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丰十年正月二十日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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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一曰2047论坛、2047bbs、二零四七、新2049、（钓鱼网站已屏蔽）等，网上论坛也，域为https://2047.name。自坛主至用户多为庆丰国人。因其甚自由，遭庆丰堵，灭于庆丰十年正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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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本纪》
2047正朔乃2049bbs也。
2049bbs，故网上论坛也，立于庆丰六年中。坛主名蔡伟，一曰小二。伟曾立民社立人大学，因遭庆丰迫害，早亡。伟乃投身民运，立此坛。
此坛技为PHP+MySQL框“youBBS”，构似V2EX，以节点支撑。因其氛甚理性，一度与品葱共创鼎立之势。
庆丰八年四月，伟遭锦衣卫抓捕，史称端点星事件，为庆丰三大奇案之一。端点星案后，因坛户声援，伟获释。后2049bbs于此年六月灭亡，因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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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phd世家》
清华博士，网名thphd，京兆五道人也。
少时曾研网技，至弱冠之年赴清华太学立商社“北京市五道口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中年离清，朝廷除thphd新安郡理太师，后又为某司码农。
庆丰八年，疫病横行华夏，thphd乃离司创业，深知“自由之思想来之不易焉”，便立一论坛于外网。因t视其为49正朔，故得号“2047”，亦有该年九龙将军府治限满之意。旧年，大乱席卷九龙，外网用户，多撑港而反共，故得该名。
庆丰十年正月，thphd遭锦衣卫抓捕，联络中断。其臣接2047之业，光复47，取新域 2047.one，史称后2047。7光武帝 @admin 速冻 @thphd 及其伊人 @rebecca 之号，以防泄密。

@addjapan #177669 IM软件的群组功能，可以使用抄送功能实现。让更多人知道，可以通过投稿、写blog实现。

我不认为读者们会完全弃用论坛，但贴主观点中的闪光点切中要害。我们选择了casual，我也是。但这样，我们还有没有权力抱怨世风日下？资格论是错的，可我们也并不是局外人。

你说的对，2047是论坛，也恰恰因此可能具有我们所批判的某些问题。也许该尝试解决它。

最后几段看的眼眶湿润，不由感叹官僚体制对人的异化 如果他们没有从政，毛说不定会是一个小有成绩的乡村教师，习会不会也就下海经商了呢

网址：https://groups.google.com

Google 网上论坛（英语：Google Groups）是Google提供的在线交流工具，在Web界面上类似于常见的网络论坛。但Google Groups的实质却可以理解为一个邮件列表。但与传统的邮件列表相比，它提供了基于Web的更多功能。如共享文件、创建页面、帖子评分等。
只要你有一个Google账号，你就可以登入Google Groups然后创建一个讨论区，类似于Reddit的subreddits。你的Groups可以设置为所有人均可以浏览、发表文章，相当于做到匿名。而Google是不干涉中国民主运动的。
请注意！如果有人想去Google Groups建立小组或2047的支部时，请使用fake number以免身份泄露。

@falsehippo #177587 其实习派是太子党的一个分支，以前因为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后代，曾被当作太子党，后来因为习近平夺权，对于前同派系党员越来越敌视，就开始正式分裂，敌视太子党。
习派和太子党的分裂其实很早了，在傀儡皇帝胡锦涛末年（2012年）就出现分裂现象。当时副主席习近平授意将太子党人薄熙来关到了秦城监狱。

什么？光州人不怕空输？叛徒，老实，逐一发送战车！

如果被隔离的人够少，那就没办法，共匪大不了直接把被隔离的人都犬决了对吧。

够多就肯定有办法，深圳什么地方不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冲封锁线的行动了吗？

@消极 #177598 +1 所以我认为先生意外身亡的概率非常之高，我这边也听说过一些小道消息，说共匪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死了，要调查北京的死亡人口确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他还能活动，没有道理不以新的身份去写一些好文章，但是简体中文界半年都没有新的好文章我想可以说明他已经不幸失去的写作的能力了。

@刺刺 #177666

这当然不是“废除考试”，因为俺并不是政府要去强制大家不使用，这更多是一种可能的方案和选择和倡议。如果非要用教育作比喻，不如说是“home schooling”吧。

正如俺所说的，这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更像是一种尝试是一种探索。我们都知道互联网产品的基本要用A/B test才知道结果,2047是一种，而别的什么东西也是其中一种。当然要同步使用我们才能辨别分清其中的区别进行优化改进。

幻想一种不再变化的静态均衡点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

@addjapan #177669

“社交平台”更多指的就是依靠“大数据算法”的垄断性超大平台，当然绝非是用newsletter去替代社交，这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成型的想法。

恰恰是人数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要让更多人看到”是当今互联网产品传播内容的一贯思路，这就是注意力和眼球经济，最近大火的NFT其本质就是注意力稀缺。

但这个数量是有上限的，到达了上限那么接下来传播的意义在哪里？在互联网上下一步的方向在哪，真的是Web3.0吗，我想这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Neko #177667 社交平台满足的主要是人的社交需求，电子邮件是不能取代社交平台在社交方面的方便和作用的。

比如：

在社交平台上一个群聊就能聊的问题，电子邮件你却需要给多个不同的电子邮箱地址发一封邮件。

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志趣相投的社群发一篇贴文就能让更多陌生人知道的事情你用电子邮件该如何让更多陌生人知道你想表达的事情呢？

你可以用newsletter代替获得信息，但无法用电子邮箱代替社交平台在社交方面的作用。

依照社交平台的标准，2047这种论坛不也是社交平台么？难道只因为人少就不是了么？

“他从阿纳托尔·法朗士转向18世纪的哲学家，但是他没有靠近卢梭。那也许是他自己的一面——与卢梭相似的容易感情用事的一面。他却去靠近跟他自己的另一面——与写《天真汉》的那位哲学家相似的富于冷静的理智的一面。

对于二十九岁的他来说，人生已经没有一点希望了。但是伏尔泰给了这样的他人工翼。

他展开这人工翼，轻轻松松地飞上天空。与此同时，理智的光芒照耀的人生的喜怒哀乐在他的眼底下。他鄙视的望向穷街陋巷，穿过一无遮拦的太空，径直飞向太阳。他似乎忘记了古希腊人因人工翼被阳光烤化而终于坠海而死的事……”

《某傻子的一生》

芥川龙之介

不知你有没有随意一瞥，被稍微定住了注意力，从似曾相识的情景抻出一个线头，可以是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物品，一小段文字。

结果偏执于抓出它（他）的全貌（近况），废了一老鼻子的劲。

好在也不总是一无所获。。。

美国印第安民族大多数死于疾病，而不是屠杀！

我应该很欣慰，自己所习惯的某种方法逐渐被更多人接受。但这也让我自我怀疑。

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换用更不方便的资讯获取、交际方法，究竟是为何？我以为是，传达方式的dignity，respectfulness，甚至etiquette（抱歉，没有找到太合适的词来表达）。在这个愿意为对方花时间的姿态中，受众感受到了对方试图传达的一种尊重。

而这种尊重恰恰是现代互联网没有的；话语权下放给了压根不打算传达任何尊重的人乃至bot话语权。

所以某种意义上，thphd在做一种文艺复兴。

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刺刺 的疑问？大家都喜欢‘方便’，结果大家都拉低白嫖‘友善度’。而严肃的社交恰恰是‘不方便’的。

前站長曾討論過一個話題：求知慾影響了人們對於問題尋求答案的熱情與深度。

我認為：「一群求知慾幾乎是0，只看短、平、快的簡答就能滿足他們疑惑的一些所謂沒有耐心的人們」我實在不認為將所謂資訊快速的社交媒體平台，改回節奏較慢的書信就能提升他們的求知慾。

或許，這是需要訓練的。

就好比我的工作訓練我說：「對於公司的帳戶金額，公司扔一個戶頭餘額跟匯款紀錄給我是不夠的，我看到存摺也是不夠的，我還需要向銀行詢證，銀行要給我對帳單也是不夠的，因為可能不只這家銀行。」

未經訓練的情況或許是這樣的：

「Q：銀行戶頭究竟有多少錢？」

「A：這是銀行的匯款紀錄跟餘額」

所以我認為問題在於就是現在人們受到的訓練太少，應該甩鍋給學校教育，還有家庭教育。

编者按：这个系列帖子是对「豆瓣不存在的书影音」中影视部分（换言之即中国禁片）的扩充（补充剧情简介和资源下载）。如果你有原表格中未涉及的影视或本片原豆瓣页面的存档，欢迎在下面评论，同时欢迎就本片发表影评。资源链接主要来源于世界上最流行的BT站，如YTS, The Pirate Bay, 1337x, RARBG等。此为第一篇。

剧情简介

1980年5月光州民主化运动前夕，一名汉城的士司机「金四福」(宋康昊 饰) 以微薄收入来维持自己及女儿的生活。一天，他接到一单大生意，他只需将一名外国乘客彼得 (托马斯·克莱舒曼 饰) 送到光州并在宵禁前回来汉城即可获得10万韩元报酬，足以支付他拖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开心上路的「四福」以为只是一趟普通旅程，殊不知车上的彼得原来是一名来自德国的调查记者，更不知光州的学生和民众正在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一场意外的偶遇，让平凡的士司机「四福」一脚踏入历史巨流的暴风当中…

被删除原因推测

易联想或谈及到中国八九民主化运动。

BT下载

字幕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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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刺 #177664 重回什么的确实没必要，一块儿用不好么？没必要只用GMAIL不用twitter吧。

我是支持邮件和社交软件一起用，用邮件进行一些比较重要的联络， 而在社交平台上和亲昵的朋友聊天。

不明白這種需求，網路上充滿怒氣，於是我們要拋棄網路改回書信。

由於網路訊息過於便捷，人們太過焦慮，這是網路的問題，因為人們偏好線性而直接的答案，由於網路造成這樣那樣的問題，那我問個問題喔：何不把網路線拔了？

我不知道我這樣類比對不對，但這聽起來實在很像是「考試造成了填鴨式教育，導致學生只為了成績而背誦答案，為了回到純粹滿足求知慾的閱讀習慣，我們廢除考試」

這是學生自己的問題還是考試本身的問題？ 廢除考試，學生就會自己讀書？

你找不到可以交流的正常對象難道還能歸咎於平台？因為平台上充斥著憤怒的人們，你怎麼不歸咎一下自己的社交生活區都沒有正常人？

我類比成學生不讀書全部歸咎於考試，我們廢除考試吧！去圖書館！

這確實是好事，圖書館是好事，建立新的交流平台也是好事，但我搞不懂前段論述。

死刑是个实然问题，不是应然问题。

从什么人的价值这种东西开始研究死刑存废本身就是个错误思路。

非常好的小工具，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此书国内有出版吗？其中关于六四的段落是否被删除了？

搜索了一下，此书简体中文版早已出版。

请问你提及的六四段落在目录的哪一篇？能否摘录至此？

@史蒂芬 #177655 我穷，路透的newsletter是免费的。

基本上就是“九评习近平”了。 大部分内容写的都很好，不过其实有一部分问题是胡锦涛在任时不改革留下的。偏偏习近平这个人又很差劲。

@下体升级中 #177614 所有图片全部被别人删了...

@阿里萨斯 #177652 在理论上，对“政府”有不同理解，有大政府（包括整个国家机关）和小政府（仅为行政机关）之别。

在中国、英国、西班牙，政府就是内阁为首的行政机关；在美国、日本、台湾，政府是全部国家机关。

你如果说美国总统是head of government，那么中国国务院总理也是head of government。

中国总理去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总统是要给他办接待仪式的，但是两国政府的定义不一样，感觉美国总统在接待外国总理的时候是降低身份了。

@addjapan #177649 推荐你看《华尔街日报》，有中文站（需订阅）

社交媒體更貼近大衆,給予更多交流機會,縮短了所有類型新聞的時間,是"短平快",是所謂"下里巴人"。習慣了這種敘事，很多人甚至沒有耐性來論壇發帖。

我倒是認爲，社交媒體的競爭者是現實的社交關係，現實生活朋友少才會花大把時間到媒體平臺上。

天下爲公,應采楊朱之意--公天下之人;即人人權利平等,因此不得互相侵犯

第一条说的很清楚了，指全部公权力机关

美式英语里面的government就是指全部机关，美国人指称某党执政的行政机关之时从来不说某党government，而称之为某党或某总统administration（行政当局）

首先美国总统本身就是国家元首，有权对外代表整个国家，当然也可以代表国会和法院了

第二，你说

国会和法院不听总统的

从现实权力运行的层面看，这句话也太简单武断

根据美国宪法

美国总统享有批堆或否决立法议案的权力； 有召开立法机关特别会议的权力； 有大法官的提名权； 有撇开司法机关对除自己的弹劾以外所有罪行的“无限特赦权”

所以美国总统可以被视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者”，毕竟除了总统，又有谁能有这个资格呢？

@byone #177588

贪官被抓，财产要充公的。

@addjapan #177649 如果一个newsletter一周7天都发来，那就不是996而是007，违反劳动法。

我看新闻看的就是路透社的newsletter。

路透社的newsletter分为美国、世界、商业三个版块以及三篇独立文章。一般来说是在北京时间晚20：00-21：00发到我的邮箱里。

不过路透社的newsletter周六周日是没有的，只有工作日会发来

真新人来了，我仿佛是新年第一个来报到的？ 了解贵站的渠道说出来会一瞬暴露身份，还是算了。本来也没有一定要注册，但打开考试发现好有趣，忍不住就做了一下题，然后就来这里了。 已经肉身翻墙，在中国以外读书、毕业、工作，可能已经有点脱离中国的生活了。 很高兴加入大家，请多关照。

白宫网站说：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composed of three distinct branches: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whose powers are vested by the U.S. Constitution in the Congress, the President, and the Federal courts, respectively.

白宫网站又说：The President is both the head of state and head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armed forces.

如果联邦政府是包括联邦国会、联邦法院和联邦内阁，那总统就不应该是head of government啊，因为国会和法院不听总统的。

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

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习近平的内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

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二十年间不断地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

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的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代一路和亚投行的计划。

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代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代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

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从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代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一代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

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作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

显然一代一路是一盘复合性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

一代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权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了空头承诺。

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代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计划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

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

为配套一代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

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

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

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

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与不同的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十五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

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

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特朗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特朗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 2018 年的贸易制裁。

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

在这种气氛下，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民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义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职，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危亡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

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

然而这种举动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谈，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

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民：“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

大棋局：二次集权

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行事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地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

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挟中国市场以令诸国。

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望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档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

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的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

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掺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干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

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俟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

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

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

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遂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

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

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证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地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

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性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

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

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和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缴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

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

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

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

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赶英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

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代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

习近平的危机 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 2018 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遂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习近平的危机 2：溃败的蚁穴

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 ”，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 30 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

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的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习近平的危机 3：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 ”。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综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

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习近平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

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制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还要生逢其时。而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习近平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

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 2016 年出现荧惑守心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习近平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

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这让习近平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创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顿市貌，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习近平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习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

习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西，但又无法让它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

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

习近平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1 同代传承

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地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他还在，中国的景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绌。薄豪迈而洒脱，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者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习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习近平所承继；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当年来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习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习和薄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习近平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丑老九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习近平处于了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2 迥然不同的中国

从个人起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他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习仲勋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 1978 年获得平反，习仲勋于 1980 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 89 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执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习仲勋于 2002 年逝世，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 2007 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他受到父辈的荫蔽要比习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习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地，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习，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他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习近平动辄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滩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进身之阶，他会见好就收；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黑社会和宗教，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习近平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 GDP 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内将货币发行量翻倍。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地搜刮，让人难以喘息。

在习近平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介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骑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

综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习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习近平当政以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习仲勋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习近平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极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兵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习近平的终点

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习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他早年双目有光，显得平和而谦逊；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却日渐衰颓。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的神采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或许成为最高领袖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谊。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获得的胜利，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现状来说，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2022 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并在 2027 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反差的时空中。他可能在内心上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帝，但最终会明白这不过是黄粱一梦。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对他来说，该来的总会来；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跟随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会与他渐行渐远。而当大家都离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茕茕孑立时，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和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 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 2019 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2：“新国企”（国企 PLUS）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它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它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因为从他就任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景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在 2013 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 ”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无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 12 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它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从 2015 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 2016 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 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 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 年保利集团和中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 20 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3：“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它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扼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贫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藉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falsehippo #177626 或者另一個例子：

如果柳下惠是警察，在警署有女警的情況下，他奉上司指令獨自替一個被捕的女生作全裸搜身，沒有作出越軌行為，也沒有傷害她或者盜取她的財物，而他的上司就在一旁視姦全過程，請問這是不是可接受的行為？

或者說，這算不算侵犯？如果尊嚴不屬於不可侵犯的事情，這兩人確實不應該捱告。

@NoStepOnSnek #177623 對，Amen就是有「誠心所願」的意思。

telegram链接： https://telegra.ph/%E5%AE%A2%E8%A7%82%E8%AF%84%E4%BB%B7%E8%96%84%E7%86%99%E6%9D%A5%E4%B8%80%E4%B8%87%E4%B8%83%E5%8D%83%E5%AD%97%E6%85%8E%E8%AF%BB-01-19-2

薄熙来和中国农民领袖

中国自古是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法则是官为豺狼，民为羔羊；官员总是像狼一样目露凶光，四面打量；所以群羊也就俯首帖耳，过得谨小慎微。大家都认为这是封建祖制，顺理成章，而社会也就此维持着一种平衡。

但久而久之，羊群也会心有不甘，生出一些具有抗逆心和号召力的人物；这种人通常是农民领袖，比如李自成和毛泽东。而狼群中也偶尔会出现异数，对羊产生共情，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但凡民意代表，大抵都属于这两类人。不过中国近代却出现了一个一反常态的官员——薄熙来，他似乎介于这两者之间。从作风上看，他是一个亲民的领袖，处处代表人民；但同时，他的权力意识又很浓厚，显得狼性十足。

人们很难断定薄熙来究竟是一个改革者还是个野心家；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能力杰出，魅力非凡，对广大民众颇具吸引力。他不是最高领袖，甚至不是政治局常委，却开创了自毛泽东以来的先例，获得了群众的自发拥戴。而且他作为典型的红二代，在墨守成规的中国政坛浸淫几十年，却并不显得陈腐。当官僚们都不苟言笑，以刁钻刻板来展示权威时，薄熙来却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大胆地自我表现；他似乎是一个对政治乐在其中的人，而不是像大部分官员那样将其视作煎熬和苦旅。

这正是薄熙来的特别之处，他一反领导人矜持的常态，也没有达官贵人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他总是身体力行，积极作为，也愿意和民众交流。这让群众对他由衷喜爱，仿佛再次看到了大救星的形象，认为他会带领民族走向辉煌。薄熙来也是体制内罕见的没有成为最高领袖，却能施展出超凡影响力的政治家。而且在国际上，他一度是最受欢迎的共产党官员；外界认为他会毫无阻碍地进入常委，还有人认为他会成为总理，甚至是国家主席。

然而在 2013 年，薄熙来的政治事业被一系列突发事件所摧毁；这年 8 月，他的心腹下属王立军投敌并将其举报，薄熙来被免去职务，同时押解于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讯。最后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

此结果让民议沸腾，法院外屡屡有人群聚集，为他拉横幅鸣冤；民间出现了声援薄熙来的集会，试图影响政府的决议。很多人表态说，薄熙来贪污多少他们就愿意补偿多少，因为他至少在当政期间做了实事。此外许多意见人士，甚至体制内喉舌，也在不同场合呐喊鼓动，要求中央释放薄熙来，让他重回工作岗位。这些支持者怀着十足的热情，相信薄熙来一定能逢凶化吉，并最终回归政坛。

这是个十分特异的现象，因为中国政治风向反复无常，人们早已养成了耳聪目明的特点。当一个人倒台后都是墙倒众人推，人人都会划清界限。而官员的案子被人民法院定谳，基本已判定其政治生涯终结。但这种情况下仍有如此多的人不顾以身犯险，对一个失势者表示拥护。

薄熙来的魅力可见一斑，没有切身体会过他执政的人可能感到匪夷所思；——官民不对立已是罕有之事，更不用说主动为他站台。而且从他淡出政坛到现在，朝野内外都持续有人为他鸣不平。大连和重庆是薄熙来驻足最久的城市，这两个地方的人民在薄熙来离开后很伤感；无论他作为一个官员还是阶下囚，这些人都一如既往地想念他。香港记者曾在大连采访，发现市民们对薄熙来的认可比历任市长都多；在重庆也是如此，人们说政府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唯有薄熙来留在了他们心中。

薄熙来的基业（大连，重庆）

薄熙来的现象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明白他到底有何种魔力，或者说有什么作为，能引发人们如此深情。有人认为，民众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官僚体制本身过度恶劣。中国百姓长久生存于苛政之下，正好似终年酷暑，以至于下场酸雨也被认为是甘霖，而这种民情恰恰是薄熙来的基础。

但酸雨下久了也会让人灼痛，而薄熙来却经历了时间的检验。的确他很善于经营政治形象，不过政治形象无法如此长久地笼络人心；纵观其政治履历，他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卓著的个人才干；否则他不可能获得如此牢固的拥护，甚至这种拥护已经超越了他共产党官员的身份。

薄熙来的主要作为涉及三个地方，大连，重庆和商务部。他其实起步较晚，最初发迹的地方是东北；这个区域曾受累于历史包袱，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国企重工业；这种定位拖累了它的发展，即便在改革开放中，东北也是凋敝而沉重。国务院一直提出振兴东北，但无人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薄熙初到辽宁时同样面临一批积弊，——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欠缺活力，同时官僚化严重；和其他官员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也走得举步维艰。直至他来到海滨城市大连，才看到一种别样的潜力。他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逐步改善城市交通和绿化覆盖，并同时调整产业格局。他计划将这里改造为一个花园城市，并以旅游业来推动经济。

就在薄熙来建设大连的同时，国企集中的东北在九十年代下岗潮中遭受重创，仅大连的国企就裁员 30 多万。然而城市转型让大连迅速恢复，同时为了盘活就业，地方政府鼓励企业私营化。这些措施让大连成为了东北最早完成经济转型的城市，并让外企的眼光也投向这里；当时西门子公司的总裁来到北方考察，曾一度盛赞薄熙来打造的城市形象。

而大连的一系列举措，其实在于遵循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个政治风气；薄熙来站在一个时代的制高点，以整个国家进程作为后盾。最突出的是，薄熙来在建设城市的同时带着一种审美情趣，他创办了城市展览中心，并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此外还修建了很多广场，这些都是花园城市的重要指标，他最终希望的是站在这座自己建设的花园内闲庭信步。

当年联合国旅游组织将大连评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而且由于经济生态的改变，资本也奔赴此地；大连是外资银行较早进入的城市，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在全国位列第五。通常金融机构进驻一个城市，便意味着商业地位的认可，会给地方产业带来活水。

城市从工业化向资本化过渡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会让其定位完全转变。而这种产业重心的转移，很大程度依赖于薄熙来所创造的环境。他在此执政十年，让大连从东三省这座老工业基地脱颖而出，并在名声上盖过了著名的海滨城市青岛。大连像上海一样成为一座标志性城市，被誉为北方明珠；同时也类似于北方的深圳，产生了经济特区的效应。

2007 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再次担任一座城市的领导人。但这座城市与大连显著不同，重庆位于内陆，风气传统，且经济定位不明确。在改革开放已近 30 年之际，这里的发展却仍旧迟缓。

这座城市被江河所贯穿，地势参差不平；同时工业污染然严重，公共条件恶劣；此外三峡大坝对环境的影响也在逐渐显现。曾经有一部电影《三峡好人》，其中的奉节县就是重庆周边的缩影；破旧，拆迁，浑浊，这就是当时重庆的色彩。

尽管是直辖市，重庆并未得到政府实质性的重视；相较大连而言，这里更像一个边缘化的内部孤岛，缺少天然的便利。薄熙来并没有计划再一次的经济转型，而是出台了“五个重庆”的规划案，着力于优化这座城市的基础。

但当时的重庆，或者不如说所有落后地区，都滋生着江泽民执政期的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官员，商人和黑社会组成了垄断性的三角联盟。这种联盟掌控着城市的经济霸权，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官民冲突。在薄熙来就任的 2007 年，中国很多沿海城市都已具备了现代化气息，但重庆还是一个充斥着地痞的丛林式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动了著名的“唱红打黑”，这是一个很复杂且带有多重意图的决策。薄熙来整肃公检法，扫荡当地的黑社会及官僚派系。这并非一个严格的执法行为，而是夹带着政治目的的清洗；且像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波及了很多无辜者。但民众只要结果，而不在意程序。百姓苦于黑恶的荼毒，因此对政府的举动一致叫好，薄熙来一时间成为了代表着官方的绿林好汉。为了巩固打黑的成果，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跟进措施，建立了交巡警安保制度，并严格规定警务部门的出警效率。

而与此同时，薄熙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财政支援，以便对重庆进行基础建设改造。政府修桥造路，极大程度缓解了长江支流造成的不便；同时各个行政区重建学校，新增公共绿地及各种便民设施。此外，政府还加强了对民生的转移支付；薄熙来一改政府在民生上吝啬的常态，显得十分大方。 他推出了针对中小学生的“蛋奶工程”，表示这可以惠及山区的一百多万留守儿童，且支出全部来自于财政。与此同时，他也进行着惯例性的招商引资，让境外资本和商团屡屡来重庆洽谈。

薄熙来的政绩观及重庆打黑典故

有人坚持认为，薄熙来在大连和重庆的作为是一系列政绩面子工程；在中国，做表面功夫往往最得人心。

不过这未免把薄熙来过于脸谱化，就像是为满足戏剧效果而刻意简化人性；如果把薄熙来视作一个顾表不顾里，为政绩马首是瞻的官员，实在是忽略了这个政治人物的抱负，也轻视了薄一波这个政治家族的底蕴。薄熙来可以说是红色后代中性格最复杂的一个人，红色继承人的身份并不足以界定他；他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有十足的进取心，希望在政治上做出某些建设和变革，以让他显赫的家族事业继续踵事增华。

和大部分红色后代一样，薄熙来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并在体制的熏陶下长大；但他天资出众，个性独立，可谓是党内最能跳出长辈光环的一个后代；和大部分世家子弟不同，薄熙来思想开放，并受到了西方观念浓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了他的整个政治理念中，使他无论在政治作风还是个人作风上，都更类似一个西方政客而不是中国官僚。

在薄熙来看来，或许中国的体制与西方不同，但发达国家的模式可资借鉴。因为这种模式存在真正的政治创设，以及一种事业性的精细筹谋；这是在一党制政体中不可能存在的优势。——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它的商业制度一样，就是讲求绩效和竞争；这和薄熙来的自我精神十分契合，他执政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屑于走马观花，同时比较反感官僚系统中无所作为，力求平稳的风气。在辽宁期间，他规定官员不能轻易关闭电话通讯，要保持随时待命；在商务部其间，他设立了严苛的行政准则，以加强工作效率。

这是集权制度下难能可贵的觉悟，因为它背离了体制的风气。薄熙来的观念十分西化，甚至比海外留学的人更前卫，而这让他比较注重政绩的深层意义。中国的政绩标准向来是高楼大厦火车道，但薄熙来在大连时就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他当时曾表达过一个想法，认为提升城市水准的同时能提高市民素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城市化和公民化过程。他取得了其中的精髓，注重对城市的软实力进行塑造，这甚至重于那些可见的外部建设。正如在他任职前后，都没人能把大连打造为北方滨海第一城，也没人能把重庆打造为现代化的内陆城市。

薄熙来最瞩目的政绩是在大连，但他的执政作为却更多体现在重庆；因为他主政重庆时的背景更复杂，而且正是中国政治风气的一个转捩点；而这个转捩点的第一个公开信号，就是打黑运动。打黑一直被视为薄熙来最突出的政治博弈，对他的意义就和习近平的反腐一样，都是以个人风格来推行的社会变革；这场活动指示性的意义，就是体现了薄熙来强硬的政治做派和中国时代气候的冲突。

一件比较能反映这种冲突的例子是 2008 年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几千名司机因运输成本上升和黑车导致的竞争恶化而上街抗议。官方媒体立刻指责工人骚乱造反，不过薄熙来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拿出体恤民情的姿态，举行了一次公开对话，最后与司机们协商组建工会。

这次上街运动被云淡风轻地处理，但却让薄熙来看到了整个事件后面盘根错节的势力，尤其是运输业大亨黎强与他在政府内部的保护伞；而黎强傲慢的态度，更让他动了杀机。他在打黑的旗号下扫荡了这些势力，并执意处死了作为黑社会后台的司法局长。

这是一出标准的政治戡乱，但也是一场行政改革；因为打黑在本质上基于一个宏观背景，就是江泽民时期粗放和官僚化管理所造成的丛林式社会；这种社会导致利益关系毫无节制的延伸，导致官员和商人对市场资源进行垄断，而在这层垄断下，黑社会则起到了威胁竞争者及镇压民众的作用；当时中国的强拆强占，几乎都是由黑社会操办。

江泽民放任官僚野蛮生长，让官商黑去侵蚀民生空间，这一点在内陆城市尤其突出。甚至很多官员还认为黑社会很好用，他们不用像警察那样承担暴力执法的责任，还能在某种意义上强化政府的权威。因为人们会在黑社会背后隐隐感受到一股官方力量，而这将让他们更加恐惧。

但薄熙来留意到了这种模式的隐患，他看到官员，商人和黑社会勾结，已经无异于共产主义所批判的万恶的旧社会。甚至一些家庭同时涉足三个领域，在地方上各自为政。作为一个权力意志很强的官员，薄熙来看出这种勾结会分化中央权威，并且在损害政治基础（这一点习近平和他看法一致）；毕竟社会不能在割据力量的压迫下发展，否则民间早晚会酝酿出下一次的“八九六四”。

同时薄熙来有一个基础观点，就是丛林式的国家和现代化路线相冲突，要发展国力，就要构造一个让大众得以生息的环境；如果官员不走这一步，就无法创造真正的市场化。

显然江泽民时期的遗风要革除，中国要脱离草莽式的政治生态；虽然薄熙来和江一样都是作风豪迈的管理者，并且由于家族渊源而成为了同路人，但薄的执政思路更现代化一些，他用打黑带来了重庆的稳定，并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可以说江泽民时期的很多流弊，都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终结。

薄熙来的经济学

从打黑可以看出，薄熙来行事雷霆万钧。但无论采用何种政治手段，他的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经济。从大连时期就能够看出，他极力希望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偏向西方模式的经济体。

就这一点来说，可能薄熙来跟西方政治家沟通比跟党内官员沟通更协调；因为他比较务实，没有官场中惯例的模糊，空泛，和反反复复；他显然清楚中国的吏治和西方的政治孰优孰劣。而在商务和贸易问题上，外界也都更愿意找他这样的官员；曾经美国商务部长访华，向薄熙来告知中国经商手续繁琐，薄熙来便当场为他解决。除此之外，他在外交上也比较进退有度，他曾向美国提出贸易不对等的问题，也制定过国有产业的保护政策；但国际上没有指责他贸易保护，或者是个民粹主义者。

总的来说，薄熙来在文化上比较青睐西方。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由他主政的城市，无论在行政方式，福利政策，或是市政建设上，都带有西方经济体的特征；甚至就连社会风气都会和其他中国城市不同。而这也让他的作风自成一派。他在商务部 2007 年的演讲中说，“很多工作需要创新的思维，而创新是有风险的”。

显然传统的官场风气决定了官员们谨小慎微，在执政上亦步亦趋；但薄熙来从来不搞统一建设，例如他对大连和重庆的规划就完全不同。中国的城市定位通常很固化，很难转型成功；但他不仅在大连扭转了工业经济的路线，还在重庆主导了一场消费型经济的改革。

这些成果得益于薄熙来先天的判断力，以及他在西方经济学中所受的教益。纵观中国这三十年，他的规划几乎都走在了中央的前面。他在大连时曾力推对外开放和产业转型；但在重庆时，则提出要改善分配。在 2012 年两会中他说：“穷人无法消费，而富人消费又是有一定限度，这不利于经济总体的增长。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中国的投资出口已经相当高，剩下就是要提高消费水平。”——显然在整个过程中，薄熙来观察到中国已经从贸易开放步入到需求结构调整的阶段。他告诉记者：“中国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只有提高民众的富裕程度才能增加人的积极性，且政府维稳的成本都会大大降低。”

这反映出薄熙来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直觉，而这每每让他跳出了集权体制的政策惯性。——集权体制是一个不善创新的制度，常常依赖于既有的产业政策，让经济滞留于一种循环；而这往往造成产业的过度集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长达几十年；这个支柱曾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下遭到重创，但政府投入四万亿货币，很快又将国家拉回到不动产投资的热潮。

通常来说，官僚化的政府会像吸毒一样迷恋一个产业，因为变革会为它带来诸多不适。所以中央一直宣称要刺激消费，改变经济结构，但无人先行。薄熙来可能是唯一对此实践的官员，当整个国家都打算在房地产上走更远的时候，他却打算背离这一模式。在重庆打黑后，他就开始对社会福利做根基式的改革，除了对民生的财政支付外，他还大举推广公租房。而与此配套的是他实行了宽松的户籍政策，让外来务工者和农民也可以入籍城市。

这是具有颠覆性的一项举措，对推动社会福利具有深层意义。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公租房，但因为政府是商品房的庄家，所以对公租房的申请卡扣很严。但薄熙来的政策在本质上不同，它具有公正的执行标准。此外，户籍一直是政府重要的政治工具，它固化着人们的阶层，同时决定他们的居民权利；而这也是商品房最大的附加价值，是政府逼迫人们在城市购房的主要手段。但薄熙来具有先行者的勇气，他是党内第一个以开放性政策去推行城市化的官员。

无论以公租房平抑房价，还是向大众开放户籍，都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政策；而与此同时，薄熙来也在重庆完善着一个商业社会所应有的规则机制，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痼疾，如劳资纠纷和商业欺诈进行了强力整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蔚然成风的工程烂尾和转包，也出现了罕有的工头不拖欠薪资现象。此外，薄熙来的维稳意识不同于传统，他不许官员以势逼人，对民间的管制也比较宽松，城市里甚至容许商贩小推车和地摊。至少在涉民事务上，重庆显得很有法制；而与此相对的是，全国此时都在整顿市容，追赶摊贩，更换统一的招牌。

薄熙来可以说是邓小平之后经济见解最成熟的政治家，他比较追求市场的自由，而这是发达经济体所必备的要素。他认为中国的未来需要内需支撑，因此在政策上要普惠底层。

不过一直有人就重庆的政策指责薄熙来，认为他执政期间大肆举债，实则是慷他人之慨；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庞大的财政透支，会留下让未来不胜负荷的债务。但其实在这一点上攻击重庆，更像是在攻击整个中国。因为每座城市都在拼命举债和透支，都在向未来借贷。中国一直奉行“粗放的凯恩斯主义”，大多数省份早已无法填补它们的债务。就算走到美国和日本，政府所作的也是大肆发钞和举债。

而且就在薄熙来倒台的几年间，中国的货币发行猛然超越了前几十年的总和，债务累积也达到了 GDP 增速的两倍，今日这种扩张规模估计十个薄熙来都望尘莫及。反而相比之下，他的资本投放更有规划，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用债务去推高资产泡沫。他确实改变了大连的产业结构，也改变了重庆的民生和环境。

儒家文化和绅士文化下的魅力领袖

在薄熙来执政的二三十年间，民间从来就不乏对他的追捧。曾有一些女人表示过，她们希望嫁给薄熙来这样的人；因为他仪表堂堂，又富有涵养，几乎是理想的男人标准。

这可以说是中共官员得到的最高赞誉，薄熙来最显眼之处就是打破了老套的官僚印象；比较那些挺着肚腹，背负双手的官员，他显得身姿挺拔，神采奕奕，所过之处让人如沐春风；同时薄熙来还展现了他中西合璧的特长，将东方儒家翩翩君子的气质，和西方文化下的绅士风度结合于一身。

他通晓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练达，也知道人们一直在幻想集权制度下的明君明主；他和毛泽东一样，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意领袖。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政治中萃取魅力型领袖的精髓，对民众展露出活跃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正如一个出色的西方政客那样，薄熙来能言善道且善于周旋；他的一大特色是能脱稿演讲，当那些书记干部在讲台上逐字逐句地念八股文时，他却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其从容流畅的姿态让整个体制都望尘莫及；他的声线像一个电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充满情绪渲染力。

在一次大学生的交流讲座中，薄熙来以训育的口吻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靡靡之音，都是轻歌曼舞。这样没出息，人活着就应该豪迈。”——这番话很有代表性，因为他本是个豪迈之人，从不畏首畏尾。在这场谈话中他像一个指点江山的领袖，他讲到农村和基层，再从而转到国情，随后又从国情提及就业和商业社会的本质，最后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总结，形成一篇饱含主旋律的讲义。这时的薄熙来俨然是一位大学讲师，对学子们进行着谆谆教诲。事后大学生对他的评价是：“高屋建瓴”。

薄熙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能力，就是能在公共场合创造一种政治立场和个人魅力的融合；他可以在交流中维持谈话主题，但又不会显得僵化和陈腐。他思维敏捷且言辞幽默，无论在大连接见外国商团还是在重庆接见台海基金会，都能与众人谈笑风生。外界很喜欢这个举止得体，没有官僚做派的领导人。同时他知识面丰富，对各种文化领域都有所涉猎；他身上充满了话题性，一度是国内外媒体的宠儿，被誉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不但有中国人喜欢他，西方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政客形象。台湾把他称为大陆马英九，西方把他称为中国的肯尼迪。在商务部时期，薄熙来获得了“魅力部长”的称号；《南方人物周刊》2005 年的中国魅力五十人排行中，薄位列榜首。

不过魅力这个词，和中国拘谨刻板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官员们个人特质尚且不健全，更难以奢谈魅力。但封建文化又一直存在对个人魅力的推崇，因为这是领袖让自己获得拥护的重要特质，它通常出现在一个变革者或开拓家身上；实际自中国建政以来，严格意义上的魅力型领袖就只有毛泽东一人。

但在新时代崛起的薄熙来符合人们对魅力领袖的幻想，他以出众的个人天赋及自我学习，构建了属于自己的魅力特质，并成功把这些特质内化于自身。同时，薄熙来成熟和务实的执政方式，也佐助了他的形象，他的每一个宣传背后都有政绩作为支撑；在中国官僚系统长期的形式主义下，这一点尤其让他深孚民望。

其实薄熙来的这种特质，更像西方政治的舶来品，但他显然是党内运用得最成功的一个。西方政治家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会刻意展现真实的人性色彩，让人感受他作为普通人而不是高官的身份。而薄熙来也是如此，他不避讳自己生活化的一面，而将其视为一种宣传；——在 2007 年商务部的告别会上，他和家人并列向全体成员致辞；期间他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妻子和岳母，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经离世，而岳母就是家中唯一的高堂。在告别会最后，他和所有人一起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此后携妻子鞠躬致谢；在临行上车前，他再度拥抱了家人。——这场告别会并不太官方化，而更像一个真实人生的环节；无论这出画面是表演还是真情流露，都让人感受至切。

所以当薄熙来在济南受审时，民众更多对他表示宽容；人们认为他被指控贪污两千万，甚至还不如一个村长，而这更显得他是一个清官。——虽然中国官场人人都贪，但政府在道义上还是要指责；然而在贪腐后还能被包容的，却唯有薄熙来一人。他证明了个人魅力的影响，甚至比政治权力的影响更大，以至于在他倒台近十年后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唱红的时代背景和薄熙来的政治两面性

其实薄熙来所展现的魅力和他的群众路线，是一种逆潮流现象；通常来说，政治的建基立业者才会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一旦国家政权开始巩固，阶层便会分化，官民之间会转变为豺狼和羊群的统治关系。

然而薄熙来所塑造的形象一反常态，他以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兼容，成为了一个政治时代的先行者。在涉民事务上，他创造了民主和人权的样板，尽管不如西方政治那般明朗，但也足以让中国人大喜过望。他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经营政治形象，以扩建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

这让薄熙来在无数共产党官员中脱颖而出，因为大部分官员无法像他那般领悟西方文化，也没有那种素质去走同样的路线。而且他不仅谙熟民情，对驾驭舆论亦炉火纯青；他从不浪费自己的每一笔政绩，总是在做出成绩后让媒体去造势和捧场。

但从本质上来说，薄熙来并非一个心系苍生的人，他在主政思路和江泽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一个彻底的官本位者。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薄的权谋就是实用主义为先，可以在民主性和官本位中任意切换，以让自己在变幻的环境中乘势而上。

这种政治两面性体现在他唱红打黑的全部过程中，打黑运动的主旨是为了整肃社会风气，但也带有粗放和野蛮的色彩；薄熙来发挥了一个警察国家的特色，任用以王立军为首的酷吏，大肆使用刑讯逼供和非法拘押；而这往往导致司法机关以涉黑名义去勾连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犯罪者，并让政府以行政手段去兼并被官方定义的灰色资本（这一点在后来被习近平所大力发扬）。

而与打黑相并举的唱红，曾一改薄熙来进步和开明的印象，给他带来很多诟病。人们看到他宣扬毛语录，组织唱红歌，甚至鼓励学生按上山下乡的方式去农村体察；因此认为他思想中有很强的红色流毒，是个左倾政治家，会让中国向文革复辟。

不过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复辟，因为很多政治家都喜欢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从而提升政治话语权；但唱红并不代表薄熙来左倾，正如不能因为他在大连搞开放就认为是右倾。左右不过是政治工具，实际上薄熙来唱红，包括后来习近平的红色作风，都建立于一个无形的政治背景，而这个政治背景早在胡锦涛时代就成形了。

——大概十几年前，共产党高层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伴随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正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 2010 年前后，这种影响变得越发显著，以致部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一些人提出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并呼吁政治改良，甚至在媒体中都出现了自由化的风气。

而恰恰在此时，遥远的西方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有一位公民在遭遇社会性困境之后，又遭受到政府的苛刻对待，他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焚殒命的方式抗议；这个事件引发了大众的同情，也点燃了他们的怒火；人民愤起游行，最后而推翻了政府，并赶走了独裁者。这次事件由突尼斯的国花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但这场革命并没有止息于突尼斯，而是在北非和中东蔓延，并最终成为了传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运动。

阿拉伯之春掀起了人民反对专制政权的浪潮，就在一两年间有几十个国家出现群众运动，很多国家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政府被改组；而这个运动还在从阿拉伯向外扩散，在 2011 年初，安静的中国出现了一丝敏感的征兆，——有人在网络中号召民众效法阿拉伯民主的模式，在闹市中集会并呼吁宪政改革。

这个风声让政府异常紧张，立刻出动警察和国安在全国进行搜捕。但网络的倡议并没有发动起来，而更像一场捕风捉影的事件。不过民主化永远是中共政权上方盘绕的阴影，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政府如临大敌。且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 90 年代颜色革命的延续，有东欧政变的血脉；它和 89 年的学潮具有同样的基础，——人民不满政治腐败，贫富差距，以及言论自由被剥夺。中国政府经历过颜色革命的威胁，因此十分敏感。在胡锦涛执政后期，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控，尤其是对互联网和媒体的控制。

阿拉伯的运动使中国政党内部产生了警惕，并形成了遏制民主自由化的意见；继胡锦涛之后，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都要将其作为政策重心，因为他们都是这条政治脉络上的节点。

薄熙来并不是一个左倾政治家，而是一个敏锐的投机者，会根据时代气候而切换执政作风；他在大连是开放的 90 年代，而到了重庆已时过境迁。只是大众一厢情愿地把政治家设想得很迂腐，认为他们非左即右；同时出于这种单纯的解构，把薄熙来孤立于他所属的政党；实际上政治家绝不会把权谋当作信仰，薄熙来一直在左右之间摆弄着权术。只是重庆这座边缘化的直辖市，给了他更大的行政支配力；重庆的劳工阶层较多，不会像商业中心城市那样对政治运动产生抵触。同时从个性上来说，薄熙来不喜欢屈居人下，他喜欢讲政治排场，唱红和他所有的活动一样，都带有高调和铺张的特色。

但在这场运动之下，薄熙来的脑子却没有像大众那样发热，他清楚政治博弈和经济制度要并行不悖；他一方面强调红色文化，宣称马克思主义能创造生产力，一方面仍然奉行着市场化机制。这种调和的作风也受到了体制内文人的推崇，他们把薄视为政党利益的维护者，认为他既能改善经济环境，又能坚守一党制的底线。他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让党的基业万古长青，西方再没有理由质疑共产主义是虚幻的乌托邦。

所以对那些唱红打黑的批评之声，薄的支持者至今都在反驳，他们声称很多党员都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唯有薄熙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荣耀之子薄熙来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薄熙来为共产党创造了一份荣耀；——他出生于颇具底蕴的政治家族，这个家族不但有素质杰出的薄书存作为代表，而且还培养了一个同样杰出的后代。而且薄熙来天赋深厚，即便没有家族作为先天条件，他也是个可以独立成才之人。薄熙来虽然是养尊处优的权贵后代，但和大部分安于现状的官宦子弟不同，他一直在从时代风貌和国际文化中吸收学习；以致于让自己突破了红色家庭的限制，具备了远超他阶级的认知。

这种特质让整个家族对他抱有极高的期许，且他在各方面都具备一个新生代领袖的条件。在薄熙来到重庆推出他特有的政治模式以来，他的声日渐誉高涨；十八大领导层换届前夕，他的呼声很高，人们认为他必将身居显耀，很多党内人士也押注在他身上；尽管此时他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不过这些造势活动很多是出于他家族的努力，他们看到薄熙来已具备了很高的民意基础，便希望把他推进政治权力的核心。但这个家庭没有顾忌到，他们为薄熙来提供蔽荫的同时，也让他过于不受束缚的生长。傲人的成绩和各方的支持让薄熙来踌躇满志，以至于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在民间有一个比较分化的现象，就是薄熙来更让年轻人喜欢，而老一辈对他的态度则趋于保守。一些年长者认为他锋芒太盛，总是举步生风，一马当先，显得过于干练；这属于西方式的人才，不过却难容于中国的官场；中国的领导人通常要面容开阔，四平八稳，而薄熙来显得有些恣纵；他更适合做一个开创者和民间领袖，不过也容易成为一个造反者。

这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往往看到薄熙来的闪耀之处，但其实他的步伐不太稳健。薄精力过人，豪迈而粗放，但却总是自行其是。他在仕途上高歌猛进，但也一路留下隐患。从薄熙来入选政治局委员就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和党内的冲突从未消停过。十五大前薄熙来尝试竞选中央委员，此时他在大连的政绩斐然，但在政党内部，很多人认为他用家族势力导致政策偏向大连，才搞得如此有声色；而在重庆他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表示他以个人影响力挤占了其它城市的资源。

尽管共产党是一个裙带系统，但薄家还是被认为在竞争上有失公允。薄熙来一直在竞选政治局委员，但直到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十七大才得以遂愿；而这也是薄一波苦心经营所留下的最后一笔政治遗产。人们认为薄熙来将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他面临的阻力已经太多。

他最大的问题是自视甚高，过于冒进地为自己搞宣传；他一直是中国官场的焦点，媒体将他捧上神坛，甚至他的声望有超越国家主席之势。尽管在薄熙来看来，这些宣传与自己的付出相得益彰，无可厚非；但这在中国论资排辈的政治环境中则是一个隐忧。因为下属官员的声望盖过现任领袖，总显得有些逾制。一党制内大体不喜欢太招摇的人，他们更认可泛泛之辈，让彼此保持在一个同温层。而薄熙来的个人特质太强，他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得与团体形象格格不入。

此外很多人认为薄熙来所塑造的政治成就，实际上已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政党之上。他在大连和重庆的政绩，更多代表他个人，而不是代表组织。人们赞扬大连的风景线，也赞扬重庆的社会改革，但这些赞誉却被归于薄熙来一人。而且他喜爱标榜个人特色，尤其在城市建设上，每每因为个人喜好而大费周章。同时他那种显著的西方式审美，也是典型的自我展现。——如大连的女骑警队，就属于欧洲王室的风格；而那座的世界最大的星海城市广场，音乐，喷泉，以及直通海岸的航标灯，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广场上真人踩出来的浮雕脚印，也不免让人联想到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手印。

的确，薄熙来身上有一股被西方文化所熏陶的国际风范，他在很多时候像一只展翅的孔雀，毫不吝惜展示自己最出众的一面。而这让那些审美眼光俗不可耐的官员们感到五味杂陈；他们在体制内接受了半辈子陈腐的教育，此刻正像乡村道路上的泥土一样被时代所簸扬；然而薄熙来却驾着资本主义的骏马，在他们前面一骑绝尘。

厄运之子薄熙来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天赋的荣耀通常会伴随天赋的厄运，除非他在早年经历一些摧折。但薄熙来一直荣耀傍身，而这也使得他过度地陶醉于自我；且这样的心境导致了他心无旁骛，对外界的看法显得不以为意。

很多人都表示薄熙来有些看不起党内同僚；他比较恃才傲物，不会将体制内的等闲之辈置于对等地位；他的政治关系也是以家族为中心，由终至始，与他保持亲密的只有家人和少数盟友；而在处理其他的同僚关系上却显得过于粗疏。

这种态度给薄熙来带来不少敌意，早在任职大连期间，他就和辽宁省长闻世震不睦；尽管在职位上他比闻世震低，但因为有上层通道，所以很多事上会绕过这个上级。当时有人猜测薄熙来要把大连变为深圳那样的特区，将行政权力从省里剥离。而这也引来了非议，大家认为薄的功劳被夸大，因为建设大连有改革开放的因素，也有历代官员的付出，而他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佻天之功。

闻世震是第一个公开表达不满的官员，他批评大连的政绩是面子工程，建设项目急功近利。然而薄熙来对这种批评不甚重视，保持着依然故我的风格。不过这种作风导致他与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交恶，就是国家副主席吴仪。薄熙来任商务部长时和吴仪是直属关系，会以随行人员的身份陪同她和温家宝出访；然而薄行事主动，往往会在外事访问中充当交流的主力；而事后媒体也积极夸大他的作用，描绘他的外交手腕如何高明，但这种夸耀显然淡化了其他人尤其是吴仪。

这段时期国内对薄熙来的宣传甚嚣尘上，曾有一篇文章：《政坛“明星”薄熙来的五种面孔》，对薄熙来极尽褒扬。但商务部长在级别上低于副总理，这让薄熙来显得喧宾夺主；中国官场有越俎代庖的忌讳，即便对于红二代也是如此。 吴仪反感薄熙来的作风，并直白地揭露其善弄权术，这让党内高层看待薄的眼光产生了异样。在中共十七大时，吴仪采用极端的方式去阻止薄熙来升迁，并且在薄倒台后，她的批评也被官媒所报道，这更加恶化了薄熙来的处境。

而薄熙来的个人主义不但让他与高层交恶，也频频导致他与自己的幕僚决裂。很多人曾表示，尽管薄熙来是个勤政的官员，在公共场合也颇有素养，但私下却傲慢而跋扈；他往往给公务员分配繁重的任务，并制定严苛的绩效考核；而且他粗暴的态度让人难以忍受，这之中包括他的头号副手王立军；王立军是薄熙来树立的唱红打黑标杆，并且从辽宁一路跟随他到重庆。然而在两人产生冲突时，他却难以承受薄的强势。在法院的庭审中，王立军当面指证他态度凶狠，不但褫夺他的权力，还扇过他耳光。

无论王立军是否受到任何势力的策反，但他的处境一定是没有回旋余地，才会兵行险着，连夜投奔美领馆。因为这种投诚举动哪怕是名义上的，对共产党都是一种冲击；不过他仍选择了玉石俱焚，让薄熙来给自己陪葬。

王立军并非个案，在薄熙来妻子所涉案件中的受害人尼尔·伍德，也是和薄家交从甚密的一个国际代理人；但他和这个家庭产生了纠纷，并成为了薄熙来倒台的主要诱因。此外在济南的审判中，大连实德集团的董事徐明，也成为了一个指控者；而他和薄一度是商务伙伴，并且交往甚笃。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无论对薄熙来不满的高层，还是与他割裂的幕僚，都显示出他人际经营不善。他被家族权力抬得太高，让他充满了棱角而失之内敛。他行事大开大合，爱满足自我喜好，也爱扩充私交。徐明帮他打理大连足球队，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投合他的个人志趣；而在担任辽宁省长时，薄与蚁力神董事长王奉友交好，并颁给他直销牌照，但这家公司后来却陷于丑闻。

最重要的是，党内官员都对私人生活讳莫如深，而薄熙来却时常将家庭曝光于台前；他将生活和政治牵缠在一起，引来了很多质疑。薄曾与青年大学生会谈，他的儿子就坐在领导席那边；而最不妥当的就是他妻子参与了很多政务。——通常家庭和政治牵涉过深，当事人就很难置身事外；谷开来卷入杀人案，薄熙来就动用司法力量去掩盖，而这也是他管控王立军的主要原因。

“党内”起义者

王立军交给美国人和中共高层的材料，透露出的问题比想象的更多。其中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党内高层早已对薄熙来有所忌惮。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政治是一个人事自洽的过程，党内总在寻找一条共同路线。自毛泽东以后，大家就认为斗争不宜白热化，否则很难在一起共事；如果大家都明白博弈的界限，就比较容易维护政权稳固。但这种规则很难限制两种人，即具有过人才干和强烈权欲者。比如薄熙来的出现，就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这种平衡。

从薄的执政履历来看，他私下不但待人轻慢，甚至也不重视上级意见；从吴仪和闻世震都可以看出，他好胜心重，而且善于越级挑战。加之他的家族十分显赫，更被他视为了一道政治上的铜墙铁壁。

这让薄熙来知进不知退，以至于发动了打黑这种会伤及官僚裙带的激进举措。而同时他高调唱红，表面是宣传中央意识形态，但却借此为自己造势。

这实际上是一个高风险举动，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种极具破坏性的斗争手腕；加之薄熙来本就善于越权，他用唱红推高了自己的政治声望，让他更像一个地方诸侯而不是市委书记；这带有僭越之嫌，也会让党内评估其中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大家看到的不是薄熙来对党的忠诚，而是一个独立领袖策动政治变局的能力。在唱红打黑期间，党内高层都没有表示太大的热情；政治局九名常委中七个去了重庆，其中对薄熙来最表示肯定的是习近平，但胡锦涛和温家宝始终持保留态度。

高层对薄的警惕还有一件事可作为佐证，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说薄熙来策划了一场大型监控计划，以协助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警察局长王立军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师，他在重庆建立了一整套监视系统，被外界形容为“覆盖电信互联网的综合配套窃听系统”。这个窃听行动不仅针对普通人，还涉及所有到访重庆的，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高层。

据称在 2011 年，胡锦涛与同行官员之间的电话被薄熙来与王立军窃听；这件事没有官员出来澄清，但并非空穴来风。观察王立军的作风，他确实有主动收集官员信息的特性，对薄熙来的翻盘就是依靠这一点；而政治间谍这种阴鸷的手段，也比较符合薄熙来的权谋。

在政党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听是心照不宣的，而下级对上级监听则是越权犯上；薄熙来的举动显然会触怒北京高层，因为被监听者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如果一些敏感信息被掌握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上，就很容易成为政治打击的筹码。很多人还记得赖昌星当时逼官员就范，就是通过监控掌握了他们的把柄。远华案所带来的灾难在多年后还影响着中国政坛，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的作风也与其相似；如果让他手握官员的资料，就会让系统内人人自危，其伤害性是不可控的。

而且薄熙来的个性是共产党这个国家机器所难以把控的，他具有显著的个人风格，而这种风格和整个体制有很大分歧；他属于中国的政治系统，但似乎又凌驾于这个系统。他的才干和胆略都让他不会甘于人下，而是会建立自己的派系，甚至是自己的政治路线。——在商务部期间，薄熙来和西方精英过从甚密；他被西方政界所看好，被认为是东方的精英。中国和西方打交道多年，很少有价值共识；唯独薄熙来与众不同，他的思想很西化，很容易被国际接纳。他作为商务代表和西方沟通，但也在背后和一些利益集团建立私交。他在英国和法国都有代理人，而这些关系直到王立军叛逃才暴露出来。

让党内警惕的是，薄熙来并不是执政权力的核心，但却在经营一个跨国际的人脉圈；共产党在大方向上讲究集体协商，利益均沾，但薄似乎可以凭一己之力另立同盟。高层有理由怀疑他和西方建立了某种利益关系，得以让他在境外布局自己的势力。王立军所引出的显然不只是薄家和外商的私人恩怨，而是他竟然在境外打造了一个如此之深的人际网络。

此外，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让高层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冒险家建立独立王国的风险；他处处敢于自行其是，树立自我威仪。就像他在星海广场所建的高二十米的华表，就颇有主宰者的意味；而天安门前的华表高仅十米，直径也不足大连华表的一半。同时薄熙来还自顾自地搞了《重庆新闻联播》，相较于中央新闻联播，这带有和华表同样的暗示性。而最让人注意的是，虽然重庆大张旗鼓地宣扬红色精神和毛泽东崇拜，但人们在歌颂毛泽东的同时，却把崇拜归于了薄熙来。

这一切都符合一个革命家和创业领袖的特征，人们甚至都不确定是否还应该把他视作一个共产党员，因为他已经具备了颠覆者的条件。如果不是他的家族背景，这些因素早就引发了猜忌。虽然薄熙来并未以帝王自居，但他确实在以领袖的姿态主事。如果重庆的运动持续，再加上他的社会福利计划，可以想见他必然会成为新的民间领袖。而这也为他带来了一种风险预判，党内会对他的目的浮想联翩，担心他在政治上图谋不轨，要成为内部起义者；因此宁愿打倒他也不能让政权承担风险。

最终评价

可以说，薄熙来的倒台是一个定数。有人认为他的失败是运气使然，因为他遇人不淑；但他在政治道路上的隐患实在太多，早在王立军事件之前，就已经将自己置身于败地，注定会遭遇后来那种上下夹击的局面。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实行着一条政治中庸的路线，以避免极左极右的倾向；但薄熙来在他冒进的政治投机中左右腾挪，同时触犯着两方面的禁忌。在整个干部群体中，薄可谓鹤立鸡群，但他的整个家族都陶醉于这种光环而忽视了他们的政治基础。——作为红色子弟，薄熙来得益于这个体制，但这个体制也会束缚他的个人主义；他一度希望以自身的作为去创造独立，但却发现自己的双足深陷于这片政治土壤，即便他是一棵挺拔的良木，也终究无法将自己跳脱出来。

薄熙来的个性早已让他站在了整个体制的对立面，而体制也成为了他的羁绊。如果他生逢乱世，反而更可能做出决断，选择更自由的道路；但在既定的政治环境下，他就必须要寻找一个折中点。不过命运并没有给薄熙来合适的时机，他最大的灾难正好发生在事业的顶点，让他来不及自省。如果他能够像邓小平那样及早地经历人世沧桑的剧变，或许就能提前醒悟，懂得去调节自身与外部的平衡。

应该说，薄熙来的前半生被上天过度宠幸了；这种宠幸让他生存得过于自我，因此只能做顺境中的英雄，而一旦遭遇困厄，就会变得难以自控。——当年习近平以副主席身份视察重庆，几乎全国都知道他是内定的领导人；而薄熙来当时却与常委无缘。在整个视察过程中，习表现得面无喜怒，稳重扎实；而薄熙来却显得面色阴郁，神情不耐。

对政治家来说，将喜怒形于色是一个致命缺陷，会败坏他的气场；在这一点上薄熙来完全输给了习近平。而这也正是他最大的症结，他的性格总是喜怒无常；总的来说，薄熙来是一个可离不可即的人，他只有在面对大众的时候才会显得宽厚，因为他和普通人有一道居高临下的距离。但与他过于亲近时，会发现他十足的自我，乖戾，和冷酷无情。

与薄熙来相处，只可在台前，不可在台后；只可与公，不可与私；越无力抵抗的人，越容易唤起他的怜悯；但无论台前台后的样子，都源自他复杂的人格两面性；——他是个富有政治理想的人，但也是一个善于起事的阴谋家；他具有开放和包容的西方意识，但也是一个原始的官本位者。

不过薄熙来的确是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异数，他有一种发自本心的大众情怀，愿意对国家做出改善。这种气质在中国一坛死水的政治环境中掀起了微澜，重庆和大连都曾在他治下焕然一新，见证了一种新颖的政治改良；不过在他走后，这两座城市被一步步边缘化，最终被拉回到平均水准。改良的希望最终还是败给了政治，薄熙来的政治事业中道崩殂，让很多人陷入了落寞和失意。

薄熙来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群众缘的一个，他曾带来一段历史少有的官民和睦的时期。虽然他并非人们所理想的民族救星，也并非一个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者，但或许在民众眼中无伤大雅；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专制，大部分人对民主并没有什么期望，他们渴望一个有体恤之心的官员更甚于民主领袖。因为在人们看来，共产党热衷搞运动，总是周期性地折腾国家；而薄熙来则不会伤害底层，也算得上重视民生。

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寄望于薄熙来的复出，希望重温他执政下的中国。不过抛开这些期望性的因素，今日的政治背景已经成为他不可逾越的阻力。他是亲江泽民系统的官员，且群众基础很强，而这都会对习近平造成威胁；之前习对薄熙来的审判异常郑重，就是为了在政治上将他定性。因为启用被判刑的官员会影响共产党的公信力，党内通常不会冒这种风险。

还有一点就是，薄熙来那种开拓者的个性，让他难以恪守中庸之道，他永远不会循规蹈矩。所以他要复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党内的元老们要首肯；薄熙来的个人特质，需要在一种没有上峰压制的情况下才能大放异彩。或许只有当他坐到权力顶峰的那个位置，才会消除斗争之心，而展露自己的平和与宽容。

不过薄熙来已年逾 70，且淡出了中国政坛近十年。就算能够复出，也再难展现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神采。只能说按照党内的默契，他不会遭受苛刻的对待，也不会按照法院判决的刑期去服刑。审判薄熙来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为的是断绝他的政治后路。当局很可能以患病的名义让他保外就医，当风波平息后，让他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享晚年。

@NoStepOnSnek #177643 now that is very high, basically sovereignity=military forces, therefore, maintaining a military force is costly. Only a few countries (besides microstates) have no military, such as Costa Rica.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is a de facto military force.

@消极 #177642 There's also the barrier of entry on the creation of new sovereign states.

@NoStepOnSnek #177641 it is low enough for my comfort...

Today's migration barrier is most likely not transaction costs.

@消极 #177639 I intend to make it even lower

@NoStepOnSnek #177638 is low except for a few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for its forex regulation and US for its atrocious tax code)

@消极 #177636 transaction cost

@falsehippo #177626

对，宪法本身的规范是抽象的，增订罚则是具体的下位法规定的。

但我是认为“尊严”是法律上很难定义的概念，“保障人的尊严”会导致下位法很难制定，如果要进行违宪审查的时候，大法官也很难判定下位法到底算不算违宪。

我感觉“尊严”就和“社会公德”一样，都是法律上很难界定的概念，属于道德层面的东西，不应该写入宪法或者法律。

@NoStepOnSnek #177634 我现在可以带着钱从一国移居另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