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洋从小就很赵 @梓洋从小就很赵
“通过斗争,获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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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说当中共党内的变革者,就不得不提到老生常谈的80年代时期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时过境迁,改革的经济遗产或许还让中共高层乐在其中,但政治改革的踪影却彻底不见了。

举个例子,1987年由赵紫阳作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在人权、法治、民主等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释,但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包括离我们最接近的十九大报告,在这些方面还远不及三十五年前的政治报告,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的情况(指习近平修宪),至于今年2022二十大,想必情况不会,也不可能会好多少,所以我想借谈谈赵紫阳,提醒仍想在今日的原有中共体系下进行改变的人,几十年前最好的时机尚且失去,又何谈今日之事?

早年赵紫阳按他本人的话来讲,就是个“老左”,换算成现在恐怕也跟网上的毛左一个性质。不得不提当年作者本人也是一个极左分子,因为身处的环境影响,整天喊着“唯我独革”口号,现在提一嘴也算是以亲身经历当个靶子。我很喜欢梁启超的一句话“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所以赵紫阳早年的行为不能作为晚年被别人攻击的对象。

我常把赵紫阳政治思想的改变分为两个阶段,除其早年思想外,分为软禁前与软禁后。通过其录音自传《改革年代》等文献,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和分析,就可以管中窥豹,略知一二,并从中得到教训。

软禁前。由于身处于中共体制核心,且受到多方面势力的掣肘,赵紫阳等人并没有多么激进,思想处于一个从内部缓慢改革分化的阶段,这一时期,亦可以这么理解,中共内部分化出的改革派大多数人并不是良心发现或者是真得开始重视人权等问题,而是由于文革后社会经济处于一个濒临崩溃或者已经崩溃的状态,是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所以这时期,虽然党内意识形态差异略大,但仍保持了表面上的团结,共同当裱糊匠,去修补这艘即将沉没的船,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可以活到现在而不是像苏共或者是东欧那些共产党一样去见马克思,但温饱尚会思淫欲,一旦情况好下来后,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把搞政治的圣人化行为的人,要时时刻刻明白一个道理:政治家没有一个干净的,因为干净的当不了政治家。事实证明像卡特这种善人,也长久不了的。

六四的惨案其实只是政斗高潮的一个缩影,象征着党内派系斗争的尾声,即改革派全面崩盘,如胡启立这种是倒戈卸甲,归顺了中央。而硬骨头如赵紫阳之类的,则是软禁起来,被抹杀掉。这是邓小平仁慈的一点,因为他不想跟毛一样把人直接肉体消灭。但从另一方面,也是残忍的,关一个人十几年的时间,不仅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还能达到肉体消灭所不能及的效果,把曾是中共最高层人物真正意义上“消灭”了,现在我们了解如赵紫阳这些人,在墙内是完全不行的,特别是年轻一代,达到99%的人不知道此人,只能零星的遭到一些只言片语,这正是中共的狠毒之处:任何人如果和中共作对,哪怕曾是中共高层,也能让他人间蒸发,更何况我们一个普通人?曾有一个公益人士,为免费医疗而走遍全国签名请愿,后其人消失不见踪影。每想到此,不禁冷汗直流。

软禁后。赵紫阳软禁一共十六年。困兽之斗能几年?何况一个有思想的人耶?但这十六年,赵紫阳并没有完全的白费,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当年追随他的学生而言,又或者今天对中国政治关心的年轻人,都不能算是结束。可以这么认为,软禁时期的赵紫阳,思想从一个改革派,彻底的变成了一个反对中共,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认为中国今后走西方的议会民主才是正道,赵紫阳曾提出在目前,世界上并没有比议会民主更加先进的制度,而这也是“补课论”其中一点。无论是他的录音,还是仙逝后留下的经人整理的遗作,都可以佐证,其中原因不难分析,人大是中共高层的橡皮图章,走程序是完全行不通的,赵紫阳也是对中共完全死心了。软禁期间,邓曾一度想再次启用赵紫阳,但被拒绝,赵紫阳意思很明确,六四惨案已经说明了党内的意见,如果4.26社论不变,那又有何必要呢。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在评价胡锦涛时就预言过,像胡锦涛这样人,也只会原地踏步,循规蹈矩。事实也是如此,江、胡时期,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政治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步的,因此滋生了大规模的腐败。所以与其将希望寄托在一栋破房子上,为何不推倒重来了呢?况且在目前中共现行制度下,再出现胡、赵这种异类更是奢望,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进程分析下来,毛时代是个人独裁,邓时代则是温和化的独裁(半独裁),江、胡虽然摆脱了老人政治,却也演变成一个个的利益集团,成为事实上的寡头政治,而之前有人吹嘘的现在是“集体领导”,也随着习近平的进一步集权而不攻自破,岂不是贻笑大方!

如果真的是怀着一个为更好世界奋斗的理想,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追求人权而不是为自己牟利,那就应该做好推翻现行制度的准备,而不是幻想不流血的演变,因为没有既得利益者会放弃自己的利益,也很难出现如十二月党人一样背叛自己阶级的革命者。中共改革派的悲剧恰恰说明:中共的改革只不过是利益者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当用不着的时候,越界的时候,就会被踢到一边,因此妄想在中共铁拳下进行改革的人,恐怕结局也不会比赵紫阳的悲剧好到哪去。

“赵紫阳最后喜欢讲的是搞活,使中国人成为活人,使中国人都得到自主权,都得到自由权,都能够保障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都能够保障他们的行动,都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长处,来竞争。总结一句话:党不是加强领导,而是减弱领导,要承认中国人是人”——鲍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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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六四”事件的参与学生于几十年后故地重游,他们更多的是惊叹,惊叹于在墙内,这一场深刻的永远的影响中国的运动,竟在中共的洗礼下,被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

了解六四的,熟系六四的,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学运、戒严,改革与保守派之争这些词眼,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我想从几方面谈谈六四。

论社会背景。 在改革开放之时,经济改革不仅仅是现在经济增长上,包括但不限于腐败丛生(官倒)、下岗潮引起的犯罪率飙升、价格改制等等。同时,80年代推行的新闻自由政策也让当时的人们对于政治有更深的理解和参与,营造了一种逐步自由化的社会氛围。

论党内。 作为一个黑箱政治的党派,内部事情不能单纯的以“改革”“保守”这样分类,除了这一些明确政治思想的人之外,更多的人以一个利益既得者的身份,抱着温和派、实用派、激进派等观念参与党内事务。我们要知道,其实中共元老们并不反对经济改革,而是不赞同政治改革。即使六四后改革派全军覆没,邓小平依然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即使很多人指责邓等人只不过玩得高明点,在垂帘听政,但从客观上,也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政治改革。

论导火索。 胡耀邦之死一直被认为是学运第一导火索。胡耀邦作为改革派一大精神领袖,由于政治的不透明,民间普遍认为胡耀邦1987年辞职是因为同情自由化,反自由化不力,不按照邓小平的三项原则来而造成,这其实是个误区,虽然邓小平对自由化有警惕,但并没有完全打压,胡邓关系是相当不错的,胡的辞职我认为有几点:胡的身体原因;邓想杀鸡儆猴;党内派系的平衡。总之不能把胡耀邦辞职看作邓对改革派的全面打压,因为在胡之后,赵紫阳开始主持工作,同样也是改革派。

六四学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因胡耀邦之死而导致的学生自发的哀悼游行,这个阶段的主力是学生,学生并没有很过激,据当事人回忆,秩序是由学生们自发维持的。我看到官方说法指责其中有地痞流氓与外国间谍的混入,这是严重不对,因为在这一阶段,官方是认同了学生们的爱国之情的。在耀邦葬礼结束之后,学生也都陆续回家。但这一起随着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4.26社论)而激化了。 从这里开始到六四的发生,可以看作第二阶段。学运不仅仅是纪念胡耀邦了,更多的是带着其他的意味,如更加激进的推行政改,要求民主,开放新闻自由甚至于最后打出的要求邓下台的旗帜,无疑触动了邓从文革结束以来的最敏感的神经,加之元老们对学运的反感,之后发生的惨案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我看到很多人认为邓心态的转变是由于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进言。这说法大多不可信,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说过一段话:“邓小平如果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这句话若干年之后传到了软禁中的陈希同耳中,同样得到了认可,并说:“如果我陈希同能骗得了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虽然六四不能仅仅说成邓小平的意思,但说邓小平是被蒙蔽的就有点言过其词了,邓小平作为从政斗的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一个人,信息渠道肯定比李鹏等人多得多,况且军队的调遣,飞机坦克的听命也都在邓小平的把握之中,军事戒严的决定,绝对与邓小平脱不开关系。

论示威群众。 示威的群众从初期的学生们,到高潮时,也包括了工人,市民,高级知识分子等,已经不能单单看成“学运”,而是一个复杂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排除其中有外国势力的渗透煽动,但要承认的是,大多数示威人们是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对自由民主的期盼自发游行。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当时示威人群打出许多旗帜、口号,都是针对政改的,并没有提物价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当时社会争论很大的问题,如果示威群众真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搞颜色革命,为什么不把这个旗号打出来呢?因为都知道,物价问题也是改革的一部分,没有把这个问题拎出来,正是体现了人民对改革的拥护,对改革的支持,所以说六四是反党反社会反共和国的言论,自然也是谬论。

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是希望政府与他们对话的,而中共仍然摆出一副大爹姿态,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强硬的他们离开,并最终以暴力解决问题。试想中共如果肯放低姿态,对4.26社论进行回应,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走向另一条路,而不是如现在一般畸形。无论怎么说,从第一声枪响开始,中国社会开始缓缓倒退,党内改革派全部出局,只剩下天安门地砖下面的鲜血,默默的保存着记忆。

“让人民说话,天塌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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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粉红对线时,有一个论点是绕不开的,那便是中国的军队究竟是政治化还是国家化,这也关系着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军政一体。

江泽民时期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其中的“军队不得经商,一律吃皇粮”,这点连江泽民本人都自认为是一大功绩。我们先不谈江实行这一政策有多少私心,又有多少排除异己的成分,单从这句话来分析:军队只能吃皇粮,那么就只向“皇上”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就是一个直接负责的关系。

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公司的中层领导,那你要负责的是你的上层领导,简单来说,就是给你发工资的,官级比你高的,话语权比你更有力“老爷们”,而不是那些底层员工,甚至他们还要对你负责,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么这个公司的性质,决不是取决于底层,而是顶层,是老爷们的所有物。

可能有些狭隘,不过这依然适用于吃皇粮的军队,由此也可以得知,即使是跨入千禧年的江时代,军队的政治化依旧是逐渐增强而非减弱,至于军队国家化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最后也只能贻笑大方,毕竟这都得看老爷们的心情,和他们的利益关系

当然也可能有小粉红不服气,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来反驳,其用意自然是皇粮即民粮,来用共产党代表人民背板。那么最后我也发自内心的请问:既然皇田就是民田,皇粮就是民粮,可为什么不是老爷们在种粮,而是百姓们在种粮呢?

总而言之,中国军队正是由于吃皇粮而陷入现在的政治化,这有些偏颇,而我也不是说所谓军队经商是什么好事。但当主权不在民时,军队自然也就不是国家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军队是政治化的简单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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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部分民主国家(如韩国)明文规定禁止极端势力,这是否也是“民主”的专政?而这又会不会破坏民主传统?假设会,那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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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在其Telegram频道上宣布,俄自由民主党主席,国家杜马议员日里诺夫斯基因病去世,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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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之父梁济自杀 图为梁漱溟像

原载:《看历史》2011年第9期 作者:刘永峰

1912年2月12日,即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按照阴历计算,辛亥年还剩有五天,但这却是大清朝的最后一个冬日了。这一天里,北京城南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一处普通的宅院内,安静地坐着一位“肌肉匀满”“肩膀少宽”、两臂舒长、颜色腴润的老者。

这位老者名叫梁济,已经53岁,在清廷民政部任职,虽“间日一入署”,但已基本处于悠闲无事的状态。平日里,梁济“不近酒,与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生平于博弈之事一不之习”,“都中新辟游乐之场,猥鄙杂遝,终不一履其地”。因为长久以来庄敬严谨的生活习惯,梁济虽已年迈,精神体力依然不衰,“耳目不失于聪明”。每日必早起,日夕为札记,字迹或小于蝇头,行列厘然,出门游散,往往徒步,不假车舆。然而,在辛亥年底的时候,梁济却再难以在这样平淡清静的生活里,继续维持一副从容的心态了。武昌起义数月以来,各地纷纷独立,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他不免忧心忡忡起来。

在2月12日那天,即便位高如皇上太后、亲贵皇族们,在历史面前也都束手无策了。身份低微的梁济,更是丝毫无法影响这个王朝的走向。相反,从这一天起,变荡的世界却开始裹挟着他卑微的命运一步步走向绝路。

殉国

如果说,在那一天,国家覆亡的事实,给梁济带来的冲击,还须静待时日才能完全显露的话,那么,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对时局反应的结果却早已显现,自辛亥革命开始一百多天以来,已有太多“忠义”的人,因黍离之痛的沉重打击而殉了性命。

武昌起义后,长江下游为之大震,九江首当其冲,随即南昌新军继之。10月31日,南昌起义后,起义新军欲推举最后一任江西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宣告独立,被冯汝骙严词拒绝。由于冯在任上颇有声望,士民多存感激,便不再强人所难,护送冯汝骙离开,然而冯汝骙到九江后,自念去官不守,又无处求援,以图恢复,便服毒自尽,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在湖南,1912年10月22日,长沙被起义新军占领后,衡永郴桂道通令各地输款平乱,当时嘉禾知县钟麟听闻革命消息后,大为悲恸,随即集结该县士绅说:“麟莅县经岁,无德於民。今国亡城危,请诸君先杀麟以谢百姓。幸县城不罹兵祸,死无所恨!”众人相顾错愕。11月11日,革命军包围县衙时,钟麟端坐堂上,吞金自尽。

清廷得知湖北起事后,急调派海军前往镇压,前去支援者共有兵舰十五艘、鱼雷艇二艘。当时清军攻汉阳,海军助势,但发炮多不命中。未几,以煤罄为由,相率驶离。1911年11月11日,海筹与海容、海琛三巡洋舰奉令离汉口,13日抵九江。当时江西九江已响应武昌独立,海容、海琛遂相约悬白旗,停泊。海筹管带喜昌知海军也已起义,便邀帮带吉升一同逃走,吉升潸然涕下,说:“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说完发愤投江而死。

在四川成都,已经80岁的奎荣,是同治十三年的进士,曾先后在峨眉、犍为、彭水、庆符诸县做过知县,这时以老告休已有十余年。当铁路事发时,总督赵尔丰处理过急,奎荣就曾叹息说:“损下益上失民心,蜀祸将自此始”,遂避地郊居。11月24日,绅民到总督府逼迫赵尔丰交出政权,又讹传北京失守,奎荣遂托疾不食。有人相劝,年已老迈,毋过自苦,奎荣慨然说:“国事如此,吾辈尚偷生耶?”不久饿死。

南方各省纷纷革命的消息,令朝野震恐。在北京自亲贵达官而下,每日都汲汲于转移家人到外人租界居住,全不念收拾挽回之计。一位在宗人府当差的诸生张传楷,见此情景,甚为愤慨,便亲到都察院上呈说帖,请代为转奏。可此时,院内官员已都不在,他便在院门外等候,连哭三日,也未见一官。旋即逊位诏书下,张闻后遂拔所带佩刀自戕而死,刀上自铭十六个字:“成仁取义,孔孟所垂。读书明理,舍此何为!”

避乱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对于笃信儒家道德教义的梁济而言,我们丝毫不必怀疑其以身殉国的勇气,但2月12日还不是梁济最为绝望的时候,至少他还并不知道清帝当日逊位的消息。

尽管如此,在那一天,梁济还是被一种忧愤的心境所围困着。不仅是那一天,也不仅仅是梁济,那段日子里,整个京城,大清的官员士人们都笼罩在一种悲观的心境里。虽然那时的革命之火主要还在南方各省,但骚动却已令人们终日惶惶起来,许多朝官已开始纷纷避走他处。

武昌起义仅仅五日之后,京城便陷入了一片恐慌。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大清银行取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米价每石二十元,银圆每元值银八钱余。讹言廿八有变,居民出京者相继,火车不能容,天津船少,不能悉载。出城,过叔伊(陈衍)、琴南(林纾),琴南亦欲送眷暂避于天津租界。”

那时,本来作为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奉命要回湖南稳定局势,但船行到塘沽时,郑孝胥便接连得到来自湖南的噩耗:岳州税务司有电至京,言“长沙失守,余抚台已逃去”;又传言余抚台被乱党拘禁;长沙新军已叛变,萧协统自杀等等。那时,郑孝胥感到湖南已是危险之地,便决定到上海“租屋移住以避其锋”。

到上海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北京朝事危机,外省则……乱者四起,无干净土。而余独袖手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至北京,在北京则驱之至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人生种因得果,类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楼,遂适为避世之地,此岂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楼中,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运思操劳,绝非庸庸厚福之比……”每一个遗老的生活会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身上,或许都摆脱不掉这种失落惆怅的情绪。

几乎同时,离京避乱的还有严复。1911年10月14日,严复在日记中写道:“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到了11月,一连数日风声甚恶,那个时候,江浙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在京资政院民选议员如鸟兽散,严复也随之出京赴津。到天津租界后,严复见到前来避难的人们如此众多,以至于连借宿的去处也难找到了。除了暂避在天津租界外,由天津乘船逃亡青岛、上海的人也络绎不绝。那时,天津码头早已熙熙攘攘,自天津到上海,黑市船票的票价甚至高出去日本的数倍。

而也是大约这个时候,在清廷学部做参事的罗振玉,受到来自日本京都大学诸教授的劝告和邀请,也匆匆整理好自己辛勤收罗的书籍,从天津乘船去往日本避居。与之同行的则是当时在学部图书馆做编译员的王国维。

有趣的是,这些纷纷出走的“遗老”们,在此之前还都曾是西方文化的积极追求者,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是新思想的先锋,然而,在革命的大势面前,这些人物却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这样的转变无疑反映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一旦径言兵乱,则纲常隳坏,社会失序,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祸患,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他们也绝非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只是当主张全变、速变、暴变的“激进派”出现时,这些主张渐变、缓变的人物相对而言变成“保守派”而已。

反对革命

与这些遗老一样,在那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梁济的思想历程也几乎是同样的节奏与脉络。虽然从小便受到儒学的严格训练,但梁济绝非是一位冬烘先生,反倒是一位眼光突出、不为时局所囿的人物。

事实上,早在甲午之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并决心研习西学。那时,西学“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但梁济却在1892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

1898年,梁济当时仅是一位内阁中书,但却积极赞成维新运动,为此,他曾草拟了千余言的奏章,主张传播新知识,变法图强。然而稿成还未呈上,政变即已发生。虽然如此,但他依然将维新的主张化为了自己的行动。就在当年,离清朝废除科举还有7年时间,梁济便已决定不要儿辈准备举业。

同年,梁济次子梁漱溟5岁开蒙读书,梁济便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以了解世界大势。梁漱溟8岁时,被父亲送到“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成了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首批入学的学生之一。

1902年,为了启迪民智,梁济赞助朋友彭翼仲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这是在北京发行的最早的白话报纸。由于过于新奇的缘故,北京的居民常以“洋报”呼之。

林毓生在《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中评论说:“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

在梁济的熏陶下,他的次子梁漱溟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便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不重书本学问而有志于事功,爱读梁启超《新民丛刊》《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这些都与梁济年轻时的志趣所为极为相似,因而,梁济还为梁漱溟取了个名字叫“肖吾”。

梁济喜欢与儿辈议论,往往任人直言,一无所禁,而梁漱溟也好论时事,于是父子两常常讨论“大局政治”“新旧风俗”的话题。讨论时,梁漱溟手拿《新民丛报》或《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与父亲的观点也颇为相合。

然而,到了1911年,梁漱溟在中学堂即要毕业的时候,结交了一些革命党的朋友,每日讨论“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开始梁漱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见到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也“跟着朋友跑革命了”。

于是,父子间的争论也多了起来。梁济向来厌薄革命党人,而梁漱溟却极为袒护。梁济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梁漱溟则力护国会,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梁漱溟在《思亲记》中写道:“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晏寝矣,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漫,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

那时汪精卫被清廷释放后,在东单二条胡同暗中组织起京津同盟会,是北方最大的革命团体,梁漱溟也参加其中,“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另外,当时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也都出于这一组织。

梁济知道此事后,便告诫儿子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不难看出,对于国家的前途,梁济更为赞成渐进改革的道路。

观望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正式向外颁布,而此时,在缨子胡同的梁宅内,也许梁济与儿子梁漱溟依然在为“革命与立宪”的话题,争执不下。他们还不知道,大清朝已经不存在了。

2月13日,清晨,梁济一如既往地早早起来,他敏感地觉察出北京城内有一些异样的气氛。原来,今天北京的各大报纸毫无例外地全文登载了清帝退位的诏书,刚刚上市的报纸很快便被一抢而空,北京城内一片沸腾。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后纷纷拱手相告:“皇上退位了!共和了!”商家们也树起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街巷楼阁、酒馆茶肆一片彩旗飘展,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在剪辫子,被剪掉的辫子则被丢弃一地。

在热闹喜庆的欢腾声里,梁济突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他拿到报纸,上面即是分毫不假的逊位诏书,当读到“以政权还诸国民,长受国民优礼”一句时,梁济无比悲凉地说:“诚得如此,亦是好事,然来日大难,负荷伊谁?”

那一天,与清朝的覆亡相比,令梁济感到更为绝望的,则是中国千年以来道德精神的全面崩溃。在他所见,辛亥、壬子之间,自亲贵皇族八旗官员以至全国大官小官臣庶人等,竟无一因清亡而死者。他说:“辛亥革命未及百日,共和之理人多未明,清国之亡,无一殉者,此非人不殉清之征,而实中国立国之道将绝于人心之征也。”“立国之道”的断绝,实是当日“国将不国之大因”。

清帝逊位后,为覆亡的前朝自尽的意念即已盘踞在梁济的心中,然而,对于新的民国的幻想,令他推迟了自己的死期。在梁济看来,没有比道德精神的重振与复兴更重要的事情了,而君主退位,国体改更之际,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奇事,若乘此机会,彻底澄清,必将“使吾国人心奋发,跻跃于上等强国”。

因而,自2月13日那天起,梁济便深藏起心中深切的不安,开始“忍死以待国会之开”。到时,他将“以最苦心事愬之全国代表”“求全国最贤明之人齐心挽救民生民德,铲除世上不公不平,使吾国跻于高尚优美。”

那时的梁济,脑海里想象出一幅美好的幻景:“共和国势力最大者莫过于国会,贤才之最盛者亦莫过于国会。昔日有苦欲言,则伏阙上书,诉之于君,求吾君设法;今有苦心欲言,则泣血请愿,诉之于国会,求国会主持。”他说,“国会为吾国数千年未有之旷典,五六年来请求国会之声喧阗洋溢。今既实现有期,不可不旁听三次”。待参观盛举后,然后便可死而无憾了。

绝望

转眼,新一年的春节已过,梁济频频向儿子们询问国会究竟何时召开,皆说癸丑年(1914年)三四月间必开。不料国会一开,梁济的幻想便彻底破灭了。议员们“全不以救民救国为心,捣乱行私,不成事体,凡吾国所最尊重之道德,皆彼辈之所贱视”,而且“私欲迷心,躁嚣悖谬,除党争兼纵欲外,一无所知”。几乎举国上下都对议员大失所望。

不仅如此,梁济在民国所有的日子几乎都是令他失望的。在清季,人人以官员为诟病,到了民国,各部虽重新组织,但风气依然没有挽回。官员“不以品谊节概为衡,依然煦煦噢咻,惟位置私人是计”,“以为千年旧弊可以习而安之,大局危险,漠不关心,个人私图,骤萌奢望。”

令人感到痛心的,还有道德沦丧、秩序崩溃。梁济说:开国以来,“人心纵恣,从恶如崩,竟有一泻千里之势”。他在《遗笔汇存》中写道:“人民无判别是非之常识,信以为共和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据现今人民现况,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法纪荡然。”当时,民德民生糟到极点,至此,眼前的世界再无值得梁济所留恋的。

但一次次的绝望之后,死亡被梁济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他常常自念岂可白白死去,“当看明世局弊害,遗留言语”,以希望自己的死能够警醒世人。

1912年6月,梁济参加粤西老馆同乡团拜,在关帝、文昌两殿及先贤位前行礼,在自己父亲的灵位前,梁济再一次默默坚定了自己的殉清之心:“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同年,他辞去了在政府内务部的职务,从此退隐在家,“对于民国诸事,时时挦扯杂记”。

1913年,儿女们觉察到梁济的异常,开始对其时时防察。为了躲避儿女们的防范,避免亲朋打扰,梁济在城北隅积水潭购置两间旧屋作为书斋,以“构思遗笔”。甚至,看戏的时候,梁济也都在戏园的节目单上写着自己的“遗书”。他说:“人见我出入戏园,以为我优游无事,真个寻乐也,岂知我如小学生之忙功课,须将国家变幻情态逐条写出,俟完竣而后,瞑目以去。”

“不料世事纷纭,愈出愈奇,应接不暇,万写不完。”等梁济将自己的遗言全部说尽,已是1918年11月,这时他已经总共写出了六七本杂记,而距清亡已过了近七年。

1918年11月7日,梁济告诉儿女要到积水潭彭翼仲先生家小住三五日便回。临行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完便离开了家。

一到积水潭彭宅,梁济就紧闭门窗握笔疾书,彭有时中夜见屋内灯光不息,亦不知所为。9日晚,梁济留给朋友、儿女的遗书都已写完,因为净湖主人(彭翼仲)将宅院重门紧闭,不得外出,只好坐等着天明。10日寅刻,一夜未睡的梁济,呵出一口热气,将砚台中凝结的墨汁融解开,又草草写了几行临死再告世人的话,然后以“巨川末笔”四字作了终结。天一亮,梁济便出门,到积水潭大柳根一带投水自尽。此时距离他的60岁生日还有三天。

在书案上,梁济留下了十七封遗言和近几年写的所有的札记稿册。在遗稿中,梁济第一次向包括亲友在内的世人坦白了自己的心思。他说:“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他又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在梁济去世九年后,另一位遗老王国维也在昆明湖投水自尽。其实,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自杀,与其说是对前朝的效忠,毋宁说是对于民国的失望,是对文化中国的殉葬。

如题。本人依照自己的政治倾向,认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