统可以随时制造,也应该可以随时抛弃,创造新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会遇到无数的新问题,我们必须为这些新问题打造一些新的文化产品,让社会制度的变化跟上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才有未来的现代生活。这个现代化的未来,是当代中国人最值得保卫的东西。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8年 1月13日讲稿整理,与现场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