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权者和老百姓，稳定的定义肯定不一样。当权者觉得你们不闹事好好交税当韭菜就是稳定，老百姓觉得要有稳定工作有房住有医保有养老才是稳定。不管怎么样，当权者和老百姓对稳定还是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就是不要乱。
有的反贼看到这儿肯定不乐意了：不乱？让当权者继续得利吗？
好，我们反着说，要乱起来，谁首先会死？你还是习近平？你先死的可能性超过99%吧。既然命都可能没有，为什么要乱？因为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嘛。
不管是品葱、2047，红迪，还是其他墙外论坛，口口声声闹革命的人，大部分人都是网上英雄，现实生活中借给他三个胆子也不会去闹。为啥呢？因为这些人无非是对现实不满而已，对现实满意了谁想革命呢？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是要革命，还是要稳定？
今天的唯一一个无异议的革命符号”六四事件“，当年可不是那么”革命“呦。六四起初的主要主题是”反官倒“。就是反对官方和红二代带头的投机倒把，利用特权，与民争利。也就是说，六四最初的主题，是限定在经济范畴，尽量不碰或少碰政治根本，闲着没事他们也不想推翻政权。
六四的这种自我约束，跟中国长期形成的社会固有形态有关。秦朝以前，中国是“封建制”社会，简单说就是天子把土地分给诸侯，你在你的地盘上干什么天子基本上管不着，但这就容易给诸侯坐大的机会。所以到了秦朝就不再“封建”了，改成了“家产制”，就是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家产，皇帝选拔人才当官，给你高官厚禄，但你的职位不能继承。选拔制度有利于政权稳定，于是就被历朝历代固化下来，并逐渐改进。一开始官员是地方推举，后来演变到了科举。
科举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阶层上升渠道。只要不是赤贫人士或乞丐，但凡家里能供得起你读书，不管你是贩夫还是走卒，都有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美国华裔资深学者何炳棣通过对大量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者的家世资料进行量化处理后发现，中国明清社会垂直流动的速度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何的《明清社会史论》。
古代社会士农工商阶层分化明显，人们上进的最大动力是“仕途”，即从政。如果能保证一条改变政治地位的系统性通道，让普通人有盼头，人们大概率是不会“反”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经济，人们最大的上进动力是“挣钱”，如果能让老百姓有稳定工作，搞个投资有回报，不用天天担心被裁员、得了病没钱看，人们也不会闹事的。
邓小平解决六四社会矛盾的方法是把盘子做大，经济总量足够高，老百姓生活改善了，就没有那么多眼睛盯着贪污腐败了。而习近平的时代，前朝人口红利吃光了，地方财政消耗差不多了，本来应该想方设法提高经济驱动力，让老百姓别饿着。可习总一来大撒币，二来到处砍行业玩，三是天天想着备军备战，内斗内行外政外行，没有一秒钟琢磨怎么改善经济。老百姓的日子没盼头，大学毕业除了考公别的都不保险，前途一片漆黑，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有怨气很正常啊。
只要习总改变政治策略（大概率不可能），把重点放在经济上，整个社会的戾气都会减少的。
眼下世道艰难，老百姓嘴里喊革命喊屠支发泄发泄，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脑子一定要清醒，你实际上想要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