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废话尚且有小鬼认同，不符合国内政治正确的话（无论是不是废话）几乎就是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就像大陆平台搞一些投票，且不论投票结果如何，评论一定会有互相攻伐的言论，这恐怕也是一种体现了……

救能独立思考的中国人和反对支性固化的中国人理应是不冲突的

这标题也太嘲讽了wwwwwww

@李太白01 #187620 如此评价是否有点……这些遗老们并非个个思想固化，甚至当中某些人在他们年轻时，亦是最开明，最激进的一类人，却被时代所裹挟，被倾轧，最后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眼中，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老顽固分子”。

虽然他们的行为我并不认同，但也应该得到尊重。我常感到可惜，可能就像康有为那样，无法理解与改变大变革中混乱的礼崩乐坏，又不能接受那样的结果，唯有一死，才能报答他们早已死去的志向。

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之父梁济自杀 图为梁漱溟像

原载：《看历史》2011年第9期 作者：刘永峰

1912年2月12日，即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按照阴历计算，辛亥年还剩有五天，但这却是大清朝的最后一个冬日了。这一天里，北京城南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一处普通的宅院内，安静地坐着一位“肌肉匀满”“肩膀少宽”、两臂舒长、颜色腴润的老者。

这位老者名叫梁济，已经53岁，在清廷民政部任职，虽“间日一入署”，但已基本处于悠闲无事的状态。平日里，梁济“不近酒，与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生平于博弈之事一不之习”，“都中新辟游乐之场，猥鄙杂遝，终不一履其地”。因为长久以来庄敬严谨的生活习惯，梁济虽已年迈，精神体力依然不衰，“耳目不失于聪明”。每日必早起，日夕为札记，字迹或小于蝇头，行列厘然，出门游散，往往徒步，不假车舆。然而，在辛亥年底的时候，梁济却再难以在这样平淡清静的生活里，继续维持一副从容的心态了。武昌起义数月以来，各地纷纷独立，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他不免忧心忡忡起来。

在2月12日那天，即便位高如皇上太后、亲贵皇族们，在历史面前也都束手无策了。身份低微的梁济，更是丝毫无法影响这个王朝的走向。相反，从这一天起，变荡的世界却开始裹挟着他卑微的命运一步步走向绝路。

殉国

如果说，在那一天，国家覆亡的事实，给梁济带来的冲击，还须静待时日才能完全显露的话，那么，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对时局反应的结果却早已显现，自辛亥革命开始一百多天以来，已有太多“忠义”的人，因黍离之痛的沉重打击而殉了性命。

武昌起义后，长江下游为之大震，九江首当其冲，随即南昌新军继之。10月31日，南昌起义后，起义新军欲推举最后一任江西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宣告独立，被冯汝骙严词拒绝。由于冯在任上颇有声望，士民多存感激，便不再强人所难，护送冯汝骙离开，然而冯汝骙到九江后，自念去官不守，又无处求援，以图恢复，便服毒自尽，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在湖南，1912年10月22日，长沙被起义新军占领后，衡永郴桂道通令各地输款平乱，当时嘉禾知县钟麟听闻革命消息后，大为悲恸，随即集结该县士绅说：“麟莅县经岁，无德於民。今国亡城危，请诸君先杀麟以谢百姓。幸县城不罹兵祸，死无所恨！”众人相顾错愕。11月11日，革命军包围县衙时，钟麟端坐堂上，吞金自尽。

清廷得知湖北起事后，急调派海军前往镇压，前去支援者共有兵舰十五艘、鱼雷艇二艘。当时清军攻汉阳，海军助势，但发炮多不命中。未几，以煤罄为由，相率驶离。1911年11月11日，海筹与海容、海琛三巡洋舰奉令离汉口，13日抵九江。当时江西九江已响应武昌独立，海容、海琛遂相约悬白旗，停泊。海筹管带喜昌知海军也已起义，便邀帮带吉升一同逃走，吉升潸然涕下，说：“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说完发愤投江而死。

在四川成都，已经80岁的奎荣，是同治十三年的进士，曾先后在峨眉、犍为、彭水、庆符诸县做过知县，这时以老告休已有十余年。当铁路事发时，总督赵尔丰处理过急，奎荣就曾叹息说：“损下益上失民心，蜀祸将自此始”，遂避地郊居。11月24日，绅民到总督府逼迫赵尔丰交出政权，又讹传北京失守，奎荣遂托疾不食。有人相劝，年已老迈，毋过自苦，奎荣慨然说：“国事如此，吾辈尚偷生耶？”不久饿死。

南方各省纷纷革命的消息，令朝野震恐。在北京自亲贵达官而下，每日都汲汲于转移家人到外人租界居住，全不念收拾挽回之计。一位在宗人府当差的诸生张传楷，见此情景，甚为愤慨，便亲到都察院上呈说帖，请代为转奏。可此时，院内官员已都不在，他便在院门外等候，连哭三日，也未见一官。旋即逊位诏书下，张闻后遂拔所带佩刀自戕而死，刀上自铭十六个字：“成仁取义，孔孟所垂。读书明理，舍此何为！”

避乱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对于笃信儒家道德教义的梁济而言，我们丝毫不必怀疑其以身殉国的勇气，但2月12日还不是梁济最为绝望的时候，至少他还并不知道清帝当日逊位的消息。

尽管如此，在那一天，梁济还是被一种忧愤的心境所围困着。不仅是那一天，也不仅仅是梁济，那段日子里，整个京城，大清的官员士人们都笼罩在一种悲观的心境里。虽然那时的革命之火主要还在南方各省，但骚动却已令人们终日惶惶起来，许多朝官已开始纷纷避走他处。

武昌起义仅仅五日之后，京城便陷入了一片恐慌。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大清银行取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米价每石二十元，银圆每元值银八钱余。讹言廿八有变，居民出京者相继，火车不能容，天津船少，不能悉载。出城，过叔伊（陈衍）、琴南（林纾），琴南亦欲送眷暂避于天津租界。”

那时，本来作为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奉命要回湖南稳定局势，但船行到塘沽时，郑孝胥便接连得到来自湖南的噩耗：岳州税务司有电至京，言“长沙失守，余抚台已逃去”；又传言余抚台被乱党拘禁；长沙新军已叛变，萧协统自杀等等。那时，郑孝胥感到湖南已是危险之地，便决定到上海“租屋移住以避其锋”。

到上海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北京朝事危机，外省则……乱者四起，无干净土。而余独袖手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至北京，在北京则驱之至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人生种因得果，类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楼，遂适为避世之地，此岂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楼中，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运思操劳，绝非庸庸厚福之比……”每一个遗老的生活会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身上，或许都摆脱不掉这种失落惆怅的情绪。

几乎同时，离京避乱的还有严复。1911年10月14日，严复在日记中写道：“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到了11月，一连数日风声甚恶，那个时候，江浙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在京资政院民选议员如鸟兽散，严复也随之出京赴津。到天津租界后，严复见到前来避难的人们如此众多，以至于连借宿的去处也难找到了。除了暂避在天津租界外，由天津乘船逃亡青岛、上海的人也络绎不绝。那时，天津码头早已熙熙攘攘，自天津到上海，黑市船票的票价甚至高出去日本的数倍。

而也是大约这个时候，在清廷学部做参事的罗振玉，受到来自日本京都大学诸教授的劝告和邀请，也匆匆整理好自己辛勤收罗的书籍，从天津乘船去往日本避居。与之同行的则是当时在学部图书馆做编译员的王国维。

有趣的是，这些纷纷出走的“遗老”们，在此之前还都曾是西方文化的积极追求者，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是新思想的先锋，然而，在革命的大势面前，这些人物却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这样的转变无疑反映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一旦径言兵乱，则纲常隳坏，社会失序，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祸患，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他们也绝非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只是当主张全变、速变、暴变的“激进派”出现时，这些主张渐变、缓变的人物相对而言变成“保守派”而已。

反对革命

与这些遗老一样，在那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梁济的思想历程也几乎是同样的节奏与脉络。虽然从小便受到儒学的严格训练，但梁济绝非是一位冬烘先生，反倒是一位眼光突出、不为时局所囿的人物。

事实上，早在甲午之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并决心研习西学。那时，西学“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但梁济却在1892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

1898年，梁济当时仅是一位内阁中书，但却积极赞成维新运动，为此，他曾草拟了千余言的奏章，主张传播新知识，变法图强。然而稿成还未呈上，政变即已发生。虽然如此，但他依然将维新的主张化为了自己的行动。就在当年，离清朝废除科举还有7年时间，梁济便已决定不要儿辈准备举业。

同年，梁济次子梁漱溟5岁开蒙读书，梁济便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以了解世界大势。梁漱溟8岁时，被父亲送到“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成了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首批入学的学生之一。

1902年，为了启迪民智，梁济赞助朋友彭翼仲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这是在北京发行的最早的白话报纸。由于过于新奇的缘故，北京的居民常以“洋报”呼之。

林毓生在《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中评论说：“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

在梁济的熏陶下，他的次子梁漱溟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便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不重书本学问而有志于事功，爱读梁启超《新民丛刊》《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这些都与梁济年轻时的志趣所为极为相似，因而，梁济还为梁漱溟取了个名字叫“肖吾”。

梁济喜欢与儿辈议论，往往任人直言，一无所禁，而梁漱溟也好论时事，于是父子两常常讨论“大局政治”“新旧风俗”的话题。讨论时，梁漱溟手拿《新民丛报》或《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与父亲的观点也颇为相合。

然而，到了1911年，梁漱溟在中学堂即要毕业的时候，结交了一些革命党的朋友，每日讨论“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开始梁漱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见到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也“跟着朋友跑革命了”。

于是，父子间的争论也多了起来。梁济向来厌薄革命党人，而梁漱溟却极为袒护。梁济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梁漱溟则力护国会，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梁漱溟在《思亲记》中写道：“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晏寝矣，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漫，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

那时汪精卫被清廷释放后，在东单二条胡同暗中组织起京津同盟会，是北方最大的革命团体，梁漱溟也参加其中，“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另外，当时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也都出于这一组织。

梁济知道此事后，便告诫儿子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不难看出，对于国家的前途，梁济更为赞成渐进改革的道路。

观望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正式向外颁布，而此时，在缨子胡同的梁宅内，也许梁济与儿子梁漱溟依然在为“革命与立宪”的话题，争执不下。他们还不知道，大清朝已经不存在了。

2月13日，清晨，梁济一如既往地早早起来，他敏感地觉察出北京城内有一些异样的气氛。原来，今天北京的各大报纸毫无例外地全文登载了清帝退位的诏书，刚刚上市的报纸很快便被一抢而空，北京城内一片沸腾。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后纷纷拱手相告：“皇上退位了！共和了！”商家们也树起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街巷楼阁、酒馆茶肆一片彩旗飘展，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在剪辫子，被剪掉的辫子则被丢弃一地。

在热闹喜庆的欢腾声里，梁济突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他拿到报纸，上面即是分毫不假的逊位诏书，当读到“以政权还诸国民，长受国民优礼”一句时，梁济无比悲凉地说：“诚得如此，亦是好事，然来日大难，负荷伊谁？”

那一天，与清朝的覆亡相比，令梁济感到更为绝望的，则是中国千年以来道德精神的全面崩溃。在他所见，辛亥、壬子之间，自亲贵皇族八旗官员以至全国大官小官臣庶人等，竟无一因清亡而死者。他说：“辛亥革命未及百日，共和之理人多未明，清国之亡，无一殉者，此非人不殉清之征，而实中国立国之道将绝于人心之征也。”“立国之道”的断绝，实是当日“国将不国之大因”。

清帝逊位后，为覆亡的前朝自尽的意念即已盘踞在梁济的心中，然而，对于新的民国的幻想，令他推迟了自己的死期。在梁济看来，没有比道德精神的重振与复兴更重要的事情了，而君主退位，国体改更之际，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奇事，若乘此机会，彻底澄清，必将“使吾国人心奋发，跻跃于上等强国”。

因而，自2月13日那天起，梁济便深藏起心中深切的不安，开始“忍死以待国会之开”。到时，他将“以最苦心事愬之全国代表”“求全国最贤明之人齐心挽救民生民德，铲除世上不公不平，使吾国跻于高尚优美。”

那时的梁济，脑海里想象出一幅美好的幻景：“共和国势力最大者莫过于国会，贤才之最盛者亦莫过于国会。昔日有苦欲言，则伏阙上书，诉之于君，求吾君设法；今有苦心欲言，则泣血请愿，诉之于国会，求国会主持。”他说，“国会为吾国数千年未有之旷典，五六年来请求国会之声喧阗洋溢。今既实现有期，不可不旁听三次”。待参观盛举后，然后便可死而无憾了。

绝望

转眼，新一年的春节已过，梁济频频向儿子们询问国会究竟何时召开，皆说癸丑年（1914年）三四月间必开。不料国会一开，梁济的幻想便彻底破灭了。议员们“全不以救民救国为心，捣乱行私，不成事体，凡吾国所最尊重之道德，皆彼辈之所贱视”，而且“私欲迷心，躁嚣悖谬，除党争兼纵欲外，一无所知”。几乎举国上下都对议员大失所望。

不仅如此，梁济在民国所有的日子几乎都是令他失望的。在清季，人人以官员为诟病，到了民国，各部虽重新组织，但风气依然没有挽回。官员“不以品谊节概为衡，依然煦煦噢咻，惟位置私人是计”，“以为千年旧弊可以习而安之，大局危险，漠不关心，个人私图，骤萌奢望。”

令人感到痛心的，还有道德沦丧、秩序崩溃。梁济说：开国以来，“人心纵恣，从恶如崩，竟有一泻千里之势”。他在《遗笔汇存》中写道：“人民无判别是非之常识，信以为共和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据现今人民现况，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法纪荡然。”当时，民德民生糟到极点，至此，眼前的世界再无值得梁济所留恋的。

但一次次的绝望之后，死亡被梁济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他常常自念岂可白白死去，“当看明世局弊害，遗留言语”，以希望自己的死能够警醒世人。

1912年6月，梁济参加粤西老馆同乡团拜，在关帝、文昌两殿及先贤位前行礼，在自己父亲的灵位前，梁济再一次默默坚定了自己的殉清之心：“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同年，他辞去了在政府内务部的职务，从此退隐在家，“对于民国诸事，时时挦扯杂记”。

1913年，儿女们觉察到梁济的异常，开始对其时时防察。为了躲避儿女们的防范，避免亲朋打扰，梁济在城北隅积水潭购置两间旧屋作为书斋，以“构思遗笔”。甚至，看戏的时候，梁济也都在戏园的节目单上写着自己的“遗书”。他说：“人见我出入戏园，以为我优游无事，真个寻乐也，岂知我如小学生之忙功课，须将国家变幻情态逐条写出，俟完竣而后，瞑目以去。”

“不料世事纷纭，愈出愈奇，应接不暇，万写不完。”等梁济将自己的遗言全部说尽，已是1918年11月，这时他已经总共写出了六七本杂记，而距清亡已过了近七年。

1918年11月7日，梁济告诉儿女要到积水潭彭翼仲先生家小住三五日便回。临行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完便离开了家。

一到积水潭彭宅，梁济就紧闭门窗握笔疾书，彭有时中夜见屋内灯光不息，亦不知所为。9日晚，梁济留给朋友、儿女的遗书都已写完，因为净湖主人（彭翼仲）将宅院重门紧闭，不得外出，只好坐等着天明。10日寅刻，一夜未睡的梁济，呵出一口热气，将砚台中凝结的墨汁融解开，又草草写了几行临死再告世人的话，然后以“巨川末笔”四字作了终结。天一亮，梁济便出门，到积水潭大柳根一带投水自尽。此时距离他的60岁生日还有三天。

在书案上，梁济留下了十七封遗言和近几年写的所有的札记稿册。在遗稿中，梁济第一次向包括亲友在内的世人坦白了自己的心思。他说：“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他又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在梁济去世九年后，另一位遗老王国维也在昆明湖投水自尽。其实，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自杀，与其说是对前朝的效忠，毋宁说是对于民国的失望，是对文化中国的殉葬。

@消极 #187488 所以大多将六四归于民运而不仅仅是学运

说到点子上了，绝大多数人民都只是日子人罢了，你不能强迫他去骂共，因为他们根本无力反共。

这个视频更多是反映了对于中共防疫政策的不满和对官僚主义的反思，我认为有些不同的声音发出，那便是极好的，决不可再多奢求了，也不能强迫别人上升到政治上的宏大叙事。

视频链接：https://m.youtube.com/watch?v=38_thLXNHY8

中共不是怕“学运”，而是怕任何形式上游行示威，无论是不是政治性的，中共多半是铁拳压下去，亦或者秋后算账

是苏联领导人列宁曾经三次发表政府声明要归还给中国的

然而斯大林就已经不承认了，中共翻这老黄历是想证明什么？证明不是俄罗斯不想给，是中国不想要，中俄友谊万岁 ？

这下猫哭耗子了

@消极 #183686

俄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在其Telegram频道上宣布，俄自由民主党主席，国家杜马议员日里诺夫斯基因病去世，终年75岁。

@observerEDGE #183678 很难不支持了。讲真如果@Albert的信念是反共反乌反女权，那你起码拿出能看的理论和自洽的逻辑啊，要不是2047没机器人，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营销号骗流量呢，既然不是的话，那我希望请您用理智的发言宣扬你的主义。

我的评价：

@Albert #183667 首先我所反驳的是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这个错误观点，并没有提到基辅罗斯。

其次，罗斯人的起源是北欧而不是诺夫哥罗德，基辅罗斯的建立则是因为罗斯人攻下基辅，并以此来扩张。基辅罗斯被蒙古所灭后分裂形成现今的乌克兰、俄罗斯、白俄三大分支，“诸侯国”一词用的实在是不明所以。

乌克兰历史上存在的政权就不少，例如15世纪就已经有乌克兰哥萨克的存在，1648年亦有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反抗波兰统治，1649年双方签订的《兹博罗夫条约》，波兰就承认乌克兰的独立，这也是乌克兰历史上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权存在。所以1917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乌克兰的国家概念，私认为这并非跟苏俄与所谓“白左”捏造有关，而是一个既定事实。

@消极 #183657 留里克：击败蒙古在场，基辅罗斯我指挥！

@Albert #183648 从历史上讲，欧洲六世纪以后，有部分斯拉夫人迁徙到了东欧第聂伯河沿岸生活，并演化成了东斯拉夫人，因此现今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也被认为是东斯拉夫人的诞生地，所以不存在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的分支，相反的，很有可能是先有乌克兰族，后才有俄罗斯族这个概念。

而且我要指正的是，早在苏联建立之前，苏俄时期乌克兰就已经独立建国，后以创始国之一的身份加入联盟。我建议您先详细了解一下俄罗斯内战史，熟悉苏波战争后的苏乌政府再下定论。

您这两条论据完全不成立、不合理且令人失笑。

@沉默的广场 #183548 一台冷冷的利己机器，又怎会真正关心黎民百姓以及他们的自由意志？不过是内部政治博弈的筹码，与外部夸耀的宣传手段罢了。

@浦东莹 #183532 我用“解放军”作为称呼是不想让问题变得有引导性，从而使问题更加中肯，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而真相是不言而喻的。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精甚细腻的工笔画！

八九十年代也有不少的好歌手，例如崔健、黑豹乐队。那时候由于文化的开放政策，世界自由风气拂过中国，有过一段短暂的文艺解封时期，摇滚乐，流行乐也都有所发展，甚至有上升到政治讽刺的，当然收紧之后就又衰败成翼赞的工具栏。

中国现代音乐的凋零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凋零的缩影。

讲个笑话，中共的禁歌、禁书等等都是最值得一看的东西，所以禁止目录堪比推荐目录。

如题。部分民主国家（如韩国）明文规定禁止极端势力，这是否也是“民主”的专政？而这又会不会破坏民主传统？假设会，那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也许不会分裂，但一定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地方分权，进而演变为地缘政治，可以参考日政和澳政的地区党派。

但我要指出，如果没有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放，而是维持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那么民主也不可能存在，至少不会很完善。

“我的尸体, 不会腐烂在泥土里. 我会像鸟儿一样, 死在天空中”

与粉红对线时，有一个论点是绕不开的，那便是中国的军队究竟是政治化还是国家化，这也关系着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军政一体。

江泽民时期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其中的**“军队不得经商，一律吃皇粮”，这点连江泽民本人都自认为是一大功绩。我们先不谈江实行这一政策有多少私心，又有多少排除异己的成分，单从这句话来分析：军队只能吃皇粮，那么就只向“皇上”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就是一个直接负责**的关系。

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公司的中层领导，那你要负责的是你的上层领导，简单来说，就是给你发工资的，官级比你高的，话语权比你更有力“老爷们”，而不是那些底层员工，甚至他们还要对你负责，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么这个公司的性质，决不是取决于底层，而是顶层，是老爷们的所有物。

可能有些狭隘，不过这依然适用于吃皇粮的军队，由此也可以得知，即使是跨入千禧年的江时代，军队的政治化依旧是逐渐增强而非减弱，至于军队国家化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最后也只能贻笑大方，毕竟这都得看老爷们的心情，和他们的利益关系。

当然也可能有小粉红不服气，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来反驳，其用意自然是皇粮即民粮，来用共产党代表人民背板。那么最后我也发自内心的请问：既然皇田就是民田，皇粮就是民粮，可为什么不是老爷们在种粮，而是百姓们在种粮呢？

总而言之，中国军队正是由于吃皇粮而陷入现在的政治化，这有些偏颇，而我也不是说所谓军队经商是什么好事。但当主权不在民时，军队自然也就不是国家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军队是政治化的简单缘故。

@Boreas_Caeruleus #179065 但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做的事至少符合他们的行为，可能他们的逻辑认为自己就是对的。而我无法觉得一件事彻头彻尾错误的，即使真的错误，也有信仰者，那就不是真的一无是处了。

向老保致敬：因为你们守护传统社会价值观，防止极端势力的渗入，颠覆你们稳定，安宁和所有符合保守要义的一切。

向自由派致敬：追求自由和民主是你们的本意，你们渴望一个人权得到保证，没有暴政与独裁者的世界，人人都可以有平等的竞争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

向左壬致敬：一个大同的社会，共产化的社会是你们的愿望，你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塑这个的腐朽的被资本家控制的世界，让人民能彻底的解放出来。

向民族主义者致敬：你们为了让自己的民族再次复兴，使它成为每一个人的骄傲，所以，为了大义，怀着激动的感情，不惜用“牙齿和指甲”去捍卫自己民族的一切愚蠢和缺点。

向温和派致敬：温和派，谁在乎你们。但你们仍捍卫着自己的理想，即使那是灵活的道德底线。

（单从此文评论）很大的问题是将反贼和民运划等号，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据我认识的和说看到的，想放核弹的那群反贼同民运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际，极端来讲，反贼与民运团体当中也有数不胜数的派系划分，就不一一谈了，但将两者一概而论，显而易见是错误的。 我更希望本站能趋于多元化，而不是互相攻击和漫骂，本人很欢迎各位对我的一些文章和评论进行批判指正，当然是理性的且有根据的我才能接受，避免情绪化和非理性化，才能解决问题。

@消极 #179014 但我认为人性这个词有失偏颇，太过笼统，一些不可逆的趋势从客观上造成了发展方向，当然人性主观上也影响了发展方向

香港此次运动只能说是游行示威，而不是“造反”这个明显是贬义的词，这无异于先给香港这次运动贴上了负面的标签，也陷入了中共所把持的话语垄断当中来。

要明确的一点事是上古时期的小国寡民和生产力低下所形成的制度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换言之拿古人的禅让制来同今天的体制对比，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禅让制先不说是否真的存在，然而中共实行的更像是党内约定俗成的指定传承，首先就没有任何民主性，就如同禅让制也不过是上一代的领导人指定罢了

我亲眼目睹过高考生考前精神崩溃，围着国旗台转圈圈，之后被医生和警察拖进医院。 高考的金榜状元不过只是青楼上的头牌罢了，红旗下如此般讽刺之事数不胜数。

事实上中共是这个思维： 给投票权变相是要将hk去殖化，而达到独立之目的，这当然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

党指挥枪，亦或者枪指挥党

如题。本人依照自己的政治倾向，认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更合适

@消极 #178814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下台后自然可以表露自己真正的想法了

@消极 #178812 这是他软禁时的谈话，跟在任时的党内民主思想有很大区别

@革命党 #178807 因此我很推崇赵紫阳的观点： “如果共产党不支持反对党，中国要乱的时候，人家（人民）不相信共产党的时候，应该有个反对党起来，中国就不至于大乱” 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嘉然 #177974 一个好人，一个真诚的人，想要用温和的方法过渡，却也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深思，感慨改革派风雨飘渺之际，党内镂空，除了当时的人民群众还能为他们据理力争之外，已无他人。可现在连人民群众都不记得了，连这最后的记忆和基础都已经消失，赵紫阳这些人遗产之存续，正是取决于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

@奭麦郎 #177970 时至今日，令我印象最深的依旧是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向示威民众，哽咽着喊话的头一句：“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直到现在，中共也没人一个人能有这种诚意，即使身陷囹圄，他还是冒着自己被批、被抓、被杀的风险，去争取人民的基本权利，从这点来讲，赵紫阳不愧为中共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每当说当中共党内的变革者，就不得不提到老生常谈的80年代时期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时过境迁，改革的经济遗产或许还让中共高层乐在其中，但政治改革的踪影却彻底不见了。

举个例子，1987年由赵紫阳作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在人权、法治、民主等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释，但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包括离我们最接近的十九大报告，在这些方面还远不及三十五年前的政治报告，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的情况（指习近平修宪），至于今年2022二十大，想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会好多少，所以我想借谈谈赵紫阳，提醒仍想在今日的原有中共体系下进行改变的人，几十年前最好的时机尚且失去，又何谈今日之事？

早年赵紫阳按他本人的话来讲，就是个“老左”，换算成现在恐怕也跟网上的毛左一个性质。不得不提当年作者本人也是一个极左分子，因为身处的环境影响，整天喊着“唯我独革”口号，现在提一嘴也算是以亲身经历当个靶子。我很喜欢梁启超的一句话**“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所以赵紫阳早年的行为不能作为晚年被别人攻击的对象。

我常把赵紫阳政治思想的改变分为两个阶段，除其早年思想外，分为软禁前与软禁后。通过其录音自传**《改革年代》**等文献，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和分析，就可以管中窥豹，略知一二，并从中得到教训。

软禁前。由于身处于中共体制核心，且受到多方面势力的掣肘，赵紫阳等人并没有多么激进，思想处于一个从内部缓慢改革分化的阶段，这一时期，亦可以这么理解，中共内部分化出的改革派大多数人并不是良心发现或者是真得开始重视人权等问题，而是由于文革后社会经济处于一个濒临崩溃或者已经崩溃的状态，是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所以这时期，虽然党内意识形态差异略大，但仍保持了表面上的团结，共同当裱糊匠，去修补这艘即将沉没的船，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可以活到现在而不是像苏共或者是东欧那些共产党一样去见马克思，但温饱尚会思淫欲，一旦情况好下来后，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把搞政治的圣人化行为的人，要时时刻刻明白一个道理：政治家没有一个干净的，因为干净的当不了政治家。事实证明像卡特这种善人，也长久不了的。

六四的惨案其实只是政斗高潮的一个缩影，象征着党内派系斗争的尾声，即改革派全面崩盘，如胡启立这种是倒戈卸甲，归顺了中央。而硬骨头如赵紫阳之类的，则是软禁起来，被抹杀掉。这是邓小平仁慈的一点，因为他不想跟毛一样把人直接肉体消灭。但从另一方面，也是残忍的，关一个人十几年的时间，不仅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还能达到肉体消灭所不能及的效果，把曾是中共最高层人物真正意义上“消灭”了，现在我们了解如赵紫阳这些人，在墙内是完全不行的，特别是年轻一代，达到99％的人不知道此人，只能零星的遭到一些只言片语，这正是中共的狠毒之处：任何人如果和中共作对，哪怕曾是中共高层，也能让他人间蒸发，更何况我们一个普通人？曾有一个公益人士，为免费医疗而走遍全国签名请愿，后其人消失不见踪影。每想到此，不禁冷汗直流。

软禁后。赵紫阳软禁一共十六年。困兽之斗能几年？何况一个有思想的人耶？但这十六年，赵紫阳并没有完全的白费，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当年追随他的学生而言，又或者今天对中国政治关心的年轻人，都不能算是结束。可以这么认为，软禁时期的赵紫阳，思想从一个改革派，彻底的变成了一个反对中共，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认为中国今后走西方的议会民主才是正道，赵紫阳曾提出在目前，世界上并没有比议会民主更加先进的制度，而这也是“补课论”其中一点。无论是他的录音，还是仙逝后留下的经人整理的遗作，都可以佐证，其中原因不难分析，人大是中共高层的橡皮图章，走程序是完全行不通的，赵紫阳也是对中共完全死心了。软禁期间，邓曾一度想再次启用赵紫阳，但被拒绝，赵紫阳意思很明确，六四惨案已经说明了党内的意见，如果4.26社论不变，那又有何必要呢。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在评价胡锦涛时就预言过，像胡锦涛这样人，也只会原地踏步，循规蹈矩。事实也是如此，江、胡时期，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政治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步的，因此滋生了大规模的腐败。所以与其将希望寄托在一栋破房子上，为何不推倒重来了呢？况且在目前中共现行制度下，再出现胡、赵这种异类更是奢望，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进程分析下来，毛时代是个人独裁，邓时代则是温和化的独裁（半独裁），江、胡虽然摆脱了老人政治，却也演变成一个个的利益集团，成为事实上的寡头政治，而之前有人吹嘘的现在是“集体领导”，也随着习近平的进一步集权而不攻自破，岂不是贻笑大方！

如果真的是怀着一个为更好世界奋斗的理想，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追求人权而不是为自己牟利，那就应该做好推翻现行制度的准备，而不是幻想不流血的演变，因为没有既得利益者会放弃自己的利益，也很难出现如十二月党人一样背叛自己阶级的革命者。中共改革派的悲剧恰恰说明：中共的改革只不过是利益者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当用不着的时候，越界的时候，就会被踢到一边，因此妄想在中共铁拳下进行改革的人，恐怕结局也不会比赵紫阳的悲剧好到哪去。

“赵紫阳最后喜欢讲的是搞活，使中国人成为活人，使中国人都得到自主权，都得到自由权，都能够保障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都能够保障他们的行动，都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长处，来竞争。总结一句话：党不是加强领导，而是减弱领导，要承认中国人是人”——鲍彤

想到一个关于多党合作的笑话； 长期共存，谢党隆恩； 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嘉然 #177780 一定一定。我发现本站很缺乏80年代时期的文章，这是很遗憾的。80年代作为中国革期，被很多人遗忘，事实上作为自中共49建政起，到现在最接近事实上的民主自由期，其经济，文化等也是最自由时期，任何自由民主人士都不应忘记那段岁月，而是要深挖细扒，从中得到经验，砥砺前行，这需要所有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