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由DeepL Translator机翻 + 文宣中国(t.me/VoiceofCN)志愿者校对，如有翻译错误请多谅解。
人们对死亡的记忆犹新，他们交出手稿，并展示了来自1月和2月的消息。
摄影：朱兰青为《纽约客》拍摄。
我戴着口罩和一副松框墨镜第二次来到位于武汉市中心新华路与发展路交叉口的原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旧址。当时是8月下旬，门口坐着3名身穿黑色制服的保安。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检查了我的体温，并让我扫描一个连接到登记系统的二维码。不过这个系统需要本国身份证号码，保安们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个外国人。我把太阳镜递了过去，并解释说需要修理。
最早有记录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群出现在华南市场。在一周前我第一次访问时，我在引起一名貌似便衣警察的男子注意后离开。现场依然很敏感，一堵蓝色的高墙把病毒传播的一楼摊位挡住了。但市场的二楼还在营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回来时，带着眼镜的原因。
一个警卫检查了松动的框架。"你可以进去，"他最后说。"但不能拍照。"
另一个警卫被派来陪我。我们爬上一段陡峭的楼梯，经过一块新刷的牌子，上面写着 "华光眼镜市场"。12月份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华南眼镜城，就像一楼的市场一样。
华南市场的商铺组合从来没有任何逻辑：楼下吃鱼，楼上戴眼镜。当地人告诉我，早在十五年前，一些眼镜商就被低廉的租金所吸引。此后，鱼和眼镜一直和平共处，直到12月的最后一天，武汉市卫计委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了一系列传言。报告指出，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未知的 "病毒性肺炎"，有二十七人感染，他们与海鲜市场有关。但总体上的信息是令人放心的。"到目前为止，调查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也没有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事实上，武汉医生已经看到同事生病了。报道前一天，一位名叫李文亮的眼科医生在微信群里给以前的医学院同学发了一系列警告。有人将李文亮的信息截图发到网上，当晚卫生官员将其传唤问话。几天后，警方迫使李文亮签署了一份供述，称其警告行为已构成 "违法行为"。
当时，政府已经关闭了楼下的市场。它由一千多个摊位组成，除了海鲜，还卖淡水鱼和肉类，还有一些专门卖活的野生动物。1月1日，身穿危险品防护服的工人赶到，对市场部分区域进行取样和消毒。楼上，人们依然在买卖眼镜。又过了十天，政府才将二楼市场关闭；十二天后，武汉全城被隔离；再过两天，几乎每个省都宣布进入一级公共卫生应急状态。但那时候，病毒已经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没有任何从源头上切断病毒的可能。此后，中国政府几乎没有发布关于华南市场或疾病可能起源的信息。
武汉是内陆湖北省的省会，有1100多万人口。没有哪个国家的疫情影响如此集中在一个城市，而其他地方却相对没有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组合：由于疫情首先在武汉蔓延，而最初的掩盖和其他失误又被国家有效的政策所掩盖，武汉市遭受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截至此时，北京已报告9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比上海多2例。在整个广东省--人口一百一十三万--死亡人数是八人。中国第二大重灾区是一个很少有外人听说过的地方。孝感，距离武汉约40英里，那里有129人死亡。
在武汉，官方的死亡人数是3869人，但许多人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一些作家在网络日记中记录了这次检疫，最著名的是六十多岁的小说家方方的《武汉日记》。作为一个在武汉住了快一辈子的人，方方经常对家乡的疫情遗留问题感到疑惑，她也经常成为中共审查的对象。3月4日，她思考了关于华南市场未来的问题。她写道："有人建议把它变成纪念馆，专门纪念这场灾难。" 也许是考虑到审查人员的问题，她在做过渡到下一个主题之前写到："今天我只想说说购物的事。"
在眼镜市场，保安把我送进了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店铺。我没有看到其他顾客，当我们经过时，销售人员急忙跑回他们的店门前，叫卖着折扣。过了一会儿，我进了一个中年男子开的店，他看上去很友善。保安在外面等着。
店主给我提供了一个座位和一些水，他的助手在给我修整太阳镜。店主没有戴口罩，所以我把我的口罩摘了下来。我问起生意情况，他说，由于城市的检疫，他一直在公寓里呆到4月8日，然后市场在5月12日重新开放--像我在武汉遇到的其他人一样，他很容易记住春天的日期。"我试着给老顾客打电话，告诉他们很安全，"他说。"但当然很多人都不会来。"
该店主说，他在眼镜市场认识的人都没有被感染。他的助手，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声称他们这一层没有任何病例。"这不像楼下，"她说。"那是疾病传播的地方。" 后来，我看到一则新闻，表明眼镜市场有员工被感染，但报道缺乏明确的细节，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我还在想，如果你去任何一个原点，走上一段台阶，人们必然会说这句话。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很好。是楼下那些人的锅。
店主提到了海鲜市场的一家非法麻将馆。他说："听说一桌有四个人在玩，四个人都病了"。
这听起来又是一个谣言，但随后我遇到了一位武汉记者，他曾去过那家麻将馆。他的记忆也是围绕着精确的日期展开的：他告诉我，他曾在12月31日，也就是海鲜市场关门的前一天去过。那时，记者已经听说了可能存在的病毒，也听说了一些麻将玩家感染的情况。他发现，玩家们对这些传言不以为然，仍在小赌怡情。"这算是一个密室。"记者说。和我在武汉采访的很多人一样，他要求不要透露姓名。他继续说："它就在公厕旁边，你得爬个梯子才能到那里。你不找它就找不到。每个人都在抽烟，而且不通风。" 记者没有写过关于麻将馆传染病的报道，部分原因是当时当地政府还没有公布这种疾病可以通过人与人接触传播。"但我个人担心，它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回忆说。他没有戴口罩，尽管他在附近的药店买了一些。
这位记者在危险品处理小组到达后的第二天，即1月1日，返回了市场。他看到处理小组使用了一套详细的清单对某些摊位进行检查和消毒，但他们不回答关于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的问题。市场内部的图片相对较少，一直没有官方报道。到了现在，全世界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三千五百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而中国政府方面几乎完全保持沉默，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想象力的培养皿。一种常见的中国阴谋论称，美军在当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上故意播种病毒。在世界的另一边，一些美国人认为，该病毒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释放的，不管是意外还是其他原因，该研究所的研究包括冠状病毒的工作。
没有证据支持这些理论，甚至连盛行的病毒与动物市场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市场上的野生动物贩子并不多--根据大多数公开的报道，大约只有十几个摊位--而武汉本地人对异国动物的胃口并不大。在遥远的南方的广东，这样的美食更受欢迎。有可能是疾病从其他地方传来，然后在鱼摊的潮湿、凉爽的环境中传播。几位武汉市民告诉我，他们的海鲜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东，他们认为，也许是一个南方人无意中把病菌连同一些鱼一起传入了武汉。不过，和很多起源论一样，这可能是另一个版本的二楼观点：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很好。是楼下那些人的锅。
在眼镜市场，外面的保安已经开始着急了。还是没有其他顾客。店主不肯收钱修理，我觉得不妥，就花十五元买了一副新的太阳镜。我问起这个地方可能的命运。他说什么也没有决定，但他预计整个建筑群会被拆掉。"他们还能做什么？"他说。"这个名字已经毁了。他们会把它拆掉，然后建高楼大厦。"
在武汉市民在谈话中提起的日期中，最常见的是1月23日，当时武汉市被隔离，4月8日解除限制。疫情期间，中国所有城市都处于严格的封锁状态，但武汉的封锁却很特殊：除了一些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城市里的人都不允许离开。对于这一时期，市民们有自己的词汇。他们把1月23日称为封城，4月8日称为 "解封"。
与病毒一起被隔离的经历，将这些日期在人们的脑海中烙了下来。小尹(音译)，是一位武汉诗人的笔名，在封城时期，他每天在微博上发布散文，经常将这座城市描述为 "一座岛屿"。他几乎每一条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头。"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n天。" 和方方一样，小尹的注意力也一直集中在12月31日，卫计委发布报告的日子，以及1月20日，中国最著名的医学权威之一的肺科医生钟南山成为第一个宣布冠状病毒可以通过人际传播的官员。
这两个声明之间不明原因的时间差--整整三个星期--让小尹和方方等人感到愤怒。也许这就是日期被牢记的另一个原因：它们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固定点，而这个时期的信息往往显得多变而不可靠。方方日记中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之一，是她努力利用一生中在城市中的关系，传递她从未命名的医生、科学家、政府官员和警察那里收集的信息。即使是现在，在人们对这种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方方早期的大部分评估都显得准确而合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当政府的政策有效时，她很快就会赞扬它们。她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悖论：就算在一个审查严格的专制国家，还是会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公民们能也学会善于辨别可靠的消息来源。方方的微博文章有时会吸引三千多万读者，即使信息被审查，人们通常也会找到其他方式来传播。
2月19日，方方指出，相当多的早期死亡事件发生在没有适当的检测和诊断之前。她写道："所以，我们恐怕仍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到底有多少受害者"。
一位在武汉一家大型医院负责检测的传染病医生告诉我，实际总数可能是政府数字3,869人的3到4倍。 他提到了疫情初期的混乱，当时不堪重负的医院将病人拒之门外。"如果你被感染而没有被诊断出来，那么你就没有被计算在内，"他说。"我想总数可能超过一万人。"
在中国其他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当地的死亡人数是准确的，至少在合理范围内。病毒根本无法轻易掩盖：如果病毒在一个社区广泛传播，居民就会知道。但武汉不同，因为它在疫情开始时的作用。在镇上，我遇到了一位名叫许凯尔(音译)的建筑师，她的继母是早期死亡者之一。她今年六十五岁，身体健康，她没有接触过华南市场。许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感染的，但其他亲戚也都病倒了。后来，经过检测，这些亲属中的一些人被确认为阳性病例。
许的继母从他十几岁开始就把他养大，他说，他们的关系就像任何父母和孩子一样亲密。他回忆了一连串与自己相关的日期：1月4日，继母病倒；1月11日，继母在人满为患的医院被拒之门外；1月13日，继母终于被送进了医院。两天后，她就去世了。
"18日，她去了火葬场。"许说。"我也去了那里，我看到一些工人戴着口罩、手套和防护服。" 他接着说："当时，关于疾病传播的消息并不多，但医院的工人都知道，火葬场的人也知道。" 他说，火葬场一直很忙，在那里，他又遇到了一个同样因为流感类疾病而失去亲人的家庭。当时，该市官方的死亡人数只有一人。
许是武汉人，但他现在住在江苏，靠近上海。继母去世后，他带着同为武汉人的岳父岳母回到江苏。他们恰好在封城前不久离开武汉，但在江苏，他们经历了自己版本的封城。共产党结构最基层的居委会官员，要求凡是最近到过湖北的人，都要隔离十四天。他们用写着 "回湖北居民家隔离 "的胶带从外面封住了许家的门。只有在委员会成员送饭或收垃圾时，胶带才会被撕掉。
起初，许与官员发生了愤怒的冲突。他们告诉他，如果不允许他们封门，他和他的亲家就会被带到政府的检疫所。许决定他们最好还是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久而久之，他开始相信这种严格的政策是必要的。追踪湖北的关系是早期的一个关键策略；在我(作者)成都的家中，当地的委员会成员和志愿者先后五次登门拜访。他们总是询问最近去武汉或湖北的情况，这也是他们在我的小区里抓到唯一一个病例的原因。一位居民最近从湖北回来，委员会找到了他，对他进行了检测，然后对他进行了隔离，这一切都在他出现症状之前。
"从大局上看，是正确的。"许说。但他指出，任何目睹武汉早期错误的人，必然会有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感受。"每一个数据的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他说。"所以我不能说对政府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们见面的时候，许已经回到武汉出差。这是他继母火化后第一次回来。年初，他曾同时致电武汉市市长热线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地方分中心，希望能将继母纳入冠状病毒的统计范围。但官方的答复是不可能，因为她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肺炎。许还是没有告诉7岁的儿子，他的奶奶已经去世了。"我父亲想告诉他，但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做。"他说。从1月份开始，他们就一直假装男孩的奶奶在武汉生病，不能打电话。春节假期，他们给了他一个传统的礼物信封，说是奶奶给的。过了一会儿，孩子就不再问了。"我想他是知道真相的。"许说。
当武汉被封锁时，隔离的策略被复制到整个城市。住房大院被关闭，并由居委会监控，居民只能外出购买必需品。到了第一个月末，规则进一步收紧，几乎所有的必需品都被送达每家每户。2月17日，方方写道："现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随时呆在家里。" 和其他武汉日记作者一样，她经常提到食物，因为很难找到很多品种。
与此同时，约有一万名接触者在城市里工作，以切断感染链，医院也在开发大规模的检测系统。但隔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病人被隔离了；疑似暴露者被隔离了；医务人员被隔离了。一位护士告诉我，她2月3日就去上班了，直到6月7日才回家。她和大多数有家庭的医务工作者一样，住在宾馆的房间里。四个月来，这名护士与丈夫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只有电话和微信联系。
为了营造如此规模的隔离环境，必须大兴土木。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经理，他来自一家建筑公司，该公司翻新了百十家医院、诊所、学校、体育馆和其他建筑。他们的很多工作都涉及到安装围墙、障碍物和特殊的出入口，让人们彼此远离。该公司还帮助建造了火神山，这是两所急诊医院中的一所，用于收治冠状病毒患者。火神山有一千张床位，其中包括三十张重症监护中心的床位，成为政府宣传的主要对象，因为从1月23日到2月2日，火神山大概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建成了。有一次，现场有七千名工人，还有一百多台挖掘机。
年轻的经理，我叫他张经理，负责招聘和监督劳工。他告诉我，他经常利用鼓动工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给工人们发高薪。回忆起这个时期，他用了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有钱能使鬼推磨"。因为风险大，时间长，给非熟练工一天相当于几百块钱的工资是很常见的。张先生交过的一个星期的工，交给一个木匠，最多的是五万块钱，大约七千美金--是正常工资的十倍。即便如此，招工还是很困难，因为城市的死亡人数激增，信息的缺失让人惶恐不安。
火神山工地被规划设计成不同的区域，张先生的工人还在整理医院的后区，而前面的感染患者正在住院。"一大群工人都跑了。"他说。"他们连工资都没要"。医院完工后，马上要转身进去，以解决因匆忙施工导致的漏水等问题。
这时，张先生给工人们开出了每天一千块钱的工资，但没有人接受，他们对他的祖国之说不为所动。8月，当他回想这段时光时，他很有哲理。他说："疫情就像一面镜子"。"一个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
他发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己穿上个人防护装备，陪同工人进入有感染病人的区域。"我说，'如果你有问题，那么我也有问题'，"他回忆说。"一旦我这么做了，他们就愿意了。" 事实上，他并不相信这样做是安全的，没有人被感染，他很欣慰。
张先生说，经历过疫情的工作，让他更加冷静，更加有耐心。他现在开车更小心了，他不那么着急了。我经常问武汉市民，他们个人在春季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标准的回答。有的人表示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度降低了，有的人说对国家领导层的信任度提高了。与家人失散的护士承认，有时她很怀念危机时的简单生活，那时她住在宾馆房间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想。负责检测的医生告诉我，自从封城令被解除后，他就开始保证在他的储藏室里有足够的食物。如今，他总是保持至少有六十五斤大米，六十五斤面条和面食，三十罐肉罐头。"我有五个朋友也是这样做的，但他们储存的东西比我还多。"他告诉我。
在整个湖北，从8月8日开始到年底，近四百个旅游景点都提供了免费门票，希望传递出一个信息：全省安全。我没有遇到多少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但武汉本地人似乎在利用这个机会。当我参观长江边上重建的古建筑--黄鹤楼时，现场人头攒动，难以移动。工人告诉我，每天的参观人数上限为两万五千人；当天，网上预约系统在中午前就已满员。在湖北省博物馆，任何人想进去都必须出示冠状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但这并不能阻挡人流。每隔半小时左右，工人们就用蓝色抹布沾上酒精溶液，痴迷地擦拭着玻璃展柜，里面都是湖北古代贵族的珍品。战国时期的曾国侯易，明朝的梁庄公。
我住在长江东南岸的武汉武昌威斯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一个微笑的店员给了我一个特别的优惠，相当于每天多花两毛三分钱就可以享受自助早餐。电梯里无休止地循环播放着一段宣传片，屏幕上播放着武汉威斯汀酒店的幸福场景：婚宴、厨师在工作、一些客人在喝鸡尾酒。然后，镜头突然转到了戴着防毒面具、安全帽、穿着白色防毒服的男子身上，他们被确认来自益康(音译)化工有限公司，并携带着某种工业强度的喷雾机。他们挥舞着像火焰喷射器一样的东西，把酒店里的一切都浇成了白色的化学云：接待大厅、餐厅、空调通风口。在一张桌子上，有人把房间钥匙卡摆成整齐的一排，就像玩接龙游戏一样，然后把它们炸开。这些场景的背景音乐是阿曼达-诺伊尔的《Love Is Greater》：
星期五晚上，感觉很好
我要去有好好享受。
举起我的手，看我跳舞
一切都好......。
武汉最近一次报告的本地传播症状病例是在5月18日。这是中国检测最彻底的城市：5月底，部分出于增强信心的理由，政府试图对每一个居民进行检测，共计1100万。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出租车司机接受过少于两次的拭子测试，有一对夫妇已经接受了五次测试。大多数的出租车司机没有亲戚朋友被感染过，拭子检测只是市政府和他们的出租车公司的要求。全市有三百二十一个检测点，检测系统非常广泛，6月份北京发生疫情时，武汉市各医院派出七十二名工作人员到首都帮助检测。
负责检测的医生告诉我，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4万次检查中仍有一次阳性。这些阳性者大多是重复感染的病人：在最初感染病毒后，他们完全康复，然后出于某种原因，在几个月后，又出现了病毒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阳性者都没有症状，医生也没有看到病毒在本市传播的迹象。但是，每当医院将这些阳性结果输入政府的报告系统时，上级就有人做出不公布的决定。"我想他们是担心影响人们抗疫的信心。"医生说。
在城里，关于疫情的宣传牌很少，武汉的报纸每天早上都会刊登乐观的标题（《长江日报》8月29日头版。"学生进校不必戴口罩"）。) 电影院开着门，餐馆、酒吧没有座位限制。在汉阳仁兴汇商场，我看到裸露着脸部的孩子们在可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功能完备的海洋球池里玩耍，这种景象似乎值得其他头条新闻报道（《武汉海洋球池里的孩子不用戴口罩》）。
在全城，各高校都在招回共计100多万学生。武汉的学生人数在中国所有城市中仅次于广州，居第二位。有一天，我和小尹一起在武汉大学校园里走了一圈，他是诗人，曾在微博上用他标志性的开场白记录了这场大流感。"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n天。"
小尹在土木系任教，兼职出版诗集。他从小在校园里长大，父母都在这里教书。他的父亲在五月份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他平时每天都会去散步，但封城的那段时间，他们都在室内。"小尹告诉我。他认为，长时间的不活动，可能使老人的心脏变得衰弱。
小尹在瘟疫期间就不再写诗了。对他来说，感觉形式不对，他的微博声音松散、活泼、视野开阔。在第二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以宿醉的方式开始封城时代，因为1月22日晚，他去了一个叫杨东的音乐人家里聚会。1月28日--"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的第五天"--他哀悼科比-布莱恩特，在世界的另一端直升机坠毁。2月7日--第十五天--小尹对曾向他的医学院同学发出新病警告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的死表示悲痛和愤怒。在警告过后的某一天，在李文亮被迫签字承认后，他在工作中被感染了。李医生去世时，年仅三十四岁，留下怀有二胎的妻子，他成了人们对政府早期错误做法愤怒的试金石。3月，武汉市公安局终于向李家人道歉，次月省政府将他定为抗疫烈士。但当局从未解释过政府何时意识到这种疾病可能通过人类传播，以及为什么他们迟迟没有公布这一信息。
"应该在武汉为李文亮医生建一座纪念碑。"在李文亮逝世后的第二天，小尹写道。"这座纪念碑的名字应该是'谣言传播者'。" 见面时，小尹说，大陆的媒体都不能发表他的日记。"你甚至不能建立一个网站来纪念这场大流行，"他说。"我不指望他们在武汉这里建一个博物馆。"
他带着我穿过校园，这里也许是中国最美的校园。我们走在遮阳伞和樟树遮蔽的小路上，小尹指着那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F.H.Kales设计的建筑，他是一位受过麻省理工学院训练的建筑师，他将西方和中国建筑的元素结合在一起，风格优雅、庄重。"解封后，我回到校园时，一个人都没看到。"小尹说。"我想了想这个病的威力有多大。"
现在，我们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拖着行李从大门口走过。根据学校的政策，如果不做特殊申请，学生们是不会被允许离开的；和大多数中国高校一样，武汉大学在秋季学期开始时也是封闭校园。小尹表示怀疑管理部门是否能够执行这一政策，因为庞大的校园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让学生偷偷溜走。
我们在一家便利店停下来买了一些饮料，我们遇到了两名非洲医学生。Umaro Sow来自佛得角，Kalaba Mulizwa是赞比亚人。我在武汉见到的几个外国人中，大部分是非洲人。几乎所有的北美人、澳大利亚人和欧洲人都在大流行期间被疏散了，通常是乘坐他们大使馆或领事馆组织的航班。但有不少非洲学生留了下来，Sow和Mulizwa说，在封城期间，他们没有离开过宿舍。宿舍从外面上锁，有大学工作人员送来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这些人说，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即使在封城解除后，他们可以离开宿舍，也被限制在校园内。今天是半年多来，他们第一次获得出关的通行证。我问他们要去哪里？
"麦当劳。"Mulizwa说。
"我不去，"Sow说。"我想吃点牛排。也许是鸡肉。烤的东西。"
我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说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Sow笑了笑。"我们还活着。"他说。
武汉的记忆依然鲜活，文献资料也近在咫尺。大家时而递上手稿，时而拿出手机，调出一二月的照片和信息。但我不知道这些材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散多少。
在镇上，我遇到了两位二十多岁的中国记者，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是在封城期间被派来的：那时，任何被派来报道武汉事件的人都必须长期留下来。其中有一位是流媒体的总监，我叫他韩哥，他发现政府办的媒体普遍想要强调战胜病魔的镜头，而不是武汉居民的痛苦。韩先生希望，最终他能找到其他方式来使用这些素材。"它会在硬盘里。"他拍着相机说。
另一位记者，我称他为尹记者，他回忆了1月份新闻界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的不同寻常的自由。记者们报道了像李文亮这样的举报人物，他们揭露了一些早期的失误，比如红十字会没有分发重要的医疗设备。这样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尹为能为社会服务而感到高兴。"我可以看到什么才叫"第四阶级"，"她说。但是，到了2月份，随着政府开始对疫情的控制，政府也加强了对新闻界的限制。"我的一个朋友说，那是一个很短暂的春天。"尹说。
译者注："第四阶级",是指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的第一方面政治权力，泛指监督政府的新闻传媒。
此后，尹报道了一些不能发表或没有下文的问题，她经常与科学家和官员交谈，他们不愿意说太多。"有一个人说，'十年后，如果气候发生了变化，我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你'，"尹告诉我。"他知道，他将被历史所审判。" 她继续说："这些人在体制内，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历史里面。"
尹描述了对一个研究机构员工的采访，他很不高兴，开始哭泣。他不肯回答她的问题，但他说自己一直在写详细的日记。她希望有一天这样的材料能够被公布。
我猜测，这种情况最终会发生，因为现在保存资料的方法太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拖延时间对共产党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处理历史的方式和处理大流行病的方式一样--一段隔离期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共产党时代，有许多被隔离的历史时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屠杀。每一次，最初的沉默之后，都会有零星的信息泄露事件爆发。武汉最终也会遵循同样的模式，但目前许多记忆还将留在这座被封存的城市。
当我与中国以外的科学家交谈时，他们并不关注政府早期的失误。"我倾向于对那些处于流行病初发阶段的国家采取仁慈的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詹妮弗-努佐在电话中告诉我。根据她的说法，期望任何国家都能从源头上阻止这种特殊的病毒是不现实的。"我一直相信这个东西会传播，"她说。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健康中心ICAP主任Wafaa El-Sadr指出，中国科学家已经迅速对病毒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在1月11日向全球研究人员提供了该病毒的基因组。"老实说，我认为他们在武汉遇到了可怕的情况，他们能够控制住它，"她说。"早期有错误，但他们确实采取行动了，而且他们分享得很快。"
在El-Sadr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她一直致力于解决美国、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艾滋病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们最终达成共识，认为H.I.V.很可能是通过丛林肉贸易开始的--第一个人类可能是在接触了灵长类动物或灵长类动物的肉后被感染的。El-Sadr认为冠状病毒是人类侵占自然界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两种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流行病中，这两种流行病是由动物向人类宿主蔓延的结果，即H.I.V.和covid流行病，"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给我写道。"人类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和范围的事情。"
有一种倾向认为，如果中国人更坦诚，或者如果他们没有在摊位和动物可以被正确研究之前清理掉华南市场，我们就会知道冠状病毒的来源。但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合作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十六年的英国疾病生态学家彼得-达斯扎克告诉我，从最初的疫情现场收集不到好的数据是典型的情况。一旦有人生病，当地政府必然会关注公共卫生应急问题。"你派来的是人医，而不是兽医，"他在电话中说。"而医生的反应是清理市场。他们想阻止感染。"
达斯扎克认为，在武汉爆发之前，病毒可能已经流传了数周，他怀疑武汉市是病毒的来源。"武汉有蝙蝠，但蝙蝠出现的时间不对，"他告诉我。"当时是冬天，蝙蝠没有那么多出来。" 他的研究表明，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每年有100多万人感染蝙蝠冠状病毒。一些人捕捉、交易或饲养可能作为中间宿主的动物。"但一般是住在蝙蝠洞附近的人，"达斯扎克说。"每天晚上，蝙蝠都会飞出来，它们排尿和排泄。有的可能会沾到表面，或者沾到别人的衣服上，然后它们就会碰到自己的嘴或鼻子。"
达斯扎克说，他一直认为这样的疫情最有可能发生在昆明或广州，这些南方城市靠近许多蝙蝠洞，而且这些城市也有密集的野生动物贸易。他认为，中国科学家现在很可能正在医院的冰柜里搜索那些在疫情爆发前不久死于肺炎的人的实验室样本。"你会拿这些样本去寻找病毒，"他说。"他们最终会找到一些东西。这些事情只是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它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已经在每种疾病上反复看到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它已经在人群中流传了。"
达斯扎克是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这是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生态健康联盟已经成为阴谋论者的目标，包括一些人声称病毒是人为的。达斯扎克和许多著名的病毒学家说，任何在实验室里创造的东西都会有明显的被操纵的迹象。也有猜测说，这次疫情的起因是研究人员不小心释放了他们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的一种冠状病毒。但没有证据表明发生了泄漏，甚至没有证据表明该研究所曾经研究过可能导致covid-19爆发的病毒。
"中国的科学家面临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出版压力，"达斯扎克说。"这真的推动了公开性和透明度。" 他在武汉待了不少时间，并与中国同事共同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如果我们发现了一种感染人类细胞并在细胞培养物内传播的病毒，我们会把信息公布出来，"他说。"十六年来，我从未遇到过一丝一毫的诡计。他们从来没有隐藏过数据。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实验室的人告诉我一件事，而另一个人说另一件事的情况。如果你在做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你为什么要邀请外国人进入实验室？"
4月，特朗普总统告诉记者，美国应该停止资助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有关的研究。在特朗普发表言论后不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取消了对EcoHealth Alliance 370万美元的资助，该公司一直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如何传染给人。EcoHealth Alliance已经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但达斯扎克预计除非有一个新的政府，否则不会有变化。
我问达斯扎克，如果他对武汉同事的开放性有信心，为什么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其他方面如此封闭。他说，科学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他认为，官员们对早期的错误感到尴尬，作为回应，他们干脆关闭了所有信息。"你是中国的记者，"他说。"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评价中国的公关理念，但我会说他们很可怕。"
一天下午，我驱车经过火神山，新建成的急救医院，现场已经被封锁；人们告诉我，医院一直空置着，以防病毒复发。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在展望下一阶段的疫情。7月初，中国国家生物技术集团，一家名为Sinopharm的国有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在武汉完成了一家疫苗制造厂的建设。项目开工时，武汉市还处于封城状态。"这是政治上正确的做法，"一位上海的生物技术企业家告诉我。"要向世界展示，英雄的武汉人已经回来了。"
该工厂有能力每年生产一亿多剂疫苗。另一家位于北京的C.N.B.G.工厂，每年可以额外生产一亿剂不同版本的疫苗。这两家工厂都已经在生产和储备疫苗，这些疫苗已经基本完成了三期试验。由于中国基本上没有处于活跃期的疫情，中核集团为了寻找受试者，不得不远赴他乡。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在阿联酋、秘鲁以及南美和中东其他国家招募了五万多人。
香港大学首席创新官何亦武告诉我，根据当局给予的紧急使用批准，C.N.B.G.疫苗已经给一些中国政府官员注射。"我个人认识几个政府官员，他们告诉我，他们接种了疫苗，"他在电话中说。他认为，总数可能在百人左右。"是中层官员，"他说。"副部长、市长、副市长。"
制药企业的高管也被寄予厚望，就像之前那位为了护送工人进入病人病房而穿上防护服的施工经理。"国药集团和C.N.B.G.的每一位高管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何建明说。"包括国药集团的C.E.O.、董事长、每一位副总裁--所有人。" 据中国媒体报道，全球高危地区的数十万公民也已经接种了疫苗。(C.N.B.G.未回应置评请求)。
在西方，中国的形象因这场大流行病和最近的其他事件而受到严重损害。该国在香港和新疆加强了政治打压，5月，在澳大利亚要求调查病毒的来源后，中国做出了愤怒的回应，对澳大利亚从大麦到牛肉的商品征收新的关税和限制。但何亦武认为，形势是多变的。"所有这些感觉都可以迅速转好，"他告诉我。"我认为，一旦中国有了疫苗，如果他们能帮助其他国家，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在来香港之前，他曾担任盖茨基金会的副主任，与C.N.B.G.在多个疫苗项目上紧密合作。他们最成功的合作之一是生产供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这一经验帮助中新生物集团发展了冠状病毒工作所需的规模。另一家中国制药公司--康希诺生物也在进行自己疫苗的三期试验。政府已经表示，最终将在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些疫苗。
还有一个竞争因素。"中国想打败美国。"何建国说。他认为，10月底之前，C.N.B.G.疫苗将获得某种程度的批准，供公众使用。"中国官员认为特朗普可能会在大选前批准美国的疫苗，"他说。"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在那之前批准疫苗。"
无论中国人多快地研制出疫苗，或者他们自1月以来如何有效地处理疫情，都不可能让西方人忘记疫情最初阶段的错误和错误信息。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差异--中国人对错误的反应往往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1月31日，方方在日记中评论道："中国人从来都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很强的忏悔意识。" 他们往往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品质会让西方人如此抓狂。在这方面，流行病确实是一面镜子--它不允许中国人向外看，不允许中国人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但是，在国内，倒影是清晰的。疫情既照出了中国制度的弱点，也照出了中国制度的长处，还照出了官民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了解：官员们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告诉公民在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明白，美国人的伤亡会令人震惊--以中国的人口数量，统计起来会超过100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为了避免这种规模的死亡，政府也知道人们会愿意接受严格的封锁，并为对抗病毒贡献自己的力量。
反过来，公民们也很善于读懂他们的政府。人们常常持有两种明显矛盾的想法：党在一些事情上说谎，但在另一些事情上却给予了很好的指导。更多的时候，公民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别。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引人注目的是，当中国人沉迷于阴谋论时，这些想法很少导致个人的危险行为，而在美国则经常如此。也许中国人已经被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和错误信息所接种：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发展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本能，他们似乎不像许多美国人那样被社交媒体迷惑。
而从这场疫情中得到的教训，往往与西方人的预期不同。年初，我通过微信与一位武汉的药师通信，他在一家医院工作，很多人都被感染。2月26日，他对早期的掩盖表示愤怒。"我个人的看法是，政府总是粗心大意，压制异己。"他写道。"正因为如此，他们失去了一次控制病毒的黄金机会。"
在武汉，我们见过几次面，在一次谈话中，我把他2月份写的东西给他看。我问他，如果他现在发现自己处于李文亮的位置，意识到某种未知疾病的爆发，他会怎么做？他会不会在网上发布警告？联系卫生官员？通知记者？
药剂师想了一下。"我会当面告诉我的密友。"他说。"但我不会把任何东西放在网上。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我问，现在这样的事件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会是一样的，"他说。"这是制度的问题。"
他解释说，在专制政府下，地方官员害怕惊动上级，这使得他们倾向于掩盖事情。但是，一旦上级领导最终掌握了真相，他们就能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他觉得很奇怪，在病毒席卷全球，破坏城市和国家的稳定之后，武汉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最近，他换了眼镜处方，于是他来到了多年来一直使用的那家店。他发现它在同一个地方，在原华南市场上面，店主也是同一个人。唯一不同的是，价格已经大跌。"平时我都会讨价还价，但这次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根本没有讨价还价。"
在武汉的最后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里见到了方方。5月，她的书在美国出版了，由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迈克尔-贝瑞翻译，贝瑞从2月25日开始翻译，正好是方方第一篇文章的一个月后，他的工作速度非常快，基本上是乘着疫情的浪潮。当他完成时，4月10日，武汉已经解封，而洛杉矶则被封锁。
和疫情的许多方面一样，这种共同的经历给了不同人不同的想法。中国国家媒体指责方芳让她的国家看起来很糟糕，极左的民族主义者像在疫情期间一样在网上攻击她。他们还针对洛杉矶的贝里。有一次，方方在武汉的家的地址被公布，人们用石块包裹着带有唾弃性的信息，从她的墙上扔过去。
"我对政治并不热衷。"方方告诉我，她解释说，她只是喜欢把事情准确地记录下来。她是个小个子女人，眼睛很活泼，她送给我一本她的一本禁书 《软埋》。小说讲述的是1949年共产党上台前后的土改问题--这又是一例被隔离的历史，因为很多地主家庭被残害。这本书在2016年出版时，激怒了以毛泽东为偶像的极左派的各种人物。其中一些左派人士随后对隔离日记进行了攻击。
六十五岁的方方已经退休，不过她从政府资助的湖北省作家协会领取退休金。她说，曾有两位来自不同政府局的地方官员来访，试图劝说她撤销在海外出版《武汉日记》，但她拒绝了。"我说，'如果你们取消我的养老金，我就起诉你们'，"她告诉我。
我遇到的每一个武汉作家都对方方评价很高，而且是保护性的。在中国的省城，文学群体往往是紧密的，作家们要学会厚道和机智。当方方的微博账号被停用时，一些精通技术的中国年轻人帮她找到了其他发布素材的途径。而有迹象表明，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也很重视她。方方说，微博的一位高级编辑最终给她写了一封私信，为审查制度道歉。"他说，他们暂停我的账号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很欣赏我。"她说。
不过目前，她无法在中国出版书籍或文章。对于一个目睹了家乡历史发展的作家来说，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方方却很平静地谈到了这种情况。她说，最近她一直在安慰一位同样被禁的年轻作家。"我说你要有耐心。"方方说。"我相信不会永远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