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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5月15日复工复市内部会议录音摘要

    @楊丞琳 #187048 我查询了网上关于上海复市和防疫的官方文件,查到最近的官方文件发布于5月20日: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205212387200717.html

    这个会议录音有意思的地方是聚焦于直接服务消费者的商贸企业,且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例如店家的数量、最大客流量的计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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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5月15日复工复市内部会议录音摘要

    网上听到的录音,做了听写摘要。录音链接 https://www.swisstransfer.com/d/fce037b4-6b65-4316-b014-48d54eec1908(有下载时间和次数限制)


    • 5月15日的内部会议,代表参加。目的是把商贸企业复工复市的“时间节点”告诉大家,否则“大家心里没谱”。这是征求意见稿,以最后印发的版本为准。

    • 5.16-5.21是第一个时间节点,“常态化”管理,维持不变,也就是“防范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比如七天出来一家一户出来两个人”。5.22-5.31是第二个时间节点,会“稍微进一步”放宽。6.1是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全市可能公交、地铁、出租车、购物中心要放开,恢复正常状态”。

    • 超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网点一直在营业,不过形式不同,有的是线上下单线下派送,有的开着接受线下消费。5.16-6.1要求所有的超市卖场便利店尽快从线上转为线下。现在超市卖场网点数1625多家(12家重点超市卖场),实际开的门店数为1193(超过73%),线下门店为183家,其余的1010要求尽快转为线下。对便利店来讲,全市有15家重点连锁便利店,疫情前网点6208家,现在实际开着的网点数2214家,其中线下经营的是673家,线上1541家,要求便利店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尽快转为线下。总之各个网点“应开尽开”,但6月1日前客流量不要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不能出现爆满或拥挤。6月1日以后客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 对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场以及专卖店,5.16-5.21为线下恢复营业的“准备阶段”,比如开业前预防性的全面消毒;关键岗位人员要应返尽返;申请场所码,并应扫尽扫;安装“数字哨兵”。5.16-5.21有条件的店(例如远郊的区)可以开店提供服务。5.22-5.31没有疫情风险的区域逐步有序恢复线下营业,客流量不要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6月1日以后全面恢复营业,客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 餐饮6.1之前实行线上外卖,不能堂食。6.1后恢复堂食,客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暂不能承接大型聚餐活动。理发5.16之后有序恢复,线上预约,线下错峰,客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家政维修5.22逐步恢复。

    • “一方面复工复市,一方面要紧紧守住防疫要求,特别是不能出现反弹……这对我们来讲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 商贸企业要进行全面的预防性消毒,入场查验要加强,入店顾客要佩戴口罩,扫场所码或者数字哨兵,且必须持有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配合测量体温(<37.3度),确保进店人员信息可查询可追踪。

      • 商贸企业组织员工做好1+1的检测(上午抗原,下午核酸),重点岗位按防疫办要求。

      • 5.16-5.21所有商贸企业进行闭环管理,原则上相关人员不再返回小区,对返岗人员实施两天“静默期”,不要和原有员工进行交叉(有些企业自从封控以来一直有人员住在里面)。5.22-5.31没有疫情风险的工作和居住地之间可以实行点对点的闭环管理,也即可以在没有疫情风险的工作区和居住区之间进行往返,不用住在店里。6.1以后人员返岗通行按照防疫办规定动态调整。

      • 所有场所实行错峰限流,做好人员分流,当场所内顾客达到限额时要停止顾客进入室内。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开展线上预约。

      • 加快应急处置,抗原或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第一时间上报防疫办,异常人员安排到临时的观察区并且佩戴N95口罩,同时排摸相关密接人员,一旦一同采取隔离措施,如果发现随身码是红码或黄码,立刻报告属地防疫办。一旦出现抗原或核酸检测异常(包括无症状和确诊),须停止营业,做好管控。

    • 各个区要协同合作,梳理商贸企业白名单,做到信息互通,应开尽开;明确商业网点线下开业的申请渠道的工作流程。对即将开业的商贸企业地区,要协调公安、城管、志愿者队伍,做好现场引导、限流、人员查验工作。过去的经验显示,刚解封大量人流会去购物,光靠商场人员管理做不到。各个区做好核酸检测点的设置,为集中住宿场所提供上门或移动检测。对涉疫点加快转运、环境消杀采样的速度。此外加强消防等安全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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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展雄:市场收紧后,这个国家的地下黑市红红火火

    参考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iPSAw9fE61Lm4tQAR0qsQ

    原创 | 柳展雄 第四中夏(微信号 huaxia_4th)


    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传播很广,估计大家都看到了。

    居民外出购物,小区不许开车,于是人们挑着扁担买菜。

    这方面有本书,法国大革命前的地下贸易,书名就很刺激,《走私如何威胁政府》。

    书的封面上,这个持枪的男人叫路易·马德林,在当时很有名,响当当的人物,手里掌管欧洲最大的灰色经济网。

    马德林名气大到啥程度呢?他的活跃期是1750年代,在他之前,报纸的头条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头条是北美独立战争,在两次战争期间,法国报纸的最大新闻就是这家伙的黑市贩卖行动。

    我们现代人从电影电视剧看到的黑市贸易:一群小喽啰趁着夜色,走在乡间小路或者海港运送货物,尽可能躲避警察的巡逻。

    现实世界的黑市贸易:光天化日之下,在市镇中心广场公开叫卖货物,还主动挑衅警方。 1730年代,法国走私活跃地带多菲内省(这个省也是马德林的老家),存在30个地下贸易团伙,最大的一个名为“橙帮”,人数仅为70。

    马德林手下有150个马仔,从美洲新大陆的烟草到印度的棉布,庞大的贸易商品流经马德林帮派,夸张点说,全球的物流中心在他那里。 法国的灰色经济,除了职业从业人员,还有业余参与者。农民外出赶集或者去教堂,路程中,夹带一包私盐、烟草是举手之劳的事。

    简单算笔账,按照18世纪的农业生产力,黑市上运送50磅的烟草,抵得上3个月的庄稼地干活收入,所以农民们都把“野团”当成副业。

    “野团”遍布于民间,尤其是流动性较高的职业,比如马夫、船夫、鞋匠和士兵(他们在各地营房频繁调动)。

    官营的盐、烟草,价格贵,民间黑市贸易上的盐、烟草,便宜质量还可靠,消费者爱买哪家,不言而喻。

    在18世纪的法国,从劳工大众到上层精英,普遍觉得走私贸易合情合理,教士们接纳走私者的捐献,为走私行动祈福加buff。

    不仅平民百姓参与黑市贸易,高层也有。而且贵族的作案条件更便利,法律上,警察、税务等执法单位可以扣押有嫌疑的车辆。

    实际执法过程中,很少人有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搜贵族。 曾有个税警在查走私的治安行动里,拦下孔蒂亲王夫人的马车,进行搜查,结果懂的都懂,这个尽业的公务员革职下岗。

    一些有门路的地下贸易商人,把生意浮出水面,有个叫拉蒂耶的黑市头目,伪造海关印戳,结交贵族,用贵族的城堡作为货运中继站,从上游生产,到下游供应,产业一条龙服务。

    他有两个创新之举,一个是把行贿行为常规化,至少给23个海关官吏定期发放贿赂。

    另一个是引入金融工具,对上游的货物承担保险,这就非常牛逼了,通过金融来平抑物价,跟今天全球大宗商品期货有几分类似,拉蒂耶简直是商业鬼才。

    马德林的路子不同,跟官府正面硬刚,招兵买马,买枪买刀。他一生流窜过十多个省份,横跨法兰西、意大利两国。 马德林帮派全副武装,每个马仔配有一支双管滑膛枪、4把双管手枪。60发子弹保证了充足的火力,团队甚至携带有小型攻城槌,用以攻克城池。

    贸易团伙的编制完全军事化,设立一名中尉、一名少校、一名掌旗官、一名秘书,随军还有一位外科医生,帮助队友疗伤,这个团队的配置,相当符合战争科学了。

    1753年7月,马德林宣布开启劫富济贫之旅,10月武装巡游,攻克3座省府,行程600英里。

    他们有固定的成熟的作战模式:在攻打城镇前,先派出暗探,寻找防御薄弱的目标,大军随后压境。能征惯战的好汉们首先攻破城门,紧接着首先扑向教堂。

    首选教堂是有讲究的,因为教堂钟声是一个欧洲城镇社区仅有的警报,切断了这个通讯系统后,城镇就等同盲人聋子,军事情报一抹黑。

    获胜后,马德林公开贩卖黑市货物,进行公平交易,跟镇上的老百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时候他们还在市镇广场,举行阅兵式,鼓舞士气,胆子很大了。

    这时候,支持计划经济的小傻瓜要说了,黑市这么猖獗,法国波旁政府怎么不出来管管。

    马德林的情况代入现在的某防疫国家,基层把持蔬菜,宁可菜烂了,也不分配给居民,然后有个江湖好汉,出来组织人马,把居委会揍了,公开搞“野团”卖平价青菜大白菜。这情况,老百姓的民心在哪边呢?

    另外,法国波旁王朝也没搞网格化管理,中央权力没有一杆子插到底。大革命前,法国农村警力不足,全国雇员不超过4万。

    城市里的巡警同样捉襟见肘,在15万居民的里昂,巡警仅为84个。巴黎的警备稍微强一些,警察总长统率指挥3114个不同职衔的巡警,可是要监控一座60万人的大都会,这点人手管不过来。

    巡警薪水低,装备差,他们的枪械火力可能还不如马德林帮派。 从程序上,军队有义务出行动,他们军事素质更强,打击地下贸易更有力量。但是,军人觉得自己干这事,太掉价了。

    朝廷调动军队打击走私,贵族出身的军官内心OS:“本大爷是要去跟英国人、奥地利人拼刺刀的,为法兰西的荣誉而战,现在居然要我去抓一群小毛贼”

    所以,军队通常不怎么上心。1753年,马德林搞了个大新闻,武装巡游600英里,朝廷感到威严被冒犯了,下了死命令,开展特别行动,要用铁拳好好教训马德林一顿。

    这次行动指挥官是有十年服役经验的让-雷迪安·费舍尔中校,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崭露头角,擅长轻装上阵,快速突袭。

    1754年12月,军队布下了严密的包围网,马德林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仍执意往陷阱里钻。

    朝廷的心态:兵力以多击少,精锐部队all in,优势在我,这把稳了,就等包饺子了。 然后被啪啪打脸了,马德林帮派虽然损失多个弟兄,但逃脱了天罗地网,撤到贸易网的基地。他的基地在意大利,因为当地政府对走私管得不严。

    最后,法国军队用了不合乎国际法的手段,才抓捕敌人,1755年费舍尔中校跟同僚们制定了计划,潜入意大利秘密逮捕马德林。

    严格来讲,这项行动侵犯到当地政府的执法权,违背了国际公约。

    费舍尔的精英部队,穿越边境,成功抓住了毫无戒备的马德林,把他绑架回国,两周后,法庭判处了死刑。

    马德林的死法非常惨,法庭判了杖刑,这个刑罚,刽子手把人绑在十字架上,对胳膊和腿击打8分钟,然后绞死。

    事件到此还没算完,舆论沸腾,大家撕逼撕得很激烈。

    精英阶层有人叫好,说“法国人不管不行”,不能随便搞“野团”,另一些人劝朝廷解除烟草专卖,放开自由贸易。伏尔泰等知识圈大佬都参加了撕逼。

    舆论的矛头指向包税商集团(Ferme Générale)。君主制的法国没有国企央企,他们搞国营专卖的方法是跟包税公司合作,王室每五年签一次合同,谈定一个预计税额,包税商把钱交给国库,然后自己下乡征税,官衙税吏不予插手。

    马德林这些民间商人,销售盐、烟草和棉布等专卖物品,就妨碍了包税人既得利益,在捉拿马德林的政府决策中,私人包税商大力游说。

    以烟草为例,来展开讲讲,包税人如何左右朝政的。

    法国最早从自己的加勒比海殖民地进口烟草,其味道、口感不如英属北美的同类商品。但殖民地属于政治投资,必须倾斜保护产业,不准民间商人购买价廉物美的英国烟草。

    1720年代政策风向变了,巴黎不再保护殖民地产业,从英格兰收购烟草,成为英国市场的最大单一买家。要命的是,法国国王只让包税商集团独揽了这门生意,不许民间商人进来。

    之前的贸易限制还可以说是,发展本国拳头产品。现在摆明了,就是要收税赚钱,官营专卖。

    包税公司从遥远的美洲大陆进口烟草,再以垄断专卖价运往国内,分销到各省的零售商店。

    从效率上来讲,包税公司是除了军队之外,法国最高效的机构。一位包税人手下带着不超过10人的文职团队,统计、审查数个省份的财务报表。

    为了鉴定各地零售商的烟草,是否混入了廉价的添加剂(如砖粉、鹅掌木刨花),巴黎警察局配有两名专职药剂师。

    他们分析化验,对烟草样品进行称重、焚烧、洗涤,倾倒硫酸检验成色,用了学界最先进的化学技术,招揽了化学家拉瓦锡。

    这是产业链上游,那么到了下游销售分销,黑市贸易偷偷瓜分市场,包税公司要如何应对。

    很简单,自己掌握枪杆子,组建武装力量。

    法国官方的警察力量弱鸡,无法捉拿黑市贸易,打掉“野团”。包税商自己招募警卫,每年至少有1/10的公司收入用来买枪支弹药,向武装人员发工资。

    在旧制度灭亡之前,警卫人数达到2万,是欧洲规模第一且最强大的准军事化武装。

    尽管波旁王朝等级森严,但贵族们认为,包税商比自己更有权势。而且,包税制抬高了物价,损害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几乎所有阶层,上至王公子弟下到佃户贫农,都憎恶包税商集团。 除了税务外,包税商还承接发行国债,海外殖民投资多项业务。波旁王朝没有存放账目的核心部门,没有制定税率的中央国库,也没有年度的预算规划,政府的大部分金融活动由私人银行家处理。

    包税公司的核心合伙人通常在40位左右,有位主教嫉妒地称他们为“国家的四十支柱”。平民对包税商集团的仇恨超过了对贵族、教士的仇恨。

    大革命初期,愤怒的群众杀死了一批包税合伙人,其中最知名的一个倒霉蛋就是化学家拉瓦锡。

    很多人讲,法国大革命杀了拉瓦锡,革命太残忍愚昧,其实,只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就能理解缘由了。

    我引用一段文字,

    最显要、最古老的贵族也要找他们借贷,觉得他们才是王国的真正统治者,这个金融家团体,当时也简称其为“财源”,他们中多数人是从卑微的商人做起,但他们都没忘记给自己买一个贵族头衔,他们的女儿是全法国价码最高的女继承人。他们过着极尽奢华同时也令人怀疑的生活,人们怀疑他们的耀眼财富是从公共经费中攫取的,所以包税人广受嫉恨。纳税人把包税人看成公共吸血鬼,他们怀念那些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每当一个新的国王上台之后,总会有个包税人因挪用公款被送上法庭。

    最后补充说下,马德林的职业生涯,他每次攻克城镇,秋毫无犯,寻常的富户也不抢,只掠夺镇里的包税公司分部,把包税公司仓库里的专卖商品,拿出来后,平价售卖。

    最初马德林帮单纯掠夺包税商的仓库,到了后期他们把自己私运的烟草强卖给包税商,要求他们包销。

    在一次占领城镇的行动中,有同伙试图向一个包税公司仓库里的守卫,强卖印花棉布。马德林痛斥了同伙,认为守卫只是领份工资混口饭的员工,不应惩罚他。仓库守卫欣赏马德林的正直,拿出一瓶葡萄酒招待,两人对酒痛饮。

    这个法国人已经达到一定境界了,用中文来讲盗亦有道。

    马德林攻克城镇后,还有个操作,从监狱里释放囚犯。现在的法律只保护富人,对穷人严酷,走私搞“野团”的,还有负债人是因为贫穷,生活所迫,马德林把他们放了。

    但是他放人也讲情理,窃贼、杀人放火之徒伤天害理,不可饶恕,再穷也不能伤害别人。有次在打下监狱,马德林释放囚徒后,审查了罪犯名单,把3个偷窃犯重新扔回去了。

    马德林被官府捉拿判了死刑后,民间仍然赞颂他,编民谣流传,他在法国的知名度相当于英国的罗宾汉。

    除了某个长期受大胡子主义思想洗刷的国家外,赞美行侠仗义、憎恨官营垄断是古今中外,大多数底层群众的朴素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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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电影:“我们15个人是杀了600万人,但我们没错。”

    @xxyy #186780 人若要幸福,就需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需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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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电影:“我们15个人是杀了600万人,但我们没错。”

    参考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BuE_YWz2_PlThVEO6krlw

    原创 | 写字的乌鸦,乌鸦电影(微信号 crowmovie)


    最近有一部电影,特别像是疫情被禁足,实在没办法才拍的。

    几乎没外景,一群人坐在桌子前聊聊天,吃个点心,喝个咖啡…就拍完了。

    然而,不少人却说,明明没有恐怖画面,却看得毛骨悚然…

    德国柏林,雪后初晴。

    湖畔,一栋古典住宅,静静地矗立。

    一群举止文雅、打扮得一丝不苟的男士,或着军装,或着西服,先后进入了建筑中。

    一场热闹的会议,即将开始…

    90分钟后,会议结束了。

    男人们酒酣饭足,满意地离开了小楼。

    与此同时,世界上近千万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已经在桌子上,被这群人悄然决定,从此一路拐向了深渊…

    德国电影《万湖会议》今年1月上映,目前豆瓣得分8.1,高居豆瓣一周口碑电影榜榜首。

    它记录了人类历史上,足以被钉上耻辱柱的一次会议。

    1942年1月20日,柏林万湖的一所小别墅里,包含盖世太保、内阁代表、军方等在内的15位德国高官、专家,认真讨论了如何彻底清除犹太人的计划。

    大多数学者认为,万湖会议是第一个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会议。

    那次会议之后,人类历史上最快速高效、依托于现代科技文明的大屠杀,正式拉开序幕…

    短短几年里,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

    特别是在被称作“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大约110万人被杀害,其中包括20多万名儿童。

    照片拍摄后没多久,他们就死在了集中营里

    在这场会议里,你可以看到一群衣冠楚楚的社会精英,讨论彻底将另一个种族杀光的具体细节。

    那氛围太诡异,仿佛他们讨论的不是鲜活的人命,而是一次普通的压力测试,一道并不复杂的数学题…

    比如,他们相当严谨地分辨,到底哪些人算犹太人?

    纯种犹太人和德国人生下来的混血儿,算犹太人吗?混血儿生下来的孙子辈,也算吗?

    如果难以界定,这部分人能不能送去绝育?

    比如,他们认真统计欧洲每个国家有多少犹太人,然后讨论决定,先从哪个国家入手驱赶。

    德国本土的犹太人,特别是在柏林的,他们每一个都和日耳曼民族沾亲带故,处理起来有难度,怎么解决?

    比如,转运犹太人用什么交通工具,费用由谁承担?

    如果驱逐过程中,他们反抗怎么办?

    于是有人提出,在他们上车时,交出钱财,签订协议,因为履行手续会让人产生秩序感,更容易让他们乖乖听话…

    再比如,既然最终都要杀光,怎么杀才多快好省?

    据统计,犹太人有1100万,一人一颗子弹,太浪费了,而且效率太低,一小时才能杀1000个。

    按这个速度,杀光犹太人要花10000多小时,没日没夜地杀,要杀整整488天。

    更关键的是,杀老百姓和战场上杀敌,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士兵才杀了百来个犹太老百姓,就快得神经病了…

    为了效率,为了保障自己人的心理健康,他们想出一个“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毒气。

    再优化一下,就有了方案的升级版:把犹太人送到集中营去,让他们自己修建集中营。

    那里的毒气室,每小时就可以处理2500人…

    这个方案,隔开了杀人者与被害者的距离,不会对屠杀者造成心理创伤。更方便的是,还有大型焚尸炉,死人直接化成灰,随风飘散,神不知鬼不觉…

    从选址、到运输,以及后续的处理速度,纳粹把现代化生产的模式,成功移植到了屠杀这件事上,实现了流水化的高效运作…

    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有死亡工厂之称。位于波兰南部小城奥斯威辛,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整部电影,充斥着一种别扭的诡异感。

    它没有配乐,你可以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镜头:粉妆玉砌的雪景,内饰豪华的小楼,摆盘精致的美食…

    与会者在会议的间隙,讨论着朋友的离世、房子的布置和装修,恭喜对方喜得贵子,谈论绘画、音乐…

    他们看上去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事实上,在座的15个人当中,有8个拥有博士头衔,还有一个拥有两个博士头衔。

    他们不是没有头脑的恶棍、疯子,正相反,他们很有文化,以异乎寻常的冷静,来做杀人的决定…

    这才是最让人恐惧的。

    他们精心策划杀人流程,争论着各种措施的利弊,仿佛从未想过,对象是活生生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时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无比的事

    只要稍微了解一些二战历史,可能都知道,在战后审判中,很多德国战犯为自己辩解:我是在执行命令,我不得不那样做…

    学者称之为:平庸之恶。

    这种放弃思考,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让人不忍苛责…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电影《钢琴家》剧照

    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一书中,却有个颠覆这一认知的观点:

    很多纳粹分子,根本不是不动脑子地服从,相反,他们头脑灵光、积极创新,尽心尽力完成领导布置的KPI,把杀人的活儿越整越“漂亮”

    正如《万湖会议》向我们呈现的,一群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在策划如何杀人这件事上,相当有主观能动性。

    他们积极讨论,主动献计献策,有人甚至提前做了大量调研和实验,证明措施的可行性…

    高层是这样,下层也不例外。

    我们在很多电影里看到,在被送进毒气室之前,党卫队会非常客气地对即将赴死的犹太人说:

    请脱掉您的衣服,整理好您的物品,你们现在要去洗澡和消毒,然后你们会被带去自己的营房,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热汤,洗澡的时候别被烫着了!

    哄骗的过程和谐而欢快,让屏幕外的我们毛骨悚然。

    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剧照丨据说,毒气室里的景象是这样的:尸体像木头般一个紧贴着一个,面目狰狞,浑身青紫。窒息的痛苦和本能的相互撕扯,使他们缠成一个拉扯不开的大肉坨,尸体堆成金字塔形,这是由于人们都想挤上唯一的通风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而形成。

    事实上,这是纳粹基层工作者在多次实践后,主动归纳总结出的经验。

    哄骗人们进毒气室,比完全依靠武力更容易,也能减轻施害者的压力。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考虑:死后扒下衣服非常困难,让他们自己脱,甚至叠好,太省事了。

    万湖会议之后,毒气室也经历了多次改良。

    比如,由于临死前的尖叫声太过惨烈,容易引起周边居民的注意,于是他们把毒气室搬到偏僻的角落。

    后来,又有了容量更大,一次可以毒杀1200人,排气效果更好的毒气室。

    再后来,他们给毒气室的门加上了“窥视孔”,尸体不需要再从地下室运到地面,就可以直接火化…

    这些,都是下层纳粹分子的“自主创新”。

    屠杀,固然是希特勒下的命令,但如果没有下层的主动内卷和推波助澜,灭绝行动不会发展到如此残酷、邪恶的地步…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这些人,从没发现,杀人是不对的吗?

    事实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发自内心地厌恶犹太人。

    一战之后,德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和解协议,国内怨声载道,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很容易就把德国的犹太人打成了替罪羊,让他们为德国的困境负责。

    当时的德国,从上到下充斥了“反犹思想”,以致于战后多年,不少纳粹党员,依然对他们的罪行毫无悔意。

    一名纳粹党员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纳粹德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还有人说:当时的我做了正确的事,只不过现在,正确的定义变了…

    记者追问:那杀死小孩也正确吗?

    他说:敌人不是那些孩子,而是他们身上流淌的血,他们长大后将要变成那个危险的犹太人…

    如果纳粹当中,还有人意志还不坚定怎么办?

    电影《万湖会议》,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把屠杀合理化的“话术”:

    有人说,某一个犹太人并没有做错什么,立刻有人回应:对待犹太人这个群体,严厉的态度是必须的!

    有人质疑,杀人是不是太残忍了,立刻有人回应:那比让他们饿死好,这是最人道、最经济的。

    有人提议,能不能分情况讨论,有人回应:要化繁为简,要向大方向靠齐…

    你跟他们谈个体,他们跟你说全局,你跟他们说眼前,他们叫你放眼未来。

    他们甚至说:战争固然不好,但它也创造了机会,让我们能够激烈地干预社会,用宏伟蓝图去改造社会。今天我们负重前行,是为了子孙后代能享福。

    而一旦跨过人性底线,屠杀犹太人的工作,就变得异常简单。

    集中营远离一线战场,不用出生入死,况且从犹太人身上搜刮的钱财,名义上要送到国库,实际上被层层贪腐…

    于是,屠杀犹太人,成了一件既能获得现实利益,又能满足权力欲望的美差。

    在这儿,他们为所欲为、穷凶极恶,越是冷漠无情,越容易升官发财…

    怎么样恶毒的词,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罪行…

    但你可以想象吗?他们在成为刽子手之前,不过就是普通人,是好儿子,好爸爸,好员工,好公民…

    这不是反人性,这恰恰就是人性

    在二战中,600万犹太人,遭到纳粹的残忍屠杀。

    我们相信世间有公道,但历史狠狠地打了我们的脸。

    直接或间接参与大屠杀的纳粹,大多没有遭到任何的处罚。

    战争结束,他们重新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成了面包师、牙医、伐木工、教师、汽车维修工…

    而集中营的幸存者,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

    这些年来,我们看过不少关于二战的影视作品,光是万湖会议,就拍过至少三部,分别是1984年的《万湖会议》,2001年的《阴谋》,和2022年的《万湖会议》。

    但我想说,这类题材,无论翻拍多少次,都不嫌多。

    关于战争和侵略的描述,通常是一堆数据,几篇陈述,历史课本里,几张模糊的黑白照。

    对于历史的反思,我们或许只会,止步于喟叹和唏嘘。

    万湖会议旧址,现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然而,当我们得知,一个民族可以疯狂仇恨另一个民族,到这个地步;

    当得知,人类可以为了消灭同类,而创立精确高效的责任分配计划;

    当得知,为了一己私欲,人类可以如此轻易地放弃底线和原则;

    当得知,温良的普通人,在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后,有可能变成猛兽…

    关于生命,关于杀戮,关于沉默,关于人性…

    或许,我们会有更深远的注视,更长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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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迪real_China_irl: 《红色轮盘》 精彩回顾

    @陈士杰 #186074 共产党的高层是否多次推演过“颜色革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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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直:一个思考海德格尔的打工人

    注: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包含2021年的两篇报道:

    • 谷雨工作室: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 南风窗:陈直很害怕


    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参考链接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6195ddfb429b0854f76ada12

    撰文丨祁佳妮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31岁的陈直是一个农民工,今年8月,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Ambition,那就是翻译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这件事情本身的成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在大多数时代,哲学都被认为是无用之物,这本书没有出版,就连水花也不可能有。至于翻译者是一个工人,无非是增加了这个故事的一些传奇而已。 但在陈直身上,有一些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他在庞大的工厂里,占有一席之地,经常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不停地干着。每个月赚四五千元,勉强够吃饭。有一段时间,他在一家摄像头工厂里负责维修机器,在岗上穿着蓝色的无尘服,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没有凳子,一站就是一整天。也没有窗户,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玩手机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只有人可以进去。如果说这种生活有什么特点,那就是重复和空洞。

    车间里的生活严格、精确、一丝不苟,机器从不休息,人也无法休息。尽管这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但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些插曲,因为“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有2.85亿人。他们依附于工厂里的机器生存,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他们置身于城市,但却自成一体。至于这种生活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Ambition,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无视。

    直到陈直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关于他是如何寻找意义的,如何在狭窄的出租房里思考哲学。

    2011年,他在北京打工,住在通州租的六七平米的地下室里。那里没有窗户,很潮湿,也很昏暗,他一个人住,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看书的时候,他拿床当椅子。屋里没厕所,他得去外头上公厕。环境太差了,但也没什么办法。他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就是在那期间,他配合英译本,读了一次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这些年,他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还有北京,每去一个城市,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他常说,哲学是他的“激情”与“使命”。他去北京打工,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他去深圳富士康打工,下了班之后,要去富士康旁边的街道图书馆看书。

    他显得与自己的社会身份格格不入,家里人觉得他不老实打工,妄想看什么哲学书。他开始变得焦虑,但是毫无办法,最后干脆就放任自流。朋友这个词,他不敢轻易使用。因为以前在村里,他是最会读书的人,现在却成为最落魄的人。他把自己评价为一个“无用场的人”。

    他从未忘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工。他经常会因为身份受到歧视。早年去店里买衣服,店员不招待他,甚至去理发,店员也不会搭理他。

    哲学能提供给他很多词汇来描述自己的人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他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不太想了,因为都习惯了。他读叔本华的书,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但他不觉得无聊,相反,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

    以下是他的自述:

    车间里

    翻译完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时,我正在厦门的工厂里打工。

    我是个农民工,从2010年就开始打工。我只干短期工,长期的话,干不下去,做过最长的工作可能就半年左右。上一份工作做了三个多月就走了,和其他工作相比算是干得久的。我住在厦门集美区,这边有很多工厂和职业介绍所,一般都是中介介绍,进行劳务派遣。短期工的工资比正式工要高,时薪有20多块,但正式工的话底薪是很低的,厦门市最低工资那种。有人一个月可以挣六千,但需要一个月做300个工时,平均每天得做十一二个小时。

    工厂是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中国台湾公司,是苹果、小米这些手机厂的供应商。这里很多名称都用的中国台湾叫法,比如他们会把软件翻译成软体,这总让我想到软体动物,我还挺抗拒这些词的。

    厂里有不同的生产线,有点胶机,还有组装摄像头的组立机。我就是维修组立机的。机器有一个小衣柜大,七八个工友都负责线上修机器,我一个人管十台机器。机器设置了各种防止受伤的机制,比如红外线那样的,好像叫做光栅。如果你的手阻碍了红外线,机器就会停止。

    修机器和修车差不多,只是机器更小,立在地上,不需要升起来,所以我最多蹲下去。也不能移动,不然精度会受影响。机器也不是经常坏,坏了的话,有专门的人会叫我去修。每天站在那儿,待着的时间会比修的时间要多。车间里是恒温的,永远二十五六度。老板主要不是怕我们太热,而是为了机器和产品。

    这里没有窗户,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公司电脑可以访问公司网站,电脑很烂的,我不会用它上网,屏幕会看瞎眼,我一秒钟都不愿意看那个显示屏。也没有凳子坐,就站一整天。玩手机是不可能,手机不可能带进去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只有人可以进去。

    我在岗上还要穿蓝色的无尘服,摄像头不能有灰尘或者颗粒,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工种不同,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我们是最底层的人,上面的经理、组长、科长这些人要进来的话,好像也会穿同样的无尘服,但是他们一般不进来。

    每天在车间里也没有想什么,需要修机器的话就修机器,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说话,没人说话就在那儿发呆,但是不可能想什么海德格尔,那里面噪音太大了,很乏味的。

    其他修机器的工友全都是男的,他们一般聊女人和游戏,我就默默听着,不主动得罪他们,但是也不插话。但他们聊嫖娼的时候,我就会走开。

    我经常感觉一切都无意义,好像没有任何意义。前几年,我会写点英文日记,天天都是upset、desperate 、dismayed这些词。今年开始,我对自己格外失望。可能就是一些无意义的时刻,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海德格尔说他一生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存在问题,“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能在思考的基础上写一点东西出来,实现自己的一些Ambition,所以开始尝试翻译。

    其实翻译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大概十年前,我读一些中译版的哲学书感到很吃力,因为哲学术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往往会变得生硬,那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需要读原版的书,所以开始学英语。我用有道词典背单词,直接从最难的等级,GRE、托福开始背。学了两年,就能看英文原著了。翻译时,遇到不会的单词就查字典,也没什么难的,真正难的是没有时间。

    比如在这个工厂,休息是要请假的,如果不请假,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很多人为了赚更多加班费,选择一天都不休息。因为我要翻译《海德格尔导论》,一般都会每星期请一天假,也请不了更多假,一周请两天是批不下来的。请假意味着扣除双倍工资的加班费,一天扣两三百块。我们底薪只有1800块钱,也就是厦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主要是靠加班费,那些一天都不请假的人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8小时外的时间都算加班。

    我的请假理由就是有事或者生病,不会说我要做翻译。整个工厂没有人知道我读哲学,也在翻译哲学书这个事情。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不会说这些的,我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我在搞什么。

    下班后,我回家做的事都有优先级排序。最重要的是读书,我最近在读John Richardson(一位美国海德格尔学者)的《海德格尔》原著。读不进去的话我就做翻译,比如《寻求本真性: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如果翻译也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看看豆瓣和知乎,微博我是不上的。前两年我注销删除了微博,那上面的信息太浅薄了。豆瓣的话,我感觉那边的人,可能稍微不那么平庸吧。

    中间我还去过深圳富士康打工,从5月干到7月底,负责组装iPad的屏幕。首先需要测试一下,从检测机器上看屏幕的亮度均不均匀,有没有亮点,如果是不良品就会被处理掉。那儿的工作需要每天坐着,比做手机摄像头更累。机器会算好时间,最快速度大概一个人每天要装800个屏幕,30秒就得贴一个屏幕。那时候脑袋里什么都想不了,因为是流水线,你要干得很快,一旦分神的话,你就干不好。速度慢了被线长发现,就会挨骂。在那里,空虚倒是小事,就是太累了,特别是上夜班,更难。眼睛迷糊了,就去洗个冷水脸,或者站起来继续干。

    在富士康打工的日子里,都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中介为我们这些临时工租房,一个月三四百块钱,包水电,十个人住一间宿舍。屋子里紧凑放五张高低床,再加一个小独卫,此外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没有了。中介不让用大功率电器,所以连电水壶都用不了,在那里只能给手机充个电。深圳的夏天很热,幸好空调是24小时都开着的,因为舍友是随机分配,来自不同部门和车间,有人上夜班,有人上白班,作息全不一样。这样一来,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候。

    下了班,我拿着kindle随便找个地方看书,路边花坛都行,反正不会在宿舍看,因为我对人群比较敏感。富士康北门一出来就是清湖劳务工图书室,一些附近打工的人会在那里看书,我也爱去那看。

    翻译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有空。每周休一天,我就去龙华文化艺术中心翻译书。那会我翻译比较急迫,会从早上9点翻到晚上8点,直到闭馆,一天大概能翻译三千个单词。但既要翻译又要看书的时候,进度会慢点,只能翻一千个单词。所以两百页左右的《海德格尔导论》,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才翻译完。

    我觉得底层社会好像感觉差不多都这样累。这种感受我无法描述,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或许别的人能够真切地描述这种感受,但是我缺乏这种真切描述的能力。一直都是这样,你也知道,哲学都是那些很晦涩的抽象概念的,所以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我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我就不太想这些了,因为都习惯了。想了,也没什么办法,是吧?

    不合时宜的人

    我也读过一点大学,但是没读完就退学了。

    那是2008年,一个所谓的二本。专业是数学。但我当时想要寻找最本质的东西。比如从数学上来讲,我想知道自然数的本质是什么。还会想我们意识的本质是什么,还有视觉的本质,我很好奇这些。所以后来觉得上大学的课,比如数学分析,常微分、解析几何这样子,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只能自己看书,自己去思考,那会主要看康德、黑格尔,能带给我很多对现象的理解,甚至是对本质的理解。特别是黑格尔的那个哲学,他所谓的绝对精神,是描述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黑格尔说,理性是宇宙的法则,他就说这么一句话,我感觉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这只是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的。 到最后,我过于沉迷哲学,完全遗忘了我的专业。大二开始,所有的课我都不上。学分制什么的太复杂,我也不太懂,就每天泡在图书馆看书,考试也不参加了。学校方面叫我主动退学,我一下就同意了。

    现实中,我可能会有社会交际的压力,去找辅导员签字的时候,才第一次和他说话。小时候,我受到比较多的家庭暴力,往往这样的人都比较懦弱、谨慎,一般不主动说话。所以大学时我很边缘,住四人宿舍,只有一个室友会和我说话,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爱聊女人。但我并不孤独,读哲学书,能让我暂时地忘掉现实的东西。也说不上是逃避,这个不是我读哲学的原因。我读哲学主要是问题导向,我有一些希望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要逃避什么,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我觉得退学比上学好,学校压根没有哲学系,退学了反而可以回家自学。但没想到,家里人听说我退学,不让我回家。哲学是什么,跟他们解释不通。我在江西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他们的概念里,不读书,就只能去打工。连他们都不懂什么是找工作,我就更没有职业规划了。

    我从没想过未来和工作怎么办,对这些我是无所谓的,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也没想过重新考大学,家里比较困难,父亲不会让我重读。而且我当时以为,打工不需要和人打交道。后来发现我想错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我妈那时常说,你三十多岁会后悔的。

    现在想来,这句话部分得到了验证。我确实比较艰难,从退学到现在一直都是人生低谷期,就没有到达过高峰。假如我回到退学那个时刻,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以我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来看,也可能不会。我当时没有想这些。

    我的第一份工,是在浙江一个乡镇服装厂踩缝纫机,当时被中介从杭州骗到了诸暨,干了一个月,工资都没多少,就500块钱。缝纫机对我来说很难,需要不停踩踏板,有一次做羽绒服,我没有搞好,把里面的羽绒都弄出来,就被骂了。我感觉干不来,和我一起去的,有些人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学会,但我学不会。

    第二份工,我去了制作方便面桶的一个工厂,也是通过职业介绍中心的中介找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人力资源吧。那份工作也是机器在做,我就用机器卷一下那种纸呗,卷一下就搞定了。很机械,但是也比较累。有一次,我在线上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就被辞退了,就是这样严格。那时厂里不缺人,随时都可以招到人,只要你不听他的话,他就叫你滚蛋。

    我做过最累的一份活儿,是2018年在无锡搬货。干了两个多月,每天干12个小时,从上午11干到晚上11点,什么货都有,大瓶水、饮料、还有大米,因为超市订单比较多,有班长盯着我们,所以中间不准休息,一天下来真的很累很累,是说不出来的累。

    打工这些年住宿舍,室友之间从来不会说话的,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因为工作太累,人来来去去,离职率很高。这十一年,可能就两个工友会关系近一点,但是我换了几次手机号,现在也没有联系方式了。

    那两个人是我曾经的朋友。七八年前,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就向他一个人借了100块,我以为借不到,没想到他借给我了,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另外一个跟我说话比较多,一些琐碎的事情比较聊得来,我是从不和任何人聊哲学的。

    我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还有北京,每去一个城市我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2011年,我从南方大老远跑去北京打工,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我想去那里多读点书。我花四百块,在通州租了间六七平米的地下室。地下室没有窗户,很潮湿,也很昏暗,我一个人住,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看书的时候拿床当椅子。屋里没厕所,还得去外头上公厕。环境太差了,但也没什么办法。

    从通州到国图比较远,坐地铁得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更多的时候就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看多了,现在眼睛视力都不好。

    哲学是我的passion

    哲学是我的passion,是commitment。用汉语的话,就是“激情”与“使命感”。可能“使命感”过于强烈,那么commitment译为“承诺、许诺”也可以,但是“承诺、许诺”又太弱了。我在豆瓣小组上发过一个帖子——《使命作为人生的意义》。当我感到无意义的时候,就去找那些如玄奘、张益唐、陈景润这样的人来激励自己,因为就像北大数学天才张益唐,也有一段时间是不读数学的。这能帮助我走出无意义感。

    大多数时候,我对哲学的痴迷会让我对外界的恶意置之度外,但生活还是时刻提醒我认清自己作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

    可以说,童年对我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人,有拳脚交加的暴力,也有无缘无故的冷暴力。父亲总是这样对我,只要他心情不好,洗个澡,看个电视,他都会骂你。他个子并不高大,但只要阴沉着脸,我就对他本能感到害怕。直到二十多岁,他骂我,我才敢回骂。我对他的感情并不复杂,那就是没有感情,我们基本上已经断绝了关系。

    我常想,假如我没有受到那么多家庭暴力的话,现在肯定不一样。来自家庭的压抑大概到20岁左右结束,但不是说20岁以后就不压抑了。说实在的,我现在也很压抑,比如赚不到钱,读不懂哲学,交不到朋友。我越来越内向,甚至在说话时开始有点结巴。

    前几年,我尝试过改变自己所谓内向的性格,也想成为那种很会和人打交道的人。但很难,我从来不和人聊哲学,这在农民工里太另类了,别人可能会嘲笑我,所以我更愿意把它隐藏起来。后来还是觉得就继续维持现状吧,改不了的。

    但我不孤独,我从来都不感觉孤独。压抑是生活的常态,但这不代表孤独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我之前会读叔本华的书,他说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的这种“悲观主义”可能在哲学上意义不大。我不觉得无聊——至少在大部分时候,相反,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在车间的生活只是一些插曲,这些东西不值一提。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

    十多年打工生涯的间隙,萨特、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德勒兹,还有人类学的列维·施特劳斯,这些我都会读。直到2017年,我在哲学上体会到了最深最无力的绝望。当时,我很想写几篇哲学论文发表,标题都拟好了,但是写不出来。

    写论文需要查很多资料和二手文献,我感觉我没有这种能力。第一,我没这么多书,第二,这些东西也不大好找。而且那时候我哲学水平比较低,还在打工,没那么多时间搞这些。

    最多的一篇写了几百字,看着空空的电脑屏幕,我根本写不下去。自学这么多年后才发现,我可能搞不了哲学,太有挫败感了。那会我在汕头的五金厂打工,2017年4月1日,我在日记里写: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哲学本身我干不了,必须放弃!

    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因为听我妈说,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挣了好几百万,而我甚至连几千元都没攒到。我妈看我不老实打工,还妄想看什么哲学书,就会用这种例子来刺激我。因为我不会赚钱,她也连带着被邻居看不起、嘲笑,甚至侮辱。

    在社会上,我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受过不少歧视。早年去店里买衣服,店员不招待我,甚至去理发,店员也不会搭理我。

    我的所有微信好友都是18岁以前认识的人,这些年我几乎没有认识过新的人。朋友这个词,我不敢轻易使用。像我这样子,第一赚不到钱,没房没车。第二老大不小才结婚,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娶不到老婆的。

    2021年5月,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自述,“从最会读书的人变为最落魄的人……”小学与初中,我一般都是年级第一名或前几名,还被老师派去参加县城数学竞赛,中考的时候,我考了全校第一名,在农村算是“最会读书的人”。但现在,小时候认识的人都在做各种生意,搞建筑啊、盖房子啊,或者开个店铺,我在所有人之中是最不会赚钱的。

    去年下半年,一个过去的朋友突然来广东找我,他在外面开店,我们就聊了会天。当时我随口开了一句玩笑,大概我是“混”的最差的,大家都瞧不起我。 说完这句话,我等待着他的回应,但他什么也没说。他默认了。

    我想大多数“凡人”是很乐意看到我这样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看到别人落魄,过的不好,自己也就获得了满足。《陆犯焉识》里,陆焉识被他姨娘说是“无用场的人”,我也觉得自己是无用场的人,就像废物一样。

    我被哲学伤透了心,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碰它了。

    人生道路的三阶段

    我学哲学没有任何所谓的现实目的,绝对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是一种悲哀。但我不觉得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够改变人的存在,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不是一般的改变,而是根本的改变。

    我最早进车间的时候,常会想到克尔凯郭尔说的人生道路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那审美的,就是依靠感官来生活,赚钱是为了吃喝玩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克尔凯郭尔说这种人本质上是最绝望的,虽然他们自己不认为他们很绝望。我身边的很多工友都是这样。他们谈女人,嫖娼,生活无非是围绕这些生物本能展开的。

    第二阶段是那伦理的,就是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第三阶段是那宗教的,只有超越社会道德观念或伦理观念,超越普遍性的人,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一度希望自己能超越世俗社会,成为所谓的single individual (孤独个体),但尽管不情愿,我依旧接受了结婚、生子,成为一个处于第二阶段的普通人。

    妻子来自同一个县城,小我3岁,我们2020年初相亲认识,很快就结婚了。2月领证时疫情很严重,直到去年年底才补办婚礼。农村婚礼很朴素,没有请伴郎伴娘,也没有闹洞房,在院子里摆了一二十桌酒席,杀只鸡,去祠堂拜祖宗,婚就结完了。

    婚礼的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好像是12月的某一天吧。毕竟不是我自己操办的,日子不记得也正常。没过多久儿子出生,妻子是剖腹产,我和我妈一直陪着她。看到孩子出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样说也许很无情,但他具体哪天出生的,我确实记不太清了。

    妻子上的中专。她的工资比我高,因为她加班比较多。周末都不请假的,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叫她休息,她都不愿意。就为了多挣两三百块钱加班费。她在工厂穿红色的无尘服,检查那个镜头啊,摄像机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我们工作的时候一起去,在不同的车间上班,然后晚上在一起回来。她现在上夜班,从晚上八点半开始,白天的时候她在睡觉,早上回到这里可能九点了。

    平时我会和妻子说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她面前我能更坦率、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只不过我也不清楚我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感情,我都不清楚感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平时除了日常琐碎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我妻子其实也理解不了我的想法,她绝对理解不了哲学,理解不了海德格尔。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尝试讲过,但她不感兴趣,就叫我不要说。她下了班就喜欢玩手机,戴耳机看抖音,我看书,彼此互不打扰。

    今年以来,由失望而滋生的无意义感,指引我再次拾起了海德格尔。我翻译完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想要找个出版社出版。我在豆瓣上私信了一些出版社,问编辑能不能出版,他们都没有回复我。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这样的学术性书是很难出版的,因为卖不出去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感到很无力。

    我向往着能够再进入大学读书。虽然以前退过学,但那时候,我没想到在这个社会上,尤其在底层社会是这样的。无论是学数学还是学哲学,最后还是得面临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现在通过打工,一个月赚四五千,只能维持我吃饭。

    最近我从那个工厂离职了,一时也找不到工作,就去厦门图书馆读书,从开馆待到晚上八点闭馆。但是最终我还是得去打工。在流水线上,一个一个地干。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12个小时,中午吃饭一小时。每隔一个月就是夜班。不停地干,是不会让那个机器休息的,人也永远不会休息。


    陈直很害怕

    参考链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RF5A8VL05506O99.html

    作者|南风窗记者 张茜

    采访|南风窗主笔 董可馨 南风窗记者 张茜

    我们在11月末的厦门,见到了谷雨《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的故事主人公陈直和他的妻子彭欢。

    距离谷雨的稿子发出已将近一个月,对网络上的讨论和争议稍作梳理,很容易看到,热烈一时的延展讨论中,却很少有思考能够超出“一位在工厂流水线上从事繁重的工作之外,坚持阅读并翻译哲学专著的农民工”单一形象所关联的意向化范围。

    有微博大V以陈直不记得结婚纪念日和儿子生日的细节,顺手借用性别的大旗,批评这个男人是在用哲学来逃避现实,并友好建议他当下最应该做的“是肯定现实、安分工作”。

    “爱具体的人”脱离了文学和哲学的语境,成为指责一个具体的人时过于好用的教条,大多数的建议当然也没能逃出绩效社会的优化逻辑。

    而早已失去现实影响力的知识精英们,在“农民工”和“海德格尔”两个标签中,条件反射般地又一次发现了“阶层”和“文化资本”的对勾所揭示的身份壁垒。

    结果就是,以掉了一通书袋的方式,用左右手互搏术般的表演式批判,老调重弹了自身在文化上早已过时了的阶层偏见。

    不管是哪一种,通过抽空个体生活的复杂性制造出来的观念博弈,分享着完全一样的傲慢底色。

    反而是说不出大话的普通网友,从陈直的人生故事中看到了自我的挣扎,很多人为陈直在困境中的坚持而动容。赞美和肯定,伴着一些讥讽和批评,通过网络涌向陈直。

    他本人当然全都看到了,针对那篇非自述的自述体报道、接受媒体采访的事宜、网友指责他不关心妻儿的批评,陈直通过社交媒体,一一作出了回应。

    而不论是在网上的有限回应,还是现实中面对面的交谈,他的表达始终是克制而礼貌的。

    克制,好像是一种攫住他整个生命的本能。

    即使是正在吐露缠绕着自身生活的恐惧与痛苦,他的情绪也是时而平静时而冷漠的,要想抓住他不经意间的真情流露,远比让他出让自己最拒绝出让的隐私,要困难得多。

    为什么是海德格尔?

    初见陈直,是在他的住所楼下。

    他和妻子彭欢两个人,于今年4月来到厦门,进电子厂打工赚钱。

    周六上午八九点的城中村,行人寥寥,只有村口的早餐店氤氲着一些烟火气。上白班的工人已经上工,下了夜班的工人神态疲惫,在路边小店随便吃点热食,着急赶着回家睡觉。

    陈直和他的妻子目前就租住在这里,还需要再往里走五分钟,走过两个岔路口,看到一所涂了彩墙的幼托园,就是我们约定碰面的地方。他和妻子租的单间就在幼托园对面的楼上。

    他从一个狭窄的巷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Kindle,戴着近视眼镜,皮肤白净,着浅色衣服,整个人被一股文弱内敛的书生气包裹着,显得和这个以工人为主要租客的生活区环境格格不入,不用有任何迟疑,你就知道是他。

    在和陈直的相处中,可以观察到,虽然来到厦门快半年,但他对自己生活的周边区域的熟悉程度,就像一个不怎么用导航的人被随机放在了陌生的街区里。他走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僻静街道上、拘谨地坐在冷清的咖啡店里,用缓慢、断断续续的语速语调,深思熟虑、近乎小心翼翼地回应着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他附近哪里有可以安静说话坐坐的地方?他说自己对这里并不熟悉,平常非必要也不怎么出门。工作的时候,就是“工厂—出租房”两点一线,最近这一个月因为自己处于失业状态,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待在房间。

    来厦门之后,陈直唯一去得比较多的地方是厦门图书馆,坐十几站公交可以到。不过最近没怎么去,因为他正在读一本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没有中译本,他是自己在网上找到的电子版原文,不需要特意跑去图书馆。

    他会在豆瓣上更新自己的阅读和翻译笔记,11月以来的几条笔记下面会有一些网友和他互动,讨论文本相关的内容,有零星的点赞和转发。但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即使谈到他投注了热情的哲学,他也是三言两语带过。

    有了一些关注度后,有媒体联系陈直做一些问答,在和网友的文字互动中,他经常用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

    我们好奇,为什么唯独是这个哲学概念吸引了他?

    他回答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指出了存在论差异,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放置在了时间的维度上,不同于传统上强调“在场的存在”。他本人非常不认同“存在即目的”,在他的理解中,生命本身并没有什么超验的意义。

    而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人的主体性不被置于超验的位置,超越了笛卡尔以来的主体主义,主体只是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但存在的意义是需要存在者去追寻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超验的真理意志,追寻的尽头也可能是无尽的迷茫。

    2012年,在北京通州马驹桥的地下室里,深陷迷茫的陈直第一次通读完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但这还不是故事的起点,他和哲学的故事还要再往前倒带几年,来到他未完成的大学时期。

    2008年的时候,他考到了杭州一所二本院校的数学系。因为对存在问题感兴趣,加上他自己极度内向敏感的性格,图书馆成了他在大学里的精神栖息地。

    在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哲学为何物,新世界的大门打开来,对哲学的专注淹没了他,他不去上专业课、也不去参加考试,不在意绩点,更别提任何社团活动。对外在世界规则的习惯性漠视,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

    对于大多数出身于贫困农村的大学生来说,从大学主动退学,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当时的陈直,即使家里有个阴晴不定的父亲,还有个“把生活的意义建立在家庭和儿女身上的母亲”,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校园。

    每一个记者都会问他,是否对当初这个决定感到后悔。

    在公开的回答中,他并没有直接承认过自己是否后悔,只是说:“假如我回到退学那个时刻,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以我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来看,也可能不会。”

    我们只知道,31岁的陈直至少是向往再次回到大学中去的,蜷缩在底层社会,从一份劳累的短工到另一份更劳累的短工,自己的“不会来事”、他人的歧视、需要赚钱谋生的生存压力和灰暗前景交织在一起,他所求不多,只是希望能有一份稳定一点、可以不耗费他那么多时间的工作,这样他可以专注在哲学上。

    他说需要做工的日子,在工厂车间里一站12个小时,会累到没有时间和力气去读他要求自己必须读的书,这让他觉得痛苦。陈直的英文日记中,全是无力的崩溃和沮丧。所以他才会在豆瓣小组中主动发帖,想知道能否靠自己的译稿、凭同等学力考取哲学的研究生。

    他说网友的跟帖和之后自己的了解,让他明白了这个想法的不可能:“我理解的同等学力,和规则中的同等学力是两码事。”也有教授给他提供读研的offer,但他没有本科学历,无法进入招考程序,老师只能建议他先去自考。

    很多人通过评论和私信给他各种各样的建议,但他不觉得那些建议中有他可走的路。他并不是完全不想尝试,但尝试在这个阶段的生活中,限于主动找到他的一些机会,但他很难行动起来,为自己争取些什么。

    他强调了不止一次,自己水平很差,即使是面对自己所痴迷的哲学,也始终担着很多“害怕”,他觉得自己也不具备行动的力量。

    “行动在你看来需要什么力量?”

    他条理清楚地列了三点: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专业能力、进行哲学思考所需要的领悟力和创造力。他自认自己是个“低能儿”。

    有限的英文水平和难以理解的文本,会在阅读过程中随时随地给他带来挫败感。做翻译的初衷,也是因为他想写论文,结果发现自己拟好题目,什么也写不出来,那种状态让自己显得像一个“精神上的口吃者”。

    “我看到这片星空很美,但是我上不去。”

    压抑作为生活的常态

    占据着他此刻人生主调的,依然是迷茫和焦虑。

    有人说陈直对哲学的痴迷,不比酒鬼对酒精的沉迷更高级。但对哲学的热忱只是让他深陷无止境的拉扯和分裂中,酒鬼至少可得一夜安眠。

    陈直自己是清楚的,从出身就被抛入的“底层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情感绑架的家庭生活,是造成他今日之痛苦的根源,生活自带的重力把他拉向哲学的同时,又残酷地拒斥他。

    陈直当然无法代表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精神面貌。“底层”是陈直自己会用到的表达,代表的只是他个人对自身处境的理解。

    很多人惋惜,觉得陈直从大学退学,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我们见到陈直的时候,他处在失业状态。

    电子厂的工资,同样的劳动量,短工要比老员工拿到稍微多一点的钱,所以他签了三个月的合同。他和妻子彭欢在同一家厂里,但分属不同的车间。

    陈直在厂里,是维修机器的。工人进入车间,什么都不能带进去。机器出问题的时候需要他去修,但机器也不是时时坏,不忙的时候就只能放空熬时间。

    工厂默认所有人都必须加班,如果想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也可以,但只能领到1800元的最低基本工资,而且也没有工厂会愿意雇只工作8小时的工人。

    吃饭时间会扣掉一个小时,小跑去食堂,快速在放置了隔板的餐桌上吃完自己的饭,再小跑回工位,是休息时间的常态。也有人不想被扣一个小时的工时,所以会饿着不吃饭。

    做完三个月,陈直觉得自己太累了,整个人因为作息和无法读书的焦虑,要崩溃了。他跟妻子提出,他想休息一段时间,她就让他休息了。

    做工的时候,一边劳累赚钱,一边因为无法研读哲学而焦虑。

    休息的时候,一边继续自己中断的阅读和翻译,一边因为没钱而焦虑挫败。

    他的发间有很多白头发,了解他的生活之后,可以省去这句“为什么”。

    然而,这并不是陈直生活的全部。

    进入大学接触到哲学,是一整个哲学世界的大门朝他打开的开始。但他挨过了很多时间,才走到这扇门外。

    他憎恶自己的父亲。从陈直记事起,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混蛋。他说自己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有拳脚交加的肢体暴力,也有无缘无故的冷暴力,当然还有毁人不倦的言语暴力。

    他更愿意将那个所谓的父亲称作“那个男人”,在家里也从来不会叫爸爸。他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之间,也是同样的亲子模式。似乎是因为早年结婚的时候,因为太穷拿不出来结婚的钱,所以陈直的爷爷对自己的儿子极尽羞辱。

    毁灭式的代际关系顽固地“传承”了下来。陈直不愿回顾太多的往事,只提到自己高考出成绩前,那个男人莫名其妙说“你不要妄想上什么大学”。

    陈直的生命,在初始的时候,好像就被设置了“全盘否定”模式。

    他的情感体验中有没有“爱”?

    31岁的陈直说,他已经不谈“爱”了。

    在他的认知中,他从大学辍学,又赚不到钱,给自己的妈妈造成了他无法抚平的痛苦。自己的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安于穷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把生活的意义全部建立在家庭之上。而陈直本该用自己的“会读书”给她带去一些荣誉感,可他却偏偏长成了“没用处的孩子”。

    他知道,母亲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选择,但这不妨碍她表达自己的失望。在家闲聊的时候,母亲会劝他不要老是闷闷不乐,至少应该过得开心一点,她说“‘我’这样的人生是很不值得的、没有意义的”。

    他说自己是随便结了婚,结婚主要是为了不让母亲再增添更多的伤心和痛苦,他清楚这些年,她因为这个儿子所承受的恶意和嘲讽,已经太多了。

    这些互相交织的苦痛,是和陈直的本名勾连在一起的一张大网,他被黏在网上,可是他不具备在网上自由行走的能力,或者说没有人费心培养过他,至少告诉他,生活如网,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应该用尽全力,保证让自己不掉下去。

    来自外部世界的所有评价,他都照单全收,并且像动物回刍一样,全部内化成了自我认知,当他说自己没有力量、没有本事、没用、软弱的时候,他都是真心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我评价如此之低,低到别人想如何解释自己都没关系的程度。

    他的妻子说,陈直在家中时常会焦虑地快步走来走去,有时候会莫名其妙问她:“我是不是对你不够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还要这么辛苦地工作!”

    痴迷于哲学的陈直,是在逃避他的境况吗?

    他说他绝对不是,在一个“他人即地狱”的世界中,他所感受到的,全都是来自外力的否定和压抑,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普通人,有几个人能在全盘的否定和自我否定中找到生命本身的意义?

    “主观和客观都规定了你要长成一头会产奶的牛”,可是你偏偏长成了一头犀牛,只听说犀牛角很贵重,但普通人的生活好像用不到这份贵重。

    陈直说,他走向哲学,是问题导向的,因为他想找到存在的意义,所以他继续读克尔凯郭尔论“本真性”,继续找,但完全无法预料,这束光将把他带向何方。

    通过高度自觉地建构出“陈直”的存在,他试图用此刻对“除了读书之外的所有事情都很后悔”的陈直,用陈直的苦闷和挣扎,来否定自己十年前的选择:从大学叛逆退学,之后又因为生活境遇触底,沦为被别人看不起的、无用的、失败的、不值得的“我”的选择。

    可是,一个人只靠内化他人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式评价、靠纵身跃入鼓励从“内在性”出发追寻本真性存在的哲学汪洋,来看到“我”。

    虽然有点残忍,但却很难由此来获得“站出来”的力量。

    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自父母家庭的全盘否定和经年累月的自我压抑,造就了陈直的“软弱”(他的原话)。冷漠的恨、难以弥补的愧疚、双重焦虑和无底线的自我否定,几乎可以用来概括他所有的情感体验。

    所以,在他的讲述中,他的婚姻生活,是一对适龄的男女“随便结婚”。

    “你爱你的妻子吗?”

    短暂的沉默后,他轻轻答道:“可能不爱吧,没有那种东西”。

    我追问:“那你手机上有存你们结婚当天举行仪式的照片吗?”

    “没有,真的没有。”

    同行的同事在结束采访后,说他是一个完全不关注外部世界的人,婚姻生活也处在他的外部世界,而他本人,对所有的一切都兴趣缺乏。

    客观实在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次要的、不重要的”。

    “在流水线上的工作会让你觉得有‘异化感’吗?”

    他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但那些属于基本生存方式层面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内在性”的追求与感知。

    此刻的他,沉迷于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这种沉迷和十年前的不管不顾,区别在哪里呢?

    被低估的妻子

    在一上午的相处和采访中,除了对自己过往的讲述,会涉及一些早年生活的细节之外,他大多数时间回答问题,倾向于用高度抽象化的词句给出简短的回应。

    对哲学的热忱和他的现实处境之间,竖着一堵冷漠的墙。

    很难让他完全抛开抽象的哲学术语,来直接表达自己。

    “如果暂时抛开海德格尔,就只谈陈直本人,你是如何理解存在的?”

    “如果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可能......可以让我超越平庸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评价体系”。

    具体指哪一类的评价体系?

    他提到“把钱作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自己的生物本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社会把这样的满足称为自由,但我认为这恰恰不是自由,对吧?”

    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现代社会对体验和情绪的强调,无益于帮助主体摆脱自己的屈从性,相反,只会让人在屈从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陈直并不熟悉韩炳哲,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社会产生类似的观察。这里又放着另一个悖论,为了他安慰他母亲而结的婚,由他母亲操办的结婚仪式,完全违背他声称想去超越平庸社会的努力。

    听之任之,是他对待婚姻的态度,至少是他极力在表达的态度。

    在那篇稿子中,他不记得婚礼的具体日期,也不清楚儿子具体的生日。这个生活细节冒犯到了很多读者。

    作为陈直的妻子,一见面,我们并没有问相关的问题,但彭欢还是想做些解释:自己的丈夫并不是网友想象的那样。她举了很多生活中的例子,怀孕的时候陈直对她的照顾,生产的时候他和阿婆等在医院,给孩子哄睡、冲奶,如果看到她很累,会让她把脏衣服放着,说他来洗。

    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笑着说其实自己也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结的婚。不过儿子的生日,她记得,因为很痛,身体大概有自己的记忆。

    我和同事都很好奇,陈直的失业状态,会让她很焦虑吗?

    “焦虑是肯定有的,这个月没有来自他那一份的经济来源,但孩子在老家的尿布和奶粉开销一日也不能停,也会有压力。”不过她的焦虑只限于此,她对丈夫的评价,要远远高于陈直对自己的评价。

    她说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读书和休息对他来说很重要,那她就尊重他,他也尊重她在生活中的喜好,休息时间他看他的书,我戴着耳机刷我的抖音,互不打扰。而且他也不是耍赖的那种人,休息够了,他就会自己去找工作,之前也是这样的,休息半个月之后,自己待不住,就会重新开始工作。

    那陈直得到的关注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彭欢说因为用的是化名,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她周围的人没人知道陈直的存在,她要求给她化名,除了隐私暴露可能会有无畏的闲言闲语之外,其他没什么影响,和我们见面,接受两个小时的采访,回去早点休息,明天正常7点起床,吃过早餐去工作。

    她是一个非常具体可爱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和规划的年轻女性,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平安长大,然后考个好大学,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过一生。

    我们送她回家的路上,问她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日常会有什么不愉快吗?然后她就很热闹地讲了起来,一人分饰三个角色,描绘了一出工厂里两个部门间的扯皮小剧场,最后的结尾是作为质检员的她也不去和他们掰扯了,不会影响到她的KPI,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很上火。

    至于陈直,她唯一的期望是他可以把握住一些机会,留在外面找一份安稳一点的工作。在彭欢的规划里,到了孩子的入学年龄,她会回去江西照顾孩子,肯定没有现在这样的收入,丈夫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至少可以免去她部分经济上的压力。

    她不会太去想,她的包容对陈直来说有什么意义,也不会太去想,别人会怎么解读她的包容。

    在夜色中和彭欢道别后,她的体面和脚踏实地,好像才让我和同事稍稍松了一口气。陈直近乎愚蠢地,低估了这个相亲认识的妻子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他的角度可以理解成屈从的婚姻,像一根结实的绳子一样,保证了他不会被淹死在抽象的哲学术语中。

    很多人,很多境遇要比陈直好得多的人,生活中却不敢奢望这样一份陪伴。


    我所认为的“使命是人生的意义”

    文:陈直

    或许题目本身显得较为“不合时宜”。因为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那些所谓的“宏大叙述”已经被解构,不再受欢迎。

    人人平等,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或者人生的意义,都没有价值上的差异,一个著名数学家完成数学工作的意义不比纯粹酒徒喝酒的意义更为重要,人们说,他们是从意义上平等的,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

    然而我总是不太能认同这种看法。在我看来,那些创造了现代所有一切(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互联网等)工作的价值不能被“还原”为是与平庸社会中那些“工作”(比如洗盘子)一样的东西。或许可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些开创了互联网时代的工作是一种存在,通过创造这些高科技的原理与现实产品,我们人类社会的存在整体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是不能被还原为普通工作的。

    这些被我称之为“非平庸的工作”的创造性活动需要某种使命感(commitment)与激情(passion),使命感与激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唯有真正的使命感才具有真正的激情,而唯有真正的激情才能够让使命感(而不是理想、梦想、情怀之类)真正地呈现出来。

    当1400年前的玄奘法师做出了前往印度求学与“取经”的决定时,他已经做出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决断,这包含使命与激情。因为玄奘法师前往印度并不如我们现代人出国留学那样简单,他在前往印度的过程中需要遭遇众多会有生命危险的困境。玄奘法师非常清楚这些(因为在他之前已经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使命,为了寻找到真正的佛教精神或佛法(Dharma),为在中国的佛教追随者提供更准确的佛教文本(佛经),从而让这些佛教信徒受益。为了传播真正的佛法,让他那个时代的人以及未来时代的人(包括我们)能够从真正的佛法中找到解脱痛苦的方法,玄奘法师决意哪怕只有一丝的成功希望,也愿意付出一切。这就是需要对他自己的使命具有最为热忱的投入。

    对于玄奘法师来说,他的这些使命感就是他最为本真、最为本几的人生意义。为了让这种人生意义发生出来,他甘愿冒一切的危险,甘愿放弃一切在平均社会中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财富、社会地位等等)。玄奘法师对于自己的使命(真正的使命感、精神的使命感,而不是虚假的“使命”,比如有人会说,“我的使命是要去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这种使命是不是真正的使命)的最为热忱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人生意义的最真正之处。

    其实像玄奘法师这样的人在历史中有很多。在非佛教领域,人们所熟知的海瑞先生也是一位真正的本真的、本几的人,他会为了实现“为生民立命”这个真正的使命而甘愿冒一切危险,甘愿付出一切代价,这在皇权时代中是需要具有最为强烈的使命感与最为热忱的激情才能够做到的。近代的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的使命。他本来有逃亡机会,但是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因此他甘愿自我牺牲。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使命是人生的意义”的含义。当然我们作为“普通人”(这个“普通人”的自我设定或许本身就应该得到进一步思考),无需像玄奘、谭嗣同与海瑞那样“惨烈”,但是我们或许也需要一些较为“私人”的精神使命,从而让我们的人生生发出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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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迪real_China_irl: 《红色轮盘》 精彩回顾

    链接https://www.reddit.com/r/real_China_irl/comments/pngcln/红色轮盘_精彩回顾/

    作者YingAu


    如约更新,《红色轮盘》懒人包,200多页的rambling,不如看这篇儿,快,省时间:

    故事主人公:

    (Last name, first name)

    Shen Dong 作者本人,跟着老婆一起做生意,先跑了(注:沈栋)

    Duan Weihong (Whitney)作者老婆,没跑成,被抓了(注:段伟红)

    Auntie Zhang 张阿姨,温家宝的老婆(注:张培莉)

    简单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第三人称叙述的官商勾结的故事。这一类的故事,估计各位看官就算没有听一百,也听过八十。只不过这回调动的资金是几百亿上千亿,牵扯的官员是正国级副国级而已。

    Shen Dong算是一个金融高管,但是,很显然,他的能力和胆识都是不如他亲爱的老婆Whitney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成功(不管是在商业届混、做私募、保险的高管,还是在政界混、做政协委员),百分之八十都是靠着他老婆抓着温家宝老婆张阿姨这条线儿。当然,这的确让他们赚了不少钱。

    温家宝的老婆是一个脸上拥有慈祥的微笑的妇人——她会眷恋那种被人群围绕的感觉——和其他的一些中共大官的不甘于完全沉默的夫人一样,他们也需要像Whitney(作者老婆)这样的聪明能干,忠贞不二,总能找到话题,花蝴蝶,社交牛逼,饭局里面少了她就不行,又贼善解人意的白手套来帮他们处理财务。

    (【点评】这种妇人倒是的确比较常见。她们也要负责给丈夫做一些后勤工作——打造一个“关系库”,把个门儿,看看谁能进来帮他们做事,谁不能——以及指示一下资源如何分配。而诸如此类的环节,温家宝本人并不需要知道分毫(此书中也基本“证实”这一点)。正如温家宝最后自辩的那样。)

    5 在中国经商,无非是处理人际关系,找对门儿,和权贵们(不管是地方上的,还是中央里面的)进行勾兑,如果没有一个太子党红二代或者地方大员甚至小官的亲戚,基本上来说这些商人的endeavor就会卡在一个很小的级别,长不大。老一套的说法叫“原罪”,不过问题是很多人想犯原罪而不得,因为这些事是毕竟是极其复杂的。

    6 而Whitney不仅能够无师自通,而且还能够做到反哺给张阿姨,给海里面的人出好点子、好意见,这让她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7 当然,因为这些原罪,也让这些人能够轻易的成为“弃子”,或者用这个Shen dong的话说,叫expendable piece.

    8 按照Shen Dong的说法,中共的很大一群人,包括邓小平,能够容忍经济改革,容忍他们这些民间商人上位,去搞什么企业家精神,只是因为当时国家破产了。为了救国,党必须让私有制和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Shen Dong拿了首都机场物流的项目,和北京机场的“老板”李培英和负责机场周边地区的地方权力掮客李平或“土皇帝”勾勾搭搭,赚了大钱,但是随着国进民退和对“资本”的批判以后,他们也就只能灰溜溜的黯然退出了。

    9 习近平这一派的红二代们是有光辉的传统和伟大的抱负的(点评:最怕的就是这种红二代了),他是十分喜欢那种大国企的概念的,认为公有制才是国家的基石,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他没有既要、又要,而是直接说了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对民有企业是没有的。

    10 除了像温家宝那样的大人物,Shen Dong还要结交像李培英这样的“土皇帝”。他们在过去也算是一方小诸侯。然而2012年以后,习的中央集权,简单的通过几个空降官员,就把这里的权力给收了上去。Shen Dong这样的“民企”在首都机场这儿的来钱的路子,也就断了。而大国企迅速填补了这个空儿。公权力动动手指,压死民企易如反掌。

    11 有人说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洗白温家宝。根据他这本书的叙述,温家宝是那种极其严谨的理工技术官僚,从来不和他人引起争执的那种人。

    a. 这种随和能够让他在总理的位子起了争执的时候,成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

    b. 但是,同时这种过于绥靖的性格,也让他很难拉起一个山头,也很难真的去实现什么政治理想,比如他经常会说的人民民主与政治自由。

    c. 温好不容易去努力打造派系——结盟收服了孙政才——结果功亏一篑,而Whitney小姐也因此下落不明。当然这是后话了。

    12 当然,Whitney的这个精通人性的咨询服务,不仅仅只供给温家宝的老婆一人,她服务于很多红色高官的家庭——当然,温的老婆是最重要的那个。事实上,Shen Dong说他老婆从来不停止connection的脚步,2008年,为了结识更多的高干(子弟),她去上了一个清华的一个月上四天课的博士班(点评:真™讽刺)以结识习近平的助手,胡锦涛的儿子,副部长们,130万人城市的市委书记,etc

    13 Whitney小姐也曾被王岐山挑中,不过王岐山并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听从Whitney的政治咨询服务。王更看重的,是Whitney的与温家宝(老婆)的关系。

    14 王会经常找whitney聊天(可能是为了持续的收集温家宝的情报)。Whitney说王很欣赏她的聪明,所以也很健谈。

    15 王说自己知道很多红色家族实际上是很保守的,他们(像我之前说的)容忍他们这些民间商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暂时的帮助红色江山不破产。实际上大量的红色贵族(或者说买办阶层)都是这么想的,尽管他们看起来亲西方。

    16 而王本人和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他给whitney的建议是留好现金,准备好bullets,大规模私有化来临的时刻,Pull the trigger and have ammunition to burn。(注:“扣动扳机时枪里有子弹”)

    17 王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赞赏,也会帮助他和他老婆拿项目,比如说中国电信赴美上市,这种轻轻松松几个亿美金净利的easy money。

    18 有趣的是,王岐山喜欢读《货币战争》,宋鸿兵的那本。对此,Shen Dong感到错愕(他说“Wang Qishan, at least, should’ve known better; he’d worked closely with Westerners for decades.”)(注:“王岐山理应知道更多的,他和西方人打交道几十年了。”)

    19 Whitney也通过张阿姨的引荐,终于和习近平和他的夫人约了饭。Shen Dong先生是去不了的。他说“At a dinner such as this, everyone needed to have a purpose. I was not a necessary participant in this exercise to build another relationship.” (点评,正如我之前所说,他百分之八十都是靠着他老婆,而不是反过来的)。(注:“在这种饭局上,每个人都需要有目的,我是否在场对于建立关系来说并不必要。”)

    20 Whitney这么一个社交牛逼的人,硬是没和习近平搭上线,整个饭局,习也不说话,话都让彭丽媛说了,这让Whitney感到挫败。

    21 Whitney必须和孙政才搞好关系,下注。因为她毕竟是温的人。

    22 孙政才和胡春华的恶斗,反而给了习近平破绽,孙政才入狱,胡春华闭嘴,后面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

    23 在孙倒台之前,Shen Dong就闻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味道,于是提前的run到了英国。2015,他和他老婆离了婚,在此之前,他劝他老婆急流勇退,金盆洗手。到了2017年的时候,此时他老婆已经被travel ban了,然而他老婆仍然不以为然,直到一切变得太晚。

    24 而故事的结局是未知的:

    25 I’ve heard rumors. A leading Chinese economist told me he believes that Whitney was drugged, probably beaten, and, if she ever emerges alive, the Communist secret police will inject something into her spine that will turn her into a walking zombie. If she comes out, he said, she’ll never be the same. The Chinese businessman turned dissident Guo Wengui announced that Party authorities had killed her, but he’s a gossip and his allegations rarely hold. Eve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r David Barboza, in an attempt to get me to talk, passed along rumors that Whitney was dead. Part of me thinks that one reason she hasn’t appeared is that she’s refused to admit guilt. She always used to say, “If you pulled my corpse out of my coffin and whipped it, you’d still find no dirt.” Whitney is (or was) as strongheaded as they come.

    (注:“我听说过传闻。一个有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他相信段伟红被下了药,有可能被打了。如果她重新出现,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会给她注射一些东西让她像僵尸一样(被他们控制)。他说,如果她重新出现,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了。中国前富商郭文贵说,共产党当局已经杀了段伟红,但他总是传小道消息,指控也经常不成立。连纽约时报记者David Barboza 也说段伟红死了,希望让我对他说出更多事情。我心里的一部分认为,她之所以一直不出现,是因为她拒绝认罪。她以前经常说,你即使对我鞭尸,也找不到污点。她是个非常倔强的人。”)

    26 以上只是故事的梗概,大约涵盖了1/10的书的内容,以及1/3的有意思的内容。

    27 其他的2/3包括薄温的内斗,令计划的为人以及和周永康的合作,Shen Dong 的香港工作历史,茅台会,许家印的发家史,习王不合等等有机会再更。

    28 还有一些好玩的是一般书评人和讲书人会忽略掉的细节:比如说他说六四的时候,有红二代已经拿好枪(AK47)准备保卫红色江山,这和我之前听到的故事也差不多。陈说看来还是“我们的子弟要更可靠一些”(大意如此),于是红色家族被加速轰入高层政治结构当中,直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红色后代+红色工程师共治天下的格局,以及习近平的上台。

    29 大量的红二代三代,技术官僚的后代,他们成长为类似于“买办”的角色,和西方勾搭,本来欧美认为这一代人,可以成为他们和中国沟通的桥梁以及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可惜,习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


    温有两个有出息的孩子,“稳重”一些的Rusong Wen (温如松) 以及娇生惯养(spoiled brat)的温如春。 注意这个“稳重”二字加了引号,因为实际上两人都是比较高调的,只不过是相对而言,温如松更加的隐忍一些。尽管如此,Whitney仍然觉得温公子进攻性太强了,高调的让嫉妒他的人有了可乘之机。

    这两人的"生意"其实谷歌都能查到。比如说温如松利用他老爹的官位赚钱,几个亿几个亿之类的。温如松可能在急于向他老爹老妈证明些什么,然而作者还有作者的老婆都说“he could’ve done even better operating in the shadows”. 这是明摆着的。但是温如松是听不进去的。(注:“他不出面运作会更好”)

    顺便说,大投行曾经多次因为“违规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获取不正当利益”而被警告,被罚款。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反驳,称其为谣言,然美方调查之后仍然罚了款,警告了,也因此读者心中应当有三审定谳。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30821/c21princeling/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395781

    好玩的故事是作者给温家宝的辩护:

    温的老婆还有孩子在大量的收集豪车珠宝这些东西,但是似乎温家宝不知道,不想管,也没法管(嗯……原文We observed legitimate affection between Auntie and her husband,and our instincts told us that Wen just didn’t dwell much on his wife’s and children’s business affairs. He had larger concerns and deep down really did seem to want China to become more open and democratic.)。当温的老婆戴着一个priceless jade bracelet回家的时候,温家宝会从地质学的角度来欣赏这个石头,而不是以市场价值来进行评析。(注:“我们看到张阿姨和她的丈夫之间是有感情的。我们的直觉是,温家宝并不管他妻子和儿女的生意。他有更大的问题要操心,而且他看上去确实希望中国变得更开放和民主。”)

    顺便说温如春和徐明的恋情最终无果而终,一定程度上成了这老哥后来覆亡的伏笔。温如春后来嫁给了刘春航,此君在银监会开始了火箭般的蹿升。

    各位兄弟如果想改变阶级地位的话,走互联网这条路基本上是不行了,还是考虑一下找个红二代的女儿吧……


    对于令计划的家庭,作者说令计划是中共的传统意义上的太监总管,醉心于工作,实际上没有时间管家里的事情。

    当令谷的法拉利出了事故以后,他也是第一时间跑去消灭证据,而不是关心自己的儿子死活(当然了,也可以说反正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关心了也没有用,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共产党员无神论的态度)。

    消灭证据需要和周永康合作,于是两个人的勾肩搭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直到两人双双被拿下。

    谷丽萍(令计划的老婆,传说中的“包养”了芮成钢的人,点评:这就很扯,只能说芮成钢得罪的人太多了,芮和谷的问题主要应该还是泄露国家机密)实际上是一个很低调的内敛的传统的官员内人的那一种角色,她从来不去什么高档的奢侈品商店。当Whitney打算像贿赂其他官员一样贿赂她的时候,她是不自然的。

    当她来到香港的奢侈品店,她觉得几万港币的东西已经是离谱的贵了,而whitney (还有后面要登场的许家印等大富商)都是几千万几亿的买。

    令谷(也就是出车祸撞死的那个),被指控说搞了个阴谋叛党的“秘密学会”(secert political society), 然而他唯一搞过的类似的东西,就是个读书会而已。


    Duan Weihong (Whitney) 从来不相信自由市场,公平交易之类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类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现代企业家精神就和这些人不搭边。

    这些人相信的是关系(she has enormous faith in her guanxi network to boost our business) 这是更具备中国古老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那就是和红色高官们穿针引线,With Wang Qishan, Sun Zhengcai, and other ministers, vice-ministers, and assistants in her Rolodex, Whitney had faith that we’d be able to find a new guardian inside the Party whom we could serve)。红顶商人是最高的梦想。(注:“她对关系网对生意的作用有很大的信心……在王岐山,孙政才,还有其他部长、副部长和他们的助手们中间,她认为我们总能找到党内的保护者。”)

    【点评】郭文贵教练也是一样的货色,指望这些人搞什么自由化或者民主化,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对自由市场的恐惧,使得像Whitney这样的“中国企业家”非常不情愿于布局海外,Shen Dong多次向Whitney建议拓展海外业务,但是都被Whitney拒绝了。如我之前更新的时候所说,Shen Dong的成功度是远差于Whitney的,所以尽管他的眼光是高的、观点是对的,他也很带走他们的资产,以进行国际布局(Once we’d made it in Beijing, I naturally thought we could take on the res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Whitney resisted, and because the money was in her name I had to go along. I did so unwillingly.)(注:我们在北京获得了成功,我自然认为我们也可以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和世界其他国家扩展业务。但段伟红拒绝了我的提议。因为钱是在她的名下,我不得不听她的,虽然我并不情愿。)


    按照书中的说法,温之前虽然对子女和老婆经商有怨言,但是他并不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去(至少声称是如此)—— 而Old man Jia (贾庆林)这些人则是亲自出面做生意的。

    至于说你觉得温家宝是平民总理,有原则;亦或者是影帝,这个就你自己判断吧。

    当NYT曝光了其家族的财富以后,温家宝暴怒。虽然中共高层因为这篇报道确实兴起了一阵狂风和暴雨,但是党却最终并没有对温家宝进行什么公开层面的惩处。当然了,很显然的,这件事情极大地削弱了温家宝的党内地位以及威信。

    温家宝要求离婚,甚至一度想出家为僧,看破红尘。而这两个念头最终被“组织”挽救了回来。尤其是后者,一个无神论的党派的最高领导人出去做了和尚,这也太讽刺了。

    温家宝似乎有很强的士大夫情节,这要导致他做出了很多和家族利益不符合的事情,比如说扳倒薄熙来的这件事情。

    按照一般的说法,薄熙来得罪了一众大佬,包括江泽民,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也因此最终被拿下。其政治盟友周永康,以及盟友的盟友令计划等人也相继落马。

    本书给出了更多的细节,当年周永康力保薄熙来,希望事情到王立军为止。而温家宝此时却站出来支持习近平搞掉薄熙来,并说服了胡锦涛这件事。

    而这成了打破平衡的起点,薄熙来的倒台最后演变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共青团、军队、公检法,武警等等部门都一个一个的成为了突破口,最后习的独裁也就不可避免了。

    温家宝和他的妻子在2013年的时候捐献了所有财产给国家,以此换来保证他们不会被清算。如此一来,他们也不过是在为国为民,保管并创造财富,而不算是贪污了。


    相对于温家宝家族的抠抠搜搜的敛财而言,Shen Dong说贾庆林的敛财则是惊天地,泣鬼神。

    贾庆林留着光滑的后发、有圆圆的脸颊和宽大的肚子,他是一个快乐、善于交际、笑容轻松的人。

    他的腐败可是一段传奇。他在 1990 年代初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福建省位于香港北部和台湾对面)的期间,有传言称贾老爷子直接搞了一个巨型走私企业(越看越像赖昌星)。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走私,涉及数千辆外国汽车、数十亿外国香烟、成吨外国啤酒,以及中国六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进口,都通过福建沿海的军港流入中国。

    贾庆林的女婿David Li(北京昭德投资公司董事长李伯潭)搞了个茅台会。车峰曾任“茅台会”副会长、副理事长。2013年的时候,习还不敢动江泽民,因为他仍需要江的支持。在北京的相关政治俱乐部风声鹤唳,逐个关停的时候,David的茅台会却能安然无恙。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茅台会的好日子没有撑过2015年。6月,车峰被中国相关部门带走调查。车峰不仅巨额洗钱,更大的问题是向“西方情报机构出卖情报。车峰的案子牵扯到了马健,也就是郭文贵的老后台。于是Duan Weihong和Guo Wengui这两个故事就可以串起来了。


    许家印也是茅台会的常客,2011年,许家印和郁国祥终于得偿加入了梦寐以求,有钱也难进的茅台会。

    在茅台会,几十万贿款换几十亿项目的斗地主牌局经常发生。Shen Dong说,“在中国,政治带来财富,而不是相反(In China, politics is the key to riche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在这样的牌局当中,有一次李伯坦曾经扬言,“监狱就是中国商人的黄埔军校“ —— Everybody else nodded in solemn agreement, clinked glasses, and downed a flute of Krug Champagne.(注:每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碰杯,并干了库克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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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瑜: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下台之后,经济增长为何更快?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是刘瑜开的“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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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上海的“电话亭女士”: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

    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

    参考链接: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2/05/03/2479792.html

    作者:旁立

    4月1日,上海浦西封控第一天,她牵了一只穿着红色衣服的狗,背着包,提着一些东西,走进了小区对面的红色电话亭。

    整整一个月,她都住在里面。

    4月29日,两个身穿防护服的男人把她赶出了电话亭。她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拿,抱着自己的小狗,光着脚往南边走了。

    4月1日

    上海浦西正式封控。有阳光,街道空旷没有行人。

    下午,黎柏站在窗前看见了一个女人。女人牵了一只穿着红色衣服的狗,还背着一个包,手里提着一些东西。她在一个电话亭前面停了下来。然后,她走了进去。

    四点左右,一床姜黄色的小被子出现在电话亭外的晾衣架上。到了晚上,架子上又换成了一条蓝白相间的毯子。

    电话亭后五米就是那个小学,围墙上挂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标牌。

    电话亭的旁边是一棵树,树上没有什么叶子。

    4月2日

    从3月27号开始,黎柏每天都在买菜,买完菜再分装菜。上海封控后她却感到解脱,连续几天的抢菜很累,现在全上海都抢不到菜,她终于可以休息了。

    她又站到了窗户边。那个女人还住在电话亭。昨晚她怎么睡的?电话亭很小,伸展不开,只能蜷缩着。这栋楼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电话亭的异常。他们开始在微信群里猜测电话亭女人的身份、年纪。她的打扮看起来很时尚,还扎了一个丸子头。有人说,应该是个年轻女孩。不过上海都封控了,她来这里干什么呢?人们把原因都聚集在那条狗身上,对,肯定是为了能够遛狗,她舍弃了家里的舒适来到电话亭,说不定,就是为了能够让狗在外面走一走?

    下午五点半,电话亭旁出现了一辆警车,两个警察走了下来,他们穿着白色防护服,对着住在电话亭里的女人说些什么。看起来,他们情绪平稳,像是日常交流。10分钟后,警察开着车离去。

    群里有人说,警察不会是打算捉走她吧?

    4月3日

    黎柏所在的街道第一次发物资,发了蔬菜,发了猪后腿肉。这栋楼没人能出去,焦虑,无聊,而那个女人的出现让人们感到兴奋。人们开始猜测那个女人会在电话亭里住多久。她每天都换衣服,看着是体面人,不像是一个会流浪的人。

    她每天都遛狗,遛狗范围很小,就在小学门口和电话亭,范围保持在10米内,来来回回遛半个小时。狗很小,估计是腊肠犬。下午,它在地上拉了一坨屎,女人走过去用纸巾包好放入旁边的垃圾桶。

    4月初的上海还是有点冷的。洗澡就别想了。不过她有各种容器和盆,能盛水,还有一个大的拉杆车和黑色的垃圾桶。人们评价她,这个女人具有很强的生存经验。

    楼里有人说,封控前和她说过两句话,只知道她没有手机。

    4月4日

    新闻上说,外地医务人员来驰援上海,一个省支援一个区。黎柏看到很多人在讨论上海人凹造型下楼做核酸,她也打算穿得好看点。通知里说,早上六点要下楼做核酸,五点五十分,黎柏开始洗漱打扮。大巴车一辆接一辆开到了楼下,但直到八点,才轮到黎柏做核酸。

    楼里住了一家欧洲人,那个男主人很愤怒。人们在群里面接龙展示自己的核酸结果,那位欧洲人十分不解,他认为这是是隐私信息,不该在群里公开展示。

    天气还是很好。住在电话亭的女人又在晒被子,晾衣架随着太阳转,朝东北,朝西南。

    4月5日

    上午九点半,有两个警察站在电话亭外,穿着制服,戴着N95口罩。女人穿着紫色上衣,牛仔裤和白色鞋子,她离警察半米远。旁边晾晒着一床粉色被褥。很快,不到十分钟,警察就走了。

    黎柏在买菜软件上抢到了几根香肠两盒豆腐。

    4月6日

    楼里有更多人开始讨论住在电话亭的女士,有人每天都在关注,拍视频,“好像电视连续剧”。有人好奇她从哪里来换的衣服,有人称她为“电话亭女神”。人们看到她一直在晒被子、遛狗,进电话亭前还要脱鞋。

    她几乎每天都会换衣服,有时身穿紫色上衣,牛仔裤,白色连衣裙和白色运动鞋,有时是棕色上衣,黑色裤子。而大多数时候,她和狗就在电话亭里呆着。

    黎柏这栋楼开始了团购。

    4月7日

    黎柏在家里把团购来的根茎蔬菜用抽被子的真空袋真空保存起来,整个下午她都在做这件事。她的先生说这是伪科学,她又一件件拆掉。

    晚上7点半小区音乐会。这是小区第一次放音乐,放了一小时,放音乐的是对面那栋楼,那栋楼里住着很多年轻人。人们很激动,人们很开心。只有一些老年人来抗议有点吵。音响质量一般,但在放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时音效最好,有人吹起口哨,有人在大喊,更多人更着一起唱,不过仅在副歌部分,we are the world。

    4月8日

    黎柏在家里弹了一首巴赫的曲子。

    天气真好。

    中午十二点半,电话亭女人又把被子拿了出来,她还提了一个紫色的水桶出来。她把晾衣架放在校园的墙边。

    电话亭旁那棵树开始发芽了,树干倾斜,树枝向上冲。

    黎柏做了一道水芹炒豆腐干。水芹是她婆婆在封控前寄过来的,放了9天,她舍不得丢,但炒出来的菜很苦,非常难吃。

    在一个叫 I Love SHANGHAI 的平台上,黎柏给一个被困在上海万体馆锦江之星的打工男人转了388块钱。那个男人说自己没有东西吃也没有钱。

    4月9日

    小区又开始做核酸。下午三点半人们下楼发现小区里的花都开了,不过不是盛放,只是零星的开着,有杜鹃,有不知名的紫色的花,所有的树的叶子都绿了很多。黎柏说这是上海最好的时候,以往人们要去野外去公园里四处散步。但现在她连小区不敢多转,虽然她穿得很好看,还戴了遮阳帽。

    4月10日

    南汇方舱内部情形被传播开来,黎柏加入讨论。她焦虑又愤怒。下午她整理了冷冻柜。

    4月11日

    楼里开了一个自治“电梯小超市”,物资自取,有橘子、青提、红酒、牛初乳贝贝和啤酒。大家很兴奋。有人把珍藏的茅台酒也放到了电梯里,他说大家每人倒一点,一起喝喝看。黎柏的先生从里面抱走了几罐可乐,放进去了挂耳咖啡和几包中华香烟。很多人说,这是封控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下午五点半,电话亭女人穿了一条背带裤,扎着丸子头,穿着白鞋开始遛狗,她只遛了10分钟。她不太常出来,出来就为了扔垃圾,为了晒被子,为了把外面的盆拿进去。

    街上没有人。也没有看见谁给她送物资。

    4月12日

    黎柏尝试叫跑腿给电话亭女人送物资,但跑腿的小哥说现在要去嘉定,没有办法过去。

    楼里那个欧洲人又开始说话了。他在群里问,这些龙须面要煮几分钟?楼里团葱,他看到葱了便说,我要葱,我不要绿的那种,我要圆的那种。楼里的人回复说,哦你说的是洋葱。抱歉,洋葱没有。

    4月13日

    又要下楼做核酸。樱花已经开了,但今天下起了雨,樱花混着桃花被雨打落在地上,一堆一堆的。

    电话亭女人一直在电话亭里。她没有出来遛狗。

    4月14日

    又在下雨,还打了雷。黎柏收到很多物资。她还买了十斤澳洲柑橘,10斤150元。小区团了每日鲜语牛奶,虽然黎柏从来不喝蒙牛的任何产品,但现在,她也管不了了。

    楼里有人给打浦桥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这几天在下雨,他们很担心那个电话亭女人,希望警察为她找到一个安置点。

    4月15日

    大晴天。黎柏做了菜,她又收到了物资,是一堆饮料。

    电话亭女人又出来遛狗了。电话亭边的那棵树的叶子已经长开了,从嫩绿变成了青绿。

    4月16日

    电话亭女人在亭子外面开始收拾,两个大袋子,一个红的一个蓝的,旁边还停着一辆共享单车。她穿着白色连体装,在电话亭进进出出。

    4月17日

    全楼开始关注电话亭女人。但小区还是完全封闭的,没有人能接近那个电话亭。

    有人飞了一台无人机,这是这栋楼的人和电话亭女士第一次正式打招呼。这次碰面被做成了一个视频,还配了音乐,片头字幕是:“电话亭的日常——邻居们关注的马路邻居。”

    树叶长得更大了,阳光穿过树叶在电话亭旁边撒下长短不一的阴影。电话亭女人穿着素色的连体装,扎了个丸子头,穿了双靴子,她弯着腰正在整理东西,然后,她看到了无人机,愣了一下,她举起了双手左右摇晃,又跳了跳,对着无人机打了一个热情的招呼。

    视频的最后,是电话亭旁边的大马路,充满阳光,空无一人。

    楼长说,电话亭女人活得非常好,行动自如,没有任何疲态。

    下午五点,一辆警车停在电话亭旁边。电话亭女人蹲在外面继续整理物品。

    4月18日

    黎柏收到了很多猪肉。她给了一个住在复兴中路93岁的老师寄了物资。

    电话亭边上的小学有人穿着防护服进进出出,一些人被带入里面。有人猜测,这个小学可能变成了一个临时方舱。

    4月19日

    楼里核酸出现了异常,所有人都很紧张。大家说,这真是匪夷所思。

    居民自治的电梯超市关停。

    那个外国人在群里说:"We would try everything so that nobody from the neighbors had to be sent to the camp."有人回复:"Totally agree。"

    4月20日

    异常的邻居正式复核为阳性。

    那位外国人在群里请求,不出门在自己屋里做抗原检测。有人回复“你完全正确”,“在你身边”。

    4月21日

    大太阳天,天气好极了。电话亭女士继续晒被子,继续遛狗。

    那个外国人在群里发微信不再用英语,也不再愤怒,“收到团购物资了(两个竖大拇指的符号)感谢大家志愿者的帮助!(两个双手合十的符号)”

    4月24日

    一位陌生男士找到黎柏说他想帮忙安置电话亭女人。他让黎柏联系她,想让她步行两公里去他的单位,还说要带她做核酸,让她住在他空闲的办公室,去办公楼顶遛狗。黎柏很警惕,她认为电话亭女人在这里生活了三周,相比住在这里,可能跟着一个陌生男人走了才是真正的危险。

    4月25日

    上海遭遇了可怕的电闪雷鸣。下午五点左右,天一下子全黑了,你看向远处,那栋最高楼的上面出现了一道白光,那是黑云和白云的分界线。但很快,这条线没了,整片天空全部变为了黑色。云越来越低,大雨很快就落了下来,根本看不清电话亭此刻是什么样子。

    黎柏有一个朋友住在方舱,他们紧急避难转移,他们为这个行为专门起了一个名字:“易烊千玺”,意思是,一亿头阳在大迁徙。

    黎柏林的先生说,电话亭女人现在该怎么过,不知道水是否漫了进去。

    4月26日

    大雨过后是小雨。

    早上十点,黎柏发现,电话亭女人突然离开了电话亭,她牵着小狗,背着书包,挎着袋子。而在她身边转悠的是一辆警车。她似乎有点愤怒,直直地往前走,那辆警车开得很慢,偶尔女人回过头来对着警车嘟囔几句。然后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黎柏依稀听到她说:“你想让我死吗?”警察回答:“全程录音录像,没有对你怎样,这是依法办事。”

    这两天,附近的居民每天开始“敲锅”,在晚饭后,六七点钟,人们拿起对着锅一阵阵地敲击,有人还吹起了喇叭。黎柏一位教打击乐的朋友开玩笑说,敲锅的节奏还需要学习一下。

    4月27日

    黎柏一位住在徐家汇小区的朋友解封了,他骑车带着水果和方便面,晚上八点半到达了电话亭。电话亭外面放着很多东西,矿泉水,大米,光明的奶粉,泡面,菠萝,橘子,洗洁精。但电话亭里面没有人,里面只有她的衣服,她用衣架整齐地挂在了里面。

    楼里收到了螺蛳粉。外国人说:“我觉得我们这周末去广西旅游。下个星期见。”

    4月28日

    晚上十点,黎柏的朋友又骑车去了电话亭。等红绿灯的时他看见了一辆警车,他跟在警车后面,没想到警车就是去往那个电话亭的。警车开得很慢,像是在考察地形,但只是看看就走了。

    女人还在电话亭。朋友见警车走了,就上前去和她交流。黎柏的朋友说,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不是年轻人了。她说她是外地人,之前一直在上海打零工,断断续续地工作,有活就做一点。她没有固定住所,三月底要封城,没有办法付很长时间的房租,就找到这个电话亭住下了。她思维清晰,她强调自己需要直接吃的东西,面包,饼干。而不是米面油。黎柏的朋友说,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和别人交换,先留着,明天再来给小狗送一点火腿肠。

    4月29日

    半夜十二点,黎柏准备入睡,她戴好了耳塞眼罩。突然,她先生爬起来说外面怎么这么吵。他们走到窗前,发现电话亭那里正在大声吵架。黎柏马上拿出手机开始拍摄,她还提醒先生把房间里的灯关掉,要有反侦察意识,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在拍。

    楼里的很多人都起来了,大家都听见了争吵声。楼长说:“大白来找电话亭女士了”。

    警车停在路边,两个身穿防护服的男人先是把她摁在地上,她啊地一声叫了起来,带着哭腔说:“怎么打人了。”男人起身,走到电话亭里,把她的东西一件一件往外扔,并让她今晚就搬走。女人上前试图阻止,她情绪有些激动地尖叫了起来。其中一个男人见状暴怒,走上前把她扳倒在地使劲摁住。他们又走到电话亭的另一个门,打开,进入,清理。

    电话亭女人最后什么都没有拿,她只是抱着自己的小狗,光着脚,往南边走了。

    当时正在下雨。

    29日凌晨两点多时,楼里有人看到警察又来了。他们让小学的保安把散落一地的东西装进防护服。电话亭很快被清理了。

    4月30日

    电话亭里面空空荡荡,而电话亭的外面多了一个蓝色的封条。


    对话上海“电话亭女士”:我这个人活得很简单

    参考链接: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2_05_04_638163_3.shtml

    5月1日,某媒体的一篇报道《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引发社会关注。报道中的这名女士被网友称为“电话亭女士”。该报道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了一名暂住在电话亭的女士,4月份在上海的经历。

    4月1日,这名女性被附近居民发现入住电话亭,4月29日凌晨,她带着她的狗,在雨夜光着脚离开了,不知所踪。

    5月3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上海市黄浦区找到了“电话亭女士”和她的狗。

    那时是下午两点钟左右,她正挎着塞着衣服的包,拎着从打浦桥派出所接来的水,牵着她的小狗,走在斜土路街边。最终,她在斜土东路一家歇业的房屋中介门店前停了下来,和她的小狗一起吃午餐。

    她告诉记者,4月29日她从电话亭离开后,一直在斜土路附近。4月1日,黄浦区开始实行“封控管理”后,她便在海华小学门口的电话亭里安顿下来。4月18日,她察觉到海华小学开始有穿着防护服的人进进出出,也听闻附近要建方舱医院,准备搬离,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直到4月29日,她离开电话亭。

    这名女士并不愿意告知记者自己目前居住在何处,只是声称“住在同学家”,并不需要更多帮助,也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她告诉记者,她是山东人,生于1970年,来上海20年了。

    5月3日下午,在海华小学门卫室值班的一名保安告诉记者,她正月里就住在这里,“(吃的)她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这名保安曾看到有人给她送来吃的喝的。他表示,去年就曾注意到这名牵着狗的女士偶尔来电话亭,他听说,那条狗是她捡来的。他感觉,她那时似乎在外面流浪。

    “她不住这里,就会把东西放这儿,过一段时间又不见人了。”这名保安告诉记者,“我们上学就看不到她了,她一般放了学,或者说晚上的时候会来。开学她就不在这里了。主要就是上一个月,她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

    这名保安表示,自己平日里并不太关注她,至于她为何离开,他也不太清楚。目前,海华小学里住着附近新冠感染者中转站的工作人员。他只是平日里见女人会将衣服和被子放在这里。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电话亭旁有个“方舱”,有传染风险,人们曾多次劝她离开,但她一直未离开。相关部门也曾表示,给她安排一个包吃包住的安置点,但她不愿意去,就自己带着狗走了。4月29日,曾有人安排她前往救助站,她不去,也给她找了宾馆,她也不去。

    据了解,这名女士在打浦桥附近出现,已有两三年。最近,她每天会去打浦桥派出所接水、用厕所,派出所也会给小面包、小零食。

    5月3日晚上,一名医生路过打浦桥派出所门口时,遇见了她,再三劝说她,前往“包吃包住”的安置点,并询问目前她晚上住在哪里。她表示,“别管我住在哪儿,我不生病,我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可以了”。在那名医生问及“你需要帐篷吗”时,她表示“需要帐篷”。医生则答应,“我给你一个帐篷。”

    5月3日这天,有附近居民送给她一袋儿食物,有饼干、酸奶、火腿肠,并用便签留言:给你和小狗,望安好。当晚,打浦桥派出所民警提供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她自行检测后,结果呈“一道杠”,即“阴性”。

    后来,她挎着包,拎着水和好心人送的物资,牵着小狗离开了。

    以下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与她的对话:

    记者:你之前为什么会住在电话亭?

    电话亭女士:住电话亭是因为我租房子暂时没租好嘛。然后我(疫情)一搞就不太好租。上海嘛,寸土寸金的,尤其那是市中心。那个地方是学校,非常非常清静,虽然只是一个平米,但是它是免费的,而且又不是群租房。很清静,我是挺喜欢的。4月1号开始,这里开始隔离嘛(记者注:4月1日起黄浦区开始实行封控管理,居民足不出户),然后就不愿意再挪地方嘛,折腾来折腾去的。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电话亭里住的?

    电话亭女士:(2022年1月)小年夜的时候就住啊,一直住到年十五(2022年农历正月十五)。孩子们开学了,我很早就出去了。不到6点我就走了,环卫工人4:30起来,我5:00就起来了,5:30就挪了。晚上10点多钟以后,没有人的时候再过去,然后眯几个小时。也没有人说我。我白天在外面,比方说图书馆,或者是做点我自己的事情。我常去上海市图书馆,或者是福州路的那个书城,现在在装修了,福州路的书城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去年过年,我是在西藏南路一间森林酒店(记者注:一间森林青年旅社,位于黄浦区西藏南路1332号)过的。它是学生公寓,一个月1000多块钱吧,也不贵。我恰好那一年春节的时候,在那儿享受了一个VIP,四个人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住,才60块钱,还有人打扫卫生。今年呢,我就想换一个方式,在电话亭过一个新年。所以从小年夜就开始住嘛。但是这一次,4月1号到18号,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你也不能挪动了呀,你住酒店也住不进去了,只能是简单这样。

    (记者注:黄浦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3月29日发布消息称,黄浦区于4月1日凌晨3时至4月5日凌晨3时,实施全域封控管理,期间全区所有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不得擅自走出家门到楼道、地下车库、露天区域等小区内户外空间活动,包括散步遛弯、运动健身、逗遛宠物、集聚攀谈、吸烟晾晒等。)

    记者:过去这一个月你是怎么过来的?

    电话亭女士:那(电话亭)附近有一个插座,可以煮开水。烧一壶水也就两三分钟,水开了,我的面条也熟了,然后弄点儿自己带的豆瓣酱,吃就可以了。早餐就是热乎乎的水煮面,中餐盒饭有菜,吃的营养挺好的。现在一盒盒饭最少也要25块钱,是很贵的,有吃的就不错了。他们(警察)一顿不吃的话,那么我一天的饭就出来了。就是没地方洗澡。那段时间上海挺热,我有两个桶,就烧点水,小狗洗澡可以,我简单洗个头。这个18天坚持下来了。也就拉撒麻烦点,就用塑料袋接嘛。附近的卫生间不允许用。环卫工人也挺好的,他给我很多袋子,黑袋子,袋子装完就放那儿,喷好消毒液拿走就可以了。

    一直到4月18号,那里开始(建)方舱嘛,有人往里建帐篷,我就早晨跑出去,晚上跑回来,我也担心,都是穿着防护服进进出出。他们(警察)给我送吃的,盒饭、馒头、鸡蛋、面食啊,(我不在)就给我放在我那个筐里头。我那个筐放在那儿,总是满满的,都是别人给。晚上我睡觉,脚伸(电话亭)玻璃上,睡着舒服一点,狗也睡里面。反正是免费的嘛,那附近有小狗狗的宠物店,3个平米就要198(元),电话亭那么大的(地方)一天也至少小60(元)。那个地方(电话亭)就是下雨有点漏水,因为它四处都通风,但比群租房好多了,空气流通挺好的,不容易生病,就是小了点。刚才我在前面坐的、和小狗吃饭那个地方(斜土东路一家歇业的房屋中介门前),环卫工人跟我说,晚上就有一个送外卖的在那睡觉。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呀,很简单嘛,想睡觉倒头就睡,起来就拼命挣钱,这不也是生活嘛?

    记者:他们为什么让你离开那个电话亭?报道上说,他们动手了。而且我看到有视频。

    电话亭女士:警察赶我走也比较正常,一个铁栅栏里面就是医院。那么多的阳性在里面,我在外面,如果消毒杀菌不够的话,它也会出现安全问题的。这个警察这么做的话,我从警察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最主要的是,黄浦区目前疫情很严重,我身体能这么健康地生活,挺感恩的。那儿(电话亭)距离方舱就是一个铁门,我在那儿住也是不是不太方便?早早晚晚都得要搬,也不可能永远在那儿。他们其实一直就不喜欢我在那个地方,只是我本人喜欢清静,而且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免费的地方。他们只是告诉我不在那个电话亭(住),我可以在别的电话亭。(附近)电话亭倒是有,不一定清净,周围的店铺很多的话,人家店铺里头有贵重东西的话,我们要在旁边住着也不是太安全,人家还担心这个那个的。一直没有(找到)太合适的。

    我跟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的这些警察关系都挺好的,可能多少也有点摩擦,但是这个不是主要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城市,我希望上海加油。警察他们吃那个早餐,什么酸奶啊,牛奶啊都会送的。我的零食,基本都是警察给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反正已经都不在那儿了。我来上海有20年了,上海其实给予我很多。无论是思维方面,还是教育方面,还是金钱方面,我都收获很多。我很感激这个城市。在上海,爱上海。

    (记者注:5月3日晚,海华小学附近小区微信群里,有曾拨打过12345热线反映“电话亭女士”情况的小区居民发消息,讲述该女士的情况,并转述12345热线的回复:该女士已在我们对面露宿两年多。在此期间,也交流过,该女士有良好的教育程度,大学本科,但因为不愿透露的原因,拒绝了前往安置点的建议。但到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她也会自己前往派出所寻求帮助,派出所在封控期间也多次前往电话亭与她沟通,未果,包括这几天,虽然没在我们这里,但还在斜土路附近。就在今天,派出所也给该女士做了抗原(检测)。当然,派出所表示,由于防疫任务艰巨,人员压力巨大,29日凌晨的确处理得有些过激,对当事民警也会严肃处理。)

    记者:他们说,给你提供“包吃包住”的地方让你去,你拒绝了?

    电话亭女士:我这个人,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我觉得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也不太占人家的,我总是要偿还的,对吧?人嘛,越简单越好。越简单,你不欠别人的,你反而可以洒脱地去生活。你住在酒店里,毕竟人家酒店可以出去卖钱啊,那为什么你白吃白住啊,对吧?或者我能帮酒店干点儿什么,那我住的酒店也还是值得的,对吧?我给你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不能)白住人家酒店。今天,有一个男的说有临时安置点,我不愿意去。那儿人太多了,再有(安全)问题怎么办。我呢,就是一个挺简单的人。现在挺好的,吃得饱,穿得暖,健健康康就可以了。身体一直很好,核酸检测也都是ok的。

    记者:是不是有一些人会送你一些吃的东西?

    电话亭女士:吃的可能比我自己花钱买的时候还要好一些啊。(今天的是)疾控中心的医生送的

    (记者注: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斜土路上)。这还有牛奶面包,饮料,水。她们都一个月都没有回去了。其实他们(医护人员)也很不容易,他们穿着这个服装,然后洗个手,核酸检测,我看光脱那个外套,就要洗7次手。

    记者:你的狗狗叫什么名字?

    电话亭女士:她叫丽丽,美丽的丽,丽丽今年不到1岁,我捡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半月,然后养了它8个月。我捡它是去年9月11号,那天恰好是“911”,下大暴雨(记者注:2021年9月11日10时56分,上海气象台曾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给它打疫苗的时候,它还很小嘛,宠物医院根据它的牙齿判断它的年龄,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打疫苗,那种三个星期打一次的,一共要打三次,连狂犬(狂犬病疫苗)都打了。它挺乖的。它一直陪着我。它是我最喜欢的狗狗,也是我最亲的狗狗。它是在打浦桥派出所对面的宠物店边上捡到的,我对狗狗说我领你去看看,是不是他们(宠物店)丢的,或者有人认领。人家说不曾发生这样的事,我很难过。我知道它喜欢吃肉肉,有的时候我会去捡人吃剩的盒饭当中的肉肉给它吃。(记者注:记者跟她聊天时,她正从盒饭里把肉挑出来,用叉子喂她的小狗)它身上的衣服是人家给的,我只是给它买些狗粮。

    记者:你有多久没回家了?

    电话亭女士:上次回家是2020年11月19号,12月18号回到了上海,然后就再没有出上海。我是山东人,70年生的,结过婚。你回到了那个地方的小城市,你会觉得就像掉到一个坑里一样。目前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想家的概念了,我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家人会觉得我很不成功,然后又很苦,还厚着脸皮在上海,但是我没觉得太苦。反正来上海嘛,外地人肯定要吃很多的苦的,这是必须的,就像你们到北京一样。北京我也去过,清华、北大、颐和园、鸟巢,这些都去了。北京太大了,我坐地铁都有点儿晕。外地人在上海,首先要听得懂上海话,然后慢慢感受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浦东和浦西不一样,“上只角”和“下只角”还不一样。“上只角”就像北京三环之内,那个都是好地方。

    我本科毕业,学化工的,(之前)是做国际物流的,后来来上海做外贸。之前做国际物流的时候经常来上海,因为容易爆仓,就来处理一些情况。上海其实生意机会挺多的,这个城市大嘛,它那个力量在那儿,轻易也不会倒下去。(我感觉)这次疫情对上海来说影响也不会太大。我以前在商场里的专卖店做导购。如果有合适的店,我会做一些“外贸尾单”,无论是服装还有鞋啊,或者把老家的一些产品介绍到上海来,好一点的(产品)啊。我其实生活质量还可以的,我做服装的嘛,肯定喜欢大牌了。这(外套)是Chocolate的,这包包你看(MK的),是不是不太差。我这个帽子也是品牌的,这个羊毛衫也是,差就差在这个鞋上,鞋不是特别好,要是配一双好鞋的话就好了。

    我来上海20年了,20年当中的头一次感受疫情下的上海。在疫情当中,我其实接触的也不是完全的上海,因为疫情当中上海都在隔离嘛。但是也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怀。昨天一个上海人他就说,他买了3根黄瓜,4个西红柿,3个土豆,总共花了53块钱,平时可能也就十多块钱。但是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一个馍馍、一点儿咸菜,一顿饭我吃得挺好的。所以对我来说,无论是好与不好,没什么太大影响,可能因为疫情我还天天喝牛奶了嘞。

    记者:您多保重身体。

    电话亭女士:你也在网上帮我说一声,非常谢谢。感谢广大网友对我的关心,我会在上海加油的,也希望你们更多地关心上海这些疫情,给上海这些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帮助。然后上海加油。在上海,爱上海,我喜欢在上海这个城市。我建议,你晚上7点以后,沿着黄浦区的街道走一走,看看市井当中的普通老百姓、外地人,或上海人,你会觉得他们比我有采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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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瑜: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下台之后,经济增长为何更快?

    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民主化、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政治等,讲授课程包括比较政治学、比较民主转型、美国政治等。著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送你一颗子弹》等。

    本文摘自《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出现了地区性的民主退潮,一批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建立了军政府,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秘鲁、巴拿马等,莫不如此。不过,在所有这些军政权中,如果让大家列举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事强人,大家会想起哪些人呢?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恐怕只会想起一个人:智利的皮诺切特。

    为什么皮诺切特能够从众多模糊的身影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形象清晰的军事强人?显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铁腕专制。毋庸置凝,从政治上而言,皮诺切特的统治是残酷的。在其在任的17年间,也就是1973一1990年,据调查,有3000人左右因为政见被处决,有近3万人遭受酷刑,有数十万人流亡海外。电刑、水刑、直接打死、消失、强奸等国家恐怖主义,在皮诺切特时代司空见惯。

    但是,这种残酷迫害不仅仅是智利独有,在当时的拉美很常见。阿根延的军政府下,“消失”的左翼人士甚至高达3万人,是智利的10倍。巴西军人统治时期,残酷的虐待和杀害也时有发生。我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叫《一个12年的夜晚》,讲乌拉圭军事统治时期的历史,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才发现原来乌拉圭的军政府也极其残忍。但是,这些国家的军事首脑并没有成为广为人知的“国际名人”。可见,皮诺切特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政治残酷。

    那么,皮诺切特特殊在哪儿?应该说,主要在他的经济遗产。直到今天,说到皮诺切特,人们会自动联想到哪些关键词?芝加哥小子、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对不对?把这些词串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印象:皮诺切特上台后,逆转了阿连德政府的极左经济政策,重用了一批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的经济学家,启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也就是降低关税、解除进出口审批制度、削减政府开支、私有化、去管制化等,而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智利的经济起飞。

    独裁者常有,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却不多见。在一个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地区,开风气之先、启动自由化经济改革,更需要相当的胆识。于是,皮诺切特成为一个亦正亦邪的历史人物,而不是“混然众独裁者矣”。

    故事的这个部分,是大家所熟悉的,已经无须我多言。一个更有趣、或许大家也更好奇的问题是:皮诺切特下台之后呢?毕竟,他已经下台30年了,我们对智利的印象不能停留在30年前。

    ▌智利转型之后的经济表现

    显然,我们关心智利的现状,不仅仅是因为智利本身,而且是因为这里面埋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民主转型是否影响了智利的经济发展?毕竟,智利的经济起飞是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的。事实上,不仅仅智利的经济起飞是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的,历史上一批右翼威权国家都出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两蒋时代的中国台湾地区、苏哈托时期的印尼、弗朗科统治后期的西班牙,等等。针对此类国家或地区,一些人提出一个看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威权体制是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显著发展,恰恰是因为铁腕政治压制了左翼政治力量,预防或者逆转了经济民粹主义,从而使其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得以展开。不妨把这个观点称为“威权增长论”。

    显然,与“威权增长论”相对的,是“民主衰退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个看法,那些依靠威权体制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其激进左翼力量就会依靠人数优势上台,通过民主程序实施激进左翼经济政策——劫富济贫,国有化,推动贸易保护主义。而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财政崩溃、通货膨胀失控、投资者被吓跑”总之,经济衰败指日可待。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政治民主还是要经济发展,似乎只能二选一,很难鱼和熊掌兼得。

    那么,这种“民主衰退论”的情况在智利出现了吗?有趣的是,皮诺切特自己提供了揭晓答案的机会。1988年,或许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过度自信,或许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变化,皮诺切特居然同意了就其去留问题接受公投。结果,令皮诺切特大跌眼镜的是,智利民众并没有对他任下的经济发展感恩戴德,而是以56%对44%的比例选择让他下台。面对国内外舆论压力,皮诺切特咬咬牙接受了公投结果。1989年,智利举行了近2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皮诺切特下台,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智利自此走上政治转型道路。

    于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悬念出现了:智利会不会随着皮诺切特下台而逆转经济自由化改革?政治转型后智利会不会选出新的阿连德,通过“多数暴政”来杀鸡取卵、导致经济衰退?或者说,智利人是不是通过1988年的那场公投,决定了在“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选择前者,放弃后者?

    对这些问题,智利之后30年的发展轨迹给出了回答。第一,智利最大幅度的经济发展,是在1989年转型之后,而不是之前。皮诺切特在任期间,虽然经济也有发展,但是其实并不像很多人传说的那么神奇。1973年他上台时,智利人均GDP是1640美元,1990年他下台时是2500美元左右,上升52%,的确是一个显著发展,但是谈不上是重大奇迹。仔细观察这个阶段的经济变化轨迹,会发现,早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后,在1981—1985年间,有一个大的下滑,这是因为当时智利遭遇了一场重大金融危机。之后,1985—1989年间,智利经济虽然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7%,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之前衰退基础上的反弹性增长。智利经济真正的“奇迹”,其实发生在1990年民主转型之后,人均GDP从2500美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19年的近15,000美元,涨了接近6倍。

    第二,智利的经济,是在1990年左右才开始甩开拉美的平均水平,大体而言一路上扬,成为拉美世界的佼佼者。近年,智利已经成为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而1990年时,智利在拉美只是处于一个中游水平,甚至不如当年的古巴。与周边几个国家对比,可以看出来,1990年智利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人均GDP大体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当智利的人均GDP到达15,000美元左右时,巴西是8700美元,阿根廷是9900美元,墨西哥是9950美元,智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政治转型未必伤害经济自由

    如何解读这些信息?我想,一个清晰的结论是,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并不必然矛盾。事实上,不但智利没有出现转型后的经济衰退,许多其他威权国家转型后也没有发生此类变化。

    印尼1998年启动转型,从1998年到2019年,人均GDP从500美元左右上升到4100多美元。韩国1987年启动转型,从1987年到2019年,人均GDP从3500多美元升至31,000多美元。西班牙的轨迹类似,佛朗哥1975年去世,当时西班牙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2019年则变成29,000多美元。总之,一些人所预言的“民主衰败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国家似乎并没有发生。

    经济没有走向衰败,经济自由度也没有随着民主转型而倒退,传说中的“杀鸡取卵”“多数暴政”“利用选票打土豪、分田地”,在新兴民主当中显然有,但是并不多见。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有一个经济自由度的评估数据库,叫作“经济自由度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数据库。根据这个数据库,在新兴民主的有可对比数据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转型后的经济自由度都超过了转型前。当然,经济自由度的不同维度的变化趋势未必完全一致,其中,贸易自由度的增加最为明显;市场管控和政府规模方面,自由化程度相对小一些;法治和产权保护方面,甚至出现先升后降。但不管怎么说,总体而言,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在转型后出现了经济自由度的上升而不是下降。这其中就包括了智利。转型前,智利的最后一个经济自由度评估数据是1985年,5.6分,到2016年经济自由度升至7.8分。

    “经济自由度”这样的概念可能还是太抽象,不妨用一个更清晰的指标来观察变化趋势——最高边际税率。毕竟,针对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税,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劫富济贫”的激进程度。我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中的税率信息,针对一组前右翼威权案例做了一张图。可以看出,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最高收入税率都出现了下降,也就是说,转型后蛋糕并没有被切走更多,反而切得更少了。以智利为例,2016年其最高边际税率是40%,虽然并不低,但是1985年,这个数字是56%。

    可见,政治转型的到来未必意味着经济的民粹化。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一定有利于经济自由化。学过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要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毕竟,冷战结束后,不但民主国家,威权国家也出现了经济自由化。尽管在有数据的国家中,新兴民主的经济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权国家还略高一点,但是二者是在一个可比的范围内。这说明,很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经济自由化与政体类型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全球性变化,源于全球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智利这类国家的变化轨迹显示,民主并不必然带来民粹,它完全可能和经济自由主义兼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未必需要二选一。

    ▌为什么智利经济在拉美地区脱颖而出?

    不过,问题又来了,如果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可以兼容,为什么智利的经济发展在拉美地区卓尔不群?要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区步入民主进程的可不仅仅是智利。智利1989年开始转型,阿根廷是1983年,墨西哥是1994年,巴西是1985年…智利只是这个浪潮中的一员而已。为什么在所有这些转型国家中,智利的经济表现突出,而其他诸多国家或者经济增长乏力或者经济大起大落?

    以阿根廷为例,1983年转型以来,经济基本上处于过山车模式,1989年、2001年、2014年、2019年都曾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结果就是,阿根廷1998年人均GDP就到达过8200多美元,但是到2019年,也就是20年后,人均GDP也只有10,000美元左右,只有微弱的上升,而同期智利的人均GDP增长了近3倍。巴西的起点和智利差不多,21世纪初也曾一度经济显著增长,但是2011年后,经济一路下行,人均GDP从13,000多美元跌至2019年的8800多美元。委内瑞拉的经济噩梦就更不用说了,下次我们还会再详细分析。

    智利与这些国家有什么不同?简而言之,智利政府虽然抛弃了皮诺切特的政治威权主义,但是继承并坚持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而其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粉红色革命”

    什么叫“粉红色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尚未走到极端的左翼民粹主义。1999年,激进左翼政治家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开启了拉美地区的“粉红色浪潮”。此后,21世纪初,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家纷纷把“粉红政治家”选上台。在一个阶段内,这些国家都因为财政扩张的“兴奋剂”效应,以及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经济显著增长。但是,随着国际市场的下行,以及国库的坐吃山空,经济危机逐一显现。在委内瑞拉,国际油价下跌后,经济成为一片废墟。在巴西,“卢拉繁荣”后遭遇转型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2015—2016年出现过严重的负增长。在阿根廷,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数次主权债务违约……智利却躲过了大规模的经济灾难。从1990年到2018年,智利的经济平均增长率维持在4.7%左右。对于一个起点已经是中等收人的国家,这是很好的表现了。更可贵的是,智利在经济实现相当增长的同时,经济不平等程度还有明显的下降,基尼指数从1990年的0.57降至2017年的0,44。虽然仍然很高,但是相比周边那些大刀阔斧实施左翼经济政策的“粉红国家”,降幅一点也不小。

    智利经济脱颖而出,是其温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1990年后,无论是基督教民主党政府,还是社会主义党政府,经济上都坚持了自由主义经济思维。这一点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这两个政党名义上都是左翼或中左翼政党,直到2010年后,智利才有中右政党赢得总统大选。但是,智利无论哪个党上台,经济上都默默坚持守成道路。2020年,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的数据,智利排在全球第14位,在所有拉美国家中遥遥领先。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路线,表现在很多方面。财政纪律方面,智利吸取自身历史上债务危机的教训,2001年以来,建立了“结构性平衡规则”,政府不仅仅根据当下的财政收入,而且根据可预测的将来收入来决定财政支出,从而将国际市场的周期性风险纳入财政政策考虑。因此,与阿根廷、委内瑞拉那种“有钱时大手大脚、没钱时外债高筑”的做法不同,智利实行的是“反周期财政政策”。这种居安思危的做法,结果就是当周边国家频繁陷入债务危机,智利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反而是在很长时间内呈下降趋势。

    智利的货币政策也相当稳健,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始终受到尊重,银行没有成为政府的印钞机。因此,智利的通货膨胀率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26%降至2018年的2.4%;这与同时期委内瑞拉的天文数字形成鲜明对比。

    对外开放方面,智利更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税率不断降低,与诸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05年签订,现在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大家在超市里应该都看到过物美价不廉的智利樱桃,应该就是这个贸易协定的结果。

    对待私营企业,智利也明显比周边国家更加友好。世界银行“经商容易度指数”2020年报告显示,在拉美,创办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天数,玻利维亚是39天,巴西是17天,阿根廷是12天,智利只有4天。税费占利润的比例,玻利维亚是84%,巴西是65%,阿根延甚至是106%一说实话,企业每挣100元,上交106元,我还真没看懂是怎么回事,可能阿根廷人的数学是探戈舞老师教的。智利是多少呢?34%,远远低于周边国家。

    所以,从数字上看,皮诺切特时期的人均GDP虽然未必那么惊人,但是他确实是给智利切换了一个经济轨道,并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把智利嵌入一个新的历史惯性中。从这个角度来说,皮诺切特的确是将智利塑造成了拉美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当然,皮诺切特的经济遗产也并非都是正面的,比如,他的私营养老金体系到目前已经千疮百孔,致使智利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老年人贫困问题。智利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不是教条式的,转型后的民主政府也出台了一定的扶弱济贫政策、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政策等。

    ▌不确定的未来

    所以,政治转型诅咒经济发展吗?未必。但是,民主转型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吗?也未必。从智利和“粉红国家”经济表现的分叉可以看出,本质而言,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体类型。这就又回到了我在讨论印度的时候提到的概念—政体有限论。民主转型既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它作为一种政治程序如何运行,取决于我们往这个程序中输人什么样的“数据”。

    但是,政策取向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简单而言,一个社会是更期待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再分配成为“拯救者”,还是更相信千千万万个体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是一个答案永远在流动的选择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流动的,自由取向的经济政策也是脆弱的。尤其在拉美,极其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始终阴魂不散,因此我们并不清楚,今天智利独特的经济自由倾向,是对地区性文化的一种超越,还仅仅是一种随时可能调整回去的偏航。

    遗憾的是,近年智利明显有经济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之势。2010年以来,智利开始出现各种要求免费这个、免费那个的抗议。2019年底的超大规模抗议,则是这种情绪的一次总爆发。这次大游行,大家可能有所耳闻。2019年10月,基于其财政平衡原则,政府宣布公车车票涨价30比索,也就是不到4美分,这个貌似无关痛痒的决定,却意外地触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全国性抗议,在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大规模暴力骚乱。抗议的目标从车票逐渐扩散到物价、养老金、贫富悬殊、医保、最低工资等。总之,对30比索的抗议,最后演变为对所谓“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集体声讨。据报道,抗议浪潮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就是:不是因为30比索,而是因为30年。

    显然,智利的经济模式并不完美。它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智利的贫富悬殊依然严重,它的私有化养老金体系捉襟见肘,它的经济结构仍然过于单一……这些都需要改革。但是,点滴改良的必要性是一码事,推翻整个经济模式则是另一码事。当一些人认定智利的问题症结是“30年的新自由主义”,不要忘记,正是这种令其唾弃的“新自由主义”,让智利成长为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佼佼者。我们不能假定,当我们把一棵树推倒,它的果实还会继续生长。

    面对抗议巨浪,为缓解局势,智利政府不但很快宣布停止车票涨价,同时还承诺对富人加征税收、提高养老金、提高最低工资、降低药价、扩大公共医疗系统、增加水电补贴、降低公务人员工资等。这些改革,有些或许有必要,有些则仅仅是对政治压力的妥协。无论是智利还是其他国家,恐怕都不能忘记一个历史教训: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环顾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轨迹,我怀疑,如果自由经济模式在智利被连根拔起,在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未必是光明的未来,而更可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过去。只不过,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崭新的未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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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Prometheus #185490 不知您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以为共产党曾经有个“将红旗插遍全球”的宏伟目标,但今天中共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转为维护现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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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迪流浪防区(China_irl):中国底层工人生存实录

    作者:grassvoice

    原帖中有大量图片,本贴为了易读性只转载了部分图片。完整内容见原帖。


    毕业几年进过几家工厂了,对中国底层工人的生存和生活有不少感观和体会,或者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曾经拍摄了很多照片,记录着工厂里的见闻,都存在网盘上。我知道Sub有不少关注中国劳工问题的键委,但都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或偏于理论或出于情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难免有所偏差。为了提供素材也好,为了打发时间也罢,我决定开一个系列帖,详细讲述作为一个新时代打工者的所见所闻。保证每一张图片都是自己拍摄,每一个文字都不会瞎说。

    刚毕业找工作时特别艰难,没有背景没人介绍还是个文科专业的学渣,四处碰壁是在所难免的。加入组织这条路则是考霸云集,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能力)掺和进去。下地种田和外出打工都是祖传技能,但种田是不可能种田的,不得已只得拾掇起后者来。

    我要说的第一家工厂位于中部内陆省份,是给手机品牌做代工的,由沿海一线城市的上市公司投资,但老板是当地人——很多省份招商引资时都拼命拉拢“乡贤“。原以为上市公司融了资金,管理和待遇会更好一些,真是too young too simple了。这家工厂的管理水平混乱得不得了,员工虽然大多是当地人,但被剥削起来几乎没留情。我在那里只干了一个月,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压榨和剥削。因为试用期是一个月,所以我赶紧在试用期前申请离职。如果不是我是所谓的“大学生”——那个厂子有本科学历的应该没几个,而且跟他们软磨硬泡,要成功辞工都不太可能,只能放弃工资自行走人。

    整整一个月,一天都没有休息。唯一“一天”休息是倒班时(半个月倒一次),上完夜班的那个白天,第二天白天接着上班。每天上班时间是七点半,晚上七点半才能下班,中间分别有一个小时吃午饭和晚饭(夜班则反过来)。几乎所有电子厂都是这个模式,八小时以外算加班工资,平时1.5倍,周末2倍,但真正工资计算透明的也不多。如果是拉长,即一条生产线的直接管理者,几乎每天都要额外义务加班两三个小时,处理收尾工作,当然工资会比普工多两千左右。如此一个月,后来我收到的工资是四千五左右,工友跟我说,像我这种只干一个月的,没扣工资就算不错了。不管怎样,这是我赚到的第一笔钱,还是十分高兴的。

    几乎所有电子厂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都是类似的。部门分为生产、品质和工程三大块,而财会、人资等等是坐办公室的。品质部负责监督生产质量,工程部负责维护保养设备,生产部是最苦逼的,也是被剥削的最惨的。工人也分为普工和技工两大类,而普工又是其中剥削得更惨的,往往招一批走一批,长年招人不断。

    车间现场。每天开班前要在这开会,拉长带头喊“大家早(晚)上好”,一群人跟着喊“好!好!非常好!”据说这套传销式的傻逼喊话是某台资厂发扬起来的,拉长这个词语也是。但是我从来不跟喊,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我当时的工作,用吸笔把液晶屏放到流水线上。平均一两秒内就得放一块,一天干下来腰酸手疼。这灯光还晃眼得很,把它挪到一边去,QC过来巡查时发现了是不行的。

    正在运转的机器。为了赶产量,屏蔽门是不关的。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至少在深圳一些大厂是严重违规的。

    某个月的产量。各生产线之间互相竞争,胜出的有奖励。这资本家我是佩服的。

    宿舍内景。记得有一个矮个子,大约一米四,经常去嫖娼。有一个高个子和他比较熟,称呼他为小孩。高个子曾经去过上海一家造船厂刷油漆,我当时就纳闷造船居然也用临时工(好像还是军舰,这点记不清了)。他还讲述在浦东正大商场买过诺基亚手机,他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当时觉得在那种地方购物是不凡的体验。还有一个室友从来没跟人说过一句话。

    刚进厂第一天向老员工打听的信息。

    总的来说,这家工厂是非常糟糕的,但是这种工厂在中国确是十分常见。

    长期在流水线上做一个重复的动作,人是难免变得麻木甚至崩溃的。我当时想到了富士康跳楼案,深深感受到了那些人的绝望。如果不是及时离开,走上绝路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厂面试我的主管是富士康离职回老家的,他说富士康管理其实很有条理,不是传言中那样,在此按下不表。虽然这个主管说过了试用期就安排我做个小管理,但我是不可能受得了的,所以坚决离开。)


    上一篇帖子是我完全根据照片和记忆写出来的。今天翻看了以前的一些文字碎碎念,发现自己曾经用手机秒表算过动作间隔,为4~5秒,和前面说的“平均一两秒”出入较大。这点根据那张产量图也可以计算,所以需要更正一下。

    上一家工厂大概可以代表国内内陆省份中等规模的民营电子厂,这个“中等规模”的工人数量为“大几百到小几千之间”,限定“内陆省份”是因为行政的监管和资方的管理都会和沿海大城市有差距,虽然沿海地区这种工厂也大量存在。

    辞工过程是需要斗智斗勇的,光离职单签字就有三道关——拉长、车间主任、生产主管,缺一不可。前两者会打出“鸡血”牌和“情感”牌试图挽留,比如我见过车间主任对员工说“现在房价这么高,你不努力工作怎么买房子怎么讨老婆“之类的话,对我则说过“找到下一份工作了吗?没找到的话我可不能放你走。劳动合同签了吗?拿过来看看。这是为了你好呀”等等。而生产主管则是不特定时间出现的人物,如果“自己找不到”就麻烦了。如果试用期过了,甚至可以强行留人30天,否则只能自离,没发到手的工资就别指望了。简而言之,他们手上的牌也许不比拜登爷爷少。(那个时候还专门去查劳动法关于辞工的规定,真是naïve.)

    成功从这家工厂脱身以后,我决定去长三角那边看看。一是为了见见世面,二是因为那边经济发达、机会更多。于是买了去上海的机票,费用大约两百七,不比火车贵多少,也为了体验坐灰机。但是半夜十二点多到达,这点让人很蛋疼。公共交通都已停运,如果要就近住酒店的话,以我当时“用六位数密码保护三位数存款”的窘迫来看是不切实际的。幸亏在机场航站楼转悠时,看到过夜的人不少,还有些许人躺卧在某个角落,于是我就成为了其中一员。

    记得那天去了张江科技园和静安寺周边,尝试寻找有没有公开张贴的招聘启事,找不到的话也可以感受下大上海的科技和繁华,但是一张照片都没拍。

    回想那一天的自己:肩上背着鼓鼓的背包,手里拖着硕大的行李,两眼无光、表情迷茫,行走在繁华的街道上,不知路在何方。哪会有心思拍照呢。

    上海是个友好的城市,记得有两三次路人主动问我需不需要帮忙之类的,公园里的大爷看到我也是投来微笑的目光。(虽然我是个来要饭的)

    当天定了青旅,放下行李后,晚上还出去逛了一圈。在上海待了两三天,就面试了一家公司。

    由于接到了一个神秘女子的电话,邀我去苏南某市一家企业面试,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后,第二天上午我就动身前往。

    这家工厂属于国内大型民营企业,处于电子行业细分领域的头部位置,总规模大约是上一家的二三十倍,在省内和国内共有数十家分厂。老板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发家史也在当地,但富豪榜上写的是另一个城市,因为总部地点的缘故。母公司还在香港上市,市值也不低,投资的工厂好像也是港资的身份。有不少民企都有意披上港资的外衣,据说是为了获得不同的法律保障。

    工厂的面试过程往往是很简单的,当天通过当天就安排住宿,这种神速正是我迫切需要的。进厂对底层人来说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开支低,一个月的花销可以控制在一千元以内,所以才有可能省下钱来。我恰好有个同学在这个城市做办公室工作,虽然周末双休,但一个月四千出头,吃住自理,这种工作根本不适合我。此外我一向对电子产品感兴趣,想通过工厂了解生产流程和工艺技术。

    总的来说,电子厂的管理体系和工作模式都差不多,只是在具体流程和细节执行上有不同,但是稍不注意一些小细节却可能变成打工人的大坑。比如,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女子是个劳务中介,一开始我只是怀疑不敢确定,而这个工厂的中介存在克扣工资的现象。我总共干了三个月,第一个月工资四千多,第二个月六千一(有记录),而离职的第三个月只有两千七八。

    吃住方面。这个工厂的宿舍房间面积大一些,但是没有独立卫浴。洗澡要去北方式的大澡堂子,这在江南富庶之地显得有些奇葩。食堂质量方面则比上家好得多,但不是免费。中午一顿大概七八块钱,晚餐则有餐补,两三块钱即可。

    这个大厂的一个厂区,是上一家的五倍左右。

    劳务的确认函——没想到是个坑。当时填的时候就质问了几次,但又觉得没有人家打电话我还到不了这呢,他们赚中介费我应该也没什么损失。这种经济发达地区还能没王法吗?(当时也不太懂劳务公司的运作,以为就算填了表也是正式员工。)

    面试的时候那产线经理还问我,你是通过中介进来的吗?我说不是啊,我自己来的。那人心里恐怕在想,真是个傻逼。基本工资4000是当地对大学生的工资标准,这点当时令我感到欣喜,加上加班费工资会高上不少。哪知道这个厂也是出了名的坑,工资计算方法只有天知道,工人也从来看不到工资条。

    体检费50,需要自己出。有对比才知道,上一家工厂是没有体检流程的,显然不符常理。

    培训两天。据说是带薪的,但谁知道呢。培训是三四百人挤在一个大型教室里,整个过程很少人听,像我一样兴致勃勃的人不多(SB状)。我当时很纳闷,他们怎么不关心“合同、请假、工伤”等等各种问题呢。后来我才明白,这些东西对于进厂次数多的人来说,确实早就腻了。(上家工厂只培训一上午)

    培训完后还填了一张表。“XX市外来乞丐登记表”

    1.保密协议书。当时觉得,有保密协议书说明有技术含量啊。2.劳动合同签收函。从来没拿到过劳动合同,虽然我问主管要过两次。

    本帖继续说在第二个厂子的经历。实在无法顶着宏大的标题,所以加了个副标题。人间的悲喜并不相通,我只能写我自己的感受。

    我办理入职后被分到了一个新建的生产大楼,当时公开报道该项目投资过百亿,计划为韩国某品牌供应锂电池。后来受爆炸门事件影响合作告吹,转而生产另一手机零部件。很多地方都有宣称投资百亿的项目,但被贫穷限制想象力的我一向不解,真的要花那么多钱吗?主要的硬件就厂房和设备而已。

    该厂的生产部门职位依次是普工/技工—班长—产线经理—车间经理—生产总监。普通员工能接触到的也就这几个职位的人。班长是单条生产线的管理人员,分白夜班,该车间共有五条生产线十个班长,一个班长管理的人数为6~8人,2~3个普工负责上下料和外观检查一类的工作,4~5个技工负责操作机器和处理报警。班长需要分配人力,处理较难故障,确保产线运转。两个经理都是在厂里干了十几年的老员工,从普工一步一步干上去的。总监以上的则是关系大于资历,手握重权,难得一见。经理对下级的训斥辱骂和在总监面前的恭顺逢迎,堪称这里面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该车间大部分技工都是大专学历,本科生则屈指可数。很多本科生走的是校招渠道直接成为工程师,待遇更好,编制上是“管理”,其他一律是“员工”,校招这块以该厂的实力通常只去重点工科大学。比如车间里有几个品质和工艺工程师都是当年校招进入的。生产线上的员工变换得极其频繁,很少能干超过两三个月,很多人来几天就走了。

    人事部门招了人分到产线,班长也可以拒绝接收。我看到过一个班长对新来的说,“你去找人事重新分配吧,我们这不要人了”,真实原因是那人不够听话干活不行。那个班长是所有班长里最和蔼的一个了,他对人说话一向和气,也不会斥责别人,但在这个环境中从来都是表情严峻。

    车间里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对很多八卦都很清楚,谁有什么背景谁是靠实力,没有靠山是很容易被人踩的。老员工联合起来对付看不惯的新人也是常见现象,甚至看门的保安也有可能欺负老实的人。但存心使坏的属于少数。尤其是年轻人,为人真的大都很好。

    很多大厂都会有一些不用干活的老员工,公司也不方便开除的那种。这里就有个这样的,据说曾经也是管理,后来因为和员工冲突被撤了。那人整天挂着一张跟人有深仇大恨的脸,有一个工友形容“见谁都欠他一百万”,所以我们私下称他为“百万”。这人虽然没什么权力了,但对员工一向都是颐指气使。

    该厂有少部分员工是当地人,做的都是不苦逼的工作,进厂属于是体验生活。他们家里本来就比较富裕,通常也是开车上下班。同样是“当地人”,在沿海和内陆的工厂里不是一个概念。

    乡缘关系往往是打工者的纽带,校友关系则在管理层中比较常见。但在高流动的沿海地区,乡缘纽带很难存在。该厂的总监有很多是某985大学毕业,这点只是听说。工厂招人时存在地域和民族排斥,比如该厂不招某省某县,因为那儿的人容易打架。后来这个不能公开写,说法变成“XX地方/民族已满”。

    据报道该厂的生产线是由荷兰一家公司设计,自动化水平很高,但是机器的组装是由该厂旗下部门完成。一条生产线由二十多台机器组成,只有四五个操作工,主要处理机器报警和流水线卡顿。他们把机器设置得运转飞快,产量规划则按照没有异常的条件计算,不管新机器有多少磨合问题。

    记得一个班的产量要求通常为一万八,达不到产量的话首先是班长被生产经理狂叼,或者是不让大家下班留下来继续干。车间里还设置了一条由熟练的老员工操作的线体,证明产量达到两万也是可以的。生产经理不仅可以临时宣布增加产量和员工几点下班,或者在下班时间临时召集开会,还可以当场通知大家立刻放假,理由是打不够产量要你们干什么。

    我刚到该车间时因为生产线都还没安装,轻松得不得了,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一样。每天就干一干拖地板、搬电脑之类的活,也不需要加班,这也意味着工资就是底薪。生产经理和基层管理们也没什么矛盾,相互之间的言谈和行事感觉都不错。

    进入生产线安装阶段,就把我们这些“没事做”的家伙全叫去搬设备了,大约十个人。用叉车把设备从组装厂拉到大货车上,再卸下来拉进车间里。做这样的工作当时我也觉得很开心,虽然同去的工友大都骂街,我说“资本家不养闲人,咱们也闲了挺久了”。后来在另一家工厂我才知道,这种工作得由专业的搬运公司来做,搬一个设备的费用恐怕就得数千。期间手指被轻微地压到,幸亏没什么大碍。

    后来产量逐步爬坡和量产阶段,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为了把流水线跑顺,经常都得从早七点干到晚十一二点,像这样一个月的工资能达到八千左右。但那时我不在生产线上,而是被经理安排去改造旧机器去了,所以没那么苦逼。正是因为我没在线上,当工友们怨气冲天地吐槽时,我的反应是“不是还没量产吗,怎么会累呢”,所以“人间的悲喜并不相通”这句话诚不欺人。该工友骂到“得亏遇上我们,不然想你这样傻逼早被人揍了”。

    那时我在一个小的维修室里跟着工程部门的老哥改造机器,拆下旧零件,改装成新的。生产经理选中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学历,看起来也好学,以后可以在车间里发挥作用,就不需要求别的部门了。我在维修室里遇见的老哥是当地人,做事有条理,也非常友好,乐于教人。哪怕我这种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充满傻逼式的提问,他也很愉快地给我解答。诸如什么是PLC、滤波器之类的,怎么接线怎么安装,非常细致耐心,我做错了他也不会指责。这段经历是我在该厂最大的收获。

    跟我一同去维修室的还有一个中部某省的老哥,打工多年,经历丰富。这老哥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吹牛皮,整天乐呵呵。他是办公自动化的大专学历,面试时就说自己是自动化,然后吹成了“工业自动化”,跟我们讲起来时还洋洋自得。聊到他的老家,我说他们那以前叫做黄泛区,花园口决堤时也属于被淹的地方。他丝毫不介意,大笑着说自己祖上就是乞丐,解放后才分到田。

    设备改造完成之后我两就被安排到了线上,开始了苦逼日子。工厂里吃饭通常都得分批,那里是十点钟吃第一批,一个小时时间,然后回来上班就得一直干到下午七点以后,如果开会就得再拖一两个小时。上班是不允许坐着的,除了少数必要岗位,几乎一天都得站着。车间里装了很多监控,有一次我找到个凳子刚坐下,生产经理就从办公室来到了线上,站在线头远远地望着我。上班时甚至不允许说话,除了一些工作交流。这点这个厂和上家工厂差得多,上家工厂全部是坐班,上班时也可以聊天,不耽误事就没人管。

    那时产线经理每天经常站在线头“巡视“全车间。哪里一出现异常的红灯警报他就大喊大叫,几秒钟之内操机员就得做出反应,几分钟之内搞不定他就要发飙催促。也许是喊累了或者站累了,就回到办公室去了。有的时候生产经理也会出现在线头察看,那种情况下生产的确顺畅许多。

    车间里的温度和湿度都是恒定的,这是很多电子厂的工艺要求。温度大概二十度多些,湿度我记得很清楚是20%,因为我的皮肤在这种环境下异常干燥,双手粗糙得像到了花甲年纪般。离职的时候我去到办公室签单时,看到里面有一台空气加湿器。

    该厂几乎没有任何劳保措施,机器也不关门,加上运转飞快,手指被夹到是家常便饭,甚至经常出现更严重的工伤事故。但是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甚至连劳动工具都得自己买,问生产经理要时他说还在申请,于是我花了一百左右买螺丝刀和扳手。那时在维修室改机不怎么累,这点也不介意。

    该厂的发薪日是下个月最后一天,意味着压了整整一个月工资,不仅在财务上收益最大化,而且能成为压榨工人的筹码。我离职后收到的那个月工资不到上一个月的一半,显然是在某个环节被人黑掉了。

    跑路的时候我也是趁试用期还没过光速申请,我只强调一句“劳动法规定提前三天就可以”,这种明写着的法律他们是不敢公然违反的。但最后一天去上班也被有意羞辱,先是让我和另一个同时辞工的工友干半天就回去,接着又说他们那不要人了,让我俩去另一个楼层找别的部门。去到那个部门也是态度恶劣的说不要人了,让我俩回去。我俩回到原部门就被告知提前下班,于是去网吧打游戏去了。这几个家伙是真的恶劣。

    关于工人的政治态度,据我观察绝大部分的心态都如袁腾飞老师曾经提到农民时说了一句“谁当皇帝俺们不是种土豆”那样。如果采用一人一票,这个Sub的很多政见恐怕是九牛一毛的存在。也许有人就要指责说中国农民愚昧不开化,被“蝇头小利“忽悠,但美国的特朗普也通过“空头支票”争取工人和农民支持吧。

    近几年接触过两个生产管理都改过名字,原先的名字记不得了,新名字叫“X法权”和“X召寒”。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熬了十几年从普工晋升为生产主管,但行事风格都保留得很明显,表现为对员工的恶劣态度。新名字一个威严、一个高冷,也许从改名行为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一向不相信三字经里说的“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起初是没有善恶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后面一句“性相近、习相远”却是有些道理,世人变得多种多样,本能上仍然没有任何区别。人不过是一块有脑子的硬币,一面是善,一面是恶,穷人如此,富人亦不过如此。只不过,人性之善恶会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之下指数级地表现出来。比如宫廷之内为了权力,工厂里面为了生存。

    查了下该公司股价这几年一泄如注,较高点已跌掉十之八九,我待的那段时间属实是巅峰时期,上篇帖子还以为它是”国内大型民营企业”呢。那时经常拿该厂和浙江的S厂、山东的G厂对比,看来早已不是一个级别。我不觉得这是“苍天有眼“,我知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虽然这句话在电视剧中经常出于恶人之口导致很多人误解它的原意。

    整洁敞亮的车间。没安装生产线前还可以带手机进去。

    车间一瞥。

    因接触腐蚀液体导致蜕皮。十个手指头都脱了一层皮。周末去医院医生也说这种情况不能请假。我特么。。。

    工人自费的工具。有人得知我离职的消息,人还没走工具就都被人拿走了。

    老板和他的总裁同学们。下午他们要来车间,上午打扫完卫生,大家就被放假了,一条线留下了几个老员工。总裁班和美帝留学的性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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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钟明 #184594

    我会逐渐写点东西阐述我的看法。

    期待您的见解。

    @钟明 #184595

    领袖的个人作用,以及其建设性或破坏性,可以是惊人的。希特勒与毛泽东都是典型例子。

    我亦认为本文低估了领袖个人的作用。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两个凡是”(凡是领袖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领袖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所以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作用重大。就像一次次地抽签,体制惯性终究会导向领袖的重大失误,时间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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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Prometheus #184670

    对中共体制内人员利益集团的真正威胁不是海外民运(这一点我和你们判断差不多),也不是你们口中的张献忠,而是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

    兄台认为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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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卷毛 #184576

    俄罗斯是一个资源富国。这种资源富国一旦发飙,开始拿捏其它国际社会成员

    地广人稀的资源富国理论上自给自足(俄罗斯粮食自给率很高),可攻可守。不过矿产资源并非不可替代,就是形成依赖后骤然断供会有冲击,激起民怨,而民主国家最怕民怨。

    中国粮食从数据上看也是基本自给,但是主要只是谷物,也就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程度。拿捏其他国家的资源主要是某些稀土矿产,中资还买了很多海外的矿,所以真要叫板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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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ers: 维舟:封城之下的生日

    https://matters.news/@1301071348/封城之下的生日-bafyreie34xjxd3cw65kcbmvhwjcdqp32nj7oqpctepdkkuxfpi2y3p476e

    “我曾经是个人”,仅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坚不可摧的。

    时至今日,我已被封在家整整四周了,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重特殊的意义:今天是我生日。

    我得承认,就在一个月前,我都不曾料想到,自己会在封城中迎来自己的生日,那看起来多少像是个荒诞的反乌托邦笑话。然而,它就这么发生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但却既可悲又值得庆幸地仍然保有着人类的意识。

    那可能也是一份意外的生日礼物。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一书的序言里说:“人一旦被异化、被分裂,沦落为非人的困境,他立时比自我完整时更能确切而深刻地理解周围的现实面貌,理解他作为正常人时完全忽略或无法理解的事物。”

    以前,这对我来说是抽象的理论,现在变成了切身的感知。当时代的大浪涌来,我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被瞬间淹没,在深深的水底,无法正常呼吸,但睁开眼睛时,也看到了平常无法看见、乃至无法理解的现实。那是属于我们的启示录,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将决定我们今后如何生活。

    前些天,有外地朋友问我心情如何,她知道我有家族遗传的轻度高血压,担心我情绪太波动。还好,我并不焦躁,无悲无喜。虽然身在重灾区浦东,但我反倒获得了一种风暴眼中的平静。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但我在看待当下密集发生的现实事件时,既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切身感,又有一种数十年后回望历史的距离感。当你看清这时代人命如蝼蚁,距离野蛮仅有一步之遥时,更需要冷静下来,想清楚自己的余生应该做什么。

    我的人生已过半,极有可能只剩下短短三四十年了,不能浪费在那些愚蠢的事情上。在余下的时光里能创造什么、留下什么,将证明我曾活过,并决定我在死后还能活多久。

    堂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我也说起人生已半。她轻笑了一下说,哥哥,你比我乐观,我觉得剩下的日子已经没有一半那么多了。她比我小两岁,但是她说,想起她父亲一向健康,谁料想六十多就得绝症没了,人生如此无常,年轻时的很多欲念都淡了,就放过自己和孩子,过好每一天吧。

    我已经45岁了。父亲这岁数时,我已满18岁,正面临高考最严峻的关头。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仿佛就在昨天,但那时太年轻,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像父亲那么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回想起来,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其实算得平顺。如果以每九年为一个阶段,它可以整齐地分为五段:最初的九年,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作为一个少不更事的乡下少年,生活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10岁,在西北多年的父亲回来了,我的人生也逐渐清晰,尤其在进入高中后,在那里遇到一生的知交张晖,都是小地方的年轻人,我们那时对岛外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的憧憬,那是值得带进坟墓的记忆。

    18岁,在高考失利后,我迎来了可能是人生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后来想想,如果迟早要幻灭,那早一点幻灭或许还是好的。那一年,我的学术理想破灭了,尽管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无病呻吟,但对当时我来说,是毫不夸张的毁灭性打击。一年之后,我才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泥淖。

    在那之后,我没有再被什么击溃过。这场精神危机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既非天才,原先的梦想也千疮百孔,我被迫收敛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活下去,但仍要保留无法熄灭的残存梦想。笛卡尔说得对,“只有在寸草不生的绝望地基上,才能安全地建造灵魂的居所。”

    在那之后的整整九年,是我荒芜的青春期,工作后满负荷的忙碌,更使我一度烦躁地读不下任何书。重新开始阅读写作时,我已经27岁了,年少时的梦想似乎已离我远去。开始那两年,我记得还有朋友争论过,像维舟这样很难被归类的写作,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过。

    那是很随心写作的九年,我有本职工作养家糊口,也不指望能靠写作养活自己,那在国内毕竟太难。2013年,张晖的英年早逝,给了我沉重一击。那一年我36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盛年不再,也重新省察自己过往人生的意义,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活过。

    那时我理解了村上春树说的,超过了一定年龄,所谓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对你人生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像梳子豁了齿一样从手中滑落。但我想补充的是,当这些丧失时,记忆和写作是唯一保存它们的方式。我将竭尽全力确保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永生。

    在那之后的九年,我又经历了许多。当然,就像许多人一样,可能冲击最大的是2020年爆发的疫情和几个月后自己的失业。和18岁那时不一样,这次我很平静地就接受了,对我来说,那是“换一种活法”的契机。或许那没什么不好。

    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比早年自由了,只不过那更多指向内心而不是外部。我不再那么屈从于生活现实,而更坚持把自己的时间留着去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因为我余下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当然知道,我们所熟知的过往,这两年来已被反复摧毁,成为一地废墟,甚至不知道下一轮轰炸什么时候到来。那位失聪的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在2018年4月写下的仅有两句的短诗《问题》,就像是我们时代的预言:“什么是人?/两次连续轰炸之间的寂静。”

    他和我同岁,出生于铁幕之下的苏联,1993年以难民身份到美国,第二年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写诗。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选择英语,因为我的家人和朋友没人懂这种语言,和我说话的人没人能读我写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语言,那是一个平行现实,一个疯狂而美丽的自由。它仍然是。”

    我能理解他这种感受,有时我也觉得(这说起来可能显得有几分令人不快的傲慢),虽然自己是用母语写作,但周围很多人同样并不理解我的语言。同一种语言把我们分隔开。

    我不会别的技艺,但还是可以用语言来创造一个可供栖居其中的精神掩体。这就是黑格尔曾说过的,艺术家会“为他自己设想出并回复到一种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使他能够找回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

    时代的变动不会到此为止,有时就像索尔仁尼琴笔下那个巨大的红轮,你倚靠着它昏昏欲睡,但是它却忽然开始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转动起来,勾起你的衣物,甚至要把你整个人卷进巨大的齿轮装置中去。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都是恐怖的现实。在被碾压之前,我们需要留下自己曾真正活过的证据,而除了发声、创造之外,别无他途。

    人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躁。人过中年,我所负的重量可能更多了,而远行之路也可能更崎岖了,但也因此,更不可急躁,那不过就是人生日常。

    我在想,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格里高利并不是突然发现自己变成甲虫,而是背负厚重甲壳才是他生活的真相,原先为人的日子才是一场梦。不过,没有关系,有梦有记忆也是好事,也能让他发现残酷真相时,坚持自我,“我曾经是个人”,仅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坚不可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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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https://redd.it/u67cnm

    作者:AccomplishedBuddy762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中国的改朝换代之后,新的朝代总会吸取上一个王朝灭亡的教训,在政策上进行较大程度上的转向。比如汉初吸取秦亡于暴虐,有了与民生息的文景之治;唐对汉末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把控朝政有了警惕,开科举取士之政;宋对唐末藩镇之祸刻骨铭心,进而强干弱支在财政和军权上强化中央权威;明对流民的防范,贬低商人,官府经商,设置军户等贱民身份世袭;清对明末党争的教训,对官员结党尤为警惕,利用密折、军机处、满汉双堂官等一系列手段,自雍正之后从未出现党争之祸。

    当然,百代行秦制总路线2000多年不动摇,只在制度设计上形成矫枉过正与过犹不及的循环往复。

    李鸿章所谓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中国在思想和制度上出现了总路线的动摇,西方哲学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传入,几乎要打破2000多年的循环。但今天我们知道,没有走邪路,走回了老路。但上世纪总路线的动摇却造成了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即历朝历代都在延续的“总结前朝灭亡教训,确立新朝政策”传统就此断了。

    这就导致我朝在短短几十年之内,把历朝历代已经踩过的坑又再踩一遍,以及保留了历代政治制度中最坏的部分。秦、隋炀帝、汉武的横征暴敛被他们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哪怕是焚书坑儒、文字狱、太监治国都还搭配着军功晋升和科举做官来调剂,但我们却一条腿走路;虽然官员腐败难以根除,但至少在明清两朝,刑狱司法都是国之重器,明朝地方上除巡抚之外,就属臬司和藩司两衙门最大;清朝刑案没有终审一说,动不动就告御状,刑部堂官堪称那个时候的专家典范,哪怕清末朝政疲敝,依旧有四大奇案,处决人犯都需要皇帝亲自决定,这在我朝是难以想象的。

    清代“慎重刑章”是基本国策,统治者甚至将其提升到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去理解,而在具体史料中也得以体现,一改过去对清朝辫子、奴才、文字狱的刻板理解,举两个例子:

    清代官方财税制度设计中,没有地方财政收入的概念,全部田赋税银均需起运至中央,再有户部进行分配,虽然雍正创立的“养廉银”制度,稍稍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地方依旧入不敷出,随后就有了所谓的“陋规”,通过 平余、漕余、浮收、勒折等名目加收百姓税负,加收部分就成了地方官的收入,一部分用于维持衙门开支,一部分中饱私囊。虽然“陋规”广泛存在于官场,但于律不合都讳莫若深,这就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每个县里都有熟悉法律的所谓“讼户”,以要将地方官陋规上告为由,威胁地方官将陋规收入分出一部分给讼户。律师能够威胁地方官,还能够威胁成功,这在我朝难以想象匪夷所思的。

    清代对地方官的考绩中,地方强盗类案件,对官员影响巨大。这就出现了扭曲的“讳盗诬良”现象,即出现强盗案件之后,地方官员压抑不报,将案件扭曲成苦主诬告,酿成不少冤假错案。这当然是悲剧,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对刑狱的重视。

    张之洞就曾经说: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狱平。

    再说赋税之事,先是康熙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到雍正的摊丁入亩,中国的人口从历史上长期徘徊在5000万左右,一路飙升到清朝灭亡的4亿人,这固然有玉米番薯等口粮传入的影响,但赋税制度的贡献也鲜明可见。而300年的人口增长目前宣告终结,这实在值得在历史书上大书特书。

    以上并非是为清朝翻案,而是旨在说明,封建王朝发展2000多年,自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和继承脉络,清朝所谓的赋敛轻和刑狱平并非鞑子皇帝施仁义,只是统治者能够进行基本的分析判断和理性思考,不管嘴上如何虚伪的爱民,但最起码的趋利避害明辨是非还是有的,百姓固然是猪狗,但猪狗毕竟也是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

    我朝太祖,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放在眼里,妄想在一张白纸之上随意涂鸦,说是理想主义也好,狂妄自大也好,他为如今我朝的行事作为奠定了主基调,既没有祖宗家法的约束,又有西方各位独裁者的优秀经验可以汲取,可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因此,习近平的连任与否并不改变体制惯性向前的大趋势。就像满洲入关之前,八王共治这一简陋的奴隶制民主一直延续到顺治,顺治皇帝也因为摈弃贵族民主而独尊皇权,在其死后被贵族们搞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罪己诏》来泄愤,但皇权集中的趋势并未改变,一直等到雍正前期,八王共治被彻底扔进垃圾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雍正死后,这一体制却一直延续到清亡,哪怕经过鸦片战争和天平天国,一纸诏书就能将曾国藩调离。这种体制惯性何其恐怖,岂是单个领导人能够塑造和左右的?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普通人若想在严酷环境下明哲保身,就不得不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笔者对所谓的海外民运一向嗤之以鼻,甭管你是才高八斗还是学富五车,没有在体制内浸染过,深入理解体制的运作逻辑,任何预测或建议都是不靠谱的。

    中国权力体制是“条块结合”,条是指中央的各个部门,财政、环保、教育、公安、卫健委等等,块是指省、市、县、乡等区划,从权力地位来看,自然是所谓的封疆大吏地方督抚来的风光,但具体到涉及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央各部委的政策来的重要,地方大员仅仅只是在区位禀赋和执行力上的差别,几乎没有自主政策空间。具体来说,中央哪个部委在领导人面前更有话语权,则哪个部委的政策在地方上就更有优先权,但凡某个部委的文件里有政治任务这个词,地方就清楚该在哪个方向发力。比如这几年的卫健委,前几年的环保和金融。部委的优先级越高,地方执行更彻底,部委分管业务KPI更亮眼,部委则更有话语权,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游戏。

    那么部委之间又是如何运作呢?前年,习在某次讨论任志强的会议上提到了一句话,大意是,疫情防控经济困难,这时候民间容易出现诈骗类经济犯罪,要严厉打击,尤其是要打击金融诈骗。记住,这只是被泄露出来讲话片段中一句不重要的话。金融诈骗,这四个字涉及金融部门和公安部门,后边几年接二连三的出现各类政策:各类诈骗公司被从严从快处置、反诈宣传铺天盖地、上线反诈APP,这是公安方面的;在金融部门,加大力度清查银行结算账户,一度导致部分银行暂停开立银行结算户,导致后来又下发紧急通知商业银行不得拒绝开立账户;加大反洗钱清查力度,相当一部分个人账户因涉嫌非法被冻结;大额取现需要登记,央行在给出的新闻通告中提到某老人被诈骗的案例来对政策进行辩护,后来因反对声过大而取消;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等等。

    去年华尔街日报曾经有篇文章,提到习正在经历决策疲劳,这恰恰是专制官僚制度的通病,严酷的政治战队和清洗中,上下官员噤若寒蝉没人敢于承担责任,大小事项没有上边的明确指示宁愿拖着。华文中提到,习对教培行业觉得需要治理,教育部上报第一版方案,习并不满意,教育部的第二版方案就超常规扩大范围,进而实现政策落地。

    从金融反诈和教培行业这两件事可以看出,部委在争夺话语权的竞争中存在显著的囚徒困境,尤其是一个事项涉及多个部门时,由于并不清楚对方的政策范围和力度有多大,为了避免在方案比拼中丧失优势,在并不清楚领导心中底线的情况下,只能从严从重的加码。在这种情况下,指责习显得没有必要,至少从金融反诈这件事上来看,习的出发点并没有错;那么错在部委么?公安部门和央行在具体政策指定方面,完全置已出台的法律于不顾,个人隐私和储户权利被通通侵犯个遍,但在你死我活的官位争夺战之中,似乎也别无他法。这种最高庙堂的内卷自然会传导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关于内卷的争论绝大部分都是错的。

    那么中国是否会经济崩溃进而政权垮台?个人认为短期内不会,更明确的讲,30年内应该不会。

    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不是什么互联网平台或者教培行业,如果把思绪回转到还没被铁拳打击的2018年,那时是否对平台和教培有当下的同情?在往前推十年,那时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第一档应当是外企,四大在国内是神一般的存在;第二档应该是银行、电网、移动电信这一类兼具体制内的稳定和市场化高薪的企业;第三档是公务员和一般国企;第四档才是民企,包括互联网和教培;在往前推十年,1998年国企改革叠加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候的形势比当今严峻的多。笔者的意思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是十多亿勤劳的人民、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这两样东西自秦以后就存在,在历史上除了内战,其他时候经济就没有崩溃过。如果再缩小概念,即经济崩溃进而导致政权垮台,那就把大跃进和文革也排除在外了。

    在经济的微观领域,炼钢、造车、造房子,我们和国外的技术是一致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中产,彼此的消费也与国外并无二至,无外乎奢侈品、豪车、度假;虽然我们有墙,但哈利波特、漫威、meme都是全世界通用语言;在经济上,一样讲无风险收益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资产、量化策略。今天中国没办法也不可能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更没有能力去重新塑造一整套逻辑自洽平稳运行的经济体系。

    这次上海的事情被一帮外地人嘲讽,炸出一堆难以置信的惊诧党,被在当下中国竟然还有如此多自私冷漠无同理心之人整破防了。但这恰恰反映出中产阶级的自私与狭隘,对中国社会的庞大和复杂缺乏认知的兴趣,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岁月静好,假装看不见沉默的大多数。2016年6月,微信公众号X博士有一篇爆款文章刷屏,《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文章提到快手软件中反映出的中国农村真实图景,令人惊诧莫名,不得不冠以残酷二字。包括拼多多的异军突起,下沉流量开始成为互联网黑话。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对快手和拼多多嗤之以鼻以此为耻,拒绝承认自己生活的城市存在五环之外的世界,更别说对所谓的底层抱有善意。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无论是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80年代,还是如今的互联网后浪,实质意义上的启蒙远没有开始,而如今又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用大白话来启发民智?电影可能过于小众,但就电视剧这一触及所谓下沉流量的文艺手段,又有多少是以他们为目标受众?而又有多少是为了骗钱?所以,当下的互联网共识并非国人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政府显然比网民更为清楚。

    朝代灭亡,领导人的影响远比我们认为的小,而制度性缺陷才是灭亡的主要原因。而所谓的制度性缺陷往往与财税相关,宋是典型的财政亡国;明则是宗室皇亲与官绅不纳税,层层加码到小部分最穷的人身上,加三饷而亡;清朝问题复杂一点,既有地方财政危机,又有银价和铜价不稳定的金融危机,又有割地赔款的外在压力,当然还有西学传入,民主共和成为共识的思想巨变。

    当下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是财政方面的缺陷,而财政危机的背后涉及到土地制度、国有企业、公务员体系等一系列涉及国本的问题,不是这篇文章能够容纳的,以后有时间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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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4月5日上海市政府高层疫情工作内部会议录音

    @ZEROHOUR #184426 从清晰度判断像内部录音,主席台边上录的。孙春兰和李强都没有出席此会,主持人好像是市长龚正。 @楊丞琳 说的内部故意放出有一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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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4月5日上海市政府高层疫情工作内部会议录音

    孙春兰至上海监督工作后的市政府会议录音,可以体会上海政府的执政逻辑。

    youtu.be/dusr7KhVowE

    会议主持(疑似市长龚正):(孙春兰副总理啊)召开的碰头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春兰副总理讲,对上海来讲,这次啊我们这个全员筛查,接下来的进一步筛查和相关风险人员的隔离转移啊,主要这两项工作,实际上做得好做得不好,我们是背水一战,是破釜沉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这个讲得很重啊。可以这么讲,对我们前一阶段的工作,有很多地方是不满意的。尤其是一些工作的速度、工作的效率是严重不足的。李强书记就讲一句话了,离开我们让我们在做部署的时候就讲了一句,如果这一仗打不赢,不是上海自己失败,而是要把长三角拖进来,乃至把全国都拖进来。这个责任之重大,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我们跟全国、跟长三角是密切相连的。我们不能像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就这一个地方,我们一定会把全国拖进来。所以这个责任是重大,这个情况是严峻。我再不多说了,好吧。

    我们最后的总攻,重中之重两件事。今天各位书记各位区长,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也是一样,大家都要不眠之夜。一定要连夜做部署、做要求。那么我们现在讲情况很简短。我们11点再开具体的部署会,大家报数字、报任务,我们配置资源、明确目标。第一件事就是下一步的筛查工作,先请钟明同志讲话。

    钟明:同志们我报告两个情况。第一,四月四号就昨天,全市启动新一轮全市核酸筛查工作。截止到今天晚上八点,共采样2495万人,249.7万管。已出结果的是247.93万管,阳性管数2.47万管,涉及到28.13万人。阳性管已送检人数19.89万,复检已出结果8.2万,复检阳性7163人。这里要特别表扬奉贤区。奉贤区今天下午两点,已全部完成检测结果,已全部完成阳性转移。这里还要表扬一下青浦区。青浦区目前已经全部完成了检测,今天晚上全部完成阳性的转运。请其他14个区要进一步加快速度,加快检测,加快转运。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每两个小时一上报,下半夜也要继续每两个小时一上报,直到全部完成任务为止。一旦确定阳性,必须第一时间完成转运工作。

    第二个报告一下4月6号,也就是明天,进行筛查的工作方案。根据4号的筛查数据分析,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督导组的意见,提出4月6号也就是明天筛查工作方案。

    一,关于筛查的时间和对象。明天,4月6号,在全市范围,开展一次抗原或核酸的筛查。这里要指出的是,对已经核酸检测阳性确认的,但是还没有完成转运的,不列入这次的检测范围。抓紧时间转运。对混管阳性,还没有出到个人的检测结果的,暂缓检测,等到有结果了以后补测单人单管。

    第二,以下人员要做核酸检测。一,以居民小区、单位、场所为单位,4月1号以来(包括4月1号)五天之内,有阳性感染者的,作为重点地区,采用十混一核酸检测。二,从事城市服务保障应急需要、处在流动状态的人员,采用单人单管核酸检测。请各区承担属地责任,条上的人员都纳入快的管理。第三,核酸检测必须确保36个小时之内完成这一类的筛查。第四,特殊人员、特殊人群要专门安排上门采样,足不出户。这个属于核酸检测的。

    第三点是,除上述以上的所有人员,也就是说,小区、单位、场所,五天内,没有阳性感染者的小区、单位、场所——五天内就4月1号以来包括4月1号,五天内没有阳性感染者的,做抗原检测。抗原检测如果发现有阳性,马上进行单人单管的核酸检测,八小时之内要完成复检的工作。

    关于这一次的筛查工作,因为有抗原的,有核酸的,务必请各区马上按照这个标准,统计辖区内,统计各小区、各单位、各场所,分别做核酸筛查或者是抗原筛查的人数。今天晚上10点半之前,请各区把相关统计的数字给到市核酸筛查的专办对应的联络员。如果抗原试剂不够,一定跟筛查转办的联络员报告,连夜安排补齐。但是原来我们给到各区的量是够的。请各区马上再看下,如果不够,十点半之前马上举手,我们连夜配送。有一些特别任务重的区,如果采样和检测能力需要市级支援的,十点半之前一定告诉筛查转办的联络员。请各区按照刚才的工作要求,连夜排摸采样检测能力的匹配,抓紧明天相关准备工作。我就说这些。

    会议主持:好,第二件事呢是风险人群的转运、隔离和收治。这里分两大块。等会儿陈雷同志部署密接的隔离转运的任务。我这里还是先强调一下,阳性感染者的转运收治。底线啊这是最后一条底线了,我刚刚讲了这是背水一战啊。明天必须结清,日结日清。从明天开始,我们必须做到日结日清。我们前天是转了九千多人,昨天实现了一个高峰转了14300多人。但是今天到16点的时候,只转了1609人。这数字哗又下来了。区里的资源根本没有用好。市里当然我们要从明天,我都会要讲,会加大资源。但是我们不讲其他问题了,明天晚上,必须要日结日清。新增的要马上转,存量明天晚上也要消清。因为刚刚钟明同志已经部署了,明天我们开始采样了,后天又要出来一批新的感染者了。如果明天不结清的话,前后又混在一起了,好不好?你们稍微静一点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底线了。

    我想做五件事情。第一个,等会我们11点开会的时候,各区就要报,第一你今天能不能,你今天有没有做到日清日结,转了多少?明天做到日清日结,还要转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一件事啊。11点就要报。大家一定要报到转运转办,这个争取在开会之前报过来,我们心中有一个数。

    第二个呢,明天市里要——今天连夜市里要统筹啊,一万间红码酒店,落到区里的,我们讲的那天讲了,区管主原则也是区用。那就是明天上午——今天晚上给大家落了任务以后,或者是明天凌晨,明天上午,该加床位的加床位。我们加床位有要求比例的,房间大的都要加床位。一万张要产生1.63万张床位。这是按照我们比例要求的。所以大家,落到你这个区,是两个旅馆就两个旅馆,是一个旅馆就是一个旅馆,是按照这个要求落床位,必须落实到位,好不好?这个明天上午落实到位,明天下午首先收你用,给你区里用,收你区里的阳性感染者。如果还有空余指标,那么立即报告,我们市级转运平台进行统筹,把这个资源明天一定要用足用好。

    第三呢,市里连夜要下达,我们这个临港啊一个比较大的14000床位的,今天开始收1000人,明天又13000个床位。这个我们落实到各区。那么拿到明天,今天连夜拿到这个指标分配数,就做好计划,明天一早就开始转运,一定要把这个指标用足。你要不用足我们就收掉了啊,你自己负责了好吧。这两个资源,按照总理的要求,按照李强书记的要求,我们重点向浦东新区倾斜,向徐汇和闵行倾斜。其他的,可能资源就比较少了。因为现在资源还是有限。下一步,我们8号之前,8号吧,可以形成,这个4.2万间的,就是国家展览中心的、四叶草那个项目4.2万间,从9号开始进人。我们陆陆续续地把这个资源再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样。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落实好分类救治。特殊人群一定要今天连夜就要部署好,转到什么地方去,主动地跟转运转办进行对接,转运转办跟相关医院进行对接。明天有序地——这部分人一定要有序地,我们上次讲了啊不能转到方舱医院的,要有序地转到各定点医院。这个连夜就要做这个工作,好吧。我等会要部署。

    第五件事,余下的名额,原则上就是区里的方舱医院,然后区里的中转平台,加如果实在还不够用,李强书记也讲了,你区里都有学校吧,学校现在不开学,明天上午把它学校拿出来。我那天也讲了,实在不行,你区政府办公室也可以腾出来。这个一定要实现,明天要结清,好吧。各位书记,各位区长,这五件事,连夜部署,明天早晨都要见结果,明天晚上要收要结清,好吧。下面请陈雷同志部署密接的转运。

    陈雷:好,同志们,这个,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国务院这个指导组的成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威良同志,专门参加了我们上海有关密接者转运工作的调度会,听取了每个区目前转运的相关情况,房源的筹集情况,总体表示肯定,但是认为,力度还要加大。还有若干个区,也就是刚才龚(市长?)讲到的大户,因为这样那样的困难,还有若干密接者存量没有消化掉,他说明天必须全部消化掉。这是一条底线,也是一条死线。

    那么根据连威良主任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他代表了国务院指导组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请各区对我们之前布置的全市六万间新增的密接者的隔离房间的房源的筹集,现在大数全是大概在68%~69%。明天一天把余下的全部要征集到位。否则的话要做到日结日清。这个日结日清是两个,一个是阳性感染者的日结日清,还有一个就是密接者的日结日清。那么你30%的余量如果完不成,那你的日结日清是做不到的。所以千方百计下再大的决心,明天请区委书记、区长们要加把劲。

    第二,每天有腾出的红码酒店,要加快消杀,迎接新的需要进去的密接者。

    第三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原来没有用的旮旯里的房间,我这两天也在请各个区抓紧排查维修。虽然量不大,但是有一间算一间。

    第四个,国家发改委协调了上海周边地区,给我们统筹了一些房源。实在你自己没办法解决的,举手,我们市里面来加大统筹的力度,想办法帮你继续转运出去一部分,但是主要的是要靠你们自己。那么转运出去的人,请区里面对这部分人抓紧做核酸,24小时的核酸。为什么这一条我今天专门要讲一下,因为从昨天开始转运出去,到有的地方去,到了那里就检查出30个阳性,他转阳了。在这里他是那个密接者是阴性,跑到人家那里转阳了。我们跟人家千打招呼万打招呼,人家也很支持,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大面积的发生。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核酸,是阳性的就留在上海,转到人家那里去,至少在转的那一刻他是阴性的。好,其他没了。

    会议主持:好,我们第一阶段会就开到这里,11点钟我们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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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日报:习近平的领导风格:让下属无所适从的微观管理

    https://cn.wsj.com/articles/习近平的领导风格-让下属无所适从的微观管理-11639644655

    习近平的治理风格不断变化,他会干预大大小小的政策事务。有时他发出的指示让人捉摸不透,一些政府部门则宁可对政策作激进解读。

    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博览馆的习近平照片。

    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GETTY IMAGES

    Josh Chin

    2021年12月20日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教育部官员发出简短指示,希望对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民营教培行业进行改革。政府担心,该行业正帮助富裕家庭为其子女获得优势,同时给那些无力负担课外辅导的家庭制造焦虑。

    据了解这项改革工作的人士称,随后,教育部官员起草了一份计划,其中包括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辅导实施新的限制。

    据知情人士称,习近平在给教育部的简短批复中表示,这项计划力度太弱。

    为了让习近平满意,教育部扩大了限制范围,把高中阶段的课外辅导也纳入其中。此外,该计划要求所有的民营教培公司转型,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中国政府在7月份发布了这项改革计划,这些较为极端的规定引发了对相关公司股票的恐慌性抛售,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国教培公司市值蒸发了数百亿美元。据知情人士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官员匆忙安排了与外国投资者的会议,安抚他们的情绪,并承诺未来推出新政策前,中国政府将考虑市场影响。

    在巩固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掌控的过程中,习近平的治理风格不断变化,上述事件只是例证之一。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是数十年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还是一位微观管理者,会干预大大小小的政策事务,经常出其不意,甚至有时让人捉摸不透。

    中国政府内部人士称,这让各部门感到困惑,扼杀了政策讨论,有时还会导致对政策考虑得不周全。一些政府部门不确定要把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推进到何种程度,宁可对政策作激进解读,这有时意味着之后会推翻政策。

    一位官员表示,当忠诚度成为衡量干部的关键标准时,没人敢表示异议,即使习近平的指示含糊其辞,让人无所适从。

    在公开场合,中国官员称颂习近平具有果决的领导力,他整顿科技、房地产等行业,以遏制他眼中西式资本主义色彩过浓的现象。他已号召更加注重“共同富裕”,这涉及到减少不平等,并让中国向其共产主义本源回归,一个办法是赋能弱势群体,成本由一些赚钱能力非常强的民营企业承担。

    在幕后,不少官员对习近平的一些决定提出质疑。

    今年7月下旬,在新增新冠病例数几乎清零数月后,一轮疫情造成逾1,200人感染。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内容的人士透露,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参考其他国家的情况,提出建议称,中国或许是时候抛开“动态清零”策略、学着与病毒共存了。

    知情人士称,习近平当时很生气。据这些人士的说法和官方媒体的报道,习近平曾在作出指示时问及,疫情防控过程中,官员们的思想是否正变得松懈麻痹。“动态清零”政策没有动摇。

    地方官员加大了防疫力度。10月下旬,在一名游客核酸检测呈阳性后,当地官员要求上海迪士尼乐园(Shanghai Disneyland)的30,000多名游客必须进行新冠核酸检测方可离园。在中国一个大型集装箱港口发现一例新冠病例后,政府有关部门下令暂时关闭该港口,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不利影响。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从前一季度的7.9%放缓至4.9%。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的零容忍防疫政策措施,包括封锁居民区和取消公共活动,如果不能很快阻断新冠病毒传播,可能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

    据多家网站援引的讲话内容,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已警告防疫措施不要过度。不过官员们仍在加紧防疫工作,担心如果其所在地区出现确诊病例,可能会受到惩罚。

    通过整治腐败和任命新的官员,习近平重塑了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时期的治理体系,这让他更容易进行微观管理。邓小平的治理体系下,最高领导人以集体领导的方式进行统治。

    胡锦涛是这种治理体系的典型代表,他与其他领导人集体决策,经常因优柔寡断的风格而受到批评。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以往也有过把重大政策的细节托付给下属机构的行为,这种策略在中国被称为“抓大放小”。

    相比之下,习近平对自己关心的问题会亲力亲为,并经常进行干预斡旋。他亲自执掌至少七个负责经济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委员会,一些中国官员和外国学者由此称他为“万能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中国经济领域过去由国务院总理管理。

    正如《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此前报道,去年年末习近平亲自叫停了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Ant Group Co.)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据中国外交部称,习近平亲自批准了一项与美国政府的协议,以确保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软禁近三年后安全回国。

    习近平曾亲自拍板决定调查一些商界精英,比如安邦保险创始人吴小晖。吴小晖因犯有欺诈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18年监禁。

    图片来源:THOMAS PETER/REUTERS

    习近平亲自设计五年经济规划,并亲自修订包括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等条款的细节。据官媒报道,习近平亲自设计了新经济区的规划,其中包括将香港与其邻近的内地城市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湾区”。

    习近平对很多微观问题都作出过批示。据官媒报道,习近平至少对陕西省一个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先后六次作出批示,就浙江省一个湖泊的保护多次作出指示。据官媒报道,他曾就改善公厕问题作出指示。

    据知情人士透露,对副部级及以上官员的任何惩处都需经习近平、而不是最高纪检机构确认。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已有200多名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受到惩处。

    为了确保所安排的官员与自己立场一致,习近平在2018年开始实行一项针对政治局常委们的表现评估机制,在这套机制中,除了其他评估指标,还对领导者的忠诚度进行评分。

    据知情人士称,习近平曾亲自拍板决定调查一些商界精英,比如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nbang Insurance Group Co.)创始人吴小晖。吴小晖因犯有欺诈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18年监禁。

    考虑到习近平在许多政策中亲力亲为,各部委官员想出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方法来吸引他的注意力。据知情人士说,一些官员提交了幻灯片或音频报告,让习近平可以不用花精力阅读,或可以在处理多项任务的间隙消化此类报告。

    2017年,北京市政府启动了一项清理贫困社区的工作,以推进城市现代化发展。据知情人士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动,是因为习近平不喜欢看到北京的土地面积变得如此之大,而污染却那样严重。习近平的大部分童年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

    2017年11月,居民们在收到拆迁通知后离开了他们在北京郊区的家。政府在短时间内下令拆除房屋,引起了公众的反感。

    图片来源:FRED DUFOUR/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在一些房屋拆除之前,只提前了几个小时通知住户。为了方便清理行动,官方切断了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住所的供暖。

    不过,这场行动引发了公众的反感,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被赶出住处的务工人员拖着行李在寒冷的街上行走的照片,随后该行动悄然停止。

    据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后来亲自谋划、决策、部署和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发展,并敦促国有企业搬到那里。雄安距北京约60英里(约合100公里),是一座新的生态城市。虽然雄安已获得数以十亿美元计投资,但暂时仍无法与深圳等邓小平时代的经济特区的快速成功相提并论。

    为遵守今年新出台的课外辅导监管规定,教培企业裁掉了包括教师在内的数万名员工。鉴于该行业受到的影响,官员们一直按照最初的提议,执行只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辅导新规。

    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上,习近平承诺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更加积极地逐步淘汰煤炭开采,导致煤价飙升,并且还在今年夏季突然要求一些工厂暂时停工。

    工厂停工和电力中断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社交媒体上,汽车行驶在无照明道路上、居民被困停运电梯的画面随处可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9月份召开紧急会议后,习近平转而认为应该出台更多鼓励煤炭生产的措施。随后,地方政府调整方向,开始全力以赴增产煤炭。

    对于中央整顿房地产行业的行动,有关部门已开始立场动摇,尽管程度较轻。习近平再三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之后,监管机构今年收紧了对开发商的限制,加大了开发商举债建设新项目的难度。

    这些限制令开发商陷入流动性危机,包括那些资产负债表较健康的开发商,在与政府的私下会议上,一些开发商提出了反对意见。此后,一些地方政府降低了购房者获得房贷的难度,并放松了土地出售的相关规定,不过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不变。

    香港商界领袖最近得知,习近平批准了一项新的法律,根据该法,如果发现他们遵守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规定,将会切断他们与西方国家的金融联系。

    一些商界领袖找到香港当地官员寻求帮助,以阻止这项法律,他们担心该法律会促使跨国公司撤离香港。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已公开表示支持该法律。知情人士称,当地官员不敢挑战习近平所做的决定。

    以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为首的一群商人决定绕过香港政府。知情人士透露,董建华起草了一封直接给习近平的信,建议推迟该法。现年80多岁的董建华通过一位发言人表示不予置评。

    在习近平作出新的指示后,中国政府推迟了上述计划,决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知情人士称,习近平同意,这项法律可能会动摇投资者信心。由于中国出手整顿教培、科技等行业,投资者的信心已经减弱。

    习近平有时似乎对微观管理中国越来越感到厌倦。

    习近平1月份在对中共最高纪律检查机构官员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有些人只有得到党中央领导的书面命令才会动起来。这番讲话最近才公开。他抱怨称,很多官员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问题,并称他如果不发布这么多指示,他们就不作为。

    习近平说:“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作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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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死难者名单。

    补充一个: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jTfdC0YK0muCd0OUeXOrsTbdibmxEOq4fooTOKrXJr8/edit#gid=0

    来源:https://www.reddit.com/r/China_irl/comments/u41ii9/上海抗疫死亡名单欢迎所有人编辑补充/

    上海抗疫死亡名单,欢迎所有人编辑补充

    欢迎所有人编辑补充这份上海抗疫死亡名单,记录在上海因清零政策而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

    这个项目最初在豆瓣被发起,但腾讯文档很快就被审查了,所以这个项目被转移到了谷歌表格。

    欢迎创建新的条目、添加额外的证据来源,或者在网页或截图被审查删除之前进行存档工作。另外,建议定期对这个电子表格本身进行备份,以防发生任何恶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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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光:民主国家会有大饥荒吗?

    @刺刺 #184252 很有道理的分析。

    嚴格的考勤制度會造成業績壓力,因為達不到業績會被懲罰,所以常常會有迷惑行為。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激励”(motivation),或者说,什么行为会受到奖励,什么行为会受到惩罚。“业绩指标”就是其中的一种,达到了指标有奖励,不达到有惩罚。这就让制度中的人(例如医生)会跟随指标(例如药品销售量)去行动,而不是跟随指标的目的(例如病人的健康状况)去行动。

    造成“饥荒”的制度,往往是“业绩指标”出了问题,又没有纠错机制及时挽回。例如中共立国后的大饥荒,就是由于信息不畅、决策错误,“(不现实的)粮食上缴量”成为了地方官员的业绩指标,只要达到这两个指标,饿死多少人都不在官员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外,由于社会缺乏监督和反馈机制,这样的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是提出问题的人不断消声镇压,最终酿成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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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光:民主国家会有大饥荒吗?

    @leviathan2047 #184117 食物总量和分配机制都是因素。最极端的情况,如果核冬天来临,人类面临绝对的食物短缺,市场或许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民主制大概会崩溃。

    这篇文章则旨在表示,在食物总量充足的情况下,饥饿问题始终可能存在,大规模的饥荒则在民主制+市场畅通的情况下极少发生。

    @难寻 #184240

    公司考勤制度能解决公司营业额增加的问题吗? 公司采用股份制能保证赚钱吗?

    您的意思大概是“制度并不是万能”的,不能100%解决粮食问题。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不过,粮食问题和公司盈利还是两个概念。可能您聚焦的是粮食的生产总量,类比公司的盈利能力;饥饿和饥荒还涉及食物分配问题,类比公司的利润分配问题。公司采用股份制,可以增加决策的稳健性,可以增加股东的责任感;是否赚钱则涉及到其他因素,例如市场环境、决策层的判断力、公司效率等等。市场有风险,信息有阻塞,“保证赚钱”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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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光: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大饥荒期间的北京食品供应(摘要)

    本节内容来自《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710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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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光: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信阳事件: 地方与中央(摘要)

    张千帆: 从“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 http://www.iolaw.org.cn/faxuexi/showNews.asp?id=19674

    2009年是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五十周年,正是这次事件揭开了惨烈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序幕。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是人为造成的灾难,制度造成的灾难。正是制度缺失造就了歇斯底里的”大跃进”,进而造成全国大饥荒,河南信阳就是政策灾难的最早受害地区。

    往事不堪回首。河南信阳,一个素称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地方,全国小有名气的重要粮棉产区,盛产各类家禽、茶叶、木材、毛竹、油桐和药材。1959年,似乎没有什么征兆表明那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会发生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上,1958年,当地夏粮大丰收,秋粮只是因为大量农村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而减收。但是就在一年之后,那个地方爆发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高达100万人死于饥饿。据作家白桦说,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的人口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当然,”信阳事件”只是”大跃进”时代的一个缩影。根据保守的官方估计,全国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两三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因为粮仓缺粮。据当时在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的张树藩临终前写的一个回忆材料,当地所属大小粮库竟然都是”满满的”。 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央在全国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增加征购任务,从而压缩了农民自留的口粮,才造成了全国性”饥荒”。中央之所以决策失误,完全是各级政府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浮夸虚报造成的,而浮夸虚报现象又是中央集权造就的压力型体制的自然产物。在中央集权制下的政绩型体制中,地方官员的任免和升迁都掌握在上级手中。为了获得上级的好感,他们往往不分是非、不择手段地迎合上级意旨。中央提倡”大跃进”,各地就纷纷造假,为中央好大喜功添油加醋、推波助澜。和全国各地一样,信阳地区当时大刮浮夸风,公社大队干部竞相虚报产量。亩产明明只有二三百斤,但上报千斤甚至数千斤。1959年天旱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只有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就成了72亿斤,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信阳地区的9个常委中,竟有8个都同意把全区粮食总产量从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粮食征购量当然就照此虚报数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各地汇总的中央统计数据必然扭曲失真,严重夸大了全国粮食产量和生产形势。虽然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中央却全然不知,以至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近15%。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1958年的产量标准决定当年征购1150亿斤,后来又在计划征购数的基础上追加200亿斤,而这1350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信阳事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控制的产物。集权体制不仅导致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渠道失灵,进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中央政策,也产生了好大喜功、瞒上欺下的地方偏好,最后让无数平民百姓为中央和地方的集体失误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或许淡忘了”信阳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烈,但是历史是不容遗忘的。从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央请客”到统一取消农业税的”地方买单”、从自上而下的组织任免到上下结合的买官卖官,今天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大小问题不断提醒我们”信阳事件”的存在,不断折射出造成”信阳事件”和”大跃进”的制度症结,不断提醒我们探索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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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光: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中央对大饥荒的了解: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选摘)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毛泽东对死人问题的态度变化

    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的逻辑思考问题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谁都不愿意打仗,但要准备有战争疯子。“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还是在这样讲。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分析毛泽东上面的这些说法可知,他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该打就要打,死人多,胜利了就不是坏事;搞建设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不能因为死几个人就不去跃进了。然而,他认定一点,搞建设死人要少得多,一个工地“一个两个”,全国至多“1年1万多”,不会大规模死人。因此,一旦他发现像打仗那样去搞建设,可能会造成大批死亡的时候,他就再不这样讲话了。

    毛泽东是何时发现用大跃进的方法可能造成严重死亡现象的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了。他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他特别提到:现在云南几个月中间就死了4万人,就是没有注意让人吃饱。“只要人家苦战,每天十几小时,吃得不够,休息得不够,粮食、油盐、蔬菜,那个东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这种强迫性的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制止。一个要吃饭,一个要睡足”。“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

    十天之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的话讲得更重了。他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把水利建设今冬明春全国的土石方量降下来,批评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的计划不合适。声称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毛泽东对粮食丰收的认定与怀疑

    在毛泽东与大饥荒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各地在粮食问题上的谎报与浮夸的?

    毛泽东1958年的讲话很多,不相一致的说法也比比皆是。事实上,还在运动开始轰起之时,他就很明确地讲过不赞成谎报和浮夸的话。比如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就提醒过,说:“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但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然而,在这之后,毛泽东本人恰恰又讲了许多助长虚报、浮夸的话,使各级干部想不虚报、浮夸都不行。毛泽东站出来批评虚报、浮夸,已经是11月郑州会议的时候了。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他曾经表扬推广的一些大跃进的榜样,恰恰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确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广过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

    河北省徐水大跃进的虚假“经验”,早在毛泽东成都会议上告诫不要虚报、浮夸时,就在会上被当作成功经验向全党在推广了。当年8月4日,毛泽东得知徐水粮食亩产上百万斤的消息后,还专门去到徐水参观了解,并予以了肯定。《人民日报》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讨论,也是毛泽东参观徐水等地粮食“卫星”田之后,公开提出来的。徐水打破家庭结构,把农民组织起来,分成男营女营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同样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搞起来的。

    毛泽东发现徐水弄虚作假,搞强迫命令,甚至于违法乱纪,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办公厅下去调研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递到了毛的手里。接着河北省委工作组亦报告了徐水这方面的严重问题。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情况,对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庄讲话又直接批评了徐水强行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到11月开郑州会议时,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经验,并开始注意到:现在许多地方的跃进都是通过谎报得来的,比如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把亩产300斤麦子报成400斤。

    因为一切都是听汇报、看报告、读报纸,和走马观花得来的,再加上毛泽东主观上想要看到高指标,从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动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标,因此,当各种高指标雪片般飞扬起来之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渐受到各种虚假宣传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由于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包括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一再报告全国范围粮食产量较头一年增产两倍有多,因此他对粮食大丰收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大力保护一切“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精神。

    当然,对虚报已经有些敏感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满满的中央领导人提供的数据。他相信这一年因大跃进迎来了粮食大丰收,但是他对是否增产两倍却很怀疑。11月8日他已经在讲:1957年粮食3700亿斤,今年能收7400亿斤,翻一番就不错了,我不太相信会翻两番。“粮食产量,估计不算数,要看实收数。”

    随后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都一直在问谭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实的粮食产量到底是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最后大家都还是相信取得了大丰收,故八届六中全会最终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7500亿斤。

    毛泽东的困惑:粮食会紧张?

    由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国务院1957年处分广西省领导人时所称“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无法正确制定和掌握政策,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上至中央和毛泽东也是一样的。今天几乎所有对那段历史略有常识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谓1958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统统都是下面虚报、浮夸的产物,然而,从中共负责农村工作、粮食工作、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到毛泽东,全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当1958年底1959年初出现肉蛋副食紧张、蔬菜紧张,粮食紧张,全国几百万农民又出了水肿病时,所有中共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

    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为此,他对1958年经济计划工作十分不满。在2月2日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他对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评。说:“浮肿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东西,又要使农民不造反,一定要500万人害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对于各地原来喜报频传,国家按量收购却又百般抵制,毛泽东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广东省负责农业的书记赵考察雷南县征购粮食所做的报告,他才恍然大悟。因为按照赵考察的结果,大跃进,粮食大丰收无可怀疑。“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一看法让毛泽东以为抓到了问题的症结。他马上向全国转发了赵的报告,而且批示称:“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但是,粮食大丰收,农民及其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瞒产私分呢?毛泽东再三询问后得出看法,认为一是因为粮食丰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农民放开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为人民公社初创,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积累摊得太多,农民增产不增收,因而不满。

    “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毛泽东认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有问题,公共积累摊得太多。他计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况,说“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但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还要出工修水库、修路,农民怎么能不反抗?他的意见是:今后的粮食安排,必须先考虑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

    而因为相信全国是大丰收,因此,粮食、副食、蔬菜再紧张,毛泽东也坚持认为这是农民抵制征购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会议中李先念报告说:“全国都是丰收的”,但有些省粮食还没收上来时,他还插话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毛泽东的对策:硬着头皮顶住

    1959年三四月,春荒时分到来,往年的灾难不仅重复上演,而且变得更加凶险了。

    最严重的如山东济宁、聊城地区,1400多万人缺粮、断粮,三四十万农民四出逃荒,患水肿病的累计达到55万余人,且已报告的因饿病而死亡的人数即达1526人。山东省委如实报告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年的产量报高了,国家征了过头粮。报告称,去年山东省粮食产量确实取得了空前丰收,但制订国家征购计划前预计的粮食产量报得太高,秋天再度核定的数字还是偏高,实际产量和最初的预计可能相差一倍之多。

    类似的情况并不止于山东一个省。国务院秘书厅这时送来报告,说明全国15省发生严重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毛泽东看了也急,当即拟了一个《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醒目标题,紧急批给周恩来,要求立即用飞机分送给15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手收”。因为他怀疑“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意识到中央此前认定的那个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能有较大问题。他在4月上旬开始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已经在对六中全会制定的那个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0500亿斤的指标发生疑问了。因为,统计局和粮食部核实过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毛泽东估计的最低数字,即7400亿斤,还少2400亿斤。

    当然,哪怕1958年能落实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还是增长了许多,故毛泽东相信这也是大跃进。因此,他对这一年的春荒紧张归紧张,却还是抱着年年春荒都能过去的信念,认为今年也不例外。故他一方面意识到今年形势比较严峻,因而同意李先念副总理提出的压缩城乡、特别是城市粮食销量的提议,下令把城乡人口人均配给的粮食数额限制在每月28斤-30斤左右;一方面则寄希望于春荒快点过去。

    政府按规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每人每天本来也只有五六两原粮,相当部分还是薯干,原本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就是这样一点粮食,还会被各级管理部门层层克扣,或是八个人的定量均分给了十个人吃。因此,许多饥饿的农民最后竟把刚刚种下的青苗、花生种都挖出来吃了。人力、畜力本来就极度虚弱,春耕已经难以进行,好不容易种下一些粮食,又被挖出来吃掉,春播、春种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这又直接埋下了夏秋和来年进一步发生更严重饥荒的种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问题的覆盖面,仍旧缺乏足够的认识。

    比如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难很大,但还是要求地方必须完成原定的征购任务。他甚至强调要动员农民照顾大局来达成任务。他在6月20日一个报告中说:今年夏季粮食作物的情况是:(1)亩产比去年高的多;(2)粮食供应情况紧张,收购任务比去年大;(3)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很多,总产量能不能比去年多还难说。因此,粮食困难的形势从全国看还没有转变过来,还要等夏粮全部打下来,粮食局面才可能转为主动。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求切实把粮食征上来。

    毛泽东就推动“共产风”做自我批评

    从1960年5月开始,全国性粮食紧张的情况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大量发放粮食救急,国家各地粮库也日渐露底了。

    眼看粮食真的出了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他显然很着急,但并没有想到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而是指望来年下大力生产粮食。他提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实际。它要求进一步压缩城乡口粮标准。并且提出,农民口粮,按淮河南北划线,一般应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一些地方应压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指示介绍称:“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全年合290斤),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1960年10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连撤换了饿死农民人数太多的山东、甘肃、河南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造成农村问题的症结归纳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他据此要求各地整风整社,“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时讲话再提粮食增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的现象”这一问题。他自然不承认大跃进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强调这根本上是“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闹的。至于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来呢?毛泽东带头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说“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

    第二天,毛泽东借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机会,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动“共产风”问题上的责任做了更具体些的检讨。

    他写道:毛泽东“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而且,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来“共”生产队的产,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多搞公共积累,不能过多地搞公共工程等。

    毛泽东主动检讨后,中共诸多领导人也纷纷在各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

    至此,建立在大跃进思想基础上的粮食计划指标也迅速降下来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还估计1961年度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100亿斤,但春夏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十几万个粮站存粮降到160多亿斤,京、津、沪粮食供应全面告急;夏收时更发现全国粮食产量最多可能只有2800亿斤,甚至2650亿斤左右。

    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调低1961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因粮食严重减产而造成粮食供应缺口,中共中央除下决心将城镇人口压缩2000万人以外,还被迫决定动用国家黄金储备41万两、白银储备1.4亿两,以每吨70美元的价格进口上百亿斤粮食来填补。但即使这样,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计算来计算去,还是认定必须要征购780亿斤粮食,并要把农村粮食销量从418亿斤,压缩到空前低的300亿斤。

    按照毛泽东1959年2月的说法,粮食征购不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农民就不会造反。但周恩来在1960年8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说,1957年以前征购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以下,即在27%-28%左右,最高也只有29%。但1958年因估产过高,征购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35%了。今年如果征780亿斤,合原粮930亿斤,恐怕也要占到总产量的33%了。考虑到这一比例数可能带来的危险,最终这一征购数字不得不下调到了717亿斤。

    当然,这已经无法阻止1961年更加严重的饥荒全面发生了。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三位被处分的省第一书记也都正式做了检讨。

    前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220亿斤,最后落到110亿斤;1959年粮食数字开始提400亿斤,公布370亿斤,以后定为270亿斤,实际产量仅仅85亿斤。”“从1958年春季,几个县就发生外流、浮肿、死人。1959、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积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万头。”

    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也痛切表示:“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约200万人左右。”

    “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山东省发生严重饿死人的情况在1958年底就开始了,持续时间更长,故前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评。

    实际上,除此三省之外,其他许多省的死人情况也非常严重,只是多数地方盖子还没有揭开。有些死人更多的地方,比如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还深受中央重视;比如四川省,更为严重的死人情况发生在1961年不惜一切解中央之急之后。即使是那些开始揭开了盖子的地方,由于粮食紧张的局面一时无法改变,饥荒死人的现象也难以很快得到遏止。

    好在,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办公社食堂了。1961年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问题上松了口,表态说:“办食堂或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工业、基建、水利大跃进的严重负作用。因而痛下决心将大跃进以来增长出来的2000多万城镇人口强行“精简”到农村去,对工业、基建、水利等诸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全面缩短工业、水利战线。如此,持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得以告一段落。

  28. 分享发现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火光:民主国家会有大饥荒吗?

    来源: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31/v5study1/

    原文链接:Does Democracy Avert Famine?

    作者: Michael Massing

    编译: CD

    很少有学者能像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那样,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作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改变了经济学家对集体决策、福利经济学和贫困测量等问题的思考方式。他率先使用经济学工具研究性别不平等问题,还帮助联合国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这一指标衡量了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基本社会需求,在当今使用广泛。

    最重要的是,阿玛蒂亚-森以他在饥荒方面的研究闻名。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名字与"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一理论紧密相连,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相连,森以断言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而闻名。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年)一书中写道:"世界历史上,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下,从未发生过饥荒。"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赢得选举并面对公众批评,因此有强烈的动机采取措施来避免饥荒和其他灾难。"这一主张在森的许多书籍和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并塑造了一代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救济工作者对饥荒处理的看法。

    但是现在(译者注:2003年初),在森的主要研究对象印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饥饿报告。在干旱肆虐的州邦,如西部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和东部的奥里萨邦(Orissa),许多家庭被迫食用树皮和草以维持生命。可能已经有数千人死亡。而大背景,是地方性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印度10亿人口中,约有3.5亿每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而印度儿童中有一半营养不良。同时,该国谷物充裕,政府盈余超过5000万吨。一边充足,一边匮乏,这种反差引发了公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向印度最高法院的上诉,人们敦促政府动用其盈余谷物来满足饥饿人口的需求。

    所有这些现象,使得人们对森的著名理论提出了质疑。印度生态活动家范达纳-希瓦(Vandana Shiva)在去年夏天伦敦出版的《观察家》(The Observer)中对森进行了批评。她写道,虽然自1947年印度独立并实行大选后,饥荒曾一度消失,但它"正在卷土重来"。"印度的饥饿问题尚未达到我们在非洲之角所见的程度,"她在一次采访中补充道,"但如果不采取行动,印度可能在三四年内陷入同一困境。"

    不过,对森而言,需要修改的不是他的理论,而是公众对他的理论的解读。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是的,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但是"相信民主能够解决饥饿问题,是一种误解。"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森表示,他在有关饥荒的著作中经常提到印度在养活人民方面存在的困难。这些论点被忽略,而他对饥荒和民主的评论则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使他困惑不已。他说,诺贝尔委员会在授予他奖项时甚至都没有提到有关饥荒和民主关系的理论,但许多报纸却抓住了这一点并将其夸大歪曲。

    森关于饥荒和饥饿的观点最近受到了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印度裔政治学家丹-巴尼克(Dan Banik)的检验。过去的几年,巴尼克大多在印度度过。他研究了奥里萨邦(Orissa)炎热干旱、充满绝望的卡拉汉迪(Kalahandi)地区。巴尼克先生在印度和我通电话说,仅在那个地区,六个月内他已知的就有300例饥饿死亡的案例,而且它们并不是特例。"六年来,我在印度报纸上收集了各种有关饥饿的新闻报道。没有一个州邦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饥饿在印度很普遍。"

    但是他很快补充说,饥饿死亡的人数远不到可称为"饥荒"的数十万人规模;事实上,森关于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的理论"在印度非常适用"。 他说:"从1947年以来,印度并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生命损失,但是发生过许多大规模的粮食危机事件。这些事件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饥荒',但也导致了很多人死亡。"

    巴尼克说,尽管印度官僚机构对饥荒等可见度极高的危机反映很快,但饥饿"发生在偏远地区,所以并不显眼"。印度在解决慢性营养不良问题上做得更糟糕。他说:"这真令人震惊。这个国家有那么多食物,但人们却在挨饿。"

    印度庞大的粮食储备来源于强大的农场游说集团。它推动政府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购买谷物,使得面包和其他主食变得越来越昂贵。为了帮助饥饿人口,印度政府在全国建立了低价粮食限购商店(ration shops),但普遍存在的腐败和物流瓶颈影响了其效果。雪上加霜的是,政府在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压力下,削减了曾经数额慷慨的食品补贴。

    一月初,森对新德里进行了访问。在那里他参加了一个论坛,宣传最近因饥饿死亡的案例,并倡导一场"食物权"的运动。森说,尽管这些事件体现了民主国家可以通过"鼓动公众"以纠正不公现象,但它们也凸显了印度在满足社会基本需求方面做得有多糟糕。他说:"我们必须区分民主制度在预防饥荒中的有效,与其在防止经常性营养不良方面的相对无效。"

    森带头思考这个问题,有些令人惊讶,因为他起初很少关注饥饿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当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请他研究1970年代中期饥荒的原因时,森决定将重点放在1943年那场导致300万人丧生的孟加拉大饥荒上。那场饥荒发生时,森才9岁,生活在孟加拉一个生活优越的家庭里,却也亲眼目睹了人们的苦难。在森的研究开始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饥荒是由突发的食物短缺引起的。但是,森在检查档案后发现,当时孟加拉的粮食产量并未下降。实际情况是,农场工人的工资下降,而食品价格却飙升,这使农村工人买不起食品。

    森还调查了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国近期发生的饥荒,发现它们也不是由于粮食短缺引发的,而是由农村收入落后造成的。在其里程碑著作《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年)一书中,森指出,组织那些最有挨饿危险的人参加公共工程建设项目,可以有效地防止大多数饥荒。

    《贫困与饥荒》一书并没有考虑民主的作用。然而,在书出版后不久,森听闻了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饥荒的报道。这一灾难的全景始终没有对外公开,但在毛泽东去世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这场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在森看来,饥荒的原因很清楚:没有新闻自由和反对党,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发出警报。相比之下,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没有出现饥荒。1982年,森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称,如果在印度,即使出现了中国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也会立即在报纸上引起风暴,并在印度议会造成动荡,执政的政府几乎必须辞职。"

    他写道,食物和饥饿问题与"自由、媒体和民主的问题"密不可分。不过从那以后,森就经常提到印度在抗击日常饥饿方面的失败。在《饥饿与公共行动》(Hunger and Public Action,1989年)一书中,森与合著者让-德雷兹(JeanDrèze)指出,印度每年有近四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相关问题。 这比整个孟加拉饥荒中丧生的人数还多。

    森关于民主(而不是饥荒)的论述困扰着一些学者。这位69岁的经济学家职业生涯硕果累累,且一直非常看好民主制度。例如,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写道:"发展和加强民主制度是发展进程的关键部分。"该书基本没有提到在印度和其他很多民主国家中存在的高营养不良率、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以及如何能克服这些问题。

    这使一些人认为,森对民主制度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运作的认识很幼稚。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斯图尔特(Frances Stewart)表示:"民主国家通常由某几个种族管理,这些种族会向其他种族做可怕的事情。或者,他们可能会非常腐败,由精英统治。"她补充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将重点放在私营部门上,而私营部门并不总是提供公共产品。新闻自由有助于防止大饥荒这样的重大灾难,但它对日常性饥饿却可以视而不见。"因此,斯图尔特认为,穷人需要工会和政党这样的组织为他们代言,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代表。

    苏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发展研究所所长、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专家、经济学家斯蒂芬-德弗勒克斯(Stephen Devereux)则认为森错在没有解决"重大政治问题"。他说:"对他(森)来说,公共行动主要是指公共工程,即通过公共工程将资源有限地转移给穷人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但是,检视更根本性的改革也很重要------例如土地改革。"德弗勒克斯说,目前非洲至少有六个国家面临着饥荒威胁,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这样的民主国家。

    德弗勒克斯说,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与1984年一样糟糕"------1984年时的饥荒造成大约100万人死亡。随后,埃塞俄比亚由马克思主义独裁者统治。而今天,它是民主政体,但仍有多达600万人依赖国外的粮食援助。德弗勒克斯先生说:"拥有自由的媒体和民主的程序从各方面来看都很重要。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贫困,也不能解决造成饥荒的原因。"他补充说,随着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扩张,政府"介入并保证粮食安全"的能力减弱了。

    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斯里尼瓦桑(T. N. Srinivasan)说,政治自由若要生效,必须有经济自由作为补充。他说,森先生"对自由市场、贸易以及与世界市场和资本接轨的重要性强调得不够。"他说,专制的中国之所以比民主的印度发展得更快,是因为中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他补充说,森"对全球化的看法似乎比像我这样的人要悲观得多;我们认为,开放市场是上个世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绝佳机会。"

    森的批评者,无论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有一个共识,即民主虽然是一种合意的制度,但并不是万灵药,无法解决饥饿和文盲等问题。事实上,森在最近的著作中也更加关注了民主的缺点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缺点。他说,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能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译者评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其中有很多颇有道理的事实和论述,也有一些我个人认为似是而非的地方。

    首先,关于民主,文章指出,民主制度本身并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灵药"。固然,即使是民主指数最高的国家也仍然存在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人们正视。但这篇文章里引用的一些学者,可能是出于专业背景的原因,对于"民主"的理解似乎有不少误会。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斯图尔特所说,"民主国家通常由某几个种族管理,并会向其他种族做可怕的事情。或者,他们可能会非常腐败,由精英统治。"然而,这个定义也完美适用于多民族的非民主的国家------例如中国。如果某个定义不能区别两个不同的词语,那么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描述。再例如,经济学家斯蒂芬-德弗勒克斯拿埃塞俄比亚做例子,说民主国家可以存在严重的饥饿问题。然而根据基于民主指数(包括选举程序与多样性、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五个指标),埃塞俄比亚其实属于专制政权。总之,在纸面上有"民主"的制度安排(如选举、议会等)并不代表有民主的实质。民主的实质是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制度设计与此有关,却不能完全决定民主的程度。

    其次,关于粮食问题。如果将民主指数与饥饿/营养不良人口比例相比较,会发觉总体上来说,民主指数越高,饥饿人口比例越低。例如民主指数吊车尾的朝鲜,饥饿人口比例高达47.6%;倒数第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饥饿人口为28%。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主指数虽然排行倒数15,却在专制政权中属于少数的几个异类之一,饥饿人口比例极低(<2.5%)。在本文中经济学家斯里尼瓦桑提到,这是因为中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因而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提升。此外,这与中共政府"自给自足"的粮食政策有关。《经济学人》(Economist)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文章指出,政府对农民进行大量补贴,以求不依赖于进口;结果是中国以高支出和环境污染(在不适于耕作的土地上耕作)为代价,达到了粮食较高的自给率。因此,在分析饥饿及饥荒问题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至少,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都极其重要。

    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都会面临长期性饥饿问题,其成因各有不同。但大规模的地区性饥荒(定义为至少20%的家庭缺乏充足食物,严重营养不良率大于30%)几乎总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例如中国1958-1961年的大饥荒,三年间并未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饥荒也并非由粮食生产能力短缺造成,而是以大跃进为引,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填补粮食亩产虚报的"坑"而强行征购或夺走农民的口粮所致。由于专制制度下缺乏监督、层层欺瞒等原因人为造成信息不畅,饥荒开始蔓延时,连最高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而在饥荒严重时,中共政府仍然大量对外援助粮食,并掩盖饥荒事实,拒绝外国援助。

    那段悲惨的大饥荒,已经成为历史(虽然是中共希望人们遗忘的历史),但造成大饥荒的制度问题却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中国饥饿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开放和市场松绑,然而近年来的趋势,却与此二者背道而驰。政府试图将控制的触手伸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决策能力,更缺乏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专制集权的体制下,领导人一时兴起搞运动,各级政府只会上行下效,而不会在乎政策的实际效果;当出现问题时,政府工作人员会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人道危机会被管控而不是揭露处理。这些制度方面的隐患,在经济下行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一旦爆发则非同小可。

    在相对民主和/或市场开放的国家,饥饿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分配问题。自由市场,全球交换,在理论上可以达到福利的最大化,且(至少以目前的人口和产能)不会出现粮食的绝对短缺;但市场并不会考虑每个个体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主体权力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没有"经济价值"或被市场认为是"低价值"的人无法获得基本生存物资。如果我们承认不被饥饿困扰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权利,则政府的职责之一便是通过适当的再分配制度保障国民的生存权。而政府作为一个垄断性机构,其有效性仍然需要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来保障。否则,即使是最为仁慈的统治者,也很难作出正确决策;或者即使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也无法顺利执行,反而会层层走样。

    如果说"民主"和"饥饿问题"有什么共同点,那么它们两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一种状态,而是一个光谱。每个国家处于光谱上的不同位置,也因此面临着各自独特的挑战,需要寻求不同的解决之道。但愿这世上,饥饿减少,再无饥荒。

  29. 分享发现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火光: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来源: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31/v5study2/

    非正常死亡人数争议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

    本文研究的是三年大饥荒中由于饥荒产生的额外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包括正常老龄化死亡和常见非正常死亡,如病症,凶手,交通事故等。 曹树基的文章是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以下是引用其文章中的部分成果。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曹树基先总结了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

    (1)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

    (2) 1986年,蒋正华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年龄、性别数据,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3)1993年,金辉采用了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第一种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 ,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的另外一个研究方法,即假定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真实的,又假定中国政府公布的1961-196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真实的,用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961年底的中国人口只有64645万,比公布的65859万少了1214万。同样,以中国政府公布的1959年底数据为基数,按公布的1960年和1961年的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也较1961年公布的总人口多1295万。取1214和1295的均值,得1255万(金辉得到的数值为1278万,有误,本文修正,最终数据亦加修正)。金辉结论,1961年的政府公布数据抹掉了这1255万人口,如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4040万。

    (4)原中共中央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咨披露,体改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4300万-4600万人死于饥荒。陈氏称,另有一份提交给中央最高领导的资料说,死亡人口可能高达5000万-6000万。

    曹树基本人的研究是主要采用1953 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 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 为了增加统计结果的可信程度,曹树基采用一些合理的步骤和设想:

    • 采用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 避免行政区域变化引发的统计错误

    • “府”级政区的统计结果一般是经过细致的等面积处理, 通过统计部分县的数据可以推算出整个地区的数据

    • 地方县志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包含了出生率和死亡率。 地方官员为了掩盖错误可能更改统计数据,但会造成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可以作为统计数据真伪的标准之一。 如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灾前人口被缩小,以至于灾前的人口增长率,低得使人不能相信。

    • 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即意味着大饥荒的发生。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则意味着大饥荒的结束。本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调整。 大部分地区的统计年份为1959年到1961年

    • 先通过统计数据得出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再于灾前灾后的正常死亡率相比较,得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即由于饥荒而导致的额外死亡人口数量

    • 中心城市的迁入人口默认加入考虑之中

    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1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另外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中,杨继绳估计有3600万人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暴行和食物短缺而死亡。

    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本章内容也主要引用了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

    根据表中列出各省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并进行排序,将这一排序与人口死亡比例排序进行对比,可见人均拥有粮食最多江西人口死亡较少,但人均拥有粮食量位居第二、第三的四川和湖南,人口死亡比例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安徽、云南因数据不全不计)。不仅如此,人均粮食拥有量排名第12位的山西省,死亡人口比例位居最后。这三个农业大省的例子几乎可以让人产生错觉:人均粮食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人口死亡最多,反之则最少。这一结论当然是不准确的。对于表中所列1953年各省人均拥有粮食和 1959-1961年各省人口死亡比例这两个数列进行相关分析,也对各省人均拥有粮食的排序及各省人口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皆无相关(r值分别为0.035和-0.015)。即使排除城市人口众多的河北(含北京和天津两市),结果相同(r值分别为-0.099和-0.142)。

    以府级政区为单位,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与人口死亡比例之间也没有关系。兹以人口死亡较多的河南、湖南两省为例,人均粮食与人口死亡比例分别见表5。计算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两省人口死亡率与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并无相关性(r值分别为0.43和-0.092)。对贵州、广西两个未遭受19世纪大灾难的省份进行的研究可以同样证明这一点(r值分别为-0.09、0.021)。这一分析的基础是,大饥荒时代,粮食的流动方向是按照行政等级垂直进行的,很少见有区域之间的水平流动。

    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就历史过程而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亩产的虚夸导致政府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当农民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完成征购时,政府通过“反瞒产”运动强行夺走农民的口粮,最终导致饥民的大量死亡。各地虚夸的幅度不一,导致各地粮食征购程度的轻重不一,也导致对于瞒产的认识不一,更导致征购农民口粮食的力度不一,最终导致农民死亡程度的不一。

    另外也可以通过历史气象资料考证出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并没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徵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 据官方统计,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对农业生产造成重要的自然灾害主要就是洪灾和旱灾。但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旱灾。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乾燥度略大于平均值,乾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乾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2]

    大饥荒下的地方志:四川省

    关于四川的情况,可以见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3], 现在引用部分内容:

    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下表)。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另外,中共党史研究文章也证明了李井泉在四川省委书记任内曾经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无耻的是这篇原发表在《党史文苑》的文章标题竟然是《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代价无奈 大爱无疆》,原文后来删除,但修改后的文章《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从四川向外调粮真相》仍然可见于国内网站。

    中央对大饥荒的了解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4]

    信阳事件

    张千帆: 从“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

    大饥荒期间的北京食品供应

    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

    以上三部分见《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下)》

    周恩来下令销毁统计数据

    中国《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指出,当时中国有关部门曾经统计过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但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下令销毁了统计资料。

    “周伯萍,当年的粮食部副部长,后来在外交部当驻外大使,这么一个老先生,80多岁了,他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的时候讲到,在困难时候,他们3个人,周伯萍、统计局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长陈国栋他们3个人搞了一个统计, 说是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周伯平萍他们把材料报给周总理。周总理说:‘你马上销毁,不要泄漏。’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周公不放心,还问他们,问周伯平销毁没有。周伯萍说,销毁了,我们3个人一起销毁的,而且连版都销毁了。

    “我就为了找第一手材料,我就亲自上周伯萍家里,2003年我去他家里找老先生问这个事。他又讲了一遍,就是这么回事,很可靠。我就问,几千万?他不说。我又问,到底几千万?他不说。我后来问,是不是2000万啊?他说,就是这么多吧。我很后悔,如果我说是3000万,可能也是了。我再问一下,到底几千万?他说,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所以,到底几千万,也不清楚。那个数字周恩来已经销毁了,已经没有了。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本节内容主要引用自帅好的《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5]

    先引数据:

    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三年大饥荒下的仁怀县志

    1959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 384名,其中浮肿5 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大事记》第148页)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149页)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1960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 864名,其中浮肿9 073,严重6 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 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参见《大事记》第159页,《县志》第49—50页)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 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 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173—174页)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台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参见《大事记》第178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 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 399人,干瘦病4 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 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 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 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 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 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 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 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 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数据,参见《大事记》第179—185页;《县志》第50—51页)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 293万斤、2 705万斤、2 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参见《县志》第564、565页)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 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参见《县志》第579页)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 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参见《县志》第554—555页、291页)

    到此,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参见《县志》第552—553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参见思南县委编《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18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 938户,离家逃荒4 737人,孤儿4 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 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12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 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 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版,第185页;《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4页)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 990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96页)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1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10月,全县缺衣户4 902户、缺被子2 463户、缺房子1303户、缺粮食19 124户、缺钱买粮4 587户。(参见《金沙县民政志》,黔新出版社1999版,第40—48页;《金沙县志》第23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茅台为何大跃进?

    《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揭露了饥荒年代茅台生产大跃进的根本原因: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以上参见《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0页、87页、59页)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参见“酒厂志”第138页)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偶然的一句话,成就了茅台产量的大跃进。却埋葬了无数饿死的冤魂。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这么精贵的茅台自然不可能是普通人可以享受的。2001年2月14日《新民晚报》刊载的《酒仙谢晋》有一段话:“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

    粮食进出口和对外援助

    本节内容部分来维基百科[6]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

    1960年后中国的灾情,逐步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于是,陆续有一些国家提出向中国提供不同形式的粮食援助。中国努力致力于按照世界市场一般规则进口粮食,但对国际援助特别是西方的援助持谨慎态度。1961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对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如有人将贸易和长期付款,联系‘救济’、‘援助’,可予拒绝。”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在外贸部党组会议上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

    在朱良的《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7]中提到“我国对外援助特别是援助越南抗美和非洲国家的费用大量增加,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事实上即使在三年大饥荒中,由于错误的外交指导思想和对国内大规模饥荒的有意忽视,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大规模的对外援助。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总结出下列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对外援助事例,更多历史事实有待尚未公开的资料。

    对外援助记实:

    •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 1960年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 1960年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另外,根据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的《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 1962年,因为阿尔巴尼亚向中共请求支援小麦,于是中共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直接转运给阿尔巴尼亚,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

    总结

    • 由于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000万左右。由于缺乏直接的历史数据,不同的统计方法给出结果差别较大,但都指明这是一场在和平时期发生的历史空前的大灾难。

    • 所谓的自然灾害并不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主要根源是人祸,在于上层对粮食的问题估计不足和错误的政策, 即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运动。

    • 周恩来曾经下令销毁三年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

    •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茅台产量短时间内创新高,从57年的283吨变成60年的912吨,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8年才被超过。三年期间茅台的生产消耗了近1.13万吨粮食,造成茅台厂所在怀仁县粮食普通人供应不足,并且还需要从四川等地大量调粮,直接或者间接造成大量百姓饿死。 而茅台的大跃进式生产也仅是因为毛泽东随口说“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

    • 中国的粮食出口开始并没有受到国内粮食减产和饥荒的影响,1959年在产粮大幅降低的情况下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国依然出口粮食272.04万吨。

    • 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中共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仍然继续大量对外援助,同时对外掩盖大饥荒的事实,拒绝外国援助。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为了记录三年大饥荒的历史和统计数据,杨继绳写了这本十分沉重的《墓碑》。

    导致约4500万中国人死亡的抗日战争几乎14亿中国人都知道,而在和平年代导致约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大饥荒又有几人知道呢?在今天的中国,中共非常擅长教育国民不要忘记历史,目的却仅仅是为了塑造强烈的民族主义来维持自己极权统治的正当性。 中共所谓的历史不过是精挑细选的历史,甚至是虚假历史。在面对1950年代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中共不仅销毁统计资料,故意掩盖和歪曲历史,并且禁止相关研究和大众讨论,杨继绳的《墓碑》在豆瓣的条目早已经被悄悄抹去。

    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留给三年大饥荒的描述仅仅有以下几句话: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除此之外,错误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真相,更没有道歉和惩罚,首恶之人仍然被这个政权祭祀神化。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和解,三千万的冤魂何以安息?


    1.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60628a.html

    2. 王维洛: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2-mcs-2001-issue-1/567-2012-01-03-12-11-52.html

    3. 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103-mcs-2009-issue-1/1081-2012-01-05-15-35-41.html

    4.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4.html

    5. 帅好: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http://www.yhcqw.com/36/6785.html

    6. 三年困难时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难时期#外部因素

    7.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 http://www.yhcqw.com/33/1695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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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视频:英国政治庇护申请数据和对中国申请者的国别政策

    @不周山 #183323 谢谢支持!这些资料是这位Youtuber Boreas整理的,我只是搬运。

    这位youtuber最近又有新的视频,也很有信息量:《在聯合王國申請庇護讀文檔 2——可信度相關》。内容是英国移民局怎样评判政治庇护申请证据的可信度。

    简报: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F1vcjP03dYMwW-LwE4pvHmni4JEi3AAAPS9dGhtkp8c/edit#slide=id.p1

    youtu.be/jQTBSX7tP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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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视频:英国政治庇护申请数据和对中国申请者的国别政策

    YouTuber:Boreas。频道目前的视频还不多,但是看得出来研读了很多资料,下了很多功夫。

    過去 21 年在聯合王國申請庇護者的數據分析

    youtu.be/6naDeF0eZWc

    影片分析了过去21年赴英申请政治庇护(Asylum)的申请数据以及受理情况。数据来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al-data-sets/asylum-and-resettlement-datasets。简报档案在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LUNzzQMehPlUzFV-cXPhwqce04NPAkPnIq_Gf8Fe2fA/edit#slide=id.p1。视频内容(部分)包括:

    • 对该不该申请庇护的看法。

    • 历年赴英申请难民的数量和受理结果。

    • 申请人国别分析。

    • 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地区申请情况的对比,以及为何中国大陆申请庇护的初审通过率如此之低?

    • 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大陆)申请人根据性别、年龄拆解。

    中国大陆申请人初审通过率

    中国大陆申请人性别、年龄比较

    讀聯合王國就中國大陸地區所給出的〈國別政策與情況說明〉小冊子

    youtu.be/IitYXLl7YwM

    本期影片主要摘取了英國內政部就中國大陸地區前來申請庇護的情況所給出的以供決策者參考的〈國別政策與情況說明〉幾本小冊子裡的一些重要的內容。简报: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oxlZiFZJgAsUg9Pm9IEnBYtuxjUfHvW2i5Vss0LjLtQ/edit#slide=id.p1。视频内容(部分)包括:

    • 甚麼是〈國別政策與情況說明〉小冊子;適用於香港、中國大陸地區的「國別政策與情況說明」小冊子

    • 香港抗争者(簡述)

    • 中國大陸未註冊宗教團體(「邪教」)成員

    • 穆斯林與維吾爾人

    • 現代奴役、人口販賣「受害者」

    • 法輪功學員

    • 基督徒

    • 持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及其家屬;藏人

    • 違反「計畫生育法」(內容略)

    作者其他的话

    庇護(難民)雖然受《難民地位公約》的規範,但在各個國家執行起來是各異的。我一個人不可能遍歷所有國家關於庇護申請的官方資料。我對很多國家也十分缺乏瞭解。因此我想尋求同樣希望為大家提供這方面資料彙總及解讀的人的幫助。如果您擔心自己的身分,您可以把您初步整理的材料(比如你讀文檔後做的筆記或者對數據的整理等)發給我來再加工,然後由我來錄製視訊並上載,如果您沒有這樣的擔心,也可以完全由您完成一切,上載到這個頻道。

    如果能夠獲得幫助,我計畫下一步建立一個 MediaWiki 網站(或者其他方便的形式)去與合作者(們?)一起去更加深入、細化地整理更多地方的庇護申請資料,提供更加詳實的開放內容。但目前我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所瞭解的知識、通曉的語言也有限,因此完全無法去做聯合王國以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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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传媒:「大翻譯運動」能否對抗大外宣:持不同政見者的一場去中心化網絡行動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323-opinion-the-great-translation-movement/

    昌西 2022-03-22

    在簡體中文網絡當中找到瘋狂地支持俄羅斯、普京,以及抨擊美國的評論,然後將這些評論翻譯成為英文、日文等語言,隨後將這些內容翻譯截圖上傳到推特這種不受中國網絡言論審查的平台——自俄烏戰爭開始,在中文互聯網當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沒有組織中心,通過社交媒體與論壇進行互動,從而獲得關注的「網絡政治行動」。這項看似浩大的工程甚至不需要高程度的協調組織,志願參與這一行動的人通過匿名社交媒體帳號,以私信或者發送帶有特定標籤的貼文,便可以將來自例如微博、微信等「牆內」社交媒體上的「極端言論」告知全世界。

    大翻譯運動的起源與目的

    最早發起並實踐這些行動的群組成員將之命名為「大翻譯運動」。在這一行動的維基百科條目中,是這樣紀錄的:「期望可讓更多國家的人知道,中國人不是如同官方大外宣般地熱情、好客、温良;而是自大、民粹和毫無同情心。」

    根據德國之聲對這一現象的報導表示,這一行動起初來自於Reddit論壇上已被封禁的中文社群ChongLangTV。在3月2日,ChongLang TV遭到了站方的封禁,而關於被封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為ChonglangTV的帖子曝光了一名來自上海的支持俄羅斯的銀行職員的真實個人信息,而「人肉搜索」行為違反了Reddit的服務協議;而另一個版本,自由亞洲電台採訪這一板塊的活躍用戶表示,這是「中共正在加大對牆外社交媒體的干預和滲透」的跡象。根據2019年的科技媒體The Verge的報導,Reddit在D輪融資時收到了來自騰訊的1.5億美元。這也成為了人們在觀察Reddit社區準則時,引發懷疑的原因之一。

    利用網絡存檔網站Wayback Machine的記錄,可以找到2022年2月8日,ChongLangTV在被封禁前的網頁快照。截至當天,這一論壇有將近五萬名訂閲者,論壇的簡介為:「流亡浪人中央,浪人們最後的根據地,永恆矗立的燈塔」。網頁快照中顯示,論壇當中的內容大多為嘲諷與中國政府有關的迷因及新聞。在這個群組當中,也存在大量常規語言不能理解的「黑話」,其中較為顯著的,有「晶哥」(諧音警哥,指網警或者警察)和「鼠人」(指在中國生活的底端階層人士),這裏也有此前在中國網絡上火爆一時的「張獻忠學」,亦存在著在華語文化圈中爭議程度極大的對「支那」及其衍生詞彙的頻繁使用。

    在Reddit板塊被站方封禁後,「大翻譯運動」轉移到了推特當中。這個在2022年3月才註冊的推特帳號,已經聚集了超過1.6萬名追蹤者。在帳號的推文中,加入了「大翻譯運動」的中、英、法、日、韓五種語言的標籤。在3月6日,這一推特帳號發出了一系列推文,講述了普通網民參與運動的方法:「各種語言使用者,在各種標簽下看哪些被轉發的圖文比較值得翻譯,決定權在你們,選擇有趣的圖文翻譯打上標簽發出去」、「在翻譯目標言論的選擇上,應挑選有影響力的言論,比如微博數萬轉、贊,知乎數萬贊以上。單純只是言論極端我認為沒什麼價值,這些言論不僅在國內鋪天蓋地,即使在正常國度,極端言論也總是有一定比例的存在。」從這些文字上來看,這起運動的初衷,是意圖將中國政府推行的對內宣傳內容與策略曝光到全世界範圍。通過社交媒體的流量,引發可能更大的行動。

    美國之音記者文灝在推特上記錄了這一運動和標籤的成立:「現在有一個新的運動正在推特上進行,利用 #大翻譯運動或者 #TheGreatTranslationMovement標籤,用戶們正在發布來自中國社交媒體的民族主義,支持俄羅斯入侵、鼓吹戰爭、暴力、以及仇視猶太人的貼文。」

    而根據受訪者透露,在這個群組當中,人們不會透露自己所在的國家:「​​出於網絡安全的考量,帳戶的使用者之間相互也不知道對方身處哪個國家,常用哪個網名。」

    在「大翻譯運動」的官方推特帳號下,能夠看到各式各樣的來自簡體中文世界和本次戰爭相關的言論:這則推文中,知乎用戶慶祝烏克蘭女演員參戰身亡的回答被截圖翻譯發了出來;在另一則推文裏,則是翻譯了知乎用戶回答「猶太人為什麼被全世界憎恨?」時說「當年小鬍子可以起事是有群眾基礎的」,根據截圖顯示,這一回答有超過八千人贊同。

    事實上,「大翻譯運動」並不是一件新鮮的事情。在推特上,同樣有例如巴丟草、前微博審查員劉力朋等推特用戶同時也在將簡體中文世界當中一部分極端言論轉譯成英文。早在此次社交媒體行動前,就有例如What's on WeiboSupChina此類專門關注中國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垂直類英文媒體。即使是《紐約時報》一類的國際化媒體,其中的作品也含有「大翻譯運動」的部分元素,例如書寫為何眾多中國網民支持普京的專欄文章和描述海外華裔仇視穆斯林的評論。隨著有更多精通中文的媒體從業者加入國際傳媒團隊,通過關注中國社交媒體而撰寫的報導實際上並不在少數。

    從內容創作的角度來說,「大翻譯運動」實際上在重複一件過程簡單的工作,利用真實存在於網絡當中,並且數量龐大的樣本進行「文化交流」。但與傳媒報導不同的是,「大翻譯運動」成為了一項具有明確目的,但並沒有嚴密組織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的最為簡單的目的是消除語言壁壘,向世界曝光真實存在於簡體中文互聯網環境當中的「反人類、鼓吹戰爭、罔顧生命與基本人權」的言論。在這一簡單的意圖背後,或許還含有更深層次的,期望通過「點名批評」(Name and Shame)的手段喚醒更多能夠瀏覽到不受審查訊息的中文使用者,甚至是對中國政府宣傳內容進行根本解構,不僅僅打破中國政府推動的政治宣傳,也同時利用現實案例指出例如「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此類文化宣傳當中的漏洞。

    網絡防火牆內的反應

    雖然處於網絡防火牆的另一邊,但在微博上,仍然有諸多對大翻譯運動的討論。在這當中,有人將參與運動的人們定義為「敵對勢力」,也繼續不遺餘力地用民族主義話語對他們進行嘲諷。

    《環球時報》評論文章將大翻譯運動稱之為一齣鬧劇(墙内链接):並執意認為這些人士得到了「境外反華勢力」的支持。歷史春秋網總編輯陸棄表示(墙内链接):「​​敵對勢力盯上我了,由於我在2個小時前在微博發布關於大翻譯運動的預警性信息,微博頁面被截圖,網友評論也被大翻譯了。」在這之前,這位淮安市自媒體協會副會長曾發出貼文(墙内链接)稱:「警惕!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境外敵對勢力發起一項大翻譯運動,將在微博、微信、今日頭條、抖音等平台上擷取到的極個別中文極端主義言論翻譯成英語、俄語、法語等文字進行傳播,通過境外社交媒體及反華媒體曝光的形勢進行放大,試圖掀起反華潮流。」在這條獲讚超過600,評論超過100條的貼文下方,便有網友指出,例如陸棄這樣的微博博主就是帶頭的那一個。

    在微博上擁有34萬粉絲的伊利達雷之怒(墙内链接),則運用白人至上主義理論嘲諷參與大翻譯運動的人士:「其實那個大翻譯運動還挺好玩的。以前我們在微博罵歐美某些國家,最多讓殖人高華破防,畢竟辱爹之仇不共戴天嘛。現在好了,他們的歐美爹能直接看到,那我們得罵更起勁了。當然,如果有人跳出來說『正因為你的言論讓我們的處境更艱難,眼淚都止不住流下來』,那我只能好好反思,絕不改正。」在2020年,共青團中央主管的《中國青年報》對伊利達雷之怒給予這樣的評價:「他在《戰狼2》和《流浪地球》等電影上映時發表大量影評文章,如《流浪地球,一部充滿人性關懷和普世價值的優秀電影》,閲讀量超千萬,聚攏了一大批國產科幻電影支持者,對某些打著各種旗號抹黑國產電影的別有用心者勇敢說『不』。」

    復旦大學教授瀋逸在其微博中提到了(墙内链接)「大翻譯運動」:「一種新的系統性的新策略,發起者的內生邏輯挺有意思的。」另外例如導演戎震(墙内链接)、御史在野(墙内链接)(微博粉絲454萬)、近衞步兵師(墙内链接)(微博粉絲158萬),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參與大翻譯運動的人是歐美國家白人的「狗」,這樣做的初衷,是為了搏得主人的開心。

    這種以白人至上理論為核心,消費部分海外華人製造來自「境外敵對勢力」的語言,與中央網信辦下屬微博帳號中央網信辦舉報中心(墙内链接),在2月27日轉發來自中國海峽研究理事長雷希穎《台灣及疆獨勢力煽動「涉烏克蘭惡俗言論」事件》(墙内链接)的文章高度重合。更巧合的是,在這篇文章被網信辦轉發前,抖音微博微信(墙内链接)分別在2月25日與2月26日發出「涉國際熱點事件」的公告,呼籲用戶不要消費「烏克蘭美女」等惡俗笑話的倡議與公告。新華網微信公眾號(墙内链接)也在隨後對這三個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告進行了報導。

    而在「大翻譯運動」的批評者看來,運動參與者的行為並不符合「家醜不可外揚」的「古訓」。一些人還認為,是這種運動導致了歐美國家針對亞裔與華裔的仇恨增加。但是,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 2020年的研究,在世界範圍內,西方國家民眾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已經達到了歷史新高。而在當時,還並沒有例如「大翻譯運動」一樣的社交媒體行動。將亞裔人士在發達國家遭遇的仇恨行動與言論,以及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沒能講好中國故事的罪責歸於「大翻譯運動」,實在是有些牽強。

    宣傳戰中的「大衞與歌利亞」

    史丹福大學在2020年發布的《講述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引導全球輿論》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用於對外宣傳的經費預計超過100億美元。而根據《紐約時報》與ProPublica的聯合報導,此次冬奧會期間在推特上就有數千個假帳號在協調回擊有關抵制冬奧的言論。

    比起擁有公共財政支持,並組織嚴密、目標明確,利用社交媒體、電視、電台、報紙等全方位媒介的宣傳機器,「大翻譯運動」的規模與影響力恐怕無法與之比擬。與其說這是一種「敵對行為」,不如說這是一種來自於持不同政見者的低成本反抗行動:他們並不能夠阻止中國政府「講好中國故事」的宣傳方針,但是正在通過零散的努力對這個耗資巨大的宣傳計畫製造麻煩。在聖經故事當中,大衞憑藉著信念和神的指引擊敗了巨人戰士歌利亞,在現實層面上,這樣的神蹟或許很難發生。但這並不意味著「大翻譯運動」及其組織參與者的努力是徒勞的。這起運動證明瞭即使是在加速由威權主義轉向極權主義的中國,某種政治反抗的力量依舊存在,並且能夠形成自組織的形式。

    俄烏戰爭以來,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出現的「粉紅言論」、「挺俄挺普京言論」,以及鼓吹戰爭、泯滅人性的話語,與中國官方媒體親近俄羅斯的影響有緊密聯繫。一些對中國的報導導向持批判態度的人,以義和團與老佛爺的關係來類比當今中國興起的、充滿矛盾的民族主義與「精神俄羅斯思潮」:從中國官方宣傳戰略長期的布局來看,對英、美、日、韓等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常有的仇恨,實則是宣傳機器衍生出的一種副產品。經過常年累月的積攢,這一原本並不重要的副產品,在社交媒體發達的今天轉變成為了中國戰略宣傳的新生主要力量。

    被「大翻譯運動」曝光的言論雖然極端,但這些在中國互聯網平台當中的言論,實際上是中國網信部門在審查反戰言論,以及縱容「反美」、「反西方」言論策略實施後的一種現象。大翻譯運動中暴露出的極端言論並不能代表全體中文使用者,但在中國政府的言論審查下,這些極端的言論本質上代表了中國宣傳部門在俄烏戰爭中的對內立場,和宣傳方向期望人們相信的輿論環境。

    在大翻譯運動推特帳號發布牆內極端言論的間隙,其向外發布的聲明中,有兩句話概括了這起社交媒體運動的初衷:「大翻譯運動的參與者都是不再麻木,感受到了靈魂上的痛苦的正常人」、「如果你曾是圖片中的一員,請為你的所作所為而感到羞愧。」

    「大翻譯運動」向外界展現的,實則是中國互聯網在經過審查過濾後呈現的模樣。運動既揭露了一部分網民極端的思想和話語,更揭露了原本中國宣傳系統對此類話語的默許與事後被迫調整時的尷尬。同時,與「大翻譯運動」批評者所講述的恰恰相反:「大翻譯運動」的存在反向證明瞭在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依舊存在,並願意投入這種去中心化的政治運動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