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杰 #141023 語言都不通叫沒有差異...地球人的內部差異和地球人與布羅格之間的差異比起來微不足道不代表地球人內部就沒有差異吧

不過我是比較好奇廣東人和東北人除了文化外在利益上有多大差異，畢竟後者可能更不好處理

平安

我一直认为金砖国家（外加伊朗埃及土耳其这三个中东大国）才是真正值得中国人认真研究的国家，这些基础条件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汲取教训和学习经验，虽然见贤思齐是一种美德，但自由派整天把精力放在美日欧上面容易闹出邯郸学步的笑话

印度可以拍摄讴歌赞美现实同一时间与政府交战的印共毛反政府武装分子的电影并在全国公然上映，这种言论自由程度确实是亚洲第一，全亚洲所有国家找不到相同例子，这就是大国的自信，即使去年被经济学人评为民主指数亚洲第一名的台湾，电视和影院里还禁止播放义勇军进行曲

印度其实是一个独裁国家，并且已经陷入了家族统治，极端腐败，政党完全被个人控制

@影人 #140947 窩老其實也有點這種汎東亞情懷，然而十九，二十世紀至今的現實就是三個瘋狂程度不同的精神病互掐，可嘆吶。

很多中国自由派喜欢去拔高日本韩国台湾，把这三个打造成亚洲民主的典范，然后喜欢去宣传他们的种种美好去以此反衬中国的种种丑恶，这里面由于台湾和中国特殊的历史渊源，又格外受到追捧，我个人对这种思想是不太以为然的。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日本韩国台湾它们的民主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是离不开美国的秩序输出和强力改造的。这在日本台湾两个国家上显得更加明显，没有美国大兵，日本只会继续在昭和军阀统治下穷兵黩武成为国家兵工厂，没有美国决定性的外交支配地位，台湾也一定会迎来蒋三世，这里面韩国情况特殊一点，因为李承晚追求终身制独裁的努力是韩国本土民主势力击败的，短命的第二共和国的确是民主政权，但毕竟之后很快就被军人篡权，韩国最终建立民主体制也离不开美国对军人政权的限制，和对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势力的保护。

还有一点，日韩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日韩是没有国防自主权，台湾是既没有国防自主权，也没有独立的外交权，借用陈水扁的话，所谓的台湾总统实际上是美国驻台军政府领导下民事长官而已，陈水扁的话固然有赌气博眼球的成分，但其实与现实差距也不是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日韩台民选领导人，特别是台湾总统，本质上和伊朗那个民选总统没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伊朗的总统也是民选，但就实际运作职能而言，更接近俄罗斯等国的总理。当然日韩台的秩序输出源头是新罗马，所以显得更加自由包容开放，但本质上说，它们的民选领导人并不能真正行使它们纸面宪法上赋予的很多关键权力，这部分权力（主要是国防外交）其实是由美国驻当地外交军事机构行使，而这些机构是不需要日韩台选民选举赋权的。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有自由无民主，英属香港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然我并无意把日韩台和英属香港等量齐观。

弄清楚上述两点，我们就能发现印度与日韩台的不同，首先，印度的民主制度并不依赖美国的秩序输出，有非常深厚的本土底蕴，印度从英国独立以来就一直是议会制民主国家，从来没有打断过，印度在冷战时期与苏联亲近，1971年更是差点与美国爆发战争，但印度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挑战或者被赤化，印度在冷战时期可以一边与苏联准结盟反美，一边实现政党轮替政权和平交接。这是日韩台做不到的。

还有就是印度是完全主权国家，普选产生的印度议会选举出的总统总理可以完整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全部权力，印度的所有主权均有民选政府掌握，这又是印度与日韩台的不同。

当然我知道我上面的说法会让很多自由派觉得难堪，因为现实中的印度是粉红战狼拿来抨击民主制度的常见武器，所以很多自由派往往羞于提及印度，或者把印度不好的一切归咎于费边主义，归咎于印度长期实行的准计划经济。当然费边主义的确是印度发展长期滞后的重要原因，但别忘了，费边主义是印度民选政府1991年以前长期的选择，我们不能强行忽略这一点。

其实为什么要过分纠结于一些暂时的纸面数据呢？确实印度目前一些经济界数据不太好看，但新加坡表面上很多数据也很强，甚至超越日韩台，但我想没有几个自由派会去推崇新加坡。同样的，现实中中国似乎是比印度领先那么一些，但二三十年的时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并没有多了不起，我们在肯定民主制度拥有长期的效率优势的同时，为什么要因为现实暂时的落后就去回避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呢？更深层次的拷问就是，自由派喜欢的究竟是民主，还是纸面漂亮的GDP数据？

没有民主制度，印度可能在英迪拉的领导下步中国后尘，走上强制计划生育的道路，这条路真的对吗？ 没有民主制度，印度可能早就被极左激进思想掌控，今天很多印度的传统文化将被扫荡一空，和抛弃割裂一切传统的中国相比，谁的路更稳健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没有必要为了和五毛粉红斗嘴就去无限拔高台湾和日韩，（中国自由派喜欢捧台湾多过日本又多过韩国，但其实我反而在三个里更高看韩国一点），日本韩国台湾是和我们隔海相望的邻国，它的很多东西并不值得推崇或者需要借鉴。不要被台湾这个障眼法过多的局限我们德视野。

你的设想在中国失去秩序之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流亡政府，更没有这样的流亡政府夺权的例子。其实更相似的案例是zionism，以色列建立之前，犹太人没有当权政府制约搞了几十年也就搞了些移民，而现在民运连zionists的皮毛都赶不上。

@Truth #141038 啊，我原以为你是香港朋友。尤其是你的头像让我想到了香港的勇武派抗争者。

@白炽灯 #141017 我觉得梦醒是人生必经的过程。那些活了一辈子也没活明白的人是真正可悲的。他们的命运从来不在自己手上，逆来顺受的接受世道的安排。

你的说法又令我想到鲁迅的比喻了。"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这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刷推特的时候碰到一个有趣的观点：美国应该把持枪的精神病人送到以色列当民兵，这样既能解决美国治安问题，又能解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至于没上场就尿裤子的一律送到关塔那摩湾宾馆玩bdsm

异地审理确是良政，除了成本略高外 百利而无一弊，应该推广

中国目前的异地审理问题在于沒有制度化适用条件和标准不明确，未来将其法条明晰就好了

我认为对于涉贪和涉黑案件不仅应该剥夺其本地审判权，还应该剥夺地方的检调权，由法务部调查局和外地的检察署去联合办理。

还要规定地方性法规应该主要用于行政审判和零星的民事审判，刑事审判严禁适用地方法规

至于行政部门我早就说了要土官流吏，政务长官本地民选，公务员定期轮换，其实还应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把监察权分离出来，监察权分为统计权和审计权，本地统计异地审计

社会自由主义

一神论

解体论

民国派

全盘西化

社群主义

@消极 #141025 个人觉得轮子已经有点儿当年拜上帝会的意思了。记得他们会把“退出邪党”形容成“消除兽印”，直接将基督教里的概念生生缝在自己身上，这手移花接木的戏码着实是玩儿得妙。

但跟“基督教共产主义”相比或许还是欠点儿火候。

@丁丁兄弟 #141033

啊這，我不是港臺人，只是喜歡用正體字。

@北条沙都子 #141012 说得好。我憎恶法轮邪教也是这一点。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其成员有组织，有预谋，口径一致的干预政治，这点我由其反感。

如果将来中国民主化了，法轮邪教对他们看不上眼的总统候选人，像美国大选期间一样靠假新闻，阴谋论搏眼球拉偏架的抹黑，那么中国又可以陷入失控和内乱了。

暂且别说支那民主后采用单一制会怎样，就是看看现在的支那，就那管理水平，单一制难辞其咎，尽管独裁统治之下无论怎样都很糟糕，但支那历史上从来都是单一制，从来没有好过

去年樊嘉扬母亲得武汉肺炎住院，国内媒体幸灾乐祸，被她揭底的《留学生日报》大肆宣传要捐赠她一台呼吸机，假情假意地立牌坊外加对樊嘉扬诉诸人身的虚伪道义攻击，留学生日报这个嘴脸太恶心了，希望他们早日被资本主义铁拳砸扁。

人权高于主权，公民先于国家。对于支那来说，解体才是最好的选择。根据目前支那的管理水平，我想不到任何支持单一制的理由

@Truth #141029 冇錯，你講得啱!共產黨已全無信譽可言。

@消极 #141026 https://youtu.be/xYKinoje6s4

具体来源不说，中共之所以紧张别国组织调查团还是主要为了保全自己脸面。毕竟千千万粪红已经被中共这个搅屎棍搅出来了，洋大人公然前往武汉，撇开中共进行独立调查，绝对会让墙内互联网蛆虫爆炸，替赵家老爷们粪慨“主权被侵犯”，让中共感到危机。

@消极 #141026

你说的对，但是，巡回法院法官提名的时候，潜规则总统会征求各地地头蛇的意见的。

毕竟巡回法庭一百多个法官，几乎都是当地人。

@丁丁兄弟 #141011

話説回來中國假訊息散播的也不少；相比於只有頂多幾千萬資金的組織，14億人口世界第二軍事實體會被我更優先地質疑。

@jargon #141007 革命和抗争可以没什么组织，与1918年前的土耳其军官与1947年以前的印度人一样将冲突进行简单的两元分化即可。砸破旧制，建立新秩序的时候没有组织就只能靠不同人群之间的高度共识来达成了，而我则认为在现在整个中文圈除了不应保持现状这一条外就没什么太大的共识，这也是那个回复里我在后面专门加一条“防止进入普力夺社会”的原因。

@陈士杰 #141021 吃亏是没办法的事，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维吾尔人还觉得他们吃亏呢，汉族人在新疆抢他们的资源和工作机会。所以我建议是两院制。众议院提案草拟，参议院最终拍板。

同质化很强是你所见到的社会，可能汉民族和世俗化程度较高的满族，朝鲜族，蒙古族，苗族这些比较也还可以，但是放到新疆西藏就没道理了。很多新疆朋友和藏民汉语都说不好。很多新疆朋友完全不是这么想问题的。他们以为新疆这个地名称呼就是文化侵略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新疆自治也要细分各个不同民族的聚居区。

台湾毕竟地方小。打个比方你如果让某党推举一个从没去过江西，江西话也听不懂，对当地风土人情也不了解的人去选江西省长，江西人会买账吗？

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美国有巡回法庭Circuit Court。

不错，州法律覆盖有效的时候，不适用于联邦法律，但是circuit court之类的设置，可以让地头蛇不能通吃，只要苦主有上诉的机会，就算是地头蛇能够搞定州议会，那也搞不定法院。虽然立法是向着地头蛇的，但是司法的尺子还在外人手上。

@陈士杰 #141024 米国一个州内不同城市的差异主要是警力，房产税，学区等等，法律差异不大。而且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法律差异没有直观感受，那是律师们的乐园。

从选举意义上来说，省政府不能任命市政府官员，就谈不上领导，顶多就是省议会制定的法律，省政府发布的政策，市政府和市议会不能拒绝其有效性。

@北条沙都子 #141012 乱世出来的缝合怪不要太多，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哪个不是缝合怪？

@丁丁兄弟 #141004

我觉得，分权联邦制可以，但是在一个省之内必须是单一制的，省政府必须是领导市政府的， 不能分的太细。美国现在出现的每个市的法律都不同，有时候严重影响民生。

@丁丁兄弟 #141004

中国是一个同质化很强的社会，广东人和东北人的文化差异放在美国的黑白之间那就不算差异，因此中国其实搞联邦制是很不伦不类的。

@丁丁兄弟 #141004

关于地方行政首长会不会变成土皇帝，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以参考流官的经验，但是流官也有一个弊病，就是在任时期大量举债搞基建，几年后去往别地，地方上留下的烂摊子就交给下一任的情况。权衡之下也可以搞双首长制，一个有名望的本地人，一个外省有地方经验的流官同时执政。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现在共产党对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策了。自治区党委书记是中央信任的汉人，自治区政府主席是当地少数民族。

其实民主选举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当地人，韩国瑜就不是高雄人。

@丁丁兄弟 #141004

选举法如果让渡给地方，就可以导致一件事情，广东每个议员代表十万人，然后西藏每个议员代表1万人，感觉广东人吃亏了。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526-international-united-states-fan-jiayang-new-yorker/

「常有人觉得我写中国的负面报道，是希望中国衰落——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对中国人民的责任，而人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

「"我的'忠诚'不再属于一个国家、甚至一种价值观，而只属于我的良心。"」

特约撰稿人 王逸然 发自纽约

插画：Rosa Lee

七岁来到美国时，樊嘉扬还不会说英语。她的梦和日记都是中文的。她曾觉得失去语言是"一个创伤"，"就像盲目地走进了一个我不懂得规则的游戏。"在学校，她听不懂老师讲课，也不敢发言。她带去学校的米饭和鱼冻在中午化开，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与周遭格格不入，而她甚至听不懂同学们对她的嘲弄。在起初的几年里，她几乎没有朋友。"很长时间里，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久，因为我只有她可以交谈。"她和母亲常去借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电视剧录像带，比如《北京人在纽约》和《爱你没商量》。母亲从中国带来了小学语文课本，读课本成了樊嘉扬的"娱乐活动"。她们常看中国的新闻，1997年香港回归，电视上五星红旗飞扬在香港的码头，她和母亲拥抱在一起，激动地大喊"终于！"

如今，樊佳扬不再是不敢说英文的移民女孩，而是继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之后第三位在《纽约客》（New Yorker）因报道中国而成名的作家，也是《纽约客》第一位出生于中国的记者。她笔下的中国故事超越了地理边界，成名作之一是报道曼哈顿唐人街一家华人银行的借债内幕。但她常因为报道而受到中国网民的攻击。2019年，在一篇刘慈欣的人物访问中，她写道刘慈欣在酒后表示民主不适合中国社会，并向刘慈欣询问了关于新疆、中美关系等问题。中国网民指责她的采访是对刘慈欣"设套"，是"歪曲、阴阳怪气"的"诱供"，并控诉她的写作动机是为自己的"叛徒心理"辩护。

樊嘉扬曾表示，她的母亲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从未放弃对祖国的忠诚与爱。2011年，母亲确诊渐冻症，身体肌肉逐渐萎缩，无法移动，甚至无法吞咽，只有眼睛能够眨动。需要交流时，樊嘉扬就会拿起字母表，用手指一个个划过，而母亲会在她想说的字母前眨眼。即便如此，每当樊嘉扬要报道中国议题时，母亲都会用双眼慢慢眨出她的嘱咐："不要说中国坏话（donot against China）。"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樊嘉扬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到香港采访，和示威者们一起走在街头，给遭遇催泪弹的人们提供盐水，却因为讲普通话而被怀疑是大陆间谍。她不得不出示美国护照和《纽约客》记者证自证清白。她将现场争执的视频发到推特上，感叹"我的中国面孔成了我的负担"。之后，许多大陆网民揪住"中国面孔"和"负担"的措辞，控诉她背叛祖国，不愿当中国人；而一些香港网民因为她在报道中没有完全支持示威者的立场而感到不满------她在报道中记录了普通话人士在香港遭遇的歧视，以及示威者的一些暴力行为。

更激烈的风暴在几个月后着陆。2020年3月，Covid-19疫情在美国爆发，纽约面临封城，平日照料母亲的两位护工被要求撤离医院。"她自己无法吞咽，如果她噎到怎么办？毫不夸张，没有护工，她不可能活下去。"樊嘉扬在视频电话里看着母亲发出含混不清的哭声。她将视频截图发在推特上求救，因为这是她"能想到的救母亲的命的唯一方式"。她知道母亲痛恨别人的同情，甚至可能怨恨她把自己的困境公之于众，将这次公开求救视作一种对她的背叛，"但我不能失去她。我们的牵绊是如此深入骨髓，她的死亡就是我的死亡。"在曼哈顿哈林姆区的一家咖啡馆里，樊嘉扬对端传媒记者回忆。

樊嘉扬的推特得到了纽约市健康与医院管理局局长的注意，母亲的护工回到了医院。然而，当帖子传到中国时，樊嘉扬收到了如洪水般涌来的谩骂、诅咒和恐吓。人们说她"活该"、"遭报应"。当她第一次看到"nmsl"的时候，她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搜索之后才明白这些网民在诅咒她的母亲。让她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充满画面感的语言："想吃掉你妈的尸体"，"想扬了你妈的骨灰"......

这并不是樊佳扬第一次因为写作而被指责"背叛"------最初的指责来自于她的母亲。十五岁时，樊嘉扬想通过写作来了解母亲的复杂性------在母亲钢铁般的外表下同时存在的无力感和绵延不绝的付出。她写日记，对于那些羞于、或是不敢写下的情绪，她就把它们藏在虚构的人物背后------青涩的暗恋，对母亲的严厉的不满，或是成为作家的梦想。母亲读了她的日记，看到女儿对自己的描述，指责女儿忘恩负义。"她说我'有病'，编造谎言来羞辱那个把一切都给了我的人。她已经为了我把自己都杀死了，而我却在筹划着背叛她、抛弃她。"樊嘉扬说。

樊嘉扬与母亲在纽约街头的合照。受访者提供

母女之绊

1984年，樊嘉扬出生在重庆，她记忆中"扬子江边沉睡的的大都市"。母亲在市郊的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当医生，他们一家就住在附近的军区大院。她两岁时，父亲被公派去哈佛大学进修生物。她后来回忆，自己"基本上一直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相比母亲的陪伴，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逐渐和美国融为一体------遥远，抽象，又被蒙上薄雾似的理想光彩。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的文化元素渗透到中国的内陆：樊嘉扬记得电视里的Cheerios（燕麦圈早餐）广告，流行的年历上有着完美笑容的美国家庭，母亲和朋友讨论的热播电视剧《豪门恩怨》（Dynasty） ，这一切都向她展示着美国"完美的八十年代"。在现实生活中，樊嘉扬住在军区大院五层高的煤灰水泥公寓楼里，墙皮剥落，没有热水供应，几个家庭共用的洗手间在另一层楼上长长走廊的尽头。大院里唯一的便利店------当时被称作"服务社"------要服务两万居民，虽然售卖Cheerios，价格却令人望而却步。她的生活与其它大院里的孩子无异：去有电视的人家看电视，春游时去白公馆、渣滓洞，写《小萝卜头》读后感，期待着加入少先队，期待着去市中心买奶油蛋糕和《格林童话》。唯一的区别，或许是她藏着一个秘密：母亲已经为两人申请了去美国与父亲团聚的签证。

她们在1992年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已经在耶鲁大学工作的父亲接她们去康州纽黑文的住处。天色暗沉，街道萧索，七岁的樊嘉扬不敢相信这就是美国。一路上，她不断等待着"真正的美国"揭开面纱。母亲曾告诉她美国人都住在大房子里，所以当她看到父亲的公寓楼，心想，"这一整栋都是我们家的吗？"但父亲带她们走上二楼，打开门，是一个只有一间房间的小公寓，床垫直接放在地上。"我花了一些时间才适应，这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了。"

抵达美国一年多后，母亲发现父亲有了外遇。不久，父亲离开了她们。"母亲不会讲英语，全身上下只有200美元，举目无亲。但她觉得在美国，我会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她决定接受这场赌局，留在美国。"此外，樊嘉扬觉得，母亲是一个骄傲的人，她无法面对回国后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对她家庭的破碎和生活的失败指手画脚。不久前，樊嘉扬找到母亲当年的日记，里面写着："是不是去死会比较容易，只是扬扬怎么办呢？"

从那时开始，樊嘉扬和母亲就过上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我一半是她倾诉的密友，一半是她的宠物小狗。"樊嘉扬对端传媒回忆，"除了我，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同时，作为一个孩子，我又是如此完完全全地依赖于她。"

母亲得知，在美国，公立学校的名额取决于家庭住址的邮政编码，好的公立学校几乎都在富裕的街区。为了让樊嘉扬进入好学校，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有钱人家当住家保姆。在康州小城格林威治（Greenwich） ------全美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母女两人挤在狭小的女佣房里，但母亲心中已经给女儿设计了未来蓝图：好的公立小学，私立初中，寄宿高中，最终到达东海岸提供奖学金的顶尖文理学院。此后，母亲的人生便围绕着这蓝图运转。樊嘉扬每一步都依照母亲的期待完成了：格林威治中学，迪尔菲尔德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客》工作。她们像是激流里困在同一条孤舟上的两个人：同仇敌忾，一荣俱荣。

母女挣扎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偶尔去纽约，母亲和她直奔唐人街，买九层塔炒鸭舌、韭菜竹笋炖猪蹄和凤爪，就好像余下的、喧闹繁华的纽约与她们无关。即便在英文流利之后，她仍觉得自己是"临时美国人"------"假定的局内人，永远的局外人（putative insider and perpetual outsider）"。她生活在几乎全是白人的社区，像是走进了"白得刺眼的暴风雪（blindingly white as the blizzards）"。五年级时，樊嘉扬第一次在历史课本上读到美国南部邦联的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的故事，以为李将军是中国人，感到一阵激动："就好像我和这个我以为将永远把我拒之门外的国家，产生了一些联系。"

美国纽约唐人街的一家餐馆。摄：Patrick Guedj/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还是孩子的时候，樊嘉扬对社会阶级并没有清晰的概念，而她的感受全来自于与母亲的共情。她想象中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在美国艰难的生活状态起初没有让她觉得自己是"穷人"，直到她意识到母亲为当保姆而羞耻。"既然我们过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生活，我或许也该感到羞耻。"她记得小时候牙疼，但她们没有钱买牙科保险，"想到母亲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的恐惧就能让我暂时忘记疼痛。"

"比起'宠物小狗'，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我是母亲的'作品'。我知道，我是她生活的中心。"樊嘉扬对端传媒说。

这么多年的相依为命，让我们几乎成了同一个个体。但成长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和对世界的理解，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如果一个雕塑家的作品开始不依照她的心愿而长成自己的样子，这对她来说会是令人不安的、毁灭性的。"樊嘉扬解释母亲指责她"背叛"的原因，"她不会意识到我的不快只是对她的严格要求的正常的、人性的回应，而会觉得，你就这样回报我的牺牲吗？这也让我觉得，她的牺牲是我永远无法完全回报的。"

"这么多年的相依为命，让我们几乎成了同一个个体。"樊嘉扬说，"我对她的爱是如此出于本能、如此切肤。母亲总觉得她不用解释，我就能理解她。确实如此。但成长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和对世界的理解，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她总是赢的那个。她知道怎样能伤害到我。"樊嘉扬说。"但这些冲突并不让我对她的爱和责任减少半分。"

母亲与母国

樊嘉扬解释，她对中国------她的母国（motherland）的柔情与对母亲的爱相似。十几岁时，她为《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而感到生气，甚至和朋友争执。"我对中国有一种对家一样的依恋。任何人对它白眼相看的时候，我都想要维护它。我当时觉得他们批评中国，要么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要么是因为嫉妒，要么是因为他们对一切异域的、陌生的东西充满怀疑。"

依恋也表现在食物上。"我的胃是我身上最中国的部分。"樊嘉扬说。几十年来，她不喜欢吃芝士，但痴迷奶茶，最热爱川菜。她的社交媒体大多是中餐照片：豆瓣鱼头、马上要下进火锅的冬粉、腊肠、山楂糕、凉拌海带丝、辣腐乳......"在食物里，我找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感受到了对那个我还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并热爱的家乡的乡愁。"

每次回到中国，"我的胃感到无比快乐，"樊嘉扬说。她能流利地用中文和人交流，但不仅需要VPN上网，也时常感觉与中国社会脱节。而她的肠胃却仍是毫无保留、完全属于那里。

2020年春天，《纽约客》希望樊嘉扬写一篇关于"小粉红"的报道，讲述她经历的网络暴力。她开始重新阅读那些攻击。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反思自己描述"网络喷子"的语气。"叫他们'喷子'（troll）太片面了，相当于拿走了他们的人性。那些充满画面感的语言很伤人，但也让我意识到，屏幕背后打下这些字的是活生生的人。我想要写出他们的复杂性，不管他们有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对我。不是说我要赞同所有人的观点，但我需要展示出他们的动机和背景造成的局限。"

更重要的是，她从他们身上、从他们对她的愤怒和轻视里看到了自己。"那些人说我母亲该死、我该死，这些都让我想起我和母亲的关系。这些情绪我都体会过，而且是在最私人、最亲密的情境下------我心中最爱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这样发泄过。我知道这愤怒来源于一种无力感，来源于无处发泄这些深入骨髓的情绪。"樊嘉扬对端传媒说。

母亲和母国不是一个完美的比喻，但帮助她理解自己和母国的关系。"当你停留在一个地方，而另一个人却越走越远，成了你不能理解的样子，这会让人恐惧。对于你视作真理的事情，你身份的基石，她却并不愿受其拘束，就像是在攻击你的身份、你的信念一样。那些攻击我的人，他们将自己和国家身份的融为一体，一荣俱荣，我完全能理解------这就像我和我母亲的关系一样。我也会想，如果在平行世界里，我留在了中国，我会不会也成为一个'喷子'呢？"

"何伟和欧逸文都是出色、严谨的记者。对他们来说，中国是'外国'，因此他们会如手术刀一样精准，尽力给出客观的视角。"但对樊嘉扬来说，"中国并不是'外国'。在我写的每个人身上，我都能看到我父母、祖父母、阿姨、童年好友的影子。就像亲人之间很少说'谢谢'------我和母亲之间从不说'谢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是爱彼此的，'谢谢'是不言自明的。当我写中国的时候，我就像在写自己一样。常有人觉得我写中国的负面报道，是希望中国衰落------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对中国人民的责任，而人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

她继续以食物举例。《纽约客》在近两年才开始雇佣全职美食评论作家，所以樊嘉扬早年在《纽约客》做事实核查员的时候，常有机会探访纽约的餐馆，写美食评论。从充满上海滩风情的玲珑酒廊（Salon de Ning），到正宗原味、备受年轻人推崇的麻辣计划（Málà Project），从奥兰治街上最早由非裔美国人运转的酒吧，到西村新兴起的素食餐馆......"食物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会记录文化的变迁，"樊嘉扬说，"它又是如此基础、对生存------各种意义上的生存------都如此重要。它没有边界，也不在政治上站队，有一种纯粹。"

这些情绪我都体会过，而且是在最私人、最亲密的情境下------我心中最爱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这样发泄过。我知道这愤怒来源于一种无力感，来源于无处发泄这些深入骨髓的情绪。

但她也知道食物不完全脱离于政治。在中餐馆点左宗鸡的时候，她会感到不安：连服务生都会提醒她"这主要是给老外吃的"，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读这道菜名。"我的美国朋友们有时候会纠正我的发音，他们把'四川'读成'Sze Chuan'，把'左'读成'Tso'。"她在2015年的一篇报道里写道，"有人把是否能用当地语言来做梦，作为衡量是否融入当地社会的标准；而我的标准是，是否像我的'真正的美国人'朋友们那样讲中文。"

她不排斥中餐在美国的改变。"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背叛，因为'背叛'的概念要基于一种恒定不变的忠诚的对象，但食物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比如说菜肴，原始的食谱是基于当时当地的环境------年代、地理位置和便利，但如果人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而然他们就会开始采用当地的原料。这并非背叛，而是生存。"她补充。

同样地，"中国"和"美国"并没有在她心中此消彼长------"我觉得我自己的边界在蔓延，而不是说，我中国的部分被倒出我的身体，而美国的部分替代了它。"

"我在一个地方出生，在另一个地方感到被排斥；我在美国受教育，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但这些地方都不能定义我，因为我的'自我'是在经历这一切、思考这一切中形成的。对于母国的爱就像对母亲的爱一样无法被切断，即便我成长成了一个和她完全不同的人。但这柔情与'忠诚'不同。我的'忠诚'不再属于一个国家、甚至一种价值观，而只属于我的良心。"

2020年春天，《纽约客》希望樊嘉扬写一篇关于"小粉红"的报导，讲述她经历的网络暴力。她开始重新阅读那些攻击，并希望写出网络背后的人们的复杂性。这篇文章是当月《纽约客》的封面报导。网上截图

最终，樊嘉扬在《纽约客》的报道并不以网络暴力为重点，而是介绍了她和母亲作为移民的经历和她们在新冠期间的境遇，讲述了她经历的来自中美两国人出于不同原因的蔑视和敌意------"中国人觉得我在异国生活太久，思想被污染；而美国人在新冠期间觉得我是带着病毒在他们中间生活。"她不想指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收到了最不公正的对待，不想像许多移民故事那样，指责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或是中国人的闭塞狭隘。她只想呈现出她的故事最真实的样子，因为她的经历所反映的是全球化下人们共同的挣扎------ "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在当下这个同时扩展而又收紧的世界里生活。"这篇文章是当月《纽约客》的封面报道，标题叫做《我的母亲和我的祖国》（My Mother and My Motherland)）。（编注：这篇文章的网络版标题为《我和我的母亲如何成为中国的宣传品》，How My Mother and I Became Chinese Propaganda）。

在写作的过程中，她穿梭于电脑桌和母亲的医院之间，昼夜颠倒，一条条阅读别人对她的谩骂，再次体会那些伤害。但"最困难的部分是对自己赤裸裸的审视，"她对端传媒说。她向世界道出了藏了多年的秘密，她"卑微的出身"，她和母亲生活的窘迫。她担心人们会同情她，或是因为她经历了这些创伤而对她降低要求；她还担心写出这些故事，就像暴露了令她有些与众不同的秘密，她因此就不再那么特别。但同时，她又觉得不那么恐惧，也不那么愤怒了，因为世界变得更加"可知"。许多移民的孩子留言说产生共鸣，"觉得自己被看见了"。她亦确信自己写出了能给出的最接近真实的故事，因此感到自由。"我挺直胸膛了，别人或许还会轻视我，但我挺直胸膛了。评判是他们的，但故事是我的。"

在推特上求助和遭遇网络暴力的事情最终传到了母亲那里。视频电话里，樊嘉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母亲的回应，但母亲只是用眨眼示意她："清者自清"。

回忆那一幕，樊嘉扬说，"这或许是她的疾病带来的意外的礼物------她不再能给我带来什么物质上、现实上的好处，于是她终于可以相信我对她的爱是无条件的。她学会了相信我的爱。"

@jargon #141007 其实问题不是中心不中心，而是政治合法性和气氛。

就算是香港蓝丝，他们也是不欢迎一国一制的，现在搞成这样，蓝丝只会说年轻人瞎闹，害得我们老人家也要吃中共铁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不满很高（因为和中国接轨意味着香港生活水平的快速下滑，香港毕竟是高度发达的政治特区，其人均GDP是珠三角两倍以上，就算和深圳比也是二比一。），这才是无大台运动可行的根本原因，香港人对这些政治演变的不满程度是很高的。

中共国？人家屁民恨不得把看的不顺眼的全举报成反政府辱华内容，一股脑儿全铁拳了干净。连反贼的在搞加速主义举报爱国粉蛆。

@白炽灯 #141010 中共对于他国的调查要求感到紧张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不想给全世界留下一个“COV起源于武汉”的印象，因为这相当于是把“隐瞒真实情况，延误全球防疫部署”的舆论压力揽在了自己头上，而单单只是这一点就足够让中共抓耳挠腮了。

不仅如此，其鼓吹的“极权制度防疫优越论”恐怕也要大打折扣，因为可以用“极权体系压制消息，造成了病毒的隐秘扩散，所以才使得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疫情爆发。”来破解这种宣传话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新闻，他们已逃往膜乎，你们可以在膜乎上拉人

为什么香港反送中时期那么多人示威聚集都没有病毒，武汉肺炎爆发后，

香港的病毒就扩散了，什么地方的人去香港最多呢？哪里又离香港最近呢？

为什么习近平1月20号左右去云南访问老干部(时间地点不觉得蹊跷吗？)，

为什么火车站汽车站工作人员都有足够的口罩，人民群众却买不到口罩？

为什么党国在疫情肆虐一年后？才宣传美国克特德里堡实验泄露？

采集不慎泄漏/改造不慎泄漏

三十个人搭伙，每个人搞个两千万 做宣传， 做教育， 拉拢关系 空投传单， 下基层做教育 整个导火索。

@刘慈欣 #140971 本人非常赞同您前半句的观点。刘匪仲敬（盗用一下丁丁兄对刘姨的“爱称”）绝非善类，万不可与之合流。

不过对于轮子，个人认为其野心恐怕也不亚于刘匪。从这次美国大选的墙外中文圈乱象中可以看出，轮子对于插足政治是非常积极的，其旗下的各路媒体与消息平台在墙外中文圈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十分热衷于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意识形态。

在美国尚且如此，我个人很难想象轮子在（未来的）中国会甘于乖乖当一个普通的宗教组织。

敢私自解释《圣经》

本人已经能想到轮子将来会怎样装点自己了：“集古今中外之精华于大成者……”

然后就开始四处宣讲那些东拼西凑的“原创理论”、“研究成果”了，直至彻底沦为弗兰肯斯坦缝合怪。

我们认为什么都不重要。因为蚂蚁帮和轮系媒体的大力宣传，我们获得的资讯也亦真亦假。且我不知道本站有几个学呼吸道科，传染病学，病理学的专业人士。我们也不会分析临床病例资料。

我是觉得如果起源完全自然，那不必对于其他国家的调查申请反应那么激烈。生化病毒说实在太阴谋论了，而且太不合理，除非向朝鲜一样完全封闭，否则病毒是一定会返回国内的，到最后还是要经济下滑。

不过也有可能是不愿意让调查团看到武汉市医疗系统的真实现状，结果让人感觉他们是不愿意让人调查病毒起源？

我手动在评论区双选前两个

@洗净萍 #141003 左BS🐎南

某些人的思維怎麼還停留在二十年前？中心化的組織早就沒有動員能力了，最多產生幾個類似黃之鋒的意見領袖。現在要反抗，主要還得靠傳播共同的符號象徵以及訴求綱領。但如果個個都像所謂民運一樣，熱衷創造新的法統、新的象徵，然後為了爭當大統領內訌不斷的話，那就徹底沒輒了。

@消极 #140978

现在疫情好得差不多了，啥时候给你的外国女客户送货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