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心里面两个华裔外国人嘲讽中国人喜欢吃猫狗肉，还那么受欢迎，说明文化是可以通过教育被改变的，如今港台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人从生来就觉得吃猫狗肉是野蛮的。说明一点 教育很重要。

@Wolfychan #174389 他又没说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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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斥中國經濟奇跡的：強國危機：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衰——中文版序言

中文版序言 [1]

區龍宇

作者按：這本書原為英文，2012年底由Merlin Press出版，先後出了法文版和日文版，中文版則是今年才由台灣群學出版社出版。為了方便讀者，現在這個網絡版序言略加刪節，同時補充小標題。文後附有關於此書的書評連結。

中國從一九七八到二〇〇九年，經濟平均年成長高達9.9％，國民生產總值躍升了十八倍。[2]這樣的連續高速增長，當代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能匹敵。有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率被誇大了，比較現實的評估應為7.5─8％，因此中國的表現，基本上與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似。[3]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個觀點。

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表現不是那麼出色，它的高度成長，仍然使它從小農大國，變成一個相當都市化的社會，這種轉型及其影響不容低估。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它已經進入了中上收入國家之列。

中國變化之快堪稱奇蹟

中國變化之快，使層出不窮的各種理論，出爐不久，便被證明過時了。當二十世紀即將結束時，中國即將崩潰論甚囂塵上，[4]但只維持了幾年的光景，而取代它的，竟然是中國崛起的論述。最近，這套論述轉變為「中國將統治世界」論，認為中國不只崛起，而且為世界提供了「另類現代性」。無怪乎有左翼學者嘲笑這是「中國躁狂症」的表現。[5]在中國大陸，親政府支持者甚至說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闢了漢唐盛世，或者開發出所謂中國模式，保證了中國的長期繁榮。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財富高度集中，而這往往犧牲了勞工和環境。一次又一次，不同作家預測中國出現大規模的民主反抗高潮，甚至革命。二〇一一年初，當阿拉伯之春橫掃中東，小規模示威也出現在北京和上海街頭了，這時很多人預期中國也會出現大變。這沒有發生。

中國的發展撲朔迷離，也反映在一次國際機構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二〇一〇年，中東革命前六個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蓋洛普市場調查公司（Gallop Market Research Corp），同時在中東進行民調，而結果相同──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處境很吃力，而不是寬裕。這兩個調查，也與後來的阿拉伯之春，相當吻合。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民調結果卻相左。皮尤的調查發現，「中國顯然是最自我滿足的國家。近九成（87％）的中國人滿意國家的方向，91％對當前經濟感覺良好，87％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6]與此相反，蓋洛普調查發現，只有12％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寬裕，多達71％的人認為處境吃力。[7]二〇一一年3月，皮尤研究發表文章，題目是〈樂觀的中國人不準備發動茉莉花革命〉。[8]此文似乎顯示該機構頗以其調查結果更準確為榮。無論如何，對中國的兩種矛盾的調查結果，反映研究中國之難。

中國為什麼發展這麼快？為什麼中國的發展充滿不可預測性？經濟成長會持續下去嗎？崛起的中國向何處去？它真的代表另一種更好的現代化？它是否會認真挑戰美國霸權？抑或中國面臨內爆的危險？

如何形容中國眾說紛紜

談到當今中國的社會／國家性質，概念名稱可說是琳瑯滿目。一位任教於香港的學者丁學良，說用來命名中國的體系之名稱高達十八個，從威權資本主義、商業列寧主義到儒家資本主義，不一而足。[9]這個有趣現象，再次反映，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最大謎團之一。這份名單肯定不完整。他沒有提及官方的命名，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內外，都有人同意這個命名。

《經濟學人》在其二〇一二年1月的特別報告中，則把中國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考慮到中國的驚人成長，相當程度是國家主導，這個說法自有一定道理。最近，世界銀行發布《2030年的中國》，再次建議，中國政府應促進更多私有化和放寬管制，理由是只有自由市場和私營部門，能帶來效率和成長。然而，此論無視中國的高速成長，已長達三十年，卻相當依靠國家之積極干預，以及國家控制經濟命脈，而非只依賴所謂自由市場。

如果說中國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它也很特別，所以擁有自己的名字可說當之無愧。這個名字便是「官僚資本主義」，因為此名抓住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徵，即官僚（bureaucracy）的核心作用。是這個階層，把中國從非常敵視資本主義，轉變為徹底的資本主義，同時，它還透過壟斷國家強制力和金錢的力量，使自己致富。以此為切入點去分析，較能撥開迷霧。但如果僅止於此，那就無法解釋它迅速崛起。關鍵是官僚代替了資產階級進行現代化。早在一九七七年，後來移居西德的原東德哲學家和政治家巴洛（Rudolph Bahro），在其《東歐的前途》一書，針對蘇聯東歐經驗，就指出「官僚制在保證工業騰飛所必須的強制性積累中發揮重要歷史作用……它是那些資本主義無力完成工業化使命的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的替代階級。」[10]這種體制，也給了統治集團新的動力，促進更高速的工業化和國家投資，以及藉由壓制勞工，為中外資本打造出世界上最有利營商的地方之一。由於其牢牢把握權力，一旦進入經濟衰退週期，它也可以迅速救市，所以當二〇〇八年各國出現幾十年來最大的市場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救市最為迅速有效。

官僚高踞一切階級之上

更為驚人的是，這個官吏集團，高踞所有階級之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同時通過高速工業化，締造了新一代的工人階級，但又​​不容他們過問「社會主義建設」的決策。然後，在資本主義時期，它又召喚私人資本還魂復活，不過只能叨陪末座。同時，官吏集團一方面把「國家主人翁」（國企工人）貶逐到失業行列，另一方面，則從農村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農民工。六十多年來，它把這個階級貶逐／消滅，把那個階級提拔，然後又貶逐，好像各個階級都只是可憐的臣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全憑黨的憐憫。而在這個過程，中共又大大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成就了中國崛起。難怪有人開始把中共統治與漢唐盛世做比較了。

為什麼中國官僚能獲得這樣的權力？為什麼號稱要建設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陣營和中國，都先後變成官僚國家？它的權力基礎是什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charisma（超凡魅力）型」領袖的理論，及其官僚與理性化的理論，均可揭示一些秘密。然而，韋伯雖然料到，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需要，令本是統治精英的「辦事員」，即官吏，可能有一天掌握最高權力，把社會變成「硬殼」（即舊譯之「鐵籠」）；但是，只要統治精英，通過議會選舉鍛煉出超凡領袖，就能始終反制官吏之奪權傾向。

可是，韋伯沒有料到，超凡領袖可以和官吏階層（還有街頭惡棍）結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聯合國家官僚及軍官警察（還有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衝鋒隊），共同毀滅議會民主，從而毀滅反制官吏的力量。總之，對於整個官僚問題，韋伯未能提供足夠合適的分析工具。而這個不足的思想根源，部分由於他過分以統治精英為中心，又過分看輕人民群眾在型塑歷史事件上的作用。[11]

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

與此對比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官吏的研究，他們指出，官吏在特定條件下如何變成至高無上的仲裁人；他們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一幕幕人民群眾介入歷史的場面，看到社會各集團的互動關係的全景圖，這樣才能比較了解官僚權力的來源。這些早期理論，對於了解十九世紀拿破崙主義，以至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都很有參考價值。後來托洛斯基依據馬克思的分析，再參照俄國革命的墮落，分析蘇聯的內外矛盾，並準確預測，蘇聯官僚，在一個集體化財產的社會，其能高踞一切階級之上，只能是暫時現象。它要麼復辟資本主義，成為新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要麽被工人革命掃除。無論哪種方式，官僚的權力，最終都會面對重大挑戰。一九九一年蘇聯的崩潰，證實了他的理論。相比之下，即使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政府高層情報官，仍然相信冷戰會繼續下去，因為蘇聯發展得不錯。難怪他們對於蘇聯不到十年就崩潰無比震驚。[12]

然而，中國與蘇聯相比，雖有相同一面，更有相異一面，需要我們對中國進行更精細的分析。官僚從反資本主義變為恢復資本主義，在這個歷史軌跡上，中蘇兩國是相同的。但其具體結果，卻大不相同，所以一個因走資而經濟蕭條，一個卻因此繁榮了近乎三十年，並因此變成工業化國家。

何以如此，直接而言，當然與蘇共分裂，而中共在一九八九年沒有分裂，很有關係。蘇共裡面的史達林派與走資派，互相鬥爭，最終後者勝出，並復辟資本主義，更帶來嚴重經濟倒退和非工業化。中共沒有分裂，且由鄧小平統一全黨，鎮壓民運，才有後來的成功走資。中共成功，表面上因為有鄧小平這位「超凡領袖」。但超凡領袖本身，往往也是社會在特定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水平下，特定的階級力量對比的產物。簡言之，鄧小平之「超凡」，以至中共官僚制度之特強，可以從中國經濟與文化水平，比諸當年俄國更落後，找到關鍵解釋。這便是「落後的優勢」的理論。此所以中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也殊異於當年俄國，亦從此塑造了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殊性。這個特性既讓鄧小平當年得以統一全黨，又讓他在最有利於中共的條件下，一箭雙雕，既復辟資本主義，又推動更高速的工業化。

瘋狂工業化走向反面

然而，饒有興味的是，中共一箭雙雕，卻帶來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那就是大大改變了中國原有的經濟水平和階級關係。一九八〇年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小農佔八成人口的國家，而今天，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越農村，成為相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國。俄國中間階級發展遲緩，但中國的中間階級卻發展得很快。至於勞動人口，城鎮勞動者現在佔勞動人口超過五分之二，而產業工人佔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服務業從業員佔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這一切，反過來必將改變中共的權力基礎。因為工業化及都市化，雖非直接帶來民主，無疑也為民主化提供了雖非充分、卻是必要的條件。有人斷言，中國人天然不支持民主。此話昧於幾百年民主革命史及民主理論。近代世界民主運動，之所以浩浩蕩蕩，波瀾壯闊，實得益於現代化，它締造了民主的必要物質條件，包括都市化、工業化，而這又催生了傾向民主的新階級；再加上通訊技術、普及教育等等，又促進了公民意識、個體性覺醒等等。而這是分散的小農經濟難以提供的。[13]所以，中共非常成功的工業化，其實最終孕育了自己的潛在反對者。

事實上，中國中下階層日漸不滿。工人日益難以忍受軍營式資本主義。即使是中間階級，也由於財富日益集中於官吏集團，越來越難向上流動。由於官吏集團同時壟斷了國家強制力量和經濟命脈，從中又化公為私，同樣令到中小資本充滿怨憤。官吏日益成為所有階層的箭靶。官民之間的較量，只是剛開始。隨著中國經濟成長開始走下坡，社會矛盾難免偏向增強而非減弱。中國官僚資本主義今天已經進入瓶頸。

但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增加，不會自動帶來民主覺醒或階級意識。雖然我們看到很多自發罷工，以及普通公民反污染的運動，但是它們局限於單一工廠／議題，也沒有超越眼前的需求。究竟什麼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力量，在抑制他們朝更進階的社會運動發展呢？

那個死而復生的私人資產階級，既然在數量和經濟實力上也大有增長，那麼，他們能否有一天，挺身而出向中共要求民主呢？中共自己，在一個已經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面對著日益提高了社會期望的各個階級，又會如何回應呢？它的前現代的官僚政治文化，能解決現代化的任務和矛盾嗎？還是兩者日益衝突？

這本書希望能夠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答案。但中國有太多謎團，觀察家必須準備好，來年將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意料之外的事。這本書希望做到的，是以中國革命歷史為經，以社會各集團的相互關係、及其如何隨經濟／文化發展而改變為緯，來探討中共威權統治的未來，以及中國的民主前途。 附錄：關於本書的書評/訪問：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短評：
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對理解當代中國或「中國模式」有重要意義。區龍宇指出，要理解中國崛起的動力與矛盾，不可套用「國家」與「市場」的二分法，而是必須掌握中國革命史，掌握官僚集團、國家機器與各階級的相互關係，才能解釋中國當前既具普遍性也具特殊性的「官僚資本主義」。在思想戰線上，本書也對中國的自由派、民族主義左派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並在記錄「底層的反抗」（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和「邊陲的覺醒」（香港的雨傘運動）等過程中，探索中國社會與政治變革的前景。全書結構完整、論據嚴謹，是必讀之作。
朝日新聞訪問：談中國官僚資本主義

Christopher Connery: Revolutionary China and Its Late-Capitalist Fate A Review of Au Loong Yu, China’s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 and Other Recent Writings on China

[1] 這篇序文，是在英文版序言的基礎上，略作增補而成。

[2] 《中國統計年鑑2010》，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3] 參考《龍的經濟─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思路》，喬納森．安德森，御書房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7，第五章（”How to Think about China”）。

[4] 較為著名的，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中文版由台灣的雅言文化出版（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Gordon G. Chang, 2001, Random House）。此外，還有China on the Brink –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Callum Henderson, 1999, McGraw-Hill. 後書作者，在估計中國當時快將崩潰上，不像前者那麼大膽，但他認為，中國經濟也許難以熬過19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他估計錯了，但這並非關鍵，關鍵是他作出估計所依賴的理據。他自認是「市場的虔誠信仰者」，因此他認為，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支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參看其〈結論〉一章。

[5] 《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馬丁．雅克，中信出版社，北京，2010（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Martin Jacques）。關於此書的批評，可參看：”Sinomania”, Perry Anders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6] http://www2.lse.ac.uk/IDEAS/programmes/transatlanticProgramme/pdf/pewGlobal.pdf

[7] http://www.gallup.com/poll/147167/High-Wellbeing-Eludes-Masses-Countries-Worldwide.aspx#1

[8] http://pewresearch.org/pubs/1945/chinese-may-not-be-ready-for-revolution

[9]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香港牛津出版社，2011，頁70。

[10]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1978, NLB. 中文譯文引自：

《官僚制》，戴維．畢瑟姆（David Beetham）著，吉林人民出版社，長春，2005，頁85。

華人學者而研究過這個議題的，可參考：

〈中國的改革─沒有資產階級主體的資本主義革命〉，王曉瑩，載於《政治理論在中國》，陳祖為、梁文韜編，牛津出版社，香港，2001。

[11] 對韋伯的扼要批判，參看簡守邦翻譯的《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第五章，韋伯文化，台北，2004（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Alex Callinicos, 1999, Polity Press）。較詳細的批判有Max Web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Kieran Allen, 2004, Pluto Press.

[12] Age of Extremes –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Eric Hobsbawm, 1994, Abacus, p. 249.

[13] 關於現代化與民主的關係的辯論，當然不可不提Seymour Martin Lipset （1959）的”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但具體哪個現代階級能夠實現民主，又有很大爭論。Lipset傾向把「中等階級」視為民主旗手。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的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則常被解讀或誤解為主張「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三位學者1992年所著的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則認同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才是民主旗手。

https://borderless-hk.com/2017/05/24/%e5%bc%b7%e5%9c%8b%e5%8d%b1%e6%a9%9f%ef%bc%9a%e4%b8%ad%e5%9c%8b%e5%ae%98%e5%83%9a%e8%b3%87%e6%9c%ac%e4%b8%bb%e7%be%a9%e7%9a%84%e8%88%88%e8%a1%b0-%e4%b8%ad%e6%96%87%e7%89%88%e5%ba%8f/

還有這個，反共左派發布的：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24685

這個外網一大堆網站也在駁斥這個所謂的“獨一無二”的“奇跡”，世界上沒有奇跡的，也沒有烏托邦，那些都是謀財害命的東西。

駁斥智利經濟奇跡的：

智利“芝加哥男孩”的複雜遺產

一群在芝加哥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是如何將智利變成新自由主義的搖籃的？由於該國旨在擺脫他們的經濟政策方式，智利作家兼記者丹尼爾馬塔馬拉討論了芝加哥男孩有爭議的遺產。

編者按：當前的經濟學爭論似乎缺乏歷史視角。為了解決這一缺陷，我們決定在 ProMarket 上開設一個週日專欄，重點關注經濟思想的歷史維度。您可以在此處閱讀該系列的所有作品 。

當你在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說“芝加哥”時，它都會讓人聯想到任何數量的聯想：邁克爾喬丹、小熊隊、阿爾卡彭、威利斯大廈。但是，如果您在智利，您可能會得到不同的下意識反應：芝加哥？當然，芝加哥男孩！米爾頓弗里德曼和阿諾德哈伯格在芝加哥大學受訓的一代經濟學家的影響是如此普遍，以至於邁克爾喬丹和整個公牛隊都無法超越他們。

在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奧古斯托·皮諾切特 (Augusto Pinochet) 的獨裁政權下，芝加哥男孩進行了智利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經濟革命。他們的親商政策產生了壓倒性的影響，如今幾乎可以在社會生活的每個領域看到：教育、醫療保健、養老金制度等等。

芝加哥男孩的遺產在智利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方面，智利的經濟增長非常出色：其國內生產總值從 1977 年的 140 億美元躍升至 2017 年的 2470 億美元。另一方面，該國的經濟不平等令人震驚：總收入的 28.1% 集中在 1%人口，使智利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雖然芝加哥男孩的政策確實為一些經濟領域開放了真正的競爭，但他們也將資本集中在一小群人脈廣泛的巨頭手中。自實施以來，在皮諾切特政權下誕生的強大企業集團利用這些親市場的想法來避免競爭。

2019 年 10 月，當超過 100 萬智利人湧上街頭抗議不平等和精英特權時，對芝加哥男孩的批評引起了強烈共鳴。“Chao，Chicago”（“再見，芝加哥”），說的是典型的塗鴉信息。“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智利將是它的墳墓，”是抗議者的口號之一。

兩年後，智利選出了一個制憲會議，其任務是設計一份新的基礎性文件，以取代皮諾切特頒布的文件，皮諾切特的批評者——包括該公約的壓倒性多數——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大會主席 Elisa Loncon 表示，新憲法應建立“一種帶來正義的經濟模式，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模式”。

今年7月的左翼總統初選，35歲的前學生黨領袖加布里埃爾·博里奇(Gabriel Boric)獲勝。在他的勝利演講中，鮑里克重申了 2019 年抗議活動的口號：“如果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它也將是它的墳墓。”

但誰是芝加哥男孩？他們是如何將智利變成今天許多人想要埋葬的社會實驗的搖籃的？

智利項目

直到 1973 年，智利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就像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一樣——由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 (ECLAC) 提倡的思想主導：強大的國家、保護主義和“向內”發展，優先考慮工業化作為擺脫不發達的途徑。這些不僅僅是左翼思想；右翼政黨和一些商界人士也支持他們。

在持續的冷戰中，這些思想的進步被美國政客視為威脅。時任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威廉·本頓 (William Benton)在 1961 年出版的《拉丁美洲之聲》一書中寫道，“智利的一個嚴重問題是來自大學經濟系的馬克思主義左翼經濟學家提出的，他們已經滲透到智利政府和經濟中。” 根據美國駐智利大使（1953-1956）Willard L. Beaulac 的說法，智利大學經濟學院——當時是全國最重要的經濟學院——是“共產主義的巢穴”。

根據智利歷史學家曼努埃爾·加拉特（Manuel Gárate）的說法，《智利革命》的作者（“智利的資本主義革命”，2012 年），美國政府試圖“打擊和抵制智利經濟教育中被視為‘社會主義思維方式’的東西”。本頓參議員的親密盟友、美國政府國際合作署 (ICA) 的代表阿爾比恩·帕特森 (Albion Patterson) 贊助了芝加哥大學與智利天主教大學 (PUC) 之間的一項協議。 )，智利保守精英的堡壘。該協議於 1955 年簽署，實現了教授和研究生的交流。作為這個“智利項目”的一部分，1956 年至 1964 年間，26 名智利學生在芝加哥大學接受了教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阿諾德·哈伯格 (Arnold Harberger) 作為他們的學術和個人指導。

他們回來後，這個團體接管了市局經濟學院。智利前任外交部長胡安·加布里埃爾·巴爾德斯( Juan Gabriel Valdés ) 和作者胡安·加布里埃爾·巴爾德斯( Juan Gabriel Valdés)寫道，智利人帶著“一種使命感，經濟學家的使命，作為新哲學家，將科學和現代主義傳播給社會”芝加哥男孩的最深入調查之一，皮諾切特的經濟學家：智利芝加哥經濟學院（1995 年）。幾乎所有的“芝加哥男孩”都支持右翼政策和政黨，並在右翼政府工作，但他們認為自己是科學家，與意識形態相去甚遠。PUC 經濟學院前院長多米尼克·阿歇特 (Dominique Hachette)回憶說在弗朗西斯科·羅森德 (Francisco Rosende) 所著的“芝加哥學院”中，“我接受了良好的、科學的、實證主義的培訓，而不是‘大撒旦’設計的意識形態。” 1982 年至 1983 年擔任皮諾切特 (Pinochet) 前財政部和經濟部長的羅爾夫·呂德 (Rolf Lüders) 說芝加哥大學認為經濟“不是為一種或另一種意識形態辯護的工具”，而是以“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方式觀察現實。

該計劃得到了商業和政治團體的支持，他們將其視為社會主義擴張的解毒劑。芝加哥男孩在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Cesac) 集結，該智囊團由當時最大的經濟集團之一的所有者、有影響力的右翼報紙El Mercurio的負責人 Agustín Edwards 資助，以及一個CIA合作者。

當馬克思主義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在 1970 年智利總統選舉中獲勝時，芝加哥男孩感到他們的工作更加緊迫。當商業和軍事團體密謀推翻阿連德時，芝加哥男孩準備了一項名為“磚塊”的政府計劃，該計劃後來成為獨裁統治的經濟基礎。

1973年，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阿連德在總統府自殺。一個由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領導的軍事“軍政府”從那時起一直控制著這個國家，直到 1990 年恢復公民統治。根據呂德斯的說法，“像《磚塊》中提出的社會經濟計劃是必要的軍事政變的先決條件。”

在阿連德被推翻和自殺後，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讓芝加哥男孩掌管其經濟團隊，賦予他們廣泛的權力將磚塊的想法付諸實踐。這不是一個純粹的意識形態決定：皮諾切特嚴重依賴與芝加哥男孩有聯繫的商業集團 BHC 和 Cruzat-Larraín，它們將受益於即將發生的經濟突然自由化。這些集團以金融和出口部門為基礎，與以工業和“向內”發展為中心的傳統集團不同。

芝加哥男孩隊的領袖塞爾吉奧·德·卡斯特羅 (Sergio de Castro) 於 1975 年被任命為經濟部長，他的同事在獨裁政權的經濟團隊中擔任主要權力職位。“他們都與 BHC 或 Cruzat 團體有個人和/或業務聯繫， ”政治學教授 Eduardo Silva 說。“這些有影響力的商人經常與政策制定者討論改革問題，”獨裁政權的前預算主管胡安·維拉祖 (Juan Villarzú) 說，結果是“一種特權關係——而且，正如那個時期的歷史所證明的那樣，一種對國家利益極為不利的關係——在這些企業和經濟政策，”智利前總統國務卿（1994-1996 年）Genaro Arriagada 表示。在他的著作Desigualdad（不平等，2019 年），前財政部長尼古拉斯·埃薩吉雷 (Nicolás Eyzaguirre) 表示，與該政權關係密切的團體從國家獲得了價值 40% 的 GDP 財富轉移。

“智利是最純粹（或極端）版本的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由於獨裁政權使用鈍力阻止任何辯論，在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劇烈改革以軍事命令的形式執行，沒有批評或反對，並付出了巨大的社會和人力成本。”

“休克治療是唯一的方法”

芝加哥男孩隊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控制阿連德政府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為此，他們按照米爾頓·弗里德曼 1975 年弗里德曼訪問智利期間兩人會面時直接向皮諾切特提出的建議，實施了一項休克政策：“我認為，當一個人患有嚴重疾病時，需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為了治愈它，”弗里德曼當時說。“休克治療是唯一的方法。”

獨裁政權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投資，導致 1975 年工業生產下降 28%，而 GDP 下降 12.9%。然後，皮諾切特政權迅速開放經濟，包括放開價格；將海關費用從最高 94% 降至 10% 的全面關稅；取消某些稅收；並將工會減少到最低限度。

大約 95% 的上市公司被私有化，以清倉價出售給少數與獨裁政權有關聯的買家。這促進了裙帶資本主義和非常集中的經濟群體的增長。主要的國有企業被皮諾切特的親信收購。一個例子是鋰的主要生產商 SQM，它被皮諾切特的女婿胡里奧龐塞抓住了。如今，SQM 是全球前五名的鋰業公司之一，龐塞是智利第二大富豪。

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智力導師​​將“自由”這個詞放在了他們的優先事項列表的首位。在獨裁統治下促進這種所謂的經濟“自由”的悖論是他們遺產中最黑暗的部分。智利是最純粹（或極端）版本的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由於獨裁政權使用鈍力阻止任何辯論，在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劇烈改革以軍事命令的形式執行，沒有批評或反對，並付出了巨大的社會和人力成本。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於 1977 年和 1981 年訪問智利，他對皮諾切特有好感：“有時一個國家有必要在一段時間內擁有某種形式的獨裁權力。正如你所理解的，獨裁者有可能以自由的方式進行統治。一個民主國家也有可能在完全缺乏自由主義的情況下進行治理，”哈耶克在 1981 年說。

“一個人的有效自由只有威權政府才能保證，”塞爾吉奧·德卡斯特羅在 1976 年說。在獨裁統治結束時，德卡斯特羅會更殘酷地重複這個想法：“ con una metralleta en la raja, todo Chile trabaja。”（也就是說，“用機槍打屁股，所有智利人都在工作。”）

獨裁者手裡拿著機關槍，將退休、教育和醫療保健等社會服務私有化。它在私營營利性公司 (AFP) 中實施了基於個人資本化的養老金制度。它切斷了對學校和公立大學的資助，促進了有共同付費的有補貼的營利性學校的擴張，這是當今大多數智利兒童學習的地方。它創建了Isapre，這是一家負責提供健康服務的私營公司。

一個虛假的“奇蹟”

這就是芝加哥男孩對他們意識形態的信念，當 1981 年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爆發時，“他們明確表示，‘無所作為’的政策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應該能夠調整智利經濟教授帕特里西奧·梅勒 (Patricio Meller) 說。結果是災難性的：智利的 GDP 下降了 15%，失業率上升到 30% 以上，中央銀行失去了一半的國際儲備，該國陷入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社會危機導致大規模抗議活動，將獨裁政權置於危險之中。巴爾德斯說，皮諾切特要求德卡斯特羅辭職，“標誌著芝加哥男孩‘天真’掌權階段的結束”。 獨裁統治最後階段的進程是由更務實的新自由主義者設定的，例如財政部長埃爾南·布奇（Hernán Büchi，1985-1989）。

米爾頓弗里德曼創造了“智利的奇蹟”這個詞，但皮諾切特時代的結果看起來並不那麼神奇：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說，“所謂的‘貨幣主義實驗’一直持續到 1982 年，一直是爭議的對象，但很少有人聲稱它是成功的。” 在他 1991 年出版的《飢餓與公共行動》一書中，森強調“貨幣主義實驗的失敗導致經濟繁榮的持續和廣泛的增長。”

在獨裁統治期間，智利的 GDP 每年增長 2.9%，在 1958 年至 2018 年間，皮諾切特在該國過去十屆政府中排名第八。年通貨膨脹率為 79.9%，在過去十屆政府中排名第二。失業率平均為 18.0%，是過去 60 年智利政府中最高的。

教育公共支出從 1974 年佔 GDP 的 3.8% 下降到 1990 年的 2.5%，衛生支出佔 GDP 的比例下降到 2%。1990年，皮諾切特交出的國家貧窮而不平等。按照現行標準衡量的貧困率為 68%。GINI 不平等指數為 0.57，是世界上最高的指數之一，與中非共和國或危地馬拉相似。

再見，芝加哥？

儘管如此，芝加哥男孩的一些改革確實為智利的發展播下了種子：經濟自由化、促進私人投資和中央銀行的自主權。1990 年之後，民主化的後皮諾切特政府保留了這些基礎，並以自由貿易協定作為補充，並小幅增稅以資助社會支出。1990 年至 1998 年，GDP 年均增長 7.1%，通貨膨脹率下降至 11.7%，失業率下降至 7.0%，而貧困率則穩步下降，2017 年達到 8.6%。“奇蹟”出現在民主時期。

然而，這個“奇蹟”維持了很高的貧富差距。如今，智利的人均 GDP 為 25,000 美元，但 50% 的智利工人每年的收入低於 6,320 美元。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智利最富有的 1% 人口收入佔總收入的 28.1%，在可比數據中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中非共和國和莫桑比克，與墨西哥並列。少數家族主導著經濟，屬於這些家族的一家、兩家或三家公司壟斷著藥房、銀行、雞肉和電話服務等市場。在其中幾個團體中，已經發現了串通、逃稅、向政客非法付款和消費者欺詐等案件，最終沒有讓犯罪方入獄。

此外，該國的經濟模式已經失靈。智利的經濟仍然基本以採礦和漁業為中心，尋租無處不在：出口的 50% 是銅礦。“我們可以預期，一個幾十年來一直在做同樣事情但資本不斷增加的國家，將面臨收益率下降的問題。避免這種情況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對科學、技術和創新的高水平投資，從而實現生產力的飛躍。這不是智利的情況，”經濟學家 Óscar Landerretche 總結道。智利是經合組織中研發投資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國家為 0.35%）。在過去的 15 年中，生產力和增長一直在下降。

經濟停滯、貧富差距懸殊、濫用以及對改革的反對，如對私人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法新社（智利一半退休人員的收入低於 3.106 美元），所有這些都導致​​了 2019 年的大規模示威，並最終引發了這個制定新憲法的過程，一部將埋葬皮諾切特的憲法。

（通過google機器翻譯而成）

https://promarket.org/2021/09/12/chicago-boys-chile-friedman-neoliberalism/

@太陽三觀測站 #174386 草，但這看來像楚辭啊。。。。這是你對湯料的祭文嗎xDDD

自爆地理位置，GG

@迫真共和国 #174375 中國的經濟奇跡沒有什麼特殊和獨一無二的，品蔥和其他網站多次反駁，其實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特徵就是支持自由市場，反對/減少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支持減稅和經濟全球化，支持國際分工和跨國企業和公司的擴張，反對關稅、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等。

以前的中國、香港，乃至全世界都是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中國加入wto，鄧小平、朱鎔基、江澤民把很多產業私有化，教育、醫療等行業還有很多國企私有化，導致很多人看不起病，沒有機會和渠道來接受教育，以及工人下崗。雖然比起現在的習包子的寡頭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國進民退是沒那麼可怕，雖然中國通過最惠國待遇，貿易順差和血汗工廠/廉價勞動力發展的是快，但是也導致了環境的破壞和勞工的血淚啊，富士康自殺事件，土壤污染、河流污染、石油資源和煤炭資源的枯竭，水壩破壞環境（雖然毛時代也有，但是從鄧到習問題也很嚴重），物種的滅絕，城鄉差距拉大，工傷沒人理賠，工會被打壓。。。。。。中國靠得是低端產業和西方的跨國企業、政府援助、最惠國待遇發展起來的，這個很多國家都玩過，包括南韓、智利、巴西、日本、臺灣等國家都玩過，但是現在很多人都在質疑這種發展模式。

智利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皮諾切特時的智利和香港、新加坡的相同之處就在於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威權主義的政治、貧富懸殊的社會，只是皮諾契時代的智利做的最絕，所有行業皆私有化，而且也是三者最專制的，按理來說這個最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智利的經濟奇跡不是發生在皮諾契的威權主義時期，而是發生在民主化後的上世紀90年代，雖然同樣是新自由主義，但是由於增加稅收和以自由貿易作爲補充，人們工作的積極性才被調動起來，經濟才迅速發展，但是社會還是很不平等，gini係數還是0.57，很多人還是生活水平很低，被壓迫剝削很厲害、福利很低，民主化之後的智利是這樣，獨裁統治時期的智利更是如此，失業率很高（就像下崗一樣），很多人飢腸轆轆流浪在街道上，沒人照顧。1982年，智利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之後他們才想到要採用務實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怎麼說，過度的計劃經濟和共產主義絕對是災難；但是過度的新自由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好事。智利奇跡被人詬病，中國奇跡亦不例外（雖然這兩個奇跡都有人辯護和吹捧），都是建立在不公平不平等社會，打壓工會，低人權優勢，壓榨剝削平民和大規模失業上的，而且都養了一大堆寡頭和如狼似虎、欺人太甚的達官貴人，導致了極度的腐敗和環境破壞。而且這種奇跡不可長期延續，智利有大規模抗議，中國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急劇下降，國進民退，團滅各行各業，中小企業倒閉，失業人口激增，（當然中國的統計數字的卻不可信任），物價上漲，限電斷電，人口紅利喪失和資源依賴進口，說明中國的經濟奇跡已然結束，經濟優勢已經不復存在。

新一轮的强力防控，出了一个新词汇：时空伴随者。据说成都现在查出来8万多个时空伴随者。

本人的电话号码与确诊号码在同一时空网格(范围是800米*800米)共同停留超过10分钟，且最近14天任一方号码累计停留时长超过30小时以上，查出的号码为时空伴随号码。本人的绿色健康码就会变成带有警告性质的黄色码，并被系统标记为“时空伴随”者。比如，感染者14天内到过某地，而你这14天的轨迹与他有过交集，无论是身体上擦肩而过，还是通讯信号上的漂移，都可能被认定为“时空伴随者”。

这时一个无症状感染者驾驶汽车作如下循环运动：

大局已定！

咳，本來我這種水平也不會來詩社貼下獻醜，不過今天不知為何突然很想對霸王花湯念詩...大約也算是以花入詩罷

水簾覆門

淅淅雨色淅淅兮，瀝瀝水簾覆門

振振劍華振振兮，寥寥幽香溢盆

滾滾骨羹滾滾兮，華湯滋人心魂

兮兮索索兮兮兮，盆底已不留痕

淅淅雨色漸稀兮，人已胃脹昏昏

*霸王花->維基說這東西也叫劍花->花，華似乎在詩經中同義

@迫真共和国 #174375 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是逆常理的。相反，稍微有经济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你国经济骗术下的本质。

而你国的宣传实际上经常出现这种话“中国经济让西方震惊，表示颠覆过去的经济规律。”还有派温铁军这种御用喉舌吹嘘“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方一样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土地改革。”

无一都不是在试图创造一种，中国的经济与其他传统经济不同，代表了欧美达不到的优越性的错觉，从而试图让粉红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模式”有“制度自信”。

粉红也经常从故纸堆里翻出那些在当年根本不怎么火的“中国崩溃论”来鞭尸，以此来进一步强化自己对于“中国制度优越性打脸洋奴公知”的自信。（然而实际上共产主义国家和美国人自己编的美国崩溃论可更多，美国人把这些崩溃论都翻出来一一批斗确保自己“制度自信”的行为，我个人认为可比你国少得多）

在中国刚加入wto前几年，经济暴增，然而这并非孤例，代表就是“南非奇迹”和“巴西奇迹”，巴西在当年可是年均gdp增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的，只不过现在被当做“竭泽而渔”了，要论竭泽而渔的话，你国可能更严重，从地下水的污染比例，计划生育带来的年龄结构崩塌，还有贫富差距就可以看出来。（要知道当初巴西被认为竭泽而渔的时候，它的基尼系数只有0.45—049是低于你国的）

但关键在于这还不是你国唯一拉动经济的手段，在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开始后，你国之所以没有被连带着经济危机，不是因为温铁军骗粉红的“中国制度优越性”，而是因为你国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信贷扩张。（许家印曾经就差点破产过一次，但在这之后突然活了过来，如果有记忆力的话应该记得是哪一年）

银行释放流动性加大，这些印出来的钱被用来投资基建，然后再用基建吸收失业人口，避免失业潮出现同时推动gdp增长，才有你国那后十几年的“经济奇迹”。

而这些印出来的钱如果流到市场中，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胀，所以你国用炒作房地产，作为蓄水池吸收了这些流出的m2。

这换来的代价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m2，以及其转换成的恐怖的负债率，本质上不断压缩实业和消费的空间。

同时更增加贫富差距，有房的人瞬间一夜暴富是其他人努力几十年都追不上的。

只是房子在上涨期，这些矛盾都不会凸显，因为哪怕没房的人，他们也会倾家荡产借钱买房，他们相信过去“机遇”自己没抓到，没关系，未来还有自己一杯羹。

但这种经济政策不过是宛如天魔解体术一般，为了眼前的数据好看而选择在未来更大的矛盾爆发，一旦房子涨不动了或者负债率到极限了，债务崩盘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这就意味着每次房子即将要跌的时候，央行都要拼命续命，直到债务彻底到极限的那一天。（而你国的信用体系就是为了这一天给韭菜准备的）

后期所谓的中国奇迹就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泡沫游戏”。

而最近你国突然大规模全网开始封“恶意唱衰中国经济”的公众号，在当初还让环球时报亲自出面“辟谣”m2，就是为了云里雾里把粉红绕晕而已。让他们看不清你国经济下面简简单单的本质，而去继续意淫你国的“制度优越性”带来“前所未见的经济奇迹”。

可惜骗不了西方智库们，我想他们看着你国的实际情况是在窃笑的。

她肯定在中国大陆，她如果在海外，不可能不发声的。

网上有说是在洛杉矶

“工业党”思想要不得

发展工业难免破坏生态，但有了污染不治理那就是罪过。有新兴技术不转型，还要发展夕阳产业，那照样是罪过。退一步说，发展工业带来的红利，那些癌症村村民和尘肺病患者们能享受得到吗？

@公孙策2 #174364 我这贴子里提到姨学了？我是在指责那种以国家和民族至上的沙文主义

真正的北大左翼在監獄裏，都是富士康罷工的領袖人物

次一級的紅色左翼更偏毛時代的文革氛圍。毛派其實很有趣，他們隸屬於左翼民粹，但是本身毛時代一個是平民持槍打倒紅二代保皇派；二是上海民選王洪文做主席——可以説是在毛澤東做太上皇情況下的民主自由了。更不要提這本身對於習近平第一階層紅二代集團威脅極大，所以也一直處在被壓制狀態。

至於剩下的，你能看到的所謂左翼高知，只不過是高級粉紅縫合怪而已。清華北大大多數是理科生，所有文宣教育都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接觸外國多僅限於科學文獻，粉紅化十分正常（類似核彈部門讀美國文獻，被政委洗腦）。但是即使是這樣，我個人知道的清北生也有比常人高得多的反賊比例，只不過你在網絡上很難聽到發聲而已（因爲要麽沉默要麽被BAN）

那么这场血腥、残酷的兄弟相残，换来的“自由”真的值得吗？我们因为理念不同而不得不努力杀戮对方？

你會這樣想，人家未必會。他們取去了自由，基本上等於掌握了你肉身的生命。

為免他們真的殺戮你，他們的弟兄，一般而言你自己都要學習自衛。

這世界一日還在，戰爭就永不停止。

@卷毛 #174374 “这个东西已经镌刻在人的基因里了就看什么时候被激活了。”这让我想起卢梭讲的自然人，人的自然状态，即使推倒防火墙让中国人都知道真相，所有信息完全透明，所有条件都完美，彼此花更多的时间交流讲理，5年、10年过去了，针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仍然会看法不同，立场针锋相对，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必然产生分歧和冲突，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吧。必须接受的代价

对于马斯洛前三层次的需求的人来说（占大多数人），理念感召没有明显价值，只要保证利益他们容易妥协。这就是为什么皇帝喜欢贪官，因为他们没有野心容易驯化控制兼顾利用，马基雅维利主义信仰者反而让事情变得简单了，钱利名色就能轻松搞定他们。

对于自我价值实现和尊严需求的人，才是最难对付的类型，此时，理念是最强的力量，“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理念会激发才华，让人不惜代价不谓牺牲，那些改变世界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无一不是被某种理念所驱动，而其他东西却做不到这一层次。但理念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让人固执、狂热。

本文最后一段说的很清楚，我并非对自由迷信，而是在疑问和困惑，假如代价高昂，是否值得？

北大左翼效忠的可不是现在的中共当局，他们推崇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共

回形针行动wiki招揽了纳粹科学家和专家，而没有怎么惩罚他们

美國第一大族裔是德裔，戰後美國地位和國力的一躍而起不乏這些移民過去帶來先進技術和知識的科學家工程師，他們是納粹的中堅，可他們也成就了美國的強大

这就是人。海德格尔加入过纳粹。如果平淡看待这个问题，持有一种“这个东西已经镌刻在人的基因里了就看什么时候被激活了”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有的人没被激活固然很好，则有的人被激活了也无可厚非。人家效忠某邪教，是人家自己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

人家完全可以说你吸引力不够所以人家才投奔吸引力更大的邪教的，而所谓吸引力就是 one-to-one 的：万有引力公式 F = GMm/r^2 ，这取决于 r 也就是受吸引方和吸引方的距离，如果 r 很小，那么 F 就可能无限大，就是这样：理念的质量的大 抵不过 r 的小。

这也从侧面反应了理念质量的局限性。完美理念（在吸引力施加的角度, 囿于 r 的存在）都无法得到完美结果，更何况那些远远不完美的理念呢？

依赖于理念的感召力是不行的。正义理念的感召力没那么大，但幸运的是邪恶理念的感召力也没那么大。深深迷恋某理念并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人们应该反而警惕‘懂得某理念’带来的优越感，因为长路尽头是虚荣。而长路尽头不应该是虚荣，而应该是力量，因为力量带来胜利，虚荣带来萎靡。

@消极 #174305 这就不清楚了，不过瑞士某村现在还吃狗肉肯定不是因为没肉，大概率是传统的保留，如果是这样，那么全世界吃狗肉的地方应该还有很多。

彭帅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如“我虚伪不堪，我是一个坏女孩”，很坏，“自小离家，内心极度缺爱”，“这一切都是我活该，我自取其辱”，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情结。

在这个大猪蹄子社会里，女孩子就算被欺负了，也一肚子后悔、自责和自我怀疑，仿佛错的都是自己。

一个人如果被偷了钱包，抢了财物，不会有对自己人格的自责。但性侵受害者往往会陷入自我怀疑，我怎么没挣扎，怎么没反抗，怎么没抓伤他，怎么没踢他蛋蛋，仿佛当下没当成贞洁烈女都是由于自己不好，而看客们恰恰也都是这么想。

这些看客们，就该自己经历一下这种场景，或类似体验，看看你自己以及你家的女性有多三贞九烈。

metoo运动不单是帮助女性“讨个说法”，更是对社会道德眼光的挑战。

@SuperMild #174370

同意你的分析，可到时候前半辈子的错误信息和引导，想要在30岁以后短期纠正会很困难很困难，关键时刻还是能被中共所用，利益捆绑。他们人数虽然少，但是能力强啊，有北大的，也有军校的、和其他大学的。

有那么一群有水平的高学历青年，他们主动为当前共产党的各种做法辩护（看上去绝不是五毛那种被动式的，也不是胡搅蛮缠的诡辩），为台海战争出谋划策，帮助变相维稳，引导舆情引导舆论，威慑百姓和打击潜在的反贼。

现在 90 后都30岁了，也就是说，高学历青年很可能是90后、85后，他们出生在中国经济腾飞的阶段，因此从来没吃过共产党造成的苦（比如上山下乡、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只吃过中共带来的甜（改革开放经济腾飞），长大后GFW也已经建好，学历虽高，但对于政治和历史却很可能接收了错误的片面的信息。

另一方面，在国内互联网无法形成有效讨论，永远只能看见粉红占优势，因为另一方的发言会被删除。因此，浮在水面的粉红看起来貌似不少，但沉默的大多数究竟有多少却无法统计，如果乐观一点的话可以认为这些支持中共的青年按比例算也许只占少数。

中國左翼青年的崛起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661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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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人性、党性、智商三者不可兼得，北大和北京的其他重点高校学生应该是不缺智商和见识的（类似的还有工业党、苏粉），基本都出国过或了解西方文明一些。他们不同于那些没有脑子的小粉红、没有良心的黑皮狗腿子之流，没有出过国不懂外语的土鳖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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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墙内军圈、技术圈，知乎、新浪、贴吧武器吧等等吧，有那么一群有水平的高学历青年，他们主动为当前共产党的各种做法辩护（看上去绝不是五毛那种被动式的，也不是胡搅蛮缠的诡辩），为台海战争出谋划策，帮助变相维稳，引导舆情引导舆论，威慑百姓和打击潜在的反贼。

咱不相信他们是没有人性和良心的坏人，以他们的水平也不缺钱花，为什么要为共产党效忠呢？升官发财的虚荣，还是投机分子？

如何看共产党内部结构，谁是真共产党？个人观点是：

1.共产党的一级核心是长征到陕北的那几万人及其红后代。

2.淮海战役以前入党的干部是次级核心（东北、山东老干部？）

3.1949年以后入党的第一代士大夫，这些人并不是真共产党。

4.改开以后入党的，这些人更不是共产党了。

红后代的人数非常有限，能力、知识也有限，就像八旗子弟一样他们已经没有进取、学习的动力了，命运就是一代代慢慢颓废，死于安乐，即使像薄熙来这样的人想拯救这个群体也是无济于事。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他们能够给反抗者制造麻烦，但是可以对付可以克服，胜利可期。

自由民主最大的敌人是袁世凯们，**暨统治者体制内的次级既得利益团体中的投机者。红后代集团就好比汉献帝和宗室国戚、何将军，他们都不足为虑。曹操、袁世凯、曾国藩才是自由人最大最难对付的敌人。**我不想在中共倒台以后，还要和同胞继续战斗自相残杀，第3、4层的群体人口众多，他们并不是真共产党。

一个朝代在灭亡前，为了挽救危局形势所迫倒逼，可能会突然暂时变得非常开明、公平地用人选人，火箭提拔一批有才华的，原本是边缘的人或体制外的人。

如果他们中间真的出了曹操、袁世凯，并与自由为敌，让我们别无选择，那么这场血腥、残酷的兄弟相残，换来的“自由”真的值得吗？我们因为理念不同而不得不努力杀戮对方？

这个兔子动漫的作者真是该上战后的军事法庭，要害死多少年轻人，始作俑者。

大家好 新人一枚 经常看编程随想的博客 喜欢 加密/开放/包容/自由 的交流环境，遂来此。

新 算了，懒得多说

@thphd #174366 需要注意的是 YouTube 所用 Google Video Sever 没有可供直连的IPv4 地址。所以我对这个域名用了 sniproxy 。

@MrAnderson #174365

谢谢。我测试了你的配置中google的部分，可以正常连接google和youtube。

Windows 的话我推荐 TCPioneer，运行就自动接管系统流量了，不需要配置 socks 代理。

参考 default.conf : https://p.blicky.net/eDfyWkzBtQ33

可以不认同皇汉，但绝对不要因此去认同姨学那套结构，特别是南方人，你信了你就上当了

@avl #174345 其实就是加图床。需要再等一些时间

@消极 #174224 可能是没提前吃药

@Hehehehe #174341 非常好，你说的观点我大致认同。我也补充说两句。

首先，我认为美帝的金融经济相对于中国大陆是不可模仿的，而且金融经济也是和实体经济相联系的，比如美国排名靠前企业多是高科技企业，具有很强的生产力，而大陆靠前的企业却都是垄断企业，对于生产力的促进有限，对于投资人来说前者更有投资的前景，哪怕我把钱先借出去投进去，大概率高科技企业也有能力让他们回本运转，而垄断企业，比如像国有银行和地方的房地产企业联系紧密结合，坏账风险高，常年靠央行印钱续命，不断透支社会财富，而且也没有高科技产业提高生产力弥补透支的财富损失，于是就形成亏空越来越大。光是2018-2019一年我所统计了解的放水印钱就有26万亿，2008年救市才四万亿，2020年疫情期间，M2激增，证明印钱的步伐也丝毫没有停下来，社保估计到2035年就枯空了。

接着，另一方面，无论国企改革、税制、外贸、外汇、基建本身就深受制度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迂腐保守政绩优先，另一方面表现在公权力寻租浪费和痕迹低效，所以实体经济难以发展，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落后这是必然的结果。同等产业，在公权力监督更合理社会比起大陆明显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目前在经济民生倒退和体制影响的方面，民运启蒙得还是远远不够，抚心自问，有多少个老百姓真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倒是无脑营销号每天在循环丢包经济民生倒退是美帝制裁，丝毫不提及大陆自身的问题。至于民运每每谈及大陆经济民生，都是轻描淡写，反而对于什么美国大选、两岸矛盾话题乐此不疲，更不要说有些支黑自媒体谈及大陆的经济民生是用幸灾乐祸而非给出客观分析建议的心态。

最后，根据疫情前的数据统计，光是劳动力人口月入过万的仅有11%的人口，全民有六亿人月入在一千左右，九亿多人月入两千以下，但私油已经卖到6.58一升，90后1.7亿人口结婚的仅有1000万，结婚率出生率双双跳水，离婚率则是名列世界前茅，从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经济民生持续倒退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yeahwu #174356 这个真不知道，哈哈。迷雾通不是收费的吗？这怎么好比！

@Wolfychan #174349 共匪早都亲自承认自己是邪教了。你可以看看这篇墙内文章【什么是邪教组织_老驴眼_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a1e973c40102z9un.html?type=-1

首先，谢谢推荐。 但你这不是砸迷雾通的招牌吗？不知道迷雾通是7站御用代理？

我表妹在中国某大学读研，她前几天给我讲了她选人大代表的经历。

她大一的时候选过人大代表，当时是辅导员叫他们去投票的。

她领到的选票印着三个候选人，选民还可以再写一个候选人。

印上去的三个候选人她都不认识，她就投了一个和她同姓氏的候选人。

她的一个室友在选票上写了“鹿晗”的名字上去，投了鹿晗一票。

@消极 #174353 最近最让他在国际上出名的，当然是各种指控当局“盗国贼”的反贪腐爆料了，但其实他也热衷于反对普京对车臣和高加索少数民族的俄版”两少一宽”“惠惠政策”

纳瓦尔尼非常重视移民政策：我的想法不是禁忌这个话题。我们自由民主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原则上认为一些讨论的话题，包括民族间冲突的话题。与此同时，这是一个真正的议程。必须承认，移民，包括来自高加索的移民，经常带着他们非常特殊的价值观去俄罗斯。早在智者亚罗斯拉夫时代，俄罗斯人就克服了这种程度的偏见。例如，在车臣，没有头巾行走的女性被彩弹枪射中，然后拉姆赞·卡德罗夫说：“干得好，伙计们，车臣人的真正儿子！”然后这些车臣人来到莫斯科。我这里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我不喜欢那些说女人走路时需要用彩弹枪射杀，她们不带手帕，在这里下定自己的命令。Alexey Navalny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78]

2011年，纳瓦尔尼关注对车臣的过度补贴，支持民族主义口号“停止为高加索提供食物”，[93]还主张与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引入签证制度[94]。

@阿里萨斯 #174352 那他反对普京的道义何在？普京不是打好了这两场么？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74347 去年那个差点被普京毒死的俄国反对派头子纳瓦里内也是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爆棚的“皇俄”，支持南奥塞梯战争，强硬宣称“克里米亚是我们的”。

@avl #174345 你觉得thphd硬盘够大么？

@澎湖灣 #174335 跟西厢计划类似，GFW算力越大，越可以处理复杂的数据包，但是由于网络流量也巨大，总有挂一漏万之忧。

这里顺便说一下，正常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互联网审查主要通过DNS污染和路由黑洞来解决。只有中国等少量国家才会部署GFW式的DPI系统，DPI是把互联网通讯本身当成攻击来处理的，因此非常凶残。

中央社不是台灣的嗎。。。。。。

不過既然習以毛鄧自居，想來……毛的鬥爭加鄧的紙醉金迷，不能不說過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