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Terminus 2049
  1. 小红鸭   发表文章

    本剧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庆丰八年四月某晚。)

    (幕起。)

    韦春花:呀,这不是熊哥!奴家日思夜想,可算把你盼来。这多少天连个信儿都没有,让奴家等得好苦也!

    熊大猫:春花儿,俺不是不想来看你,只是这几日太烦恼!

    韦春花:你少哄我!奴家可听说,熊哥周围多是年轻漂亮的女校尉,只怕乐不可支,哪里还有烦恼!

    熊大猫:甚么女校尉!色字头上一把刀。俺老上司,老孙,才提拔了两个女校尉,御前侍卫就奉旨捉拿,如今且在诏狱里蹲着,死活不知。

    韦春花:奴家可听说,老孙不是栽在女校尉身上,而是栽在……

    熊大猫:咳,咳!要知道敬畏,敬畏!

    韦春花(捂嘴):唉呀……奴家是说,听说老孙办案不力,连一伙韭山小毛贼都抓不住,早晚要栽。比熊哥你可差远了!

    熊大猫:你莫哪壶不开提哪壶!

    韦春花:哎呀呀,莫不是,这伙毛贼的案子落到了熊哥头上?

    熊大猫:唉!难啊,难啊。

    韦春花:甚么毛贼,奴家听说,就是一群酸儒小子,吃饱了撑着,占山为王,也不打家劫舍,成日里妄议朝廷,辱君犯上,还吱吱乱叫。连我个妇道人家都知道,造反要有人有地有枪,他们有甚么?还不是熊哥动动手指就碾碎了的事!

    熊大猫:唉,你妇道人家有所不知,辱君犯上,便是国家头等大事!且这伙毛贼好生滑溜。老孙虽好色,也是个人物。此前追查许久,也没抓出个鸟来。现在新官上任,为了讨官家欢心,竟将之列为要案,令咱限时破案!破得了,加官进爵;破不了,俺只好排队吃稀饭去也!

    韦春花:哎呀呀,熊哥,那可怎么办啊?

    熊大猫:怎么办?凉拌……不了啊。所以俺这几日才忙得脚不沾地,昼夜难眠!

    韦春花:既然查不出抓不到,还忙甚?

    熊大猫:唉,大人张张嘴,小人跑断腿;大鱼抓不到,小虾总得抓两只。

    韦春花:甚么大鱼小虾的?

    熊大猫:咳咳……俺私下同你说,那韭山十里外,有个叫一羚嗜酒的小酒馆,你可知道?

    韦春花:一羚嗜酒?呀,奴家知道那里!酒菜不好吃,酒保是个书呆,整日不想着做生意,只在墙上写字,还说甚么盐卤孜油的,奴家也听不太懂。

    熊大猫:那书呆酒保,说是与韭山大当家有旧。关键是,老实得一逼,尽可便宜捉拿。俺且将那酒馆里杂工后厨统统捉了,放小黑屋里慢慢审问也。

    韦春花:就那几个憨货?罪过罪过。

    熊大猫:也不算冤了他们。一个小酒馆,好好赚钱就是,竟不知天高地厚,在墙上私自记录朝廷野史,这叫甚么……不知敬畏!或者用那洋文叫甚么……皮可阔肉,普楼沃可插播。

    韦春花:奴家觉得,应该叫那个……图样图森破,桑姆泰姆斯奈伊无。

    熊大:春花儿近来文化水平有所提高。总之,不过几个呆子,拿了便拿了,且看他们能倒出甚么来。不得已时,一股脑儿,拿他们顶缸罢了。既是差事,俺总要交差,总不能真去吃稀饭。

    韦春花:叫奴家说,何必折腾这套官司,反倒打草惊蛇。不如引蛇出洞,一举剿灭。

    熊大猫:春花儿很高明啊,比俺新上司还高明些。

    韦春花:呦,奴家上位,也未尝不可。

    熊大猫:呵呵。闲话休提,咱且安置。

    (幕落。)

  2. natasha 饭姐
    natasha   发表文章

    致拥共人士:沟命海心,何苦呢

    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可笑。

  3.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4. 阿離   发表文章

    BE4已三日未现身

    BE4前些日子曾发帖称【网站从4月19日-25日有大量异常访问流量】,从而推测【自己被网警盯上】。 从5月2日BE4最后在四九的一贴【给出狱后的蔡伟的一封信】后,已经三天没有任何活动了。

    坦白说,鉴于NodeBE4用户稀少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消失个7天10天才可能引起大家怀疑。但是由于端点星案的关系,我不得不更敏感一些。

    由于我常驻四九和BE4论坛,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站长安全,必须发这个帖。

    希望BE4看到此贴后尽快回复。

    BE4回复后请管理员将此贴扔进水区,谢谢了。

  5. sorrysorrysorry   发表文章

    辩论若没了反方就毫无意义,网站也是一样

    理想形态的网站应当允许一切可能存在并且基于合情合理范围的争辩。但现实里的网站特别是流量巨大的地方,你很少能有管道看到不同的声音。

    一旦网站失去了反方,或者隐约有人在操纵话题设置和结论导向,对个人而言就变得很负面。这个结论适用于所有网不限于境外某些站点。

    但如果是贴吧模式呢,贴吧模式和匿名岛模式,一个是同类聚集,一个是扁平化议题,他们不是互为正反,也不完全是互为补充。(实际上贴吧也不完全是同类聚集,李毅吧最早就不是,更像匿名岛大杂烩,后来就变了)

    所有人都反对单向输出。就是天天给你灌输物理学原理你恐怕也受不了啊。

    再后来人们发现了,网站想要火,第一得有美女,第二都有喷子。。。

    第二阶段,出现了知乎问答模式,这个模式早期有不少牛人站台,咱不谈结论啊,不谈他们汇总了那些独特优秀的结论和回答,但早期确实是有牛人的。15年以后就衰败了。知乎的问答模式优点在聚焦,上浮,(类似的事新浪weibo的评论哐)但失败也失败于此,后来全变成营销号堆积图片,话多就有理了么?

    从用户层次和群体看,知乎是偏向于同类聚集的。而且目前看zhihu和微博已经同质化,失去了信息量。

    第三阶段,微博 ----没有讨论空间,因为流量曝光只看id背后是谁。游戏规则不公平。

    第四阶段,抖音-----------douyin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打发时间,没有讨论空间,所有话题=争议=导流

    第五阶段,比利比利,现在比利比利有一类很诡异的话题性视频,视频标题类似于weibo的#话题,然后没人看视频内容,全在评论下面交换情报,输出观点,导流。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发视频,其实更像是生成了一个临时讨论组,比如在2月6之后的一大堆唱悲惨世界的video 然后就是巨量的蹭热点在下面输出观点,或者接头。

    很多发奇奇怪怪视频的id,就是在接头。你去反驳他,给他增加数据,反而更容易让他增加推送量。

    打个比方,新电影或者节目出预告了,它下面马上就出现了临时id来带节奏,导流,对线,接头。

    第二个例子,有掌握了巨量临时id的人,不停的发“稻” 或者227 或者996 ,和叫春的猫一样,说白了就是钓鱼视频。之前一段时间的很多视频下面就留下了很多 “纪念李医生”这种没头没脑的话的id,

    所谓只追求曝光率,只导流。

    这是个很诡异的套路,一旦你进入了某一类话题,比如稻,你就失去了正方反方,失去了辩论空间,也失去了思考空间,本质上变成了别人的单向输出槽。one way pipe,单向的二极管儿(二极管有双向的谢谢) 它不是个话题,它更像是陷阱。

  6. Merlin   发表文章

    【端点星事件】律师寻找朝阳公安分局办案人(3)

    今天是5月8日周五,再次到朝阳公安分局找办案单位,是跟代理同案陈某的梁小军律师一起去。​这次直接找的国保支队,对方动不动就撂电话,要么称查不到,要么说谁让你找国保的就找谁去,并反问律师怎么得到的电话;又找刑侦支队,还是查不到,又是致电法制支队、督察大队....没有任何结果。

    ​下午成功联系到督察大队长,不料他出语雷人,“外地律师怎么能办北京的案件”,耐心给他解释说,我国法律允许律师接办全国案件,但他坚持北京有不同规定。只有不理这茬,讲了寻找办案单位的情况,请他好好监督分局警察是怎么办案的,大队长很是不快,说了一句“你好像对警察成见很深”,然后不客气地撂电话,看得出来这是个耿直人。再打去,重申监督要求,因着这么多天的寻找无果,我的语气中难免带了丝严厉,大队长听着不舒服,再次称我成见太深,但说会让负责接待律师的人来解答,接着追问律师如何获得其电话的,律师拒绝告知,尚未说完对方再次撂电话(分局警察好像都挺热衷这个动作)。之后,督察大队果然有人打来电话,但不是解答,明显是在收集律师的执业信息。律师和盘托出,本来也没啥需要隐隐藏藏玩神秘的。其实,只要办案单位出面接收委托手续,分局要的或不要的所有信息自然就都有了。

    ​之后又拨打12389公安举报热线,热线一如既往的“忙”,忙的没有一次让我在工作日打通,而5月1日休假期间成功进行的录音投诉,过了这么多天没收到任何回复。

    ​检察院方面,周三朝阳区检察院12309回电称,因本案没有交检察院查不到,赶紧跟她解释我申请的是侦察活动监督,本案尚在侦查且未逮捕,不存在案件交检察院的事,但检察院不能因此不履行侦察监督,并且律师已按要求寄去了书面申请材料,对方则称,“我只负责电话回复,书面申请我不管,会由第八检察部回复。”​多方打听,获得了第八部的电话,拨打数次始终无人接听。今天又拨打,还是没人接,于是又先后拨案管中心以及值班室的电话,对方既不给转接也不告知第八部(有效)电话,就律师寄的监督申请由谁负责查办一事,均称不知道也不负责查找。

    ​好在,代理蔡某的李国蓓律师寄去申请后收到检方短信,称会在三个月内(!!)回复,后她接到第八部电话,对方称会尽快办理。我打去那个电话询问,对方则称我的申请不是她承办,并且她查不到。

    ​至此,律师感觉已是黔驴技穷。目前我当事人家属已两次报失踪,七里渠派出所称没有参与办案但可以帮忙找回与唐一起被带走的两只猫,六里屯派出所称人没走失,但不能告知在哪里,家属只能等办案单位找。显然,无论是分局、还是派出所都知道相关情况,却联合起来刻意对律师和家属隐藏信息。

    ​警方违法地暗箱办案,让家属更加担心害怕甚至失眠,各种猜测在他们心中不断翻滚难以抑制却又不敢细想,焦虑之下有家属甚至开始埋怨律师,“见不到孩子我们请律师干什么”。

    律师真是无语,这办案单位违法,怎么就让律师背锅呢。为寻找办案单位,律师从朝阳分局到朝阳看守所、到昌平的七里渠派出所,再辗转到朝阳区检察院,又回到朝阳分局。期间投诉至12389 、12309、110,电话打了无数遍,走了几个来回,忙忙叨叨这么多天,从起点出发,结果一直停滞在起点一无所获,办案单位最终成功守住了神神秘秘的身份,可是,律师真的很努力,不求感恩,起码不该怪罪吧。

    寻衅滋事罪名,即便是刑拘或逮捕后羁押在看守所,律师仍可正常会见,现在一个”指定监视居住”措施,不仅当事人不知所踪,连办案单位都玩起了隐身。​家属坦言,以前觉得国家法治多好的,这次的经历简直颠覆了三观,警察办个案件怎么能这样做呢。 是啊,这样藏着办案到底是什么目的,这一切又能隐藏多久呢。如果办案人员现在使出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律师迟早是会知道的。

    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说好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呢,莫非又是那瘟疫在背后作祟?

    https://matters.news/@cmcwthb/%E7%AB%AF%E7%82%B9%E6%98%9F%E4%BA%8B%E4%BB%B6-%E5%BE%8B%E5%B8%88%E5%AF%BB%E6%89%BE%E6%9C%9D%E9%98%B3%E5%85%AC%E5%AE%89%E5%88%86%E5%B1%80%E5%8A%9E%E6%A1%88%E4%BA%BA-3-bafyreid4nul6oolmz5lfccuyp36tqw7yazzjo2edf6uv2eithoawgl5a7i

  7. 春秋   发表文章

    张千帆等:不能用寻衅滋事来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 (转)

    【导语】1997年,寻衅滋事罪从原来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之后,因其兜底条款“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存在,逐渐成为一项新的“口袋罪”,套在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公民头上。2014年中,郑州的贾灵敏、刘地伟、于世文、董广平、侯帅五人均被以寻衅滋事罪批捕,关押至今。2014年底,一场公益法律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法律学者、律师共议“寻衅滋事”的是非功过。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

    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7月15日)

    第五条 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第六条 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未经处理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法律学者、律师发言要点】

    刘德法教授(郑大):寻衅滋事为何会成为口袋罪

    (未完)

    全文请见:

    https://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zhang-qian-fan-deng-bu-neng-yong-xun-xin-zi-shi-lai-bo-duo-gong

  8. mimi0123   发表文章

    《茶馆》经典台词

    “莫谈国事”

    “收拾不了洋人,还收拾不了你吗?”

    “我看这大清国是要完啊”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

    “开工厂,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

    “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

    “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

    “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

    “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现在,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

    “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个人算什么呢,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象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可是……”

    “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

  9. 张怀义   发表文章

    阿里员工向共产党举报梯子

    阿里巴巴个不要脸的!

    https://www.v2ex.com/t/670151

  10. 爱狗却养猫 饭丝
    爱狗却养猫   发表文章

    【端点星】陈玫终于有消息了,律师却连监督警方依法办案的人都找不到

    来源:https://matters.news/@cmcwthb/%E7%AB%AF%E7%82%B9%E6%98%9F%E4%BA%8B%E4%BB%B6-%E4%B8%80%E5%91%A8%E5%9B%9E%E9%A1%BE-%E9%99%88%E7%8E%AB%E7%BB%88%E4%BA%8E%E6%9C%89%E6%B6%88%E6%81%AF%E4%BA%86-%E5%BE%8B%E5%B8%88%E5%8D%B4%E8%BF%9E%E7%9B%91%E7%9D%A3%E8%AD%A6%E6%96%B9%E4%BE%9D%E6%B3%95%E5%8A%9E%E6%A1%88%E7%9A%84%E4%BA%BA%E9%83%BD%E6%89%BE%E4%B8%8D%E5%88%B0-bafyreib4lq2pcyyx7yk5avk6g2b5qfpyn64ylzkdfacqhmlbs44rgy2flm

    今天是#陈玫、#蔡伟、#小唐三人失联的第22天,也是母亲节。就在今天中午,陈玫家人终于收到了和陈玫有关的音讯,确定陈玫和蔡伟、小唐一样,也在被指定监视居住中。

    陈玫哥哥陈堃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这个消息:

    “【寻人】截止2020年5月10日中午12时,我的胞弟 #陈玫 被北京警方带走第22天,我的家人终于接到警方电话,告知陈玫涉嫌犯罪被拘留。警方声称此前陈玫告知的地址有误,导致警方的通知书被退回。今天致电家人核实地址,重新邮寄通知书。目前仍不清楚陈玫的具体罪名和关押地点。陈堃 敬白 2020年5月10日”

    打电话给陈玫家人的电话号码还是“17310600773”。这个留在蔡伟和小唐通知书上的电话号码,此前也曾联络过蔡伟妈妈,称“蔡伟过得很好”和“不需要请律师”。“17310600773”是到目前为止北京警方唯一用来直接联络三人家属的方式,而且除给蔡伟妈妈和陈玫家人的这两通电话,其他时候三人家属、律师回拨这个电话,都无人接听。

    北京警方过了22天才通知被指定监视居住人的家属显然已是严重违法,另一方面,律师因警方不配合而无法对案件正常跟进,也是警方继续在知法犯法。

    本周律师依旧未能找到和联络到办案部门。5月8日,小唐辩护律师吴律师第二次去到朝阳公安分局找办案单位,陈玫辩护律师梁律师也一同前往。Ta们在联络国保、刑侦、法制支队和督察大队后依然无结果,频繁被挂电话、质疑身份,督察大队长还表示“外地律师怎么能办北京的案件”(这个说法显然是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条规定,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

    在督促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守法、让办案单位“现身”,正常受理律师跟进工作这件事上,监督部门也变得“选择性失明”。

    上周,吴律师和蔡伟辩护律师李律师都向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侦察活动监督申请”要求检察院监督朝阳分局,保障蔡伟和小唐依法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本周三5月6日,吴律师收到了检察院回电,称“因本案没有交检察院,查不到(案件信息)”。在吴律师表示了此案尚在侦察且未逮捕,不存在案件交检察院的事,申请的是侦察活动监察后,接线人只表示了书面申请不归Ta管,相关信息会由朝阳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回复,但并未提供第八检察部的联络信息。

    律师再次陷入无法找到查办人的怪圈里。通过多方打听找到第八检察部的电话,打过去却没人接;找检察院其他部门,其他部门既不转接也不给有效的联络信息。这正如律师找三人案件办案单位所遭遇的经历。只能说,在中国,律师不仅很难找到办案警察,连督促警方依法办案的监督人都找不到。这逻辑,和如今不仅仅发声的人会被训诫和抓走,连声援发声的人都会被惩罚和抓走的逻辑是何其相似啊。

    同样向检察院交了申请的李律师则在周五时收到了检方的电话,称材料已收到,会尽快处理。但只负责蔡伟案件的侦察活动监督申请处理,其他人的并不负责。

    端点星志愿者陈玫、蔡伟和蔡伟女友小唐 被捕已过去三周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三人在哪,处于何种境况依然一无所知,而因“连坐”而无辜受罪被秘密关押的小唐也还未放出。

  11. 笑翻江山   发表文章

    陈纯:同“熊猫”喝茶也是很有趣的。

    有人说,我写自己在派出所的经历,就像一个刚踏入社会的毛头小孩,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这个说得没错,而且我也是有意去这样观察。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写一些宏观问题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政治地”去看待它们,以免错过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政治意涵”。然而当我身处体制机关之中,随时有可能遭到“专政”,或者被笼罩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我反而尽量让自己“非政治化”地去面对这些,以避免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我从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员的口音中听出他惯常说的是粤语,于是毫不犹豫地切换了语言频道,后来进来的,只要能说粤语,我都让他用粤语跟我沟通。第一轮的问话结束,我和问我话的中年警官聊到他中上学的女儿,并交流了一下对深圳教育的一些看法。在等待手机拷贝结束的期间,我也和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聊到在深圳工作的压力,以及业余打发时间的方式。

    我并不是想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更多地,我是在挖掘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一面,以缓解自己的紧张。这几年来,我看过太多抗争者和异见者写到暴力机器的成员,在他们笔下,后者要么表现得确实像“机器”,要么对他们怀有极其强烈的恶意。我并非说他们写的不是事实,只是当自己进入那种地方,过分去留意那些方面,那对自己的心态百害无一利,只会过早让自己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更容易被他们击溃。

    跟他们聊天时,我固然发现彼此根本政治立场的不同,但也看得出他们所做的并非针对我个人。里面当然有一些冷冰冰的部分,比如对我的询问和记录,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工作而已。在与多个部门的多次打交道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不同部门的成员,不仅在自我认知上,完全把自己当作正常的公务员,而且也甚少意识到他们对工作对象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如我在他们面前提到移民,他们会认为我是因为被人肉以后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因为担心他们以后会经常来找我。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那就不需要怕他们,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那也不值得同情。也许是我观察得不仔细,但在目前接触到的不同部门的人员里,我还没遇到那种纯粹享受自己掌握权力的快感的。

    整个过程中,我除了在发掘他们日常化的方面,也尝试跳出自己的处境,去观察整个维稳机制去如何运作的。譬如说,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许多社交账号,包括脸书和推特,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但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监控我的脸书,因为我的脸书的隐私设置已经是最高级,所以有可能是上面的好友里有他们的线人。一旦他们发现我发布了什么敏感的内容,他们会让负责我的国保跟我沟通,要求我删除,如果我拒绝删除,又没能给出合适的理由(是的,在他们那里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这就会在我的记录上留下消极的评价。

    他们也会在外面搜集我涉敏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像明州案,我发布一次视频就直接敏感爆表了),国保就会约我出来喝茶,让我对那些活动进行解释,我的解释在记录上都会有所反映。根据我对自己那份记录的了解,它至少包括了陶崇园案、左翼青年、明州案和最近去香港游行的事,它也知道我在港台有哪些师友,以及我与哪些外媒有过联系。至于其他人生履历,那是不在话下。

    因为这种探索的心态,我慢慢不太害怕他们找我了。这些当下不愉快的经历,都可能转变成我以后做学术和搞创作的素材,一旦这样想,那就变成了一次次冒险之旅,就算偶有损伤,感觉也是值得的。在我所接触的工作人员里,有一位给我带来最大启发。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型,我的基本判断是,这种意识形态转型是失败的,在他身上,我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印证。

    首先根据我和他打交道的一些细节,我可以大概推断出他的级别,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这两年意识形态转型是成功的,那在他这种级别的领导的思想中,那些意识形态应该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而且如果他真的理解了这个意识形态,他也会有动机对我说出来,因为他在我面前还是代表体制的,这种表态是必要的。

    我们的交谈,双方都在营造一种轻松的气氛,但他还是说了不少场面话,所以合理来说,这些场面话应该包含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事实上,他确实跟我说了类似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此之前,他大肆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说里面谈到的“剥削”和“剩余价值”,他觉得都是胡说八道。

    且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构成真正的意识形态,因为里面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一般体制内人员就很难解释清楚它们和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在官方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基础,是不能被批判的。这位有司朋友,不仅如他自己所说,“完全不知道最高层在想什么”,而且也不清楚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向,到最后,只有两个价值是坚定的,一是稳定,二是爱国。

    许多人可能觉得诉说自己被喝茶,表情语气应该是凄苦的,或至少是严肃的,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在将这些喝茶的细节与自己的理论对应上(有可能这种对应是错的,毕竟样本有限)以后,我没有马上将它写出来,但不止一次在朋友面前说过,还将它变成段子。因为和我谈这些话题的人,大多是有过被喝茶的经历,或者以后可能有这样遭遇的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另一种心态来面对和讲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不悲情化,而是日常化、学术化,甚至娱乐化。

    我们一边理解它,一边嘲笑它,挖掘其中让我们感到熟悉的一切,以此在精神上对抗它意图创造出来的恐怖。和极权抗衡的关键,不是在力量上盖过它,而是一直保持我们身上的人性和人格整全,并将它们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之中。在这个过程,言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恐怖,它还在其中塑造我们的人格同一性。只有知道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才能明白“我是谁”。

    https://github.com/ChenChunCamus/article/blob/master/2019/%E4%BB%A5%E8%A8%80%E8%AF%B4%E5%AF%B9%E6%8A%97%E6%81%90%E6%80%96.md

  12. Merlin   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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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iver continues on its way to the sea, broken the wheel of the mill or not.

    The greater your joy or your sorrow, the smaller the world in your eyes.

    Learning nourishes the seed but it gives you no seed of its own.

    I use hate as a weapon to defend myself, had I been strong, I would never have needed that kind of weapon.

    There are among the people murders who have never committed murder, thieves, who have never stolen and liars who have spoken nothing but the truth.

    Keep me away from the wisdom which does not cry,

    the philosophy which does not laugh

    and the greatness which does not bow before children.

  13.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14. 爱狗却养猫 饭丝
    爱狗却养猫   发表文章

    【音乐】一生守候

    youtu.be/uTrTLTSLGNY

    一生守候

    作詞 武雄

    作曲 張朵朵

    等待著你 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

    陪著我長長的夜到盡頭 別讓我獨自守候

    等待著你 等待你默默凝望著我

    告訴我你的未來屬於我 除了我別無所求

    你知道這一生 我只為你執著

    管別人心怎麼想 眼怎麼看 話怎麼說

    你知道這一生 我只為你守候

    我對你情那麼深 意那麼濃 愛那麼多

    等待著你 等待你輕輕拉我的手

    陪著我長長的路慢慢走 一直到天長地久

    等待著你 等待你緊緊擁抱著我

    告訴我你的心裏只有我 除了我別無選擇

    你知道這一生 我只為你執著

    不管它喜還是悲 苦還是甜 對還是錯

    你知道這一生 我只為你守候

    我對你情那麼深 意那麼濃 愛那麼多

    等待著你 等待你緊緊擁抱著我

    告訴我你的心裏只有我 永遠愛我

    等待著你

    **感想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不过听上去比较哀怨。

    原唱好像是陈淑桦。王若琳的翻唱则成为了《大上海》的插曲。王对此歌的阐释是:我對這首歌的詮釋一直是一位女性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也被拋棄了,自己也很清楚,但是還是可憐的騙自己,口中還是對著這份愛情有懷抱如此的夢幻與甜蜜,而無法說出現實。我那時候想要把它作成黑白悲劇電影女主角要自殺前的獨白的感覺,所以是的,我把它唱的很哀怨。

    我虽然喜欢王若琳的演唱技巧,但非常不赞同她对这首歌的阐释。等待,希望,不一定是哀怨幻想,也可以是心之所向,无悔执着。前者依人,后者在己。当然,在旁观者看来,或许没有什么差别。

  15.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霏艺Faye   发表文章

    【音樂】錦零 - 有何不可

  16.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霏艺Faye   发表文章

    【电影】我能说

    youtu.be/XsBiN6Q79kE

    我想找个新头像,好难啊。。。自己又不会画画。。。

    这个名字是我临时想的。。不知道有没有和其他人重名

  17.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18. electron8964   发表文章

    郭沫若: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台湾独立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台湾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台湾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台湾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台湾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台湾,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人民,这才激起台湾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台湾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台湾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台湾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资本主义地美国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台湾人民告罪、向台湾人民致敬、向台湾人民学习地。

    问题应该是——台湾脱离了我们之后,台湾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台湾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台湾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台湾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台湾代表团的团长韩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台湾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台湾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台湾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作者:郭沫若

    https://www.china-week.com/html/3199.htm

    原文: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19. Misaki KBBL
    Misaki   发表文章

    【每日翻车新闻搬运】359:好多粉红挨了铁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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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isaki KBBL
    Misaki   发表文章

    【每日翻车新闻搬运】353:造梗文明,蹭梗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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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Misaki KBBL
    Misaki   发表文章

    【每日翻车新闻搬运】354:原来我大清还没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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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未来人   发表文章

    你赞同吗?“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叫自己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不需要宣告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今年63岁的蔡英文在BBC专访中表示。这也是她连任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叫自己中华民国台湾”。

  23. Wwssxx688   发表文章

    如何看待徐曉東?

    這人最後會是什麼結局?在國內好像快待不下去了!

  24. Socialist1917   发表文章

    五四运动101周年

    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 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9/05/01/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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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2019年)

    学生运动开启政治浪潮

    王林宇 中国劳工论坛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名大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占据的土地、铁路、矿山、森林等等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和日本以及英美是一战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五四游行开启了持续约两个月的全国群众运动,也开启了中国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新时代。这是场运动由学生率先发起,但随后大批城市居民、工人、商人也加入了运动。

    100年之后的今天,中共政权只会低调纪念五四运动,因为许多因素令它担心激进化的年轻人和学生会再次成为群众抗议的先声,点燃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是一支尚在蛰伏的“超级力量”,能够实现彻底的政治经济变革。过去9个月的佳士斗争初步显示出这种潜力。我们不应该忘记,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日也是1989年大规模民主斗争的导火索。八九民运几乎就要推翻中共政权。当时北大学生正计划在五四70周年举行联合抗议,但由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于4月15日去世,学生便将计划提前了。2019年有多个敏感的周年纪念,中共政权害怕“难以想像的危险”,1919年的这场历史性运动势必让他们感到紧张。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4-1918年一战大屠杀后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并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3月1日,即五四运动两个月前,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爆发大规模独立运动,有200万人参加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装起义。同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国际上的这些工人群众运动也是促发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1919年1月评论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他认为将来的革命都会像效仿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人类社会。

    幻想破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中国许多知识份子对帝国主义抱有很大幻想。1918年11月,北京有6万人参加庆祝“胜利”的游行。他们认为中国将可以拿回德国自1898年开始占据的“胶洲湾租借地”(包括胶洲湾和胶东半岛),而且可以调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签下的不平等条约,进而改变中国落后、受压迫的状况。

    美国总统威尔逊造成了尤其大的幻想。后发的美帝国主义希望加入瓜分殖民地的行列,因此试图通过支持亚欧部分被占领国的自决权来削弱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在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多个拉美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强迫尼加拉瓜签订不平等条约、入侵海地。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也赞成将胶洲湾租借地转让给日本。

    巴黎和会的决定于4月底传到北京,特别是给青年知识份子造成严重冲击。当时的一名北京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巴黎和会的消息最后传到这里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北京学生原本计划在5月7日举行游行,但因段祺瑞政府已经开始镇压抗议活动,游行临时提前到5月4日。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关于“二十一条”签约的最后通牒,因此这一天被称为“国耻日”。

    五四游行

    5月4日当天,抗议学生从天安门出发,他们的主要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是指拒绝在巴黎和会的条约上签字;“内惩国贼”是指赶走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官员,其中最主要的三人是:交通部长曹汝霖,驻日大使章宗祥,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中方董事长陆宗舆。抗议者游行至当时作为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游行队伍原本计划穿过东交民巷,但遭到警察阻拦。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人在东交民巷内没有游行权。

    在和警察对峙两个小时之后,愤怒的学生转向曹汝霖的住宅。学生突破警察的阻拦,冲进曹宅,砸毁了曹汝霖的一些财物,并殴打了当时住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部分学生因为没有找到曹汝霖,在愤怒之下放火。由于起火和增援警察的到来,抗议学生逐渐退散,但有32名学生被捕。部分学生随后前往陆宗舆家,但已有军队驻守陆宅,因此未发生冲突。五四当天的抗议活动逐渐结束了。

    日本扩张在华势力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成为学生的首要攻击目标,因为他们曾参与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相关条约的签订,也曾参与日本政府对段祺瑞政府的“西原贷款”。这两起事件旨在扩张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也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背景。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旨在将中国东北、内蒙、山东、以及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而且企图控制中国内政,例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必须聘请日本顾问,而且这些日本顾问将具有决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签订的条约里,袁世凯政府承诺将山东转让给日本。

    到了1916年底,日本政府希望将战时的过剩资本输出到中国,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和政治。讽刺的是,今天资产阶级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带一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扮演着类似的帝国主义角色,尽管它用的是财力而非武力。因此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日本通过中间人西原龟三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总额为1.45亿日圆的贷款,相当于现在的2.5亿美元。段祺瑞政府将国有产业作为贷款抵押,并和日本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使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些段款名义上是经济贷款,但实际上被段祺瑞政府用来收买国会议员和进行对广州军政府的战争。

    “二十一条”和“西原贷款”均引发了大量抗议和抵制日货的活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后,大批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和青年回国,其中包括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陈独秀。陈独秀回国后创办《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标志。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人发起的一场文化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主张学习西方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新文化运动启发了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在《新青年》的鼓舞下组织起来的学生,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而在1918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学生举行请愿游行,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1918年5月的抗议浪潮之后出现了更多的进步学生团体,这些团体后来积极地参加了五四运动。

    运动进一步发展

    5月4日当天的抗议结束之后,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北京学生继续进行抗议、街头演讲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并开始局部罢课。5月6日,北京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单位的此类学生组织。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其他城市也开始举行学生抗议、群众大会和成立新的大型学生组织。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内的军阀和保守官僚希望以五四游行为藉口,镇压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要攻击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5月14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活动,并宣称学生无权干涉政府的政策。部分由学生出版的刊物被取缔,而且政府准备派遣军警解散学生组织和强迫罢课学生复课。各地军阀也大力镇压学生运动。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大专学生举行总罢课。在未来一个月里,罢课浪潮蔓延到大大小小200个城镇。到了5月底,政府在广泛抗议下稍微减轻镇压,学生活动亦有所缓和,这令政府误以为彻底镇压学生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6月3日,900多名学生在街头演讲的学生遭到警察镇压,400人被捕。但这反而导致更多的愤怒学生加入街头演讲的队伍。6月4日,被捕学生已超过1000人,但次日上街演讲的学生则增加到5000人。许多学生已经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们随身搚带食物和被褥,准备在监狱里使用。

    运动中心转移

    镇压的消息传到上海,在学生的呼吁下,上海爆发了持续一周的历史性的罢工和罢市,成为五四运动获胜的关键力量,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成为了运动的新中心。

    上海学生于5月11日效仿北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而且他们更有意识地扩大运动的范围。上海学生联合会设立了劳工部,负责联络工人;同时联合会也派人前往各个商会,请求他们的支持。后来在6月16日,各地学生领袖聚集到上海,成立了中国学生联合会,负责协调全国的学生运动。

    6月5日,上海几乎全市商人开始罢市,包括租界和郊区。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抱有矛盾的态度。一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将注意力转向生产军备,因此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中国本土资产阶级得到短暂的喘息机会。但到了一战结束前夕,帝国主义重新将目光转回中国,特别是日本大力扩张在华势力,导致中国资产阶级重新面临外国资本和商品的严酷竞争,因此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希望利用这场反帝国主义运动扩大自己的市场,而且当时广泛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对商人造成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上海工人开始了罢工行动。率先罢工的是纺织业和印刷业工人,随后罢工蔓延到金属和其他行业。罢工人数约为6-10万,涉及约50间企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罢工。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杭州、九江、天津以及京奉和京汉铁路工人,其他许多城市的工人也参加了集会和示威。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发送紧急电报给北京政府称:天津有数十万劳动者,现在已经出现不稳的现象,如果政府犹豫不决,不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全部撤职,一旦发生罢工的危险局面,损失会比罢市更加严重。

    随着罢工罢市的开始,帝国主义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迅速转变。西方帝国主义对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感到警觉,希望利用五四运动阻挡日本的扩张步伐,因此在运动初期采取观望态度,有时甚至表示同情。但到了6月6日,租界当局宣布租界内禁止散发传单、禁止公众集会、禁止悬挂与运动相关的横幅,同时武力镇压学生组织和工人罢工。

    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于6月10日先后宣布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撤职。各地的罢工和罢市逐渐停止,但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的抗议仍在继续。直到6月28日签约日,中国谈判代表由于国内以及在法华人的抗议压力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才告终。

    深刻影响

    五四运动尽管是由学生发起的,但是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这突显出学生能够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激发远更有力的工人阶级运动。就算在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尽管相对来说规模还很小,但其力量远大于其他阶级。现在人们(特别是在华语地区)经常会忽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一些政治力量错误地认为学生是变革的主要力量或领导力量。由于五四运动的鼓舞、运动中出现的新的工人组织萌芽,再加上学生更积极地介入工人斗争以及运动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运动在1919年之后迅速发展起来。

    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人组织,包括中共在1921年成立后不久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现在中国官方工会的前身)。罢工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1918年中国有25次罢工,1919年增加到66次。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掀起第一次全国罢工浪潮,罢工数量超过百起,参加人数超过30万。1923年和1925年又分别爆发了二七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在1919年后,国民党做为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想要终结中国的军阀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独立民族国家和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曾积极介入工人斗争,建立了一些工人组织,并参与组织了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当时国民党建立或者支持工人组织的目的不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协助国民党对抗北京政府或者其他敌对势力。例如在1922年的罢工浪潮中,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罢工遭到政府镇压,工会被取缔。但当时国民党介入和组织工人斗争的做法客观上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群众斗争发展水平还很低,使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清楚了解群众运动的“威胁”,这是商人举行罢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愈发恐惧群众运动。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在学生逼迫下才同意罢市,而且后来单独宣布停止罢市;总商会还帮助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攻击仍在斗争的工人。

    五四运动也为中国女性运动注入强大动力。从五四运动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1920年,长沙一些女性参加了市民游行,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一年之后,同样是在湖南,成立了“女界联合会”,要求平等的财产继承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工作权、以及婚姻自主权。1922年,北京成立的“女权运动同盟会”不仅要求女性权利,而且号召推翻军阀统治和实现民主。

    在群众运动中,作为受压迫最深的群体之一的女性(特别是女性工人)经常站在斗争的前线。

    由于五四运动以及它所开启的其他群众斗争,原本团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各派知识分子迅速分化。1920年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到中国,和陈独秀、李大钊着手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也加速了分化的过程。陈独秀以及较激进的年轻人逐渐更加明确地转向社会主义,而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则退到更为保守的立场。尽管自由派知识份子要求民主改革和结束军阀专制,但是他们反对依靠群众运动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改变中国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以及资本家压迫的状况,原本受到很大欢迎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衰退,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今天的意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无畏地对抗军阀专制政权,展现出令人尊敬的勇气,他们掀起的这一场运动成为了中国工人群众运动的里程碑。在100年后的今天,北京大学以及其他的左翼学生勇敢地介入佳士工人斗争,并因此受到习近平政权的严厉镇压,至今仍有40多名学生、年轻人、工人被关押,下落不明。

    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的习近平政府很可能会利用五四纪念日继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扭曲五四运动的真实面貌,以图巩固正在走向危机的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如五四运动所体现的那样,学生和年轻人的斗争可以成为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但是要想击败独裁政权,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面对去年工人斗争的突破性发展,以及今年多个“敏感”的纪念日,习近平政权将采取更猛烈的镇压,但这无法扑灭工人和青年的反抗行动。过去一段时间,湖北中学生游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烧毁“女生节”横幅、河北钢铁厂工人因“混合所有制改革”而罢工游行、程序员反对过劳的网络抗议等等事件,再次体现出中国青年和工人激进化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者回顾以往的群众斗争历史,目的是为今天和将来的斗争提供经验教训。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劳动群众和年轻人的政治意识,成为1920年代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参照点。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存在着与当时类似的动荡与变革,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再次成为群众性的力量。

  25. Socialist1917   发表文章

    越战四十五週年:战争机器是如何停下来的

    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 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5/08/27/10983/

    ISA美国支部社会主义替代的原文连结: https://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2015/07/16/war-machine-stopped-40-years-vietnam-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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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支部)

    45年前的4月30日早上7时53分,海军直升机Swift 2-2从越南共和国首都西贡的美国领事馆离开。直升机上载着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曾向“胡志明越共游击队”的革命农民起义发动长时间及凶残的战争。在Swift 2-2 离开两个半小时后,美国的傀儡南越政权正式向胡志明投降。同日下午,越共宣布南越政府已经 “在各级都完全溃散”。越战正式结束。

    越战是美国历史上首次败战。这个国家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在两次世界大战都胜利,但最后却被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贫穷的、殖民农村国家所击败。当时美军面对着不同种类的敌人:越南工农群众的抵抗、本国的社会斗争浪潮,而美军也对国家愈来愈不满。社会主义历史学家 Howard Zinn 明言:“越战就是组织化的现代科技与组织化的人类之间的决战,而结果是人类获胜。”

    这个人类战胜的故事与今天的抗争息息相关,因为我们面对这样的统治精英,他们持续发动了14年的战争,同时又攻击本国的民主权利,并将超乎想像的财富集于其手中。既然40年前的平民也可以勇敢站起来挑战这台战争机器,我们现在当然也能够建设群众运动,终结亿万富豪的统治。

    超过一世纪以来,越南就是充满着殖民的入侵和反殖民抵抗的历史。从1859至1885年,法国政府向东南亚发动一连串军事入侵,最后成立了法属的中印半岛,就是现时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法国残酷地通过压迫的植林系统剥削着殖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崛起的日本帝国力量短暂地将法国驱赶出去,然后实行更残酷的殖民统治。就是那个时候,胡志明(中印半岛共产党的创立人)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这个反日的民族主义联盟。

    胡志明在1921年居住于法国时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被俄国革命所启蒙,决心参与共产主义运动。但当胡志明在越南反殖运动上冒起来之时,俄国革命已经蜕化,苏联变成由官僚独裁者史大林所控制。虽然资本主义被废除,并取得一些真正的社会改革,但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却被褫夺,集中在一小撮寄生在社会上层的特权分子手中。

    胡志明采用了史大林的官僚、残酷和独裁方法,令他在政治上远离工人阶级和国际主义的方向。他跟随史大林的意见,令工人斗争从属于与“进步”资产阶级组成的民族主义联盟。

    不过越南当时也有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它是由谢秋收所领导,支持托洛茨基反史大林的斗争,并呼吁工人阶级应领导反殖斗争。越南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西贡成立强大的工人基础。在1945年,当日本被驱赶出中印半岛后,西贡发生了总罢工反对法国统治的重临,当中托派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胡志明的史大林主义者却视英、法、美国帝国主义为“进步”的反日同盟。当总罢工结束后,“越盟”(在胡志明的领导下争取独立的斗争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屠杀,促进了法国重新执政。

    当胡志明视法国帝国主义为促进独立的同盟时,法国帝国主义并无这个意思。法国重新建立起殖民统治时,“越盟”被事态发展推向左翼,并发动游击队反对法国统治。最后这抗争在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上结束,最后令法国被迫撒退,胡志明也掌握了北越的执政权。胡志明的政权成功推倒资本主义和推动土地改革,这很大程度地改善大部分人口的生活质素。不过,政治上北越是运行一个从苏联倒影出来的官僚独裁体制。然而, 对比起资本主义为殖民及新殖民世界所带来的不景气及贫穷,可以理解越南革命能够大大吸引到世上无数人民。

    然而,在南越建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权。美国在二战后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苏联则是其头号竞争对手。尽管史大林主义者愿意与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力量达成交易,但美国的统治精英还是惧怕革命浪潮会扩散。他们更相信越盟的胜利会引致骨牌效应,令其他东南亚国家会相继摆脱资本主义。所以美国支撑着腐败和压迫性的南越傀儡独裁者吴廷炎。这个政权是完全没有民主、独立或自治的。北越为了回应南方局势,越共支持游击运动成立,并于1959年向南越政权发动新一次的游击战争。

    表面上越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警察行动”。整件事由艾森豪威尔开始,他秘密派遣军事顾问到南越。其后,甘迺迪政府上台后,秘密顾问人数更上升至1万6千人。而甘迺迪的后继人庄逊更在1964年以“东京湾事件”之名全面介入到整个战争里。

    战争规模巨大,总共有270万美军参与,占那一代人的9.7%。美军总共向越南及邻国老挝和柬埔寨发放了700万吨美式炸弹,比在二战时投放在欧洲和亚洲的炸药数量更要超出两倍。在这场“大牧场行动”里,接近2千万加仑的化学除草剂被喷洒,这包括恶名昭彰的“橙剂”,这是那“强迫城巿化”政策的其中一部分,破坏了农作物并饿死郊区内的游击部队。更甚的是,有33.8万吨的汽油胶化剂炸弹被投掷去不同地区,目的就是要保卫一个可恨的独裁政权。

    在美国,由于庞大的反越战声音响起而令美军的陷入困境,军事占领行动就愈来愈残酷。在一次恶名昭彰的事件里,美军在1968年3月16日进入美莱村并包围居民和儿童,有500人被勒令走到水沟之中后被井然有序地续一射杀。美莱村大屠杀只是唯一一个最较为人所熟知的事件。就如当时的美军上校David H. Hackworth 写到:“从尸体的数量显示,事实上有过百场美莱村大屠杀。”

    1968年1月31日,越共发动“春节攻势”,向南越超过100个城巿发动军事进攻,以求激起全国起义。虽然美军能够在军事上战胜“春节攻势”,但战争越来越像泥浆摔角一样。那年,尼克逊以“荣誉的和平”的口号赢得选举。尽管不断承诺会慢慢停战,但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战争。轰炸行动由越南伸延至中立的邻国老挝和柬埔寨,但这明显更令美国泥足深陷。直至战争结束,有58,220名美军士兵阵亡,超过15万名受伤。

    本国的斗争

    最终美国战败是因为遇到群众反抗,但反抗的并不只是在越南的农民,而是反战群众运动在美国爆发。在1960年代开始,这场反战的抗争运动慢慢开始。首次认真的反战集会在大学校园里举行,由学生争取民主学会等团体在全国举行座谈会,组织游行示威,不久发展为美国史上最大的反战运动。

    当权者试图渲染反越战运动是由生活优越的学生主导的,而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则支持尼克逊。但其实这是对于群众意识发展的一种拙劣的扭曲。由于美军招募入伍的质性,大部分入伍的军人都是来自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而他们最能亲身目击到战争的残酷。虽然在越战立场上保守的工会领袖支持战争,但这立场在工会内部面对异见反对。直至到战争结束,反战声音在工人阶级之中比中产阶级更为大,而最大的声音更是来自贫穷工人和美国黑人。

    工人阶级最显著的反抗声音是在军队里。几个激进团体主动进入军队,并在士兵之间宣传反战。其他站在平民一方的左翼份子则在军营外设立咖啡店、小商店、书店等等的网络。这网路最终变成了军队里反战的大本营。反战的绘画如 Fatigue Press、 Harass the Brass和 The Star-Spangled Bummer 在社会里不断流传。

    这些组织力量令军队崩散。在1971年,海军上校 Robert D.Heinl Jr. 写到:“ 从所有的可得的指标可见,我们在越南的军队正走向崩溃的。有个别的军队单位避免或者拒绝参与战事,甚至谋杀自己的军官。在军队底层和军队之外都被煽动和充斥不满情绪,而从外部也激起了一种从前难以置信的大胆和强烈的意识,侵扰了整支军队… ”军队的支离破碎成为了棺木的最后一颗钉子,令美国注定战败。

    事件余波

    从美国到越南的集体斗争的力量最终成功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更对美国及后的外交政策带来即时影响。例如征兵政策被废除,军队的招募变成志愿方式。普遍对战争的厌恶令人们患上了“越南综合症”,以至令美国政府不愿意直接参与任何战争,恐怕会造成更大反对声音。

    但当苏联和东欧的史大林主义政权倒下后,资本主义宣布自己胜利。慢慢地,资本主义又再在越南复僻。在全球工人运动进入倒退。乔治布殊在911袭击后“反恐”为藉口去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暂时性和局部地舒缓了“越南综合症”,但美国入侵伊拉克对其外交政策带来了全面灾难,现在更衍生了伊斯兰国的新冲突。乔治布殊曾面对相当大的反战运动,而奥巴马利用较少地面部队实现了与布殊同样的目的,但面对较少的反对声音。

    但是,现时美国国内的工人和有色人种越来越抗拒战争。这最终会令群众不免加深他们的认识:反对美国干预别国以为企业菁英谋取利益。就如同在1960年代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劳动者团结一致奋斗,反对资本主义支配全球。越南人民反抗入侵的英勇事迹,以及美国的庞大反战运动,对这个世代仍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26. sorrysorrysorry   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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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FC   发表文章

    【锐评】坚持“党在国上“人在党上”五百年不动摇。

    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65年,党员规模超8000万,它早已不是西方体制所定义的“政党”。党凝聚了这个复杂的国家,全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客观说,要从现代中国的概念中抽掉中共元素,是做不到的,那样的中国几乎是空的,假想的。

    党促进了中国复兴,扭转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颓势,但与此同时,党也犯过错误。中共与现代中国的关系究竟应如何评述,那是未来历史的任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迄今为止就已清楚了的阶段性事实。比如中共执政创造了当代最突出的大国经济成就,形成中国几百年来最轰轰烈烈的民生改善运动。此外,中国从一个任列强宰割的软弱国家重新成为世界性强国,而且中国仍在强劲上升的途中。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大众的爱国涵义中,大多包含了中共执政那些成就带给人们的正面感受。中国危难时代,人们的爱国更多是心疼它的悲情和捍卫它的责任感。在国家上升的盛世,骄傲才能在爱国情感中占据较多的比例。今天,为祖国感到骄傲的中国人显然越来越多。

    这都说明中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昌盛,伟大复兴。共产党是以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政治利益就是国家民族之利益,离开党的领导国家民族之利益会无从谈起。共产党、党高于一切之不可动摇。

    而碧游宫却说“国家民族利益大于党派政治利益”,妄想扰乱人们的思想,动摇党的领导地位,进而煽动脱离共产党、党的领导,用其它政治党派取代共产党。

    碧游宫是个十足的反共产党、反党分子。

    对碧游宫这个反党分子,广大革命群众要摸亮双眼,识破其鬼蜮伎俩。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在国上“人在党上”五百年不动摇。

  28. Nakula   发表文章

    国安、国保、网警、线人及其他—— 共产主义国家 "秘密警察” 系列之二

    关键词:秘密警察,政治警察,秘密档案,秘密政治,告密者,线人,恐怖,暴力,人性

    以下是《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Kati Marton, Enemies of the People: My Family's Journey to America) 一书的“导读”部分,分别从—— 1)恐怖与暴力;2)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3)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三个角度对此书内容进行介绍和评论。 文章很长,但值得花时间完整看一下。因为我本人也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以己度人,也是尽量挑选高品质和具有现时社会意义的文章贴上来分享。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文| 徐贲(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
    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29. natasha 饭姐
    natasha   发表文章

    如何不被媒体带风向?

  30. 爱狗却养猫 饭丝
    爱狗却养猫   发表文章

    【端点星】国际特赦组织发出紧急呼吁

    https://twitter.com/southern_idiot/status/1258395906153394176

    2020年5月7日,国际特赦组织就 #端点星事件 发出了紧急呼吁,并表示由于没有关于 #陈玫、#蔡伟 及 #小唐 的关押地点及其状况的任何讯息,他们很有可能受到酷刑或其他不人道待遇。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17/2289/2020/en/

    Chen Mei, along with two other contributors to a crowd-sourced project known as Terminus2049, were taken away by police in Beijing on 19 April 2020. Their arrest is suspected to be related to their involvement in a project to retroactively archive censored articles relating to COVID-19. With no information about Chen Mei’s whereabouts or current condition, there are grave concerns that he is at real risk of torture or other ill-treatment.

  31. Nakula   发表文章

    学者张雪忠发出"致两会公开信"后被捕

    公开信:《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 ——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2020年5月9日)
    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

    长文我不贴了,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搜索

  32.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霏艺Faye   发表文章

    【音樂】本多RuRu - 美麗心情

    今日到此結束。。。又是不開心的一天。。。希望音樂可以讓我開心起來吧。。。。。。。。。。。

    youtu.be/T0hLrEOH7Bc
  33. 碧游宫   发表文章

    【洗耳朵】分享最近常听的·老歌

    有感于墙外部分网友貌似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或现代的,都有些鄙夷。而对国外一些文化推崇备至。又因近几年的华语乐坛真是烂得出奇。

    其实中国文化特别好,外来的文化风格味道它常常能吸取复制。但其自身的风格,别的文化有难以复制临摹。

    所以分享一些老歌,私以为以下歌曲无论作词也好、作曲也好,基本上都属于中国独一份的审美调性,关键是还都特别优秀:


    1. 高胜美 - 凡人歌 【链接: http://music.163.com/song?id=236428 】

    2. 李丽芬 - 爱不释手 id=256467

    3. 田震 - 野花 id=293850

    4. 巫启贤 - 红尘来去一场梦 id=158923

    5. 陈升 - 鼓声若响 id=378350

    6. 张国荣 - 滴汗 id=188582

    7. 陈力 - 红楼梦·引子 id=159470

    8. 陈永淘 - 风平浪静 id=67006

    9. 罗文、甄妮 - 桃花开 id=112688

    10. 吴佳明 - 逍遥游 id=166070

    说明:这是网易云音乐,url结合id替换即可。另外网易不是匿名软件,若担心钓鱼,不听就可以了,不用非说我要钓墙外用户。


    大家有何其他好听的歌也可以分享给我~

  34.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霏艺Faye   发表文章

    【音乐】周杰倫- 園遊會

  35.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36. sean   发表文章

    Why are informed Beijingers increasingly baffled by the struggle in Hong Kong?

    别人的博客

    http://chuangcn.org/2019/10/baffled-beijingers/

    Here we publish an intake submitted by a reader who lives in Beijing. The piece provides detailed insights into how a certain group of mainland white-collar workers view the ongoing unrest in Hong Kong, and how their understanding has been shaped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reality described by this piece is disappointing, as reality often tends to be. Our goal in publishing it is, however, not to dash any optimism against the sharp rocks of the real world, but instead to point out that the only hope worth having is one that can traverse this deadly, disappointing terrain with optimism in hand. This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a rigorou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our present reality.

    What hope does this piece offer for directions forward? Those of us living in China often feel similarly hopeless,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 regularly interact with the country’s tiny minority of leftists and labor activists who hold views that are at least broadly in line with our own. However, the past few years of repression (most recently targeting leftist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following on the heels of similar crackdowns against feminists and others) has narrowed this space substantially, cutting us off from the already small handful of friends with whom we felt any sort of political camaraderie. At the same time, those who remain are probably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broader masses of Chinese workers — whether white collar, blue or pink — than the more outward-oriented leftists who suffered worst in the crackdowns. Among those remaining, the college-educated office personnel of Beijing who are highlighted in this piece would be expected to be an exception: they are the Chinese citizens who have VPNs (or did until increased censorship recently blocked most of them), regularly criticize the CCP and have historically been sympathetic to Hong Kong liberalism. But the conversations cited below reveal that this position has become far more complex in response to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pushing some of these erstwhile liberal or otherwise apolitical women and men toward a position that is solidly nationalist, anti-democratic and in favor of wide-ranging repressive measures.

    We will explore this phenomenon in more detail in a forthcoming intake about the rise and solidification of a new Chinese nationalist right over the past year, in response to the trade war as well as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especiall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account below mainly reflects the situation of white-collar workers in Beijing, centered on those who imagine themselves relatively cosmopolitan, liberal and critical of the CCP.

    –Chuang

    When thousands first took to the streets in Hong Kong against the extradition bill in early June, few of the 1.3 billion people to the north in the mainland would have known. Social media controls blocked most posts related to the Hong Kong protests, and state media outlets did not publish a word on sensitive situation in the city. But much has changed since then. Now, not a day goes by without China’s central television blasting footage of fire i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and police press conferences citing the number of arrests in each day’s demonstrations. At first, when there was no news about Hong Kong in the mainland, I wished friends here – at least those who, like most people, have no access to VPNs to reach beyond the Great Firewall – could hear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Now that state media has whipped the country into a nationalistic fervor to defend “national unity,” I long for the days of the media blackout.

    State media was put in an awkward position by the outbreak of protests in Hong Kong. When the first reports broke, mass protests appeared to have happened out of the blue, bewildering many of my friends here in Beijing. Weeks of silence had left mainlanders without any background on the situation until the first reports appeared in state media in mid-June. They miss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xtradition bill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February, and the rallies and public debate about the bill that developed into the summer. There were still no reports wh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were on the streets demanding the withdrawal of the extradition bill on June 9th, or when bean bag rounds flew and tear gas billowed arou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on June 12th. Then on June 13th Xinhua ran its first major article, entitled “The Majority of Hongkongers Support the ‘Extradition Bill’, Avoid Hong Kong Becoming a ‘Fugitive’s Paradise.’” The article was forced to recoun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test movement that, until then, had not been covered by mainland press. The article spoke of the Hong Kong man who murdered a woman in Taiwan, and the months of preparations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amend its laws to allow him to be extradited to the mainland. It did not tell of the months of smaller scale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bill, or local discussions warning of discontent, but the Xinhua post did cite a petition started in April by pro-mainland group “Safeguard Hong Kong”, which claimed to have the signatures 900,000 Hongkongers supporting the bill.

    Xinhua and other state media were hard pressed to explain, then, why 2 million Hongkongers, in a city of just 7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against the bill later that week, on June 16th. Just before the planned demonstrations that day, mainland papers ran a statement from the mainland government’s Hong Kong Liason Office, warning of “foreign forces interfering in Hong Kong,” a ridiculous claim. Though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were no doubt on the scene, and regularly met with political leaders like Joshua Wong, or funded top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democracy movement” like Benny Tai, they clearly could not mobilize a third of the city’s population, nor direct the “black mobs” to clash with the hated police – “raptors” who swooped in to drag off protesters by the dozens, or infiltrated demonstrations dressed as protestors, or allowed mainland security forces to operate within police ranks.[1]

    News and pictures of the mass marches still trickled through, circulated on WeChat and other social media, and I recall some of my mainland friends supporting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nd thinking it a shame that Beijing had so quickly eroded barriers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mainland. In June there was still ample evidence that many mainlanders who sympathized with Hong Kong were skirting censorship to show their support. But these more 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s and sentiments were quickly drowned out by the escalating propaganda campaign. Social media controls tightened, and the Hong Kong protests slowly became a daily news item. Mainland officials had to put together a common message. A line was quickly drawn to single out the “violent” and “extreme” protesters, who were allegedly incited by “hostile foreign forces,” mainly the US (though China also publicly lashed out at the EU, UK, Germany and other foreign governments who issued statements against police violence).

    The narrative, however, remained a bit confusing, and mainland coverage continued to be viewed by some of my friends as suspicious and incoherent. One asked, for example, if protests were mostly by a few violent extremists in the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centers on Hong Kong island, why were there so many reports of police arrests (which mainland news published with relish) throughout Kowloon and the more rural parts of the New Territories in the north? Were the extremists organized in cells throughout the city? Or were the protests larger than CCTV reported? Of course, many mainland friends are perfectly aware of state censorship, and know that the outlets may be telling half truths at best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But without readi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the confusion only seemed to accumulate, as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itself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become more complex day by day.

    The storming of Hong Kong’s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on July 1st shocked another friend in Beijing. After watching clips of the footage circulating onlin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confusion and disbelief. “I thought Hongkongers were peaceful people,” she said. “What has made them so angry and violent? I guess the rumors of foreign influence must be true. Why would they do this?” Few in the mainland would have had access to coverage of events like these, or they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ad inside stories detailing how a group of young Hongkongers voted to storm the building in a Telegram chat without much prior planning, just as many of the protest actions are decided: collectively, on mobile chat platforms.

    Mainlanders watching the news would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Beijing in the intransigent government, which has both supported, but also hamstrung Carrie Lam – along with her government and police force – by forcing them to maintain an absolute hardline on protests. Mainlanders may have caught the Global Times report denouncing an explosive leaked speech by Lam to a group of businesspeople as “fake news.” Lam explained rather candidly to the group that “if she had a choice”, she would quit. “The room, the political room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who, unfortunately, has to serve two masters by constitution, that is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t political room for maneuvering is very, very, very limited,” said Lam. Hong Kong government sources also revealed to Reuters, which is blocked in the mainlan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blocked a move by Hong Kong’s leaders to give concessions to protesters and withdraw the extradition bill at least a month before Lam’s government’s official withdrawal in early September.

    This may have even been a unilateral move by Lam, the only one of the “five demands” her government could stomach as a bone thrown to protestors or to calm the business elite, though it’s difficult to tell. Many Hong Kong capitalists had long seen the extradition law, and perhaps the broader encroachment of Beijing on their exclusive domain, as “bad for business”. Money flowed to Singapore and other markets as the government pressed forward with the bill. The other demands – like the release of the hundreds of arrested protesters, or an independent enquiry into police violence – would have only mattered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re politically costly to the government, and didn’t cost business a dime either way. Lam could not, and would not, resign, and universal suffrage would be too costly – quite literally – for the city, as outlined by her predecessor CY Leung: “If it’s entirely a numbers game and numeric representation, then obviously you’d be talking to the half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earn less than US$1,800 a month [HK$13,964.2],”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in 2014. Lam could, of course, be frank with business leaders, while she continued to lie through her teeth to the public, and send more (increasingly militarized) police at protesters.

    Tensions –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nd within the city itself – came to a head on China’s National Day on October 1st. Carrie Lam partied in Beijing while the city erupted in protest and an 18 year old protester was shot point blank in the chest by a police officer. Of course no news of the protests blared on CCTV that day, only the orgy of militarism and national pride. Xi Jinping did, however, make one reference to Hong Kong in his short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military parade, saying that China must adhere to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just before miles of soldiers, tanks, missiles and drones rolled down Chang’an Street and past Tiananmen Square. My colleagues watched with pride and pleasure, except for one, who is from Hong Kong. She spent the evening in tears. Having watched the footage of the young man shot i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on loop all afternoon, the boom of the fireworks at night in Beijing were too much for her to bear.

    It is now clear that many of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ho once kept an open mind about protests, or were perhaps only curious about the novel mass protests, are decidedly on the sid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ainst Hong Kong. What I have found particularly alarming is the loss of any sense of subtlety, or desire to understand the intricacies of the situation. Some have clamped down hard on easy to understand, pithy ideas. I hear them say things like: “well, Hongkongers have decided on independence, so they have all crossed the line. They are beyond reason.” Many of my friends have often been openly critical of the CCP in the past, and stray from the party line on any number of controversial issues, like Xinjiang’s camps, or the ever-expanding police state, with its Great Firewall and surveillance cameras on every street corner. Recently, however, at least on Hong Kong, it seems that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some have retreated to a sort of raw nationalism, defending some idea of Chinese-ness. The desecration of symbols like Chinese national flags, or the booing at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quickly became topics of discussion at the office water cooler, as they were circulated widely on WeChat. “The mistake these Hongkongers make is that they forget they are Chinese. They are becoming racist, and hateful of their own homeland, and that is just unacceptable,” said one. Of course, examples of rising hatred against Hong Kongers in the mainland were not circulated on WeChat, like the beating of a Hong Kong hockey club at a tournament in Shenzhen, after they won over a mainland opponent. “I think the only way out of this situation is for Hong Kong to be returned to China a second time,” said another, referring to the 1997 handover of the city, a former colony of Britain.

    I grant that these may be the views of a few privileged elite in the capital, who, as a habit, read and discuss the news about Hong Kong, or the US-China trade war, or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largely for sport. It cannot be said to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average mainlander, from the coast to the inland provinces, or the rural to urban migrant. At least around me, however, the state narrative seems to have taken a firm hold after these months, moving from silence to a full-blown propaganda war. Combined with censorship and a clampdown on independent conversations, it has taken firm hold o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many who would more naturally be more sympathetic observers. Whi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mong my colleagues seems bleak, it is also clear that if citizens had great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e cost to the state would indeed be heavy. At the least, it would make it harder for many like my colleagues to fall into narrative of the state, which is undying allegiance to the state, the party, and the idea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a time of crisis: As the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the national anthem, proclaims: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w facing its greatest danger. Everyone must let out one last cry. Arise! Arise! Arise! We millions are of one heart. Brave the enemies’ gunfire! March on!”

    –Bob, a reader based in Beijing

    October 7th, 2019

  37. 霏艺Faye 图书管理员
  38. 救赎   发表文章

    评论|《少年的你》:自我救赎,才能走向光明未来

    有哲学家说过,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在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免不了犯一些错误。人生走向的关键,就在于犯错之后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的人选择直面问题,有的人选择逃避离开;有的人选择自警自省、改过自新,有的人选择掩盖错误、自暴自弃。这部影片告诉我们的是,虽然纠正错误可能很痛苦,但掩盖错误更痛苦。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勇于面对现实,实现自我救赎。

    http://www.ccdi.gov.cn/yaowen/201910/t20191031_203377.html (墙内)

  39. Misaki KBBL
    Misaki   发表文章

    【翻车新闻2049补完计划】343:初中生上清华怎么了???

    内容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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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Misaki KBBL
    Misaki   发表文章

    【每日翻车新闻搬运】356:陈一发战术再次胜利!

    内容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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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ongtingwah   回复文章

    人民决定与专家决定,难道不是人民高于专家?

    五毛想在这里怼人,怼人靠的是头脑,不是攻击人,自己说的话一点水平和逻辑都没有,还想干嘛?我就是反ccp反华了,有意见?

  42. 陈士杰   回复文章

    为什么要对中国有信心?

    就我的性格,当不了加拿大人。觉得加拿大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心里还是觉得是中国人,所以也不会入籍移民的。 没办法,只能当中国人。

  43. tongtingwah   回复文章

    为什么要对中国有信心?

    其实,我也并非担心中国做的这一切会影响我们西方世界。就像中国人觉得台湾人在做一些独立的事很好笑,又不会实现一样。虽然觉得你很好笑,但还是得谴责你。

    中国觉得台湾人做的事很搞笑,不会实现,完全不需要担心。然后就不评论,也不针对?他们没有。

    所以呢,其实我也像“中国看待分裂分子和反华人士的行为“一样看待中国反西方的行为,虽然认为不会成功,很好笑。但也不能就因此不谴责,不攻击了啊。

  44. a98d   回复文章

    绑匪会模仿国安/国保的作案手法吗?

    现在都没有消息,自顶一下!

  45. 春秋   回复文章

    【转】石扉客:去年今日此门中,举头不见陈杰人

    @小黄鸭 #31 @小黄鸭 #32

    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能够对等,我也是服了你。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全靠家长制私刑解决算了。

    又是加黑又是大字的,这么激动干嘛?吃了兴奋剂的是你吧?

    你好歹说出了实情:您老就是挺共。所以我好奇你认为的“中共不足”是什么啊。可你说缺点就说罢,干嘛还得找补一堆什么已经大大好转啊,已经在改善啊。就不能老老实实单纯说个缺点出来么。

  46. 笑翻江山   回复文章

    人民日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台湾独立

    深仇大恨,那深仇大恨能比过国共两党惨烈撕杀结下的仇,结下的恨。

    和平万岁!

  47. Nakula   回复文章

    国安、国保、网警、线人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 "秘密警察” 系列之一

    延伸阅读:

    [1] Philip P. Pan, "A Study Group Is Crushed in China's Grip," The Washington Post, 2004

    [2] Anna Funder, Stasiland: Stories from Behind the Berlin Wall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1)

  48. natasha 饭姐
    natasha   回复文章

    中美新闻最高奖作品对比

    @爱狗却养猫 #1

    是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媒体做的比美国媒体都好:监督美国政府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