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10/chinas-war-on-uighur-culture/616513/

Story by Yasmeen Serhan

中文由DeepL Translator机翻 + 文宣中国(t.me/VoiceofCN)志愿者校对，如有翻译错误请多谅解。

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打压，迫使那些散居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不得不在远方保护自己的身份。

你如何保护一个正在被消灭的文化？

对维吾尔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假设。针对这个少数民族的镇压措施已经逐渐恶化。中国政府已经将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关进了集中营，他们在那里接受政治灌输、强制绝育和酷刑。

对维吾尔人的打击并不限于集中营。自2016年以来，已有数十座墓地和宗教场所被摧毁。新疆学校禁止使用维吾尔语，改用汉语普通话。信奉伊斯兰教--维吾尔族的主要信仰--被视为 "极端主义的标志 "而不被鼓励。

北京将这些举动定格为其根除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方式。但中国在新疆的行动目的很明确：将维吾尔人同质化为中国的汉族多数人，即使这意味着永远抹去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文化灭绝。

甚至对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负担不仅仅是提高人们对祖国发生的事情的认识----许多人以巨大的代价为自己和家人承担了这项任务。这也是为了在那些很少有人知道维吾尔人是谁的国家保护和宣传他们的民族身份，更不用说如果他们的语言、食物、艺术和传统被消灭，世界将会失去什么。

为了了解这种文化保护的实际情况，我采访了居住在英国、法国、土耳其和美国的七位维吾尔族人。作为厨师、诗人、歌手、电影制作人、语言教师和音乐家，他们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为这项工作做出贡献。他们都热衷于确保自己的遗产能够传给后代。他们都没有对失败后的风险抱有任何幻想。

"现在每个维吾尔人都承受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奥梅尔-卡纳特告诉我。"我们夜不能寐"。

8月，在巴黎，维吾尔族社区成员和同情维吾尔人的民众举行示威，反对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待遇。(Adnan Farzat / NurPhoto / Getty)

在2017年4月之前，中亚以外的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维吾尔族。虽然这个民族在新疆总共有1100多万人，但约有100万人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大部分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在美国和欧洲的人数要少得多。有关他们受到中国国家迫害的报道，要到当年晚些时候才会在国际上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新疆西北部靠近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伊犁的维吾尔族妇女穆卡德斯-亚迪卡决定开设伦敦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艾特莱斯(音译)。艾特莱斯位于伦敦北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街角商店、投注站和咖啡馆林立，亮蓝色的外观与周围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与它独特的产品相得益彰。由于维吾尔族的故乡在古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上，维吾尔族的美食受到中亚各地的影响，将手拉面和酥脆的馕等看似不同的菜肴融合在一起。即使是习惯了英国首都美食多样性的食客，也不会想到会在一张菜单上找到饺子、萨摩斯和烤肉串。然而，在艾特莱斯，这些菜品只是维吾尔族烹饪独特之处的代表性样本。

"我们的食物非常丰富，非常不同，"亚迪卡尔在一个周日下午喝茶时告诉我。她说，它在英国美食界的缺失，是她与丈夫阿不力克木-拉赫曼（Ablikim Rahman）一起开设这家餐厅的第一个灵感。开业时，艾特莱斯的顾客主要是中国人--亚迪卡把这一趋势归结为英国人对维吾尔族美食的不熟悉。在此后的几年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亚迪卡尔说："现在我们的大部分顾客都是英国人。"他补充说，他们的菜单吸引了英国穆斯林社区内的许多人，对他们来说，清真中餐往往很难找到。如今，这对夫妇在北伦敦经营着两家餐厅（第二家餐厅于12月开业，就在疫情迫使两家分店关闭前几个月）。

位于北伦敦沃尔瑟姆斯托的艾特莱斯餐厅（Yasmeen Serhan）。

艾特莱斯就像是对维吾尔族文化的活生生的敬意。每张桌子上都铺着艾特莱斯丝绸，这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布匹，也是餐厅名字的由来。在餐厅中央，有一幅艺术家加孜-艾合麦特的《维吾尔木卡姆》挂毯，这是新疆最具知名度的画作之一。每一面墙上都装饰着传统乐器的模型、绣花帽和装饰盘。

当我问亚迪卡尔和拉赫曼，他们认为自己在保护维吾尔族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时，他们停顿了几秒钟。这不是一个很多人都要考虑的问题。沉默被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填满了，他们坐在一桌之隔的地方，正在为功课而吵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替父母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试图]将我们的文化、身份和宗教传递给下一代，"拉赫曼说，向孩子们点点头。虽然孩子们在家里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但他们中只有两个人去过新疆，而且年纪太小，记不住。

于是，亚迪卡尔和拉赫曼在艾特莱斯把家乡的精神延续了下来。"从餐厅里，我们可以介绍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传统，"亚迪卡尔说。"我们不能去[伊犁]，我们不能看到我们的人民。他们不能离开。所以我们必须介绍我们的人民；我们必须保护这些"。

很少有人像Devin Naar这样理解拼凑文化的艰巨任务。近二十年来，这位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和塞法尔研究教授一直在寻求理解和恢复失落的塞法尔犹太人世界，这一努力从他上大学时就开始了。他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源于他自己的家族史，他说，"这个谜团 "从希腊港口城市萨洛尼卡（现称塞萨洛尼基），世界上最大的塞法尔德犹太人社区之一曾经居住的地方，到他目前居住的西雅图的大量塞法尔德人口，都有涉及。

在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之一的所在地。直到1492年，西班牙向其犹太居民发出最后通牒：皈依、离开或被杀。多达数十万被驱逐的塞法尔犹太人（源自西班牙的希伯来语，Sepharad）在葡萄牙（不久后西班牙也提出了类似的严苛要求）、意大利和荷兰等地寻求流亡。其他人，像Naar的祖先一样，到奥斯曼帝国去了。

"他们在家里既不说希腊语也不说土耳其语，但他们说一种叫做西班牙语的语言，"Naar告诉我他的祖先在萨洛尼卡。事实上，和其他塞法迪姆人一样，他们说的是一种有几个世纪历史的西班牙语变体，被称为拉迪诺，它使用希伯来文字。在美国长大的Naar说，他发现关于塞法尔德历史和文化的信息很少，一些书籍提供的几乎只是关于奥斯曼帝国后期犹太人的脚注--他将这种抹杀部分归咎于同化和大屠杀，在大屠杀期间，来自萨洛尼卡的数万名塞法尔德犹太人丧生。"我们只是隐形的，"Naar说。"我们真的不存在于叙述中。"

不过，Naar并非完全没有资源。他的一个大舅舅有一叠信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都是用拉迪诺语写的，Naar最终会学习这种语言来解码它们。这些信件揭示了他家族历史中痛苦的部分，包括在二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些寻求获得赴美签证而失败的家庭成员，以及那些被送上前往奥斯维辛的火车的细节。"当我开始打开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我必须做点什么，"他说。"我必须更深入地进入这个世界。"

他的探索让他远赴萨洛尼卡、耶路撒冷、莫斯科和纽约市，最终写成了一本关于萨洛尼卡塞法尔犹太人历史的书。但复兴塞法尔德文化的努力远未完成。今天，据认为全世界有6万到40万讲拉迪诺语的人。很少有人从出生起就说这种语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没有人专门说这种语言。他们的人数不断减少，意味着很少有新的拉迪诺语作品出版。即使是世界上最后一份拉迪诺语报纸《El Amaneser》或《黎明报》，也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虽然最近有一些保护该语言的努力，包括西班牙2018年决定承认拉迪诺语为西班牙语，并在以色列建立了一所新的拉迪诺语学院，但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它有灭绝的风险。

对于赛法迪犹太人来说，失去他们的语言不仅仅意味着他们祖先的母语的消失。它意味着无法获得大量的拉迪诺语文献，Naar与华盛顿大学合作，将数十万页的拉迪诺语文献数字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虚拟拉迪诺语图书馆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错过了故事、观点和思维方式的宝库。"如果没有语言作为组织功能，"Naar说，"真的会失去很多东西。"

塞法尔犹太人面临的情况无疑与维吾尔人今天面临的情况不同。塞法尔犹太人在500多年前就面临着被驱逐的命运，而维吾尔人受到的压制则是实时发生的。虽然前者不得不在家庭中保持他们的传统，在许多情况下是秘密进行的，但后者已经能够利用现代工具，如互联网来保持他们的文化。不过，从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首先是关于家园的问题，以及一个社区如何去保护一个社区之外的文化。对赛法迪姆人来说，这个问题始终存在。自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以来，他们一直带着独特的散居身份。而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提出要将公民身份扩大到几百年前被迫离开这两个国家的赛法迪犹太人，但这一点并没有真正改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赛法迪犹太人的身份代表赛法迪犹太人说话，"Naar说。"西班牙作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代表他们说话......以色列代表犹太人说话，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但没有塞法尔迪斯坦。那是不存在的。"

一本由散居国外的维吾尔族儿童编写并为他们服务的杂志。其编辑Muyesser Abdul'ehed Hendan表示，该刊物旨在帮助儿童学习维吾尔语。(Muyesser Abdul'ehed Hendan提供)

相比之下，维吾尔人确实有一个祖国，尽管是一个很少自治的祖国。(虽然有一个短暂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有些维吾尔人更喜欢以此称谓代替新疆，该地区自1949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的控制之下)。但他们受到中国国家的打压，使维吾尔族文化在故土的前途受到怀疑，促使许多有能力的维吾尔族人离开。来自伦敦的维吾尔族歌手和活动家拉希玛-马赫穆特（Rahima Mahmut）就属于这种情况。马赫穆特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家庭，从小就开始唱歌。她在电话里笑着告诉我："据我母亲说，我开始说话的时候就会唱歌了。"。她的四个兄弟提供了音乐，他们打鼓、拉小提琴，还有传统的维吾尔族乐器，如杜塔尔和泰姆布尔。"自然而然，它成了我的一部分。"

马赫穆特决定离开古尔佳是在北京关押维吾尔人的几十年前。**1997年，马赫穆特回家探亲时，目睹了对要求结束宗教和民族歧视的和平抗议者的暴力镇压。**数十人被杀，数千人被捕。马赫穆特说，在被拘留的人中，有她的姐夫，他被判处12年监禁。"我可以看到，情况变得非常非常糟糕，"她说。

三年后，她前往英国攻读硕士学位，并最终移居伦敦，在那里她认识了其他维吾尔族人和音乐家，并与他们一起组建了伦敦维吾尔乐团，该乐团曾在英国、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出。

马赫穆特与伦敦维吾尔乐团合作演出。(由Rahima Mahmut提供)

当我问马赫穆特，她是否觉得自己可以在维吾尔族故乡之外更自由地享受自己的文化时，她说，她永远不可能真正自由，同时又要大声反对中国政府的虐待。在她的直系亲属中，她是唯一一个设法离开新疆的人，还有她当时的丈夫和儿子。她最后一次与其余家人通话是在2017年。她一直避免与他们联系，因为担心影响他们的安全。

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数据，自2017年以来，包括歌手、音乐家、小说家、学者和学者在内的数百名著名维吾尔文化人士被拘留、监禁或失踪。居住在华盛顿的维吾尔族诗人和电影导演塔希尔-哈木特-艾孜吉尔通过翻译告诉我，这种对维吾尔族文化领域的打压至少可以追溯到2012年，当时中国政府开始对维吾尔语出版物、电影和音乐进行 "重新审查"，其中许多出版物和音乐被列入黑名单。"维吾尔族音乐和舞蹈团有义务完全用汉语表演......内容涉及反对分裂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党、各民族团结等主题，"艾孜吉尔说。

2012年9月，艾孜吉尔与他的摄制组和新疆当地的蒙古族民间艺人。(Tahir Izgil提供)

他的作品经常涉及到故乡、宗教、流亡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今天的新疆几乎是不可能写出来的。直到2017年，就在艾孜吉尔计划去美国之前，他才决定正式出版自己的诗集。"我知道，如果我去了美国，可能就再也回不到故乡了。"他说。"我想确保至少有一卷我的作品在我的人民中发行，这样他们就会拥有它。" 他说，最后，他能够分发1000册；还有2000册被没收。

尽管如此，艾孜吉尔还是继续在网上发表他的维吾尔语诗歌。他说，**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说维吾尔语。**其他人则采取更正式的方式来保护它。突厥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样，被禁止在中国的学校里教授，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散居国外的维吾尔人在国外建立自己的语言学校，包括在法国、美国和土耳其。"语言是维护民族的关键，"驻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语教师穆耶瑟-阿卜杜勒艾德-亨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她经营着一所面向5至12岁儿童的非正式语言学校，虽然疫情迫使她转而采用网上教学，但她说这也使她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学生。亨丹说，到目前为止，她和远在挪威、瑞典、澳大利亚和法国的维吾尔族教师一起，正在全球范围内教授近150名学生。"如果一种语言和文化被足够多的孩子继承，"亨丹说，"它就不会有危险。"

不过，仅靠语言可能无法保证文化的持续生存。"如果[后代]无法访问他们的祖国，如果他们无法看到他们的故土，如果他们无法体验那个地方的文化，那么保存文化对他们将更加困难，"艾孜吉尔说。"如果在未来的几代人中，维吾尔族文化在故乡被破坏，那么散居在海外的维吾尔族人就很难保存下来。即使在散居地，它也可能不复存在。"

保护一种文化不仅仅是简单地保存其存在的历史记录。毕竟，文化不能像博物馆的文物一样被放在玻璃后面；就像居住在文化中的人一样，文化是要成长、适应和发展的。拉迪诺语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中世纪的西班牙语变体与今天使用的现代拉迪诺语并不完全相同。随着语言的传播，它 "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奥斯曼帝国周围环境中的语言和文化元素，"Naar说，并指出这种语言后来融入了阿拉伯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的元素。

对于来自新疆首府于鲁木齐的电影制作人、民族音乐学家、维吾尔族舞蹈和音乐专家穆卡达斯-米吉特来说，保护文化元素的原貌与让其成长和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散居各地的维吾尔族人面临的挑战的核心。她告诉我，当她2003年第一次离开新疆到巴黎南特大学学习时，"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谁是维吾尔族人"。她认为，文化可以起到提高人们认识的作用，所以她开始组织被称为 "meshrep "的维吾尔族文化活动。这种社交活动，传统上是男性的聚会，人们聚集在一起，享受美食、诗歌、音乐和舞蹈。传统的meshrep有一个结构化的等级制度，包括一位仪式主持人，并作为社区调解冲突和传授重要习俗和传统的论坛。虽然meshrep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但中国当局已经禁止了 "非法 "或 "不健康 "的meshrep习俗。

米吉特在摩洛哥非斯表演维吾尔族传统舞蹈。(Mukaddas Mijit提供)

然而，她告诉我，并不是每个维吾尔族侨民都支持米吉特的努力。一些人批评这些活动并不完全真实，而另一些人则质疑社区为什么要关注文化，仿佛在说，我们的人民正在受到压制，我们怎么能关注无聊的事情呢？这种担忧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也有人提出。"许多[维吾尔人]一直非常不愿意举行公共活动或庆祝活动--这种得以让文化继续生活和呼吸的空间--因为当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家乡受苦时，他们觉得很不对劲，"维吾尔语和维吾尔音乐专家、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高级项目官员伊利斯-安德森告诉我。"很多人都有这种奇怪的、有时是矛盾的感觉，想庆祝，但又想知道，这样做合适吗？"

可以说，这些事情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虽然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但他们的迫害并不能单独说明维吾尔人是谁，也不能说明人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通过在压迫的棱镜之外代表他们的文化，散居国外的维吾尔人不仅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他们是谁，而且让世界了解如果允许这种文化消失，他们将失去什么。

不过，米吉特认为，要想成功，侨民必须愿意超越简单的目标，成为真实的人。"拥有不同文化的全部意义在于与他人交流并分享它，"她说。"人们太强调保存，以至于忘记了他们想要保存的这个东西是有生命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它保存在盒子里，那就意味着我们会亲手杀死它。"

这个承认指出了一个关于文化保护的更广泛的真相。即使文化没有面临积极的迫害，比如维吾尔人的情况， 他们仍然容易因为更多的自然原因而转变，比如迁徙、同化或融合。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和内亚历史学家、维吾尔诗歌英文翻译家约书亚-弗里曼（Joshua Freeman）曾在于鲁木齐生活了七年，他告诉我，他观察到了这种文化混杂性的实时发生。他说："有许多维吾尔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说着完美的汉语，在许多方面能够用两种语言驾驭那些社会。"他说："如果中国国家的项目是将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族群融入中国，那么年轻一代中有许多维吾尔人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并且正在开始发挥作用。"

中国放弃了这种可能性，转而选择武力同化，威胁到了维吾尔族的文化和身份。但矛盾的是，它也刺激了它在维吾尔族祖国之外的最大发展。如今，散居海外的维吾尔人正在慢慢重建一些在新疆失去的东西：维吾尔族餐厅、书店和语言学校正在开设。维吾尔族的诗歌、书籍和杂志正在出版。维吾尔族传统音乐和舞蹈正在被介绍给更广阔的世界。

"散居在海外的这些数量相对较少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家......正在创作大量新的重要作品，"弗里曼说。多亏了他们，维吾尔文化不仅在国外生存，而且还在蓬勃发展。

这并不是说维吾尔文化不再受到威胁。如果维吾尔人不能学习他们的母语，不能信奉他们的信仰，也不能在自己的祖国自由地庆祝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文化将继续被掏空--也许是无法修复的。不过，与我交谈的许多人还是表示乐观，认为只要侨民们继续弘扬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就不会全军覆没。

"中国国家抹杀维吾尔族身份和文化的计划不会成功，"弗里曼说。"即使在海外，维吾尔文化也是充满活力的。它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世界。"

内容简介

《公共舆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对公共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自1922年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其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它卓有成效地梳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舆论从哪里来？它是怎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公共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该书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首次全面论述，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曾于1958年和1962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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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sha #102404

那如果是第一手的发掘资料，就一定能对这些雕像的作用作出确切解释么？作出解释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原文地址：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10/12/nine-days-in-wuhan-the-ground-zero-of-the-coronavirus-pandemic

中文由DeepL Translator机翻 + 文宣中国(t.me/VoiceofCN)志愿者校对，如有翻译错误请多谅解。

人们对死亡的记忆犹新，他们交出手稿，并展示了来自1月和2月的消息。
摄影：朱兰青为《纽约客》拍摄。

我戴着口罩和一副松框墨镜第二次来到位于武汉市中心新华路与发展路交叉口的原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旧址。当时是8月下旬，门口坐着3名身穿黑色制服的保安。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检查了我的体温，并让我扫描一个连接到登记系统的二维码。不过这个系统需要本国身份证号码，保安们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个外国人。我把太阳镜递了过去，并解释说需要修理。

最早有记录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群出现在华南市场。在一周前我第一次访问时，我在引起一名貌似便衣警察的男子注意后离开。现场依然很敏感，一堵蓝色的高墙把病毒传播的一楼摊位挡住了。但市场的二楼还在营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回来时，带着眼镜的原因。

一个警卫检查了松动的框架。"你可以进去，"他最后说。"但不能拍照。"

另一个警卫被派来陪我。我们爬上一段陡峭的楼梯，经过一块新刷的牌子，上面写着 "华光眼镜市场"。12月份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华南眼镜城，就像一楼的市场一样。

华南市场的商铺组合从来没有任何逻辑：楼下吃鱼，楼上戴眼镜。当地人告诉我，早在十五年前，一些眼镜商就被低廉的租金所吸引。此后，鱼和眼镜一直和平共处，直到12月的最后一天，武汉市卫计委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了一系列传言。报告指出，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未知的 "病毒性肺炎"，有二十七人感染，他们与海鲜市场有关。但总体上的信息是令人放心的。"到目前为止，调查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也没有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事实上，武汉医生已经看到同事生病了。报道前一天，一位名叫李文亮的眼科医生在微信群里给以前的医学院同学发了一系列警告。有人将李文亮的信息截图发到网上，当晚卫生官员将其传唤问话。几天后，警方迫使李文亮签署了一份供述，称其警告行为已构成 "违法行为"。

当时，政府已经关闭了楼下的市场。它由一千多个摊位组成，除了海鲜，还卖淡水鱼和肉类，还有一些专门卖活的野生动物。1月1日，身穿危险品防护服的工人赶到，对市场部分区域进行取样和消毒。楼上，人们依然在买卖眼镜。又过了十天，政府才将二楼市场关闭；十二天后，武汉全城被隔离；再过两天，几乎每个省都宣布进入一级公共卫生应急状态。但那时候，病毒已经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没有任何从源头上切断病毒的可能。此后，中国政府几乎没有发布关于华南市场或疾病可能起源的信息。

武汉是内陆湖北省的省会，有1100多万人口。没有哪个国家的疫情影响如此集中在一个城市，而其他地方却相对没有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组合：由于疫情首先在武汉蔓延，而最初的掩盖和其他失误又被国家有效的政策所掩盖，武汉市遭受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截至此时，北京已报告9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比上海多2例。在整个广东省--人口一百一十三万--死亡人数是八人。中国第二大重灾区是一个很少有外人听说过的地方。孝感，距离武汉约40英里，那里有129人死亡。

在武汉，官方的死亡人数是3869人，但许多人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一些作家在网络日记中记录了这次检疫，最著名的是六十多岁的小说家方方的《武汉日记》。作为一个在武汉住了快一辈子的人，方方经常对家乡的疫情遗留问题感到疑惑，她也经常成为中共审查的对象。3月4日，她思考了关于华南市场未来的问题。她写道："有人建议把它变成纪念馆，专门纪念这场灾难。" 也许是考虑到审查人员的问题，她在做过渡到下一个主题之前写到："今天我只想说说购物的事。"

在眼镜市场，保安把我送进了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店铺。我没有看到其他顾客，当我们经过时，销售人员急忙跑回他们的店门前，叫卖着折扣。过了一会儿，我进了一个中年男子开的店，他看上去很友善。保安在外面等着。

店主给我提供了一个座位和一些水，他的助手在给我修整太阳镜。店主没有戴口罩，所以我把我的口罩摘了下来。我问起生意情况，他说，由于城市的检疫，他一直在公寓里呆到4月8日，然后市场在5月12日重新开放--像我在武汉遇到的其他人一样，他很容易记住春天的日期。"我试着给老顾客打电话，告诉他们很安全，"他说。"但当然很多人都不会来。"

该店主说，他在眼镜市场认识的人都没有被感染。他的助手，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声称他们这一层没有任何病例。"这不像楼下，"她说。"那是疾病传播的地方。" 后来，我看到一则新闻，表明眼镜市场有员工被感染，但报道缺乏明确的细节，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还在想，如果你去任何一个原点，走上一段台阶，人们必然会说这句话。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很好。是楼下那些人的锅。

店主提到了海鲜市场的一家非法麻将馆。他说："听说一桌有四个人在玩，四个人都病了"。

这听起来又是一个谣言，但随后我遇到了一位武汉记者，他曾去过那家麻将馆。他的记忆也是围绕着精确的日期展开的：他告诉我，他曾在12月31日，也就是海鲜市场关门的前一天去过。那时，记者已经听说了可能存在的病毒，也听说了一些麻将玩家感染的情况。他发现，玩家们对这些传言不以为然，仍在小赌怡情。"这算是一个密室。"记者说。和我在武汉采访的很多人一样，他要求不要透露姓名。他继续说："它就在公厕旁边，你得爬个梯子才能到那里。你不找它就找不到。每个人都在抽烟，而且不通风。" 记者没有写过关于麻将馆传染病的报道，部分原因是当时当地政府还没有公布这种疾病可以通过人与人接触传播。"但我个人担心，它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回忆说。他没有戴口罩，尽管他在附近的药店买了一些。

这位记者在危险品处理小组到达后的第二天，即1月1日，返回了市场。他看到处理小组使用了一套详细的清单对某些摊位进行检查和消毒，但他们不回答关于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的问题。市场内部的图片相对较少，一直没有官方报道。到了现在，全世界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三千五百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而中国政府方面几乎完全保持沉默，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想象力的培养皿。一种常见的中国阴谋论称，美军在当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上故意播种病毒。在世界的另一边，一些美国人认为，该病毒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释放的，不管是意外还是其他原因，该研究所的研究包括冠状病毒的工作。

没有证据支持这些理论，甚至连盛行的病毒与动物市场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市场上的野生动物贩子并不多--根据大多数公开的报道，大约只有十几个摊位--而武汉本地人对异国动物的胃口并不大。在遥远的南方的广东，这样的美食更受欢迎。有可能是疾病从其他地方传来，然后在鱼摊的潮湿、凉爽的环境中传播。几位武汉市民告诉我，他们的海鲜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东，他们认为，也许是一个南方人无意中把病菌连同一些鱼一起传入了武汉。不过，和很多起源论一样，这可能是另一个版本的二楼观点：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很好。是楼下那些人的锅。

在眼镜市场，外面的保安已经开始着急了。还是没有其他顾客。店主不肯收钱修理，我觉得不妥，就花十五元买了一副新的太阳镜。我问起这个地方可能的命运。他说什么也没有决定，但他预计整个建筑群会被拆掉。"他们还能做什么？"他说。"这个名字已经毁了。他们会把它拆掉，然后建高楼大厦。"

在武汉市民在谈话中提起的日期中，最常见的是1月23日，当时武汉市被隔离，4月8日解除限制。疫情期间，中国所有城市都处于严格的封锁状态，但武汉的封锁却很特殊：除了一些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城市里的人都不允许离开。对于这一时期，市民们有自己的词汇。他们把1月23日称为封城，4月8日称为 "解封"。

与病毒一起被隔离的经历，将这些日期在人们的脑海中烙了下来。小尹(音译)，是一位武汉诗人的笔名，在封城时期，他每天在微博上发布散文，经常将这座城市描述为 "一座岛屿"。他几乎每一条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头。"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n天。" 和方方一样，小尹的注意力也一直集中在12月31日，卫计委发布报告的日子，以及1月20日，中国最著名的医学权威之一的肺科医生钟南山成为第一个宣布冠状病毒可以通过人际传播的官员。

这两个声明之间不明原因的时间差--整整三个星期--让小尹和方方等人感到愤怒。也许这就是日期被牢记的另一个原因：它们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固定点，而这个时期的信息往往显得多变而不可靠。方方日记中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之一，是她努力利用一生中在城市中的关系，传递她从未命名的医生、科学家、政府官员和警察那里收集的信息。即使是现在，在人们对这种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方方早期的大部分评估都显得准确而合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当政府的政策有效时，她很快就会赞扬它们。她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悖论：就算在一个审查严格的专制国家，还是会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公民们能也学会善于辨别可靠的消息来源。方方的微博文章有时会吸引三千多万读者，即使信息被审查，人们通常也会找到其他方式来传播。

2月19日，方方指出，相当多的早期死亡事件发生在没有适当的检测和诊断之前。她写道："所以，我们恐怕仍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到底有多少受害者"。

一位在武汉一家大型医院负责检测的传染病医生告诉我，实际总数可能是政府数字3,869人的3到4倍。 他提到了疫情初期的混乱，当时不堪重负的医院将病人拒之门外。"如果你被感染而没有被诊断出来，那么你就没有被计算在内，"他说。"我想总数可能超过一万人。"

在中国其他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当地的死亡人数是准确的，至少在合理范围内。病毒根本无法轻易掩盖：如果病毒在一个社区广泛传播，居民就会知道。但武汉不同，因为它在疫情开始时的作用。在镇上，我遇到了一位名叫许凯尔(音译)的建筑师，她的继母是早期死亡者之一。她今年六十五岁，身体健康，她没有接触过华南市场。许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感染的，但其他亲戚也都病倒了。后来，经过检测，这些亲属中的一些人被确认为阳性病例。

许的继母从他十几岁开始就把他养大，他说，他们的关系就像任何父母和孩子一样亲密。他回忆了一连串与自己相关的日期：1月4日，继母病倒；1月11日，继母在人满为患的医院被拒之门外；1月13日，继母终于被送进了医院。两天后，她就去世了。

"18日，她去了火葬场。"许说。"我也去了那里，我看到一些工人戴着口罩、手套和防护服。" 他接着说："当时，关于疾病传播的消息并不多，但医院的工人都知道，火葬场的人也知道。" 他说，火葬场一直很忙，在那里，他又遇到了一个同样因为流感类疾病而失去亲人的家庭。当时，该市官方的死亡人数只有一人。

许是武汉人，但他现在住在江苏，靠近上海。继母去世后，他带着同为武汉人的岳父岳母回到江苏。他们恰好在封城前不久离开武汉，但在江苏，他们经历了自己版本的封城。共产党结构最基层的居委会官员，要求凡是最近到过湖北的人，都要隔离十四天。他们用写着 "回湖北居民家隔离 "的胶带从外面封住了许家的门。只有在委员会成员送饭或收垃圾时，胶带才会被撕掉。

起初，许与官员发生了愤怒的冲突。他们告诉他，如果不允许他们封门，他和他的亲家就会被带到政府的检疫所。许决定他们最好还是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久而久之，他开始相信这种严格的政策是必要的。追踪湖北的关系是早期的一个关键策略；在我(作者)成都的家中，当地的委员会成员和志愿者先后五次登门拜访。他们总是询问最近去武汉或湖北的情况，这也是他们在我的小区里抓到唯一一个病例的原因。一位居民最近从湖北回来，委员会找到了他，对他进行了检测，然后对他进行了隔离，这一切都在他出现症状之前。

"从大局上看，是正确的。"许说。但他指出，任何目睹武汉早期错误的人，必然会有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感受。"每一个数据的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他说。"所以我不能说对政府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们见面的时候，许已经回到武汉出差。这是他继母火化后第一次回来。年初，他曾同时致电武汉市市长热线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地方分中心，希望能将继母纳入冠状病毒的统计范围。但官方的答复是不可能，因为她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肺炎。许还是没有告诉7岁的儿子，他的奶奶已经去世了。"我父亲想告诉他，但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做。"他说。从1月份开始，他们就一直假装男孩的奶奶在武汉生病，不能打电话。春节假期，他们给了他一个传统的礼物信封，说是奶奶给的。过了一会儿，孩子就不再问了。"我想他是知道真相的。"许说。

当武汉被封锁时，隔离的策略被复制到整个城市。住房大院被关闭，并由居委会监控，居民只能外出购买必需品。到了第一个月末，规则进一步收紧，几乎所有的必需品都被送达每家每户。2月17日，方方写道："现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随时呆在家里。" 和其他武汉日记作者一样，她经常提到食物，因为很难找到很多品种。

与此同时，约有一万名接触者在城市里工作，以切断感染链，医院也在开发大规模的检测系统。但隔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病人被隔离了；疑似暴露者被隔离了；医务人员被隔离了。一位护士告诉我，她2月3日就去上班了，直到6月7日才回家。她和大多数有家庭的医务工作者一样，住在宾馆的房间里。四个月来，这名护士与丈夫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只有电话和微信联系。

为了营造如此规模的隔离环境，必须大兴土木。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经理，他来自一家建筑公司，该公司翻新了百十家医院、诊所、学校、体育馆和其他建筑。他们的很多工作都涉及到安装围墙、障碍物和特殊的出入口，让人们彼此远离。该公司还帮助建造了火神山，这是两所急诊医院中的一所，用于收治冠状病毒患者。火神山有一千张床位，其中包括三十张重症监护中心的床位，成为政府宣传的主要对象，因为从1月23日到2月2日，火神山大概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建成了。有一次，现场有七千名工人，还有一百多台挖掘机。

年轻的经理，我叫他张经理，负责招聘和监督劳工。他告诉我，他经常利用鼓动工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给工人们发高薪。回忆起这个时期，他用了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有钱能使鬼推磨"。因为风险大，时间长，给非熟练工一天相当于几百块钱的工资是很常见的。张先生交过的一个星期的工，交给一个木匠，最多的是五万块钱，大约七千美金--是正常工资的十倍。即便如此，招工还是很困难，因为城市的死亡人数激增，信息的缺失让人惶恐不安。

火神山工地被规划设计成不同的区域，张先生的工人还在整理医院的后区，而前面的感染患者正在住院。"一大群工人都跑了。"他说。"他们连工资都没要"。医院完工后，马上要转身进去，以解决因匆忙施工导致的漏水等问题。

这时，张先生给工人们开出了每天一千块钱的工资，但没有人接受，他们对他的祖国之说不为所动。8月，当他回想这段时光时，他很有哲理。他说："疫情就像一面镜子"。"一个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

他发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己穿上个人防护装备，陪同工人进入有感染病人的区域。"我说，'如果你有问题，那么我也有问题'，"他回忆说。"一旦我这么做了，他们就愿意了。" 事实上，他并不相信这样做是安全的，没有人被感染，他很欣慰。

张先生说，经历过疫情的工作，让他更加冷静，更加有耐心。他现在开车更小心了，他不那么着急了。我经常问武汉市民，他们个人在春季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标准的回答。有的人表示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度降低了，有的人说对国家领导层的信任度提高了。与家人失散的护士承认，有时她很怀念危机时的简单生活，那时她住在宾馆房间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想。负责检测的医生告诉我，自从封城令被解除后，他就开始保证在他的储藏室里有足够的食物。如今，他总是保持至少有六十五斤大米，六十五斤面条和面食，三十罐肉罐头。"我有五个朋友也是这样做的，但他们储存的东西比我还多。"他告诉我。

在整个湖北，从8月8日开始到年底，近四百个旅游景点都提供了免费门票，希望传递出一个信息：全省安全。我没有遇到多少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但武汉本地人似乎在利用这个机会。当我参观长江边上重建的古建筑--黄鹤楼时，现场人头攒动，难以移动。工人告诉我，每天的参观人数上限为两万五千人；当天，网上预约系统在中午前就已满员。在湖北省博物馆，任何人想进去都必须出示冠状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但这并不能阻挡人流。每隔半小时左右，工人们就用蓝色抹布沾上酒精溶液，痴迷地擦拭着玻璃展柜，里面都是湖北古代贵族的珍品。战国时期的曾国侯易，明朝的梁庄公。

我住在长江东南岸的武汉武昌威斯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一个微笑的店员给了我一个特别的优惠，相当于每天多花两毛三分钱就可以享受自助早餐。电梯里无休止地循环播放着一段宣传片，屏幕上播放着武汉威斯汀酒店的幸福场景：婚宴、厨师在工作、一些客人在喝鸡尾酒。然后，镜头突然转到了戴着防毒面具、安全帽、穿着白色防毒服的男子身上，他们被确认来自益康(音译)化工有限公司，并携带着某种工业强度的喷雾机。他们挥舞着像火焰喷射器一样的东西，把酒店里的一切都浇成了白色的化学云：接待大厅、餐厅、空调通风口。在一张桌子上，有人把房间钥匙卡摆成整齐的一排，就像玩接龙游戏一样，然后把它们炸开。这些场景的背景音乐是阿曼达-诺伊尔的《Love Is Greater》：

星期五晚上，感觉很好

我要去有好好享受。

举起我的手，看我跳舞

一切都好......。

武汉最近一次报告的本地传播症状病例是在5月18日。这是中国检测最彻底的城市：5月底，部分出于增强信心的理由，政府试图对每一个居民进行检测，共计1100万。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出租车司机接受过少于两次的拭子测试，有一对夫妇已经接受了五次测试。大多数的出租车司机没有亲戚朋友被感染过，拭子检测只是市政府和他们的出租车公司的要求。全市有三百二十一个检测点，检测系统非常广泛，6月份北京发生疫情时，武汉市各医院派出七十二名工作人员到首都帮助检测。

负责检测的医生告诉我，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4万次检查中仍有一次阳性。这些阳性者大多是重复感染的病人：在最初感染病毒后，他们完全康复，然后出于某种原因，在几个月后，又出现了病毒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阳性者都没有症状，医生也没有看到病毒在本市传播的迹象。但是，每当医院将这些阳性结果输入政府的报告系统时，上级就有人做出不公布的决定。"我想他们是担心影响人们抗疫的信心。"医生说。

在城里，关于疫情的宣传牌很少，武汉的报纸每天早上都会刊登乐观的标题（《长江日报》8月29日头版。"学生进校不必戴口罩"）。) 电影院开着门，餐馆、酒吧没有座位限制。在汉阳仁兴汇商场，我看到裸露着脸部的孩子们在可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功能完备的海洋球池里玩耍，这种景象似乎值得其他头条新闻报道（《武汉海洋球池里的孩子不用戴口罩》）。

在全城，各高校都在招回共计100多万学生。武汉的学生人数在中国所有城市中仅次于广州，居第二位。有一天，我和小尹一起在武汉大学校园里走了一圈，他是诗人，曾在微博上用他标志性的开场白记录了这场大流感。"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n天。"

小尹在土木系任教，兼职出版诗集。他从小在校园里长大，父母都在这里教书。他的父亲在五月份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他平时每天都会去散步，但封城的那段时间，他们都在室内。"小尹告诉我。他认为，长时间的不活动，可能使老人的心脏变得衰弱。

小尹在瘟疫期间就不再写诗了。对他来说，感觉形式不对，他的微博声音松散、活泼、视野开阔。在第二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以宿醉的方式开始封城时代，因为1月22日晚，他去了一个叫杨东的音乐人家里聚会。1月28日--"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五天"--他哀悼科比-布莱恩特，在世界的另一端直升机坠毁。2月7日--第十五天--小尹对曾向他的医学院同学发出新病警告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的死表示悲痛和愤怒。在警告过后的某一天，在李文亮被迫签字承认后，他在工作中被感染了。李医生去世时，年仅三十四岁，留下怀有二胎的妻子，他成了人们对政府早期错误做法愤怒的试金石。3月，武汉市公安局终于向李家人道歉，次月省政府将他定为抗疫烈士。但当局从未解释过政府何时意识到这种疾病可能通过人类传播，以及为什么他们迟迟没有公布这一信息。

"应该在武汉为李文亮医生建一座纪念碑。"在李文亮逝世后的第二天，小尹写道。"这座纪念碑的名字应该是'谣言传播者'。" 见面时，小尹说，大陆的媒体都不能发表他的日记。"你甚至不能建立一个网站来纪念这场大流行，"他说。"我不指望他们在武汉这里建一个博物馆。"

他带着我穿过校园，这里也许是中国最美的校园。我们走在遮阳伞和樟树遮蔽的小路上，小尹指着那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F.H.Kales设计的建筑，他是一位受过麻省理工学院训练的建筑师，他将西方和中国建筑的元素结合在一起，风格优雅、庄重。"解封后，我回到校园时，一个人都没看到。"小尹说。"我想了想这个病的威力有多大。"

现在，我们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拖着行李从大门口走过。根据学校的政策，如果不做特殊申请，学生们是不会被允许离开的；和大多数中国高校一样，武汉大学在秋季学期开始时也是封闭校园。小尹表示怀疑管理部门是否能够执行这一政策，因为庞大的校园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让学生偷偷溜走。

我们在一家便利店停下来买了一些饮料，我们遇到了两名非洲医学生。Umaro Sow来自佛得角，Kalaba Mulizwa是赞比亚人。我在武汉见到的几个外国人中，大部分是非洲人。几乎所有的北美人、澳大利亚人和欧洲人都在大流行期间被疏散了，通常是乘坐他们大使馆或领事馆组织的航班。但有不少非洲学生留了下来，Sow和Mulizwa说，在封城期间，他们没有离开过宿舍。宿舍从外面上锁，有大学工作人员送来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这些人说，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即使在封城解除后，他们可以离开宿舍，也被限制在校园内。今天是半年多来，他们第一次获得出关的通行证。我问他们要去哪里？

"麦当劳。"Mulizwa说。

"我不去，"Sow说。"我想吃点牛排。也许是鸡肉。烤的东西。"

我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说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Sow笑了笑。"我们还活着。"他说。

武汉的记忆依然鲜活，文献资料也近在咫尺。大家时而递上手稿，时而拿出手机，调出一二月的照片和信息。但我不知道这些材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散多少。

在镇上，我遇到了两位二十多岁的中国记者，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是在封城期间被派来的：那时，任何被派来报道武汉事件的人都必须长期留下来。其中有一位是流媒体的总监，我叫他韩哥，他发现政府办的媒体普遍想要强调战胜病魔的镜头，而不是武汉居民的痛苦。韩先生希望，最终他能找到其他方式来使用这些素材。"它会在硬盘里。"他拍着相机说。

另一位记者，我称他为尹记者，他回忆了1月份新闻界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的不同寻常的自由。记者们报道了像李文亮这样的举报人物，他们揭露了一些早期的失误，比如红十字会没有分发重要的医疗设备。这样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尹为能为社会服务而感到高兴。"我可以看到什么才叫"第四阶级"，"她说。但是，到了2月份，随着政府开始对疫情的控制，政府也加强了对新闻界的限制。"我的一个朋友说，那是一个很短暂的春天。"尹说。

译者注："第四阶级",是指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的第一方面政治权力，泛指监督政府的新闻传媒。

此后，尹报道了一些不能发表或没有下文的问题，她经常与科学家和官员交谈，他们不愿意说太多。"有一个人说，'十年后，如果气候发生了变化，我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你'，"尹告诉我。"他知道，他将被历史所审判。" 她继续说："这些人在体制内，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历史里面。"

尹描述了对一个研究机构员工的采访，他很不高兴，开始哭泣。他不肯回答她的问题，但他说自己一直在写详细的日记。她希望有一天这样的材料能够被公布。

我猜测，这种情况最终会发生，因为现在保存资料的方法太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拖延时间对共产党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处理历史的方式和处理大流行病的方式一样--一段隔离期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共产党时代，有许多被隔离的历史时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屠杀。每一次，最初的沉默之后，都会有零星的信息泄露事件爆发。武汉最终也会遵循同样的模式，但目前许多记忆还将留在这座被封存的城市。

当我与中国以外的科学家交谈时，他们并不关注政府早期的失误。"我倾向于对那些处于流行病初发阶段的国家采取仁慈的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詹妮弗-努佐在电话中告诉我。根据她的说法，期望任何国家都能从源头上阻止这种特殊的病毒是不现实的。"我一直相信这个东西会传播，"她说。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健康中心ICAP主任Wafaa El-Sadr指出，中国科学家已经迅速对病毒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在1月11日向全球研究人员提供了该病毒的基因组。"老实说，我认为他们在武汉遇到了可怕的情况，他们能够控制住它，"她说。"早期有错误，但他们确实采取行动了，而且他们分享得很快。"

在El-Sadr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她一直致力于解决美国、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艾滋病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们最终达成共识，认为H.I.V.很可能是通过丛林肉贸易开始的--第一个人类可能是在接触了灵长类动物或灵长类动物的肉后被感染的。El-Sadr认为冠状病毒是人类侵占自然界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两种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流行病中，这两种流行病是由动物向人类宿主蔓延的结果，即H.I.V.和covid流行病，"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给我写道。"人类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和范围的事情。"

有一种倾向认为，如果中国人更坦诚，或者如果他们没有在摊位和动物可以被正确研究之前清理掉华南市场，我们就会知道冠状病毒的来源。但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合作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十六年的英国疾病生态学家彼得-达斯扎克告诉我，从最初的疫情现场收集不到好的数据是典型的情况。一旦有人生病，当地政府必然会关注公共卫生应急问题。"你派来的是人医，而不是兽医，"他在电话中说。"而医生的反应是清理市场。他们想阻止感染。"

达斯扎克认为，在武汉爆发之前，病毒可能已经流传了数周，他怀疑武汉市是病毒的来源。"武汉有蝙蝠，但蝙蝠出现的时间不对，"他告诉我。"当时是冬天，蝙蝠没有那么多出来。" 他的研究表明，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每年有100多万人感染蝙蝠冠状病毒。一些人捕捉、交易或饲养可能作为中间宿主的动物。"但一般是住在蝙蝠洞附近的人，"达斯扎克说。"每天晚上，蝙蝠都会飞出来，它们排尿和排泄。有的可能会沾到表面，或者沾到别人的衣服上，然后它们就会碰到自己的嘴或鼻子。"

达斯扎克说，他一直认为这样的疫情最有可能发生在昆明或广州，这些南方城市靠近许多蝙蝠洞，而且这些城市也有密集的野生动物贸易。他认为，中国科学家现在很可能正在医院的冰柜里搜索那些在疫情爆发前不久死于肺炎的人的实验室样本。"你会拿这些样本去寻找病毒，"他说。"他们最终会找到一些东西。这些事情只是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它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已经在每种疾病上反复看到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它已经在人群中流传了。"

达斯扎克是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这是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生态健康联盟已经成为阴谋论者的目标，包括一些人声称病毒是人为的。达斯扎克和许多著名的病毒学家说，任何在实验室里创造的东西都会有明显的被操纵的迹象。也有猜测说，这次疫情的起因是研究人员不小心释放了他们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的一种冠状病毒。但没有证据表明发生了泄漏，甚至没有证据表明该研究所曾经研究过可能导致covid-19爆发的病毒。

"中国的科学家面临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出版压力，"达斯扎克说。"这真的推动了公开性和透明度。" 他在武汉待了不少时间，并与中国同事共同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如果我们发现了一种感染人类细胞并在细胞培养物内传播的病毒，我们会把信息公布出来，"他说。"十六年来，我从未遇到过一丝一毫的诡计。他们从来没有隐藏过数据。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实验室的人告诉我一件事，而另一个人说另一件事的情况。如果你在做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你为什么要邀请外国人进入实验室？"

4月，特朗普总统告诉记者，美国应该停止资助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有关的研究。在特朗普发表言论后不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取消了对EcoHealth Alliance 370万美元的资助，该公司一直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如何传染给人。EcoHealth Alliance已经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但达斯扎克预计除非有一个新的政府，否则不会有变化。

我问达斯扎克，如果他对武汉同事的开放性有信心，为什么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其他方面如此封闭。他说，科学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他认为，官员们对早期的错误感到尴尬，作为回应，他们干脆关闭了所有信息。"你是中国的记者，"他说。"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评价中国的公关理念，但我会说他们很可怕。"

一天下午，我驱车经过火神山，新建成的急救医院，现场已经被封锁；人们告诉我，医院一直空置着，以防病毒复发。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在展望下一阶段的疫情。7月初，中国国家生物技术集团，一家名为Sinopharm的国有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在武汉完成了一家疫苗制造厂的建设。项目开工时，武汉市还处于封城状态。"这是政治上正确的做法，"一位上海的生物技术企业家告诉我。"要向世界展示，英雄的武汉人已经回来了。"

该工厂有能力每年生产一亿多剂疫苗。另一家位于北京的C.N.B.G.工厂，每年可以额外生产一亿剂不同版本的疫苗。这两家工厂都已经在生产和储备疫苗，这些疫苗已经基本完成了三期试验。由于中国基本上没有处于活跃期的疫情，中核集团为了寻找受试者，不得不远赴他乡。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在阿联酋、秘鲁以及南美和中东其他国家招募了五万多人。

香港大学首席创新官何亦武告诉我，根据当局给予的紧急使用批准，C.N.B.G.疫苗已经给一些中国政府官员注射。"我个人认识几个政府官员，他们告诉我，他们接种了疫苗，"他在电话中说。他认为，总数可能在百人左右。"是中层官员，"他说。"副部长、市长、副市长。"

制药企业的高管也被寄予厚望，就像之前那位为了护送工人进入病人病房而穿上防护服的施工经理。"国药集团和C.N.B.G.的每一位高管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何建明说。"包括国药集团的C.E.O.、董事长、每一位副总裁--所有人。" 据中国媒体报道，全球高危地区的数十万公民也已经接种了疫苗。(C.N.B.G.未回应置评请求)。

在西方，中国的形象因这场大流行病和最近的其他事件而受到严重损害。该国在香港和新疆加强了政治打压，5月，在澳大利亚要求调查病毒的来源后，中国做出了愤怒的回应，对澳大利亚从大麦到牛肉的商品征收新的关税和限制。但何亦武认为，形势是多变的。"所有这些感觉都可以迅速转好，"他告诉我。"我认为，一旦中国有了疫苗，如果他们能帮助其他国家，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在来香港之前，他曾担任盖茨基金会的副主任，与C.N.B.G.在多个疫苗项目上紧密合作。他们最成功的合作之一是生产供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这一经验帮助中新生物集团发展了冠状病毒工作所需的规模。另一家中国制药公司--康希诺生物也在进行自己疫苗的三期试验。政府已经表示，最终将在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些疫苗。

还有一个竞争因素。"中国想打败美国。"何建国说。他认为，10月底之前，C.N.B.G.疫苗将获得某种程度的批准，供公众使用。"中国官员认为特朗普可能会在大选前批准美国的疫苗，"他说。"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在那之前批准疫苗。"

无论中国人多快地研制出疫苗，或者他们自1月以来如何有效地处理疫情，都不可能让西方人忘记疫情最初阶段的错误和错误信息。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差异--中国人对错误的反应往往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1月31日，方方在日记中评论道："中国人从来都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很强的忏悔意识。" 他们往往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品质会让西方人如此抓狂。在这方面，流行病确实是一面镜子--它不允许中国人向外看，不允许中国人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但是，在国内，倒影是清晰的。疫情既照出了中国制度的弱点，也照出了中国制度的长处，还照出了官民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了解：官员们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告诉公民在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明白，美国人的伤亡会令人震惊--以中国的人口数量，统计起来会超过100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为了避免这种规模的死亡，政府也知道人们会愿意接受严格的封锁，并为对抗病毒贡献自己的力量。

反过来，公民们也很善于读懂他们的政府。人们常常持有两种明显矛盾的想法：党在一些事情上说谎，但在另一些事情上却给予了很好的指导。更多的时候，公民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别。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引人注目的是，当中国人沉迷于阴谋论时，这些想法很少导致个人的危险行为，而在美国则经常如此。也许中国人已经被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和错误信息所接种：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发展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本能，他们似乎不像许多美国人那样被社交媒体迷惑。

而从这场疫情中得到的教训，往往与西方人的预期不同。年初，我通过微信与一位武汉的药师通信，他在一家医院工作，很多人都被感染。2月26日，他对早期的掩盖表示愤怒。"我个人的看法是，政府总是粗心大意，压制异己。"他写道。"正因为如此，他们失去了一次控制病毒的黄金机会。"

在武汉，我们见过几次面，在一次谈话中，我把他2月份写的东西给他看。我问他，如果他现在发现自己处于李文亮的位置，意识到某种未知疾病的爆发，他会怎么做？他会不会在网上发布警告？联系卫生官员？通知记者？

药剂师想了一下。"我会当面告诉我的密友。"他说。"但我不会把任何东西放在网上。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我问，现在这样的事件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会是一样的，"他说。"这是制度的问题。"

他解释说，在专制政府下，地方官员害怕惊动上级，这使得他们倾向于掩盖事情。但是，一旦上级领导最终掌握了真相，他们就能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他觉得很奇怪，在病毒席卷全球，破坏城市和国家的稳定之后，武汉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最近，他换了眼镜处方，于是他来到了多年来一直使用的那家店。他发现它在同一个地方，在原华南市场上面，店主也是同一个人。唯一不同的是，价格已经大跌。"平时我都会讨价还价，但这次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根本没有讨价还价。"

在武汉的最后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里见到了方方。5月，她的书在美国出版了，由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迈克尔-贝瑞翻译，贝瑞从2月25日开始翻译，正好是方方第一篇文章的一个月后，他的工作速度非常快，基本上是乘着疫情的浪潮。当他完成时，4月10日，武汉已经解封，而洛杉矶则被封锁。

和疫情的许多方面一样，这种共同的经历给了不同人不同的想法。中国国家媒体指责方芳让她的国家看起来很糟糕，极左的民族主义者像在疫情期间一样在网上攻击她。他们还针对洛杉矶的贝里。有一次，方方在武汉的家的地址被公布，人们用石块包裹着带有唾弃性的信息，从她的墙上扔过去。

"我对政治并不热衷。"方方告诉我，她解释说，她只是喜欢把事情准确地记录下来。她是个小个子女人，眼睛很活泼，她送给我一本她的一本禁书 《软埋》。小说讲述的是1949年共产党上台前后的土改问题--这又是一例被隔离的历史，因为很多地主家庭被残害。这本书在2016年出版时，激怒了以毛泽东为偶像的极左派的各种人物。其中一些左派人士随后对隔离日记进行了攻击。

六十五岁的方方已经退休，不过她从政府资助的湖北省作家协会领取退休金。她说，曾有两位来自不同政府局的地方官员来访，试图劝说她撤销在海外出版《武汉日记》，但她拒绝了。"我说，'如果你们取消我的养老金，我就起诉你们'，"她告诉我。

我遇到的每一个武汉作家都对方方评价很高，而且是保护性的。在中国的省城，文学群体往往是紧密的，作家们要学会厚道和机智。当方方的微博账号被停用时，一些精通技术的中国年轻人帮她找到了其他发布素材的途径。而有迹象表明，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也很重视她。方方说，微博的一位高级编辑最终给她写了一封私信，为审查制度道歉。"他说，他们暂停我的账号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很欣赏我。"她说。

不过目前，她无法在中国出版书籍或文章。对于一个目睹了家乡历史发展的作家来说，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方方却很平静地谈到了这种情况。她说，最近她一直在安慰一位同样被禁的年轻作家。"我说你要有耐心。"方方说。"我相信不会永远这样的。"

@natasha #102399 正想发辛波斯卡呢，哈哈

内容简介

辛波斯卡诗选三部曲包含了“诗界莫扎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维斯拉瓦·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谜（纪念版）》、《我曾这样寂寞生活》以及《给所有昨日的诗》3本精装诗集，200余首精准简洁而生动的诗歌，每一首诗就是一个小宇宙，愿你在诗歌的小宇宙中找到自己。 辛波斯卡是懂得诗和生命的况味的，当她这样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她的诗作题材甚广：大如死亡、政治或社会议题，小如微小的生物、常人忽视的物品、边缘人物、被遗忘的感觉。她用字精炼，诗风明朗，沉潜之中颇具张力。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赞叹。

作者简介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一九二三年生于波兰小镇布宁。她擅长以幽默、诗意的口吻描述严肃主题和日常事物，以诗歌回答生活。是波兰最受欢迎的诗人，也是公认为当代最为迷人的诗人之一，享有“诗界莫扎特”的美誉。一九九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奖女诗人。二O一二年二月的一个晚上，辛波斯卡在住宅里安然去世。在她的葬礼上，波兰各地的人们纷纷赶来，向诗人作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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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想不出来 :-( ，莫非这些雕像就是审美用途？

natasha老师解答下吧

@natasha #102290 没想到颁给了诗人，挺好的。

支持！

内容简介

•“沉默的经典”诗歌译丛最新一辑，装帧升级，诗歌爱好者收藏佳品。

• 露易丝•格丽克是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众多文学大奖得主，享誉诗坛已久，作品首度引进。

• 本书包含的四本诗集均为格丽克成熟期的作品，不乏大奖之作。

《月光的合金》收录了格丽克的四本诗集，《野鸢尾》（普利策诗歌奖）、《草场》、《新生》（《纽约客》诗歌图书奖）、《七个时期》（普利策诗歌奖短名单），均为成熟期的重要作品。

【评论】

在维吉尔之前、之后，一连串的史诗诗人和抒情诗人展示过他们进入冥界的危险旅行……格丽克在这些杰出的诗人中间挣得了一席之地。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

作者简介

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1943— ）

美国桂冠诗人，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至今著有十二本诗集和一本诗随笔集，遍获各种诗歌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格丽克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的把握，早期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后来的作品则通过人神对质，以及对神话人物的心理分析，导向人的存在根本问题，爱、死亡、生命、毁灭。自《阿勒山》开始，她的每部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可作为一首长诗或一部组诗。从《阿勒山》和《野鸢尾》开始，格丽克成了“必读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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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沉默的经典”诗歌译丛最新一辑，装帧升级，诗歌爱好者收藏佳品。

• 露易丝•格丽克是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众多文学大奖得主，享誉诗坛已久，作品首度引进。

• 本书特别收录格丽克部分早期诗作，可一窥作者诗风变化。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完整收录了格丽克的《阿弗尔诺》（新英格兰笔会奖）和《村居生活》（格林芬诗歌奖短名单）两本诗集；此外还有早期五本诗集的精选，涉及的诗集为《头生子》（美国诗歌学会诗人奖）、《沼泽地上的房屋》、《下降的形象》、《阿基里斯的胜利》（全国书评界奖）、《阿勒山》（国会图书馆丽贝卡•博比特全国诗歌奖）。

【评论】

在维吉尔之前、之后，一连串的史诗诗人和抒情诗人展示过他们进入冥界的危险旅行……格丽克在这些杰出的诗人中间挣得了一席之地。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

作者简介

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1943— ）

美国桂冠诗人，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至今著有十二本诗集和一本诗随笔集，遍获各种诗歌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格丽克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的把握，早期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后来的作品则通过人神对质，以及对神话人物的心理分析，导向人的存在根本问题，爱、死亡、生命、毁灭。自《阿勒山》开始，她的每部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可作为一首长诗或一部组诗。从《阿勒山》和《野鸢尾》开始，格丽克成了“必读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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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杰 #102282 托尔斯泰没得是有争议，但是也不能抹杀全部嘛，还有有不少好作家的。

@陈士杰 #102283 诺贝尔文学奖可以奖给诗人的啊，不一定是小说家。

https://www.douban.com/note/555009591/

Louise Gluck. early years

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1943---），美国当代女诗人，2003－2004年美国桂冠诗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17岁因厌食症辍学，开始为期七年的心理分析治疗，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诗歌小组学习。1975年开始在多所大学讲授诗歌创作。至今著有十余本诗集和一本诗随笔集。曾获普利策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各种诗歌奖项。现居麻省剑桥，任教于耶鲁大学。2012年11月出版诗合集《诗1962-2012》。

露易丝-格丽克诗集二册《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已于2016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繁花盛开的李树

春天，从繁花盛开的李树黑枝条上
画眉鸟发出它例行的
存活的消息。这般幸福从何而来
如邻家女儿随意哼唱
却恰恰入调？整个下午她坐在
李树的半荫里，当和风
以花朵漫浸她无瑕的膝，微绿的白
和洁白，不留标记，不像
那果实，将在夏天的烈风里
刻上松散的暗斑。

神话片断

当那位固执的神祇
带着他的礼物向我追来
我的恐惧鼓励了他
所以他跑得更快
穿过湿草地，一如既往，
赞美我。我看到赞美中的
捕获；冒着他的琴声，
我祈求大海里的父亲
救救我。当
那位神祇到达时，我已经消失，
永远地变成了一棵树。读者啊，
同情阿波罗吧：在水边，
我逃脱了他，我呼唤了
我那看不见的父亲------由于
我在那位神祇的双臂中变得僵硬，
关于他那无处不在的爱
我的父亲不曾
从水中流露任何表示。*

[译注*这首诗讲的是太阳神阿波罗追求河神珀纽斯之女达佛涅的故事，结果是珀纽斯将女儿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阿波罗则发誓将她当作王冠戴在头上，装饰他的竖琴和箭袋，允诺她四季常青......海子的《十四行：王冠》前两节所写即是阿波罗的誓言部分。]

责备

你已背叛了我，爱洛斯。
你已经给我送来了
我的真爱。

在一处高山上，你制造了
他清晰的凝视；
我的心没有
你的箭矢那么硬。

一个诗人
怎么会没有梦想？
我躺着，醒着；我感到
实在的肉体在我上面，
想让我缄默------
外面，黑暗中
那些橄榄树上空，
几颗星星。

我想这是一个恶毒的侮辱：
说我更愿意
走过小径交织的花园，
走在河边，看河水
闪烁着一珠珠
水银。我喜欢
躺在河边湿草地上，
或是逃离，爱洛斯，
不是公开地，和别的男人，
而是秘密地，冷冷地------

整个一生
我都膜拜了错误的神。
当我观察
另一边的那些树，
我内心的箭矢
像它们中的一棵，
摇摆着，颤抖着。

不可信的说话者

不要听我说；我的心已碎。
我看什么都不客观。

我了解自己；我已经学会像精神病医生那样倾听。
当我说得激情四溢，
那是我最不可信的时候。

真的很伤心：我一生都因为我的智慧，
我的语言能力，洞察力而受赞扬。
最终，它们都被浪费------

我从没有看见自己，
站在正面台阶上，牵着妹妹的手。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解释
她手臂上、靠袖口处的擦伤。

在我自己头脑中，我是无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危险的。
人们喜欢我这样看起来无私的人，
我们是跛子，说谎者；
我们属于，为了真实
应该被剔除的人。

当我安静，那才是真实显现之时。
一片晴空，云朵像白色织物。
下面，一座灰色房屋，杜鹃花
红色，亮粉色。

如果你想知道真实，你必须禁止自己
接近那个大女儿，把她遮起来：
当一个生命被如此伤害，
在它最深的运转中，
所有功能都被改变。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可相信。
因为心的创伤
也是头脑的创伤。

冬天结束

寂静世界之上，一只鸟的鸣叫
唤醒了黑枝条间的荒凉。

你想要出生，我让你出生。
什么时候我的悲伤妨碍了
你的快乐？

急急向前
进入黑暗和光亮
急于感知

仿佛你是某种新事物，想要
表达你自己

所有的光彩，所有的活泼

从来不想
这将让你付出什么，
从来不设想我的嗓音
恰恰不是你的一部分------

你不会在另一个世界听到它，
再不会清晰地，
再不会是鸟鸣或人的叫喊，

不是清晰的声音，只是
持续的回声
用所有的声音表示着再见，再见------

那条连续的线
把我们缚在一起。

花园

我再不愿做这事了，
我再看下去要受不了------

在花园里，明亮的雨中
那对年轻夫妇正在种下
一排豌豆，仿佛
以前从没有人做过这件事，
这巨大的困难还从来没有人
面对、解决------

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
在新泥里，开始，
没有前景，
他们身后，浅山淡绿，花团锦簇------

她想停下来；
他想继续做下去，
做到结束------

看她，正抚着他的脸颊
表示停战，她的手指
带着春雨的凉；
在细草里，紫色番红花炸裂------

甚至在此，甚至在爱的初始，
每次她的手离开他的脸
都成为分别的意象

而他们认为
他们可以随意忽略
这种悲哀。

银百合

夜又转凉，像早春的
夜晚，又安静下来。是否
讲话让你烦扰？此刻
我们单独在一起；我们没有理由沉默。

你能看到吗，花园上空------满月升起。
我将看不到下一个满月。

春天，当月亮升起，就意味着
时间是无尽的。雪花莲
张开又闭合，枫树的种子
一串串落下，黯淡的堆积物。
皎洁复皎洁，月亮升起在那棵桦树上空。
在弯曲处，那棵树分叉的地方，
第一批水仙的叶子，在月光中
柔和而微绿的银色。

现在，我们一起朝着尽头已经走了很远，
再不用担心那尽头。这些夜晚，我甚至不再能确定
我知道那尽头意味着什么。而你，你已经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在最初的叫喊之后，
难道快乐，不是像恐惧一样，再无声息了吗？

别离

夜不黑；黑的是这世界。
和我再多待一会儿。

你的双手在椅背上------
这一幕我将记住。
之前，轻轻拨弄着我的肩膀。
像一个人训练自己怎样躲避内心。

另一个房间里，女仆悄悄地
熄灭了我看书的灯。

那个房间和它的石灰墙壁------
我想知道，它还怎么保护你
一旦你的漂泊开始？我想你的眼睛将寻找出
它的亮光，与月光对抗。
很明显，这么多年之后，你需要距离
来理解它的强烈。

你的双手在椅背上，拨弄着
我的身体和木头，恰以同样的方式。
像一个想再次感受渴望的人，
他珍视渴望甚于一切别的情感。

海边，希腊农夫们的声音，
急于看到日出。
仿佛黎明将把他们从农夫
变成英雄。

而那之前，你正抱着我，因为你就要离开------
这些是你此刻的陈述，
并非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怎么能知道你爱我
除非我看到你为我悲伤？

忠诚的寓言

此刻，曦光里，在宫殿台阶上
国王恳求王后的宽恕。

他并不是
表里不一；他已尽力
正好做到诚实；难道还有别的方式
诚实地面对自己吗？

王后
掩着脸，某种程度上
她由阴影支撑着。她哭泣
为她的过去；当一个人生命中有了秘密，

这个人的眼泪永远无法解释。

但国王仍然乐意承担
王后的悲痛：他的
宽大的心胸，
在痛苦中如在欢乐中。

你可知道
宽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
这世界已经有罪，这世界
必须被宽恕------

燃烧的心

   "......没有什么悲哀\
    会超过在痛苦中重温\
    幸福的回忆......" *

问她是否有什么后悔的事。

我曾被
许配给另一个人------
我与某个人生活在一起。
当你被触摸，你就忘记了这些事。

问她他曾怎样触摸了她。

他的凝视触摸了我
在他的双手触摸我之前。

问她他曾怎样触摸了她。

我不曾索取任何东西；
一切都是给予的。

问她还记得什么。

我们被拖进了地狱。

我曾认为
我们所负的责任
仅仅限于
活下去的责任。那时
我是一个年轻女孩，极少屈服于指责：

然后就成了一个贱民。我是一天两天
改变了那么多吗？
如果我没有改变，难道我的行为
不符合那个年轻女孩的性格吗？

问她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也没发现。我只发现
我在颤抖。

问她火是否会伤人。

我还记得
我们当初在一起。
而我逐渐地明白了
虽然我们两人都不曾挪动
但我们并不在一起，而是深深隔开。

问她火是否会伤人。

你希望永远与你的丈夫一起生活
在比这世界还要长久的火中。
我想那时这个愿望是当然的，
如今我们在这儿
既是火又是永恒。

你对你的生活感到后悔吗？

甚至在我被触摸之前，我已属于你；
你只须看着我。

[*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五章弗兰齐斯嘉回答但丁的话。弗兰齐斯嘉出身贵族，因政治婚姻而嫁给丑陋粗野的权贵丈夫简乔托，后与丈夫的弟弟美少年保罗相爱，两人被简乔托杀死；但丁跟随维吉尔在地狱第二层遇到弗兰齐斯嘉（和保罗）的灵魂，并与其问答。]

卡斯提尔*

橙子花**在卡斯提尔上空随风起舞
孩子们在乞讨硬币

我曾经遇到我爱的人，在橙子树下
难道那是金合欢树
难道他不是我爱的人？

我曾经读着这些，也曾经梦见这些：
现在醒着，就能唤回曾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圣米格尔岛的钟声
在远方回响
他的头发在暗影中金黄略白

我曾经梦见这些，
就意味着它不曾发生过吗？
必须在这世界上发生过，才成为真实吗？

我曾经梦见一切，这个故事
就成了我的故事：

那时他躺在我身边，
我的手轻抚他肩膀的肌肤

中午，然后是傍晚：
远方，火车的声音

但这些并非就是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一件事最终地、绝对地发生，
心灵也不能将它扭转。

卡斯提尔：修女们两两走过黑暗的花园。
在圣天使教堂的围墙外
孩子们在乞讨硬币

如果我醒来，还在哭泣，
难道这就没有真实？

我曾经遇到我爱的人，在橙子树下：
我所忘记的
只是这些事实，而不是那个推论------
在某个地方，有孩子们在叫喊，在乞讨硬币

我曾梦见一切，我曾恣意沉迷
完全地，永远地

而那列火车把我们带回
先到马德里
再到巴斯克乡村

[*卡斯提尔（Castile，又作Castilla "卡斯蒂利亚"），位于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一个地区和古代王国，居民为巴斯克人。**橙子花（orange-blossom）：多为白色，欧洲人婚礼中常用作新娘的捧花及头饰。]

爱洛斯

我已经把椅子拉到旅馆窗前，看雨。

宛如在梦中或恍惚中------
在爱中，但仍然
我一无所求。

似乎没必要再接触你，见到你。
我只想要这些：
房间，椅子，雨飘落的声音，
许多个小时，在春夜的温暖中。

我不再需要别的；我是全然地满足。
我的心已变小；它只要一丁点儿填充自己。
我看着雨水瓢泼而下，在变得黑暗的城市之上------

你不再被牵挂；我能放你
过你需要过的生活。

黎明，雨渐渐稀疏。我做些
人们在晨光里做的事，我宣判自己无罪，
但我走动像一个梦游人。

这已足够，这不再与你有关。
一座陌生城市里的一些日子。
一次谈话，一只手的触摸。
再后来，我摘下了结婚戒指。

那是我想要的：无牵无挂。

忠贞的神话

当哈得斯认定自己爱上了这个姑娘*
就为她建造了一件大地的复制品，
每种事物都一样，直到草地，
除了增加一张床。

每种事物都一样，包括阳光，
因为要让一个年轻姑娘如此迅速地
从光亮进入完全的黑暗，未免太为难。

逐渐地，他想，他会引入黑夜，
最先是树叶晃动的阴影，
然后是月亮，然后是星星。然后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让珀尔塞福涅慢慢地习惯这里吧。
最终，他想，她会感到舒适。

大地的一个复制品
不同的是这里有爱。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爱吗？

他等了许多年，
建造一个世界，观察
草地上的珀尔塞福涅。
珀尔塞福涅，她嗅着，尝着。
他想，如果你有一个好胃口，
你就能享用所有这一切。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想在夜里抚摸着
心爱的人的身体，罗盘，北极星，
听那轻盈的呼吸述说着
"我活着"，那也意味着
你活着，因为你听见我说话，
你在这儿和我在一起。当一个人翻身，
另一个也翻身------

这是他所感觉到的，这个黑暗世界的统治者，
望着他为珀尔塞福涅建造的
这个世界。他从来也想不到
在这儿再不嗅什么香味，
当然也再不吃什么。

罪？恐怖？对爱的恐惧？
这些事情他无法想象；
爱着的人从来不想这些。

他梦想着，琢磨着怎么称呼这个地方。
他先是想到："新地狱"。然后："花园"。
最终，他决定把它命名为
"珀尔塞福涅的少女时代"。

此刻，一缕柔光正在平坦的草地上方升起，
在床的后面。他将她拥入怀中。
他想说："我爱你，没有什么能伤害你"

但他又想
这是谎言，所以最终他说道
"你已死，没有什么能伤害你"
这对他似乎是
一个更有希望的开端，更加真实。

[*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德墨忒尔之女，被冥王哈得斯劫持为妻，后得到母亲的营救，但由于误食了冥王的石榴，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冥界，其他时间回到母亲身边。]

——《世界文学》2014年第4期

@natasha #102278 是的，认识蔡伟的15年有讲到：

从高三开始，我不可遏制地喜欢上骑车旅行，大二寒假去了海南岛环岛骑行，痛快地实践了一次"在路上"的长途之旅。春节回家后，他送我一本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是自己找的电子版然后打印装订的，扉页上大致写的是：

致凯凯：希望我们的友谊像羽毛一样洁白，像大树一样坚稳。

这个小说讲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大致是一个男爵觉得地上的生活极其压抑，导火索是不满姐姐做的一顿蜗牛午餐，从12岁开始，一辈子都在树上生活，直到65岁死去。他的墓碑上刻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我已经忘了书里的内容了，但也依稀记得男爵至死都要坚守自己认定的理想，哪怕孤独、不被理解、爱情无果，决不妥协。

后来他就把自己的网名改了，微博和豆瓣都叫"在树上"。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007135138/https://www.douban.com/note/779884833/

一周过去了，在家因为有我们的两只傻喵陪伴心情放松了很多，时间仿佛也过得快了一些……不知道我和叔叔陆陆续续寄出的明信片你收到了多少？你的日子能不能因为收到我和叔叔的明信片而过得快一些？

内容简介

这本书从孟德尔神父的"豌豆试验"入手，用跌宕起伏、起承转合的文学讲述手法，在全书中埋下层层伏笔，抖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重磅包袱，宛如一位智者在科学之树下摇着扇子对基因编辑的历史脉络娓娓道来。其内容之深入浅出、讲述手法之驾轻就熟，令人手不释卷。
一本细致讲解生物学热门进展的科普力作，一本解读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精妙"小说"。
打开基因科学深奥的硬壳，展现人类探索自身的的历史进程，从分子层面出发，重新思考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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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广场 #102209 谢谢，不过应该不是全套，这里罗杰·彭罗斯的《宇宙的轮回》就没有。

theinitium.com - 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 发自香港

陈梓君有4部手机。

两部她叫做"鬼机"，没有任何个人信息，游行时才带去街头用。另外两部更常用，一部专门处理与反修例运动有关的义务工作，一部联络家人和朋友。

她今年25岁，大学毕业后从事文职工作。在手机渗透率高达91.5%的香港，陈梓君从2010年就使用智能手机，通讯名单、聊天纪录、各种生活照，几乎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存在一部手机。直到社会运动翻腾，香港变天，公权力从各个方向介入私人生活，信息安全引发市民忧虑，不少香港市民像陈梓君一样开始质疑：我的手机安全吗？发出的信息会否被截获或跟踪？

今年5月初，她和朋友一起团购了"鬼机"------内存资料已清空或零件被更换掉的二手手机。她的圈子中，许多年轻朋友都觉得，有必要准备一部"干净"的手机，万一被警察拘捕，不会被拿到重要资料。收到"鬼机"后，她和朋友去了一个隐密的地方，换上托人从英国带回来的电话卡，下载好即时通讯软件，就把手机留在该处。

等街头运动再来，鬼机就有用了，陈梓君当时想。没有料到，半个月后，港区国安法的消息爆出。刚安排好鬼机的她，很快再买了一个 VPN软件。她没有想到有一天要在香港使用VPN，以前认知里，只有被政府封锁网络的人，才要用VPN来"翻墙"。

"以前在香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现在就是我说话、做这些事（用VPN），就是在逃避中国的监视。"

陈梓君（化名）

"中国有小粉红爬墙出来，我就像是一个不在中国，但要回看墙内事的人？"她尝试理解自己的状态，想了一下又觉得这个比喻不合适，"以前在香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现在就是我说话、做这些事（用VPN），就是在逃避中国的监视。"

2020年10月1日，警察在铜锣湾驱赶在街上的市民。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人

在网络上，她终于变成一个不易识别、面目模糊的人，这让她感觉安全一些。

今年5月21日夜晚，全国人大毫无预警地宣布推出港区国安法，一股因未知而生的压抑气氛于城里迅速蔓生，人人都在问，到底怎样才算危害国家安全？喊口号算不算？骂政府又算不算？

红线未明，人人用不同方式保护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删帖、噤声，甚至在网络中隐身。这一晚，香港 App Store 下载量最多的首十个应用程序中，有7个是 VPN ，其中 NordVPN 的下载量较前一天增加120倍，各种网站上的 VPN 广告也瞬间大增。陈梓君开始跟朋友讨论，除了买VPN，自己可以做什么？

她喜欢用手机拍照。以前她总觉得照片仅仅保存在手机不安全，容易丢失，后来她开了一个 Google Photos 帐号，备份所有照片，但现在，她反而感觉云端平台不安全了。她怕自己的样子被识别公开，也害怕在云端上的个人资料会不知怎么被盗取、被有关平台"送中"。

数日内，她从云端中挑好数百张和家人朋友拍的生活照，全部冲洗打印，用相簿整理好，放置在房间里。某天夜里，她打开电脑，逼自己把所有 iCloud、Google Photos、Facebook 等平台上具有人像的照片一口气删掉数千张，留下的只有风景食物照。

在网络上，她终于变成一个不易识别、面目模糊的人，这让她感觉安全一些。

恐惧在去年6月第一次出现。2019年6月11日，香港百万人游行之后，警方以"串谋公众妨扰"罪名拘捕 Telegram 群组"公海总谷"的管理员。"没有想过做公海admin（管理者）都会被人拉，"陈梓君回忆说，那之前不久，她响应连登网友号召，也成为一个交流反修例信息的公海群组群主，看到另一个群的管理员被捕，她最初还在揣摩，是否只是个别事件。

不久后，因运动而被捕的人数迅速攀升，警方以骇客软件破解被捕者手机的消息不胫而走。陈梓君开始焦虑和猜疑：我会否失去工作？家人会否被起底？警察会不会忽然上门？

她在数日内换了一部新手机，朋友帮她把旧手机的资料大清洗，换掉底板。她开始找人接替自己担任群组管理员，而在有人接手之前，她不敢在群里说一句话。

"公海有人讲话我要 delete （删除）它、有人 PM（私讯）我访问又要 delete 了他，"她说，恐惧让自己有点"走火入魔"，想要假装自己不是管理员。

一切并非空穴来风。根据香港警务处回复端传媒查询，就网络言论及起底事件，2019年6月至今共拘捕67人，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煽惑公众妨扰"、"串谋公众妨扰"、及"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等。此外，端传媒整理多间传媒报导，当中已有16宗相关案件遭检控，1宗已判刑。今年1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复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质询时披露，去年6月至11月，警方共处理1429宗涉及手机作为证物的案件，当中涉及3721部被捕人或疑犯的手机。

相当于平均每一个月，就有逾600部被捕者手机被警方查阅。

经常担任义务律师，协助被捕者的香港律师陈惠源。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律师陈惠源执业23年，经常担任义务律师，协助被捕者。他告诉端传媒，警方拘捕市民后，确实有权捡走被捕者手机，但根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若警方需开锁及查阅手机，须先取得法庭批出的搜查令。对此，李家超强调警方都是在取得法庭搜查令下后才查阅被捕者手机，但陈惠源却透露，警方经常用种种"不实的借口"或威吓，在警署内让令被搜查人士自行解锁的情况屡有出现，这些个案，并没有纪录在保安局公布的数据中。

在陈惠源曾接待的求助者和已受委托的当事人中，大约9成人表示曾被警方威胁以开锁手机，威胁的方式包括：开锁以证明手机非盗窃得来，开锁来换取去洗手间、吃东西、看医生的权利等。

今年1月，一宗司法复核案件首次披露，警方曾在去年9月23及24日向法庭成功申请搜查令搜查警察总部的电子仪器，当中包括证物房及单位内所有电子装置内容，行动中警方取得黄之锋与周庭的两部电话，并用软件破解了黄之锋的iphone XR，获得手机密码和其中的照片，而周庭的Google Pixel手机当时未遭破解。

陈惠源说，警方申请搜查自己的证物房，匪夷所思，以他所知，这是警方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做。"那个是你的证物房，那个是你的 possession（拥有物），你搜查什么？为什么你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说要那些东西（手机内的资料）？"

不过，根据港区国安法，警方获取嫌疑人的电子设备信息，已经不需要法庭手令。国安法第43条的《实施细则》指，警务处处长可要求电讯服务供应商、网络平台服务商等移除有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在紧急情况下，警方可以自行批准警员进入任何电子设备搜证。

7月1日，国安法落地实施不到24小时，已有人因被搜出写有"香港独立"的旗帜被捕，消息传遍网络。陈梓君看到这些新闻，但对于在社交平台上转发新闻已开始迟疑，她怕转发带有敏感字眼的新闻，也会触碰到红线，"因为那些 post 都有这'4只字'"。

数日之后，陈梓君重新检视了自己 Facebook 过往发布过的帖文，将曾写有敏感言词的帖文设定一一调成"only me"（ 只限本人可阅）。

VPN 隐身术

I was almost a dead person on social media.

20多岁的李俊文在网上从来是个隐形人。他小心保护自己的身份，把网络世界与现实切割。在 Facebook 、 Instagram 上，他的头像均为黑色，不发帖文、不赞好、不分享任何东西。偶尔有朋友们在各类帖文标签他，李俊文从来不回复。

" I was almost a dead person on social media.（在社交媒体上我几乎是个死了的人。）"他这样形容自己。

今年6月，他把自己的家借给了几位正在打文宣战线的反修例运动示威者，来开办一个小型的网络安全讲座。讲座主持也是一个示威者，从事信息科技行业。此前，大家对自己的身份保护相当小心翼翼，一直只在网络交谈，互不知道真实姓名。

过去几年，李俊文一直关注信息安全和网络言论。2016年，大年初一凌晨，旺角街头爆发骚乱事件。他当时人在外国，盯着手机萤幕看新闻。当夜，政府迅速将事件定性为"暴乱"，事后警方进行大搜捕，一名男子涉嫌于社交媒体鼓吹他人参与骚乱而被拘捕。

这个案件后来不了了之，但李俊文印象很深，从此在网上噤声。

今年2月，他去海外参加了一些就香港问题的游说活动。回到香港，港府祭出限聚令，黑压压的街头人潮不再复见。李俊文去深水埗买了一部鬼机和电话卡，打算在网络世界"建立一个新的自己"，投入文宣战。他一度觉得，一部鬼机、一个没有登记个人信息的电话号码，万一发生什么事，把电话整个销毁也足够安全了。

李俊文在九龙的一条后巷面向墙壁。摄：林振东/端传媒

不过，讲座内容让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席间，讲者从密码的安全性谈到了暗网（Dark Web）、Google 帐户 PIN 码，还有 VPN 的用途------ VPN 可以转移用户的服务器地址、信息流通的过程经过加密，网络供应商难以分析内容。李俊文当晚立马买了VPN。

向网络世界发出一条信息或一个请求之后，传递过程中泄露数据的风险一直存在。Facebook专页"大地上的信息保安"由数位在香港从事信息保安工作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介绍指，简单来说，网络通讯就像在一个教室里"传纸条"：发信者把纸条写好并加上收件者的名字，再交给身边的同学传递出去。

负责传递纸条的同学，就是网络供应商。

"警方用搜查令要求供应商配合，就像老师命令要中间某同学将纸条副本交出一样。警方的监听通讯手段，就像老师可以安排'班长'坐在指定目标旁边，并要求他将所有经过的'纸仔'抄副本交出来。"

为了防止通讯被截取，近年很多网站或即时通讯软件中，已经加载不同的加密软件。而 VPN 技术则更进一步。原理上，VPN 是一种加密隧道，使用之后，用户的加密数据会先传送至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器，之后再存取网上服务；用户所处的真实位置不仅得以隐藏，数据也因传输过程被加密，不易被分析出来。

三四年前，香港立法会信息科技界的议员莫乃光就开始使用 VPN，用以保护私隐和安全。"我担心我的私隐，我担心有黑客入侵，我惊公司会不会有黑客来入侵我的网络，来盗取我的个人资料或公司秘密，"莫乃光说。

大学时，莫乃光攻读电脑电机工程学，担任立法会议员前，在互联网供应商业界打滚十多年。他介绍说，约在十年前，VPN 已经被各国大公司使用，但由于当年服务器数量不多，因此VPN的连线不稳定、速度也慢，直到近几年，光缆等基建增多，全球网络速度也有所提升，VPN 才开始普及。

立法会信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中国内地，人们使用 VPN 来通过虚拟 IP 地址"翻墙"，以阅读和访问被中国政府屏蔽的互联网内容和服务。不过莫乃光说，不少在民主国家的市民也习惯使用 VPN，目的是提高个人隐私，保护自己的网络足迹。

而香港旋风式的 VPN 热潮，很大程度是受政治因素催化而瞬间成形的。曾创办香港零时政府（g0vhk）的数据科学家黄浩华指，面对权力不断变大的执法部门，市民突然涌现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提醒 VPN 并非万能。

黄浩华介绍，VPN 虽能隐藏使用者的 IP 位置，但如果使用者仍然是用真名、个人帐号在网络上、通讯软件中发表言论或沟通，有关部门或人士一样也会追踪得到使用者。

图：端传媒设计组

图：端传媒设计组

图：端传媒设计组

WhatsApp、Telegram 还是 Signal？

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一个身份不够

去年9月，高希在一次行动中被捕，手机被警方捡走。两天后甫出警署，他在比较熟稔的"家长群"中公开被捕消息。反修例运动以来，一些和理非市民会以不同方式支持前线抗争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为"家长"。一个"家长"看到信息后，一口气给了高希11张电话卡和一部后备手机，高希随即用这些电话卡开了6、7个 Telegram 帐号。

"当我要和一个新的人或要进新 group 和别人沟通，我会用一个新的 account，不会用自己固有的 account 。"高希说，如示威当日有新行动，自己会用全新的账号登入 Telegram，只看当日群组内容，不参与讨论；即使警方截查，Telegram 内也什么都没有。

"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一个身份不够。"高希笑言，"在一个不能容纳真相、不能容纳多元信息的社会里面，你需要一些隐藏自己身份的角色。"

自运动爆发以来，能隐藏用户电话、开启加密聊天、能自毁信息，并且有大型群组即时聊天便利的 Telegram，一直是抗争者重要的通讯渠道及接收信息平台。国安法之后，市民对即时通讯软件安全性的讨论再度发酵。早前已有多个 Telegram 群组管理员被捕，加上群组信息并没有进行端对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有人觉得在 Telegram 好像也不安全了。

曾创办香港零时政府（g0vhk）的数据科学家黄浩华。摄：林振东/端传媒

而同样使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用户可自毁信息的 Signal ，就在运动支持者和关注信息安全的市民间疯传起来。

根据 Appfigures 网站显示，香港地区的 App Store 以及 Android 移动应用商店中，Signal 在所有类别应用程序的下载量排名，从6月29日的166名窜升到7月1日的第1位。李俊文与陈梓君还没仔细研究，也应势下载了 Signal。不过由于身边使用的朋友有限，下载后使用度不高，但他们也没有删除，留在手机里图个安心。

"我会说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只有视乎你使用的程度和需求而定。"黄浩华指出，各种即时通讯软件其实各有特性。例如，如果在沟通时不想让人知道电话号码，那么可以隐藏电话号码、能只用用户名称联系的 Telegram 是较好的选择；但若不介意电话号码被知道，那么在信息沟通中均进行端对端加密的 WhatsApp 和 Signal 较好；再者，能设定"阅后即焚时间"的 Signal 又会更安全一些。

黄浩华察觉，不少市民在使用软件上有一种错觉，觉得只要转到安全度较高的软件，整个信息保安就是安全的，然而他指出，保安安全性除了讲究"工具"以外，更重要的是使用者每日的使用习惯，包括如何使用工具、手机有没有设定双重认证、密码的安全程度、是否有定期清理信息等等，这些都是重要问题。

由于从事信息科技业，黄浩华与莫乃光一样，入行以来已经对个资安全相当重视：一般人手机会设定4位数字开锁、保险一点的会设定6位，但黄浩华的手机开锁设定，是可以混合数字、英文、符号而组成的长 PIN 码。他也很注意定期删除信息、邮件等。

当一切日常习惯都养成之后，使用哪种通讯软件也不再是零和关系了。

图：端传媒设计组

清洗社交平台的"太平地"

究竟我要坚持犯法都不给资料你，还是我真的要跪低？

不安笼罩，除了保密通讯渠道、甄选沟通软件之外，不少香港市民也开始忧虑，保留了自己大量信息的各种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等公司，值得信赖吗？

社交平台的使用在香港非常普遍。根据数据平台 DataReportal 一份针对香港社交媒体平台使用状况的报告指出，截至今年1月，全港约有580万名活跃社交平台用户，最多人使用的社交平台为 Facebook ，逹82%，紧随其后为 Instagram 及 Twitter，分别占60%及30%。在运动变得热烈之际，种种社交平台更成为抗争者传递消息，以及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场地。

不过，今年9月30日，英国《卫报》引述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或已秘密配合香港当局，交出被认为有危害国安行为的用户数据，这个官员没有具体点名指出是哪些公司。对此，Facebook、Google 等尚未就报导作出回应。

今年7月初，港区国安法通过后，Facebook、Google、WhatsApp 等多个社交平台及即时通讯软件宣布，将暂时拒绝香港政府及警方索取用户资料的要求。根据《基本法》第三十条，香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故在一般情况下，警方需先向法庭申请搜查令，方可向网络企业索取用户资料。

不过，香港政府各部门一贯有向信息及通讯科技公司提出披露和移除资料的要求。

今年5月，莫乃光在立法会上就去年政府向相关公司提出披露和移除资料的情况向政府提出质询，综合政府不同部门的回复，2019年警务处一共向本地及外地供应商提出超过5000次披露用户资料的要求，与往年相比相距不大，不过，警方要求供应商移除用户资料的数字则飙升。

图：端传媒设计组

2019年下半年警方向供应商提出近4000次移除资料的要求而上半年仅有180次，增幅高达21倍。而在2018年，警方全年只有38次要求供应商移除信息。莫乃光指，这意味著警方除了在街头拘捕抗争者之外，在网上亦不断"洗太平地"，清洗相关言论。

对于上述要求是否有申请法庭手令，警方表示"没有备存"相关数字。

面对政府施压，网络供应商或科技公司泄露用户个资的事件屡有发生。以雅虎公司为例，2004年，雅虎的香港分公司曾应中国国安部门要求，提供其用户、记者师涛的电邮信息。最后，师涛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10年；2015年，雅虎前员工披露公司亦曾应美国政府要求设立软件，以扫描、搜索用户全部邮件内容及副件。

黄浩华认为，国安法已让科技业界陷入两难。根据国安法细则，供应商须应警方要求提供用户个人资料，否则有机会违法。"究竟我要坚持犯法都不给资料你，还是我真的要跪低？"在黄浩华看来，日后无论哪一个情况发生，对于服务供应商或者市民而言，"都是一个伤害。"

"信息科技的基建产业及发展是由极少数人控制的，而科技是需要资金去支持，所以他们亦极容易被当权者收编。"陈惠源指出。他认为，个人资料就像家中的保险箱一样重要，而使用社交媒体，就像把非常珍贵的东西交了出去，人人都需要非常警惕。

高希手臂上印有香港的纹身。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地雷上跳舞的人

他觉得香港人某程度上输了，输了的是免于恐惧的网络自由。

直到今天，陈惠源除智能手机之外，还在使用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传呼机。

他笑言自己是个老派的人，从小到大都觉得电子产品不可靠 ，"以前读书的时候，永远 deadline 之前交功课，电脑肯定会坏的"。2014年之前，他还在用 Nokia 按键手机。当年，香港智能手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渗透率达77.2%，近480万港人在使用。

直到雨伞运动期间，大家都透过智能手机，用WhatsApp 传递各种信息和图片，陈惠源为了保持沟通，才开始熟习智能手机。不过至今，他的智能手机中都只有 WhatsApp 和 Signal 两个通讯软件，没有任何社交平台，他也没有想过要开一个社交媒体的帐号。

"假设网络要分享的话，为什么不面对面分享？"他笑著反问。

不过，对于其他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而言，每日的即时通讯和网络发言，本已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运动支持者而言，网络上的分享或发言，更是动员群众或组织行动的重要一环。要安全的隐身，也意味著退缩和妥协。

李俊文说，最初知道国安法要来了，他感觉很开心，觉得这意味著国际游说、街头抗争惹来了中共的反应，但这些日子他回头看，他觉得香港人某程度上输了，输了的是免于恐惧的网络自由。

"到了自己连 like 都不敢的时候，某程度上已经是一种寒蝉效应了。"李俊文缓一缓，又像是有点不忿，"姑勿论我做了些什么都好啦，我没有理由要因为我上网说了话而惊，这件事本身已经是极度不合理。"

不过，他自认这句话也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自己并没有在公开平台，去打破这种"不合理"。

2020年9月17日，九龙一块白色广告牌。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三个月来，陈梓君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自我审查呢？"

她以前很喜欢看"香港建国"的文宣，甚至会去思考要怎样建立一个国家。她一度也敢言，很喜欢在社交平台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现在就见到口号都会'灰机'（沮丧），因为根本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连讲不都能讲。"她转念又感到愧疚，觉得自己变得像懦夫一样，很多话想要说但又害怕，"就是中了他们（政府）的圈套"。

高希不一样。他生性倔强，是个典型的"包拗颈"（抬杠）。去年9月被捕之后，他的黑色大背包被警方捡走，高希就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他一直想纹一个关于香港的纹身，迟迟未起行，但踏出警署后，他立刻决定要纹。

2020年，时势跌宕，争持不下的时局一直跟支持运动的香港市民对战。前所未见的红线步步迫近，人们怕了，有人删帖有人噤声，高希不服气。每次外出"活动"，他的背包都会收着一面"香港独立"旗；手机的锁屏桌面仍旧是黑底白字、相当醒目的"香港独立、唯一出路"海报。

他强调自己一点都不害怕，决意要做在地雷上跳舞的人。"我地唔应该惊，十个人惊，呢个政府会一路施压落嚟；你要表现比佢睇，你唔撚惊！"（我们不应该怕，十个人怕，这个政府会一直施压下来；你要表现给他看，你并不他妈害怕。）

不过转个头，他还是要"戴返个头盔"（怕打脸）："可能去到被捕一刻我会惊嘅⋯⋯但现在无需要太在意。"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梓君、李俊文、高希皆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梁思行、叶家润、莊芷游、梁伊琪、陈丽对本文亦有重大贡献）

《时间简史》《时间简史续编》《霍金讲演录》《时空本性》作者：史蒂芬-霍金，出生于1942年，他的生日恰好是伽利略逝世三百年忌日。他现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这一教席曾由艾萨克-牛顿所任)。他广被推崇为继爱因斯坦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黑洞与时间弯曲》作者：基普-S.索恩,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费曼物理学教授，曾与J.惠勒合著《引力》，1994年获得美国物理学联合会（AIP）科学著作奖。
《大爆炸简史》作者：西蒙-辛格，剑桥大学粒子物理博士学位获得者，前BBC节目制作人，他执导的纪录片《费马大定理》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同名科普读物成为畅销书。同样畅销的还有《密码本》（The Code Book），这是BBC专题系列《保密的科学》的底本。
《黑洞战争》作者：伦纳德-萨斯坎德，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菲力克斯-布洛赫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著有《宇宙景观》等。
《宇宙的轮回》作者：罗杰-彭罗斯，牛津大学的Rouse Ball数学讲席终身荣誉教授。他获得过许多奖项，1988年与斯蒂芬-霍金一道因对宇宙学做出的重大贡献获得的沃尔夫物理奖，他的著作有《皇帝新脑》与《通向实在之路》等。
《爱因斯坦的未完成交响曲》作者：玛西亚-芭楚莎，她是获得颇负声望的美国物理学会"科学写作奖"的第一位女性。多年来她一直任《发现》杂志的主编，现为《天文学》杂志的一名编委。先前她还写过另外两部书：《星期四的宇宙》和《穿过黑暗的宇宙》。
《宇宙传记》作者：约翰-格里宾，他是当今著名的科普作家，他所著的畅销书包括《寻找薛定谔的猫》《星尘》《科学史》《深奥的简洁》和《科学家》等。他善于用简单的语言传递复杂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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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生活

这本教科书是比较经典的。

其实如果有一篇文章或讨论被中国数字时代转载，那流量就上来了。

@NodeBE4 #102059

非常赞同。

而推动社会变革，不能只从人权、民主这些理想主义的方面出发，而应该力图影响和改变实际的利益结构。

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了悟去中心化网络治理的真谛，从这十段思考开始，虽然是从去中心化网络出发，但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良好的去中心化网络治理，是指在充分解决网络参与或受网络影响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的同时，引导网络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朝着更具创新性和社会实用性的功能发展。

关于历史叙事、新闻、政治社会学知识的普及和大量人员进行网路社区自治实践，是能够真正改变力量格局，且又相对廉价的手段之一。在我们无法改变利益格局的情况下，改变力量格局，就能推动社会变革，和平演变。

非常赞同。如果希望别人改变，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更好的秩序。就像当年嬉皮士们厌恶资本主义而去建立公社一样，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网路公社。如果2047能成为网路社区自治的典范，对于我们也是一种胜利。

内容简介

蛤蟆先生一向爱笑爱闹，如今却一反常态地郁郁寡欢，他一个人躲在屋里，连起床梳洗的力气都没有。朋友们非常担心他，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在10次心理咨询中，蛤蟆在咨询师苍鹭的带领下，勇敢地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逐渐找回了信心与希望……

这并不是一本写给孩子看的书，而是一本非常有深度的心理疗愈读物。出版20多年来，已成为英国国民级心理咨询入门书。它基于TA沟通分析心理学的理论，讲述了一个抑郁症病人通过十次心理咨询，终于找回快乐和自信的全过程。在书中，可以看到心理咨询的倾听、共情、沟通技巧，也可以看到一个标准的心理咨询流程的模板。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

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童年经历对人格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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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04-culture-how-vcr-change-the-world/

特约撰稿人 叶郎 发自台北

美国司法部日前大动作逮捕了一个几乎盗遍所有好莱坞电影的跨国盗版团队 SPARKS成员。

这个集团同时还与全球十多个盗版团队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网路联盟 The Scene。盗版新闻网站 Torrentfreak 说这些盗版生态圈的人经常自比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因为就算被砍掉一个头总可以不断重生，然而这次事件其实更像另外一个典故------阿基里斯之腱，一箭射中要害。根据盗版资料库 PreDB 的统计，事发第二天全球网路上的新盗版档案数量立刻从一周前的单日1944笔骤降为单日168笔。

这个威吓意味浓厚的大动作，很可能是在替《天能（Tenet）》和《花木兰（Mulan）》两部被寄予厚望重启全球电影市场的大片排除障碍。美国的疫情使《天能》不得不在海外市场优先于美国国内上映，档期的时间差替盗版发行网络制造了机会。《花木兰》则采同样罕见的网路和电影院同步发行，也大大提高了高品质网路侧录版流出的机会。然而无论如何取缔，最终《天能》和《花木兰》的盗版影片仍在上映后几天内现身网路。

这样的猫捉老鼠游戏不是在网际网路发明之此后才开始。早从半世纪前第一台可以拷贝影片的家用 VCR 录影机问世以来，好莱坞就没有一天有可以睡得安稳。

同样为了录影机睡不安稳的还有当年铁幕内的共产国家政府。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录影机的拷贝技术后来并没有瓦解电影业，倒是随手推翻政府、解放了好几个铁幕国家的人民。以下是盗版录影带如何改变世界的故事：

好莱坞企图歼灭的科幻道具

1975年 Sony 推出第一台 Betamax 格式的家用录影机，并将该产品推向美国市场。第二年随即被 Universal 和 Disney 两家好莱坞片厂告上法院，认为他们制造了一款专门用来侵害著作权的犯罪工具。

Sony 在法庭上向法官解释一个听起来很像来自某部 Christopher Nolan 电影的科技名词：时间平移 （time shifting）。

1975年，Sony在推出的Betamax家用盒式磁带录影机。 摄：SSPL/Getty Images

实际上 Sony 既不是录影带格式的胜利者（最后是 VHS 赢了），也不是开创者。世界上第一台录影机是美国磁带技术厂商 Ampex 在1956年推出的 VRX-1000，接下来 30 年间至少还有几十种录影带格式备被研发出来，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该告诉消费者把这台昂贵的机器买回家能做什么。结果是 Sony 率先突破盲点："Watching Whatever Whenever" 报纸上的 Betamax 广告这么说。

这句广告标语就正是 Sony 在法庭上主张的"时间平移"概念的精髓。

21世纪的我们很难想像时刻表曾是电视体验的核心。直到几周前纽约时报都还在纽约地区的版本保持电视时刻表这个超过半世纪的传统。神奇的录影机把内容决定的权力从电视台和电影院老板转移到观众手上，让观众可以用遥控器掌控什么时候看以及看什么。它让电视机这个媒介从此具有 Netflix 的节目随选特质（可以自己决定看甚么），有 YouTube 的创作参与特质（可以自己拼贴剪辑内容），还有Twitch 的直播存档特质（可以把稍纵即逝的直播永久留存）。然而这个影响力堪比网际网路的革命性产品差点就夭折在 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这个盗版诉讼中。

多年后公布的档案显示，当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的多数意见一开始是支持好莱坞的主张，准备要让录影机这种盗版工具从世界上消失。后来大法官 John Paul Stevens 主笔的判决主文甚至原本是写来当作不同意见书的少数意见。

让风向改变的主因是一路告到最高法院的诉讼旷日废时，到了1984年大法官准备做成判决的时候录影带早已风靡全美三分之一家庭并成为好莱坞的重要收入来源，片厂主张的产业损害因此显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而让判决翻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广受美国家庭喜爱的儿童节目主持人 Fred Rogers （Tom Hanks在《知音时间（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中扮演的真实人物）以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上的陈述：

"我向来很不认同让别人来替你安排看什么节目。我的整个电视生涯都在传播一个理念：你就是最要紧的人物，你有能力做出各种健康的决定。因此我认为任何一种让人用更健康的方式掌控自己生活的工具都是无比重要的。"

法官在判决引述了 Rogers 的证词，认定这种赋予使用者"时间平移"魔法的神奇道具是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范围。Sony 因此获得历史性的胜诉判决。

和捷克导演 Milos Forman 长期合作的美国名制片Saul Zaentz （《阿玛迪斯 （Amadeus）》）当年曾预言录影带终究会带来更多影迷，因为"录影带其实使更多人对电影产生兴趣并开始真正讨论一部电影"。结果Sony案的判决出炉三年后，北美电影市场果真开始随著录影带市场的倍数成长而触底反弹，电影院票房年年攀升。就像后来的网际网路一样，录影带最终没有摧毁电影产业，反而像Netflix那样替内容产业的营收来源增加了另一条巨大的水管。

这条完全由你的遥控器操控的水管才是名符其实的 You-Tube。

纽约曼哈顿一家出租电影的录像店，年轻男士在众多电影中选择。摄： James Leynse/Corbis via Getty Images

谁怕坏坏的大野狼

接连卷入女主角挺港警和新疆协拍等政治争议的《花木兰》，也引发港台网友热烈争论到底该不该看盗版以及看盗版电影构不构成一种政治表态。

事实上磁带录影机刚问世没多久，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就将它当成政治工具进行了一场精采绝伦的政治表态。

1959年美苏决定轮流到对方的国家举办展览，名义上是增进互相了解以便更深入交流，实际上示各自到对方的地盘上展示科技实力来宣扬国威。

7月24日尼克森总统带著苏联最高领导人苏共第一书记赫鲁雪夫（N.S. Khrushchev）参观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尼克森政府非常精明地没有用军事科技来展示实力，反而将展览焦点放在洗衣机、电冰箱和洗碗机等日常家电上。他的用意是在展示美式资本主义确实替美国人带来更优越的生活方式。赫鲁雪夫则酸溜溜地反问："你们还没研发出自动将食物送进嘴巴并推下去的机器吗？"并指出美国存在了150年才达到这个水平，才刚成立37年的苏联则只需要再7年就达到相同水平，甚至超越美国。

这场全长16分钟的"厨房辩论"（因主要在美式厨房场景中进行而得名）被使用 RCA 摄影机和刚刚问世的Ampex录影机全程记录下来。其中还有一个对话场景发生在展示电视技术的 RCA 展馆，我们可以在保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录影带中听到画面外的导览员正在向两位国际领导人介绍正在记录两位领导人身影身影的彩色录影带技术："这段影片可以立刻用来重播，品质会好到让你以为是现场直播。"

195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与美国副总统尼克逊的"厨房辩论"。摄：Howard Sochurek/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画面中的尼克森则略嫌夸张地猛点头表示赞许。

稍后，美苏之间还为了这卷带子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插曲。尼克森原先承诺赫鲁雪夫两国可以同步播出"厨房辩论"的实况，但美国三大电视网抢先在隔天播出影带内容，使措手不及的苏联大为光火。苏联电视台只好默默地在几天后的深夜时段播出了翻译缺漏非常多的部分对话内容。

苏联对于录影机/录影带技术的戒慎恐惧其实远高过好莱坞。他们一直认为这种西方科技总有一天一定会危及他们的政权，因为它就像已受苏联严格管控的影印机一样，有能力快速复制并散布政治观点。1982年升任 KBG 国安委员会主席的 Viktor Chebrikov 多次在党内会议上疾呼录影机和录影带进入黑市的威胁。

1985年是录影带在美国市场大爆发的一年，同时也是苏共总书记哥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的一年。戈巴契夫比之前的苏联领导人更信仰媒体的力量，并试图驯服录影带这个新科技为己所用。所以苏联在严格管制录影机和录影带进口的同时，开始在国内加紧生产不相容于外国录影带的国产录影机与之对抗，甚至在莫斯科设立了多家国营录影带出租店来提供符合苏联利益的录影带内容。

就像1933年Disney动画《三只小猪（Three Little Pigs）》歌词中唱的："谁怕坏坏的大野狼（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 ?）"，不论三只小猪用各种高大壁垒防堵或是试图驯服录影带这头疯狂的大野狼，最终都没能奏效。

盗版西方电影的录影带最后是以老鼠打洞的方式突破铁幕，飞入苏联的平常百姓家。

塔林的老鼠洞

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Tallinn）是新片《天能》中的关键场景。事实上，塔林同时也是盗版录影带这只大野狼突破苏联重重防线的最主要破口。

事起于1971年 YLE 芬兰广播公司在赫尔辛基首都圈盖了一座的电波塔。芬兰人单纯地只是想要改善首都圈的电视讯号，完全没有其他政治企图。然而这支电波塔的溢波却一路跨越芬兰湾，直达对岸的塔林，间接诱发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

这支电塔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效应是因为爱沙尼亚人不只在家里冒险偷看芬兰电视台，更开始用录影机录下电视台播放的《Star Wars 星际大战》、《First Blood 第一滴血》、《Emmanuelle 艾曼纽》等西方电影。这些录影带透过地下管道渗透进苏联和其控制的东欧各卫星国家，进而自然生长成为了一个服务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巨大盗版生态圈。

另一个重要推手是少数获准出国的船员和飞机机组人员夹带了大量 Sony 生产的录影机和 Walkman 随身听等非法电子产品透过黑市贩卖。软体有了，硬体也有了。这个盗版电影生态圈只差一个关键的犯罪职务：录影带口译。

因为上字幕或是找配音演员来配音不敷成本，而且分工越细、牵涉越多人就越容易被 KGB 的秘密警察找到破口，所以这些盗版录影带通常就是直接在声轨上多加一个口译员的声音，由一人演出所有角色加旁白。而且多数时候口译员既没有剧本，也没有时间先看过电影，多半是仰赖临场反应的即兴演出。其中一位带有浓厚鼻音的口译员一直被江湖盛传是怕 KGB 辨识出它的声音而故意用晒衣夹夹住鼻子说话。本名为 Leonid Volodarskiy 的他后来现身受访时曾说俄罗斯人迄今仍会猛问他晒衣夹在哪里，让从小鼻骨就受伤的他觉得颇为困扰。

这些只闻其声、不识其人的口译员就是一整个世代的苏联人认识外面世界的破口。

2015年罗马尼亚的纪录片《Chuck Norris vs Communism 我们偷看的电影》 。网上图片

2015年罗马尼亚的纪录片《Chuck Norris vs Communism 我们偷看的电影》揭露了另一个匪夷所思的口译员故事。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妇人 Irina Margareta Nistor 实际上在一整个1980年代过著超级英雄一般的双重生活：白天她在罗马尼亚官方电视台负责节目审查，下班后她在自家地下室从事另一个逃避国家审查的犯罪事业------为超过三千部盗版录影带口译配音。

严管媒体的罗马尼亚政府遇上了盗版录影带泛滥反而有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寄望这些外国电影可以转移罗马尼亚民众对于各种饥荒和医药短缺等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不过秘密警察仍会不定期出动查缉。

事实上 Nistor 和雇主刚刚认识的时候，都曾怀疑对方是卧底的秘密警察。结果是多年后因工作量不堪负荷而增聘的第二个口译员才是真正的卧底。遭破获之后，老板竟以几卷录影带行贿官员随即就顺利从中脱身。这也显示了不分官民都早已被盗版电影征服。

在只有两个乏味的电视频道可看的波兰，录影带也迅速征服每个人。1988年投书波兰电影杂志的影迷自陈："从前我是个电影迷，现在则是个录影带迷。其中唯一的差别是过去我在冷飕飕的电影院里看片，而现在我则是在一样冷飕飕的客厅里看。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毕竟电影是我的最爱，因为电影可以帮助我逃避两个严酷的现实：我的生活，以及电视节目。"

听起来有87分像2020年的串流革命。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KBG 主席 Viktor Chebrikov 的警告最终成真。1980年代在苏联到处流窜的盗版电影引发的个人情绪，很快就演变成为一种集体愤怒。

李小龙、罗礼士（Chuck Norris）、席维斯史特龙（Sylvester Stallone）和阿诺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这些不可能的"革命领袖"做到了尼克森没做到的事：透过录影带不断诱使这些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众从窥探别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向统治者索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透过选举的民主程序结束共党的统治，开启了1989年东欧民主化的第一波风潮。

12月21日罗马尼亚人则在总统西奥赛古（Nocolae Ceaucescu）的集会事件上用爆竹闹事表达不满，最后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反政府暴动。四天后，独裁者西奥赛古遭判有罪后当场枪决。

1992年纪录片《革命录影纪事（Videograms of a Revolution）》。网上图片

为期一周的革命过程被新闻工作者和业余记录者用录影带记录下来，成为史上第一场有完整影像记录的革命，并成为1992年纪录片《革命录影纪事（Videograms of a Revolution）》的基本素材。

1991年苏联发生819政变的第二天，爱沙尼亚火速宣布独立，稍后独立地位也得到苏联的承认。苏联自己则在当年底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

多年后，成功争取加入欧盟的爱沙尼亚总统 Toomas Hendrik Ilves 曾解释该国人民和欧洲之间的长期情感连结："从1960年代开始，对爱沙尼亚人来说芬兰就是一扇通往西方的窗口"。他们正是从芬兰电视台节目里头第一次认识民主选举这种陌生的新事物。

2016年最后一家生产录影机的厂商关闭生产线，使录影带这个革命媒介自己也正式走入历史。

不像黑胶唱片那样存在一种"类比优于数位"的固执信仰，从来没有人主张录影带优于DVD或是BD蓝光光碟。录影带因此大概百分之百无法像黑胶那样等得到下一次类比文艺复兴。然而DVD、BD甚至是随身碟或是记忆卡其实都算是继承录影带王朝的"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革命之子）。

此时此刻，中国制的DVD播放器和装在随身碟或记忆卡里头的盗版电影正在朝鲜酝酿著什么：

朝鲜被认为是目前地球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光是看外国电影的行为就足以被认定叛国罪成立（几年前金正恩才枪毙了10名看韩国肥皂剧的官员）。然而根据Intermedia针对350名脱北者的调查，高达92%说自己曾透过DVD播放器接触过国外的内容。有些脱北者过去在朝鲜的生计就是兜售盗版电影和电视剧。

其中一名年轻的脱北者接受NPR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访问时说，看过盗版的《Titanic 铁达尼号》后自己的脑袋完全陷入一阵混乱，理由是她不敢相信一个男子怎么可能如此深爱一个女子。她从未听过自己的父母表达这样的爱意，因为在朝鲜这种爱只能对伟大的领袖表达。她说几个小时的韩剧、庞德电影和美国摔角之后，就会让人完全忘记自己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就好像梦见自己活在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星球上"。

因为朝鲜公务员的薪资极低，所以公务员也经常涉及庇护盗版黑市，试图从中维持生计。而那些从中国边界流入的特制播放器甚至还为了帮助朝鲜人躲避查缉而专门设计，可以在光碟机中假装播放政府许可的光碟片内容，但其实真正用来装盗版内容的记忆卡早在警察上门前被当事人紧急拔取出来藏匿。

熟悉的猫捉老鼠的行动再次展上演，就像有人用遥控器把1980年代在东欧发生过的历史倒带重播一样.......

2016年7月，日本船井电机（Funai Electric）宣布，由于"难以采购部件"和产品销量日减，决定关闭全世界最后一条录影机生产线。网上图片

这些历史故事当然不足以正当化所有的盗版。只是我们不应该轻易遗忘除了犯罪之外，诞生于上个世纪中期的录影机也曾创造了一种带有骇客文化原型的拷贝文化。原本 VHS 或 Betamax 所使用的磁带技术的先天缺陷是每复制一次，就会出现更多难以预测的讯号衰减，比如声音的扭曲和画面的交叠。然而这些盗版录影带却在一次又一次拷贝的讯号衰减中，得到了意料之外的超能力。

虽然录影带已死，但这股力量也仍有机会在其他革命之子的血脉之中继续复制。贴上。

内容简介

如今，拷貝東西輕而易舉，彈指分享更是這時代的溝通方式，
然而，不講「比例原則」的著作權規矩，讓你我「躺著都中槍」！
著作權規範越掐越緊、用數位工具防堵資訊流通等，
其實不只保障不了創作者的利益，還會削弱產業發展活力，
並且最終斷送你我的隱私與表意自由。

網路實戰經驗豐富的暢銷作家多克托羅披露：
想找金主或是拿創作賣個好價錢的你，
給作品上數位鎖，不僅不會確保獲利，還會將協商大權拱手讓人。
應該善用「網路」這個超大拷貝機接觸閱聽人，讓他們談起你。
想開發客源或是捧紅賺錢金雞母的產業，
倘若勇於跳脫「砸大錢，壟斷管道」這舊思惟，
正視資訊科技的內情妥善運用，不只能大幅減少營運成本，
更能與網路時代這一輩人互惠互利，穩定合作關係。
還有，身為網路時代的閱聽人與公民該知道，
限制資訊分享的技術，不只會使我們的電腦門戶洞開，隱私不保，
為商業目的阻撓網路分享，還會成為有心者整肅異己的手段。

作者簡介

柯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

加拿大知名科幻作家，著作豐富，亦曾榮獲許多獎項。他支持資訊自由並且身體力行，很早便倡議散播電子著作，他的首部科幻小說出版時，提供了多種格式供人免費下載，結果名利雙收。他也是營運相當成功、報導科技趨勢的知名網站Boing Boing的編輯。

此外他相當了解網路科技運作原理，擁有電腦科學榮譽博士學位，且熟諳國際著作權法規範與發展，曾擔任「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代表，以及主打科技議題的公民權利組織「電子前線基金會」的歐洲主管，並與人創立「英國開放權利團體」。現居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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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BE4 #101854

程晓农是专门研究这类社会转型的，这些前共产阵营的国家，至今社会上还有相当比例的人相信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那套，并且在投票和经济行为中表现出来。东德的经济一直都落后于西德。推荐你找他的文章来看看。

谢谢推荐。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里也有提到继续相信共产主义的的普通人。

就整篇文章来讲，标题只是引用了最后德国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辛恩的话，有点标题党的意思。

文中也提到了东德的经济问题

站在现在回望，东西德统一的进程似乎还可以更平滑渐进一些，有些经济融合的失误本可以避免，比如西德雇主和工会违背市场规律、过快拉高东德工资水平，最初的确讨好了民众，却导致后续失业率高攀和投资进程的中断，变成东德经济落后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btw, 这种类似的口述，推荐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

有意思的是，如果中国转型成功，粉红们会是怎样的心态？

https://www.nobelprize.org/

Physiology or Medicine -- Monday 5 October, 11:30 CEST at the earliest
Physics -- Tuesday 6 October, 11:45 CEST at the earlies
Chemistry -- Wednesday 7 October, 11:45 CEST at the earliest
Literature -- Thursday 8 October, 13:00 CEST at the earliest
Peace -- Friday 9 October, 11:00 CEST
Economic Sciences -- Monday 12 October, 11:45 CEST at the earliest

诺贝尔文学奖会花落谁家？村上春树？昆德拉？还是阿特伍德？我个人倾向于西语或葡语作家。

看到一篇17岁的4chan：表情包发源地、互联网黑洞，与币圈淘金场

站长怎么看 4cha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02-international-germany-reunion-stories/

【编者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一年后的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转眼30年过去，一代人的轨迹被完全改变。这篇文章，纪录了那些伴随新国家的诞生而二次成长的个人的故事。不久前，端传媒还发表了关于柏林墙的口述，欢迎阅读。

柏林墙倒塌10年之后，东德人舒尔茨（Lothar Schulz）决定回到东柏林，申请查看自己的斯塔西（Stasi）档案。成立于1950年的斯塔西是东德的国家安全部，被认作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斯塔西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调取了总共1375页的个人档案，交到了惊诧的舒尔茨手中。

舒尔茨在东德的家在柏林西部100多公里的施滕达尔小镇，公寓楼下住著一对年轻友善的夫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但实际上，经常跟他打招呼的这家人是一个斯塔西上尉家庭，专门被派来监听舒尔茨一家。他们在舒尔茨的公寓内安装了窃听设备，跟踪他在屋内的对话，甚至用工整的笔记，记录了舒尔茨和妻子在卧室内的一举一动。

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斯塔西派两辆车跟踪舒尔茨的过程，一辆拉达，一辆特拉班，两车之间通过无线电沟通，甚至有一份专门的暗号表格文件。他们称呼舒尔茨为"乌鸦"，而他的家是"巢"。

"我们无处不在"是斯塔西的箴言。截至1989年，东德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舒尔茨只是这600万人中的一员。他之所以成为斯塔西的重点关照对象，并被实施了费钱费力的任务B------即对封闭和开放空间的声音监视，与其另一个身份有关：他是东德25万名政治犯之一。

舒尔茨站在霍恩施豪森监狱，退休后他在这里担任讲解员 。摄：张梦圆

被秘密监听的工程师

1978年，舒尔茨28岁，那时，渴望成为一名政治犯。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从1960年代起向民主德国（东德）支付赎金专门交换这类犯人，这是舒尔茨唯一想到的能去往西边的稳妥方式。那时，被东德称为"反法西斯壁垒"的柏林墙已岿然而立17年，拦截了无数东德人自由迁徙的愿望。

在渴望成为一名政治犯之前，其实，舒尔茨最初向往却是东边的莫斯科。由于数理成绩优异，他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涡轮机械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项目工程师，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东德最大的核电站工作，负责组装苏联核反应堆WWER-440。他学习语言很有天赋，很快掌握了流利的俄语，和苏联工程师们打成一片。

舒尔茨勤勤勉勉地扮演好了螺丝钉的角色。当核反应堆出现故障，他会连续四周每天夜间工作12小时，防护服上的放射量测定器响个不停。终于，他盼来职业生涯中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工厂考虑把他送到莫斯科能源学院攻读工程博士学位，之后更有希望参与到重要的项目中。"那个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工作有了回报。"舒尔茨回忆说。难掩兴奋的他，在东柏林各个部委间为自己的出国申请跑前跑后。

彼时的东德，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观念------"魔力三角"，分别为诚实、聪明、党性，如果一个人拥有其中两角，就会被默认缺乏第三角。

一位审核他资料的女同志问他："舒尔茨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统一社会党？"舒尔茨犹疑了，他料到自己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加入执政党并不意味著你有多么笃信其政治议程，更像一份交换个人前途的忠诚保证书。他平静地答道："女士，我不想走成为党员的这一步。我是苏维埃的朋友，但不能做更多了。"女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别把精力都放在莫斯科上。再见。"

没过多久，舒尔茨接到深造机会被取消的通知。他心灰意冷地撞上在计划经济下工作的现实边界。彼时的东德，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观念------"魔力三角"，分别为诚实、聪明、党性，如果一个人拥有其中两角，就会被默认缺乏第三角。一个人聪明又忠于党，那他不可能是诚实的；一个人讲党性又很诚实，那他不会太聪明；而一个人既诚实又聪明，那他就很难认同党的理念。而舒尔茨就属于最后一种。

"我不想成为谎言家，也不想成为同事中的宣传家。"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舒尔茨回忆起当时的抉择。

在他看来，那时人们对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展示两副面孔习以为常，同事们会私底下讲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的笑话，但如果有戴著统一社会党胸章的人走进屋子，大家立马收敛起欢声笑语，那种防备和抵触是舒尔茨看在眼里的。党员身份的确会给个人带来更好的就业前景，但他觉得，与纳粹党一样，这只会吸纳更多的机会主义者。

舒尔茨没能通过政治考验，随后几年他的出境申请都被拒绝，最后连工作合同也被取消。他的妻子是来自保加利亚的皮肤科医生，曾在苏联医学院进修，但饱受周遭的言语霸凌。这对年轻夫妻感到生活暗淡，迫切想要离开这里。在妻子的支持下，舒尔茨决定朝向那个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深渊纵身一跃------他要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舒尔茨被逮捕的横幅。图：受访者提供

1978年春天，他以一个工程师的缜密风格，在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策划了一场单人抗议活动。他制作了一条1.65米长的标语横幅，藏在没人能看到的管子里，计算好乘火车抵达柏林的时间。距离计划的日子越近，他也越紧张，但仍警示自己不得喝酒或服用药物------他知道斯塔西抓住他后的首件事就是验血，若血液中含有酒精或药物，斯塔西就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危险角色。舒尔茨想要向安全部传递明确信号，他是在极清醒的状态下抗议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4月2日，他成功实施了计划，在张开横幅后不到五分钟，两名便衣警察逮捕了他。但精心计划的一切，最终就像稀松平常的湖面上卷起的一朵小浪花。第二天，西德《世界报》在一个边栏里报导了这起事件。不眠不休的审讯持续了16个小时，舒尔茨被押运到罗斯托克监狱。他记得一位审讯官员对他说，你现在在国家安全部的"生活学校"，在这里你可以为你将来的人生学到很多东西。

到了7月底，舒尔茨的案子被不公开审理。检察官对他大喊大叫，禁止他在审判期间再次使用"人性"这个词。舒尔茨被判处1年10个月的刑期。1980年初，他的服刑期即将结束，斯塔西地方机构本打算将舒尔茨释放到西德换一笔赎金，但斯塔西第一副部长比特（Bruno Beater）上校否决了这一提议。舒尔茨被继续困在东德，并在出狱后受到斯塔西的严密监控和持续骚扰。

执政党在宣传中把苏联作为效仿的典范，但在他妻子诊所这样普通的基层单位里，人人憎恨苏联，把曾在列宁格勒学医的同事作为发泄对象。

那张让舒尔茨蒙受牢狱之灾的横幅上写了什么呢？------"在党的监督下，我的妻子，一个保加利亚医生，在格赖夫斯瓦尔德被人欺负，只因她在俄罗斯学习。"没有一句政治诉求，没有指名道姓领导人，甚至都没有写党的全名。

楼下斯塔西监控舒尔茨的记录。图：受访者提供

舒尔茨的标语内容是折射东德社会虚伪的一面镜子，执政党在宣传中把苏联作为效仿的典范，但在他妻子诊所这样普通的基层单位里，人人憎恨苏联，把曾在列宁格勒学医的同事作为发泄对象。统一社会党直到倒台前都沉迷于这种不真实中，这也是为什么理解力超群的斯塔西立马就抓到了标语中的讽刺意味。

见证历史的学生领袖

11年之后的1989年，那个见证舒尔茨人生转折点的亚历山大广场，正酝酿著另一场风暴。东柏林当局收到了一家戏院提交的举行示威游行的许可申请，这让统一社会党和斯塔西的官员们深感困惑，他们不知道是应该立马干脆否决，还是表面允许但暗中渗透颠覆。几番商议后，10月26日，他们决定批准举行游行。这是民主德国40年历史上唯一一次官方正式批准但由私人组织的集会。

亚历山大游行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这次意料之外的授权与其说是当局罕见"开恩"，不如说是惧怕民众的星火燎原。刚刚成为党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在就职演讲中使用了"转型"（Die Wende）一词，并承诺会开展政治改革。他随后下令警察停止对抗议者的打压行动。

由于东德新教教会提供了唯一不被国家掌控的舆论自由空间，牧师在反对派私下活动的过程中扮演著庇护者的角色。在莱比锡圣尼古拉斯教堂门前点亮的异议烛火，传到了德累斯顿、罗斯托克等大大小小的城镇，和平革命在东德领土上蔓延开来。队伍中有饱受工业污染侵害的工人，被噤声许久的知识分子，以及因生活必需品短缺、日子越来越难挨的普通百姓。

仅在10月23日至30日这一周，斯塔西就记录了全国超过130场、共计数十万人参与的游行活动。作为首都的东柏林在这场变革中响应得后知后觉，在这个聚集了政治权力和优先供给资源的地区，居民们一度免于禁受社会主义下的生活疾苦。莱比锡和平祷告游行中那句"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在越来越多柏林人心中产生共振，最终迸发的动能也是所有人未曾预估的。

在东德只有10%的人被大学录取的情况下，这些天之骄子尤其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政治可靠性。

亚历山大广场游行背后的召集人是一群艺术家、演员和作家，其中包括后来出演电影《窃听风暴》男主角的乌尔里希-穆埃。商讨发言人名单时，为安全起见，大家同意邀请几位政府官员"参与"游行增加官方元素，包括斯塔西二号人物马库斯-沃尔夫和政治局成员君特-沙博夫斯基。但名单中还缺少一位重要群体的代表------学生。有校友说服了游行的组织者，推荐了正在东柏林洪堡大学读心理学的弗莱塔格（Ronald Freytag）。

东柏林洪堡大学读心理学的弗莱塔格。摄：张梦圆

当时，弗莱塔格正在筹办一个独立于自由德国青年（FDJ）的学生组织，并即将针对学生进行意见征询。FDJ是统一社会党的官方青年组织和后备力量，基本所有年轻人都会加入。在东德只有10%的人被大学录取的情况下，这些天之骄子尤其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政治可靠性。FDJ掌管了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在政治上监管同学们的思想，无边无际的意识形态压力让一些年轻人产生了敌意。

校园中，大家热切讨论著时任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将他视作偶像，亲切称呼其为"戈比"。但是，坐拥东德社会特权的学生并非推动变革的主力，他们深知闭紧嘴巴、别挑大梁就不会带来学术生涯上的麻烦，最开始对公开异议的态度甚至有些犬儒。

"其实最初我们讨论的只是国家体制内的改革，没人谈到统一。这个话题直到1989年夏天都是一种禁忌，因为统一就意味著社会主义制度会消失，民主德国会消失。"弗莱塔格向端传媒回忆说。

弗莱塔格没那么"天真"。他进入大学时已经26岁，是同级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服完兵役后，他直接开始工作，在商船上做一名海员，足迹遍布南美、中美、北非，还亲历了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爆发的马岛战争。熙来攘往的码头漂泊经历塑造了他老成持重的性格，也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前途。

正因此，弗莱塔格比周遭同学更勇敢地踏出挑战权威的一步。他想把FDJ的生活服务功能和政治监管功能拆分，引入一个可以反映学生切实利益的代表制度。东德最顶尖学府的学生要求脱离执政党附属机构，这在当时的氛围下格外有政治意涵。亚历山大广场游行的组织者们也认同这项议程，答应让弗莱塔格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但分给他的时间只有两分钟，其他重要人物则是五分钟。

"两分钟也太短了吧！"弗莱塔格心想。原本他打算在台上自由发挥，简单轻松谈两句学生会的工作。但到了11月4日中午，广场上人群项背相望的景象让他吓了一跳。作为演讲者，他被带进一家餐厅里候场，平时只在电视上见过的政治家和艺术家们都在这里埋头写演讲稿。弗莱塔格意识到，自己将会见证一个历史时刻，万万不可儿戏------他硬著头皮抓来一张传单，在背面严肃地写下发言内容。

弗莱塔格站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密集的游行人群前进行演讲，舞台由一辆卡车临时搭建。图：受访者提供

那天的演讲舞台搭在一辆卡车后面，组织者担心当局会在最后一刻反悔而取消游行，因此不透露卡车的具体位置。弗莱塔格走上简陋的舞台，面对密密麻麻人头攒动，他心跳加速，颤抖地捏紧演讲稿。两分钟漫长又飞快，人群热烈鼓掌，他觉得自己做到了。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讲。根据历史记录，亚历山大游行的参与人数在50万至100万之间，是东德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游行之一。执政者们无法继续装作没看到民众的呼吁。

弗莱塔格记得，人群罕见地发出嘘声是在沙博夫斯基登台的时候，人们把对统一社会党的不满发泄在这位高级官员身上，尽管他是党内支持改革的开明派。"他才是那天真正勇敢的人，明知自己会被喝倒彩但还是来了，他是真的在努力面对现实，他不是一个懦夫。"时隔31年，弗莱塔格如此评价道。

那些反对变革的势力在压倒性的公众诉求前失去了方向，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市场经济和民族团结的民众运动在东柏林制造了一场政治海啸。作为见证人，弗莱塔格也想过另一种历史可能性------亚历山大广场距离勃兰登堡门步行不到3公里，若有演讲者突然振臂高呼推倒柏林墙，带领50多万人浩浩浩荡荡向那边走去，历史可能会被一种更英雄主义的笔调改写。

五天后，弗莱塔格在晚上回家的电车上看到人们交头接耳，讨论边境那里发生的事情。那个被民众连连发出嘘声的沙博夫斯基由于误读了政策，宣布"即时取消外游限制"，西德电台、电视台立马据此播送边境开放的"谣言"，一只蝴蝶开始振翼起飞。

成千上万的人立即去到柏林墙，迫使守军容许他们通过边境，进入西柏林。弗莱塔格和女友也赶到了奥伯鲍姆桥检查站，随著人潮踏进西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陌生人拥抱、祝贺、分享香槟，西柏林人在弗莱塔格的面前摇下车窗，说可以免费载他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看看。"那是我人生中最最美好的一天。"弗莱塔格说。

弗莱塔格的演讲手稿。摄：张梦圆

为东德提供情报的西德教授

1989年11月10日清晨，在柏林御林广场附近招待所醒来的史世伟打开窗户，对面音乐厅罕见地通过荧幕直播交响乐。史世伟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讲师，在东德统一社会党社科院做访问学者，为期一个月。

那是贝多芬澎湃的《第九交响乐》，由闻讯火速赶到东柏林的美国著名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他将末乐章《欢乐颂》歌词临时改为《自由颂》。

柏林墙被推倒后，社科院接待史世伟的东德学者们再也无心钻研理论，有人茫然失措，有人机敏地拥抱变化。他认识院所内"中国小组"的一位成员，凭借之前在东德驻华使馆工作时搭建的关系火速成立了一家旅行社，利用东德人渴望出游的心理，推出了价格实惠的北京七日游，生意红火。

统一社会党大势已去，改组为了民主社会党（PDS）。作为负责阐释政策及编撰报告的文职单位，社科院也于1990年冰消瓦解，步入历史。史世伟后来获得在西柏林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学位的机会。拿到柏林政府的居留许可后，史世伟到四国共管机构里分别接受一位法国人和一位英国人的面试，才名正言顺地从东边搬到西边。

检查站不再那么严格，由于东西部马克的差价达到1：7，史世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西柏林兑换了一大把东马克后到东边消费，2个西马克就能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墙倒之后，宿舍里一位就读化学系的上海人整日站在边检处排队换币，再倒卖给嫌排队麻烦的人，赚了一大笔差价。

这个小买卖持续1990年夏天，7月2日，西马克成为两德统一的共同货币。在印著马克思头像的蓝色百元马克消失的前夜，这个男生接到一通神秘电话，要求帮助兑换一笔数额惊人的东马克。他猜到对方不是斯塔西就是东德官员，拒绝了最后一单买卖。

统一的进程远比人们想像中要快。东德的标识和融入日常的碎片如同被施了魔法渐次消失，约700个东德商品品牌最终只保留下100个，工作带来的安定感和集体主义的温馨也随著东德失败的政治试验流散了，人们的国家记忆和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被带走了。

史世伟常去拜访在社科院认识的一对东德夫妇，他们分配到的房子如今就在德国外交部附近。他们可谓两德统一的"受害者"，男方作为研究历史的副博士（苏联时代对硕士的称呼）一夜间失了业，加之其过去的特权身份，很难再谋到新政府的公职。女方在区领养机构做公务员，虽幸运保留职位，但待遇被大打折扣。妻子在统一后五六年内都拒绝前往西边，夫妇两人执著活跃在PDS举办的政党活动中。

1989年11月9日，成千上万的东德人爬上柏林墙。摄：Robert wall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他们为东德惋惜，认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党脱离了群众，后来的政策很少为老百姓著想，当然还有戈尔巴乔夫实在是太幼稚了。他们反对那些批评东德一无是处的声音，并常说"虽然西德有消费者主权，但我们东德有可以媲美的劳动权，人人有工作"。每逢佳节，夫妻俩还会与街坊邻里举杯欢庆，仿佛又氤氲著集体生活的温暖。

在1990年代，如果有人被发现是斯塔西的人，无异于被判处'社会死刑'。

如今生活的反差让这对老夫妇对现实倍感失望，他们感到新形势对其个人成就和生活经验的怠慢与贬低，无论公正与否，他们怪罪那场社会剧变。许多人不再有兴趣对东德的政治架构或历史背景作出正确的裁决，更在意如何保全接下来的生活。

统一后，民众要求公开清算共产主义过去罪行的情绪不断高涨。目前担任东德博物馆学术顾问的斯蒂凡-沃勒（Stefan Wolle）参与了斯塔西解体后的档案研究整理工作。

"大家幻想揭露斯塔西的结构和工作方法，但不一定要大规模揭露那些非正式合作者们。但是，公众逐渐把问题私人化了，大家只想知道某个人有没有为斯塔西工作过。在1990年代，如果有人被发现是斯塔西的人，无异于被判处'社会死刑'。"沃勒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当时的社会有了一个共识，不希望斯塔西的人在公共部门继续工作，比如老师、大学教授、牧师。"

沃勒曾亲历洪堡大学的背景调查。当局拿著名单逐个排查，如果雇员在听证会上不能证明自己因被勒索或胁迫而参与情报工作，就会被勒令离开。

当时的洪堡大学校长芬克（Heinrich Fink）也被揭露曾是斯塔西的告密者，尽管他否认指控，仍被解职。沃勒估计，约有1%公共岗位上的人因此被撤职，大学、媒体、议会、地方政府受到的波及尤为严重。

1992年的一天，史世伟和同学们在自由大学教室里等待政治经济学教授雅各布森（Hanns-Dieter Jacobsen），他的助手匆忙告诉大家，教授今天无法来上课了。随后同学们在报纸上看到教授因涉嫌为斯塔西工作21年而被捕的新闻，他以间谍罪被起诉。根据斯塔西档案，东德在西德境内安插了2万名非正式合作者，仅在西柏林学生运动中就有20多个情报员。雅各布森是少数被"揪出来"的人之一。

雅各布森写文章为自己辩护，但没有一家权威媒体愿意刊发。在此之前，由于他待人友善，与各个阵营的同事都开放交流，师生们对他评价都很高。很难说金钱是他与东德国家安全机构合作的主要动力，因为酬劳仅在600至800马克之间。雅各布森的研究领域是东西方经济关系，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高等院校保持频繁交流，据说他将学术圈中流传的信息文件、半机密的分析报告、华盛顿对东德谈判策略的线索甚至未公开的会议日程等资料提供给了东德的决策机构。

在提供信息和充当间谍之间的灰色地带，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雅各布森可能产生了给东德政府做顾问的错觉。有人称之为"基辛格综合征"，指的是浸泡在国际关系中的学者在获取一定学术成就后，想亲自摸一摸权力的手柄，在世界权力游戏的幕后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只不过，历史给雅各布森开了一个荒诞的玩笑，他试图成为东德基辛格的野心，似乎从一开始就努力错了方向。

"东德几乎每个人都是赢家"

1981年4月的一个下午，舒尔茨结束在教堂的工作，骑车回家的路上被行政部门职员拦下。"你明天准时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需要填一些表格。"对方说。

舒尔茨不敢相信，还有点震惊，这个重要时刻来临得有些漫不经心。他知道这是自己失去东德公民身份的第一步。他为这个国家贡献了青春和技能，但国家似乎没怎么用得上他。他拼命想逃走的时候，当局攥紧了牵绳，而当他适应了生活的平庸，那根绳子居然自己松开了。舒尔茨在被严密监控、生活工作处处受限的境况下坚持了一年，东德政府终于准许他以政治犯身份离开。

西德政府发给舒尔茨一份东德政治犯的身份证明文件，凭此可以领取生活费，还可以接受三个月的英语培训。舒尔茨觉得西德的超市丰盈得像天堂，还发现汽车跑得飞快，尾气的味道和东德也不一样。他在鲁尔区埃森的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操起机械工程的老本行，比之前在核电站更卖力，如果西德同事完成100%，他就下决心完成110%。

这些付出很快获得了回报，舒尔茨在工业界软件系统和物流领域担任了多年国际项目经理，甚至有位于华盛顿的公司高薪聘请他去美国工作，被其婉拒。他还曾在2011年旅居北京三个月，学习中文，并用相机记录下让他觉得新奇又震撼的建筑。

舒尔茨透过一扇监查窗，向访客介绍霍恩施豪森监狱内的一间牢房。摄：张梦圆

退休后的舒尔茨定居在柏林西部的施潘道区，但他经常穿过整个柏林，来到位于东北郊的霍恩施豪森监狱博物馆，在这里担任历史讲解员。这座由苏联红军在1945年设置的监狱后来被斯塔西接手，关押审讯过一万多名政治犯。柏林墙倒塌后，霍恩施豪森监狱不像其他东德政府及军事机构那般遭到示威者冲击，当局及时销毁了监狱运行的历史证据，人们了解监狱运作模式主要依赖像舒尔茨这样的目击者口述。

舒尔茨今年70岁了，依然挺拔矫健，有一种东德人特有的善谈和质朴。他的乐观情绪极有感染力，政治犯的经历也似乎从未摧毁过他积极向上的心态。

"我没有恨和怨，"舒尔茨说。有时他也问自己：我是东德的受害者吗？当然，自己确确实实因政治罪名坐过牢，但后来他在西德如愿开启了第二人生，拥有比大多数东德人更优越的条件，"受害者"身份并不能定义他之后的生活，他也不喜欢这个词流露出的自怨自艾，而更愿意用"斗士"来描述自己的一生。

弗莱塔格后来在纽伦堡和美国学习了市场研究及咨询，统一十多年后，他在总部位于波恩的德国邮政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是柏林媒体通讯和经济大学的总务长。曾有学生在网上看到了关于亚历山大广场那场游行的信息，不可思议地问他："这真是您吗，教授？"年轻人想不到，那个曾经反对学校权威的人，自己却成为了学校权威。

弗莱塔格在西德工作生活时，从未觉得受到过任何区别对待，反而是家乡图林根州小城的父母，仍会下意识地说"去西边"。弗莱塔格有意远离东德身份的标签，反而更愿意被称作是一名"世界公民"。历史没有桎梏住他往前走的脚步，柏林墙倒塌时，他的价值观已经让他做好前往新世界去冒险的准备。

站在现在回望，东西德统一的进程似乎还可以更平滑渐进一些，有些经济融合的失误本可以避免，比如西德雇主和工会违背市场规律、过快拉高东德工资水平，最初的确讨好了民众，却导致后续失业率高攀和投资进程的中断，变成东德经济落后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东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痛苦转轨的过程中，输家是那些曾经掌权的共产党老人，他们失去了权力，但仍享受到了西边标准的养老金待遇。"德国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辛恩（Hans-Werner Sinn）对端传媒说，"但除了他们之外，东德每一个人都是赢家，这点毫无疑问。德国能够实现统一，基本上是全体民众的幸运。"

内容简介

回顾20世纪文学，冠以经典的盖棺论定或许言之尚早。但吴晓东在北大讲坛上推崇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这九位小说家，却无疑称得上大师；他在课堂上选作阐释分析对象的九篇作品也已经或终将被证明为不朽。因此，吴晓东对他心仪小说家的独具慧眼的研究、对他欣赏的小说的别有会心的解读，不失为一 种对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回顾和盘点。虽然作者无意经营小说史的架构，但其宏阔视野却有助于我们对百年文学脉络的整体关照和把握，进而领悟已经过去的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世纪”对小说家及小说形式的深层影响，以及为什么20世纪的小说令人感到“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

本书是在北大开设的“20世纪外国现代主义小说选讲”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讲堂上的即兴发挥和精彩议论，使本书在严谨缜密的学院派研究风格之外，更增添了几分潇洒而感性的亲和力。对我们熟悉或热爱的小说与小说家，听听吴晓东老师如何评说，或许是一种有趣的“旧梦重温”。

作者简介

吴晓东，1965年3月生，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84年至199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教至今。1996、1998、1999年分别赴日本、新加坡、韩国方学与讲学。主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中国小说、中国现代诗歌、外国现代主义小说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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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博士豆沙馅 #101745 别呀，想听加密经济学的，当然还有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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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咚咚（wb: 萝卜咚lobod)

9月30日，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的"黑姑娘"拉姆去世了。9月14日晚，在家直播的拉姆被前夫唐某泼汽油焚烧，导致全身90%以上的重度烧伤。随后拉姆被紧急送往阿坝州人民医院救治。因伤势过重，拉姆随后又转至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抢救。在深度昏迷半个月后，拉姆走了。她死于30岁，生前是一位父亲的女儿，一位姐姐的妹妹，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亲手杀死她的男人的前妻。

根据"谷雨实验室"《被前夫烧毁的拉姆》一文的报道，拉姆和前夫唐某的婚姻一直浸淫在家庭暴力当中。婚后不久是一些脸上的红肿和身上的青紫，在知道女儿受委屈了会找唐某理论的母亲去世后，唐某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暴力也从隐蔽在二人家庭内部的行为变成了当街的公开暴力展演------"没人敢挑战这种看上去肆无忌惮的暴力，人们似乎接受了这个人现状。"

唐某动手的原因不外乎一些家庭琐事，比如在网上打牌输了钱，心情不好就动手。今年5月，拉姆和唐某协议离婚。离婚后，唐某磕头、忏悔、发誓，见拉姆不为所动，开始愤怒、疯狂、威胁，用儿子的性命以死相逼。拉姆作为母亲的命运被死死扼住。家人无法拯救她------拉姆的姐姐卓玛因拒绝透露拉姆的电话被唐某打到左侧眶骨骨折拉姆的父亲在身材高大的拉姆面前只能沉默。当地民警也仅限于口头警告，因为"这属于家庭纠纷，清官难断家务事"。一种对于家庭暴力的无知和无视也在一步步将拉姆推向深渊------"我们那里的人觉得这种事很丢人，不愿意说出去。"

"姐姐，我们的命可能就是这样，只能靠我们两个自己。"在姐姐卓玛被唐某殴打后，拉姆平静地告诉她。对于拉姆而言，她的"命"是"不离婚就可能被打死"和"离婚就要失去孩子"之间的残酷选择，是她身而为人和身而为母亲这两个身份的激烈冲突。最后拉姆选择了后者，今年6月法庭将两个孩子都判给了男方。即便如此，她也没能拯救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到底是什么一步步造就了拉姆的"命"？在拉姆生前和唐某的婚姻生活中，为什么家庭暴力无法被制止？是什么让唐某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而不必承担后果？为什么拉姆在向外界求助的过程中屡次碰壁？为什么家庭暴力被认定为民警无法介入"家庭纠纷"和难以处理的"家务事"？究竟是什么在一步步纵容唐某，让这样一位在婚姻中将女性视作自己的财产、离婚后仍认为自己可以轻而易举控制前妻性命的男人，最后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将拉姆杀死？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随机波动将剩余价值时期的一期相关节目整理成文呈现给大家。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是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创始负责人、原"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组织负责人、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老师，她与我们探讨了家庭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个体与结构、个案和制度等多个面向。

我们试图回看这期节目以关照拉姆事件，是因为冯媛老师回答了一些当下依然重要的问题------比如家庭暴力是一种计算的结果，也是一种决策，对于家暴行为的遏制就是要让施暴者知道，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诘问家暴受害者"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也是一种谴责受害者、要求受害者必须完美的行为，我们要问的是为何施暴者不停止暴力，而非受害者为什么无法离开；比如执法机关的职责并非代表受害者对施暴人进行惩罚，而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对他人权利构成了侵害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这期节目之外，拉姆事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待追问的问题------当唐某从丈夫变为前夫，当家庭暴力演变为故意杀人，前夫或者前男友这样的角色是否可以纳入"家庭暴力"的讨论范围？如果不能，我们应该如何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或者措辞来定义这些个体及其行为，才能不使这一群体的恶行被忽视？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正文部分的对话背景是去年接二连三发生的一系列家暴事件，从蒋劲夫再度施暴乌克兰女友到博主宇芽自曝被家暴过程，再到Kim公开表示原谅曾经的家暴者李阳。我们的对话建立在那一时期的讨论基础上，也希望可以指向当下依然急迫、依然令人心碎、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暴力的问题。

关于受害者：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种设问是错的

随机波动：面对亲密关系暴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问为什么受害者不离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谴责受害者言论。以冯媛老师的实际工作经历来说，为什么谴责受害者的言论这么常见？

冯媛：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思路。此前我看到朋友圈有人说，当孩子挨父母打的时候，我们问没问过孩子为什么不离家出走，为什么不跟父母断绝关系？当一个小学生被老师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问小学生你为什么不罢课，你为什么不退学？我们问这样的问题是错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你离开就解决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结构性的观念、一种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安排给你这样的婚姻制度、这样的亲子关系模式、这样的教育模式，你离开了又怎么样？即便离开了，下一个关系可能也半斤八两。提这种问题本身就是责备受害者。**我们为什么不问，施暴者在第一次施暴的时候为什么没意识到那是家庭暴力？为什么不停止？为什么不改正？我们反家暴，就要从反对这种责备受害者的问题开始，反对这些我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问题。

那为什么受害者不离开？很少有人第一次就坚决离开的，因为家庭暴力，包括亲密关系暴力、亲子暴力、手足暴力，这些关系本身不是陌生人关系，不是你欺负我我就还击的关系，或是我跟你老死不相往来的关系。他们每天都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就算是亲密关系可以结束，两人可以分开，但他们可能还有各种各样情感上的关系、经济上的依赖和利益上的关联。就算没有暴力的两个人分手都不容易，有了暴力，再加上失恋，这样的分手可能让人有各种各样的不舍、不甘，还有一些期望。毕竟我们总是会从好的地方去想对方，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期待我们的关系。

此外，当受暴一方主要是女性的时候，离开一段关系进入下一段关系有很多制约。如果男人多多少少都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话，你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他可能同样会家暴，可能只是家暴的形式不同或者程度不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再找一个没准还不如现在这个，或者女性也不一定有信心。再加上离婚女性在这个社会中还是有诸多不便，尤其有些女性还带孩子。

我们也看到，在离婚过程当中，通常来说，如果孩子是男孩的话，男方家庭是千方百计要（争取抚养权）的，是女孩子的话男方家可能就会放手；如果这个孩子有病或者残障，常常男方家是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女性遭受了家庭暴力，再带着一个有病或有残障的孩子，或者就算没病没残，让她再带一个孩子，对方付生活费或者付一定的赡养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要的责任负担在谁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可能觉得好歹两个人还比一个人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在现有的社会性别架构下，有个人原因、感情原因，还有社会的结构性原因，你让一个人遭遇了家暴之后就离开，太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你父母打你你为什么不脱离关系一样，对弱者我们不要苛求。我们以后要换一换我们提问的方式------他为什么不停止施暴，为什么不改正？

随机波动：家暴这个问题跟性侵也很像，比如最后在法庭上需要受害者出来举证，这又会对她造成二次伤害。相当于施暴者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除非他自己真的觉醒了，说我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这个几率非常小。这就导致我们在社会上听到的声音大部分是从受害者这边传出来的，也正因如此，她们更多暴露在公众视野内，受到更多的伤害。您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把讨论的方向从受害者转向施暴者？这个过程困难吗？

冯媛：当然很困难。第一，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施暴者，施暴者要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有时候施暴者还说我是受暴者，对方才是施暴者。比如对方先怎么挑起我的愤怒，做了伤害我的事情，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是施暴者，就算他心里头知道自己是主导的，他也不会承认。

其次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很多结构性原因，施暴者有的时候施暴，他真的不以为自己在施暴，只是以为自己在做一个传统的男人、一般的男人、正常的男人该做的事情或者该有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改变讨论的思路或者方向？首先，我们这些有平等意识的、有反暴力意识的人要改变提问的方式。我们一定要通过改变提问的方式去扭转大家习以为常的思路，我们不要再问她为什么不离开，而要问他为什么不停止暴力。第二牵涉到教育。我们都知道，在健康方面，预防是最好的，保持健康的方式比你有病治病好。性别暴力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从教育------不管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面向社会的媒体或者公益广告------里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尊重、平等、非暴力，那暴力就会减少很多。

为什么很多施暴人根本不认为自己在施暴？为什么有人要打妻子？李阳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Kim把我电脑里的文件删了，这样的女人你碰到你会怎么样？他把暴力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我们应该从小就进行非暴力沟通教育，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冲突，非暴力地对待自己的愤怒，不要把自己的愤怒用暴力的方式转嫁于人。这样的教育是需要从小练习的，当然幼儿园可能不懂得亲密关系，但幼儿园就可以开始教育小朋友，比如一个小朋友拿了你的玩具，你要怎么对待？你该去打对方吗？

曾经有一个视频，讲的是几个小男孩面对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女孩，小男孩接到指令说你喜欢她吗，喜欢她你去摸一下她，之后的指令是让小男孩去打小女孩。三四个小男孩做这个实验，都说喜欢她，他们也会去摸一下她，但并不会打她。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打小女孩的时候，这几个小男孩各有各的理由。一个小男孩说男孩不能打女孩，听起来是好男人不打女人这种理论；另一个小男孩说她太可爱了，不能打她；还有一个说她没做错什么事情，那意思就是做错事情我可以打他；还有一个小孩说，不能打人。

虽然从不打人这一点上来说，这4个男孩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这就是教育要做的------有人是因为她是女孩所以不能打，这意味着我是男人我优越，我要保持一个非暴力的绅士形象。这样的男人，虽然在这个事件上不打女人，但他可能会在别的方面凌驾于女人之上、控制女人。这是"真男人打什么女人"的变体------我们不是说好男人不打女人，而是说什么人都不能打。

第二个就是说她没做错什么，那我们要想，一个人做错事情，你就有权惩罚了吗？如果从现代的权利观点来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对别人施加暴力，不管这个人做了什么错事。就算一个人犯了法，也可以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我没有权利打人，或者不能打人的观念，需要从小训练。

另外我对这个视频的制作方式也有意见。把小男孩带到一个小女孩跟前，对他说你喜欢她就摸她一下，这本身是把女孩塑造成一个相对于你的情感客体和欲望客体。但是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我们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教育要从小做起，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的有一种尊重、平等和非暴力的关系，对待任何人任何事情。

关于施暴者：

家庭暴力是一种决策而非失控
随机波动：从施暴者的角度，有人会说家暴其实是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他们的错误是能被校正的吗？还是说他们一旦发生了一次暴力行为，就表示他们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人？施暴者有没有改过自新的可能？有没有一些从施暴者的角度去矫正的方式？

冯媛：肯定有，但暴力行为是有个人因素、人际因素、社区社会文化和制度等等因素的，所以这几个因素必须一起来互动。不然如果施暴者回到一个暴力文化充斥的社会，又会被社会大潮影响。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很多时候都弥漫着强者通吃的观念、一种狼性文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鼓励施暴者施暴。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施暴者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本身可能贫困，由于失业，或者自己年轻时或现在也在遭遇某些暴力对待，他的愤怒就只能靠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他更能支配的家人来发泄。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到，对于施暴者个人认知和行为的矫正是需要的，同时社会也要去改变暴力文化，消除一些结构性的暴力和不公平，这些是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施暴者来说，如果有一个遏制性情境的话，他一定会停止。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叫《他不打老板只打老婆》，这说明家庭暴力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个不可控制的行为。当然这个决定不是经过漫长的过程、要做多少调查研究，它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一个决定。他为什么不打老板而打老婆？他知道不能打老板，打老板我还要不要饭碗？也不能打陌生人，陌生人有可能还击或者警察马上会来，我可能更惨；哪怕我不挨打，可能要有别的后果。

**所以家庭暴力绝对是一种算计的结果，是一种决策，他知道他这么做了既能泄愤又能弘扬自己的威风，还不用负责任。**所以怎么样能够遏制他，让他知道如果实施家暴------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性方面还是经济方面的暴力------要承担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可能会被警察拘留，还有可能妻离子散。还有一个后果，一般单位都有员工守则，仔细看看里面都有"遵纪守法"这一条。如果说他的单位老板知道他在家施暴，这也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如果单位对家暴和性别暴力零容忍，根据家暴情节给出相应的处分，你看他还敢不敢？

对家暴的遏制，除了呼吁当事人要求助、要自卫之外，也要呼吁有关责任方真的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只要履行职责了，施暴者就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有代价的，是要负责任的，他原来那样算计可以，现在这样算计不行了。

如果没有社会上更多的压力------不管是法律上的压力，还是刚才说到的离婚或饭碗受到威胁的压力，或者是社会道德上面的压力------他可能在家里作威作福，却在外面想要维持一个好的形象。但如果他的家暴行为被其他社会关系了解，他也会因此受到道德上的压迫，每一个压力都是可以有效的。

随机波动：这可能就是从吃瓜群众转向路人甲的一个参与方式，就是你怎么样介入整个舆论，让家暴行为处于社会道德的检视之下，而不是在所谓的家庭私领域中。

冯媛：当然这个问题也一直有人在探讨，有人说高更曾经受到过什么样的指控，还有最近的波兰斯基，他们的作品还能不能放？这些讨论都让我们可以从更大的空间来关注这些问题，可能不是说马上就禁止你的东西，但合同上是可以有条款的，可以帮助限制家暴的行为。

在反家暴过程当中，在我们当积极的路人甲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反暴力的基础上来讨论问题，不是说一个人曾经有过施暴行为，他就完完全全永世不得翻身。

随机波动：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市场的逻辑，不是说我们不让他出书，而是他出了书之后可能会面临一些市场的后果。同样作为女性，我不想买他的书，他的书就卖不出去，要跟他合作的出版商也要谨慎地考虑是否要跟这个人合作。

冯媛：还有就是要要求出版商在跟他的合作中加条件，而不是说简单地说禁止或者解除合同。当然解除合同、禁止禁印，我们也有权提。但是我觉得更有约束力的是要加条件，因为有很多出版商或者很多制片商很多画廊老板可能唯利是图，那我们就要加条件。

关于帮助者和执法机关：

执法者不是代表受害者，而是代表国家
随机波动：我们要做积极的旁观者，很多人------包括帮助遭受家暴者或者倾听她们遭遇的人------面临的是失望的问题。当你们一次次去倾听受害者的处境，而最后她们可能又回到了那样一种关系里的时候，你们自己会失望或者有类似情绪吗？如果有的话要怎么处理？

冯媛：作为一个反家暴的个案工作者，永远不能用自己的框框去框他者。不管是失望也好或者其他什么也好，都是自己有一些预设的标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能问受害者你为什么不离开一样。不管是家暴还是性骚扰，不管她是在这个事情当中还是这个事情刚刚过去，还是这个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当事人自己永远是主体，她有自己做出决定的权利，这是第一点。

第二，从现实当中来说，我们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些人原谅家暴者是由于对方停止了暴力------不管他道没道歉，他们之间还有感情，还有共同的孩子，甚至有时候还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为了生计或者为了事业，或者为了家庭的、家族的面子等等，她选择原谅，这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还有一种情况，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对方就停止了，原谅了，从此过上了没有暴力的生活。但我们都知道暴力有时候是个循环------蜜月期、冲突期、暴力爆发期、和解期、蜜月期......有些时候，和解只是这个循环当中的一环。有的暴力会一直循环下去，最后以悲剧结束。悲剧就是说一直处在暴力当中，甚至会碰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样的悲剧。有的可能没有到极端，但是整个生命中都在经受暴力。但也有的好的结果，就是结束暴力关系，不管是两个人继续相处，还是各自开始新的生活。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事人有原谅的权利，也有不原谅的权利。

现在很多处理方式，包括调解，都是说你看当事人承诺不再施暴了，当事人赔礼道歉了，他都这样了，你就接受吧，你就原谅吧。如果当事人不原谅，大家就觉得这人不会见好就收，或者这人不知好歹。我们不应该给受害人这种压力，受害人也永远有不原谅的权利。所以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原谅不原谅都是她的权利，我们这些人要做的是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就是伸出手来让她可以拉一把。

随机波动：刚我们也提到在家暴案件中执法机关的不作为或者推诿的态度，能不能谈谈这个？

冯媛：这样的态度是不应该的，或者是很令人惋惜的。很多有帮助职责的机构有时候也在用推诿的态度，比如有时候有些民警就会说，我们今天要是把他处理了，下次可能就会怨我们了。

你要知道你代表谁，你不是代表受害者对他进行处罚，你是代表国家来对一个行为进行判断------如果这个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你有职责制止这种侵害，所以你不要因为受害人原谅还是不原谅，就来为自己的责任打折扣。另外，对于受害人的原谅，我们一定要识别她是真正的原谅，还是出于害怕不敢说出自己的请求，或者是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大概一两个月以前我有一次代人报警。这个人以前也报过警，但是警察并没有出警。每次报警没有效果，反而男方更加气势汹汹，更加有恃无恐。说回那天晚上，已经有点晚了，她又打电话来，说报警了但是警察没有出警。后来我问明情况后，就说我代你报警。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警察打来电话，说处理好了，告诉你一下没事了。一方面我很感动，我觉得这警察效率很高，而且还很快地来告诉我已经处理了。

另外一方面我就问他，请问您是到了现场还是通过别的方式处理的？他说我打电话过去了，没事了，她不要求处理了。我说她在家里，那个人就在她旁边，她肯定是有恐惧的，她不能要求您处理或者再查。最后他去了现场，后来那位女士就给我发信息，说第一次警察打电话来的时候，她特别害怕，因为那人就在旁边，"我特别害怕，我什么话都不能说。"第二次警察到现场了，虽然也没有把男方怎么样，但是警察走了之后，男方气焰就下去了很多。

这个例子也说明，执法机关潜意识里没有把家庭暴力看得太重，就是不想处理，并且为此找理由。

家暴中的小孩：

复制暴力还是超越暴力

随机波动：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女性是受害人，孩子可能也是受害人。冯媛老师从事了20年反家暴的实践活动，在您的观察里长期暴力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冯媛：孩子被迫目睹家暴，这本身对孩子就是一种暴力。孩子亲眼看到的暴力绝大多数都是家庭暴力，因为孩子很少看到社会上的暴力------电影、电视或者动漫电玩中的暴力不是真正的暴力。被迫目睹家庭暴力对孩子就是一种暴力。长期身处暴力情形------包括听到的和感受到的暴力------对孩子的影响分两种：对孩子当下的影响和对孩子长久的影响。当下的影响是会给孩子造成恐惧，造成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无助甚至内疚。因为有时候孩子会觉得暴力跟自己有关系，好像是自己引起的，或者是由于自己导致了一方不能脱离这种暴力处境。

也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导致孩子过度退缩，甚至也可能有个别情况，孩子会生发出一种过度防卫心理，以攻为守，表现出情绪化和攻击性。这些情况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甚至会影响他们身体，造成进食或者肠胃功能的紊乱，包括腹泻、失眠、无法集中精神学习等等。长期的影响就是会影响孩子的心理性格，甚至是人格的形成。

如果没有支持性的因素或者其他干预性因素去中断或者改变这种影响，也会造成孩子习得性的角色榜样，比如男的应该怎么样、女的应该怎么样，孩子可能就会复制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模式和施害-受害模式。

这些都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的。只要有其他支持性因素，比如其他方方面面对孩子的爱，包括有些情况下，双方如果在孩子面前能克制，对孩子表达爱，还有其他家人或者社会上对孩子一些爱，也会改变这样的情况。个别情况下孩子还会变成坚定的反家暴者，因为他们觉得我不能重复那样的模式。

随机波动：对于已经有小孩的家庭来说，遭受丈夫家暴的女性面对孩子是否面临着更多情感挑战和更大的育儿困难？

冯媛：在有孩子的家庭当中，有的时候真的能从孩子身上看到对方，不管是看到对方真真实实的样子，还是说因为孩子联想到对方------因为这个孩子是两个人共同的孩子。很多女性受害人在这个时候真的受不了，当她对对方的恐惧、害怕、愤怒和厌恶，和对家暴行为的恐惧、憎恨、愤怒和厌恶还完完全全在一体的时候，她看到孩子，孩子让她想到对方的时候，会在她身上引起很多情感，而这种情感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这些妇女对待孩子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如果受害人能够把对方这个人和对方的家庭暴力行为分开，能把孩子和对方这个人分开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她就能以一个平常的态度对待这个孩子。

但对很多受害人而言，尤其是当这个孩子长得很像施暴方，或者孩子的某一些行为举止很像施暴方的时候，相当于受害者和施暴者还有密切的关系，那她在情感关系和日常关系上是很难走向新生活的。

随机波动：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因为长期无法忍受被丈夫家暴而最后杀夫被判刑的阿姨。她出狱后我采访她，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长得比较像她自己，小儿子长得特别像她老公。她说我经常一晃神就觉得我儿子是我老公，她出狱之后经常做的一个梦是她和她丈夫关系很好，她丈夫是一个不家暴的人。她潜意识里面其实渴望，如果他不对我做出那样的暴力行为，可能我们还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4个人还是可以生活在一起。反过来说，女性真的好难，要怎么样把这个人和他的暴力行为完全能切割开，要怎么处理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而这个孩子身上携带着曾经对你施暴的，可能也是你很爱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基因？

冯媛：所以重建主体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一次性行为，而是需要一个支持性的环境，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也不光是女性，任何一个性别的受害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是受害人。这就需要大家看到家暴的后果，不是说家暴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结束了，家暴后果就消除了，家暴的后果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会从和孩子的关系的直接投射中会延续。

随机波动：暴力跟爱能不能共存？暴力为什么不能终止爱？

冯媛：反过来一样，有时候为什么爱不能终止暴力？就是因为刚才说的结构性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反家暴的话，在家庭、个人层面反家暴的话，不可能真正做到反家暴。就是因为还有结构性的原因，比如说在社会上大家都觉得我们要做大做强，那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什么？压倒别人，多占地盘，多占资源，我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上不能抛弃这种零和游戏的思维------所谓零和游戏，就是说你强我弱、我强你弱，你死我活、我活你死？而在全人类的层面，如果我们也有一种平等、尊重、非暴力沟通的氛围，我们才能够最终拥有真正的反家暴。

关于暴力能不能终止爱或者爱能不能终止暴力，如果不跳出家庭这个领域，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家庭或个人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支持的。结构性的东西如同汪洋大海，我们人置身其中，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反家暴实际上是在一切关系当中反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说，不管有没有爱，只要有平等、有尊重，没有爱也可以终止暴力；如果没有平等和尊重的话，有爱也不能终止暴力。因为暴力会以爱的名义存在、继续并且将其合理化。

随机波动：说到结构性的力量，最近这几年的趋势------包括民族主义------跟反家暴的逻辑刚好是反的，这会让反家暴更难。比如蒋劲夫之前发了一条微博，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走在国外感受到我们国家真的太强了，太牛逼了，这跟冯媛老师刚才说的逻辑是一样的。

冯媛：但反过来，我们这样有非暴力理念的人就会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以这样的形象走在世界上，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只是靠那些东西强大，但是仍然会被看不起。我们可能物质上不一定强大到那个份上，但是我们中国的男人如果能够更加非暴力，我们中国的女人能够得到更多男人的合作、理解和支持，这样的话中国人才会更加被看得起，我们在国际大家庭里头才会更加被认为是受尊重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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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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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里尔克在其三十岁左右时写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虽是写给"青年诗人"，里尔克却不止于谈论创作和诗艺，他在信中谈及青年人内心面临的诸多疑惑和愁苦：诗和艺术、两性之爱、悲哀和怀疑、生活和职业的艰难，揭示了审美、信仰、寂寞、爱、悲哀等论题的深奥本质。
里尔克向身处困顿中的青年人诉说诗人对生命的体验，希望他们能以更大的耐心对待成长中苦闷，向平凡的生活寻求更深沉而本真的意义。这些永恒的话题以亲切平易之语娓娓道来，展现出优美隽永的风格。每个人都是"青年诗人"，都在阅读中分享着一种永恒的流动。

作者简介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生于布拉格，伟大的德语诗人，代表作有《马尔特手记》《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杜伊诺哀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等，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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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phd #101485

还是喜欢

让品葱灰归 pincong.org，立人蓝归2047吧

我仔细想了一下，该怎么比喻的问题，拿国家治理来套是有点不合适。

2047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但是这种公共空间应该类似于书店，站长是书店老板，场地是他租的，管理员是店员，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看书（看帖子），注册成为会员后可以出书（发帖）。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家书店的资产书（帖子）不是老板买的，而是用户生产的，所以用户有版权。至于封号，相当于把客人赶出店里，看到有顾客在书上乱涂乱画（比如在帖子下面捣乱），肯定赶他出去，但他换身马甲可以再来（注册新账号），新规则下，他的作品还是得到保障的。我认为 union 相当于消费者保护协会（创作者保护协会）。

各位把自己当成老板去理解2047的话可能会不一样，所以不是宪法而是服务条款。

https://mp.weixin.qq.com/s/meGC4c4IbKAI5Hu4OZ_HCw

拉姆回家养伤没几天，唐某找来，跪下来重重地磕头，认错悔恨，发誓自己以后再也不动手了。见拉姆不为所动，他变得愤怒而疯狂，他拿着菜刀架在小儿子脖子上，"不复婚我就杀了他！"拉姆告诉卓玛，唐某还带着两个孩子去了河边，威胁拉姆，不复婚就带着孩子一起跳河。

在卓玛看来，唐某捏住了拉姆的死穴，对于一个母亲，这种威胁几乎是无法反抗的。

撰文丨张月

编辑丨糖槭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纵 火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拉姆此刻会在山上挖羌活。

这是一种半人高的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叶片像鸟儿的羽毛一样，根茎晒干后，可以入药。每年7、8、9月是羌活最好的季节，在四川阿坝的观音桥镇，拉姆和父亲会开着一辆破旧的五菱面包车进山，到半山腰时车就上不去了，两人得走路往更高处去，海拔越高，羌活的品相就越好。拉姆穿着一双旧旧的绿色解放鞋，扛着药锄，背上是一个脏污的黄色编织袋，她仔细地搜索森林的边缘和灌木丛。

整个夏天她都在山上，但成果很大程度上依赖运气，有时一天能挖好几斤，有时一天一株也找不到。晒干的羌活一斤能卖大约30块钱，一年收入不到两万块钱，这几乎是拉姆和父亲的全部收入。

在短视频平台上，拉姆这么介绍自己：家穷人丑，一米六五，小学文化，农村户口。她并不丑陋，是一个眼神明亮、鼻梁高挺的姑娘，笑起来脸上有浅浅的酒窝。拉姆今年30岁，却有一双极其粗糙的手，食指和中指是黑的，那是常年挖药的痕迹，羌活根深，常常要用手挖，山上多雨，土壤潮湿，几个月下来，手会开裂，乃至烂掉，脏污用肥皂使劲搓也搓不掉。拉姆在短视频里有点怯怯地说："手很脏，勿喷，因为是挣钱的手。"

©视频截图

然而，那双挣钱的手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五指僵硬地蜷曲，无法伸展。9月14日，拉姆被前夫唐某浇了满身汽油后纵火焚烧，她在医院的ICU里深度昏迷了13天，全身90%以上烧伤，整个人都是焦黑的，只有右胸有一点点完好的皮肤。拉姆的姐姐卓玛告诉我，除了烧伤，还有六七处刀伤，额头上的伤处深可见骨。120接走的时候，表妹尼珍看了拉姆一眼，"脸已经完全烧完了，好像有点变小了，鼻子本来很高的，现在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由于病情危重，9月17日拉姆被转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生告诉卓玛，拉姆身上的一些肉已经烧熟。9月22日她接受了一次大手术，"把那些肉和皮全部都给她割了，等于剥了一层皮。"至今她尚没有渡过危险期。

观音桥是个安静的小镇，居民4000余人，人们印象里很少有如此惨烈的案件。拉姆和唐某在今年6月底离婚。据卓玛的丈夫仁央后来回忆，9月14日晚上八点多，唐某骑着一辆摩托车到了半山腰的拉姆家，车子后面是一把长四五十厘米的西瓜刀和一个50斤的汽油桶，他还随身带了一把小的水果刀。拉姆当时正在厨房里直播，和粉丝们说话，一名看她直播的观众见到一个人走进来，然后手机屏幕就黑了，之后听到尖锐的呼救声。

拉姆的父亲三郎甲和仁央在另一个房间睡觉，也被拉姆的呼救声吵醒。当他们冲到厨房时，看到拉姆的全身已经被浇上汽油，厨房和客厅的地面也全是油，唐某一手拿着刀比在拉姆的脖子上，一手拿着打火机。"他是准备杀我们全家，不光是我妹妹。"从唐某带的汽油和刀具数量，卓玛判断。

三郎甲记得，当时拉姆撕心裂肺地冲他们喊，"阿爸快跑，他要把我炸了。"他全身发抖，和仁央跑了出去，又想起来要报警，仁央跑回屋里拿手机，他们听到拉姆哀求的哭声。仁央还没有打通110，火便开始燃起，迅速蔓延整个屋子，之后响起巨大的爆炸声。

卓玛事后听说，唐某亦被火势波及，面部受了伤，也许是因为紧张，他没有骑摩托车离开，而是走路下了山。在山脚的小卖部，他要了一瓶矿泉水喝，老板被他满脸熏黑的样子吓住了。之后，唐某被赶到的公安抓获。

一位观音镇的民警告诉我，唐某身上有45%的面积烧伤，最严重的是面部，"一层皮已经烧没了。"他目前正在阿坝州府马尔康市的医院进行治疗。

尼珍说，也许是因为慌不择路，唐某下山的时候跑丢了一只鞋，那只白色的休闲运动鞋现在还扔在山路边，没人敢碰。

©张月

暴 力

唐某身材高大，五官粗犷。他的一位邻居告诉我，唐某初中一毕业没有再继续读书，开始跑面包车。后来家里卖了地，父母开了个茶楼，收入不错，唐某也就闲在了家里，"没有工作"。他和拉姆算是青梅竹马，十七八岁就在一起"耍朋友"，没多久就结了婚，在一起十多年，生了两个儿子。

婚后没多久，卓玛发现，拉姆的脸上有时候会红肿，身上也有一些青紫。拉姆性情隐忍，只跟姐姐提过一次唐某扇她耳光。脸上肿着，她怕出去被人看见，几天都不敢出门。

拉姆的表嫂巴尔木提到拉姆的家族时一声叹息，在她眼里，父亲三郎甲老实巴交，木讷少言，"他很善良，但也可以说是软弱，什么也不敢说。"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精明强干，"什么都会做"，饭菜做得香，毛衣也打得精致，上山挖药也是好手，村子里商量什么事情，"她也是敢说话的那种。"

知道女儿受了委屈，母亲会去找唐某理论，在巴尔木印象里，唐某当时会有所收敛，"妈妈在的时候他不太敢的"。

2011年，母亲查出胆囊癌晚期，家里没有钱做化疗，只能回家养病，"没钱治，就等死"，在家里撑了一年之后，母亲离世。

卓玛记得，也就是在那之后，妹妹身上的伤开始变多，也更加明显。每次打完之后，唐某会跟拉姆认错，她每次都会原谅他。"她舍不得孩子，一直觉得唐某还有机会改。"卓玛说。4年前，拉姆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尼珍劝过她，"你不应该怀这个的，他要是不改你怎么办？"拉姆说："没关系的，他为了小孩也会改的。"

拉姆和小儿子 ©视频截图

然而家暴在持续升级，甚至不再避讳他人。尼珍记得，有一次春节娘家聚会，唐某突然把拉姆拉到街上，揪着头发，冲着眼睛给了拉姆一拳，她头发右上角也被揪秃了一块儿。

唐某不喜欢她回娘家，每次拉姆回家，他都跟着。她想在尼珍家住一个晚上，但唐某不同意，拉姆也不敢坚持。"我们也不敢说什么，害怕回去的路上（唐某）打她嘛。"尼珍说。没人敢挑战这种看上去肆无忌惮的暴力，人们似乎接受了这个现状，没人敢为她说什么，父亲在高大的唐某面前总是沉默，有时还会发抖。

拉姆可以诉苦的人只有姐姐，但卓玛记得，只有实在瞒不住的时候，拉姆才会简单跟自己讲讲发生了什么。"她知道我们家里面没有可以靠的人，好多事情她就不说，只有她自己明白有多苦。"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卓玛捂住了双眼。

尼珍能感觉到拉姆的变化，她们一起长大，年少时拉姆是一个活泼的姑娘，笑容总是很大，婚后几年，见到亲戚时，拉姆还是经常笑，但到了后来，尼珍觉得那个笑容好像只是虚浮在脸上，转瞬即逝。

"把朴素的生活做成了鲜花"

拉姆真心的笑容更多地出现在短视频里，上山挖药的无人之时。在深山里一呆就是十多天，这些时间她展现出与平日截然不同的样貌。她会仔细拍自己吃的三餐，早饭通常是糌粑粉拌酥油，浇上热茶，再放些白糖。她一边吃一边对着镜头说："很好吃哦朋友们。"

她在野外搭了个土灶，晚饭通常是煮面条，蒸米饭，炒土豆丝，腊肉，捡来的黄丝菌配上青椒一起炒，饭菜其实很简陋，但她端着一个很大的饭盆吃得很香，因为"在山里就是要吃很多"。在野外有时候没有碗，她就拿塑料袋当碗，折两根树枝当筷子。偶尔带了可以自热的鱼香肉丝米饭，能吃上热乎的，她就很知足，她说："今天的生活可真好。"

挖来的羌活太重了，拉不动，她把树枝砍下来，绑在一起做成一个可以拖着走的架子，"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很简单的。"

站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她还会给牦牛唱歌，"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对着远山大哥打呼哨，会收到挖药人的回音。她也会在蓝天白云下随着音乐起舞，舞姿轻盈，眼神明亮。

她很少化妆，衣服也破旧，身上总是脏兮兮的，但在平台上拥有72万粉丝。有一位粉丝评论说："她把辛苦的工作做成了阳光，把朴素的生活做成了鲜花。"

视频里的拉姆看上去像是未曾经历痛苦，也没有被残酷的生活打败。她睡在石头搭的屋子里，顶上是遮雨的塑料布，经常漏水，但她却一直在拍几簇从石缝里挣扎长出来的黄色小花，她说："朋友们你们看，帐篷里都开花了。"今年春节前，她坐在那辆五菱面包车里，说着明明很沮丧的话，声音却很洪亮，喊着："马上要春节了，每天还早出晚归，钱也没有挣着，人也很辛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加油！"

"淳朴善良又美丽的姑娘，那些视频中丝毫看不出她对生活中的苦累的半点抱怨，只有她脸上的笑和眼中的光。"一位名叫湖畔旧人的网友在微博上评论。

许多人说她成了网红，但她并没有靠这个赚钱。卓玛记得，有粉丝给她刷礼物的时候，拉姆会劝对方不要刷礼物，别浪费钱。烧伤之后需要筹集医药费，有人让卓玛去看拉姆的平台后台，说："肯定有很多钱，网红直播一晚上就有好几万。"她去看了，账户上仅有两千块钱，"她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挣钱。"卓玛说。

在尼珍看来，那些短视频是拉姆为数不多的出口之一，"上面有人跟她说话，为她加油，她还是比较安慰一点吧，在家里的话，视频一关，又把她打回以前的那种生活。"她很少跟粉丝提及现实生活里的不如意，偶尔会有敏感的粉丝发现她脸上有点淤青，她也并不多做解释。

一个在成都工作的表姐曾多次劝拉姆出来打工，"来成都烧烧烤也比在那儿天天挨打强啊。"在观音桥，拉姆这个年纪的人只要会说点普通话，大都在外地打工，"吃的也好，衣服也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会愿意天天挖药吃苦？"拉姆也向往大城市里的生活，但每回想一想，都算了，卓玛说："她觉得如果出去了的话，她见不到两个孩子，爸爸身体也不好，肯定要照顾她爸爸嘛。"

卓玛觉得，拉姆想要的生活很简单，她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只要能抚养两个儿子长大，照顾好父亲就可以。在视频里，她会给父亲洗头发，还会吹个发型。两个儿子也经常出现，她会轻轻抚摸他们的头，亲一亲，说："你们俩就是我的生命，时刻提醒我要努力。"

左起：卓玛、拉姆和父亲 ©卓玛

威 胁

即使是那样简单的生活，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唐某最严重的一次家暴发生在今年5月，他拿着板凳重重砸在了拉姆的右半身，造成她右臂骨折。卓玛在娘家见到逃回来的拉姆，她当时脸上全是淤青，脖子上有被掐的淤痕。拉姆的小儿子指着凳子，哭着跟卓玛比划，"大娘，爸爸打妈妈。" 所谓"原因"大概都是些家庭琐事。拉姆告诉卓玛，这次家暴是由于唐某在网上打牌，输了些钱，心情不好，就又动了手。

拉姆觉得，如果不离婚，也许就要被打死了，她和唐某在5月协议离婚，大儿子归自己，小儿子归唐某。卓玛不清楚唐某为何如此轻易地同意离婚，她得知消息时，拉姆已经办完了手续。

但事情远没能结束。拉姆告诉卓玛，回家养伤没几天，唐某找来，跪下来重重地磕头，认错悔恨，发誓自己以后再也不动手了。见拉姆不为所动，他变得愤怒而疯狂，拿着菜刀架在小儿子脖子上，"不复婚我就杀了他！"拉姆告诉卓玛，唐某还带着两个孩子去了河边，说不复婚他就带着孩子一起跳河。

在卓玛看来，唐某捏住了拉姆的死穴，对于一个母亲，这种威胁几乎是无法反抗的。没多久，拉姆和唐某又复了婚。

但是不到10天的时间里，拉姆又被打了两次，她带着小儿子躲回了娘家（大儿子在上学）。

在卓玛印象中，拉姆从未因为自己挨打报过警，"我们那里的人觉得这种事很丢人，不愿意说出去。"

一位民警告诉我，从去年到今年，派出所多次接到过拉姆的报警，原因都是唐路来娘家找她。这次躲回家之后，唐路再次很快带着家人找上门来，要把孩子带回去，拉姆报了警，办案民警去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两家在吵架，抢夺孩子，他认为这属于家庭纠纷。"能看出来，拉姆一家是弱势的一方，一个女孩子，父亲身体也不好，我们还是会愿意多站在她这边，警告男方不要太过分，别动手，但是在此之外，其实能做的也很少，清官难断家务事。"

后来，拉姆不敢回娘家，在亲戚家轮流住了一个月。唐某找不到她，天天给她发短信，"你要是不回来，我把小孩杀了！"他找到卓玛开的特产店里要人，逼她给拉姆打电话，卓玛拒绝了，唐某一拳砸在了卓玛脸上，她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那一拳造成她的左侧眶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直到现在，卓玛眼睛下方还能看到凹陷进去一块。

左起：卓玛、拉姆和父亲 ©卓玛

如果仔细审视拉姆的人生，会发现那不仅仅是一个女性被丈夫摧毁的故事，那几乎是一个无法逃开的悲剧。惨案发生之后，卓玛反复复盘，如果母亲还在，如果父亲不要那么懦弱，如果拉姆出去打工，如果曾有外部力量介入施以保护......然而在现实里，没有一桩"如果"发生，命运避开了所有变好的可能性。

卓玛被打之后，她哭着给拉姆打电话，拉姆近乎平静地说，"姐姐，我们的命可能就是这样，只能靠我们两个自己。"她让卓玛不要哭，"你还有我。"

尼珍觉得，也许就是在那时，拉姆下定了离婚的决心。她告诉尼珍，"为了小孩我忍到了现在，小孩大一点的话，我可以走远一点打工什么的，但是姐姐被打了，爸爸也会被打的。他已经是无法无天，再也不可能改了。"

拉姆不怎么认识字，她去县城里找人写了离婚起诉书，她还是会时不时收到唐某的威胁短信，但她没有再犹豫。6月底法庭宣判的时候，很多亲戚给她打电话，问要不要陪她去，她都推辞了，"她说她自己去面对，一个人自己去解决。"卓玛说。

她想要争取到哪怕一个孩子的抚养权，但法院最终把两个孩子都判给了男方。由于判决书和离婚证都锁在了拉姆家一层的纵火现场，现在无法进入，卓玛未能获取到判决书的原件，也无从得知这次判决的依据。卓玛猜测："应该是因为对方经济条件好。"

唐某跟拉姆协商，想要孩子的话，就别离婚了。这次，她没有再妥协，她失去了两个孩子。

从法院出来，她给姐姐打电话，哭得撕心裂肺。

巨 石

拉姆告诉卓玛，她的背上像是背了块巨石，但是这次离婚之后，"她说我背的那个石头已经放下来了。"

她放不下的是两个孩子，她想着努力挣钱，经济条件好一点，就可以再把抚养权争回来。卓玛记得，妹妹在山上挖药的时间更长了，以前雨天的时候会歇一歇，现在连雨天也在挖，"再大的雨，她都不管。"

她变得更节省，护肤品只买几块钱的宝宝霜，装在塑料袋里，化妆品只有一支便宜口红，还是别人送的。每个月有一星期她可以见孩子，那是她唯一慷慨的时候，她会带着孩子去县城里的游乐园，给他们买好吃的。

她的视频里最频繁出现的字眼变成了：挣钱。她想攒钱让孩子读书，自己不太识字，有时候网友的评论都看不懂，她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

可是这一切都被摧毁了。没人知道为什么在离婚三个月之后，唐某突然决定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唯一的预兆是，一位粉丝后来告诉卓玛，拉姆下山之前的一条视频里，唐某曾评论："你什么时候下山，我们的问题解决一下。"案发后，我们未能找到这条评论。

躺在救护车上时，拉姆还有一丝意识，她对三郎甲说："阿爸，如果这次我死了，姐姐以后来照顾你的生活。"她全身都疼，又跟姐夫仁央说："到了医院，你让医生给我打个针，让我死，我这辈子完了，我痛得受不了，这样活着没意思。"

她伤得过重，在阿坝昏迷的时候，医生建议他们转院去成都治疗，但费用高昂，光是救护车往返的8000块钱家里都凑不出来。亲戚劝卓玛，要不放弃治疗吧，即使活过来，拉姆可能也不会接受自己。父亲六神无主，一直在哭。在一团混乱和嘈杂中，卓玛做了转院的决定，"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手脚什么都坏了我都愿意照顾她，我跪着要饭我也要救她。"

这桩惨烈的案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仅用了半天，卓玛在水滴筹上就筹到了100万，支撑了拉姆迄今为止的费用。

父亲三郎甲受了很大刺激，常常陷入无意识状态，别人跟他说话，很多时候他都听不到，听到短视频里拉姆的声音，会不停地哭。卓玛有时候发现父亲半夜在外面游荡，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神情恍惚。

唯一的好消息是，在昏迷了13天之后，9月27日，拉姆有了一丝清醒的意识，左眼半睁。卓玛进不去ICU，只好让护工把手机放在拉姆的耳边，她跟妹妹说话，安慰她，拉姆嗓子里插了管子，说不了话，但听着卓玛的声音，左眼慢慢有眼泪渗出来。

但她在短暂清醒再次陷入昏迷，依然未能摆脱危险状态。医生告诉卓玛，对于拉姆的状况，100万是杯水车薪，她在重症治疗室的日常和手术费用已经花掉了将近50万，此后至少还需要在ICU治疗两到三个月，至少要做10次植皮手术，后续费用在400万以上。

更坏的消息是，拉姆也许将失去挖药的双手，医生告诉卓玛，手烧得厉害，可能需要截肢。卓玛打电话给我，语气哽咽，反复说："你能不能找北京的专家帮帮我，我想保住她的双手，她接受不了的，她什么都没了。"

我去了拉姆半山腰的家里，一层已作为纵火现场被封锁保护，只能看到窗台外面摆着她洗得干干净净的解放鞋，那是她打算第二天上山要穿的。二楼晒着各种菌子，有自己吃的，也有准备要卖的。车库边摆放着好几摞干柴，都是她从山上捡回来的，码放得整整齐齐，足够这个冬天烧了。门外还有一辆小朋友驾驶的玩具车。旁边小菜地里的芫根和大葱是她种的，已经长高了，菜地边缘开着几株黄色的万寿菊。

眼前的一切都是她想要过的新生活，自由的、免于恐惧的生活。

©张月

尼珍、仁央为化名。

https://www.solidot.org/story?sid=65706

在上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谁掌握能源，谁就有最强大的工业能力；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谁拥有最多的数据，谁就能有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平台。从这个角度看，数据确实像石油。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石油是没有生命的，而数据是有生命的。此为奇客故事专栏第一篇文章。

<编者按>此前，奇客Solidot进行了一次用户投票，问大家对发展方向的看法，其中排名前三的选项之一是专栏。于是，我们就先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开设"奇客故事"专栏，本专栏将主要探讨"技术文化如何改变社会文化"话题。这是奇客solidot第一次尝试发布长文章，自然也是对专栏功能的试水。专栏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看法，不代表站方意见，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在奇客solidot开设专栏，不妨联络站方。此为奇客故事专栏第一篇文章，讲的是数据隐私问题。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的名言警句，比如在水浒里的景阳冈，除了武松，当地人都相信"三碗不过岗"。在科技业，也有这样的名言共识，最出名的一句是 "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
这句话流行于大数据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声誉则达到顶峰。人工智能的三要素是算法、算力和数据，算法几十年间没有本质的变化，深度学习是旧技术，是暴力计算加上海量数据，导致了新一轮人工智能井喷。
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数据确实有点像发动机里的燃油，没有燃油，发动机没有动力，没有数据，人工智能也没法产生智能。
而在上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谁掌握能源，谁就有最强大的工业能力；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谁拥有最多的数据，谁就能有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平台。
从这个角度看，数据确实像石油。
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石油是没有生命的，而数据是有生命的。
沉积岩中的石油虽然看起来是"生物"的后代，是历代古生物遗骸被加热加压后的产物，但黑色的石油归根到底是没有生命迹象的，我们无法从石油中，还原出生物的DNA（因此，很多人怀疑，石油压根不是生物产物，而是像石头一样是纯自然产物）。
而零一代码组成的数据看起来毫无生命气息所在，甚至连一个实体都没有，它们就这样安静的存放在计算机的存储设备之中。但数据却是有生命的，因为它是人类在数字世界的真实行为的直接映射。
我们的每一句网络发言，数字摄像头里拍到的每一个画面，每一笔购物清单，这些数据，并不是冷冰冰的代码。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就是人类自身，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数字自传。
在技术的作用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数据还原成一个人，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购物狂，是不是体育迷或者某明星的死忠粉。
数据可以让一个人完全透明化。有句话说，看人要论迹不论心，但在数据时代，网络踪迹就是人心。
所以数据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数字DNA，数据能做的事情其实远不止于还原一个人，它甚至还能操控一个人。
现在美国正在进行总统选举辩论，大选如火如荼。
就在几年前，偶然间接触了一位来自某国的某竞选团队的CTO，一个长得像黑客的技术高手。但是他说，你知道吗，哥们，黑掉一部电脑的黑客已经过时了，黑掉一个人的大脑才是高手。
什么叫黑掉一个人的大脑？就是通过这个人的行为数据，分析其喜好，然后对其发送各种有针对性的信息，影响他的认知判断，最终改变其行为。或者相反，根据他的兴趣爱好，不停的灌输同一种信息，让其坚信既有观念不动摇。
这个被黑掉的大脑以为自己在自行其是的做决策，其实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结果。很多事，你以为是你以为的，但是其实是别人让你以为是你以为的，你在第一层，黑掉大脑的黑客在第二层，操控这些大脑黑客的在第三层。
还记得诺兰的电影《盗梦空间》么？现实世界里，我们无法到一个人的梦里，但是有些"黑客"就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数据，到他的大脑里。不是盗梦空间，胜似盗梦空间。
当然，除了人类会产生数据，机器也会产生数据。但是别忘了，机器产生的数据，也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机器数据，即是人类数据。
所以，无论怎么看，数据里都有活生生的生命力，数据就是人类自身。我们不在写书法，只会敲代码，几千年后的考古，就是在数据中发现我们的生活足迹。
我曾经在一次大会主持上，问几位人工智能专家，假设未来有一天真的出现人工智能，它能看到我们现在访谈的场面，你现在对这个摄像机镜头，要对它说什么？几位专家发言立刻变得很谨慎，因为专家们知道，有一天，有一部机器，它真能看到这一刻。
所以，没有生命力的石油是可以随便出口的，哪怕是敌对的国家，也不在意两国互换石油。
但是数据不一样，数据的生命力让数据的迁移和人口的迁移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人类到某国需要签证，那么数据也需要签证。
甚至，不出国的数据也很敏感。前一阵，李开复说帮助旷世科技拿到了蚂蚁金服的数据，立刻引来两家公司的第一时间澄清。你看，数据之敏感，连有股份关系的合作伙伴都要避嫌。对数据的避嫌，比对有竞业条款的员工的限制还要多。
N年前，李彦宏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不在乎数据隐私，愿意牺牲掉这些换取一些互联网服务的便利。其实，当时的人不是不在乎，是不知道数据有多重要。就像写于1031-1095的《梦溪笔谈》，并不知道石油可以带来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
不过说过这番话的李彦宏，并没有做出依赖数据算法推荐的今日头条。而前一阵，李彦宏又说，算法不应该太照顾用户的喜好，这句话用本文的逻辑翻译一下，意思就是系统不应该轻易动用数据权力，黑掉一个人的大脑，这句话就挺好的，比用户不在乎隐私好。只不过，固然系统不应该总为用户喂甜食，但是不当的喂垃圾食品也是不对的。
1947年10月，衍生出 WTO的关贸总协定出现了，人类有了一个基于商品互换的全球贸易谈判体系。那之后，无论国与国的贸易怎么谈，无非是代价价码问题。但是70年之后，WTO已无法解决数据问题，因为WTO不是为处理依靠人类数据喂养滋生，有意识形态的"商品"设立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上个月11号，邻国上任很久，即将卸任的首相和英国上任不太久的首相谈了个贸易协议，其中有个专门的数据条款，有可能是标志性的。
前阵看一部国产动画，叫元龙，一部穿越题材作品，当男主人公掏出一把手枪，干掉了古代一个功夫不错的公子哥时，弹幕上有句话刷了屏："大人，时代变了"。
可不，时代变了。

第一句让我想起《黑暗骑士》里的一句台词：

You either die a hero or you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yourself become the villain.
要么作为英雄而死，要么苟活到目睹自己被逼成恶棍。

内容简介

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 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女性并非这场浩劫中唯一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

作者简介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坛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现居多伦多。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阿特伍德便以持久旺盛的创作力不给评论界任何淡忘她的机会。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多数重量级国际文学奖，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2017年，阿特伍德获卡夫卡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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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01191 据我所知，不少作家都很推崇尼采。建议还是读他的原著比较好。

内容简介

该书“从法院说法”，介绍了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史，描绘了美国法治演变的制度故事。美国最高法院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机构，更是一个折射美国政治斗争、社会发展、权利保障的舞台。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舞台何以搭建、巩固的故事，以及在这个舞台上演的那些精彩“戏剧”。

作者简介

任东来(1961—2013)：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1982年、1985年和1988年先后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和世界史博士学位，是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曾出版《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1995/2018)、《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2000)、《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2004/2015)、《政治世界探微》(2005)、《小视角下的大历史》(2007)、《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2007)、《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2011)，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国际问题研究》《美国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涉及美国政治法律史与中美关系史，出版个人专著《自由的天性：十九世纪美国的律师与法学院》，译著《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 《反对有理：美国*高法院历史上的著名异议》 《最民主的部门：美国最高法院的贡献》 《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 《民主之门：最高法院如何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等十部。

江振春：安徽安庆人，南京大学美国史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宪政史、美国法律史和美国文化史，曾在《美国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和《江苏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文章若干篇，合著或独著有：《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高法院研究》(2011)、《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2013)和《爱与自由：美国同性婚姻研究》(2017)，主持两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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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立法，我想补充关于司法方面的问题，重点是封号问题。我的想法是：

由站长和管理员组成2047最高法院，针对封号专门在司法实践区里开帖审理，谁封禁谁举证，由其他非举证人进行投票表决，形成判例。程序上为了防止被封号者可能进一步的捣乱，先封禁后投票是否解禁。

关于【注3】：“理性主义者的第三大罪是信心不足”应与作者另外的文章有关。的补充：另外的文章应该是指 The Sin of Underconfidence

LessWrong 这个网站很有意思啊, https://www.lesswrong.com/about

We are a community dedicated to improving our reasoning and decision-making. We seek to hold true beliefs and to be effective at accomplishing our goals. More generally, we work to develop and practice the art of human rationality.

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改善我们的推理和决策的社区。我们寻求持有真正的信念，并有效地完成我们的目标。更广泛地说，我们致力于发展和实践人类理性的艺术[1]。

[1] Rationality is a term which can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On LessWrong, we mean something like the following:

• Rationality is thinking in ways which systematically arrive at truth.
• Rationality is thinking in ways which cause you to systematically achieve your goals.
• Rationality is trying to do better on purpose.
• Rationality is reasoning well even in the face of massive uncertainty.
• Rationality is making good decisions even when it's hard.
• Rationality is being self-aware, understanding how your own mind works, and applying this knowledge to thinking better.

理性这个词对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在LessWrong上，我们的意思是这样的。

• 理性是指思考的方式能系统性地达到真理。
• 理性是以能使你系统地实现目标的方式进行思考。
• 理性是有目的的努力做得更好。
• 理性是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时也能很好地进行推理。
• 理性是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能做出好的决定。
• 理性是自我意识，了解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并运用这些知识更好地思考。

See also: What Do We Mean By "Rationality"?, Why Spock is Not Rational, What are the open problems in Human Rationality?

顺便查了下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iezer_Yudkowsky

Eliezer Shlomo Yudkowsky (born September 11, 1979) is an Ameri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esearcher and writer best known for popularizing the idea of friend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e is a co-founder and research fellow at the 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 (MIRI), a private research nonprofit based in Berkeley, California.His work on the prospect of a runaway intelligence explosion was an influence on Nick Bostrom's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An autodidact,Yudkowsky did not attend high school or college.

大佬都不上高中和大学的嘛！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00962 抱歉，这方面不太了解。可以看看《导读尼采》。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002115833/https://www.douban.com/note/779230061/

今天上午托朋友在北京帮我投递了上周写给你的6张明信片，已经竭力避免了所有他们不希望出现的内容，希望能留给我们一张卡片的空间，传递那么一丝微弱的关心与你。

不知道还要多久能见到你，不知道我还需要写完多少张明信片你才能回家，更不知道写的这些家长里短他们会不会给你、又能给你看几张。但是，我想，不能因为他们可能不会给你看我就不写给你，不去告诉你我们对你的思念与牵挂。

你离开我已经162天了，也许我还要等很多个162天，需要写很多张明信片，我会每周将寄出的明信片保存在我们相识的豆瓣上，希望我可以很快不用再邮寄明信片给你。

真希望12号在线制作的这张电子明信片邮印象能早点寄出给你…希望你能看到他们能开心一些。

谢邀。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推荐一些书，欢迎大家补充。

政治学

•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 (第二版) 》（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学导论教材）

• 乔纳森·沃尔夫《牛津大学哲学通识课：政治哲学》（偏通识）

• 霍布斯《利维坦》

•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

• 约翰·穆勒《论自由》

针对极权主义

•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 哈维尔《哈维尔文集》

相关文学作品

• 乔治·奥威尔《1984》《动物农场》（动物农场更通俗）

• 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 雷·布拉德伯里《华氏451》

社会学

• 费孝通《乡土中国》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福柯《疯癫与文明》

• 鲍德里亚《景观社会》《消费社会》

•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 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反思社会学导引》

•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电子书可以到 https://b-ok.cc 找找

https://twitter.com/4freedom1984/status/1310607983122866182

这两天了解到一个推友的经历，真是心绪难平，很难过自己帮不到她什麽。 之前，我只是在新闻上看到在自己国家被驱逐的故事，而現在那麼真實接觸到卻無能為力。

她兩次被捕，而每次都是為公義行动發聲。而她刚毅个性，不愿向虚伪的暴政低头，却把自己摔的狼狈破碎。

在她跟我讲述半夜被20几个警察破门而入，带着枪和手铐，在不出示合法证件把她拖着打，把她拷在铁椅子上的时候；在被关在里面，其他犯人告诉她后背遍是伤痕的时候；在被惩罚整晚不许睡觉，在她来月经时不许她使用月经棉，强迫她站在那里流血的时候；在他们打断她的手腕，拒绝给她治疗的时候

甚至在她终于被释放，却仍旧被恶警各省威逼追赶恐吓，禁止她租房，逼房东和她解约，不断骚扰她的时候；后来她只好逃到一个树林的木材厂躲起来，再后来木材厂也待不下去了，再次被警察赶着，他们雇佣地痞流氓威胁她，她无处可去，向教会求助。

幸运的是广州圣经归正教会黄小宁牧师帮助她收留了她，让她得以在教堂避难了近一月。

可是再后来，教会被迫关停，黄小宁牧师也被抓了。

我也被关过，我以为我能做到感同身受，可是当我知道这些，我却变得失声起来，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可以安慰她，我不知道可以用什么词来描述这样的国度。

她之前的一切记录都被删除被清空，曾经她的推特众多网友声援支持她，可是后来被关停，那些经历和联系，就那么被消失。

再后来她终于辗转在友人帮助下到了德国，可是曾经极尽声援她的人却没几个人愿意站出来为她避难作证。

我深知同我一样岌岌无名的普通人勇敢发声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因为匿名,因为不是名人，从始至终也不为了出名，没有人知道你，落难后，更没有人在乎。

而大多只能带着被折磨受辱后敏感的心和疲惫躯体孤独前行。

我很理解她，因为就在我两个月前刚经历过这样的孤独无援，自我挣扎。

我只是多了一点幸运，我的手没有受过伤，靠着工作暂时获得身份。而她却没那么幸运，只好哀求着申请难民庇护，可是因证据不足被拒绝。

“我真的很抗拒庇护申请过程带来的各种不适。这太恶心了。必须带目的，必须有心机。所以，我真是宁肯庇护失败也不愿搞成这样。”

“而且了解到寻求庇护这个过程相当恶心。例如争取曝光，争取傍名人，我在中共手下都不服这些手段，难道到了自由的地方还自己恶心自己吗？这完全跟我的原则违背！你会发现，他们要求就是逼着你做一个虚伪的人，有心机的人。老实人通不过他们的要求。”

“但是关注帮不了我。因为我不是为了钱。而我是非常不想在推特上搞的人人皆知。特别是不能搞成募捐”

“我在墙内确实留下很多阴影，害怕社交软件，怕听到敲门声。怕被跟踪，怕警察半夜又来强行把我带走”

“是的。但是我不愿声张。以前在国内时，海外就有人极力要把我的事报出来让外界关注”

“自由亚洲的主持人公民记者都联系过我，都被我拒绝了。我的个性不喜欢张扬，也一直觉得自己承受这点真说不上什么。本来也是自己个性导致的天性跟中共合不来，无法妥协。如果不是庇护被拒绝，我连推特昵称那个x都不愿透露x是我的姓我也从不提我上一个帐号是谁，去告诉别人我就是你们当初极力声援那个人”

“政治庇护很恶心的，不是你真的受到迫害或会受到迫害就会得到庇护，即使我有两次进监狱的证明以及在监狱被打伤的鉴定证明以及警察打我留下的伤的伤痕照。都没用的。只要他想拒绝总能找到理由。要有名，要被媒体采访或者有名人推荐或跟名人合过影。这是多么恶心的事情！跟中共一样恶心到我了！”

“我们做这些，谁会想到有一天会走上政庇的道路，谁会注意搜集证据？都是没办法了才跑出来。当初xx基金要给我捐款，很多人要捐助我，都被我拒绝，我告诉他们，我所做的不是为了钱。让他们把钱捐给还关在里面的及他们的家属。但是，他们说这才是证据。如果我有接受捐助，就是被迫害证明。这多恶心啊！”

我明白她的尊严和倔强。她不让我公开她的推特和姓名，她觉得自己现在做了逃兵，不想丢脸面对曾经声援支持她的人。

我只好把她前几天跟我说过的一些话隐去名字分享出来。我真诚的希望，看到这个故事，知道她是谁的推友，愿意主动给她提供力所能及的一点点帮助。

尽管她非常羞于启齿，我知道她需要帮助，我们也应该主动帮助她。

另外我也想对同我一样普通无名却又心怀一些良善的人说，我们发声，我们做认为正确的事。政治正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程序正义，有时候要记得保存真实的证据，这样必要的时候才可以保护自己。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日本动漫为研究对象，对日本动漫艺术的表征“漫符”的元素构成及其发展特征进行研究；对日本动漫的领军人物手冢治虫、宫崎骏以及新趋向代表人物新海诚、汤浅政明的成就、创作风格进行探讨；对日本动漫文化的流变与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对日本动漫文化的传播方式、对日本动漫作品关于历史观缺失的问题等加以辩证性考察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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