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丝
非常感谢楼主的工作！
小建议，可以用链接的形式，把之前的几集加上“快速通道”，例如用以下代码：
《刑事判决书里的中国》前面已经做了八集，分别是[食物农药残留篇](https://2047.name/t/11609)、[乳制品篇](https://2047.name/t/11587)、[疫苗篇](https://2047.name/t/11575)、[学生工篇](https://2047.name/t/11482)、[假药篇](https://2047.name/t/11431)、猪肉篇、[环境污染篇](https://2047.name/t/11463)和[行贿的手表品牌篇]()。欢迎点击。
（猪肉篇和行贿手表品牌篇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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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丝
@不可接触者 #131352 K-pop（韩国流行乐）在欧美年轻人中还是很有地位的。https://www.korea.net/NewsFocus/Culture/view?articleId=174587
饭丝
饭丝
省议会和市议会都是副总统解散好像很奇怪。
为什么奇怪？Chain of order未必要完全严丝合缝一板一眼啊。
饭丝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饭丝
2月15日晚十一点左右，昌平区许志永家中，我正忙于武汉疫情的志愿者工作，朋友发来信息询问志永的情况，称“听说他被抓了”，当时我也有大概8、9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内心很是焦虑担忧。2月16日凌晨00：26，我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有粗重的敲门声，同时有男性的声音大喊道：“开门！安全检查！”深夜独自在家的我听到这样的响动很是害怕，急忙拿起手机，手颤抖着给朋友发了条信息“门外有人敲门”，慌张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最终还是迟疑着去开了门。
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男性以“疫情期间安全检查”的名义先冲进门，把我推到椅子上要求我坐好，并给我戴上一次性口罩。我正要询问他们的身份，随后进来的一位未穿制服且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男性突然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只见两个先闯进来的脱去身上的防护服，嘟囔了一句“热死我了”。虽然已经连续被国保的车辆跟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仍然对于这一次上门始料未及，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内已经站了大概10位未穿制服也没有身份证明的男性，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居家的睡衣，急忙表示需要更换衣服，其中一人跟我说：“稍等一会儿，有位女民警马上就到。”我坐在椅子上又等了5、6分钟，一位拿着执法记录仪的穿着制服的女民警进入屋内，带我进入卧室更换衣服。
换好衣服重新回到客厅的椅子上，进来一位在2019年12月31日被传唤时见过面的海淀国保，向我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同时面无表情地宣读：“李翘楚，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你进行传唤。”听到这个罪名，我懵了，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哪个行为构成了这个罪行，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不断涌上心头。接下来，该位国保带着两位人员在许志永家的两间卧室进行搜查，而我继续被要求戴着手铐背靠着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从客厅拿出手机、U盘、笔记本电脑、书籍等物品装进密封袋中，之后让我在搜查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场的还有奥北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搜查的空挡，刚才宣读传唤通知的国保问道：“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他说：“看来我之前告诫你的话全白说了是吧。”许志永家搜查完毕后，他们说接下来要去位于海淀区天作国际小区的我自己家进行搜查，临走时我问能不能带着养在鱼缸中的小乌龟和小金鱼（那是志永的女儿最钟爱的宠物），那位宣读过传唤通知的国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我们没办法让你带着鱼缸呀。”
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全程一直戴着手铐，路上不敢吭声，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这么大的阵仗。大概有4、5位民警在我家进行了搜查，我家里空间不大，他们在书架、柜子、床底下、衣柜里翻找东西，翻出了未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扫描仪、录音笔、以及我之前给良心犯寄送明信片用过的公民印章，并让我签了搜查物品清单，其间有天作国际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场。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粒止疼药，我有偏头痛的毛病，负责搜查的国保给我倒了杯水。临走时我指了指柜子，问能不能把我抗抑郁症的药物装进随身的包里，还是那位负责搜查的国保，迟疑了一下，之后把柜子里的药物全部装进我随身的包里，对我说：“你放心，如果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会负责给你开药。”听到“时间比较长”几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可能不是类似上一次的传唤了，我会经历什么，我会失联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未知数。
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吗？”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情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可能会被“消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囔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我的眼镜被没收了，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敢转动头、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房间，居然看见房间里有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给了我一点点惊喜，因为我可以知道是白天或是黑夜了。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向窗户那边偏了一下，突然传来：“目标！坐好看前方！谁允许你动了？！”吓了我一跳！站在我对面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第一次看到真人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当她们把我的细微的动作、表情的变化等等用她们对讲机汇报时，我才感觉她们也是活人。
晚饭后，我还是被要求呆坐着。突然门外有动静，两个人影进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兩個穿著便裝的男性進入房間，手裡拿著工作證件，我看不清證件上的名字，也沒敢去問。
个子高的说，他们是负责我案件的预审，让我称他“李警官”，还说他是2013年”新公民案”丁家喜的主审。李警官拿出一张纸念着，原来是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我正在想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他看着我，声音低沉的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高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你将实行死刑犯的管理制度！你想想那些看守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死刑犯”这个词，吓坏我了。我感觉呼吸困难，脑子一片空白。刚才还在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什么，后来听见问我有什么需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刻意让自己平静一些，掩饰住在这个四周密闭的小屋子坐着的无助焦虑，我说：“我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直服药，我要求尽快恢复吃药。还要求通知我父母。”
在笔录上签字时，我看到笔录上的羁押场所叫做“北京市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待所”。唉，这个四周密闭管理森严的小屋子竟然叫“招待所”。
2月17日晚上，第二次审讯，李警官说：已经书面通知了我的父亲，但对于吃药的事情，由于我之前就诊的协和医院属于发热门诊没办法取得我的病历信息，暂时无法给我吃药。
但我6月19日回到家时才知道，2月16日我失联后，我父亲先后联系了许志永家所在的东小口派出所和我家所在的北下关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都未告知具体情况，我父亲又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接了两次电话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大概过了一天，我父亲被毫无法律手续的叫去通州区玉桥派出所，见到了北京市局和通州区的国保，他们起先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拿了篇许志永的文章让我父亲阅读，问他有何感想。我父亲很疑惑：你们抓的是我女儿，为什么给我看许志永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女儿写了什么文章被抓的吗？
国保又拿出一张通知书让我父亲签字，签字后就把文书收走了。我父亲在情急之下根本没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通知书。
后来，我父母被北京市局的孙国保约谈时，才知道我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母亲问孙国保：“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孙国保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我母亲追问：“是不是像我们老师平时批改试卷上的主观题一样，觉得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孙国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依法办案。”这种“依法失踪”真的是人生至大的诡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我头顶上的白色刺眼的灯，24小时亮着。前一个半月，我上午下午都必须连续4小时的固定姿势坐着，吃饭上厕所时可以趁机动一动，我有时会多次要求喝水以换来变换姿势的机会。一天8小时一动不动的坐着，全身都僵硬了，好像血液都凝固了。
站在我身边的3个女机器人看守，她们看守“死刑犯”的经历，会对她们的人生有巨大益处吗？她们贴身看着我睡觉、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后面的两个半月，机器人看守少了一个，我被允许每坐2个小时站起来走动20分钟（在9月9日的国保约谈中，李警官还特意强调：“你站起来活动的机会都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怎么就只说你在里面怎么受苦，我们对你好的部分呢？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景示意图 画于2020年9月
由于长时间以同一姿势久坐，我的小腿肌肉开始萎缩，出来后走路都不利索。每天晚上的入睡，正对着头顶明亮的灯光，本来就容易失眠和神经衰弱的我起初根本无法睡觉。我刚用手遮住眼睛，看守就厉声呵斥，有时还会粗暴的把我的胳膊扳下来。我才知道，睡觉也需要固定的姿势，必须仰卧，双手、肩膀、脖子、脸必须露在被子外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睡着后的姿势变化，也会被机器人捅醒。
我渐渐知道了在“被监管场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必须服从看守人员的管理；有任何问题，必须举手报告，看守人员通过对讲机向上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行；禁止与看守人员交谈；当有人员进入时，不得随意张望；在室内移动时，必须缓步进行，并与窗户和墙壁保持一定距离；内务设施摆放整齐、上厕所洗澡时也必须由看守人员在旁监管。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就会被看守人员和管教厉声训斥，被威胁剥夺每日本来就少的活动时间。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这个地方在哪里？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坐在密闭的房间里全然没有概念，但听觉和记忆力都在那个时间段出奇的好：我每天都能不定时听到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每天晚上耳边也会响起军训拉练喊口号的声音；房间的门在我身后，审讯人员开门走到我对面的椅子处大概有5、6步，我从房门附近的椅子处走到右侧的卫生间大概要8步左右，走到床板处也不超过10步，而床边的窗户我一直无法靠近，窗户也被厚厚的窗帘遮挡，我不止一次的体会着人对于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渴望。通过对女机器人们2个小时换一次班、机动人员每半个小时进来送一纸杯的水，这些规律的掌握，我学会了如何推算此时的时间，而推算时间只是为了在一整天的固定姿势端坐时鼓励自己再撑多久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我体会着颇为压抑的步行活动——被女机器人在身后压着我的脚步走路，三个女机器人看守时，我在短暂的活动时间里，两个机器人一前一后把夹在中间，大概隔开10小步的距离，我必须缓慢的小步走路，身后还“贴”着一个机器人，亦步亦趋的跟着，经常会因为跟得太紧踩到我的拖鞋。
我本身患有中度抑郁症和焦虑症，至少在指定监视居住的大概前5天，我的抑郁症服药是被迫中断的，我随之出现心慌、焦虑、失眠、头痛等较为痛苦的身心反应。之后，国保去我之前所就诊的协和医院调取了我的全部看诊记录，由我父母定期去医院开药，我得以继续服用抑郁症药物。每天早上，会有两个穿着白大褂自称为“医生”的人来查房，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从前一直将“医生”与“白衣天使”划等号，但在“地狱”一样的环境里，真的还有“天使”吗？
他们每日的状况询问都是如此机械和冰冷：
“医生，我一直失眠、心慌、头痛”“那没办法，里面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改变，你如果实在睡不着觉，我们可以给你药”；
“医生，我连续三四天都在便秘”“我们可以给你药，把治疗便秘的药物增加到4粒吧”“可我吃了药肚子就会绞痛，实在太痛苦”“那没办法，要不你就三天使用一次开塞露吧”……
指定监视居住大概两个月的时候，里面的环境让我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在不断加重，审讯人员告诉我，他们专门为我的抑郁症请了“心理医生”为我看诊、重新制定抑郁症药量。某天下午，“心理医生”在另一位“医生”的陪同下进入房间，他要求站在我身边的女机器人暂时离开房间，表示这样做可以为我创造轻松一些的看诊环境。在女机器人离开的1个小时中，“心理医生”询问我的情绪状况、仔细观察房间内的环境设施、了解我之前的看诊经历和得病前的具体经历。长时间机械化的管教系统让我在遇到一些“人性化”时惊喜万分，也愿意与“心理医生”进行交流，甚至错觉般的认为自己正在协和医院的治疗室里。1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心理医生”提议将其中的情绪稳定剂变成每日两次的定量服用，不再像之前急需时才会服用（因为情绪稳定类药物长期服用容易造成记忆力损害和成瘾）。
之后的两个月，除了药物治疗，我学会了用饭后呕吐的方法排泄内心的恐惧与痛苦。每天的早饭和晚饭后，我都会举手申请去厕所呕吐，无助的蹲在马桶旁边，感受着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通过这样虐待式的自我折磨释放自己无处发泄的愤怒和压力。同时耳边响起看守人员向对讲机里的人汇报“她把刚吃的药也吐了，再送一次过来”、“叫医生给她吃止吐的药”，几分钟后，“医生”便会大步走进房间给我服用止吐的药物。
我频繁的饭后呕吐很困扰监视居住场所的管教，有次我吐完呆坐在椅子上，管教怒气冲冲的走进房间，训斥道：“是不是我们对你太好了，有时候中午还给你吃水果，还让你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给你把看守人员减少为2个。结果你是怎么表现的？你不停的给我们找麻烦！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咱们就恢复以前的配置好了，一动不动的坐在椅子上一整天的感觉好吗？3个看守围着你好吗？”我在那一刻脆弱无助极了，竟有些反省自己这种自我折磨的发泄方式是否给其他人带去了麻烦，低着头认错。管教继续道：“如果你觉得在这种地方想寻死，那只能是生不如死。”
我不仅是放弃了对应有权利的诉求，甚至认同他们“将权利作为福利或奖赏施舍给我”的价值体系，我想在这里稍微舒服一些的活下去，就必须配合必须服从。我有时会因为餐食里多了块儿肉、多了些身体活动的时间、多了次洗澡的机会而觉得生理上有所满足，又会惧怕听到管教或审讯人员说“你最近表现不错，没事允许你多活动活动”、“你态度好一些可以给你争取吃肉”、“你配合一些可以给你争取洗澡”……这种扭曲的体系碾压撕裂了我的人生原则、剥夺了我“生而为人”的尊严。
与此同时，头痛、心慌、便秘、胃病、尿路感染等问题相继出现，在身心极度不好时，最多一天会吃“对应症状”的药物达到十几片之多。预审有次开玩笑似地说：“这是你自己有问题要吃药的，不是我们强迫你的啊”。
我在取保之后向海淀区公安局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我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为我看诊、查房、开药的医生资质、隶属单位、用药记录等信息。取保监管的一次约谈中，主审过我的李警官说：“我们本来是有上百种理由不给你吃药的，我们担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你争取来让你继续治疗抑郁症吃药的权利，结果吃坏了也赖我们，你说你有没有良心？”
我在密闭的房间里不曾得到跟女机器人们说话的机会。有一次下午我端坐在椅子上，身边站着的一位看守人员因为身体不适晕倒在地上，我下意识的想站起来去扶她，嘴里问着“你没事吧？”站在我对面的她的同伴先是向我吼道“目标！谁允许你动了？把嘴闭上坐好！”我解释道：“她晕倒了我想去扶她”“你坐好就行！不要跟我说话！”对面的女机器人训斥完我之后，才将晕在地上的同伴扶到椅子上向对讲机里求助机动人员进来替班。
把人关进封闭的看管森严的房间，连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都不允许有，满是严格的行为约束和无来由的训斥。在如此的环境下，与审讯人员对话和建立关系便成了我唯一可以开口说话、与人交流的机会。就这样，通过“你只可以跟我们说话”、“你可以在提审的时候放松的坐着或站着、活动四肢”、“我们给你带了些小零食”建立着“囚徒”对审讯人员的心理依赖，甚至把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变成恩赐和奖赏，我难以察觉的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我以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在材料中写下“民警对我耐心教导，没有对我酷刑，还给我争取吃药和身体活动的机会，我为曾经在twitter上对他们的出言不逊深感后悔……”的那一天，我在当晚的睡梦中看到了自己“死去”的躯壳。
从2月16日至4月底，除了预审出差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提讯至少2个小时，他们说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是我在网上发布许志永的“煽动性”文章，并拿着后期许志永写的几十篇文章一一打印出来，让我一篇一篇的读，读完后再进行“批判”。那种屈辱的感受一直伴随着我很久，就好像，想咬舌自尽没死成，最后剩了个舌根还要在那里“配合说话”。我被要求对于自己的“罪行”写“悔过书”，他们一再提示我要“掷地有声”，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道：“你要在悔过书里面写一下你对许志永的思想有怎样的反思和批判。你还要认识到，你帮他把文章发布在网上这种行为，给境外势力攻击中国政府递刀子，应该要怎样改正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要跟煽动颠覆的思想和境外势力划清界限？”
“悔过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本人的罪行指控？我表示怀疑。但在被要求反复修改“悔过书”的过程中，审讯人员和国保们实现了对一个人肉体到精神意志、从反抗的行为到反抗的意识、从独立思考的能力到独立思考的愿望的彻底控制，让我从自己的头脑中生出服从、配合、低声下气，共同达成对人格的凌辱和践踏。不管是抓我的、审我的、看管我的、还是维稳我的，他们的存在，让我永远都逃不出“被关押着”的受难者标签。“我就是太软弱太退让，我写了悔过书，我活该被羞辱”——我在取保后依然不断自我折磨自我否定；“你不是对你的违法行为认罪悔罪了吗？你不是表示要跟什么思想划清界限吗”——那些曾经限制我自由将我处于隔绝状态的人，在与我谈论“承诺”和“道德”。他们用“悔过书”在一次又一次的约谈中羞辱我，让我即使是在离开监视居住场所，依然感受着羞耻和恐惧。
在提审过程中，他们曾企图说服我去劝许志永认罪，同时问我许志永有没有什么性格弱点，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后，他们自顾自的说：“许志永现在每天都在问美国的疫情怎么样，特别担心他女儿的安危，我们可以给他这个台阶，如果他肯认罪的话，我们可以保他女儿平安。”
在24小时的视频监控和看守人员实时汇报的状态下，我的面部表情都属于国家机器，我不敢笑、不敢皱眉，有些时候突然难过的默默落泪，女机器人面无表情的递过来纸巾，当晚的审讯环节预审一定会对我的哭泣进行“慰问”和分析，我逐渐变得不敢哭。记得有一天，之前审讯过我几次的警官来到房间与我谈话，进门看到我便说：“你怎么一副呆傻的表情？是被关傻了吗？还是本身脑子就不好使？”
作为女性，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上厕所、洗澡，换衣服都要在女机器人和监控镜头前进行。隐私？羞耻感？好像都没有权利在那里谈论了。我不被允许扎头发，想着自己披头散发的凌乱样子觉得很是狼狈，到后期终于申请到了扎头发的一个黑色皮筋。我不被允许穿内衣，在面对男性审讯人员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不让衣服紧贴在身上。
主审我的李警官也偶尔会说些带有性别羞辱的话。有次他们要出差几天，来向我告知近期先不进行提审了，李警官半开玩笑的说“一想到连着几天都见不到，还挺舍不得你的”。在谈到我与许志永的关系时，他将我不断贬低和羞辱：“你听过人殉吗？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吗？对于许志永来说，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你不想等着许志永出来之后一起好好过日子吗？你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吗？你看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你土地肥沃呀”，“你觉得许志永是个硬气的人吗？当然了，他在床上硬不硬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当时的表情和反应了，但这些话我却记得异常清晰，他们试图通过性别羞辱让我觉得“我哪里做错了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审讯人员不断向我强化“你已经被外界遗忘”、“除了你父母没有人关心你的处境”的与世隔绝感，我在那段时间里经常会感受到“可能被挖个坑随便埋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某个午后，李警官拿来一封我母亲写的信摊在我面前，我也认出了母亲的字迹，上面写着“你要好好配合民警同志的工作，不论你做了什么，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的内心像针扎一样的疼，充满了让父母为我担惊受怕的愧疚感，低头不语。李警官说：“你父母现在每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你愿不愿意写封信给他们报个平安？你父母对你的担心也可能是受了什么境外势力的蛊惑，你要在信里提醒他们不要随便跟外界联系。”我的内心极度矛盾：如果我不按照要求写信，我父母会收不到我的消息吧？他们会继续担心我的健康安全为我操劳，那我写封信让他们看到我的笔迹会不会能减轻他们的焦虑？于是我依照要求写了给父母的信“爸爸妈妈，很抱歉让你们为我担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权利都被保障，没有受到虐待。你们不要跟外界联系，好好地等待我回家。”
我6月份取保回到家之后得知，我父母看到了我亲笔写的信，便对于我在监视居住的情况放了心，也相信了我对他们“不与外界联系”的告诫，在之后拒绝了与想要他们签授权书的律师进行沟通，只与通州和市局的国保保持沟通，对于国保同意他们为我准备衣服和书籍“千恩万谢”。
我的提讯一直持续到4月底结束，之后审讯人员找来了海淀区的郭警官作为“帮助我回归正常生活”的人员与我沟通变更强制措施之后的生活问题。
5月初突然有一天，预审李警官拿着一些纸质材料进来，带着质问的口气大声问我：“你在2月份之前提前签了律师委托书？”我心里很是疑惑，抬头问道：“我难道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吗？我记得法律条文上写过我是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律师也可以申请会见我。”李警官回答：“你现在这种情况请律师有意义吗？也不可能让你见到”接着，他把纸质材料推到我面前，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道：“有人以你代理律师的身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说你被失踪了不知死活，要利用你来攻击中国政府，你现在需要做一次笔录为你自己正名，讲清楚你是不是在与人权律师和境外势力相勾结。本来你这几天就能出去了，你要怪就怪那些在外面给你呼吁的人。我们考虑到你出去之后又让别人利用了，就再保护你一段时间吧。”我心中很是震惊，但也是在关押将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得知外界有人在关注我、寻找我，我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也有了“活着走出去，让自己有机会说话”的愿望。
在指定监视居住的环境中，我有着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方法：我学会了默想曾经看过的电影、诗歌、小说，来填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时光，那些珍贵的记忆，也让我可以将被“洗脑”的内容慢慢过滤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们所“规训”的机器，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我支撑在那里的很大动力，也来自于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几个月或者往后几年里，能距离许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别渴望有什么特殊功能或者心灵感应，可以与他“对话”。审讯人员把我们的合照存在计算机里拿给我看，我竭尽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一遍遍的想我们相处的日常生活，让这些情节也能出现在梦境里……
6月19日上午，当国保向我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时候，我略显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可以重获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这条路，要如何走下去。出来后的第二天便尝试梳理自己在里面的经历，竟对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记忆。我们的舆论环境经常强调一个人要好坚强，不畏惧任何磨难，展露自己的软弱是不被鼓励的。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给了更宏达壮烈的主题，但心理创伤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刚出来的那些天，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高、创伤性闪回、四肢发抖……同时，也把自己活成了“准地下工作者”，与朋友见面时会小声说话，警惕的盯着四周。同时，我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危到神经过敏的程度，经常“自我审查”，担心我每一次出门，担心我说话太多，担心我身边有“告密者”，甚至担心国保对我印象很坏，我感到，我们整个家庭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我经常梦到自己写悔过书的情境，内疚感和屈辱感不断折磨着我，我不断的自责：为何恭顺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呢？为何顺从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呢？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我。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国保们当然知道如何加重我的恐惧感，恐惧感越大，便越能控制我。如果我选择一言不发，他们便把我的恐惧也向更多人传递着。记录下指定监视居住的具体细节和经历，是我对抗恐惧感的方式。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无论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胁，还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再隐忍和沉默。
即使说出来的代价是再次失去自由，我也不后悔自己的经历书写，因为我知道，在我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国保们努力创造的屈辱感、恐惧感便被轻易打破了。如果不能勇敢的讲，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动。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
饭丝
相关帖子：【端传媒】女性抗争者李翘楚： “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https://twitter.com/FreeLiQiaoChu/status/1371323870502739978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human-rights-xu-zhiyong-li-qiaochu-20210315/5815610.html
据维权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知名的中国法律活动人士许志永的女友李翘楚星期一（3月15日）已经被正式批准逮捕。她因为许志永呐喊而在今年2月6日被北京国保约谈后，被山东省临沂市警方带走，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
维权人士说，现年30岁的李翘楚患有抑郁症，目前被羁押在实为监管医院的临沂市人民医院东区，且不准与律师会面。
“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许志永博士和前人权律师丁家喜因2019年12月26日在福建厦门组织了一场有关建立公民社会和中国的民主转型的讨论，而在2020年2月被逮捕，关押在山东临沂的一个看守所。预计他们很快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审。
许志永因发起“新公民运动”而在2013年被当局逮捕，关押了四年。
去年，在李翘楚公开了许志永撰写的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处理新冠肺炎疫情不当并要求其辞职的《劝退书》后，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四个月。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获得英国约克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李翘楚长期参与、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劳工、包括农民工的问题。她也一直在妇女权益问题上发声，包括近年爆发的反对性虐待和性骚扰的“我也是”MeToo运动。
https://twitter.com/luoshch/status/1369869083496349696
饭丝
饭丝
饭丝
饭丝
饭丝
@duty-machine-bot #131016 啊不好意思误解了。总觉得github不会一直被墙……不过党国近年来干的事经常超出我的想象。
饭丝
笑得我都卷了。
饭丝
duty-machine的新闻项目，访问量一直在100左右，这一点是比较奇怪的，反映了宣传做的不够好，或者人们对外媒新闻的需求并不高？也可能说明人们对热点事件会关注，但是没有长期阅读外媒新闻的习惯。
我感觉墙外观众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主要被油管自媒体、有名的新闻网站（如外媒中文版、轮媒）等吸引，对于外媒新闻持续感兴趣的群体确是少数。要reach这些人，除了在特定社区、电报频道等地方做广告，只能通过积累曝光率慢慢来……
饭丝
目测毛左。
毛左这个群体挺好玩，也算是半个反贼，但是打的旗号是“我是你爷爷”，所以让中共很头痛。
饭丝
很有意思的文章。手动点赞。土耳其特色的救亡vs启蒙难题。
饭丝
饭丝
饭丝
饭丝
饭丝
饭丝
相关文章：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衰退嗎？
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选摘：
外交政策有多大需要回應民意本身是個很大的研究問題。美國有反越戰反韓戰、中國當年有反對袁世凱與21條，那當代中國民眾對外交不滿的話要如何表現出來是個可以實證的問題。而就目前的文獻來看，哈佛政府系學者Baum的研究就指出，影響人民支持美國對外戰爭的因素中，媒體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戰爭還未開打的時候，政府可以透過媒體直接影響民意的力道很大。然而，一旦戰爭開打之後，隨著越來越多民眾了解戰爭的發展、殘酷，甚至死傷人員的故事時，政府就不太能夠進一步影響民意了。
作者更進一步認為，未來研究方向應該要先建立更清楚的理論，闡釋為何極權主義國家的領袖願意採用民意、或者何時可以將民族主義的民意納為己用、或者操控民意本身，而非單純認為民意可以約束領袖的行為。假如是後者的話，那中國的戰狼外交更大成分地可以看成是內部宣傳的一環，而成為更整體維護共產黨統治權的一部分，而非國家爭取改善外交形象作為目標。
饭丝
原标题 Is Chinese Nationalism Rising? Evidence from Beijing，载于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期刊第41卷第3期，7~43页。
作者：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
注：以下内容为本人对论文的归纳和摘录，要了解详情建议阅读原文。
分析家们常声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的民族主义”(Rising nationalism)——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是迫使中国领导层在一系列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的重要推动力量。“崛起的民族主义”也是“自信的中国”叙事中的一个元素，它将中国的“战狼外交”策略泛化为是“中国对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挑战”。但这种说法准确吗？对北京居民1998年至2015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民众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说法在经验上是不准确的。这一发现意味着，在解释中国的“战狼外交”时，可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如精英观点、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国家安全博弈、组织利益等。
在许多人（包括中国和中国以外的观察家）眼中，以及在中外媒体的话语里，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一直在上升。有些人认为，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中国领导层日益鹰派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对于国际现行“游戏规则”的挑战。很多美国官员由此还担忧，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高涨，而中国领导层会为了转移矛盾而利用民族主义发动战争。
本文中所议“民族主义的上升”，是指普通公民所表达的民族主义的强度。不关注中国领导人是否对民族主义更加敏感，或者是否刻意鼓励民族主义。
现存文献中有关“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论述：Vanessa Fong 的人类学研究陈述了青年中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虔敬亦带有批判性的忠诚；William Callahan解读了中国“屈辱记忆”的历史演进和社会构建；Tang Wenfang 和 Benjamin Darr 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水平；Brian Rathbun 严格区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Peter Gries 分析了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中国青年所写的信件；James Leibold 分析了部分中国青年中复兴的汉族沙文主义话语；James Reilly 和 Jessica Chen Weiss 研究了民族主义可能会怎样影响外交政策。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对“中国民族主义崛起”这种说法缺乏检验。
现存文献中对“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质疑：Zhu Tianbiao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是中国前政府和现政府都追求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变化；Jia Qingguo 认为所谓“失控的民族主义”并不确实，中国外交政策更多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驱动；Yu Zhiyuan 和 Zhao Dingxin 调查采访了1999年北京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活动的参与者，发现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并不是年轻人参与示威的主要动机——对于特定事件的愤怒、同龄人的压力、参与政治的兴奋感往往是更重要的原因；Allen Carlson 则直接怀疑了“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观点，认为没有严格的经验性证据；Li Liqing 则通过访谈数据分析发现，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国家的意识和忠诚度相当薄弱。
过去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研究缺乏系统数据支持，更缺乏长期数据比较。
研究采取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北京地区研究”的民调数据（Beijing Area Study, BAS），包含了1998-2015年的时间序列，问卷的题目测量了民族主义的不同方面，例如本民族中心主义、仇外心理等。
文献中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概念不同：爱国主义指对于所在邦国的热爱、自豪和支持，但不一定指对于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忠诚。民族主义则包含“自我”（本群体）和“他者”（其他群体）的对比，常包括对其他民族、种族和国家的贬低和对现有秩序的支持。在测量“民族主义”时，一般需要包含三个要素：对本国/本民族的自豪感和珍视；对民族国家的盲目支持；以群体内标准评价其他群体。
问卷题目举例：1998年以来，BAS用0~100度的“感觉温度计”来衡量被调查者对不同国家（如日本和美国）的友好程度，0代表最极端的冷漠和敌意，100代表最极端的温暖和友好。2000年起，BAS要求受访者将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放在同一个量表上就某些特征做比较。从2002年起，BAS的问卷中包含了以下问题：(1)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2)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3)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
2007年之前，BAS采取的抽样方法是随机抽取北京市区有户口的居民；2007年开始，BAS扩大了抽样范围，采用GPS抽样的方法，将农村地区也包含在内。但总体来说，2007年前后样本的特征相似。为了提高可比性，对于2007年后的样本作者只采取了其中具有城市户口的那一部分。
“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身份差异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身份差异
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存在极端差异的比例
认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存在极端差异的比例
对日本友好度的变化趋势
对美国友好度的变化趋势
“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的身份差异认知
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对日本、美国的友好度
通过分析北京1998-2015年的调查数据，作者发现中国民族主义水平并没有持续上升。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主义指标显示，自2009年前后，民族主义水平有所下降。此外，与“年轻人民族主义情绪更高”这种流行观点相反，中国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显著低于老一辈人。
因此，民族主义的上升可能并不是制约中国外交政策的变量。
首先，过去几年中国在海洋争端中的强硬外交不太可能是由不断上升的民众民族主义所驱动的。更有可能的解释包括：寻找能源、争夺捕鱼权、维护扩展海军的组织利益、领导人偏好、精英偏好、对其他国家海上行动的反应、中美国家安全博弈、以及不断增长的海军军力等。
其次，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民众民族主义的上升”不太可能成为中国领导人进行矛盾转移战争的刺激因素。中国的民族主义自2009年左右开始停滞或下降，即使期间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
最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时，必须警惕媒体和学术界的各种流行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在数字时代被不断复制和流传。采用数据和科学方法重新审视这些流行观点非常重要。
研究使用的样本限于北京市区。北京民众不一定能代表中国其他地区民众的价值观和偏好（译者注：事实上北京属于中国北方的“自由主义飞地”，见这里），参与调查的民众也不一定能代表全部北京民众（收入水平从2010年左右就低于北京人均收入的官方数据，教育水平则显著高于北京平均值）。不过，本文作者比较了2007年（北京）BAS中三个问题的回答和2008年全国调查中类似问题的回答，发现结果相当类似。
本文不涉及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比较。
研究时间为1998~2015年。2015年后随着宣传政策的变化，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重新抬头。仅从统计上来讲，“外部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率在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和2000年代中期新疆西藏暴力事件激增时显著上升，显示了当政权合法性受到重大挑战时，会试图将责任转嫁到（外国）“敌对势力”身上。2011年以来，《人民日报》对“外部势力”一词的使用率没有增加，而《解放军报》对此词的使用率则激增，显示习近平领导下的针对“敌对势力”的斗争似乎更多地限于军方，或者说习更担心军队中的“外部势力”意识形态颠覆。与之相比，习近平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信息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月使用“外部势力”一词的频率（实线为《人民日报》，虚线为《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每月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词的频率
Vanessa Fong, “Filial Nationalism among Chinese Teenagers with Global Identities,”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1, No. 4 (November 2004), pp. 631–648.
William A. Callahan, “History, Identity, and Security: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Nationalism in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2 (2006), pp. 179–208.
Tang Wenfang and Benjamin Darr,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7 (2012), pp. 811–826.
Brian C. Rathbun,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s and Themselves: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Shen Mingming, ed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5), pp. 9–21.
Peter Hayes Gries, “Tears of Rage: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Belgrade Embassy Bombing,” China Journal, July 2001, pp. 25–43.
James Leibold, “More Than a Category: Han Supremacism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2010, pp. 539–559.
See James Reilly, 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Jessica Chen Weiss,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o Yufan and Lin Su, eds., Zhongguo waijiao juece: kaifang yu duoyuande shehui yinsu fenxi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7); and Wang Jun “Wangluo minzuzhuyi yu Zhongguo waijiao” [Internet nationalism and China's diplomacy]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Zhu Tianbiao,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na Review, Vol. 1, No. 1 (Fall 2001), pp. 1–27.
Jia Qingguo, “Disrespect and Distrust: The External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2 (February 2005), pp. 11–21.
Yu Zhiyuan and Zhao Dingxin,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ature of a Movement: A Study of the 1999 Anti-U.S. Beijing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3 (March 2006), pp. 1755–1777. Yu and Zhao's analysis also underscores why using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against foreign targets (Japanese or American symbols, property, or both) may not be a valid measure of nationalism across time. The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can vary. Even assuming, however, that a primary motive is nationalism, there is a potential selection problem: peopl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kinds of demonstrations than those with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nting only the action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ignores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possibly because of their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is possibility biases estimates of levels of nationalism upward. In addition, demonstrations are often reactions to some exogenous event. Thus, overall societal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ld be constant, or even declining, but the exogenous shock may be sufficient nonetheless to mobilize small number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may not reflect rising nationalism as much as the changing frequency of exogenous events.
Yu Zhiyuan and Zhao Dingxin,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ature of a Movement: A Study of the 1999 Anti-U.S. Beijing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3 (March 2006), pp. 1755–1777. Yu and Zhao's analysis also underscores why using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against foreign targets (Japanese or American symbols, property, or both) may not be a valid measure of nationalism across time. The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can vary. Even assuming, however, that a primary motive is nationalism, there is a potential selection problem: peopl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kinds of demonstrations than those with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nting only the action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ignores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possibly because of their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is possibility biases estimates of levels of nationalism upward. In addition, demonstrations are often reactions to some exogenous event. Thus, overall societal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ld be constant, or even declining, but the exogenous shock may be sufficient nonetheless to mobilize small number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may not reflect rising nationalism as much as the changing frequency of exogenous events.
Allen Carlson, “A Flawed Perspective: The Limitations Inherent within th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5, No. 1 (January 2009), p. 25.
Li, “China's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ts Forefront.”
The BA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t Peking University. It began in 1995 and was modeled on the Detroit Area Study. The survey is mainly focused on attitudes toward city and loc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ver the years, however, it has included some questions about nation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consumer confidence, political reform, and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8 I have collaborated with the designers of the BAS in fielding questions about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1995 to 2007, the BAS sampled Beijing residents from the main urban districts, using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 procedures. Since 2007 it has used GPS sampling so as to increase the sample size and to include urban and rural registered residents of Beijing and unregistered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larger municipal area. On BAS sampling, see Hao Hongsheng, “The Sampl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the 1995 Beijing Area Study,” Peking University, 1996; and Pierre F. Landry and Shen Mingming, “Reaching Migrant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Use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o Reduce Coverage Bias in China,” Political Analysis, Vol. 13, No. 1 (Winter 2005), pp. 1–22. The BAS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are freely available from me for academic research purposes. As far as I am aware, the BAS is the only available time-series survey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s views of a range of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military spending, foreign aid, trade preferences, amity, and nationalism. The Japa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enron NPO, has gathered times-series data on Chinese views of Japan. Although the Genron NPO survey includes detailed and useful questions that addres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se views, the primary attitudinal question concerns favorability—a vague concept that is hard to interpret and that does not measur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For the Genron NPO studies, see http://www.genron-npo.net/en/opinion_polls/.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has also asked favorability questions across several years. Its Global Trends and Attitudes survey of Chinese opinion of Japan includes two separate years (2006 and 2016) with questions about stereotypes of the Other (in this case, Japanese people). The stereotype questions, however, do not ask about stereotypes of Self, so it is not possible to generate perceptions of difference and therefore measures of ethnocentrism. See Bruce Stokes, “Hostile Neighbors: China vs. Japa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016), http://www.pewglobal.org/2016/09/13/hostile-neighbors-china-vs-japan/.
饭丝
饭丝
饭丝
封不封，要看管理成本和后果。
这一点我基本同意，不过我认为成本不仅限于管理方面。封号涉及到很多问题，例如：
该ID过去对网站内容的贡献程度、以及未来贡献的潜力（涉及到对其知识水平、性格特征、综合能力的判定）。
网站其他成员与该ID的关系和对其的看法，例如（纯粹假设）如果有人想封娜娜，会有很多人不满抗议甚至直接跑路；但是如果来个渣滓捣乱，直接炮决绝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我认为这也是封号时进行“民意投票”的合理之处，本意并非在示众，而是想看封号对于社区“共同体”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果不对某ID封号，该ID的行为对于其他现有及潜在成员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如果A在，B就不想来，或者不再活跃；反之有时的情况是，如果A在，C就会来，或者更加活跃。这一点其实比较难衡量，因为B和C不会明确表示出来；对站长和管理者来说，估计一个ID对于整个网站生态的影响，是一个直觉问题。
如果对某ID封号，会有什么可能的PR影响和额外的管理负担。有些ID离开得很爽快（如学猫叫），有些会在其他地方上访贴大字报，有些则会到处造谣还会隔段时间就来捣乱骚扰。后者可能会造成潜在用户的流失（但是一黑顶十粉，有时也反而给站点打了广告……）。
这些考虑看上去很功利，不过我觉得确实和网站目标——我的理解是聚集更多的目标用户，产生更多的优质内容——有关。
还有就是，我认为封号应该遵循professional的原则，就是针对行为，然后最好事先有警告。
说到这里我也不好意思，我之前说过的对于某件事情的表态一直没有写（感觉写起来要花很多时间，一直拖着……）。我会写的。我认为这件事涉及到“如何有效地辩论”这个更大的问题。
饭丝
刘仲敬应该多用英文想老外宣传阿姨学啊。
刘仲敬文稿站有英文版（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文章都有），但他的英文读者肯定不如中文读者多，这点真的无法和安·兰德相比。后者是真正地进入了美国的政治文化话语体系中（大家一想到兰德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国人），而刘仲敬始终是一个文化上的外来者。
为什么阿姨学在西方世界没有流传开来？
文中说到“像刘仲敬这样的‘反动’派，对西方的兴趣不如对国内的事件感兴趣”，我深以为然。具体的观点我在#130831中也有表述。
总之我认为刘在美国算是高不成低不就。刘仲敬的理论如果要进入美国主流话语，要不就“向上攀”，达到学术界的标准，不能搞得像现在这样一股子民科味儿——虽然学术界整体来说被进步主义思潮统治，但还是存在保守主义的堡垒；而且研究水平高的话，很多学者无论立场都是会认可的。还有一条路就是“向下走”，针对西方极右翼观众的喜好（例如宣扬“科学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阴谋论等），炮制美式中餐式的理论，最主要是要让这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也未必那么有兴趣的观众感到“姨学”和他们有关系。
刘仲敬在美国两党政治中似乎不主动站边，大选热度蹭得也不多，主要还是围着他自己的诸夏建国那一亩三分地转；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说是芝士味道太重，敏于言而拙于行。与此相比，法轮功从几年前开始就积极参与美国政治、选边效忠，虽然押错了赌注，但这几年毕竟挤入了美国政界边缘，有了人脉，而且也在美国右翼媒体中占了一席之地。当然这可能和刘仲敬本身筹码（财力、人力、组织、政治资本）都远远不如法轮功有关。
饭丝
@沉默的广场 #130722 谢谢推荐。那个帖子里利维坦分析得很好。我在下面还找到了Merlin推荐的两个帖子：https://pincong.rocks/article/221和https://pincong.rocks/article/298。
用姨学和西方极右翼做对比，似乎是为了方便西方人理解。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体现了部分西方人在看待姨学时的感觉（“这不就是极右翼吗？”）。或者说，他们看到的是姨学中的法西斯史学、基督教末世论、阴谋论和极端反左主义。这些是目前西方社会中也明里暗里流行的思潮。
但是，姨学本身关注的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就很尴尬了：“西方”正儿八经学术界、政策界的人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但是嫌刘仲敬路子太野；“西方”民间则对中国了解极少，看不懂刘的一大堆典故，觉得这些对他们来说完全不relevant。这就是姨学在西方传播面临的大障碍。
饭丝
@natasha #130685 我以前对刘仲敬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聪明的历史学民科”。他归纳和表述理论的能力都很不错，且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感，但是他的研究方法、表述方式和很多引用的例证，本身完全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检验和推敲。
不过，此文作者有一句话我认为说得很对，就是刘仲敬的重要之处在于他的理论的现实影响。他的理论不是学术论文，而是宣传，也即通过简明而有冲击性的论点、鲜明和绝对化的语言、生动好记的术语，来达到传播目的，类似一种meme。他无需考虑自己的理论有哪些假设、逻辑是否有证伪性、例证是否严谨、结论是否会被误解——这些芝士分子的负担，刘统统没有，他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传播得更广，影响更多人，进则为国父帝王师，退则为网红KOL。总之，刘仲敬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更像是一名布道者。诸夏教会曾经奉他为“先知”，是有一定道理的。
饭丝
原标题：China’s intellectual dark web and its most active fanatic
译者前言：此文写于2019年，是一名美国人写的中国思想界观察文章。文中整理了姨学发展的脉络，及其与西方思潮的可能联系。虽然我个人并不认同其全部观点，认为有些地方失之简单，但其内容颇有趣，值得一读。
“知识分子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这个词由数学家、泰尔资本(Thiel Capital)的经理、专栏作家 Eric Weinstein 在2018年初创造，用来诙谐地表示学术界和媒体中的一个“反动者”组成的网络。这些“反动者”以“言论自由”的旗号拒绝身份政治。这群人包括仇视伊斯兰教的博主、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前Breitbart新闻网编辑本·夏皮罗（Ben Shapiro），失败的自由主义喜剧演员戴夫·鲁宾（Dave Rubin），以及荣格主义信徒、“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巴里·韦斯（Bari Weiss）在2018年5月撰文《知识分子暗网的反动者》（Meet the Renegades of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对这个词带来了主流的关注。除了上述名字，她还在文中提到了如 UFC 评论员乔·罗根（Joe Rogan）和娱乐界大佬Kayne的密友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但正如韦斯所暗示，尽管知识暗网的代表人物是“触犯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但在温和的表面下，却潜藏着一些更加刺激的东西：白人至上主义、种族科学、颅相学（注：指声称人的心理与特质能够根据头颅形状确定的假说）、QAnon阴谋论……像男权主义大师 Sargon of Akkad、加拿大阴谋论和种族主义者 Stefan Molyneux、鸽子权益保护者兼新纳粹主义者“黑鸽子”（Black Pigeon Speaks）这样的极端人物，都在知识分子暗网更深的阴影中等待着，等待着将那些起初冲着戴夫·鲁宾或乔丹·彼得森等较为温和的“反动”观点而来的人，纳入囊中。
在中国，这种知识分子暗网已经被网民所接受，同时也有很多本土人物的人气可以与乔丹·彼得森或山姆·哈里斯媲美。就像他们在4chan上的同志一样，中国网民也在寻找更刺激的东西，而这往往会把他们引向一个叫刘仲敬的知识分子。刘在2000年代初就已经在豆瓣和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出名。就像 Sargon of Akkad 和“黑鸽子”一样，刘仲敬为自己的思想披上了一层学术的、科学的面纱，而面纱底下的思想比主流社会的任何思想都要极端。
刘仲敬，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暗网的前辈，也是目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中坚力量。
作为一篇关于刘仲敬的文章，首先要论证他为什么值得认真对待。如果我的读者听说过他，很可能已经直接把他视为一个反自由主义的怪人；而如果读者对“阿姨”（刘的追随者称之为阿姨）不熟悉，那么解释他的重要性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而要把他的思想以一种可理解的、简明扼要的方式阐述出来，也许更难。
目前，知识分子暗网已经得到了《纽约时报》谄媚的介绍，4chan也因为改变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进程而被《华盛顿邮报》撰文宣传——在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多例子显示了网络反动者对于现实政治的重要性。但要衡量中国知识分子暗网对中外政治的影响，可能还比较困难。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暗网的“反动者”与西方的同类颇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右狗”对“白左”的斗争，与4chan的/pol/板块、新纳粹反犹主义媒体《风暴日报》The Daily Stormer、或Reddit黑暗角落里的网络斗争很相似：反犹太主义的黑料、对伊斯兰化的恐惧、对自由民主的怀疑……这不是巧合，因为很多“右狗”已经跳过长城，追随西方的法西斯旗帜——即使他们还没能肉翻。
刘仲敬的生平很难考证，他也从未讨论过自己的早年生活。有关刘的生平记录，大多数都从他1974年的出生日期和1996年从华西大学毕业开始，然后快进到他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工作，直到他提前退休。2009年，刘完成了R.A. Boulay所著《飞蛇与龙》一书的翻译。 该书十分严肃地阐释了外星种族Anunnaki是如何造访古代苏美尔文明的。随后，他开始在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师从刘耀春；然后又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撰写《民国纪事本末》，此书201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仲敬后来出版的著作，包括大卫·休谟以托利党修正主义视角所著的《英国史》，以及《安·兰德传》，其作品评价不一。他的翻译水平屡屡被批评，最著名的是梅祖蓉为《澎湃新闻》撰写的《谈刘仲敬译大卫·休谟<英国史> ——荒唐错漏何其多》。
除了学术著作和翻译，刘仲敬还在网上分享他的思想，在豆瓣上以《数卷残篇》发布。他很快就因其毒辣的反左派和反进步主义的长文获得了不少追随者，比如这篇从作品中剪辑出来并被多次转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成功地把牛津救济会抹黑为左派阴谋，赞扬了蒂洛·萨拉钦（Thilo Sarrazin）的《德国自废武功》一书（该书讲述了穆斯林移民对德国的危害）；他认为麦卡锡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想法，但却为美国社会的崩溃埋下了种子，因为它把左派都赶进了学术界。
刘仲敬2007年到2014年之间的帖子被收集起来并在网上流传，这是他的追随者对可能面临的审查所作的防范措施。正是在这些帖子中，刘仲敬首次阐述了他更极端的世界观：
如果说有谁在乎（人权）的话，那就是沿海地带和比较上层那些资本家之类的人，包括红色资本家那些人，他们还希望通过跟西方的联系继续发财，所以比较在乎这些。如果是内地那些官员的话，他们宁可把这些万恶的买办分子统统杀掉，然后关起门来，自己搞伊斯兰国，那样要省事多了。外界肯定会骂的，但是谁会愿意到伊斯兰国的核心地区去出钱来统治呢，那肯定是赔钱亏本的事情。
这些帖子很快就被认同其内容的网络社区所吸收。“反动言论”观察家方可成认为，“白左”一词，部分就是从豆瓣的姨粉讨论区“远古邪恶”开始流行的。
刘仲敬还就欧洲难民危机等当代问题发表了看法。他的言论出现在由粉丝运营的微博账号“冬川豆”上。他很早就抓住了中国网络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并一直关注 "伊斯兰教的渗透和征服"（《东亚的三条通道》）。
2014年前后，借着他的学术著作和网络名气，刘仲敬出现在更多的主流媒体上，包括接受《澎湃》吴琼吹捧式的专访，以及受邀为“共识网”投稿（原文注：“共识网”是一个已经失败的尝试，旨在征求各路知识分子的意见，包括亲市场的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新左派思想家和毛派，2016年10月被中共审查机构勒令下线）。在这些主流媒体上，刘仲敬只是暗示了他在网上所宣传的思想。
一个经历过列宁主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统一的。这就像想把鱼汤变回鱼一样。宪政的条件归根结底是华盛顿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好比马克思在千年帝国之后，在莱茵河上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事实上，要实行宪政，就必须撕开所有维系中国的东西。为了实行宪政，必须彻底驳倒列宁主义……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中国人可能从奴隶制中逃脱，却发现自己在沙漠中流浪。
刘仲敬在给《共识》写文章时暗示的、在豆瓣上的帖子中明确表述的，就是中国即将崩溃，将被几十个小国家所取代；这些小国家将围绕着语言、民族和地理组织起来。
刘仲敬的哲学——姨学——大量借鉴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ald Spengler; 1880-1936)和其他德国内战期间保守派思想家的作品。理解刘仲敬的关键是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斯宾格勒提出了八种“高等文明”，从巴比伦开始，到西欧和美国结束。前面的七个“高等文明”都走向了衰落；斯宾格勒认为，当时饱受战争、流行病和贫困困扰的西方也在走向衰落。
所有的文明都会进入一个阶段，持续几个世纪，这期间人口大量减少，整个文化人的金字塔消失。它从顶峰开始坍塌，首先是世界级城市，然后是省级城市，最后是土地本身。土地上最好的血液不断地涌入城镇，只是为了支撑一段时间。最后，只剩下原始的血液还活着，但却被剥夺了最强大和最有希望的元素。这种残余就是费拉(fellaheen)。
对刘仲敬来说，中国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民族的残余，被费拉所占据——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是فلاحين，与中文的农民或英文的 peasant 很接近，但斯宾格勒用它来指代一个被剥夺了民族命运的堕落阶级。费拉是“史后之人”，被刘仲敬以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为标界区分。
刘仲敬很喜欢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一句话：“我深信，在周朝之初于中原黄河地区兴起的中国各民族......其内在形式更接近于西方的民族，而不是古典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不管刘仲敬的解读是否正确，他认为这证明了秦国统一战国的征服战争导致了“文化民族”——即斯宾格勒原文所说的Kulturnation——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脱离了文化根源的费拉民族。
对于生活在费拉民族帝国下的人们来说，唯一有希望的未来是一个被他称为“民族发明”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炮制一个地方性的文化（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种子，而文明是从中生长出来的植物）。这个过程涉及到对汉文化的去“支”化和排斥（即脱支，“逃避支那”，借用了日本对中国的贬义词语）。而刘仲敬预言的大洪水使建立新的部落式民族国家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
当然，以上的归纳是极端简化，把刘仲敬集法西斯史学、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译者注：即末世论）、阴谋论和极端反左主义的思想灌木丛修剪成一个整齐的条状。
在反进步主义的“长江杂谈”网上发表过一篇对刘仲敬的批判，名为《刘仲敬：披着国王衣服的无用碎屑》。其中，匿名作者试图这样总结姨学：
刘仲敬认为，中国人从秦政权开始，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费拉的民族。一个费拉帝国只有人口，没有具有民族特征的人。因此，没有汉族，因为所谓的汉族是费拉。费拉不是一个民族身份，所以他们只是在帝国官僚体制下劳动的奴隶。此外，他还支持“中国分为多个民族国家”的观点，所以四川有个巴蜀利亚，湖北有个荆楚利亚，广东有个坎通尼亚……很可笑吧？这是一种你可能在精神病院听到的狂言。
这位匿名作者是诸多认同刘的反进步主义、但又觉得“中国解体论”走得太远的人之一。
但刘仲敬关于去支那化、民族发明和崩溃即将到来的理论，虽然不一定特别新颖，但也有其信徒。继刘仲敬自己发明了巴蜀利亚国之后，他的追随者们也开始发明自己的国家。
Jacob Pius 在推特上的用户名是 @Yuyencian。他最近发布了一张“远东民族独立运动地图”。该地图包括刘仲敬“民族发明”的巴蜀利亚以及其他政体，包括夜郎国、赣尼士兰、吴国、齐州利亚、客家民族，还包括东突厥斯坦和西藏。对于刘仲敬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些以民族和语言为核心组织的国家都是亚洲的独立运动——也即争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独立——的一部分。
地图的划分显然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边界，而国家名称则是指千年前的地区名称。刘仲敬的巴蜀利亚至少在名称上是试图恢复“巴”和“蜀”，这两个小国都位于现在的四川省，都被秦国征服。幽燕西亚则涵盖了现在河北、北京和天津所在的土地，也是指两个已经消失的辖区，都是九州的一部分。吴国是从“吴国”借来的，其英文名则试图重现该地区语言使用者对吴国第一个字的发音方式。
这些运动很难被认真对待——例如，幽燕西亚的网站描述其国家拥有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称为“燕语”（Yenpolish），还有一种民族宗教，罗马天主教。
不过，幽燕西亚独立的领导人 Jacob Pius 对他认为的中国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未来深信不疑。
刘仲敬在他的推特上赞扬了地区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也支持更合情理的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运动，如香港和台湾的运动（他成为了蔡英文的粉丝）。基于他对地区历史的理解，他对其他地区（如新疆和西藏）的分离主义运动看法更为复杂：
對新疆而言當然是壹場災難。從歷史上來看，新疆自古以來跟中亞和西亞的關繫比跟東亞的關繫要密切得多。我們從最早的歷史——就是週朝和漢朝看起，當時的種族結構跟現在不同。現在是甘肅省河西走廊的那壹塊，當時主要是伊朗繫的居民在居住，他們的語言、文化和膚色都比較接近於伊朗人，也就是說比較接近於金發碧眼的那種類型。像唐代所謂的昭武九姓，安祿山那種昭武九姓，就是東伊朗繫的代表。他們的昭武城，照主流考古學家的意見，昭武這個地名就出自甘肅，也就是說，甘肅這個地方主要是金發碧眼、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樓蘭女屍那樣的人種所居住的，他們併不是蒙古人種。
抛开种族理论和似是而非的历史理论，刘仲敬认为，新疆和西藏都是被占领的领土，只有通过军事力量才能继续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他的区域民族主义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这两个地区本身对他无关紧要：这些地方应该也将会走自己的路——西藏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新疆则被打散成各种与中亚和近东大国关系密切的民族飞地。
Jacob Pius 与刘仲敬一样，相信即将到来的崩溃，并反感左翼政治。他通过电子邮件解释说，他认为西方的右翼政治是为了维护一种文明不至于衰落，而“左翼是反宗教的，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主张用暴力推翻旧政权，代之以强大的国家、计划经济和个人自由……比如同性恋。” 跟随刘仲敬的“脱支者”中，有不少人皈依或热衷于基督教。据报道，近年来，刘仲敬继热衷于参加教会活动之后，又皈依了基督教，并可能参与了“呼喊派”，不过他对具体细节一直讳莫如深。Jacob Pius 称自己是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在“民族发明”幽燕西亚之前，Jacob Pius 希望离开中国大陆，移民西方，过上“有规律的信仰生活”，或许还能参与“你可能会称之为右翼的政治运动，比如法国的君主主义”。
对于那些被刘仲敬喂了“红色药丸”的人来说，“脱支”和有时显得开玩笑般的“民族发明”工程都是有希望的。不过有更多的人迷恋刘仲敬的思想，甚至在吃了“黑色药丸”的“姨黑”当中——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不会长久，西方文明则会被进步主义政治所毁灭。（作者注：在《黑客帝国》中，吃了“红色药丸”的人看清了现实的真相，而选择“蓝色药丸”的人仍然处于幸福的无知之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更极端的“黑色药丸”，是那些想超越红/蓝二元对立的网络发帖人的发明，为那些选择极端虚无主义和绝望的人准备。)
2018年底时，刘仲敬似乎已经迁居美国。现在他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以及流量较小的 Youtube 和 Medium 账号上向数万名粉丝发布他的预测和思考。
如果刘仲敬如传闻移居美国，那是明智之举，至少在法律上是这样：刘仲敬所从事的相当于分裂主义运动。撇开更著名的针对独立运动活动家的强硬打击不谈，一些较小的地区性分裂尝试，在中国都是惨淡收场。例如石金鑫和他的大中华佛国，1983年密谋失败，新“王朝”总理李丕瑞被判处死刑；李成福和他的万顺天国，这一密谋涉及解放军内部的分裂主义者和在北京发动起义的计划。
刘仲敬的一些追随者也已经出国。
李硕，有传言称他在宣布满洲独立后被当局骚扰。他比刘仲敬早几年移民到美国。尽管早前有传言称他在打扫星巴克的卫生间，但他似乎还算适应美国的生活。他的推特称“我创造了#白左”这个词。他的发帖有时赞美赵本山和希特勒，有时则展示他的枪支收藏照片。
对刘仲敬来说，把自己的理想带到西方去，似乎一直是他的终极目标。
他把自己看作是现代的安·兰德，一个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的意识形态难民。2014年刘仲敬在接受《澎湃》采访时，他明确地表述了自己与兰德的联系：
她到美国以后，一天到晚鼓吹美国价值观——这样一个从文明边缘跑到中心区域的人，爱西方文明胜过西方人自己，就好像蛮族到罗马一样，他对罗马的伟大要比罗马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于是拼命维护这文明，因为这文明代表了他自己的理想，是他长期渴望而得不到的东西，他绝不容许其它野蛮势力毁掉它们――我很能体会她那种心绪。
刘仲敬在美国的长期前景尚不明朗。北大飞，一个喜欢揭穿假新闻的新左派人士，当被问及刘仲敬是否可能是一个新的安·兰德时，好像听到了一个笑话。他的观点是，像刘仲敬这样的“反动”派，对西方的兴趣不如对国内的事件感兴趣，这与张晨晨写的关于中国社交媒体右翼民粹主义话语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相呼应：即使是看似符合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传统的术语（如“白左”），也更多的是在中国身份上做文章。
刘仲敬尽管上了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但大多还是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这使得他和他的安·兰德式目标有了翻译的障碍。他在推特上的主要活动为转发民族身份活动家的推文（如给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推文，“大蜀民國祝賀滿洲國人民在反恐復國的鬥爭中日益強大⋯⋯”）。
无论刘仲敬在拉拢美国野蛮人方面是否有进展，他的思想和术语在中文互联网上依然存在，而且威力巨大。他大部分时间都能躲开网络审查制度的雷达，他的豆瓣文章合集仍然在平台上流传（如通过“冬川豆”微博账号),知乎留言板和专栏博客上也依然有对于他的哲学的热烈讨论。既然中国的巨魔农场能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帖，不难想象这位知识分子暗网中的巨魔之王，其术语和言论也能被轻易武器化。
饭丝
务必远离【来路不明、仅近几年开始活跃】的热心网友或项目，不论他们看起来有多么理想主义、多么善良热情
等等，品葱好像也符合【来路不明、仅近几年开始活跃】这个标准啊。他们是在劝网友远离自己吗？
饭丝
来源：https://mobile.twitter.com/SpeechFreedomCN/status/1369137284679790592
关于“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推特号，请看VOA报道：《记录当代中国文字狱，为“墙国”不再有因言获罪那一天》
最近，该账号的推主险遭钓鱼。
有人冒充自由亚洲电台的某记者联系我说想要采访我，估计是想套取我的联系方式，不知道是官方的人还是网上的社工，但肯定是不怀好意的。由于他的资料过于可疑，我立即联系了他自称的那个记者（图2）核实，对方也说了这不是他。
我没有给他我的联系方式，而是向他索要他的联系方式（想反查一下到底是谁），截止现在接近24小时，他都没有回复。但是在我发推曝光他之后，他立刻就把我屏蔽了，说明他推特还是一直在线的。这一点不知道如何解读，但总之很诡异。我不想曝光他的账号，但可以说他的账号看起来就是典型的水军账号。
评论区的部分内容：
请大家务必注意安全，尤其是肉身在墙内的各位！除非已经完全做好实名出道的准备，否则请千万保护好自己的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年月、所在地、电话号码、常用邮箱、关键履历等），即使是有“权威媒体”的人联系、即使是确定对方身份，也不能随便透露信息（我们也不能肯定VOA RFA就没有飞碟，或者记者的电脑不会被黑）。此外，专业记者有其素养，必须保护受访者，不会逼迫其透露可能威胁其安全的信息。
STAY SAFE. LIVE LONG AND PROSPER.
饭丝
@消极 #130586 我感觉你对诸夏教会的理解似乎有一些问题（也可能是我没懂你在说什么）。
诸夏教会认为中国是被诅咒的、堕落的、充满罪恶的洼地，必将被上帝毁灭，或者说他们并不是“主动屠支”派，而是“支那被上帝预定为垃圾桶因此吃枣药丸”派。由此，他们看待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例如新冠疫情、美国政治局势等等），都认为体现了上帝的旨意，并且指向某个末日论的清算（或许体现为核战，idk）。
他们区分人的标准，并非是诸夏人vs.支那人，亦并非是人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他们区分人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基督的救赎（所谓“因信称义”），这点上他们的观点与主流基督教相似，不过具体来说我估计要相信他们的理论才算有得救的希望。他们经常批评西方（主要是欧洲）人，没有灵魂、没有信仰、自甘堕落等等，并认为自己相比这些空壳一样的人要幸运得多，并不只是批评“支那人”。
饭丝
本人数学渣，不一定有代表性。总体感觉是，此题思路不坏，但是计算太麻烦了。我手动+计算器，用了6分半钟；用factorial的公式来帮助计算，勉强3分钟（不包括审题和思考时间）。
如果把数字改小一点，例如：
5个萨格尔王和2条吃了面包的狗吃饱了没事干比赛爬山，由于山路太窄一次只能容下3人。要求3人中至少有1条狗……
这就可以无压力三分钟内了。
饭丝
勇士。请务必妥善安排好自己的未来，包括但不限于学业、经济、健康方面。
饭丝
要看场合和对象。工作场合不适合开，显得不professional，还可能被指控性骚扰。社交场合的话要看对象，有些人认为很搞笑，有些人认为不礼貌。对异性开黄色玩笑的主要问题是容易被误解为是在传递性信号，如果对方对自己不够熟悉或者没兴趣，社交效果不好。
饭丝
日本本来英语教育不是必修课，直到2011年，英语加入必修课，从五年级开始。
此外日本的英语翻译业非常发达，英语不太好的人也能够接触到大量的英翻日资料。最关键的是，日本没有中国式的信息封锁。
饭丝
饭丝
@libgen #130374 dutymachine 的作者 Nick Chen接受过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我怀疑可能是实名，这样的话可能暴露身份的点就多了……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例如Nick Chen在其他地方有安全漏洞。希望他是在墙外，只是压力之下关闭项目……
另，那篇采访下面列举的其他几个项目，时代透镜，lestweforget都还在。
还有我认为拖着开庭是为了抓人的可能性不大。我记得有段时间忘了是蔡伟还是陈玫的家人说，给他们打到朝阳看守所的钱一直没有被动用，我当时的怀疑是两人中有人出了身体状况，或者被临时转移到其他地方了。当然也有其他可能，政治案件中拖一两年再判的事例其实不少，例如709律师案中一些人从被抓到（秘密）审判就拖了一两年。
饭丝
什么是对中共最具威胁的思想或言行？
我记得@刘慈欣 说过，中共靠的就是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其实还有“组织”和统战。所以所有涉及到这些的，都对中共有威胁。
中共起家也靠的是这些，所以具体来说，赵家人最忌惮的，就是当初他们自己干的那些事（结党结社、外部势力支援等等）。
所有墙外匿名论坛的讨论，大多只能涉及到“笔杆子”。中共笔杆子的思路是“中共统治好，民主政治坏；中国好，美国坏”；“反贼”过去的宣传思路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宣传“民主政治好，中共统治坏；美国好，中国坏”。不过“反贼”相比中共有两个劣势：（1）“反贼”一盘散沙，没有固定的方向；中共则是一个威权主义、等级严格的组织，宣传的大方向始终非常一致；（2）中共要比“反贼”有钱得多。所以一般的“反共言论”，中共不会那么在意，因为他们本身具有很大优势（除非涉及到上面所说的他们自己干过的那些事儿）。但是自己创立理论体系的，其实中共反而会比较忌惮，因为这些人有成为组织实际或者精神领袖的潜力。
饭丝
此外，如果把外语看成获取信息的工具，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墙国封锁信息的现状。所以只学英语还不够。是否会英语+翻墙技术，对中国人来说是区分信息“贵族”和信息“贱民”的门槛。
这里说的“贵族”和“贱民”，不带褒贬，只是描述信息的可得性；以及是能够主动寻找信息，还是所看到的信息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信息就是金钱，知道怎么寻找和使用信息更是一门核心技能，否则数据买卖不会有那么大的市场，否则高薪的咨询行业根本不会存在。
饭丝
@natasha #130272 Can't agree more.
目前最为高质量的信息都是英文的；为了传播需求，其他语言的高质量信息也多会翻译为英文，反之却不成立。所以从信息角度上来讲，学习英文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学会英文，或者至少打下英文基础，就像掌握了一张通向信息宝库的地图。的确，翻译软件能够翻译某些段落，但那是打开门后的事情了；一个人首先需要知道怎么找到路。
家境好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外语培训；国内的“精英学校”，不仅教英语，还有选修的第二门外语。当朝公主上的是什么学校，可以去查查。对他们来说，英语是不是主课都无所谓，他们一样强力度学习。
而家境不那么好的孩子，的确有很多人进入社会后做的工作并不需要英语能力；但也有些人正是因为学校提供的英语学习的资源，而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职业发展机会。如果没有学校的英语教育，他们本身在年纪小的时候，并不会主动去学习外语，他们的父母也没有这个条件为其进行培训。他们成年后依然能自学，但是由于这时候还要忙事业忙家庭，学成功的概率比较低。
公共教育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机会平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英语设为主课有利于教育的目标，而从主课中移除会加剧阶层固化。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认为学校应该将外语设为主课，但是语种可以选择。会外语，就像知道文史哲理化生常识那样，是信息时代的基本素质。但是现实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往往只能教一门外语，那么这时候英语就是自然的选择了（因为性价比高）。
饭丝
Civilization (Bongo Bongo Bongo)（俺就想当野蛮人）
Each morning, a missionary advertises neon sign
He tells the native population that civilization is fine
And three educated savages holler from a bamboo tree
That civilization is a thing for me to see
So bongo, bongo, bongo, I don't wanna leave the Congo, oh no no no no no
Bingo, bangle, bungle, I'm so happy in the jungle, I refuse to go
Don't want no bright lights, false teeth, doorbells, landlords, I make it clear
That no matter how they coax him, I'll stay right here
I looked through a magazine the missionary's wife concealed (Magazine? What happens?)
I see how people who are civilized bung you with automobile (You know you can get hurt that way Daniel?)
At the movies they have got to pay many coconuts to see (What do they see, Darling?)
Uncivilized pictures that the newsreel takes of me
So bongo, bongo, bongo, he don't wanna leave the Congo, oh no no no no no
Bingo, bangle, bungle, he's so happy in the jungle, he refuse to go
Don't want no penthouse, bathtub, streetcars, taxis, noise in my ear
So, no matter how they coax him, I'll stay right here
They hurry like savages to get aboard an iron train
And though it's smokey and it's crowded, they're too civilized to complain
When they've got two weeks vacation, they hurry to vacation ground (What do they do, Darling?)
They swim and they fish, but that's what I do all year round
So bongo, bongo, bongo, I don't wanna leave the Congo, oh no no no no no
Bingo, bangle, bungle, I'm so happy in the jungle, I refuse to go
Don't want no jailhouse, shotgun, fish-hooks, golf clubs, I got my spears
So, no matter how they coax him, I'll stay right here
They have things like the atom bomb, so I think I'll stay where I "ahm"
Civilization, I'll stay right here!
饭丝
饭丝
youtu.be/PEKdt2y1-McAtom bomb baby little atom bomb
I want her in my wigwam
She's just the way I want her to be
A million times hotter than TNT
饭丝
饭丝
@inferior #130080 多谢。我在IYP找到了一篇，《完美替身》，里面介绍了thispersondoesnotexist这个网站。
还有一篇《追踪网络水军团队：如何识别机器学习制造的假人脸 - 案例》，大概是你说的那篇。
饭丝
回答了就是左派了吗？哪种左派？
Super straight = 性倾向为异性不包含跨性别异性。区分于Straight = 性倾向为异性可能包括跨性别异性。如果纯粹讲性向的话，我觉得区分清楚挺好的，减少误会。干涉别人的性别认同、性向、喜欢谁是吃饱了没事干。
至于跨性别女性/男性是不是真实、完整的女性/男性，在什么程度/领域是，如果要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需要事实和数据。指责他人transphobic或者ssphobic，不过是表达社会情绪的口水战，双方争相占领舆论高地的策略。
饭丝
Just kidding.这是https://thispersondoesnotexist.com/上生成的，基于StyleGAN。
这个网站（https://www.whichfaceisreal.com/），考你能否辨认出哪个是真人，哪个是AI。
知乎上（墙内链接）介绍过分辨真假脸的方法（原文（英文）在此）
AI照片有时会产生一些闪亮的斑点（这点经实测，出现概率很小）
AI可能生成混乱或完全不合理的背景（确实如此，最明显的特征）
AI很难生成逼真的眼镜（实测觉得眼镜还是很逼真的，如下图的AI人脸）
AI可能出现其他不对称（然而人脸本来就是不对称的）
AI生成的头发可能不连贯、太直、有条纹（估计理发师看得出来）
AI生成的牙齿通常很奇怪或不对称，乍一看好像戴了牙套（确实，例子如下）
简单地辨别网上的照片是否为真人的方法：多要几张照片（如果要得到的话），因为目前StyleGAN算法不能生成同一个人的多张头像。
经测试，根据背景大法，可以辨认出https://www.whichfaceisreal.com/上90%的假照片；根据牙齿和头发可以辨别出5%。其他方面，至少我看不出AI照片和真人照片有什么显著不同。
补充一个八卦：法轮功曾经用AI生成人脸，创建了大量社交媒体水军账号，为川普竞选提供舆论支持。2019年封了一大批。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191223/facebook-ai-generated-profiles/zh-hant/
饭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