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杰 #177806 一颗赛艇

十几年的有线数字电视轮播频道，在2016年就被停播了，真可惜。

我在微博上也被她钦点过

外边有人说2047“不反共”

「不反共」是thphd说的，因为「反共」是一种立场，预设立场是不可取的。但任何自由思想的传播，结果必然是与中共实质对立。

“都是左逼”

这个肯定是胡扯。这种说法大概只是因为本站当初支持拜登的相对多，支持川普的相对少。我就是坚决支持free market的，不过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我又重新再注册一个小号回2047.one。

希望所有人多多保重

编程随想的失踪，尽管谁都帮不了，但至少全网反贼都会记得，但thphd的失踪，除了2047少部分老用户以外，还有谁会一直记得呢？

@阿里萨斯 #177801 客气，原创我可不敢当，想法来源于工业革命4.0和马斯克的火星计划，我只是在此基础上延伸一下，推测更好的社会组织模式。技术产权、设计方案和工艺可以远程传输，异地分布式生产，元宇宙，产品更个性化更快迭代进化是未来工业的趋势。

@Prometheus #177800 阿里巴巴人员的规模也很庞大啊，而且如今各大企业超级跨国公司等等之类的管理有几个能做到扁平型的？大多还是多层级金字塔型的吧？何况那种只是单一产业，社会管理是极其庞大和复杂的，一百人怎么可能管上千县域的事情 事实上虽现代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政府的规模是不断膨胀的，别的不说，二战后的美国联邦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另外你说县域分流省的实力，自身弱小不足讨价还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你上面不是又说省内关系也是一个小型的中央集权央地关系吗？其实各县是具备自主能力进行临时性和议题性的联合来同中央博弈的，而且因为数量繁多导致中央根本无法有效干预各县私下的串联，而且这种临时性联合相较于传统的小国家、小邦联，更精确，可能性可选择的也更多，一个县和一个县可能只在卖农产品甚至只在卖大蒜上面有共同利益，但在水利资源调配上则产生冲突，所以他们可以只成立一个“大蒜贸易共同体”，但水资源调配还要和其他地方或中央建立其他的协调机制来解决

@Prometheus #177795 哦抱歉 后面那段我没看清你说的是大宗商品各城邦自产自销，但“信息”和“人”是自由流动的，这个想法确实很有开创性

@阿里萨斯 #177798 古代过去与现代和未来不同了，聪明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网络和大数据、智能辅助决策，中央可以雇佣一百多人的团队就可以管理这些多的县城，这个百人团队向大总统汇报即可。你比如说阿里巴巴就启发了墙国的数字计划经济模式。而县城解构掏空了省的实力，自身又弱小不足以讨价还价，不就是加强了中央的权威？

第二段你说得对，地域矛盾和同地区阶级矛盾是同时存在的。

我没有说生产要素都要流动，是物质不流动本地雇佣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而人才、信息、技术、知识流动，人类未来的贸易模式交易的是知识和信息，而不是交易物质和有形产品。，建议你了解一下工业革命4.0，生产和能源的分布式化而不是传统的集中式。也就是说某地区向另一地区的企业或发明家支付了一笔款，获得了技术产权和方案，然后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这不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概念，而是既保护了本地产业和就业，又高效的竞争，还降低了文明运行的总能耗。是优于目前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

民主必然伴随着有限的冲突为代价，想要减少冲突可以依靠省会也就是最有实力的那个城邦来协调，减少冲突的另一方面是提供足够的产品满足需求，分配合理减少不公平，人们就缺乏动乱的动力，为什么要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呢，野心家也就煽动不起来民众，而本地军队来源于本地民众，独裁者也就无法培养圈养一个只忠于自己的军人阶层。第三，减少冲突是靠城邦普遍的公民教育，和中产阶级。这些条件都需要时间和准备，在现有帝国内部的这一代群众，如果突然给予他们武力的自由，那是要爆发大量冲突的也就是你说的崩溃。

why

@Prometheus #177795 郡县制是单中心多层级管理的一种形式，而且至少是两级，请问这里面的郡级在哪？稍有历史常识的就知道随着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多和君权专制的加强，行政层级是逐渐增加的，像后世的郡上面又设州，州上面有道，道上有省……因为一元化的核心统治者天然热衷叠床架屋的金字塔型统治机器，而那按照文内所设想的方案只有中央——县两级的权力重心，只要减少行政层级就是对专制区划叠增趋势的逆转，如果一个中央对应上千个县，就决定了中央核心的统治管理能力被严重削弱，他妈的一届总统连县长都认不全，可不就能懒得管就不管放任自流了吗？他想管也管不过来啊，你怎么看出加强或维持之前“中央权威”的？

还有你的第二段简直就是拍脑筋想出来，说什么中国的问题是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说得好像共产党把首都迁到上海，中国跟现在就有多大区别似的，中国的矛盾是官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纯粹的公权力授权性的问题。即使以空间地域角度看待，普遍的城乡差别，同地区内一二三线城市之间“层次性”差别比某个方位和某个方位的“大区”矛盾更有讨论价值的多。

还有我问你，最后那一段说的各“城邦”之间的“自由博弈”包不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你前面不是声称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自由流动”的吗），甚至包不包括“战争”，如果你的“自由博弈”中间出现人道灾难怎么办？事实就是没有一个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国民大会做居中制宪和冲突裁判，“自由博弈”的结果就是一切经济社会秩序的总崩溃

5月19日的文章到现在也没人跟帖……

可见也没几个人在意这篇文章

想到一个关于多党合作的笑话； 长期共存，谢党隆恩； 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好一个“郡县制”，这不就是秦始皇的思路吗。

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科技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与错位，东南沿海在维持这个帝国运转，但是帝国权力却属于边缘地带的北京少数人。只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外部环境友好，且南方人掌握北京权力的时候，这种错位和矛盾并不突出。

当前无论是对外的海权、陆权并举，盲目扩张四处出击，还是对内的专制汲取资源耗尽民族的未来（人口结构、教育、健康、环境、资源等），帝国压垮自身以后，民主化的开端必然是中央权力的衰弱。帝国中央、科举流官是民主化的天然敌人。任何努力维持中央权威的民主化都是假民主。

同理，在一个省份中，省会和县镇的关系类似帝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诸夏主义也不能带来民主自由。对于真正热爱民主的人们来说，帝国中央和诸夏都是敌人，帝国中央吸血诸夏，诸夏省会吸血城镇。掐掉帝国中央和诸夏的财政汲取能力是必须的，也是正义的。

郡县制导致北京和他周边的近卫军，可以碾压任何县级政权，分而治之维持中央权威，同时又解构掏空了地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县级的共同体不够强，而诸夏省的共同体又太强大容易独裁。

我认为真民主是来源于自下而上的均衡制衡，理性博弈，而不是自顶向下的顶层设计，有计划有序推进的民主化一定不是真民主。我的理想介于郡县制和诸夏主义之间，5-10卫星县和1个小城市组成一个城邦共同体，他们有自己的国民警卫队和工业产业，大部分大宗商品比如粮食汽车、房子······都是自产自销，但是设计、技术、知识、人是自由流动的，市场效率和竞争的提升，靠移动信息而不是靠移动物质。中国是大陆文明，物理原理决定了陆上运输成本远大于海洋，中国又是能源稀缺的国家，直接模仿西方海洋贸易文明的制度的成本太高，难以长久。

然后这些城邦再去自由博弈组合成联邦邦联之类的共同体，无论是欧盟的形式还是美国的形式。城邦和城邦之间靠语言、汉字、文化、生活方式维持和平与团结，城邦公民选举自己的议会和政治人物。

大家好，我是刚刚注册好的新人。 偶然看到一个youtuber提到了这里，向往自由的语言环境，可以品尝到高质量的客观讨论，很是欣赏。所以我尝试了好多次终于注册好了。不得不说，题目具有一定的挑战力。 工作的话就是海上跑船。 擅长会探索一些事实真相，也会经常关注热点话题产生兴趣。 创作作品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喜欢吃的食物有很多，喜欢简单清淡，偏咸均可，不可以太甜。 最近一有空我就在关注天朝的报道，譬如说，疫情当下，孕妇很难及时就诊而导致流产，我想说，希望患病的人能够及时有效就诊，希望就诊的人不再医闹且尊重医师等等，愿这个社会少一分戾气。

@嘉然 #177781

1. 对已收藏的帖子再点一下收藏则取消收藏

2. 在右边导航栏中可以点开投票，或者https://2047.one/polls打开所有投票之后可以投票。在页面中嵌入的投票不能投，不知道为何，应该是bug。

为什么？你要去主营拜登业务，还是被威胁了？

1.白色界面皮肤太刺眼了，这个黑白皮肤是为了纪念某个人吗？

2.有的图片（链接）看不见了

派系划分有很多种方式：

以出身论：可以分为太子党，平民派

以利益集团论：可以分出类似石油帮，军火派等等

以门阀人脉论：可以分出团派，江派，之江新军等等。

分类都是可以交叉的，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分派，是以当前当局面对的主要政治矛盾和斗争为标准来划分的。以1949-1976而言，主要是毛想称帝，而党内握有情报等大权的周恩来是称帝的重要威胁，即使一度打压周恩来到九大召开，周虽屈服然而暗地里继续出手，最后导致毛的身后事安排大溃败。毛泽东帝制失败。（毛 vs 周， 周虽死，但毛灭）

以1976-1980而言，是华国锋为首的新贵，在元老叶剑英的辅佐下，和军中陈锡联吴德等联手，抗拒在文革中赋闲的元老和老帅们，陈云，邓小平，李先念以及其他老帅们出来反击，结果华国锋，叶剑英失败，以新贵们下台，叶剑英退休回广东告终。华国锋新长征体制失败。（新贵 vs 红一勋贵，红一勋贵胜）

1980-1992而言，是邓小平为首的泛改革派，与不满邓小平系专权的元老联盟（以陈云为首）的对抗。邓小平初期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杨勇杨白冰等主军，自己稳坐中军，垂帘听政。但是元老们普遍对邓小平僭越之举不满，86学潮倒胡，89学潮倒赵，打出社会主义再教育。邓小平92南巡反扑，二次改革，深化市场，浦东新区。结果是妥协 （经济改革继续，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功，邓小平独大失败，陈云鸟笼失败）。

后面的历史你们接着写。

这个文章不符合当年中国人民日报对齐氏之死的报道

第1版(要闻)

专栏：

田曾佩会见罗驻华大使时说

中国尊重罗人民的选择

我红十字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今天下午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米库列斯库，通知他中国红十字会决定立即向罗马尼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田曾佩表示，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罗马尼亚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

罗马尼亚大使对中国方面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感谢，并通报了罗马尼亚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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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国际新闻)

专栏：

罗马尼亚局势趋向缓和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月25日电　圣诞节的布加勒斯特，今天比较平静，市内只有一些地区有时响起零落的枪声。大街上有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食品店已开门营业，电台播送了教堂举行圣诞节仪式的情况。但在一些主要路口还有路障，车辆和行人经过时需接受检查。在前几天支持和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武装力量之间枪战最激烈的共和国广场上，停放着2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党中央大厦北侧的大学中央图书馆已成一片废墟，国务委员会大厦损坏严重。

据报道，罗马尼亚其他城市的枪战也在逐渐平息。在西部的蒂米什瓦拉等城市有时还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但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人员告诉记者，几天内，在布加勒斯特和蒂米什瓦拉市“死亡人数数以千计”，确切的数字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

据法新社25日报道，最近成立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领导人和发言人伊利埃斯库说，罗马尼亚局势正在恢复正常，但救国阵线委员会目前不打算建立新政府。据报道，该委员会已决定于明年4月举行全国大选。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AD4HM0D0543OM0K.html

权利二字对芸芸世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古往今来多少成败皆由此而生。然而权力是把双刃剑，功成名就伴生着身败名裂也是常有的事，权力越大，一旦失去初心，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罗马尼亚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曾因带领罗马尼亚走进“黄金时代”而成为该国公认的伟大领袖。然而他也因为个人享乐等原由犯下了巨大错误，不仅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更是被乱枪射死。

如今反观这场权力的游戏，导致齐奥塞斯库死亡的真正原因真的仅仅是因为滥用权力吗？这是一个真相与谎言的故事，齐奥塞斯库是一位悲剧的英雄人物。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杰出活动家、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是罗马尼亚成立以来最有威望的一位君主。

1918年1月26日，齐奥塞斯库生于奥尔特县斯科尼切会蒂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做过学徒、鞋匠、铁路工人等工作，可以说更了解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平民百姓的水深火热。

他自幼便有异常强烈的家国情怀，年纪渐长后，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到许多政治活动中。他对政治有着独特敏锐的思维，并且敢于发声，渴望进入政坛发光发热。但是在这条道路上，他走得并不十分顺利。

1933年他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斗争，曾多次被捕入狱，进过恐怖的集中营，受尽牢狱之灾。虽然受到各方势力的打压和侵犯，齐奥塞斯库也未曾屈服，一直坚定信念坚持奋斗着。

1955年他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年，齐奥塞斯库任共和国总统。

在最初的任职期间，他有过许多正向的政绩，赢得了普遍民众的信任。虽然罗马尼亚只是一个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大多扮演着倍受胁迫的被动角色，但是齐奥塞斯库在外交方面还是一直坚定地坚持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大国原则，绝不肯轻易让步本国利益。

在拥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他也不忘为其他弱小国家发声。

在经济方面，齐奥塞斯库的建树也非同小可。他非常懂得如何利用自身有限的资源优势和技术水平去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产出。在关注和支持农业和农牧业的生产工作的同时，他着重专攻重工业。

其次，在民生问题上，他也有自己见解独到的政策。据说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出资给居民盖房，到1989年，罗马尼亚有82%的人搬入新居。实现了真正的人人有房住，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而罗马尼亚基本做到了，这一切都是时任总统齐奥斯塞库带来的。

总之，这个时期的罗马尼亚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但是随着发展，齐奥塞斯库在经济建设上片面追求高积累主高速度，以至于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此时罗马尼亚民间的争议声逐渐响起。

但是最为致命的还是政治上的独断专行。由于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力成为了最缺乏的资源。

在国家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为了逼迫人民尽可能地“生孩子”，颁布了许多堪称离谱的政策：诸如禁止堕胎、禁止离婚、私自堕胎将被处以死刑等法规。这一系列生育政策实施后，引起了罗马尼亚境内的滔天民怨。

首当其冲的是一批不愿生育的适龄妇女的反抗，她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冒着风险试图离开罗马尼亚，但是绝大部分在经过边境线时被当做叛国者，最终被机光枪扫射而死。

再者，国内现有的医疗体系无法应对突然激增的孕妇和新生儿数量，医院缺少相关医务工作人员和医疗器械等物，导致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大大增加。

上个世纪70年代起齐奥塞斯库逐渐变得居功自傲起来，齐奥塞斯库本人成为了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拥有至高权。不仅人民，就连其他领导人对他也必须俯首帖耳、恭敬从命。一旦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相关人员就会被解除职务。

在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齐奥塞斯库的个人主义风愈演愈烈。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导致齐奥塞斯库的口碑极速下滑，在罗马尼亚人民的眼中，他不再是贤明的君主，而是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暴君。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罗马尼亚民间爆发了抗议大游行。此时的齐奥塞斯库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彼时，他从伊朗访问归国发现暴乱问题并没有按照原想解决，反而有越闹越大的趋势，逐渐向全国方向蔓延。

于是齐奥塞斯库决定在党中央广场召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以此来重新鼓动群众支持自己，但是最终结果不尽他意。于是他试图以暴力压制民愤，下令射杀这些参与抗议的群众。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齐奥塞斯库在发现无法掌控局面时选择了出逃。

在出逃期间，外国势力借此“入侵”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也在这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阴谋下牺牲了。1989年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刑处死。

他的死法也极其戏剧化——齐奥塞斯库被士兵用枪弹疯狂扫射百余发，正如当初他对子民下达的命令一般，报应终究落到了自己身上。

三十年过去，重新回观政变成功后的罗马尼亚，曾经期盼通过政变推翻旧统治改变新生活的人们并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罗马尼亚的工业和经济皆被外国势力所控制，群众生活穷困潦倒。曾经清讫的外债重新筑起高台，当地居民的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没有工作，而整个国家也从一个工业强国沦落到靠出口妓女和人口买卖才得以生存的国家。

而那些当时支持政变的革命家们，除了为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做出努力外，就只是使国家陷入更严重的债务危机当中的帮凶者。罗马尼亚的人均月收入不足80美元，使之成为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可以说，罗马尼亚的未来比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更加绝望。

其实如果让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俯瞰这场悲剧，就会发现齐奥塞斯库之死并不完全是因为民众暴乱，其中还有"谎言"作为事件的催化剂，他结局的真相早在之前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对于齐奥塞斯库的独裁专政、罔顾人命，这些的确都是导致他最终结果的理由，但是在官逼民反的进程中，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不忘添上一把火的“功劳”。

1968年苏联等国家侵犯捷克斯洛伐克时，齐奥塞斯库就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做法。那是齐奥塞斯库作为党的领导人最为光荣的日子，在民众心中，他成了民族英雄。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局势动荡，某些西方国家打着各种名义试图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罗马尼亚不肯加入美国所谓的民主化进程，拒绝其提出的虚假合作，这也让美国怀恨在心。罗马尼亚可以说是多个国家的眼中钉。

而这时罗马尼亚国内所积攒的民怨成了美国对付齐奥塞斯库最有力的武器。美国编造了各种有关齐奥塞斯库的种种谎言。民众们类比自己的生活，压根没有思考背后的真实性，更加相信齐奥塞斯库就是如谣言所描述般万恶不赦。

在西方势力的极力渲染和齐奥塞斯库本身独裁专制下，齐奥塞斯库的最终下场可想而知。但是直到齐奥塞斯库死后多年，人们也依然没有发现那笔那些传闻中谣言的真实性。

这样的变化和生活，不是罗马尼亚人民最初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时所盼望的结果，他们不仅没有过上向往的西欧洲式生活，更是连以前的社会主义生活都不如。事已至此，罗马尼亚人即使再后悔不已，齐奥塞斯库也已经在他们亲手做出的选择下牺牲了。

也许一切看似是真相的表象对于当时的罗马尼亚人民而言根本不重要，有时候谎言和真相被放在一起比较时，所谓的真相是否为本真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人们往往会选择其中更有利于自己的那个选项。

有很多人说，齐奥塞斯库的死包含了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也有的人说这是咎由自取的结果，也有人说他是一个不愿意与西方妥协的高度理想者。

在这些后人对他的评价，其中有褒奖也有辱骂，这些评价是不同的思想者从不同的角度迸发的原因，对过去怀有争议或者怀念的行为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不满的影射。

罗马尼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真理报》曾评价说：这不仅是当代罗马尼亚历史学界的地震，更将持续波及罗马尼亚在今后三十年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然而历史的车轮只会往前行驶，对于路上轧死的蝼蚁，那不是历史这个行驶者该考虑的事情，至于车辙上的红血也会逐渐干涸，在前进的道路上被覆盖暗淡，最终消失不见。

太子党举根本就不是一个派系，这些人什么政治主张都有，分布在各个派系里。

另外现在没有什么民主派，一部分党员干部认为搞民主也没什么不好（包括认为应该主动积极民主转型以及把民主化当作退路的），但完全没有形成什么派系。

@梓洋从小就很赵 #177782 十分钦佩作者的洞察力，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段值得深挖的激荡时期，那段日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想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具备的要素吧。

可以通过tor和公网两种途径访问：
xzkf6zrgacwzl4f4azsbn3bu4fydfnuxozuhpcz6fwbmt6ljwr6u4dqd.onion
http://458477e9.cpolar.io
名字暂定为“流亡品葱中央”
有人想过来吗？

吴国光：“县政中国”——从分权到民主化的改革

一、行政分权的困境与地方民主的引入

二、“县政民主”的设想与根据

三、从“县政民主”到“县（宪）政中国”

【注释】

通过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和市场化，中国已经在经济转型的轨道上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大体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并不明朗。现行的政治权力结构固然有其支撑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毫无疑问，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也极其巨大和严重。如何建构既能保障现有的经济发展动力、又能消除严重的负面后果的政治权力架构，越来越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甚至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中心问题。

晚近一波的世界范围政治民主化（democratization）[1]已走过了高潮。在中国今日的语境中，民主似乎正日益成为一个负面色彩多于正面价值的理念，而民主之外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却并未因此而获得新的生命力或正当性。非民主政治在今日世界的延续，往往不仅要从民主世界借用物质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证明了这点），而且还要从自由、民主的思想体系中借用精神的元素来维持自己的正当性（例如，那些在国内压制自由的政权总是借助“自主”、“多样”等价值在国际社会中为自己辩护）。这只能说明，政治的自由化与民主化，不管是否遇到阻力，仍然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主流追求。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面临巨大的人口和资源压力、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少民主自由因素、而现行政治权力又高度集中的国度里，如何实现民主化，并且不因民主化而牺牲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际地位等其它多种利益。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中国政治发展如何从经济改革中的行政分权逐步走向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文中提出的思路是“县政中国”。“县”是中国最具传统的行政区划之一，也是目前中国权力架构下极为重要的一级政治层级与行政区划。2001年底，中国共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包括1,489个县、393个县级市、116个自治县、49个旗和3个自治旗，此外还有2个县级特区、1个县级林区和县级以上城市中的808个市辖区。[2] 若扣除其中的市辖区、特区和林区，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约为2千多个。在目前的5级行政架构下[3]，这2千多个县级单位（以下统称“县”）虽然属于层级较低的第四级，但各自的规模并不小。在东部人口密集的省区，大县往往有100来万人口，全国约有172个县的人口甚至超过100万；在西部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每个县的人口比较少（最少的仅有万余人，多分布在西藏），但辖区却往往面积广大，动辄上万平方公里，有些达到10多万、20多万平方公里。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的面积还不如中国最大的县大。这样的人口和地域规模说明：县政的建设，本身就可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是着眼于这样的现实存在，本文提出：大体上以目前的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4]，重组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政府体系，率先在县一级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进而建设全国宪政。这就是所谓的“县（宪）政中国”一说的基本涵义。

本文将分三个部份论述“县政中国”的民主化思路。首先，从中国2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出发，考察中央向地方分权这一改革战略的成效和成本，特别是分权在产生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所造成的一系列的政治困境。然后转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这些政治困境。无疑，这种制度变革，在能够解决前述政治困境的同时，还应该能够满足其它一些经济、社会要求；而能够同时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变革，在笔者看来，首推地方民主，特别是县政民主。但是，笔者将不会单单停留在地方民主的层面，而是同时考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总体上的民主化。

一、行政分权的困境与地方民主的引入

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行政分权的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这是20多年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繁荣稳定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外开放开始与国际经济接轨，又通过权力下放即行政分权而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这些特征是理解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之特点与要义的切入点。这种改革路径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国内市场的分割、对外经济联系中的地区间恶性竞争、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等。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官员腐败现象的严重恶化。这固然不是单由权力下放造成的，但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提高削弱了集权制度下中央的控制力，但又无法发展出别的监督和控制方式，所以必然会导致腐败的蔓延和加剧。近年来，这种腐败已超越了官员个人以权谋私的层面（并不是说这个层面的腐败有所减轻，相反，它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开始出现了地方权力整体上向所谓“黑帮化”演变的趋势，从而至少在地方层级正在把所谓的“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或“地方国家合作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5]逐步改变为“掠夺型国家”（the predatory state），直接造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与此相联系的是法律体系在地方执行中的刚度进一步弱化，使本来就不具备法治特色的统治（governance）体系越发千疮百孔。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对国家整合（integration）可能发生危机的普遍担忧。多年前就有官员痛斥所谓的“诸侯经济”，随后则有学者惊呼中国中央政府能力的下降[6]，近来更有学者借用民主化转型研究中的有关概念，强调中国政治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所谓“苏丹化”（sultanism）现象，并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隐忧。[7]

如何解决这种困境成为近10年来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与政策辩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新的中央集权，以强化国家宏观调控职能[8]；有人则主张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架构进一步制度化，在保护地方自主性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的某些职能[9]。这种辩论还延伸到政治民主化变革路径的讨论中，其中制度化分权的思路强调地方民主，而另一种看法则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直接选举以塑造“直插基层”的国家权力。[10]

本文体现了“制度化分权”思路的延伸，并将其中的“地方民主”主张进一步深化。[11] 笔者所说的“地方民主”中的“地方”，不是泛指中央层级之下的所有层级，而是单指“县”这一级。这样可以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多方面问题联系起来，而不单单是考量民主参与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虽然这是最重要的考量之一。笔者在讨论中将把“地方民主”制度化，与国家建设相联系，主张“实县虚省”甚至最终“废省”，将县级自治直接连接到全国宪政，从而勾勒出一种独特的中国民主国家权力构架。在这种构架下，地方民主也就是“县政民主”，将成为整个民主制度运作的核心。

二、“县政民主”的设想与根据

为什么“地方民主”应该选择在县级实行，怎么实行？后半个问题的答案相对比较简单：实行县长直接选举，选举当然必须是“公正的、自由的、周期性的”，候选人可以自由竞争选票[12]；确立县长作为本县最高行政官员的职权，任何党派（首先是中共）对县政的干涉只能通过选举和其它民主程序（比如通过在县议会内的党派运作）进行[13]；相应地开放媒体，开放党禁；实行司法独立。具体的步骤和方法值得进一步讨论，可以先在县级实行司法独立，使县级司法机关脱离其与本县中共组织和县长的权力从属关系；同时也使各县境内的大众传播媒体脱离这种权力从属关系，走向独立与自由。继而可以试办县长和县议会直接选举，并重组选举之后的党政权力关系，将现有的政党活动改造为议会“内造”政党的活动。在这种选举过程中必然出现政团乃至政党竞争，这等于开放党禁。在初期阶段，可以将这种司法独立、出版自由和政党竞争都限制在一县境内，经过一两届选举后逐渐放开地域限制。

显然，**就全国政局而言，一县之政治影响其实很小，不必担心失控或出现混乱。乡镇选举（即使实行）规模太小，不能真正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性质；而地或省级选举则规模太大，除去其它因素不说（后面会讨论这些因素），单就技术层面而言也困难较大。**中国的大省有将近1亿人，中等的省则往往有4千万至5千万人，相当于世界上大国的人口规模。即使先缩小省的规模、再变革政治，将中国划分为60个省，每个省也有2千多万人口，规模仍然很大。[14] 美国开国建立民主制度时，全国仅有400万人口，而参与民主实践的人数更少，要从中减去70万奴隶，继而减去占剩余人口一半多的儿童（当时的人口结构比目前年轻很多），再减去余数中的一半即女性人口，何况还有财富等方面的限制。[15] 那时美国实际参加民主政治实践的人口，恐怕仅有50至60万──也就是今天中国一个县的规模。当今世界上人口超过2千万的国家总共不到50个，其中仅有一半是民主国家。换言之，即使在划小了的省区内实行省级民主，中国民主化的单纯技术困难也仍然很大。因此，这可以成为选择在县级（而不是一般流行的观点主张的那样在省级）组织民主政治生活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更为实质性，那就是要着眼于解决中国政治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县”在中国目前（和历史上）是行政区划的关键一环：低于县的层级（即目前的乡镇一级）并不具备全面的治理功能；而高于县的层级（包括地市一级和省一级）则距离民众较远，幅员更为广大，虽则其治理功能基本上是县一级的放大。**在多种意义上，“县”都是中国权力架构的基本单位。正因为如此，目前中国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在县一级也特别突出。仅以官员腐败现象来说，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统计，在过去的5年间，尽管现政权试图强化惩治腐败，并宣称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不仅总体上官员的腐败有增无减，而且县处级官员的腐败上升幅度十分惊人，增幅达到65％。[16] 自1997年7月到2002年5月，在中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10,518人当中，县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高达93.51％。[17] 这充份说明，通过制度改造的方式在县级建立可能抑制腐败的政治权力架构，也就是通过民主政治及其配套措施（比如司法独立和舆论自由等）来抑制在县这一级发生的政治腐败，已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在承认更高级别的官员的腐败往往具有严重恶果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县级官员的腐败对民众的切身福祉有更为直接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容易为民众所了解，从而更为直接地对政府的合法性产生负面影响。哪怕仅仅从消除这两点负面效果出发来考虑，发展“县政民主”也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反过来，同样由于这两个理由，发展“县政民主”，也就是让公民在县一级直接参与政治，也会具有较好的条件和效果。首先，由于“县政”直接影响本县公民福祉，则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一旦打通，普通公民的参与动力会比较强大。**其次，就公民对政治生活、政治领导人的了解而言，也就是与民主政治的质量密切相关的公民信息占有能力而言[18]，县政民主的条件不仅比地区、省或全国的政治生活条件要好得多，也比更低的乡镇政治生活条件要好得多。一般来说，**公民要掌握较高行政层级的政治信息比较困难，但在较低的层级而又超越了个体直接接触的范围内，在信息流通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媒体，可能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受众而无法生存；而没有现代媒体的介入，民主政治下所需要的多元信息渠道就很难出现。换言之，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县政民主”不仅是必需的、可行的，而且也最可能具备民主政治应该具备的品质。**在这个层面上，“县政民主”就已经超越了对于所谓程序民主的建立所具有的基础意义，进一步关乎民主本身的品质──这可以看作是第三个理由。

**如果国家层级的民主尚未付诸实践，则地方民主可能强化地方认同，从而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进而成为分离主义的温床。前苏联当年的政治变化过程是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在当前的中国，除了民族问题外，并不存在任何因地方认同强化而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但这不等于说在地方民主发展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这种危机。一方面，乡镇一级的民主政治远远不足以将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向民主化，更与全国民主化距离过远；另一方面，一旦实行省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除了其因为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所可能引起的技术困难之外，还会引发某种国家认同的危机。全国政权如果一段时间内还不是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而省级政权已经民主化了的话，则这个时间差就会表现为具有坚实民意基础的省级政权和缺少政治合法性的中央政权之间的鸿沟，从而很容易导致省级挑战中央的合法性危机，也可以表现为地方挑战“国家”的认同和整合危机。如果实行“县政民主”，则这种危机就会大大减轻，因为“县”的规模制约了县级民主政权无法挑战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国家的全国政权──即便前者是民主的而后者是非民主的。或者说，即使出现挑战，那也只可能是公民对中央政权非民主性质的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从而可能促使“县政民主”迅速向“民主中国”过渡；而不会是诉诸于地方分离乃至独立的国家整合危机。因此，“县政民主”最可能消解那种对中国民主化会导致“国家解体”的恐惧──不管这种恐惧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这就是地方民主应该落实到县级的第四个理由。

三、从“县政民主”到“县（宪）政中国”

通过民主化而奠定了坚实合法性的“县政”会具备足够的自主性来削弱、挑战甚至摆脱目前省、地级政权的领导。这正是笔者希望出现的一种效应，即通过“县政民主”而实现“虚省实县”，最终达成中央与县两级政府架构的全国政权体系。省级建制一旦弱化、虚化乃至取消，会产生一系列正面效果：那种以省际分割市场为特点的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将失去政治和经济基础──县级行政区虽然也具有相当规模的地方经济，但显然不足以支撑地方保护主义[19]；建基于地方（而不是民族）的分裂的威胁大大减少乃至消失，甚至建基于民族的分裂主义的威胁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和缓解。

由此来看，在“县政中国”的思路中，**“县政民主”并不单单是全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步骤，更是全国民主化制度框架中的一个主要环节。这就是说，“县政民主”并不单单是走向“民主中国”的基层准备或政治练习（就像台湾在民主化之前所实行的县级选举那样），而应该是未来“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一个轴心。**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在本县通过直接参与而实行的民主自治，是全国民主的首要内容；而“县政”之上就是全国层级的政治活动，其民主参与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根据这种设想，经过小幅度的行政区划调整之后[20]，全国大约保持1千个县，每县在实行“县政民主”的同时产生1名全国议会的议员参与全国政治；中央政府与县级政府实行制度化分权，中央掌握外交、国防等权力，而县级政府则在社会发展和管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如此则中央与县之间没有中间层的政府机构，县级以下全部实行公民自治，不必设政府机关。

**这种地方分权模式与联邦制（federalism）不同，属于单一制国家（the unitary state）中的中央地方分权。换言之，“县政中国”是与“联邦中国”不同的政治变革思路。而“县政中国”相较于“联邦中国”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县政中国”完全没有国家分裂的危险性，其国家整合能力大大高于联邦制。**尽管中国的一个县和世界上的一个小型国家规模相似，在县政中国的设想中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县的规模，但是，很明显，在幅员广大的中国，每一个这等规模的县都不存在挑战全国政权的能力。如果全国的县级建制多达1千个，多个县彼此之间采取联合行动挑战中央的难度也大大增加，因为即使10个、20个、甚至50个县采取联合行动，在全国格局中也依然是极小的少数（试想若有3个省采取这类联合行动的情况，那就大大不同了）。这样，那种危言耸听的所谓“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更不可能出现。 中国社会对于“县政中国”的心理接受程度应该远远高于“联邦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县官就是所谓“父母官”，等于说1个县就是1个大家庭。“县政中国”的设计与这种文化心理相吻合，具有远较“联邦中国”更为深厚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况且，“联邦中国”实行起来变革幅度甚大，因此难度与风险增大；而“县政中国”应该比较容易实行。

“联邦中国”的构想并不内在地具有民主化的内容，而“县政中国”的设想是建立在“地域民主”的基础上的。换言之，**不实行民主化，也可以实行“联邦中国”；而没有“县政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县政中国”**──这就把“地方分权”与民主化有机结合到一起，并使之相互促进。

本文简略地探讨了在中国依据现有的经济变革中所广泛实践的地方分权而进一步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一种途径，提出了通过“县政民主”，在保持全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中国当前政治困境的设想，并进一步讨论了“县政民主”一旦付诸实践所必然发生的“实县虚省”政治效应，构想了未来中国“废省”以形成全国和县两级民主政治在制度化分权基础上运作的大体框架。这当然仅仅是初步的讨论，很多相关问题尚未涉及或展开。比如，“县政中国”与经济运作的相互契合问题，废省之后相邻的多个县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改革以来实行的“市管县”体制的利弊及其改造问题，“县政”体制下大城市的政治和行政问题等等，都需要深入探讨。但是，哪怕是本文这种初步的讨论，也是一种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变革思路。笔者一直认为，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应该实行的政治改革之间，其实是存在具有所谓“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21]基础的稳妥的民主化道路的。那种认为政治变革一定产生混乱、而民主化会造成中国动荡乃至分裂的担忧，其实只是一种杞人之思。

【注释】 [1] 关于这一波民主化浪潮的比较与综合研究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Nancy Bermeo ed.,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2》。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

[3] 这5级行政架构是：中央、省（及自治区和直辖市）、属下辖区和县的市（或地区、州、自治州、盟，本来“地区”不是一级行政区划，但实际上已经逐渐实体化，特别是在大多数“地区”改为辖区和县的市之后，更正式成为一级行政架构）、县（及如前所述的其它同级单位）、乡（或镇）。

[4] 所谓的“大体上”，是说本文对于目前中国有如此数目众多的“县”级建制并不以为然，而是主张将“县”的数目削减到1千个左右。下文对此有涉及。

[5]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6] 例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7] 萧功秦，“当代中国的地方苏丹化倾向论析”，载裴敏欣、吴国光编，《第四代面临的挑战》（2003，即出）。

[8]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9] 吴国光、郑永年，《论中央地方关系》。

[10] 见甘阳的“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吴国光的“论制度化分权”，郑永年的“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均载《二十一世纪》，第35期（1996年6月号）；以及吴国光的“再论制度化分权”，郑永年的“主流社会与民主政治秩序”，均载《二十一世纪》第37期（1996年10月号）。 [11] 对于中国制度转型中“地方民主”或“地域民主”的引进和发展之一般性的讨论，参见吴国光、郑永年的《论中央地方关系》，特别是第九章，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4年第6期（总第45期）。

[12] 这样的选举一般被视为定义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参见：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2/1950),p.250;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21;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7 (引文出自此处)。

[13]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县长直选的意义会大打折扣。由于某些社会权力的存在，民选政府并不具有真正的决策权威，关于当代民主转型的研究特别强调这种权威在民主中的意义。参见：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p.3.

[14] 缩小省级规模的主张，近代以来一直在中国政治变革的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参见张文范主编的《中国省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987年中国当局组织研究政治改革方案时，当时主持研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提出过类似设想，参见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今天也有人赞成这种办法。事实上，10年前本文作者也曾持这类看法，虽然当时也特意关注到了“县级”权力机构的重组问题。见吴国光、郑永年的《论中央地方关系》，第163页。另外，主张“废省”在清末也是一派重要的意见，见康有为的“废省论”，载张文范的《中国省制》。但这派意见似乎较少后继者。如前所述，本文的主张继承了“废省论”。

[15]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16] 《香港商报》，2003年3月12日。

[17] 《法制日报》，2002年11月1日。

[18] 关于信息占有对于民主运作的制约作用，参见：Arthur Lupia and Mathew D. McCubbins, The Democratic Dilemma: Can Citizens Learn What They Need to Kno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舒庆，《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刘君德主编，《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尤其第5、17章。

[20] 从2千多个县调整为大约1千个县，相当于两县合一，这一“工程”的规模较之缩小省区或其它可能的设想都应该说小得多。

[21] 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有被滥用和误用的趋势。这里的涵义和用法，参见：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吴国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 《当代中国研究》MCS 2004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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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问几个问题。

流浪汉既没有钱财也没有劳动力，那就说明一个人是有可能完全没有财产的。

ta也许只有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ta的武器就是ta的肉体，ta有的也只是对ta肉体的支配。

那么假设两个流浪汉之间需要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捍卫，根据对等报复，ta们只能对对方所拥有的进行损害，那么结果是两个人分别以血肉之躯互相伤害。

这个伤害很有可能会“溢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肉体造成了90%的伤害，另外一个人的报复就远超第一个人所拥有的上限，那么这个人的权利是完全的吗？

财产是以自体血肉为界限向外的“他物”，理论上可以无限。而身体是向内的自我觉知，感觉上是个有限的东西。对这两个不同的东西可能需要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

物理能力是保证了这种对财产进行报复性掠夺的存在，物理能力越强，能说明他能有更大可能性为自己的损失进行报复，但他也完全可以选择不去做这件事。

一个有物理能力的人可以选择不去报复别人，他可能并不是认同这套意识形态的人，他的权利没有充分使用，他的那么他的权利完全吗？

AR-15对上F-15成功的概率就很小，AR-15的的权利显然和F-15不是一个数量级。但他们大概率也不是两个独立的人之间的行为，更可能是一个人和一个组织。

F15的使用率可能非常低，其使用成本过于高昂，只有在和另一个相当的组织对撞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利益。那么怎么去说明两个组织之间个体的权利呢，他们的完全性是怎么通过组织的物理能力体现的？

发出的邮件自动进spam文件夹了

确实，应该开放2047的image服务器

界面全变白了，并且2047四个字变成全黑色
自己定制的主题全部失效，怎么回事 @admin

@falsehippo #177742 胡锦涛就是个傀儡皇帝
前期长者执政，中期太子党，后期习派执政
有什么实权可言
@嘉然 #177775 汪洋确实是个民主派
@暴动喵 #177774 团派一堆墙头草，有的跟江有的跟习

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83-200403013.pdf

不得不说中共就是从民运干起的

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

● 楊奎松

文章很长，大家可以慢慢去看

@嘉然 #177780 一定一定。我发现本站很缺乏80年代时期的文章，这是很遗憾的。80年代作为中国革期，被很多人遗忘，事实上作为自中共49建政起，到现在最接近事实上的民主自由期，其经济，文化等也是最自由时期，任何自由民主人士都不应忘记那段岁月，而是要深挖细扒，从中得到经验，砥砺前行，这需要所有人努力。

鄙人有两个问题，即如何取消收藏和进行投票。

@梓洋从小就很赵 #177779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下了不少功夫，想必您的良苦用心能够激发更多网友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大环境的再评价，让历史的火炬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嘉然 #177778 感谢我第一次写就有这么长的回复，有点受宠若惊。我自认为这篇写的很是粗糙，本意是想对六四这么多年后，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和分析，我尽量表现客观，但其中仍不乏有我的主观影响，真心希望大家多评价、多分析、多思考，不陷入政治冷感的怪圈，能唤起大家的一点热情，这也是我这篇文章最大的获益了。

作者以不同于中国大陆官方和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崭新角度全方面重新剖析了“六四”事件的诱因和过程，在如今氛围逐渐二极管化的互联网难能可贵。 作者同时追踪“六四”事件中群众诉求的变化和具体内容，证明“六四”从根本上不能同“反革命暴乱”划等号，至于所谓的“受到境外势力煽风点火”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中共以武力镇压“六四”之后无论是美国老布什还是日本海部俊树都积极同中国大陆寻求合作，淡化所谓的“封锁”，如果美国真的要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那么以当时苏东剧变的大环境只要稍作指挥便可成事，因此中共无论对“六四”如何春秋笔法都是在掩饰其血腥镇压运动的事实。 最后作者深入探讨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尔虞我诈，比起常见的胡赵VS邓小平等元老二分，我对作者的观点更加感兴趣，因为胡耀邦辞职毫无疑问还是程序上的辞职而非单纯的“逼宫”，况且在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胡耀邦依然提供建设性意见，所以将中共党内斗争因为密室政治所以粗暴的儿戏化是不尊重历史的。

@falsehippo #177732

对身份政治的分析很到位，手动点赞。

当“六四”事件的参与学生于几十年后故地重游，他们更多的是惊叹，惊叹于在墙内，这一场深刻的永远的影响中国的运动，竟在中共的洗礼下，被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

了解六四的，熟系六四的，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学运、戒严，改革与保守派之争这些词眼，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我想从几方面谈谈六四。

论社会背景。 在改革开放之时，经济改革不仅仅是现在经济增长上，包括但不限于腐败丛生（官倒）、下岗潮引起的犯罪率飙升、价格改制等等。同时，80年代推行的新闻自由政策也让当时的人们对于政治有更深的理解和参与，营造了一种逐步自由化的社会氛围。

论党内。 作为一个黑箱政治的党派，内部事情不能单纯的以“改革”“保守”这样分类，除了这一些明确政治思想的人之外，更多的人以一个利益既得者的身份，抱着温和派、实用派、激进派等观念参与党内事务。我们要知道，其实中共元老们并不反对经济改革，而是不赞同政治改革。即使六四后改革派全军覆没，邓小平依然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即使很多人指责邓等人只不过玩得高明点，在垂帘听政，但从客观上，也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政治改革。

论导火索。 胡耀邦之死一直被认为是学运第一导火索。胡耀邦作为改革派一大精神领袖，由于政治的不透明，民间普遍认为胡耀邦1987年辞职是因为同情自由化，反自由化不力，不按照邓小平的三项原则来而造成，这其实是个误区，虽然邓小平对自由化有警惕，但并没有完全打压，胡邓关系是相当不错的，胡的辞职我认为有几点：胡的身体原因；邓想杀鸡儆猴；党内派系的平衡。总之不能把胡耀邦辞职看作邓对改革派的全面打压，因为在胡之后，赵紫阳开始主持工作，同样也是改革派。

六四学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因胡耀邦之死而导致的学生自发的哀悼游行，这个阶段的主力是学生，学生并没有很过激，据当事人回忆，秩序是由学生们自发维持的。我看到官方说法指责其中有地痞流氓与外国间谍的混入，这是严重不对，因为在这一阶段，官方是认同了学生们的爱国之情的。在耀邦葬礼结束之后，学生也都陆续回家。但这一起随着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4.26社论）而激化了。 从这里开始到六四的发生，可以看作第二阶段。学运不仅仅是纪念胡耀邦了，更多的是带着其他的意味，如更加激进的推行政改，要求民主，开放新闻自由甚至于最后打出的要求邓下台的旗帜，无疑触动了邓从文革结束以来的最敏感的神经，加之元老们对学运的反感，之后发生的惨案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我看到很多人认为邓心态的转变是由于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进言。这说法大多不可信，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说过一段话：**“邓小平如果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这句话若干年之后传到了软禁中的陈希同耳中，同样得到了认可，并说：“如果我陈希同能骗得了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虽然六四不能仅仅说成邓小平的意思，但说邓小平是被蒙蔽的就有点言过其词了，邓小平作为从政斗的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一个人，信息渠道肯定比李鹏等人多得多，况且军队的调遣，飞机坦克的听命也都在邓小平的把握之中，军事戒严的决定，绝对与邓小平脱不开关系。

论示威群众。 示威的群众从初期的学生们，到高潮时，也包括了工人，市民，高级知识分子等，已经不能单单看成“学运”，而是一个复杂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排除其中有外国势力的渗透煽动，但要承认的是，大多数示威人们是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对自由民主的期盼自发游行。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当时示威人群打出许多旗帜、口号，都是针对政改的，并没有提物价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当时社会争论很大的问题，如果示威群众真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搞颜色革命，为什么不把这个旗号打出来呢？因为都知道，物价问题也是改革的一部分，没有把这个问题拎出来，正是体现了人民对改革的拥护，对改革的支持，所以说六四是反党反社会反共和国的言论，自然也是谬论。

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是希望政府与他们对话的，而中共仍然摆出一副大爹姿态，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强硬的他们离开，并最终以暴力解决问题。试想中共如果肯放低姿态，对4.26社论进行回应，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走向另一条路，而不是如现在一般畸形。无论怎么说，从第一声枪响开始，中国社会开始缓缓倒退，党内改革派全部出局，只剩下天安门地砖下面的鲜血，默默的保存着记忆。

“让人民说话，天塌不下来”

@暴动喵 #177774 当然，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和汪洋在广东任职期间允许独立工会等NGO存在相比他还是差的远，事实上中共民主派在1989年之后就接近脑死亡了。

@嘉然 #177739 团派并不必然是民主派，胡春华在广东任职期间就强力弹压乌坎民主抗争，为自己的仕途换取筹码。

除了汪洋以外，其他团派我真看不出有啥政治自由派的色彩，李克强顶多算个经济自由派，政治上没什么明确主张。

@嘉然 #177755 @再也不TROLL了 #177762 @消极 #177769 你们也把自己看的太高了吧，能值100万吗？每个人都发100万，估计那时候一百万只能买一袋米。

经典的一桃杀千贼，就算你有几个人能拿到1000万又怎样，反贼队伍被剿灭，那些拿钱的人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拿多少都得还回去，该判刑还得判刑，一个空头支票就能剿灭你们。这是最基础的政治斗争常识。不懂这些，还不如回去当韭菜社畜，反贼是危险的职业。

国家格言是用来描述国家的意图或动机的一个短语。

美国的国家格言是：我们信仰上帝

法国的国家格言是：自由、平等、博爱

柬埔寨的国家格言是：国家、宗教、国王

津巴布韦的国家格言是：团结、自由、工作

新加坡的国家格言是：前进，新加坡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没有官方的国家格言，比如日本、俄罗斯、匈牙利。

你觉得中国有必要设立官方的国家格言吗？

@falsehippo #177736 我這個案例其實沒有怎樣考慮香港（但影裸照的事記憶中真的出現過），反而是考慮回歐美國家普遍的通例，和就我所知各位一般的認知。

說不定南美的土著覺得沒所謂。

@消极 #177770 你说的那种情况，法律已经失效了吧。法律也不允许军人推翻政府啊。

@SuperMild #177768 有些罢工，比如总罢工，不是针对企业的。例如政府被政变军人推翻，劳工支持政府，于是发动总罢工，军头占领了政府之后，城市陷入瘫痪，不得不滚蛋，这就是魏玛早期的卡普政变。

@再也不TROLL了 #177762 打错了吧，应该是跳忠

@消极 #177767 只要允许真工会的存在，并且有新闻自由，好像也不太怕镇压吧。

假设罢工的理由非常充分，敢镇压就把事情闹大，企业一方面因停止运营而损失巨大，另一方面社会声誉、品牌形象有被毁的风险，消费者知道这是一家黑心企业，那么市场份额就会被竞争对手瓜分，同时竞争对手如果订单大增，又可以把工人请过去。

只要有需求，有竞争，工人不愁没工作，一家企业倒了另一家企业就会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