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政府机构正在利用监控录像、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和信用卡消费记录来帮助追踪冠状病毒患者的近期活动，并确立病毒传播链。 在意大利伦巴第，当局正在分析市民手机传送的位置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人遵守政府的封锁令，以及他们每天通常行走的距离。一位官员最近说，大约有40％的人走动得“太多”。 在以色列，内务安全部门准备开始使用手机位置数据的缓存——最初是用于反恐行动——以精确寻找可能已感染该病毒的国民。 随着世界各国争分夺秒地遏制这一大流行，许多国家正在部署数字监视工具，用于施加社会控制，甚至将安全机构的技术用在自己国民身上。卫生和执法部门有理由如此迫切地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病毒传播——即使这样使用监控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脆弱平衡。 然而，为了对抗现在的大流行病加强监视，可能会为今后进行更具侵入性的窃听打开永久性的大门。公民自由专家说，这是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学到的教训。 9·11事件发生将近二十年后，执法机构如今掌握着更强大的监视系统，例如细致精确的位置跟踪和面部识别——这些技术可能会被重新用于反移民政策等进一步的政治议程。公民自由专家警告说，公众几乎没有办法挑战这些由国家实施的数字行动。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00326/coronavirus-surveillance-tracking-priv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