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写自己在派出所的经历，就像一个刚踏入社会的毛头小孩，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这个说得没错，而且我也是有意去这样观察。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写一些宏观问题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政治地”去看待它们，以免错过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政治意涵”。然而当我身处体制机关之中，随时有可能遭到“专政”，或者被笼罩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我反而尽量让自己“非政治化”地去面对这些，以避免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我从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员的口音中听出他惯常说的是粤语，于是毫不犹豫地切换了语言频道，后来进来的，只要能说粤语，我都让他用粤语跟我沟通。第一轮的问话结束，我和问我话的中年警官聊到他中上学的女儿，并交流了一下对深圳教育的一些看法。在等待手机拷贝结束的期间，我也和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聊到在深圳工作的压力，以及业余打发时间的方式。
我并不是想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更多地，我是在挖掘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一面，以缓解自己的紧张。这几年来，我看过太多抗争者和异见者写到暴力机器的成员，在他们笔下，后者要么表现得确实像“机器”，要么对他们怀有极其强烈的恶意。我并非说他们写的不是事实，只是当自己进入那种地方，过分去留意那些方面，那对自己的心态百害无一利，只会过早让自己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更容易被他们击溃。
跟他们聊天时，我固然发现彼此根本政治立场的不同，但也看得出他们所做的并非针对我个人。里面当然有一些冷冰冰的部分，比如对我的询问和记录，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工作而已。在与多个部门的多次打交道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不同部门的成员，不仅在自我认知上，完全把自己当作正常的公务员，而且也甚少意识到他们对工作对象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如我在他们面前提到移民，他们会认为我是因为被人肉以后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因为担心他们以后会经常来找我。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那就不需要怕他们，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那也不值得同情。也许是我观察得不仔细，但在目前接触到的不同部门的人员里，我还没遇到那种纯粹享受自己掌握权力的快感的。
整个过程中，我除了在发掘他们日常化的方面，也尝试跳出自己的处境，去观察整个维稳机制去如何运作的。譬如说，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许多社交账号，包括脸书和推特，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但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监控我的脸书，因为我的脸书的隐私设置已经是最高级，所以有可能是上面的好友里有他们的线人。一旦他们发现我发布了什么敏感的内容，他们会让负责我的国保跟我沟通，要求我删除，如果我拒绝删除，又没能给出合适的理由（是的，在他们那里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这就会在我的记录上留下消极的评价。
他们也会在外面搜集我涉敏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像明州案，我发布一次视频就直接敏感爆表了），国保就会约我出来喝茶，让我对那些活动进行解释，我的解释在记录上都会有所反映。根据我对自己那份记录的了解，它至少包括了陶崇园案、左翼青年、明州案和最近去香港游行的事，它也知道我在港台有哪些师友，以及我与哪些外媒有过联系。至于其他人生履历，那是不在话下。
因为这种探索的心态，我慢慢不太害怕他们找我了。这些当下不愉快的经历，都可能转变成我以后做学术和搞创作的素材，一旦这样想，那就变成了一次次冒险之旅，就算偶有损伤，感觉也是值得的。在我所接触的工作人员里，有一位给我带来最大启发。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型，我的基本判断是，这种意识形态转型是失败的，在他身上，我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印证。
首先根据我和他打交道的一些细节，我可以大概推断出他的级别，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这两年意识形态转型是成功的，那在他这种级别的领导的思想中，那些意识形态应该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而且如果他真的理解了这个意识形态，他也会有动机对我说出来，因为他在我面前还是代表体制的，这种表态是必要的。
我们的交谈，双方都在营造一种轻松的气氛，但他还是说了不少场面话，所以合理来说，这些场面话应该包含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事实上，他确实跟我说了类似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此之前，他大肆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说里面谈到的“剥削”和“剩余价值”，他觉得都是胡说八道。
且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构成真正的意识形态，因为里面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一般体制内人员就很难解释清楚它们和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在官方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基础，是不能被批判的。这位有司朋友，不仅如他自己所说，“完全不知道最高层在想什么”，而且也不清楚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向，到最后，只有两个价值是坚定的，一是稳定，二是爱国。
许多人可能觉得诉说自己被喝茶，表情语气应该是凄苦的，或至少是严肃的，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在将这些喝茶的细节与自己的理论对应上（有可能这种对应是错的，毕竟样本有限）以后，我没有马上将它写出来，但不止一次在朋友面前说过，还将它变成段子。因为和我谈这些话题的人，大多是有过被喝茶的经历，或者以后可能有这样遭遇的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另一种心态来面对和讲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不悲情化，而是日常化、学术化，甚至娱乐化。
我们一边理解它，一边嘲笑它，挖掘其中让我们感到熟悉的一切，以此在精神上对抗它意图创造出来的恐怖。和极权抗衡的关键，不是在力量上盖过它，而是一直保持我们身上的人性和人格整全，并将它们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之中。在这个过程，言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恐怖，它还在其中塑造我们的人格同一性。只有知道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才能明白“我是谁”。
https://github.com/ChenChunCamus/article/blob/master/2019/%E4%BB%A5%E8%A8%80%E8%AF%B4%E5%AF%B9%E6%8A%97%E6%81%90%E6%80%96.m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