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都知道理性是認清現實的基礎，而只有認清現實才能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如果兩岸都失去了理性認知現實的能力，那麼就只有切切實實幹一仗用明白無誤的勝敗來讓人清醒過來。
如果雙方只有通過熱戰才能讓沖昏頭腦的情緒回到現實，那麼無論哪一方勝負對於自由派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如果台灣取勝，那麼無疑徹底戳穿了趙家專制派的謊言，墻內的百姓也會意識到趙家專制派只是一個連大號香港也幹不過的紙老虎，公信力破產，加速了趙家專制派的滅亡。如果台灣戰敗，也可以讓台灣人拋棄幼稚幻想，重新審時度勢正視對岸的實力。無論是哪個結果，都最起碼能讓其中一方首先回歸理性，回歸理性是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
這也不是半總統製，半總統製的總理其實相當於是分享了總統的部分行政權力，所以才會出現左右共治，這裡稱呼的總理只是為了方便國人的歷史稱呼習慣，再具體職權上總理並不享有像法國總理這麼大的行政權，而更接近是像美國國務卿這樣的角色。@陈士杰 #101712
最後是關於政體中的國家結構形式，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首先單一製肯定是行不通的，因為單一製忽略了地方的需求，很容易造成中央統一以法令的方式為了個別地方的利益而犧牲其他地方的利益。但美式聯邦制也是有瑕疵的，美式聯邦制把國家分為五十個州，各州是獨立的法律領域，各地法令不統一，導致普法困難，而且民眾也難以預測自己的行為在全國是否合法，不利於民眾投資發展，比較妥善的方式是，把全國分為五個行省（滿、蒙、藏、維、漢），中央除了外交、國防、貨幣、國稅、央財、移民這七大權力統一行使外，其他領域的法律由五大行省一級制定，行省內的法律統一。但在全國選舉時，為了避免人多的行省濫用人數優勢侵犯少數行省的權利，我們再把地方劃分為五十個地方，以每個地方作為選區，換而言之，美帝是法律領域和地方選區都是五十個州重合，但我們是劃分為五大法律領域和五十個地方選區，兩者不重合，這就既避免了多數地方侵犯地方權利又保障了地方的法令盡可能的統一，取美式聯邦制的精華而去其糟粕。
行政首長叫總統就可以了，簡明扼要而且沒有爭議，勞民傷財選一個虛權元首沒有任何意義，既然是民意授權那麼行使實權更合適。總理可以繼續保留，為了和總統區分開來，也為了避免像台灣那樣拿行政院長給總統逃避責任，總理可以改為由總統提名，國會通過提名產生，職務方面可以安排類似國務卿這樣的職權，但是行政級只比總統和副總統低，比其他行政官員要高就可以了。@陈士杰 #101261
設立憲法法院沒有必要，最高法院本來就是案大事少，另外又開設憲法法院明顯就是浪費公帑，最高法院可以兼任憲法法院的職能。至於法官任期也沒有必要限制，法官是講究經驗和閱歷的工作，年紀大的法官反而可以作出更符合司法實踐的判決，一旦法官身體出現不適，助理也會提前知會，而且還有其他法官共同審理，個別法官出現問題不會直接影響到全案的審理進程，司法程序是很漫長的，往往法官從出現不能就職到新法官上任都未必可以審結一個最高法院的案子，如果真的不得已更換了法官，那麼其他法官也可以臨時代替，只要沒下判決，重新開庭也不是不可以的。至於法官人數十五人實在太多了，一般合議庭也就三名法官，按照三個審級遞增，最高院作為第三審級也就是基層的三倍，有時候基層還是獨任審理呢，3✖️3，九名大法官也就差不多了，多了也就浪費公帑，法院又不是議會，不需要這麼多人表決，貴精不貴多。@陈士杰 #101260
比例代議制只能避免選出極端政黨，比如納粹、共產、綠綠等等，但無法阻止政黨林立，現在德國議會也是五顏六色政黨都有，不用刻意迴避政黨林立的問題，只要不是極端黨派，都說明民眾有更大的選擇權，並非壞事，只要取消倒閣制換成彈劾制，行政長官採用選舉人團的方式產生而不是從議會中產生就可以避免政局不穩了。@陈士杰 #101259
一屆政府出現一次倒閣就很麻煩了，因為倒閣往往與政府能力無關，只要議會出現分裂不信任政府就必然導致倒閣，而倒閣大概率又會導致議會重新選舉，勞民傷財，看上去把選擇交給民意，實際上就是把責任也推給民眾，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民眾選舉議會是為了讓他們作出對國家有利的考量而不是讓他們成為民眾的機械投票工具人，否則事無巨細直接都讓全民公投多好，還要代議製何用？行政機關不應當有權力解散國會，免得又把問題拋給民眾，同時也不允許議會議員可以在政府做官，更不能憑藉喜好倒閣政府，但是可以賦予國會在官員違法犯罪時彈劾他們的權力，用彈劾來取代倒閣是更加合適的做法。@陈士杰 #101258
五年對於代表多數民眾利益的議員來說太長了，很難及時代表民意，想想看五年前世界各國對於趙家專制派是什麼態度？今天是什麼態度？而五年對於代表少數地方的議員來說又太短了，黑命貴從爆發到巔峰才用了多久，怎麼能讓黑命貴短暫的激憤而摧毀了國會政策的穩定性？所以分兩院比較合理，代表多數人的下議院任期兩年就差不多了，代表地方利益的上議院任期可以延長到六年也不要緊，如果擔心民意僵化，可以讓上議院每兩年換選其中三分之一就可以了。@陈士杰 #101257
最新民意至上這個原則就是存在爭議的，兩院制的存在使得激憤的民意得以冷卻，避免過於感情用事而失去理性，一旦作出錯誤的決策，糾錯的成本往往高於一開始謹慎決策犧牲的效率，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比如香港人權法案，兩院一下子就通過了，可見兩院制並不會成為阻礙正當性事務的絆腳石，而對於有爭議的問題，兩院制可以加入更多理性的考量，這反而是更利於國家的。@陈士杰 #101256
限制總統連選連任是為了避免總統成為權威領袖，破壞憲政。議會不是某個議員可以說了算的，同一議院的議員都有相同的票權，不可能成為權威領袖，議員是講究經驗和閱歷的，越是資深的議員只要是民選的，往往都能更好的代表民意，限制議員連選連任沒有任何意義。
副總統作為總統第一繼任人是最合適的。
首先，正常情況下，總統選舉是搭檔選舉，也就是一次選舉同時產生總統和副總統，這就確保了總統和副總統都是同一陣營，萬一總統不能順利完成任期，那麼副總統繼任往往可以延續總統的政綱，避免政局出現較大的動蕩。如果由國會產生總統的繼任人，那麼繼任者很大程度上會受制於國會的利益，出現國會獨裁，從而破壞三權分立，但如果副總統是由總統個人任命，又會產生當總統個人意志和行政利益衝突時，很難通過褫奪總統來實現救濟，這種情況下即便是褫奪了總統職權，但由於副總統是總統任免的，那麼也很難保副總統繼任後能捍衛行政利益而不偏袒原總統。所以美帝目前通過選舉人團制度搭檔選舉副總統是最佳的方案。
接著，副總統並非是擺設。當參議院出現平局時，副總統有決定性的投票權，因為一個法案從眾議院通過再交由參議院審核是非常困難的過程，誰都不希望法案在參議院出現平局時仍然懸而未決，因此出現打破僵局的一票非常關鍵，但這一票肯定不能從國會議員中產生，否則國會同一議院的議員票權不相等，就等同是破壞了民主性，難以服眾。但這一票交給總統也不妥，一來總統有立法投票權就等於破壞了三權分立，二來總統原本就有否決權，不應該再擴大總統的權力，司法機關是消極的，不應該主動行使立法權，否則司法機關就不再中立，所以交給司法機關投票也是不對的，因此，和總統搭檔競選卻根據憲法規定不允許擁有其他實權的副總統就是最佳人選，正因為他不能擁有其他實權，所以才能最大程度確保他不會為了個人行使其他職權便利而失去投票的公正性，同時又最大程度避免了國會議員或者總統這些實權官僚破壞投票民主性的嫌疑，說白了，如果讓副總統擁有其他實權反而不能更好的行使這項權力，一個看似沒有任何實權的副總統正是打破參議院僵局的不二人選，可見美帝制度設計者們智慧之巧妙。
再者，總統和副總統不是一個政黨從而導致副總統繼任後超綱大變的情況只有一種，那就是沒有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的的票數可以獲得選舉人團的過半數，這種情況在美帝立國兩百多年來也只出現過兩次，說明美帝的機制通常情況下是很穩定的，退一萬步說，如果真的出現了沒有總統候選人能夠獲得選舉人團過半數的票數，那恰恰說明瞭民意分歧極大，而無論是國會還是政府的權力都來自於民眾的授權，既然民意分歧極大，那麼由一個政黨完全掌控行政機關，那麼都難以代表民意，這種極端的情況下，就只能由眾議院選舉總統，參議院選舉副總統，由於總統和副總統的產生來源不同，就極有可能產生於不同的黨派，其實這也正反映著分裂的民意，雖然犧牲了一定的三權分立，但是總比無政府主義要強，這種情況下，如果總統在極端分裂民意的情況下一意孤行破壞憲政，國會也可以通過褫奪彈劾的方式來替換掉總統，讓不同政見的副總統繼任，迅速調整政策，而不用擔心極端政黨破壞憲政的行為會持續影響到下一屆選舉。
綜上所述，如果能夠理解以上這一些制憲精神，也就會感嘆於美帝的強大並非空穴來風，哪怕任何一個職位設立都是經過精心設計，正是如此考慮周全而又細微謹慎，才造就了美帝可以最大程度的蓬勃發展。認為副總統只是無用擺設的人，往往是未能領略美帝制度設計的巧妙精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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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補充一點，關於談到副總統在日常工作安排，由於副總統沒有打破參議院平局和總統第一繼任者其他的職權，那麼副總統平日里也就無所事事，浪費公帑了嗎？非也！副總統不僅不是百無聊賴的冗員，反而是日理萬機的大忙人。
副總統日常工作安排，主要有兩個，一是當國際上沒有重大的外交活動時，副總統需要兼任參議院議長一職，主持參議院的日常工作會議，因為他並非由議會選舉產生，所以這也確保他主持會議時不會受參議院多數黨的影響，打壓少數黨的發言權利。當國際上有重大的外交活動時，副總統就要代表國家出訪外國，事實上進入現代以後，代表國家出訪外國幾乎成為了副總統的主要職能，僅靠總統和國務卿來完成所有的外交工作明顯也過於繁重，很需要副總統來分擔這項工作。由於國際條約的最終決定權在參議院，因此不管是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出訪的區別都不會太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只是向國會傳達出訪的情報，因此即便沒有其他實權的副總統也完全可以兼任這份差事，但反過來，其他官員，哪怕是國會多數黨黨魁卻不能代替副總統出訪外國，因為行政級別不夠，你讓一個議員去出訪外國，別人就會覺得你是在輕視、蔑視別國，搞不好還會釀成重大的外交事故。副總統的職權用一句話來概括，沒有其他實權才是副總統充分行使職權的基本前提，有其他實權反而不可能行使副總統的職權。
副總統就相當於系統編程時那個看上去不起眼平日里也完全不怎麼起作用但卻不可或缺的程序，但當你認為這個程度是多餘的BUG想把它從系統中刪除，那麼就會發現整個系統離開了它就再也無法正常運轉起來，很多時候人們認為副總統沒用並非真的沒用，而是沒意識到他存在的作用。
公正從來就是指機會公正而非結果公正，如果能爭取成為特權階層當然比普通人更有調動資源的能力，但問題就在於我們結果不平等，機會也不平等，那些認為只要只要努力就能在仕途上平步青雲的，只是一廂情願，絕大多數的人，比如那95%收入不到5000一個月的人，他們怎麼競爭都不可能超過剩下5%的人，而剩下5%的人又無論如何都競爭不過5%中的5%的人。@陈士杰 #100788
關於復讀令我是最大的受害者，版面都是類似或者重復的問題，我的答案自然也是重復的，應該同樣的答案就可以回答千篇一律只是改頭換面的話題，然而我卻因為復讀令被禁言了，但發表極端言論的重復話題或者類似話題卻不停刷板。
如果拿三國殺來比喻，反對派是反賊，趙家人是主公，粉紅是忠臣，那麼內奸是什麼？@沉默的广场 #100373
為什麼總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大家都有和大家都沒有確實是一樣的，但專制的本質就是一部分而一部分沒有，特權階層有民主自由，民眾沒有，而且特權階層可以左右沒有特權的民眾。
至於那些說不需要憲政自由的人，只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就可以，那就是專制體制下如何有效避免公權力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如果不能有效避免，那麼民眾擁護一個會侵犯民權的政權又有什麼意義？
陪審團制度是判例法系的標配，典型的大陸法系是沒有陪審團制度的，日本是個怪胎，兩個法系的東西他都有。判例法系之所以有陪審團是因為判例法系的審判邏輯是不嚴謹的，需要法律以外的東西——普通人的認知來調整。
顧名思義，判例法系的審判邏輯是判例，也就是根據大量的例子去推導背後的原理，比如英國有白天和晚上，法國也有白天和晚上，德國也有白天和晚上，很多國家一天里都有白天和晚上，所以歸納總結地球一天就是有白天和晚上的，但這個結論明顯是不對的，比如南極和北極就有極晝和極夜。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普通百姓的認知去補充，比如有人提出來他們的國家處於兩極，那裡一天就沒有白天或者黑夜。
與判例法系對應的是大陸法系，大陸法系的審判邏輯是根據一般規律去推導個別現象，比如地球已知是圍繞著太陽公轉的，所以地球一天會有白天和黑夜，但正因為圍繞著太陽公轉，所以地球兩極會存在極晝和極夜的現象，這裡就表明瞭根據大陸法系的邏輯，不需要法官真的看過極晝和極夜的地區，只需要根據邏輯推論就可以得出只要地球圍繞太陽公轉，那麼哪怕法官沒見過極晝和極夜，但極晝極夜在邏輯上就是存在的。
經過上述兩個例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大陸法系的審判邏輯比判例法系的審判邏輯更嚴密，所以大陸法系國家普遍不需要陪審團。實踐當中，目前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憲政體制中，判例法系比大陸法系司法審判更公正的證據，根據「如無必要，勿添實體」的原則，大陸法系國家沒必要增設陪審團，中國大陸屬於大陸法系，和台灣地區、日本、德國、法國法系的起源一致，中國大陸目前的司法不公正和法系無關，和陪審團有無無關，和沒有建立起憲政體制從而有效監督公權力有關。所以，比起設立陪審團制度，應該更多關心如何建立起憲政化體制。
屁民的矛盾不足以導致軍閥割據，絕大多數人都是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罷了。@Wolfychan #100402
先說結論再談理由：權威政治不僅不是發展效率最高的，反而會大大降低發展的效率，最終得不償失。下面我就上述結論作具體的說明。
決定發展效率的因素無非如下方面： 1、作出決策的速度 2、作出決策的正確性 3、保持決策的執行性 4、保持決策的成本
先說作出決策的速度，如果說權威政治在效率上的優勢最明顯就是體現在作出決策的速度，說得好聽一點，就是當機立斷、力排眾議、搶佔先機，說得不好聽，就是領導人的頭腦發熱拍拍屁股就能拍板上馬，這也是權威政治經常吐槽立憲政治效率低下的理由，因為立憲政治要求權力分立，既要體現多數人的民意又要照顧少數人的權益，因此作出決策的效率自然不如權威政治領導人高瞻遠矚、當場拍板這麼迅速，然而事實上，權威政治除了作出決策的速度比立憲政治高以外，其餘都不如立憲政治。
接著，我們來說作出決策的正確性，一般而言，一項政策是否正確，也就是判斷是否有利於發展，很難有準確的標準，比如降准，有的人認為有利於放貸投資發展經濟，有的人卻認為這筆錢難免最終回流到負債累累的房市，鼓勵企業拿新債還舊債，不利於經濟發展。雖然立憲政治很難界定什麼樣的政策是有利於發展的，但是立憲政治可以盡可能的避免公權力通過發佈政策去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因為在立憲政治下，每一項決策往往都是各個利益派系相互妥協的產物，雖然為了達成這個妥協難免會耗費比權威政治高得多的時間和人力成本，但是這可以保障作出的決策能夠盡可能的避免公權力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國家是通過公共管理行為更好的實現民眾的權利，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在沒有經過充分的民眾或者民眾代表同意而以犧牲相當部分民眾權益作為發展的籌碼，即便這個國家發展得再好但又有什麼存續的意義呢？而且今天能夠犧牲一部分的人，明天就能犧牲另一部分的人，所有人隨時都有可能成為被犧牲的對象，民眾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根本無法得到保障，比如2018年8月山東壽光為了等旱季賣水給下游的居民而蓄水過高從而導致洪峰一來就不得不三壩洩洪，導致下游的居民飽受洪災之苦，還有2019年2月24至25日，自貢容縣為了開採頁岩氣而導致人為地震導致當地居民死傷，還比如全國各地的環保整治項目緊急關停了當地的合法企業，事後又無法給予適當的賠償，在桂林就有已經借款斥資幾百到兩千多萬的採石場企業還沒正式投入生產就被關停，當事人一夜之間就從千萬富翁變成千萬負翁，勢必大大打擊了民眾投資生產的信心。
再來說說保持決策的執行性，換而言之就是即便權威政治作出的某個決策是正確的，是符合民眾利益的，是有利於發展的，但怎麼避免這個決策在執行過程中不走樣、不變形，從而導致政策得以和預期計算時一致。這裡舉明朝「一條鞭法」為例子，因為在古代的稅負往往是以實物的形式上貢朝廷的，實物由於自身的屬性，很容易在上貢的過程中出現損耗，比如糧食，一千旦的糧食可能由於路程上的損耗，比如破的、漏的、潮濕變質、串味等等自然因素，到了京師可能就剩下四五百旦了，而一條鞭法則是允許官吏在途中變賣掉這些貢品然後換成其他同等值錢更加輕便也更容易保質的貨物上貢朝廷，從政策出發點看，這原本是一件利國利民的良政，但在執行中，由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權威領導，各級掌管了貨物定價權的官吏就通過低價買進不值錢的貨物然後強迫民眾高價收購，導致百姓叫苦連天、民不聊生，一條良政由於權威對權力的壟斷，硬生生變成一條惡政。
最後說說決策的成本，權威政治的核心矛盾之處在於，如果權威本身施政不當，誰來對權威進行制約從而盡可能的避免權威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對權力進行制約無非兩種途徑，一種是上級或同級領導對下級或同級下屬進行監督，一種是體制內各級之間相互制衡、體制外選票監督，權威政治明顯不可能使用後者，否則當權威能夠受到其他體制內外的力量制衡時，權威就必然受到挑戰，權威也就難以樹立權威。如果使用前者，那麼就會陷入一個邏輯怪圈，那就是誰對最終權威進行制約？同時，上級權威事實上不可能直接瞭解基層的工作，他也必須通過層層下級的權威機關去保障政策的實施，如果下級權威機關有所腐化或者懈怠，或者為了應付上級而走形式主義、痕跡主義，也就必然導致上級的政策花費了大量的執行和監督成本卻無法如預期執行，我舉兩個例子，比如精准扶貧工作，一千塊錢的扶貧項目，連同各種台賬、報告、心得、照片整理、日常走訪、宣傳政策、打印、開會等等所花費的成本就兩三千，還沒算駐村幹部的補貼，那還不如直接把這些成本換成現金直接給到扶貧戶，但實際上不可能，因為如果不做上面這些工作，那麼你這一千塊錢的扶貧項目可能都落實不了，好了，國家做這些項目花這麼多錢，錢從哪裡來？由於實體經濟萎靡不振，所以只能靠印，首先是前幾年眾所周知的四萬億救市計劃，然後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8000億，年底又搞一個新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到了2019年開年，又有一個降准，折合再放水8000億，那麼放了這麼多水扶貧戶是拿到錢了，但問題是這個錢是靠印出來的，印的錢多了，貨幣的購買力就下降，物價就飛漲，而扶貧戶拿到的錢也就無法實現預期的購買目標，但是為了貫徹扶貧計劃，供養和落實的政策成本卻一分都不少，甚至由於物價飛漲還在不斷增加，從此國家便陷入一個燒錢黑洞。再舉一個例子，比如現在全國搞的公共法律服務平台，從政策初衷是便民利民的，但事實上由於權威機關壟斷了民眾的救濟途徑和設定人為的援助門檻，比如要求民眾必須持傳票申請法援，必須在受援以後才能才能幫忙調取對方當事人具體的身份信息，但當事人由於缺乏對方當事人具體的身份信息而無法立案，所以根本無法享受法律援助，但是從國家到省市縣鎮村派出點七級的公共法律服務平台卻一個不落，光一個縣級的平台打造從設備到場地到各種文案材料就要好幾百萬，還要經常維護，還要長期供養一批日常的行政工作人員，無疑就是一筆天文數字，但是其核心的援助功能卻無法發揮作用，就算有個別承接受援的案件，工作人員卻要經常應付於各種例會、台賬、心得總結、周報、月報、季報、半年報、年報、各種節日和臨時性重大事件的特殊安排等等，根本無法及時處理受援人的案件。
總而言之，在權威政治下，實施一個政策雖然在拍板的過程比立憲政治更高效，但是既無法保障政策的正確性，也無法保障政策的執行力，更無法保障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所付出的成本遠高於比通過政策發展獲取收益的情況，而且由於層層的台賬、痕跡、大小例會、反復調研，政策原本的核心工作反而無法及時完成，換而言之，政策由於錯誤反復修正和在執行過程中的繁瑣痕跡審查，最終必然導致政策就會在執行層面徹底喪失效率，結果就是權威政治既無法保障政策的效率，也無法保障政策的正確性，還浪費時間、人力、物力、金錢，是完全南轅北轍、得不償失的。
那是行政命令，也屬於法治的部分，主要是填補法律的空檔和漏洞，所謂有法律總比沒有法律要強，但行政命令不得和法律規定相衝突，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命令，行政雖然不能直接指定法律，但可以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執行法律，以實現權力平衡。@一只雞兒 #16665586
人治和法治的區別不在於是否由人去治理，而在於由人怎麼治理。
在憲政國家，由於法律是根據憲法和民眾的意願所制定的，因此要求國家依法治國（法治）可以使得國家在行使管理和服務職能時能盡可能的符合充分民眾的意願，能盡可能的避免公權力濫用權力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相對而言，依人治國（人治）則是指治理國家時，無需要求盡量體現民眾的意願，而由部分擁有統治權的領導者進行集中決策，這種情況下如果領導者的個人能力不足或者品行不端，就容易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
需要注意的是，依法治國或者說法治並非指機械的依照法律治理國家，而是指依良法而治，因為在人治國家，統治者的意願往往也會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但由於這些法律無需要求體現民眾的意願，是惡法，因此並非法治。
同理比如專政和憲政都是由人去施行，難道兩者是一樣的嗎？肯定是不一樣的。雖然都是由人去施行，但前者講究由一部分人決定所有人的權利義務，後者則講究決策既要體現多數人的民意又要照顧少數人的利益。
綜上所述，法治和人治的區別並不在於國家是否由人來治理，因為兩者都是由人去治理，也不在於國家是否依照法律治理，因為兩者都可以是依照法律來治理，而在於人如何去治理，在於治理所適用的法是否能盡可能的符合廣泛民眾意願。
專制政權倒台後，是否會出現軍閥割據、天下大亂？ 答：軍閥割據的前提是政權倒台前軍閥勢力已經在政權內部割據形成，而類似東歐劇變前的專制政權，由於政權中央對於包括武裝力量在內全國民眾的直接控制，打壓一切與權力核心不一致的聲音，因此，全社會根本沒有分割格局的基礎，這種狀態就稱之為原子化社會。
在一個原子化社會內，一旦專制政權倒台，武裝力量由於不可能來得及形成軍閥，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現軍閥割據，因為民眾不會允許國家長期出現權力真空，所以新生政權很快就通過民意掌控大局，然後再重新領導武裝力量。只要沒有軍閥割據，也就不會出現類似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的情況，當然南斯拉夫是東歐唯一的例外，因為南斯拉夫原本就因為民族矛盾而存在軍閥割據，所以不必擔心原子化社會一旦專制倒台就會出現軍閥割據。
不可否認梁啓超是發明瞭中華民族這個詞語，但大家之所以能普遍接受，說明也是有社會基礎，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事實上也已經存在，只是在梁啓超提出之前還沒有一個概念去形容這個概念，否則不可能被民眾接受，如果說中華民族是梁啓超創造的話，那麼如果梁啓超說的不是中華民族，改個名字，叫做大清民族也就沒有這麼多人接受。準確的表達，應該是梁啓超創造了「中華民族」這個詞彙來形容中華民族這個群體。這是我的個人看法，如有錯漏，還望海涵。
要回答上面的問題，我們要先對數字貨幣的屬性有個大體的認知。
首先，數字貨幣只是作為貨幣的載體，中國可以出美國也可以出，世界各國也可以出，所以說數字貨幣因為可以禁止洗錢所以會替代美元的說法不準確，因為別人的數字貨幣也可以禁止洗錢。
接著，別人之所以通過美元來替換不是因為別人喜歡拿美元來替換，日元理論上也可以直接和人民幣兌換，不需要美元作為中介，那為什麼別人不直接拿日元兌換人民幣呢？因為人民幣沒有信用，美元有信用。簡單來說，美元的發行背後是有美國作為靠山，美國制度決定了需要接受外界的監督。所以別人在使用美元時可以通過監督來防止美元匯率失衡，但中國大陸是沒有的，除非哪一天中國大陸憲政化以後，中國大陸貨幣的發行機關可以得到監督，那麼別人就會使用大陸的貨幣直接兌換，所以和大陸貨幣兌換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數字貨幣這個載體，而是國家信用。
第三，他說中國貿易量佔世界最大，這是事實，但背後的原因他沒有說，中國貿易量大不是因為中國的貨物多好，而是因為中國的貨物便宜和廉價，比如稀土，中國佔據75%的全球市場，因為我們的價格只有別人的三分之一，但是！隨著環境惡化和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擔，我們已經不可能再通過廉價的尚品傾向主導市場，未來的市場會是以質量為優先所決定的。同時，中國大陸的貿易主要還是靠進口為主，所以我們實際上是依賴外國而不是外國依賴我們。中國外銷的產品，幾乎都是可替代非必要產品。但是國外進來的產品，比如芯片，就是不可替代且必要的產品。這就決定了，別人不可能因為用數字貨幣而放棄美元，因為美元可以購買到不可替代且必要的貨品，但人民幣也好，大陸發行的數字貨幣也好，都做不到。
總而言之，用數字貨幣來代替美元實現內循環在中國大陸憲政化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伊朗俄羅斯都自顧不暇，更不要說幫中國內循環了，現在俄羅斯的銀行還主動配合美帝對華的制裁呢。
民族自決從來只是實現政權利益的手段，而非政權實現的目的，而民族自決也並非政權更好實現利益的唯一手段，政權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謀取和維護民眾的利益，而非為了自決所以才組建政權，如果民族自決和民眾利益相衝突，自然不會有人提什麼民族自決，分裂派其實是都本末倒置了。
舉個例子，假設在另一個平行時空當中，大陸這邊是憲政政權，趙家輸了敗退台灣，台灣那邊才是共產專制政權，如果這種情況下還主張民族自決那才是真的所謂捍衛民族自決，否則所謂的民族自決不過是和大陸政權割裂保障當下利益的遮羞布罷了，虛偽得很。
@sorrysorrysorry #15273760 姨粉和小粉紅本質都是極端思想，哪裡都不可能杜絕極端思想，但只要開放言論和規範選舉規則，極端思想就不可能有市場，這就相當於現在牆內輿論封鎖這麼緊張，但不控評必翻車情況卻依然是常態，這就說明瞭不用害怕有人傳播極端思想，我們應該擔心的是無法傳播健康思想。
對於您的說法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不是不提姨學，姨學就不會被傳播，這就像律師去開庭一樣，如果律師因為不希望某個問題被關注而刻意回避某個問題，一旦法官自己發現某個問題或者對方引導法官發現某個問題，法官就很容易被先入為主的觀點所帶偏，這裡的法官就相當於是論壇的看客們，如果姨學一開始得不到糾正，看客們一旦接觸姨學就很容易因為先入為主而被帶偏，所以與其等法官自己法官問題或者對方引導法官發現問題，還不如一開始就正視問題，引導看客們正確看待極端言論的態度，這就像回避性教育的社會性犯罪往往要高於正視和主動進行性教育的社會。
@sorrysorrysorry #15262231 言下之意，姨學是模因，姨粉是對姨學的自我複製和傳播？
@sorrysorrysorry #15249224 公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谈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可能会得罪很多姨粉，甚至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但我思考再三，我还是觉得应该坚持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只有坦诚相见，才能收获大家真诚回应的声音）
（文后附简体中文版，以下为正文）
姨粉他們不滿專制但並不希望推翻專制統治，因為嘲笑專制統治下民眾的苦難，是他們獲得心理優越感的來源。民眾嘲笑喉舌就會動搖專制統治的基礎，也就會動搖他們嘲笑民眾從而獲得心理優越感的淵源，他們希望看到的是專制統治的黑暗以及生活在黑暗的民眾沈默互害愚昧順從，總之就是不希望看到民眾反抗和不服從，就像他們總是選擇性無視「不控評必翻車」的現實一樣。只有民眾愚昧互害愚昧順從，他們的民族劣根性、中華民族無藥可救的極端言論也就有市場，進而反華種族歧視主義也就有理論基礎，反華種族歧視主義被「合理化」，那麼核平中華、肢解中華也就變得「順理成章」、「大義凜然」，從這個角度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反華種族歧視者往往是一邊鄙夷專制統治，另一邊極力鼓吹專制統治不可戰勝論，與其說專制統治不可戰勝，還不如說專制不可戰勝論迎合了他們認為中國人不配享有憲政、只配服從專制統治的反華種族歧視理論，而維繫反華種族歧視主義理論的根本目的，本質上就是他們通過嘲笑生活在苦難中的同胞來為自己失敗的人生尋找精神安慰的一個出口罷了，是一種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的心理扭曲，簡而言之就是幸災樂禍，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對別人的苦難沒有同情心和對自己的罪惡沒有愧疚心的人，就屬於典型的反社會人格，這就可以解釋了為什麼擁有反社會人格的人，往往都是種族歧視份子和暴力犯罪者的原因，因為他們就是要通過塑造極端理論來為自身的反社會行為說服自己從而尋求心理平衡，天使遇到不公會伸張正義，惡魔遇到不公會將之「合理化」，比如將種族歧視合理化。而喜歡幸災樂禍的人，他們就是天生的惡魔。
（以下为简体中文版）
他们不满专制但并不希望推翻专制统治，因为嘲笑专制统治下民众的苦难，是他们获得心理优越感的来源。民众嘲笑喉舌就会动摇专制统治的基础，也就会动摇他们嘲笑民众从而获得心理优越感的渊源，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专制统治的黑暗以及生活在黑暗的民众沉默互害愚昧顺从，总之就是不希望看到民众反抗和不服从，就像他们总是选择性无视“不控评必翻车”的现实一样。只有民众愚昧互害愚昧顺从，他们的民族劣根性、中华民族无药可救的极端言论也就有市场，进而反华种族歧视主义也就有理论基础，反华种族歧视主义被“合理化”，那么核平中华、肢解中华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大义凛然”，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华种族歧视者往往是一边鄙夷专制统治，另一边极力鼓吹专制统治不可战胜论，与其说专制统治不可战胜，还不如说专制不可战胜论迎合了他们认为中国人不配享有宪政、只配服从专制统治的反华种族歧视理论，而维系反华种族歧视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本质上就是他们通过嘲笑生活在苦难中的同胞来为自己失败的人生寻找精神安慰的一个出口罢了，是一种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心理扭曲，简而言之就是幸灾乐祸，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对别人的苦难没有同情心和对自己的罪恶没有愧疚心的人，就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拥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往往都是种族歧视分子和暴力犯罪者的原因，因为他们就是要通过塑造极端理论来为自身的反社会行为说服自己从而寻求心理平衡，天使遇到不公会伸张正义，恶魔遇到不公会将之“合理化”，比如将种族歧视合理化。而喜欢幸灾乐祸的人，他们就是天生的恶魔。
其實我想想品蔥也挺滑稽的，一群大外宣在反賊群整天就扮演反賊討論恥笑他們的主子。最活躍的反賊群體全部都是大外宣。一個大外宣搭建了一個反賊平台吸引了無數大外宣扮演的反賊去罵他們的主子。最搞笑的是，他們都不知道彼此是大外宣，建立平台的大外宣以為自己網羅了一大群反賊，被當成反賊的大外宣以為自己佔領了一個反賊平台。相互釣魚，還以為彼此就是自己想釣的魚。
（文后附中文简体版）
一、如何識別哪些是不值得擁護的政權？
答：在現代社會，政權是因為能夠盡可能的捍衛、救濟甚至爭取民眾的正當權益，所以才值得民眾的擁護。那如何判斷一個政權是否捍衛、救濟甚至爭取民眾的正當權益？
由於為了實現對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政權必然需要左右民眾的權利和義務，因此，當政權左右民眾權利義務時，越難以避免公權力濫用侵犯民眾正當權益，民眾的正當權益就越難以得到捍衛、救濟和爭取，民眾的正當權益越難以得到捍衛、救濟和爭取，民眾自然也就越沒有擁護政權的必要。
那要防範公權力濫用侵犯民眾的正當權益，就必然需要對公權力進行監督，對公權力進行監督的方式有且只有兩種，一種是上級監督下級、領導監督下屬，但這種監督模式有兩個不合邏輯之處，一是下級由上級監督，下屬由領導監督，但上級領導卻無法得到監督；二是上下級之間層級越多，跨級監督的有效性也就越差，導致政策越往基層，與越上層的決策走樣越大，換而言之，這種監督模式無疑於形同虛設。還有一種監督模式是分權制衡、相互監督，雖然這種監督模式也並非盡善盡美，但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各級的監督力度上都明顯比前一種更合理。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只要看到不採取分權制衡、相互監督的政權，就能直接認定這是不值得擁護的政權，因為這個政權沒盡到避免公權力濫用而侵犯民眾正當權益的基本責任。由於不值得擁護的政權是監督形同虛設、上級領導專橫獨斷的政權，因此，不值得擁護的政權，我歸為「專制政權」。
二、如何推翻專制政權？
答：現代政權的統治基礎與古代政權的統治基礎，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古代政權的統治基礎來源於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統治者就是天子，除非統治者已經到了昏庸暴虐、人神共憤的地步，而且還需要配合各種人為或者自然的「神跡」，民眾才認為統治者已經失去了天子的身份，屬於德不配位，才可能造反。而如果政權還沒有到餓殍遍地、民不聊生的地步，即便民眾意識到統治者並非捍衛民眾的正當權益，出於三綱五常中君臣關係的倫理道德，民眾仍然需要向統治者效忠，順應天命，如果不效忠統治者，就是有違禮法，逆天而行，有歪倫常，為世所不容。
現代政權的統治基礎是君權民授，民眾再也沒有無條件向政權領袖效忠跪舔的義務，反過來政權有必須捍衛民權、為民服務的責任，政權從父母官的角色變為人民公僕，政權和民眾的關係，也從君臣關係轉變為僕主關係。這也就意味著專制政權要取得民眾的支持，不能再依靠君權神授的倫理道德，只能通過謊言和恐怖誤導和恐嚇民眾，使民眾繼續以為或承認專制政權是捍衛民權、為民服務的。而恐怖本身的武裝力量也是因為長年累月受到的謊言誤導，導致被扭曲的三觀與現實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所以才聽從專制政權，所以歸根到底，專制政權一切的統治基礎在於謊言，只要謊言被世人識破，專制政權也就再也無法取得普遍民眾和武裝力量的積極支持。失去普遍民眾和武裝力量積極支持的專制政權，必然陷入塔西佗陷阱而無利可圖，最終垮台。
目的是推翻專制統治，如果維持體制也能實現轉型是最理想的轉型模式，因為這是對國家損害最低、效率最高、抵抗最少的轉型方式，但如果必須推翻原體制才能推翻專制，那麼退而求其次，推翻體制也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三、專制政權倒台後，是否會出現軍閥割據、天下大亂？
答：軍閥割據的前提是政權倒台前軍閥勢力已經在政權內部割據形成，而類似東歐劇變前的專制政權，由於政權中央對於包括武裝力量在內全國民眾的直接控制，打壓一切與權力核心不一致的聲音，因此，全社會根本沒有分割格局的基礎，這種狀態就稱之為原子化社會。
在一個原子化社會內，一旦專制政權倒台，武裝力量由於不可能來得及形成軍閥，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現軍閥割據，因為民眾不會允許國家長期出現權力真空，所以新生政權很快就通過民意掌控大局，然後再重新領導武裝力量。只要沒有軍閥割據，也就不會出現類似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的情況，當然南斯拉夫是東歐唯一的例外，因為南斯拉夫原本就因為民族矛盾而存在軍閥割據，所以不必擔心原子化社會一旦專制倒台就會出現軍閥割據。
（以下为简体版）
一、如何识别哪些是不值得拥护的政权？
答：在现代社会，政权是因为能够尽可能的捍卫、救济甚至争取民众的正当权益，所以才值得民众的拥护。那如何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捍卫、救济甚至争取民众的正当权益？
由于为了实现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政权必然需要左右民众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当政权左右民众权利义务时，越难以避免公权力滥用侵犯民众正当权益，民众的正当权益就越难以得到捍卫、救济和争取，民众的正当权益越难以得到捍卫、救济和争取，民众自然也就越没有拥护政权的必要。
那要防范公权力滥用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就必然需要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方式有且只有两种，一种是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但这种监督模式有两个不合逻辑之处，一是下级由上级监督，下属由领导监督，但上级领导却无法得到监督；二是上下级之间层级越多，跨级监督的有效性也就越差，导致政策越往基层，与越上层的决策走样越大，换而言之，这种监督模式无疑于形同虚设。还有一种监督模式是分权制衡、相互监督，虽然这种监督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各级的监督力度上都明显比前一种更合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看到不采取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政权，就能直接认定这是不值得拥护的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没尽到避免公权力滥用而侵犯民众正当权益的基本责任。由于不值得拥护的政权是监督形同虚设、上级领导专横独断的政权，因此，不值得拥护的政权，我归为“专制政权”。
二、如何推翻专制政权？
答：现代政权的统治基础与古代政权的统治基础，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古代政权的统治基础来源于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统治者就是天子，除非统治者已经到了昏庸暴虐、人神共愤的地步，而且还需要配合各种人为或者自然的“神迹”，民众才认为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天子的身份，属于德不配位，才可能造反。而如果政权还没有到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地步，即便民众意识到统治者并非捍卫民众的正当权益，出于三纲五常中君臣关系的伦理道德，民众仍然需要向统治者效忠，顺应天命，如果不效忠统治者，就是有违礼法，逆天而行，有歪伦常，为世所不容。
现代政权的统治基础是君权民授，民众再也没有无条件向政权领袖效忠跪舔的义务，反过来政权有必须捍卫民权、为民服务的责任，政权从父母官的角色变为人民公仆，政权和民众的关系，也从君臣关系转变为仆主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专制政权要取得民众的支持，不能再依靠君权神授的伦理道德，只能通过谎言和恐怖误导和恐吓民众，使民众继续以为或承认专制政权是捍卫民权、为民服务的。而恐怖本身的武装力量也是因为长年累月受到的谎言误导，导致扭曲三观与现实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才听从专制政权，所以归根到底，专制政权一切的统治基础在于谎言，只要谎言被世人识破，专制政权也就再也无法取得普遍民众和武装力量的积极支持。失去普遍民众和武装力量积极支持的专制政权，必然陷入塔西佗陷阱而无利可图，最终垮台。
目的是推翻专制统治，如果维持体制也能实现转型是最理想的转型模式，因为这是对国家损害最低、效率最高、抵抗最少的转型方式，但如果必须推翻原体制才能推翻专制，那么退而求其次，推翻体制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三、专制政权倒台后，是否会出现军阀割据、天下大乱？
答：军阀割据的前提是政权倒台前军阀势力已经在政权内部割据形成，而类似东欧剧变前的专制政权，由于政权中央对于包括武装力量在内全国民众的直接控制，打压一切和权力核心不一致的声音，因此，全社会根本没有分割格局的基础，这种状态就称之为原子化社会。
在一个原子化社会内，一旦专制政权倒台，武装力量由于不可能来得及形成军阀，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军阀割据，因为民众不会允许国家长期出现权力真空，所以新生政权很快就通过民意掌控大局，然后再重新领导武装力量。只要没有军阀割据，也就不会出现类似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情况，当然南斯拉夫是东欧唯一的例外，因为南斯拉夫原本就因为民族矛盾而存在军阀割据，所以不必担心原子化社会一旦专制倒台就会出现军阀割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