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来源：东方早报，2011-11

錢永祥，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从五十年代起，各种报刊杂志、民主运动就已经逐渐在积累力量，提供各种思想资源。各种思潮是如何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完成民主化进程后，台湾社会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这种形式渗透。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Tennessee

The Ludlows

我喜歡這個UP的文案，寫的真好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離開我

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你陪在我身邊

因爲再也沒有人

會像你一樣愛我

很多国人将西方人待人接物时的“彬彬有礼”视为其“平等待人”的证据，进而否认西方某种特殊的歧视华人现象的普遍存在。最近法国华裔青年协会起诉著名周刊《观点》在法国引起震动，原因非常简单：该周刊在一篇文章中对中国人的描述实质上就是一种种族歧视。将报道中的“中国人”换成“黑人”、“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话，早就会在法国引发一场全国大丑闻了。但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却一直可以大行其道而不受任何惩罚。很多中国观察家对这种现象居然熟视无睹，进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是中国人常受歧视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人接受这种歧视。法国华裔青年协会一位负责人对我说，这次他们愤而起诉《观点》杂志，知道胜诉的机率并不高，但他们将会长期将这种抗争做下去，直到歧视中国人的现象出现改变。

然而这一消息传到国内后，居然有人认为《观点》周刊的报道“非常客观”，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常年不求甚解地报道“西方没有歧视中国、而是中国自己做得不好”、然后又以讹传讹，久而久之，使部分读者先入为主地对西方歧视中国视而不见。他们从来不知道，无论是英语中的“China Bashing”（斥华）或是法语里的“sinophobie”（贬华、恐华、仇华）都不仅仅只是一个词，而是有着约定俗成的历史背景的。

在西方史书上，亚历山大大帝军队抵达的阿富汗开伯尔山口以东，就一直被视为“野蛮地区”，居住在那里的是“半人半兽”的上帝弃民。这种观念一直存在于西方民众的潜意识里。蒙古人入侵欧洲，更是进一步强化了“黄祸”的概念。此后在东西方历史上，征服和反征服就一直在西方民众的潜意识里培育这种歧视东方、特别是歧视中国人的观念，尽管每一个时代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十九世纪时是以传播宗教的形式，而今天则成为传播“西方价值”的方式。十九世纪传教士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感”丝毫也不比今天的“人权主义者”差……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处于经济危机状态中的法国，为什么连最普通的工人都会对前来法国投资的中国商人怀有那种盲目的优越感！

我们要在世界立足，当然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但了解这个世界，以求“知彼”，则是“不殆”的先决条件。否则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面前，我们仍会吃大亏。

https://www.guancha.cn/ZhengRuoZuo/2012_12_28_116015.shtml

中国有首个海外基地吉布提海外基地，法国、美国、日本在吉布提也都有基地。如果中国要与西方做对，那么那个基地似乎没有作用吧。

哇哦，you can really 黑屁~~~

有这么宽松的知乎了，我们还需要所谓的墙外的自由发表言论的网了吗，不需要了。因为你们都知道说什么都没用。

其实，的的确确，说什么也没用。

谁有核弹，谁就是老大，一切就得听我的。亲爱的江爷爷在位时也是如此，你胡爷爷在位时候也是如此。

为什么偏偏你们对习大大就这么的气急败坏呢。

为什么你会产生一种统治者们分进步和不进步的说法，统治者就是统治者，

那些假装自己无比绝望的疯子，其实都是贪官党们的小孩在北美每天群p吸毒玩男人玩女人随手割韭菜， 对哦，他们也只会割中国人的。

你以为他们真绝望啊，绝望的p

我们的党清理了一百万贪污分子，这些人的小孩家属能不叫唤嘛

我们有人民的支持，但是现代战争是纯粹的信息战，金融战，心理战，网络战，

光有人民的支持，是不打不过他们的。

不要被别人的绝望感染，你又不是流氓无产者，去了国外你也泡不到洋妞，谁叫你是国男。。

高校为什么都发一些暧昧不清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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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伟大的事件，可以帮助一整代人为将来法国和全世界新的丶更大规模的罢工战斗做好准备

Clare Doyle ，CWI(今年一月改名ISA)

52年前，法国掀起革命热潮。工人为声援抗议学生而发起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几日之内，参加罢工的工人增加到了一千万。他们占领了工厂丶办公室和仓库。工人们举行会议丶设立行动委员会丶组织生产和分配一些生活必需品丶清理机器，唱国际歌和讨论未来。他们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最后，他们将赶走总统戴高乐。这位霸道的总统指挥警察打伤丶逮捕了数百名学生。

即将诞生的新社会

在那个即将诞生的新社会，学生将能够选择学习什么丶如何学习丶以及与谁来往，包括在夜间！ 汽车工人将不再每天工作八到十个小时，还被公司雇佣的武装暴徒监管着。火车和公共汽车司机可以控制他们的轮班制度，有充足的时间休息丶阅读和讨论……甚至可以参与管理自己的行业和社会。农民们会与工人和城市居民讨论如何能最好地生产和分销他们产品，而且政府会帮助农民购买种子和农业设备。

5月20日前参加总罢工的建筑师将停止为大公司设计高档办公楼，转而为工人及其家庭设计优质住宅丶学校丶社区中心和体育设施。足球运动员丶电影制片人丶法官丶驳船船员等都停止了工作。

没有人能够想像老板能够继续决定那些重要的事务，因为许多老板现在正被锁在办公室里或者已经逃去别的国家。即使是地方法官也在讨论正在到来的新社会是否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中学生加入了大学生和教师的斗争，去争取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没有考试丶评测和专横的纪律。印刷和广播媒体的记者争取完全的言论自由。医生丶护士和患者一同设计新的医疗体系。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最强大的政府之一现在毫无还手之力！军队丶警察和海军已不再听从它的命令。它的国家元首看起来像搁浅的鲸鱼一样无助。这种非凡的事态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如何结束的？它是否会在法国或者其他国家再次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对法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快速的工业化吸收了数百万农业工人和来自北非和越南等法国前殖民地的移民工人。但是，与邻国意大利一样，这些新工人不仅挤进了制造冰箱丶汽车丶飞机丶洗衣机和电视机的大型工厂，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像19 世纪而非20世纪。移民工人住在集体宿舍里，巴黎工人住在没有厕所的贫民窟里。正如法国资产阶级所担心的那样，他们创造了一个可以成为他们的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工人们想从自己所做的牺牲中得到一些回报。

学生们在1968年3月和4月开始斗争。他们不想再忍受死板丶纪律严苛而且还十分拥挤的大学生活，更不用说刚上一年大学就被开除或者毕业即失业的前景。当南泰尔大学被关闭丶索邦大学学生占领校园以示声援时，戴高乐当局开始派出警察全力清场。

工人自发行动

工会领导人不情愿地号召在5月13日举行为期一天的罢工，全国的示威工人都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500多万人参加了罢工，100万人参加了巴黎的游行。但他们不想让事情到此为止，然后回到“常态”。5月6日，6万名示威者受到防暴警察的袭击，739人被打伤住院。在电视上直播的警察暴力场面激怒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如果学生们遭到这样对待，那么等待着工人的会是什么？

当时法国最强大的工人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想希望发生政治运动，更不用说革命了。因为法国的群众运动将会鼓舞“共产主义”苏联丶东欧和其他地区的工人把经济和社会权力从斯大林主义官僚手中夺回来。

就像许多工会领导人在五月风暴之前和之后所做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希望为期一天的罢工能够发泄群众的怒火，从而避免更激烈的行动。但是大工厂的年轻工人们想法却恰恰相反！领导层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呼吁，工人们自发地效仿了南方飞机公司工人的做法。全国总罢工后的第一天，南方飞机公司工人占领了工厂，扣押了他们的老板，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并且到邻近的工厂和工作场所号召其他工人加入他们。

全国总罢工

伟大的革命性的罢工掀起了巨大的浪潮。虽然在5月14日星期二仅有几百人罢工，但到了周末，交通丶医院丶学校丶邮局丶造船厂丶剧院等等行业罢工人数已增加到200万人，。到20日，600万人罢工；24日星期五，1000万！ 矿井和港口都关闭了。电力和煤气工人以及面包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葬礼丶婚礼丶高尔夫和网球比赛丶赛马丶国家彩票都被取消了。每个人都在讨论自己的未来，以及这场伟大的运动将如何结束。到处都飘扬着红旗。

即使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被这种情绪暂时感染了。最初他们像戴高乐一样称学生为暴民。随着革命情绪席卷全国（甚至越过了国界），共产党书记沃尔德克·罗切特在议会上谈到了“权力”问题以及需要“将主宰关键经济部门的垄断企业国有化”。

托派的国际主义共产党正确地提出，应该将全国各地通过选举产生的行动委员会联结起来，建立起全国层面的组织来领导革命斗争。正如《伦敦标准晚报》所说，法国正在迅速进入“教科书式”的革命形势。5月27日，《伦敦标准晚报》一条标题：“将军决定辞职”。30日它宣布：“法国政府已失去效力”，并在31日表示：“罢工已确实具有政治和暴动性质”！

法共领导人背叛工人

但共产党领导人迅速恢复了本性。尽管他们赞美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但他们不想以革命推翻戴高乐政权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不超过1000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则渴望推翻戴高乐政权和资本主义！但是，在这场革命剧变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他已经脱离了欧洲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在法国工人阶级开始行动时难以在工人中树立他们的信誉。

另一个问题是，拥护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法共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向法国工人灌输反对工人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托派主张的思想。五月风暴已具备了许多必要条件去在现代欧洲的中心掀起一场革命。法国的统治阶级已经分裂而且失去统治效力。镇压和让步似乎都不能拯救他们。中产阶级也参与到运动之中。

警方也在罢工，水兵正在哗变，义务兵宣布他们拒绝镇压罢工工人。数百万工人正在团结无畏地行动，他们已经把议会丶乃至总统及其所有的独裁权力踢到一边。如果没有工人的首肯，戴高乐无法进行广播或者公投。只需最后轻轻一击，就可以推倒资产阶级统治，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府。

一个正确行事的革命政党会为此做好准备，制定一个能够致胜的战略——包括将各地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联结起来，组成一个能够发展成工人政府的全国组织。

但是，法共领导人更关心的不是建设这场运动， 而是结束它。法共领导人甚至坚持认为，1968年的罢工不是政治性的！ 在五月风暴之后，他们通常说军队过于强大，工人无法击败它。但是，当时不仅士兵们正在自发地站到工人的这一边，而且反动派也不敢露头。这场运动是如此强大，在每场学生会议和工人示威中社会主义情绪表现得如此强烈。

5月18日，一小群法西斯分子上街游行， 但是未能得到群众响应，最后他们夹着尾巴跑回家了。工人的革命行动使学生和工人丶男人和女人丶移民和非移民丶蓝领和白领工人以及农业和产业工人团结起来。

自5月13日以后，工会领导人便没有再发出行动号召。总罢工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5月27日，工会领导人在与政府和老板的谈判中赢得了巨大的经济让步， 但各个工厂的工人都拒绝接受，因为这些改革并没有满足他们长期以来的丶更基本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愿望： 由工人自己来管理经济丶政治和整个社会。

革命领导

事实上，我们需要革命政党，正是为了使工人争取一个新世界丶一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斗争变得清晰丶明确。5月27日， 有5万人参加了由托派国际主义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团体在沙莱蒂（Charlety）体育场组织的集会，这表明工人们开始寻找新的领导人来替代传统“领导者”。

如果在事件的白热化时期形成了明确的革命领导层，那么这个领导层可以在沙莱蒂体育场集会上以及工厂和群众示威活动中呼吁采取团结的行动，打击群众共同的敌人，并且可以呼吁将民选的工人和学生委员会由斗争机关变为政府机关。但不幸的是，当时并没有一个有群众支持的革命政党，能够领导广大工人将权力从一小撮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府代替戴高乐主义和资本主义丶并将革命蔓延至整个欧洲的机会被错失了。

然而，戴高乐不愿冒险。他逃到了德国的巴登-巴登——法国军队的驻地——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看到工人们拒绝了革命危机迫使老板和瘫痪了的政府所做出的“慷慨”改革。但在他到达巴登- 巴登之后24小时内，他与驻德法军的反动将军达成了协议，而且他也看到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能力推翻他和他所属的阶级。

戴高乐回归

看到法国工人领导人的懦弱，戴高乐安心地回到了巴黎。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同时发动了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并取缔托派和其他“极左”组织和报纸。政府和工会领导人要求工人恢复正常工作，将诉求付诸选举。许多行业的工人继续罢工了几天，有些是几个星期。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在工作场所中作为主人的新地位。防暴警察被派去驱逐占领工厂的工人。

由于运动正在退潮，警察便重新开始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一些学生和年轻工人被杀害。政府和老板都恢复了信心， 开始报复那些差点消灭他们的工人和群众。许多工人受到迫害。

在6月23日和30日的选举中，戴高乐派的选票增加了数百万，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则减少了超过一百万票。托派没有看到局势已发生变化，错误地主张投白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终结资本主义统治的机会暂时消失了。共产党没有勇敢反抗旧秩序，而是变成了最能恢复旧秩序的政党！他们本应提出通过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建设有序和谐的社会，来替代混乱丶无序的资本主义。

尽管戴高乐曾一度受挫，但他仍是“治安专家”。现在，他回到了马鞍上，一些感到害怕和失望的中产阶层和一部份工人会投票给这位“专家”！但尽管“秩序”已经明显地恢复了，而且戴高乐政权甚至得到了加强，但是戴高乐受到了致命打击，未能再恢复过他过往的权威，只是在表面上维持着领袖的形象。1969年，戴高乐把他扭曲的“民主参与”思想付诸公投，最后被否决了。几天后，他宣布辞职，几乎就是在1968年事件开始的一周年。

1968年群众政治化直接导致共产党成员数量增加，但共产党却从未恢复其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地位。1968年晚些时候，当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镇压民主运动时，这一点再次突显出来。

今天的政治和产业格局已与1968年大不相同，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法国1968”？每当看到工人奋勇斗争，法国和周边国家的老板与政客显然仍在担忧会发生类似于法国1968年的状况。如果幽灵真的安息了，他们就不会如此了！

五月风暴是起义吗？是的，至少是起义的开始。它有可能成功吗？只有存在一个拥有明确的夺权计划的政党时才可以。建设这样的政党需要时间和技巧。

法共说工人阶级在1968年或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当看到，在工人走向革命时，规模较小的统一社会党（PSU）提出了半革命的思想，它所获得的支持迅速增加。正如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党”积极参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以真正辩证的方式发展党和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新的1968

1968年，当其他国家的大批学生参与校园和街头抗议时，他工人并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加入他们。令法国工人逐渐积聚起怒火的，不仅是老板日常对他们的剥削以及就算是繁荣时期也仍在增长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还有“20世纪的波拿巴”戴高乐的独裁统治和嚣张气焰。

法国当时的状况不会一模一样地再现出来，但新的“1968”的“威胁”依然存在。现在，随着国际经济严重衰退，我们可以预见资产阶级媒体将更加努力地隐藏五月风暴的真实教训。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不断告诉人们事情真相：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罢工曾使资本主义向群众低头。这场罢工表明，当社会主义思想赢得了每个社会阶层的支持，我们可以相对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回顾这些伟大的事件，可以帮助一整代人为将来法国和全世界新的丶更大规模的罢工战斗做好准备。它可以给那些正在建设新的工人群众政党和为彻底终结资本主义丶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以极大信心。

Neil Ferguson教授是帝国理工大学的传染病学专家，之前一直作为科学顾问，给英国的隔离举措提供参考意见。 然而最近，他被英国媒体爆料，在过去的隔离期间，在伦敦两次约见一名38岁女子Antonia Staats，让对方来自己家进行会面。

这名女子是教授的女朋友，一名左翼活动家，目前跟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平常居住在南伦敦自己的家里，进行着开放式婚姻的生活。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eb1c42cae7ea016a215181a

华盛顿 —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 前夕，被失踪的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的朋友呼吁世人继续为他的自由呼吁，不要忘记这个名字。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无畏无私的新闻”，这也正是奔赴武汉报道疫情的陈秋实留给朋友和很多人的印象。

“陈秋实是拿命去换采访，”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网民说。陈秋实确实也曾对人说过：“我能牺牲的只有这条命了。”

陈秋实失踪后，他的朋友每天继续用陈秋实的推特账号发布消息，呼吁外界关注陈秋实的下落。陈秋实曾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墙外”设立的社交媒体账户由信赖的朋友在管理。

“陈秋实在武汉报道冠状病毒疫情后已经失联84天。请救救他！！！”星期五（5月1日），这位朋友在陈秋实的推特账号上发布。

陈秋实是中国农历除夕夜（1月24日）， 在中国官员刚宣布对武汉封城时赶到这座人口1100万的城市的。

“我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他说。

在随后的近两周里，他探访了武汉多家医院、殡仪馆、居民区，采访了多位当地百姓，并将这些未经当局审查、过滤的视频发布在互联网上。

不止一次，陈秋实在视频中流露，中国的国家机器正向他迫近。他接到过很多警告电话，“随时准备被当局带走”。2月6日晚间，在探访武汉新落成的方舱医院后，陈秋实与外界失联。

“陈秋实作为公民记者，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真实客观地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我们应该继续关注陈秋实，继续为他的自由呼吁，不要忘记他，”陈秋实的朋友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位朋友眼中，生于1985年，有着律师、演讲明星、公民记者、知名博主的多重身份的陈秋实“勇敢、纯真、智慧”。

陈秋实失联后，这位朋友也经常在推特上发布陈秋实过往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和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一道被中国当局封杀。

“‘秋实，你要注意安全！’这是最让我尴尬的一句关心。我真的不太在乎自己的安全。如果诸君全像我一样敢于说实话、说心里话，我自然就安全了。恰恰是因为中国人都太在乎自身的安全，中国才变成今天这个鬼样子，我才变得越来越危险。”

这是陈秋实最令朋友印象深刻的一段话。“因为太真实了，直指人心，” 他的朋友说。

去年11月，在与美国之音的一次专访中，陈秋实也说，他其实并不很在乎自己是不是被监控，人身是不是有危险。

他说，如果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人真的认真看过他的视频，审查过他的微信通话记录，就会发现他“也许比这些国家安全机关的人还要热爱这个国家”。

在那次访谈中他还说起，曾经有人问他：“秋实，你能为这个国家牺牲多少？”他的回答是：“我能牺牲的只有这条命了”。

一位陈秋实在中国大陆的观众说，其实陈秋实被抓是早晚的事，但是“眼睁睁看着他被抓走，自己又帮不上什么，感觉真的很无奈”。

曾与陈秋实在节目中连线的另一名公民记者、武汉居民方斌也于2月1日被当局抓捕，目前生死不明。第三位因为报道疫情被抓的公民记者李泽华在人间蒸发两个月后于上周（4月22日）现身。

与此同时，中国三名90后公益人士从4月19日起与外界失联。陈玫、蔡伟和他的女友小唐是“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该网站备份了大量被当局删除的疫情文章，发布疫情动态，保存了疫情记忆。

蔡伟和小唐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硕士项目。在他们失踪一周后，家人才收到警方通知，称二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指定监视居住”。陈玫的家属尚未接到任何通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认识蔡伟和小唐。她说，蔡伟上过她的课，是个“很老实的孩子，有些木讷”。

“不明白寻衅滋事具体何指，有什么证据？有什么法律依据？如果没有，这样抓人就是违法执法，” 郭于华对美国之音说。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星期一（4月27）发布声明说，中国当局应该立即并无条件释放这五名公开报道冠状病毒疫情暴发的活动人士和公民记者。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上周发布的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第177，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倒数第四。香港下跌了7位，排在第80名，是该组织自2002年开始公布该指数以来的最低排名。

联合国从1993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提高新闻自由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

https://www.voachinese.com/

看ta近一个月的表演，有小丑想强上镜头的那味。

本质上确实国家是国家，党派是党派。国家的利益大于党派的利益。

“民主自由”这个梦幻泡泡，真假先不论，有些人跟随其主旨已事实上成为反共人士。且很多反共人士已杀红眼，到了攻击中共不择手段的地步：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 支持 台独、港独

• 支持 新疆民族分裂

• 支持 藏南归属印度

• 甚至支持 各省独立 类似欧洲小国化

我觉得反共不是不可以，止于针对中共的政策、执政即可。但很多人似乎是反共成瘾，不知国土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不惜牺牲中国的领土完整性，来实现打击中共的私心，可谓已经没有底线了。

打击中国的根本利益，当然可以一统打击中共，但同样全体中国人都遭荼毒，领土的丢失可能不是几十年，可能永久就没了。真不知这些人是单纯的短视，还是有意把反共放大成实际的反中。

更何况中国、中共有大量的其他途径完善自身体制升级。鼓动国土分裂、加速主义等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难道你就不怕大街上的动乱冲1/100的概率冲进你家门口祸害全家吗？

我发现我确实是自带某种属性的。。。

https://2049bbs.github.io/ 最后更新时间，5月2日

本来是设置15分钟备份一次的，两三天没有更新了，.travis.yml 的代码没有改变，或许是在 Travis CI 那里改变了设置。谁知道发生了什么？

BE4 声称自己平安，是不是另有别情？ 在小二被捕的特殊时期，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有事

“无国界记者” 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被其非法监禁的新闻自由捍卫者：蔡伟、陈玫、小唐

China: detained for fighting censorship

May 11, 2020 来源：RSF(无国界记者) 官网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urges Beijing to free thre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who have been detained in Chinese black prisons since April 19 for reposting censored news articles on an open-source website.

On April 19th, thre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27-year-old Cai Wei, 30-year-old Tang, and 27-year-old Chen Mei, were arrested for reposting on the open-source platform GitHub news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including some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trio were involved in Terminus2049, a crowd-source online project started in 2018, which aims at overcoming the regime’s censorship by preserving censored news content.

Cai Wei and Tang, graduates of Tsinghua and Beijing Universities respectively, and Chen Mei, who obtained a degree from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re be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n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 a term that refers to China’s “black prisons”, under the vague accusation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Helping the public access censored information that could be potentially life-saving is not a crime,” said Cédric Alviani, RSF East Asia bureau head, who urged the Chinese regime to “immediately set them fre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crisi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impose their narrative on the coronavirus, including blocking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 China, denigrating foreign media outlets that criticize Beijing’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nd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China, 177th out of 180 countries in RSF’s 2020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is the world’s worst jailer of journalists with at least 112 of them behind bars.

另外，这是新闻自由指数，只截图了最下面部分，因为中国一直是吊车尾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从1993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提高新闻自由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评估180个国家或地区的记者状况，定出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和排名。 4月底公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第177，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倒数第四。香港则下跌了7位，排在第80名，是该组织自2002年开始公布该指数以来的最低排名。

陈秋实

人们不会忘记：陈秋实在1月24日大年初一，就以公民记者的身份抵达武汉，随后走访了全市各大医院、殡仪馆等场所，并上传了相关视频。一周后，陈秋实在一段题为“资源紧缺，疫情紧急”的视频中表达了自己的不安，直指“我前面是病毒，我后面是中国的法律和行政力量”。但他表示，这不会动摇他的决心。

方滨

人们不会忘记：就在方滨失联前的2月7日,他通过一段视频呼吁：“所有清醒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力量。从今天开始，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要把真相传播出去。今天的武汉肺炎，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方方日记

人们不会忘记：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方方在封城后不久就开始写日记，谈到亲友的近况、口罩的紧俏、患者的逝去和人间的大爱。众多网友赞赏方方的胆量和毅力。四月初，武汉宣布“解封”，方方日记的英文版和德文版也在网上开始预售。消息一出，激起了国内左派的讨伐，甚至是人身攻击。

中国三名90后公益人士被监视居住

与此同时，另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三名90后公益人士从4月19日起与外界失联。他们是陈玫、蔡伟和他的女友小唐，都是“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据说，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该网站备份了大量被当局删除的疫情文章，发布疫情动态，保存了疫情记忆。

蔡伟和小唐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硕士项目。在他们失踪一周后，家人才收到警方通知，称二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指定监视居住”。陈玫的家属尚未接到任何通知。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星期一（4月27）发布声明说，中国当局应该立即并无条件释放这五名公开报道冠状病毒疫情暴发的活动人士和公民记者。

http://www.rfi.fr/cn/中国/20200502-5月3日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主题-无畏无私的新闻

二戰結束了73年，但德國的「納粹獵人」行動還沒落幕！自1958年起，德國政府為了調查納粹罪犯與幫兇，設立了司法調查單位，相關調查人員也因此常被稱作所謂的「納粹獵人」。在距離希特勒政權垮台70餘年之後，二戰期間曾直接或間接參與、見證屠殺的當事人相繼離世，高齡存活者寥寥可數，且多半潛逃在外或隱姓埋名。為了趕在最後一批納粹逝世的最後期限之前，揭發犯行，官方的後續調查也如同與時間賽跑一般，將進入最後的直線衝刺。

1946年，德國在戰後曾上映一部熱門電影《凶手就在我們中間》，然而與電影中揭穿納粹罪犯的情節不同，當時關於納粹的轉型正義，在德國亟欲抹去黑歷史的情況下幾近停滯；到了六零年代，權威報紙《南德意志報》曾刊載〈兇手還在我們中間〉一文，再次呼籲德國回頭檢視納粹黑歷史。

1958年，西德首次依據國家法律、而非國際法或軍法的「烏爾姆審判」，揭發了10位納粹軍官的罪行，成為國家直面納粹黑歷史的關鍵之一——當時的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在巴登符騰堡邦的路德維希堡，設立了「調查國家社會主義犯罪國家司法行政中央辦公室」，著手調查未被揭露的犯行。

但要一直到了2011年的「約翰．德米揚魯克」一案，法院宣判當時年屆91歲的德米揚魯克，1941年在索比堡滅絕營，協助謀殺逾2萬8,000名猶太人的罪名成立、判刑5年，納粹罪犯的定義才變得更加廣泛，擴及到包含守衛、廚師、門帳等被視為死亡機器小齒輪的基層人員。不過截至2012年為止，共計約6,498個被判刑的人，仍被視為只是冰山一角。犯行揭發，還是未竟之業。

為了徹查，中央辦公室的足跡遍及全球，從「死亡天使」門格勒逃去的布宜諾艾利斯，到莫斯科，一經檢察官發現疑似潛逃出國的德國人，都會經過重重調查。據《衛報》報導，辦公室一年約查出30名仍在世的加害嫌疑者，並將案件送至地方檢察官手上，然後再由其費時一年做後續追蹤與調查，決定是否將嫌疑者送上法庭接受審查。

目前，在路德維希堡的總部檔案室中，從希特勒、門格勒再到基層，藏有約170萬宗檔案文件，記錄著每一筆納粹犯行。

然而，重回歷史現場的調查行動，要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已是一件難事，也有輿論因此批評「浪費時間、浪費公帑」，並質疑：嫌疑者都一把老骨頭了，判他刑有意義嗎？

對此，從2015年開始主管辦公室、常被稱為「納粹獵人」（他本人不喜歡該稱呼）的檢察官侯麥爾（Jens Rommel）表示，「為受害者發聲、為遺族把真相帶到大眾的面前」十分重要；德國知名法學家哈伯勒（Peter Haeberle）也表示，這是「我們欠歷史的」，也是一場與遺忘對抗的長期戰事。

《法新社》報導，2000年之後，辦公室總計有6宗起訴案，每一例都曾被媒體形容是「最後一個納粹審判」。在二戰過去超過一甲子的今日，當年的犯行者、幫兇、目擊者、證人等，大多離世，高齡存活者也寥寥可數。當這最後一批人全部離世後，中央辦公室的司法追訴與運作，也將停止，因此，「納粹獵人」也不得不加緊追查的步伐。

戀曲1990

烏溜溜的黑眼珠 和你的笑臉

怎麼也難忘記你 容顏的轉變

輕飄飄的舊時光 就這麼溜走

轉頭回去看看時 已匆匆數年

蒼茫茫的天涯路 是你的飄泊

尋尋覓覓長相守 是我的腳步

黑漆漆的孤枕邊 是你的溫柔

醒來時的清晨裡 是我的哀愁

或許明日太陽西下 倦鳥已歸時

你將已經踏上 舊時的歸途

人生難得再次尋覓 相知的伴侶

生命終究難捨 藍藍的白雲天

轟隆隆的雷雨聲 在我的窗前

怎麼也難忘記你 離去的轉變

孤單單的身影後 寂寥的心情

永遠無怨的 是我的雙眼

很喜欢这首歌的词曲。浪迹天涯的浪漫。

簡弘亦-青玉案‧元夕 （这个版本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陈彼得 央视《经典咏流传》 （曲调很有新意）

【Winky诗】青玉案·元夕 （曲调还不错，不过感觉太欢快了些）

今天发些吃的吧。。。

滿腦子的礦泉水廣告。。。

超级好听~

我想作一首诗，为了某个理想。

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闭眼，默念，回想，

彷佛思念久远的初恋，模糊又清晰的脸庞。

等等，我看到一个微笑，多么美的微笑！

它的温度，能让满地落花跃回枝头，瞬间绽放。

于是我抓起笔，将它写到诗里，

可是刚写完，笔尖掉落，

止不住的红墨水，犹如火山岩浆，在纸上流淌。

那双微笑的眼睛，忽然流泪，

海市蜃楼，让我再看不清，那个人的模样。

其实我早已经不记得，那个人的模样。

于是我将污损的纸，放进火炉里灭迹，

因为一切文字和理想，都可能让人受伤。

在火舌蜷曲的吞吐中，我什么都可以遗忘。

而余温里的灰烬，犹如吉普赛人的茶叶渣，

形成一个北斗，还在指着那个方向。

郭麗妃 真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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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局、专家、精英只是请来辅助的，而不是最终决定的人。我选择打一个比方，国家或者全民就是一个人，而当局、专家、精英就是医生，这个人身上出现问题，当然是由医生来治疗了，但是这个人怎么活着，朝向哪里走难道也听医生的，那么你还是一个人吗？你就是医生的傀儡巴，什么都让医生来决定。

人民与当局、专家、精英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是来解决日常专业问题的，不是来决定一个国家重大事务的。什么都他们来决定，我只能说，这个国家不再属于人民。

讨论了那么多民主的问题，这个浅显的东西应该明白吧。一个人怎么活着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而一个人面临的一些问题则是由专业人士来辅助决定，如果一个人选择不听辅助人士的，那么他就可以不听。毕竟，辅助就是辅助，人自己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讨论那么多有什么用，这个人必须得是他自己，而不是傀儡，傀儡也许可以走得更好，但是他是谁呢？

主页能打开，但点击任何链接都会转到主页，是网站故障还是怎么的？

“他会再次当选的。” 每一天都会有几个朋友这么对我说，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人。这为列举唐纳德·特朗普大流行期间的众多失败添上了生硬的结尾。这是在难以置信中发出尖叫，然后啜泣着举手投降。

数万美国人死去；总统又做了些什么？传播不良信息。播撒虚假的希望。重新编造历史，重新想象科学，喋喋不休地谈论他所谓的英雄主义，对他自诩的受难满腹牢骚，猛烈攻击任何质疑他的绝对正确的人。没有领导力，只有哗众取宠。没有共情，只有窃笑。然而，他会再次当选的。

有了这句话，我们就能开始做精神上的预防。我们准备迎来绝望。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将应对机制和理性分析混为一谈。我们开始把讽刺的言语当作不可避免的真理。 并非如此。尽管特朗普可能确实正在跌跌撞撞地走向继续执政四年之路，他至少有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自我毁灭。

也许只需一束温暖的阳光，我们就可以消灭冠状病毒？如果往血管里注射消毒剂会怎样？周四，他提出了这两种想入非非，他还不如干脆戴着锡箔帽（有人认为锡箔帽可用来防止电磁波和思想控制，这个词进而被用来嘲笑受迫害妄想者和阴谋论者。——译注）上讲坛呢。这是一个沮丧、迷失、日益绝望者的胡言乱语。

正如凯蒂·罗杰斯(Katie Rogers)和安妮·卡尼(Annie Karni)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总统感到孤立，四面楚歌，担心自己会在11月的大选中输给乔·拜登(Joe Biden)。她们写道，正是这种心态促使他下达了停止发放绿卡的行政命令，而这正是他“感觉事态失控的时候”会采取的那种讨好票仓的心爱招数。

他可以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看到民意调查，它们表明，尽管他每天晚上都站在白宫简报室里对着自己抛飞吻，但美国人并没有用飞吻回敬。

一个月前，对特朗普工作的认可率出现了小幅上升，让不少人大惊小怪。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危机期间，历任总统都曾有过更大的支持率上升，而美国人在这种时刻往往会团结在领导人周围。对特朗普来说，这样的团结没有出现——有的只是一种勉强而渐增的姑且相信。

而且这种相信是转瞬即逝的。上升的支持率很快就降了下来，使他恢复了虚弱的常态。根据周五下午晚些时候FiveThirtyEight的民意调查，52.5%的美国人对他的工作表现并不满意。只有43.4%的人表示认可。

的确，他在2016年的支持率也不比这更高——事实上还要更糟糕——但他还是入主了白宫。然而那场胜利中发出的不和谐音，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他所代表的东西来解释，也就是一场对现状的抗议。然而现在他就是现状，选民有了机会去体味他当初所承诺的破坏。那滋味很像是无能。

对特朗普来说，其他数据甚至更可怕。根据RealClearPolitics最近民调的平均结果，在三年半前帮助他赢得选举人团选举的三个摇摆州中，他目前落后于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落后6.7个百分点，在密歇根州落后5.5个百分点，在威斯康辛州落后2.7个百分点。该网站还显示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支持率落后了3.2个百分点，他在2016年赢得了佛罗里达州，现在他必须再赢一次。

只需看威斯康辛州就能吓住特朗普。2018年，这里的共和党州长被一名民主党人赶下台。共和党副州长和司法部长也是如此。然后，这个月，威斯康辛州的选民让一位自由派挑战者取代了该州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现任法官，她的胜利不仅令人意外，而且具有轰动效应。这个结果无论怎么解释也不会对特朗普有利。

盖洛普(Gallup)的月度调查显示，对国家现状感到满意的美国人的比例，从3月中旬的42%骤降至4月中旬的30%。在过去20年里，单月内如此急剧的下降只有两次。

或许，这种下降与其说是对特朗普领导能力的全民公投，不如说是对冠状病毒破坏力的承认。但或许也并非如此：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在阻止病毒传播方面行动太晚。而且，对于近期内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他的评估也和大多数美国人不一致。

在他发出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含混不清的讯息之中，他支持于5月1日左右恢复一些表面上的正常，并指责几位州长实施的封锁措施过于激进。但美联社与全国民意公共事务研究中心(The Associated Press-NORC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周三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只有12%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所在地实施的社交距离和居家令太过分了，而超过两倍的人——26%——认为预防措施还不够严厉。61%的人认为这些措施是适当的。 在《华盛顿邮报》和马里兰州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65％的美国人表示，要保证10人或以上的聚会安全，可能要等到6月或6月以后。在Yahoo News/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只有22％的美国人支持那些要求结束本州限制的抗议者，而60％的人表示反对。特朗普总统怂恿了那些抗议者。

他是在顺应某种直觉还是只是抓瞎？我选择后者。最近，他的自相矛盾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速度和高度，并且削弱了自家党派的论点。

正如乔纳森·马丁(Jonathan Martin)和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在时报上报道的那样，共和党人制定了一项战略，即通过指责和妖魔化中国，来逃避对特朗普的疫情应对的一切问责。“但是，共和党的计划有个潜在的绊脚石——他们自己的领袖，”马丁和哈伯曼写道，并指出特朗普通过继续向习近平主席奉承讨好，已经“搅乱了共和党指责中国的努力”。这种做法，当然会导致把拜登描绘成中国走狗的共和党首尾不顾。当“天安门特朗普”(Tiananmen Trump)听上去更真切时，他们给他取的“北京拜登”(Beijing Biden)这个新外号，就很难成功。

另外，特朗普发出的那些最乐观的宣言——称我们很快就可以从当前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和他的其他许多言论比起来，是一次更大的赌博。如果他错了，将无处可藏。如果他鲁莽行事，将会以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特朗普。惊人的无耻是他的秘密武器，这意味着他将诉诸于即使最不择手段的对手也不 会尝试的花招和谎言。只要还能继续统治这个烂摊子，他会毁掉一切需要毁的东西。

而且自然的一般规律不适用于他。有录音逮到他吹嘘自己抓女人下体。但没关系。他的票数比希拉里·克林顿少了近三百万。他还是赢了。与俄罗斯人精心勾结的罪名也许没能成立，但看起来他无疑是乐于看到有这样的配合的。他继续向前，不断超越他在与乌克兰打交道时的严重滥权，他的因此被弹劾完全是罪有应得。 他是胡迪尼，他是舍赫拉查德，他集所有真实与虚构的逃脱艺术家于一身，顶着一头橙金色秀发。他的运气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但是，有个关于运气的真相：它是会用光的。

有人不断地谈论他的选民有多么狂热，但许多对他怀着极大不满的美国人也有着同样的热情。有多少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就有多少雷切尔·玛多(Rachel Maddow)。有多少凯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就有多少乔治·康威(George Conway)。她和她的同类在为总统辩护时也许会很狡猾。然而他和他的群体在给他抽筋剥皮时还要更厉害。

被特朗普政府流放的难民们又怎么说：比如政府科学家里克·布莱特(Rick Bright)这样的人，他说，他因为不愿意重复特朗普荒谬可笑的论点，而被剥夺了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行动领头人的身份？我预测，随着11月的临近，越来越多的流亡者将大声疾呼，分享令人震惊的总统的镜面世界里的见闻。特朗普反过来会嘟囔着“深层政府”，但是当他身边只剩下一群冒牌货的时候——以及当他自欺欺人丑态百出的时候，这样的词语是帮不上忙的。

别告诉我他每晚的简报只是传统体育馆集会的新版；这些简报的背景是深重的苦难，导致愈发地难以下咽。任何从这些简报中能感到安慰的美国人，早已被特朗普灌醉。而清醒的人看见的和听到的是总统的本来面目：一个把所有的一切——包括堆积如山的尸体——当作舞台的“音盲”戏子。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gf2-05042020090004.html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504-%E8%89%BE%E5%85%8B%E6%9B%BC-%E4%B8%AD%E5%85%B1%E5%85%9A%E5%86%85%E4%B9%9F%E5%BE%88%E6%81%90%E6%83%A7?ref=tw

欧盟安全研究所亚洲负责人爱丽丝-埃克曼（Alice Ekman）新著有《鲜红色—中国共产主义理想》（Rouge vif - L’idéal communiste chinois ）。艾克曼指出，由于疫情大流行，中国的朋友圈将缩水，但是习近平和他周围的人并不打算停止强化意识形态。

下面是法国《观点》周刊记者吕克-德-巴鲁奇（Luc de Barochez）对爱丽丝-埃克曼的采访：

问：中共的戒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这次疫情在最初被掩盖？

答: 在习近平担任主席以后，人们更加深了恐惧。他上台7年多来，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其目的也是进行政治整肃。在中国的绝大部分机构，做一切事情都必须由党来批准，包括在医院也是如此。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负责人艾芬医生应该记得，她与同事们在病毒最开始出现时，识别了病毒。她随后受到（党委书记）严厉训诫，被要求服从命令。所以，科学家害怕遭政治领导人整肃，地方当局害怕遭中央政府整肃，他们的恐惧是很强烈的。这种双重恐惧可能会影响武汉和湖北省对该病的初步控制。

问：这场危机是否被权力当局用来加强控制？

答：党没有等到这场冠状病毒危机到来，就进行了大清洗；这场清洗7年来一直在持续。我们往往会忘记，恐惧感在党内也很强烈，尤其是党内高层。

中纪委不断展开检查，经常发动纠正党员意识形态的运动，在“同志”之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学习习近平的言论。这种氛围导致管理者不愿意去冒险，并在某些情况下，对那些可能让上级皱眉头的事实和数字进行低估。

问：强硬化意识形态，是否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一种方式？

答：这个强硬化有三个相互交织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习近平认为，前苏联在1991年垮台和消失，是因为当时苏共不够强大。所以他要在经济放缓导致社会和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强化中共。

第二个原因是，党的强大，对于作为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加强自己的权力很重要，也对他搞好他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运动很重要。

第三个原因，不能低估习近平和他的谋士们对意识形态的狂热。习近平上台后没有质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没有质疑毛泽东时代。相反，七年来，他重申中国作为共产国家的身份，而且不仅限于言辞，还特别体现在与其他治理模式加剧竞争的方面。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问：这场病毒危机是否阻碍了“中国模式”在世界推广？

答：中国官方的通讯信息在社交平台或其他地方，都不给任何含糊和质疑留有余地。不论现实中发生了什么情况，人们都要保持自豪和对未来的自信，以符合习近平在2016年提出的《四个自信》（对中国的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的自信）。推动替换西方民主体制的政治意愿非常强烈。

问：但是这个言论很难通过...

答：是的，一些国家很反感这个言论。但近几年来，中国首先凭借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以及它代表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成功吸引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过在当前情况下，一些国家正在从中国的吸引力中走出来。因为简单的事实是，这种病毒来自中国，使中国的形象受挫。

另外，围绕中国援助和北京管理危机“有效”模式的公关宣传也适得其反，特别是在欧洲。但也并非全都如此。危机过后，中国的“朋友圈”会缩水，但缩水后也会加固。一些国家要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选边站。

问：美国有关与中国“新冷战”的论述是否恰当？

答：冷战的言论双方都能感觉到。在中国一方，远在特朗普当选以前，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就已经进入议程。长期以来，党的官员被反复灌输：美国，更广泛说，是西方，应对世界所有危机，对中国的屈辱负责。与西方的对抗已经根植于党的想象中。这场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反西方的怨恨情绪。

在习近平时代发生的变化是，宣称中国的胜利和美国即将衰落，已成为官方承担的说法，官方宣传变得充满敌意。“西方”一词本身，在中国外交政策界，已受到污名化，令人想到试图推翻党的西方敌对势力。所以，许多党的干部都认为，对于包含欧洲在内的广义的西方，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警惕。

问：危机过后，西方提出搬迁工业的建议是否让北京担心？

答：中国经济仍然以出口为导向。短期内，中国还会依赖欧洲和美国市场。但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生发的贸易紧张，可能导致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降低。这次疫情大流行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经济想要在中国自身基础上寻求不断发展。2021年将公布的五年计划应该会反映出这一点，会进一步将重点放在新兴技术与创新之上。

同时，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最近几个月意识到它们对中国市场（技术，物流，制药等）的依赖，这将导致一些调整。

问：这样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吗 ?

答：不会, 但会出现更加两极化的全球化：由伙伴国家构成的两极结构，同时发展不同类型的商业关系。届时某些国家将仍然与中国关系紧密，其他国家则出于经济，战略，安全的考量，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技术和中国市场的时候到了。

我们可能看到不同的网络出现（5G，海底电缆，互联网等），将有不同的标准，这些将并行发展，最终慢慢变的互不兼容。

问：最后，这场危机是否会导致中国政治体系紧张？

中共有着如此密集的地理网络，不太可能在一夕之间消失，也不会在这场危机之后深入自我质疑。这个党拥有9千万党员，具有非常强势的地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

此外，不可低估宣传，审查，恐惧的分量。如果一部分人口和党员克制着自己的不满情绪——很难精确评估，他们若表达不满，将有很大风险。当局拥有大量的人力和技术资源，用非常细密的网格化监视系统对人口进行监视。

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 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5/01/23217/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原文连结： https://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en/2020/04/1st-may-international-workers-day

中国劳工论坛的Telegram连结：https://t.me/chinaworkerISA

中国劳工论坛的Twitter连结：https://twitter.com/ChinaWorkerISA

如果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发电邮至：[email protected]

五个今天为社会主义世界而奋斗的理由 ⬤ 五个加入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理由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五一劳动节声明

20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别具重要性，全球正陷入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中，并且面临恐怕是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甚至在疫情来袭前，为了争取体面的工资，罢工与抗争浪潮已经扫荡各洲大陆，抗议紧缩政策或专制措施，甚至美国也出现争取合理工资的抗争运动。当代阶级社会已经在疫情中暴露出自己的本质。

五一国际劳动节起源于超过一世纪前，最初的诉求是八小时工作制、国际工人团结与和平，这些到了今天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资本主义制度日益显示自己无能推动社会进步。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今年一月改名前我们称作工国委CWI）号召全体工人与社会主义斗士尽管面对疫情，仍要以任何可能的形式响应劳动节，以展示国际工人团结。当前局势下，我们格外需要向人们展示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下述5项说明，解释了为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前进的道路：

理由1：社会主义能将有更充分的准备应对疫情危机！

新冠病毒（COVID-19）很可能是自然突变而产生。显然没有任何社会制度能预防病毒突变，不过确实有充分证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都市化、滥垦山林与气候变迁，这样的新型突变正导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变得更加频繁。如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IPBES)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作者群的总结所言：“近期的流行病是人类活动的直接后果，尤其加上我们的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惜一切代价追逐经济增长。”

针对这种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警告，早已并非第一次。 2003年就曾经爆发过同为冠状病毒的沙士（中国：非典）疫症。当时针对沙士的疫苗研发已经展开，但在人体试验前就被迫中止，原因是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竭力争取企业投资或政府拨款……却无法使他们产生太大兴趣”。 如果这样的疫苗已经问世，它很可能会大幅减少开发新冠肺炎疫苗所需时间。

当时还有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也警告说，未来将会再有疫情大流行，就像我们现在遭遇的流行病。如果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进行合适“风险管理”措施。 在医疗保健和医院制度领域，不是导致目前多数国家重症病床严重短缺的医疗削减和私有化，而是进行大规模投资和发展；不是储备杀人武器，而是储备通风机、防护装备、快筛试剂和抗病毒药物；不只是勉强应急的生产或外包其他国家，而是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能保有一定的生产设备；不是由人力仲介派遣导致医护人员短缺，而是政府以适当的工资直接雇用，这才能有充足时间培训专业并学习紧急因应程序。

但是资本主义政府无能如此计划，甚至企图掩盖疫情的爆发。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政府和领导人很慢采取行动，还认为疫情没有严重到影响本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利润，也常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讯技术的潜力不会浪费在军事和商业情报，或给银行家用来维持金融体系，而是能够妥善地应用于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标记新病例和群聚感染情形，如此一来紧急措施也能及时到位。

这些措施如果运用得宜，不会只是“减缓”疫情扩散的速度，而是能将其“粉碎”。

理由2：社会主义将能更有效处理新冠肺炎疫情！

尽管这样的疾病确实还是会出现，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的利益被摆在首位，而非利润。国家利益不会与国际合作的需要相抵触。得益于早期预警系统，所有必要的讯息将以即时、透明和有效的方式散布出去，使整个社会能提前运筹帷幄，并使民众在必要预防措施方面，能够得到妥善的公卫建议。

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证据都显示，面对这样的疫情大流行，减少死亡人数的关键，是在疫情爆发早期进行大规模筛检，以便进行追踪、自我隔离，并且充分部署重症照护病床和医护人员。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充分的资源能支持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在正常时期，就能让共卫系统致力于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生活，而一旦疫情大流行迫在眉睫，筛检也能迅速地在学校、职场和交通枢纽大规模地进行。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将以国库作为财源，各个部门体系充分整合，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优质的医疗服务。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诊所掠夺了大量资源，却只为有钱人提供优渥服务，而资金匮乏的公立医院则对剩下的百姓进行医治，这种荒谬情况在社会主义中将不复存在。筛检和治疗不再收费。女性将不必再忍受无偿照顾病人的劳动重担。

医生不再需要残忍抉择谁能得到治疗获救、谁得回家等死。不再会有缺乏人手，让老人自生自灭的私人养老院，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出资建立的高质量养老制度，让老人能够融入社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医学研究不需要再仰赖不稳定的新兴创业（start-ups）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往往得由政府拨款补贴，而且任何新发现都会以专利形式被大药厂控制，为的只是提高利润。这种情况将不复存在。研究将在国家资助的机构进行，所有讯息将公开共享。新药品将由民主公有管理的组织生产。不再有私营公司和投机者哄抬物价，诸如现在他们利用口罩和人工呼吸机来的短缺牟取暴利。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类太自私、无法适应社会主义迷思，显然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群体，我们看到广泛的情感和行动上的团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所有人都参与社会各方面的运作，合作与团结的文化更加强大。带有综合休闲设施的新住房计划，将有助于降低当前让很多人难以自我隔离的拥挤环境。自我隔离不是基于当今许多国家所使用的强制措施，而是基于信任和理解这些措施的原因，从而获得更大的效益。现代的追踪监控科技，对于控制疫情来说是必要的，但它需要在公众监督下使用，确保它不会被滥用来限制其他自由。

非必要的工作将会被完全停止。所有人，包括自雇者、不稳定的工人都将仍然获得全额收入，从而消除了人们得在穷死或病死之间挣扎而重返工作岗位的任何经济压力。那些仍在工作的人将得到完整个人防护装备的保障。重返工作岗位的决定将由社会和相关工人在民主的基础上决议，并由专家提供医疗建议。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共支出的优先事项将有所不同。与其将大量资源浪费在武器和金融投机上，不如将其重点放在健康、教育和改善生活质量上。

理由3：社会主义经济将能解决经济和卫生危机！

资本主义市场未能提供对抗新冠肺炎所需的最基本必需品。这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基因中，而且数十年的紧缩和私有化，让这个体制完全没有准备应对疫情大流行。各个国家为争夺稀缺的物资而相互争斗。吝啬的老板们交付著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能使用。这些短缺正在引起新一波令人作呕的投机和牟取暴利的浪潮。

更重要的是，这种病毒以及抗疫措施，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灾难──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数千万人已经失去工作，数亿人遭到了减薪，而根据预测，数亿的人将会饿死。更多的灾难还在后面。对这个主宰了世界几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多么强烈的谴责啊！

社会主义经济将把经济制高点的产业给公有化──银行、大型工业和建筑公司、食品和制药、资讯和零售部门，从而停止不断追求短期利润、停止有限市场中的激烈恶性竞争。排名前十的跨国公司拥有的财富相当于180个最贫穷国家的财富总和，正是它们正在扼杀世界经济。

民主规划意味着企业经营将不再由股东利益所主宰。由工人自己控制的国际和国家机构将计划为每个部门分配资源。现有的销售服务将被重新评估，将成为作为公众讨论的一部分，以确定大众实际上需要什么产品。不必要的或有害的生产，例如武器，将转为有用的产品。供应链将被重新设计，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并为其中工作的人提供充分报酬和安全条件。

濒临破产的小企业（目前有成千上万），如果他们给员工支付合理的工资，就可以获得廉价信贷。

商品的价格和品质将由民主选举的消费者委员会所监控。由于不再需要弥补资本家的巨额利润和浪费，商品价格能降得更低。生产设施将由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管理，由技术专家提供协助，他们的工作将不再是增加利润，而是为人民的需要服务。

如果以这种民主的方式来计画经济，那么不会有贪婪的老板强迫工人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不会再有像义大利工业中心的情况、或是亚马逊光鲜亮丽背后环境恶劣的仓库。经济将不再依赖于工人阶级（尤其是女性）的低廉劳动力。

一旦出现疫症爆发的迹象，资源就会立即被调动，生产必要物资，不再受专利、商业秘密、高昂价格，以及私产者间激烈竞争的限制。

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不会因为公开发表意见，而被忽视和惩罚，他们的专业能够在一个由公众民主控管的全球卫生产业核心中发挥作用。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民主的计划经济不会导致现在那样濒临发生的全球危机。它不会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制造更巨大的投机泡沫，而是会规划生产力，以避免产量过剩和产能过剩，而贸易战也不会发生。它将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运作，从而不再破坏气候和环境。这将是一个基于人类需要、而非基于私人利益的社会，它将一劳永逸地结束人类对人类的剥削、对女性权利的打压以及社会在性别、种族或民族方面的分裂。

理由4：社会主义将能成就真正的国际合作！

全球疫情大流行需要协调一致的全球对策。 然而，甚至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全球化”就已经在倒退，取而代之的是各国间互相对抗的新时代。边界正被关闭，各个国家正互相争夺关键物资。一场互相怪罪的游戏，已随着美国帝国主义与其盟友所谓的“中国病毒”而悄然开始。 欧盟正面临新的分裂压力，各国政府之间的“团结”原来只是个虚假幻想。川普也宣布美国将不再资助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推向崩溃的威胁！

尽管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但它永远无法全然克服其基本矛盾之一，即其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形式仍是民族国家。 如今已是21世纪，担当政府继续只为资本精英的利益服务时，而各国工人和穷人都仍将为此买单。

全球资本主义未能解决新冠病毒危机和经济崩溃。银行、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的贪婪，加剧了气候危机。 将近8亿人无法获得干净用水，近20亿人没有充足的卫生条件。相比起50年前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今天的武装冲突却是当时的2倍之多，帝国主义强权和地方精英互相争夺资源。少数族裔被压制并被剥夺权利的问题不断恶化，已导致民族问题在世界各洲涌现。

在国际社会主义制度下，财富的民主公有制将消除民族对抗的根源，因为民族对抗最终反映的是资本家之间的逐利较劲。国际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将结束战争、反动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祸根，而且还将开辟未知的经济可能性。

每年有85万人死于不干净的水和卫生设施不足，其中5岁以下的人占了1/3。 然而，提供净水和卫生设备每年只要花费1000亿美元──这不过是每年武器花费的1/20！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表示，到2050年，全球需要花费50兆美元来遏制气候变迁。这比起全球同期用于武器的支出还少，也大约等同于2008年到当前危机结束时，银行和企业以纾困为名从政府获得的钜款。这个世界被优先考虑的顺序必须改变，运用社会财富的方式必须改变。我们工人阶级、穷人和被压迫者，必须制止统治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地球及其经济。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创造财富的方法及其使用的方式。但是我们是无法控制不属于我们的东西的。因此，我们必须拿下经济的指挥权。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支持全世界成为各地区、国籍与民族皆享有自决权下，自愿加入组成的社会主义联邦。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能着手计画一项国际民主的计划经济，将全世界的劳动力和资源整合在一起，这能够消除全球经济竞争，以及资本主义下不必要的巨大资源浪费和重复。

理由5：社会主义斗争需要你的参与！

全球疫情大流行和封城的现实，已对千百万计的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也暴露了社会上真正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关于整个经济和社会仰赖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主张已经越来越清楚明了。股票经纪人、商人、银行家和右翼政客总是傲慢地宣称自己是社会上最重要人物，但是在这场危机中，他们比以往都更加证明了他们绝对无能、无需存在。真正重要的人是医务人员、驾驶员、商店工人和许多为社会奉献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是这些人，也就是工人阶级及其盟友，会能够使社会运作得更好。

人们已经在逐步描绘出政治结论。庞大的支持不仅要给予那些正挽救生命度过这次危机的人，并且也要求为医疗保健投入充分的资金。随着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人们将对银行和大型企业的存在提出质疑，越来越支持将之国有化。当富人变得更加富裕的同时，大规模失业将导致人们质疑为什么不能让人人都可以分担工作、分享就业机会。随着资本主义政府向富人和银行提供更多资金，人们的愤怒也将随之增长。

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和创建新社会，这个斗争是需要被组织起来。我们需要战斗性的工会。我们需要动员起来，以抵抗老板在职场、大学和学校以及住宅区的压榨。我们需要进行一切必要的斗争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资本家不会这么简单地放弃，他们懂得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也需要更有组织的战斗性工会和群众性工人政党，并提出社会主义纲领和策略，并联结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以便我们一劳永逸地终结资本主义的所带来的梦魇。

因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在国际劳动节俨然成为历史上最严重危机之一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建设属于我们的运动。国际社会主义道路正为此坚定奋斗。如果您也认同我们的话，请立即加入我们！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2614586

原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5月10日发表近万字致中国全国人大公开信，呼吁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并附上他所编撰的宪法草案建议稿

在这封已在网络上广泛而秘密地被中国网友传播的公开信中，张雪忠直言中国现行的宪法是“伪宪法”，他不认为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国人民的正当代表，也不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正当的代议机构”。

据知，张雪忠已于周一（5月11日）凌晨被上海警方从家中带走，具体原因不明。

此时正值中国即将召开国家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会“两会”（政治协商会议和人大会议）。由于新冠疫情，原定3月举行的“两会”推迟，将于5月22日召开。

中国当局一向在“两会”期间加强言论控制。自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严厉打压公民运动。2015年抓捕上百名中国律师及维权人士的“709事件”，以及2019年末开始以“厦门会议”为由抓捕律师丁家喜、政治活动家许志永等人，中国知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也因表达批评意见而被大学停职调查。过去数月，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又在进一步收紧网络言论审查，中国公共言论领域已被认为是“万马齐喑”的状态。

公开信说了什么

张雪忠在公开信中说，目前的中国人大代表并非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而现行宪法也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他说，“真正的代议机构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必须经过必要的辩论程序”；而宪法“应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必须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

张雪忠写道，“现行‘宪法’一方面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单个政党的永久领导地位，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而如果人民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一切权力之上的领导权，就像是一块比最大的石头还大的石头，简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

在公开信中，张雪忠拿这次新冠疫情举例。他说，为了缓解人民在心理和财务上受到的冲击，国家应该从各级财政中匀出一些钱发给民众，而中国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根源在于“权力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体制。”

张雪忠还为“启动国民制宪程序”提出了八点建议。

他的建议包括：将全国人大转化为启动政治转型的“最高过渡权力机构”，任命官员改革各级司法机构，完成各级地方代议机构的选举，创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宪法起草委员会，释放全部政治犯，开放报禁，规定任何政党不再享有国家公务机构的地位，以及在依新宪法产生的全国代议机构首次集会时解散最高过渡权力机构。

在公开信最后，张雪忠说，自己以最坦率的方式表达个人看法，但不见得都是对的。他写道，“无论是对是错，我作为中国公民之一员，将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思考结果，提交给一群被称为‘人民代表’的人来审视和参考，应该不算是特别不恰当的做法。”

如果非要给小二团队的动机下一个定义，我只能说是 分享讨论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

而不是wake up some people。。

小二思想-------------

坚决反对阴谋论，身份政治，诉诸情感，仇恨言论

小二的主张来自北大以及学科讨论，各种开放式讨论小组的心得，以及国外教育方式，哲学思想，学术研究模式

我觉得就这一点就非常的难得。不管是出于统治者阶级，或者纯商业媒体，都几乎不可能完全遵守这条准则。

我们在国内网和国外网来回穿梭，会发现中文媒体大部分都充斥着这四个恶臭的元素

第一个自不必说

第二个 说白了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血统论。

如果小二能够回来，我建议他加上一条，反对加速主义。（这似乎太给敌人出镜率了，理论上是暗暗的操作）

搜了就有。所以，总归一群民间哲学家，游戏玩家在炒作，钓鱼上钩当无脑免费推广员的那说明最开始的哲学理论有可实践的成分。

中国对外输出的加速主义做人的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