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这个东西，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析它，要么从资讯的角度来分析它，要么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它。如果从资讯的角度来分析它，那就是我所谓的“纯洁”与“丰饶”的问题，它就是一个资讯产生和复制的机制。第一，它的资讯产生必须是足够的丰富，大体上来讲要维持增量才行；第二呢，就是它的复制必须是足够的精确，否则误差度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导致系统的内崩溃。但是这两方面又是有一种微妙的相互约束的关系：如果太强调复制的精确度的话，那么丰饶度就会受到损失，因为精确度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删除机制；反过来，如果你要坚持丰饶度的话，那么精确度也就要受到损失，因为太多的芜杂会损害传递的精确度。
这个模式可能不仅适用于文明，而且适用于很多现象，例如是生物演化的现象。生物演化的现象就是以DNA的出现为分界线的。在此之前是蛋白质和各种氨基酸之类的组成的那种营养汤，它的特点就是丰饶，它其实也是能够复制的，尤其是存在膜结构的地方，但它复制的精确度非常之差。在存在膜结构这样的地方，它可以不断的衍生，但是它会很快的把提供营养的这个原始汤耗竭。精确度则是DNA产生以后的事情。 DNA对生命的主要意义就是，它能够做到基本精确的复制。 DNA的用途就是，第一代复制以后，第二代和亲本的相似度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样做就会导致大量资讯的流失。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形成的生命就是两种模式的联合，核心部分是DNA，用来保证精确度，周边的部分就是各种原材料，其主要作用就是丰饶度，尤其是各种偶联酶之类的东西。
文明本身也是这样的。可以说，文明本身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是我们通常约定俗成的文明和通常不称为文明的、但存在人类的原始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很像是生物演化的差异。文明是什么？它就是能够保证一定精确度、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东西。例如你说自己是孔子的门徒，那你可以说，我虽然离孔子两千年了，但是我的学说跟孔子的学说有巨大的相似度，足以保证我认同于孔子而不是认同于其他人，或者认同于基督或者是认同于默罕默德诸如此类。这个认同度的保证，就是相当于DNA的精确度保证。
而原始文化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这样的保证，它有巨大的丰饶度，也就是说它的分歧度比文明要大得多。文明到底有多少种，虽然定义不同，但是最大的说法也没有说是超过几百种的；但是人类存在的原始文化的数目是多到无穷无尽，至少有上百万种吧。论丰饶度、分歧度的话，毫无疑问是原始文化要大得多。文明有别于原始文化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套认同复制机制，这一套认同复制机制在它的体系中间扮演了相当于DNA在生物中扮演的角色。
文明的另一个维度就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节点。大体上来讲，我们直觉也可以感觉到，文明有高档和低档的差别，存在歧视链，其基本判断标准就是节点和网络的复杂性：同一个区间内，如果网络的层次更多一些，那么这个文明就要更高档一些；对于文明内部的各个成员来说，如果他们联系的节点比较多的话，那么他们的地位就比较高，也比较安全，他们所在的文明的层次也会相应提高；外形相似、但是层次比较少或者节点比较少，那么这个文明的脆弱性就要强得多。
例如印加帝国，给人的印象就是它的脆弱性要大得多。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它好像有一套黄仁宇说的那种“数目字管理”的机制，它那一套结婚祭祀的东西，虽然技术上很原始，但是其实跟图灵搞的那套打卡的原始电脑是差不多的，是高度数位化、高度科学管理的东西，恐怕比起许多物质生活比它更发达的文明更加称得上是科学管理、理性管理的体现；但它是极端脆弱的，脆弱之处不在于它的模式，而在于它的层次少，层次少就会一击就破。所有的文明都经历过外部来的打击，虽然它也是可以灭亡的，但是一般来说受到打击以后，大多数文明还有一定的恢复能力，甚至在被征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自我延续，不会像是它那样突然一击就崩溃了。所以这里面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的层次要比别的文明的层次要少一点。类似的一些现象就是所谓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和东方的专制国家，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有过很多种说法，但是最靠谱的说法就是，尽管它们的外形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西欧绝对君主国内含的层次比起西欧以外的任何专制国家蕴含的层次都要多得多，结构复杂度大，因此它蕴含的生机就会更大，在遭受危机和打击的情况下，它自我维持的能力也要大得多。
层次和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跟认同没有关系的，但其实是有关系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阈值，尽管这个阈值没有办法像你研究脑神经科学那样精确的判断出来，但是大致的判断没有问题：网络的复杂性和节点的数目如果低于某一个数值的话，那么自我意识不能产生，认同就不能产生。你必须足够复杂，超过一定阈值以后，只有足够复杂的网络，才能够形成自我回馈，形成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你才能够形成认同结构。所以结构的分析和资讯的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的，但实际上是指向同一个目标，像解析几何里面用代数的方法和几何的方法可以得到同一结论一样。一面是资讯，一面是结构，大体上讲，顺着这个基本框架，可以把作为演化系统的文明整个概括进来。能不能够做到像脑神经科学那种精确度不好说，但是如果撇开不同的行为主体来说，模式的相似性是非常有参考性的。
根据这样的两种分析方法，你就可以对文明定出相应的“歧视链”。歧视链就可以根据结构的复杂性和资讯的复杂性来定。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比较高等的文明，都比觉得比较低等的文明有更多的复杂性。如果你说我们要保护已知的文明，或者说是要促进文明的繁荣和发展，反对对文明的破坏，这其实是一个大体上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度量的问题：假如你的行动是倾向于增加网络的层次和节点，或者是增加了资讯的生产机制，或者是增加了资讯复制的精确度的话，你的行为就大致上可以说是有利于文明的；反过来，你如果是个删除者，是文明的破坏者，那就是说，你要么是从客观上、结构上来讲减少了文明的层次，减少了节点的数目，或者说从资讯的角度上来讲，你削减了文明传递的精确性，从而损害了它的认同，或者是你损害了文明的产生机制，使它变得不像原来那样丰饶了。这四种指标（层次，节点，精确度，丰饶度）都有一定的可测量性，尽管也不是很精确的测量，但是大体上讲，用健全常识来测量的话，都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然后我们回到现在的世界体系上面，你可以看出，怎样才能够增加体系的丰饶度、精确度或者是层次和节点，或者是相反，对这四项因素进行破坏呢？那就要看你所在的位置了。在这一点上，你就不能够坚持统一标准，因为坚持统一标准就是忽略了世界秩序或者是文明秩序本身的层次延展性。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在欧洲，你可以说民族国家的高峰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来临了，现在它已经是民族国家和后民族国家相互结合的阶段。如果我现在在欧洲，要我改善欧洲的文明的话，我就不会跟他提发明民族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会给他提出相当于是复辟神圣罗马帝国的计画，把过于官僚化的欧盟虚置，但不是解散，像以前中世纪对待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维持它作为一个法统的来源，但是把它的实际权力虚化，使实质性的工作从欧盟的官僚主义当中离开，而转向民间的亚国家团体。对于欧洲来说，它主要的问题是亚国家团体缺乏生命力，超国家组织过多的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浸染。像伊斯兰国对欧洲的侵袭，实际上是原有秩序的一个bug，有bug在的地方，就指示了系统的薄弱环节。因此我如果是在欧洲的话，我肯定要建议他们强化非国家组织，而不是谈论发明民族。
但是东亚的情况不一样。十九世纪发明民族的浪潮从欧洲延伸到近东，延伸到拉美，延伸到远东，基本上已经横扫了大半个世界，现在的中国恰好就是发明民族留下的最后一个灾区，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发明民族还没有完成的地方，而它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要直接归因到民族发明的失败。民族发明这个事情不是像士大夫阶级想像的那样，我高兴怎么发明就怎么发明，那要看有效没有效，发明民族的最终结果是要看神裁。民族和其他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呢？它是一个有自卫能力的共同体。如果你搞出来的东西，我经常用的例子，波兰，如果你搞出来的东西像波兰一样，第一你能够顶得住打击，第二就是，顶住打击的程度，一直到亡国以后民族魂都不会灭亡，那么你就可以说，波兰民族的发明成功了。
我们不要以为波兰民族是先天就存在的。波兰在宗教改革以前非但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还是各种异端邪说的一个中心，实际上它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中心。大家现在很少记得，在哥白尼那个时代，它之所以出哥白尼，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波兰人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是欧洲最晚皈依天主教的政治实体之一，而且他们的上层人士流行各种各样的哲学学说，有很多很接近于现在的多宇宙论诸如此类的，索西尼派之类的东西，最终被罗马教廷抓了很多异端。它最终天主教化和民族化 — — 这两者是联合在一起的，是经历了瑞典和俄国的入侵和三次瓜分以后。它实际上是在瓜分以后才产生出波兰民族的观念，否则的话，大波兰、小波兰、小俄罗斯的人口本身也是极度复杂的，波兰贵族也不是根据民族原则来统治它的，它的被统治者往往是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它的主要市民大都是犹太人，我们称之为波兰民族原料的那些人差不多在当时只占波兰人口的15%左右。波兰民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细节太多我就略过了，简单粗暴的说，它是在通常所谓的亡国的过程中间重新发现了自我。在灭亡的过程中它发现，原来有些人是跟我分享了共同的痛苦和共同的命运，另外一些人则跟我并不同舟共济，只有跟我分享了共同的命运、走过同一条道路的，才是我们自己人。然后由于这些瓜分者又是东正教徒和路德教徒，于是本来被中世纪波兰人很瞧不起的天主教反过来变成了波兰民族魂的保护者。经过这样的折腾以后，波兰民族才会发明成功。
我之所以敢断定中华民族不存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如果你活着，你就有呼吸；如果你没有呼吸，你就不要说你活着。如果中华民族存在的话，蒋介石就不应该跑到台湾去，他就应该变成中国的毕苏斯基。毕苏斯基和蒋介石有不同的命运，本身就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发明是失败的。蒋介石就是中华民族发明失败的一个牺牲品，他就是因为太相信这个靠不住的发明，才把自己毁了的。
日本人攻打长沙的时候，国民党打了败仗，他就愤怒的谴责国民党将领：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打仗，我们的人民支援我们自己的军队，你们怎么打成这样？但是那些前线将领肯定是有苦说不出来，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本地的人民有支持所谓“自己的军队”的一点点迹象，那些老百姓很明显是在那儿平时当看客的，然后无论谁打了败仗以后，他们都出来抢那些被打败的人留下的剩余物资。他们抢起国民党来，一点儿也没有国民党是他们自己人的感觉。然而毕苏斯基的军队在被图哈切夫斯基追杀逃到华沙城里面的时候，史达林当时是这支军队的政委、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的统帅，就向列宁报告说，我们在波兰的感觉跟在俄罗斯完全不一样，波兰农民是如此愚昧，被波兰贵族地主洗了脑，他们把我们当作敌人，我们留下的伤病员被他们杀了，我们要粮食他们不给，我们去问路的话，他们故意引我们找不着路，总之在这里是活受罪，我们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这两种不同的反应说明什么问题？蒋介石坚持要说，湖南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湖南人民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跟你不是一个民族；而波兰人则用不着任何人给他们做宣传，他们跟毕苏斯基就是一家，就是铁杆一家。波兰民族已经建成，而中华民族没有建成。蒋介石的下场就是他误以为中华民族已经建成了的结果。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没有建成但是又假装已经建成，它才会留下一个政治真空。如果他老老实实承认我没有建成，那么中国就被列强瓜分，变成殖民地了。如果变成殖民地了以后，反倒是很难侵入，因为殖民地有固定的主人。像苏联就很难对满洲国下手，反过来也很难对印度支那下手，因为那都是有主的地方。中国之所以易于渗透，跟非洲的衣索比亚一样，它是无主地。属于殖民地或者殖民者势力范围，那就是有主地，你在有主的地方搞大了以后，它的主人会出来干涉。而中华民国理论上是独立国家，翻译成现实政治的真正语言就是说，你是一个孤儿。要么你长大了，建立民族国家就相当于你长大了，孤儿长大了就不怕受人欺负了，但是你又没有长大，同时你又没有一个养父来保护你，同时你又爱装逼，你明明是没有长大的，你一定要说你已经长大了。如果你是孩子的话，别人还不好意思打你，你一定要说你已经是一个巨人了，那么别人就会理直气壮打你，而你又没有大人的力量，身上又不禁打。
所以最后，中国近代史，就是我所谓的“远东的线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民族发明失败的结果，这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中国之所以会变成列宁党的最后一个寄居地，关键就是在于，它是一个政治上的低洼地带。水往低处流，入侵者总是入侵最薄弱的地方。苏联在它刚刚成立的时候，当然主攻方向是向德国的，然后它在世界范围扩张的时候，它对土耳其也在下手，对衣索比亚也在下手，对印尼也在下手。马林这个人基本上跑遍了全世界，阿拉伯也好，印尼也好，全世界各地的相当于国民党的什么青年联盟、国民联盟，各地的复兴党、共产党都是他建立起来的。但是为什么他在土耳其打不进去，在伊朗打不进去，在印尼打不进去，就偏偏在中国打进去了？这本身就说明你是抵抗力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抵抗力薄弱，容易入侵，容易入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共同体建构失败。共同体建构失败，你就像是一个没有皮肤的人，自然很容易感染；别人已经长齐了一层厚实皮肤，自然就很不容易感染。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所以现在东亚的基本问题，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寄生性的列宁党在全世界都已经灭亡，但是它在中国仍然是存在的，在东亚仍然是存在的，由于它的存在，使东亚局势无法稳定。
第二个问题就是内亚问题。东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离西亚的文明核心区比较远，通常它的文明的主要成果是越过塔里木盆地这条交通线从内亚输入的，历代的征服者一般来说都来自于内亚。后来的史学家往往把它说成是，鸦片战争以后你才是闭关锁国的落后的被征服者，但是实际上，东亚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都是闭关锁国的落后地区，而且每一次帝国一统，都会切断通向内亚的交通线，结果使你技术演化的速度比西亚更慢，然后演化到一定程度以后，落差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长城就无法维持了，草原上的鸦片战争就会爆发。实际上历次所谓的蛮族入侵，它不是别的，就是草原上的英国人发动了一场长城上的鸦片战争，把刚刚演化出来的新技术从中亚和西亚的方向带进来，打败了远东地区落后了二、三百年的旧技术。然后等到这个新的入侵重新凝固下来、建立了新的王朝以后，东亚又再一次故步自封起来，技术落差再一次加大，然后壁垒再次打破，先进技术再次输入，如此周而复始。
内亚和东亚的关系，实际上是很接近于希腊和埃及，或者是英国和印度那种关系。在十五世纪以后，这种输入线从陆上改成海上，但是内亚和东亚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从地缘上来看，东亚是内亚的一个柔软的下腹部，是一个极其容易入侵的地方。内亚和东亚的边境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和天然的边界线，自然而然的会形成漫长的、无法防御的真空地带。由于这个柔软的软腹部的存在，要进行民族发明的时候划定稳定的边界，困难是非常大的。东亚民族发明的失败也有内亚方面的因素，具体到近代就是所谓的满蒙问题，这个因素严重的影响了东亚国家共同体建设的稳定性。相反，东欧和西亚划定边界的过程就要稳定得多，因为它们在文明秩序的歧视链上是居于上游的，它们基本上是文明的输出区，所以对它们来说，划界的困难就相应要少得多。
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费拉问题。费拉问题就相当于是秩序的真空区。因为秩序是政治体生存所必须的，它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消费一定的秩序，如果一个社会已经散沙化到一定程度，自己完全不能产生秩序，那它必须不断的从外部输入秩序。输入一旦终断了，就会发生大规模人口灭绝的灾难。别的文明很少发生人口灭绝灾难，蛮族的死亡率虽然高，但是断断续续的，在战争和小规模的情况中死亡，很少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以后，突然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第一，费拉没有秩序生产力，第二，外界的秩序输入时断时续产生的问题。
近代的东亚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的叠加。 “大洪水”的问题其实就是第三个问题，因为秩序的真空需要吸引秩序，难民外逃，是难民在寻找能够供应秩序的载体，或者说是外部干预，外部干预就是秩序高地对秩序低地的输出。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种形式，就好像你可以让你的工人到别的地方去打工，把钱挣回来，也可以让别的地方的资本家到你这儿来投资，让你的工人就近打工，这两种事情在经济上是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的，难民逃亡和帝国主义干涉实际上是这两种现象的不同体现。但是总之，上面讲的这三种现象 — — 列宁党的入侵、内亚 — 东亚问题和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失败，把东亚变成了一个政治灾区。但这个政治灾区跟别的地方的政治灾区不一样，它不是输出秩序对其他地方造成的压力，而是自身秩序生产能力不足，因此吸引了其他地方的秩序输出的政治灾区。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共同体的建构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我们要在东亚谈论民族发明，是因为民族发明，一方面，能够有效的打散列宁党通过冒充帝国继承者构成的一个免疫逃避机制。瓦解了这个机制以后，比较脆弱的小共同体在其生长的阶段才会不受那种割草机的影响。在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消耗过多的资源去搞民族国家是不划算的。但是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那些低于民族国家层次的小共同体，它的实力实际上是不足以抗拒列宁主义的汲取机制的，也许它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抗拒费拉帝国的吏治国家，但是抗拒列宁主义的汲取机制是不够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列宁党存在的话，那么像广东这样的地方，它的土豪是很可能能够抗拒帝国的中央政府，把自己的资源留下来做自行发展的，那样的话，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以后，就可能产生自己更复杂的结构了。但是在列宁党存在的情况下，广州的地方势力就完全没办法抵抗了。你比较一下李鸿章时代和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有没有列宁党是关系非常重大的事情。
民族国家发挥的第一阶段作用是一个表皮式的作用，也就是保护和抵抗的作用。要建立这样一个保护和抵抗的机制，需要有多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的因素就是要有土豪集团，拥有武力和经济基础的土豪集团。我一般来说不提这个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客观发展的问题，如果社会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你提也没有用，发展到了这一步的话，你提不提，它都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提得比较多，因为这是文人的传统特权和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他能不能够制造一种恰当的舆论，配合社会演化的适当阶段，给当时迫切需要的社会演化提供合法性。一般来说，中国士大夫阶级在这方面发挥的是反作用。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通常是采取破坏机会的政策。这个现象在清末民初表现得非常明显：上海的知识份子和开明企业家一般是最积极的大一统主义者。广东的绅士一般来说宣布他们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的真正的中国人，责备北方人是满蒙的奴才，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对发明皇汉、发明中华民族的贡献，其实比北方中原人要大得多。他们这样发明的结果，很明显，近代史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在自己排斥自己。如果他们当时做出了另外一种相反的发明的话，在清末民初那个机会视窗期的现状来说的话，建立自治政府的难度本来是不高的。但他们自己既然这样积极的破坏自己的长远利益的话，那也就只能德匹下了。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像现在的司徒华那些人，当初英国殖民者在的时候，是他们到处跑，到处喊民主回归、民主回归，一定要让英国人滚出去，然后回到中国来，跟驻马店一起民主。最后英国人终于让他们满意了，现在他们开始尝到滋味了。一般人如果只看现在的新闻报导，会觉得他们非常无辜，但是你要是看八十年代的报告的话，你得承认，他们现在得到的待遇就是他们在1984年前后跟赵紫阳那些人请愿的时候所要求的东西，上帝对他们非常仁慈，他们要什么，上帝就给了他们什么，现在得到的就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所谓本土派、民族党之类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纠正先辈的错误。然而已经造成的错误，纠正起来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困境所在。他们提供了一个民族发明学之必要的一个现成例子。如果你说民族发明是件无足轻重的事情，那你只要看看，比较一下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三个地方，然后就可以自己闭嘴了。这个差别如此之大，就是在于民族发明成功还是不成功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民族发明还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你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呢？我的假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能够施加干预的范围是不太大的，因为你只有这一杆笔、你纸上写出来的东西和你影响舆论这点力量，那么你能够做的就是这种散布思想病毒的工作。思想病毒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有病毒不一定能够有它的载体，没有载体的话，病毒可能自己像是烟草花叶病毒一样，变成无机物的结晶体，基本是浪费；但是好处就是，病毒生存的成本是极低的，他不像是土豪那样需要付出实际上的成本，病毒既然可以结晶，可以变成无机物，它是可以长期储存等待机会的。病毒一旦产生了，它就不会消灭。一旦有机会以后，它马上就可以弄出来复制。
所以你实际上制造了这个病毒以后，历史的走向就不一样了。因为有这个现成的病毒放在那儿，没有机会来的时候就算了，也没有什么损失，有机会存在的时候，这个病毒会自动的替你去完成使命，哪怕在它真正完成使命的时候，病毒的制造者的尸体都已经腐烂得什么都不剩了，但是这些人仍然像是冯·诺依曼机一样，在它的发明者和创始人早已经墓木已拱以后多代，仍然在忠实的执行发明者给它制造的使命。这就是文人能够真正创造历史和影响历史的唯一机会。如果你不这么做，你肯定会一无所获；你做了以后，你有可能一无所获，也有可能收获巨大。这个主要是取决于演化环境，而不取决于你个人。处在你自己的位置上来讲，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做肯定要比不做好，结果如何，并不影响你当时的决断，决断结果不可知，但是哪一方面的决断更有利则是一目了然的。
从技术上讲，民族发明主要是一个认同创造的问题。认同创造，就是要把原有的资源通过神话的方式保护起来，使未来的子代可以通过极其廉价的方式保存和继承，所以它的符号必须是简单的。但是简单的符号没有一定之规，无论是东欧那种根据语言为核心的民族发明，还是像清教徒那样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民族发明，关键的能够起作用的都是一、两个符号。这个符号跟符号所在的体系的其他部分往往有极大的矛盾，但是这无关紧要，只要抓住符号就行了。民族发明就像是你动员一支军队一样，你需要给它在胳膊上缠上一条白毛巾，这就是我们自己人，没有这条白毛巾，那就不是自己人。它的机能就像一个生物体当中的所谓的抗原，抗原就是一小块蛋白质，蛋白质就是一个识别标志，有了这个识别标志以后，其他细胞就可以非常廉价的识别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了。
在自己人和非自己人的边界确定以后，就是所谓的自我和他者的边界确定以后，层次的复杂度就一定上升。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说，两个国家本来是经济都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但它们如果是分离的话，就会长期原始，如果它们发生接触、开始交换产品的话，尽管仍然是同样两个国家，仍然是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人口，只要它们相互接触和相互交换的话，它们双方的经济都会同时起飞。这实际上就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说明了秩序升级的道理。秩序是怎样升级的呢？就是要增加结构的复杂性。结构越复杂，它升级的可能性越大。像是希腊群岛，爱琴海一带，它有非常复杂的海岸线，同时坡度也非常大，因此它的物种丰富度就非常之大。一方面是不同的海岸线能够栖息的生态位比起平直的海岸要大得多，另一方面，高低不平的地形，每升高一千米左右，能够支撑的物质就不同，植被和物种就会不同。因此在坡度变化很大的这样的地区，它的物种多样性要大得多。物种多样性大，就不仅是个别物种单纯的数量上的多样性大，而且意味着它们形成的生态圈，比起物种数量较少的生态圈的复杂程度要高出几个数量级。复杂程度高出几个数量级，这样的体系在遭到打击的情况下，生态系统崩溃的可能性就要少得多。文明本身也就是这样的。
自我和他者的区别有什么必要呢？在人文主义知识份子的角度来看，应该天下大同，大家都应该一样。其实这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大家都一样的话，文明就会进入热寂状态了。文明之所以没有进入热寂状态，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差别。生命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于细胞膜，细胞膜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外面的营养物质和里面的遗传物质分隔开来，把外界变成摄取的物件，把内部变成保护的物件。在有了细胞膜以后，生命才能分化。自我和他者的区别，就相当于是细胞膜产生和结构分化的因素。同样的人口和地域，结构的复杂性越高，它的文明程度必然就越高，它能够容纳的生态穹窿也就是必然的越多。
民族发明不是唯一一个制造细胞膜和制造差异性的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经过了列宁党蹂躏、帝国和吏治国家统治的独立的环境之下，比较弱的发明有极大的危险，在发明的第一阶段就顶不住，就是说相当于是细胞膜溶化了，已经形成的边界又被重新抹平了。像是宗教复兴这些东西，如果是在系统本来复杂性比较高的地方，那它很容易产生出来；但是在像是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我估计它会产生出很多邪教或者是高度费拉化的小教派。这本身就是一种测试，说明你的环境对小共同体的建设是非常不友好的。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友好的环境呢？那你就不能够满足于一般的弱发明，你必须制造强发明。强发明的作用不仅在于它积极建构的方面，而且还在于它的竞争性意识的破坏方面。强发明的忠诚有强烈的排他性，因此它足以破掉那些假的忠诚，瓦解旧的假神话。即使它自己的神话建构不成功，但它在瓦解破坏旧的大一统神话方面只要发挥了作用，那么也就足以给普通的弱发明开道了。弱发明本身，照我刚才提出的四项标准，它本身也是有利于文明的；但是它的问题、它的弱性就体现在，它吸收的忠诚往往不是排他性的。如果它吸收的忠诚不是排他性的，或者是排他性不够强的话，那么它就只能发挥我刚才说的建设性作用，而发挥不了我所说的对列宁党及其建构破坏性作用。
而在东亚现在的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是破坏性作用跟建设性作用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你只要把破坏性作用发挥到了，即使建设性作用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实际上你也已经可以告慰了，所谓马拉多纳的台词叫做，成功不必在我，我已经破掉了敌人的阵型，哪怕将来进球的不是我，我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如果建设性的作用和破坏性的作用同时发挥作用，那你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就是民族发明学为什么必不可少的原因。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排斥其他的因素，事实上它本身会为其他的因素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反过来就不行，如果没有这一项因素，其他的因素不能为民族发明学创造良好的条件，也不足以保卫自身。
提问部分（提问均经过精炼）：
某听众：你如何定义“秩序”和“复杂性”这两个概念？
刘仲敬：复杂性是一个资讯概念，大致上来讲就是丰饶度的增加和对应资讯度的增加，或者说是在同一单位内，网络的节点越多，它的复杂性就越大。秩序是复杂性在政治范围内的体现，实际上这个词可以不用的，但是在涉及政治的问题上，用这个词比起用组织结构的词来说显得比较顺耳。
某听众：现在有一个观察物件，就是一个猪脑。有两个观察者，神经生理学家和屠夫。在他们的眼中，猪脑的复杂性是一样的吗？
刘仲敬：适当的观察者应该采取的是上帝视角，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果把自己看成系统中的一部分，观察是会出偏差的。
某听众：那你的上帝视角是怎么实现的呢？
刘仲敬：上帝视角就是你假定自己是火星人，不假定自己是屠夫或者是神经生理学家。假定你完全不能认出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一切，但是你还是能够看出其中有复杂有简单，你会有直觉上的体验。照我喜欢用的比喻就是说，你不是生物学家，但是你看到猫和草履虫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觉得猫跟你是一家的，草履虫跟你不是一家的。直觉其实是一种达尔文演算法，你之所以需要有直觉，是因为演化给你提供了一种以廉价方式判断歧视链高低的手段。
某听众：在座的人都可以做到上帝视角吗？
刘仲敬：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你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只需要使用最经济的那种理论就行了。
某听众：如果在东亚去搞亚国家小团体而不去发明民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刘仲敬：因为你没有那个庇护穹窿，也就没有庇护穹窿下才能产生出来的那个生态场，所以你的团体容易退化成为通常所说的邪教组织。因为在一个网络极度简单的系统中间，降低成本是重要的，增加复杂性就不太重要，也就是说，叫花子和流民强盗是最适当的生存策略。即使你原来的小团体本身是非常高档的，也很容易经历从道家学说到五斗米道妖贼那种莫名其妙的退化，会经历像是基督教教会到拜上帝会那种性质的退化。这是个大概率现象。它不是个人设计出来的东西，而是比如说是在同一个地方，本来都是教会，但是你如果走洪秀全的路线，你的扩张就会非常迅速，如果你走正统的路线的话，你三年十年都传不了几个信徒，别人基本上不知道你是谁，最后生态位就迅速被洪秀全这样的人占住了。所以有一句说法就是，其实你不是缺好的种子，而是缺好的土壤。但是好的土壤是怎样才能够存在呢？它首先要有一个庇护穹窿，才能够避免水土流失。没有这个穹窿的话，土壤一产生也就冲走了，你还是没有好的土壤。在没有好的土壤的情况下，好的种子是不宜生长的。就像是所谓的播种于石田，石田上适合于生长什么的？适合于生长苔藓。
某听众：就类似于在耶稣之前必须要有施洗约翰？
刘仲敬：对，而且还必须要有罗马。
某听众：你的上帝视角和洪秀全的上帝视角有什么区别？
刘仲敬：洪秀全到底有什么视角那很难说，他可能像是狗企图理解人一样，把他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解释成为他能够理解的东西。人往往都是这个样子的，看到自己似乎懂了点又似乎不懂的东西，想来想去觉得肯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早在洪秀全以前，有一个姓杨的儒家学者，知道了一点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以后，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基督本人大概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革命党的领袖，罗马人把这个革命党领袖杀了，他的门徒就长期纪念他，所以这种宗教一定是一种革命党的宗教，诸如此类。从儒家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他这种理解非但没有错误，而且说明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能够通过极少的线索得出尽可能多的图景出来。这个图景如果只从政治这个维度上来看的话，错误并不是很多，洞见倒是很多。洪秀全大概就是这种知识不足，由于先天的认知框架的限制，有些东西他理解不了，但他尽量去理解，而且尽量把它翻译成为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然后他所在的环境又对他的翻译做了进一步的扭曲，所以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系统本身的边界条件是最主要的，他的各种动机是比较次要的。
某听众：也就是说他不了解他所说的东西？
刘仲敬：他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的，他解释成为天兄天弟、圣神风如何如何，等于是把每一个基督教名词都安排一种政治功能，这其实是东亚儒家文化薰陶出来的理解宗教的一个最正统的方式。
某听众：你为什么能达到上帝视角，而他达不到？
刘仲敬：上帝视角是为观察者准备的，不是为行动者准备的。行动者采取上帝视角是不经济的，需要的成本很高，而达到的目的很小很小。如果我要采取行动的话，我肯定会用一个更加顺手的理论，比如说就用匪学的某一个片段就足够了，“匪学”、“SM学”和“党妹学”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不必引入太多太冗余的理论。
某听众：上帝视角和所谓的理性客观中立有什么区别？
刘仲敬：区别并不是很大。 “上帝视角”的意思就是说，它包含了一定的未知因素；“理性”的假定就是，你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可知的。所以它们的范围有无限和有限之分。
某听众：话总是某个观察者说的，你怎么知道你有多对？
刘仲敬：这里面你得注意，局部规则和普世性规则在演化系统内部是没有办法有效区分的。你要想确定局部规则或者普遍性规则的差别的话，就得用上帝视角了。
某听众：你要决定你的“局部”的边界在哪里，你的“普世”是指什么。你现在的普世最多普世到本星球。
刘仲敬：普世的意思就是无边界的意思，有边界那就是局部规则。但是在演化系统内部的话，你不必对两者之间做有效的区别。也就是说任何规则你都可以抹去局部规则和普遍规则的差异，在你现有的使用范围内把它当作普遍规则来用。实际计算效果的误差是不大的，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也就是说这种误差基本上是收敛性的。
某听众：你说中华民族不存在，但你又提出要解构它，你怎么解构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刘仲敬：因为如果你以为你已经有了民族，就好像皇帝以为他自己穿了衣服一样，他就会早晚感冒的；如果你明白你穿的衣服不存在的话，你就会去买一套真正的衣服来穿。
某听众：中国有很多认为中华民族存在的人，他们在为中华民族而奋斗。
刘仲敬：对呀，像这样的很多人，包括汪兆铭，他都是自以为是在为中华民族作牺牲，但他被人骂成了汉奸，至于那些被牺牲的人，他们很快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到老还在要饭，这个下场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存在了。如果中华民族存在的话，他们显然是民族英雄，不会是一辈子当成反革命分子在那儿要饭了，也不会说是替民族出力最多的人反倒成了最大的卖国贼。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验证。如果民族存在，那你就会有民族存在产生的一系列症状。如果你真的穿着件衣服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感冒了；如果你感冒了，那你就要考虑，这件衣服是不是用墨水画出来的。
某听众：我们讨论中华民族存在不存在，是不是首先要给中华民族下个定义？
刘仲敬：这个任务是要由中华民族发明家来下的，我这位中华民族的解构者是不负这个责任的。我可以负责为大蜀民族下一个定义。简单的说，这里面有两个集合：一个集合是共同体，这是一个大的集合，有很多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其他的共同体；共同体这个大集合里面有一个小集合，叫做民族共同体。如果某一个东西不是共同体，那它肯定不会是民族共同体。共同体存在有很多条件，但是有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就是，内外有别，你必须对共同体内部的人比对共同体外部的人更好，这样共同体才会存在。但是中华民族不具备这个特点。维吾尔人具备这个特点，潮汕人具备这个特点，闽南人具备这个特点。例如我骗人的话不会骗我自己的同乡，但是骗河南人，我就毫不犹豫了。这说明什么问题？河南人在你的圈外，而闽南同乡在你的圈内。这个圈子已经很清楚了。就凭这一点就证明，中华民族或者汉族都不是共同体，因为它不符合共同体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内外有别。如果它连共同体都不是的话，那它更不可能是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全都是共同体，尽管共同体不都是民族共同体。一个连共同体都不是的东西更不可能是民族共同体。
某听众：所以你是用内外有别，而不是语言、方言这样的东西来定义是吧。
刘仲敬：语言和方言那些东西，或者是其他东西，是用来鉴定内外有别的那个标志。比如我可以说是，跟我同样说四川话的人那就是内部人，不会说四川话的人就是外部人。但是也有别的民族是用别的标准来识别，但是反正总有一个标志。这里面关键不是标志是什么，而是内外有别这个事实。
某听众：那汉字呢？
刘仲敬：朝鲜人、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梁启超在北京的时候跟光绪皇帝是只能手写通话的，在日本的时候，跟日本人也是笔谈的。像宋美龄跟国民党别的元老讲话的时候，一个讲上海话，一个讲广东话，谁都听不懂谁，最后他们只好讲英语。这就是中华民族了。如果按照语言来判断的话，那么中华民族肯定是不存在的了。
某听众：你认为你有上帝视角，别人也认为自己有上帝视角，如果人家看到的东西跟你不一样怎么办？
刘仲敬：你说的是教派的视角。上帝的视角跟教派的视角不一样，上帝的视角指的是你观察范围是无限的、无时间性的，跟你主张的那个教派跟别的教派是不是打宗教战争那是毫无关系的事情。
某听众：人天生都有独断论的倾向，但是如果你还有点反思能力的话，你终究会发觉你不一定对。
刘仲敬：这里面的问题就是，演化系统中间，对和错的意义不大，优势策略和劣势策略的意义重大。独断论是一个优势策略，这是没问题的，它在我们已知存在的大多数文明中都是优势策略。而怀疑主义不是一个优势策略，尽管它有可能是更正确一些。辩论会是一种生态环境，但这种生态环境是我一点都不关心的。当我考虑生态环境和边界条件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文明本身，像常凯申会不会到台湾那种生态环境。至于你在辩论会上跟你的对手所建立起来的那个非常人为的小生态环境，其实是有没有都可以的，我一般从来不把这种生态环境、演化环境当作值得考虑的物件的。大多数能够在辩论会中获得胜利的知识份子，在影响群众或者影响文明进程中间，是完全比不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神棍的。所以在我的理论体系中间，对这些神棍我是看得很高的，因为他们的策略具有巨大的演化合理性，比大多数知识份子的策略都有更大的演化合理性。有合理性就是，它是优势策略，优势策略跟正确不正确是没什么关系的。
某听众：以蒋介石逃到台湾的例子来说，他自己主要认为是苏联的作用，阎锡山则认为是共产党不讲道德。你可以找到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都是站得住的。
刘仲敬：这些不同的看法并不矛盾，只是有层次和角度的差别而已。
某听众：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是否可以说各种说法各占不同的比例？
刘仲敬：这个不是这样的。像这个问题上涉及的就是不同的解释层次的问题。比如说你感冒了以后，你就有很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因为你的体温升高了；第二种解释是，因为某种细菌在你的血管里面繁殖；第三种解释就是，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你身体对某种威胁还没有来得及产生足够的抵抗力，而细菌在军备竞赛中已经抢在了你的前面。这三种解释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层次有差别。像阎锡山，如果阎锡山的解释是共产党不讲道德，什么叫做道德？道德就是一个社会习惯的行为模式。共产党不遵守这个行为模式，因为他们是这个体系的外来人，他们遵守的什么行为模式？是列宁主义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是外来的。而蒋介石说共产党是拿着苏联的武器和资金来打他的，这难道不是同一种现象的两种不同描述方式么？
（完）
2016年9月5日“文明与自组织”会议发言（并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