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美关系被形容为“自由落体式下坠”，“新冷战”这个词越来越多出现在世界媒体和观察家的分析中。 然而老胡今天要说的是，中国不会与美国打新冷战。新冷战是要中美双方社会彻底动员、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参与进来的全人类运动，不是美国执政团队和支持他们的那部分精英能一家独定的。把人类重新带回到冷战中，这是历史决不会原谅的罪恶。华盛顿那样干将面临从美国国内到全世界的大量阻力.

冷战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的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苏联有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意识形态，西方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危机感。那两个阵营几无往来，是两个互不交织的平行市场,两个技术体系,供应链彼此隔绝,打冷战给双方提供的政治凝聚力等好处远远大于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

今天的世界高度融合，它不是强行的政治塑造，而是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结果。除非有生死存亡的绝对紧迫性，没有力量能够把世界重新进行政治或者意识形态阵营的彻底分割，那样的倒退会与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本性发生根本冲突。

虽然中国的技术能力仍弱于美国,但市场规模已几乎与美并驾齐驱,试问，美国的芯片如果都不卖给中国了，它卖给谁去？目前它的一半以上产量销往中国；美国的农产品如果也不往中国卖了，部分土地就要撂荒；通用汽车40%的销量在中国市场，如果它退出，就不再是世界有竞争力的公司。

德国奔驰、宝马、奥迪的第一大市场都是中国，欧洲各大奢侈品牌的很大一块利益和未来希望也在中国这边。欧洲很多古典而美丽、但却萧条的城镇因为中国游客的到来而更容易延续繁荣与骄傲。欧洲人虽不喜欢中国的意识形态，但与中国交往并未妨碍他们保持自我，反倒是与中国“脱钩”让他们感到未来的某种悬空。

诚然，为了紧迫的国家安全，为了不遭到 “东方恶魔”的入侵和奴役，西方人是可以毅然决然行动起来，联合起来的，无论多么痛苦都与中国打一场生死攸关的新冷战。谁被逼到绝境时都能做出不惜代价的选择。

然而问题是，中国是那样的恶魔吗？中西之间真如华盛顿说的那样“你死我活”吗？美国至今拿不出华为监控世界的任何证据。反倒是“棱镜门”计划把德国总理默克尔都监听了，让欧洲人记忆犹新。说中国军事扩张、侵犯他国，结果都是一些边境和海洋权益纠纷，中国只是与周边国家一样，有一些在海上宣示主权的行动，中国与那些国家30多年未开一枪了。中印刚刚在边境打了一场“群架”，连印度总理都说中国没有入侵他们的领土。

美国说中国在篡改好莱坞，因为好莱坞为扩大中国市场而对个别片子某个不太重要的情节元素做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的修改，还有孔子学院里不允许使用攻击中国的材料，这些都被当作了中国要改变美国意识形态的证据。而稍有理性就能看出，这些只是在中美交往时，中方争取得到尊重的努力，完全不涉及中国对美国内部规则的修改。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保持一点客气和入乡随俗，难道不应该吗？

特朗普政府虚构了一个西方世界“受到中国独裁威胁”的场景，对于这样的虚构性，美国和西方很多人是有不同程度感知的。以这样的虚假信息和欺骗方式来动员对华旷日持久的新冷战，这对美国的执政团队和支持他们的政治精英来说有着根本的困难。所以，动员西方国家都不使用华为设备，华盛顿可谓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接下来它要让通用、麦当劳、苹果、VISA还有耐克全部撤出中国，美国大学都赶走中国留学生，行得通吗？让德国和欧洲的企业，还有日韩的公司也都撤出中国，那些国家会跟吗？

所以老胡说，我们瓦解新冷战要比美国把新冷战坐实的可操作性和胜算大得多。美国少数地缘政治狂希望不断激怒中国，通过双方一来一去的加码互动，对美国和西方社会开展进一步的极端政治动员，以获得对华打冷战更激烈出招的授权。

有人问，难道我们就忍气吞声了？面对挑衅就无动于衷了？当然不能。美国若踩到中国底线，非要打，那么即使热战，中国也不怕。关于这一点，美国懂，蔡英文当局也懂。世界有中国在被冲击底线时会怎样断然反击的记忆。

中国是见过世面、有着充分韧性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塑造了我们坚定的意志，也赋予了我们充分的理性和智慧。今天的中国既不能怂，也不能冲动式地“豁了”。老胡已经多次倡导，中国人应当做的是与美开展地缘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略大周旋。

我们今天有着强大凝聚力，同时有绵延不绝的发展潜力，我们在全球有很多朋友,他们在从新疆到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这一切共同为我们对美开展战略大周旋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有充分能力顶着美国压力继续执行自己的议程。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美国越是试图搞新冷战，我们越要扩大开放。这样的中国对美方的新冷战野心将构成前所未有的战略泥潭。我们将拖垮对方，美国终将在其内部形不成真正不惜代价的决心，也在西方形不成一致对抗中国的凝聚力。所谓新冷战，将成为美国实力单方面的漫长消耗。那里很适合建造一座存放美国超级大国辉煌回忆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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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两件事

崔敏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有过多次曲折反复，其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事件，对法治的走向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影响特别重大的事件，当属一反一正的两件大事：一是1958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二是中共中央1979年发布的64号文件。前者，对中国法治建设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后者，则是拨乱反正的指导性文件。在学习、贯彻四中全会《决定》之际，回顾一下这两件大事，不无现实意义。

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于1958年6月23日召开，至8月20日结束。会议的气氛极度紧张，思想批判伴随着组织处理，重锤猛砸，把司法部党组打成了"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对董必武的法律思想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会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谈话，不仅阻断了刚刚起步的法治建设进程，而且对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法治，从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预做了铺垫。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负面效应影响深远。但是，基于某种原因，以往多年对它却鲜有提及，即使从事法学教育和政法工作的同志，也大都不知道那次会议的真实情况。因此，有必要对会议的来龙去脉做简要的介绍。

会议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重视法治建设，仍然沿用了战争年代的习惯做法，以政策代替法律，以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来推动各项工作，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在我们党内，真正懂法、爱法、护法的是建党元老董必武。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1954年转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度主管政法工作。他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指出群众运动有副作用，他说，"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他指出：不断开展群众运动会"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进而指出：法制是人类文明中主要的一项，"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1954年制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和几部国家机构组织法，开创了法治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期。1956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宣示要"逐步健全法制"。董必武在八大的发言，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提出"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强调"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法律"。由于董必武在此前后提出了一系列健全法制的论断，被后人尊称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人"。

然而，在如何对待法治建设的问题上，董必武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主张并不契合，毛泽东青睐人治而不赞成厉行法治。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把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也当作"右派观点"批判了，许多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因主张审判独立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送去劳教或发配边疆，身心备受摧残。

事情到此并没有了结，紧接着又将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政法机关内部，认为"政法部门普遍存在着右倾思想，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的进攻极为猖狂"，于是决定在政法部门大动干戈，这便是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由来。

会议的开法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陆陆续续开了将近两个月。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司法厅（局）的负责同志，部分军事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以及司法院校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律师，共440人。当时的说法："这是全国司法干部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批判（共贴出大字报12000张，平均每个参会的人要写近30张）。

这次会议的奇特之处，是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排除在外（他事先也不知道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1958年5月27日，董必武受中央委派，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参加三国的党代会，返回途中还顺访苏联，一去就是两个多月。正是在董老出访期间，中共中央于6月10日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指定彭真为政法小组组长、罗瑞卿为副组长，董必武只是小组成员之一（从此，由彭真取代董必武主管全国政法工作）。随即，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便在6月23日召开，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展开了对董必武法律思想的批判和清算。攻击者有备而来，被批判者却毫不知情，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会议的结果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贯彻"反右派"精神，痛批所谓"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并采取组织措施，把司法部党组成员6人另加正司级干部3人共9人打成了"反党集团"（会后，司法部被撤销，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公开惩罚的是司法部，主攻的对象却是董必武。尽管未公开点名，但会议批判的基本观点，大都引用董必武所讲过的话，斥责"一些法院干部"死抠法律条文"，，"对法有了迷信"使法成了自己的一个"紧箍咒""；"把法神秘化、偶像化，成了束缚自己对敌斗争手脚的绳索，有时还想强加于人，束缚兄弟部门的手脚"。对照董必武提出的"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等论断，这一批判的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会议结束后，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核心内容是下面一段文字："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把政法工作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主动地向党委反映情况，请示和报告工作。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把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痛批依法办事，不点名地敲打董必武，强调"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把政法工作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便是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

两位主席昭告"要人治，不要法治"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结束后，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借评论公安、司法会议发表谈话，他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人民日又说：不要法治。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其时，在座的刘少奇插话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是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八大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一席话，可谓一锤定音！这就对前几年的法治探索做了定论，"要人治，不要法治"便成为最高领导层的决策。

会议产生的影响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认为法律只是束缚人们手脚的累赘，没有法律反而更便捷，以致任意毁弃法制。在"大跃进"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等"五风"泛滥，对稍不顺从者随意打骂关押。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直接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并入公安部，使司法机关成为公安机关的附庸，完全取消了三机关的互相制约，毁弃了起码的诉讼程序，这就为各地随便捕人和胡乱判刑，甚至随意杀人敞开了大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加之由于"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折腾，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形势极端严峻。乃至高层领导也大声疾呼：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认识反复导致更严重的恶果

1962年5月，党内二把手、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主持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又亲自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他十分痛心地指出：总的经验教训是"这几年的政法工作，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的办法来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他还公开否定了"驯服工具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明确指出：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他甚至说：""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刘少奇的这些讲话，言简意赅，句句铿镪有力，三言两语就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对多年的积弊下了一剂猛药，目的是引起全党和政法部门所有同志的高度重视，认真去解决问题。

可惜，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和采取的纠偏举措，并未能在全党取得共识，更未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不久，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使刘少奇的纠偏陷于停顿并迅速转向。从此，"左"的一套愈演愈烈，直至1966年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号召"砸烂公检法"，煽动打砸抢抄抓，带来了无法无天的10年内乱，以致当年主持第四届司法工作会议的彭真和罗瑞卿，以及曾经倡导、而后又明确否定"驯服工具论"的刘少奇，都成了"绝对领导"的牺牲品。这个教训何其惨痛！

二、中发〔1979〕64号文件的发布

64号文件出台的背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0年内乱。随后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文革破坏法制的惨痛教训，认识到"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必然乱国"，进而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把我国带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紧接着，1979年7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定颁布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结束了长达30年无法可依的局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由于过去多年法制废弛，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群众，普遍轻视法制，有法不依已经成为习惯。在"两法"颁布以后，如果不改变传统的观念，法律的规定很难得到认真执行。为了保证"两法"的切实实施，中共中央又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著名的中发〔1979〕64号文件。这个文件，直接针对的是保证"两法"的实施，但它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是对全党全民进行法制教育，准备厉行法治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64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64号文件高屋建瓴，首先指出：刑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接着又指出："我们党内，由于建国以来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长期没有重视，否定法律，轻视法制，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经成为习惯……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制定的法律就难以贯彻执行，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些问题，表明我党下决心要厉行法治。顺势而下，中共中央对"两法"实施做出5项指示，这5项指示的标题分别是：

1．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办事，坚决改变和纠正一切违反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错误思想和做法。

2．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司法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

3．迅速健全各级司法机构，努力建设一支坚强的司法工作队伍。

4．广泛、深入地宣传法律，为正式实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做好准备。

5．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要带头遵守法律。

上述5项指示，条理清晰，内容全面，论述深刻，切中时弊，要求明确而具体，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鉴于以往党法不分，强调"绝对领导"带来诸多弊端，64号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要理顺党法关系。文件明确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今后，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进而强调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做法。"

64号文件的意义

64号文件是在政法领域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是我党准备依法执政，迈向法治国家的宣言书，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提法（过去只提"法制""法治"，"中央决定取而忌谈）并郑重宣布：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它是汲取无数血的教训的慎重决策，也为后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奠定了基础。

经历过"反右派"和文革10年内乱的"反右倾"许多同志，看到这份文件，激动得热泪盈眶。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感慨万千，"这个他说：文件是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以来，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最深刻、最好的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强调"改善党的领导"，与64号文件一脉相承

中发〔1979〕64号文件发布后，邓小平又对民主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论证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说：问题是党善不"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过多，干预过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又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律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他语重心长地反复强调："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

如何正确地、恰当地处理党法关系，是我党几代领导集体探索了数十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倾向，就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邓小平响亮地提出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强调"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把执政党如何领导政权机构以及如何摆正党法关系讲透了。这些论述更有现实的针对性，可以看作是对64号文件的进一步发挥。

三、历史的经验不应该忘记

综上所述，1958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和中发〔1979〕64号文件的发布，是对我国法治进程影响巨大的两件大事，尽管时空相隔21年，但却有内在联系，是互相反衬的。前一件大事的直接后果，使当时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戛然而止，并为毁弃仅有的少量法律做了铺垫，助长了"大跃进"中"五风"泛滥，进而导致无法无天的10年内乱，使人民吃尽了苦头；后一件大事，则是痛定思痛，直接否定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倡导的"绝对领导"和"驯服工具论"，是在政法领域的彻底拨乱反正。从64号文件再前进一步，十二大以后几次修改党章，都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破解了"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难题，为后来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铺平了道路。

遗憾的是，对中国法治建设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这两件大事，后来竟被人们忘记了。不仅年轻人不知道有过这样两件大事，甚至高等院校的法学教授和年富力强、正在挑大梁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也未必了解。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说有过一个64号文件，更不要说半个世纪以前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了。这不能责怪官员和学者们无知，而是以往多年历史尘封使然，以致人们现在要想看到中发〔1979〕64号文件都很难。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也逐渐消退了，甚至连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改善党的领导"也不提了。这看似一种怪现象，但它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与此相应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又不时听到一些与64号文件背道而驰的提法和做法，把在拨乱反正中正式否定了的错误观点和提法，又重新捡了回来，复归到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倡导的"绝对领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而且一下子竟退回去50多年！这种现象让人难以理解，令人心寒！

中发〔1979〕64号文件，是饱蘸着血与泪写出的一个历史性文件，它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党对那种非理性的极"左"路线造成诸多恶果的深刻反思。如果将这些凝聚了丰富经验和血的教训的正确指示都忘记了，那就有可能再次迷失方向。

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一"历史对一个国家、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失去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但愿我们都能牢记这一金玉良言。

最后，回到本文的正题：对法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两件大事不应该被忘记。■

（作者为法学教授）（责任编辑王彦君）

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江案真相大白。老胡强烈谴责肇事者张某钢为报复社会而搭上20条无辜生命的犯罪行径，并且呼吁所有网民一道予以痛斥，不留任何为其行为进行道德开脱的空间。 人间会有种种不如意，张某钢离异，在公房拆迁的补偿问题上也没能遂了自己的愿望。他已经52岁，属于基层草根人物，社会有理由就加强对这个群体的关怀和照顾进行探讨，并且做出各种努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构成对罪犯张某钢给予同情的理由，他的个人境遇与其报复社会的残忍做法之间没有任何道义关系。

用摧残无辜生命来报复社会，这种“独狼”的阴魂决不能被原谅。为他们进行任何辩解都可能鼓励其他各种严重不如意者走上类似绝路，那些潜在的报复社会者会误以为那样做在众人的眼中是有道理的，甚至是可以得到掌声的。

前几年一些报复社会者没有受到社会的足够谴责，有的甚至被标榜为“义士”，舆论场上的那股歪风导致了一些报复社会的模仿者，让更多完全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

请大家注意，中国社会这些年是不是在推动公平正义方面不断做出努力，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呢？就看新冠疫情，中国政府是否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到了首位呢？中国各地仍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必须鼓励以合法合理、至少不伤害无辜者的方式加以推动解决，报复社会的“独狼式恐怖主义”决不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助攻”予以道德美化。

我们呼吁各地政府加强基层工作，对各种不如意、尤其是不幸者给予更多关怀，要在一些人陷入绝望的时候伸出温暖的手拉他们一把。对潜在的报复社会犯罪苗头，要以最大努力防患于未然。要让我们的基层有更多温情，要不断创新营造基层社会温暖的方式，扩大公众参与度。在这个国家不断进步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实现报复社会的案件越来越少。 https://weibo.com/1989660417/

最近，不仅英国，其他西方国家也有一些表示要因为国安法“庇护香港人”，给他们提供签证和居留权等。作秀呵。

有国安法就没人权了？

西方一直骂中国内地“没人权”，比香港“黑暗”多了。那就多给中国内地公民签证和居留权呗，允许更多内地人去西方移民呗。

否则，多虚伪啊。中国内地有14亿人，很适合西方国家表演他们的悲悯，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发签证。

当然了，这一切要在疫情过去之后。现在即便一些西方国家用八抬大轿子抬，绝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会去。

他们那里太乱了，我们不敢去。

其实，新冠疫情中的表现让美国、英国等完全输掉了人道主义的道德高地，它们现在应当说是在非道义的臭水坑里扑腾，怎么还好意思继续冲中国打人道主义的牌，很牛掰地、带着响声甩到桌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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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红线都很清楚，当个别异见人士强行撞红线时，我认为不是勇敢，而是逞能，想出大风头。他们那样做对今天中国的进步没有价值，是一种脱轨的畸形表演。

老胡一直认为，中国需要不断推动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在现实中的相互协调，这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这需要官方和包括持自由派价值观公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官方要在不断塑造、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同时，积极探索扩大社会的表达空间，增强体制的包容性；舆论活跃人士则要把开展建设性批评，不让自己成为社会团结和国家政治、法律安全的破坏性力量作为共同遵守的底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探索，而且它很可能是中国的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领域。

每遇官员，我就利用机会提意见，破除官僚主义是关键项，官员的工作既要对上负责，也一定要对下负责，要真正争取民心。民主、自由可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明确内容，千万别忽视了。对舆论活跃人士，我则想说，心中一定要装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真实利益，要掂量自己言行的实际效果。千万别因为美国和西方赞赏你的言行而飘飘然，美国现在想要拉西方一起把中国往死里整，他们特别喜欢你，挺你，你难道没有一点道义上的警觉吗？你一点也不因此瘆得慌吗？

今天中国的最大挑战是要回击美国的战略打压。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在做正义的事，有意义的事，但到底是不是，或者打没打折扣，请把自己做的事是帮了美国打压中国的忙，还是有助于中国抵制美国的打压，作为一个最简便的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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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在我的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我出身在江苏省射阳县兴桥镇，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饿，拾麦子、挖野菜，吃榆树皮，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从事新闻工作38年，大半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自己亦怀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写出。这样的事情已经过去快50年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件事了。我当了大半辈子新闻记者，报纸上登的总是按上头需要或允许写的。如果不把三年饥荒这段真实情况写出来，我心里感到对不起那段历史，对不起老百姓。

现在适逢自己出版散文集《盐阜家谱》，得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了却一段文债。籍以奠祭在那场大灾荒中死亡的家乡亲人，怀念带领我们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母亲。

——李锦

吃 食 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人最难忘的是受苦受难和大起大落的日子。

在我生活中，对农村印象最深的是两段历史，一段是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一段是1980年的农村包产到户。

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忆是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的。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确实，在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

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诗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 特产 " 。这样的句子，不讲究什么文辞，读的时候特别流畅，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

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1021845.html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夜突破300万例。想想看这是多么巨大的数字，中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达到湖北当时的感染密度，加起来都比300万少很多。美国现在从疫情的角度看是个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而连续两天，中国的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为零，这与美国形成强烈反差。老胡认为，就凭这一条，中国人今天就有权利指着华盛顿的鼻子，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他们。而华盛顿如果尚存一丝羞耻感，它就该闭嘴。

事实却是，华盛顿骂我们反而骂得很来劲，好像中国是每天新增确诊五六万人，总数破300万，而他们是零新增一样。没什么说的，我们碰到了一个真正的流氓政府，事情就这么简单。

https://weibo.com/1989660417/

特朗普政府因为WHO不帮着他们竞选连任，而宣告退出该组织。全世界都看得懂这一点，而这个丑剧竟然能够在美国披上道义的色彩。真是的，美国的政治功能不仅老化了，而且陷入了老年痴呆状态。自己的表演有多丑，全然不知。

世卫组织不就是没有配合美国，把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责任一股脑甩锅给中国嘛？在特朗普最需要摆脱抗疫失败责任，让中国充当替罪羊的时候，世卫组织没有像澳大利亚当局那样给它当哈巴狗咬中国、吠中国。

美国政府堕落成了十足的国际流氓政府，如何与华盛顿的流氓主义打交道，不仅是中国，也是这个世界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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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昨天发了一条中文微博，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微博还注明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文含义：统治东方。该微博引起很多中国网友的反感，认为它是对中国公众情感的冒犯。

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传统上管符拉迪沃斯托克叫海参崴，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这座城市的名字一直标注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俄方曾希望中方把海参崴这几个字拿掉，中方没有同意。

众所周知，海参崴等中国领土是在1860年签署的《北京条约》中割让给沙皇俄国的，沙皇俄国是近代史上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今天在黑龙江黑河市，还有一个瑷珲历史陈列馆，里面展示着当年沙俄侵占江东六十四屯的惨烈场景，那段历史永远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

老胡反对俄罗斯使馆发这个微博，这是我的基本态度。关于那段历史，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痛苦的记忆之一，我认为俄罗斯使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这样写不是对中国公众尊重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与该使馆增进中俄两国民间友好的使命之一不相符合。

除了这个基本态度，我还要借这个机会打开中国互联网上围绕那段历史的心结，说一些大实话。

首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等城市所在的那些土地都是中国的故土，但他们今天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对这个事实，我们中国人需要接受。无论我们对那些故土有多少感情，中国作为国际法的维护者都不能表达我们有意在未来收回那片故土的任何官方意愿。

不改变领土现状是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基石性原则。每个国家的人民都热爱自己的国土，无论它在历史上是什么机缘、通过什么方式得来的。领土的旧账可以通过文学和历史记述，但是不能轻易拿到外交中摊开，否则它一定会演变成国家之间的对立乃至仇恨，而人为改变领土现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意味着战争。

中国在失去海参崴的那个时代太积贫积弱了，那是一段国耻。然而毕竟过去一百几十年了，无论是今天的中国人还是今天的俄罗斯人，都无法对那一段历史负责。今天的世界地图与一百几十年前的世界地图相比，很多地方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如果把旧账一页一页地翻回去，那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

老胡作为活在当下的一名中国人，说实话，我最大的意愿就是中国的领土维持现状。我不希望我活在的中国失去一寸土地，我也不希望它开疆拓土。因为我知道，无论是中国缩小还是扩大的过程都将是动荡的，甚至是血雨腥风的。

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既足够大，也一寸不多余。我最希望的是，我和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的一生都在和平安宁中度过，他们的个人幸福与这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同样重要。

我怀念故土，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但我不认为这样的怀念可以变成推动国家奉行旨在收回故土政策的激进意识形态。一旦出现这样失控的民族主义，它决不会被世界接纳，而且它指向的决不是中国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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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近日几次发声，很多人支持我，但也引起了部分舆论的争议。一些人指责我，还有人谩骂我，骂的很难听。最恶劣的是一些人编造针对我的谣言，捏造我没说过的话和没有做过的事。有的人写出很极端的文章发到公号上，一边搞他们的“意识形态斗争”，一边刷流量、骗打赏，骂老胡似乎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意。

我想说，作为公众人物，老胡接受受到部分舆论攻讦的现实。我不觉得自己有权利要求舆论场上的声音对我都是友善的，在我看来那过于奢侈。不能不说，舆论场上存在一股打击老胡的力量，这是舆论生态的一种自然平衡。

在此我尤其想说，非常感谢支持我的众多网友们。是你们给了老胡力量，增加了我直面指责、不惧打压的勇气。有你们在，老胡就不是孤军。

对网上的恶意造谣诽谤者，老胡想请他们注意守住不违法的底线。在任何法律中，都存在“诽谤罪”的罪名，而且它被视为舆论场的首恶之一。就我本人来说，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回应的，但如果有的谣言对我造成实质性困扰，我是有可能奋起依法追究的。骂老胡、扣帽子、起各种外号，都没问题，但编造恶意中伤的谣言，就是违法。在此我要提醒那些不知深浅，看到涨粉丝、打赏落入腰包而不亦乐乎的人，请看清楚了你们的脚是否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

老胡是击不垮的。我忠实于中国人民谋求美好生活的根本利益，忠实于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的中国国家利益。我的意志要比骂我的人更加强大，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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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过洞庭》

张孝祥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这是我认为，写洞庭之景，写得最空灵，最静谧壮美的诗词，没有之一。作者说妙处难与君说，倘若我置身于这样的景色中，那种“妙处”怕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这是一首天时地利人和的词作，换作其他人，其他时间，其他地点，任何一个因素变动，都不能得。唯独是张孝祥，“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景与情与心境和谐共生，才能写出这样的词。

结尾好一个扣舷独啸，难抑豪气，激动，人生难得有此情此景，能够令人浑然忘我。这样的景色心境不适合浮一大白，也不适合对酒当歌，唯独一“啸”，还要扣舷，才能毫无违和感，才能不迫不露，与情境融为一体。

结尾句又让我想起辛稼轩的《水龙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倘若用“扶”，用“抚”，用“摸”，都不合适，唯独要一个“拍”字，才能显示出内心潜藏的深厚的悲愤和沉郁。

又如李重光“醉拍阑干情味切”，这里的“拍”是一种潇洒，一种恣意放纵，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

一藏一放，动词之妙用，几人能会?

https://zhuanlan.zhihu.com/p/21834739

今天是端午节，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节日之一。传说吃粽子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有关，人们愿意相信这个关联，从而让这个节日拥有了比普通节日多一层的意涵。

不扯那么远了，老胡祝大家节日快乐。我在北京，因为这波疫情还没有过去，能去的地方不多，不过在家休息也很惬意。

愿其他地方的朋友们能有更开心的休闲放松方式。

疫情没那么可怕，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之一，我们有理由过得比任何地方更积极，更放松。[作揖][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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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大多数红卫兵都 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学生，追隨毛泽东的號召，为共產党、为无產阶级和新中国未来而举旗造反。

红卫兵有一特征，就是没头脑，也不思考，不讲道理的搞批斗，把批斗对象骂成狗。

只要出身地主，既地主狗崽子，帮资本家做过事，在私营企业当过白领，即是资产阶级的狗腿子。把刘邓修正主义派骂成资产阶级走狗，把不同派别骂成丧家狗…。

《走近周恩来》的作者权延赤在其书中写了这么一段：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 “江青同志，开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而江青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是讨论这个问题吗？”江青忽然放开嗓门，声音尖厉起来，“你们是不是怕我听见？啊，光明正大嘛，为什么让成元功到门口拦挡我？你是什么意思？”

“汪东兴，你叫成元功进来，当面跟江青同志说清楚。”周恩来吩咐。汪东兴出去叫人，江青一脸怒容，突然大叫一声：“成元功是一条狗！”

成元功是总理的老卫土长，江青这样骂，实际就是骂总理，并且与她的身份太不协调了，完全是市井里的泼妇样子。江青尖厉的声音又响：“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到了1977年，毛夫人江青被打成了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首犯。江在受审时说“当年撤出延安时，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妇女只有我一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在网上，骂老胡为狗的有不少，让老胡感觉文革狗遗风至今仍遗传，，毛夫人江青的狗作至今还有人顶礼膜拜。

文革“狂犬病”一旦得上，很难根除，“毛主席的一条狗“，文革余孽至今还有不少遗留在世。

中印两国军人在加勒万河谷爆发严重肢体冲突，印方称，印军有3人死亡。据老胡紧急向知情人士了解，我方也有人员伤亡。我要在这里对印度人说，千万不要把中国的克制误判为软弱，千万不要在中国面前傲慢自大。中国确实不想与印度冲突，但决不怕冲突。希望印度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保持自知之明。若它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更大冲突，对它自己和对地区都不可能有任何好处。希望它不要从中国这里讨进一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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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特公司星期四宣布关闭17万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传播对中国政府有利的虚假信息”的账号。什么叫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什么叫对中国政府有利的虚假信息？这些全是由推特公司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来定义和扣帽子的。

推特公司关闭的这些账号主要针对香港事态和新冠疫情发了信息，它们大概反映了中国大陆社会的立场。由于它们基本上都是用中文发帖的，绝大部分显然不属于华盛顿所称的“中国外宣”行动，而更像是不太懂英文的普通中国人或海外华人所为。

中国大陆内外都有很多人对美国和西方构建的反华舆论铁幕非常愤怒，完全自愿地在推特和脸书等西方社交媒体上注册了账号，发表自己的观点。在香港和新冠疫情问题上，大部分普通中国人的看法都与政府态度高度接近。这是一种罪过吗？他们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权就应该因此被剥夺吗？

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就时政发言的人基本都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不光中国大陆以及来自各地的“自干五”是这样，香港的“黄丝”们和香港示威的境外支持者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美国那些高喊要中国对美国新冠疫情损失“承担责任”甚至“赔偿”的人，立场先行得难道不更厉害吗？

一般网民都会突出传播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信息，放大对立面的负面信息，有几个人会在发帖的时候考虑“信息的平衡”？

在推特上攻击中国的声音一直占优势，绝大多数账号如果单独拿出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偏激。推特作为一个平台，它的“平衡”恰恰是需要一些与反华声音立场相反的发言来参与实现。

现在推特把反映中国大陆声音的17万个账号一并封杀，是把自己整体上朝着与中国态度对立的方向又推了一步，是它拒绝做一个中立客观平台的又一宣示。

这就像推特上有特朗普、蓬佩奥、卢比奥，但同时也有拜登、佩洛西、奥巴马，它在美国国内才算是平衡的。特朗普和拜登经常讲完全相反的话，对一件事做出南辕北辙的延伸解读，推特作为平台，它能断言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撒谎吗？

美国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美国在言论领域比较宽松，这是中国人以往的普遍印象。但是近来美国社交媒体对来自中国的声音反复打压，一再震动了我们：原来美国的言论自由有着“普世的限制条件”，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它的意识形态底线都是毫不留情的高压线。那里对中国的“小粉红”“自干五”有着高度的警惕和排斥，隔一段时间就会对他们做一次集体的驱逐，以确保美国和西方价值观的主导不受到干扰。

随着中美出现越来越多贴身的交手，也随着美方把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以往那个“民主、自由”美国的形象不断在中国社会中被颠覆。原来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家，不仅严以律人宽以待己，而且经常赤裸裸地搞双标。那个国家的霸权主义夹杂着大量的流氓主义，它的人权观念不仅在很多方面虚伪，而且经常稀奇古怪，比如200万人感染新冠疫情、11万多人死亡，他们居然不认为这是人权问题。

毫无疑问，美国在中国人这里已经从早些年的道德高地彻底跌落下来，其不堪入目的另一面正一页一页地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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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标记正在美国和欧洲被推倒，波士顿的哥伦布雕像甚至被斩首。这样做对不对，那是美欧社会的事情，中国人只需旁观。

但是香港的情况正相反，那里的一些人在为前殖民主义统治者歌功颂德，跪着向他们喊爹。太贱了吧，你们的爹，你们的祖宗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

一定要把这种歪风邪气扭过来，香港的“二次回归”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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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空降军宪兵营部署到华盛顿，拉开了美国军队直接介入平息骚乱的序幕。特朗普总统非常强硬地表示要派成千上万军人上街镇压，轰动了全世界。美国华盛顿主教区主教对特朗普做出上述讲话后去圣约翰教堂拍照表示“感到愤怒”。

这段视频(美警车野蛮冲撞示威民众)是美国网友在老胡推特下留的，老胡发到微博上，给大家看看，大家自有判断力。

特朗普总统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宣称他要派“成千上万的军人”上街平息骚乱，真牛啊。他的话能不能吓住美国的抗议者，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肯定把香港的暴力示威者们吓得不轻，让香港支持暴乱的极端反对派也都失魂落魄。

另外，我同样不知道美国的骚乱会如何发展，但我预测，香港局势的外部环境将有深刻变化。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道义基础被严重摧毁了，西方也会变得恍惚犹豫，难以围绕香港事务恋战。

中国人善良、诚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们不惹谁，也会在遭到胁迫时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们没那么强大，但又强大得足以捍卫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权利。

时间会证明，中国大的处世态度是对的。

我们愿意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而与我们和平共处也是所有外部力量对待中国的最佳选择。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警方星期一宣布，他们在驱散示威者时，遭攻击后开枪还击，一男子中枪身亡。众所周知，香港去年闹了大半年，没有一名暴力示威者被当场打死。而美国的骚乱刚发生一周，击毙就已经出现。美媒同一天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视频会议上指责各州州长们对示威者太“软弱”了，他对州长们说，你们必须抓他们，追踪他们，把他们关进牢里10年。

更令人震惊的是，参议员柯顿星期一发推特，拿101空降师威胁示威的“恐怖分子”。他还说，为了恢复秩序，第10山地师，第82空降师，第1骑兵师，第3步兵师都可以被使用。他叫嚣，“要让叛乱分子、无政府主义者、骚乱者和抢劫者无容身之地”。

真狠啊，这些美国的政客们。要知道，他们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在香港问题上，连警察发催泪弹、使用水炮车都要谴责，贴“镇压”标签。而美国的骚乱时间才这么短，和平对话解决的努力可以说还没有尝试，一线警察就开火了，大量国民警卫队上阵了，总统亲自督战要求地方官员“强硬”，参议员叫嚣动用正规军，连该使用哪些部队的番号都摆到了桌面上。这就是“民主灯塔国”真实的样子？

他们用来教训别国的“人权”在哪里？对生命的珍惜在哪里？对动荡没有一点容忍度，一上来就要置骚乱者于死地，他们之前对其他国家维护法律秩序而进行的无以计数的谴责、怒斥，那些“站在道德高地”的夸夸其谈，原来都是假的啊！轮到自己时，他们要采取的是“一切手段”，而且看上去多一天失序都不能容忍。问题是，他们面对的只是一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反抗者，如果他们遭到有组织的颠覆行动，他们将会干出什么来？他们不会扔一颗原子弹吧？

今年美国先是世界最大的疫情，然后又出了眼前的骚乱。中国人，让我们好好认识这个“灯塔国”* *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时间星期六凌晨通过记者会宣称，中国制定涉港国安法已经把“一国两制”的承诺变成了“一国一制”，他表示美国“将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

他同时表示，将制裁“有损香港自治”的官员；暂停被认定为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学生入境；指示金融工作小组研究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上市行为，等等。

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记者会。特朗普肆意捏造涉港国安法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变化，妄言中国内地和香港从此“一国一制”，而无视两地从政治制度到治理体系和社会风貌的巨大差异。在同一个记者会上，特朗普还宣布与世卫组织切断关系，他声称中国“完全控制了”该组织。而全世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相信这一指控。特朗普团队自己最清楚他们给世卫贴这个虚假标签是为了给自己抗疫不力甩锅、煽动美国公众对外仇恨的竞选策略。

华盛顿正在开启更大的赌博，不过美国经济的脂肪已经没有过去厚了，它又因为新冠肺炎而咳嗽着。特朗普团队手中的筹码远没有他们对外咋呼的那样全面、充裕。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宣布几项对华打击时，都是说将那么做、开始那样做。华盛顿到底往前走多远，恐怕要算计美方自己的损失。香港每年为美国贡献几百亿美元贸易顺差，那里牵动着许多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另外，如果取消香港居民赴美的签证便利，必遭报复，产生很多美国人跟着受损的连锁反应。

用“脱钩”来惩罚中国，这是一些美国精英很刺激的想法，一刀两断的想象能够满足他们俯视中国的傲慢。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只想在高科技等狭窄领域与中国脱钩，大路货的美国产品他们巴不得往中国卖更多。他们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地方与中国脱钩和什么地方与中国摽得更紧都由他们说了算。

中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美国想往前折腾多远，中方都将坦然奉陪。按照特朗普总统宣布的计划折腾下去，华盛顿将很快站到香港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对立面。他们把香港社会与内地社会等同对待，自会帮着两地公众进一步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美国将彻底失去在香港社会享有的信任和好感，后者对它的态度必将改写。

中美关系变糟，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已在削弱中国家庭送孩子去美国留学的意愿。美国如果把有吸引力的学校和专业向中国学生关闭，将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对赴美留学含金量的评估。那样下去，将有大量孩子放弃赴美留学计划。美国把“好专业”全捂起来，“差专业”敞开来多收中国学生，这样鱼和熊掌兼得的局面是白日做梦。

至于制裁官员，加强对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监管，这些已经说了很久了。特朗普总统是拿它们来充数，以此增加美国社会对他的制裁措施“既有规模、又有力量”的印象。

美国决打不蔫香港，更压不跨整个中国。说到底，华盛顿的大小王不就是对香港增加关税、让香港居民获得赴美签证更难些吗？它们都会带来问题，但往整个世界看，往香港的未来看，再从香港背靠祖国的大视角看，这些都是局部和临时的曲折，它们决定不了香港的命运。

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这里退出，那里制裁，只会把自己折腾得越来越瘦，也越来越虚弱。

他们的这套极端玩法无异于一个超级大国的慢性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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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威胁要对明尼阿波利斯“暴徒”“开枪”的推文，被推特标注为“违反禁止颂扬暴力规则”。

老胡要问香港那些“打砸、纵火”的“勇武”激进示威者们一个问题：

你们是与明尼苏达州因抗议警察暴行而烧了警察局的示威者站在一起，还是与威胁要向“暴徒”开枪、扬言军队坚决支持州长的特朗普总统站在一起？

我期待你们的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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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制定港区国安法会破坏“一国两制”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试问：哪个国家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又有哪个国家会允许其中的一个行政区域在国家安全领域成为空白,任由一些势力与外国势力勾结，危害该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呢？

基本法23条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国家安全法，然而香港回归已近23年，港区一直没能完成这一立法。香港一些极端反对派势力煽动民众抵制23条立法，美英等国长期支持这一抵制，从而在香港舆论中形成了对23条立法提都不能提的偏执价值取向。2003年，香港出现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就是针对23条立法的。反对国家安全立法也成为香港极端反对派联合美西方势力与中央对抗的长期焦点。

没有国家安全法的约束成为香港各种混乱愈演愈烈、价值体系越来越偏离正轨的最大原因之一。法律拿破坏国家安全的极端分子没有办法，助长了他们的嚣张，那些人的表演给香港社会做了极其恶劣的示范。

这一切必须结束。制定港区国家安全法是确保“一国两制”不脱轨必不可少的保障，是给香港高度自治系上一条安全带。既然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这一立法无望，那就需要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赋权担负起这项工作，把一部港区国安法制定出来，让迷失了方向的香港找回自己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坐标。

这样做的法理逻辑十分明确，现实紧迫性也很清楚。至于制定港区国安法就是所谓破坏“一国两制”、扼杀香港高度自治，这是把美国利益作为价值原点的歪理邪说，是不顾香港已经回归中国这一根本现实的颠覆性狡辩。

我们相信，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能够理解中国制定港区国安法，不会被华盛顿对北京的攻击带了节奏。我们注意到，华盛顿正试图纠集西方盟友联合攻击中国。西方一些国家参与了表态，但迄今真正恶狠狠声称要作出“非常强烈的反应”的也只有美国。

哪个国家都需要国家安全的保障。这是一般西方国家只要不带偏见就能够体会的政治、法律需求。

北京显然已经下了彻底阻断外部势力对港干涉和坚定重建香港国安价值体系的决心，并且会为推进这一进程不惜代价。什么样的威胁都不会管用，多疯狂的对抗北京都准备面对。无论是华盛顿还是香港内部的极端势力，我们都想奉劝他们不要误判形势，以为可以通过各种压力阻止这一立法和它接下来在香港的贯彻实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宣称，北京绕开香港立法会制定港区国安法是“敲响了香港高度自治的丧钟”。我们要说的是，丧钟的确敲响了，但它是美国对香港事务肆意干涉的丧钟。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中国主权下、而非美国操纵下的高度自治。我们会用事实让华盛顿搞懂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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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在美国时间星期三达到了高峰。特朗普连发数推，先是不点名骂中国的“一个疯子”，说他指责“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人都应该为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病毒负责”。在包括老胡在内的抨击他无中生有、要求他说清楚是哪个中国人发过这样声明的舆论压力下，他后来声称是中国的“发言人”说了那样的话。昨天夜里到今天上午，几十万中国人在老胡嘲笑特朗普以他的团队中造谣者为原型虚构中国“疯子”的微博和头条号下点赞，嘘特朗普，这对白宫绝对构成了舆论施压。

他的新推特没有说是哪个中国的“发言人”。昨天出面的中国发言人有两位，一位是政协发言人郭卫民，一位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大家不妨打开他们的谈话记录看一看，两人有谁说了“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人都应该为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病毒负责”那样的蠢话吗？当然没有。我要说，他特朗普政府是当今世界登峰造极的对外甩锅者，只有他们才能毫无底线地对外斥责，装出一副清纯样。我今天必须说，美国政府对它的国家迄今已经死了9.3万人、接下来还会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亡负责，他们的手上沾着那些人的鲜血。我很纳闷，特朗普现在晚上睡觉睡在白宫，他就不怕那9.3万人的阴魂会半夜围着白宫转，管他要说法吗？

其实特朗普团队在耍一个手腕。昨天特朗普怒气冲冲地发这些推特，是要给白宫编篡的一份长达20页的“中国罪行报告”出台做铺垫。那个报告很快就出来了，从各个方面恶毒攻击中国。蓬佩奥也几乎是同时在记者会上猛攻“共产中国”，用了“残暴”等极端字眼。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连环操作。

所有这一切既出于美国部分政治精英与中国势不两立的长期敌意，也同时受到特朗普选举急迫需求的推动。夹在这一系列操作中间，特朗普发出另一个推特，宣称北京“希望拜登赢得总统竞选”。这才是星期三这篇攻击中国“长文”的点睛之笔以及收官之论。特朗普团队的战术逻辑是：开足全部马力咒骂中国，让美国人往死里恨中国，然后点拨一句：中国希望拜登胜选。他们认为这样最能把那些恨中国的美国人的选票纳入自己的囊中。

老胡今天发了两条推特，第一条说：“正相反，中国的网民们很希望你连任。因为你能让美国变得古怪，让世界讨厌，促使中国团结，还能让国际新闻像喜剧一样好玩。中国网友都叫你“川建国”，就是帮着建设中国的意思。”

我在第二条推特中写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摆脱了贫困，越来越多中国人过上了西方人一样有房有车的生活。它让中国强大，30年没卷入任何战争。白宫充满年迈多病贵族对一个蓬勃发展青年般的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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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声称，美国可以切断整个中美关系，这样美国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

老胡这么对大家说，就是这位总统不久前在记者会上建议新冠肺炎患者注射消毒剂来杀死身体里的病毒，大家记住这一点，再听他说要切断与中国的整个关系，就不会吃惊了。

我想说，特朗普先生的表现越来越超出老胡和世界上很多人对一位正常大国总统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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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今天谈一个问题：我们能淡化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彼此的共同价值吗？这是个重大问题，美国动员西方社会一起打压中国，最廉价的方式就是煽动西方国家强化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中西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在被美国越来越有意识地进行工具化利用。价值观同盟现在成了在西方很有市场的一个观念，一些力量在推动什么都以价值观划线，矛头就是冲着中国来的。现在一些印度人也受到忽悠，想往西方的价值观联盟里凑。

我认为，中西之间的制度差异原本没有理由过度意识形态化，也不应转化成价值观冲突而无处不在，更不应被地缘政治化。美国是这种对立的疯狂打造者，我们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与各国一起探索不同政治制度社会相互尊重、彼此交融的方式。虽然这是颇具挑战的工作，但值得我们尝试、努力。

中西大部分意识形态摩擦出现在日常双方对“言论自由”的不同认识和西方在这方面干预中国事务所造成的僵持上。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有空间采取措施，大幅减少中西摩擦的数量和强度，不让这个问题成为中西之间如此突出的碰撞区。

第一个方面中国需要加速国内的探索，让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协调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共识。言论必须合宪，不能够与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相抵触。另一方面，在不违反宪法的基础上，言论需要有更多的空间。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在言论方面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都需要向这个大原则靠拢，从而减少中国内部这方面的摩擦。这会让外部干预中国的借口大幅减少。

在对外领域，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自信的不断增加，我们对各种反华、厌华言论的承受力注定会越来越强，外界搞一些涉华闹剧，我们也会不那么容易“被伤害感情”了。只要不触及中国的实质利益，他们愿意折腾，不妨随他们去，那样也会使中外摩擦缩减一大块。

从长远看，中国强大起来的过程势必要包括我们在价值观领域与外界兼容度的逐渐提升。这一部分将来源于我们有力证明自己做的很多都是对的，改变外界之前对我们的误读。还有一部分要来自于我们主动探索与外界打交道的恰当方式，引导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国与大部分西方国家关系的逐渐和谐。美国的国家机器看来会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长期死磕，但是化解与西方中小国家的价值观对立不应有战略上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在人为的道理在这里应当是成立的。

也许我们要对有效缓解中西价值冲突多一些战略性重视，也要多一些这方面的信心。我们这方面的资源其实挺多的，相应的调整对我们内部的长期稳定和对外关系的不断优化都是有利的。在这当中，一些人恐怕需要避免一个认识误区，仿佛我们自己越坚决，越敢于对外冲突，越是立场坚定的表现。

我们其实真正需要的是外交大环境的不断改善，让美国用操弄意识形态摩擦来打压中国的低成本方式变得昂贵起来，不断增加其疯狂对华政策的孤立。

老胡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情，然而唯其难，才更有意义。这应当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我们战略上的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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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首先欢迎对我呼吁中国应扩大核武器数量的批评，这个态度昨天我已经表明了。今天我来对那些批评做一些回应。

第一，主张中国增加核武器数量，这本身就是反和平的。这种指控有一些是理想主义的，那些人对核有着完全的厌恶。当然了，不排除这当中还有一些人的立场和感情没有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在一起，甚至站到了它的对立面。如果是外国人这样说，完全情有可原，但中国人这样说，我只能用上面两种情况来猜测他们对我的愤怒。

第二，中国需要保有多少核武器是严格计算出来的，我的主张不专业，是拍脑袋的。老胡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没错。但如果认为只有“军控专家”才能够谈论核武器，这样的理解太狭隘了。中美博弈是两个大社会之间的事情，核威慑所要塑造的不光是对方军队的态度，还包括对方政治、经济以及舆论界的心理，针对的是整个对方的国家意志。而对于国家意志的了解，老胡一点都不低于军控专家。我的意思是，很显然，我有权利参加这样的讨论。

第三，中国的核威慑走的是模糊战略，老胡不该挑明中国需要有多少核武器。其实老胡说的1000个核弹头以上和100枚东风-41以上，都不是精确数，而是量级概念。我觉得，经我这么一说，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中国的核威慑模糊战略并没有变“清晰”。我的意思是，过去中国比较弱的时候，美国没有要与中国死磕的意思，中国当时有一些核武器可能真的就够了。但现在，中国核威慑的量级需要提升。都是模糊战略，过去美国人估计中国有“几百个”核弹头，今后我们要做到让他们朝着估摸中国有“一两千个”核弹头去模糊。如果中国都已经被美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了，美国继续很确定地认为中国只有“几百个”核弹头，那么对中国来说将是危险的。 中国不需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但随着华盛顿打压北京战略意志的提升，我们的核威慑必须随之提升。无论用什么样的计算模型来得出中国所需核弹头的数量，这个常识性逻辑都需是它们的基础。

2006年的时候，有两名美国学者在《外交》杂志上发文，宣称通过计算，美国有能力一次性摧毁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部核力量。如果美国决策者们和大量政治精英们也带着这样的自信来推动、制定压制中国政策的话，那将是很糟糕的。

第四，即使中国想扩大核武库，也应只做不说。中国不应大声喧哗这件事，老胡同意。但完全悄悄地增加核弹头，在某一个阶段可以，长时间那样做，老胡反对。核武器就是用来威慑的，完全藏起来掖起来，还要它们何用？天安门大阅兵，每次最受关注的都是战略导弹方队，那就是展示给外界看的。

请不要限制中国媒体人说什么。中国的舆论光谱太窄了，以至于老胡这样的人发一个帖子，就能如此轰动，这很不正常，也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看看美国那边每天会出多少针对中国的声音，我们这边又能出多少针对美国的声音？老胡就是要按照我理解的中国国家利益，怎么想就怎么说。美国人是不是会担心，会不会受不了，这不是我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如果说我要考虑点什么，我会更多考虑扩大中国这边的话语空间，增加中国对美博弈的舆论资源。我觉得我这次直抒胸臆，与我的这个愿望是不矛盾的。

最后我想说，直觉告诉我中国会增加核弹头的，而且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直觉。因为中国实际上别无选择。

1989660417

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我们热爱和平，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核武库来抑制美国的战略野心和对华冲动。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需要有很强大的意志来应对挑战，而那样的意志离不开东风和巨浪家族的支撑。

别太幼稚了。别以为核弹头平时没用。我们天天都在使用它们，默默用它们塑造美国精英们对中国的态度。我听到有专家说，核武器够用就行了。我觉得他们像孩童一样天真。

有人会因为这个帖子骂老胡是战争狂。他们应该去这样骂那些公开与中国为敌的美国政客。老胡永远希望中美友好相处，但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不是求来的，需要战略工具来塑造。尤其是，我们面临着与越来越不理性的美国进行艰难的互动，对方只相信实力。

其实我们没多少时间围绕该不该增加核弹头扯淡，我们需要只争朝夕做这件事。

1989660417

娱乐新闻又开始刷屏了，娱乐圈里那些八卦事又占据舆论空间最突出的位置了。这从侧面说明，抗疫达到了相当的效果，人们的心情在松弛下来。

总是这样的，危急关头，就会靴子咚咚作响。缓和了，就又是高跟鞋闪亮登场了。

老胡也希望，各种“靴子”永远在后台，少一些社会屏住呼吸听它们的声响来揣测未来的时候。

然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并且知道，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

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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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有言论自由，然而言论自由又必须是有边界的，这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共性。

把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协调统一起来，这或许是中国社会治理最大的挑战之一。“一收就紧一放就乱”，这反映了中国的一些管理者和舆论活跃人士从不同方向都存在偏颇。各地的官员们很希望“舆论平平静静”，不愿意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支付必要的舆论成本，他们向宣传部门和舆论机构提出了过多的管控舆论要求。而舆论活跃人士则很愿意强化言论的冲击性，给具体问题上纲上线，一旦有了更多舆论空间，他们往往为了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而开展“批判竞赛”。这两种情况共同干扰了中国正常的舆论空间建设。

翻翻几年前的微博，上面的违宪言论真可以说是一搜一大把。另一方面，有的一般性话题也在各地官员和管理者的推动下被不应有地“管控”了，这样的情况也决非个例，甚至有的地方治理对“删帖”形成了依赖。

这样的僵持需要打破，没有这种打破，中国社会就会长期缺乏应有的弹性和韧度，围绕舆论的纠纷将层出不穷，不断拖累内部的治理质量，也会在对外交往中遭遇意想不到的被动。

我知道，这是一项很艰难的探索，由于有美国和西方势力从外面搅和，渗透它们的影响，会让这项工作增加更多的实际操作难度。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都需迎难而上，去逐渐厘清这个我们很多问题的源头。

中国有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我们的言论体系肯定也会与他们的不一样。西方的情况决不能作为中国的标准，与此同时，西方提供的既有教训，也有经验，两种制度不是刚性的隔绝，我们要防止一种局面的出现，那就是不要因为西方攻击我们“言论不自由”，我们就把这个领域的差异性和对抗性置于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建设之上。西方一定会攻击我们的，我们不能被他们的攻击牵制，而应把推动国内治理的合理化和现代化置于首位。我们一定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国内有较大共识，国际上（西方只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拥有更多交往韧性的舆论生态。

我们无需因为各种曲折而灰心，我们应不断有所作为。

1989660417

中美关系成了今天的样子真是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新冠疫情带来了新的冲击，两国关系的动荡很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振幅。中国人没有谁希望这样。

不断有人说，这是中国自己招来的。那些人主张中国应全面对美展示善意，大幅退让，以期重获美方的信任，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不能不说，那些认为是中国搞坏了中美关系，只要中方从根本上改变态度，中美关系就能大幅缓和的主张者们过于天真了。中美关系恶化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原因，不能说中方没有值得反思和更加精准把握对美政策的地方，但是美国对华态度改变的最大推动力是中美实力格局的不断变化，美方不接受中国成为与之并驾齐驱平等力量的可能性，这是最根本的。

很多人说，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那么好，那样的气氛为何不找回来？乖乖，80年代的时候，苏联是美国的头号敌人，那时还较弱的中国是美国极力要拉拢对抗苏联的对象。当时中国的战略位置就像今天的印度一样舒服，那个时候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大体支持的政策。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强大起来的中国已被华盛顿视为头号战略对手，美国政治精英中甚至有人在动联俄制华的念头，这样的结构性变化和它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按照那些人的想象要美国恢复当年的对华态度，中国最需要做的首先是把发展的时钟倒播回去二十几年，而且要在让美国放心方面走得更远一些。这意味着中国首先要停止高科技进步，让美国的全面科技领先高枕无忧。中国还要彻底放弃经济总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长期态势，专心于低端产业，不能在中高端制造业参与与美国和西方的竞争。

这些还远远不够。它还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台湾问题上完全接受美国的主导，无论台湾当局做什么，华盛顿怎么说，北京就怎么做。如果美国要让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等，中国不能阻拦。中国还应接受南海问题的国际仲裁，拆除在南沙岛屿上的新建设施。达赖快要走到生命尽头了，怎么安排转世，华盛顿会要求中国接受达赖的方案，最终要让西藏回复到达赖集团的控制之下。还有新疆，等等。对了，我差点漏了，香港问题美国也会有要求，它要帮着那里选出一个与北京对抗的特首，打开香港“独立”的真正可能性。

最终美国还会要求中国大幅自我限制发展核武器和所有战略打击能力，自废武功，永远做一个能够随时被美国制服、在关键时刻不敢对美国说“不”的战略屈从国家。

大家觉得，在这些问题上中国能退让吗？而且，退让到哪里是个头？看看当年的苏联解体后美国放了俄罗斯一马吗？没有。俄罗斯原封不动保持了苏联的核力量，这还是不让美国放心，美国不遗余力地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压缩它的战略空间，所以才有了步步紧逼的北约东扩，终于将俄罗斯压向了反弹。

美国真正要做的是削弱中国，让中国彻底失去相对于它的战略竞争力，在做不到把中国搞垮搞残之前，它会一直耿耿于怀，野心不减。

很不幸，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警惕已经充分激活，它将长期发作，不可能重新休眠。无论导致这种激活的中美互动可以给予什么样的评价，但现实已经成了这样，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中美关系再往回看已经没有意义。留恋过去是用小资情调面对粗犷的大历史，它是一种软弱和面对未来的胆怯。我们必须以现实主义的坚强往前看，接受我们崛起为大国后必将面对的风雨，用新的意志、新的智慧迎接未来挑战。

我们是骑在自行车上享受过去优越的国际大环境的，今天我们坐在汽车和高铁上，我们必须承受这样的速度带给我们的全新压力。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渴望鱼和熊掌兼得，今天的年轻人要比老胡1978年上大学时的那一代人更有担当。

中国的承受力也已是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有中国人独特的抗压哲学，我们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也不会从我方反向刺激中美之间的对立与对抗。

中国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方式会是崭新的，崭新的，崭新的，我们需要给历史一个惊喜。

微：1989660417

看来方方女士对遭到批评不太适应呵，还要问我“你以为你是谁”。我不认为我“骂”方方了，但方方对我的文章使用了“低级而阴暗”的定性，还要让我的名字留在“记忆的耻辱柱”上。还好，她没管我叫“胡不群”。 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社会需要包容“方方日记”的存在，这是社会多元所应有底线涵义。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而坍塌掉，我支持这个判断。这个社会需要有真实的更高承受力，而不是仅仅嘴上说说。

同时我要说，公众有充分的道义权利表达他们对“方方日记”的强烈不满，这同样是多元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在看到疫情几乎吞没欧美并导致严重得多的人道主义灾难，对武汉抗疫整个过程有了更大的认识场景之后，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和感受也会发生变化。

方方应该坦然、更有风度地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思考这种变化的真实原因，而不是掉入斗争思维中，以为自己遭到了“迫害”。

那才是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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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疫，老胡又不能不感叹，美欧社会的承受力真是很强。

他们居然能够承受得了死那么多人，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就这样，他们政府的支持率居然还是上升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抱怨非常有限。这两天，美国每天还在死上千人，但是感染的基数大了，死亡率稍微下降了点，另外纽约州的数据出现了微弱下降，社会上立刻就有了些许乐观，股市蹭蹭往上涨。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一个省死一万几千人，到最后可能死几万人，老百姓能接受吗？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舆论十分平静。人都死那么多了，这算啥？这就是纽约的逻辑。还记得当时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还有，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有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那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包括一个小区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环卫车运送的，也引起了海啸般的声讨。

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湖北红会动作慢了些，不仅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一批红会官员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女王出来讲个话，煽个情，或者专家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先把情况说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真真把公众吓着了。然后总统再宣布一个比那种极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标，大家就会觉得，嗯，政府做得还不错。怎么觉得美国的公众那么好耍啊？

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如果说大家都认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标准就是比西方高很多，那么也行。但问题是，每次中国网上形成公共舆论事件时，激烈的抨击者们可不是那样的态度，那种情形显得，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这种罪过（它当然是个问题，老胡决无否认的意思）好像真的比美欧国家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大。

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而且究竟是中国这边的舆论厉害，还是美国那边的舆论厉害，还真不太好说。中国有很多人很喜欢拿西方的一些事情做标准来开展国内的批判，但中西之间的一些认知和逻辑显然有一些误读和失调的地方。总的来看，中国很重视和谐，但大社会的和谐又必然有一些脆弱的地方。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动态稳定？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加以定义。

窃以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有必要走更加实事求是的路线，政府也不要“装”得无所不能。中国不能够学西方那一套，遇事先撂一些“真实”得吓人的东西，最后事情没那么差，从而混过去。但也大概没必要遇到事情就安抚社会，到头来事情做不到那么好，舆论对这样的“维稳”并不喜欢。重要的是，让一切尽量回归真实，那样的治理会更顺其自然，也让方方面面更轻松，更容易操作。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对它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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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宣布封城好像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难相信它就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自那以后，整个世界都变了，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被认为深不可测。

可以说，所有人都把新冠疫情看错了。还记得1月20日钟南山第一次在央视上说人传人带来的巨大震动吗？1月23日凌晨，其实是22日深夜，武汉宣布封城决定，那动静更像是扔了颗原子弹一样。短短几十个小时，整个中国社会被彻底惊醒，也陷入了一定的慌乱。人们将愤怒和惊慌全都倾泻到了湖北省官员和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身上，是他们宣扬“可防可控”，是他们到了1月18号还在搞武汉万家宴，21号还在搞团拜会，而且还在月初训诫了8名谈论“武汉发现了SARS”的医生，人们坚信，这场危机本来可以避免，就是因为上述表现所反映的官僚主义导致了疫情的暴发。

对于武汉封城，人们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西方出现大量针对封城的人权质问，国内也有一些人怀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小题大做”。接下来的抗疫是在舆论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浪潮中进行的。对一些人住不进医院和医护人员缺少防护物资的猛烈批评，对湖北红会行动迟缓的无情鞭挞，还有对高官在记者会上念稿子和对基层工作者行为粗野的潮水般的指责，构成了那段时间舆论场令人难忘的一幕。追责，反思，大概是当时互联网上热度最高的两个词。

所有那些批评和思考都有确凿的来龙去脉，也是应当继续坚持的。然而老胡必须指出一个天大的事实和它天大的影响，那就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场新冠疫情在中国上演的仅仅是一个序幕，它的真正暴发，那种全球大流行病的超级暴发，那种比武汉猛烈不知道几倍的对经济社会体系彻底的冲击，随后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接连喷暴而出。

原来这才是这场终将改变人类历史轨迹的新冠大疫情全面展开时的样子！欧洲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了新的湖北，不，是湖北疫情的加强和放大版。意大利、西班牙的死亡人数迅速破万，会继续增长到多大没人知道。法国英国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而美国政府在吹嘘了一两个月“风险很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后，眼看着转眼沦陷成新的疫情震中，竟然直接预测可能死“10至24万人”。现代的西方世界成为了新冠病毒对人类最为血腥的屠戮场。

在武汉所发生的所有错误都在西方国家重新、并且更加严重地又犯了不止一遍。武汉曾经上演的那些不如意，比如病人住不进医院等等，都在那些欧美国家以极限的方式重现。所发生的这一切像一顿密集的冰雹把中国人之前对这场疫情的认识砸满了坑。换句话说，中国人过去的所有诘问和看法都还在，然而这些强烈的事实在重置了环绕我们这些认识的大场景，我们观察问题的格局被改变了。事情的原有脉络依旧，然而我们认识它们的思想材料和尺度进行了质的添加和重组。所以人们的感受和聚焦的重点都在随之变化。

我们曾经以为，问题根本出在缺少舆论监督，如果我们有那几名医生不被训诫的舆论环境，以及武汉和湖北官员“大维稳”的观念能够不那么强烈，这场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然而从欧洲到美国，都是西式“言论自由”的中心地带，那里也没有“维稳”的目标，但悲剧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那些国家一一推倒。

那么，是武汉更不容易避免最初的错误和混乱，还是西方国家更不容易避免呢？答案显然是前者。对武汉来说，新冠病毒毕竟是全新的疾病，对它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出问题，首先有一个科学层面的局限。而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站在中国肩膀上的，而且武汉封城又是对这种病毒不可控危险的震耳欲聋的宣告。

武汉封城时，美国只有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英国的确诊病例是零。尽管不排除一些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已经进入了欧美社会，但他们无疑是少数量的，是完全可以及时筛查出来并且从容应对的。

1月23日以后，中国形成了湖北战场和全国战场两大战线，我们一边探索，一边上演了全国其他省区市对新冠病毒的围歼战。西方国家如果参照了中国从广东到黑龙江任何一省的做法，都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清理掉国内零星的感染病例，确保疫情不在本国大规模暴发。

然而那些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两个例子，而是它们的集体陷落带给了中国人一份原有反思之上的更大反思。看过去两个多月，有无数角度和线索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然而那个最强大的事实铸成了一个引力越来越强的重力场，强迫我们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在重塑我们的思想方式。

疫情仍没有结束，中国与外部世界形成日益强烈的反差。这个反差不是侥幸出现的，它有着强烈的制度性基因。我们前所未有地发现，中国的毛病真的有很多，但这个国家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又是那么的靠谱。我们对问题的批判实为国家和民族上进的自我鞭策。是的，自我鞭策很重要，但原则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抽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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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先说大字报。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事实上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下写出来的。它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毛泽东觉得，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冲破原有的秩序，使群众放开手脚地行动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立刻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给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谁是“应该坚持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释。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领导，他们的话没有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657－658页。这些规定，自然同毛泽东的设想南辕北辙。同一天，中央在一线的领导人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并向各大中学校相继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仍很难控制局面。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设立“打鬼台”，四处揪人，并且有社会上的坏分子混入。张承先回忆道：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工人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张承先回忆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4－135页。

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讲话。工作组还作出规定：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批准；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二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关于这件事的简报批转全国。批语写道：“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已经出现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事件。”“二十一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二十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取。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回首“文革”》（下），第639页。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了“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大力控制局势。

毛泽东离开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对运动的看法和正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同（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杭州。他在湖南的长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时间思考运动的发展趋向后，来到武汉。七月六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要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后，送给江青。他在信中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多日来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形势极为严峻，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乱”过程中造成种种损失，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自然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以维护秩序的意图直接冲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美国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0万，死亡人数超过1700人，最新的24小时新增死亡380人，其危急程度已经甚于中国疫情高峰时期的情况。美国面临着疫情不断恶化的严峻挑战。

老胡愿意跳出平日里与一些美国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向抗疫中的美国人民表达坚决支持。 …… 病毒不认国界，我们对抗疫的支持也必须是超越国界的。

衷心祝愿美国社会取得抗疫成功，强化人类抵抗疯毒的共同防线。

美国人民加油！美国的抗疫加油！

https://www.weibo.com/

老胡发了个微博，表扬了下多国医护人员，并向他们致以敬意。还特地写道：

“医护人员中有高很比例是平时柔弱的女生，但她们面临可能失去生命的风险时，像男人一样坚强。”

就因“像男人一样坚强”这一句炸了锅，挨了骂，说老胡是大男主义，封建思想严重。

老胡觉得很冤，女生是柔弱点，男生是坚强点，何错之有吗。

在韩国，政府机构正在利用监控录像、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和信用卡消费记录来帮助追踪冠状病毒患者的近期活动，并确立病毒传播链。 在意大利伦巴第，当局正在分析市民手机传送的位置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人遵守政府的封锁令，以及他们每天通常行走的距离。一位官员最近说，大约有40％的人走动得“太多”。 在以色列，内务安全部门准备开始使用手机位置数据的缓存——最初是用于反恐行动——以精确寻找可能已感染该病毒的国民。 随着世界各国争分夺秒地遏制这一大流行，许多国家正在部署数字监视工具，用于施加社会控制，甚至将安全机构的技术用在自己国民身上。卫生和执法部门有理由如此迫切地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病毒传播——即使这样使用监控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脆弱平衡。 然而，为了对抗现在的大流行病加强监视，可能会为今后进行更具侵入性的窃听打开永久性的大门。公民自由专家说，这是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学到的教训。 9·11事件发生将近二十年后，执法机构如今掌握着更强大的监视系统，例如细致精确的位置跟踪和面部识别——这些技术可能会被重新用于反移民政策等进一步的政治议程。公民自由专家警告说，公众几乎没有办法挑战这些由国家实施的数字行动。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00326/coronavirus-surveillance-tracking-privacy/

1925年10月，上海江湾港口，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出。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口，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

这群年轻人，与其后数批国共两党选派学生一起，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赴苏联学习革命。除超两百名国民政府考派留学生外，出于巩固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这些人里还包含20位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有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也有于右任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以及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廖仲恺之子廖承志、邓演达之弟邓明达、张发奎之弟张发明。

当然，要员子弟名单里，还有无法被忽视的蒋经国，日后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他，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大公子。

思想上，蒋经国也积极向革命靠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必先革心》，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一篇蒋经国留苏期间最早留下的文字记录，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贴上墙报《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将这位年仅15岁的作者拔擢为《红墙》的编辑。

即便如此，蒋经国的生活此时还是平静而浪漫的，直到被国内风波打断。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反苏反共”。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不久，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发表给父亲的公开信：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冯洪国，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响应国民党的“清党反共”政策后，在1927年8月2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当你追随反革命分子之时，我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因此，我现在和你这样的反革命父亲断绝一切关系。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农工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209

这场大疫注定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一些人担心中国不会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不这样看。我相信，问题相当明显，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的反思就已经开始了。有些话并没有公开说透，在中国的语境下也不会彻底说透，但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些反思在进行中的明确证据。

首先，中国撤了那么多官员，湖北和武汉的主官都换了，更具体的负责官员各地免了一大批。而且我相信这种免职没有结束。虽然有些官员在被免职时没有说原因，但是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咱们不妨看看西方的情况，从意大利到韩国再到西班牙、法国，疫情的暴发程度已经完全呈现出包括湖北省在内中国疫情严重攀升时的态势。但是那些国家因此撤了什么官员吗？反正我还没有听说。意大利陆军参谋总长也染上了，这要在中国，他没把军队管好，自己还染上，防控工作是怎么做的？他一定会遭到舆论上的麻烦，但他在意大利没事。

中国人一直在深究疫情发生的流行病学之外的脉络，这种深究是对的。其实早期的犹豫不决、侥幸、对疫情轻描淡写，发生在了几乎所有国家，但西方国家基本没有这方面的诘问，或者有人质问了也引不起注意。在西方社会好像根本找不到责任人，大家也没有很高的兴趣去找。这与中国社会不断回溯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从这场大灾中找出“人祸”的所有蛛丝马迹完全是两个态度。

我一点都不认为中国社会这样做是过分的，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是中国社会强烈进取心的表现，我们总是认为自己还有应当改善的空间，很担心纠错不彻底。其实中国对改进和更加深刻的改革一直都很推崇，我们这样做的动作往往也很快。正因为这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

然而我也不能不对大家说，就像一个人的毛病很难改彻底一样，一个社会的集体问题也很难如我们期望的那样，一发现就做到根除。有的时候，一个国家里的问题就像河道里的障碍物一样，有些我们把它们清除掉了，有些是因为河水涨了，把它们淹没了，船也就继续前进了。

武汉市政府在开始时无疑出现了严重过失，很多人相信这种过失有我们体制性的原因，并且认为换一个体制这个悲剧就能避免。后来事情的发展明显打破了这种论断，因为西方不同国家的不同体制也都出了他们各自的漏洞，导致在武汉已经吹响“封城”的哨子之后，那些国家最后还是中招了。

这个事实是非常冷酷、强烈的，老胡反复讲这个事实，我希望所有人都接受它。一方面不要否认疫情在武汉的暴发是应当避免的，而且是有可能避免的，不要否定我们的制度有自己的软肋，被病毒突破了，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是存在将疫情消灭在最初阶段可能性的。另一方面，也不应宣扬这样的软肋是中国独有的，鼓吹它是我们的制度“根本上出了问题”的证据。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欧美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制度能够自带对抗新冠病毒的铜墙铁壁，而且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立刻就被刺激起来，亡羊补牢，而欧美的制度至今想都没想这一点，现在什么样，它们准备下一次碰到危机还什么样。

中国人需要保持坚定不移的科学精神，同时做到政治上高度清醒、成熟。我们的严肃反思与政治上的高度自信应当是充分协调的，决不能让两者变成打架的关系。一反思就反思成政治上的自我怀疑，或者为了保持政治坚定而不容任何反思，都是要不得的。

武汉开始行动慢了，国家后来的出手非常有力，西方国家随后纷纷中招，这几个事实我们要有能力和胸怀把它们同时装进自己的观察框里，不回避事实，意味着不回避它们三个事实中的任何一个，否则我们就是在背叛实事求是的原则。

总有人说，老胡在左右摇摆，其实是因为那些人太偏激了。他们真的是有人抱着大象的腿，有人摸着大象的鼻子来跟老胡争辩大象的样子。这种时候，老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们。

https://www.weibo.com/huxijin

英国瑞典都很有钱，平时也被认为医疗服务水平很高，结果新冠肺炎一来，它们宛如成了穷国，患者还比很多国家少，就“救不起了”，只能“物竞天择”，是活是死由上帝和患者的抵抗力来决定。而国内一些人居然帮着论证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如何“科学”，着实让老胡受不了。

欧洲一些国家放弃对轻症和疑似冠状肺炎患者的医治，提出“群体免疫”的概念，就是说让足够多的人感染新冠病毒，最后形成集体免疫力。现在还没有疫苗，对这种会让无数人面临死亡风险的国家不作为，国内一些人居然帮着阐释它们的科学性，老胡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https://www.weibo.com/huxijin?is_hot=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连发推特怒怼美方，并且根据美国CDC承认“部分死于流感的人可能实际上死于新冠肺炎”，提出质疑：中国的病毒有可能是从美国传入的。他认为美方欠中国一个解释。这些推特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舆论场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美国的防控黑洞越来越大，有理由质疑，美国就是欠一个解释。而且中国官员普遍说话谨慎、刻板，出一个赵立坚这样的，不嫌多。这种观点认为，看看美国的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还有那些参议员，都在怎样说中国，和总统一起红脸白脸的，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个人推特上质疑美方并要求一个解释，无论从常理还是外交策略上说，都不过分。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美方说话不讲证据，信口胡诌，但中方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在道德上就需有高于美国政客的标准。这种观点认为赵立坚的说法没有确凿证据支持，属于“阴谋论”，不利于中国形象。

外交是很专业的领域，中国外交官如何对外说话，其中的语境有着我们普通人未必了解的微妙。老胡建议，大家信任我们的外交官，让他们独立工作，给他们更大的对外表达空间，不要把外交官的对外说话动辄拿到国内舆论场上来，在国内的另外一个语境下品评。那样会束缚外交官的手脚，妨碍他们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机动性。 https://www.weibo.com/huxijin

在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出现缓和迹象之际，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求在市民中开展“感恩教育”，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反感和愤怒。

应对舆情汹涌，中国当局迅速删除了相关的报道。其后，湖北省委书记应勇3月8日紧急“灭火”，赞扬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积极支持配合党委政府的各项防控措施”，“我要向武汉人民、湖北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在中国当局应对疫情展开的舆论“正能量”宣传战中，王忠林的此番讲话被评论为“用力过猛”，“翻车”，刺激出来的民意反弹是当局最不希望看到的。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1800636

星期五读了六神磊磊题为《假如你家漏水淹了楼下的地板》的公号文章，不点名隐晦地批评了他，今天觉得还是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得罪一下这位微信当红写手。

六神磊磊精读金庸，善于借古讽今，假金庸人物编排现世社会的段子，转着弯骂人。但他通常不属于网上最偏激的，有事时也常非跳得最高的，又有文采，算得上在互联网上自成门派。老胡虽然也遭过他骂，但舆论场本就无需装文弄雅一团和气，每每读到他骂我的文章时，倒也觉得有趣。

然而这次我要批评六神磊磊，不是因为他之前惹着我了，我要和他谈的是公共利益的大义，我认为他写的那篇文章欠了中国人民为抗疫做出的巨大牺牲一个公道。他在文章中把这场如今已经扩散向全球的疫情比喻成你家漏水淹了楼下很多人家的地板，你不认错，反而挖苦楼下不会抄作业。招来他很多粉丝的喝彩。我读到这篇文章，先是很生气，但是过后冷静下来，我想这位我的前同行也不是“四大恶人”之外的又一恶那种，应该尚能交流，或者打打笔墨官司。

我想说的是，六神磊磊这篇文章给我这么个印象：他活在甚至沉迷在自己的江湖里，并且用这个虚拟江湖的是非善恶去想象中国正在面对的现实世界。他也许真的是读金庸小说读多了，他的思维结构非常敢于“高于生活”，想飘就飘，想轴就轴，我怎么想象，世界就什么样。

连WHO这样的权威机构都明确表示冠状病毒全世界都有，它的源头至今没有搞清，反对给它贴地域性的标签。钟南山院士也明确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发源在中国。但是六神磊磊却号召中国人一举把这个他形容为楼上漏水把楼下很多家都给淹了的责任包揽下来，满世界赔不是，他主张这才是中土人民和政权应有的美德。

我相信六神磊磊应该是不知道，美国和西方现在有一大帮人就想做出是中国祸害了全世界，也就是中国漏水把下面的全楼都给淹了的定性。你以为你是高风格，你以为这会在全世界为中国赢得好感？中国这样主动背锅只会给充满恶意的势力提供攻击我们的更多把柄，他们还可能以此为契机对中国进行更加实质的发难。

这场疫情来得很突然，在它之前，美国将打压中国的战略推向最近几十年的顶峰。看看美国是如何不遗余力要搞死华为的，就知道美国现在一些有能力塑造对华政策的精英对中国到底有多狠。这场疫情决不会打断那些人的恶毒施策，他们很希望这次灾难能够将中国人的团结和凝聚力冲散，让中国经历一次再也恢复不了的内伤。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参议员柯顿那些落井下石的言论，六神磊磊先生真的不觉得他对事情的分析逻辑太美国化了，他在中国舆论场上值此抗疫重要关头带批判中国人劣根的节奏太幼稚、书生气了吗？

我估计六神磊磊压根没想那么多，他就是想在互联网上搞一篇刷屏文章，显摆一下自己多么与众不同。他找了个比较新鲜的“自省”切入点，从而汇集起近段时间舆论场上种种不满的情绪。其实整个疫情都让中国来背锅，这不是当下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所有中国人都看到了武汉最初应对疫情的严重问题，今天也不排除仍有不足。同时中国迅速控制住了局面，疫情逆转，又与后来多个国家疫情严重暴发且一时看不出有强有力对策形成新的对照，人们的认识逐渐趋于复杂化。尤其是加上对美国新冠疫情与流感疫情是否混在了一起的怀疑越来越多，不能不说，“楼上淹了楼下”的比喻过于哗众取宠。

六神磊磊在这篇文章里所想所述的是非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是非，他没有看清这个世界的样子，而是用想象编排、延伸事实。他制造了在舆论中拉风、带节奏的一种爽，提供了舆论的不良消费，老胡想来想去，想不出这篇搞中国自黑的文章能起什么好作用。

老胡从来不反对舆论场上有多元的观点发生各种碰撞，但六神磊磊的这次出手堪称是一番露怯的表演，他朝着中国国家利益勇猛地踢了一个乌龙球。老胡劝他以后还是拿市井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以及包括老胡这样的形形色色的人开涮吧，至于在大是大非和大博弈中追求刷屏的刺激，他最好还是悠着点。

https://weibo.com/1989660417/IwyUNxnqY

“（需要）在疫情防治和恢复秩序之间形成平衡的方案，”本周，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网络上一篇广为转发的文章中写道。携程网是一个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在线旅游票务平台。

梁建章警告，如果国家因为采取紧急卫生措施而变得更穷的话，其结果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可能会超过病毒本身。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00221/china-economy-quarantine/

共有53名记者和编辑在信上签名。他们批评了《华尔街日报》对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所造成影响的反应。这是《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2月3日就冠状病毒暴发对经济的影响发表的一篇评论。

在《纽约时报》看到的这封信中，记者们敦促报社领导人“考虑修改标题，并向读者、消息来源、同事和所有被冒犯的人道歉”。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沈逸表示，《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显示了一种种族优越感。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与前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柯隆·斯金纳(Kiron Skinner)的看法类似，她曾说，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非白人对手”。 “这种言论的频繁出现，而且是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出现，能够让人清晰地感觉到言语粗鄙下的龌龊心思，”沈逸写道。“即直到21世纪，美国部分官员和精英，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以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框架来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00224/wall-street-journal-sick-man-china-headline/

“多地监狱发生严重聚集性疫情扩散，那里要有多么严重的思想松懈和管理漏洞，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那些监狱的疫情防控显然流于形式主义，表面上什么都做了，但大多是花架子。 … 防控形同虚设…

真是殷鉴啊。”

“一段甘肃驰援湖北医疗队女护士集体剃光头的视频流传网上，并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视频中，有几名女护士流下了眼泪，表情忧伤，也被指出她们剃光头是被强迫的。甚至有人认为，拍这段视频，是甘肃的相关部门作秀，形式主义。

看到这段视频，也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说实话老胡心里的滋味挺复杂的。”

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湖北省是新冠病毒爆发中心，省卫健委是直接相关的政府机构，一日之间最高级别的两位主官被免。

两个职务都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

疫情爆发后，湖北省和武汉市展现出的治理能力不足，重视不够，以及针对武汉红十字会调配物资状况的舆论质疑，使地方政府深陷公信力危机。“吹哨人”李文亮的去世使政府公信力跌入谷底。

2月8日，国家监察委派调查组抵达武汉，全面调查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

同一天“空降”湖北官场的还有中国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2月8日，王贺胜被调任湖北省常委，两日后接任湖北省卫健委。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1454976

武汉市的确欠对李文亮的一个道歉。武汉和湖北的主官们也欠对湖北和全国人民的一个郑重道歉。武汉市的主要官员为什么不在李文亮病重期间去慰问他，为什么不早一些推翻之前对他的态度？我们的一方政府和官员们做错了事情，向受了冤屈的人道个歉鞠个躬，难道就这么难吗？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2-07/doc-iimxyqvz1009075.shtml

平庸之辈从未渴求过真理，

他们对不合口味的真相视而不见。

假如谣言对他们有诱惑力，

他们更愿意崇拜谣言。

谁向他们提供幻觉，

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

谁摧毁他们的幻觉，

谁就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 https://wemp.app/posts/3b9bc75e-21b2-4c45-b0e2-4a2cfb44b246

去年12月，人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很有限，李文亮能够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率先在专业人员的范围内拉响警报，这是他高度专业性表现的一部分。在人们后来的追述中，发现他在平时的工作中就展现了令人尊敬的医德。医生在传染病爆发的时候就是战士，医院就是战场，李文亮的因公殉职英勇、朴实，尤其让人心痛。

https://new.qq.com/omn/20200207/20200207A02R9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