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有言论自由，然而言论自由又必须是有边界的，这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共性。
把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协调统一起来，这或许是中国社会治理最大的挑战之一。“一收就紧一放就乱”，这反映了中国的一些管理者和舆论活跃人士从不同方向都存在偏颇。各地的官员们很希望“舆论平平静静”，不愿意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支付必要的舆论成本，他们向宣传部门和舆论机构提出了过多的管控舆论要求。而舆论活跃人士则很愿意强化言论的冲击性，给具体问题上纲上线，一旦有了更多舆论空间，他们往往为了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而开展“批判竞赛”。这两种情况共同干扰了中国正常的舆论空间建设。
翻翻几年前的微博，上面的违宪言论真可以说是一搜一大把。另一方面，有的一般性话题也在各地官员和管理者的推动下被不应有地“管控”了，这样的情况也决非个例，甚至有的地方治理对“删帖”形成了依赖。
这样的僵持需要打破，没有这种打破，中国社会就会长期缺乏应有的弹性和韧度，围绕舆论的纠纷将层出不穷，不断拖累内部的治理质量，也会在对外交往中遭遇意想不到的被动。
我知道，这是一项很艰难的探索，由于有美国和西方势力从外面搅和，渗透它们的影响，会让这项工作增加更多的实际操作难度。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都需迎难而上，去逐渐厘清这个我们很多问题的源头。
中国有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我们的言论体系肯定也会与他们的不一样。西方的情况决不能作为中国的标准，与此同时，西方提供的既有教训，也有经验，两种制度不是刚性的隔绝，我们要防止一种局面的出现，那就是不要因为西方攻击我们“言论不自由”，我们就把这个领域的差异性和对抗性置于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建设之上。西方一定会攻击我们的，我们不能被他们的攻击牵制，而应把推动国内治理的合理化和现代化置于首位。我们一定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国内有较大共识，国际上（西方只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拥有更多交往韧性的舆论生态。
我们无需因为各种曲折而灰心，我们应不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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