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荒漠孤狼 #184665 你需要打破思维定势。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群亚非拉流氓社团持枪上街,打死几个警察挂路灯,那流氓就成了警察,原先的警察就成了非法暴力团体。警察作为暴力机构,它的定义是实力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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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根本上是关于人的定义问题,人的生存底线问题。
如果中国人就是饲料,牲口,那西方国家当权者完全可以追求把西方人当成饲料,牲口。
一个西方人会想,如果自己哪天投机失败资不抵债,或者犯罪了,或者和政府杠上了,自己是不是会被身边人认为是社会的负担和败类,大家一致同意把我当饲料当牲口,就像中国人一样。
为了避免自己落魄时有最低尊严,大家平时就要商量好,我们一致同意人不能被当成饲料,牲口,不管谁落魄了,被社会排挤了,人权就是大家公认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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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冲杯三鹿给党喝 #184711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有原因的,不管是股市还是实体, 德国或者说欧盟对中国审查很严。国内qdii在德国额度小得可怜。 要说投资开放, 美国要好得多。 欧盟小心眼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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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回顾下乌克兰危机最初的来龙去脉
无论说多少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攻击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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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死难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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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启蒙 (陈嘉映)
“哲学—科学
也许,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片面的,我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这样的句式属于官老爷的总结报告,严禁出现在哲学写作中。我还没学会怎样写哲学,但我相信已经学会了不怎样写。
我想,要谈论科学的真理性及其限度,最好从科学的源头谈起。科学是从希腊特有的哲学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别的民族都没有这个传统。希腊哲学史专家伯纳特说,科学就是“以希腊方式来思考世界”,“在那些受希腊影响的民族之外,科学从来没有存在过”。有一个所谓**“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有他特殊的关切,故有此一问。但一般说来,这个问题是应该倒过来问的,即为什么西方发展出了科学?换个问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游戏。我反过来问,是因为在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点上,中国和大多数民族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按常情,我们只有针对比较特殊的事情才能问“为什么”。村头老张家生了个毛孩,大家问这孩子为什么浑身是毛,孩子浑身长毛是个例外,不正常,我们才会问“为什么”。谁也不问:老李家的孩子为什么生出来不浑身长毛?反过来,灵长目动物都长一身毛,人不长毛,不正常,于是动物学家就要提出各种理论来解释咱们人类为什么是些“裸猿”。“李约瑟问题”之所以有它那个提法,是因为西方的思想、制度等等在上两个世纪统治了世界,我们很容易把西方的发展当作是正常的,当作正道,你要是和它不一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如果不从这种西方中心来看问题,更好的问法就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是西方怎么就发展出哲学—科学。
科学不仅是从哲学生长出来的,早先,哲学和科学本来就是一回事。
今天,我们会说,哲学跟很多领域相毗邻。哲学跟诗歌相邻,海德格尔有所谓诗思比邻的说法,后来还有所谓诗化哲学;哲学跟艺术相毗邻;哲学跟宗教也相邻,在外国的书店哲学书与宗教书摆在一起,中国的书店里也开始这样做了。今天,我们也许会觉得,哲学、诗、艺术、宗教,这些领域比较近乎,都算在文化这个大领域里。科学呢,好像独成一类,我们会说“科学与文化”。“的确,科学早已蔚为大观,即使把一所大学里的哲学、诗、艺术、宗教诸系加在一起,往往还不如各门科学总和的一半。
然而在从前,哲学不仅是与科学的关系最近,实际上,哲学就是科学。在柏拉图那里,philosophos爱的、追求的是episteme。Episteme这个词现在经常就被译成科学,在英文里则经常译作science。哲学家爱智慧、爱客观真理、爱科学,哲学家与philodoxos相对,philodoxos爱自己的看法,爱成说,爱成见。柏拉图通过episteme这个词把哲学家和诗人或神话家区分开来。神话是传统智慧,从祖先传下来,提供了我们的世界图景和人生规范,episteme则是一种反省的认知,批判的认知,源远流长的东西可能是错的,真理需要通过批判才能获得。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态度”,就是哲学态度。
同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的目标是达到episteme。Philosophia与episteme常替换使用,例如他也把理论科学称为理论哲学。
伽达默尔说,一开始,哲学和科学是无法区分的,他还顺便说到,用“哲学”这个词来谈论中国思想或印度思想很容易误导。的确,中国学生说到哲学,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诗、文学、人生意义这些,往往会忽视philosophia这个词的突出的科学含义。伽达默尔不是西方文化沙文主义者,这里谈论的是问题,不是感情,把中国智慧和印度智慧叫作philosophia,对我们的理解大概没什么帮助,常有坏处。
古代哲学和近代科学都是要提供真的理论。如果像现在这样把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两个词分开使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笛卡儿、伽桑迪、波义耳、莱布尼茨同样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牛顿称自己是哲学家,有时为了区分,自称为实验哲学家。直到康德以后,哲学家才逐渐无法染指科学工作。但直到十九世纪,大多数科学家还是被称作自然哲学家。到二十世纪,仍有一些物理学院系沿用自然哲学的名号。Scientist这个用语是十九世纪发明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多数人不习惯这个词,听着觉得怪怪的。 但无论怎么说都有别扭之处,因为这里总牵扯到不同的语言,牵涉到语词意义的转变。说亚里士多德是科学家,我们感到别扭,因为我们今天更习惯用科学这个词专指近代科学。为了突出philosophia中包含的强烈的科学意味,我个人有时就把古代的philosophia叫作哲学—科学,既用以表明哲学和科学是一个连续体,也用以表明哲学之为科学是哲学—科学,和近代实证科学有根本区别,与此相应,今天的哲学已不复是康德之前的哲学—科学。
“哪怕只是溜上一眼,我们也能看到今天的哲学和科学全然不同。随便从表面上举几点。
科学从原则上讲是一个集体的工作,你打开任何一部科学史,比如说天文学史,你就会发现在其中出现无数多的名字,其中有些很有名,有些不是专门研究这门科学历史的史家恐怕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他所做的那个实验,他所发现的一项定律,却是现代天文学不可忽略、不可或缺的。与之对照,每个伟大的哲学家似乎都有一个独立的体系,康德有康德的体系、胡塞尔有胡塞尔的体系。这还有一种表现:哲学概念似乎人言人殊,说到“形而上学”这个词,我们常常会说,在康德的意义上,在黑格尔那里,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术语很少有这么说的。我们只有一个物理学体系,是整个物理学在积累、在进步。哲学却好像没有什么进步,今天的哲学学生仍然在读孔子和庄子,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书读得越古,反倒越像哲学专家。伽达默尔半开玩笑说,书龄小于两千年的他不读。理科学生读最新的论文,只有那些本来也兼哲学家的科学家才去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牛顿的英文版《原理》现在每年还出售约700部,这本书的买主不是学力学或学数学的学生,而是文科学生。怀特海说,全部哲学史只是柏拉图的脚注。好好做注也罢了,哲学家却似乎永远在争论不休。这被人们视作哲学不是好东西的一个证据。“我暂时不管好坏,只是想说明,哲学工作和科学工作的确很不一样,如果你用科学的模式来理解哲学、要求哲学,你恐怕从一开始便是在要求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人们常常提到这些一眼可见的表面区别,它们已足以提醒我们,“哲学”的含义古今已大不相同。在希腊,哲学是个笼统的概念,所有学问都包罗在哲学名下。而今天,只有一些大学里设哲学系,在这些大学里,哲学系也是个小小的系。我常对哲学系的学生说,我们不要被名称弄糊涂,并非咱们哲学系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人,整所大学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人。当然,传到今天,差不多传到头了,大学正在逐步变成职业训练班,若说不止如此,那么,对教师还是学术名利场,对学生还是青年娱乐城。 想想学科关系的巨大变化,想想哲学如何从无所不包的学问、从科学整体转变为今天一个小小哲学系里几个人从事的工作,是件饶有兴趣的事情。记得这一转变,很多事情才顺理成章。我们今天习惯于把哲学和科学分开,我们把哥白尼、开普勒、霍金这些人称作物理学家,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称作哲学家。我们会想,像行星轨道这样的问题,本来该由科学家去探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关心行星理论呢?因为他们要建立整体性的理论,提供对世界的整体解释,统一理解。对自然的研究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大致,可称之为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不仅在论证的方法上保持和哲学其他部门的一致,且它本不限于对自然的研究,而是探讨自然界与人世的统一。天空和星星是这个样子的,这一点对生活、对政治意味着什么?不是说,例如小行星撞击地球对地球上的生命会产生什么后果,而是它如其所是意味着什么,它的being so意味着什么。宇宙的如其所是和人生不是一种偶然的、外在的、物质的关系。柏拉图的Timaios是他的自然哲学,它以宇宙的有序创生来说明人类社会不能放任自流。行星的运行方式不会是没道理的,不是说,有天文学上的道理,而是说,有和各种事物之理相通的道理。“在古代世界观中,天文学概念和非天文学概念被编制在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概念织品中。” 在韦伯看来,前现代的社会,也就是祛魅之前的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充满意义的整体,“这是由于一种自觉对待生活的统一的、富有意义的态度而获得的……总是包含着将‘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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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启蒙 (陈嘉映)
建构主义
科学引发的这些问题,使很多人对科学的真理性心存疑虑。关于科学是否代表真理,这从一开始就有争议。在近代科学滥觞之际,人们曾因科学与宗教真理相冲突而质疑科学的真理性。后来又有浪漫主义对科学世界观提出强烈抗议。近几十年来,则又爆发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即所谓两种文化之争。1959年,有一个科学家,C.P.斯诺,在剑桥做了一个讲演,题目叫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斯诺站在科学文化一边,对人文学者的流行态度提出质疑。当时所谓人文主要是指文学,在当时的大学里,文学教授很骄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不懂莎士比亚,不会引用荷马,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技术你可以到专科学校去学,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斯诺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里,科学揭示了关于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科学和科学家在大学里应该有更高的地位。
后来的局面发展像斯诺所愿望的那样,应该说,超出了他的愿望。今天的局面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电子学、生物学、理论物理学,这些学科在大学里是最重要的学科,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人文知识分子反过来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现代文学的,人们心想,瞎混混的,没什么真才实学。
幸亏科学家们都忙着做实验呢,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的还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还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强调科学技术统治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对科学的真理霸权也提出质疑。科学自称提供客观知识,但他们指出,科学实际上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是受社会影响的,“物理学和化学、数学和逻辑烙有它们的特定文化创造者的印记,殊不亚于人类学和历史学”。再进一步,似乎也可以说,科学是科学家们建构起来的。于是就有了建构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所谓建构主义,属于解构主义的大思潮,虽然两个名称在字面上相反。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在欧美,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数是比较左倾的,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把科学霸权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强建构主义或曰强纲领的建构主义(SSK)主张,科学并不是什么客观知识,而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谈判的结果;科学理论是一种社会构造,其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事实性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仅仅充当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学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另一个神话故事;拉图尔明称“要消除科学和小说之间的区分”。法伊尔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和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转变”是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但建构主义要走得更远。
在很多人文学科,特别在知识社会学领域、文化研究及科学学领域,建构主义势力强大。这种局面惹恼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索卡尔。他认为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攻击“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不懂科学却经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索卡尔本人是个科学家,同时是个左派,这尤其令他对建构主义恼火,他认为左翼知识分子不应当用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位索卡尔于是写了一篇“诈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他介绍了不少现代科学的成果和结论,然后把这些科学结论驴唇不对马嘴地用来支持一些左派主张,例如把数学里的选择公理(Axiom of Choice)和妇女堕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这篇长文总的意思是说,最新科学成果表明左翼知识分子的主张是对的。他把这篇长文寄给一家最权威的“后现代”杂志,《社会文本》。社会文本》很有名,但从来没有著名科学家写来文章。不久,这篇文章登了出来,登在《社会文本》题为《科学大战》的一个专刊上。然而一个月后,索卡尔就在另外一个杂志上发了另一篇文章,说明他在《社会文本》发表的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这个题目就够荒谬了。”
好几个月里,美国、法国等地的建构主义知识分子目瞪口呆。他们上了索卡尔的套。怎么办呢?似乎只能反击说你索卡尔这样做是不对的,不严肃,缺德。后来,一边有罗蒂、德里达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来批评索卡尔,另一边有很多著名科学家起来支持索卡尔,包括领军物理学家温伯格,鏖战不休。索卡尔事件发生在1996年,十年过去了,很多杂志上还在争论这些事情。
德里达批评“可怜的索卡尔”,说他使得“进行一次严肃反思的机会被浪费了”。这个批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我看,倒是建构主义者在回应索卡尔的时候曲为自辩,不肯检讨自己这边出了什么毛病,结果浪费了一次严肃反思的机会。本书的论述范围和知识社会学极少重叠,这里简单谈一点儿我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看法。
在我看来,尽管建构主义的很多主张在流俗议论界风行,但颇少学理上的力量,最多是体现了自然态度和人文态度对科学主义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个人文学者,呼吁人文精神,反对科学对真理的霸权,义不容辞,非常愉快。但是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需要比呼吁人文精神这种愉快活动远更艰巨的思考。强纲领主张,科学并不是客观真理,科学的身份和希腊神话、《圣经》、阴阳五行、几内亚的传说的身份相仿,仿佛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逃脱科学主义的罗网了。但在我看,这样迎战科学主义未免轻率,几乎可说放弃了思想者应有的智性责任,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的本质,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对科学主义的迎战。科学主义提出的挑战要严厉得多。
把问题轻描淡写一番无法让我们当真摆脱困境,甚至还可能使我们更容易陷入科学主义的罗网,建构主义者时常引用科学成果来论证其社会主张就是一例。的确,为了在科学认识的巨大压力下挽救道德和艺术,人们有时急不择路。人们引用测不准原理来弥合主客观两分,引用量子力学所依赖的波函数表达来反对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捍卫自由意志。他们一面反对科学主义,一面眼睁睁企盼科学为他们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让人想起有些反对西方霸权的论者,动辄引用西方权威,“你看,连西方人都说咱们东方更好”。然而量子活动的概率性质对自由意志并未投以青眼,我们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识之士指明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个人的道德责任,然而,无缘无故的随机事件也并不增加道德责任的分量。科学成果能不能用来论证人生—社会主张?何处寻找论证的途径?这恰恰也是索卡尔的诈文本应引我们从学理上深思的问题。
“科学认知对我们的道德诉求和艺术理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我们无法因此拒绝科学。科学提供了从大爆炸开始一直到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幅严整画面,这样一个画面是神话、常识、传统哲学完全无法提供的,与各种伪科学理论也完全不同。科学不仅提供对世界的系统的理性的解释,而且它通过对事件的预言以及技术性生产证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学技术的破坏力量,很多也是我们通过科学才知道的,臭氧层出现空洞即其中一例。
亚历克斯·罗森堡评论说,按照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若要理解达尔文进化论何以逐渐成为生物学的主导理论,仿佛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理解化石记录,更不需要去理解变异—环境过滤的来源,仿佛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了解十九世纪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看它们会允许哪些理论出现。
应当提到,罗森堡在这里表达的更多是一种理解而非指责,他回护说:“科学客观性的反对者并不在意说服别人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的辩证立场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他们的目标是保护智力生活的领地不落入自然科学的霸权。 的确,如果我们只把某些建构主义者的极端论断挑出来读,那真是一派荒唐。[13]其实他们在科学学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科学史案例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建构主义的“纲领”是领错了方向。总的说来,科学显然不是和神话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按照我们今天对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学主义对真理的理解,科学是真理而神话不是真理。有《圣经》研究者据《圣经》文本推算,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出来的。现在我们都认为这是错的。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到46亿年。两个科学家对地球的准确年龄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个争论很明显不同于关于《圣经》的争论,如果出错,错法与《圣经》的错法也不一样。科学体系有办法改变自己,提供更正确的结论,而对于《圣经》来说,不存在更正确的东西。若说科学是另外一种神话,那它和本来意义上的神话大不一样,不一样到了把它叫作神话对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毫无补益,只会造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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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启蒙 (陈嘉映)
娜娜酱并不是什么哲学家,看到别人说哲学,自己又插不上嘴,不免心痒痒的。干脆搞一个哲学启蒙,自己先学习一下。下文转自陈嘉映的《哲学启蒙系列》
科学认识
近代科学的出现,若不是人类史上无可相比的最大事情,至少也是几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科学对人类的影响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实,二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生产出了无数的新东西。我们住的房子,我们乘坐的汽车,汽车越过的桥梁,我们吃的蔬菜和水果,我们穿的衣裳,没有哪样不包含现代科技。当然,还有,在有些人看来,尤其有,我们用来杀人的步抢和氢弹。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人终于有了这种能力,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一个早上把整个地球连同他自己一道毁灭上几轮。单就这一点说,近代科学也一定是人类史上特大的事情了。
这些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本书要谈论的是科学怎样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科学在哪些方面促进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和理解,在哪些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带来困难。
近代科学通过很多途径改变我们的认识。一是通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是一般理性态度、理性精神的发展,注重事实与逻辑,力求客观。二是通过科学技术所生产的东西。有了电视、卫星摄影、微型摄影,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地球是圆的,看到月球上的尘埃,看到细菌的活动。更不用说科学技术的产物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今天不生活在草木扶疏万物生长的世界里,我们身周的事物一大半是批量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生长出来的、培养出来的。这不能不改变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关于事物的观念、关于生长和生产的观念。
“在另一个层面上,科学通过它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近几百年来,日心说、进化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基因理论,一步步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宇宙图景。宇宙物理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弄清楚了大爆炸一毫秒以后宇宙发展的所有步骤。宇宙是从大爆炸产生的,然后产生了一些粒子,后来有了星系,有了地球,地球上产生了生命,或者陨石从太空中为地球送来了生命,生物不断进化,基因越来越复杂,最后产生了人类。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再进一步告诉我们,人怎么学会了制造工具,学会了用火,学会了用语言交流也学会了群体之间互相厮杀。科学提供了从大爆炸到人类诞生的整体画面,提供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运行的机制,从消化到爱情。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填充,但大致轮廓已经勾画出来。
真实的世界就是科学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至于自由意志、道德要求、爱情和友谊,所有这些,平常看到的或平常用来思考的东西都是一些幻象。科学是真理的代表,甚至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全部真理的代名词。在现代汉语里,部分地由于继承了马克思对科学一词的用法,科学这个词本身就具有排他的正确性、真理性等基本含义。
上述看法被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像别的很多主义一样,多半是反对者使用的名号。关于这个名号有繁多的争论。有的反科学主义所反对的是科学万能论,但似乎没有谁会持有科学万能论这么极端的主张。我这里说到科学主义,笼统地指这种观念:科学是真理的代表,甚至科学等同于真理。关于这一点,我也不预备争论。实际上,在我看来,关于这些笼统说法的争论没多大意思。并不是有谁宣称了“科学等同于真理”,但孔德的实证主义,爱丁顿所称的构成桌子的电子和电磁力比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桌子更为实在,维也纳小组1929年发表的宣言“科学的世界观”,还原论,各个学科都把物理学的真理方式设为自身的标准,等等,都相当明确地表达了科学主义的观念。本书是就这些具体事绪来讨论科学主义的。我谈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结论,而不是态度。有些论者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兴高采烈地拥抱科学主义,但他们仍然认为科学主义立场是无可避免的。
科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世界的真相。但在这幅从大爆炸到基因的严整画面中没有哪里适合容纳我们欢愉和悲苦,我们的道德诉求与艺术理想。事实上,科学研究要求排除这些,“建构这个物质世界的代价就是把自我即心灵排除在其外”。真和善似乎不得不彻底分离。科学越进步,感情、道德、艺术就显得越虚幻。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今人常谈到“意义的丧失”,这种局面是很多分力合成的,“科学的世界观”恐怕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分力。我们原以为自私和无私是重要的区别,贪赃枉法和清廉自律、贪生怕死和舍生取义不可同日而语,道金斯告诉我们,这些行为背后的基因选择遵从同样的机制。我们的行为由基因决定,基因反正都是自私的。社会生物学也许名声可疑,不过这不要紧,堂而皇之的显学经济学在原理方面和社会生物学初无二致。
这个进程在科学革命时代开始。科学革命的胜利,科学观念的统治,柯瓦雷称之为kosmos的坍塌。大地和天界的区别被取消了,几何化的空间代替了各有特色的位置,在这个无限的、无特质的空间中,静止和运动不再具有性质的区别,各种事物的本体论差异也消弭了,物质由微粒组成,微粒转而成为夸克和弦,成为只能由数学来把握的东西。实验取代了经验,量的世界取代了质的世界,“一个存在的世界取代了一个生成与变化的世界”。“所有基于价值、“完满、和谐、意义和目的的想法”都是些主观的东西,“都要从科学思想中消失”。剩下一个祛魅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不再被看作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而是被当作一种具有因果联系的场所,对世界的宰制才成为可能,工具理性的行为因而才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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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回顾下乌克兰危机最初的来龙去脉
橙色革命和欧洲迈丹以后的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美英建制派的殖民地?所谓的民主选举究竟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仅仅是美英媒体包装下的谎言?
如果现在的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那么为什么欧洲迈丹以后,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Victoria Nuland可以和当时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Geoffrey Pyatt讨论乌克兰应该由谁来执政?
为什么克林顿基金会除美国以外,最大的资金来源国是乌克兰?
为什么拜登的儿子会在乌克兰的能源公司任职?
乌克兰,到底还隐藏了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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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回顾下乌克兰危机最初的来龙去脉
被美英媒体渗透下的地区和2047上面很多人理解的乌克兰故事的前情是这样的:
2013年,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违反民意,在俄罗斯的压力下放弃了和欧盟签署贸易协议,导致了被称为“欧洲迈丹”的广场革命,之后亚努科维奇跑到俄罗斯,新的民选政府上台,俄罗斯恼羞成怒,派军队进入克里米亚,然后克里米亚在俄罗斯胁迫下公投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俄罗斯又策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亲俄群体叛乱,形成了两个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傀儡共和国。
但这个故事忽略和歪曲了如下事实:
1,亚努科维奇是在2010年通过各方认可的选举上台的民选总统,包括美国,也没有提出异议。
2,亚努科维奇根本算不上亲俄派,只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左右逢源和两面通吃,通俗点说,他大概就类似于乌克兰版的马英九,在其担任乌克兰总理和总统期间,也一直在推进乌克兰和欧盟的联合协议的谈判工作。即使今天,虽然亚努科维奇跑到俄罗斯避难,但他依然主张克里米亚和平回归乌克兰。事实上,亲俄和亲欧也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并不反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包括普京本人也有明确地表态。但是俄国方面确实也有一个顾虑,就是如果乌克兰和欧盟签署协议,同时又参加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那么就会导致欧盟的产品可以通过乌克兰这个中转站躲开俄罗斯的关税壁垒,源源不断的进入俄罗斯市场。但另外一方面,因为乌克兰的工业制品,尤其是作为亚努科维奇基本盘的乌东工业区的工业产品又离不开俄罗斯市场,因为很多工厂本来就是和俄罗斯的相关企业存在配套关系,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的工业产品因为技术水平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在欧盟缺乏竞争力,但在俄罗斯却很不一样,而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乌东工业区,所以他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机会,所以也同时在俄罗斯谈判,希望找出既能和欧盟签约,又能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税联盟的办法。
3,亚努科维奇最终要求暂停和欧盟谈判的原因并非是俄罗斯施压,而是因为欧盟把乌克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合作作为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在11月20日,乌克兰政府接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信里面要求乌克兰削减预算支出,冻结基本工资、最低工资、减少对能源部门的补贴等,按照其中的条件,乌克兰的居民取暖费用需要提高约40%,于是亚努科维奇就在议会表示,这个条件是乌克兰无法接受的。于是亚努科维奇宣布,出于战术考虑,暂停和欧盟的谈判工作。于是11月21日晚上,在乌克兰的网络上就出现了举行抗议集会的号召。刚开始抗议是和平的,但很快就出现暴力化,整个抗议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抗议的诉求也开始包括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和最高拉达提前选举等议题。中间出现过多次反对派占领政府大楼,其过程和台湾的太阳花暴民运动颇为相似,甚至如同台湾太阳花暴民运动一样,出现了占据最高拉达会场的事情。在抗议团体中,极右新纳粹组织“右区”虽然人数上只是抗议团体中的少数,但在暴力对抗警察的过程中却发挥了骨干作用。而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Nuland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Geoffrey Pyatt也数次达到抗议集会现场为抗议人士助威。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就是Nuland和Geoffrey Pyatt用电话谈论那些人应该被列入乌克兰新政府名单的通话录音在2月4日被人上传到了youtube。
4,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和当时的执政党地区党最终在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之下向反对派让步,和反对派一起签署了解决危机的协议。但右区组织负责人Yaroch则要求亚努科维奇立即下台,否则右区绝对不会停手。亚努科维奇则声称他的汽车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开枪射击,所以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他跑到了哈尔科夫。2月22日,乌克兰议会投票要求解除亚努科维奇的总统职位。根据乌克兰宪法第111条,弹劾总统需要最高拉达四分之三的议员赞成才能通过,最高拉达议员人数是450人,也就是说,**必须要有338票赞成才能弹劾总统,然而,最高拉达却在仅仅只有328票赞成的前提下就非法解除了亚努科维奇的总统职位。**我们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当天更早一些时候的最高拉达会议中已经出现了议员明明没有出席,但却投了票的怪事。也就是说,亚努科维奇的下台过程根本就是一次非法政变。
2月23日,作为非法政变的结果,一个由Turchynov代理总统的临时政府得以产生,但就是这个根本不具合法性的临时政府却马上得到了美国等国的认可。在非法政府成立以后,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出现了反对欧洲迈丹的抗议活动,但这些活动都立刻遭到极右分子的打击,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冲突,最终是以克里米亚通过公投并入俄罗斯,以及顿巴斯战争的爆发也告终。
也就是说,早在俄罗斯出手之前,美国已经对乌克兰下手,并成功的建立了一个听命于美国人的傀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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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怀疑论与决定论的另类结合)
您这是价值决定论,我用怀疑论来质疑一下这顿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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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怀疑论与决定论的另类结合)
您这一解释,我更糊涂了:)
没关系,哲学可以是公共哲学,也可以成为私人领地,一花便是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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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分享发现 #184724 领袖和领袖是不等价的,希特勒和毛泽东是什么水平,戈林和华国锋又是什么水平。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希特勒和毛泽东在他们的领导过程中,拉出了多大的团队围绕在他们周围,而戈林,华国锋之类领导人,又能拉出多大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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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我会逐渐写点东西阐述我的看法。
期待您的见解。
领袖的个人作用,以及其建设性或破坏性,可以是惊人的。希特勒与毛泽东都是典型例子。
我亦认为本文低估了领袖个人的作用。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两个凡是”(凡是领袖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领袖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所以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作用重大。就像一次次地抽签,体制惯性终究会导向领袖的重大失误,时间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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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对中共体制内人员利益集团的真正威胁不是海外民运(这一点我和你们判断差不多),也不是你们口中的张献忠,而是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
兄台认为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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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俄罗斯是一个资源富国。这种资源富国一旦发飙,开始拿捏其它国际社会成员
地广人稀的资源富国理论上自给自足(俄罗斯粮食自给率很高),可攻可守。不过矿产资源并非不可替代,就是形成依赖后骤然断供会有冲击,激起民怨,而民主国家最怕民怨。
中国粮食从数据上看也是基本自给,但是主要只是谷物,也就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程度。拿捏其他国家的资源主要是某些稀土矿产,中资还买了很多海外的矿,所以真要叫板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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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维舟:封城之下的生日
https://matters.news/@1301071348/封城之下的生日-bafyreie34xjxd3cw65kcbmvhwjcdqp32nj7oqpctepdkkuxfpi2y3p476e
“我曾经是个人”,仅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坚不可摧的。
时至今日,我已被封在家整整四周了,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重特殊的意义:今天是我生日。
我得承认,就在一个月前,我都不曾料想到,自己会在封城中迎来自己的生日,那看起来多少像是个荒诞的反乌托邦笑话。然而,它就这么发生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但却既可悲又值得庆幸地仍然保有着人类的意识。
那可能也是一份意外的生日礼物。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一书的序言里说:“人一旦被异化、被分裂,沦落为非人的困境,他立时比自我完整时更能确切而深刻地理解周围的现实面貌,理解他作为正常人时完全忽略或无法理解的事物。”
以前,这对我来说是抽象的理论,现在变成了切身的感知。当时代的大浪涌来,我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被瞬间淹没,在深深的水底,无法正常呼吸,但睁开眼睛时,也看到了平常无法看见、乃至无法理解的现实。那是属于我们的启示录,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将决定我们今后如何生活。
前些天,有外地朋友问我心情如何,她知道我有家族遗传的轻度高血压,担心我情绪太波动。还好,我并不焦躁,无悲无喜。虽然身在重灾区浦东,但我反倒获得了一种风暴眼中的平静。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但我在看待当下密集发生的现实事件时,既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切身感,又有一种数十年后回望历史的距离感。当你看清这时代人命如蝼蚁,距离野蛮仅有一步之遥时,更需要冷静下来,想清楚自己的余生应该做什么。
我的人生已过半,极有可能只剩下短短三四十年了,不能浪费在那些愚蠢的事情上。在余下的时光里能创造什么、留下什么,将证明我曾活过,并决定我在死后还能活多久。
堂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我也说起人生已半。她轻笑了一下说,哥哥,你比我乐观,我觉得剩下的日子已经没有一半那么多了。她比我小两岁,但是她说,想起她父亲一向健康,谁料想六十多就得绝症没了,人生如此无常,年轻时的很多欲念都淡了,就放过自己和孩子,过好每一天吧。
我已经45岁了。父亲这岁数时,我已满18岁,正面临高考最严峻的关头。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仿佛就在昨天,但那时太年轻,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像父亲那么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回想起来,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其实算得平顺。如果以每九年为一个阶段,它可以整齐地分为五段:最初的九年,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作为一个少不更事的乡下少年,生活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10岁,在西北多年的父亲回来了,我的人生也逐渐清晰,尤其在进入高中后,在那里遇到一生的知交张晖,都是小地方的年轻人,我们那时对岛外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的憧憬,那是值得带进坟墓的记忆。
18岁,在高考失利后,我迎来了可能是人生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后来想想,如果迟早要幻灭,那早一点幻灭或许还是好的。那一年,我的学术理想破灭了,尽管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无病呻吟,但对当时我来说,是毫不夸张的毁灭性打击。一年之后,我才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泥淖。
在那之后,我没有再被什么击溃过。这场精神危机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既非天才,原先的梦想也千疮百孔,我被迫收敛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活下去,但仍要保留无法熄灭的残存梦想。笛卡尔说得对,“只有在寸草不生的绝望地基上,才能安全地建造灵魂的居所。”
在那之后的整整九年,是我荒芜的青春期,工作后满负荷的忙碌,更使我一度烦躁地读不下任何书。重新开始阅读写作时,我已经27岁了,年少时的梦想似乎已离我远去。开始那两年,我记得还有朋友争论过,像维舟这样很难被归类的写作,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过。
那是很随心写作的九年,我有本职工作养家糊口,也不指望能靠写作养活自己,那在国内毕竟太难。2013年,张晖的英年早逝,给了我沉重一击。那一年我36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盛年不再,也重新省察自己过往人生的意义,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活过。
那时我理解了村上春树说的,超过了一定年龄,所谓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对你人生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像梳子豁了齿一样从手中滑落。但我想补充的是,当这些丧失时,记忆和写作是唯一保存它们的方式。我将竭尽全力确保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永生。
在那之后的九年,我又经历了许多。当然,就像许多人一样,可能冲击最大的是2020年爆发的疫情和几个月后自己的失业。和18岁那时不一样,这次我很平静地就接受了,对我来说,那是“换一种活法”的契机。或许那没什么不好。
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比早年自由了,只不过那更多指向内心而不是外部。我不再那么屈从于生活现实,而更坚持把自己的时间留着去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因为我余下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当然知道,我们所熟知的过往,这两年来已被反复摧毁,成为一地废墟,甚至不知道下一轮轰炸什么时候到来。那位失聪的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在2018年4月写下的仅有两句的短诗《问题》,就像是我们时代的预言:“什么是人?/两次连续轰炸之间的寂静。”
他和我同岁,出生于铁幕之下的苏联,1993年以难民身份到美国,第二年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写诗。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选择英语,因为我的家人和朋友没人懂这种语言,和我说话的人没人能读我写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语言,那是一个平行现实,一个疯狂而美丽的自由。它仍然是。”
我能理解他这种感受,有时我也觉得(这说起来可能显得有几分令人不快的傲慢),虽然自己是用母语写作,但周围很多人同样并不理解我的语言。同一种语言把我们分隔开。
我不会别的技艺,但还是可以用语言来创造一个可供栖居其中的精神掩体。这就是黑格尔曾说过的,艺术家会“为他自己设想出并回复到一种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使他能够找回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
时代的变动不会到此为止,有时就像索尔仁尼琴笔下那个巨大的红轮,你倚靠着它昏昏欲睡,但是它却忽然开始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转动起来,勾起你的衣物,甚至要把你整个人卷进巨大的齿轮装置中去。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都是恐怖的现实。在被碾压之前,我们需要留下自己曾真正活过的证据,而除了发声、创造之外,别无他途。
人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躁。人过中年,我所负的重量可能更多了,而远行之路也可能更崎岖了,但也因此,更不可急躁,那不过就是人生日常。
我在想,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格里高利并不是突然发现自己变成甲虫,而是背负厚重甲壳才是他生活的真相,原先为人的日子才是一场梦。不过,没有关系,有梦有记忆也是好事,也能让他发现残酷真相时,坚持自我,“我曾经是个人”,仅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坚不可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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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过渡政治体系
第一段基本肯定是姨淆答案。姨學的問題就是反向共產文化,所有事情事物都符合一個一般規律,歷史有絕對固定方向,共產黨擁有一個内部互通但外部不知的偉大目標,一切皆爲這個偉大目標而服務,不同領導人做出不同事情都是爲這同一個目標...
從來沒有什麽改開=過渡一説,中國共產黨曾經信奉過共產主義,但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目標——真要説他們有什麽目標,那就是現有領導階層想保住自身政權,僅此而已。
所以說與其説是過渡體系集團,不如説是中間派,兩邊媾和則兩邊吃香,但兩邊放炮則必須站隊,否則會被優先解決(因爲兩邊都不能對對手核心進行快速打擊,那麽清理周邊則成了重中之重)。具體例子就是楊潔篪作爲改開中間派,通過怒駡美國國務卿實現站隊目的,從而避免雙規打擊。但是放炮不會永久持續,時間長形成冷戰則兩邊都需要信得過的中間商,只不過他們不會明牌,而會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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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梨熊论法治起源
@IronStar21 #184717 多元主义之前人家就宗希腊了,文艺复兴的旗号可不是当代这帮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玩的。
文艺复兴的大佬们可没有谁信仰希腊多神的。而后来真的玩neopagan的多半也是法西斯和纳粹,学界大佬左的顶多无神论多些,右的还在基督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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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怀疑论与决定论的另类结合)
小子不才,请您解释一下,何为怀疑论,何为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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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怀疑论与决定论的另类结合)
@Emerald #184697 不准。我只说了执着于想象以至于不承认只是想象的无意义。没说人生无意义。人生不需要这种执着。这不重要。重要在前面,你的总结我看不懂。我的总结:怀疑论与决定论的另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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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梨熊论法治起源
@Prometheus #184542 米国单论保守主义,那的确是基督教(故意不区分天主教和新教),古希腊民主,古罗马共和,英国普通法。
但是米国不仅仅是保守主义啊,如果说从法国吸取营养,那还有法国大革命,欧陆19世纪的进步主义思潮,转到美国就是老罗斯福的进步主义,然后还有小罗斯福的新政。就算米国本土原创呢,还有废奴主义运动(这个推动了南北分裂)。罗素 柯克只是讲美国保守主义的精髓。
@IronStar21 #184549 西方传统实质上是所谓两希(希腊希伯来),希腊提供哲学基础,希伯来提供宗教基础。说的这么模糊,本来就是有兼容并包的意思,天主教可以,新教可以,犹太教也可以,甚至东正教也可以。如果你要把范围硬缩小到两罗(罗马天主教+罗马SPQR),那其实就意味着大量的政治资源流失出去了。事实上,两希可以构造西方世界,两罗是不够的。这也是我说“学阀宗希腊”就是以文艺复兴为正统。这也是西方学界的正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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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死难者名单。
我认为covid以来中国是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的。
首先退一步讲,从死亡率并不能简单推断出一个国家有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要看人口结构。例如,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比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高,而且死亡率每年都会轻微增加,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深度老龄化,每年都新增老年人口,推高了死亡率。
所以,在同一个国家相近年份的比较才有意义,正常应该是线性递增、递减、或小幅波动。
联合国人口司,中国2012年到2020年人口的死亡率数据:

可以看到12-19年,死亡率在千分之7.1-千分之7.2之间波动,波动不超过万分之一,但是2020年死亡率突增到千分之7.41,多出万分之三的死亡率;死亡率乘以全国总人口,多出了40万左右的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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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宇宙报】《回头看》:CGTN牌推普机
我在上小学后就再也没有流利地使用过本地方言,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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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你混淆了概念。劳动力廉价和低人权优势是两码事,工资水平低是经济上的客观事实,劳动密集资本进入是资源的自发配置。不可能去给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工人美国蓝领一样的薪水标准。
低人权优势是主观为之,这里低人权有工作超时,缺乏保护劳工权益等,不谈低端制造业,华为就是低人权优势的例子(信息业主要是工程师的薪水,人力成本)。要知道落实8*5工作和保护劳工是写在加入WTO承诺里的。
我们去德国投资相当排斥。
事实错误。2009-2019中国连续十年都是德国投资来源前三,2020年排名第四,这还是因为国内限制了对外投资。“相当排斥”是哪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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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冲杯三鹿给党喝 #184707 关心毛线, 就拿德国来说, 德国是很愿意用我们廉价劳动力的, 我们去德国投资相当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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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死难者名单。
@observerEDGE @分享发现 @libgen 感谢分享。目前airtable上的数据有170多条,google doc上有50多条。不知有没有几份资料的整合版本?
另,官方不可能直接放出本次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包括原生和次生灾害导致的)。在没有官方数据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口数量变化、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来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我记得2020年武汉的统计年鉴中缺了一些关键的人口数据,就是为了防止死亡率这一“国家机密”被人窥知。不知今年的上海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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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算唯利益论,西方还是有必要关心中国的人权的。
否则光中国的“低人权优势”这一项,就足以对西方构成不正当竞争了。
8小时*5天的上班族,怎么能竞争过996奴工?更别说还有不少挣饭吃的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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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钓鱼,谈钓鱼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为什么连钓鱼网站都要屏蔽??
如果你是位普通的热心钓友,而非来破坏我国渔业的1450和50w,请在钓鱼时保护好自己。如果你在天朝没有什么背景,希望在郊区的水库或池塘钓鱼——
请联系有境内有备案、声誉良好、的钓鱼协会、民间团体;
务必远离来路不明的境外钓鱼网站和组织,不论他们钓鱼技术多么高超、看上去多么热情。也许国外不乏钓鱼高手,但多数情况是境外势力派出来的刺探我国渔业机密的间谍。间谍会相互背书,自成生态圈,而生态圈成员几乎全部满足俺这里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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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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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有多少男人嫖娼?嫖娼大数据分析
新冠大流行時代嫖娼還有額外風險:流調。男人怎麼向老婆解釋自己是楊姓小姐的密切接觸者。瞞不過的。因為現在還有次密接觸者概念,他老婆也要被隔離,他沒法謊稱自己是去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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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钓鱼,谈钓鱼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注意有的地方钓鱼要执照哦!
部分网站在国内已被屏蔽
为什么连钓鱼网站都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