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黃之鋒：熱血青年vs. 超級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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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摇滚乐产生最多黄金作品的年代。

作者 | 潘文捷

编辑 | 姜妍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

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代对前辈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距1900年整整30年后，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一篇：《90年代之摇滚乐------是黄金岁月还是转瞬即逝的春天？》。

崔健 玩石音乐节 2012年6月29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香港的姑娘，你们漂亮吗？"

1994年12月17日晚上，当穿着条纹海魂衫，系着红领巾的何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晃着、蹦跳着、嘶吼着朝在场的近万名观众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整个场馆的气氛被带到了最高点，乐声和人声构成巨大的声浪，令人心魂震荡。

这场名为"中国摇滚乐势力"的演唱会，主角是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下属魔岩唱片的三位签约艺人------窦唯、张楚和何勇，他们被合称为"魔岩三杰"。

彼时，摇滚乐正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努力悄悄"突围"，为自己争取一小块"阵地"。在大众视野里，谭咏麟、叶倩文、黎明等港台巨星正密集地来到中国大陆演出；而本土歌星中，大街小巷响起的是毛宁的《涛声依旧》和杨钰莹的《我不想说》，这些柔风细雨的婉约风格与看起来野蛮放肆的摇滚乐颇为格格不入。

经历了十年的初期发展，摇滚乐开始突破原有的地下探索和小圈子，开始受到国内新闻界空前的热情，摇滚乐手的演出机会也变多了，崔健还完成了他的全国巡演。

但由于大陆的摇滚乐市场此时还不够成熟，魔岩唱片（魔岩文化成立于1992年，1995年品牌更名为魔岩唱片）选择香港红磡作为演出舞台，并期待可以在香港获得商业的成功进而促进的内地市场。

可是当时，在见多了偶像明星的香港人眼里，摇滚乐还是"牛鬼蛇神"，何勇在演出前炮轰四大天王的言论------"四大天王就是小丑，张学友还可以吧"，更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不少涉及演出的灯箱、地铁广告都被石头砸碎，让主办方不免担心演出能否顺利进行。但与此同时，这番言论也让"魔岩三杰"得到了香港媒体的再三报道。

或许炮轰言论的"炒作"起到了部分作用，演唱会当天，红磡体育馆坐满了媒体和近万名观众。当晚，窦唯首先出场，"矛盾、虚伪、贪婪、欺骗，幻想、疑惑、简单、善变，好强、无奈、孤独、脆弱......"，他以《高级动物》开场，一身黑色西服，冷冷清清的少年模样。随后登场的张楚则一身格子衬衫，坐在舞台中央，唱出他的悲悯。最后登台的何勇则带动了整个场馆的气氛，乐声和人声构成巨大的声浪，令人心魂震荡。

在此之前，香港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萤光棒，他们空手而来，这是一个没人见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演出。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这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演出。在魔岩唱片推出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现场CD的文案里，魔岩文化的创始人张培仁描述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尽管场地有严格的规定，但是上万名观众都跟随着音乐咆哮、摇摆、撕扯衣服、纵情跳跃。第二天，港台报纸则以"空前显著的版面"报道了演出盛况：《摇滚灵魂，震爆香江》《中国摇滚，席卷香港》《红磡，很中国》......更多文化人和音乐人先后发表许多意见，大家都对演出当天的热烈反应做出高度评价，也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就是山里边来了一帮人，在花花世界里闹得天翻地覆。"当时隔28年后，乐评人郝舫回忆起这场史诗般的演出时，他认为，"中国摇滚乐势力"用和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式，证明了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能诞生什么样的音乐。正如张培仁后来所说，在香港带给人们冲击热潮并不是大陆音乐人的创作目的，他们公开告诉媒体，北京才是他们生命的源头，中国才是他们创作的根。

北京的新音乐乐手们带给港台的冲击正是来自于此，他们首次证明偶像不是一成不变的神话。在香港，这个华人娱乐工业的中心里，有上万个群众同时疯狂于"真实"的力量；他们首次证明，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能够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他们见到了久违的音乐本质，发现这是和灵魂相通的线路，因而抛开了惯有的矜持，呐喊疯狂。而带给港台唱片业与媒体的冲击也是来自于此，他们开始相信，商业应该只是一种流程，一种制度，商业不是一种音乐形式。

80年代后期：中国摇滚乐的源头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年

中国大陆的摇滚乐热潮，比欧美晚了二三十年。在猫王、披头士、鲍勃-迪伦横扫欧美乐坛的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方的印象依然刻板且模糊，对摇滚乐更是一无所知。即便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这个概念，在大多数国人眼里还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象征。

当时光迈入8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大陆终于开始进入了大众视野。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成为了第一支来华演出的西方摇滚乐队，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是5块钱，在当时可是普通人平均半个星期的工资。而在开演前，门票更是被黄牛炒到了25块钱。演出当晚，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吸引了一万五千名观众到场，有不少乐迷从外地赶来一睹盛况。

对于30多年前的现场观众来说，如何与台上的乐队互动是一件非常陌生的事情。演出开始后，现场十分安静，当主唱乔治-迈克尔想要调动气氛示意大家和他一起打拍子时，不明所以的中国观众鼓起了掌。但随着演出的推进，人们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在观众席里坐着的成方圆后来回忆说，"到场的外国人都很激动，一起跟着唱啊跳的，但是中国人大多数还是坐在那看，有人想站起来跟着一块唱，就有警察过去维持秩序，让他们坐下。"

除了成方圆，观众席里的来自音乐圈的还有郭峰、崔健、窦唯等等，郭峰后来回忆说："这个场景我永远都忘不了，中国观众全都看傻了。"

受到震惊的中国音乐人很快就缓过神来。1986年5月9日。这一天在为庆祝世界和平年举办的"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为郭峰创作)的演唱会上，崔健第一次唱出了《一无所有》，正是这首歌让中国的摇滚乐不再一无所有。1989年，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表，这张专辑成为了中国内地有史以来第一张原创摇滚专辑，也让全中国的音乐爱好者普及了一个新词：摇滚。崔健还第一次把"我"这个概念提了出来，在他以前，中国歌曲很少有"我"，只有"我们"，即便有也是"我是一个兵""我爱北京天安门"，可是，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我"，出现了150多次。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崔健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1989

在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摇滚乐队在北京生长发芽，他们针对特定社会现象，创作出大量具有批判性的音乐作品。

接着，90年代到来了。当"90现代音乐会"即将在1990年2月17日和18日举办的消息一传开，北京首都体育馆的售票厅前就排起了一里多长的队伍，尽管是寒冬腊月，风雪不断，等待买票的年轻人依然络绎不绝，一张售价5元的票在黑市上可以炒到50元。这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比起5年前威猛乐队的那次演出的现场反应，这次，观众的反映已是截然不同了------唐朝乐队主唱丁武后来回忆时说，演出从头到尾，现场观众就像球迷在进球时那样的疯狂呐喊，以至于在台上的他根本听不见自己弹琴和演唱的声音。最后，这场演出跺坏了两千多把椅子。

90年代初，打口带的出现传播和专业乐评人的出现，对中国摇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2年，郝舫成为了打口带最早的购买者之一。同一年，一本名为《世界摇滚乐大观》的书由媒体人黄燎原、韩一夫编写出版。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欧美摇滚乐与流行乐。依然是在这一年，《音像世界》杂志推出了《对话摇滚乐》栏目，由乐评人章雷和王小峰主持。在1993年，DJ张有待开始在北京音乐台主持他的第一个节目《摇滚杂志》，过了一个月，由于电台要求不能提及"摇滚"二字，张有待把节目名称改为了《新音乐杂志》。就这样，在媒介的催生下，相对稳定的中国摇滚乐迷群体形成了。

90年代的中国，急速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在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都开始式微之时，张扬个性、彰显叛逆的摇滚乐成为了这个年代复杂情绪的代言，受到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欢迎。但也有人表现出了对这一新兴事物的担忧。1993年，一位领导找到张有待，这位领导称，自己看过前苏联的外长的一本回忆录，里面说苏联开始变色就是苏联的年轻人开始听西方摇滚乐的那一天。张有待告诉他，摇滚乐其实不是洪水猛兽，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的环境下，摇滚乐就不会那么政治化，不会那么危险。

商业的大潮会冲淡政治的浓度，今天看来，这句话正可以概括90年代摇滚乐的发展历程。

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大陆：商业化的开始

对于许多听惯港台音乐的人，他们的歌不一定能被理解和接受。我们只是希望你知道，正有一群和你血脉同源的年轻人，想爱过音乐，传递他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挣扎，在歌声中传达渴望和梦想，不管他们的名字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位置，他们尝试在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

------张培仁《唐朝》文案，1991年

在崔健以外，北京有潜力的摇滚音乐人并不少，有和崔健同在"让世界充满爱"出场的孙国庆、王迪、丁武，有中国大陆流行乐坛第一个获得国际奖项的常宽，有掌握外语并可以接触外国音乐资料的曹平、曹军两兄弟，还有出自音乐世家的高旗、何勇......港台唱片公司也开始关注内地的摇滚乐。1991年，时任滚石唱片副总经理的张培仁征得母公司同意，创立了魔岩文化公司，并在魔岩旗下成立"中国火"品牌，致力于在没有音乐产业的内地发掘摇滚乐人才。

魔岩第一个签约的音乐人是唐朝乐队。据张培仁接受深圳电台专访时的回忆，1989年的冬天，他第一次来北京，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在王府井的咖啡厅里与唐朝乐队见了面，"他们几个长发彪形大汉走过来，个儿也高，看见了以后就突然从心里有一种仰慕之意，觉得大伙儿真的可以变朋友。"无独有偶，1992年，beyond乐队经纪人陈健添在挖掘了王菲，为黑豹在港台发行了首张专辑《黑豹》之后，发现内地人才济济，他在北京一家小宾馆里租下两间房，成立红星生产社。魔岩和红星后来成为了叱咤风云的厂牌。

在魔岩之前，大陆歌手出名的途径大多是通过电视台，对于大陆的摇滚乐人来说，魔岩的到来才让他们意识到可以不用一直做晚会歌手：原来乐队的工作是可以策划的！而另一方面，当时在港台，人们常见的华语流行音乐只有抒情和偶像这两种形式，连专业的摇滚乐制作人也没有几位。在为唐朝乐队打造第一张唱片时，张培仁找的很多制作人都放弃了，要么是嫌预算低，要么是觉得北京苦，要么是对北京的摇滚乐没有信心，只有来自台湾的制作人贾敏恕愿意进棚。

于是，在1991年的冬天，唐朝乐队第一次进入录音室，他们的首张专辑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2棚，在巨大的毛主席像下面，在一切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完成了"死磕"式的录制，贾敏恕整整工作了45天，出来之后宣传文案说他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次年，名为《唐朝》的这张专辑问世了。专辑首发10万张，很快宣布售罄。迄今为止，它依然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超级经典。

《唐朝》
唐朝乐队
魔岩唱片 1992

签下张楚是张培仁的第二个决定。1990年1月某一天，张培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用随身听听着小样，当听到《姐姐》这首歌的时候，张培仁在冰天雪地里几乎听到流泪。于是，在1992年，贾敏恕操刀的拼盘专辑《中国火1》问世，其中就收录了张楚的第一首作品《姐姐》。在张楚之后，张培仁又签下了离开了黑豹的窦唯，还有看到唐朝乐队做得不错而离开港资大地唱片"投奔魔岩"的何勇。

张楚、何勇、窦唯

后来成为太合麦田CEO的詹华当时初入唱片业，起点正是红星生产社，在2016年9月的视频节目《海豹观点》中，他谈到当时大陆的娱乐产业一片荒芜，直到1994年都没有通告这个概念，"去各地做宣传这个模式，现在叫通告。那个模式之前都没有任何公司做过，我们是第一个出去做通告的。"他也谈到魔岩张培仁的商业操作令人惊叹，"他用文案把整个中国摇滚乐最精华的一些东西整合成一个概念，推向市场，把摇滚乐包装成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文化底蕴的系列"。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的文案正是这种包装的案例，文案里这样写道："如果你听见了一种中国人的自信，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原来你以为只有西方人才做到的事。那是因为你同样也有对中国人的渴望。"它把这支乐队与民族自豪感结合起来，让许多音乐爱好者心潮澎湃。后来成立汉唐文化的黄燎原也曾在采访中回忆，同一个宣传文案，内地做就是用复印纸打印，而魔岩则是做成信纸、套封、硬壳包装，极为精致，让他感觉十分新鲜。

中国大陆摇滚音乐人并没有立刻欣然接受港台独立唱片公司以及他们代表的商业化进程。郝舫告诉界面文化，港台唱片公司刚刚来到北京时吃了不少苦头。"你（港台人士）要是来饭馆请客，他们（摇滚音乐人）就捡贵的点，叫做打牙祭。"当年的音乐人普遍穷困潦倒，以致太长时间没有吃过一顿好的，可是，乐队把制作人当作提款机的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穷"字能够解释的。在《摇滚危机》的作者王黔看来，港台独立唱片与大陆摇滚音乐人之间弥漫着一种不信任。一方面，很多音乐人觉得摇滚是艺术，唱片公司却把它当作了赚钱的工具。港台独立唱片公司则认为大陆的摇滚人太懒惰，不遵守协议，合作难以持续。另一方面，一些音乐人追求内地摇滚的本地身份，对港台和海外的唱片公司持有一种阴谋论的观点。这种情绪之下，不仅何勇曾带着两把斧头从大地唱片公司抢回母带，甚至还有乐队在北京三环路劫走台湾制作人的汽车，押送制作人去其家中，将值钱物品洗劫一空。

1994年，昙花一现的新音乐春天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象一个垃圾场

人们就象虫子一样

在这里边你争我抢

------何勇《垃圾场》，1994年

1994年的春天，魔岩唱片同时推出了三张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魔岩三杰"的音乐风格截然不同。窦唯借助古典文学的写作技巧，含蓄内敛，仿佛在梦境中起舞；张楚带着一种现代文学的诗意，注视着平凡而卑微的人们；何勇则常常无视规则、破坏秩序，如同流氓无产者一般。他们三人在1994年推出三张专辑，后来被证明是中国摇滚经典之作，这也让1994年被人们称为"中国新音乐的春天"。

同年，红星生产社为该公司旗下第一名艺人郑钧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赤裸裸》，詹华形容当时郑钧长得帅，口才好，歌又好听，一出通告就赢得了各路电台DJ的喜爱，在全国的排行榜上都是冠军，迅速走红。也是在1994年，清醒乐队的沈黎晖为了实现自己的摇滚明星梦，用几万块钱为清醒、石头、天堂等六支名不见经传的新乐队录了一张摇滚合集《摇滚94》，当年就有了销量15万张的不俗成绩。

这时候，一边是港台歌星开始风一般地吹进大陆，潘安邦、凤飞飞、潘美辰等开始在大陆频繁演出，造成了轰动效应。另一边，"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也给香港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张有待对界面文化分析称，红磡演唱会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高点"。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当时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摇滚乐的市场非常小，魔岩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才在最短的时间让全社会来关注中国大陆的摇滚乐，这显示出魔岩商业运作和推广的力量，让摇滚乐实现了一次人为的拔高。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为红磡的成功欢呼多久，"新音乐的春天"转眼就变成了寒冬。在乐评人李皖看来，这场寒冬在1994年下半年崔健《红旗下的蛋》问世就初露端倪。这张专辑引来了听众的失望和乐评人的批评，而且刚上市就被停止销售了。李皖形容这张唱片"将中西各类音乐进行高密度的拼贴涂抹，正像此时改革开放时的中国，五色纷陈，各国文化穿插交汇。"除了崔健的新作让人失望，红磡带来的摇滚热潮也难以持续下去了。张有待回忆，在红磡演出之前，他做了几场魔岩三杰的演出。无论是在长春、南京、长沙，全部都遭遇了滑铁卢。"门票都没卖出去，我们去了以后再只能待两天再坐飞机回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魔岩三杰在红磡掀起的热度不真实吗？在郝舫看来，虽然人们都觉得90年代摇滚在内地特别火爆，可现实情况是，当时正在求学阶段的他发现，本科和读研的7年时间里，同学中听摇滚乐的只有他一人，买过打口带的更是只有他一人。即使在当时打口带最繁荣的五道口，他也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店一天的客人超过五十。据他估算，张有待在北京音乐台的《新音乐杂志》节目可能听众只有以流行音乐为主的节目伍洲彤《零点乐话》听众的百分之一。真相是，整个90年代，主宰中国主流音乐市场的毫无疑问是商业流行音乐。摇滚乐卖得再好也卖不过那英、蔡国庆、杭天琪。另一方面，盗版的猖獗使得正版的实际购买量少得可怜。国际唱片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中国音像产品的盗版率仍然高达90%，唱片公司损失了大量的利润，这也是后来港台和海外唱片公司撤出大陆摇滚音乐市场或持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

除了市场因素以外，"中国火"厂牌下的音乐人本身的创作力似乎也在逐渐衰竭。1995年，贝斯手张炬因车祸去世，这之后，唐朝很长时间没有推出更加震撼人心的作品。同一年，滚石由于经济原因将魔岩唱片的重心从大陆后撤，张培仁等人被召回台湾，贾敏恕成为了中国火的品牌经理，最终，魔岩在2001年结束营业。在那以后，"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何勇2004年接受《新京报》采访语），"魔岩三杰"成为了"魔岩三病人"。魔岩三杰带来的"春天"转瞬即逝。据詹华分析，一方面，这与音乐创作的规律有关：创作型艺人常常第一张专辑积累了十年的创作，表达力量很强，可以给市场带来巨大冲击，而在做完第一张石破天惊的专辑之后，就后继乏力。另一方面，在唱片工业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摇滚乐手看到市场反映很强烈，却没有体现在版税上，因此感到不满：在2009年盛志民导演的纪录片《再见乌托邦》中，何勇还在问张有待是否和张培仁有联络：何勇看到四处有自己音乐的彩铃在卖，却从来没分到一分钱。

红磡之后：摇滚进入都市夜生活

别误会你以为我在改变 心在徘徊

其实那只是瞬间冲动的麻醉

别误会我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完美

有时我也会放纵一次让自己喝醉

------零点乐队《别误会》，1995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红磡是一个标志。本身，香港代表着亚洲商业流行文化的制高点，红磡演出的成功对两岸三地的摇滚乐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李皖看到：1989年至1994年的大陆摇滚"充满了时代大变局的混沌元气，如西北吹来的红色风暴"，锋线所及，刺激了港台的敏感神经，使这两地在这一时期也爆发了摇滚的激流。张培仁则认为红磡演出是大陆、香港、台湾的年轻人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去完成共同的理想，让香港人见识到了内地的文化，甚至"对香港回归都是有一份功劳的"。

郝舫并不认为红磡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中国摇滚达到了顶峰，接下去就是衰退。他指出，红磡能够吸引众人的目光，证明中国摇滚乐确实存在价值，可是它说到底就只是一场演出。"如果我们说那就是中国摇滚乐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那不是在羞辱红磡以后所有玩摇滚的吗？"在他看来，中国摇滚乐的价值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人热爱摇滚乐，有多少新的摇滚乐队产生出来。

在1994年之后，窦唯发了《艳阳天》（1995）《山河水》（1999）《幻听》（1999），张楚发了《造飞机的工厂》（1998），除此之外，魔岩还推出了《中国火2》《中国火3》等拼盘，并为刘元、王勇、ADO乐队等推出专辑，但整体来说不复1994年的盛况。与之相对的，1996年则成为了红星生产社的天下。1996年，在这一年当中，红星生产社就前后发了八张唱片，堪称当时内地最活跃的唱片公司。

1995年，三里屯北街上开设了第一个酒吧Jazz.ya。随后，三里屯酒吧街的形成给了中国摇滚音乐人一个稳定的舞台。在2001年出版的《自由风格》一书中，作家周国平与崔健谈及酒吧的出现时指出，摇滚进入酒吧意味着由反叛变成时尚，由先锋艺术变成大众消费，由愤怒的心声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摇滚本来应该来自街头，现在却来自都市夜生活。"他们质疑的是，在消费主义的环境当中，摇滚是否还能够坚持自己原有的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和颠覆。

三里屯北街的第一个酒吧Jazz.ya

由于以"中国摇滚之父"崔健为代表的一代摇滚人在音乐中体现出了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意识，让不少人开始用"民主斗士"的词语来解释摇滚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摇滚具有的叛逆性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最终被有意识无意识地渲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再加上摇滚与各种社会事件之间的联系给了中国摇滚政治意义，将其推上了其他中国音乐流派都没有达到过的文化高度。著有《红色摇滚：中国摇滚乐的奇怪长征》（Red Rock：The Long, Strange March of Chinese Rock & Roll）一书的加拿大音乐人、作家乔纳森-坎贝尔认为，典型的中国摇滚人认为摇滚的任务不仅是做音乐。他们把艺术家视为重要的革命工作者：他们有责任向国人授课，告诉他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人，如何进一步开展革命------因为革命永无止境。

而在王黔看来，中国摇滚音乐人"英雄"和"斗士"的角色不过是被媒体作家和学者幻想和期待的戏剧模型。在与摇滚音乐人接触的过程中，王黔得到了这样的答案：崔健这样的音乐人是一个例外。实际上，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并不认为自己在90年代是"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

中国摇滚的影响力最初确实建立在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和批评之上。对于李皖来说，摇滚乐的泛政治化是八十年代的产物。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精神解放、艺术探索和启蒙主义的气息。可是当时代逐渐变化，当90年代的深化改革和一系列政策使得人们经济收入提高，整个社会氛围改善，人们炒股的炒股，买房的买房，出国的出国，下海的下海，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摇滚人再也说不出什么震动社会的话语。即使试图揭示新的现实，面对的也是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的大众。中国摇滚从一种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音乐，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音乐。

在过去，崔健唱一首歌就能击中所有人的痛点，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已经失去了共同的关注。张有待告诉界面文化，"过去（80年代）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社会，很适合摇滚的生活环境。后来（90年代）没有黑和白了，全部是灰色地带。没有正确和错误，没有某一个群体和另外一个群体的对立，都是多角度的。"李皖也在《新周刊》的一篇《娱乐时代，当摇滚不再咆哮》的采访中称，摇滚乐的强大，本来应该"依附在对立面的强大之上"，也就是说，摇滚乐不孤立于社会之外，而恰恰是主流文化的倒影。当国家全面开放，人们投向享乐主义的怀抱，摇滚失去了对立面，失去了力量。于是，这个曾经在大变局中显得最为大声的载体，逐渐不再产生强烈的社会信息，而是开始大量生产感性。

在90年代初期，摇滚音乐人似乎陷入了政治关注和内容的怪圈。当1996年，零点乐队唱着爱情主题的《别误会》把中国摇滚带进了主流音乐市场，摇滚圈子的第一反应是对零点和他们的音乐反复否定，因为歌唱爱情是向商业妥协的信号。反而是在90年代末朴树成名的时候，对爱情主题的轻视已经不复存在了。

北京新声：向上一辈挑战

我不知道历史

我不懂得规矩
我不知道羞耻
这跟你没关系

------地下婴儿《拒绝》，1998年

而在更新一代的摇滚人看来，崔健等人的摇滚已经丧失了精英启蒙立场的有效性；唐朝乐队、黑豹乐队、臧天朔则与商业合谋，使得摇滚沦为了文化商品；窦唯等人则开始流于学院趣味的自我玩赏。因此，他们就像世纪末文坛"断裂"事件中的新作家（1998年，《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的设计者和部分答卷的回答人，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提出质疑）一样，对上一辈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当时，北京的业内人士正"要求摇滚乐在卖身与局部卖身之间作出选择"，可是这时候，文化上的外省却"奔忙着最具实验精神也不乏盲目热情的纵容者。一直以来，外地摇滚始终没有能够撼动北京摇滚的地位。1994、1995年，太平洋公司出版了两盘名为《南方大摇滚》的磁带，在市场上颇受欢迎，也不乏有与北京摇滚分庭抗礼之意，出版后却引来了北京摇滚的一片嘘声，甚至认为其只是南方歌舞厅的卡拉OK歌曲。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的乐队都渐渐开始有了成批的作品，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原创乐队和观众群，在现场如果只翻唱黑豹会被视为可耻。从广州"98音乐新势力"开始，河南新乡、河北唐山、山东青岛......各类演出为北京以外的城市带来了摇滚乐，也鼓舞和催生了更多的本地乐队。

在失去了单独代表中国摇滚的特权之后，北京依然是中国摇滚的中心。在此之前，北京摇滚圈从来不限于北京人，1993年迷笛音乐学校的建立，使得北京对外地乐手更具吸引力。大批有志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北京，和这里土生土长的新一代音乐人一起，发出了新的声音。广东人欧宁为摇滚音乐界的这一新现象感到着迷，1997年，他找到颜峻等人，到北京采访了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子曰、鲍家街43号、清醒、超级市场、新裤子、花儿、秋天的虫子等乐队和张浅潜等音乐人，并在两年后出版了《北京新声》一书，在这本书中，乐评人们用"北京新声"来定义这一文化现象。

《北京新声》
欧宁、颜峻、聂筝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9-09

张有待、李皖等人看到，随着9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在社会的退场，中国摇滚失去了批判精神，去政治化的发展方向不可阻挡。《摇滚中国》的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博士孙伊则把"魔岩三杰"以后，90年代中后期中国摇滚的这种变化称为"分流"。

孙伊看到，与60年代出生、曾经身处历史激变当中的一代不同，"北京新声"的乐手对历史可谓是一张白纸。正如地下婴儿在《拒绝》中唱道，"我不知道历史，我不懂得规矩，我不知道羞耻，这跟你没关系"，如果说60年代出生的乐手回味着大时代种种风起云涌，新一代音乐人则拒绝历史介入音乐当中，拒绝了崔健式的"红色摇滚"。

李皖则用"城乡结合部"概括60年代出生的一辈人的精神特质。认为他们是在抓革命促生产无暇照料的家长、教育要革命的松散学制之下成长的一代，过着"一生都不会磨灭的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像是城镇，又像是农村的日子"。与之相对的，"北京新声"一代的摇滚人大多出生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不会面临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个人体验和社会规范之间的断裂感，因此也不会唱出窦唯"又拆了连同过去全部都被拆了"（《拆》）的挽歌。对于变化，他们的态度是麦田守望者乐队唱出的"你倒是来呀，你倒是快呀，你倒是变呀，你倒是快呀"，或者至少也是带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孙伊看到，这一代人崇尚着一种本能的、以快乐原则为标准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精神特质是"城市化"。

当然，这一代人也并非无忧无虑的一代，孙伊认为，在整个社会的结构方式越来越被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组建起来的时候，这一代人遭遇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对个体的压抑和异化。在他们这一代人这里没有"自由自在的好日子"，有的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既定人生轨道，有的是"你别无选择"的苦闷。在这个过程中，摇滚也从一种具有时代特征文化逐渐变成了青年亚文化，摇滚的听众扩大到了广大的城市青少年。

至此，中国的摇滚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迅速吞食了西方半个世纪的摇滚成果，通过听打口、扒带子，乃至学习西方摇滚明星的装扮作派，在90年代实现了与世界摇滚乐的同步。在这段时期，不同的乐队习得了不同的摇滚流派，各占山头。李皖看到，在头五年里，黑豹、唐朝、超载、战斧分别攻下了流行金属、激进金属、鞭笞金属和死亡金属，之后，脑浊、诱导社抢占了朋克，窦唯、陈劲、木马拿下了后朋克......流行爵士、邋遢摇滚、英式摇滚、工业噪音、视觉系等等音乐风格也被一一攻占。

一方面，越来越多新的乐队成立了，越来越多新的音乐风格呈现在中国音乐爱好者面前；另一方面，曾经让整个社会共同倾听的摇滚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力却在日益衰退。李皖认为形式主义摇滚在初期颇具轰动效应，中期也不乏新奇效果，但是后劲却不足。到了1998年，《中国火3》拼盘被人们看作是最后一把火，从此以后，"一半出于无奈，一半出于孤傲，摇滚乐强硬派向小众发展，对大众做出我不理你，你也别理我的姿态。"

尾声

妈妈

有些东西永远也不会失去

这样说可以获得你的原谅吗

反正现在这里到处都是你的脚印

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

流亡之处已灯红酒绿

一个人看到的最后一丝亮光

------舌头乐队《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2014

出生于60年代的张有待认为，每一代人都会有由于荷尔蒙而产生的、无因的反抗，可是那种反抗不过是个人的反抗，失去了社会意义。在1997年以后，他就开始发现有趣的乐队越来越少，自己也转而投身于国际的新潮流电子乐。有人开始说"摇滚死了"，张有待也没有否认，他认为摇滚的精神死了，人们觉得一切都是娱乐。

在涅槃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科特-柯本因不看忍受商业化运作的压力而自杀之后，垃圾摇滚（Grunge）让位于英式摇滚（Britpop）风潮，随着绿洲乐队（Oasis）、山羊皮（Suede）等为代表的英式摇滚的退潮，化学兄弟（the Chemical Brothers）、神童（The Prodigy）、 地下世界（Underworld）为代表的电子乐兴起，他们高唱着摇滚乐死了，迎接电子乐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摇滚乐手也像柯本一样质疑着商业化的运作。1997年之前，中国摇滚是摇滚北京、中国火的天下，到1997年以后，拿着做印刷厂的钱，想给清醒乐队出专辑的沈黎晖成立了摩登天空有限公司。摩登天空、嚎叫、新蜂成为了著名的厂牌，国内独立唱片公司取代了港台唱片公司。看起来，相较于地下乐队的狂躁和前卫，摩登天空更时髦、干净，更像是制造流行音乐的地方，但是到最后，只有摩登天空从地下室的小作坊成为了一家唱片帝国。

到了90年代末，中国摇滚已经从早期的思想意识的艺术品，逐步变成了多功能的产品。摇滚音乐人也开始不再觉得和流行音乐明星同台演出令人羞愧，甚至他们的一些人也成为了明星。王黔发现，很多公开表示抵制商业的摇滚音乐人其实也意识到商业并不仅仅带来问题，也带来更多的机遇，更多的时候他们抵制的其实是不公平的商业合约。就连崔健本人后来也公开声明他并不反对商业，而是认为摇滚音乐人在不改变艺术初衷的前提下，应当积极投入主流音乐市场，与其他流行音乐进行竞争。

在郝舫眼中，摇滚一直在和商业化搏斗，但最终都要被收编。全世界有名的摇滚音乐家都会被唱片公司、被商业体制吸收，否则人们就无法听到他们的音乐。他说，中国摇滚的问题从来不是过度商业化，而恰恰是商业化程度不够。他看到，中国的唱片产业在刚刚有点儿起色的时候，盗版的横行就对商业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早在1992年，黑豹乐队就因为专辑被疯狂盗版而颇受其害，在首张专辑《黑豹》发行了香港版而大陆版尚未发行的时候，其盗版带已经以百万盘以上的发行量洒向人间。主音吉他手李彤愤怒道："他们这么做是扒我们的皮，喝我们的血"，其经纪人也无可奈何。又如，在红磡之后，魔岩发行了演唱会的录像带和LD，市面上却大量出现了盗版的VCD和DVD。张有待分析，在90年代，盗版的猖獗确实有助于摇滚的普及和推广，可是却造成了投资人、市场和音乐人相互的不信任。魔岩、红星撤离内地就与盗版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投资多少钱，都是填不完的无底洞，可是音乐人则感觉到市场上唱片销量大好，自己却未能从中获取更多利润。

虽然盗版猖獗，市场混乱，但90年代依然是中国摇滚乐产生最多黄金作品的年代。郝舫认为，在2000年以后，摇滚乐在中国真正出现了危机。因为艺术在人生指标中的重要性降低了。他说，90年代的前半段还残留着80年代人们对文化的渴求，那时候最聪明的头脑还在钻研文学艺术，到了90年代末，年轻人则一个个都想着当银行家，投资房地产。过去，摇滚乐和其他艺术形式在社会的价值观念当中居于中心位置，但在整个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学艺术被边缘化，摇滚乐成为了整个消解运动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要哭摇滚乐吗？诗歌不值得哭吗？文学不值得哭吗？那是更值得哭的事儿。"过去，诗人是真正的明星，北岛和顾城是年轻人心目的偶像，而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居于中心的变成了企业家和商人。在所有的艺术门类当中，似乎只有电影仍然被人们关注着，或许因为它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但"更是因为它能够赚钱"。郝舫这样认为。

摇滚乐当然也能够赚钱。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音乐教授保罗-弗里德兰德的《摇滚：一部社会史》一书中，"摇滚乐"（rock and roll）被定义为"摇滚流行乐"（rock/pop），这说明，摇滚本来就有流行的一面，有其作为一种商品的本性。在9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朴树、许巍、汪峰这些在主流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摇滚人，知名度已经不亚于偶像明星。在1999年底，颜峻这样记录当年的摇滚圈生存状况："老炮忙着数钱或解散，新秀在跟公司谈判，群众派媒体来采访，一派热闹景象。摇滚乐似乎就这样发际了"。在新世纪，离开了鲍家街43号的汪峰唱着《我爱你中国》登上央视，之后又以"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春天里》）这样直白的歌词赢得更多听众的喜爱；花儿乐队和新蜂唱片不欢而散，用《我是你的罗密欧》转型成功，创造出更多洗脑式的国民歌曲。一切热热闹闹，风风火火，虽然在2000年代，中国摇滚几乎再没有诞生一位大师。

（本文按语部分写作：黄月）

参考资料
书籍：
《北京新声》，欧宁、颜峻、聂筝，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09
《多少次散场 忘记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李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01
《十年：1986-1996中国流行音乐纪事》，北京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01
《摇滚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音乐研究》，王黔，2015-07
《搖滾中國》，孫伊，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06
《自由风格》，崔健、周国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01
影像：
《海豹观点》第06期、08期、09期、11期、16期，丁太升 等，海豹活动，2016-09
《世说新语-艺术传奇》特别巨献 - 摇滚中国30年"怒放"，SMG艺术人文频道
《再见，乌托邦》，盛志民，2009-03
文章：
《beyond御用词人刘卓辉：我很庆幸能陪他们走过那段光辉岁月》，最爱音乐，
《崔健：部队子弟有"特权" 能接触西方文化》，凤凰卫视，
《崔健和他的年代》，微杂志，
《档案解封：台湾音乐人披露北京摇滚圈奇闻逸事》，南方都市报，
《郝舫：把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经济观察报，
《魔岩改变中国摇滚内幕：文艺复兴或拔苗助长？》，网易娱乐，
《深度回顾唱片的辉煌时代：郑钧、许巍与红星生产社》，摇滚客，
《香港摇滚和内地摇滚的第一次接触------1988年BEYOND"超越大地"北京演唱会》，大麦网，
《"文革"后首支来中国开演唱会的西方乐队，那个帅气的主唱乔治走了》，奇遇电影,
《摇滚圈凶猛往事：何勇抡斧头抢母带，伍佰为陈升打群架》，果酱音乐，
《野兽档案》，颜峻，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中国摇滚三十五年》，网易，
《娱乐时代，当摇滚不再咆哮》《新周刊》杂志2019年第08下期
《张楚：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界面正午，
《赵牧阳的两张面孔》，南方都市报，
《中国特色摇滚乐难成主流》，参考消息，
《中国摇滚的江湖传说中，他是中心人物》，正经恶搞，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10首昔日经典》，看理想

内容简介

《现代艺术史》是一部经典的艺术断代史著作，聚焦于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艺术史的历史及其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响。本书以时间为串联线索，以艺术运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为内容支柱，以绘画、雕塑、建筑和摄影为核心类型，清晰地梳理了现代视觉艺术史的发展和变化脉络。本书英文原版自1968年初次出版以来，历经多位专家数次修订，一直是美国高校有关现代艺术史课程的首推教材。

《现代艺术史》第六版由经验丰富的艺术史家、作家伊丽莎白·C. 曼斯菲尔德主持了全面修订，不仅逐章更新了史料信息、拓展了大量图片，在内容分析上更是注重兼容并蓄，与时并进地容纳了艺术史研究的诸多新方向。

作者简介

作者：H. H. 阿纳森（H. H. Arnason，1909—1986年），美国杰出的艺术史家、教育家兼博物馆管理者，曾长年担任纽约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艺术管理部的副主席。他曾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夏威夷大学。1947—1961年，阿纳森担任明尼苏达大学艺术系教授兼系主任。获得过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挪威圣奥拉弗骑士头衔、冰岛白隼勋章。

第六版修订者：伊丽莎白·C. 曼斯菲尔德（Elizabeth C. Mansfield，1965— ），现为宾州州立大学艺术史系主任、教授。作为一位专攻现代欧洲艺术和艺术史学的学者，她出版了众多的著作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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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itium.com - 特约撰稿人陈沐连 端传媒摄影组 发自香港

【编者按】：连月来，泰国的街头运动不断升温，并最终在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下产生了更大规模的街头冲突。泰国年轻人为何向王室、政府和军方挑战？《端传媒》2019年曾采访泰国年轻一代的社运人士Pai，讲述泰国社运青年的故事。下周则将刊出与泰国社会学者的对谈，深入分析十年前的泰国"红衫军"运动与当今社运之间的关联。

10月16日夜的曼谷市中心充斥着怒吼、尖叫、打击声、碰撞声与警笛声。作为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泰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不夜城曼谷在过去这个晚上响起了水炮车驱散示威者时的笛声。

当地时间16日下午，有数千名名示威者在曼谷市中心聚集。民众聚集仅约2小时后，警方就与示威者发生了正面冲突。6时30分左右，泰国防暴警察向人群迈进。7时前后，警方的数台水炮车射出蓝色水柱，在场的防暴队盾阵则向示威者推进，有示威者被捕。更多人开始后撤。"撤退不是投降"，不少人在社交媒体如此表示。泰国亲官方媒体《曼谷邮报》称，警方于当晚8时30分左右重新控制了巴吞宛区（Pathum Wan）的重要十字路口。截止香港时间午夜2时，示威人群已经四散。

过去数周来，大量泰国民众走上曼谷街头，要求军方背景的总理巴育（Prayut，台译帕拉育）下台，修改权力向军方倾斜的2017年版宪法，他们还直指权力膨胀的王室，要求实行彻底的君主立宪制。这场运动以年轻人为主，还受到香港去年反修例运动的影响，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台港泰串联的"奶茶联盟"论述。

15日，泰国政府颁布紧急状态，宣布禁止5人以上集会与传播"可能有害国家安全"的信息。然而民众无视这一禁令，继续组织抗议。16日的游行组织方声称有20万人走上街头，而各路媒体估算人数在数千至数万人不等。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一场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一名男子走在马路中水砲车的前方。摄：Soe Zeya Tun/Reuters/达志影像

"大约18时40分，聚集在巴吞宛区的民众开始骚动起来。组织者试图让大家冷静，人们开始向暹罗购物中心（Siam Center）聚集。这时，警方向聚集的群众发射了水炮，驱散人群。前线的朋友们试图用雨伞抵挡，但很快败下阵来，还有人受伤了。有人感到灼伤感，我估计是警方使在水中混合了刺激性物质。"现年23岁的，从抗议现场撤下的应届毕业生阿沙尼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曾多次参与反政府集会的伊提功则因加班未能参与示威活动。他对端传媒表示自己"现在非常愤怒，没有心情再和人聊下去。"

阿沙尼等抗议者主要聚集在拉差帕颂（Ratchaprasong ）商圈、四面佛广场（Erawan Shrine）、巴吞宛商圈、拉差贴威（Ratchathewi）地铁站等曼谷核心地段。这里既是曼谷的商业中心，也是政治活动圣地，见证着泰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街头运动与军事政变。2010年，支持原总理他信（Thaksin Shinawatra）的"红衫军"与政府在四面佛广场陷入对峙，政府军警围困这一区域数日后强行清场，有数名"红衫军"成员在清场中身亡。

如今，以要求巴育下台为核心诉求的抗议已持续超过3个月。10月15日紧急法令后，曼谷街头一度出现空荡无人的景象。但当日下午4点开始，大量示威者不顾紧急状态令，在拉差帕颂等街区组织大规模集会，与驻守的警力正面对垒。警方压力下，15日的集会于当晚约10时结束。但示威者在16日很快卷土重来。

街头运动与军事政变在泰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对异见的镇压也屡有发生。1976年10月，右翼组织对示威学生发动"法政大学大屠杀"，共造成超过40人丧生，是泰国历史上的著名血案。

2019年底，曼谷大批民众响应反对党未来前进党（Future Forward Party）党魁塔纳通（Thanathon Chuengrungrueangkit）的号召，示威反对政府打压。这是2014年巴育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以来首次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未来前进党于2020年2月被法院勒令解散，重组为前进党。

巴育军事政变后，2013年至2014年间亲他信的"红衫军"与亲王室与中产阶级的"黄衫军"的街头对峙终结。但之后，巴育政府一再拖延承诺中的选举，至2017年才推出军方色彩浓厚的新宪法：泰国下议院500席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上议院250席议员则由军方指定，领导政府内阁的总理则由上下两院共750名议员一同选举产生。军方在总理推选上权力极大。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一名抗议者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摄：Soe Zeya Tun/Reuters/达志影像

今年3月中旬以来，受Covid19疫情影响，泰国政治集会陷入停滞，直到夏天。7月18日，数千名不满经济衰退的示威者走上曼谷街头抗议，开启了新系列抗议，逐渐发展成一场大型抗议运动。其中多项诉求被提出枱面：要求巴育下台并解散国会、重新起草宪法、停止使用"112条"，等等。112条即不可侮辱王室的"欺君法"，根据该法，在泰国一经定罪"侮辱君主"，最高可判监禁15年。

现任泰国国王拉玛十世于2016年即位。与形象近"神"的父亲拉玛九世不同，新泰王绯闻缠身，且长时间身居德国，引起民众不满。7月中旬，示威活动提及"112条"，令以王室为禁区的泰国社会惊讶。8月10日，泰国法政大学集会上，学生领袖帕萨亚（Panusaya Sithijirawattanakul）宣读了关于君主制改革的10项诉求。9月20日，示威者在曼谷王宫外安置了一块牌匾，上书"泰国属于人民"，呼应历史上推动泰国1932年树立君主立宪制的泰国人民党。10月14日，示威者与王室车队正面接触，齐刷刷向王室车队举出源自电影《饥饿游戏》的"三指礼"，向坐在车里的王后高喊"我的税去哪里了"，讽刺王室挥霍资产，此举创下了泰国民众公开对王室"不敬"的历史。

16日夜，泰国警方发言人强调，所有违背紧急状态令参与集会或于网上发布"违法信息"的人，都有可能被逮捕。根据泰国人权律师团（Thai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统计，10月16日前已有至少51人被逮捕。16日晚，又有一批数量不明的抗议者被收押拘留。这些被捕者未来得及撤离现场，或是留守在暹罗购物中心附近时被警方逮捕。

16日深夜，在警方清场后，"自由青年"（Free Youth）等团体宣称将于17日（周六）举行新一场集会，但具体地点保密。"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民会站出来，许多人被激怒了。尽管有更多的抗议领袖被逮捕，但现在的集会已经有所不同：我们不再有个人领袖。我们有的是集体的能量。"阿沙尼表示。

"希望全世界都在看着这里。"他向端传媒说。

（应受访者要求，阿沙尼、伊提功为化名）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示威者举起举起象征反抗三只手指。摄：Gemunu Amarasinghe/AP/达志影像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一位示威者在抗议中举起路障。摄：Soe Zeya Tun/Reuters/达志影像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一名警员在塑料盾牌后面。摄：Soe Zeya Tun/Reuters/达志影像

2020年10月15日，反政府示威者高举了三只手指， 成千上万的泰国反政府示威者占领了曼谷的主要道路，要求泰国总理巴育辞职，并对君主制进行改革。摄：Amphol Thongmueanglua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警方向示威者发射蓝色水炮。摄：Jorge Silva/Reuters/达志影像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人们向警车扔杂物。摄：Soe Zeya Tun/Reuters/达志影像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一场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一名男子躲在伞下。摄：Jorge Silva/Reuters/达志影像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示威者举起手机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摄：Soe Zeya Tun/Reuters/达志影像

2020年10月16日泰国曼谷，一名男子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向警察推撞。摄：Jorge Silva/Reuters/达志影像

https://m.allnow.com/post/5f83f4143a3e1027782860cf

我们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牟钰博士聊了聊她的新书《中国的犯罪构建》。她认为，"卷宗"制度是中国刑事诉讼的核心，可能埋下错案的种子。

历史学家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以 1949 年作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

姑且不论这样的划分有几分道理，但至少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时代相遇的不同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具有的音量并不相同，由于权力、资本、能力等因素，我们相对来说较少听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

他们年轻，大多是80后，受过比上一代更系统和国际化的学术训练，也更富有激情、雄心，站在学术前沿，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探寻出路。他们是中国知识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我们乐意发掘愿意和公众对话的青年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声音，扩展公共讨论空间。但是，我们无意鼓吹"后浪"似的青年崇拜，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的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到差异、局限和困境。

这是系列的第五篇，受访人是法学学者牟钰。

9月16日，网剧《沉默的真相》开播，受到不少观众热捧。截至10月11日，该剧在豆瓣网的评价人数近41万，评分达9.1。这个评分也超过了《隐秘的角落》（8.9分）和《无证之罪》（8.1分），它们均根据紫金陈的推理小说改编而来。

《沉默的真相》围绕支教大学生侯贵平的冤案展开，讲述一群人为揭开冤案秘密，追求真相和正义，历经七载，付出无数代价，甚至赌上性命的故事。网剧塑造了检察官江阳，刑警朱伟、严良，律师张超，法医陈明章等角色，让人印象深刻，也在尺度之内极大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现实。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导演谢飞在豆瓣称，该剧"评分很高在于题材较好地触及了官商勾结、警黑牵线、平反冤案的社会现实"。如果说谢飞的看法代表精英，那腾讯新闻的"全媒派"对豆瓣1579条剧评共125万字的数据分析则是大众的想法。在"全媒派"的分析中，剧评前三高频词汇分别是"江阳"、"真相"和"正义"，戳中人们的痛点，体现对平冤昭雪、真相和正义的渴求。

网剧不等于现实。平心而论，《沉默的真相》塑造的江阳、朱伟等形象过于理想化，反映的社会现实也有不少局限。

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司法改革白皮书》，2013年到2018年，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46起，涉及94人。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9年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8万件，宣告1388名被告人无罪。2020年，创下中国蒙冤入狱时间最长纪录（近27年）的张玉环出狱，引发热议。

《沉默的真相》之外，为了让读者了解一个相对更真实的中国刑事司法生态，《燕京书评》采访了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牟钰。她从2003年开始学习刑事诉讼法，博士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长期研究中国刑事司法现状和改革。

网剧《沉默的真相》海报。图片：豆瓣

今年，牟钰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英文新书《中国的犯罪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Guilt in China），获得英国法律学者协会颁发的彼得-伯克斯（Peter Birks）杰出法律图书奖，得到华威大学教授杰奎琳-霍奇森（Jacqueline S Hodgson）、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伊娃-皮尔斯（Eva Pils）、香港大学教授傅华伶等学者的推荐。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副教授刘思达在微博上称："花了一周时间认真拜读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牟钰老师的新著，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刑事司法最好的一本英文书。作者在检察院做的田野调查深入而翔实，填补了长期以来的一个空白，让人有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没有惊世骇俗的理论，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也可以是一本上好的学术书。"

正如刘思达所说，牟钰新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她的田野调查。从2012年到2013年，她曾在中国的检察院待了182天，观察检察官的工作，也对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做过深度访谈，获取珍贵素材。

"做实证调研越来越难，老是碰灰，大家都不敢说话，生怕说错了什么。现在好像越来越难，可能大家更不敢说话了。"牟钰感慨。

牟钰觉得，现在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像张玉环案这样的重大冤假错案，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普通案件的处理也存在隐患。所以，她在新书中，以"卷宗"为中心考察了中国的犯罪构建过程，探究现有刑事司法制度为何可能为错案埋下种子。

"一个国家凭什么让一个公民从无罪变成有罪？在我们国家，它凭的就是'卷宗'。因为证人不出庭，法院主要是看卷宗，所以，卷宗是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牟钰对《燕京书评》说。

牟钰，现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她从2003年开始学习刑事诉讼法，博士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长期研究中国刑事司法现状和改革，著有《中国的犯罪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Guilt in China）。

她说："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法律人，都希望中国走向法治。法治就是一切事物按照法律精神来做，但法律精神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机械地照条文做事。法律精神是一种安全感。大家都在朝这方面努力。"

以下为《燕京书评》和牟钰的访谈节录。

燕=燕京书评

牟=牟钰

检察官在理想和现实间的反差

燕：为了做研究，你去检察院待了182天，观察他们的工作，也对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做过深度访谈。所以，你能不能展开讲讲田野调查或者访谈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感受和故事？

牟：我在检察院调研的时候，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虽然我觉得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里面每一个检察官对法律都很崇敬，而且很希望做好他们的工作。

比如，我记得有一个检察官说，他之所以选择做检察官，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很多TVB电视剧，觉得检察官叱咤风云，在法庭上好不威风。他想实现童年抱负，到了实践中却发现工作非常枯燥，不是想象中有那种职业荣誉感，觉得落差很大，愤愤不平 。

他们爱把自己和辩护律师比较，说辩护律师一个月就办一两个案件，一个案子收的钱是他们几个月工资，而他们一个月办那么多案件，觉得很不平衡。

因为他们的工资按公务员标准定的。辩护律师的定价幅度很大，要看案件的难易程度和风险，还有辩护律师的社会名气和办案经验，要看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一个大的涉黑案件，上百万都有可能。一个普通的检察官，工作一辈子可能就人家收入的一点点。而且，我当时去调研时，他们的奖金逐年递减，觉得很亏。

他们工作压力很大。比如，有一个检察官告诉我说，他觉得他们的工作导致他生活质量不高，去旅游都不能完全放松心情。一直想着，放假回来，他桌子上又堆了多少案件。他说这个工作很痛苦，身在其中也真是没办法。

好的地方就是大家比较团结。比如，检察院办公室大家关系很好，可能下班以后一起去看电影。因为都是年轻人，大家玩得比较好。

燕：像网剧《沉默的真相》里塑造了一生追求真相和正义的检察官江阳的形象。我比较好奇，你接触的这些检察官是如何理解正义之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形象？

牟：我印象中绝大多数检察官都挺好，生气勃勃，很认真、很积极的一群人。在整个刑事诉讼，他们充当螺丝钉角色。其实他们很多人很有抱负，而且人都非常聪明，但是感觉很多工作很枯燥，有些无奈。

中国检察院的不起诉率大概是5%，要求你不起诉案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大多数案件都是要起诉的。这是绩效考核的要求，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证据不足的案件强行起诉，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沉默的真相》剧照，检察官江阳。图片：豆瓣

程序正义观念下被构建的真相

燕：我看《沉默的真相》后，深感获取真相（truth）和实现正义（justice）真的太难。我比较好奇，从刑事司法角度，你怎么理解真相和正义？

牟：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国家对真相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影响。辩证唯物主义要求绝对真相，真相像一个东西一样摆在那儿，公检法的目的就是不断接近它，把那个东西挖出来。但是，真相不是那样子，绝对真相的观念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已经式微。

西方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真相是建构的。这也是我的书为什么叫"犯罪的构建"。真相来源于你如何观察这个世界，从什么角度看这个世界，并不在于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一个真相像镜子一样反射到现实世界。

所以，公安机关怎么认识案件，从一开始也是从他们本身经验和证据出发，不断去建构一个案件的过程。他认为这个案子应该怎样，不断从这些角度收集证据，有时根据蛛丝马迹，有时根据经验判断，这样构建起来一个真相的结局。这个真相的结局，是不是一定是真正的真相？很难说。

在英美刑事诉讼法理论界，客观真实这个概念跟刑事诉讼无关。他们主要关注程序正义，犯罪嫌疑人是否获得公平审判（fair trial）的权利，这样一种观念渗透到整个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比如在英国，警察收集到的证据必须要交给辩护律师看，进行证据披露、证据交换，觉得这样才对犯罪嫌疑人公平。犯罪嫌疑人方面也可能提出他的证据，相互交换。

所以，它最终的结果，也就是建构在这样一种公平正义理念之上。最后得出的犯罪事实，就是这样一种程序的建构，而不考虑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燕：辩证唯物主义关心绝对真相或者实质正义，但中国新一代的公检法工作人员，其实也接受了主观真相或者程序正义的观念，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张力？

牟：对，我们国家有"法律真实"一说。在法律限制的情况下，能够呈现出的真实就是真实，不在于本来真实。公检法并不会考虑这个东西原本怎样，他们会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做出自己觉得可能最好的判断。

其实，这也是一种建构学，每个人是从自己出发，例如警察觉得嫌疑人的话可不可信，证据合不合理。根据现有东西，组建成一个故事。所以，要求绝对真相，这对身处整个诉讼环节中的每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燕：这很有意思，我们经常听到有些老刑警办案的时候，他认准某个人，觉得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说这是直觉，很准，但有时它可能造成错案。

牟：警察的直觉，很多时候就是错案的根源。因为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排除其他可能性。最典型的是张高平叔侄案，公安机关明明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指甲缝里有另外一个人的DNA，但放弃了这条思路，直接转战对张高平叔侄的刑讯逼供，最终导致错案。很多人以为，公安机关办得案件很多，会形成直觉这些东西，就像他有超能力，能够判断这个人说的真话还是假话。但实际上不是，在英美国家，有专门的心理学研究，警察判定一个人说真话还是假话的几率和普通人一样，没有超能力。

《沉默的真相》剧照，出狱后的江阳。图片：豆瓣

中国的定罪过程以"卷宗"为中心

燕：《中国的犯罪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Guilt in China）这本书是怎么来的？能不能讲讲缘起？

牟：这个书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修改以后的结果。我从2003年开始学刑事诉讼法，博士论文关注"为什么证人不出庭"这个古老的刑事诉讼法问题。任何一个学法律的人，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国家刑事审判的一个"奇怪"特征，你很少看到证人真正出庭作证。

电视剧里有证人出庭，但实践中特别少。最近几年，改革不断强化，说证人要出庭，可能有一些改进；但长久以来，证人很少出庭。有专家统计，证人出庭率只有1%到5%，各个地方不太一样，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各个国家的证人出庭率不太一样，比如英美实行对抗制的刑事诉讼制度，交叉询问必须要求证人出庭，所以出庭率非常高，总体来说都在70%以上。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比如荷兰、德国、法国，出庭率少很多，更喜欢书面证据。

当时，主流的观念解释"为什么证人不出庭"，说我们国家缺乏对证人的保护、证人很担心等。但是，我在实证调研时发现，问题要深入得多，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并非证人单方面的问题。

证人不出庭只是表征。其实，这主要在于我们国家的司法运作有一套自己的规律，完全以"卷宗"为中心。

卷宗是一个书面性证据制度，很排斥口头性或者原生性证据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既然按这条路运行，就不需要证人出庭，所以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考察"为什么我们国家是以书面证据为中心的卷宗制度"。我也关注这样一个制度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它可能埋下错案的种子。

现在，大家对重大冤假错案，比如张玉环案、张高平叔侄案、佘祥林案，讨论得特别多。这些案件牵扯出很多问题，比如刑讯逼供、鉴定结论。但是，大家忽略了绝大多数案件并不是这种大型案件，很多是很小的刑事犯罪，比如盗窃、诈骗。然而，流程一样，它在每个案件中可能都有反映。

大案只是冰山一角， 有很多案件的处理可能不太合适，可能有很多隐患，但这些新闻没有报道，大家也不知道。它的危害，在于它对涉及到的每个人具有相当大影响。当一个人被贴上罪犯标签，可能下半辈子生活完全不一样。

一个国家凭什么让一个公民从无罪变成有罪？在我们国家，它凭的就是"卷宗"。因为证人不出庭，法院主要是看卷宗，所以，卷宗是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

燕：能不能展开讲讲如何理解中国以卷宗为中心的构建犯罪过程？

牟：总的来说，你可以把卷宗理解为一种官方的证据收集制度。这样的证据收集制度，从一开始，比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证人，做一些司法鉴定，到现场勘验，公安机关的很多证据并不是最原始状态呈现出来，是一种处理过的证据状态，就是卷宗。

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制作成为卷宗形式，在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把卷宗转移到那个阶段的案件负责人。比如，侦查起诉阶段就转移到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甄别卷宗，看案件证据充不充分，能不能起诉，然后到法院，法院再来判断，看这个人是不是构成犯罪。

所以，我们国家刑事侦查总体是一个官方的司法调查行为，比较排斥辩方直接参与。虽然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调查取证，但实践起来非常困难，特别是刑法对律师的直接调查取证有很大限制，比如刑法306条------律师有被指控伪证罪之类的危险。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官方主导的证据呈现体系。

刑事案件的审判相当于讲故事：从控方角度，他讲了一个故事；然后，从辩方角度，他又讲了一个故事；最后，法官看哪个故事更有说服力，就选哪个故事。

我们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你看到的是官方呈现的话语。 有少许案件，辩方特别努力，可能推翻公诉机关的一些解释，但这类案件不是特别多。这是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些原因。刑事诉讼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你光听一边，不完整。所以，罪的构建应该是双方面的；但在在我们国家，很多情况下，只有一方面的构建，另外一条线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压制的。

《中国的犯罪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Guilt in China），牟钰 著，Hart Publishing 2020年4月版

公检法在构建犯罪过程中的不同角色

燕：你怎么理解我们国家在犯罪构建当中，为什么会更偏重控方的声音？我记得你在书中提到了三个关键词解释，分别是绩效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s）、科层制（bureaucracy）和思想观念（ideology）。

牟：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有工作绩效考核。比如，如果一个检察官起诉的案件被判无罪，那在他的工作业绩中，这是一个污点，很可能会影响晋升，而且这个检察官可能会被认为能力不强。

检察官会尽量避免导致无罪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家公检法三家关系紧密， 所以判无罪的情况比较少。

检察官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里面，检察官的角色最初来源于苏联检察官体系。它监督整个刑事诉讼正常运行，职责不光要收集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要考虑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证据。同时，它又是控方，负责追诉案件，并且希望案件最终获胜，具有判决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动机。

所以，它的角色是冲突的，尤其再加上绩效考核，基本上就失去中立角色。这对公检法三家各个人员的角色判断、角色认知都有直接影响。

比如，我们国家的定罪率特别高，达到99%。一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判有罪。其中，绩效指标起了关键动力作用。

绩效指标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使公检法积极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它又会导致一些负面影响。其他国家也有绩效考核，但在于如何精细化，选择怎样的绩效。这是一个很复杂很难的政策制定问题。

思想观念（ideology）是一个人适应环境的反应和生存状态。比如，在大的法律环境下，实行绩效指标制度，下面的人想往上面升，就得不断办案，案子办得越好越多，也就更容易升迁，形成这样一种科层制（bureaucracy）。

燕：具体来说，你从警察调查、检方审查和法院审判三个方面叙述犯罪构建这一过程。能不能展开讲讲每个方面具体在建构犯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牟：我这样安排，主要是以卷宗为核心。首先，卷宗如何形成？公安机关如何制作卷宗？ 因为卷宗是一种处理过的证据形式，不是证据本身。在加工处理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失真、偏差？因为这些失真、偏差涉及到影响犯罪嫌疑人最终是否定罪的重大问题，所以特别重要。

比如我们可能会以为犯罪嫌疑人说的话会逐字逐句完整记录下来，但实际上不是；讯问笔录是一种综合性概述，一些表述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举个例子，调研时，我看到第一份卷宗，很惊讶。因为那个卷宗是关于一个诈骗案，那个犯罪嫌疑人在7年之内诈骗了30多个受害人。其中，在一份讯问笔录里，警察问他，你是否曾经在，比如2001年到2007年期间，收到这些人账户的汇款？警察就把这些受害人的账户号码全部罗列出来。犯罪嫌疑人说，是。我当时很惊讶，因为这些账户全是一串串数字，没有人会花心思记。我觉得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光凭这样的口供不太可信。

其他国家的证据也有失真，但它允许你把原始东西拿出来在法庭上呈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可能性很小。

燕：接下来是检察官和法院的角色，刚才也谈到一些。

牟：检方的角色是希望案件不要太拖延，尽快起诉。因为检察官每天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希望把案件很快很迅速地处理掉，这就导致他们把工作变成一种流水作业。

每个地方的检察官工作量不太一样。我调研的时候，当时他们一个人一个月是20个左右案子，非常多。因为案件有期限，你一直没做完，会亮红灯，可能会导致程序违法等一连串问题，所以他们压力很大。比如严打时，案件量剧增。

而且，检察官不处于上游，上游是警察，警察有不断办案的动力。因为绩效考核，案子越多，收入越高。上游案件越多，进入中游、下游的案件也会逐渐增加。

法院就是最后阅卷，最终决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法院面临的问题和检察机关差不多，都是希望很快把案件处理掉，因为案件积压也是一个问题。它导致很多案件走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就只要犯罪嫌疑人认罪，法院很容易定罪，而非精细化审判。

《沉默的真相》剧照，刑警朱伟。图片：豆瓣

法律精神是一种安全感

燕：你认为现有刑事司法制度为错案埋下一些种子，那怎么尽量避免错案，会有一些思考或者建议吗？

牟：卷宗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因为它整个过程都是以卷宗为中心，卷宗如何制作、是否可靠，就是一个最大不确定的东西。

你不让一手证据摆到台面上，让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质问控诉他的一些证据、提出不同的观点，在法庭上进行公开辩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燕：这方面可以做一些改进吗？

牟：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以卷宗为中心。比如，我跟一些检察官说，西方国家没有卷宗，他们不相信，觉得这怎么可能，想象不到有另外一套制度可以不依靠卷宗。

燕：你看过一些有关刑事司法的文艺作品吗？有什么感受？

牟：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很写实的文艺作品，多多少少都有美化或者理想化司法过程，跟现实脱节很大。我看的很有限，但我看到的都觉得不真实。

燕：现在和未来会做什么研究，关注什么问题？

牟：刑事诉讼法很多问题，比如法律援助律师。这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我们国家在探索如何让律师能够更多在侦查阶段很快介入刑事诉讼过程，然后很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

因为律师很贵，只有不到30%左右的犯罪嫌疑人请得起律师，所以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整个刑事诉讼环节都没有律师。除了一些重大案件，比如判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涉及未成年人，可能会有指定律师。但绝大多数家境很普通的人，请不起律师，所以法律援助是扩大对他们的保护，比如免费提供一些服务。

燕：你现在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同时讲授英国法和中国法，会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

牟：我的书能够那样写，主要因为有一种比较法视角。现在国内强调回归本土主义，把自己国家的问题搞清楚就可以，不管其他国家。不像1990年代、2000年初，大部分学者很关注西方怎么样，现在这个潮流反过来也不好，因为你不货比三家，怎么能看出自己的问题？光是闭门造车，你看到的永远都是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

所以，比较法的一个好处是它能够给你不同视角来看问题。你看其他国家怎么做？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国家会这样做？

燕：你从2001年开始学习法律，到现在快20年，比较大的感受是什么？

牟：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法律人，都希望中国走向法治。法治就是一切事物按照法律精神来做，但法律精神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机械地照条文做事。法律精神是一种安全感。大家都在朝这方面努力。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一项关于中国法律职业的大型实证研究，作者秉承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分析传统，对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各个领域的竞争与规范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科学分析。基于作者在2004-2007年间对中国12个省份的250余位法律执业者和国家官员的深入访谈、对中国律师网互动社区的三年参与观察以及大量历史材料收集工作，书中研究表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割据的，多个法律职业群体占据了这一市场的各个角落，律师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管辖权界限十分模糊，而管理律师业的司法行政机关，在同样高度割据的国家管理体系中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地位就显得极不稳固。为了解释这一割据现象，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定界与交换的空间社会学理论，并将其应用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五个空间领域：边疆（农村法律服务）、战场（城市基层法律服务）、高端（涉外法律服务）、后院（企业与政府法律服务）、雷区（刑事法律服务）。这不仅是一本法律社会学的学术著作，而且是一次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发展状况的深度透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背景的学者、学生和实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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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高层并不希望人文社科的研究人员访问国外学术网站呀

https://t.me/douban_read/32065

我的小号@小凊囯的鸟托邦 转发了豆嬷嬷的信息，然后被豆瓣永久禁言。我准备起诉豆瓣，若有律师，请跟我联系

https://t.me/douban_read/32089

北京互联网法院（网址： www.bjinternetcourt.gov.cn/index.html ）可以全流程网上诉讼，基本可以DIY，我先行动起来，被封号的豆友可以看看。之前被微博封号的网友也是通过这个平台起诉的，可以参考： dwz.date/cQXQ

https://twitter.com/jarrywangcn/status/1317040556850249731

豆瓣把tag取消了 除了官方不准私自设立话题 有位07年的老用户被炸号 可能因为她有创立了话题猜谜学（猜敏感词到底是什么）还有很多其他内容 之前我08年的号因为一星运动被炸 就没有幻想了 也无所谓 该看的书继续看 该听的歌继续听

注：07年的老用户即下文的豆瓣猜谜练习毛

https://t.me/douban_read/32046

帮友邻 豆瓣猜谜练习毛 发条广播，顺祝大家开心健康！

https://library.bz 是专门用来上传的，而且需要登录，建议同步到主站再发下载链接。

如：https://libgen.nl/books=94A463BEBC7AA5EB8E7E45E46C908CB4

注：原文作者就是律师与黑客|＃2 互联网事：全球互联网50年的讲者

Mask Network（原名 Maskbook ）是一個幫助用戶從 Web2.0 無縫過渡到 Web3.0 的門戶。它允許用戶在傳統社交巨頭的平臺上，無縫發送加密資訊、加密貨幣，甚至是去中心化應用（比如 DeFi 、NFT 和 DAO）；由此，用戶們可以創造一個去中心化的應用程式生態。一言以蔽之，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現在的網路上搭建通往新型開放網路的橋梁。

01 我們的願景

我們正生活在網路之上。網路不是一個可以隨時被放棄的娛樂場所，而是我們社會關系的棲息之處。馬克思曾經把人定義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現在，網路正是我們演示人如何成為現代人的場域。

然而，當我們回顧這個棲息地時，我們會發現，它已經被幾個屈指可數的網際網路巨頭壟斷了。在網際網路剛剛誕生的時候，先知們曾經允諾我們一個自由之地。如今，這個自由之地已經失去了生機，人類自我表達、相互結交的場域，成為了一群科技巨頭的私有財產。我們的數據被他們竊取，我們的意識被他們干擾。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危險的。

在跨國科技巨頭的經濟體量、政治影響可以撼動中小型國家的今天，一股醞釀已久且無比先鋒的勢力正在底下涌動，而且幾乎快要噴涌而出。這股力量與科技巨頭曾經興起的力量幾乎同源，它來自一群對網路世界有著深入思考，對人類命運保持深刻關切的極客，而我們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正如資本主義在發展自身的時候，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無產者一樣，我們相信，發展到巔峰階段的科技巨頭們也在創造他們的對手。當網路空間的極權與數據財產壟斷發展到了某個地步，反抗他們的勢力變開始成為潮流。Mask Network 要做的，正是在老舊的 Web2.0 世界上，為所有的網路公民構建一個通向 Web3.0 的門戶。

歷史上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憑借壟斷操作系統，微軟曾經一度占領了瀏覽器行業 90% 的市場份額，成為了業內的「流氓玩家」。然而，網際網路的出現改變了一切。Web 瀏覽器被建構在操作系統之內，有效地吸引了操作系統的大多數用戶。雖然每個人仍然需要用到操作系統，但微軟的邪惡壟斷通過瀏覽器領域的新世界創新，已經被大大稀釋。為了反擊網景，微軟不得不採取不正當競爭手段，預裝 IE 瀏覽器，而這最終導致美國司法部對微軟採取行動[ US.V.Microsoft : Courts Findings of Fact ]。

現在讓我們看看社交網路領域。全球約 90％ 的網際網路用戶都是社交網路用戶，如今很少有人可以繞開這項最基礎的網路設施。與這些巨頭直接競爭，憑空再造一個 Web3.0 世界的社交網路似乎並不可行。那麼，我們是否能夠效仿當年的網景（在微軟的操作系統之上搭建了瀏覽器），在如今社交巨頭平臺上搭建人們想要的東西呢？

毫無疑問，如今的社交網路出現了許多問題。他們幾乎無法進行跨境支付，沒有空間可以永久存儲文件，更無法提供真正的安全加密 [ Facebook Messenger Encryption Default ]。他們濫用我們創造的數據 [ Data as Labor ]，並將這些數據肆意販賣，而我們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更別提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了。這與當年微軟的流氓行為何其類似。

點對點網路、區塊鏈、去中心化存儲的興起，給我們帶來了反抗科技巨頭的武器。我們希望將它們組合在一起，並在現有的網際網路中為普通用戶提供全新的網路服務。

02 Mask Network 簡史：我們做了什麼？誰在支持我們？

Mask Network 已經運行將近一年的時間了，其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 2019 年 7 月。當時，Mask Network 能夠在不需要中心化服務器的情況下，讓用戶發送和接收帶有訪問控制的加密資訊（ Twitter 的推文或 Facebook 貼文）。

用於縮寫加密貼文的用戶介面

文字是一種信息。如果你可以通過對話框發送文字，那麼你也可以發送圖片、代碼、合約、應用程式等其他內容。因此，在我們 2020 年 2 月發布的下一個主要版本中， Mask Network 啟用了支付功能。

在 2020 年的農歷新年，我們與去中心化穩定幣 DAI 的發起團隊 MakerDAO 一起合作發起了農歷新年紅包活動，以太坊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也使用 Mask Network 發送了他的第一個 ETH 紅包。這場活動讓我們在短短 3 天的時間內，吸引了 2,000 多名活躍的非機器人 DAI 持有者。啟用支付功能後，我們也推出了一項功能，與 Gitcoin 合作，使通過 Gitcoin 向基於以太坊的初創項目和公益眾籌發送加密貨幣變得更加簡單。有意思的是，這項功能讓加密貨幣直接成為了一個支持「Black Live Matters 黑命攸關」的籌款渠道。（閱讀 Decrypt 報導 ）

Vitalik Buterin 用 Mask Network（原 Maskbook） 發送红包

MakerDAO 官方帳戶發送 DAI 红包

在入口端，Mask Network 為現在網際網路生態的不同部分開發了多個配適版本。我們擁有第一方 Chrome / Firefox 擴展程式，第一方 Android 和 iOS 應用程式。同時，我們也在尋找第三方社交網路客戶端來整合 Mask Network ，幫助現有用戶進入新的網際網路。

我們很高興看到，Mask Network 受到了 Twidere 用戶的熱烈歡迎。Twidere 的安裝量超過 50 萬次，是 Twitter / Mastodon 最大的第三方應用程式之一。我們還維護了 Mstdn.jp 和 Mastodon.cloud（ Mastodon 第 3 和第 5 大實例，Mastodon 又稱「長毛象」）；這兩個應用一共擁有約 30 萬用戶，並長期支持Fediverse 的發展。(瞭解更多)

我們獲得了行業的廣泛好評，並被選為 ECMA / TC39 成員。（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聯盟中，僅有三位成員來自去中心化網路行業，僅有五家由華人創立，分別是 360、阿裡巴巴、華為、騰訊和我們）。我們參與了 JavaScript 標準制定，並與 Apple / Google 等科技巨頭，以及像 MetaMask 這樣的盟友一起推動了新型網路的發展。

Sujitech ( 我们在美國的公司 )和 MetaMask 一起名列 ECMA 的官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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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發展計劃

（一）基礎設施建設

我們基本上已經構建好了 Mask Network 的基礎設施，它可以投入實際應用，但還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在它進入 Dapplet（類似微信小程式）生態並得到廣泛應用之前，我們還需要解決幾個難題：

1.以太坊上高昂的交易費用以及遲緩的交易速度。

2.使用智能錢包以解決私鑰造成的用戶體驗難題。

3.提供法幣入口（入金通道），讓用戶可以自由購買加密商品或使用加密金融應用程式。不同的服務提供商將在自己的領域為用戶提供不同的服務。

顯而易見，當基礎結構全部搭建好後，我們就可以開發一個關於 Web 3.0 世界的應用程式生態，就像現在的 Chrome Web 應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生態。人們來 Web3.0 世界做什麼呢？目前，這裡最重要的兩個應用類別分別是金融和電子商務。

（二）個人理財

除了支付業務，我們也涉足了個人理財業務，並希望改變人們的理財方式。我們已經在 Twitter 上線了由 CMC 和 Uniswap 支持的加密貨幣交易小插件（教程 | 行情交易一網打盡，一起來玩轉 Mask Network 新功能！）。接下來，我們將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平臺上進一步引入一整套去中心化金融應用，以為下一代個人帶來全新的理財體驗。用戶將能夠在不離開傳統社交網路的情況下進行付款、交易代幣、借款、追蹤優秀的交易者，參與代幣公開發行，發行個人代幣，甚至押註時事並獲取專業級的投資組合分析。盡管在大規模應用的過程中，Mask Network 還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也在逐步解決它們。

我們應用的第一個版本已經於 9 月 24 日在 Twitter 上線，這是一個整合了 CMC 價格圖標和 Uniswap 交易功能的小插件。第二個版本將在 45 天內推出，新增功能包括 Twitter 上的首次發行（Initial Twitter Offering, ITO）、收益聚合器以及投資組合分析。

在推特上就能直接購買 $UNI

Twitter 上的加密貨幣交易頁面（由 CMC & Uniswap 🦄 提供技術支持）

（三）電子商務（NFT、訂閱、數字內容）

Web 3.0 的另一個主要部分是去中心化存儲。如果我們能將去中心化支付和去中心化存儲功能結合在一起，並引入隱私控制和反審查功能，便有可能永久性地改變多媒體內容的分發方式以及網際網路上的電子商務模式。多媒體內容和藝術作品很可能會被轉換成不同的 NFT ，再通過去中心化的存儲解決方案，被存儲在去中心化的網路中。

現在，去中心化存儲項目 Arweave 已經和我們進行了合作（教程 | 如何在Maskbook上使用去中心化文件存儲及分享），其存儲功能也已整合上線。除此之外，他們還給我們提供了一筆捐贈。現在，你已經可以通過 Twitter 和 Facebook 向你的朋友發送文件。我們仍在致力於支付+存儲的功能完善。

Arweave 的去中心化文件存儲功能已整合上線 Twitter 插件中

電子商務領域的關註點主要是解鎖多媒體內容或是給項目/創作者進行捐贈。比如說，最大的優質成人照片發行平臺 Onlyfans 收取創作者 10％（甚至以上）的收入作為傭金，其 2019 年的收入超過 1 億美元。然而，在這個市場里存在馬太效應，頭部 KOL 占據了整個市場的主要份額。如果我們能夠解決反審查問題並促進傳播，它將為市場里處於中間位置的內容創作者帶來新的活力。此外，權力下放意味著沒有人能承擔責任，從根本上躲避監管的尋租空間。對此，我們選擇保持中立。

最近，加密藝術 NFT 越來越受到關註。NFT 電子商務平臺將與這些 NFT 資產一起獲得認可。我們也和該領域的主要內容提供商建立了合作。

04 原理：Mask Network 是怎麼運行的？

在瞭解我們的願景和正在推行的事業後，許多人會露出疑問：Mask Network 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些的？背後的運行邏輯如何？

簡單來說，Mask Network 在後台提供的主要功能是對信息傳輸進行加密，對信息進行解密。能夠進行傳輸的信息包括文本、圖片、加密貨幣以及去中心化數據存儲，甚至是智能合約。因此，它可以創建一整個 Dapplet 生態。我們會在下文逐一說明。

（一）加密

在 Mask Network 中，每個用戶都可以生成無限個"角色"，每個角色代表一個 secp256k1 密鑰對。用戶可以將自己的公鑰發布到他的社交網路配置文件上，或創建一個包含公鑰的公開帖子。其他用戶可以檢索這個公鑰，並在本地的 Mask Network 數據庫中創建 pubkey-username 映射。

技術栈

信息加密過程會調用公鑰。由於每個帖子都是在 GCM 模式下利用 AES256 密鑰加密，因此用戶發布在社交網路上的加密信息都是唯一的。之後，這個 AES 密鑰將會和所有指定的收件人通過 ECIES（ 橢圓曲線集成加密方案 ）進行加密，其中包括信息發布者的私鑰及所有收件人的公鑰。所有加密的 AES 密鑰都將同步到 GunDB 節點。整個過程是完全端到端的加密和，且是去中心化的。雖然我們尚不支持完美的前向保密性，但我們會盡快升級以提供支持。

（二）解密

每個加密信息以及 Mask Network 插件都會被整合進社交平臺的用戶界面中。這樣就能夠極大程度上，減少社交平臺用戶的陌生感。

用戶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看到一個加密推送後，其 Mask Network 插件會解碼該消息並檢測用戶是否在加密信息收件人名單中。如果用戶在這個名單裡，Mask Network 將查詢 GunDB 以獲取加密的 AES 密鑰，並使用用戶的私鑰對其進行解密。在此之後，接受者的界面上將能看到解密後的信息。

05 下一階段的開發計劃：更好的用戶體驗

Mask Network 不會止步於一個加密工具。我們認為，讓用戶在網路上的交互更容易且更少受限才是最重要的。通過我們開發的 Holoflows-kit，我們能夠在網路上的創造能力超乎想象。比如說，我們已經將一個區塊鏈錢包集成到 Mask Network 中，並實現了一些區塊鏈相關的功能。

過去一年中，我們在 Mask Network 中已經開發出了一些" Applet "，其中包括一個以太坊紅包功能。通過這個插件，用戶可以將任何加密通證裝入以太坊智能合約中，同時將這個紅包以 Tweet 的形式發布在 Twitter 上。只要其他用戶同樣使用了 Mask Network 插件，通過正確的方式就能夠一鍵領取紅包！

另一個小程式的例子是 Gitcoin 捐款。Mask Network 將檢測到所有包含 gitcoin.co URL 的 Tweet ，並在用戶的社交頁面中顯示一個浮窗，用戶可以在通過這個浮窗進行一鍵捐款！

我們最新開發的交易小插件，可以通過檢測 Tweet 里是否存在以美元符號 $ 為開頭的通證標簽。如果有的話，用戶只需要將鼠標懸停在這個標簽上，就能夠看到這個加密貨幣的市場趨勢，上了哪些交易所，甚至如果這個通證是在以太坊上的話，還能通過 Uniswap 界面進行直接交易。這些功能都已經對 Mask Network 所有用戶開放，無須另行安裝。

我們仍在努力開發更多小程式，以解放我們網路上的想象力，從而讓用戶更自由暢快地在網上沖浪。

06 結語

在連通 Web 2.0 和 Web 3.0 的道路上，我們已經走了很久。而在這幾年裡，去中心化的基礎設施以及應用都在以驚人的速度迭代發展。普羅大眾也將很快體驗到一個全新的，更為開放的網際網路。我們希望 Mask Network 能夠在這個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Mask Network 中秋節周邊 &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credit: Retric )

在此，讓我們引述那些偉大先賢們的話語來總結本文。願我們能繼續發揚他們的精神，並讓他們的光芒也照耀在這個賽博空間：

44年前[ Cyberspace Independence ]，我們的先輩在這個空間裡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它受孕於自由的理念，並致力於實現一切人生來平等的理想。

如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偉大的內戰，它考驗著我們乃至世上任何一個受孕於自由和獻身於上述理想的國家是否能夠長久生存下去。我們聚集在這場戰爭中的一個偉大戰場上。我們來到這里，是要把這個戰場土地 [ Social Media Battlefield ]的一部分作為最終的安息之所，獻給那些為這個國家的生存獻出了自己寶貴生命的烈士們。將這塊土地獻給他們，作為他們的安息之所是完全恰當的和合適的，我們應該這麼做。

但是，從更廣義上來說，對於這塊土地，我們無從奉獻------我們無從聖化------我們無從神化。那些在這里戰鬥過的勇士 [ Cypherpunks ]，無論是活著的 [ Edward Snowden ]還是死去的 [ Aaron Swartz ] ，都已經聖化了這裡。對於它的神聖，我們的微弱之力無從使其增減絲毫。世人不大會註意，更不會長久記得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話，然而他們將永遠無法忘記那些英雄們在這里所做的事。這更要求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去獻身於那些英雄們為之戰鬥的未盡事業 [ Bitcoin ]。在此，我們應該獻身於那些仍然留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任務 [ Cypherpunk Manifesto ]------要從這些光榮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奉獻精神，來完成他們已經完全徹底為之獻身的事業------在此，我們要下定最大的決心決不讓這些死者白白犧牲------要讓這個網際網路的國家獲得自由的新生------要讓那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治理方式在賽博空間裡永世長存。

Mask Network 中文群： https://t.me/masknetwork_cn

[ US.V.Microsoft : Courts Findings of Fact ]:

https://www.justice.gov/atr/us-v-microsoft-courts-findings-fact

[ Facebook Messenger Encryption Default ]:

https://www.wired.com/story/facebook-messenger-end-to-end-encryption-default

[ Data as Labor ]:

http://radicalmarkets.com/chapters/data-as-labor

[ Cyberspace Independence ]:

https://www.eff.org/cyberspace-independence

[ Social Media Battlefield ]: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10/social-media-battlefield-internet/571960

[ Cypherpunks ]:

https://archive.org/details/CypherpunksFFI

[ Edward Snowden ]: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sep/14/permanent-record-edward-snowden-review

[ Aaron Swartz ] :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InternetsOwnBoyTheStoryOfAaronSwartz

[ Bitcoin ]: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 Cypherpunk Manifesto ]:

https://www.activism.net/cypherpunk/manifesto.html

Tuber 只有兩天：「合法翻牆」的48個小時（付费墙）

https://m.allnow.com/post/5f6dc69ded1d8d426eb1e066

在美国和加拿大任教超过十年的刘思达，为什么觉得这几年在教室里能说的话越来越少？大学教育应该让学生接受某一套价值观，还是应该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让其自由探索？

历史学家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以 1949 年作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

** 姑且不论这样的划分有几分道理，但至少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时代相遇的不同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具有的音量并不相同，由于权力、资本、能力等因素，我们相对来说较少听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

他们年轻，大多是80后，受过比上一代更系统和国际化的学术训练，也更富有激情、雄心，站在学术前沿，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探寻出路。他们是中国知识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我们乐意发掘愿意和公众对话的青年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声音，扩展公共讨论空间。但是，我们无意鼓吹"后浪"似的青年崇拜，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的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到差异、局限和困境。

这是系列的第四篇，受访人是社会学者刘思达。

新冠大流行期间，刘思达身处美国和加拿大，觉得两地应对疫情的方式很不一样，"加拿大是一个集体主义精神比美国强得多的国家"。同时，全球各地对疫情的处理，也让他感触很深，"人类真的不止很健忘，而且根本上，大多数人不把别人的痛苦当痛苦，没法感同身受"。

刘思达，现任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副教授，祖籍云南，生于北京，家境不算好，但在社会分层尚未固化的改革开放年代，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回望其学术经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精英反叛意味。他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时代剧烈变化，年轻时一心想着推动法治进程，从法学院改读社会学，后来却觉得学文科没什么用，说话也越来越难。

刘思达三次反叛过他的专业。

第一次是高考。当时，他就读于人大附中的数学实验班。高二时，因为一次奥数成绩，他拿到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由于想学文科，决定放弃保送名额，参加第二年的高考。填报志愿时，他不顾老师、家长反对，报了刚开始招收理科生的北大法律系。那时他觉得，法官和律师的工作是用规则和逻辑推理解决问题，就像他最喜欢的平面几何一样。

进了法律系之后，刘思达发现，法律并不如他想象得那样富有逻辑和理性，而是一门手艺。好的律师和法官，靠的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对人和事物的经验判断。同时，他看到法学院的几位老师，个个踌躇满志，想要推动中国的法律改革和制度变革，但最后想法能变成改革措施影响实践的程度非常有限。

刘思达有点迷茫，觉得以后如果做律师、法官或检察官，对中国法治进程能有多大贡献呢？对法学充满怀疑的他，开始胡乱上别的专业课，希望其他学科能给自己不一样的视角和想法。就这样，他遇到了社会学，被两门社会理论课洗了脑，觉得涂尔干、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们讨论的"现代性"问题，其实也适用于理解世纪之交的中国。

到了大四，刘思达第二次反叛他的专业。

那时，他申请出国的十几个项目全是社会学博士，觉得社会学的视角或许能让他对中国法治进程做出不一样的贡献。2002年，他幸运地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师从当代美国社会学大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

2009年，刘思达博士毕业，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两年后，他用中文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被国内学界看作中国法律职业研究的典范。

刘思达在书中认为，"当代中国法律职业的变迁充分显示向现代法律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遵循了双重轨迹：一方面，包括律师在内的具有全球性外观的法律制度得以建立起来，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却遭遇到来自本地市场和政治行为主体的各种竞争、冲突和抵抗。"

"更重要的是，即使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国家在控制改革方向与分配市场核心资源方面的权力依然强大。于是，所有的市场行为主体------包括律师及其竞争者------都必须依附于国家权力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这一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同构性并不只在法律系统里存在，而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他在《割据的逻辑》中写道。

《割据的逻辑》

刘思达

译林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博士论文之后，刘思达从里面开拓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是关于中国法律职业的实证研究，比如律师的跨地域流动、政治动员、律所的规模化与全球化、女法官的职业生涯等；另一方面是理论研究，既写关于法律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的理论，也写关于社会空间的一般性社会理论。

"我有个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的典型做法是，每篇文章都要是'有理论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经验研究，研究具体的问题，但要讲一点理论，不用太多，一点就够，太多理论的话，反而文章不好发表。这恰恰体现了社会学的'伪科学'性。我现在不太喜欢这样的做法，写理论就是写理论，做经验就把问题研究透彻，不用每个经验研究都要装模作样地在理论上推进一点点。"

这也是刘思达第三次反叛他的专业。

他觉得，社会学归根结底是个"伪科学"，研究思路不真诚，总要假装发展出一个普适性很强的理论，适用范围越广越好。

"布迪厄为什么名气那么大？因为场域理论真的是哪里都能用，而且真懂的人和不懂的人都能用。美国社会学界有一大批人自认为是布迪厄的追随者，其实把他的理论用得一塌糊涂，根本就不懂布迪厄，只是拿了他的某个概念（比如场域、惯习、文化资本）到处用。"

但是，理论的创新性可以质疑，很多社会学家只不过在不断地用不同语言和方式演绎已经被前人说过的道理；而且，理论要求抽象和概括，往往会失去经验材料里最鲜活和动人的部分。

相比社会学而言，历史学不追求普适性规律，更尊重偶然性，更具美感，在读了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后，刘思达曾有过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

还有另一层反叛：当今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是左派激进风潮，许多学者做学问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刘思达不认同这种倾向，但他也不像导师阿伯特那样超脱于世外，做学术只是纯粹为了人类知识的演进。

今年9月，我们和在加拿大的刘思达做了一次视频访谈，聊到他作为大学老师，对大学教育如今被左翼激进风潮"洗脑"的担忧，还有他博士论文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研究，以及他关注多年的刑事司法领域，最后则是他近年来试图建构的社会空间理论。

"拿美国来说，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文化正变得越来越不宽容。不只是美国，全世界现在都在往这个趋势走，这就导致大学教育的意义变了，跟我20年前在北大念书时的那种自由开放的状态非常不一样。这会让大学所承载的使命和价值，和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最珍惜和最看重的东西，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真的非常担心这件事，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刘思达对燕京书评说。

刘思达，1980年生，北京人，现任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副教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研究兴趣主要是法律社会学、职业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十几年来一直同时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写作，著有《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工作中的政治》（Criminal Defense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Lawyers at Work）等学术著作。

他说："哪怕学生是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你也要让他更好地明白，为什么他要支持某个领导人？大学教育的责任，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而是让他理解他自己会做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图片：刘思达提供

以下为燕京书评和刘思达的访谈节录。

燕=燕京书评

刘=刘思达

世界局势和政治文化，让大学承载的使命和价值渐渐远离

燕：你曾说："当代美国社会学所关注的许多问题都和不平等有关，尤其是性别、种族、阶级的不平等，这些也确实是美国社会过去五十年来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社会当然也存在不平等问题，但它未必是对于理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那你觉得理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刘： 我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说不平等是理解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美国社会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开始，主旋律一直就是种族、性别、阶级不平等。今天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很多也是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不同看法。美国的种族问题，基本上相当于中国的城乡问题，它是美国社会最根本的差异。

每个社会都有它最根本的一个东西，但中国社会你说最重要的问题什么呢？要看你从什么学科角度来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城乡差异。但是，过去十几年来，这个问题好像显得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现在中国城市化程度太高了，很多农村变成了城市，所以现在城乡差异缩小，问题就没有原来那么尖锐了。

西方很多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觉得中国如果有变化要靠体制外，所以西方学界一直很关注体制外的问题，比如劳工、NGO等，一说公民社会，他们都很兴奋。但是，我在国内做田野调查时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根本没有公民社会。比如，按西方人的观点，律师职业肯定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中国的律师基本上都依附在国家体制上，是一种共生交换关系。

我并不是说体制外这些东西不重要，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变化要靠体制外来推动，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从学术角度讲，我是一个国家中心主义者。中国最重要的肯定是体制内，中国想搞好，肯定要从体制内改革，而不是靠体制外推动体制内的变革。现在很多西方学者也逐渐看明白了，中国的体制非常强，有什么变革一定是从体制内产生。

燕：除了学术研究，平常你关注得比较多的问题或喜欢做的事情有哪些？

刘： 这几年，整个国际政治局势，包括社会环境，让我觉得说话越来越难。首先，你说话没人听，哈贝马斯讲的所谓"公共域"（public sphere）越来越弱，公共话语和交流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跟网络科技、社交媒体的兴起有很大关系。现在变成大家只跟自己圈子里的人说话，比如前几天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我所在的学术圈里有很多左派，所以我一点开推特，大家都在哀嚎。但你跳到另外一个圈子看看，会发现很多共和党人在击掌相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气泡里。

这种情况下，你出来说话，还有人听吗？前几年我还在担心这件事，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相对温和中立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难存在。原来我觉得中国是这样，其他地方会好一点；现在，整个世界都变得对这种温和中立的声音越来越不友好。

刘思达觉得，相比社会学而言，历史学不追求普适性规律，更尊重偶然性，更具美感，在读了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后，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曾有过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

贾士蘅、张晓华、郑明萱、王章辉 等译

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燕：刚才说你觉得现在说话越来越难，一个是政治极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你曾在微博提到的，现在政治正确的氛围让你感觉在教室里说话变得受限。

刘：我觉得大学教育根本上不应该洗脑。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认识世界，而不是说你给他灌输一套价值观、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每个大学老师都同意我的观点。我有很多同事，他们真的觉得大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变得越来越接受某一套价值观。美国和加拿大社会科学界的很多大学老师都很左，他们会在课上给学生灌输------你一定要推进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要关注环境问题、全球变暖......他们觉得，作为大学教师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学生明白这些道理。

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大学教育的本质是要让学生可以独立思考。你不要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要告诉他，有不同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你给他工具，而不要告诉他结果。哪怕他是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哪怕他是一个很多老师觉得不可理喻的学生，你也要让他更好地明白，为什么他要支持某个领导人、某些社会价值观？大学教育的责任，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而是让他理解他自己会做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大学教育跟中小学教育最大的区别。中小学教育很多是灌输，但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是让一个人去自己建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你想给他洗脑，首先是不合适，其次也做不到。因为到上大学时，他的"惯习"基本上已经定了，很多东西你改变不了。

我最近几年感受更深。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我震动很大。那时我刚离开威斯康星大学，威斯康星州当时是个摇摆州，对选举结果非常重要，最后选了特朗普。如果这个州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希拉里，可能结果就不一样。后来我反思这个事情，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了七年书，至少教过几百个学生，我教的很多学生可能都投了特朗普。虽然我所在的麦迪逊校区非常左，可能是全美最左的大学校园之一，但并不是说这个州的年轻人到这个学校读四年书，他就会投民主党，而不投共和党。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觉得这几年在教室里能说的话越来越少？一部分原因是科技，十年前老师在教室讲课，关起门来随便讲，学生开放讨论。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你讲课，不知道谁就给你录下来。国内很多学校都安摄像头，老师讲课的自由度当然下降。但并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现在世界越来越碎片化，所以保持温和中立的声音就越来越难。你不知道你讲的一句话就会得罪谁，这非常可怕。大家对跟自己不一样的声音的容忍度明显降低了。

拿美国来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一些很不宽容的人，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宽容。不只是美国，全世界现在都在往这个趋势走，这就导致大学教育的意义变了，跟我20年前在北大念书时的那种自由开放的状态非常不一样，现在大家能讲的话真的不如十年、二十年前多。

这个现象，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善，跟整个世界局势、政治文化都有关系，比如现在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兴起，全世界都越来越排外；新冠疫情之后，肯定更排外......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趋势，这会让大学所承载的使命和价值，和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最珍惜和最看重的东西，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真的非常担心这件事，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

《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

[美]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刘思达 译 / 张芝梅 校

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市场与国家的共生交换关系

燕：你在《割据的逻辑》中说："政治学家们所谓的'割据的权威主义'是一个正确但不完善的理论命题，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治割据已经穿透了市场的正式结构，而使市场竞争的动态与国家体制内的政治冲突具有了相同的结构，而其结果，是看似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成了一个给外人看的躯壳，而其中隐藏的是改革后再生的强大国家权力。"这一社会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市场和国家的共生交换是其主要因素吗？

刘： 这是我当时做完一年田野调查后最重要的一个发现。1990年代，中国的法律职业有一个脱钩改制的过程。原来很多律师在国办所工作，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后来国家慢慢把律师从体制内给剔出去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律师基本上处在体制外。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在私有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但如果看一下他们的工作，跟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剪不断，理还乱"。

我把这种关系叫"共生交换"。为什么呢？首先，法律服务从业人员和国家官员之间交换资源。不管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专利代理、商标代理，各种各样提供法律相关服务的市场主体，和那些体制内的法官、检察官，还有商务部、国资委、发改委等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换关系非常明显。

有人会说，这是权钱交易。但这个说法太直接，也不准确。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权钱交易，不是"我给你行贿，你给我办事"那么简单，而是他们之间形成了关系网，很多东西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形成的。比如说，一个律师要跟一个法官搞好关系，他可能经常给你打电话；逢年过节，给你点小礼物；你孩子过生日，送个蛋糕。有了这么一种长期交换之后，法律服务市场的这些人和国家体制里管法律服务市场的这些人，就形成了共生关系。

所以，要解释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什么是一个高度割据的市场，就要从国家体制内找原因。跟这些市场主体有共生交换关系的那些体制内的机关和个人，他们之间也是高度割据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体制非常多元。

引申而言，为什么共生交换很重要？因为它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很多人把它叫"中国模式"。从我写书时到现在又过了十几年，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了。我写这本书时，学界很多人看不清楚，尤其是西方学界，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原来是国家在经济中起到主导作用，现在国家把主导权交给市场。

但是，我的这个研究，还有其他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比如私营企业的发展，都发现有类似现象：表面上国家退出，不直接干预市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国家并没有真的退出，而是把它的手从"看得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手"。从1980年代的改革开始，到21世纪之后这二十年，国家体制对市场的控制和调控从来没有减少，最近几年还有加强的趋势。

你在国企或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话，国家当然对你影响很大。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体制外，你是一个律师或者在民营企业，比如有些互联网企业现在做得很大，他们也从来没有摆脱国家干预，没有摆脱跟国家之间的共生交换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只是律师和政府官员之间，整个中国经济，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和国家体制都存在共生交换关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所谓"中国模式"；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共生交换的普遍存在，说明国家和市场是可以兼容的。

刘思达的藏书。他在微博上写道："隔离在家闲来无事，把书架整理了一下。这两张图里是我过去二十年间陆续收集的一部分当代法律社会学中文著作，其中最右边的三本《法社会学在中国》资料汇编是齐海滨老师馈赠的关于八十年代中国法律社会学启蒙运动的珍贵史料，一直没有正式出版过，每次看到，都感慨万千。"图片：新浪微博@思达逸语 ​​​​

国家赔偿应该形成制度，才能形成外在制约的纠错机制

燕：今年的张玉环案受到很多关注，你也在微博上说："张玉环向江西高院申请国家赔偿2234余万元，有人觉得多了，我觉得不但不多，而且太少了，少的不只是赔偿数额，更是国家赔偿的案件数量。在一个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监督'、辩护律师无足轻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国家赔偿是重要的外在纠错机制，而现状是大量本该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都被撤诉等内部机制'消化'在体制内，犯错的公安和检察院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种状况不改变，刑事司法公正根本无从谈起。"能不能再具体讲讲您对张玉环这种冤案和国家赔偿案件数量的看法？背后反映出中国刑事司法怎样的生态？

刘： 张玉环案不是第一个错案，我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错案，就不列举了。还有更惨的，被告人已经枪毙，后来发现错了，人也回不来了。你要赔偿，人命是没法赔的。关于这些错案，我想说两点。

第一点，这些案子引起关注，恰恰说明我们对刑事司法的错案，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一些法律专业人士，都把它停留在实质正义层面。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我抓人了，这人是凶手，我就抓对了；这人不是凶手，我就抓错了。如果抓错了，才定为错案。

但从法律专业角度看，这里面的根本假设有问题。因为一个案子是不是错案？犯罪嫌疑人应不应该有罪？它不只是个实质问题，也是个程序问题。你想想，为什么这么多案子最后都判他们有罪？当时的证据明显不够，很多只靠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口供怎么来的？很多都是刑讯逼供逼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恰恰因为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里面，一直都非常轻视所谓的程序正义。我们的公安机关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一直都是"口供是证据之王"。不管怎么样，犯罪嫌疑人招了，再找一些边边角角、花花草草的证据弄上来，这个案子就破了。如果他不招，没有口供，除非你有非常强的其他证据，这个案子就破不了。你想想看，这些年还有多少案子是刑讯逼供后认罪了，也没有被媒体报出来的？

我们太多时候只关注实质正义，忽视程序正义。为什么实质正义上有这么荒谬的错案出现？如果你真正讲究法律正当程序，真正保护每个案子的程序合法性，就能避免很多实质错误，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重要保障。

2020年8月9日，江西进贤，张玉环在临时住处。图片：视觉中国

第二点，国家赔偿的问题。这跟我刚才说的程序正义有关，其实中国的很多刑事案件都有这种小瑕疵。从程序上讲，即使那个人真犯罪了，如果一步一步看，从公安机关的讯问、调查取证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再到最后法院审判，里面存在各种各样的程序问题，但这些问题没人关注。

公检法三个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监督"的关系，当然，在实践中，互相配合比互相监督更多。公安、检察机关现在素质很高，没有把握的案件一般不会起诉到法院。但是，很多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比如律师如果发现案卷有问题，或者律师采集到和公诉方不一样的证据，发现这个案子的被告人有可能无罪，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并不会宣判无罪。

中国的无罪判决比例一直非常低，具体数字没法统计，因为不是所有刑事案件的数据都公开，但肯定比1%低。为什么？并不是说99%以上的案子起诉到法院都有罪，而是一些最后证据不足的案子，检察院撤诉了。为什么撤诉？如果检察院公诉到法院，法院宣判无罪，检察院就要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的公安、检察、司法机关都是国家机关，每年年底要考核，有各种考评机制。所以，有一个无罪判决对法院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检察院是非常大的事，说明公诉错了。

所以，很多案子最后都是以撤诉来结案的，而撤诉之后就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当事人本来应该无罪，却没有判无罪。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抓错了，移送检察院，再起诉到法院。终于，你请了一个特别好的律师，证明说这事不是你干的，可结果法院并没有判你无罪，而是让检察院撤诉了。表面上看，你放出来了，但没有得到无罪判决，意味着你在看守所里被关了这么长时间，一辈子洗不清，你还是被关过，是进过"局子"的人。

其次，就是国家赔偿。像张玉环案，他要的赔偿数额一些人觉得很高。但你想想，他被关了20多年，这个数额并不离谱。更重要的不是数额，而是很多案子撤诉了，或者公安机关抓错了，屈打成招，到了检察院，觉得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很多这种情况的犯罪嫌疑人，都没得到国家赔偿。

为什么没得到国家赔偿？首先，犯罪嫌疑人不知道还能赔，觉得被放了就很好。另外，公安和检察机关都没有养成国家赔偿的习惯。我那条微博发出来之后，有两个检察官给我留言，说我有常识性错误。我问，有什么常识性错误？他们说，我们在撤诉之后，如果嫌疑人要求赔偿，我们都会赔。但问题是，检察院不会主动告诉犯罪嫌疑人，你有这个权利。所以，大多数嫌疑人不知道能申请国家赔偿，即使知道了，他也不敢要。你想想，这案子本来有可能给你定罪的，最后好不容易放出来了，你还敢回去管公安、检察院要钱吗？

实际上，国家赔偿的案件数量非常少。像张玉环这种事，媒体爆出来了没办法，而且确实错得比较厉害，所以才给予国家赔偿。很多小的日常案子，当然，对每个个体都不小，但对法院、检察院来说是很小的案子，都没有赔。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们的眼球都被吸引在张玉环、赵作海、佘祥林这些大错案上，但日常的很多小案子都应该赔偿，国家赔偿应该形成习惯。我甚至觉得，国家赔偿应该形成制度，就是公安抓错了人，或者检察院公诉错了，即使最后撤诉，也应该要求检察院告知犯罪嫌疑人，你有权利获得国家赔偿，甚至都不用告知，你就直接赔好了。干嘛还要人家来找你申请国家赔偿？你就应该直接赔给他。只有做到这一点，警察和检察官在办案时，才能形成外在制约。

我并不是说我们的警察、检察官素质低，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警察和检察官，但难免不犯错，尤其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更可能会出现犯错的问题。国家赔偿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制约手段，尤其在我们这个刑事诉讼架构里面，刑事辩护律师的地位非常边缘化，法官采信辩护律师意见的情况本来就不多。因为律师在体制外，跟公检法的距离比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距离要远多了，所以律师对公安、检察院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赔偿又很弱，公检法权力非常强，冤假错案自然少不了。新闻爆出来的都只是冰山一角，下面不知道还有多少冤案、错案，根本没人关注。

《社会行动的结构》

[美] 塔尔科特-帕森斯

张明德、夏遇南、彭刚 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8月版

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从江湖的角度理解社会空间

燕：刚才聊了很多经验研究，你另一项工作是做社会理论，沿着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的学术进路建构一个不同于布迪厄等学者的社会空间理论。因为理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较晦涩，看你能不能通俗讲讲为什么想建构这样一个社会空间理论？它有什么特点？可否举些例子？

刘： 我从写《割据的逻辑》开始，一直非常感兴趣社会是怎么分化和整合的？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比如结构功能主义者，像帕森斯、卢曼，他们会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讲，社会是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下面有子系统。系统就像机器一样，每架机器都有它自身运作的方式。但是，卢曼的系统论的最大问题，就是系统里面没有人，你不知道这个机器由谁来运作。

另一个思路，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理论基本是一个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跟卢曼的差别在哪里？卢曼把社会当机器，布迪厄把社会当场域（field）。场域是一个空间，用最通俗的话讲，人处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有一个不同的位置，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上，受场域的结构性制约，就好像磁铁一样吸着你，制约你的行动。

布迪厄还有一个概念，叫"惯习"（habitus）。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在场域里面的位置，所处的社会结构，比如你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从小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学校受的教育等，都会帮助你形成一种惯习，惯习会进而影响你的行动。很多人误解布迪厄，因为他经常讲各种资本，比如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觉得他对人的假设非常有策略性（strategic），认为人的行动目的性非常强，但其实并不是。因为惯习很多时候是潜意识，比如很多事情我为什么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算计好这么做对我有好处，而是因为我下意识就这么做。概括起来，布迪厄的基本观点就是，人在场域里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习，大家在场域里根据位置和惯习来行动。

刚才我说布迪厄的理论里有一部分没那么功利，比如人靠惯习来行动。但他的理论也有另一部分很功利，认为所有在场域里面的行为主体（agent）都想支配别人。有些人处在支配地位，有些人处在服从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布迪厄的想法有一部分是很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这个社会里有些人是要站在另一些人头上的，要支配其他人。怎么取得支配地位？靠权力斗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最后被别人支配。所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非常重视权力斗争，他把社会空间想象成一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比如学术圈是个场域，政治、经济、艺术圈也都是场域。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

[美] 罗伯特-E.帕克 等

杭苏红 译 / 张国旺 校

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

我做的社会空间理论，跟布迪厄有一些区别。我主要是沿着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做下来。芝加哥学派的这个传统叫生态理论，或者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生态理论跟场域理论都讲社会空间，都有行为主体，也都把行为主体放到空间里的不同位置；但两者本质的区别是，芝加哥学派并不认为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权力斗争。当然，斗争非常重要，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斗争，不是所有人都要变成人上人，很多人不愿意支配别人。

很多事，我会敬而远之，躲还躲不过来，"井水不犯河水"，"相忘于江湖"，这都是中国人的俗语，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在社会空间里，人和人之间并不一定要斗来斗去，很多时候可能是合作，或者像我书里写的共生交换，或者干脆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受齐美尔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对社会空间不一样的根本假设，也是对人性不一样的假设。中国人非常好理解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无为"，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争来争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比场域理论更强调互动，认为社会空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更强。场域理论是结构性非常强的理论，就像法国社会一样，几百年来那么多次革命，但基本社会结构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变。芝加哥学派是美国长出来的理论，诞生于1920、1930年代，那时的美国社会非常开放，流动性非常强，所以生态理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也非常强，不像场域理论那么等级森严。

我为什么喜欢生态理论？因为在我长大的时代，中国也非常开放、流动性非常强，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解释力很强，它跟我的生活经验是吻合的。所以，每一代人感受的东西不一样，喜欢的理论也不一样。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代一代更替的，比如说20年之前大家都在读福柯，后来又都去读布迪厄；现在，布迪厄的影响力又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理论也跟社会发展有关系。新冠疫情之后，不管是政治格局，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整个世界都会有一些实质性变化，下一代的社会理论也会反映这些变化。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怎么推进社会空间理论？

一方面，我觉得生态理论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它把社会想得太扁平化。因为"生态"这个词从生物学来，它把社会想象得跟植物一样，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可以共生，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但人类社会比植物园复杂多了，这是布迪厄更厉害的地方，场域理论相比之下更像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等级、条条框框。所以，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只能描述和解释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很多东西解释不了。这是我要改进的地方，但现在我还说不太清楚能改进到什么程度。

另一方面，我很想把社会空间理论做得更中国化一点，做出一个从中国人角度看社会空间是什么样的理论。我很想写一本书，书名都想好了，叫《江湖：一个社会学解读》。跟中国人说社会空间，大家都不懂；你一说江湖，大家都懂。江湖就是一个社会空间，大家都在江湖里面。江湖有不同门派，不同门派就是不同位置。你是少林派，我是武当派，在江湖里的位置就不一样。位置不一样，你跟自己同派的人、别派的人的关系，也不一样。如果从江湖角度来写社会空间，我觉得能写出跟布迪厄、芝加哥学派相似的地方，也会有些不一样。现在这只是一个想法，我还没有动笔开始写，希望未来十年能写出来。

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主要描写都柏林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如何试图摆脱妨碍他的发展的各种影响——家庭束缚、宗教传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去追求艺术与美的真谛。乔伊斯通过斯蒂芬·迪达勒斯的故事，实际上提出了艺术家与社会、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并且饶有趣味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斯蒂芬·迪达勒斯本人恰恰就是他力图逃避的都柏林世界所造就的，都柏林无形中报复了反叛的青年艺术家。

作者简介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著名作家，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兰登书屋“现代文库”评选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乔伊斯这三部长篇小说全部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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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这是"水瓶纪元"的06篇文章

作者 | 王大牙

编辑 | 赵小鲁

少女面对的性侵危机，是乡镇中心潜藏多年的秘密，无人成功干预。
4月中旬，18岁的高中生薛筱做了一件以前没想过的事：在微博上曝光自己的初中班主任林某某对她和其他女同学的猥亵行为。
漫长、患得患失的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薛筱等来了一个好消息。根据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检察院的通报，林某某涉嫌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及猥亵儿童罪，检察院于9月17日对其依法提起公诉。
过去半年，薛筱试图联系过多名受害女孩，希望她们能够参与到揭露林某某的行动中去。一所乡镇初中隐藏多年的秘密，终于被更多人讲述出来。这些未成年的受害者，很多是来自于乡镇周边普通农家的留守少年，她们因为加害人的性侵害，以及被挑动孤立与霸凌，导致学业挫折与身心健康危机，却始终无处倾诉、缺乏奥援。她们的"胜利"更像是社交媒体成就的一个偶然，在这"胜利"的背后，她们的沉默和孤独仍然在继续。

柳江区人民检察院发布通报 图："柳江检察"微信公众号

"老师教你们很辛苦，给老师按摩是应该的"

薛筱初中就读于柳江区新兴中学2015届实验班。学校大门正对着209国道，路边坐落着各类小商店、早点摊、药店和宾馆，做生意的人和打工者们往往都来自周边各个乡镇，在扬起的尘埃里唆完一天中第一碗螺蛳粉，便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他们大多数对学校里发生的事知之甚少。
学校采取封闭寄宿制。国庆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零零散散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校门口便离去，学生拖着行李箱返回校园。行李箱摩擦地面的声音，很快淹没在国道上来往的车流声中。
薛筱的记忆不会被淹没。她记得，2016年4月的一个晚上，结束晚自习的自己和另一名女生被班主任林某某叫到宿舍开班干部会议。此时已过夜里11点。去之前，有女同学提醒她："拉好拉链。"薛筱并不完全明白这个提醒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把校服套上，拉链拉到了顶。
据薛筱陈述，她闻到林某某身上有一股浓厚的酒气。包括薛筱在内，林某某宿舍里一共有4名女生，均是班上的班干部和尖子生。临近凌晨1点，在和她们讨论完班级事务后，林某某提出让在场的学生为他按摩身体。他让一名女生关了灯，在自己的床上躺下。薛筱被叫到靠床头的位置，林某某要求她捶肩。
"老师教你们很辛苦，给老师按摩是应该的。"在那之前，薛筱就听林某某如此对同学们讲过。而且，这也被林某某描述为一种表达师生亲近的方式------只有和他关系好的同学，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薛筱回忆称，自己当时没有多想，开始照做。在熄了灯的宿舍里，林某某借着开玩笑的劲头，两次触摸了薛筱的胸部。第一次，薛筱以为那是他"表达亲密的方式"，没有感到特别害怕。但当同样的动作再次发生，她开始"感到不对劲和慌乱"。她还称自己看到，林某某的手伸进女同学的衣服里；又不知过了多久，他抓起女同学的手放在他裆部。
她看不清其他女同学脸上的表情，只记得自己害怕到眼里泛出了眼泪，并且大脑"长时间处于空白的状态"。她试探性地请求让她们回宿舍。最后，林某某只让她和其中的另一名女生离开，留下两名女生继续待在他的宿舍。
回到学生宿舍，已是凌晨5点。"我不知道我离开后又发生了什么，也不敢细想。"4年之后，当薛筱去向当时在场的一名女生求证她们共同的经历时，对方却告诉她："我没有被猥亵。我的衣服隔得好好的。他没有伸进来。"

图：CFP
"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吧。"面对对方这样的反应，薛筱选择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实际上，拒绝承认伤害是很多性侵受害者身上都会出现的一种行为反应，原因是多重的：性羞耻感、社会关系压力、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等等。
"恶心。"肖雪和章玥在回想起林某某时，不约而同地高频率使用了这个形容词。她们当时和薛筱是同班同学，现在分别在不同的高中读高三。至今，这三名女生都未曾向身边的同学提起过自己被林某某猥亵的经历。
肖雪本想让记忆回避那段往事，不向任何人提起。直到薛筱发帖后，通过另一名同学联系上她，她才决定以受害人的身份，向警察陈述自己的经历。
"别（和现在的同学）说，说了一定会后悔。"肖雪提醒薛筱。林某某猥亵事件被薛筱的一帖陈述送上热搜，肖雪的高中宿舍舍友也拿起手机讨论起此事。但她从头至尾没有向舍友们提起，自己也是那件事的受害者之一。她听到有舍友抱怨这个新闻"可能会影响广西创城（创建文明城市）"，像一件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平时都是很好的人，真的很好。但是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她们却没有一个人站在受害女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你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你再跳出来说自己经历过这种事，别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你。"
章玥不知道班上究竟有多少女生被猥亵过------她认为，大多数受害女生和她一样，在性耻感的影响下"隐身"了。"太丢人。说不出口。"
"那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后至今，章玥不敢跟父母透露一个字。"我爸是个暴脾气。假如当初他知道了以后去学校拼命，那我可能就得罪林某某了，也可能再也上不了实验班了。"
让受害者站出来是困难的，薄弱的支持体系也让人很难坚持下来。一名受害同学本来在前期也参与了协助警方调查，但在9月却告诉薛筱："我要退出了。爸妈觉得这太浪费时间，让我好好搞学习上的事。"在这之后，她和薛筱几乎再无交流。

实验班：前途仿佛就是他一句话的事

在新兴中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实验班，聚集了学校里最优的生源，享有学校里最优的教学资源。和普通班的学生比起来，实验班的同学可以获得不少"优待"或"特权"，比如更多的课外辅导机会、教学质量更高的老师。
"如果你上不了实验班，你可能就很难考一个好的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了。"章玥说，林某某当时除了当班主任，还是学校的副校长，拥有把学生调进、调出实验班的权力。"那仿佛就是他一句话的事。"
这种说法得到了学校老师朱为的证实。据朱为回忆，林某某2007年开始在学校执教，教政治和历史，从2009年开始带实验班，一共带了三届。"他是一个性格很强势的老师，要求学生对他绝对服从。"朱为称，学校里8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农村户口，其中有很多人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这些学生离开家进入学校，普遍都缺乏安全感；而在寄宿制学校的封闭环境中，学校老师是他们仅有的可以依靠的成年人。

新兴中学大门 图：全现在
进入实验班后，肖雪就给自己设定了未来的人生目标：考上一所好大学，毕业后当老师。而在肖雪的认知中，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只能靠这个老师了"。据她观察，对林某某的依赖心理普遍存在于实验班的同学身上。"他会让你相信，只要你好好表现，和他搞好关系，你就有更多的学习上的资源，也会得到一些偏袒。而这些'优待'也确实发生了。比如你哪一科不太跟得上，他就可以跟哪科的老师说一说，让你得到多一些关注和单独辅导的机会，可能确实在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成绩就追上来了。"
"一些女生把被猥亵和提高成绩视作某种'利益交换'。"薛筱觉得，十三四岁的女孩们"三观还未成型"，很容易轻信作为权威的老师，把这种所谓的"交换"视作正常。她记得，有女生在林某某的宿舍留宿整晚后，向她和其他同学带着些许卖弄的语气说："昨晚我在老林那儿睡的。"
那一晚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学生之间早有言语，林某某会摸女生的脸和手，也不在人前避嫌。"学生们隐约知道这种事是不对劲的，但是好像它在很多人眼里又属于'看你怎么想'的范畴，因为他经常会给你一种错觉，好像是老师喜欢你、在意你，才会对你这么做。你甚至会觉得愧疚，怎么可以把老师往坏了想。"薛筱回忆，同学们一边依赖他，一边又害怕他。因为老师是关系的操控者。"和他关系好的时候，你可以去他的宿舍煮面条、跟他开玩笑拌拌嘴，但是和他关系不好的时候，你得到的就是冷脸，他还会告诉你，'别让我讨厌你，如果我讨厌你了，我就再也不会找你了'。"
"利诱和恐吓，这是控制人的精神最主要的两种手段。"朱为评价说。
文颖刚上初中没多久，就感受到林某某的"威严"。"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过阶段性考试，不知道各自的成绩在班里究竟是个什么水平，和他的关系也刚刚开始建立。有一天他检查我们的课桌，我还没来得及收完，他就开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名道姓地吼我，我不敢回嘴半句，觉得太丢脸了。"
后来，文颖因为成绩优异，其学习尖子的身份得到林某某的肯定。虽然不再被老师吼，文颖却经历了比直接的言语伤害更加严重的暴力。
文颖称，201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作为班干的她和另一名女同学被叫到林某某宿舍讨论班务，他要求她们为他按摩。关了灯后，林某某从身后紧抱住文颖并多次触摸其胸部。在这之后，文颖有意识地疏远林某某，却也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青春期：她在后来的班干部竞选中被撤职，被同学孤立。毕业后，曾经的好友告诉她，林某某表示过不喜欢她，让大家都远离她。
交不到朋友的文颖开始自我怀疑。她对全现在称，自己时常感到生命没有意义和价值，多次情绪崩溃、惊恐发作，并伴随明显的四肢抽搐等躯体化症状。2018年6月，文颖在一辆公交车上突然发病，全身僵硬、呼吸困难。彼时，家里人对文颖在学校的遭遇一无所知，辗转于市里几家医院之后，文颖在药物的帮助下参加了中考。高中入学军训期间，文颖再次发病，申请了休学。

文颖的疾病证明书。经过治疗，文颖本来已恢复大部分社会及学习功能。可一返校，又发病。图：受访者
医院精神科为她制定了为期一年的治疗计划，包括住院、药物和心理咨询。文颖住院期间，林某某去看过两次。"每次他一来，文颖就发病，我们一开始也没往别的方面想，以为是他教师的身份给她带来了学习方面的精神压力。"文颖的姐姐文绮说，直到在后来的治疗过程中，文颖才逐渐向自己的医师透露自己被猥亵的那段经历，她被诊断为惊恐发作、抑郁等应激障碍。"我和爸妈是从诊断书里，才第一次知道她经历过什么。"
"我们还以为他是个好老师。"和文颖一样，文绮也曾是新兴中学的学生，就读于2009届普通班。得知妹妹的病因后，她联系了和自己同级的一名实验班学生，后者当时的班主任正是林某某。"那个女生跟我确认了她被猥亵的经历，但是当年她不敢说出来。直到今天，她考虑了很久，也依旧不敢说出来。"自此，文绮明白，妹妹的经历，在那所学校不是孤例。
如今，文颖已经休学两年，其间她尝试过在状态较好的时候回到学校，甚至拿到过康复证明，但一旦返校便又发病。"因为林某某，文颖的学业之路被彻底改变了。她以前的目标是考上国内一流的大学，现在她不敢想这类事情。我们打算向林某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起诉，他理应给我们一个说法。"文绮表示。
经历过抑郁等精神创伤折磨的人不止文颖一个。和文颖的经历如出一辙，薛筱也在被林某某猥亵后遭遇同学的排挤和孤立，至今她依旧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存在障碍。进入高中后，因为生病，薛筱也不得不休学了一年。有研究表明，当儿童遭受性侵害后，除了将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外，还会出现人格扭曲、人际关系失调、无力感、羞辱感、缺乏自信、低自尊或性关系异常等长期影响。这些都决定了性侵害创伤的修复，也将是漫长的。
她们决定自救。薛筱回到了学校，可她说自己依旧被孤独和无意义感包围，常常只能在网络上与其他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交流，在现实中难以交到亲密朋友。而文颖将随姐姐一起去别的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希望换个远离学校的环境，能够让她的病渐渐好起来吧。我不会放弃她。"文绮说。

举报从未影响他的晋升

林某某能频繁接触到的，不只是实验班的学生。在做实验班班主任的同时，林某某一路晋升，先后任职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最后在2017年初升任副校长，分管学生德育。
朱为表示，学校拥有"学生管学生"的传统，团委工作在学生生活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如，每个班会抽一二十名同学做团委的检查员，帮助维护校内秩序，监督食堂打饭排队、检查寝室内务和卫生情况等等。这些检查员们，就由团委书记来管理。"
"老师们尽力了。"朱为有些无奈地说。在林某某任团委书记期间，很多老师早已察觉到"不对劲"的苗头。有参与团委工作的学生向朱为和其他班主任反映过相关情况，后者将之上报给学校领导，却没有下文。
令朱为感到不解的是，这些反映仿佛从未影响林某某的晋升。"连我们大人都拿他没办法，你让小孩子们怎么去反抗？你真的没有办法责怪学生们忍气吞声，想到她们我只觉得心疼。"朱为回忆称，有的老师为了保护自己班上的学生，拒绝让长得好看的女生去做团委的工作。但这些保护未必能换来全部理解，也有老师向学校反映过后，反过来却遭到家长的责骂，最后到学校里当面来闹，受害学生自己也不敢承认了。

2017年，一封举报林某某的帖子出现在红豆社区 图：网络
2017年6月，一封举报信出现在当地论坛红豆社区，举报者向柳州市教育局纪委反映了林某某2013年左右，对该校2012届女学生的4点不端行为。
彼时，2015届实验班学生即将升入初三，是提高成绩的一个关键时间段。林某某被举报的事很快便传遍了全校。之后的一天，他当着全班的面，表达了自己的一份"委屈"------他要求学生们写一封信给他，可以匿名，但需要是"真心话"。"他一脸无辜地站在讲台上说，因为被举报，自己三观都崩塌了。他要我们把他的'缺点'都写出来。我想，根本不会有人在信里写不好的话吧，因为他会认得我们的笔迹，也熟悉我们写文章和说话的语气。"薛筱记得，她没有写林某某的一句坏话。
过了几天，他在班上念了一些信的段落。"有个女生写：你内心一定很孤独吧。那一瞬间，我真的开始有点同情他了，他那一套'老师是为你好才对你这样'的话语，又浮上了心头。"今天，再回想起自己当时的心境，薛筱觉得自己被"洗脑"了。
肖雪称自己甚至尝试过站在林某某的角度去思考：他是不是当班主任压力太大了？压力这么大还被举报，他是不是太可怜了？"直到上了高中，我见识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才明白，好老师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对我们的观念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学生很容易就因为他的一些说辞而动摇。"
根据2018年和2020年柳江区人民政府通报信息，2017年7月至12月，在柳江区纪委监委审查期间，林某某对组织作出虚假陈述，并教唆两名学生作伪证，但调查中并未发现有侵害学生的实质性证据。2018年初，林某某被免去新兴中学副校长等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任至新兴第二小学从事后勤工作。
表面上看，林某某已经不再担任接触学生的工作，但据朱为透露，他在小学依旧可以带学生进行体育训练，还多次把小学生带到新兴中学的场地来上课。在此过程中，林某某依旧能够接触到以前的实验班学生；并且，他还继续在课外开设辅导班，号召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冲刺复习。
"我们有的人确实在那个中考的节骨眼上不敢耽误，也抱着一种不敢得罪他的心理，就去了他的辅导班复习，有时候是在酒店，有时候是在某个同学的家里。学生们对他的教学水平，多少还是认可的，很怕没了他的指导就考不好。"薛筱说。
林某某继续接触学生的行为并没有被任何部门阻拦。在朱为看来，学校内部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对师德师风方面有过系统性的反思。"老师和学生之间行为边界，在职业伦理中本来被规定得清清楚楚。而林某某摸女孩的手和脸、把女生单独留到宿舍等现象，持续了近十年。这十年里，很多有良知的老师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
"据我所知，除了林某某被处分，并无一人受罚。"朱为称，柳州的教育系统并未因为这旷日持久的恶行被揭露而发生任何震荡。

陌生人的善意

始终没有实质性转机的事态，却在薛筱发布网帖、引起"舆情"之后迅速发酵。在网上看到李星星案后，薛筱发布了一条名为《关于猥亵.性侵那些事》的长微博，引起大量转发和讨论。林某某于5月被刑拘，9月被提起公诉。薛筱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对后续的进展表达了些许担忧："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我所能接触到的全都是一些人证，缺乏物证。我不希望他被轻判。"
她得到了一些善意的帮助。作为薛筱的好朋友，陶琳关注着事件的每一步进展。两人因抑郁问题而相识于网络，经常打着视频一起写作业，但在线下从未见过面。网帖发出后，陶琳除了在精神上陪伴薛筱，也帮忙联系一些自媒体大V和社工，希望后者能让林某某的行为有尽可能多的曝光。"我们当时很怕事情不了了之，或者推进过程缓慢。在后来的每一次更新中，她也帮我一起修改帖子的措辞、布局等等。"薛筱说。

5月，薛筱在网上更新了事件进展 图：微博
一些不友好的声音也在评论区出现过。"有人质疑她为什么现在才说，还有对受害女生进行荡妇羞辱的，这些都会影响薛筱的心理状态。事情刚刚发酵的时候，她的心理起伏蛮大的。"陶琳说。
5月，在柳州市青少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薛筱在当地派出所做了一次笔录。那一次，薛筱觉得压力极大，而服务中心的陪伴给了她正向的支持。"我怕自己说不清、也记不清事情的经过，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姐姐就在一旁安抚我的情绪。她们告诉我，我的决定是对的，也是勇敢的行为，这些鼓励都让我心安了不少。"她向警方提供了一些受害女生的名字和信息，后来这些女生参与到协助调查中去，其中也包括肖雪、章玥、文颖等人。
薛筱得到一名律师的公益援助，后者将代理她对林某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起诉。她相信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教授学生的勇气和正义，拿《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里的三个主角当作了微博头像。"我和我的同学都需要时间长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内容简介

黄盈盈著的这本《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升华生命的书。

社会学家带着问题走入田野，就像陌生人去往异乡，然后他们融入田野，为我们呈现一个活生生的田野本身。所以真正的田野，是社会学家与调查对象并肩存在的场所，仿佛田野以社会学家为试炼场，通过他们的工作消解群体之间的隔阂。这是关乎世间所有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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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以 1949 年作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

姑且不论这样的划分有几分道理，但至少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时代相遇的不同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具有的音量并不相同，由于权力、资本、能力等因素，我们相对来说较少听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

他们年轻，大多是80后，受过比上一代更系统和国际化的学术训练，也更富有激情、雄心，站在学术前沿，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探寻出路。他们是中国知识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我们乐意发掘愿意和公众对话的青年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声音，扩展公共讨论空间。但是，我们无意鼓吹"后浪"似的青年崇拜，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的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到差异、局限和困境。

这是系列的第三篇，受访人是社会学者丁瑜。

时隔十多年，回望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丁瑜觉得自己和她们一样，"在大的生活前面，每个人都非常卑微"。而且，她认为她们很多时候很强大，能够在这样一条生活道路之下挺住，已然不易。

丁瑜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长期关注性别、妇女、日常生活和社会工作，而她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小姐"，一个常被污名、猎奇、想象的边缘群体。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文艺作品，她们面目极端，或悲惨万分，或堕落妖艳，但都和真实，差得挺远。

2016年，丁瑜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出版，引发不少讨论。这本书基于她在2005年至2011年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田野调查。期间，她接触发廊、夜总会、休闲会馆、沐足中心、红灯区街道等不同类型的小姐，还和两位小姐共住大半年，深入了解她们的生活。

"我打破了很多自己的'局限'，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比如在小街巷几角旮旯里头的小店踩着满地垃圾大快朵颐，在怎一个'乱'字可以形容的场所里坐看帮派处理内部事务，看他们嗑药吸毒之后玩命蹦迪而后嗨到昏厥，看小姐绕着老大们耍心机，酒店后场休息室里几十号姑娘等派任务，跟小姐一起混到客人包房里看点人的场景，到小姐家里跟她们同住......"丁瑜回忆到。

和李银河、 潘绥铭 、黄盈盈等学者一样，丁瑜的研究希望祛除人们对小姐的污名，理解她们的生活与选择，最终改善她们的境遇。但是，她的视角与观点，和上述学者又有差异。

简单来说，李银河认为，女性享有自由处置自己身体与性活动的权利，在没有影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不应受限制。因此，女性自由进行性交易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支持娼妓非罪化。

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和他的学生黄盈盈等，通过大量和长期的田野调查，描绘中国性产业图景，认为禁娼可能带来五大"罪恶"：与此相关联的"创收"活动和腐败行为；小姐更易堕入对老板、妈咪和鸡头的人身依附中；小姐或客人受到不法侵害后，不敢报案会滋生一系列犯罪；无法正常营业，反而有可能使性产业转向黑社会甚至黑社会化；"非法"性质使艾滋病防控更为困难。

"讲来讲去，关键不在于性，而在于权力。与娼妓有关的各种关系与现象都关乎权力。"丁瑜在《她身之欲》中写道。

丁瑜觉得，这些学者都反对禁娼，呼吁把小姐视为"性工作者"，尊重她们的劳动权利和人身权利。这种看法固然在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也有不足，比如"性工作者"的称呼忽视了小姐自身的声音，推动"性工作合法化"在中国太超前，得一步一步来，先改变人们观念和社会氛围。

《她身之欲》以珠三角地区性产业女性从业者对"小姐"及"性工作者"称谓的理解为切入点，通过探讨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实践和生活技巧来理解她们的欲望和自主性。

她在研究中发现，她们更喜欢被称作或自称"小姐"，含义比较模糊，涵盖性强；不喜欢"性工作者"的称谓，觉得只突出"性"，抹煞和隐藏她们工作中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内容，反而带有污名性质。而且，部分人并不认同这是一种工作，属于"玩"、"做生意"、"出来"等。

和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不同，丁瑜认为，对于大多数相当于第二代农民工的小姐来说，物质利益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她们更多是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这种渴望。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她们本身选择也不多，便寻求了另一条路。

过往的很多论述，都在突出小姐受苦受难的一面，丁瑜觉得有失偏颇。所以，在研究中，她试图找到小姐的主体性，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我看到了女人们成为性主体的欲望。她们的一些'非常规'的性实践，比如婚外情/性、消费式的性活动、'一脚踏N船'等也被赋予了现代、开放与都市化的意义。挣脱传统性别角色和地位，拥有更多个人空间，实现经济独立，得到尊重，提升自信与自尊，保有生活中的安全感，有选择或重新选择的机会等，这些都是现代女性可以有的权利。"丁瑜说。

这种希望，也存在于小姐日常生活的微小抵抗中。

一方面，"若户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劳资矛盾一如既往，城乡二元分化依然严重，流动人口的权益和权利状况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职业与性别歧视依然会将这群女性限制与固定在社会底层，不触及根本制度的改良，都难以让她们看到前景"。

另一方面，"在卖淫、嫖娼非法化的法律环境下，集体运动和对抗形式的抗争可能性非常小，抗争力量都集中在'隐蔽'的层面，即日常生活之中。对于她们来说，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积累、逐步改变，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表达与转变，一点点实现着这些欲望。这些自我实践包括性实践、消费、外表管理、都市生活方式、夜场的小战术与应对技巧等。小姐的故事就是微小抗争的最好例证"。

在写完《她身之欲》后，由于环境变化，小姐研究受阻，丁瑜不得不转型，现在主要关注社工机构的妇女服务、妇女服务里面的性别意识等话题。另外，她也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研究过于关注微观层面，忽视了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连结。所以，她目前致力于寻找这种连结，从而最终促使妇女权益地位改变。

"我特别喜欢讨论社会新闻，但是讨论这些事又让我特别心烦，比如最近杭州的杀妻案。到底女性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做妇女研究、性别研究的人，要跟生活完美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很有这方面的使命感，很想改变。"丁瑜说。

丁瑜

全=全现在

丁=丁瑜

在大的生活前面，我们和小姐一样卑微

全：相比过往研究，《她身之欲》强调小姐的主体性，你认为"成为现代化主体、都市化主体和性主体的欲望是小姐日常生活中很多行为和选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体性的另一面是结构性因素，所以想问问你怎么看待小姐欲望背后的结构性限制？

丁： 当时，我有特别多关于主体性的解读，因为有很多东西说她们无奈、受苦受难，看起来特别被动，所以我比较好奇，对她们自己来说，真的就是被迫卖身的感觉吗？好像也不是。当你去田野看到这一群人时，她就是一个活生生、普普通通地摆在你前面的女性，随时都会碰到。任何一个你身边的姑娘，她都可能做小姐。你根本不会在她们身上看到任何标签，一点都没有。

那时，我比较年轻，现在如果让我解读，可能会看到更多限制和无奈，不会看到这么多主体性。在访谈过程中，也有很多苦难故事，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以这种面目示人，还是有些人能够让你看出，她对生活真的没有希望，过一天算一天。

现在，想来奥康奈尔-戴维森（O'Connell Davidson）那本《娼妓、权力和自由》（ Prostitution, Power and Freedom ）真的是对的，即便我见到的那些小姐跟她形容的高端妓女不在一个层次，无外乎都受社会大环境限制，真的是微小到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尘埃。我倒不是轻蔑地看她们的生活，而是我现在认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在大的生活前面，每个人都非常卑微。有很多限制的东西，没有办法改变。作为大学老师，我也一样。这时，再回想研究对象，你会觉得她们很多时候已经很强大，她们能够在这样一条生活道路之下挺住。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选择里面，能够挺得下去，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现在比较大的体会。

全：正因为这些结构性因素短期内很难改变，所以你比较强调小姐认知能动性的作用，不太赞同"性工作者合法化"的说法，觉得为时过早。对此，我有一个疑惑，就是你说："认知的能动性强调的就是欲望、想象力、情感等带来的模糊、不明、无计划性却巨大的影响，虽不一定产生明确的有目的性的行动，却能在人的生活中形成无形的动力，带来改变。"这种无目的性的认知能动性到底能带来多大改变？会不会有点夸大？

丁： 在生活中，我们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是不是就这么强？你也可以想一下。你今天的安排应该很明确，那这个星期的主要任务？我再问你长一点，这个月的计划？今年、三年、五年......的计划？

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目标想做什么，由此产生的动力，我们叫"自主性"（agency）。比如我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位置，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资源，在这些资源下，我可以去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不明确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包括我也是，短期目标清楚，可是你要问我，三年内要达成什么目标？三年后干什么？我说不上来。

我们生活里充满各种各样不太确定的事情，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鞭策你前进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认知能动性"（cognitive agency），剥去很有目的和计划性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在驱动我们前进。比如学习动力，你说不清楚它是什么，可能就是一些梦想。你有梦想，不一定保证实现。这是跟"自主性"的不同。

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认知能动性"。可是，之前并没有把它提出来。因为它听起来好像很悬，你的疑问也来源于此，好像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量化，说不清楚。可是，我们生活里大部分所谓的动力，不就来源于此吗？反而那种我们说的计划性的能动性，只是在一些很清楚的情况下，才可能会有。

全：一些人会说，这种动力、梦想、欲望，很多时候都是被裹挟和制造出来的，比如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

丁： 确实是这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被现在制造出来的欲望裹胁，比如我的消费欲望是怎么来的，也是被制造出来的。小姐觉得，我要住什么样的小区，才彰显我的身份，或者说，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确实提供彰显你某些个性或者想法的空间。比如为什么《三十而已》里的妈妈要买铂金包？它是进入上层太太圈的工具，彰显她的野心、能力，是最简单粗暴的衡量方法。如果这么一看，它给你提供自主性空间。你买得起这个衣服，说明达到某种消费能力。我们经常说的"车厘子自由"，就是这个意思。连衡量的东西都没有，怎么知道我是什么呢？我连奋斗目标都没有了。

你大概能理解到，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说"欲望是被制造出来的"，同时，罗丽莎（Lisa Rofel）所说的"欲望的实验性质"也体现在这里。欲望帮助你达到一些东西，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会把你引向何处，说不定又是一个深渊。在这个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

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奥康奈尔-戴维森（O'Connell Davidson）的《娼妓、权力和自由》。这本书触发丁瑜对小姐研究的兴趣，作者对娼妓和嫖客权力关系颠倒的描述对她冲击很大。

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抵抗

全：刚提到"认知能动性"，另外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叫"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抵抗"。一些人会质疑它的作用和概念的泛化。包括你在后来研究住院的精神病人的一篇论文里，认为他们很多行为也是一种微小抵抗。能不能讲讲？

丁： 我一直对日常生活的概念非常感兴趣，这也是社会学的转向。这个转向发生在十几年前，但没有完全转过来，只是说开始关注。简单来说，社会学以前关注的都是结构性、宏大的东西，比如社会制度、组织、人的生活在这些结构因素之下是怎样的？

过往研究关注国家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些政策措施落实下来，人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人的体会是怎样呢？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如果一旦开始关注比较微观层面，你会发现，"日常生活"是个展开的概念。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在"日常生活"里展开，任何措施落实到最后，就是对每个人每天生活层面上施加影响。以前的研究，忽略掉了这一块。

到了日常生活转向，比如研究农民工，以前是制度的问题，现在我们会看到农民工生活中一些小的事情，比如有人研究农民工的消费，他们怎么用手机，怎么玩......包括婚姻，以前研究男女的择偶观怎么形成，婚姻市场怎么样，现在会有更多学者关注，在这样的条件下，男女青年到底怎么择偶？择偶经历是怎样的？感受是怎样的？

当然，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造成一些影响，让学者更加关注个人层面，比如个人权利、身份政治这类话题。随着西方各种文献进入，大家也开始将视线转向。这有一个原因，是受大的时代背景影响。

总的来说，日常生活层面影响的研究还是比较少。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微小抵抗"和"欲望"的概念一样，具有开放性和颠覆性。这个"颠覆"，不是狭义的"颠覆"，而是指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改变某些固有的东西，试图改变压在你身上很久的观念，或者一点点松动、敲动它，给自己一些空间，实现某些东西。

实现所有这一切的最大空间，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我不满意婚姻制度，要去改变，但不可能，所以我只能在自己的经验层面上，比如父母让我相亲，我就不。我会有很多方式应对这个事------他叫我去，我就装病；你嫌学历高，我故意说高，就不适合你......有很多小的计谋。这些说不上是什么东西，但你能看到一个人怎么去应对这些大的东西在他身上的一些作用。

个人力量实在太微小，根本什么都做不成，那是不是意味什么都不做了？你的镜头再拉近一点，放大了看，发现他在悄咪咪做。最后，到底能够改变多少？看不清楚，不好说。

说到"微小抵抗"，从我的角度出发，不会把它放在权利和义务大的框架之下。因为像小姐，或者大一点的流动人口，她们的生活策略更多集中在微小、隐蔽的层面。比如没有户口，我在城市租个房子可以吧？住得、穿得稍微好一点，我可以吧？虽然我做不到，但至少我要靠拢一点，有很多日常行为和言语为自己争取生活的空间和可能。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可能认为"微小抵抗"的概念泛化。可是，对于这样一群人来说，我偏偏要强调这个东西。因为她如果不通过这个途径，还有什么途径？你不能说，她没有户口没有地位没有钱，就在城市不存在了？小姐这种灰色地带人群，我们装看不见吗？她们到底怎么生活？你要解释，就一定要看到她日常生活的各种想法、行为，才能明白。"钻营"，其实就是这种意思。什么叫"微小抵抗"？不就是在一些很小的空间钻营她生活的空间吗？

你提到的精神病院，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各种规则可能限制你。精神病院会有很多标准衡量人的状态，但是，科学化的标准是不是真能发挥重要作用？我觉得需要思考。现在精神病院的社工部社工是干嘛的？它就是在那些所谓科学量化标准之外，会有一些方法，比如个案工作、小组，去看这个病人，生活中哪些事情影响他现在的思维和行为？

你不去解决它，说不定按照科学指标，他今天好了，出去之后，还会有各种各样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精神病人的自主性。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要了解他之前的一些经历。对于他现在所出现所谓的问题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要尊重他的感受，在治疗中强调他对于病的一些理解。

医疗，不仅仅是生理治疗，还有人文关怀，强调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所以，日常生活是一个能够贯穿不同研究议题、领域，甚至不同学科之间的平台。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罗丽莎（Lisa Rofel）的《欲望中国：新自由主义、性与公共文化中实验》。这本书是丁瑜在《她身之欲》中主要的理论框架，另一个主要来源是著有《中国女工》的香港大学教授潘毅。

性工作合法化超前，社会工作实务艰难

全：你说："性工作合法化并不是改善这些女性生活状况的最佳干预目标与策略。"论证这一点，你主要是从小姐身份认同和现实角度讨论的，但我看资料，真的要实行性工作合法化非常复杂和麻烦，会衍生出许多问题，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讲讲？

丁： 举几个简单例子。比如现在合法工作是怎样的？要有营业执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许可？我们为什么要发许可？肯定是有些人不行。所以，到底谁行谁不行？在这个领域，你怎么衡量？是规模化经营可以，个体的就不行？还是说在外面拉客就不行？像香港"一楼一凤"那种在室内就可以？你要划分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当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合法化是不是要有税收？怎么纳税？从道理上讲，好奇怪。你好像变成承认这个劳动途径合法，她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来养这个国家。在有些国家，妓院合法，但个人经营不合法。这样会把它往团伙化方面去拉，又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剥削？是不是应该有行业协会或者工会？所以，会衍生出很多问题。

虽然我们的研究是要祛除对小姐的污名，但另一方面，你也得承认，在现在的社会背景或文化观念下，人们对小姐会有很多道德批判。所以，社会有多大的接纳度是一个问题。

而且，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就算是小姐自己的认知，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社会氛围，令大家觉得这个工作可以被接受。像台湾1990年代还有浩浩荡荡的公娼运动，她们上街，争取自己饭碗的权利。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倒不是说上街争取，而是说你根本连这样一个社会氛围都没有。这一群人不可能集结起来，彰显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或行业力量。因为你的社会不接纳这些东西。

虽然现在小姐单个出现时，民众好像没有多反对，所谓"笑贫不笑娼"，但当这个问题一旦成为社会现象凸显出来，你能想象，民众反应肯定都是说，"娼妓道德败坏"。这种思想非常根深蒂固。现在只是很分散，而且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太是讨论重点。因为我们在几次大的活动后，基本上打得差不多，或者现在完全换了别的形式。

所以，你平时在社会新闻，基本上见不到这个群体，也不会激发多大讨论。她平时好像不太引起人的关注，也会让人有一个错觉，觉得现在好像对这些事情很宽容。但是，一旦这些事情上升到社会讨论，它肯定会引起非常多争议。

而且，现在道德批判越来越强烈。这两年来，尤其很多年轻人，思想越来越保守。尤其在婚姻，家庭，性别等方面，我真的觉得很保守，大家的讨论有时显得三观不正，社会氛围好像越来越不是往开放发展。所以，合法化也好，叫她性工作者也好，离那个路都挺远。

台湾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蕤是台湾女性主义、情欲解放运动的旗手，对大陆许多做性别研究的学者也有影响。

全：那你觉得目前最佳干预目标与策略是什么？感觉你比较赞同在社会工作实务层面的努力。

丁： 说实话，相当困难，只能是个理想说法。因为现在社会工作实务层面，基本上没有办法实现对于这个人群的任何干预。一个组织要存在，需要被许可，一个是民政部门批准，另一个是工商注册，都很困难。

现在不可能专门为这个群体服务，只能做流动妇女服务的一些组织。顺带做，这有可能，但也很困难。因为如果不是专门做这个群体，没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因为这群人的隐秘性、关系建立的困难，各方面限制都令它很难顺带做。

所以，十多年前，珠三角还有做小姐服务方面的组织，可是现在几乎全没了。这话放到现在再来看，我觉得更困难。

如果理想一点，能有一些干预和服务，可能比较重要的不是直接跟权益相关的事情，而是在生活中给她们提供支持，比如婚姻家庭、亲密关系方面的内容。另外就是生活便利，比如城市生活涉及的各种各样问题怎么解决，还有怎么理财，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计划性。如果说特殊一点的，可能关于保护，包括人身安全、健康卫生、性侵、骚扰。

全：《她身之欲》田野调查的时间和地点，是2005年至2011年的珠三角。差不多也是从2011年以后，中国兴起"扫黄运动"，尤其是2014年的东莞扫黄规模比较大，还上了央视。我比较好奇，你对2011年后珠三角的性产业和小姐群体有什么观察和想法吗？

丁： 说实话，这一块我也不太清楚。我后面也做过研究，但那时发现变得很隐秘。因为当时扫得很厉害，所以变成麻将馆、棋牌社那种，非常地下化。那些在城中村的发廊也是，表面看起来非常正常。很多人回家乡，很难做。所以，对底层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这是我当年观察到的现象。

到了后来，变成网络上其他替代的关系，比如各种APP的形式。如果你现在把那些关系叫"小姐"，又不合适。她虽然做的那些事情，可能从性质上来说差不离，但是途径、场所、空间好像跟传统方式差得挺远。这些我就不太了解。

为什么我不太了解？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学术转型。因为这个题目现在在中国难以生存，很多学术期刊不接受性工作者方面研究的投稿......再做这个，我活不下去。没有办法，我得转型，开拓别的研究领域。

全：明白。后来我看你说拿不到课题，发表不了文章，所以开始做别的研究，是集中在社会工作这一块？

丁： 对。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肯定还是性别、妇女。因为只有这个才能让我嗨起来，所以就算转型，我还是做妇女研究，比如社工机构的妇女服务、妇女服务里面的性别意识。

全：你觉得现在社工机构的妇女服务中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丁： 我在《妇女研究论丛》发过一篇文章《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反思：基于性别与结构的视角》。现在比较缺乏性别视角，没有性别敏感度。

潘绥铭和学生黄盈盈等人是大陆做性社会学田野调查最出色的团队。

离婚有什么好冷静的，为什么不搞个结婚冷静期？

全：最近这几年，性别议题在公共空间成为一个热点，尤其是席卷全球的"反性骚扰运动"。关于反性骚扰，一派认为，性骚扰是一种建立在两性权力不对等基础上的性暴力和性别歧视，主张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公共介入与干预机制；另一派则认为，这是一种"受害者情结"和希望国家力量介入性管制的"麦金农式话语体系"，担心这类运动可能会导致本来就模糊不清的性骚扰概念和边界的"无限扩张和泛化"，从而在不容置疑的反性骚扰"政治正确"话语下使性的多元表达空间受到压制。包括像黄盈盈这种，很警惕有些人一谈反性骚扰就直接跳到要求建立某一种机制，尤其是以法律介入的机制，觉得一旦诉诸法律建制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些争论？

丁： 我比较倾向于这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对等所造成的事情。而且，这种权力关系是泛化的。泛到什么程度呢？只要你是个男的，你所处的社会地位就是比女的高。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下，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不要说有些搞婚外情的男的，长得歪瓜裂枣，他怎么可能找到女的？我告诉你，只要是个男的，他就能找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和家暴的性质一样。

这两年，有很多讨论公益圈的性骚扰。你现在看，那些人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了呢？基本上没什么后果。他最多不就沉寂两年，然后又能怎样？一方面，讨论好像很热；但是，实际上你压根什么都做不了，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太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很让人讨厌。

当然，一旦谈立法，你就有好多细节要处理，要清晰地定义。比如性骚扰的界定特别困难，国外一些做法是靠主观意愿判断，只要让对方觉得不舒服，就是性骚扰。但是，如果凭主观意愿判断，可能存在一方恶意使另一方权益受损的情况。

中国很多事，好像立法了也不一定重视，不立法就更不重视了。就像《反家暴法》，群众对于家暴的意识有提升。可是，也还是很困难，比如妇联本身就有很多一言难尽的观念。

全：你提到中国出台的《反家暴法》，今年中国也颁布《民法典》，其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引发不少争议。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丁： 我不是法律专家，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有点困惑的。我感觉这可能会带来很多伤害事件和问题。像最近不堪受家暴，然后跳楼的。一年多了，婚都离不成，搞什么离婚冷静期？离婚有什么好冷静的，就不存在冲动，受尽各种生活的苦才离的，好吗？

结婚才有可能冲动，为什么不搞个结婚冷静期呢？很多地方登记结婚需要公示，比如香港，婚姻登记需要公示一个月，期间没人反对。这一个月是什么意思？就是给你冷静的。说不定，一个月冷静期没过，你就不想结婚，那不是从源头上杜绝后面发生的事吗？

全：这两年，性别化的综艺和选秀节目引起很多人关注，比如最近《乘风破浪的姐姐》，前几年的《创造101》。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这类节目？有什么感受？

丁： 我没有时间看，但我关注这些热点。所以，我只能作为一个非观看者，讲讲这些节目给我的总体感觉。

现在不仅是综艺，电视剧也是这样子，它们都试图打破原来单一的性别观念。比如电视剧《娘道》被批得很惨，那你会看到，大家的观念有一些松动，会去批判传统的卫道士。同时，它们都想建立一些好像比较平等的性别观念。但是，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理解不正确，觉得不是男的欺负女的，而是反过来，女的欺负男的，就是进步了。我这么说简单化了，但是，有这种趋势。这几年大女主的电视剧，或者所谓的爽剧，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以前女的哭唧唧或者饱受折磨，现在只要把女主变得非常强大就行，像《小娘惹》。不顾历史背景，只要我敢怼和反抗就行，像《延禧攻略》。

这些把观众的性别观念拉到另外一个对立面。所谓的大女主好像无知无畏，但我觉得简直奇奇怪怪。这种塑造出来的女主没头没脑，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那你敢骂敢打，就叫有自主性或者女性地位上升了吗？

包括《乘风破浪的姐姐》，好像要刻意打造出女霸总，但她还是霸总。权力关系没变，只是性别变了。女霸总只是重复原来的霸总套路，好像我的妆容一变，只要目中无人，在机场插个口袋，瞥一瞥嘴，白眼一翻，气场就出来了。但是，这非常表面，一定要有生活历练之后，观念真的改变，才能带出人的气场。

香港大学教授何式凝，研究领域涵盖男同性恋、女性情欲和多元关系等，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她也是丁瑜的博士导师，对其产生立体的影响。

做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得紧密和生活结合在一起

全：相比西方女性主义学院派和行动派的重叠，没有明显区分界限，中国性别研究的学院派和行动派好像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很好奇，你怎么看这种差异？怎么看两种身份在自己身上的张力？

丁： 你的观察挺深入，我很佩服你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讲起来很长，我简单讲一下。这是中国关于妇女研究、性别研究的发展脉络问题。

在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前后，当"gender"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妇女研究和行动紧密结合。那时，出现各种将妇女问题纳入政府工作和发展的路径，比如妇女发展、性别和发展。很多学者跑到农村或社区，做儿童扶贫、妇女发展的项目。

但是，结合太紧密之后，一些学者提出反思。因为行动跟研究需要紧密结合，但又要有张力。行动跟研究的逻辑不一样，所以行动的方法和路径跟研究就会不一样，那么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是否会对你的研究造成影响？

到了后面，就反过来了。一方面是很多高校的考核机制，可能会令你更加关注科研，忽视实务。另外，就是大环境收紧的问题。这些都会导致行动减少。同时，中间有行动派独立出来做，不一定是研究者，变成好像"术业有专攻"。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好像现在研究者越来越在研究中不可自拔，不太关注实务。

现在，应该注重行动跟研究的结合，尤其妇女、性别研究。如果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那你做这些东西来干嘛呢？如果你要改变，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行动上，比如做妇女服务或倡导。否则，研究如果跟日常生活脱节，那你还研究个啥？

我不敢说我做得有多好。因为高校老师受得束缚真的很多，很多行动需要情怀支撑。当这些考评指标磨损情怀之后，你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做行动？这真的是一件存疑的事情。

这几年，我更多是去做各种督导，跟社工谈及具体服务，甚至跟社工管理层制定年度目标。当然，在工作过程中，会有很多实地考察，做培训，做妇女小组，或者跟一些基层妇女干部聊天和培训。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很难。

电影《金鸡》（2002）剧照，演员吴君如凭借此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全：如果请你用几个关键词构成一段话概括你的研究和关怀，你会怎么概括？关注妇女、性别？

丁： "日常生活"，还得是一个关键字。这两年我也会反思，我一直以来的路径比较放在个人层面，但我现在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回归到集体。

回顾整个学术路径，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全部都在过于微观的层面做研究，很容易有碎片化思维，变成我研究的群体跟你研究的群体，她们之间有什么连结呢？如果没有办法形成这种连结，会变成各说各话。

所以，更重要的是去寻找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连结，比如有一些回归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力量，不要太把重点放在个人层面。而且，在个体层面，妇女最终权益地位的改变，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全：你比较喜欢的学术研究有哪些？

丁： 我喜欢看的书，其实也很日常生活视角，比如写《茶馆》的王笛。看他的东西，我很有共鸣。你关注在最日常生活层面上，一个普通民众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这样能够让你看到在宏大的国家政策背景下，一些小人物到底怎么生活？

这非常契合我的关注点，其他喜欢看的书也是类似的，比如像孟晖的书，讲以前女性化妆，生活小用具、日常摆设，它怎么发展起来？它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作用？体现什么样的性别观念？像巫鸿讲墓葬文化，不是从大的朝代、历史，就讲墓葬结构、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空间、生死观念等。

我喜欢从细小、日常、个人角度切入，回顾那一段历史。后来，我觉得我的兴趣爱好的根源，就是我喜欢日常生活研究。我大学看日本文学，喜欢《枕草子》那种，有些人觉得超无聊、细碎，但我就很喜欢。

全：除了学术研究，平常你关注得比较多的问题有哪些？

丁： 我学了社会学之后，关注点都在社会问题。我特别喜欢讨论社会新闻，但是讨论这些事又让我特别心烦，比如最近杭州的杀妻案。日常生活远远比我们能够看到和理解的要丰富、深入，有时则可怕得多。你就去想，到底女性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这是为什么说这些东西能让我嗨起来或者能戳中我，我做研究很有这方面的使命感。

真的是任重道远。你很想改变，现在做的只是一点点，可能也做不了什么，但你就是很想在这些方面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也很想说，我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生女儿之后，会让我想到我现在做的东西，我要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给我的下一辈，我能不能做到呢？在她们成年前，只有十几年，我根本不可能改变环境多少，但这会给我带来一种使命感。我们做妇女研究、性别研究的人，要跟生活完美地紧密结合在一起。

受访者简介：丁瑜，1980年生，广东广州人，现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她先后毕业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文学学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硕士）、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导师是何式凝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妇女、日常生活、社会工作等，著有《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她说："我们做妇女研究、性别研究的人，要跟生活完美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很有这方面的使命感，很想改变。"

内容简介

本书以珠三角地区性产业女性从业者对“小姐”及“性工作者”称谓的理解为切入点，通过探讨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我实践和生活技巧来理解她们的欲望和自主性。研究指出，这些女性在日益复杂分化的性产业中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经验，她们有着强烈的成为情色/性主体、都市主体与现代化主体的欲望，而“性工作”这一概念并不能反映这种复杂性，因此娼妓合法化、性工作化的设想并不是政府干预的最佳目标，也不是改善这些女性生活状况的最佳行动策略。

作者简介

丁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里斯托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兴趣为：性别研究，包括中国性产业与性工作者，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女性、性别观念及行为；女性社会工作、婚姻家庭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文化理论研究，如社会发展变迁下的大众文化、性别观念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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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听见别人自杀消息的时候，内心大概只有一点约定俗成的遗憾。但看见这张当事人六年前发在贴吧里的截图，内心好像被轰然击穿了。也不过就是六年，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对大学和未来满怀向往的少年人吧。我们都和他一样过吧。后来虽也有灰心失望的时候，总归还死乞白赖地活着。因为只有活着，才看得见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啊。人间虽然脏污，但总归还有些片刻的洁白，或许值得你留下来。

内容简介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理想化的市场，例如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价格本身可以引导资源的有效率配置，无须规制或干预。然而，本书认为，尽管价格能促使市场中的单个主体考虑其所用资源的机会成本，因而在引导资源配置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使得仅靠价格无法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需要有一个设计好的拍卖过程，也即所谓的市场设计，将价格整合进来，以便在满足复杂约束条件的情形下，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

在本书中，作者引入了一种被称为“背包问题”（Knapsack Problem）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两种基本类型的拍卖——价格递增拍卖和价格递减拍卖，以及他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设计的“激励性拍卖”，并探讨了他在设计激励性拍卖设计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的理论思考。 本书将拍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经济学家解决日益复杂的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重要新的新视角和新工具。

作者简介

保尔·米格罗姆（Paul Milgrom），斯坦福大学教授，在拍卖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享有盛誉。1979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商学博士学位，目前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教授、经济学教授。他还在哈佛大学和MIT授课。米格罗姆教授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

米尔格罗姆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包括现实世界的拍卖设计和其他市场、组织经济学、有限理性和经济史等。他与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合著的《经济学:组织与管理》（Economics，Organization，and Management）（1992）一书是十分著名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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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早布下了防线，泰国警方终于没能抵挡住成千上万的人潮。在国王的车经过时，周围的人群高举三指手势、向车内的人呼喊“我们的税”。这是泰国人绝无仅有的一刻，从前的那个泰国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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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面临着颠覆性的转型，为什么仍能维系一个很好的秩序？

历史学家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以 1949 年作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

姑且不论这样的划分有几分道理，但至少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时代相遇的不同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具有的音量并不相同，由于权力、资本、能力等因素，我们相对来说较少听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

他们年轻，大多是80后，受过比上一代更系统和国际化的学术训练，也更富有激情、雄心，站在学术前沿，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探寻出路。他们是中国知识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我们乐意发掘愿意和公众对话的青年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声音，扩展公共讨论空间。但是，我们无意鼓吹"后浪"似的青年崇拜，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的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到差异、局限和困境。

这是系列的第二篇，受访人是人类学者马强。

今年38岁的马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过去十多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俄罗斯做田野调查，深描剧烈社会转型下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

在他看来，俄罗斯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国家。比如许多中国人都知道苏联老大哥、战斗民族、托尔斯泰、喀秋莎等符号，但对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基础性知识缺乏了解。

与此类似，过往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偏重文学和政治，不太关注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而且，谈起前几代赴俄的中国人，马强觉得"他们对俄罗斯社会好像都没有深入了解"，"都是上那儿取某种东西，为我所用"。所以，到了他这一代学人再"走出去"，希望通过海外民族志让中国人对俄罗斯有比较贴近现实的认识。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我想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来呈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马强说。

从2007年到2010年，他主要在俄罗斯中央黑土区几个村庄做田野调查，著有《"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黑土区之后，他又去俄罗斯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做调查，主题从乡村社会转型变成城市社会组织。

今年，马强本打算去海参崴，因疫情影响，只得作罢。同时，他还在做苏联解体口述史研究，希望找到50个人，聊聊苏联解体给俄罗斯普通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又如何度过这段岁月。

因为访谈内容过多，我们将会分两部分刊发。这是第二部分，主要关于俄罗斯现实社会和苏联解体口述史。若对第一部分感兴趣，请点击链接阅读《马强：从乡村社会转型到城市社会组织，后苏联时代如何塑造新人？（上）| 青年知识分子访谈②》。

全=全现在

马=马强

时代变了：俄罗斯需要新鲜血液

全：你提到在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依靠"偷窃"手段独占集体资源的先富者们被称为"新俄罗斯人"，他们的财产来源缺乏正当性，为民众所诟病。那现在"新俄罗斯人"的状况如何？

马：经过普京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叶利钦时代那种寡头控制政治的局面不复存在，但寡头并没有被消除。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寡头，所谓的"新俄罗斯人"，是苏联解体以后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变的受益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资本，甚至是政治资本，但他们却没有赢得声望。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发迹是通过私有化过程中的制度漏洞，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偷"来的。

因此，俄罗斯民众对这些寡头、政府官员评价很低，这种负面评价一直持续到现在。这背后是当代俄罗斯存在社会公平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官员的贪腐、选举舞弊、退休金改革等问题能引起那么大的公愤。

全：你提到，在整个俄罗斯，民主体制实行二十多年了，但民主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有位村民对你说："俄罗斯人是一群羔羊，需要一位好牧人，俄罗斯民族是需要赶的。"还有村民说："我们要的不是民主，最需要的是秩序。"你怎么看待这些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看法？

马：这本书写的很多都是村民，我接触到的很多村民对民主都有反面认识，他们是社会转型的失意者，认为他们的窘境是新制度带来的。他们不理解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什么样子，反而觉得民主造成混乱，都是骗人的，没给他们带来好处。印象最深的是以前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很巧妙地用一个很相近的词来类比：民主（демократия）就是蛊惑宣传（демагогия）。

当然，俄罗斯上层和中产阶级，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希望有制度改革、更多自由等。每个阶层看法不一样。对于那些村民和社会底层的人而言，他们的记忆太过深刻，那个实行所谓民主改革的时代，是一个风雨飘摇、衣食不保的时代，那我要它干嘛？他们要的是秩序、稳定，"政权是不是极权体制跟我没关系，我需要的是稳定安逸的生活"。

还有一点，他们对领袖的态度移情于对沙皇的态度，甚至沿袭对上帝的认识，比如你经常会听到俗语说，"你向上吐痰，会落到自己脸上"，就是你不能向上抗争，因为说上面坏话会自取其辱。他们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我要的不是民主，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历史证明，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国家才会越强大，这种论述逻辑在俄罗斯民众中间很有市场。

当然，这跟民主本身没有关系，是对民主的一种认知而已。这套话语动员老百姓很有效，尤其在底层民众中间根深蒂固。

衰败的俄罗斯乡村

全：你在书里对俄罗斯现实有一个概括："民主制度被表述成为有俄罗斯特色的主权民主；民众对'卡里斯玛'型领导人的崇拜和支持；新自由主义思潮衰落，新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社会转型阈限状态的某些特征被固化，而这与俄罗斯旧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联系紧密，且具有延续性。"现在又过了几年，怎么看当初这个论断？

马：应该是愈演愈烈。尤其是乌克兰事件、合并克里米亚之后，面对西方世界的制裁与压力，保守主义越来越兴盛。这次普京修宪，很明显，他要把权力延续下去。年初，俄罗斯问题专家们还在讨论2024年后普京的接班人问题；如今，开始讨论普京的"2036"问题。

全：刚提到普京，今年是他执政20年，你会如何评价普京执政20年来对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型的功过得失？

马：过去20年，老百姓对他比较肯定，在于他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民众普遍认为，叶利钦时代太糟糕，是一个失序的年代；普京回来，正常秩序才回来。普京最得民心，最高光时刻是合并克里米亚。这是苏联解体以后第一次让俄罗斯领土变大，俄罗斯人最荣光的一件事。当时，他的支持率堪称爆棚。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他不再是个政治人物，是个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已经断定。

他对俄罗斯的影响怎么样？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他是最合适的人，起码民众对他的欢迎可见一斑。但是，也有很多不喜欢和反对普京的人，他们也可以给出很多理由。不过，让他们选出一个人当领导人，他们选不出来，目前就是这种状况。

全：如果普京执掌俄罗斯到2036年，你觉得可能会对俄罗斯产生什么影响？

马：我不搞国际政治研究，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且我觉得社会科学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测，更何况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很强的俄罗斯政治问题？在我接触的俄罗斯人中，他们对普京的未来普遍持这样一种观点：普京的到来是2000年代俄罗斯的一股清流，将俄罗斯重新带到了正轨。2030年代，最为活跃的一代人是1990年代甚至是200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对于苏联解体以后经历的苦难、失序并没有记忆，政治稳定、强人政治可能不再是他们的第一需求。如果普京不再做出改变，可能也不会获得支持。毕竟时代变了，需要新鲜血液。

全：现在俄罗斯的改革呼声也越来越强......

马：很高，但主要因为经济问题。2014年的国际制裁以后，很多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现在的生活状态比我在的时候还要穷。我2015---2016年去过顿河畔罗斯托夫，它是罗斯托夫州的州府所在地，号称"南部的首都"，但这个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两三千元，民众普遍感到收入捉襟见肘。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日子更是艰难。

全：但他们的改革希望还是寄托在普京身上......

马：对，因为在俄罗斯最有动员力的人还是普京，但普京改革的可能性很小，这是个死结。

全：相比其他国家，俄罗斯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有什么特点？做得怎么样？

马：面对这次疫情，俄罗斯做得不好，现在日增确诊病例人数已经降到6000人以下；四五月份，每天都是10000多人。

疫情暴露了俄罗斯的社会治理存在问题，俄罗斯没有完善的基层社会组织、也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无法将抗疫措施在基层社会切实贯彻实现，仅仅靠国家权力的管控是不够的。面对政治反对派或许可以，但是面对无孔不入的病毒，如果不能动员所有人起来抗疫，疫情很难控制。

疫情就像一次治理能力的考验，俄罗斯显然并不出色。疫情还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外省人对莫斯科人避之不及，认真居家隔离的人对"遛狗党"、"散步党"口诛笔伐，有联邦主体对联邦政府的命令置之不理。

有一个概念叫"社会基础设施"。在疫情中，俄罗斯也展现出了雄厚的社会基础设施。俄罗斯的城市家庭，大多在乡村都有一间"别墅"，俄语叫"达恰"。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遗留物，现在成了人们休闲居住、种植果蔬的地方。而在疫情中，很多莫斯科市民都去了达恰自我隔离，有效地缓解了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另外，俄罗斯有很多慈善组织、社会组织、教会组织、民族自治组织，它们在疫情中对民众生活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尤其是哥萨克协会，哥萨克参与街头巡逻、发放抗疫物资、救助弱势群体。社会基础设施的雄厚，意味着这个社会更具有韧性。

俄罗斯谢肉节上的青年组织活动

苏联解体口述史：以普通人视角回看大事件

全：能不能讲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田野调查故事？

马：2016年，我在顿河畔罗托斯夫做调查，那里挨着克里米亚和乌克兰。2014年，因为乌克兰东部发生冲突，好多乌克兰人跑到俄罗斯。在做调查的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就是从乌克兰跑回来的，身世很特别。他叫谢尔盖，我叫他老谢，俄罗斯族，出生在波兰，父亲是个军官。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帝国》，波兰人卡普钦斯基写的，感觉和他很像，一直游走在帝国的边缘。

因为我要做一个苏联解体口述史的研究，就跟他说了，他特别支持我。在他住的小阁楼里，每周拿出4个小时跟我聊天。因为特别长的故事，我给你讲个大概：

他出生在波兰，后随着当军官的父亲去了乌克兰，在那里上学、结婚、生子。在苏联时代，他曾经是个入党积极分子，但在他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准备批准时，党组织没了。他感到特别困惑，有一段时间曾经特别抑郁，因为没有了精神寄托。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特别好，怎么就没了？而且，很多将之污名化的东西也冒出来，各种文章骂这个制度。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和痛苦。

后来，他去希腊留学。在希腊，有个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山。他去那里修行，通过修行接受了东正教。他认为，人总要有信仰，信仰能让他心灵得到慰藉。再后来，他在一所大学当老师，妻子也是老师。苏联刚解体后，学校发不出工资，家里特别穷，要养三个孩子。他选择辞职，在市场上做买卖，比如送水。他说，最艰难的就是那段时间。待生活好转一点后，孩子都长大了，他又赶上了战争。

战争爆发时，他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一个小城的小学当老师。他所在的学校，就在战区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他坚持了半年，炮弹曾直接在他家附近爆炸。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因为那所学校也发不出工资，他又没什么积蓄，最终决定去俄罗斯。

他本身是俄罗斯族，去俄罗斯非常方便，通过熟人介绍去了一所教会学校当老师，这所学校就是我的调查地。因为他是个特别虔诚的东正教徒，觉得通过宗教教育能给普通孩子特别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他本身也是乌克兰公民，到了俄罗斯后，身份转变很难。在别人眼里，他是乌克兰来的难民，所以他迫切地想得到俄罗斯的公民身份。

后来，普京政府出台过一些政策，简化了这些从乌克兰来的人加入俄罗斯籍的程序。我离开顿河畔罗斯托夫时，他还在等待。后来，我们邮件联系，得知教会学校被教会撤销了，老谢又没有了工作。他回到基辅，和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他已经60多岁，还在为生活奔波。

他的生命史贯穿着从苏联解体到俄乌矛盾，一辈子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始终没有找到认同，是一个有点悲剧色彩的人物。

老谢（左）

全：当初为什么想做苏联口述史？

马：我在俄罗斯做调查时，采访过很多老人。他们在谈自己的生命史时，习惯地将苏联解体作为他们生活的分水岭，都在说苏维埃时代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苏联解体不只是政治层面的事，对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家人、信仰。描写苏联解体的文献非常之多，但很少有作品能够俯下身来关注这个重大变故下的普通人的遭遇。

当然，很多人会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她展示的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下普通人的苦难。但人类学的视野更关注社会变迁之下如何重塑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等。我相信，在经历了暴风骤雨之后，人们还能建立起这些关系，毕竟人总要好好地活下去。

再去俄罗斯时，我就有意识地找一些经历过苏联解体的人来聊，这件事究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又是怎么度过这段岁月？在我的访谈对象里，有政府官员、商人，也有教师、公务员、退休老人等。现在做了大概不到30人的访谈，已经整理出10万字，还有六七个访谈没整理。我想继续寻找这样的被访对象，计划找到50个。我今年本来计划去海参崴调查，但因为疫情，这个计划搁浅了。

全：就你现在获取的材料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马：访谈的人数越多，越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结论。每个人对这个历史事件的体验，都具有个人性的。总结起来，苏维埃时代和现在的生活都有它的好与坏。

在苏维埃时代，自由很少，限制特别多，时时刻刻受到监视和规制。但是，那时的生活比较稳定，每个人的收入都差不多。他们最喜欢讲的就是全国统一16戈比的面包；每个月100多卢布的工资，可以吃到肉和香肠，攒几年钱就能买辆车，多少年之后就会分得一套房，一切都是确定的。

但是，这套制度没有时，人自由了，没人再限制、监视你，做什么都可以。以前你把家产变卖是犯法的行为，现在可以随便买卖。然而，如今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商店里的东西可能今天一个价明天一个价，可能今天有工作，明天就失业。

当然，很多人说他的能力更强，会有更高收入，说那些现在生活不好的人是因为懒惰。现在生活很差的人，就说这些人脑袋太机灵，偷了国家东西，用了不正当竞争手段等，他们还想过稳定生活。

这涉及到的是集体记忆。对于当下而言，这记忆可能也不是现实，是对现实生活的投射，甚至对于现在的不满。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大事，一个体制轰然倒塌，但在俄罗斯没有流血、也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回顾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对俄罗斯社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全：再讲一些故事吧，比如反差比较大的两个？

马： 我想到，在我调查的村子里有两个人，他们反差非常大。

房东的邻居叫安德烈，是一个快60岁的老人，俄罗斯族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了俄罗斯，被安置在集体农庄。当年，安德烈的父亲被派往哈萨克斯坦，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安德烈在那里上学、结婚、生子，并有了很体面的工作。安德烈说，俄罗斯人在哈的待遇都很好，他们家有大别墅、汽车，郊外还有达恰。后来，苏联解体，他们那里的哈族人排挤俄罗斯人，便回俄罗斯了。回来以后，除了集体农庄分了个房子，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安德烈被安排到集体农庄工作，安德烈说他在集体农庄里学会了抽烟、喝酒、游手好闲，之前他在哈萨克斯坦可是不抽烟不喝酒的好男人。后来，集体农庄解散了，没有了固定的工作。土地被农场主或者农业公司承包，但他们明确表示不再用原集体农庄里的人，因为他们懒散、怠工、不好管理，安德烈失业了。有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下个月就要满60周岁了，就可以领退休金了。有了退休金，生活就更宽裕了，可以买更多的酒喝。

我在村里还采访过一个农场主，独立经营土地的人。他在集体农庄的时候曾是个农技师，有着过硬的农业种植技术，还置办了很多农机设备，承包了几百公顷的土地，现在过得特别好。这和塞勒尼对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察相似，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技术人员在社会转型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这位农场主很看不起安德烈这些人，他认为这些人没有"坚强的心灵"，特别懒惰、酗酒，过得差是自然的事，怨不得别人，是典型的"俄罗斯傻瓜"。

接触他们，我感触很深。当年，苏维埃政权在乡村推动集体化、无神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苏维埃政权认为，那些保守的、信教的俄国农民懒惰、不识字、酗酒、不守时，而集体农庄需要勤劳、有知识、守时、遵守纪律的农业工人。70多年过去了，事情似乎出现了反转，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像当年俄国农民那样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际上挺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可能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俄罗斯村中的老人追忆年轻时光

俄罗斯研究：这一代学人的使命与前几代人都不同

全：如果请你用几个关键词构成一段话概括你的研究和关怀，你会怎么概括？

马：我想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来呈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跟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最宝贵的是它的研究方法，能真正沉入对象的社区，去关注最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最弱势一群人，甚至是被污名化的一群人的生活。

全：现在和未来会做什么研究？

马：目前一直还在做俄罗斯社会研究，但会在研究主题上不断扩展，上面我已经提到的俄罗斯城乡差异，我以前的田野地点在乡村，后来扩展到城市，关注城市里的社会组织，关注他们的教会组织、非营利组织，也关注草根组织、青年组织、爱国主义组织。俄罗斯社会是如何通过这些社会组织组织起来的？目前我还在不断积累材料，这个过程很漫长。

我的研究主题还会向另一个方向扩展，那就是把俄罗斯作为一种文明来看待。俄罗斯有一个概念叫"俄罗斯世界"，这可能指的是俄罗斯文明传承和传播的范围。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境外的俄罗斯人、说俄语的社区和人群都是"俄罗斯世界"的范畴。俄罗斯也在积极地使用这个概念来联系境外的俄侨，增强俄罗斯在域外的影响力和软实力。

从边缘来看中心，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方式。我选择了中俄边界这个两种文明的交汇处作为下一步的研究地点，研究主题是中俄边民的社会交往。只有在这里，通过观察两国边民的交往互惠，才能切实地感到两种文明如何交融。

全：作为1980后的青年学者，你觉得你们这一代学人有什么特点吗？

马：对俄罗斯的研究，近代以来可能分为几个阶段：最初是去学革命理论的那批知识分子，像瞿秋白。到了1950年代，中国最精英的一批人大规模被派往苏联学习。因为当时中国政策一边倒，学国民经济、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再后来一批去苏联的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批商人。

他们那几代人对俄罗斯社会好像都没有深入的了解，都是上那儿取某种东西，为我所用。所以，我们这一代学人再走出去，尤其是海外民族志方面的研究，真正要了解海外社会的逻辑、信仰和价值观，需要通过细节、案例、研究来描述，让中国人能对另外一个世界有比较贴近现实的认识，发现世界上还有一群人在这样生活，他们的某些制度、做法可能对于中国有帮助。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全：你对俄罗斯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马：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面临着颠覆性的转型。在我的观察中，俄罗斯社会没有发生断裂，也没有激进的流血冲突。后来，他们也经历很多经济、政治危机，包括恐怖袭击。最终，俄罗斯社会仍能维系一个很好的秩序，我对此比较惊讶。

全：你有一些想法吗？

马：社会的韧性。借用"文化之网"的比喻，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一条条经线（强国意识、爱国主义），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一条条纬线（共同信仰、公民身份、伟大民族自豪感、苦难和胜利的历史记忆），经纬线细密地编织在一起时，这个社会就会很有韧性。

马强（左）与俄罗斯教会的志愿者

受访者简介：马强，1982年生，黑龙江同江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著有《"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他说："我想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来呈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

本文题图及文内图均由马强提供

这是青年知识分子访谈系列第二篇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可点击链接阅读《马强：从乡村社会转型到城市社会组织，后苏联时代如何塑造新人？（上）| 青年知识分子访谈②》。第一篇请点击链接阅读《人类学家张劼颖，她花十多年画出垃圾和人关系的图景 | 青年知识分子访谈系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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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前几代赴俄的中国人，马强觉得"他们对俄罗斯社会好像都没有深入了解"。所以，到了他这一代学人，希望通过海外民族志让中国人对俄罗斯有比较贴近现实的认识。

历史学家许纪霖曾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以 1949 年作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

姑且不论这样的划分有几分道理，但至少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时代相遇的不同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具有的音量并不相同，由于权力、资本、能力等因素，我们相对来说较少听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

他们年轻，大多是80后，受过比上一代更系统和国际化的学术训练，也更富有激情、雄心，站在学术前沿，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探寻出路。他们是中国知识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到。

我们乐意发掘愿意和公众对话的青年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声音，扩展公共讨论空间。但是，我们无意鼓吹"后浪"似的青年崇拜，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的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到差异、局限和困境。

这是系列的第二篇，受访人是人类学者马强。

今年38岁的马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过去十多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俄罗斯做田野调查，深描剧烈社会转型下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

在他看来，俄罗斯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国家。比如许多中国人都知道苏联老大哥、战斗民族、托尔斯泰、喀秋莎等符号，但对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基础性知识缺乏了解。

与此类似，过往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偏重文学和政治，不太关注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而且，谈起前几代赴俄的中国人，马强觉得"他们对俄罗斯社会好像都没有深入了解"，"都是上那儿取某种东西，为我所用"。所以，到了他这一代学人再"走出去"，希望通过海外民族志让中国人对俄罗斯有比较贴近现实的认识。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我想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来呈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马强说。

马强的田野调查，始于2007年。当时，经过八小时的飞行，对俄罗斯了解不多的他，被直接"扔"到莫斯科。那时，马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参加"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来俄罗斯做研究，但田野地点和调查主题都没确定，"像扔到海里自己学游泳"。

初到俄罗斯，马强的最大冲击是俄罗斯跟中国的新闻报道不一样，并不苦难、危险，而是个有秩序、文明的社会："在莫斯科印象最深的就是排队，到处都在排队，但是没人插队。我当时学的第一句俄语就是'谁是最后一个'，因为排队要问。"

来俄罗斯前，马强最早和俄罗斯结缘是在家乡黑龙江同江。同江地处松花江、黑龙江交界，对面就是俄罗斯，"离我们县城七八里地"。当时，苏联刚解体，物资紧缺，兴起边贸热，小城随处可见"老毛子"的身影。很多中国人也去俄罗斯经商，叫"倒包"，发了家。

"我们家亲戚一堆人倒包，我关于俄罗斯的很多信息都是来自他们，他们从南方进来服装鞋帽，运到边境城市哈巴、共青城去卖，他们成为我们小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那地方就是一个梦，俄罗斯梦，遍地黄金。"马强回忆到。

为了满足边贸需要，同江的中学只教俄语。在俄语课上，马强读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对俄罗斯有一种和淘金梦完全不同的想象，比如莫斯科红场上五颜六色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托尔斯泰的庄园亚斯纳亚伯利亚纳，觉得那是个童话般国家。也因当时高考俄语比英语简单，所以马强觉得自己才多拿十多分，有幸从小城考到北大。

"但现在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所在的中学里最优秀的学生都在学英语，俄语已经慢慢没落。仔细一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是一个去俄化过程。"

大学期间，北大社会学系的高丙中教授正在做海外民族志项目，想派学生去俄罗斯做田野调查。因为语言和系所的便利，高丙中找到马强，对他说："俄罗斯是中国最具对比性的国家，而中国人还并没有真正了解俄罗斯，这是海外民族志的使命，俄罗斯经验研究大有可为。"

正在读大三的马强听得热血沸腾，立下宏愿------"到俄罗斯去做主体民族的田野调查，写一本关于俄罗斯的海外民族志"。这成为他十多年的奋斗目标。

2017年，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出版，马强得偿所愿。他称，纵观俄罗斯一千多年的文明史：罗斯受洗、彼得一世改革、农奴制改革、十月革命、苏联解体，俄罗斯始终站在"十字路口"，"俄罗斯勇士"总是在面临着抉择。

"俄罗斯向何处去"，成为人们长期思索和讨论的话题。相比既有的研究，马强觉得，关注俄罗斯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理解其文化逻辑和价值观体系，走进"俄罗斯心灵"，能够厘清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方向和路径，从而为"俄罗斯向何处去"寻找答案，也对解决中国问题起到参照。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并非按照图纸建房子那般简单，俄罗斯黑土区乡村的民族志材料告诉我们，社会转型异常复杂，是与各种社会制度的联动，历史遗产、文化传统也影响着转型进程。在社会转型中，每一件事情都像抛硬币一样，被抛上天空，但又掉落到相类似的结构和类型之中。"他在书中写道。

当时，马强接触大量农民，觉得祖祖辈辈都过得苦难。"我采访过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都是青壮年时在集体农庄劳动，老了全身是病。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并将其作为奋斗目标，但实际上，集体农庄庄员们的生活非常苦，用他们的话说，像老黄牛一样操劳一生。集体农庄解散以后，很多人没有了工作，酗酒度日。他们的很多钱存在银行，因为金融危机卢布贬值，多年的积蓄一夜之间连废纸都不如。即使到现在，他们成了拿退休金的人，也就将够温饱，吃肉都很费劲，我房东家里的红菜汤常年用最便宜鸡肉煮。"

这些年，他反思当年研究的不足：一是缺乏理论对话，沉浸于繁杂的材料中无力自拔；二是俄罗斯太复杂，"俄罗斯心灵"在不同地域、阶层等可能会有不同理解和表征，比如"有一个社会学家说有四个俄罗斯：大城市、中等城市、市镇、乡村，完全不同"，当时所做的论述有些武断。

黑土区之后，马强重回俄罗斯做田野调查，地点在俄罗斯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主题从乡村社会转型变成城市社会组织。今年，他本打算去海参崴，但因疫情影响，只得作罢。

同时，他还在做苏联解体口述史研究，希望找到50个人，聊聊苏联解体给俄罗斯普通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又如何度过这段岁月。

"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大事，一个体制轰然倒塌，但在俄罗斯没有流血、也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回顾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对俄罗斯社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因为访谈内容过多，我们将会分两部分刊发。这是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俄罗斯的乡村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组织。

马强（右）和俄罗斯房东岳母的照片

全=全现在

马=马强

螺旋式传统：在剧烈转型中重建自我认同

全：你是从"俄罗斯心灵"的文化实践角度探讨俄罗斯社会转型，认为"俄罗斯心灵"的回归与重建实际上变成如何"塑造后苏维埃新人"的问题，也关注"后苏维埃新人"如何组成社会，如何在社会变迁的废墟上进行社会重建。其中，东正教和国家权力互动是最重要的因素，对吗？

马：俄罗斯宪法明确要求没有意识形态，但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核心思想来统领？现在，俄罗斯官方角度比较强调强国主义，以及强国主义所衍生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普京在疫情中间还要阅兵？因为他要找到能够凝聚所有俄罗斯人的力量。

第二个是共同信仰找到东正教，这是很经济的方式。因为俄罗斯族在俄罗斯人口占到大多数，俄罗斯族里东正教徒又占了大多数，所以他们大力提倡东正教复兴。教会在法律上和世俗政权划清界限，不能干预世俗事务，但它起到了在民间凝聚力量的粘合剂作用。

沙皇时代也推广这个东西，俄罗斯历史上有著名的"三位一体"，这个国家怎么能稳定？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现在普京走的这条路跟这个挺像，国家力量和东正教整合俄罗斯，让俄罗斯达到社会团结状态，起到非常大作用。

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力量现在很强大，教会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它们相互配合。国家政权不再限制教会发展，而且教会提出很多东西是为了配合国家政策。比如我2015年去罗斯托夫，发现教堂到处贴着宣传口号------不要堕胎。当然，这也符合东正教教义。但是，俄罗斯政府非常需要人口。因为他们人口特别少，需要降低堕胎率。后来，我发现四处宣讲反对堕胎的社会运动不仅受到东正教会的支持，还得到了统一俄罗斯党地方党部支持。

全：你觉得革命破坏俄罗斯传统，但没有完全摧毁，传统作为遗产仍然在黑土区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影响力，后来国家也重建传统。那你觉得革命对俄罗斯传统秩序的破坏性到底有多大？

马：过去，我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无神论运动是一场"文化革命"，将宗教信仰全面消灭干净，但是我去调查时，发现很多苏维埃时代出生的人都是教徒，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在苏维埃时代洗礼的。

那时，虽然大部分教堂都被铲除，但还有一些是开放的。如果你是信徒，还是可以去礼拜的，只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是不允许进入的，有人监督。在乡间还有游走的牧师，他们可以到家里为新生儿洗礼。因为这是村里人共同的需求。在大多数人看来，没有经过洗礼的孩子总爱生病，这是最朴素的宗教情感，所以这些游走于乡间的牧师并不会被举报。

当时，家家都有圣像角，圣像角就是家里的墙面和顶棚的夹角，一般而言是家里最明亮的角落，在这里摆放圣像，是家里的神圣空间。圣象角旁边摆放着家庭人员照片，有点神明护佑全家的意义。在苏维埃时代，圣像角始终没有被清除，人们可以在家里做礼拜。好多人跟我说，他们遇到难事或者最悲伤的时候，还是要向神祈祷。

如果仔细观察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实践，有很多都是对传统的借用。即使苏维埃政权刚确立时，他们急于把过去那些所谓糟粕去掉，但他们运用的动员方式还是宗教那一套，比如曾把圣诞节改成"共青团圣诞节"，用圣歌曲调歌颂共青团的诞生；把教堂改成宣扬无神论的博物馆；不是在神像面前缔结婚约，而是在组织面前；新生儿的洗礼被废止，但也有命名仪式，不再取圣徒的名字，"列宁"的名字颇受青睐。苏维埃时代的偶像崇拜也继承于传统，抬着革命领袖的画像在大街上游行，跟东正教抬着基督耶稣像的宗教游行很像。苏维埃政权在红场上建了列宁墓，将他的尸体永久保存，也能让我们联想到东正教的圣尸传统。

新政权想动员普通人，必须以民众熟悉的方式、文化，其中包括很多东正教的传统。这样看来，革命前那一套秩序、传统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再加入苏联时代的文化要素，通过再生产和再包装，变成一种新的东西。后苏联时代的文化实践机制还是一样，其中裹挟了很多苏联时代的要素，又被重新包装和再生产。

当然，他们也遭遇现代化和全球化，很多农民进了城，传统逐渐消失，在城里他们形成新的传统。他们也过节日，可能有新的仪式。比如，我房东的那个村子，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有合唱队，但合唱队在革命前就有，脱胎于教堂唱诗。合唱队唱什么呢？赞美集体农庄、给工人演出、唱民歌等。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走了，到城里了，解散了。她说她母亲和婆婆那一代都会做手工纺织，逐渐年轻一代没有了。但是，她们会买机器纺织的帘子搭在圣像上，还会听合唱，可能听的是城里文化宫演员来演的，而面对这些，她自己不再是一个参与者。

俄罗斯残破的教堂里仍有人做礼拜

传统是螺旋式存在，文化的韧性始终在；或者说，他们脱离这种秩序和生活方式，就不会生活了。所以，这套东西对他们重建自我认同特别有意义，而不是像糟粕那样完全扔掉。对我们而言，可能社会转型没有那么剧烈，没有经历道德、价值观真空的阶段。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有着深刻的体验，贾瑞特-齐贡（Jarrett Zigon）关注当代俄罗斯的道德建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

俄罗斯是非常讲究精神文化的民族，很多人因为制度没了，他毕生信仰的东西突然被说是假的、错的，那么多东西诬蔑他过去的信仰，受不了就自杀。太剧烈的社会转型对人的冲击特别大，在重建秩序过程中，传统那一套东西，尤其是宗教，对他们心灵是特别大的抚慰。

后来我在罗斯托夫做调查，去教堂访问一个人。她在苏联解体之前，家庭非常幸福。之后，她跟她老公开饭店，老公被枪杀了。当时的社会特别乱，她还带个孩子，她家甚至面临挨饿的危险。因为要办葬礼，她去了教堂，她觉得那里特别安宁，她就总去教堂，进了唱诗班。后来，教堂里的朋友给她介绍了新工作，让她的生活逐步走向正轨，正是教堂帮她度过了最难的时刻。精神上的生活是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很重要的元素。

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下，人们渴望稳定的秩序，精神文化是构建新的秩序的基本要素，这就指向了传统和信仰，民众乐于接受这套东西。

全：你说："在当代中国，国家对待传统文化、民间信仰等态度仍然较为暧昧，虽然已经逐渐认识其积极意义，但是仍然把传统文化视为积极改造的对象。近代以来'以俄为师''以俄为鉴'对于今天的中国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能不能具体谈谈有什么现实意义？

马：在俄罗斯，无论是政权还是民众，都会积极利用和享用传统文化，并不会将文化分类成为精华和糟粕。据我观察，传统文化在黑土区秩序重建中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经济且又让当地人都很舒服的方式。

中国人实际很需要精神慰藉，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建立相互信任关系，也需要建立别人对你的信任关系。"一带一路"是一个好东西，周边的欧亚国家都承认这一点，但为什么投出去好多钱，派出去好多人，收获的却是那么多的负面评价，"中国威胁论"反而上升？在俄罗斯，很多人对我说，我很惊讶你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和没有信仰的人打交道就感到很可怕。可能这是俄罗斯人对我们的偏见：中国人怎么可能没有信仰？但这就是事实，这个偏见我们无法消除。

说一个我在莫斯科的例子吧，当时在莫斯科打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打车到机场我是不敢找中国司机的，经常找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司机谈好价格，那就是多少钱，遇到的中国司机经常在车上涨价。

俄罗斯村中教堂礼拜

低端发育：俄罗斯的公民社会

全：你后来研究俄罗斯城市社会组织，能不能分享一些发现和想法？

马：俄罗斯公民社会跟西方公民社会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套到俄罗斯社会的现实中。如果按西方社会理论，俄罗斯没有公民社会。我去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所大学访学，学校给我安排的导师与我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我，在俄罗斯没有真正的社会自组织，也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因为在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下的第三部门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部门之外，而且它跟政治部门之间是监督、对抗的关系。

当时我感觉到很失望，但换个角度想想，俄罗斯没有公民社会，那俄罗斯社会如何组织在一起的？这个研究主题可能会让我更加兴奋。

俄罗斯是强国家、弱社会，国家吸纳社会。你要按照那个标准，俄罗斯社会组织不独立。俄罗斯的官方文件和新闻稿中经常出现公民社会的概念，而普京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公民社会是公民积极性，公民怎么积极进行社会建设，解决很多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社会组织是国家购买社会服务的对象，他们每年都要搞总统基金，社会组织以争取到总统基金为目标。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很少有基金。外国对社会组织的资金，已经通过各种法律完全堵死。你要用外国资金做了政治活动，就给你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后果很严重。所以，俄罗斯的社会组织跟国家联系非常紧密。

再一个就是志愿者运动，俄罗斯通过搞奥运会、世界杯，志愿者运动很兴旺。我在俄罗斯时，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年轻人特别多。他们考学、找工作，参加过志愿活动都是加分项。做志愿者也是个时尚，有国家鼓励，所以青年人志愿活动特别多。

当然，在政治领域方面，俄罗斯现政权绝对不会让社会组织涉足。所以，像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那样形成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机构，这在是俄罗斯没有的。当然，如果你以那个标准来看，那俄罗斯公民社会水平很低。但是，在他们角度来看，公民社会挺活跃。

对于那些非营利组织里的人来说，他们很不满。一个组织没有独立发展空间，很受限制，没有资金来源，注册也非常麻烦，开展活动很难。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不太相信社会组织。尤其在苏联解体前后，大量西方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进入俄罗斯。到俄罗斯之后，他们搞了很多项目，孵化很多社会组织，但没有取得很好效果，也没有让民众获得多少好处，反而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且，俄罗斯人对于"组织"天生不信任。有个调查显示，他们遇到困难时，最想找的是亲朋好友，通过私人网络获得救助，很少会找社会组织帮助解决问题。

俄罗斯青年活动"新一代"

全：近些年，俄罗斯的反对党和社会运动逐渐多了起来，你也写过"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的论文，所以想问问你对俄罗斯的社运和政党有什么观察和想法吗？

马：俄罗斯政坛是有反对派的，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反对派如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等，但他们跟政权党很微妙。相对而言，体制外反对派比较活跃，如纳瓦里内等，他们关注政府官员的贪腐、观察选举等，一般是以集会游行的方式。

2012年出现大规模反动派运动以后，俄罗斯出台了《集会游行示威法》《网站黑名单法》《外国代理人法》，规范反对派的行动，他们可以集会游行，但必须事前审批，确定集会游行的时间地点和人数，否则为非法集会。这样，在法律的层面上就限制了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可以组织游行示威活动，但必须在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有限的范围内可以表达主张、发泄怨气，但影响力十分有限。

全：你说："我们可以将'俄罗斯心灵'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将其作为文化自觉的重要资源，但我们还要警惕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极端民族主义。"那你如何看待现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情况？

马：俄罗斯是个多民族国家，官方称有190多个民族，民族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极端民族主义对其造成的伤害是颠覆性的。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核心是铸牢多民族共同体，这一点与我国有些相似。俄罗斯不断强调各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曾有过构建公民民族的努力。当代俄罗斯民族政策极力摆脱苏联时期民族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将俄罗斯族视为其他民族的"老大哥"、大俄罗斯主义等。

当然，当代俄罗斯也有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有一些口号是"俄罗斯是俄罗斯族的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现在被压制，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也有爆发的风险。苏联解体以后，经历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波澜，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已经转向民族文化自治，更强调各民族的文化身份。

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密切监控极端民族主义的传播。过去民族区域自治还保留着，像车臣、鞑靼斯坦这些共和国的力量很强大，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同时，俄罗斯也不断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联邦制结合起来，弱化民族自治地方身份，强化联邦主体的身份。

俄罗斯的民族问题起源于帝国的扩张，一些语言、宗教相异的民族被纳入帝国的版图，如何治理、如何将其与俄罗斯族或者说斯拉夫民族融合为一个共同体，这一直是俄罗斯面临的一个难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治理经验，当代俄罗斯也借用帝国时代统治少数民族的策略，比如利用家族、部族政治力量来控制这些民族共和国，在车臣共和国就是这样做的。

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现在是被压制住了，但在平静的表面下依然暗潮涌动。在顿河畔罗斯托夫访学时，我有着切身的感受。那里被称为"北高加索之门"，北高加索各民族都生活在那里。这些被征服的民族有着太过沉痛的被征服、种族清洗的历史记忆，是俄罗斯"内部的他者"，一旦联邦中央的控制力减弱，或者民族政策出现问题激化民族矛盾，北高加索很可能是一个火药桶。

俄罗斯由警察维持秩序的抗议活动

受访者简介：马强，1982年生，黑龙江同江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著有《"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他说："我想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来呈现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

马强（左二）和俄罗斯的村文化宫演员

本文题图及文内图均由马强提供

这是青年知识分子访谈系列第二篇的上半部分。第一篇请点击链接阅读《人类学家张劼颖，她花十多年画出垃圾和人关系的图景 | 青年知识分子访谈系列①》。

不是语言的问题，是审查的问题。

https://m.allnow.com/post/5f8514843a3e10277828627e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随意练习反抗与互怼。

作者丨Iris

编辑丨乌潘潘

你吃了一盒车厘子，开心地发了一条："车厘子真好吃"。半小时后收获四条评论：

"这也要发微博，没吃过吗？真是缺什么秀什么。"

"你在吃车厘子的时候，考虑到世界上多少贫困人口没饭吃吗？"

"国外的水果就香了？慕洋犬，举报了。"

"我们哥哥刚发了车厘子，你来蹭什么热度？"

你要么立刻回复，在评论区里骂战三百回合；要么心烦地删掉了原文。

但你气得胸闷气短，以后就算吃到好吃的水果，看到好玩的东西，也再也不想在互联网上分享了。

近年来，退出微博的人越来越多，互联网上怀念过去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些百无禁忌的聊天打屁、曾经认认真真的你来我往，就连骂战和吃瓜，都似乎来得更富有生机一些。

而现在呢，总有网友在别人家的花园里横冲直撞，满腔怒火地四处开炮。2020 年，当代互联网冲浪堪称"全民闰土，在线找猹"，理智沟通犹如西天取经，道阻且长。

01 杠精请就位

我们快乐冲浪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大概和近年来杠精物种的大量繁衍有关。

"杠精"早已经不是一个新名词，特指那些擅长从大段文字中断章取义地截取任何一个点，舞出一片灿烂舞台的人。

不知何年何月，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质疑而质疑的声音，即一种"话语对抗"模式。

所谓"话语对抗"，就是以各种手段刻意反驳别人的观点，尤其是诉诸主观性极强的观点和论据，以一种看似平和理性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种模式的两个显著特点，就是对抗性和表演性。

对抗者们怒气冲冲，迫不及待地找到每一段话里跟自己认知相悖的地方，处处抬杠，杠的人数过多、频率过高，就形成了一种 ETC （自动抬杠）式的舆论环境。

心理学家认为，实际上这种对抗源自一种自我意识的过剩：

有些人的社会化不完整，就会一直保持原有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对 ta 来说，ta 是主体，其他人都是客体，是被经验、观察、思考的对象。当一个人抱着主导和统治的心态去与人交流时，ta 就会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会想要去"纠正"与自己相左的"错误"观点。所以他们的沟通目的，并不在于说服别人，而是要享受这种站在更高层次单向表达带来的快感和优越感。

当事情有不同的可能、思考有不同的面向，而自我意识过剩的人永远只能看到唯一的一种可能性。

而且，这种挑刺和反抗往往表演性极强。

你置之不理，对方会进一步胡搅蛮缠步步紧逼。而你终于忍不住开始加入这种扯皮，对方才似乎终于如愿以偿，跟你开始不休的纠缠。

这时，大多数对抗已不再是挖掘事实真相或探讨逻辑思维，似乎更多是为了满足一种隐身后台的表演欲望。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曾提出一个"拟剧理论"------人际交往其实就是一场表演。

上网冲浪很好地划分了这种前台和后台。大家在线下一本正经地"文明你我他"，却在线上大肆地"说鸡就说吧"。

人们开始习惯以自嘲、夸张、逆反，甚至更极端、更戏剧化的方式来表达情感。

比如"哈"字已经通货膨胀，"哈哈"过于敷衍，"哈哈哈"有些勉强，真正表示好笑起码要"哈哈哈哈哈"起步。

"笑得在地上打滚"已经不够，起码要"笑得邻居提刀出来砍我"，"笑到方圆几百里的人下半辈子都要靠助听器生活"。

不管是不是真的"人在美国，刚下飞机"，是不是"985、211，年薪百万"，只要你想，你就能是。

刻意夸张是一种表演，恶意对抗也是一种表演：

想塑造一个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自己，填平社畜生涯里的大小坎坷；

想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在各大网站里众人皆醉唯我独醒；

想要吸引他人的关注并得到认同，得到线下生活中缺失的快感。

在网络的大舞台上，表演欲推动着人不断向极端试探。

这大大颠覆了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 诺伊曼曾经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与别人的意见不同会让人产生孤独感。人因为恐惧孤独，会衡量社会公众可以接受的观点。

人们对同一个事件发表看法的时候，会考虑周围人的态度和意见。如果自己的态度跟别人的一样，就会积极表达出来；而如果自己的观点跟公众相反，可能就会保持沉默或者转变自己的看法。

但很明显，这个 1973 年提出的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生活。

因为横空出世的互联网，就像冬天的电热马桶圈------你坐上去的时候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习惯后的你已经无法想象没有它的寒冬。

这几年来，传播学研究们提出了"反沉默螺旋"。

"反沉默螺旋"表现为个人具有甄别事实的能力和逻辑分析的思维，不再选择人云亦云，而是能产生自己的观点，打破常规，发表读到的意见。而且，这些"少数"意见反而能得到更多人的接受，从而扭转原来的"多数派意见"，形成均衡、多元的声音。

当越来越多人有了表达的平台，社交媒体有了评论和转发的空间，事情却似乎没有向着"反沉默螺旋"发展。

在评论区里大鹏展翅、独树一帜的并不是独到的见解，而是一种刻意对抗。

图片：语文指挥中心，微博。

互联网冲浪，与杠精斗智斗勇成为常态。当恶意反抗的人勇往直前，这种对抗伤害的不仅是最初的表达者，想发声的人也陷入更长久的沉默。

02 抬杠速成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9 月 29 日发布的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40 亿。

其中，20-29 岁、30-39 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19.9% 、20.4% ，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初中学历网民群体占比最大，为 40.5% ，其次是高中/中专/技校的 21.5% 和小学及以下的 19.2% ，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群体占 8.8% 。

从论坛到博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也依赖互联网完成情感表达和人际交往，实现自己的社会化过程。

但是，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媒介素质和所受到的媒介教育比较有限，还不足以让我们面对互联网的信息洪流。

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的沉默、无法表达的观点和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都在网络中寻到了抒情土壤。

它们化身成夸张的一些自嘲：

一些牢骚：

一些怨怼：

有人曾经整理过杠精常见的几种思维模式，例如用自己的小概率情况覆盖整体：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很无聊吗？"

"我怎么没遇到过？是你自己的问题吧？"

例如偷换概念：

"说国外好的都出去啊，留在这干嘛？"

"你行你上啊？"

这种对抗所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意见的表达者会因为害怕被挑刺而逐渐噤声。

甚至要先准备好"防杠"表情包：

解释得越来越多：

图片：唐马鹿，微博。

这种对抗不仅会影响内容生产者，也会影响评论者发言的心态。

说话者小心翼翼，动辄得咎；回复者谨言慎行，如履薄冰。

只有真正的刻意对抗者像堂吉诃德一样举着长矛大战风车。

于是不胜其烦退出互联网平台的人也越来越多。

自发的内容生产者越来越少，团队经营的帐号越来越多。

多元的思考越来越少，同一种声音越来越多。

在表演欲极强的对抗话语前，我们要么直接无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与同样理性讨论的人形成交流。

对想刻意对抗、吸引注意力并完成自我满足的人，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

而有余力的战斗系网友们不妨直接上。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多戏的杠精。理智讨论，合理反怼。

有学者指出，本质上，社会焦虑是公众面对社会诸多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躁、不安全感，它培养的是一种防御性的生活态度，容易滋生偏见、分化、对立和冲突，带来社会融合的困境。

社会的焦虑加大了这种对抗，而对抗话语也催生了更多的焦虑，形成恶性循环。

当代互联网冲浪不易，时常需要各种斗智斗勇。但只有每个人的观点都被表达和倾听，当所有面向都能被兼顾和包容，我们才真正在冲浪中形成冲浪所需要的媒介素养，并且真正迎来每个人都能自由说话的环境。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随意练习恶意对抗与反怼。

相关来源：
陈龙，《社会焦虑与网络民粹主义的特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 年 17 期，第 94-102 页。
崔旭，《新媒体环境下的"反沉默螺旋"研究》，《新媒体研究》，2018 年 03 期，第 17-18 页。
李明书，《"戏精"与"杠精"的诞生背后的社会心理思考》，《戏剧之家》，2019 年 26 期，第 210-211 页。
吴赟，潘一棵，《困境与出路：媒介素养教育的多维理论反思》，《中国编辑》，. 2020 年 01 期，第 74-80 页。
项威，《微博对抗性表达现象分析------以"杠精"为例》，《传播力研究》，2018 年14 期，第109页。
张志芬，《互联网语境下青年群体的"话语对抗"模式探析》，《视听》，2020 年 09 期，第 25-27 页。

还是那个盟主：【打工谈】真外卖骑士—侠义破解平台套路

https://m.allnow.com/post/5f8175e43a3e102778285c52

作者 | 李一鸣

9月初，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了屏。但在全现在走访的数位骑手中，除了陈国江，没有人看到这篇文章，也并未感受到来自平台和顾客的善意。在陈国江看来，"改变不了什么，包括那个文章。"

"大家好，我是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9月17日，从修车铺出来，陈国江掏出手机，将前置摄像头举到脸的斜上方，说出这句他几乎所有视频的开场白。接下来五分钟的长镜头，他即兴发挥，一个字都没打蹦儿。

视频讲的是一名外卖骑手找他帮忙购买电动车的故事。

次日凌晨，这条视频配了字幕的完整版陆续出现在短视频平台、微博、朋友圈动态以及数十个微信群聊中------这是陈国江所能传播到的全部范围。

蜂鸟蓝色工服、牛仔裤、运动鞋，视频里，陈国江一直是这身打扮，用他的话说，这叫人设。陈国江是贵州毕节人，说起话来有点"南""兰"不分，平台的名字从他嘴里蹦出来，会被字幕自动识别为"欧了吗"。

极少有人知晓这位盟主的大名，但在北京外卖圈，不少人知道，无论交通事故、合同纠纷、官司仲裁、租房买车，只要道一声"盟主"，后者不说直接把事办好，也总能找到人疏通。每次打开微信，陈国江总能发现好几十条涌进来的消息。他一个个点开、回复，这是盟主的日常，他乐在其中。

陈国江组建的"骑士联盟"是一个外卖骑手互助与交流的平台------确切地说，是十一个微信群。目前，已经有数千名骑手加入其中，大多数成员遇到问题，都会直接找到身为"盟主"的他。

陈国江在送餐途中。李一鸣 摄

江湖

找陈国江帮忙买电动车的叫杜轩，十九岁。当初从河南县城跑到北京是为了实现摄影梦，发现养活不了自己，就干起了外卖。因为平时跑单都是一个人，加上长期独居，去取餐时又被人偷了手机，今年六月份，他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休养了一阵。最近迫于生计，重新出来送外卖。

杜轩初入"江湖"，一脸嫩相，不懂得世故人情。有朋友把陈国江介绍给他，说是有什么事都可以找盟主帮忙，盟主感性，要想办法打动他。

"求求你，帮帮我。"杜轩给陈国江打了电话。一听这话，陈国江当时就"受不了了"。约好时间地点，他跨上车出发，并承诺要把这桩事尽快在下午办好，这样还能赶上晚上的派单高峰。

陈国江长着张娃娃脸，怎么看都不像过了三十的。但握了手，就能感受到远超其年龄的摩擦感。这些年，这双手摸过工厂的传送带、锅铲炒勺，最近则是外卖提袋与电动车把。右手虎口处纹着一只老鹰，那是五年级辍学时留下的。

"找人帮忙了，见到朋友了，你怎么也得递支烟、买瓶水。"在买二手电动车的修车铺，陈国江一边挑车，一边教育杜轩。看着杜轩奔出去，他跟在后面喊，"记着别买矿泉水，买饮料。"

陈国江由里到外透着江湖气，他也确实在北京混了十二年江湖。这十二年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圈------兜了一圈，又送起了外卖。

骑士联盟成员送给陈国江的"盟主"旗。李一鸣 摄

2009年刚到北京时，外卖员是他的头一份工作。

十年前还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订餐平台，更没有系统里不停跳动的倒计时，陈国江专门给一家餐馆跑腿。他懂得变通，会主动跟客户打电话沟通时间，十一点半送一趟，十二点再送一趟，规划好线路，折腾两个来回，餐基本能送完。剩下的时间，他就在餐馆里泡着，学手艺，学经营。

手艺学得差不多了，又有了点积蓄，陈国江拉了个厨子，包下一家网吧的食堂，再后来，直接开起了小餐馆。彼时正赶上在线外卖平台"饿了么"在北京铺市场，陈国江有脑子，把店面挂到平台上，并推出了"加一元换可乐"的优惠套餐，每天的营业额从两千元提到了四千元。

但这还不够，陈国江想闯出个名堂。他向全现在透露，2015年11月，自己贷了几十万元，拉上伙计们，盘下了一家700多平米的饭店。"之前那个小饭店做外卖，一个月能挣四五万。"他算了算，"只要大饭店不赔钱，年收入能达到六七十万。"刚开始生意还不错，陈国江一度觉得自己在北京"做了人上人"。他跟老家的妻子离了婚，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北京的江湖。

可没到两个月，他意识到小门面跟饭店，经营难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大饭店不仅没盈利，还把外卖餐馆的收益全都吃了进去，为了及时止损，才半年，他就把三分之二的店面都盘了出去。等两年后饭店最终无奈闭店时，房租加上工资，陈国江一算，总共赔了近两百万。

转了一圈，陈国江决定干老本行。但十年过去，外卖行业早已改头换面。

继"饿了么"之后，美团外卖、百度外卖、到家美食会等外卖平台相继成立，此时的外卖员已经不再属于餐饮业的商家，而是有了统一的工服，有了各自的平台，还在2020年2月被认定为一种新职业------网约外卖员。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后称《报告》）统计，截至6月31日，美团有单骑手数量约为292.5万。而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骑手数量则为300万人，二者合计约600万人。

陈国江变成了百万大军中的一个个体，城市潮汐暗涌里的一滴水。

暗涌

在这片暗涌中，和陈国江有着相同境遇的不在少数。

跑久了，他发现，不少外卖员都有一屁股负债------要么是生意亏损，要么是欠了网贷和赌债。陈国江早前和一个外卖员拜了把子，后者因为赌博，花光了当兵八年攒下的全部积蓄。

据陈国江判断，外卖之所以能成为包括他在内的百万人的选择，无非是因为它无需技能、收入高、来钱快，还能自己安排时间。据《2019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调查显示，时间灵活、收入可预期、多劳多得、收入相对提高，是吸引骑手从事外卖行业的主要原因。但它们的背后还有一面，那就是孤独感与低贱感。

陈晋科今年33岁，在北京跑了三年外卖，这之前也没干过什么"正经工作"。他告诉全现在，之所以从山西县城老家出来，是因为花光了结婚的份子钱。他本以为干外卖能多接触人 ，入了行才发现，和人的交流基本限于到商家取餐时说"美团X号"，以及给顾客打电话时说"请您下楼取餐"。

在陈晋科看来，外卖员最大的敌人是保安。写字楼、学校、小区，往往不允许电动车进入，他需要一路小跑，才能努力赶上系统所设定的时间。一次，他到小区门口，习惯地停下电动车拎上外卖准备往里跑，却被一米八的保安从后面揪住衣领，硬生生从地上提了起来。

陈晋科没告诉老婆孩子他送外卖的事，他觉得这份工作没什么尊严。他也不喜欢穿工服，不想让自己被贴上"外卖员"的标签。

陈国江可不这么看。送外卖工作时间灵活，每天都能见到现钱，据他透露，自己一个月下来，能挣上一万块钱。每月到手的数字，加上虚幻的自由感，让他深陷其中。

"干了别的，还是想着干外卖能拿到的数字，干不多久你还是得回来"，陈国江说着，握紧车把埋头骑车。送餐时，他一手握住手机，一手提住餐袋，两腿紧捯，额头冒汗。他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按照规划的线路跑，紧张地倒计时，小心计算自己今天收入多少钱，又扣了多少。

但除了赚钱之外，陈国江总还想干点儿什么，他更喜欢把人生攥在自己手里的感觉。

"多个朋友多条路"，陈国江总说。但外卖行业流动性大，整个北京城都是他们的工位，在固定片区里倒是能有几个熟面孔，但大多时间都飞驰在各自跑单的路上。2019年7月前后，陈国江想了个法子，他打印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贴到配送箱上，又加上几个字："外卖骑手交流群"。

果然有用。当天，陈国江打开微信，就有四十多条好友申请涌入。短短几天，他建起了两个群，总共两百来人。在群里，骑手们每天分享着自己跑单路上的经历，哪个商家出餐太慢、哪条路线规划得离谱、碰到了什么不讲理的顾客。

作为群主，陈国江开始每月组织一次聚餐。

9月21日，骑士联盟第十九次聚餐合影。李一鸣 摄

陈晋科觉得，虽然这份工作没什么尊严，但骑手之间总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他告诉全现在，每次到写字楼送餐时，在供外卖员乘坐的客梯里，骑手们虽然彼此并不认识，但总会自然地按照楼层分配订餐。这样，每名骑手就只需要去一个楼层，大大节约了送餐时间。

在群里，陈国江找到了归属感。但这还不够。他想做的，是建立一个属于外卖员的组织，而让他开始产生这个念头的，是一起车祸。

车祸

车祸可算是外卖骑手这个行业中的家常便饭。

来自上海公安局交警总队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平均每两天半就有一名外卖骑手伤亡；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内查处外卖骑手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2018年9月，广州市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

2019年1月底，眼看年关将至，陈国江还想再跑几天，多挣点钱。跑单路上，陈国江总会时不时找一找有没有顺路订单，他打开系统，选择了一条，点击了抢单。

但这一单，陈国江没能送达。疾驰穿过华威路与左安路交叉口时，他被一辆侧方驶来的汽车撞翻，身子狠狠摔到地上，左脸磨掉了一层皮，眼睛也睁不开了。交警到现场，判定陈国江负七成事故责任，车主也爽快，当场赔了7000块钱私了。

拿着钱，陈国江在急诊室住了三天，花完了七千块。按照平台要求，外卖员每天要缴纳三元的保险费。陈国江事后想赔保，却被客服告知，由于当时没走交强险，他无法拿到相应保险金。

平台每天会扣除骑手三元服务费，作为保险费。图片来源：蜂鸟众包APP截图

几个月后，他得知，自己当时已经是幸运的。2020年4月，一位受伤的外卖员向已经成为"骑士联盟盟主"的陈国江求助，说自己同样遭遇了车祸，事后却再也联系不上车主。住进医院，等着他的只有八万元的医药费，和一条在未来一年半里无法正常运动的左腿。

从那时起，陈国江就想着，得有个机会和平台谈一谈。不是跟客服，而是跟那个制定规则的人。

陈国江说，要是能一直风平浪静地挣钱，也许这事也就过去了。可他从医院出来不到半年，又遇上了麻烦------2019年5月，他接到一个跑腿订单，顾客需要陈国江到宜家购买一件围裙。当他骑了五公里赶到商场时，顾客却说，围裙不是自己想要的颜色，订单取消。

陈国江委屈之余，想找顾客要十块辛苦钱，却被顾客投诉，说他违规索要小费。最终，陈国江被平台罚了100元。"在这，没有你骑手讲理的地方。"陈国江说。

四个月后的一件事，让他彻底爆发了。

2019年9月底一个晚上，陈国江骑着电动车跑单，屏幕中的画面显示，前方是这条系统规划线路中的最后一站。突然，一条新消息提醒弹了出来，陈国江紧了下车闸，低头瞟了一眼。

"由于身份信息与事实不符，您的账号将被永久封禁。"他猛握了一把刹车，顿在路上。

他到"饿了么"总部讨说法，对方分析，可能因为他之前被治安拘留过。陈国江对此无言以对，当年干小餐馆时因为没有营业执照，他被带到看守所拘过四天。

待他注册好账号重新开始，平台上的单价和奖金就开始刷刷地降，一个月算下来，收入被打了个八折。那段时间，群里的骑手们每天都在吐槽。饿了么骑手周永帅告诉全现在，平台单价会不时变动，每当春节或国庆节假期过去，订单价格都会迎来一定幅度的下降。

看着订单一单单超时的时候，被投诉的时候，被顾客和店家骂的时候，他总会冒出些"过激"的想法，随即打消，"做了，牺牲你一个，能改变什么呢？"

但心里那口气依然咽不下去，他打算换个方式找平台讨说法。

盟主

2019年12月，陈国江把微信名改成了"外送江湖 骑士联盟 全国盟主"，还是用老办法，印广告单，上面写着"骑士联盟""全国全平台骑手团结/互助/交流/共享群"。早期入群的骑手们帮忙一起宣传，就这样，联盟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截至2020年9月，陈国江成了十一个骑士联盟群的群主，每位联盟成员还拥有一个数字编号。

既然做联盟，就要做大，陈国江说。他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账号，还买了身侠客装扮，对应自己"骑士联盟盟主"的身份。他找了个小公园，戴上假发，扣上草帽，围上斗篷。手机一架，拍了几段视频，上传到平台。再搞几张自拍，加上滤镜，用来当微信、微博、快手的头像。

想要打出名声，光靠人设显然不够。陈国江夸下海口，兄弟们的事，只要能办，他概不拒绝。

解决交通纠纷、联系法律援助、找房子、租电池，他什么都做。上述那位出了车祸的外卖员，正是通过朋友引荐找到了陈国江。在陈的帮助下，他联系到了法律援助机构，垫付了五万元医药费，还得到了一万元保险赔偿金。

这件事被陈国江做成了视频，置顶在自己的快手主页。他想让更多外卖员知道，"有事找盟主"。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告诉群里的骑手们，他帮谁讨回了多少钱。

8月初的一天，凌晨一点半，一位骑手找到陈国江。因为碰掉路卡杆，她被岗亭的保安和村民索赔两千元。陈国江骑上车直奔过去，还不忘打开视频。在现场，陈国江发现，那个杆子是用胶带缠上的，本就不是骑手的责任，更不用直接换新。

最终，他假用"配送站站长"的身份，将索赔价格被"砍"到了280元。

"盟主"的身份也给陈国江带了了实惠------如今他的两个微信号总共有九千多名好友。他因此做起了统一办理健康证的业务，也为电池租赁公司代租电池，租出去一个电池，他能赚20元。算下来一个月，单是租电池，就能为他带来每月六七千块钱的收入。

"盟主陈国江"已经不需要每天在系统的催促中跑外卖了，现在，他基本只接远程的"优质订单"。他每天中午起床，凌晨的时间则大多用来剪视频。

陈国江在回复骑手的求助信息。李一鸣 摄

舞台

越来越多骑手认得陈国江的脸了。偶尔碰到骑手间的纠纷，他一到现场，"盟主来了"，双方立马就能和好。

除了解决纠纷，陈国江还经常在群里充当"导师"，教大家如何申诉、如何跟顾客和商家打交道、如何正当防卫。直播中，他告诉兄弟们，少接低价订单，因为这只会让平台的单价一再下降，"不要让系统觉得，你是一个老实的、什么单就接的人"。

他管这些看作"对外卖员群体的市场教育"。他总期待着，有一天"上级部门"能够关注到外卖员权益，成立协会，保护大家的利益，"只要他们能参与，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除了睡觉，他随时都在网络世界中保持在线，在那里，他永远是那个一呼百应的盟主。2020年6月，有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找到了陈国江，想拍摄以外卖员为主题的纪录片。陈国江一口答应，三天两头地发微信问过去："什么时候来拍我？"

也有粉丝找上门来。8月初，自称"盟主粉丝"的许荣枝从泉州来到北京，租下陈国江提供的铺位，开始跑外卖。刚开始两天，许荣枝很兴奋，一天能挣300元，到现在，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他对陈国江也有了意见，"没有团队，没有资本，干不成大事。"

陈国江其实也不是很看得上这些兄弟们，"目光短浅，只看眼前的利益，不会为整体的权益考虑"。他觉得很多骑手都被平台"套路"了，他把外卖行业看作一个无法逃脱的就业陷阱------表面上是虚高的数字与自由的生活，一旦踏入，就只能接受不断下降的单价、无理的扣款，周而复始。

但线下聚会总归是要搞的，在这种场合，陈国江能找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江湖。

9月21日是骑士联盟的第十九次聚会，地点定在了十里河民天酒楼二层宴会厅。这天，陈国江把韩永亮请到了现场。今年8月，韩永亮因为一条"三问王兴"的抖音视频，引发了舆论关注，成为了骑手中的"大V"。

韩永亮比陈国江现实得多。他告诉全现在，抖音只算是他的副业，在发布了那条火爆全网的视频后，他新增了2.2万名粉丝。从此，他发布的每条视频都会带上"三问王兴"的标签。

韩永亮在聚会上发言。李一鸣 摄

9月初，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了屏。有网友指责外卖平台过分压榨骑手，更有人直言，"外卖系统是一种人利用AI对另一种人的霸凌"。饿了么、美团两家平台相继做出表态，称要更好地优化系统。

但在全现在走访的数位骑手中，除了陈国江，没有人看到这篇文章，也并未感受到来自平台和顾客的善意。在陈国江看来，"改变不了什么，包括那个文章。"

韩永亮对维权之类的事没什么兴趣。他说自己当时拍那个视频，是因为当天晚上发现自己被平台扣掉了八九百块钱。被陈国江请进联盟后，他发现，群里的抱怨声太多了，"聚集了很多负能量的人"。至于聚会，也是陈国江再三邀请，他才从中关村一路骑到了十里河。

"想要改变，怎么也得到人家马云那种层次吧。"韩永亮说。

他买过两门抖音推荐的"理财课"。北斗卫星升空时，他看到新闻，随即重仓了三千股，自认为赶上了行情，"肯定会暴涨"。结果几天下来，亏了数千元。

自称西直门骑士联盟盟主的马东升，跟陈国江一样，也是因为开餐馆赔了钱才来跑外卖。据他透露，自己现在在做一个"大宗农产品交易平台"，已经"年入百万"了。之所以参与外卖员聚会，无非是想"结交朋友，一块挣钱"。

听完陈国江的演讲，马东升说，"明白了，我们是做金融的，盟主是做短视频的。"

在外卖员群体中，很多人和马东升一样，把这份职业当做一份过渡，希望在其中积累金钱和人脉，有一天能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报告》显示，57.5％的骑手未来一年最大的愿望都是"想赚点钱，自己创业，做点小生意"。至于集体权益，都是身后事，不会太上心。

但陈国江却似乎依然沉浸其中。那天的聚会上，他几乎没怎么落座，而是举着话筒，忙着在舞台上演讲，介绍"嘉宾"，在不同的酒桌间串场。

聚会上，每一桌都会和陈国江喝一杯。李一鸣 摄

陈国江很少喝酒，但在掌声中，竟也有些微醺，脸颊泛起红光。在这个舞台上，他不是外卖员，而是几万粉丝的"骑士盟主"。"这些兄弟都是因为我来的"，他喜欢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这让他觉得自己"挺厉害"，"不被人需要，那你不就完蛋了么。"

天色已晚，筵席将散。陈国江在拥簇中走到酒楼门口，那里摆着一排排贴着"骑士联盟"广告单的电动车。陈国江掏出手机拍下一段视频，作为下一个作品的素材。

兄弟们来自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陈国江和他们一一作别，那只纹着老鹰的手始终攥着的，是那只他为了聚会，特意购买的麦克风。

聚会结束，陈国江与骑手告别。李一鸣 摄

内容简介

没有人喜欢垃圾。垃圾肮脏，而且是“没用”的，不是吗？然而，大城市每天生产的垃圾，却吸引了小玲、丽雨这样的年轻姑娘带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从农村老家搬到大城市郊区；我们毫不吝啬地丢弃的衣服鞋袜，流转到像冷水村一样的城乡接合部，却成为马大姐和老乡大姐这样的拾荒女性的一种矛盾的骄傲；我们每天丢弃的一次性水瓶和餐具堆积如山，它们却和年轻人小张的创业梦交织在一起；而我们的生活垃圾，更构筑了许多像大熊、星星、李涵般在废品场长大的小孩，最独特的童年记忆。

本书就像一部以文字为载体的影片，用平视的、细腻的镜头，以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借由对在北京居住和生活的十位拾荒者的走访与记述，呈现了这个群体的日常点滴、内心独白和家庭故事。通过审视废品、废品经济、收废品人，作者尝试重新看待这个城市的消费与浪费，重新理解废品回收经济和空间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通过了解废品从业者的工作和生存空间，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城市成员、城市化，以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作者简介

胡嘉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副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资本的交叉博弈关系。曾出版探讨乡土文化与国族话语互动的专著《延安寻真》（2018）。论文曾发表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odern China、The China Journal、Cities、Urban Geography、Ethnology、China Perspectives等期刊。

张劼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社会研究（STS）、环境人类学、废弃物、劳工。曾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与废弃物相关的研究包括《中国高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垃圾治理困境》《废品和垃圾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和主体性》《环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呈现——对垃圾焚烧技术争议的论域分析》《废弃物治理的三重困境：一个社会学视角的环境问题分析》《从“生物公民”到“环保公益”：一个基于案例的环保运动轨迹分析》，以及Living with Waste：Becoming “Free” As Waste Pickers in Chinese Citi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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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是阎连科和残雪。阎连科获得过卡夫卡文学奖，昆德拉今年才得。

@Wolfychan #102923 Keep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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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年轻人如此迷恋"糊弄学"？因为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有时生活就是一场大型糊弄。

作者丨李 戈

编辑丨乌潘潘

假日来临前的这一周是对所有社畜的精神处刑。

大家都带着"上班如上坟"的心情心照不宣地假装忙碌，明知假日的欢愉总是转瞬即逝，但是躁动的心情已经攀上巅峰。

图片：QAQ瓦瓦微博。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女同事去厕所的频次变多了，男同事抽烟的时间变长了，茶水间里洋溢着快活的空气，大家恨不得把一切都赶紧糊弄过去，抓紧享受尚不知道如何度过的假期。

在越来越精细的算法都市里，互联网悄然兴起了一门"糊弄学"。

豆瓣有个糊弄学小组，专攻"糊弄学"奥义。屎上雕花的工作、提出无理要求的甲方、耗费精力的社交......生活中看似无解的难题，都可以巧妙糊弄过去，为大好青春省心节力。

一个人自己糊弄叫瞎混，两个人彼此糊弄叫结婚，三个人共同糊弄叫过家家，一群人协同糊弄就成了小组作业。

为什么年轻人如此迷恋"糊弄学"？因为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有时生活就是一场大型糊弄。

01 《糊弄学》概论

摩洛哥王子穆莱-哈桑是最近是糊弄学重点研究的案例，因为不喜欢吻手礼，小小年纪的他就掌握了独特的握手技巧。

从幼童长成青年，摩洛哥王子在社交礼仪上一直矢志不渝地糊弄着，成为《糊弄学：从入门到精通》的专家。

在糊弄学领域，学术成果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适合在各种情景下使用。

比如鲁豫的名人访谈就是糊弄学万用教材，面对不知道怎么回复的话题，一句"真的吗？我不信"便可引导谈话对象继续深入，让自己减轻"不知道下一句怎么回"的心理负担，此金句也变成了许多糊弄 er 的常用话术。

电商界也不落人后，糊弄人才辈出，客服沟通的话术都是惊人地敷衍，我甚至怀疑她偷看了我和领导的聊天记录。

糊弄界大 V ------百度，也是深谙互联网知识界的糊弄之道，车轱辘话来回说，就是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以致于诞生了著名的百度体：

百度体生成器是怎么回事呢？百度体生成器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百度体生成器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吧。百度体生成器，其实就是百度体生成器了。大家可能会感到很惊讶，百度体生成器怎么会呢？... 但事实就是这样小编也感到非常惊讶。那么这就是关于百度体生成器的事情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小编一起讨论哦！

一位程序员怕回女朋友微信不及时，弄了个人工智能陪女朋友聊天，不过这尬聊的水平也比鲁豫高不到哪儿去。

网友都评论省事又好用，还纷纷要求开发女版程序。我看女版程序更好糊弄，就反复循环： "服气！" "厉害！" "哇！你好棒""为什么会这样？"和男朋友的对话就能源源不断地进行下去。

但何必这么麻烦呢？糊弄明明可以更简单。只要学会用"啊这"、"嗯嗯，确实"、"可以"、"支持"来聊天，简单几个字，既展现热情又节省时间，还能把天聊得风生水起。

比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随便一个赞美的词

例如：我今天吃了............

回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好

进阶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ABAB

我今天去 XX 了好累

回复：哈哈哈哈哈哈哈辛苦辛苦

如果他问你为什么？

哈哈哈哈哈因为你 + 形容词

回复：哈哈哈哈哈因为你最勤劳

图片：豆瓣糊弄学小组。

糊弄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让别人觉得你在糊弄，但千万要通读上下文，搞懂别人在说什么，否则很容易翻车。

翻车案例：当女朋友想炫耀一下今天的运动步数时，你不能回一句"好看"。

虽然糊弄行为有瞎对付的嫌疑，但在某些时刻，"糊弄学"却是年轻人的救命稻草。

02 看似平淡无奇的糊弄学，却总是无招胜有招

在社交方面现代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疲态，尽管很多人想断舍离，但在中国独有的人情世故面前，大部分人立马认怂，于是诞生了不走心的虚伪社交。

明明自己已经很累了，依然得时刻营业，带上面具做人，该寒暄时寒暄，该客套时客套，不敢无视任何一个未读消息。

尤其对社恐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场景和始料未及的提问，瞬间不知如何招架，唯有周围空气都突然安静下来的尴尬蔓延。

这个时候，"糊弄学"就可以破解这些难题。

有人从传统曲艺中发掘了现代社交密码：

图片：豆瓣糊弄学小组。

有人善用输入法的懒人短语，一次性设定一堆常用语句，足以面无表情地应付一堆人际关系：

无论是跟上司、朋友，还是恋人，一句话解决各种社交场景应用。

虽然一起看语气有点夸张 + 重复，但分散着用就显得很真诚。

学会灵活使用固定短语只能算初级"糊弄学者"，如何把天聊下去且不显得自己很干巴巴，糊弄学者们发现，只要故意打错字就行了。

只发一句话难免有敷衍的嫌疑，但打错之后再纠正，就有了两行字，显得你聊得认真上心起来，顺便让对方知道你很有文字洁癖，是个外表严谨（内心糊弄）的人。

一个聪明的"糊弄"学者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面对同事打听另一个同事的八卦隐私------

你可以说："是吗？我都不知道！"、"哇塞，你这比我还清楚！"，糊涂到底+拍个马屁，自己滴水不漏，还能套出不少小秘密。

再比如，面对长辈问你工资------万能句式是"不到 + 夸张数"或者"也就 + 模糊数"。

你大姨：现在挣多少工资啦？

你：不到 10 万。

你大姨：呦，这么多啦？

你：也就平均水平，一万多。

虽是正确的废话，但却能在关键时刻帮你解围。

03 人生，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糊弄

现代社会，为什么人们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琢磨"糊弄"这件事，甚至总结出了一大堆"糊弄学"的奥义？

图片：豆瓣糊弄学小组。

对于现代人来说，"糊弄"也许是一种心灵疗愈的方式，快节奏的压力让年轻人一半时间在上班，一半时间在放空。谁都知道自己应该走心，应该真诚，应该认真回应，应该累积人脉，只不过大家真的太累了。

与父母年轻时相比，我们似乎显得更加老态龙钟、垂垂老矣，信息过载，碎片化的时间已经瓜分了我们的生活。什么都喜欢，什么都想要，自然就会身心疲惫。

在这时候，适当的使用一些"糊弄学"也未尝不可，糊弄学有的时候更是一种精神止损，一种对于精神过劳的治疗。如果你每天还在精神止痛的过程中挣扎，无暇顾及自己的情绪和精力，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做的是放自己一马，而不是逼自己一把。

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是来自于别人对自己的期待，或者说想活成别人眼中优秀的样子，但回过头扪心自问，那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人生呢？

糊弄学也许就在这种思想碰撞中产生的，但糊弄学的奥义就在于我们能否跳出社会期待的怪圈，正视自己的现状，以真实的心态去生活。

https://m.allnow.com/post/5f8177e53a3e102778285c59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20周年。义和团运动不仅导致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还为此付出了巨额赔款。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成果面世之后深受好评，燕京书评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他。

采写丨张弘

2020年，是义和团运动120周年。迄今为止，对于120年前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仍众说纷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在众多的研究之中，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尤其令人瞩目。迄今为止，本书仍是义和团运动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周锡瑞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和习俗如社戏、话本、宗教、尚武、民谣等，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的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教民和中国普通民众的纠葛、西方传教士与地方官员的冲突等原因的结合，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周锡瑞著， 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此外，周锡瑞还纠正了珀塞尔的《义和团运动：背景研究》力图说明的一个中心问题，即义和团由反清到扶清的立场转变 ，后来的大多数教科书和二手论著在描述义和团思想转变时皆追随珀塞尔。周锡瑞以最新的证据，尤其是口述历史，无可置疑地证明，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勤王运动，它从未经历过反朝廷阶段。

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始于1979年。1979年至1980年，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支持下 ，周锡瑞到山东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得到了山东大学的路遥教授及其他同行的帮助，并给他提供了1960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们所做的口头历史调查的原始采访记录。从这些资料中，周锡瑞第一次得以从农民的角度了解这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民运动。另外，山东大学还两次安排周锡瑞去闹过义和团的乡村地区旅行，做了进一步的采访。这些史料和经历，让周锡瑞理解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的重要性------它也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在1987年出版后 ，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当年就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两年后，又获得了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和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奖，为周锡瑞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

自1840年以来，清廷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一次次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但是，备感憋屈的清廷，又对此心有不甘。慈禧利用义和团运动，向多国宣战，原因也正在于此。官府和朝廷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蔓延和扩大起到了哪些作用？义和团运动对于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带着这些疑问，燕京书评专访了美国汉学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作者周锡瑞。借由历史的追溯和他人的眼光，或能有助于国人处理中国与世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年出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毕业。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曾获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奖等。

回望：慈禧太后表态之后，义和团运动才扩大

燕京书评：你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迄今为止，义和团运动至今近120周年，那么，你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周锡瑞：**在中国现代进程中，民族主义起到了很基本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太笼统地把它和义和团联系在一块。义和团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要说它是民族主义，也是有点过于简单。因为义和团没有民族意识，它的目标是扶清灭洋：扶持清帝、清朝，灭洋人、洋教、洋物。

尽管排外和民族主义是相关的，但不能同日而语，所以要区别开来。到后来梁启超、孙中山还有"五四运动"，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民族概念兴起，才可以说有了真正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一般老百姓中间，就是在抗战、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亲身体会到帝国主义的入侵是怎样以后，才产生了真正的民族主义。

燕京书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学典教授曾写过一篇题为《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的文章，对于百年以来，在不同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下，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与讨论，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与总结。他认为，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下，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迷信、蒙昧、鬼道充斥的反现代化运动，是一种落后的象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帝国主义"的救亡语境下，义和团运动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种"进步"的象征；在五六十年代"反西方"的冷战语境下，对义和团的评价是"救亡语境"的继续；而到了八十年代后，在"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下，义和团运动则被视为既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质，又带有盲目排外的封建蒙昧特点的农民自发斗争。那么，你觉得应该怎样看待义和团运动？

**周锡瑞：**我觉得现在也有少数人盲目排外。我记得1986年来到中国参加义和团80周年的一个会议，正好那个时候开始讨论是不是反帝反封建（之前被定义为反帝反封建），有不少人说不能叫反帝反封建，根本没有什么反帝反封建。学者就在那里公开争论，大会上的发言还不肯定是不是反封建的；不过到1990年，就已经不是反封建了。到一百周年，那是2000年，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中国要进入WTO了，根本不要谈义和团了，不要把我们划入那个时代。所以，那几乎是批判和反对义和团的一个时代了。

当然，现在还有学者说义和团有爱国主义的因素在内；不过我想，人们也不以为然了，谁都不想看到中国的爱国主义是跟义和团有关的。义和团是时代的一个表现，我们不应该老以为要做一个评价，对现在来说有什么现代的意义。

清朝船队在白河上航行。图中还能看到他们攻打欧洲人时使用的炮台。由哈勒斯登的A.T.爱德华兹和利特尔汉普顿的N.P.爱德华兹拍摄。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燕京书评：用理性的眼光看，义和团运动中有反智主义、盲目排外的一面，但你在书中几乎没有这般强调。因为你是一个美国学者，你才这样做吗？

**周锡瑞：**这也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当然这个书先出版的是英文版，面对的是外国读者；外国读者之前写义和团，经常写成中国人反洋人、反洋教、欺负洋人，杀洋人，杀教民。我主要是要强调这一方面------得理解为什么中国一般的农民会这么仇恨这些教民和传教士。义和团当然有盲目排外的一面，不过我没有强调。我的意思是，要去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你要让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做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民主意识的人是太不科学了。

燕京书评：有人认为，义和团是用本土宗教抵抗外来宗教，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周锡瑞：**我更强调为什么变成宗教的冲突。因为两方面都在利用宗教，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权或是争利。一些教民入教就是因为跟哪一个人有矛盾，然后得到利益；一些老百姓反对洋教是因为教民欺负他。根本的宗教冲突，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因为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宗教冲突。

燕京书评：有研究传教士的学者认为，宗教在中国农村遭到抵制，很大因素是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权力结构，因为教堂一旦成为乡村新的中心，教民就会挣脱宗族力量的束缚，而士绅的权威也会下降。所以，士绅和宗族势力的主宰者就会出来反对，这与你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的解释有明显的不同。对此，你怎么看？

**周锡瑞：**这个现象倒是有，不过跟义和团有关的比较少。义和团主要是在鲁西北和河北那一块，华北很少。我也说了义和团为什么在那一带，就是因为绅士比较少，而绅士对于农村秩序稳定的作用很大。

燕京书评：我看到有读者对你这本书的意见，认为你的著作在高层政治外交方面的史料薄弱，对运动最终扩大化的解释力不足。距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三十多年了，你现在对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化有哪些新的见解？

**周锡瑞：**没有，因为没有做什么新的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官方的支持，而且主要是在满族官员在位的地方才扩大，南方没有扩大。山西、内蒙和东北都是满洲的官员，跟清廷有密切关系。具体说，主要是慈禧太后表态之后，义和团运动才扩大。

义和团一般用猪来代表传教士。竖着的牌子上是一些涉及宗教的政治画。他们到处散播这些画。 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溯源：教民获得了教会庇护，利用优势地位欺压普通民众

燕京书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在1987年出版，柯文的《历史三调》在1997年出版，他从事件、经历和深化的角度来考察义和团。这些年来，义和团的研究有很多新成果，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仍然是很重要的一本著作，这本书从地理、气候、灾荒、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政治、外交等多角度分析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从真实角度来说，戊戌变法对于义和团的兴起有怎样的关联？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跟戊戌变法是比较间接的关联。因为义和团本身就是一个民众运动，老百姓对朝廷里头争辩的那些事不太关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戊戌变法为了保国而提倡民团，康有为他们要办团练，这和义和团不谋而合。

第二，戊戌运动之后，慈禧太后又掌权了，好多外国公使就反对废黜光绪皇帝，这大概对慈禧太后也有多多少少的刺激，她要考虑这些老外在干什么。她肯定不愿意失去权力，这也导致她支持义和团。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的比较显示，太平军和义和团都起源于经济不发达且比较闭塞的地方。那么，地理-经济因素应该是义和团运动的必备条件吧？

**周锡瑞：**确实是必备条件。不过，在另一方面，那些比较闭塞和偏僻的地方，政府的势力比较薄弱；义和团兴起于鲁西北和太平天国兴起于广西，地理-经济是很重要的因素。加上广西客家和本地人之间互相交错，民族分布比较复杂，他们都有民团组织，把拜上帝会加进去，他说我们来保护你们社会组织......政府的势力薄弱是很重要的原因。

燕京书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显示，19世纪90年代是帝国主义最发达的时期，中国的教徒达到了史无前例地增长。德国公使为安治泰主教要到了二品官的顶戴，使得中国天主教会成为政府中的政府。在山东，天主教会拥有很大的世俗权力。你在书中揭示了它导致的连锁反应，这些外部因素对中国的老百姓刺激很大。

**周锡瑞：**这是让老百姓很讨厌的事。当然也有一些人看见教会的势力大了而想利用它；也有歪门邪道的人，还有土匪入教，让天主教来保护他们。因为天主教的教义也说了，平民是善人，我们要爱护平民，大家都有罪，不能看不起这些人。所以，教会里头有时候必然会说你们要接受我们的教义，要变成好人；你过去做罪人犯罪了，我们就原谅你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歪门邪道的人进入天主教，天主教的资料记载也比较多。这些人自己也说，天主教的势力大。

燕京书评：你的研究表明，很多加入天主教的教民获得了教会庇护，因而利用优势地位来欺压普通民众，比如包揽词讼，动辄利用教会力量欺压一般民众，让他们请唱戏，请酒席并磕头认错。就常情来说，一旦教民普遍这样做，就必然导致教民与非教民的矛盾。《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揭示，这种现象很普遍，对此我有一点点疑虑：1.这种现象是否真的那么普遍？2.这种容易引发冲突和报复的行为，是否会一再出现？

**周锡瑞：**这种事件肯定发生过，而且教会里面有文献记载。这方面有教民和传教士，有天主教也有耶稣教，耶稣教经常喜欢批评天主教，然后天主教也爱批评耶稣教。

当然像你说的那样，教民欺负普通民众，导致后者报复，而教民又要报复回来，所以是斗来斗去的。我觉得利用教会势力欺负人的现象，不见得会特别多。因为有几件事就报复，然后对方报复回来，影响就会大起来，就会传播开来。这种逻辑肯定是有的，最后出现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帮助你们去打抱不平，导致矛盾越来越大。

被英军俘虏的义和团。根据本报特约画家约翰-舍恩伯格的速写绘制。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真相：官府扩大了老百姓和教会、教民的矛盾

燕京书评：中国学者张鸣的研究认为，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盉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进行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边"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没有提及这一面，你在研究中是否发现？

**周锡瑞：**对，这一面肯定有。清廷让传教士到内地去传教完全是被迫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传教士往往也要建立一个教堂来吸引教民，他们经常就是要找一个比较大的合适地区，买下一些已经作废的老庙。后来老百姓发现基督教把我们的老庙买下来了就反对，其中士绅尤其反对，认为是邪教洋教在毁掉我们的老庙，所以不让传教士买这个庙。在这方面，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来抵制，这是我们的庙，一定要卖给你吗？不一定的，条约也没有那么说，外国说你们就是抵制我们，这个矛盾是很大的。但是，官府暗中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

燕京书评：关于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张鸣研究后指出，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据他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事实的后一半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那么，你在书中为何没有提到这种现象？

**周锡瑞：**很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两个村民互相之间的斗争，为了争地争财产，你的牛吃了我的庄稼，你不赔然后打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想要打赢，就让教士来帮，于是就入教，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就大起来了。有些教会觉得有人反洋教，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对付他们，他们就把事闹大了，小事变大事，大事变巨事，这样越闹越大。

一般而言，村民之间只有小矛盾，调解一下很容易；一有教主或者是领事来插手进去，那就不得了了。

在总理衙门门口的俄军士兵。卡顿-伍德维尔绘制。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燕京书评：张鸣还发现，在民教案件中，"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的指控，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谣言，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地方官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张鸣《被燎掉的大胡子》，《读书》1999年6月）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同样，《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也没有论及，为什么？

**周锡瑞：**我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没有直接写到这一块，国外有人研究这类教案。这种说法，我觉得是完全正确、完全合理的，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你在地方上做官，最麻烦的事就是教案。你想要的是把大化为小、小化为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刚才说到，天主教变成一个国中国，它可以直接通到总领衙门，总理衙门是中央的部门，它就通到省长、县长，又来找你麻烦。

外国人一干涉的话，那就是要把事闹大，才可以满足他的教民。两边都在骗，都在说话，清廷的地方政府说谎是常事，就是想解决问题，你们好好的，不要再闹了，不要影响我的工作，所以政府会又骗外国人又骗老百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考虑的是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你们两边可以好好谈谈，我们来调解这个；要是两者不想调解，那最后就是我不多说话，不公布信息，也不辟谣。这确实导致了普通老百姓对传教士、教民的仇恨越来越大。

燕京书评：1899年10月平原城西18华里的森罗殿战斗中，有大批义和拳拳民死亡，恩县和平原的农民觉得刀枪不入仪式不灵，义和拳自此消亡。直到1900年夏天官方鼓励，义和拳才再度兴起。（294页）既然义和团的神灵附体和刀枪不入都已经破产，劳乃宣也在处决义和团团民时当众戳穿了这种谎言，那么清廷为什么还是觉得义和团可用？让"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套把戏继续上演？

**周锡瑞：**这是宗教迷信，一直到现在还有些老百姓不想打预防针，担心打预防针会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这完全是迷信，科学就完全否定这个，连现代国家还有一些人相信这些。

对于法术失灵的现象，义和团有各种解释，比如他们的仪式没做对，没有让神灵附体成功，好像犹豫了，前天晚上跟老婆做爱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义和团说你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才对、才灵。

慈禧是否相信义和团"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谁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到那一地步她就已经看到了，这套东西其实是能动员好多人，朝廷可以利用这个来动员一大堆老百姓来保护清廷。

清政府致歉代表团前往德国：9月4日，德皇在波茨坦新宫殿中接见醇亲王。皇室成员洛茨（Looz）伯爵绘制。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反省：满族官员仇视洋人，利用义和团满足私欲

燕京书评：有人认为，毓贤的怀柔政策导致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扩大。你在书中强调，他希望公正地对待教民和拳民，并且强调了他对义和团"惩首解从"政策的失败。但你在书中也写到，毓贤到北京与王公会面时，表达了对拳民的忠诚和正义辩解，他还用一些证据证实了义和拳刀枪不入法术的魔力，这让那些苦于无法对付西方先进武器的人有一定吸引力。（319页）那么，毓贤对义和团的支持以及传播错误的消息，对于清廷后来与列强开战的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锡瑞：**这一块我没有仔细研究，因为我是研究义和团的起源，不是研究义和团的发展。不过，毓贤这些做法毫无疑问起到了作用，尽管这方面的文字资料比较少，而且一些回忆录不完全可信。但是，毓贤在山西任职之后很残忍，屠杀了那边的传教士，包括妇女和儿童。

燕京书评： 毓贤在山西残忍杀死了传教士以及妇女儿童。是否可以说，从山东任职开始，毓贤对于西方列强的蛮横和霸道一直怀有刻骨仇恨？

**周锡瑞：**在山东任职时，毓贤就是因为义和团的早期没有处理好而被罢官。所以，他对对西方列强的蛮横和霸道，对传教士和洋人确实有很大的仇恨。

燕京书评：张鸣的研究显示，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想要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但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反对，连西方列强也反对。端王眼看自己儿子难以坐上皇帝的宝座，对洋务派以及洋人简直恨透了。于是，清朝统治集团形成了以端王为首的排外集团，主张对洋务派和列强采取强硬态度。慈禧本意想与列强讲和，但端王载漪等人利欲熏心，居然伪造西方列强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帝的照会，这让慈禧大为震怒，于是决定和西方开战。你怎么看待他的观点？

**周锡瑞：**我所看到的不是当时的档案和史料，这都是个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做，有好多是野史里头的记载，不过都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符合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慈禧确实是想废除光绪皇帝，如果慈禧这样做了，载漪的儿子就能做皇帝，由于列强都反对，这件事干不成了，所以载漪要报复。

燕京书评：在平原冲突的过程中，义和团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兴清灭洋"，"洋"的具体含义从洋教扩大到总体反对洋人和洋东西。（295页）是因为进口棉纱、轮船等经济冲击造成了这种变化吗？

**周锡瑞：**有些人是这么一个说法，尽管在某些程度上会有这么一些因素，不过总的来说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义和团的发展不是在一个产棉花的大地区。

最早主张这个说法，主要是外国传教士。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推卸责任：中国人恨洋人，不是我们传教士和教会搞的，而是你们商人搞的，是经济原因。所以，对于这些记载，我是保持怀疑的。真正的有洋纱且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上海郊区那些地方，但那个地方就没有义和团。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大符合逻辑。

慈禧太后

燕京书评：你强调，每当农忙的时候，土匪和义和团运动就式微。1900年4月，鲁直边界下了一场雨，很多义和团的团民就回去播种了。这是从经济方面做的分析。那么，由于山东农民过度的贫穷，那么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这里面也应该有人希望参加义和团运动而获得权力、经济和其他方面利益。但是，你在书中对此基本没有提到这一块，为什么？

**周锡瑞：**我稍微提了一点，因为义和拳早期的那个人（似为赵三多的师傅姚文启）是从外地来的，他也可以说是游民，有传教的意识，用这个来造成地方势力成名，他也能治病，能拉一些朋友。我觉得，随着义和团后来的发展，办一个练拳的地方，有老师在那里，他能多挣一点钱，有更高一点的地位和更大的影响。这肯定是有的。

燕京书评：义和团杀害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你强调主要是教民。但是，我看到一些学者的研究，义和团也杀死了很多不是教民的中国人，但你在书中没有写到这一块。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锡瑞：我主要是看山东的情况，义和团开始时就是这样的；义和团运动扩大之后，尤其在天津、北京那些地方，比如说北京的外城前门那边不是烧了一大块地方吗？那肯定是义和团人为烧起来的，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也是受害者。不是教民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死，这种事情肯定是有的。

燕京书评：对于西方列强而言，蛮横的帝国主义行径引发了中国人的排外和民族主义。对于中国而言，君主制对应于西方构建的世界秩序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在义和团运动中，西方列强和中国各有那些地方需要反思？

周锡瑞：义和团事件之后，列强是有反思的，这有史料记载。西方人觉得我们还是得小心一点，要不然一爆发，老百姓全都反对外国人。

比如说赔款之后很多年，美国、英国、日本都觉得要利用庚子赔款浮溢的部分或余额，让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而不是利用这个来欺负中国人。让中国发展，对列强的经济利益也有好处，因为中国发展后可以买他们的东西。

义和团爆发那一段，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就以为中国可能要被瓜分了，这一块英国的，那一块日本的，这一块美国......真正把整个国家分裂。但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人还在谈这个话题，外国人就觉得这不行，要保持中国的统一。所以，义和团是对帝国主义起到了正面的抵抗作用。

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美国学者周锡瑞在本书中以详尽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尚武、民谣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作者简介

周锡瑞，1942年出生，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长研究现代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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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余雅琴 全文共 4138 字，阅读大约需要 8 分钟

彰显草根精神，表达底层关怀是香港电影的传统。9月19日上映的电影《麦路人》，被看作是港片的"中兴"之作。考察这部电影的叙事，可以发现其中弥散着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底层之死"正在替代草根逆袭的故事...

你见识过零点之后的麦当劳吗？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24小时经营的麦当劳成为无处可去的人最好的栖身之所。在这里，只要不打扰其他客人的消费，不仅可以获得食物的补充，还有洗手间可以梳洗和方便，过夜也不会被驱赶。因此，各地都涌现出一群以麦当劳为家的流浪者。这类群体被叫做"麦难民"（McRefugees）。
2015年，一名妇女在香港一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餐厅内孤独死去的事件，引起港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2016年，导演黄庆勋开始筹备一部叫做《麦路人》的电影，随着调研的深入，他将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写进了这部电影里。

《麦路人》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段辛酸往事

「《麦路人》揭示了香港社会的不公」

《麦路人》是黄庆勋的处女作。在做导演之前，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香港影人，在多部电影中担任过副导演。《麦路人》是他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之后的集大成之作。该片云集了郭富城、杨千嬅这样的大牌明星，还特邀到万梓良、鲍起静等久违银幕的老演员，颇能唤起影迷的怀旧情绪。在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麦路人》获得多项提名，被普遍认为延续了香港电影的草根文化。
这部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也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港式童话。"麦路人"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也是粤语谐音"陌路人"。故事围绕着一群生活在24小时快餐店里的陌生人而展开，讲述了失意的金融才子博哥从风光无限到无家可归，只好寄居在快餐店里过夜，从而结识了一群以此为家的沦落人，结成了临时家庭。
博哥是这个临时家庭的"大家长"。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带领着一班无家可归之人为生活打拼，尽管已经陷入绝境，但他挂在嘴边的依然是成功学的话术："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他的出现，为小店里其他的"麦路人"，带来了生活的希望，让大家有了凝聚力。
这部电影将这群社会中的"无名者"遭遇，用电影的方式展现出来；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港版的《小偷家族》。尽管故事有一些相似性，《麦路人》的社会背景却极具香港特色，直指香港的社会现实。据社会学者调查，很多在麦当劳居住的人并非没有工作，但他们的薪水太低，以至只能将钱花在最基本的食物上，而没有能力再去租房。
时至今日， 在深水埗地区一间大约3.3平方米的劏房月租要2000港币。根据2019年年底公布的政府数据来看，被界定为贫困人口的人数高达140.6万，占总人口20.4%，其中高学历者的占比竟然高达3.2%。可以想见，生活中的"麦路人"，一定面临着比电影中更艰难的处境。

《一念无明》展现了香港人逼仄的生活环境
遗憾的是，这部电影虽然搭建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框架，却没有让电影具有本该承载的批判力度。电影的温情过于泛滥，仅仅给予了观众片刻的温柔，却没能指出主人公悲剧背后的根源。黄庆勋似乎有意识地借此来呼唤港人的团结精神，让剧情陡然变得滥情起来，失去了本该有的思想深度。

「"草根精神"是香港电影的精神内核」

有评论者认为，《麦路人》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纯正港片，因为电影表现了香港独特的市井气息。香港电影辉煌的基础，就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因此，市井电影一直是香港电影的主流。上世纪70年代，许冠文兄弟创立的"许式喜剧"点燃香江。他们的电影，擅长以小人物对权贵的挑战和戏谑作为电影的笑料和包袱，切合了彼时兴起的香港市民精神。
1970年代末期开始，在香港"新浪潮"一代导演的带动下，又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问题意识的新锐电影。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张之亮的《笼民》（1992），以一群贫困到只能群居在危楼之中的床位、以铁丝网相互隔开的"笼民"为主角；后来大楼要拆，"笼民"向资本家和政客抗议无果，不得不搬出赖以生存的家园。这部电影，将香港电影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罕见地彻底批判了香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还将社会最基层的香港人精神立了起来。

《笼民》是一部香港现实主义电影力作

《笼民》里的底层生活和底层抗争
1997年，陈果导演的处女作《香港制造》惊艳影坛，他书写了一个彻底残酷的"青春残酷物语"，电影主人公是一群彻底无根、自我放逐的年轻人，他们对未来没有期待，对死亡既恐惧又迷恋。男主角中秋的生命与两个脆弱女孩交集：留下两封遗书跳楼自杀的女中学生阿珊、等不到合适肾源医治绝症的濒死少女阿屏。在世纪之交的尾巴上，他们的形象为香港电影增添了异色。

《香港制造》中的底层青少年生活充满异色

1999年，周星驰导演的《喜剧之王》横空出世，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电影塑造了失意的群众演员尹天仇，以"草根逆袭"的浪漫"无厘头"形象收获了大众的感动。作为周星驰电影的典型人物，尹天仇不论受到什么样的屈辱都微笑面对，最终获得爱情，也找到了自我。电影的经典台词"其实我是演员"，彰显出了草根阶层的尊严感。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身在底层，人生选择不多的男主角总是可以在逆境中求生存，在失去一切之后触底反弹。直到那时候，"打不死的小强"也依然是香港草根精神的化身。

《喜剧之王》中的底层互助建立在"浪漫爱"的基础上
进入到新千年后，许鞍华于2008年拍摄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可以算是关注草根阶级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天水围是香港最大的底层社区之一，居住着大量以体力工作为主的香港基层蓝领。在他们中，不少人选择和内地年轻女性结合，出现了大量因为家庭矛盾而引发的暴力案件。
在许鞍华这里，她没有渲染在新闻中被描述成"悲情城市"的天水围地区，将这里发生的底层互害的暴力事件作为自己典型的核心，反而挖掘出普通人之间的温情。女主角贵姐14岁就出来打工，先是供弟弟们读书，后来结婚生子，很早就守寡了，又一个人辛苦拉扯孩子阿安长大。她和新邻居阿婆成为了忘年交，两个人在看似平淡的交往中建立了底层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在一粥一饭的交往中，许鞍华重新塑造了透着死亡气息的底层生活，赋予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微小的闪光。

「近年来香港电影中的"底层之死"」

《麦路人》继承了香港电影一贯的底层关怀，并试图将故事情节和现实对接；在表现香港底层生活状况时做了很多艺术处理，快餐店里的人物关系被导演人为地构建出了社会学研究的意味。
这部电影以一间小小的快餐店店为乌托邦，其中各色人等代表了香港社会不同的阶层，也折射出一个个具有悲剧性的香港故事。不同的人物，尽可能丰富地代表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比较详尽地反映了社会问题。主角是一位破产的中产，他代表着人们对阶级下沉的恐惧，更深深地质疑了香港金融业的合理性，颠覆了香港价值的核心；拿不到身份却和香港人生了孩子的"大陆妹"，持续着香港电影人对"中港关系"的思考；摆摊卖画只为了吃上一口饱饭抢劫入狱的"口水祥"，是当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离家出走、手不离游戏机的深仔，代表了无望的青年一代；他和忙于工作而忽视妻子，导致其自杀的"等伯"形成一个对比，后者隐喻着上一代港人拼搏所付出的代价......

郭富城饰演的博哥是落魄金融精英
电影的最后，博哥身患癌症，他终于决定搭上看望母亲的公交汽车，却还是倒下了......作为故事的终结，这个结局多少过于戏剧化，但有心人却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博哥作为金融精英的浮沉遭遇，也完全可以映射香港这座城市渐渐失去金融中心地位，失去往日荣光的处境。
近年来，不断有香港新导演拍摄出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翁子光的《踏血寻梅》（2015），许学文、欧文杰、黄伟杰三位导演的《树大招风》（2016），黄进的《一念无明》（2016），陈小娟的《沦落人》（2018）......这些作品无不以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年轻人出路无望等主题，借此表现年轻一代对前途的绝望。这些电影继承了以陈果为代表的香港独立电影的创作脉络，以影像的方式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踏血寻梅》里有着绝望的死亡气息
香港电影的题材，越发从塑造都市传奇转变成对残酷现实强烈批判，颇有当年"香港新浪潮"的转型势头，只是在这外部环境不再是那个经济飞跃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即使拍出了出色的处女作，也很快就沉寂了。
伴随着这种"出道即高峰"的状态，一种关于"死亡"的集体无意识也在作品里弥散。对死亡的直接表现，在《踏血寻梅》中还是"援交"的大陆女孩被香港底层男性残杀肢解；到了《树大招风》就成了"贼王"成为挑战权贵的英雄，最后慷慨赴死；《一念无名》则将内心的暴力转变为具有象征意味的弑母行为......层层激越，直至高潮在退回到绝望之境。女导演陈小娟的《沦落人》的男主角，已经是无法再反抗的残疾人，只能和阶级地位比自己更边缘的年轻的菲佣互相取暖获得一点生的希望......
沿着这条脉络，在《麦路人》里固然有底层的守望相助，但主角博哥从高处跌落后，最后的归宿也必然是死亡。近年来香港电影中的"死亡叙事"逻辑，在《麦路人》的叙事中再次获得验证：从极端暴力的反抗到无声无息的死亡。
电影之外，随着中国电影格局的改变，香港电影从辉煌到式微，渐渐地从主流观众视野中退场。《麦路人》上映一周以来，也仅有1600万票房。在如此颓势下，《麦路人》反而成为"港片已死"论的佐证，可谓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内容简介

理想国典藏版“木心全集”，汇齐15种文字著作（含讲稿《文学回忆录》《木心谈木心》），收入木心晚年定稿、作家影像、创作手迹等，一字一句，悉从木心生前的文稿原貌（及陈丹青听课笔记），均首次布面精装——

【一】 木心讲稿系列3种

（1）《文学回忆录》（上下册）——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文学的福音书。

（2）《木心谈木心》——在历时5年的“世界文学史”课程中，木心曾应听课生再三恳请，于1993 年3月7日至9月11日，以9堂课的半数时间，讲述了自己的文学写作。

（3）《鱼丽之宴》——为什么木心是木心，Who is who？木心自己公布的一本“答案之书”

【二】 木心散文小说系列6种

（4）《哥伦比亚的倒影》——作为木心晚年编订的首部简体中文版作品，收入《九月初九》《竹秀》《空房》《哥伦比亚的倒影》《明天不散步了》《上海赋》等颇具木心行文风格的作品13篇。

（5）《琼美卡随想录》——木心晚年定稿，一字一句一个标点都十分讲究，体现含而不露的一贯风格。

（6）《温莎墓园日记》——循着小说集里的末篇“温莎墓园”，看罢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爱情回顾展”，犹居尘世的男男女女都不免想起自己，自己的痴情，自己的薄情。

（7）《即兴判断》——关于生命的高远与不可知，木心奉上一份轻盈的“美学判断”。

（8）《素履之往》——“素履之往”，源自《易经•履卦》：“初九，素履，往无咎。

（9）《爱默生家的恶客》——木心晚年重新编订的一部散文小说集，曾笑称“我的起点太低”，收有首次面世的小说，还有木心首篇专写沮丧的文学作品，并重解三言二拍，呈现中国古体小说的新风格。

【三】 木心诗歌系列6种

（10）《西班牙三棵树》——木心的长短句，一部处处潜伏着“精神密码”的木心诗集。

（11）《我纷纷的情欲》——“尤其静夜，我的情欲大，纷纷飘下……”收入100多首诗作，诗集首版时已72岁，可见当年旧迹。

（12）《诗经演》——依据《诗经》创造性地注入现代内容，每首14行，整整300首。

（13）《巴珑》——“巴珑”本是马德里的一种酒壶，在西班牙，也在木心的收藏里。

（14）《伪所罗门书》——不期然而然的“木心”个人成长史，一个抒情诗人的史诗。

（15）《云雀叫了一整天》——特别收有《从前慢》原汁原味的小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以及木心金句纷披的代表诗篇。

作者简介

木心（1927—2011），本名孙璞，原籍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82年定居纽约，晚年归根故里乌镇，被海内外华人视为深解东西方艺术传统的精英和传奇人物。

生前定稿出版有文集13种著作，即散文小说系列6种《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即兴判断》《素履之往》《爱默生家的恶客》，诗歌系列6种《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诗经演》《巴珑》《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引发刷屏的小诗《从前慢》即来自《云雀》），包括答问录1种《鱼丽之宴》。逝世后，另有“世界文学史讲座”整理成书《文学回忆录》（即听课学生陈丹青笔记），及作为《文学回忆录》补遗的《木心谈木心》。陈丹青说，《文学回忆录》布满木心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不止文学。英国BBC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世界文明》（20世纪以来的公众艺术教育电视片经典），中国部分，拟拍摄宋元以降的山水画。这部影片将探讨逾千年的中国山水画之路，摄制组为此来到乌镇的木心美术馆，拟将画家木心作为BBC千年历程纪录片的“一个开场的故事”，以诠释艺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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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喝的样子！

@NodeBE4 #102765 谢谢，但是提交备份的 url 不对。

9月1号，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一切都太过于平淡无常了；对于中国人而言，它是新学年的开始时刻；对于我们而言，燕京书评正式上线了。在今天，或许仅仅是上线；在未来，它天然地不满足于此。

说到底，燕京书评的诞生，不仅属于媒体革命的新象征，也将是汉语想象的新代表。和那些伟大的媒体一样，它同样诞生于剧变的转型时代。曾经，那些伟大的媒体解读过知识与思想的魅力，我们也可以阐释新科技的价值；他们曾目睹过柏林墙的倒掉与纽约世贸大厦的崩塌，我们或许也将看到世界新格局的诞生。相信着，你我都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国创造了自己的角色，世界诞生了各自的故事。在庞大的时代叙事之下，无论是东方的崛起，还是西方的裂变，上演了无数等待着被发掘的未知故事，也发生了无数等待着被梳理的隐秘联系，等待着我们的目光，也等待着我们的声音。在那些伟大的人类故事面前，谁又能真正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呢？在那些未知的隐秘联系下，谁又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正是基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催促，燕京书评生逢其时地孕育而生。它既可以是狭义上的文化媒体，也可以是广义上的文化平台。尽管以书评为名，但我们试图去拓宽书评的边界；尽管书评属于名词，但我们试图让它成为动词。借助文本的想象和评论的力量，我们扫描世界思潮的动态，观察人类观念的变迁，细数全球生活的流变；去目睹伟大的事件经过，也去理解卑微的生活姿态；去欣赏人类的杰作，也刻画人间的败笔……

燕京书评，试图用文字和想象，尝试着理解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当然也尝试着理解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像马尔克斯那样，对着世界发生的一切未知进行指指点点，在中文舆论的场域中，树立起独特的标识；在日益庞杂而又碎片化的信息洪流中，发出本该响亮的声音。

毫不犹豫地，我们希望能够天然地顺从言说的欲望，既不虚张声势，也不沉闷乏味，在描述世界的同时，毫不吝啬自己的鲜明观点，呈现汉语世界的独特视角，展现中文媒体的努力尝试。毕竟，无论是浅薄的描述，还是深刻的分析，最终期望着能够提供强有力的判断。在未来的回顾中，无论观点的对或错，无论姿态的优雅或笨拙，它们都将成为一份历史的底稿。

就像18世纪初的荷兰，文字工人与图书商人通过异域地理的图册典籍，为欧洲大陆输送着最新书写的世界景观、异域风光和外国风俗。尼德兰的文字工作者们，堪称那个时代的全球观念搬运工和世界文化经纪人。他们推送着异域形象的最新描述，不仅推动了出版行业的变革，也展现着欧洲以外世界的无限魅力，更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融合；推动了新的表达方式，打开了欧洲人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形塑了当时欧洲人的全球视野和世界观念。一代好奇的荷兰人，印制了整个世界。

和那个年代一样，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全球化使命尚未完成，技术性革命仍在继续，人类的想象与人类欲望一样，从来不曾有过满足。在这些事情面前，媒体应该扮演着更加关键的角色，文字工作者也该发出更加多元的声音。燕京书评，希望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参与到对世界的描述和对时代的理解中去：重申文化想象，重塑文字力量。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就像以赛亚·伯林说过的那样——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都源于个人困境，在你我对世界的困惑之前，一起去探讨人类的事务。或许，这份理想主义在当下看起来有点过分，但我们拥有充分的自信，去实践这么一份可能。这份实践的可能性，取决于我们的理想，也取决于你们的关注，更取决于你们和我们的并肩前行。

的确，真是时候了。

——执笔：《燕京书评》主编萧轶

@NodeBE4 ，能麻烦把这个公号内容同步到观点么？

内容简介

你拥有“经济安全感”吗?

不必工作就有收入，这可能吗?

“基本收入”会导致不劳而获吗?

“基本收入”，是定期无条件付给个人一笔适当数额的金钱，给人最基本的经济安全感，让他在所属社会中即使碰到极端状况也能够生存。从马斯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霍金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都认为基本收入是一项公民应得的“新人权”。

盖伊 • 斯坦丁是 “ 基本收入地球网络 ”( BIEN ) 的创始人，本书是对无条件基本收入最清晰简明同时也是最全面深入的阐述，从基本收入出 发，反思个人工作与生活的意义，以及如何让社会迈向拥有实质正义、自由与安全的未来。

作者简介

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经济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研究员，“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 的创始人、名誉联合主席，曾任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社会经济安全计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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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sha #102726 默默搬运一篇：明海英：情感社会学：通过情感透视时代精神

长期以来，情感被视作个体行为，与社会背景关联不大。不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方兴未艾的"情感研究的革命"，让情感成为诸多学科的热门话题，也催生了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出现在西欧和北美。情感社会学关注哪些话题，研究者又如何测量微妙的情感？

通过"情感人"洞悉社会

在大量社会问题面前，当理性主义范式和心理学无能为力时，情感社会学应运而生。

30多年前，情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进入了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社会学家从各自的理论传统出发，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情感这一主题上来，发展了自己的命题和假设。古典社会学有重视情感因素的传统，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成伯清看来，情感在社会学中的回归，首先是社会学日益重视和转向日常生活。同时，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上的进展，为社会学分析情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手段。

有学者表示，情感社会学的发展呈现出理论取向多样化的态势，成为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等理论中的新兴分支。

"社会学把情感视为一种'主观社会现实'。"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郭景萍表示，情感社会学关注的是情感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情感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过程、情感的社会构成和功能以及情感的社会问题。在成伯清看来，情感社会学不仅以社会学的视角探索情感现象，而是试图通过对"情感人"的社会学透视，更准确地洞悉社会甚至重新校准社会学的视角本身。

借助信息技术把握"情感的冲突"

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郭景萍强调，必须研究现实中的情感现象、情感问题，以活生生的情感经验来揭示和证实情感的本质和结构、意义和功能，使情感社会学发挥指导生活实践的作用。在她看来，注重对具体情感社会现象的研究是情感社会学成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郭景萍表示，早期社会学家对情感的研究主要是宽口径、高层面、大范围的，着重研究一般的情感现象。后期的研究愈来愈具体化，一些对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情感现象得到了系统研究。

目前的情感社会学研究，在繁荣的外表下也潜藏着深层次的问题。成伯清对记者表示，受时下风气影响，如今的情感意象更多带有生理的和转瞬即逝的情绪色彩。而对情感附着的历史维度，特别是情感对于生命的深层意蕴，缺少应有的关注。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彻底改变了当代人的情感交流方式。网络交流不断扩大情感支持的范围------不受年龄、性别、长相、地域、职业等限制，交流的成本和负担大大减少。有人甚至预测，人类的情感结构可能因互联网而发生根本改变。

面对新时期情感变化的挑战，成伯清非常乐观。"得益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大数据分析方法，目前宏观层面的情感和情绪研究出现了令人兴奋的新局面。"成伯清举例道，比如，通过超级计算机对新闻报道中的情绪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和编码，可以精确预测重大事件的发生；利用软件程序来处理海量网络情感信息，可以监测网络上的公共情感趋势，还可以借此绘制情感地图，把握整体情感分布样态。

成伯清表示，技术发展使得从经验上把握"情感的冲突"成为可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提出具有社会学意味的现代情感问题，以有效透视时代精神。

用新技术测量情感的微妙变化

情感既是一种内在心理现象，又是一种外在社会行动；既是一种经验变量，又是一种价值体验。在研究方法上，成伯清介绍，情感社会学多是依赖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使用民族志式的深描，以体现情感体验的社会脉络和复杂意蕴。也有使用档案、传记、日记、信件等文本资料，以厘清情感结构的嬗递。

当前，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活动来测量什么类型的反应将激活哪种具体情感，或者通过录像短片给被试者呈现逼近真实的生活情景，然后测量他们的反应。不过，这些方法也有其不足，即被试者脱离自然社会情景。因而，郭景萍倡导以实证主义社会情境方法研究社会情感。她建议将情感放在一定的实践和空间中来考察。

情感是微妙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如何测量情感是情感社会学研究中的难题。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在其合著的《情感社会学》中表示，采用新技术，如脑成像技术、视听技术等，能够使社会学家测量到从最强到最弱的情感，进而分析情感的内在机制。

为了使一些不可观察的情感反应也可以通过一定方式进行测量，少数社会学家呼吁测量情感的生物学基础。正如《情感社会学》中介绍的，把电极贴于面部不同的肌肉，通过面部肌动电流图测量具体肌肉的激活情况；通过皮肤电反应强度测量汗腺的激活程度，间接测量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情况；通过心电图仪测量心率的变化以反映某种具体情感等。

目前对情感生理反应的测量主要局限在自主反应或内分泌反应范围内。要取得新的突破，社会学家应该深入思考，为测量大脑的活动和肌肉骨骼的激活寻求新方法。

之前正好有 @潮朔 推荐过局外人 L'Etranger - 今天偶然发现的好游戏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11-game-on-letranger/

特约撰稿人 池骋

时间胶囊

"我想做的，是一个时间胶囊。"

游戏《局外人》的主创之一企鹅君告诉我，"凝结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出生的这一代年轻的人的高中生活。"。

伴随著高考英语听力考试熟悉的开场白、窗外焦躁漫长的蝉鸣声，《局外人》的开局就以几乎暴力的方式把我拖回生命中那个难忘的夏天。

《局外人》游戏截图

"叮铃铃铃铃------"考场上骤然响起刺耳铃声。高考结束，你扮演的主角"高考猎人"西西弗又一次圆满完成任务：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在高考结束后，回到高三，替人读书，替人高考，从中收取丰厚的报酬。这一切对西西弗而言是噩梦般的存在。如果有得选，谁会愿意回到高三重来一遍？可很多时候命运的悲剧之处就在于没有选择，就像西西弗的名字所指涉的，古希腊神话中那个不断推著石头上山、又眼睁睁看著石头滚落的西西弗斯一样，这是每个人都无可避免的荒诞。

高考，是诸多荒诞的汇合点。社会的、家庭的、个人命运的，各种各样的荒诞都将在这个特殊事件的检验下现形。我玩过不少关于高考的国产游戏，但像《局外人》这样独特的视角还是头一次。如果说《中国式家长》让我们看到中国式代际轮回，那么《局外人》在有意为之的间离视角下，反映高考制度内部的轮回。如果说《中国式家长》是一种"去历史的轮回"，好像所有人都活在往复循环的真空当中，外部世界和集体记忆都是不存在。那么《局外人》则索性把游戏建构于某一段特定的集体记忆之上。当《局外人》谈论高考时，主创们也在努力谈论这个社会。

烙印

玩《局外人》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对于那段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来自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开头提到的高考英语听力开场白，一听到就要去操场集合的《义勇军进行曲》，群魔乱舞的《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舞动青春》，以及在课前敷衍了事的眼保健操音乐⋯⋯

这些声音是打开记忆之盒的钥匙，一播放就牵动起旧日情绪。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我就靠在椅背上放空了10分钟，回想起从教学楼走到操场上那条长长的校道，有时候我会在路上遇到喜欢的男生，更多的时候我会跟姐妹们在路过的食堂买刚出炉的鸡腿，而《义勇军进行曲》就在我们的周围环绕著、漂浮著、悄悄钻进记忆最深一层。

发誓文化。游戏截图

企鹅君告诉我，很多玩家热衷于猜测游戏中那所高中的原型。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到西南，猜什么都有，这让制作组感到自豪，"说明我们写出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高中生活的共同记忆"。人们的猜测说明我们的高中生活有著为时代所限定的相似性。与《中国式家长》那种仿佛在真空环境下升级打怪的轮回不同，《局外人》指出，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主流叙事将会塑造特定的集体记忆。许多年过去之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时代留在身上的烙印。

游戏中，西西弗就读的高中都是我们曾经的影子。按成绩分配的班级和座次、枯燥重复的学习任务、打浓重官腔的国旗下讲话、操大嗓门的主科老师、紧锣密鼓的高考氛围⋯⋯这一切都太熟悉。甚至连主角在高中认识的同学，也都跟我当年的一样。真穗是那种从来没有过叛逆期的乖乖小孩，除了念书以外什么也不关心；奈鹤则对生活中的一切都保持著疏离冷淡；茨维娅显然是每个班上都有的"刺头儿"，活跃积极，看什么都不顺眼。除此以外还有动漫死宅、一本正经的学生会会长等人。

人物设计。游戏截图

遵循传统的 Galgame 玩法，因为一些偶然的事件，主角西西弗逐渐与这些人产生联系，并且在各种选择中和女孩们发生化学反应。如果你玩过 Galgame ，可能会一早选定打算攻略的女主角，在积累她的好感度。《局外人》也有好感度系统，但你不知道要多少好感度才会触发"浪漫事件"，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好感度才能"刷满"。事实上，玩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苦心孤诣的经营只是无用功。主创林政俊在另一篇报导中表示，这种状态更接近他在高中时体会到的恋爱感觉。

在《局外人》中，这样的戏仿屡见不鲜。戏仿 Galgame，戏仿回合制战斗，戏仿日式校园恋爱，戏仿一场革命的发生，无不蒙上一层淡淡的嘲弄。林政俊告诉我，"我们都看过很多日本校园题材的作品，但日本的作品讲的是日本的故事。"在他看来，日本作品中的恋爱、热血、湛蓝的天空和鲜艳的色彩，并不是国内高中生真实的生存环境------哪怕是日本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也一样。编程Lan说，"那和我们感受到的压抑的生活体验是不太符合的。"

而剧本策划企鹅君说想表达的东西比纯粹的高中生活经验更深远一些。"对我来说，这个游戏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在讲高考、讲教育，我想探讨的问题有很多，而高考和教育只是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中的一部分。"

他们讨论的方式，也许是在戏仿途中，运用大量政治隐喻和政治符号，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这是相当大胆的尝试。

政治表达

游戏分为 Introductory Chapter（IC）和 Closing Chapter（CC）两个部分，如果说 IC 还只是在描绘中零星地加入政治隐喻作为背景，那么CC就彻底放开所有的忌讳。CC的开头，游戏用蒙太奇手法重温建国以来最血腥的集体记忆之一：起初只是激昂的口号和热烈的抗争，很快情况急转直下，政治定性和戒严命令接踵而来，最后在一片混乱和火光中，只听得见巨大的枪炮声。

对于六四的描绘。游戏截图

在这种对六四的历史记忆渲染下，整个CC的主题就是浪漫到几乎失真的校园革命，目的是推翻学校暴政。剧情显然参考了真实事件：藉著校长受贿垮台的偶然契机，学校出现短暂的权力真空，学生们开始宣泄对于教育制度和校园管理的各种不满，甚至在校方默许下拥有了一段时间"大鸣大放"的自由。然而好景不长，学校的领导班子一换，手腕强硬的教导主任上台，这场"革命"被迅速镇压。

游戏发行后，中文网络上评价《局外人》"夹带私货"，但主创们认为，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是最自然的，因为政治本来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存在，真正诚实的做法就应当是直视它、谈论它。"国内的电影、音乐、文学作品，没有应有的那种产出。"企鹅君说，"反正游戏是轻量级的实验品，并不像传统的影视和音乐创作一样前期投入大量的成本。我们就当作没有审查这回事，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写一个故事，会写成什么样呢？"

《局外人》的剧情就是这种心态下被创作出来的，也的确浩浩荡荡地跨过了审查的那条线。

有的玩家认为制作组就是主角西西弗的化身，认为制作组像西西弗一样有心理疾病，负能量爆棚。有的玩家认为制作组和茨维娅------游戏中的革命者角色是重合的，这些读者写信给主创们写信，向他们"致敬"。 谈到这一点，制作团队有点无奈。在他们看来，对茨维娅也好，对剧情中的那场校园革命也好，自己持有的都是批判性的视角。激进的领导者茨维娅，在最后才被揭开出身：她来自富裕的资本家家庭，在她"闯祸"以后，开明的父母愿意为她支付国外的音乐学院学费。

经历过六四的英语老师。游戏截图

而看起来是反派的教导主任夏甲，指出茨维娅的"自私"------那些先进理念和勇敢举措，背后都需要强大资源支撑。夏甲在剧情设定中是曾经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学生，他对茨维娅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有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它的代价，它的牺牲。而这梦想的价格，正是你们偿付不起的"，这仿佛也是他对于过去回忆的最终回答。

"镣铐"与"狗哨"

韩国女艺人李孝利在综艺节目中说想取个中文艺名，随口说想要叫"毛"，就被中国网民翻墙辱骂数十万条。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张meme，图中是无数条密密麻麻的红线，两个小孩在红线中小心地匍匐穿梭，图的上方一行红字显目地写著，"不要随意触碰中国的底线"。

人们曾经热衷于猜测那些底线究竟画在哪儿。为了作品------哪怕是一篇公众号文章和长年来记录生活的微博帐号------能够存活更长时间，大家小心翼翼地与那条薛定谔的底线周旋。

一些创作者戴著镣铐跳舞。企鹅君提到《潜伏之赤途》。《潜伏》原本是一款橙光游戏，后来被改编成了互动电影游戏《隐形守护者》，在各大平台上都获得了压倒性好评。在企鹅君看来，虽然在题材和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作品和《潜伏之赤途》"在精神上有些相似"。

"《潜伏》试图探讨很多政治话题，是来自体制内部的思考。"但改编之后，原作中很多问题都被弱化，企鹅君理解这种做法。"我觉得这也是国内开发者正常的想法，你肯定希望自己的游戏能卖出去，对不对？然后慢慢就会做出这种妥协。要获得更多资源的话，肯定就要在一些本来想要表达、但是也并不是那么核心的话题和想法上做出妥协。"企鹅君说，"我不觉得这样的创作者是不真诚的，或者商业化是不好的，商业化挺好的。"

《局外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他们自知已经远远超过底线，又不愿意在内容上模糊妥协，主动放弃了在内地广泛运营的可能。"我们是小团队，我们不要脸，我们干脆不考虑这些，转到墙外去运营了。"

Eddie 负责后期宣发。Eddie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让更多人玩到这个游戏的同时，更要注意不让游戏"出圈"。"出圈"意味著让那些不但完全接受不了游戏内容、可能还会举报或者人肉开发组的群体玩到这个游戏，意味著难以掌控的危险。

微博、豆瓣、推特、知乎等平台上都有《局外人》的相关内容，关注人数不算多，但讨论质量都比较高。这是 Eddie 有意控制的结果。他告诉我，在社交媒体上，"最初的传播链是很重要的"，他倾向于先找朋友转发，朋友又会找朋友的朋友，这样就大致能将传播限制在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

另外一道安全阀是他们在游戏中使用的语言。Eddie告诉我，美国政治里有个概念，叫 dog whistle，"狗哨"，意思是你吹出一个超出人类听觉范围的高频率哨声，只有狗能够听到，也只有狗会被吸引过来。同样道理，为了躲避审查机制，中国政治舆论圈中存在著大量"黑话"，缺乏安全感的人依靠这些"接头暗号"交流。这是行之有效的对玩家进行分层和筛选的办法。"有些人一看到这些词就会知道，是自己人"，Eddie说。

游戏里充满隐喻和"黑话"游戏截图

我已经忘记这个游戏是怎么在茫茫的网络中被我找到。但我会打开它，就是那个极具标签化的名字"局外人"和高考的背景。这无疑是"狗哨策略"的成功案例------只要你在作品里堆砌足够多类似的元素，就会有同温层的朋友循著声音和气味而来。

从结果来看，"狗哨策略"的效果不错。"无论是软性的还是硬性的屏障，最终是把那群可能会对这个游戏产生深刻仇恨甚至想要举报的人排除在外了。"制作组一直对可能招致的反应风声鹤唳，但想像中的对手并没有出现。"这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Eddie感叹道。

失手的时候也有。他曾经到S1论坛上做宣传，结果反应很不理想。他的帖子被转到游戏区外，吸引了一堆"粉红喷子"，指责他们是"loser"、"肥宅"、"精日游戏"，场面一度混乱。最后论坛的管理员删除了所有相关帖子。

请回答2020

"世界的发展根本不在我们的想像之内。"

林政俊三番五次地感叹，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时候"是2016年，那时他们刚刚写好游戏的剧本，觉得这样的故事可能会吸引很多潜在的玩家。编程Chris表示，"我们试图把这些东西给一部分人------至少在当时还处于中立心态的人看一看，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让他们思考一些事情"，这是他们的初心。

但游戏做完了，时代也改变了。到了今天，这部作品的意涵变得不可解释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政治光谱已经不存在，剩下的只有头脑里轻易被触发的报警器------任何试图谈论政治的作品，不管内容如何，先审查作者的立场和目的。

"只要你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比如说你讲六四存在过这件事，就会有一大堆人直接当场爆炸。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你想在六四存在过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这样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夹带私货了，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不容的。"

曾经那是个好时候。游戏截图

讨论的基础已经消失了。不用说温和派没有空间，光是提到那些事情的存在，就仿佛已经构成了道德上的过失，或者"构成了对整个政治信念体系的冲击"。

"一旦有了夹带私货的判断，看到你们在讨论革命，看到你们在隐喻六四，就会质疑你们是不是就是想说六四是好的、革命是好的？我猜他们有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林政俊说，"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大家能好好坐下来读一读游戏里各个角色的说法，然后再自己做出判断，但现在已经很难了。"

"我们还是硬著头皮把它放出来了，我们想完成当时心目中的那种表达。"企鹅君说，"如果这样一件事是做不成的，我们至少也尝试过了。我觉得构建一个沟通的平台这件事情还是有意义的，或者至少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大部分的潜在玩家看到这一点就已经炸了。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但我们也无法改变它。"

舆论空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窄。每天都有无数作品依据新的标准修正自己。对于在内地生活的人来说，这种对于底线的意识，是自发的、本能的、潜意识的、不受控制的。就像我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记忆一样，有些东西是无孔不入的。都说中国人是最皮实的，交出思考，交出创作，交出生活，这在此地已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每次写到"六四""暴政"之类的词语，虽然我知道没事的，我知道对于这篇稿子来说，写这些是没事的，但我每每都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颤抖。

《局外人》是一个为2016年而创作的游戏，因此它让我惆怅地想起我们距离一个好的时代曾经是如此地近。 那个时候我在高中政治课上当众朗读柴玲的《绝食书》，在模拟联合国活动中参加"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和"香港立法会"，有个学长在校道的告示栏贴上活动的海报，下方赫然用加粗的红字写著活动的日期：6月4日。现在想来，并不是我们拥有多少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而是当时的整个环境允许我们有这样的思考、这样的行动。

而如今一切都过去了。

局外人

高中时我第一次用VPN上了外网，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 YouTube 上观看著名的《六四 天安门》3小时纪录片。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著与政治有关的一切，直到把自己送进香港的学校读政治系，读了几年以后我骤然回头，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也不适合读政治。我后来遇到很多从内地来到香港的激动的学生，他们告诉我，他们如何被香港的政治气氛所感召，决心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当中。

而我会告诉他们，请再想一想吧。

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对于在内地成长的我们而言，政治究竟应当在我们的创作中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当我们试图重新审视那段往事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意识到，当时习以为常、平静温暖的生活只不过是水面上八分之一的冰山。是的，水面下的冰山还有八分之七，是我们当年未曾意识到的政治的底色。但无论后来针对政治的反思有多么强烈，难道能够否认我当年真心实意喜欢的生活吗------哪怕它是带著粉红滤镜的？

这些思考撕裂了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让我无法与过往的生活和解------说到底，我应该如何回忆它？我的高三，我的国家。

梦。游戏截图

《局外人》是很棒的尝试，我看到它在努力地寻找著这个平衡。IC的主题是小镇做题家们在懵懂中寻找梦想，CC是一场充满戏仿色彩的校园革命。说实话，制作组有意建造的这个"时间胶囊"中，我曾有好几个瞬间真切地得到了安慰。《局外人》不光让我回忆起了自己的高中时代（在绝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刻意地回避它），还让我回忆起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在某种程度上，高三正如我们的生活本身，荒诞，麻木，绵长，循环往复，困难重重。可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面对它------这也是小说《局外人》的作者加缪反复告诉我们的话。

至于该如何回忆往事，或许也是一样的：我们将一直凝视著那些伤痕，直到我们有力量抚平它。

编者按：

如文中所述，《局外人》的主创既希望游戏能广为人知，又担心"出圈"后带来的麻烦，总是低调行事。他们中不少人都是负笈海外的留学生，或是毕业后留在当地生活工作，小心谨慎地和外界保持联络。戏里戏外，都是局外人，是异乡人。这款游戏开发时间漫长，参与者凭借的主要是热情与坚持，没有人想到会预料到要投入如此之多的心力。和Game On报导过的其他独立游戏创作者比较，与其说《局外人》是要做一个游戏，毋宁说是要坚持用游戏来讲一个越来越不能讲的故事。

游戏的最终章在刚刚过去的九月尾面世，故事终于讲完，而时代依然变幻莫测。借用他们在官网上招募合作者时所言："希望您对政治光谱上的各种意见通常都能持包容态度"，游戏内外，包容的心是进入这样的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前提，希望今时今日我们仍能拥有这样一颗心。

https://t.me/thesoc/386

最近在看情感社会学相关资料，整理了一份书单发在了 GitHub 上。

https://github.com/DeSociologue/Sociology-of-Emotions-Reading-List

这篇之前有人发过 t8013

内容简介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内容简介：“公民不服从”作为西方社会弱势群体表达意愿的方式，其发轫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传统，然则迟至20世纪，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和马丁·路德·金率领美国黑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才使得“公民不服从”变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此一运动深刻根植于西方的伦理及宗教传统，并通过诉诸公众的良知达到祛除社会不正义的目标，其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强大的感召力，一直深受学界的关注。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意在提供西方“公民不服从”运动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图景，书中除收入柏拉图、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所著有关“公民不服从”的经典文章外，亦收录阿伦特、罗尔斯、德沃尔金等学者有关此一论题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这本书从有此意图到出版，历时将近两年，可谓百般雕琢，惟恐其不能成为美器。作为编辑，当然有许多感慨待发，于此方寸地只谈几句并不算多余的话。

“公民不服从”是一个纯粹的西方概念，是西方式民主政治中极为特殊的理论与实践行为，本书将其作为西方政治学中一个学理性因素加以引入，目的是让国内学者了解西方政治学此一必要侧面，相信这一点读者自会辨明。

本书在选辑译稿过程中，不同篇目约请了分别的译者和作者，而各篇目的内容间有相互引录的现象，所以在整部书中，出现了同一段原文不同译法的情况，为了文意上的连贯性，也为了珍视译者各自独特的行文风格，书中留存了此类差别而未加丝毫凿作，对于此不算规范的做法，请读者谅解。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编者何怀宏先生，他于病中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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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ca #102638

极权国家正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诚实的法律就是扯掉了他们的遮羞布，剩下的就只有暴力了，而一个仅靠暴力来维持的国家是不会长久的。

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权利，关键不是去推动立法，而是先要赢得别人的承认。

这点不太赞同，有成王败寇之感。在洛克的《政府论》里，人是有自然权利的，从政府的起源来讲，人是把权利让渡一部分给了政府，与政府达成一个契约，而不是一个人一旦获得了杀人的能力，其他不具有杀人能力的人，就必须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来。如果政府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人民是有权推翻它的。

启蒙思想家讲天赋人权，如果是一个弱者，无法获得别人的承认，他就不具有权利吗？

我们不应该用暴力来赢得权利。在一个正常社会，如果别人不承认你的权利，你应该通过起诉来推动立法。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社会，我们讲转型也正是如何从现在的不正常社会转变为正常社会。

最后我认为重点不是语言，而是有没有接触到这个观念。就像一个中文读者读了这篇文章也能明白什么叫权利。

https://t.me/douban_read/31467

一个女孩子在北京大马路上差点被陌生人绑走，疯狂自救，然后豆瓣说你违反社区规定把你删贴了，那么什么事不违反社区规定请问？把删帖员你的大屁眼子缝起来吗？

https://t.me/douban_read/31492

这个标题不太规范，太长了。

@thphd #102603 标题长度也做个限制吧

提个好问题让双方都收益的确需要智慧。

@thphd #102608 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刷屏，就算是好文章这样也会疲劳，我建议每人每12小时最多发两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