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没有任何单一的方式能够应对复杂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感性比理性更重要。理性造就单一性，感性造就多样性，必须同时拥有两者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分清楚什么时候让谁来出场。

州投票率需要对照选举地图看不是常识吗？

如果你觉得是只有胜选的候选人所获得的选票决定了选举结果，那么说明你对选举一无所知

有些时候，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牺牲“国家利益”，这种情况怎么考虑？不让出主权就换不来利益，要不要出让主权？认为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恰恰是最大限度的限制了主权。这就是悖论。

因素有很多，但是具体还是看这个国家的打算和路线。对比对象是本国，有这条法律和没有这条法律，究竟哪个状态对本国更有利。这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不单是现今，还需要考虑未来前景。需要多方面去确定才能清楚是否真的不利，也有一些是国际的政治舆论因素导致。政治是不会开善堂的，全部都是利益考量，不会是纯粹的善意。“但是保障外国人的权利有时候和国家利益是矛盾的。这么规定属于作茧自缚，”这种想法实在过于片面，国家利益是十分复杂的，至少国际形势也是重要考虑的点，你这种毫无根据的武断只会使你的视野变得狭隘。

AlphaBay现已在I2P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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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不是欧盟国家，只要黑山加入欧盟，那他就是比日本更好的移民选择。

你的观点与我的并不冲突，任何一种情感都可以作为驱动力，需要避免的是只由一种情感作为驱动力，无论是只由痛苦做驱动，还是只由爱做驱动。

至于所谓的向上生长或者向下生长，我是不太认同用这种说法，但任何方向的转变都有过犹不及和止于至善，这和由什么情感做驱动是无关的。

gulag虽然失败了，但kibbutz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两个维度上否认了共产主义公社制的长期正确性。

但是社会主义呢？“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一句话把他们的嘴堵上了。社会主义的概念混乱程度，不亚于资本主义。

我认为您的观点都非常正确，但是您身处另一种语境之下，所以会理解成相反的含义，这也是语言传递信息的局限性之一。

您所述的应有状态处在将要觉醒之前，我不赞成使用痛苦作为驱动力的方式。诚然，痛苦可以使人摆脱静止状态，但是痛苦更有可能驱使人向下生长而不是向上生长，我建议使用爱作为驱动力。

处在幸福之中，却又能保持不竭的前进动力。没有任何幻想地活在现实之中，却又能获得幸福。达到这种状态需要对脑科学和心理学有一定了解，或许您可以在《被讨厌的勇气》中找到答案。

感谢

作者是小白，对小白的建议就两句话

学英语

不要相信中国人

开发者dr|z3d是官方人员，且和zzz等主导的官方Java i2p保持密切合作。理论上来说这就是个美化过的Java i2p，没什么风险

TOR Browser也是用noscript的啊

日本的宪法没有写任何关于外国人的内容，黑山宪法写了关于外国人的内容。但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想去日本工作、生活而不是想去黑山。毕竟一个人去哪个国家工作、生活是多方面考量的因素，宪法上的保障只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已。

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都是为本国争取最大利益。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明确保障外国人，另一个国灵活保障外国人，作为外国人你去哪个？另一方面对人权更多的保障也能获得对应立场的人的支持，是能够增加支持者的。外面能够流入优秀的技术，甚至机密要员，这些都能产生利益。我只列举了一点，还有更多，这些利益完全能够超越你所说的本国利益的损失。这个要与国家的运作模式一起考虑，具体计算十分复杂，最终还是利益问题，只要利益增加就行了，你也无法绝对肯定这条法律综合全部考虑一定会使国内亏损吧？做生意的，这边亏那边赚，这边赚那边亏是常事，总体赚就行啦。国家运营也是一盘大的生意，如果要谈利益，你只执着某一部分没有意义。

（中央社台北14日電）亞洲7人橄欖球賽昨日由南韓對陣香港，當應演奏中國國歌時卻響起與反送中示威活動相關的「願榮光歸香港」歌曲，香港政府表示抗議，主辦單位指是一名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所致。

綜合港媒報導，昨天在南韓仁川舉行的亞洲7人欖球系列賽賽事中，賽前進行播放中國國歌環節時，現場卻響起與2019年與反送中示威相關的「願榮光歸香港」歌曲。影片中可見隨歌曲演奏，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的紫荊花旗緩緩升起，而香港球員中不少是外籍球員，演奏一開始時有些球員左右張望，不知是否發現國歌出包，但大家臉上沒有透露出特別神情。

對此事件，港府今天凌晨發表聲明，指主辦機構將一首與2019九年「黑暴」浪潮和「港獨」示威有密切關連的歌曲當為中國國歌播放，特區政府表示抗議和強烈不滿。

政府發言人表示：「中國國歌是我們國家的象徵。主辦機構有責任確保我們的國歌得到應有的尊重。我們已於昨晚以書面要求香港欖球總會嚴正處理該事件，展開全面深入調查及提交詳細報告，並向主辦機構亞洲橄欖球總會（Asia Rugby） 表達我們的極度不滿。」

港府指出，根據香港欖球總會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提供的初步資料，亞洲橄欖球總會已向香港欖球總會致歉。他們確認香港代表隊教練向他們提交的國歌錄音正確無誤，並解釋事件是由當地主辦機構一名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所致。

另香港7人欖球隊在球場上聽到錯播國歌時，已立即知會主辦機構。主辦機構在賽事完畢後，已立即在場館內公開致歉，並在香港欖球代表隊在贏得今站冠軍後出席的頒獎禮上播放正確的中國國歌。 事發後，大批港人在網路發文，其中不少人叫好，另酸港府連歌名都不敢說出口，又說難道港府認為國安法全球適用嗎？（編輯：唐佩君/周慧盈） 1111114

这个真的牛逼大了，得到国际承认了，香港独立后就应该用这首歌作国歌。

无法上传头像？

文明这个东西，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析它，要么从资讯的角度来分析它，要么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它。如果从资讯的角度来分析它，那就是我所谓的“纯洁”与“丰饶”的问题，它就是一个资讯产生和复制的机制。第一，它的资讯产生必须是足够的丰富，大体上来讲要维持增量才行；第二呢，就是它的复制必须是足够的精确，否则误差度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导致系统的内崩溃。但是这两方面又是有一种微妙的相互约束的关系：如果太强调复制的精确度的话，那么丰饶度就会受到损失，因为精确度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删除机制；反过来，如果你要坚持丰饶度的话，那么精确度也就要受到损失，因为太多的芜杂会损害传递的精确度。

这个模式可能不仅适用于文明，而且适用于很多现象，例如是生物演化的现象。生物演化的现象就是以DNA的出现为分界线的。在此之前是蛋白质和各种氨基酸之类的组成的那种营养汤，它的特点就是丰饶，它其实也是能够复制的，尤其是存在膜结构的地方，但它复制的精确度非常之差。在存在膜结构这样的地方，它可以不断的衍生，但是它会很快的把提供营养的这个原始汤耗竭。精确度则是DNA产生以后的事情。 DNA对生命的主要意义就是，它能够做到基本精确的复制。 DNA的用途就是，第一代复制以后，第二代和亲本的相似度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样做就会导致大量资讯的流失。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形成的生命就是两种模式的联合，核心部分是DNA，用来保证精确度，周边的部分就是各种原材料，其主要作用就是丰饶度，尤其是各种偶联酶之类的东西。

文明本身也是这样的。可以说，文明本身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是我们通常约定俗成的文明和通常不称为文明的、但存在人类的原始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很像是生物演化的差异。文明是什么？它就是能够保证一定精确度、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东西。例如你说自己是孔子的门徒，那你可以说，我虽然离孔子两千年了，但是我的学说跟孔子的学说有巨大的相似度，足以保证我认同于孔子而不是认同于其他人，或者认同于基督或者是认同于默罕默德诸如此类。这个认同度的保证，就是相当于DNA的精确度保证。

而原始文化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这样的保证，它有巨大的丰饶度，也就是说它的分歧度比文明要大得多。文明到底有多少种，虽然定义不同，但是最大的说法也没有说是超过几百种的；但是人类存在的原始文化的数目是多到无穷无尽，至少有上百万种吧。论丰饶度、分歧度的话，毫无疑问是原始文化要大得多。文明有别于原始文化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套认同复制机制，这一套认同复制机制在它的体系中间扮演了相当于DNA在生物中扮演的角色。

文明的另一个维度就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节点。大体上来讲，我们直觉也可以感觉到，文明有高档和低档的差别，存在歧视链，其基本判断标准就是节点和网络的复杂性：同一个区间内，如果网络的层次更多一些，那么这个文明就要更高档一些；对于文明内部的各个成员来说，如果他们联系的节点比较多的话，那么他们的地位就比较高，也比较安全，他们所在的文明的层次也会相应提高；外形相似、但是层次比较少或者节点比较少，那么这个文明的脆弱性就要强得多。

例如印加帝国，给人的印象就是它的脆弱性要大得多。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它好像有一套黄仁宇说的那种“数目字管理”的机制，它那一套结婚祭祀的东西，虽然技术上很原始，但是其实跟图灵搞的那套打卡的原始电脑是差不多的，是高度数位化、高度科学管理的东西，恐怕比起许多物质生活比它更发达的文明更加称得上是科学管理、理性管理的体现；但它是极端脆弱的，脆弱之处不在于它的模式，而在于它的层次少，层次少就会一击就破。所有的文明都经历过外部来的打击，虽然它也是可以灭亡的，但是一般来说受到打击以后，大多数文明还有一定的恢复能力，甚至在被征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自我延续，不会像是它那样突然一击就崩溃了。所以这里面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的层次要比别的文明的层次要少一点。类似的一些现象就是所谓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和东方的专制国家，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有过很多种说法，但是最靠谱的说法就是，尽管它们的外形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西欧绝对君主国内含的层次比起西欧以外的任何专制国家蕴含的层次都要多得多，结构复杂度大，因此它蕴含的生机就会更大，在遭受危机和打击的情况下，它自我维持的能力也要大得多。

层次和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跟认同没有关系的，但其实是有关系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阈值，尽管这个阈值没有办法像你研究脑神经科学那样精确的判断出来，但是大致的判断没有问题：网络的复杂性和节点的数目如果低于某一个数值的话，那么自我意识不能产生，认同就不能产生。你必须足够复杂，超过一定阈值以后，只有足够复杂的网络，才能够形成自我回馈，形成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你才能够形成认同结构。所以结构的分析和资讯的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的，但实际上是指向同一个目标，像解析几何里面用代数的方法和几何的方法可以得到同一结论一样。一面是资讯，一面是结构，大体上讲，顺着这个基本框架，可以把作为演化系统的文明整个概括进来。能不能够做到像脑神经科学那种精确度不好说，但是如果撇开不同的行为主体来说，模式的相似性是非常有参考性的。

根据这样的两种分析方法，你就可以对文明定出相应的“歧视链”。歧视链就可以根据结构的复杂性和资讯的复杂性来定。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比较高等的文明，都比觉得比较低等的文明有更多的复杂性。如果你说我们要保护已知的文明，或者说是要促进文明的繁荣和发展，反对对文明的破坏，这其实是一个大体上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度量的问题：假如你的行动是倾向于增加网络的层次和节点，或者是增加了资讯的生产机制，或者是增加了资讯复制的精确度的话，你的行为就大致上可以说是有利于文明的；反过来，你如果是个删除者，是文明的破坏者，那就是说，你要么是从客观上、结构上来讲减少了文明的层次，减少了节点的数目，或者说从资讯的角度上来讲，你削减了文明传递的精确性，从而损害了它的认同，或者是你损害了文明的产生机制，使它变得不像原来那样丰饶了。这四种指标（层次，节点，精确度，丰饶度）都有一定的可测量性，尽管也不是很精确的测量，但是大体上讲，用健全常识来测量的话，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然后我们回到现在的世界体系上面，你可以看出，怎样才能够增加体系的丰饶度、精确度或者是层次和节点，或者是相反，对这四项因素进行破坏呢？那就要看你所在的位置了。在这一点上，你就不能够坚持统一标准，因为坚持统一标准就是忽略了世界秩序或者是文明秩序本身的层次延展性。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在欧洲，你可以说民族国家的高峰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来临了，现在它已经是民族国家和后民族国家相互结合的阶段。如果我现在在欧洲，要我改善欧洲的文明的话，我就不会跟他提发明民族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会给他提出相当于是复辟神圣罗马帝国的计画，把过于官僚化的欧盟虚置，但不是解散，像以前中世纪对待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维持它作为一个法统的来源，但是把它的实际权力虚化，使实质性的工作从欧盟的官僚主义当中离开，而转向民间的亚国家团体。对于欧洲来说，它主要的问题是亚国家团体缺乏生命力，超国家组织过多的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浸染。像伊斯兰国对欧洲的侵袭，实际上是原有秩序的一个bug，有bug在的地方，就指示了系统的薄弱环节。因此我如果是在欧洲的话，我肯定要建议他们强化非国家组织，而不是谈论发明民族。

但是东亚的情况不一样。十九世纪发明民族的浪潮从欧洲延伸到近东，延伸到拉美，延伸到远东，基本上已经横扫了大半个世界，现在的中国恰好就是发明民族留下的最后一个灾区，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发明民族还没有完成的地方，而它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要直接归因到民族发明的失败。民族发明这个事情不是像士大夫阶级想像的那样，我高兴怎么发明就怎么发明，那要看有效没有效，发明民族的最终结果是要看神裁。民族和其他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呢？它是一个有自卫能力的共同体。如果你搞出来的东西，我经常用的例子，波兰，如果你搞出来的东西像波兰一样，第一你能够顶得住打击，第二就是，顶住打击的程度，一直到亡国以后民族魂都不会灭亡，那么你就可以说，波兰民族的发明成功了。

我们不要以为波兰民族是先天就存在的。波兰在宗教改革以前非但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还是各种异端邪说的一个中心，实际上它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中心。大家现在很少记得，在哥白尼那个时代，它之所以出哥白尼，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波兰人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是欧洲最晚皈依天主教的政治实体之一，而且他们的上层人士流行各种各样的哲学学说，有很多很接近于现在的多宇宙论诸如此类的，索西尼派之类的东西，最终被罗马教廷抓了很多异端。它最终天主教化和民族化 — — 这两者是联合在一起的，是经历了瑞典和俄国的入侵和三次瓜分以后。它实际上是在瓜分以后才产生出波兰民族的观念，否则的话，大波兰、小波兰、小俄罗斯的人口本身也是极度复杂的，波兰贵族也不是根据民族原则来统治它的，它的被统治者往往是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它的主要市民大都是犹太人，我们称之为波兰民族原料的那些人差不多在当时只占波兰人口的15%左右。波兰民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细节太多我就略过了，简单粗暴的说，它是在通常所谓的亡国的过程中间重新发现了自我。在灭亡的过程中它发现，原来有些人是跟我分享了共同的痛苦和共同的命运，另外一些人则跟我并不同舟共济，只有跟我分享了共同的命运、走过同一条道路的，才是我们自己人。然后由于这些瓜分者又是东正教徒和路德教徒，于是本来被中世纪波兰人很瞧不起的天主教反过来变成了波兰民族魂的保护者。经过这样的折腾以后，波兰民族才会发明成功。

我之所以敢断定中华民族不存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如果你活着，你就有呼吸；如果你没有呼吸，你就不要说你活着。如果中华民族存在的话，蒋介石就不应该跑到台湾去，他就应该变成中国的毕苏斯基。毕苏斯基和蒋介石有不同的命运，本身就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发明是失败的。蒋介石就是中华民族发明失败的一个牺牲品，他就是因为太相信这个靠不住的发明，才把自己毁了的。

日本人攻打长沙的时候，国民党打了败仗，他就愤怒的谴责国民党将领：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打仗，我们的人民支援我们自己的军队，你们怎么打成这样？但是那些前线将领肯定是有苦说不出来，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本地的人民有支持所谓“自己的军队”的一点点迹象，那些老百姓很明显是在那儿平时当看客的，然后无论谁打了败仗以后，他们都出来抢那些被打败的人留下的剩余物资。他们抢起国民党来，一点儿也没有国民党是他们自己人的感觉。然而毕苏斯基的军队在被图哈切夫斯基追杀逃到华沙城里面的时候，史达林当时是这支军队的政委、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的统帅，就向列宁报告说，我们在波兰的感觉跟在俄罗斯完全不一样，波兰农民是如此愚昧，被波兰贵族地主洗了脑，他们把我们当作敌人，我们留下的伤病员被他们杀了，我们要粮食他们不给，我们去问路的话，他们故意引我们找不着路，总之在这里是活受罪，我们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这两种不同的反应说明什么问题？蒋介石坚持要说，湖南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湖南人民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跟你不是一个民族；而波兰人则用不着任何人给他们做宣传，他们跟毕苏斯基就是一家，就是铁杆一家。波兰民族已经建成，而中华民族没有建成。蒋介石的下场就是他误以为中华民族已经建成了的结果。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没有建成但是又假装已经建成，它才会留下一个政治真空。如果他老老实实承认我没有建成，那么中国就被列强瓜分，变成殖民地了。如果变成殖民地了以后，反倒是很难侵入，因为殖民地有固定的主人。像苏联就很难对满洲国下手，反过来也很难对印度支那下手，因为那都是有主的地方。中国之所以易于渗透，跟非洲的衣索比亚一样，它是无主地。属于殖民地或者殖民者势力范围，那就是有主地，你在有主的地方搞大了以后，它的主人会出来干涉。而中华民国理论上是独立国家，翻译成现实政治的真正语言就是说，你是一个孤儿。要么你长大了，建立民族国家就相当于你长大了，孤儿长大了就不怕受人欺负了，但是你又没有长大，同时你又没有一个养父来保护你，同时你又爱装逼，你明明是没有长大的，你一定要说你已经长大了。如果你是孩子的话，别人还不好意思打你，你一定要说你已经是一个巨人了，那么别人就会理直气壮打你，而你又没有大人的力量，身上又不禁打。

所以最后，中国近代史，就是我所谓的“远东的线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民族发明失败的结果，这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中国之所以会变成列宁党的最后一个寄居地，关键就是在于，它是一个政治上的低洼地带。水往低处流，入侵者总是入侵最薄弱的地方。苏联在它刚刚成立的时候，当然主攻方向是向德国的，然后它在世界范围扩张的时候，它对土耳其也在下手，对衣索比亚也在下手，对印尼也在下手。马林这个人基本上跑遍了全世界，阿拉伯也好，印尼也好，全世界各地的相当于国民党的什么青年联盟、国民联盟，各地的复兴党、共产党都是他建立起来的。但是为什么他在土耳其打不进去，在伊朗打不进去，在印尼打不进去，就偏偏在中国打进去了？这本身就说明你是抵抗力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抵抗力薄弱，容易入侵，容易入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共同体建构失败。共同体建构失败，你就像是一个没有皮肤的人，自然很容易感染；别人已经长齐了一层厚实皮肤，自然就很不容易感染。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所以现在东亚的基本问题，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寄生性的列宁党在全世界都已经灭亡，但是它在中国仍然是存在的，在东亚仍然是存在的，由于它的存在，使东亚局势无法稳定。

第二个问题就是内亚问题。东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离西亚的文明核心区比较远，通常它的文明的主要成果是越过塔里木盆地这条交通线从内亚输入的，历代的征服者一般来说都来自于内亚。后来的史学家往往把它说成是，鸦片战争以后你才是闭关锁国的落后的被征服者，但是实际上，东亚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都是闭关锁国的落后地区，而且每一次帝国一统，都会切断通向内亚的交通线，结果使你技术演化的速度比西亚更慢，然后演化到一定程度以后，落差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长城就无法维持了，草原上的鸦片战争就会爆发。实际上历次所谓的蛮族入侵，它不是别的，就是草原上的英国人发动了一场长城上的鸦片战争，把刚刚演化出来的新技术从中亚和西亚的方向带进来，打败了远东地区落后了二、三百年的旧技术。然后等到这个新的入侵重新凝固下来、建立了新的王朝以后，东亚又再一次故步自封起来，技术落差再一次加大，然后壁垒再次打破，先进技术再次输入，如此周而复始。

内亚和东亚的关系，实际上是很接近于希腊和埃及，或者是英国和印度那种关系。在十五世纪以后，这种输入线从陆上改成海上，但是内亚和东亚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从地缘上来看，东亚是内亚的一个柔软的下腹部，是一个极其容易入侵的地方。内亚和东亚的边境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和天然的边界线，自然而然的会形成漫长的、无法防御的真空地带。由于这个柔软的软腹部的存在，要进行民族发明的时候划定稳定的边界，困难是非常大的。东亚民族发明的失败也有内亚方面的因素，具体到近代就是所谓的满蒙问题，这个因素严重的影响了东亚国家共同体建设的稳定性。相反，东欧和西亚划定边界的过程就要稳定得多，因为它们在文明秩序的歧视链上是居于上游的，它们基本上是文明的输出区，所以对它们来说，划界的困难就相应要少得多。

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费拉问题。费拉问题就相当于是秩序的真空区。因为秩序是政治体生存所必须的，它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消费一定的秩序，如果一个社会已经散沙化到一定程度，自己完全不能产生秩序，那它必须不断的从外部输入秩序。输入一旦终断了，就会发生大规模人口灭绝的灾难。别的文明很少发生人口灭绝灾难，蛮族的死亡率虽然高，但是断断续续的，在战争和小规模的情况中死亡，很少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以后，突然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第一，费拉没有秩序生产力，第二，外界的秩序输入时断时续产生的问题。

近代的东亚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的叠加。 “大洪水”的问题其实就是第三个问题，因为秩序的真空需要吸引秩序，难民外逃，是难民在寻找能够供应秩序的载体，或者说是外部干预，外部干预就是秩序高地对秩序低地的输出。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种形式，就好像你可以让你的工人到别的地方去打工，把钱挣回来，也可以让别的地方的资本家到你这儿来投资，让你的工人就近打工，这两种事情在经济上是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的，难民逃亡和帝国主义干涉实际上是这两种现象的不同体现。但是总之，上面讲的这三种现象 — — 列宁党的入侵、内亚 — 东亚问题和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失败，把东亚变成了一个政治灾区。但这个政治灾区跟别的地方的政治灾区不一样，它不是输出秩序对其他地方造成的压力，而是自身秩序生产能力不足，因此吸引了其他地方的秩序输出的政治灾区。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共同体的建构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我们要在东亚谈论民族发明，是因为民族发明，一方面，能够有效的打散列宁党通过冒充帝国继承者构成的一个免疫逃避机制。瓦解了这个机制以后，比较脆弱的小共同体在其生长的阶段才会不受那种割草机的影响。在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消耗过多的资源去搞民族国家是不划算的。但是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那些低于民族国家层次的小共同体，它的实力实际上是不足以抗拒列宁主义的汲取机制的，也许它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抗拒费拉帝国的吏治国家，但是抗拒列宁主义的汲取机制是不够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列宁党存在的话，那么像广东这样的地方，它的土豪是很可能能够抗拒帝国的中央政府，把自己的资源留下来做自行发展的，那样的话，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以后，就可能产生自己更复杂的结构了。但是在列宁党存在的情况下，广州的地方势力就完全没办法抵抗了。你比较一下李鸿章时代和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有没有列宁党是关系非常重大的事情。

民族国家发挥的第一阶段作用是一个表皮式的作用，也就是保护和抵抗的作用。要建立这样一个保护和抵抗的机制，需要有多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的因素就是要有土豪集团，拥有武力和经济基础的土豪集团。我一般来说不提这个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客观发展的问题，如果社会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你提也没有用，发展到了这一步的话，你提不提，它都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提得比较多，因为这是文人的传统特权和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他能不能够制造一种恰当的舆论，配合社会演化的适当阶段，给当时迫切需要的社会演化提供合法性。一般来说，中国士大夫阶级在这方面发挥的是反作用。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通常是采取破坏机会的政策。这个现象在清末民初表现得非常明显：上海的知识份子和开明企业家一般是最积极的大一统主义者。广东的绅士一般来说宣布他们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的真正的中国人，责备北方人是满蒙的奴才，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对发明皇汉、发明中华民族的贡献，其实比北方中原人要大得多。他们这样发明的结果，很明显，近代史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在自己排斥自己。如果他们当时做出了另外一种相反的发明的话，在清末民初那个机会视窗期的现状来说的话，建立自治政府的难度本来是不高的。但他们自己既然这样积极的破坏自己的长远利益的话，那也就只能德匹下了。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像现在的司徒华那些人，当初英国殖民者在的时候，是他们到处跑，到处喊民主回归、民主回归，一定要让英国人滚出去，然后回到中国来，跟驻马店一起民主。最后英国人终于让他们满意了，现在他们开始尝到滋味了。一般人如果只看现在的新闻报导，会觉得他们非常无辜，但是你要是看八十年代的报告的话，你得承认，他们现在得到的待遇就是他们在1984年前后跟赵紫阳那些人请愿的时候所要求的东西，上帝对他们非常仁慈，他们要什么，上帝就给了他们什么，现在得到的就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所谓本土派、民族党之类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纠正先辈的错误。然而已经造成的错误，纠正起来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困境所在。他们提供了一个民族发明学之必要的一个现成例子。如果你说民族发明是件无足轻重的事情，那你只要看看，比较一下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三个地方，然后就可以自己闭嘴了。这个差别如此之大，就是在于民族发明成功还是不成功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民族发明还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你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呢？我的假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能够施加干预的范围是不太大的，因为你只有这一杆笔、你纸上写出来的东西和你影响舆论这点力量，那么你能够做的就是这种散布思想病毒的工作。思想病毒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有病毒不一定能够有它的载体，没有载体的话，病毒可能自己像是烟草花叶病毒一样，变成无机物的结晶体，基本是浪费；但是好处就是，病毒生存的成本是极低的，他不像是土豪那样需要付出实际上的成本，病毒既然可以结晶，可以变成无机物，它是可以长期储存等待机会的。病毒一旦产生了，它就不会消灭。一旦有机会以后，它马上就可以弄出来复制。

所以你实际上制造了这个病毒以后，历史的走向就不一样了。因为有这个现成的病毒放在那儿，没有机会来的时候就算了，也没有什么损失，有机会存在的时候，这个病毒会自动的替你去完成使命，哪怕在它真正完成使命的时候，病毒的制造者的尸体都已经腐烂得什么都不剩了，但是这些人仍然像是冯·诺依曼机一样，在它的发明者和创始人早已经墓木已拱以后多代，仍然在忠实的执行发明者给它制造的使命。这就是文人能够真正创造历史和影响历史的唯一机会。如果你不这么做，你肯定会一无所获；你做了以后，你有可能一无所获，也有可能收获巨大。这个主要是取决于演化环境，而不取决于你个人。处在你自己的位置上来讲，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做肯定要比不做好，结果如何，并不影响你当时的决断，决断结果不可知，但是哪一方面的决断更有利则是一目了然的。

从技术上讲，民族发明主要是一个认同创造的问题。认同创造，就是要把原有的资源通过神话的方式保护起来，使未来的子代可以通过极其廉价的方式保存和继承，所以它的符号必须是简单的。但是简单的符号没有一定之规，无论是东欧那种根据语言为核心的民族发明，还是像清教徒那样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民族发明，关键的能够起作用的都是一、两个符号。这个符号跟符号所在的体系的其他部分往往有极大的矛盾，但是这无关紧要，只要抓住符号就行了。民族发明就像是你动员一支军队一样，你需要给它在胳膊上缠上一条白毛巾，这就是我们自己人，没有这条白毛巾，那就不是自己人。它的机能就像一个生物体当中的所谓的抗原，抗原就是一小块蛋白质，蛋白质就是一个识别标志，有了这个识别标志以后，其他细胞就可以非常廉价的识别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了。

在自己人和非自己人的边界确定以后，就是所谓的自我和他者的边界确定以后，层次的复杂度就一定上升。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说，两个国家本来是经济都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但它们如果是分离的话，就会长期原始，如果它们发生接触、开始交换产品的话，尽管仍然是同样两个国家，仍然是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人口，只要它们相互接触和相互交换的话，它们双方的经济都会同时起飞。这实际上就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说明了秩序升级的道理。秩序是怎样升级的呢？就是要增加结构的复杂性。结构越复杂，它升级的可能性越大。像是希腊群岛，爱琴海一带，它有非常复杂的海岸线，同时坡度也非常大，因此它的物种丰富度就非常之大。一方面是不同的海岸线能够栖息的生态位比起平直的海岸要大得多，另一方面，高低不平的地形，每升高一千米左右，能够支撑的物质就不同，植被和物种就会不同。因此在坡度变化很大的这样的地区，它的物种多样性要大得多。物种多样性大，就不仅是个别物种单纯的数量上的多样性大，而且意味着它们形成的生态圈，比起物种数量较少的生态圈的复杂程度要高出几个数量级。复杂程度高出几个数量级，这样的体系在遭到打击的情况下，生态系统崩溃的可能性就要少得多。文明本身也就是这样的。

自我和他者的区别有什么必要呢？在人文主义知识份子的角度来看，应该天下大同，大家都应该一样。其实这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大家都一样的话，文明就会进入热寂状态了。文明之所以没有进入热寂状态，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差别。生命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于细胞膜，细胞膜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外面的营养物质和里面的遗传物质分隔开来，把外界变成摄取的物件，把内部变成保护的物件。在有了细胞膜以后，生命才能分化。自我和他者的区别，就相当于是细胞膜产生和结构分化的因素。同样的人口和地域，结构的复杂性越高，它的文明程度必然就越高，它能够容纳的生态穹窿也就是必然的越多。

民族发明不是唯一一个制造细胞膜和制造差异性的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经过了列宁党蹂躏、帝国和吏治国家统治的独立的环境之下，比较弱的发明有极大的危险，在发明的第一阶段就顶不住，就是说相当于是细胞膜溶化了，已经形成的边界又被重新抹平了。像是宗教复兴这些东西，如果是在系统本来复杂性比较高的地方，那它很容易产生出来；但是在像是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我估计它会产生出很多邪教或者是高度费拉化的小教派。这本身就是一种测试，说明你的环境对小共同体的建设是非常不友好的。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友好的环境呢？那你就不能够满足于一般的弱发明，你必须制造强发明。强发明的作用不仅在于它积极建构的方面，而且还在于它的竞争性意识的破坏方面。强发明的忠诚有强烈的排他性，因此它足以破掉那些假的忠诚，瓦解旧的假神话。即使它自己的神话建构不成功，但它在瓦解破坏旧的大一统神话方面只要发挥了作用，那么也就足以给普通的弱发明开道了。弱发明本身，照我刚才提出的四项标准，它本身也是有利于文明的；但是它的问题、它的弱性就体现在，它吸收的忠诚往往不是排他性的。如果它吸收的忠诚不是排他性的，或者是排他性不够强的话，那么它就只能发挥我刚才说的建设性作用，而发挥不了我所说的对列宁党及其建构破坏性作用。

而在东亚现在的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是破坏性作用跟建设性作用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你只要把破坏性作用发挥到了，即使建设性作用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实际上你也已经可以告慰了，所谓马拉多纳的台词叫做，成功不必在我，我已经破掉了敌人的阵型，哪怕将来进球的不是我，我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如果建设性的作用和破坏性的作用同时发挥作用，那你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就是民族发明学为什么必不可少的原因。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排斥其他的因素，事实上它本身会为其他的因素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反过来就不行，如果没有这一项因素，其他的因素不能为民族发明学创造良好的条件，也不足以保卫自身。

提问部分（提问均经过精炼）：

某听众：你如何定义“秩序”和“复杂性”这两个概念？

刘仲敬：复杂性是一个资讯概念，大致上来讲就是丰饶度的增加和对应资讯度的增加，或者说是在同一单位内，网络的节点越多，它的复杂性就越大。秩序是复杂性在政治范围内的体现，实际上这个词可以不用的，但是在涉及政治的问题上，用这个词比起用组织结构的词来说显得比较顺耳。

某听众：现在有一个观察物件，就是一个猪脑。有两个观察者，神经生理学家和屠夫。在他们的眼中，猪脑的复杂性是一样的吗？

刘仲敬：适当的观察者应该采取的是上帝视角，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果把自己看成系统中的一部分，观察是会出偏差的。

某听众：那你的上帝视角是怎么实现的呢？

刘仲敬：上帝视角就是你假定自己是火星人，不假定自己是屠夫或者是神经生理学家。假定你完全不能认出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一切，但是你还是能够看出其中有复杂有简单，你会有直觉上的体验。照我喜欢用的比喻就是说，你不是生物学家，但是你看到猫和草履虫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觉得猫跟你是一家的，草履虫跟你不是一家的。直觉其实是一种达尔文演算法，你之所以需要有直觉，是因为演化给你提供了一种以廉价方式判断歧视链高低的手段。

某听众：在座的人都可以做到上帝视角吗？

刘仲敬：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你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只需要使用最经济的那种理论就行了。

某听众：如果在东亚去搞亚国家小团体而不去发明民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刘仲敬：因为你没有那个庇护穹窿，也就没有庇护穹窿下才能产生出来的那个生态场，所以你的团体容易退化成为通常所说的邪教组织。因为在一个网络极度简单的系统中间，降低成本是重要的，增加复杂性就不太重要，也就是说，叫花子和流民强盗是最适当的生存策略。即使你原来的小团体本身是非常高档的，也很容易经历从道家学说到五斗米道妖贼那种莫名其妙的退化，会经历像是基督教教会到拜上帝会那种性质的退化。这是个大概率现象。它不是个人设计出来的东西，而是比如说是在同一个地方，本来都是教会，但是你如果走洪秀全的路线，你的扩张就会非常迅速，如果你走正统的路线的话，你三年十年都传不了几个信徒，别人基本上不知道你是谁，最后生态位就迅速被洪秀全这样的人占住了。所以有一句说法就是，其实你不是缺好的种子，而是缺好的土壤。但是好的土壤是怎样才能够存在呢？它首先要有一个庇护穹窿，才能够避免水土流失。没有这个穹窿的话，土壤一产生也就冲走了，你还是没有好的土壤。在没有好的土壤的情况下，好的种子是不宜生长的。就像是所谓的播种于石田，石田上适合于生长什么的？适合于生长苔藓。

某听众：就类似于在耶稣之前必须要有施洗约翰？

刘仲敬：对，而且还必须要有罗马。

某听众：你的上帝视角和洪秀全的上帝视角有什么区别？

刘仲敬：洪秀全到底有什么视角那很难说，他可能像是狗企图理解人一样，把他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解释成为他能够理解的东西。人往往都是这个样子的，看到自己似乎懂了点又似乎不懂的东西，想来想去觉得肯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早在洪秀全以前，有一个姓杨的儒家学者，知道了一点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以后，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基督本人大概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革命党的领袖，罗马人把这个革命党领袖杀了，他的门徒就长期纪念他，所以这种宗教一定是一种革命党的宗教，诸如此类。从儒家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他这种理解非但没有错误，而且说明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能够通过极少的线索得出尽可能多的图景出来。这个图景如果只从政治这个维度上来看的话，错误并不是很多，洞见倒是很多。洪秀全大概就是这种知识不足，由于先天的认知框架的限制，有些东西他理解不了，但他尽量去理解，而且尽量把它翻译成为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然后他所在的环境又对他的翻译做了进一步的扭曲，所以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系统本身的边界条件是最主要的，他的各种动机是比较次要的。

某听众：也就是说他不了解他所说的东西？

刘仲敬：他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的，他解释成为天兄天弟、圣神风如何如何，等于是把每一个基督教名词都安排一种政治功能，这其实是东亚儒家文化薰陶出来的理解宗教的一个最正统的方式。

某听众：你为什么能达到上帝视角，而他达不到？

刘仲敬：上帝视角是为观察者准备的，不是为行动者准备的。行动者采取上帝视角是不经济的，需要的成本很高，而达到的目的很小很小。如果我要采取行动的话，我肯定会用一个更加顺手的理论，比如说就用匪学的某一个片段就足够了，“匪学”、“SM学”和“党妹学”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不必引入太多太冗余的理论。

某听众：上帝视角和所谓的理性客观中立有什么区别？

刘仲敬：区别并不是很大。 “上帝视角”的意思就是说，它包含了一定的未知因素；“理性”的假定就是，你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可知的。所以它们的范围有无限和有限之分。

某听众：话总是某个观察者说的，你怎么知道你有多对？

刘仲敬：这里面你得注意，局部规则和普世性规则在演化系统内部是没有办法有效区分的。你要想确定局部规则或者普遍性规则的差别的话，就得用上帝视角了。

某听众：你要决定你的“局部”的边界在哪里，你的“普世”是指什么。你现在的普世最多普世到本星球。

刘仲敬：普世的意思就是无边界的意思，有边界那就是局部规则。但是在演化系统内部的话，你不必对两者之间做有效的区别。也就是说任何规则你都可以抹去局部规则和普遍规则的差异，在你现有的使用范围内把它当作普遍规则来用。实际计算效果的误差是不大的，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也就是说这种误差基本上是收敛性的。

某听众：你说中华民族不存在，但你又提出要解构它，你怎么解构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刘仲敬：因为如果你以为你已经有了民族，就好像皇帝以为他自己穿了衣服一样，他就会早晚感冒的；如果你明白你穿的衣服不存在的话，你就会去买一套真正的衣服来穿。

某听众：中国有很多认为中华民族存在的人，他们在为中华民族而奋斗。

刘仲敬：对呀，像这样的很多人，包括汪兆铭，他都是自以为是在为中华民族作牺牲，但他被人骂成了汉奸，至于那些被牺牲的人，他们很快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到老还在要饭，这个下场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存在了。如果中华民族存在的话，他们显然是民族英雄，不会是一辈子当成反革命分子在那儿要饭了，也不会说是替民族出力最多的人反倒成了最大的卖国贼。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验证。如果民族存在，那你就会有民族存在产生的一系列症状。如果你真的穿着件衣服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感冒了；如果你感冒了，那你就要考虑，这件衣服是不是用墨水画出来的。

某听众：我们讨论中华民族存在不存在，是不是首先要给中华民族下个定义？

刘仲敬：这个任务是要由中华民族发明家来下的，我这位中华民族的解构者是不负这个责任的。我可以负责为大蜀民族下一个定义。简单的说，这里面有两个集合：一个集合是共同体，这是一个大的集合，有很多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其他的共同体；共同体这个大集合里面有一个小集合，叫做民族共同体。如果某一个东西不是共同体，那它肯定不会是民族共同体。共同体存在有很多条件，但是有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就是，内外有别，你必须对共同体内部的人比对共同体外部的人更好，这样共同体才会存在。但是中华民族不具备这个特点。维吾尔人具备这个特点，潮汕人具备这个特点，闽南人具备这个特点。例如我骗人的话不会骗我自己的同乡，但是骗河南人，我就毫不犹豫了。这说明什么问题？河南人在你的圈外，而闽南同乡在你的圈内。这个圈子已经很清楚了。就凭这一点就证明，中华民族或者汉族都不是共同体，因为它不符合共同体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内外有别。如果它连共同体都不是的话，那它更不可能是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全都是共同体，尽管共同体不都是民族共同体。一个连共同体都不是的东西更不可能是民族共同体。

某听众：所以你是用内外有别，而不是语言、方言这样的东西来定义是吧。

刘仲敬：语言和方言那些东西，或者是其他东西，是用来鉴定内外有别的那个标志。比如我可以说是，跟我同样说四川话的人那就是内部人，不会说四川话的人就是外部人。但是也有别的民族是用别的标准来识别，但是反正总有一个标志。这里面关键不是标志是什么，而是内外有别这个事实。

某听众：那汉字呢？

刘仲敬：朝鲜人、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梁启超在北京的时候跟光绪皇帝是只能手写通话的，在日本的时候，跟日本人也是笔谈的。像宋美龄跟国民党别的元老讲话的时候，一个讲上海话，一个讲广东话，谁都听不懂谁，最后他们只好讲英语。这就是中华民族了。如果按照语言来判断的话，那么中华民族肯定是不存在的了。

某听众：你认为你有上帝视角，别人也认为自己有上帝视角，如果人家看到的东西跟你不一样怎么办？

刘仲敬：你说的是教派的视角。上帝的视角跟教派的视角不一样，上帝的视角指的是你观察范围是无限的、无时间性的，跟你主张的那个教派跟别的教派是不是打宗教战争那是毫无关系的事情。

某听众：人天生都有独断论的倾向，但是如果你还有点反思能力的话，你终究会发觉你不一定对。

刘仲敬：这里面的问题就是，演化系统中间，对和错的意义不大，优势策略和劣势策略的意义重大。独断论是一个优势策略，这是没问题的，它在我们已知存在的大多数文明中都是优势策略。而怀疑主义不是一个优势策略，尽管它有可能是更正确一些。辩论会是一种生态环境，但这种生态环境是我一点都不关心的。当我考虑生态环境和边界条件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文明本身，像常凯申会不会到台湾那种生态环境。至于你在辩论会上跟你的对手所建立起来的那个非常人为的小生态环境，其实是有没有都可以的，我一般从来不把这种生态环境、演化环境当作值得考虑的物件的。大多数能够在辩论会中获得胜利的知识份子，在影响群众或者影响文明进程中间，是完全比不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神棍的。所以在我的理论体系中间，对这些神棍我是看得很高的，因为他们的策略具有巨大的演化合理性，比大多数知识份子的策略都有更大的演化合理性。有合理性就是，它是优势策略，优势策略跟正确不正确是没什么关系的。

某听众：以蒋介石逃到台湾的例子来说，他自己主要认为是苏联的作用，阎锡山则认为是共产党不讲道德。你可以找到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都是站得住的。

刘仲敬：这些不同的看法并不矛盾，只是有层次和角度的差别而已。

某听众：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是否可以说各种说法各占不同的比例？

刘仲敬：这个不是这样的。像这个问题上涉及的就是不同的解释层次的问题。比如说你感冒了以后，你就有很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因为你的体温升高了；第二种解释是，因为某种细菌在你的血管里面繁殖；第三种解释就是，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你身体对某种威胁还没有来得及产生足够的抵抗力，而细菌在军备竞赛中已经抢在了你的前面。这三种解释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层次有差别。像阎锡山，如果阎锡山的解释是共产党不讲道德，什么叫做道德？道德就是一个社会习惯的行为模式。共产党不遵守这个行为模式，因为他们是这个体系的外来人，他们遵守的什么行为模式？是列宁主义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是外来的。而蒋介石说共产党是拿着苏联的武器和资金来打他的，这难道不是同一种现象的两种不同描述方式么？

（完）

2016年9月5日“文明与自组织”会议发言（并答问）

加拿大有这种宪法条文么，你入籍美国就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由于FTX与EA (effective altruism) 社区的关系，EA论坛上也在进行相关讨论。有兴趣可以旁观。

被删除的部分（和红杉资本的融资会议）

Bailhe remembers it the same way: “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Sam, but the last question, which I remember Alfred asking, was, ‘So, everything you’re building is great, but what is your long-term vision for FTX?’”

That’s when SBF told Sequoia about the so-called super-app: “I want FTX to be a place where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with your next dollar. You can buy bitcoin. You can send money in whatever currency to any frie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You can buy a banana.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with your money from inside FTX.”

Suddenly, the chat window on Sequoia’s side of the Zoom lights up with partners freaking out.

“I LOVE THIS FOUNDER,” typed one partner.

“I am a 10 out of 10,” pinged another.

“YES!!!” exclaimed a third.

What Sequoia was reacting to was the scale of SBF’s vision. It wasn’t a story about how we might use fintech in the future, or crypto, or a new kind of bank. It was a vision about the future of money itself—with a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of every person on the entire planet.

“I sit ten feet from him, and I walked over, thinking, Oh, shit, that was really good,” remembers Arora.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at fucker was playing League of Legends through the entire meeting.”

“We were incredibly impressed,” Bailhe says. “It was one of those your-hair-is-blown-back type of meetings.”

Not only that, Arora says, but League of Legends is the kind of 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video game where every four minutes or so of tactical maneuvering is punctuated by ten seconds of action known as a gank—gamer slang for “gang killing”—where you and your team gang up on an enemy. “There’s a fight that happens, basically,” says Arora, who was watching over SBF’s shoulder as he answered that final question from Sequoia, “and I’m like, This guy is fucking in a gank!”

The B round raised a billion dollars. Soon afterward came the “meme round”: $420.69 million from 69 investors.

毫无疑问，SBF年轻时在麻省理工学院被书呆子抨击过。事实上，就在他被抨击之前，SBF有一个个人博客，他在其中写到他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在博客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宣称自己效忠于功利主义，在得出结论之前仔细地概述了自己的推理，“所以我是一个完全的功利主义者”。后来的著作完善了这种说法，明确指出他是一个最纯粹的边沁式的功利主义者，而且无法从边沁式道路的影响中拯救自己。从那时起，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对这种哲学含义的原则性思考。即使是现在，即使受到直接的挑战，SBF也坚持认为，他在遵循哲学的含义到其逻辑终点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就会想对自己进行长时间的审视”。

因此，当第二年夏天，MacAskill在哈佛广场与SBF坐在一起，以只有受过牛津教育的哲学家才能做到的方式仔细解释，有效利他主义的实践可归结为 “应用功利主义 ”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将成为一个最大化的引擎。正如他在博客中写道：“如果你已经决定你的一些时间或金钱可以更好地花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那么，为什么不多花一些呢？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呢？”

的确，为什么不是全部呢？SBF在我的显微镜下观察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从来没有一刻不积极参与某种重要的会议（与关键员工、监管者、商业伙伴、导师）描绘FTX的未来。我看到SBF自己的父母排队等待他的时间，又因为等待的时间太长而放弃了。

在把生命中每一个清醒的时刻都投入到工作中时，SBF并不觉得他在做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他所做的是他认为每个有正义感的人应该做的事（如果他们心胸宽广、头脑清晰的话）。他正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世界上的善的数量。然而，对Woods和Morrison，甚至对我在巴哈马遇到的所有EA，也可以说是如此。像SBF一样，他们都爱上了以有效和合理的方式拯救世界的想法，但他们显然在做这件事时很开心。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对我说的那样，“我为事业而来，为人民而留”。另一方面，SBF似乎有质的不同：他似乎完全被驱使，就像被鞭策一样。

我们很难在清晰的光线下看到SBF。自食其力的亿万富翁的光辉是刺眼的。他的智力是令人敬畏的。但是，一旦我砍掉了成堆的金钱和多余的智商点数，我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贫穷。在把他的一切都花在别人身上时，SBF似乎没有花任何钱来追求他自己的快乐。

这不仅仅是伟大的书籍不值得看。伟大的电影也不值得看。他断言，《公民凯恩》是 “一部不值得看的空洞电影”。食物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SBF偏爱假汉堡和素食薯条。至于美食，他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意义：“我真的不认为吃饭是那么令人难忘的事情”。他对自己的表现（他的影响）也不感到高兴。他没有西装，直到他不得不买一套在国会作证时才有。他开着一辆卡罗拉。他公开发誓不再拥有一艘游艇。至于更多的肉体享受（据推测，SBF有私人生活），他是如此私密，甚至他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他在和谁或是否在约会。这是个谜。

SBF对快乐的拒绝是如此深刻，这让我想知道，与他的哲学相比，没有快乐是否是理解他的关键。他是否沉浸在自己的脑海中，无法感受到快乐？SBF是否有效地被他自己的额叶皮层所挟持，陷入头脑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是他只是在正常人的快乐能力分布中处于尖锐的位置？这就是让SBF感觉如此不同、如此陌生的原因吗？

我不知道。但我确实问过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Ramnik Arora是最接近SBF的二号人物：他们已经并肩工作了多年。有一天我在午餐时坦率地问Arora：“你认为，SBF可能真的没有能力体验到快乐吗？”

Arora放下他的叉子，思考了一会儿。他说：“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他转过身来停顿了很久后说：“他玩游戏很开心”。他想起了几周前公司举办的梭哈网球比赛。他的表现如何？我想知道。Arora说：“SBF得了第二名，他讨厌这样。”

Joe Bankman是一位著名的税务律师，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和治疗师。他也是SBF的父亲，他和他的儿子非常亲近。我问他关于SBF体验快乐的能力。

Bankman拒绝了我的理论，但并不完全。Bankman承认：“所以，SBF并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享受快乐。但我认为SBF从很多事情中获得了很多乐趣，只是它们都与工作有关”。我反驳道：满足感不算数。我说的 “快乐”是指更原始、更硬性的东西：肉体的欲望”。Bankman说：他并不总是素食主义者，比如说，他小时候喜欢吃好的牛排。

可以说，最了解SBF的人是FTX公司的治疗师George Lerner。Lerner的心理服务对公司里的每个人都适用，而且他的快速拨号电话也不止一个。Lerner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优秀的心理医生，是我想要的那种，所以我问他关于SBF似乎拒绝尘世的快乐。

Lerner说：“这很有趣，因为我已经和SBF详细谈过这个特别的话题。”

他继续说：“这不是什么病态的东西，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也不明白）他们想帮忙。我们在谈论一般的EA，但也在谈论SBF，特别是他们想有所作为，他们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这件事。他绝对不是EA。但这仍然没有说明为什么，或者说，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快乐的驱动力。”

SBF甚至对他自己的治疗师来说都是一个谜。

这是我在巴哈马的最后一晚，我在俄罗斯方块公寓中度过，远在下面的码头上（露台边缘的）游泳池边放松。太阳开始下山了：一个火红的金锭，被世界汹涌而来的景色所吞没。当太阳落山时，我的视线被最靠近水面的塔楼所吸引。Orchid是Albany的旗舰建筑，它的南端切向沙质的海滨，就像船头穿过酒色的大海。环绕的游廊提供了港口和海洋的景色。这是一个六层楼高的蛋糕，整个建筑都被铝格子包裹着，这是一个激光切割的丝线护套，是一个历史性的外墙，但却是一个现代建筑。建筑师Morris Adjmi引用了他在新奥尔良的成长经历，以及Rachel Whiteread和Do Ho Suh等雕塑家的灵感。整体效果是非常壮观的：这是对creole风格的现代诠释。

Orchid顶上的顶层公寓（五号公寓）可能是整个巴哈马最昂贵的公寓，它是SBF的家。他和九个室友住在那里（SBF后来搬走了，目前没有室友合住）：EA运动的同路人。这是宿舍情况，但是，用Scott Fitzgerald的话说，亿万富翁的宿舍与你我熟悉的宿舍是不同的。五号公寓是个豪华的地方，面积达11,500平方英尺，有六间卧室，每扇窗外都有壮观的景色。两部电梯，每间卧室都有一个套间浴室，直接通向阳台。公共区域包括大厅、媒体室、餐厅和位于大楼顶端的聚会室。弯曲的玻璃墙滑开，将整个空间向外面的世界开放。

太阳沉入地平线以下后，五号公寓亮了起来。戏剧性的水洗照明使阳台沐浴在蓝色和紫色之中。环绕的门廊成为一道彩虹，一座灯塔。一个聚会正在进行中，整个顶楼都在闪闪发光。

我想象着这个场景，棋盘游戏、欢声笑语、一个亲密的团队。只有SBF、他的家人（他的母亲、父亲和兄弟都在城里）和亲密的朋友。一个致力于修复世界的小团队：通过神奇的定量推理和压倒性的善意力量。他们所有人都因为这个任务而团结在一起。

这很奇怪：室友们，30岁时的宿舍生活（一个许多人已经结婚、买房、生孩子的年龄）。但我也认为，我已经深入到了SBF的头脑中去理解它。我和Fitzgerald一样，确实认为非常富有的人是不同的。是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但是，也因为他们的朋友往往比较少，但要跟上海明威的步伐。为寡头阶层的困境感到悲哀是不值得的，但亿万富翁也有坏处。在后经济时代的人和仅仅是平民的人之间，互惠变得困难。你能给一个拥有一切却不求回报的人什么？你期望得到什么？

但在五号公寓的内部圈子里（一个由几乎是毕达哥拉斯式的规则的哲学团结起来的家庭和朋友的社区）没有账户单位。爱是货币。爱是无限的。而无限是一个问题。 我把它留给SBF来解读这个数学问题。他解释说：“只要你说，有什么几率可以让人无限快乐？如果无限的效用是一种可能性呢？现在，突然间，我们在比较无限的层次。线性层次被打破了”。

但是，无限也是解决方案，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屏蔽功利主义的严密逻辑的保护伞。当其中一个条款是无限的，就没有办法进行预期价值计算。五号公寓中存在的爱情的不可计算性，使得它成为驱使他的鞭子的一个避难所。SBF可以逃脱，即使只是一个晚上。他可以把豆袋换成一张真正的床，在超级豪华的大床上幸福地睡着。

在我神游九霄云外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Orchid的五号公寓。一个人影出现了，站在甲板的栏杆上，看着巴哈马温和的夜色中银色的星星。他以一种好奇的方式向黑暗的水面伸出手臂，虽然我离他很远，但我可以发誓他在颤抖。

然而，我再次想起了某部小说。在Fitzgerald的时代，有一个真实的人物John Pierpont Morgan，他在国家从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的过程中引导着国家，从以马匹为动力的农业经济过渡到以铁轨运行的工业经济。在这个新世纪，谁将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从我的沉思中醒来，我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Orchid。我看到的那个身影已经走了，在不平静的黑暗中，我又是一个人。

SBF即Sam Bankman-Fried，是知名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的创始人和前任CEO。可能并不为人所知的是，SBF是"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社区的一员，并称以此原则指导了他的创业。FTX最近面临破产风潮和欺诈指控，包括SBF涉嫌私自建立后门转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至其私人投资公司。由于FTX的崩溃，加密货币面临着新一轮的信用危机和市场收缩。

本文是在今年9月FTX爆雷前刊登的SBF的发家史，也有大量对SBF及其公司内部运营的描述，疑似软文但其中有诸多有趣细节。

此译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BaAx6cyV_6cPqHOykcBzBA ），注意涉及红杉资本的部分有删除。原文是英文，来自红杉资本（Sequoia）网站。FTX爆雷后此文被移除，目前仍有网络存档如下：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027180943/https://www.sequoiacap.com/article/sam-bankman-fried-spotlight/

每个创业公司都有一个创业故事。苹果是洛斯阿尔托斯车库里的两个黑客。谷歌是斯坦福大学宿舍里的两个研究生。而Alameda Research是伯克利公寓里做着加密货币交易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山姆·班克曼·弗里德，朋友们都叫他SBF。然而，他所做的交易——最终催生了加密交易平台FTX——与标准的硅谷创业故事相差甚远。

2017年，当他年仅25岁时，SBF打破了所谓的kimchi premium（比特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价格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之间的一个异常差值）。这是一个大胆的套利壮举——SBF是已知的唯一一个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完成这一壮举的交易员——这使他迅速成为了亿万富翁并成为了传奇人物。

在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中，提及SBF的比特币套利交易时，他们的语气与提及1987年保罗·都铎·琼斯做空整个美国经济、1992年乔治·索罗斯突袭英国央行、2008年约翰·保尔森做空次级抵押贷款时一样。从kimchi premium(以及其他类似交易)中获利为SBF的下一步行动提供了所需的全部资金：创建加密货币交易所FTX——这家公司很可能最终会创造出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体化金融超级应用。在加密货币领域，没有什么是稳赚不赔的，但FTX有可能加入——甚至超越——美国四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这意味着它的估值已经达到了320亿美元。SBF本人在短时间内积累了比任何人都多的财富。202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显示，SBF的净资产为240亿美元。

SBF在纽约金融区一个不为人知的高频交易商店Jane Street学习了交易。该公司从麻省理工学院最聪明的数学和物理学生中招聘人才。SBF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专业的学生，2013年夏天曾在Jane Street实习，是为数不多的被邀请回来全职工作的实习生之一。他被派去做全球ETF交易的做市商——这比简单地为一只股票做市要困难得多，就像三维象棋比普通的象棋要困难得多一样。

在Jane Street实习之前不久，SBF与Will MacAskill有过一次会面。MacAskill是一位毕业于牛津的年轻哲学家，当时刚刚完成博士学位。在哈佛广场外的Au Bon Pain餐厅吃午餐时，MacAskill阐述了有效利他主义(EA)的原则。MacAskill认为，该原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为了行善而优化自己的生活，通常可以通过选择赚取尽可能多的钱来做最多的善事——为了把钱都捐出去。MacAskill说道：“赚钱是为了付出。”

EA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哲学家Peter Singer，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生活的目的是最大化他人的幸福。Singer已经80多岁了，很可能是在世的最受欢迎的哲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Singer几乎是一手发起了动物权利运动，将纯素食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对肉食的道德恐惧的伦理方案加以推广。如今，他最为人所知的是溺水儿童的思想实验。(如果你遇到一个溺水的小孩，你会怎么做？)Singer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后将其基本原则普遍化：“很少有人会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孩子溺水；而许多人忽视了非洲或印度儿童本可避免的死亡。问题不在于我们通常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简而言之，Singer认为，世界上的富人应尽其所能地捐出收入的10%、20%甚至50%，以改善世界上穷人的生活，这是一种道德义务。

MacAskill的贡献在于将Singer的道德逻辑与金融和投资逻辑结合了起来。MacAskill认为，人们不仅有义务捐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要尽可能高效地捐出。而且，由于每个声称拯救生命的慈善机构都有预算，它们都可以根据成本效益进行排名。那么，一个慈善机构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多少钱？数据显示，控制疟疾和蠕虫的传播具有最大的成本效益，每投入2000美元就能挽救一条生命。有效的利他主义优先考虑这种唾手可得的果实——这些是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首先拯救的溺水儿童。

尽管EA起源于牛津，但它在旧金山湾区获得了大部分的吸引力。Dustin Moskovitz和Reid Hoffman等硅谷元老，以及Eric Drexler和Aubrey de Grey等科技大师都公开支持这一想法。

SBF来自旧金山湾区，是斯坦福大学两位法学教授Joe Bankman和Barbara Fried的长子。他的父母把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培养成了功利主义者——就像一个人可能被培养成一元论者一样——在饭桌上总是在讨论为最多数人谋最大利益的问题。SBF性格形成的时刻之一发生在12岁时，当时他正在权衡关于堕胎辩论的利弊。基于权利的理论家可能会认为，胎儿谋杀本质上是儿童谋杀。功利主义的论点则会比较各自的后果。失去一个真正的孩子的生命——一个父母和社会投入了大量资源的生命——比在子宫内失去一个潜在生命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堕胎看起来更像是计划生育，而不是谋杀。SBF对功利主义的应用帮助他解决了他对堕胎伦理的一些纠结的疑虑。这让他坦然地支持堕胎——就像他的朋友、家人和同龄人一样。他看到了自己哲学信仰的基本正确性。

数学成绩优异的SBF轻松通过了加州希尔斯伯勒市的精英预科学校Crystal Springs Uplands。虽然他成绩优异，但一直独来独往，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了电脑游戏（《星际争霸》、《英雄联盟》）和卡牌游戏《万智牌》上。但在麻省理工学院，他找到了自己的部落Epsilon Theta，一个由同样对魔术和电子游戏感兴趣的超级极客组成的男女同校联谊会。成员们喜欢在无酒精的聚会上辩论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哲学和逻辑问题。

正是他的同伴向SBF介绍了EA，然后又向他介绍了MacAskill，而MacAskil在当时还几乎默默无闻。MacAskill当时正在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寻找愿意加入他的“earn-to-give”计划的志愿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张咖啡桌上，MacAskill提出了他的想法：一项以人的生命来衡量回报的战略投资。MacAskill认为，这个机会是巨大的，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生命仍然廉价得离谱。只要算一算就知道了：以每条生命2000美元计算，一百万美元可以拯救500人，十亿可以拯救50万人，以此类推，一万亿美元理论上可以拯救5亿人免于悲惨死亡。

MacAskill找到了最好的伙伴。SBF不仅在旧金山湾区长大，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而且他已经受到Peter Singer的启发，开始采取道德行动。大一期间，SBF成为了素食主义者，并组织了一场反对工厂化农业的运动。大三的时候，他就在思考自己的人生该做些什么。MacAskill——Singer的哲学继承人——给出了答案：对他来说，将世界上的善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当MacAskill发表演讲时，SBF边听边点头。“earn-to-give”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SBF意识到，这就是实用功利主义。SBF知道了他必须做什么，但只是说：“是的。这很有道理。”但是，就在明亮的黄色遮阳伞和撒满面包屑的红砖地板之间，SBF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为了慈善事业，他要变得非常富有。其余的一切都只是执行风险。

在确定了方向后，MacAskill给了SBF最后一次引导，建议SBF那年夏天去Jane Street实习。

2017年，SBF一切顺利。他在Jane Street表现得很好。他的交易如此流畅，以至于其他人会来看他工作，就像人们可能会在Twitch上观看电竞运动员的流媒体直播一样。他把自己收入的50%捐给了自己喜欢的慈善机构，其中最大的一笔捐款捐给了“有效利他主义中心”和“80,000 Hours”。这两家慈善机构都致力于将“earn-to-give”的理念发展成一种运动。(这两家公司都是几年前由MacAskill创立的。)他有很多好朋友，其中大部分都是EA同好，甚至有些是他的同事。Jane Street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有令人羡慕的企业文化，大量的福利以及行业中最慷慨的薪酬。SBF让自己走上了一条成为非常富有的人的道路。他在Jane Street过得非常愉快，并满足于永远留在那里。

然而，当SBF分析摆在他面前的光明未来时，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他意识到自己太安全了。在Jane，SBF学到了一条交易原则。他学会了“风险中性”：简单地说，一个交易者在50美元和有50%的机会达到1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想在一生中实现收益预期值的最大化，就必须是不可知论者。那些喜欢稳赢的人是“风险规避者”，而那些宁愿赌博的人是“风险爱好者”。但风险爱好者和风险规避者都是输家。因为从长期来看，他们会输给毫无偏见地接受这两种交易的风险中立者。

SBF意识到，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被Jane Street解雇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坚持在Jane工作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偏好。为了充分理性地代表穷人实现收入最大化，他应该将他的交易原则应用于所有领域。他必须找到一条风险中立的职业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觉得他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努力成为全球精英的一部分。为了给世界带来最大的好处，SBF需要找到一条他可以一掷千金的道路。

在这一顿悟之后，SBF递交了辞呈。我的朋友兼同事Caroline Ellison当时正在Jane Street证券交易柜台做交易，她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说：“这很不寻常，因为他决定辞职不是为了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而只是在有很多其他选择的前提下。”

SBF列出了一个可能的选择清单，并对每个选项做了一些说明：

• 新闻业——工资低，但有巨大的影响潜力。
• 竞选公职——或者只是当个顾问？
• 从事运动方面的工作——EA需要人！
• 创业——但具体是什么？
• 在旧金山湾区游荡一个月左右，看看会发生什么。

他回忆道，“它们都很吸引人，我不知道哪一个会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也知道，唯一的失败选择就是不做选择，所以他闭上眼睛，走进了五号门。

Caroline Ellison就是在那时失去了她这个朋友的消息。

在SBF退学大约六个月后，Jane Street 派Ellison去加州招聘，于是她决定去拜访这位老朋友。他们是办公伙伴，但也会偶尔在工作之外进行社交活动，因为他们都是EA同好。Ellison想叙叙旧，但从一开始，SBF就表现得一反常态，有几次取消了咖啡约会。当两人终于在Jumpin' Java见面时，SBF甚至回避了最无伤大雅的问题。

Ellison问道，“过去几个月你在忙什么？”

SBF隐晦地回答到，“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秘密。”

“好吧，没关系，”Ellison一边说，一边喝着茶。

令人不安的沉默。

“好吧，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我想我可以告诉你……”SBF过了一会儿说。

“不。没关系。”

一个尴尬的停顿之后，SBF打破了僵局。

“我来告诉你吧，”他说。

这个故事非常了不起。SBF离开Jane Street后，他搬回了湾区的家，Will MacAskill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在有效利他主义中心担任业务发展主管。他在位于伯克利的CEA总部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公寓，在工作开始前，他还有几周的时间去探索。这是他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度假。在Jane工作的这些年里，SBF从未休过什么假期。

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来到旧金山湾区，他发现自己的家乡出人意料地令人兴奋。所有的新技术都在这里。所有的创业公司都在这里。这是EA社区的大部分成员聚集的地方。SBF经常和他的弟弟Gabe一起出去玩，Gabe当时住在Stuart街附近的EA公社。

当时，科技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加密货币。在旧金山湾区，你无法逃避这种讨论。那年早些时候，“硬分叉”搅乱了加密社区，当时被称为比特币的东西经历了有丝分裂，变成了Bitcoin Classic和Bitcoin Cash。当年晚些时候，比特币(Classic)似乎要突破1万美元大关。加密货币正在成为一种流行。

出于好奇，SBF开始研究加密货币，几乎立刻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比特币在日本和韩国的交易价格高于在美国的交易价格。理论上，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无风险的盈利机会。人们只需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比特币，然后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然后将差价收入囊中。Jane Street通过利用几美分的价差进行高频交易建立了一个帝国。而比特币在韩国的交易价格约为1.5万美元：50%的溢价是闻所未闻的。

SBF对他在屏幕上看到的数字表示怀疑。这可能不是真的。但接着他又有了第二个想法：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有5000美元摆在地上。SBF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决定在不同的交易所开设一些账户，看看他是否能执行交易。他不能。但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因为套利机会不存在。由于银行系统和货币管制方面有太多的繁文缛节，这是一项很难执行的交易。

SBF又花了一天时间处理繁文缛节，完成了一笔往返亚洲的交易，并获得了20美元的利润。这是一次概念的证明。SBF立即将自己的5万美元投入了进去。第一项工作就是把钱存入系统。这在操作上有巨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进一家外国银行，每天把钱汇到国外。但幸运的是，SBF拥有一个秘密武器：EA社区。这里有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松散的全球网络。其中有一名日本研究生，作为日本公民，他可以在一家(不知名的、农村地区的)日本银行开一个账户，该银行愿意有偿处理SBF新成立的Alameda Research想要进行的交易。日本的比特币和美国的比特币之间的价差“只有”10%，但Alameda发现它每天都可以进行这种交易。SBF最初的5万美元每天以10%的利率复利，下一步是增加资本的数额。当时，加密货币的日交易量约为10亿美元。考虑到他想要获得其中5%的利润，SBF开始寻求5000万美元的贷款。他再次联系了EA社区。Skype的联合创始人Jaan Tallinn为最初的5000万美元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资金。

随着资本账户的膨胀，资金开始快速积累。以至于SBF开始雇人以维持资本运营。加密货币是如此之新，以至于韩国和其他地方的监管机构不断改变他们对监管的看法——然后使这些改变具有追溯效力。这是一个混乱的漩涡。卷入这场漩涡的是Nishad Singh，他是SBF兄弟Gabe的朋友，也是EA的一名成员。Singer是一个戴着眼镜、长着一张娃娃脸、态度认真的年轻人。在与SBF进行了一次交谈后，Singer决定离开Facebook，转而从事更有意义的FTX建设工作。Caroline Ellison也参与了进来，在SBF通过向她介绍了这项操作的几周之后，她就辞去了Jane Street的工作，搬到了加州。SBF最初雇佣的15个人都来自EA，他们挤在一个600平方英尺的破旧无电梯公寓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厨房里摆着站立式办公桌，衣柜是留作睡觉的地方，整个空间里堆满了吃了一半的外卖盒。简直是一团糟。但那也是一段过去的美好时光。Alameda公司50%的利润都捐给了经EA批准的慈善机构。

Singer回忆道：“如果没有EA，这就不可能成功。”“所有的员工、所有的资金——一切都是EA的功劳。”

比特币套利没有——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日本人对价格过高的比特币的兴趣越来越小(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另一家隐蔽的套利机构也找到了这种交易途径，并使其崩溃)。不管怎样，价差缩小到了近乎为零。但还有其他交易可以做。加密货币是新事物，交易员处理加密货币所需的工具仍在建设中，这意味着各地都存在市场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每一个市场低效的背后都是一个套利机会。

Alameda最头疼的不是寻找机会，而是执行交易。当时，当涉及到加密交易所时，选择基本上归结为Coinbase或币安。Coinbase强调要接受美国当局的监管，但其结果是，它没有提供专业交易员对冲其赌注所需的期权合约和衍生品。另一方面，币安提供了SBF在为Jane Street交易时所熟悉的衍生品，但作为一家公司，它不断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试图逃避所有的司法当局。这两家交易所都不是特别适合交易。

在2019年年中，SBF决定再次加倍下注。他将把Alameda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利润押在一家新企业上：一家名为FTX的交易交易所。它将把Coinbase的稳健、热爱监管的做法与币安等公司提供的衍生品相结合。他认为成功机会只有20%，但在SBF看来，他需要极端的风险来最大化他一生收入的预期价值，以便他的earn-to-give战略可以发挥作用。按他自己的判断，他绝对有可能失败，但这一点无关紧要。

关键是，当SBF把一家成功的加密交易交易所每年可以产生的数十亿美元乘以他自己评估的成功建立一个加密交易所的20%的几率时，这个数字仍然是巨大的。这就是预期价值。如果你按照交易资产的原则生活，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计算期望值，然后以最大的那个为目标。为了使你的预期价值最大化，你必须以它为目标，然后盲目地前进。这听起来很疯狂，甚至可能很自私——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数学。它遵循了风险中性原则。

就这样，他把这家新生公司搬到了监管体制对加密货币友好的司法管辖区香港。香港的地理位置很方便，毗邻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大、最热情的加密货币用户群的国家：中国。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红杉资本的年轻员工Michelle Bailhe和资深合伙人Alfred Lin开始仔细研究加密货币领域。Lin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工作狂，他对引发第一波加密浪潮的乌托邦主义缺乏耐心。Lin的才智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院得到了锻炼，在那里他研究了统计学和期权、掉期和衍生品。当他想到加密货币时，他问自己的问题是：它有什么好处？

“是的，加密货币最终可以取代货币，是的，它最终会让网络去中心化，”Lin轻蔑地挥了挥手说。“但所有这些在今天都不是真的。那么，现在人们都做些什么呢？他们进行交易。如果人们交易，人们喜欢交易，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赚大钱呢？它将是交易所。”

Bailhe花了几个月时间全身心地研究这个领域，把精力集中在交易所上。她会见了每一位创始人和每一家愿意聘用她的公司。她为整个市场绘制了一张地图——在红杉资本，这种文件被称为“Sequoia”。

Bailhe说：“在我们见过并研究过的交易所中，有些存在监管问题，有些已经上市。”“然后是山姆。”SBF开始建立的交易所FTX堪称完美。他们没有协同努力来规避法律，也没有扎克伯格式的指令要求打破现状。然而，FTX并没有等着获得创新的许可。该公司将总部设在海外正是因为它渴望建立一个先进的风险引擎，以支持各种对冲策略。SBF本人似乎是为加密交易所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而生的。他不仅是一家顶级公司的顶级交易员——因此是理想的客户——而且他的父母都是律师。Bailhe说：“因此，他致力于迈出正确的每一步，让FTX最终能够在美国合法地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不是通过请求宽恕，而是请求许可。”

在Bailhe看来，问题在于FTX似乎不需要任何资金。她是对的，但她不知道的是，SBF已经开始考虑筹集资金了。由于所谓的交易对手风险，Alameda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损失。理论上，套利是没有风险的。但当你用来进行交易的摇摇欲坠的交易所突然锁住并拒绝支付你的资金时就不是这样了。或者更糟糕的是，当两个加密交易所甚至不能就加密货币转移的形式达成一致时，从一个交易所向另一个交易所发送加密货币的行为将导致代币消失在以太中。甚至不要问那些条款在协议中被单方面改变的期货合约了。Alameda也未能幸免于交易所层面的诡计，这些诡计给整个加密货币领域带来了肮脏的名声。但FTX有志于改变这种局面。它的建立是为了打造交易员可以依赖的交易所。SBF需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他希望FTX成为加密货币的体面代言人。这需要广告宣传、赞助协议、慈善机构以及支付这一切的专用资金。

毕竟，FTX确实需要资金。而且它需要来自可靠来源的资金，这样它才能继续将自己与那些来到加密货币领域骗取钱财的人区分开来。因此，在2021年夏天，当FTX开始从硅谷一群知名风投那里筹集B轮融资时，Bailhe和Lin按下了“别着急”的按钮。“令人尴尬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联系山姆，因为我们认为他不需要我们，”Bailhe承认。“我以为他们只是在赚钱，完全不需要投资者。”得知情况并非如此后，他们迅速联系了SBF，并在7月一个炎热的周五下午，在加州时间4点组织了SBF和红杉资本合伙人的紧急Zoom会议。Bailhe态度坚决，不惜拿自己在其他合伙人中的声誉冒险：“我说，‘不，这是值得的。取消你下午的安排。’”

Zoom会议进行得很顺利。SBF在回答问题时显得很放松，像往常一样，以完整的段落谈论极其复杂的话题。FTX的产品主管、另一位前Facebook工程师Ramnik Arora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我们在接近尾声之前回答了红杉的所有这些问题。他真是太棒了。”

（此处译文删除了与红杉资本会议的描述。）

SBF接受了这笔钱，并在不久之后将FTX总部从香港迁至了拿骚。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京倡导的清零政策让香港的企业难以维持。巴哈马对新冠肺炎的规定更为宽松，而且距离加密货币行业开始在其周围聚集的迈阿密只有20分钟的飞机距离。

2022年春天，我亲自飞到了这家公司去看看。走过拿骚的候机楼时，我碰巧看到了一份《纽约时报》。头版的标题说明了一切：“随着加密货币的崩溃，3000亿美元在几天内蒸发。”

这是对加密货币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调查。比特币价格暴跌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个所谓的“稳定币”失去了它的挂钩，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FTX的公开交易对手Coinbase的股价暴跌。市场一片混乱。

纽约时报旁边是一份拿骚卫报的副本，上面写着“飓风警报，奥密克戎创纪录激增”。我心想，这应该是有趣的一周。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勇敢地在新普罗维登斯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前往FTX办公现场，FTX的业务被安置在五个2000平方英尺的灰泥墙和钢顶的亭子里：完全相同的结构，看起来就像雨后的突然冒出的蘑菇一样。

总部大楼的特点是在大厅里有一个接待台。门没有上锁，没有接待员。我在拐角处偷看了一下，进入了FTX指挥中心，在一个最多只能容纳8人的房间里有29张桌子。每张桌子都与其他两三张桌子相接。没有过道。要穿过这个房间，你必须穿过（有时还得爬过）一片办公椅的海洋。宽屏显示器墙每张桌子有两台、四台，甚至六台，代替了隔间墙。这些屏幕像棕榈叶一样从铝制立柱上冒出来，方向随意，向上、向下、侧向。有些屏幕安装得很高，似乎从天花板上挂下来。这是一个像丛林一样的办公环境，而最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在现场办公。

然后我听到一阵沙沙声。一个北加州的鼻音从房间的远角响起：“Yup...Yup...Yup...，”咯咯笑声，“哦，完全正确。”

是SBF本人，他有时候早起，有时候晚起工作，视情况而定。我认出了这个人，因为在他的办公桌旁边有一张巨大的蓝绒豆袋椅，SBF在长达数周的工作狂欢中，不离开办公室时，就把它作为一个小睡的地方，这一点很有名。

他正在打一个Zoom电话。而且，从我听到的情况来看，他正在和别人聊收购一个竞争对手的股份。“我们有多少？我们能买多少？我们在法律上可以买多少？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重要的战略对话，SBF的问题以一种超快的口吻来进行，我在2X下听了太多的播客后认识到这一点。然而，在谈话过程中，他绕过他的液晶屏，用一个大大的微笑和伸出的右手默默地问候我，同时用他的左手做了一个波浪尖的手势，意思是“请坐到那边去”。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人们陆续进来，房间里坐满了人。他们都很友好，但也很专注。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有一个陌生人在他们中间。有消息说有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我被邀请了。令我惊讶的是，会议竟然是通过Zoom进行的，尽管聚集在一起的一半听众都在SBF的十英尺之内。在指定的时间，每个人都打开了他们的屏幕，调整他们的相机。SBF出现在Zoom屏幕的角落里，谈论着眼前的情况。

总而言之，加密货币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在恐慌性抛售，试图抢在市场前面，补交保证金，或者只是出于普通的恐惧。由于FTX是一个主要的交易所，当时是加密货币领域的第五大交易所，因此这种交易量冲击了FTX。真的没有很好的方法来模拟这样的事件，但FTX的交易平台在这种压力下仍然保持着。因此，SBF的首要任务是祝贺开发团队建立一个强大的系统：“总的来说，我认为平台对这次崩溃处理得比较好，这很好。谢谢大家。”

在Zoom窗口有一些适度的微笑，包括FTX的工程总监辛格的微笑。他从他在阿拉米达的交易日子里亲身体会到，一个摇摇欲坠的交易所会让人多么沮丧。SBF说：“和往常一样，我们有一些变化要做，但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变化。下一步的工作是进行一轮紧缩开支。”SBF说：“总的来说，我们行业和其他行业的每个人的钱都会更紧，这并不是针对特定情况的，所以如果你考虑的费用，比如说，超过1亿美元，我们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我们的一系列新的收获。哦，对了，别忘了十秒钟更新。”

就这样，发言开始了。事实上，FTX的各位高管接过主持人的话筒，在十秒钟或更短的时间内向公司介绍了最新情况。

• FTX股票现在开放了私人测试。

• 一个独立的FTX粉丝俱乐部已经出现了：FTT DAO。

•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功能正在测试中。

• 到目前为止，Met Gala和amfAR Gala的赞助交易都很成功。

• NBA东部决赛今晚在FTX竞技场开始：迈阿密热火队对阵波士顿凯尔特人队。

最后一项是唯一能引起SBF任何评论的项目，“加油，热火！”他喊道。

全体人员休会。

会议总时间？大约也就10分钟。

我对坐在我旁边的人说，这是相当快的。她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异常长的会议，通常是5分钟。”

我被安排在FTX总部整整一个星期，作为一个坐在离SBF十英尺远的办公桌前的记者，我采访人们，做笔记，闲逛，并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我本以为市场崩溃后会出现混乱，但气氛几乎是轻松的，除了SBF一直在工作。人们到达时他在工作。人们离开时他也在工作。

SBF戴着耳机整天都插在他的电脑上，这就是一场Zoom又一场Zoom。我唯一看到他拔掉插头的时候，就是倒在他办公桌旁边的超级大豆袋椅上打盹。

乍一看，场景是典型的初创公司——厨房里摆满了零食和汽水；免费提供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公司浴室里摆满了你在办公室生活所需的一切：棉签、一次性剃须刀、Kotex。为了与高级管理人员的时尚审美保持一致，着装要求是品牌营销、公司赠品和实用主义，随处可见带有 FTX 标志的T恤、尼龙运动短裤、白棉运动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之处开始凸显。FTX不是普通的创业公司。最引人注目的是员工的平均年龄。在高级管理层中，SBF本人刚满30岁，Singh本人28岁，Arora是该集团35岁的老人。该公司也是非常国际化的。你听到快速讨论的普通话能和英语一样频繁，但即使是这种通用语言也有各种各样的语气，从巴哈马的轻声细语到ESL的破口大骂都有。

我经常走出FTX总部的高压氛围，走进公司停车场散步伸展我的腿。我以这种方式遇到了一群FTX员工，他们也在散步。总的来说，我遇到的人工作过度但很快乐。一些人过度劳累和不快乐——或者至少太忙而无法享受生活。他们总是彬彬有礼，乐于助人。FTX 拥有卓越的企业文化，而且有一种朴实，一种开放的氛围，这使得对话变得有趣。

FTX 的内部法律顾问Can Sun 告诉我，他的主要工作是巩固SBF在一次握手时达成的许多交易。孙说，一百分之九十九，这些条款有利于对方。这是另一个源自严格逻辑论证的公司政策：在反复困境中，最好的第一步总是合作。而且，如果交易对手出现缺陷，“最好我知道这个人现在会把我搞砸，”孙说，“而不是以后才发现。”

一位帮助FTX进行营销的女士（她不愿透露姓名），向我介绍了上个月举行的巴哈马加密货币活动。Tony Blair 和Bill Clinton出现了，Michael Lewis、Katy Perry和Orlando Bloom也出现了。她的任务是努力拓宽品牌的吸引力。她说：“当我刚加入时，我们与Tom Brady、Steph Curry、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签订了代言协议，这就像一个兄弟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签署了Naomi Osaka 的协议。”

负责FTX战略投资的Adam Jin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一个Web3项目，一个名为STEPN的健康应用，它有自己的加密货币钱包。Jin说：“一旦你下载了这个应用，你就可以去市场上买鞋”。他向我展示了他的鞋子（STEPN应用上的虚拟运动鞋）。Jin一定感觉到了我的困惑，因为他继续说：“你可以在没有鞋子的情况下使用该应用程序，但有了鞋子，你就有权通过走动来赚取代币。”

STEPN是加密货币中最热门的新趋势的一个例子是：play-to-earn游戏。有了STEPN，你必须进行前期投资。Jin的虚拟鞋花了他800美元（尽管他是用Sol，即与Solana网络相关的加密货币支付的）。但Jin可以通过走路来获得鞋子投资的回报。STEPN会在他穿着鞋子每走一公里的时候，以加密货币的形式向他支付回报。确切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Sol和STEPN游戏内货币之间不断波动的汇率，以及鞋子的维护成本。(我很惊讶地发现，虚拟的鞋子确实会磨损，必须要更换。） 但据Jin说，把注意力集中在赢得游戏所需的东西上，就失去了意义。他说：“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他指出，自从他开始使用这个应用程序以来，他的体重已经全部下降。“我昨天午休时走了五公里，只是到处跑跑，而且很健康。”

我有点明白了。STEPN以金钱的形式，为人们获得健康的通常的大量理由增加了动力。而且，对一些人来说，这就是他们需要走出去并开始锻炼的动力。这是加密货币的杀手级应用吗？我持怀疑态度，直到几天后，我终于明白了真相。不仅仅是因为Jin。我在停车场附近遇到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FTX员工，并不是简单地在休息，伸展他们的腿。他们正在通过STEPN应用程序赚取加密货币。

起初，我以为只有从事加密货币工作的金融人士才有可能被这种错综复杂的方式所激励。但是，在我意识到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穿着隐形运动鞋的同时，我也FOMO了。我发现我自己，一个非金融行业的人，如果有的话，会被游戏赚钱的有趣数学计算所吸引。

在Jin的一次五公里的午餐散步中，我拦住了他，我说：“Adam，既然STEPN应用程序使用你手机上的GPS来追踪你的运动，我就不能把我的手机给别人，让他们帮我散步吗？”

Jin马上懂了我的想法，他边走边说：“当然可以！你可以付给别人20美元，让他帮你拿手机。然后你会因为他们的行动而得到报酬。我现在认识到，这就是FTX在做的事情。”

我说：“这可能是个好办法”。

Jin笑着说：“这样我也会更健康。”

我在FTX总部9点打卡，5点下班，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直到有一天，我被邀请住在相当于FTX宿舍的地方。许多员工在附近一个叫Albany的开发项目中享受企业住房补贴。该开发项目的核心是一个游艇聚集地和码头，周围有半打住宅楼。该地区是如此之新，以至于有几座楼仍在建设中。FTX拥有这些楼中的一系列多卧室公寓，并将其作为临时住所出租给员工。整个设置有一种学校的感觉。事实上，Albany可能被误认为是一个高等学府。在门楼后面是你能要求的校园的一切：餐厅、咖啡馆、健身俱乐部、高尔夫和网球设施，当然还有教室。

多么好的校园啊！Albany是我曾经踏足过的最令人惊叹的华丽的地方之一。船坞里停满了超级游艇、巨型游艇，甚至还有一两艘闪亮的超级游艇。俯视下面的游艇的公寓楼，如果有可能的话，比船更完美无缺。与“严肃的建筑”相称，这些建筑没有编号，而是命名：Squire, Tetris, Cube, Honeycomb, Lantern, Charles, Gemini, Orchid。每个建筑都是由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曼哈顿的莫里斯·阿杰米，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做了两个。该社区将自己定位为富裕的年轻人的第二居所，换句话说，是职业运动员和流行歌星第二家园。Cardi B在这里有一席之地，斯蒂芬·库里也是如此。Justin Timberlake和Tiger Woods名义上是该物业的开发商。因此，也许这并不奇怪，Albany的配套设施包括一个一流的体育训练设施（有巴哈马唯一的冷冻治疗室），以及一个最先进的录音室。

我在FTX拥有的俄罗斯方块公寓里住了几个晚上。四间卧室中的每一间都有一个套间浴室、自己的气温控制系统和一个带有自己的锁和钥匙的坚固面板门——这些功能使每间卧室都感觉像是小型酒店房间。公共区域的正面是 26 英尺高的玻璃墙，玻璃墙可以滑开，露出一个引人注目的阳台，还有一个下沉的无边泳池。厨房也是独立的，而且储备充足（尽管从它的外观上看，没有人在里面做过饭）。

当我为自己煎蛋时，我的思绪一直在漂移，直到想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无以伦比的美国小说写于一个世纪前，似乎与现在特别相关。奔腾的二十年代回来了，加密货币是新的爵士乐吗？如果是的话，这是否使SBF成为新的盖茨比？两人都很年轻，两人都是白手起家，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两人都同样富有，两人都是极端神秘的人。另一方面，盖茨比和SBF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文学家们仍在争论是什么促使菲茨杰拉德这个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利他主义，无论有效与否，这都不是一个因素。因此，虽然SBF在某些重要方面可能是盖茨比，但他不是盖茨比。不过，我想知道是否有更深的共鸣。我自己是个文艺青年，我发现小说的结尾几句话悄悄地进入我的意识。

盖茨比相信心中的绿灯，年复一年地在我们面前消退的狂欢未来。那时它躲开了我们，但那没关系——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把手臂伸得更远。. . .一个美好的早晨——

于是我们奋力前行，逆流而上，不断地回到过去。

第二天，我终于有机会采访Sam Bankman-Fried。我们在一个小会议室见面，我准备了一个麦克风和一个MP3录音机。SBF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进来，还没坐下，就打开电脑开始玩他新喜欢的电脑游戏Storybook Brawl。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游戏，一个 “自动战斗者”：一个新兴的流派，结合了交易卡游戏（如Magic: The Gathering）的元素和象棋般的动作和策略。该游戏仅在几年前由一家同样默默无闻的低预算 “独立”游戏公司Good Luck Games发行。

虽然我们是面对面的，但SBF完全没有眼神交流，真的连一个眼神都没有。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有时很狂热，有时几乎没有。他的右膝以每分钟100次的速度抖动：这是一种紧张的抽搐，是玩一些小玩意后留下的后遗症。采访开始了。

我的开场白是个大笑话。我问：“我是不是在和世界上第一个万亿富翁谈话？”

虽然这确实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它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愚蠢。根据《福布斯》的估计，SBF的净资产比世界上绝大多数（80%）的亿万富翁都要高，然而，他才刚刚起步，FTX是一家处于起步阶段的公司。

我首先在Michelle Bailhe身上试了试这个万亿富翁问题，她是红杉的合伙人，与Lin一起最了解SBF和他的公司。她一边计算着一边犹豫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他确实有这个机会。”

SBF没有这样的犹豫。但他确实很快就打消了念头，发出自嘲的口型，质疑他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事业，然后才真正开始回答。

他说：“也许让我们退一步”。然后就开始解释他自己的个人效用曲线，“也就是说，如果你在X轴上画出捐赠的美元，Y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多少好事，那么这条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它绝对不是线性的，它确实有转折，但我认为它转折走向掉得很慢。”

他的观点似乎是，在某个地方，慈善的回报越来越少。有一个地方，即使有效的利他主义也不再有效。“但我认为，即使是一万亿，捐赠的美元仍然有非常大的边际效用。”

这次采访已经演变成了我个人的经济学研讨会，SBF是我的导师，他在解释宏观经济学原理方面的能力不亚于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人，我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后来看了YouTube上关于同一主题的最佳作品。但是，SBF在教我宏观经济学的同时，还在玩一轮又一轮的Storybook Brawl争霸赛。

不过，我还是得到了我的答案。而事实证明，我的目标太低了。一万亿并不足以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SBF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万亿上。这是一个引出下一个问题的答案，而SBF一向乐于助人，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五万亿是你能用来帮助世界的全部吗？”

SBF现在是在采访自己。他放慢了游戏速度，我想这是因为同时做三件事的认知负担。他在问好问题（我的工作），他在拟定答案（他的工作），他在玩Storybook Brawl（没有人的工作）。但是，我听到他手指的敲击声开始加速，我意识到他根本没有在负荷下放慢速度。事实上，恰恰相反：这家伙在Storybook Brawl的争斗中相当于一个gank!

就这样，他又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好吧，在这种规模下，我认为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你的支出达到了美国政府的规模，它可能会对事情产生太奇怪和扭曲的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探讨了SBF效用曲线的远端，研讨会转向对贴现率的讨论。他说：“我们都在编造世界的衰减速度，但是，比如说，每年5%作为最低限度的约束。而与我正在工作的有效利率相比，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资本变成更多的资本，它更像是每年20%。而且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真实的，所以我继续工作是有意义的。”

他还是没有看我一眼，他的真正注意力在屏幕上。他在玩电子游戏。但是，公平地说，也许 “玩”这个词在这里是错误的。也许他是在进行游戏测试：寻找将加密货币纳入他最喜欢的游戏的方法，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在我们谈话的时候，Storybook Brawl背后的独立游戏公司Good Luck正在被吸收到FTX帝国中，这是FTX一系列收购中的最新一笔。

他继续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这段时间内也进行奉献。我们正开始扩大这一规模”。

这让我觉得是典型的SBF轻描淡写的说法。他的捐赠规模，即使是现在，在他真正开始剥离之前，也是巨大的。Alameda Research创造了FTX利润的公司仍然存在，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创造利润，如今每年1亿美元，但有可能达到10亿美元，这些利润可以塞进全新的FTX基金会。同样，即使是现在，FTX净费用的1%也会捐给该基金会，而FTX每天处理价值近50亿美元的交易。该基金会反过来又向EA认可的多样化的慈善机构捐款。

正如你可能期望的那样，读到这里，现在拿出一些现金，而不是加倍地期望以后捐出更多，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取决于数学。简单地说，在SBF看来，世界的某些方面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衰败，因此，现在花钱比以后花钱更有效地使世界变得更美好。SBF说：“我认为有一些事情是相当紧迫的。有一长串关键的考虑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你不能搞砸其中任何一个，否则你就会错过你可能获得的大部分总价值。”

明确地说，SBF不是在谈论FTX的总价值最大化，而是在谈论宇宙的总价值最大化。而他的单位不是美元。在一种宇宙的GDP中，他的单位是功利主义者的单位。他在最大化功利，幸福的单位。不仅仅是为每一个活着的灵魂，也为每一个将生活在未来的灵魂（人类和动物）。使未来的总幸福最大化是SBF的最终目标。FTX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

但是，回到现在（你不能搞砸的事情）临界点。SBF列出了他的清单：

• “当我们建立起超级强大的人工智能时，这很可能是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我们所做的一切将非常重要。”
• “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在下一次大传染性疾病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因为在某些时候，它就是要来的。”
• “我认为我们现在可能正处于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未来，比如说，两到十年内做什么非常重要。对吗？”

而且，SBF确实把他的钱放在他的嘴边。SBF个人支持了一系列所谓的人工智能调整非营利组织和公益公司，包括Anthropic和Conjecture。他也是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防范传染病”背后的大金主，并非巧合的是，该组织是由他的兄弟Gabe经营。SBF是拜登成功击败特朗普的第二大捐助方，仅次于迈克·布隆伯格。

由于SBF自己做了艰苦的采访工作，我可以自由地思考。最后，就在我规定的一小时内，我问了一个可能是整个采访过程中第一个不愚蠢的问题。

我总结说：“所以，你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恰恰是在你认为世界处于危机高峰的时候达到了顶峰”。SBF点头同意，“这让你觉得只是一个幸运的巧合，还是让你觉得这也许是一个信号，说明你的思维有缺陷，你有救世主情结？”

他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加倍强调：“你真的恰好活在未来种族历史上最重要的生存时刻吗？”

SBF反驳了一下：“这当然不会是一个人的先知先觉，而且这种先知先觉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先知先觉”是一个艺术术语。还有更多的数学要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贝叶斯定理）。

SBF继续说：“但是，如果你想真正针锋相对，有一些人类学的考虑，这可能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疯狂”。我只想说，虽然SBF愿意考虑他可能有妄想症的想法，作为一种思想实验，但他最终还是否定了它。

游戏结束。

在我与SBF的访谈之后，我被说服了。我是在和一个未来的万亿富翁谈话。无论他对红杉的合伙人有什么魔力（他们在一次Zoom之后就对他动心了），其实对我也有影响作用。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种直觉。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与创始人交谈，并对技术公司进行深入调查。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整个职业生活。由于这些经验，在我的潜意识中一定有一种模式匹配的算法在不停地运转。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SBF是一个赢家。

但这甚至不是主要的事情。我还感觉到了别的东西：我心中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的直觉。在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坐在离他十英尺远的地方，在创业公司的磨练中研究他，并与他在豆袋小睡之间聊天，我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这个人实际上像他声称的那样无私。

因此，我发现自己相信，如果SBF在未来几年能保持清醒，他将会大获全胜，正如Alameda是FTX的垫脚石一样，FTX将是超级应用的垫脚石。银行业将被加密货币所颠覆和改造，就像媒体被网络所改造和颠覆一样。这类事情最终必须发生，因为目前的系统，其层层的中介机构，已经过时，容易崩溃（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是一长串失败中的最新一次），因为银行实际上不知道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有什么。加密货币是可以自我审计的钱，不需要会计或审计员，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内置了区块链的金融系统可以砍掉大部分金融中间商，对所有人都有利。当然，这也是每个加密货币公司的宣传。FTX的竞争优势？道德行为！SBF是一个在Robert Nozick启发的自由主义者的海洋中受Peter Singer启发的功利主义者。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是道德最低主义者的行业中，他是一个道德最高主义者。我自己是一个Nozick主义者，但我知道我宁愿把钱交给谁。SBF！我双手赞成。如果他作为我的银行家而最终拯救了世界，那就更好了。

由于FTX的成功似乎已成定局，我对SBF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他与我所见过的其他亿万富翁不同，而我曾与不少人混在一起。这就像Spock的大脑被移植到Fozzie Bear的身体里一样。他两者兼而有之：立刻就能让人爱不释手（具有玩偶一样的无害、善良和开放性）而且如此抽象，以至于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超级先进的人工智能，而不是血肉之躯。我想知道是什么让SBF如此不寻常，所以，当我们在会议室里收拾东西时（我卷起通往我翻领麦克风的长线，他折起他的笔记本电脑），我决定直接问他关于他明显的怪癖。

我观察到：“所以，你显然是他们所说的‘神经多样性’，但你不是频谱型或亚斯伯格型”。

他同意：“不是”。

“那么，你的诊断来自什么，医生？”

“当然有一些注意力缺失症。如果某件事情不够吸引人，我就很容易分心。所以，我发现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来占据自己。”

这很有道理，但也不尽然，所以我接着问了另一个问题。

“我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你”。（SBF和我都在充满竞争对手的硅谷上的高中，尽管相隔几十年）虽然高中有很多有钱的混蛋，但也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孩子。然而，从来没有人像这样。当时没有注意力缺失症这一说法。但现在它无处不在。你对其原因有什么看法？

他说：“部分原因可能是社交媒体重新训练我们的大脑如何思考和行动。但我认为，对那些愚蠢的或没有生产力的或不太有用的东西感到某种程度的厌倦是健康的。而且，伴随着这种朝向较低注意力跨度的发展，人们变得更有生产力。这很重要，也很好。”

我点点头。在FTX的情况下，这当然是真的，我想起那十分钟的全体员工会议。

我感觉到了一个建立联系的机会，于是我加入了自己的观点，我说：“我不关注社交媒体，不是因为我有任何反对它的道德理由，而是因为对我来说，阅读书籍是我知道的将高质量的信息输入我的大脑的最高带宽方式，我渴望得到这种刺激。我沉迷于阅读，这解释了我为什么最终成为一名作家。”

SBF说：“哦，是吗？我永远不会读一本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我整个成年生活中，我每周读一本书，并且自己已经写了三本书。

SBF解释说：“我对书非常怀疑。我不想说任何书都不值得一读，但实际上我确实相信与此相当的东西。我认为，如果你写了一本书，你就搞砸了，它应该是一篇六段的博客文章。”

所以：书是为失败者准备的。

他真的相信吗？我相信吗？SBF的天才的代价是面对文学、文学性的非小说般的书籍而感到无聊吗？

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发现自己为这个人感到难过。而且我想到，我的反应正是在加密货币正在创造的勇敢的新世界中可能被期待的一个测试版。

因此，我再次思考。我想知道，他认为我在想什么？一个有智商的人难道不会意识到，把书（所有的书）当作本质上毫无价值的东西来否定，可能会激怒一个作家？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这很有趣吗？这是幽默吗？

我对我的分析很满意，直到我意识到，在这种游戏中，人们总是可以提高战略游戏的水平。这就像扑克牌。第一级只是考虑如何加强你自己的手。第二级是思考你的对手的手牌是什么。第三级是思考你的对手认为你的底牌是什么。以此类推。而且，由于SBF显然是个天才，我应该简单地假设，与我相比，SBF将总是在N+1水平上玩。这使得我对SBF的 “书是为失败者准备的”想法背后的意图的分析，像一个计算机程序被卡在一个循环中一样，螺旋式上升到无限大并崩溃。

那天晚上，我花了一些时间坐在美丽的巴哈马海滩上，看着夕阳，审问我自己混乱的想法和感受。答案向我走来，就像80年代的一部如此糟糕的世界末日喜剧的最后一卷：

GREETINGS PROFESSOR FALKEN

HELLO

A STRANGE GAME.

THE ONLY WINNING MOVE IS NOT TO PLAY.

在漫长的一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在FTX公司小院边上的30号楼有一个聚会。我很好奇，因为尽管30号楼被布置成了一个休息室，里面有沙发、大桌子和棋盘游戏，但我从未见过有人在里面真正休息。我决定去看看。

一个鸡尾酒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十几个我不认识的人站在周围。原来这是当地EA社区的一个聚会，他们被吸引到Nassau，希望FTX基金会能资助他们的各种利他主义想法。派对的目的是为那些实际经营EA联盟的非营利组织的EA提供一个友好的论坛，让他们认识FTX的那些会资助他们的赚取报酬的EA，反之亦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FTX主办了每周一次的交流会，提供场地和饮料，但很少有FTX的实际员工出现并参与交流。据推测，他们工作得太辛苦了。

也许是啤酒的缘故，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很聪明，很有魅力，很有趣。我最后主要是和Josh Morrison和Kat Woods交谈，他们是EA运动中的两位元老。Morrison是一个连续的非营利组织创始人。Woods也有类似的经历，但她现在经营着一个孵化其他慈善机构的元慈善机构。当他们试图解释驱动他们的运动以及驱使他们参加运动的原因时，他们标记了团队。

Woods说：“想象一下，书呆子们发明了一种宗教（用力地刺向我的问题），在那里人们可以整天争论。”

Morrison反驳道：“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开始。）

Woods和蔼地表示不同意：“EA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个问题：我如何做最多的好事？与其他事业领域相比，EA的酷之处在于，你可以不断改变你的观点—而且这仍然是运动的一部分。”

我忍不住要打断。我明白宗教的部分。Morrison和Woods如果不是传教士的话，那就什么都不是。但为什么是书呆子？

Woods为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她说：“EA吸引了那些真正关心的人，但他们也非常聪明。如果你是利他主义者，但不是很聪明，你就会被弹开。如果你很聪明但不是很利他，你会被书呆子抨击！”

书呆子被抨击？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问题。我很感兴趣。

Woods说：“你可以通过在他们面前摆出一个有趣的谜题来抨击一个书呆子，他们会说，’我喜欢这个’，因为EA不仅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谜题，它也是最有意义的。”

我了解到，“书呆子抨击”是通过将问题作为谜题来吸引脑力的做法。

Morrison说：“这与FTX做基金会的方式有关，这种帮助能把重点定位到我的真正兴趣上。基金会希望获得大量的资金，以便迅速尝试很多东西。而你如何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反问句，是一个上过剑桥某所精修学校的预科辩论冠军的举动，这正是我这块的情况。部分答案是给EA社区的人送钱。”

Woods继续说：“我接着Morrison的话题说下去哈。因为EA与其他社区不同。他们喜欢道德的事情，这是事实。而我们就像，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真相的评判者。”

这些都是大问题，我会把它们留给SBF和他的同伴们去回答，它们对我来说太大。我抵制了被书呆子抨击的诱惑。此外，我还有一组不同的问题。

SBF是谁？他又是由什么组成的？

这些都是把我带到巴哈马的原因。而见到他本人，只是加深了这种神秘感。

是什么让他与我见过的其他人如此不同？

量子计算机距离破解非对称加密还有10年-20年，现在的加密系统完全可以放心用。除非你有什么秘密要保存20年以上，否则不用操心这些有的没的。

这篇文章错漏之处太多，除了你说的这一处自相矛盾，还有这里：

这方面的代表软件是美国的PGP加密软件。这种软件的核心思想是利用逻辑分区保护文件，比如，逻辑分区E:是受PGP保护的硬盘分区，那么，每次打开这个分区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这个分区，在这个分区内的文件是绝对安全的。不再需要这个分区时，可以把这个分区关闭并使其从桌面上消失，当再次打开时，需要输入密码。没有密码，软件开发者本人也无法解密

PGP的“核心思想”不是用逻辑分区保护文件。PGP实现了一系列对称和非对称加密算法，它靠这些算法提供安全性，而不是什么隐藏文件/分区的技巧。大概这个作者自己也没搞明白。

转这文章主要还是起警示作用，如果要加密文件，绝对不要信任各种XX软件站上的软件，用GPG/Veracrypt就对了。

我觉得你和娜塔莎都搞错了我的意思。

我从来不反对本国政府给予受到政治迫害的外国人庇护的权利。

但是，这必须是在不损害本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有时候，保护外国人的人权和本国利益是冲突的，既然是冲突的，那么这时候就没必要保护外国人的人权。

帮助别人的前提是这个帮助行为不会给自己受损，舍己救人的事情没必要做。

以下内容摘自 https://bbs.pediy.com/thread-19527.htm （墙内链接慎点）原来这种骗子软件05年就有了。

在天空软件站下载一个下载次数最多的<文件夹加密器>: 使用一下发现加密的文件夹都隐藏在所在盘的回收站中,只是文件夹名改成中文了,在控制台进去一看,原文密码都在,一点加密都没有。

<高强度文件夹加密大师>也刚刚下载测试了. 原理与刚才的<文件夹加密器>几乎一摸一样,只是在回收站中隐藏的更深了.Icesword在打开中途竟然都失败了. 目录名设置的很BT,不过使用"控制台+短文件名"大法轻松获得原文件,同样文件中的数据没有任何加密, 在我的电脑上短目录名如下: D:\RECYCLED\S-1-5-~1\INFO2\DI1~1\COM1~1.{21\6F6B~1\

对付<文件夹加密器>和<高强度文件夹加密大师>有个最好的方法: 首先显示所有隐藏文件及系统保护文件(方法我就不用说了). 然后对加密文件夹所在盘符的回收站图标用WinRAR压缩(选存储就行了). 如果在<高强度文件夹加密大师>选移动加密,就直接对加密的文件夹压缩. 再打开压缩的文件就可以轻松找到所有文件了.

不懂就问：文中说“PGP源代码是开源的…技术是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禁止出口"？既然开源了该怎么禁止出口？

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从古代至近现代中国外务史概括与经验教训；全面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基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对待国际事务、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实现国际正义与促进世界融合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不仅关系到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运转和效果，也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国的外部环境、国际秩序的变动与重塑。因此，民主中国的外务，也需要做提前的设计。
		
纵观从古到今的中国外务史，中国的对外政策既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也有排外自守的另一面。从商周至秦汉，中原文明通过武力扩张和文明浸染“双管齐下”的方式，同化了周边许多部族，将更多地区容纳入汉文化的主导与中原王朝的辖治之下。而对于更外部的区域，有邦交也有征伐。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既对外开放，又形成了“华夷之防”。而隋唐时期，则是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并举，对外政策相对更加自信、开放、包容，“华”“夷”界限不甚分明，唐王朝成为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中心之一。而到了宋代，因为武力的孱弱和周边政权的强大，对外政策趋于内敛，由隋唐时期的多元文化并存重新变为单一的汉文化主导。但相对于对北方和西侧的封闭防御，宋代在南方却开辟了更多对外交流路径，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相较唐朝更盛许多。元代的中国则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被动的参与了由暴力铸就的特异的“全球化”。
		
以上这些时期，中国/华夏/汉地的对外态度都是相对开明、进取、包容的。而此后的明代和清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则发生了巨大改变。明代中国是一个比宋代更加内敛的时代，它更重视经营中国内地/本土，而对外部交流相对缺乏兴趣，基本切断了持续千年的中国和西域及更西地方的密切交流（当然交流还有，但是相对汉唐元各朝，已大大减少），对周边则是采取“羁縻”而非直接控制。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更多是政治目的、使用的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手段，而非自发自由的经济贸易交流。“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的“赔本买卖”，当然不可持续。而倭寇的犯境，让重视北方边防而轻视海防的明王朝开启了“海禁”政策，让国家更趋封闭。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类启蒙思想的兴起，明王朝逐渐放弃了“海禁”政策，重新打开了国门。明朝水师在福建金门料罗湾击败荷兰入侵者（料罗湾海战），就是明朝在海防问题上转守为攻的标志，中央帝国即将重新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
		
但满洲人的铁蹄终止了这一切。满清政权摧毁了明王朝及李自成、张献忠等政权后，就着力经营中国大陆，并控制了蒙古、新疆、西藏。它为了政权的稳固，一方面在大陆和边疆部署重兵防备和弹压反抗，另一方面则实行远比明代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禁制外海交通。对满洲贵族而言，拥有上亿人口的中国本土已足够其剥削压榨，而不需要再向海洋扩张。相反，海洋文明开放进取的特性，以及海外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对满清的统治是极大的威胁。满洲贵族集团不仅在物理上与外部隔绝，也严密禁制西方及其他外来思想和技术的传播。“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遭到冷遇，就是“闭关锁国”拒斥西方文明的典型事例。也正是因为满清的“闭关锁国”及对内的“文字狱”与镇压，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欧洲政治革命、工业革命无缘，成为中国长期落后西方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直到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响起，清王朝才不得不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和近代国际秩序之中。但由于融入太晚，清王朝不仅不能像汉唐那样成为国际秩序或起码区域秩序的主导者，反而成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主权丧失、国疆沦丧。清王朝在具体的外交举措上也常常进退失据、一片狼藉。如晚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评价：“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流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两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后续的“八国联军侵华”中满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表现了这些特点。
		
更可耻的是，满洲贵族为维护统治，在涉外问题上不断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亿万两白银和税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丰富资源、四万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成为满洲贵族向列强献媚的贡品。
		

满洲贵族的这些行径，一方面的确令其得到列强支持而“续命”，另一方面却激发了被满清和列强双重殖民剥削的汉族人民的愤怒与反抗。“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俺汉人，再靠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万万，捆入法塲……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革命家陈天华所书的《猛回头》，就是对列强和满清双重殖民压迫的悲愤控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清治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汉族人民，发起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

清王朝虽然也有一些外交成就，如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学习近代外交规则、利用西方技术发起“洋务运动”等，还有如李鸿章、曾纪泽等有才能的外交家的折冲，但只是为朽败的清朝外交做了些裱糊而已。到了清王朝的最后几年，其在一系列外交亏输后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传统的“总理衙门”也改成了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外务部”，还安排大批满洲亲贵和汉族精英留学和出访西方及日俄，包括临终的那拉氏（慈禧太后）都试图出访西方，对西方的学习也由技术增进到制度和文化，外交也由“天朝上国”观和半殖民地立场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基于“条约体系”的主权外交。但这些改革还来不及取得多少进展，辛亥革命就敲响了清廷的丧钟。

	
而推翻满清的中华民国，则在融入世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取得了虽不完美但仍颇为巨大的成就。相对于满清的闭关锁国和被列强支配，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民国政权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外交支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北洋政府被视为腐败软弱的象征。例如很多人以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其实最终签署的只同意了其中一部分条款）等批判北洋政府，但那只是片面的事实。其实，北洋政府在自身实力许可的范围内，仍然有效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如参与一战、争回山东权益；出兵库伦（乌兰巴托），一度收复外蒙；利用“西原借款”，既未出卖主权还发展了经济（最终连款项都没还）。至于说对列强尤其对日本软弱，并不是完全的事实。即便有所退让，也是不得已为之。
		

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成就则更多更大。广东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在争取到苏联的大力支援下成立的。不像一些人士认为的国民政府是“苏联在中国扶植的傀儡”（但是某种程度是苏联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其实苏联的援助并未严重损害民国主权，民国反而非常有效的利用了苏联及苏援实现了民族独立。在苏联的援助下，国民政府对内铲除各路军阀、实现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和局部的实质统一，并推动三民主义革命；对外遏制了日英法美等列强的进一步殖民。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又改善了与英美的关系，后来又和纳粹德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只有对咄咄逼人的日本采取了对抗（且也是相对有理有节而非倨恭蛮干）。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功争取到了美国、苏联、德国及其他诸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外援让弱势的民国坚持抗战成为可能。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还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与美苏英法并列的“五大国”之一，标志着中国在历经“百年国耻”后又成为世界强国。

	
诚然，民国时期中国仍然被列强侵凌，尤其被日本侵占大片领土，在外交上也时常被各大国利用。但民国政府在涉外问题上已竭尽全力，国力不济下所做已相对很好，无法苛求完美。还有，民国政府外交中尤为值得称赞的，是其非常善于利用现代国际规则，外交行为有理有节（尤其相比满清和中共在外交上的胡搅蛮缠），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构建相对平等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胜利或国共实现和平，以中国的人口领土资源地位，完全可以以五大国身份跻身列强，20世纪后半叶将是中美欧三方主导的世界。可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让国府只能偏居台湾岛这一隅，虽仍长期拥有联合国“五常”之一席、以“中国”代表身份保持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但份量早已丧失，中国大陆的代表权完全落入中共手中。
		
而中共建政后，将国民政府的外交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断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同时，全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参与了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朝鲜战争。这种“一边倒”和参战输诚，固然让中共政权得到了苏联的各种物质援助和非物质支持，但也让中共和西方在很长时间内决裂，导致中共政权和中国大陆被孤立，中国大陆民众与西方的联系交流几乎完全被切断。
		
而中苏同盟并未维持太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因为中共和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毛泽东个人的好恶与随意性、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利益矛盾、极左外交思潮的冲击等，中苏决裂，两国一度兵戎相见，险些酿成大规模战争。而当时中国还与西方对立，又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不和，中苏决裂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而文革初期的极左外交政策和“红卫兵”暴民对外交工作的破坏（所作所为与“义和团”惊人相似，如红卫兵火烧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当年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的再现），更是让中国外交雪上加霜，外务工作几乎完全停滞。这时中共的外交举措和后果，与郭嵩焘批判的愚蠢悲哀的清王朝外交有着惊人的雷同。
		
1970年代，面对内外交困的恶劣局势及造成的政权统治危机，毛泽东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转变和妥协。首先，毛泽东选择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改善关系，先后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并于1972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同时，中共也放弃追究侵华责任和战争赔款，换取日本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在田中角荣访华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稍早，中国也在美日的默许和欧亚非拉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1970年代前期，中国密集的与西方各国及亚非拉许多国家建交，包括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智利皮诺切特政权、阿根廷魏地拉政权、巴西军政府政权、希腊军政府政权等一系列右翼独裁政权建交及维持邦交关系。很显然，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本人，为了政权的存续，宁可放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也不在乎意识形态的敌对、无意捍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以高度实用主义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启动了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与外部的经贸、文化、政治、学术交流皆十分活跃，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但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在经济上继续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上重新趋向封闭自守。而在外交政策上，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即专心于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在涉外问题上谨慎小心、“绝不当头”。一方面，中共为对抗西方、防止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思想渗入中国，因此明里暗里鼓吹反美反西方思潮，以“爱国主义”之名行封闭保守之实；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操作上尽可能不得罪美国及西方各国，甚至通过各种妥协退让换取西方对中共政权存续的支持。 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胡温执政时期，直到习近平执政后才有所改变。习近平执政后数年，开始在国际上采取更多攻势，试图扩大中共政权的影响力，鼓动民族情绪，增强其执政合法性。但由于其内政的失策和外部环境的恶化，习时代的中国外交连连受挫，尤其因香港和新疆问题遭到诸多国家制裁，在国际上的声势和影响反不如邓江胡温时期。而近几年一系列“闭关锁国”倾向的政策，如新冠后在对外往来方面的封锁、削弱英语教学和减少使用西方教材、鼓吹传统文化和抵制普世思想，都在阻碍中外交流、破坏对外开放。根据最近的情形，习政权的大抵会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狼外交”，而注重于防御外部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渗透。

		
而且，即便在前几年中共在外交上相对强硬时，也是为了中共政权自身而非国民的利益。例如中美贸易战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在谈判中强调美国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中共在谈判攻防中却从没有真正考虑过受贸易战影响的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也从未征求国内各行业各领域中普通从业者对中美经贸谈判的意见。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提及的问题，即当互联网兴起、功能拓展、普及，并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最重要工具后，中共政权建立“防火长城”，将互联网上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让中国人民生活在由中共控制的“局域网”中。这极大阻碍了中国人民对外部的了解和与世界的沟通，对于思想解放、公民自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中共对此声称是为维护“互联网主权”，实际上当然是为封锁舆论和维护统治。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其所有主要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的统治、打造利于政权存续的外部环境。它既无视国际正义，也不在乎国家利益，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除少数时期外），一切外交行为皆高度的实用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中共政权虽然涌现过不少杰出的外交家（如周恩来、黄华、乔冠华、钱其琛等），但由于中共政权本身的特性及统治者的立场，这些人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下为中国争取一些权益，且更多是维护了中共的统治和在国际上的面子和生存空间，而非有利于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
		
中共政权的外交活动，几乎从不真正关心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的利益，尤其对平民和弱势的在外国人及华人华侨缺乏支援和保护。虽然中共政权在改革开放后逐渐与海外的华人华侨社团建立了固定联系，也有对本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机制，但更多只是中共政权“统战”和约束国民的手段，服务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外交人员态度恶劣（虽然我个人接触的外交人员还不错），往往见人下菜碟（服务权贵而歧视平民）。中共政权的对外政策也从不将保护在外本国国民及华人华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在任何正常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维护本国国民及有血缘和文化认同的在外侨胞，都是外交行为的重要目的。中共政权对在境外的国人和华人华侨利益的轻忽乃至无视，是非常可耻的。
		

根据以上所述的中国对外关系史，可见中国历朝历代的外交既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许多丑恶耻辱的行径。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外交，是值得称赞和效仿的；闭关锁国、蔑视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是需要批判和摒弃的。而未来民主中国的外交，将是既普世而又有必要特色的。

民主中国在对待涉外事务上，不仅要借鉴中国历史，还要放眼全球形势。

	
一方面，无论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仍然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政治军事经济单位进行各种竞争与合作，对各国而言都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包括世界经济贸易和信息往来的一体化、普世价值的传播、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在全球的兴起与成熟，以及如恐怖主义、流行病、气候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峻，世界各国都需要遵从普世价值并密切合作，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行事，实现和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基于以上因素，民主中国应实行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相结合的基本外交政策，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国民利益的同时，兼顾世界各国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推动国际合作，构建繁荣进步团结协作的新的世界形态与国际秩序。

对民主中国而言，人权与民主不仅是内政的核心，也是外务的原则。民主政权的存在，即是为了捍卫人的权利与尊严、保障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国家主权不应成为遏制人权的借口，相反应成为捍卫人权的手段。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要把维护中国国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正当利益放在首位，且要一视同仁对待不同身份和阶层的同胞侨胞。民主中国在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及各种官方机构，应该尽责和和蔼的为中国国民、华人华侨、外国公民服务，为在海外的国人及侨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接受同胞侨胞的监督。

	
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民主中国既要考虑到本国国家利益，也要重视其中涉及的人权与道义问题，要站在正义一方，要行有良知的外交。在各种国际博弈与投票站队中，都要充分考虑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涉及到的人权问题，不能为国家利益乃至执政党派利益而作恶、助恶、放任恶。如果国家利益与人权道义相冲突，要尽可能寻求折中的方案，不能为本国利益而不顾他国人权与正义。
		

在其他国家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后，民主中国应予以适当关切，并为受侵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受到专制压迫、种族清洗、暴力破坏的国家，中国应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适当接纳相关的移民难民。中国也应对其他所有国家真诚的、进步的、清廉的官方与民间机构提供各种支持，建立基于维护普世价值观与追求社会正义的国际大同盟，促进国际性的劳工、女权、LGBT群体、身心残障者等弱势群体的权利运动，推动全球各国的民主、法治、正义、平权事业，共同解决贫困与腐败、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气候灾变等全球性问题。除以上问题，中国也应注重更加远景的议题（千年甚至万年计的议题），如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太空探索和星际交通事业，筹备和订立地外太空和星系的规则与契约，为人类拓展更多生存空间和规避一些地球可能遭遇的且难以阻遏的灾难（如气候变暖到地球大部分地区皆无法生存、地球资源完全枯竭，或其他全球性灾难），以保障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

民主中国应该在维护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诚意和力度融入国际社会，清除一切阻碍对外交流的壁垒，对外全面开放，尤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以及和世界各国一道，建设一个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的新世界。中国也要在各种价值观、制度、法律、模式上与世界发达进步国家与国际组织看齐接轨，以期尽快改变与世界文明脱节和保守落后的面貌。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优良的制度、文化、模式、创造，皆要勇于“拿来”和“为我所用”。民主中国也应诚挚欢迎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热心志愿者、官方与民间组织前来帮助中国或与中国合作，推动经济发展、思想启蒙、体制革新、民权平权等，促使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化、国际化。

	
例如，专制中国下，皮尤研究中心这样的世界权威统计机构很难在中国开展工作，导致中国的各种国计民生信息非常不真实或干脆就是空白，成为世界数据与统计方面的黑洞，严重阻碍对中国国情的认知、不利于对各种黑暗与不公正的暴露及相关问题的解决。而民主中国则一定要完全放开国际机构的调查统计，并将中国各种数据的统计理念、口径、方式、结论与国际接轨，让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通过统计数据显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实现对黑暗与不公的揭露、关注、批判、解决。
		
同样，民主中国也要反哺国际社会，派遣人员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思想、技术，以及帮助更加落后国家发展进步。中国也应该推动世界各国的交流与经济文化融合，让各文明各国家优势互补、在普世文明基础上合作共赢。
		
民主中国应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平台，扩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职权和影响，包括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以强化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致力于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变成如欧盟那样的超国家联盟，并依托这些机构将世界构建为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同体。
		

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主中国要改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贫富差距和话语权差距悬殊的状况，联合世界各国应对各种全球性的挑战，推动和平安定、公正透明、均富和谐、普世文明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强国，不应霸凌剥削小国弱国，相反应积极主持国际正义，调停国际争端，做负责任的领袖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公正做出表率。

美国2022中期选举每个州的投票率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interactive/2022/voter-turnout-2022-by-state/

大部分州50%以下，也就是实际上25%几的选民决定了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选民出来投票对民主的重要性。

我觉得 @natasha 的回复已经说明问题了。我希望从纯法学角度说两句。

为什么一国宪法要写“外国人有权根据法律申请庇护”？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庇护权的正当性已经超过他不是本国公民的事实了。

你去看一下美国宪法以“公民”作主语情况，再看看他们左一个214(b)，右一个“口岸属于未入境，当事人不受美国管辖，CBP不受第四修正案约束”，再来一个“关塔那摩不是美国领土所以他们不能申请人身保护令”，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我们所面临的现状

事先声明：我这篇文章不旨在于批判任何人——我感谢所有关注中国现状并且为此发声的人。然而，我必须客观地指出，纯粹的“发声”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最近三五年以来，中共的网评员不断在互联网上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干扰和分化我们。他们所用的招数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诉诸人身攻击，这类已经基本无效了；第二类是诉诸传播假信息，这类方法在各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朋友的不断努力之下，也能迅速得到澄清。然而，第三类是我们目前无法解决的：在涉及专业知识的复杂问题中，以貌似专业的口吻支持中共的既定政策。

这类问题通常具有以下的特征：(1)涉及到高度的专业知识，不为一般人所能轻易认知; (2)涉及到具体政策的执行，会引发难以平衡和判断的多方利益冲突; (3)其决策的优劣不明显不直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零”与“共存”的路线之争。我们所见到的是，网评员和其他一些公众在社交媒体上没日没夜地主张，如果中国实施共存政策，将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老人和儿童的死亡。我们可以使用简单的逻辑去反驳他们（见下文），但是我更希望深入地探讨一下这类问题背后的本质：为什么我们在这类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我不介意把丑话说在前面：目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民主人士”，其教育背景大多不忍直视。民主变成民粹并非是偶然，因为简单地用“这不民主”来驳斥一个政策只要几秒钟，而去详细地分析一项社会问题的背景、现实、可行方案及利弊，大多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且，详细分析一个政策，确非一般民众力所能及。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推动国家的进步，我们需要团结我们所能团结的专业人士，来分享各自的专业见解，从而能够达致对中共现行政策的直接剖析，帮助观众中的一般民众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

我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专业观点和非专业观点之间的差异。我希望从我的本行法律开始谈起，然后按照我个人感兴趣的程度，选几个中央行政机关部门谈一谈。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清楚地说明政策认知的三种境界：应该达到何种效果、现在是怎样、可以做出何种改变或改进。我也希望这些例子能够说明：外行和内行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法律

应该是怎样

我们从民事司法、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三个领域分别论述。民事司法的目标是调整民事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民事司法需要高效和公平——简单来说需要做到有诉必理、公平裁判，以及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办结。

刑事司法的终极目标是惩治刑事犯罪，以此给受害者恢复性的补偿安慰，以及吓阻潜在的犯罪者。刑事司法必须做到公平：清白者不能被冤枉，犯罪者不能逃脱惩罚；处罚必须与犯罪的恶劣程度相匹配；不能以恶治恶，例如纵容公务员胡乱抓人、使用酷刑。刑事司法最大的标杆是公平公正。近代司法观点认为，清白者绝对不能受到迫害，因此采取无罪推定和“宁放勿纵”的原则。在这种制度下，警察的办案水平和刑事侦查技术被倒逼着成长，努力朝着“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破获更多案件”的目标前进。

行政司法在各国间的差异是最大的。在普通法国家，公民普遍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提出挑战。如果行政机关错误地作为，就可以申请“调卷令(certiorari)”推翻其决定；如果行政机关非法不作为，就可以申请“强制令(mandamus)”逼迫其作为。在民主制度下，如果行政机关不遵循法院的指示，则其首长大概率会被罢免或者无法连任。这保证了行政机关只能依法作为，并且不能非法不作为。

现状

中共在民事司法上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资源不足或不平衡——具体指的是法官的数目。这是因为中共把司法作为维稳工具之一，并且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法官培养模式。这导致法官无法从优秀的律师中选拔，而新入职的法官大多没有经验。他们无力产生任何改变，而且会直接受制于已经在法院体制中“混迹已久”的上级。上级法官大多来自政法委的政治任命，与中共的其他公务员部门类似，“忠诚大于能力”和“近亲繁殖”的情况明显，所以导致新入职的法官迅速融入已经僵化的司法体系。

僵化的司法体系是没有效率的——而各种不科学的考核标准如办案速度（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达到民诉法规定的时间限制）或“上诉率”（而不是上诉的胜诉率），会导致法官为了自己的前途而藐视公平正义。例如，在司法资源紧缺的上海，法官会以“案子太多”为由拒绝当事人立案。在“分流制度”实施之后会通过“（半）强制诉前调解”的手段拖延立案。为了防止当事人上诉，法官会不分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诸如名誉损害或者精神抚慰赔偿等自由裁量下的判决金额等于“(原告认为数额+被告认为数额)/2”的情况屡见不鲜。

行政司法和刑事司法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行政机关基于考核要求，一旦当事人提出行政诉讼必然“积极参与调解”，甚至满足当事人的非法要求，造成了事实上的“按闹分配”。另一方面，只要有政治因素在内，行政机关尤其是公安国安机关必定不惜一切代价迫害当事人，包括勾结黑社会非法禁锢当事人，让当事人“闹不起来”，无法主张法律权利。这种情况在刑事诉讼当中屡见不鲜——公检法穿一条裤子导致公安机关寻求批准逮捕的要求大概率被检察院接受，造成不必要的羁押和保释（取保候审）制度的名存实亡。在当事人被羁押的情况下，法院的低效率意味着当事人会长期处于待决状态；公安部主管的看守所（关押未决犯）的条件比司法部主管的监狱（关押已决犯）的条件要差很多，且公安部强力主张“看守所要称为办案阵地”，导致当事人被羁押后要么受苦要么“认罪认罚”，冤狱就此产生。

改进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要改进中共国的司法，必须从三方面做起。第一是重构法官的选任体系。法官必须从资深的律师中选任，以确保其法律素养。法官必须独立办案，应当撤销“审判委员会”制度，禁止非办案法官，尤其是上级法院的法官或者本法院的领导，对办案法官施加任何影响。重构法官的考评体系，法官不能因为其判案行为受到任何处罚，除非其受贿、徇私枉法，法律观点和判决错误不能被认为是“枉法”。

第二是重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从立法阶段就厘清不必要的模糊；政治问题应当政治解决（比如夫妻财产是不是共债共签的问题，应该民意调查、研判之后立法处理），不应当依靠司法解释，更不能让司法解释“试试看”，发现不对又变来变去。这会直接导致民众对法院系统失去信任。将法院分级分层解决效率问题：不要简单依据行政区划来设立基层法院，而是要根据争议的性质和数额设立不同类型的法院和其他审裁体（例如小额庭），其他审裁体的主官可以由年轻的律师来担任，以此扩大可用裁判人员的数目，又不至于损害司法人员的平均素质。

第三是重构法律执行体系。必须清楚地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开，行政不能影响司法，司法不能替代行政。要将行政和司法之间的非法相互干预，视为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和政治违规。行政机关必须按照法律来行政，而法院只负责解释法律、做出判决。

然而，我们能见到的是——共产党把愚民和疲民视为基本国策，把近亲繁殖和官官相护视为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宝”。让中共做出这些改进是不可能的。

我不熟悉的部门

财政

财政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只能谈我认识中的那一小部分。至于超出我认识的，我只能以提问的形式问出来。我认为财政的目标有以下几个：正确的财政政策、正确的货币政策、各部门之间合理的预算分配、审计监督。因此以下问题出现了：

• 如何判定财政政策的正确性？国债应该发多少？税率应该怎么定？
• 如何判定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利率和准备金率怎么定？外汇管制和自由兑换应该如何决策与平衡（全管制？局部自由兑换？国内离岸一币两亚种？）？
• 如何有效地执行审计监督？

农业

同样地，对于不了解的内容，只能提出问题：

• 中国有多少耕地、林地？我们能生产多少农产品？效率还能提高吗？
• 基于前一问题，我们是粮食进口国还是出口国？我们应该对农产品出口采取还是不采取管制？
• 基于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家安全考量，我们是不是要大力投资农业来确保自给自足？
• 如果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是否需要采取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来达到资源和人口平衡？

显然，中共是剥削廉价劳动力、换取外汇供高官享受的。他们从来不会为了增加人均资源而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在他们手里是“另一门压榨人民的好生意”。

工业

• 中国工业产业链是否齐全？如果不齐全我们要不要做到齐全？
• 取得尖端科技的瓶颈在哪里？
• 中国工业原料能否自给自足？是否需要出口管制？能否强化资源回收来达到循环？
• 电力和能源的布局应当是怎样的？目前可再生能源有多少，是否需要增加投入，增加投入是否具有实在效益？

防疫：一个小对比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当公众关注足够的时候，学者的观点自然会通过媒体进入大众视野。这种时候自然能够很轻易地做出分析，来反驳“清零”政策。首先，流感存在了很多年，如果流感没有必要清零，那和流感类似的疾病也不需要清零。

• 爆发早期，COVID-19的死亡率约为4%
• 病毒变种导致传染性增强、但致病性减弱
• 接种mRNA疫苗（辉瑞BNT / Modena）加强针后，亚洲诸国的滚动病死率已经降低到0.1%以下，这意味着已经接近流感^1。
• 港大研究表明辉瑞抗体是科兴的近九倍^2
• 新加坡政府宣布科兴要接种三针才能视为已完成基本接种，而辉瑞只需接种两针。随后宣布接种科兴者必须接种辉瑞BNT或Modena才能视为完成加强接种。
• 上海复兴早在2020年3月就获得了辉瑞BNT的疫苗代理权，但是中共卫生部至今还没批准
• 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后，中共同意“批准BioNTech新冠疫苗用于在华居住的外国人”

因此，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之后，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不具有实施共存战略的条件，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为科兴疫苗护航，强制民众接种，赵家资本入股赚取暴利。中共以各种借口，包括“爱国”和“支持国产”在内，阻挡高保护力的mRNA疫苗进口，导致民众无法接种并产生足以在低重症死亡率下共存的免疫力。

专业人士俱乐部

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应当如何认知中共的政策从而发现其问题。光靠民主自由的口号显然是无用的，而一个人的知识总归是有限的。只有在防疫这种公众关心的问题下，诸多学者的声音才能被媒体广泛传播。至于问题回到“中国农业如何发展”和“如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时，显然我无法得到答案，我也无法通过互联网搜索找到足够的资料。

如果我们能够聚集专业人士，互相探讨自己熟悉的话题供其他人了解，我们就能迅速组出一个“影子内阁”，进而分析中共的各种政策，用三言两语告知人民其中的弊端所在、中共的诡计所在。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会继续在2047撰文，其主题以法律为主，但我也会逐步探讨其他我所熟悉的话题。

然而，我希望邀请各位有识之士来2047撰写各位领域内的专业文章，以加深其他非本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一般公众的认识。这个过程必定很长远，因为2047仍然默默无闻。但是，我希望从我自己开始，改变民主人士“每天喊口号”的恶性生态。

The Gulag: A History 作者 Anne Applebaum wi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lag:_A_History

The Gulag: What We Know Now and Why It Matt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7C9hofR6gg

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Heaven On Ea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m
https://www.amazon.com/s?k=Heaven+On+Earth%3A+The+Rise+and+Fall+of+Socialism&i=stripbooks-intl-ship&ref=nb_sb_noss

Heaven on Earth -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HULP8WHgVs

社会主义的基本正统定义就是中国大陆1950年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公有制，计划经济。原本是一群人自愿共产（生产资料） 互相帮助生活的状态被后来的另一群人（自我正确感超强的疯子）理想化偏激化的想要实施在国家层面，想要快/慢速实现必然只有通过共产党独裁一条路，完全偏离了自愿原则，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利就只有腐化/腐败一条路了。十几个人自愿组成的集体主义是有可能实现/施的，而到了国家层面，集体主义在经济（文化 思想）决定方面自愿是运作不了的。一个国家是可以存在公共的共同利益的，如教育 医疗 国防 基本生活保障等，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政府该做的，而不是独裁专制。

国产软件 算了

我这迷雾通白天和深夜还好 晚上黄金时间就一个劲掉线

您说的第二个办法似乎Tor Browser就是现成产品.

康师傅蜂蜜柚子茶每100ml的能量值2%和可乐没有差别，糖分一点不少。

我有记忆最后看的国产电影是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无双》（港片勉强算国产片吧）。

虽不能说是有多高深的艺术水平思想深度，毕竟是个商业片。但手法以及整体剧情设计人物塑造，乃至于具体的分镜场面背景音乐，都能给人以电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

导演么，我只能说中国有些导演是具备技术能力的，但水平么，就难以恭维了。

还有我额外吐槽的，几年前那个逐梦演艺圈一上映凭借着过硬的拍摄水平与特立独行的奇葩审美还有形如欠费的不及格剪辑美工等脱俗条件，成功成为影民与广大群众的众矢之的。现在再比较一下。。。唉。真是全靠同行衬托。

这么改特征太明显, 而且跳数不是这么算的, quantity是链路数量, 是用来增加可靠性(可能是连接目标成功的概率, 也可能是防止断线, 官方文档只说了tunnel quantity没说具体意义)的链路数量而非保证匿名的跳板数量.
我的回答基于以下两个reddit回答:
https://old.reddit.com/r/i2p/comments/tst4o7/whats_inboundoutboundquantity_parameter/
https://old.reddit.com/r/i2p/comments/8rphum/tunnels_backup_tunnels_quantity/

概率问题用概率的方式去解决。假设“她是银行出纳“的概率是0.01（已经很大了，因为不止有100种工作，取1/100=0.01），“活跃于女权主义运动”的概率是0.50（至少0.50，因为前提里提示都是通往这条道路，至多0.99，为什么不是100%，因为未来/未知永远不可能100%确定，确定的就不是可能性了），至此 1 为0.01 2 为0.01x0.50(0.99)<0.01,可能性1 大。

在无法选择时避免仓促选择，选择只选条件给出的可能性，有无关的事务出现时总是暗示坑的存在。

“中共下台” 且“中国民主化”最终是要靠中国人民真实的民意才能决定和推动，掌握绝对权利的人/组织是不会放弃控制欲的，只有当头痛程度大于控制欲带来的快感时才有可能，中国人民需要不停地撞墙（匿名论坛发表关注/切也是），让独裁者/集团人心理亏 焦虑 害怕（虽然他们可以表面无视， 实际上掌握那种权利的人，权力越大自恋程度越高，越多人参与，独裁者/集团越不安）。

偷换概念了。

商家有不欺骗消费者的义务，国家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义务。

但是一个国家没有保护外国人的义务，人没有在外国逗留的权利。

最佳男主角没有给吴京，我已经很欣慰了。

I2P+是第三方改版的I2P(基于Java版本修改), I2P官方人员对I2P+的态度是它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差(甚至危险), 官方与他完全没关系, 风险自担.
I2P能用来匿名进行BT下载算是特色之一了, I2PSnark做种理论上是匿名的(上传就像自己的电脑是一个暗网服务器一样), 但如果是墙内做种膜蛤乳包的文件且只有你一个人在做种, 则有可能被网警流量分析定位(反过来用I2P下载网警的钓鱼种子也一样).
更详细介绍:https://geti2p.net/en/docs/applications/bittorrent

按照道德的几种来源的说法，陈老师的所有决定都是出于最机械的功利性至上的那种道德来做决定的。

基本上它只能当作是一个穷人不理解一个有钱人的某些做法，觉得有钱人（“又在成功地浪费纳税人的钱了”）又在凡尔赛了。

是的，他们能。即使这是他们的错，他们能犯错，能承受后果，能任性，能凡尔赛。这种做法虽然不宜被神秘化，但可以神秘地相信 所有纳税人都被蒙在鼓里了，需要启蒙。

那么我也可以认为，出于最机械的道德，黑山宪法的不合理之处只有在 “真真碰了石头” 之后才有机会修宪。这条错误宪法条文的错误影响，若真如陈老师评估的那么大，那么早就改过来了：如果没有人因此受害，那么 机械地认为，它就没有改过的必要。

相比 “作茧自缚”，下一次可以起一个更文艺的标题，比如 “把笼子挂在外面，只要有风吹过，鸟儿就以为获得了自由”。每次当你以一个不可评估型的受害来提建议的时候，都可以用。毕竟既然人们没觉得自己被坑了 这必然是一种不自由导致的，“这正是人们在自由情况下自己选择的” 是不会发生的。

重点是后半句, 前半句不只是NoScript, 很多隐私保护类扩展都有这种功能, 而据我所知后半句似乎还从来没有什么工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