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疫注定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一些人担心中国不会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不这样看。我相信，问题相当明显，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的反思就已经开始了。有些话并没有公开说透，在中国的语境下也不会彻底说透，但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些反思在进行中的明确证据。
首先，中国撤了那么多官员，湖北和武汉的主官都换了，更具体的负责官员各地免了一大批。而且我相信这种免职没有结束。虽然有些官员在被免职时没有说原因，但是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咱们不妨看看西方的情况，从意大利到韩国再到西班牙、法国，疫情的暴发程度已经完全呈现出包括湖北省在内中国疫情严重攀升时的态势。但是那些国家因此撤了什么官员吗？反正我还没有听说。意大利陆军参谋总长也染上了，这要在中国，他没把军队管好，自己还染上，防控工作是怎么做的？他一定会遭到舆论上的麻烦，但他在意大利没事。
中国人一直在深究疫情发生的流行病学之外的脉络，这种深究是对的。其实早期的犹豫不决、侥幸、对疫情轻描淡写，发生在了几乎所有国家，但西方国家基本没有这方面的诘问，或者有人质问了也引不起注意。在西方社会好像根本找不到责任人，大家也没有很高的兴趣去找。这与中国社会不断回溯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从这场大灾中找出“人祸”的所有蛛丝马迹完全是两个态度。
我一点都不认为中国社会这样做是过分的，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是中国社会强烈进取心的表现，我们总是认为自己还有应当改善的空间，很担心纠错不彻底。其实中国对改进和更加深刻的改革一直都很推崇，我们这样做的动作往往也很快。正因为这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
然而我也不能不对大家说，就像一个人的毛病很难改彻底一样，一个社会的集体问题也很难如我们期望的那样，一发现就做到根除。有的时候，一个国家里的问题就像河道里的障碍物一样，有些我们把它们清除掉了，有些是因为河水涨了，把它们淹没了，船也就继续前进了。
武汉市政府在开始时无疑出现了严重过失，很多人相信这种过失有我们体制性的原因，并且认为换一个体制这个悲剧就能避免。后来事情的发展明显打破了这种论断，因为西方不同国家的不同体制也都出了他们各自的漏洞，导致在武汉已经吹响“封城”的哨子之后，那些国家最后还是中招了。
这个事实是非常冷酷、强烈的，老胡反复讲这个事实，我希望所有人都接受它。一方面不要否认疫情在武汉的暴发是应当避免的，而且是有可能避免的，不要否定我们的制度有自己的软肋，被病毒突破了，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是存在将疫情消灭在最初阶段可能性的。另一方面，也不应宣扬这样的软肋是中国独有的，鼓吹它是我们的制度“根本上出了问题”的证据。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欧美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制度能够自带对抗新冠病毒的铜墙铁壁，而且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立刻就被刺激起来，亡羊补牢，而欧美的制度至今想都没想这一点，现在什么样，它们准备下一次碰到危机还什么样。
中国人需要保持坚定不移的科学精神，同时做到政治上高度清醒、成熟。我们的严肃反思与政治上的高度自信应当是充分协调的，决不能让两者变成打架的关系。一反思就反思成政治上的自我怀疑，或者为了保持政治坚定而不容任何反思，都是要不得的。
武汉开始行动慢了，国家后来的出手非常有力，西方国家随后纷纷中招，这几个事实我们要有能力和胸怀把它们同时装进自己的观察框里，不回避事实，意味着不回避它们三个事实中的任何一个，否则我们就是在背叛实事求是的原则。
总有人说，老胡在左右摇摆，其实是因为那些人太偏激了。他们真的是有人抱着大象的腿，有人摸着大象的鼻子来跟老胡争辩大象的样子。这种时候，老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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