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六四”事件的参与学生于几十年后故地重游，他们更多的是惊叹，惊叹于在墙内，这一场深刻的永远的影响中国的运动，竟在中共的洗礼下，被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
了解六四的，熟系六四的，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学运、戒严，改革与保守派之争这些词眼，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我想从几方面谈谈六四。
论社会背景。 在改革开放之时，经济改革不仅仅是现在经济增长上，包括但不限于腐败丛生（官倒）、下岗潮引起的犯罪率飙升、价格改制等等。同时，80年代推行的新闻自由政策也让当时的人们对于政治有更深的理解和参与，营造了一种逐步自由化的社会氛围。
论党内。 作为一个黑箱政治的党派，内部事情不能单纯的以“改革”“保守”这样分类，除了这一些明确政治思想的人之外，更多的人以一个利益既得者的身份，抱着温和派、实用派、激进派等观念参与党内事务。我们要知道，其实中共元老们并不反对经济改革，而是不赞同政治改革。即使六四后改革派全军覆没，邓小平依然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即使很多人指责邓等人只不过玩得高明点，在垂帘听政，但从客观上，也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政治改革。
论导火索。 胡耀邦之死一直被认为是学运第一导火索。胡耀邦作为改革派一大精神领袖，由于政治的不透明，民间普遍认为胡耀邦1987年辞职是因为同情自由化，反自由化不力，不按照邓小平的三项原则来而造成，这其实是个误区，虽然邓小平对自由化有警惕，但并没有完全打压，胡邓关系是相当不错的，胡的辞职我认为有几点：胡的身体原因；邓想杀鸡儆猴；党内派系的平衡。总之不能把胡耀邦辞职看作邓对改革派的全面打压，因为在胡之后，赵紫阳开始主持工作，同样也是改革派。
六四学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因胡耀邦之死而导致的学生自发的哀悼游行，这个阶段的主力是学生，学生并没有很过激，据当事人回忆，秩序是由学生们自发维持的。我看到官方说法指责其中有地痞流氓与外国间谍的混入，这是严重不对，因为在这一阶段，官方是认同了学生们的爱国之情的。在耀邦葬礼结束之后，学生也都陆续回家。但这一起随着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4.26社论）而激化了。 从这里开始到六四的发生，可以看作第二阶段。学运不仅仅是纪念胡耀邦了，更多的是带着其他的意味，如更加激进的推行政改，要求民主，开放新闻自由甚至于最后打出的要求邓下台的旗帜，无疑触动了邓从文革结束以来的最敏感的神经，加之元老们对学运的反感，之后发生的惨案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我看到很多人认为邓心态的转变是由于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进言。这说法大多不可信，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说过一段话：**“邓小平如果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这句话若干年之后传到了软禁中的陈希同耳中，同样得到了认可，并说：“如果我陈希同能骗得了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虽然六四不能仅仅说成邓小平的意思，但说邓小平是被蒙蔽的就有点言过其词了，邓小平作为从政斗的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一个人，信息渠道肯定比李鹏等人多得多，况且军队的调遣，飞机坦克的听命也都在邓小平的把握之中，军事戒严的决定，绝对与邓小平脱不开关系。
论示威群众。 示威的群众从初期的学生们，到高潮时，也包括了工人，市民，高级知识分子等，已经不能单单看成“学运”，而是一个复杂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排除其中有外国势力的渗透煽动，但要承认的是，大多数示威人们是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对自由民主的期盼自发游行。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当时示威人群打出许多旗帜、口号，都是针对政改的，并没有提物价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当时社会争论很大的问题，如果示威群众真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搞颜色革命，为什么不把这个旗号打出来呢？因为都知道，物价问题也是改革的一部分，没有把这个问题拎出来，正是体现了人民对改革的拥护，对改革的支持，所以说六四是反党反社会反共和国的言论，自然也是谬论。
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是希望政府与他们对话的，而中共仍然摆出一副大爹姿态，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强硬的他们离开，并最终以暴力解决问题。试想中共如果肯放低姿态，对4.26社论进行回应，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走向另一条路，而不是如现在一般畸形。无论怎么说，从第一声枪响开始，中国社会开始缓缓倒退，党内改革派全部出局，只剩下天安门地砖下面的鲜血，默默的保存着记忆。
“让人民说话，天塌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