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方舟 @方舟与中国
大廈將傾,塵埃四起。迷霧中,一艘方舟正在成形。 這是權貴的船艙,一待風雲譎變,它便駛離這片土地,留下滿目瘡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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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习近平的内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

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二十年间不断地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

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的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代一路亚投行的计划。

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代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代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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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从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代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一代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

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作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

显然一代一路是一盘复合性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

一代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权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了空头承诺。

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代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计划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

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

为配套一代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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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

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

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

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与不同的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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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十五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

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

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特朗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特朗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 2018 年的贸易制裁。

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

在这种气氛下,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民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义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职,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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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危亡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

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

然而这种举动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谈,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

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民:“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

大棋局:二次集权

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行事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地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

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挟中国市场以令诸国。

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望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档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

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的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

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掺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干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

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俟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

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

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

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遂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

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

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证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地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

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性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

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

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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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和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缴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

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

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

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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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赶英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

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代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

习近平的危机 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 2018 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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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遂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习近平的危机 2:溃败的蚁穴

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 ”,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 30 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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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

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的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习近平的危机 3: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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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 ”。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综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

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习近平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

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制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还要生逢其时。而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习近平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

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 2016 年出现荧惑守心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习近平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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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这让习近平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创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顿市貌,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习近平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习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

习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西,但又无法让它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

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

习近平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1 同代传承

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地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他还在,中国的景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绌。薄豪迈而洒脱,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者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习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习近平所承继;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当年来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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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习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习和薄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习近平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丑老九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习近平处于了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2 迥然不同的中国

从个人起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他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习仲勋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 1978 年获得平反,习仲勋于 1980 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 89 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执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习仲勋于 2002 年逝世,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 2007 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他受到父辈的荫蔽要比习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习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地,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习,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他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习近平动辄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滩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进身之阶,他会见好就收;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黑社会和宗教,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习近平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 GDP 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内将货币发行量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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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地搜刮,让人难以喘息。

在习近平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介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骑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

综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习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习近平当政以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习仲勋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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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习近平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极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兵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习近平的终点

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习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他早年双目有光,显得平和而谦逊;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却日渐衰颓。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的神采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或许成为最高领袖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谊。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获得的胜利,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现状来说,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2022 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并在 2027 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反差的时空中。他可能在内心上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帝,但最终会明白这不过是黄粱一梦。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对他来说,该来的总会来;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跟随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会与他渐行渐远。而当大家都离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茕茕孑立时,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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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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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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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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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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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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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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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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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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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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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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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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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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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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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 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 2019 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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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2:“新国企”(国企 PLUS)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它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它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因为从他就任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景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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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 ”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无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 12 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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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它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从 2015 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 2016 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 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 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 年保利集团和中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 20 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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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3:“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它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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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扼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贫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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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藉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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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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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西伯利亚熊前偃旗息鼓的民族外宣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蹊跷现象,就是网络环境中充斥着杀伐之气。其蹊跷之处在于现实中分明很胆小平和的人,一旦进入网络,其民族豪情和斗争气焰就无比高涨。

当然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我们政府宣传上的努力,因为知道民众生活艰难,心中怨愤,再不宣泄就会酿成隐患。好在本身也和周边国家矛盾不断,因此也就有了煽动的素材。不管有心无意,都要不时在媒体上挑起一些事端。就算没事发生,也可以翻一些旧账,拉出一些“历史仇恨”来,提醒大家“勿忘国耻”,以持续这火焰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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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工具使顺手了,也就八面玲珑,皆可致用。好比国内发生一些伤害百姓的事件,引起民愤时,就可以抛出民族大义。例如食品安全吃坏了身体,疫苗作假打坏了孩子,大家满腔怒火时,媒体就开始摆弄“爱国”手段,频繁播报某某国家辱华了,或者日本教科书乱写了,如此一来争议焦点自然逐步转移,倒也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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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几十年的威胁有“帝,反,修”,今日又有“西方反华势力”,总之“颠覆势力”的阴影从没消散过,所以挑动民族仇恨也就成了官方的常规操作,无论西方列强还是左邻右舍,都被我们挞伐了无数遍。

由网络征讨的范围来看,中国显然是世界上民族主义最强的群体,他几乎与全世界为敌。但又有个怪诞之处,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会对某些国家十分克制,比如我们的邻邦俄罗斯。近几十年中,除了中苏交恶被批驳了一段时间“修正主义”之外,中国对其一直是和颜悦色。而且就算对方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走了代议制的歪路。中国也不以为意,很快就与其“睦邻修好”,成为肝胆相照的老朋友。

中国最激烈的战场通常在纸面上,往往“笔杆子”比“枪杆子”更凌厉,然而一群锋芒毕露的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温言细语,必然是对方有让他们感到惊恐的实力,以至于政府文宣和红小兵们都小心翼翼,时刻避免着触怒这个脾气不太好的“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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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1 领土

要了解中国对俄罗斯的恐惧,就要彻底地分析这个民族。中国对俄罗斯的恐惧不仅仅存在于当朝政府,而是有久远的历史根由的。

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这位女帝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并在内部起草了《关于对华战争的意见》 ,宣称黑龙江流域原为俄国所有,但后来因为正筹备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作罢。

此后中国与沙俄签订了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俄罗斯也对中国的企图具备了大体雏形。沙俄意图吞并黑龙江的太平洋出海口,因此在 1858 年英法联军攻占中国期间威逼清廷签订《瑷珲城和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及江东六十四屯地区。

1860 年英法攻占北京,沙俄再次趁机发难,以“调停人”的角色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的外满洲(包括库页岛)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获得海参崴这个太平洋出海口。

《北京条约》并不是沙俄的最终目的,而是为后续侵占土地提供条约根据。1864 年,新疆回民反清起义,沙俄军队趁机入侵中国西部(外藩),强占伊犁西北,陈兵塔城威逼清廷签署了他们起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此占据了唐努乌梁海西北。两国在此后的 1869 年又签订了《乌里雅苏台界约》,沙俄再次吞并唐努乌梁海西北 4 万平方公里地土,同一年还签订了《科布多界约》,将乌梁海十佐领割占。

唐努乌梁海正式易主是在 1921 年,苏俄红军进驻此地宣布其“独立”,为图瓦共和国。而又于 1944 年直接将其吞并。

时隔不久中国西北出现了动乱和割据政权,沙俄趁浩罕入侵新疆之际,立刻出兵进占伊犁。并在 1879 年胁迫满清签订《中俄交收伊犁条约》以割让伊犁以南及以西领土,以及赔款 500 万卢布。后来双方改订为《伊犁条约》,这个条约包括此后几年的五个子约一共割让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 7 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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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的领土割占,是官方至今所承认的。自 1858 年起,中国在沙俄手中总计损失 161 万平方公里土地。这并不包括存在争议的《尼布楚条约》之前的领土归属,有很多人认为此前满清也曾割让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比如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以及当今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丧失都是沙俄直接侵占或以划分边界等手段导致的。

3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2 屠杀

清朝对沙俄是异常忍让甚至可说是卑躬屈膝的,一方面是惧怕沙俄的军事实力,一方面还因为满清后期朝政不稳,因此在与沙俄接触的一两百年间竭力避免着战争冲突。而俄国真正给中国政府和民间带来的恐惧,是在此后对中国人的屠杀中种下的。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 1900 年庚子俄难中的“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900 义和团起义,沙俄瞅准时机,以“保护铁路”之名出动军队在黑河挑起事端,以执行其“黄俄罗斯计划”。 7 月 16 日,俄军逮捕了此地所有中国人。并于次日将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挥刀将中国人赶进水里。

俄军的目的是彻底抹灭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因此采用了异常残忍的手段。他们起初打算将中国人淹死在黑龙江里,然而有些人企图逃走,他们便组成阵列将其围住,逃跑者皆被刺刀捅死。一些妇女乞求他们放过婴儿,但官兵顺势就将婴儿挑在刺刀上捣碎。——整个事件其人性灭绝的程度让史学家们惊骇。据记载:此事过后,血肉狼藉,无论死活,皆投诸江。 海兰泡屠杀持续了 6 天,共杀戮 5000 多人,数日后黑龙江中死去的尸体上浮,以至于浮尸蔽江,水面浑浊,满目油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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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同时,俄军为了彻底解决《中俄北京条约》里中国侨民在江东六十四屯的居留权问题。将海兰泡的手法如法炮制,他们首先搜捕各屯的中国居民,驱赶其进入一座大屋中,然后点燃房屋将他们烧死。此后俄军沿路枪杀居民,最后将剩余的居民逼入江中,此次又杀死 2000 余名中国人。

两次屠杀共造成 7000 余中国人罹难。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俄军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再发起多宗驱逐,袭击和屠杀中国人的行动。

在这两起事件之后,沙俄也顺利地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财产,耕地等悉数征收。

上述事件是沙俄帝制时期制造的灾难,此后的苏维埃执政时期,同样发生了对华侨的迫害。——列宁在执行新经济政策后,将几千名中国人划入有产阶级或资本家行列,很多人因此被判刑入罪。此后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联当局把远东华侨当作“反革命民族分子”和“有害分子”逮捕、杀害或发配到西伯利亚高寒地带,海参崴这个中国人聚居区的华侨被尽数驱逐。

苏联不止对于中国人,同时对一切少数民族和他国侨民也采取了全面的打压。苏维埃政府褫夺了他们的财产和申诉权利,并罗织罪名将其发配边疆服劳役,此举让很多人死在了流放地,以至于各国侨民,尤其是中国侨民的数量锐减。

4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3 掠夺

俄国一直对东部的出海口有所企图,因此在中国东北的活动最为频繁。 1945 年二战结束前夕,苏联红军以对日宣战为由进入东北,造成了这个地区深重的灾难。

在战争几近结束之前,国民政府与苏联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提出日本的在华资产应归属中国作为战争索赔。苏联表示支持,但此后却在与罗斯福的私下商议中要求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特权,而更进一步的目的则是为了将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部占有。

因此红军刚进入东北,就迅速将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战利品接收。苏军立即开始拆卸工业设备,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当时的工业企业无一幸免,其中沈阳最重要的工业基地鞍山钢铁遭到了最严的破坏。东北的工业停顿,工矿,物资,粮食,牲口,甚至连铁路的枕木,都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

此外,苏联红军还对满洲的银行和金融储备机构的大量贵金属,包括黄金,铂金,白银,钻石,以及债券、纸币等一并席卷而去。完全无视国际法中海牙陆战章程中对被占领国的规则。

苏联数日驻军就抢夺了中国多年抵抗日军并作为战胜国的大部分成果。曾有老一辈见证人看到沈阳满目疮痍,说:“没有打仗,为什么破坏如此厉害”。后来才知道是苏联红军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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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是,中国并不是战败国和敌对国,但苏联同样把中国本土物资一并掠夺。苏军在对日本人进行掠杀俘虏的过程中,同时亦对东北的本土居民进行抢掠和强奸,其野蛮的行径比日军尤有过之,以致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日本殖民者。

当时被苏军劫掠的并不仅限于东北,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他们在德国亦是风卷残云,拿走一切能带走的,并索求巨额赔款,即便在东德投靠自己之后也是不依不饶。

此外苏军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如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亦进行着疯狂的掠夺,杀戮和强奸。

5 . 斯拉夫的侵略性

毫无疑问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种族,他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情结,俄罗斯的历史本身就是侵略和吞并的历史。

斯拉夫民族曾被蒙古统治,他们本身的版图并不大,但却极富进取心,带有蒙古人游牧的特性和攻城略地的扩张意识,对于土地存在异常狂热的需求。

俄罗斯经历数百年才具有国家的雏形,通过一系列东西两向的疆土扩张,直到伊凡三世迎娶亡国的东罗马公主带来了斯拉夫与罗马文化的融合,让当时的莫斯科公国自称为“第三罗马”,这成为俄罗斯入主西方的标志。

俄罗斯此前向西的扩张止步于欧洲列强的抵御,因此只能向西伯利亚扩张。而对欧洲进行真正的蚕食,是在彼得一世时期,他希望重整俄罗斯在西方的疆域,因此悍然对瑞典发动了战争。在近二十年的战役中,俄国战败瑞典占领了芬兰湾,里加湾沿岸的土地,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此外,俄罗斯对曾占领东罗马的奥斯曼帝国存在一种侵略执念,他认为自己是被占领的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因此为争夺神圣罗马的继承权,俄罗斯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了宗教上的宿敌。两国之间的战争跨度 200 多年,终于在彼得遗志的继承人叶卡捷琳娜这里战胜了土耳其,取得了黑海出海口。

俄罗斯对欧洲领土的欲望最强,因为这里同时也是宗教权利的核心。沙俄第一次著名的大型战役,就是和法国天主教争夺伯利恒主导权,从而将宗教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引爆的克里米亚战争。而这也是俄国争霸欧洲的序曲。此后数百年间,俄罗斯都与西方各国陷入互相征讨的胶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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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俄罗斯的谋略和冒险主义

欧洲在文化和宗教上都对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抵触心理,这是一种血统和气质上的对立。但让欧洲惧怕的是,这个民族偏又富有极大的韧性,正如他可以持续数百年地争夺宗教遗产。此外,俄罗斯在战争中极富谋略,尤其善于见缝插针和见机发难。

俄罗斯的眼睛窥伺着全世界,他观察各个国家的矛盾,从而寻找涉足的机会。如同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趁拿破仑称帝让西方出现罅隙时插足欧洲的举动。而在二十世纪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就普什图尼斯坦出现争端时,俄罗斯就顺势把势力渗入了中东。

俄罗斯最成功的是对中国的入侵,几乎每次都把握着中国政局遭逢内乱或外患的时机,然后将其作为自己进军侵占的契机。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日甲午战争,俄罗斯趁中日两国军力大损之际,立刻以拯救者的姿态强行进入东北,要求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海口,以获取辽东半岛的不冻港,扩大自己的制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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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善于把握战略机会外,俄罗斯在外交上也十分狡黠,善于运用军事讹诈和合纵连横的手段。——在叶卡捷琳娜打算侵占土耳其之前,就曾与普鲁士,英国及丹麦签约,将土耳其孤立,此后才大举进军。而后趁英国和法国疲软无暇他顾之时,又建立了俄罗斯-奥地利联盟再度进击土耳其。

除叶卡捷琳娜的欧洲联盟外,最著名的连横策略就是二战前夕苏联和德国秘订互不侵犯条约,密谋了对波罗的海的瓜分,同时为苏联缓解了西面的压力。

而另一边苏联同样和轴心国之一的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欧洲不止一次联手制约俄国,但也不止一次被俄国分裂。俄国在战略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并不在乎对方的意识形态是否和自己合拍,只在乎对本国的利益。为此他可以和任何阵营结盟,也可以和任何阵营反目,他原本就不属于这世界的任何阵营。

而俄罗斯最让各国顾忌的一点是,他十分富于军事上的冒险精神。通常西方国家需要权衡利弊的问题,俄国都毫不介意大胆尝试。

这个国家既偏执又具备超常的动员能力,对目的和成果都很急切。他们建造了世界第一座核电站,也第一个进入太空领域。并且敢于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实现在国家政治层面。

彼得一世第一次入侵瑞典,就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决策。因为瑞典斯正值强盛,但俄罗斯不惜与其鏖战二十年夺得波罗的海的领土。

另一个军事上十分大胆的行动是在 1979 年,苏联为维持中东影响力而意图控制阿富汗,直接派军进入了这个国家并刺杀其总统。这个举动也让苏联陷入了泥潭。

而最著名的一次冒险行动是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其间俄罗斯在运送导弹的同时一直对美国谎称没有战略武器,以致在美国发现其真实目的后,立刻升级为一次核威慑的对抗。

冒险主义对俄国是一种突进战略,尽管这种战略不是每次都成功,但也确实让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尤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尽管美国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私下撤走了位于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核武装部署。俄罗斯在没有失去原本任何利益的情况下解除了近在眼下的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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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俄罗斯的民族性和信仰

俄罗斯的侵略性实际上一直被他们的宗族信仰所巩固和助长,哪怕经历不同的政体,经历数次文化和社会的革命。他们都围绕在这个信仰之下,这就是基于东正教精神的大俄罗斯主义。

俄罗斯很难与外族成为真正的胞襟,就在于他们强烈的斯拉夫宗族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们对罗马教权的主观上的继承,让其具有了民族救世主义的信念,形成了他们“帝国转移”的宗教观。

所以俄罗斯对于拜占庭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唯一的正统,是将在宗教和政治上继承罗马财产的民族,是继东罗马和西罗马之后的第三个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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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罗斯从来不是严格意义的神权国家。正如彼得一世曾改组过教会,无论是神权对政治的影响,还是政治对神权的利用。宗教在俄罗斯都是为了更深切地建立民族纽带。

因此基督教在这里蜕变为神圣帝国的理想,俄罗斯将他们的意志扩展到全人类来看待自己的征服和救赎。这是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信仰。即便不信教的俄罗斯人,也会不自觉将自己归属于东正教的氛围。即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将自己维系在俄罗斯的民族情结中。

俄罗斯建立了他们原生态的一元性宗教,在他们看来,多神论,多信仰,甚至多教派,都是不纯正的。锡安和伯利恒从东正教被确立之时就转移到了俄罗斯,再次占领君士坦丁堡就是新教统的确立。

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理解信仰,并不认为曲解了基督精神。他们将神授的权柄转化为世俗的权力意志,让他们成为手持刀剑与火焰的救世军。东正教的苦行,极端和冰冷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精神体验,所以俄罗斯的救世情怀不是弥赛亚式的拯救,他带有更少的怜悯,带有清洗和净化的成分。

而这样的意志确实让他们得以建立功勋:俄罗斯曾推翻了蒙古的统治,成功在欧洲抗击拿破仑,同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御了德国。这一切都助长着俄罗斯的民族认同。

俄罗斯的国徽就是他们帝国理念的象征。这个徽记除苏俄时期,一直沿用至今。——它的主体是一个双头鹰,一手握着权杖,一手握着象征基督权威的十字圣珠“ globus cruciger ”,这意味着对神圣罗马和拜占庭权威的继承。中间的骑士是杀龙者圣乔治,代表着勇武和胜利。双头鹰上各有一个冠冕,同时又被缎带连接到顶端的冠冕上,意味着神权与皇权在俄罗斯这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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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宣示着俄罗斯对世界的企图,他们会行使天赋神权对外族进行征服和主宰,并将自己的意志加于他们。

对外侵略不止一次让俄罗斯遭受重创,甚至导致政权的崩溃。但统治者更迭之后,俄罗斯依然故我地对外扩张。任何意识形态都没改变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无论何种政体,无论男帝或是女帝,俄罗斯的战争意识和侵略主张都一以贯之地进行。就好像叶卡捷琳娜本身是普鲁士人,但他同样能领导俄国。即便是无神论的苏俄时期,斯大林的扩张计划也是沙文主义的。——正如基督教的统一必须是建立于东正教信仰的大一统。共产主义的大一统也应该是围绕着苏联斯拉夫民族的大一统。

所以领导俄罗斯的是永远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宪章,每一代杰出领袖都会在战争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将自己的形象建立在英雄崇拜之上。彼得一世就是在征服了瑞典之后才被封帝。叶卡捷琳娜也以征服奥斯曼成为女帝。亚历山大一世抗击了拿破仑让俄国被誉为欧洲救世主。而斯大林更是淋漓尽致发挥了英雄主义的领袖艺术,在德国大军压境之时举行红场阅兵,然后士兵们直接开赴战场。

8 . 中国和俄国,截然不同的民族性

俄国和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战争,毕竟他是一个在战争中建立的帝国。然而在战争后,他仍可以和奥地利交流,和德国交流,和英国法国交流,甚至和土耳其波兰交流,但唯独对中国会另眼相看。

历史中日耳曼文化和斯拉夫还有所交融,但中国对俄罗斯而言是完全的异族。俄罗斯对其是纯粹的予取予求的态度。这并不是单纯由民族力量决定的,而是这两个在地域上接壤的民族秉性截然不同。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个民族对待信仰的态度,俄罗斯信靠宗教,信仰凝聚和激励着整个民族,给予他们神圣的加持。在他们看来,没有信仰引导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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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恰恰是一个严厉打压宗教的国家。中国人大多是无神论,或者说功利性宗教。

通常归属于信仰的国家对于无信仰民族是很轻视的。虽然就功利来说中国人更精明,俄国人显得更单一,但最终吃亏的往往是中国。因为精明的人对利弊看得很重,而俄罗斯更具有原始的掠夺性,以至于很多时候难以用利益去衡量其行为。

中国的民族性格比较细腻,而俄罗斯比较粗犷。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对工作远没有俄罗斯严谨。俄罗斯的严谨和刻板在某种程度上和德国相若,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对细节极尽严苛的追求。

这种背反的倾向还表现在艺术领域,俄罗斯生来相信灵感的指引,并重视灵感在艺术中的表达,他们是充满浪漫和感性的。俄罗斯人热衷于舞蹈,文学,音乐和绘画。他们的文化是由社会一切群体所共同继承的,即便是普通民众,也会让表演,晚会,戏剧等节目融入他们的生活。

而中国的艺术传播土壤很贫瘠,更是不入主流的,艺术熏陶受限于中国的阶级分化。相较人文来说,中国更倾向于资本意识,一种剥离了文化的资本意识,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资本主义的西方走得更远。

这实际上和两国的政治传统有关:俄罗斯对西方文化抱有开明的态度,从彼得一世引进西方的技术,到叶卡捷琳娜对欧洲学术界的支持,俄罗斯的开放态度就从未停止。

这和中国政府保守的政治态度不同。正如同处一个时代的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就可以看到政治倾向导致的截然不同的国家走向。

因为俄罗斯具有难以切割的民族主义纽带,因此并不担心被西方思想“颠覆”。而中国的民众和统治阶层从来都是对立的,中国政府时刻担忧着民间的动乱。

所以在两国的民族情结上就产生了很微妙的对比。俄罗斯是文化开放的国家,然而在民族性上是排外的。中国政府很保守,但却是世界上最媚外的政府,洋人在中国都能享受到超国民的待遇。

所以在俄国基本不会看到外国人的聚居区,尤其是全世界都存在的唐人街,在俄罗斯是受到压制的。——俄罗斯联邦移民局多次宣称,俄政府不会允许外国移聚居区在其境内发展,“唐人街”也不会在俄罗斯出现。

斯拉夫民族性中一直存在着与外邦的对立情绪,而政府也总是会为此背书。这和中国的外交观念完全相反,——政府会严防过激的对外情绪,朝廷会压制民间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政府畏惧不安定的局面,而俄罗斯却认为民族情绪必不可少。中国始终是纸面的民族主义,因为政府很怕惹火烧身。而俄罗斯从不担忧民族主义壮大,这正是他们国家巩固的基石。

民族性的区别更表现在对权力的态度上,中国和俄罗斯皆存在权力崇拜,尽管如今的俄国是代议制政府,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信奉集权对国家的领导。然而俄国人绝不会拥护一个懦弱的政府,一个不能代表斯拉夫精神的政府。而在中国这里,气节通常只存在于民间,政府总是息事宁人的一方。尤其是政府常年执行的弱民疲民政策,实际上是弱化民族精神的。俄罗斯人的气节,总是在整个民族推动的战斗和胜利中巩固。而中国人的气节,总在政府的一次次打压和背叛中消沉。

其实这正是历史中两个国家理念上的鸿沟。——俄罗斯是侵略和进取的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而中国是处于守势的儒家道统。这样的民族意志对俄罗斯来说,不啻为一个送到嘴边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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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俄罗斯强权光芒下的中国孔乙己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让中国难堪的国家,他对中国的姿态异常高傲和野蛮。其实俄国和中国都明白,在民族性和价值观方面两者截然相反,所以永远不可能站在对等的地位。

要明白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除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这类惨绝人寰的事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和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日俄双方为争夺中国的利益都付出巨大代价。不过这段战争最让人注意的是两个交战国本身在第三方国家交战,却将中国视为一块可以肆意践踏的土地。两军过处烧杀抢掠,赤地千里,完全将满清朝廷和中国平民视若无物。

后来苏俄与中国共同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仍将中国视为属国看待,在许多方面对中国的政治政策进行“指导”和干涉。在两国缺少理念共识之后,苏联也开始在各方面刁难中国。仅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就挑起边境事件 4189 起,更在 1968 年越过乌苏里江侵入中国七里沁岛轧死和撞死渔民,随后又在 1969 年与中国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武装冲突。”

即便在今日,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常态的外交和援助关系,俄罗斯也不时地在各个领域敲打着中国政府。

比如之前大使馆在网络上用中文庆祝海参崴的建城纪念日,并告诉大家,这座城的俄文名字意谓:“统治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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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正当中国外交部长访俄之际,宣布在中越争议区内为越南开采南海油田。或者在中越两国海域属权争执不下的时候卖潜艇给越南。以及在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时卖战机给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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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对俄国素来以忍让著称,即便发生了卖军火给敌对国的事,我们的外宣还是可以绕着弯子找出“俄罗斯卖给对方军火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的辩解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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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的的宣传规则是:凡是不伤害自己的对象,大可声色俱厉,无所顾忌,因为心中知道是安全的。但对于会付诸行动伤害自己的人,就一定是噤若寒蝉,战战兢兢。甚至双方出现任何一点微小的罅隙,一定是中国尽力圆场,拼命维护。民间但凡发出一点不满,都要竭力封杀,并大骂这些群众“不顾大局”,“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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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政府对俄国正是一种十足的孔乙己式的卑怯和自欺欺人的态度。因为自己在俄罗斯这里吃瘪太多,面子上挂不住,因此只能一面装聋作哑,一面用些模棱两可的说辞来为自己开脱。就好比对日本,会大义凛然地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而一旦提到俄国的侵略,就躲躲闪闪地说纠结于历史毫无意义。

而俄国也从不顾虑自己的行为会让中国丢脸,因为他知道中国自会找一个台阶下,至于这个台阶是否下得有些跌跌撞撞,丑态百出,俄国是并不在意的。

并且中国最大的标准就是毫无标准。对每个国家的态度是根据对自己的压迫来定义的。加上舞文弄墨的技艺首屈一指,甚至连自己都会相信那些编造的谎言。比如疫情期间,美国封锁海关,国内大骂“不讲道义”。但俄罗斯驱逐中国人,绥芬河口岸关闭,作为第一批禁止中国游客入境的国家,中国的反应就异常温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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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连对方没有遵守约定,不按期交付卖给中国的导弹,媒体们都能总结出一个暖心的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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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际是一个舞台,大家也就看着孔乙己的一举一动。一来二去,所有国家都明白了这个政府的秉性。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甚至成为了各国对中国分析的参照,所以周边国家无论大小,对中国都异常强硬,正因为他们一直在从中国的历史角色中揣摩。

其实中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情结很复杂,他一方面明白中国不过是俄罗斯和他国利益的角逐场,是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演武场。一方面又因为自身的外交一直陷于困顿,而唯一看在利益上还能对自己表示口头支持的大国就只有俄国,一旦与俄国交恶,中国的处境会变得十分孤立。

此外中国政府的不安还有一个深层理由,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支持者和利益共同者。——每每俄国入侵欧洲时,欧洲国家总会联合将其围堵。但在入侵中国时,其他国家不是袖手旁观就是与俄国一起瓜分利益。所以说中国的这份被孤立感是由来已久的。

目前俄罗斯对中国的企图是被利益按捺住的,因为中国一直在给俄罗斯输血,尤其在他受到全世界制裁的时候。然而中国一旦中断一切形式的支援或者说对这种支援无以为继,那么俄国的反复无常会立马显现。因为这终究是两个毫无渊源,也没有彼此认同感的国家。

10 . “爱国者”们的“爱俄罗斯”情结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经历过战争,且大部分都有被侵略的过往。但是唯独在中国这里,存在着长期为侵略者唱赞歌的举动。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理解,估计作为征服者的俄罗斯自己都难以理解。——中国大概是他欺压过的最驯良的民族。

为什么至今仍有很多中国人崇拜俄罗斯,崇拜他们的历任领袖。这并不是因为俄国多具有魅力,也并不是俄罗斯对中国有多少实质性帮助。而是作为被侵略者对于强权的深刻恐惧,——俄罗斯割占了中国庞大的土地,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富,且以十分残忍的方式屠杀中国人。这一切已经形成了一个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恐惧烙印。

中国的“爱俄罗斯”群体对俄罗斯的朝拜,和受害者为欺凌自己的政府摇旗呐喊是出于同一心理学动机,——企图通过对强者表示拥护而表明自己和他站在同一边。鞍前马后地侍奉,都是寄望于对自己的欺压会温和一些。

那些受到中国“尊敬”的老朋友,——斯大林,勃烈日涅夫,普京,他们冷峻的面孔会让这些人背脊发凉,如同西伯利亚的凛冽寒意,带来死亡和凌虐的恐惧。这让他们不由地跪下了膝盖,并在口头上表示崇拜。这就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寻找到一个不那么卑微的出口,毕竟,“崇拜”比“臣服”“畏惧”等还是要好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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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无数人在网络中叫嚣“勿忘国耻”,但只要一联系到俄罗斯,这些言论就会被网络封禁,让这份“国耻”被自己私下吞回去。

当前某些中国官员和红小兵对沙俄的恐惧,或者说“崇拜”,已经达到历史顶峰。这的确是举世奇观,因为即便是割地赔款的大清,也没见历史记载过他的子民为沙俄唱赞歌,大家还是分辨得出这是民族仇敌。

不过在我们这一届政府,自从著名谀臣郭沫若先生赞颂斯大林开始,就示范了如何抛弃一个中国人的尊严,示范了如何打破了无耻卑贱的底线,示范了如何将人格中仅存的一丝气节彻底阉割。郭老先生的作为,即便在中国数千年的阉人行列中,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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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也就有了可以效尤的榜样。所以我们才有了今日如此之多的,继承着郭沫若遗志的,为俄罗斯唱赞歌的“爱国者”和“爱俄罗斯”者。

中国的朝廷中,历来缺的是岳飞,但永远不缺秦桧,就和现在声称骂俄国“是别有用心”的这群国贼一样,在强权到来之后,只会迅速跪服并协助对方瓜分中国。从宋朝到今日,正是应验了一句常言: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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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意识循环和“战狼”的诞生

中国曾给世界一个印象,就是谦逊而平和。似乎只愿闷声发大财,因此大家都乐于与其打交道。

但中国实际是个外好静,内好动的国家,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搞运动的政府,以及爱鼓噪的文宣队伍。

从历史看来,中国大多数时间都偏安一隅,深耕内务。但韬光养晦久了,未免就想要追求个头角峥嵘。因此每每在一段安生日子过后,就会锋芒乍现。

就如十九世纪,朝廷相信可以依靠刀枪不入的义和军抵御洋人,给了联军侵华的借口。也正如几十年前,共产主义宣称可以赶英超美,实行红色输出,因此招致了多年的经济封锁。

这多少由于我们总在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因为思想一旦不巩固,人心就会涣散。所以官方媒体从来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而最近几年,中国又再次进入了一个循环的新高点,从“低调谋发展”,进入了“中国影响力”的时代,因此媒体逐渐改弦易辙,宣传上的步子也跨得大了一些。

中国的运动斗争搞了几十年,历来有表忠心的传统。走卒们办事,比的是谁更锐意进取,所以很难收得住脚步。就好比当年从鼓吹粮食增产演变为一场宣传竞赛,最终把产量吹成了天文数字。

而如今为大国崛起,各路媒体只担心吹捧力度不够,因此辞藻越发夸张。最后发现纸上说来终觉浅,产生不了具象效果,于是精明的爱国生意人就盘算做视觉产品,因此主旋律题材甚嚣尘上,当手法拿捏得越发娴熟之后,就产生了巅峰作品“战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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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沿袭了中国的武打素材,算是走着传统民粹路线,外加近年流行的英雄主义,视觉效应上就分外夺人眼球。

“战狼”最精明之处就在于掺入了洋味,场景选在了国外,角色也是中外混杂。宣传搞了多年,大家发现逻辑自洽的路走不通,最终还是没有洋人做背书来得有效。因此一部中国武侠有了洋标签做装潢,就格外显得扬眉吐气。

不过民粹题材最终还是为了颂扬意识形态和宣传国际形象。借着战狼的春风,媒体们也找着了新方向,新闻标准也大多定义在民族崛起,中国力量之类。

2.被恐怖组织刺破的战狼神话

中国舆论有个常年的惯性就是,岁月静好的时候尽可战鼓连天,谁也不愿屈居人后。以至最后卫星放得太大,成为牛皮纸糊的鼓面子,外面膨胀得泛出油光,内里却依旧空虚。倘若常年岁月安好,没有好事的人来敲打,似乎都还可以撑得大一些,不过一旦遇到点尖锐的事件,就加大了爆破的风险。

就在战狼热潮方兴未艾之时,突然传来了 ISIS 劫持中国人质的事件。两名在中东的中国公民被绑架掳走,两星期后就被宣布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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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ISIS 宣布对此事负责。而基于这个组织平素的作风,人质被杀的过程通常伴随着残酷的行径。

新闻被四处转载,舆论一时有些失控。对政府来说,人死事小,带偏了风向事大。毕竟泡沫刚吹起来,定然不希望就此破裂。“战狼”气氛当头,大家都在看政府怎么表态。然而外交部低调发布了一番谴责言论后就再无声响,因此民间一片物议沸腾。眼看此事即将影响到政府对群众的影响力,文宣队伍也就立刻开始研究对策。

好在这些年死在外面的中国人为数不少,媒体早有处理经验。——首先思路两头开:既然杀人的是恐怖组织,那么自然就不能走讨伐路线,毕竟对方不是西方列强,不会跟你讲道理。

因此还只能从两名死去的公民身上下手,——首先查看他们的社交通讯,试图找出一些反动或不当言论,其次再查看他们的职业和生活上有无污点。如果都找不出什么可指摘之处,就只能从动机方面罗织罪名。这一手段素来有用,反正都是主观性的东西,难以考察个究竟。正好媒体发现受害者是传教士,并且就任于韩国教会,这就成为显著的动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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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平时没事就骂周边国家,韩国早被定义为邪教国。虽然保护公民安全跟招募他们工作的组织没必然关联,但媒体就是有这个能力把水搅浑,随后一批网军上阵,也就把风向带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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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自然是外宣组合拳:找对手一定找不会还手的,所以惯例地先把脏水泼向西方,放出一些恐怖组织和美国勾结的小道消息,先转移了憎恨再说。其次从动机上质疑受害人,最终得出他们行为不端的结论,因此死了也活该。——综合定调下来,就是此事必然有境外势力参与,打击中国的同时离间我们和巴基斯坦的友谊。讨论来讨论去,竟把杀人的恐怖组织都一并撇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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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带上了路,大家也就安之若素。尽管网上还有一部分食古不化的杂音,但好在大方向上已经转移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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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事与家事

其实从历史中按图索骥就明白,中国行事总有个潜规则:从不谴责,从不抵制的,必定是民风彪悍,惹不得的国家。这正如中国人游行示威,总是挑法制国度一个道理。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早已凶名在外,因此在处理上一个失慎就怕捋了虎须。毕竟官老爷们贪污那么多钱,都指望家人情妇们在外面过好日子的,一旦境外树立些凶顽的敌人,就怕破坏了经营多年的稳固环境。

且尽管“战狼”呼声再高,毕竟还是建立于武术范畴,加之这两年武术界打假,大家就明白习武之人最怕就是真要跟你打擂的人。——恐怖组织没有国际规则束缚,一旦动起手来就没有迂回空间。不像帝国主义那群纸老虎,可以随意骂阵,伊斯兰国定然不是纸糊的,那是真刀真枪,手手毙命。

因此战狼只能收敛气焰,转向内部维稳。甚至为了避免敌对气氛蔓延,还要陪陪笑脸,传达善意。意思无非就是虽然你杀了我公民,我自会打理干净,不给您添一点麻烦。

政府讨好外国的工作做了几十年,也算轻车熟路。毕竟旁边就有个虎狼之邦俄国,地缘上没有安全感。平时早已习惯了唯唯诺诺,前倨后恭,尽管耳光挨了不少,仍要笑脸相迎地称呼老大哥,好朋友。

重要的是政府比谁都清楚,“战狼”不过是给草民的一剂鸡血,银幕上大可舞蹈弄棍,耀武扬威。说到外交,还是要机警圆滑,才能长治久安。狼和狗毕竟是一家,吠不吠叫要看周遭安不安全,自家院落尽管呲牙裂嘴,大肆叫嚣。但遇到凶徒,就需要夹紧尾巴,缩着身子躲开。

4.法律和舆情

我们的政府一直有个原则,就是不出事的时候,总跟大家讲法律,一旦需要见诸法律,就和大家讲舆情。政治上棘手的事情,总是推给舆论去解决。正如这次基督徒被杀,“热心网民”们就认为是自食其果,因此漠视国民的生死也就仿佛是“顺应民意”。

再加之近年来国家打压教会,拆教堂,禁洋节,所以往基督徒身上泼脏水也算是政治正确,有了指导思想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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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涉及到政府的事件,必有一批敏锐的媒体打开舆论战场,其先锋就是臭名昭著的“环球时报”。“环时”素来最能领会中央精神,自然是长期与西方唱反调,根据“敌人反对我支持”这一原则,还一度发文为 ISIS 寻找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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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文 14 年发布,15 年就有国人被这个组织斩首,因此环球时报也被鞭挞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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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 ISIS 再次杀了中国公民,尽管这次环球时报没有愚笨到再去为其辩护,但兵法就讲究个避实击虚,——恐怖组织的问题定然是要回避的,不过栽诬栽诬死者,以及带领红小将们辱骂韩国和基督教还是可以的。

不过“环球时报”也好,泼粪的红小将也罢,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法律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那么何以基督徒传教而死就成为“咎由自取”。即便是基督徒,他也没有脱离中国国籍,只因死在了恐怖分子手上,就罔顾他们是中国公民这个事实?

其实从头至尾也没人指望祖国会为这两名枉死的公民讨回公道,这样的事毕竟少有先例。但战狼不出征就罢了,能让死者平静也还算得仁慈,恶毒就在于媒体竟至对受害者不依不饶,——即便他们是传教士,得不到政府的欢心,但仍生而为中国子民,没有违反中国法律,没有抹黑中国,仅基于此,也断不应当在被残杀后受到祖国如此鄙弃。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是这些叫嚣的红小兵,也未必能保证自己的运气就比他们好。只要你在外面遭遇横祸,祖国同样能将你弃若敝屣。如果大家还记得 20 世纪最大的两次屠华事件,——黑色五月暴动和红色高棉大屠杀,就不难理解政府对海外公民的政策是一直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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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不过是陈年旧事,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就例举近年的例子,海外华人被抢杀的事件不胜枚举,且发案地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与“战狼”正好相反,中国人恰恰成为了最不安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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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出现这些事件,战狼总是充耳不闻,大使馆亦是息事宁人。联系到基督徒的事件,大家也就明白了个中规则,——网评员们大骂两个基督徒,并非由于他们是基督徒,而是由于被他们被杀。错的不是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死在了中东这种危险之地,让祖国和战狼难堪。

因此无论是佛教徒也好,道教徒也好,无神论也罢,只要你在外面出了意外,就是给祖国添乱。总之最后不是祖国不好,而是你等小民乱跑。

我们不清楚国际上对待恐怖主义是什么惯例,但按理来说都应该是指责的。然而自己的公民被杀害,对凶手噤声不说,反倒想尽一切办法玷污被害者,估计世界之大,也仅此一家。且不说已崛起的大国,即便是蕞尔小国,也万万做不到如此懦弱和下作。

5.属于自己的国

尽管历经几千年的文明,当下的世界仍然存在很多险恶之地。不过我们依旧看到有基督徒愿意前往布道。在世界各地因传道而牺牲的基督徒,并不仅仅这两个中国年轻人。

许多中国人对信仰持鄙夷的态度,因此也不知道何谓用生命求得荣耀。在他们看来,好死不如赖活,人生忙碌,不过三餐而已。因此不明白灵魂还可以获得新生,生活还有更高的指望。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些殉道者的行为中理解信仰。信仰让人不拘泥于自己的种族,为自己构建着新的生命纽带。信仰让人迎难而上,面对死亡的威逼。每一个布道者的牺牲,播下的都是信仰之种。

所以媒体和网评员们向这些殉道者泼再多粪,也只是增添他们的荣光,因为你们实在不能理解信仰所带来的勇气和力量。基督上十字架前也受尽凌辱,并对信徒说: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受难的基督徒明白,所以他们面带安慰。——“他们欢喜,是因为他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殉道的人不过是先行一步脱离了地上的国,而回归了天上的国。他们不再有国籍,不再有户籍,没有嫌弃他们的祖国,而是造册在了神的名下。

那些侥幸而卑微地活着的战狼们,以及对死去的基督徒口出谰言的评论员们,实际这两位殉道的基督徒远比你们幸福。他们也并不会对你们的污蔑心存记恨。因为他们说:“要爱你们的敌人,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但我更倾向于另一句话:“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 恐怕它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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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祖国的花朵和社会主义中的摧花手

记得在小时候,师长们爱对孩子们灌输一句话:“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

这句话一直被当作赞誉,——既被称为祖国的花朵,那么社会主义自然是培育他们的温床。然而人们越成长越发现这比喻透出一股诡异,因为摸不准花朵究竟是用来呵护还是用来糟蹋的。

这在于我们有一个爱塑造圣人的体制,而偏偏人性又是一个充满弊端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园丁们往往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干着辣手摧花的事。也就无怪乎父母越发害怕把自己的花朵拿给祖国浇灌。

—— 2019 年 6 月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举国关注的案子:一个姓周的女人带着一个 12 岁 和一个 9 岁的女童来到一家酒店,把她们带到在这里等候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王振华的房间。王让周把年龄较小的那名女童留在房间,同时让她把另外一名女童带离了此地。此后他与女童单独在房间里呆了十几分钟。这事过后,王振华付给了那位周姓女子一笔不菲的酬金。

女童出来后向同伴哭诉受到了侮辱,孩子的母亲在得知这件事后立即报警,经过医院的查验,女童身上被检查出阴道撕裂伤。——自然地,董事长和他的皮条客都被拘捕了。

因为涉案人是上市企业董事,同时是一方巨富,且已年近 60 。而被伤害的女孩仅 9 岁,整件事可以说是爷爷辈淫辱了孙女辈,所以落差就尤为显眼。侵犯幼女这样的事本就声名恶劣,加之涉事人身份显赫,自然引发社会一片声讨。

中国是一个政治为先的社会,所以会格外重视舆论。大家都估量这事不会轻易作罢,即便是巨富,处罚也定然会从严从重,按照强奸幼女的量刑来算,最低十年起步,加上情节恶劣,即便不是死刑,十几二十年牢狱或许免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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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案情特殊,整件事调查了将近一年。初次庭审持续了 16 小时之久,可看出其中争议颇大。然而一审宣判下来,法院却定了个轻描淡写的猥亵罪,并且考虑其“影响恶劣”,还实行了顶格处罚—— 5 年。而为他牵线的那名女被告也同样以猥亵罪判处徒刑 4 年。

对于中国的司法,人们总是要考虑出其不意的结局。但判决结果和预期如此偏离,着实让人难以逆料。因此舆论再次沸腾,不止对被告,也对法院一并责骂。不过中国的司法素来就乌烟瘴气,索性死猪不怕开水烫,硬着头皮等待事态平息。而且判决刚一出来,官媒人民日报就迅速宣称此结果“大快人心”!

究竟人心快不快,估计人民日报社并不关心。因为就算判的是五个月,它也会“大快人心”的。通常官媒都是佯装为民发声,实际在小骂大帮忙,尽量不让法律事件扩散为政治影响。所以为社会和谐,早早地“大快人心”以扑灭舆论怒火,告诉大家就此散场了罢。

但不料日人民报“大快人心”后,被告却开始不依不饶了。——他的律师很快就提交了上诉书,打算在二审中为其做无罪辩护。

辩护律师言之凿凿地说:“当事人嫖娼的‘主观故意性’是有的,但 16 周岁以下的少女绝对不碰。”而当事人也顺势辩称自己只是在酒店房间关怀孩子:“我作为长辈,不能抱抱孩子吗?”

所以辩护人的意思是整件案子顶多按嫖娼定罪,拘留个十几天或者缴一些罚款也就罢了。但现在把人拘押了一年不说,还定了个猥亵儿童罪。这真是莫名玷污清白,甚至可以说是法律之耻了。

2 . 一桩争议案件透露的司法操作

在此不管最后结局怎样,仅就案子来说十分具有代表性。因为它将我们法律中惯用的操作手段展露无遗,完全可以作为了解中国司法提纲挈领的材料。

首先它透露出中国的一切很容易被舆论所左右。就此而言,司法更具备博弈色彩而不是法律色彩。有权势的人被判刑本身就是舆论推动的结果,或者说有人刻意去推动舆论。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品格宣言或许比举证更重要。所以他曾对外界宣称:“被告人有底线,且绝不侵犯 16 岁以下的幼女”。——这就像当年甘肃官员猥亵女童案,媒体特别强调其“从来不讲黄段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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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律师还以事发时间不足为由,推断当事人并未实施猥亵。他推算整个过程只有五分钟可以作案,因此猥亵很难成立。——尽管法律并没有给猥亵制定一个法定时间。

听上去这都是难以成立的辩护,但这位辩护人是一位知名律师,擅长做无罪辩护且代理费高昂。这也成为他饱受诟病的地方,人们认为这样的律师总是为钱财而泯灭良知。

但公平一点说,律师的行为无可厚非,因为法律赋予了被告人辩护权。民间之所以群情汹涌,其根由还是在于中国素来存在的舞弊之风。法律的症结不在于收多少钱的律师,也不在于狡辩脱罪的富商。而是在于那像提线木偶般,被假以“法制”之名的中国司法本身的罪恶。

以王振华案来说,他本身也算老江湖,行走在外几十年,什么罪重什么罪轻自有掂量。——猥亵罪顶多五年,而强奸的上限是十年,且情结严重还会加码。对于他的同案犯,也本该以刑法 359 条的“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量刑,按其中“容留,介绍不满十四岁的幼女卖淫”这个严重情节,是可以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但中国法律的边界比较模糊,因此也就有了操作余地。——既然强奸的定义是生殖器接触,那么抵死不认掏出过生殖器就行了。但幼女的伤口又摆在那里,况且钱收了,房开了,人证物证串联起来恐怕很难抵赖。所以就要利用这个法制体系的后手,——从鉴定上做文章,从而切断证据链。

在这点上辩护人提出一个说法:“幼女的阴道撕裂是陈旧伤,很可能是这个 9 岁女孩之前有过性生活,与王振华无关”。

这个说法自然引发众怒,而律师如此有恃无恐的态度恐怕另有前提,就是能推翻之前的鉴定结果,因为很快就出现了这样一件事:

“北京的两家司法鉴定机构,以及七位国内权威的法医专家和 DNA 专家,对上海的门诊记录和司法鉴定意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支持上海鉴定所说的被害人新鲜伤痕、阴道撕裂伤、二级轻伤的结论。且上海的鉴定机构,违反了全国人大的规定,没有对外鉴定资格。”

——我们政府机构的特色就是自己很擅于推翻自己。之前分明是警察带女孩去验伤,鉴定机构隶属于司法部,一切都符合法定程序。且鉴定医生执业 16 年,技术上来说新伤旧伤还不至于混淆。当时的报告明确显示:新鲜伤痕,阴道撕裂二级轻伤。

但我们的司法操作中有“国有权威”这个保护伞,再加上“权威专家”的质疑,之前的结果也就可以视作漏洞百出,完全不成立。反倒很可以怀疑是鉴定机构和那个幼女居心叵测,对一个无辜企业家进行构陷了。

3 . 中国司法如何保护官僚

所以说中国的法律和他的体制设计一样,都是一门精巧的艺术。毕竟自己既是裁判又是选手,法律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件定制的玩具。

在王振华案中,以一个机构推翻另一个机构的手段只能算低端操作,毕竟手法太过生硬,也是证据确凿之下的无奈之举。我们法律最精巧的部分是体现在条文的繁复和模棱两可上,各种条款往往可以向多个方面解释。究其原因,还是法制在政治之后,所以很多罪名本就是为了让人开脱的,如猥亵儿童罪,实际就是强奸罪的替代品,还有之前恶名昭彰的”嫖宿幼女罪“,也不外乎是异曲同工。

而既然有法律是为了让人脱罪的,自然也有让人入罪的,如著名的“寻衅滋事”,及“煽动颠覆”等,无非就是打压民众的罪状,什么行为都可以囊括进去。只要让政府不满,总能够深文巧诋地让你入刑。就像知名地产商对当今圣上大不敬,就很轻易地可以拉出一串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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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的司法在操作上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除在定罪和量刑上可以任意定夺外,还能够对一些不得已被判罪的权贵采取补救措施,例如极具特色的“保外就医”,或者“立功表现”,“发明创造”等。诸般手段,无非是为了把案子连消带打,消解于无形。

如果大家记忆尚好,就应该记得屡次坐牢又屡次“立功”的孙小果。以及当年贿赂狱警伪造材料,获得改判和减刑,最终假释逃往海外的健力宝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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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一旦入狱,很可能立刻变身为学者,“写文章”,“搞发明”。再或者还可以“买案子举报”,手段不一而足,总之都是能跑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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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的司法部门无所谓程序正义,但凡经历过其中流程的人都明白,被告人在庭上的辩驳大多无用,罪名和量刑幅度其实早有定谳,庭审不过是内部协商后的对外宣告而已,以表示我们“有法可依”。中国是不存在诸如《法证先锋》《律政英雄》这类理想化的司法条件的。整个过程更像一个暗箱操作的系统,甚至某些过于敏感的案件还会私下开庭,私下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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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大骂的律师也不过是个站在前台的掮客,幼女案让王振华轻判的是法官,而不是律师。他不过是群众的宣泄口,替政府转移了焦点。如果参与过司法辩护,就会明白即便知名律师也不过是个形式意义,甚至证据是否确凿都无关痛痒,最重要的还是司法后台中的权钱博弈。

4 . 官僚的幼女情节与体制内人性

之所以法律会成为政治的玩物,其实正在于官僚是犯罪的高发群体。因为普通人并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因此就少了寻租套利的空间。所以一旦普通人触犯法律,当即是“法网无情”,“铁面无私”。而一旦权贵犯法,则立马变成司法解释的辩论比赛。

诸如“猥亵儿童”,“嫖宿幼女”一类法律,就显然是为权贵量身定做。王振华案还不是最严重的案例,此前还有更恶劣的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一群政府公务员荒诞到长期且有组织性地奸淫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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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只要搜索奸淫和猥亵幼女案件,就会发现官员和权贵是主要的涉案人群。这很大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决定了官场的主旋律就是“权”“钱”“性”,因此除开贪污腐化和权力争斗外,性淫乱就是其另一特色。

而这些成员们又必然有着多种头衔,如王振华的头衔有: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先进个人,社会主义贡献奖,慈善突出贡献人物,同时也是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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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官员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过是入门标签。但凡光环越盛,其犯下的事越大。且平时为了自证清白,口号也要喊得异常响亮,淫棍们挂在嘴上最多的话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贡献社会,敢于亮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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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源,这无非是政府几十年来致力于创造“体制圣人”的产物,把政治偶像塑造得完美无缺,比清教徒更坚贞脱俗,以至于全然不考虑是否背离人性。然而唱高调又是一项组织政策,所以大家只能不停背诵党八股,不但自己接受灌输,还要不忘灌输别人。

此外体制内阶级森严,从上至下都处于高压状态,一言一行往往事关生计安危。平时不但要对上溜须拍马,还要和同侪勾心斗角。以至于外表清苦,内心狂躁。道貌岸然的程度越深,世俗宣泄的欲望就越强。因此每每下了台面,就会在人性中最阴私扭曲的地方寻找出口。所以中国的贪官落马之前,基本都在反腐。嫖宿的官员落马之前,很多都在扫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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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以经济罪抓中国的富商是 100% 成功的。那么以男女问题抓高官也适用。正因台前“伟大光荣正确”,所以台下还是要“阴暗褊狭猥琐”,官员生活糜败人尽皆知,包养情妇已是家常便饭。为满足欲望,更是出现五花八门的嗜好。如收集女性毛发,写性爱日记,玩弄母女,开群芳宴,多 P 群 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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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何官员们格外钟爱幼女?这恐怕就是官僚文化的影响了。中国一直是官本位社会,为求仕进,自是倾轧算计不遗余力。而通常在权利斗争和人性扭曲中最易滋生方术和迷信崇拜,例如童女处女能带来升官发财的喜头。对这些传统,官员们是“宁可信其有”,因此牺牲一两个童女也就在所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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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特色司法之恶

实际上,奸淫幼女的案例远不止曝光的那些。很多时候官员落马并不是法律要制裁他们,而是政治要清算他们。王振华案发生在上海这样一个各路媒体聚焦的地方,所以引起的反响尤其大。而很多同类案件发生在土皇帝们盘踞的县城,也就更加耸人听闻。幼女性交易往往具备完整的服务链,皮条客手上的女孩基本可说是官员们的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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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官员淫乱之风和幼女供应者,那么自然也配备着打压曝光和上访的势力。在中国各个城市,屡次出现报案人被各种方式打击,威胁,和关押的事件。

如 2006 年“湖南永州少女被迫卖淫案”,其母把女儿从歹徒手中救出后,多次要求立案都不了了之,以至最后以上访的方式逼迫官方处理,而这个过程中数次有司法人员阻挠和逮捕她。

后因这位母亲对判决表示不服,警察机关竟以其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将其处以“劳动教养 1 年 6 个月”。这个劳动教养因为社会反响太大而被撤去,但被判刑的主犯又因拘押过程中有人通风报信和“假立功”而被曝光。

此外,这样的行为在全国屡见不鲜,如陕西“逼学妹卖处案”的家长们就受到警察警告和威胁,说他们给政府抹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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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的事件还有山东东平县强奸幼女案,警方以各种理由“不立案”。以及广西平南县举报猥亵女童的教师何思云,被学校打压辞退。还有报道海南校长带学生开房的记者,被迫于“各种压力”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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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案件,可以看出整个司法过程存在各种黑色手段。且卖淫组织,罪犯和公检法机构之间常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很多案件是在网络曝光之后,官方才被迫立案调查。并且每每出现这种事,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保护组织皆噤声不言,装聋作哑。——毕竟官方机构都要向组织看齐,而让组织丢丑的事,是万万不能张扬的。

6 . 一体的世界,分立的文明

侵犯幼女在许多国家都是重罪,因为她们是社会所认定最弱势,最没有自保能力的群体。中国自宋代开始也对侵犯幼女采取重刑,并被后世所承袭。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有载: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也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未成,配五百里。折伤者,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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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皆沿袭宋法,采取重刑,以示对奸淫幼女绝不姑息。或许有人说古人愚昧,凡事一刀切,动辄流放绞刑。那么抛开古代,也可以参考当今世界对奸淫幼女的态度:

美国:

多州规定与 14 岁以下儿童发生性关系按强奸罪处罚。五个州允许对性侵儿童者判处死刑。罪犯刑满释放后须佩戴电子追踪器,不得居住在幼儿园以及初高中校园半英里之内。

2005 年的“杰西卡法案”规定,对 12 岁以下儿童实施性侵犯,一律判至少 25 年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韩国:

儿童性侵犯罪最高无期徒刑,不允许假释。出狱后佩戴电子脚环,最长年限 30 年。2010 年,韩国通过了“化学阉割法案”,对性侵犯十六岁以下儿童的犯罪者实行化学阉割,以彻底断其性欲。

新加坡:

未成年人发生任何形式的性关系,不管未成年人是否同意均为非法。小于 14 岁的幼女为法定强奸,可被处最长 20 年徒刑,可被并处罚款和鞭刑。

德国:

除了与儿童发生身体私密部位接触外,某些非身体接触也被认定为儿童性侵,如裸露性器官,与儿童观览色情产品等。量刑在 10 年以上或化学阉割。

波兰:

世界第一个在国家层面实施“化学阉割”法的国家,——性侵 15 岁以下少男少女,在刑满出狱前必须接受“化学阉割”。

这里无需列举所有国家,但“性侵幼女”大都是重罪。且各国立法也会因某些特定事件逐步完善。如美国的《杰西卡法案》《梅根法案》。以及韩国的赵斗顺案(电影《素媛》原型)让刑法做出了一系列修正,还有光州仁华学校性侵残疾学生而催生的“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即“熔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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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在法律上再次显示自己的独树一帜。最荒谬的莫过“嫖宿幼女”这个发明,将不谙世事的幼童定义为卖淫女。其巧妙之处就在于:买春是道德错误,自然量刑应当从轻,从而让人得以从强奸之名下脱彀。

即便这个法律被废除,我们也还有猥亵罪或其它罪作为下一个遁术。加上司法鉴定也可被推翻,整个法律也就成了一个完善的保障机制。

而荒谬的是,中国同时还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和人权同样恶劣的印度并列其中。该公约规定:缔约国承担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剥削和性侵犯之害

其实重要的并不是以中国和外国的法律相比,也不是量刑越重越好,而是中国司法本就是为压榨弱势群体而存在的。我们或许是唯一一个在司法上系统性地保护官僚犯罪的国家。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共性就是法不容情,不知变通。而社会主义讲究以人为本,还是要让法治具有“弹性”,以免过于严苛而打击到队伍士气。

7 . 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

观察一个社会文明与否,要视其如何对待最弱势的群体,而文明的进步也正在于保护和解放他们。

如果不是王振华这样的案件引起了注意,我大概不知道从何时起,已经淡泊了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血性。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已失去这种血性,也失去了正义的信念。因为一切的不公,都在政府的威压之下,或在媒体的“大快人心”中消泯。比如你可以问问身边人,有多少还记得这些年的儿童疫苗事件。

实际上,一切只关注个案而不切中司法本身的行为都只是打擦边球。对一个以官僚为本的司法体系不要存有任何幻想,它只会让欺凌弱者的人有所依恃。

今天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因为他不能保护其中最弱势的人。并且当今中国的大部分男人如同一群狺狺吠叫之犬,只会躲在网络中发泄怨气。一伺恶徒露出凶相,他们便如惊弓之鸟散去。

很难相信中国人的血性已淡薄到如此境地。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人父母,养育子女。但如果连保护未成年人的公民觉悟都没有,在侵犯幼女这样的事上都要做出卑微的姿态,那么人们早晚会吞下这隐忍的苦果。

诚然我们处于一个司法被官僚全权掌控的社会,大家畏惧潜规则而不敢声讨施暴者。但即便如此,我仍愿意身体力行去推动变革,因为我不愿自己的后代生存在晦暗的天空之下。

我庆幸自己的血性还没有凋零,我同情被欺压者,同情与我们同处这个污浊世代的孩子和女性。但我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的男人都不应被同情,他们本该自己去争取权利,并承担这社会变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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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首圣诞歌引发的联想

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善于遗忘,因为时间流逝,也因为事过境迁,我们甚至可能忘记那些曾经印象深刻,并认为会铭记永远的东西。

就像这个 2020 年的冬天,我在一间快餐店用餐时无意间听到一首歌曲:jingle bell rock ,从而让我想到圣诞节快到了。如果不是这首歌,我可能已经忽略了这个节日,因为这几年的圣诞气氛如此浅淡,似乎与我们越发疏离。

但此刻这首歌的曲调却异常欢快,以至于我不免被其感染,并跟随唱了起来。然而歌没唱完,却发现一件尴尬的事,就是周围的人都在暗暗打量我。或许我的声音大了点,因此被关注也属正常,但可叹的是,这些眼光中没有一丝欢乐和赞许,只是充满诧异,惊疑和不安。

我十分熟悉这样的眼神。在中国,一切不循规蹈矩的人都会引来这样的目光。即便我现在身处一个洋品牌餐厅,里面年轻人居多,而且只是应景地唱了一首圣诞歌。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相似的情境,那是几年前在机场转机,我乘坐摆渡车前往航站楼。时间已近傍晚,外面下着细雨,晦暗的天色难免让人忧郁。而正当气氛沉抑之时,车尾传来一阵歌声。循声望去,是几个西方少女在那里合唱一首校园歌,她们手拉手连成一排,跟随舒缓的旋律摆动着头,如同轻风拂起的波浪。

在阴郁的天空下,这自是一番曼妙景致。她们恬淡的歌声展现出朗朗心怀,扫去了窗外的阴霾。

但我不经意扫视车内其它人时,却发现了全然不同的景象:大家异常沉默,都侧眼瞄着那几个姑娘,露出诧异,惊疑,和不安的神色。她们的歌声仿佛带有某种侵略性,以至于很多人不自觉地挪了挪身子,气氛也紧绷起来。

我能想到,在中国做任何有勇气的事,都会引来这样的目光。只要敢于表达自我,就会被视为异类。大家都过着相同的人生,走着相同的路,作着相同的表态。倘若不如此,就会像一件加工线上出格的产品,让人感觉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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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十六年前的中国圣诞

其实在十多年前,这样出格的产品是很多的。以前的人没有现在这样“中规中矩”,当前的社会状态,实际上有赖于这些年持续不断的思想治理工作。

十六年前的圣诞节,就从这个快餐厅坐落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市中心的广场,随处可见庆祝圣诞的人潮。圣诞节是当时最重要的庆典,在平安夜,数万居民会上街游玩。那时候没有所谓的道路管制,没有警戒岗哨,政府还会刻意封闭广场周围的机动车道,留下大片区域给民众们狂欢。

沿街的店铺会播放圣诞音乐,橱窗里都是圣诞树,彩球和礼盒。街道和建筑缀满彩灯,把城市照得异常绚烂。街上随处可见售卖圣诞玩具的商人,孩子们带着圣诞头饰,手拿喷筒和充气锤走上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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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会持续数公里,然后到城市的中心聚集,参与狂欢的人会用充气锤去敲打每一个自己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或者向对方喷洒泡沫雪花,而对方也很痛快地如此回应。大家在这个夜晚不停地聚集追逐,随处可见做游戏和举行表演的舞台。

这个夜里大家都是嬉戏打闹的孩子,无论职业,年龄,身份,无论是原住民,旅居者,还是路过的人,都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乐。这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最纯真的时刻,成年人也可以像儿童一样纵情欢跃。

对现在的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这样一种万人攒聚,普天同庆的气氛。正如我们也无法想象四十年前除夕夜的气氛。这是一年中最具节日氛围的两天,校园会举办平安夜晚会,会为孩子们邀请圣诞老人和派发礼物。孩子们穿着圣诞装表演节目,在圣诞树的彩灯前歌舞。

那时候手机并不算普及,学生之间会互赠圣诞贺卡,在其中写上对彼此的祝福。师长和父母们鼓励孩子以这种方式表达同窗之谊,并且自己也愿意收到孩子的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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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被驱逐的老人与鹿

我们的社会一直都束缚过重,人们欠缺放纵自我的机会,因此圣诞节自然成为大众生活的调剂。然而当任何人都认为这样的庆典将年复一年时,节日活动开始引起了官方的警觉。

首先政府发布了对占道狂欢活动的管理规定,禁止圣诞活动在公共场所举行。同时许多店铺被禁止出售圣诞节相关用品。除了洋人的超市外,小店铺的圣诞树和玩具都不允许售卖。同时不少生产厂家也接到通知不允许再生产此类产品。

为防止庆典活动死灰复燃,政府每年的管制力度层层加码。与之相关的一切都遭到压制,圣诞文化从各种渠道被清除,甚至圣诞贺卡都被禁止。官方打算从源头上掐断其影响力,把人们脑海中已成习俗的印象完全抹除。

由于我们的思想教育总要“从娃娃抓起”,因而政府的触手第一时间延伸到教育机构,各个院校开始频繁打出“抵制洋节”的口号。并以各种方式阻挠学生在校外参与圣诞节和平安夜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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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意识形态是政府最介怀之处,领导们不会忘记圣诞节本源自宗教,所以打压节日庆典本身就是清除天主教和基督教影响的一个举措。同时各大城市的教会活动受到严厉控制,内地城市的情况尤甚。政府对信徒聚会重重设阻,或以安全隐患之名,或以未备案之名,设法取缔和限制一切宗教活动。

中国的政治有个特点,就是善于隐性施政。很多事情官方并不制定明确的政策,而是发布某些指示性“意见”。因为一旦成了政策文件,国际上的非议就难免增多,而以“意见”之名让大家去咂摸其用意,就显得分外高明。

因此下属们如何领会“文件精神”,就成了考验政治觉悟的比拼。既然谁都不愿落下风,那么大家执行政策往往比的就是谁更极端。所以一时间“洋节洋教”就成了阶级敌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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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打压圣诞节的政治投机

既然官方的执政风气是喜欢在明面下作商议,那么自然会滋生一批察言观色的政治投机者。例如正值政府准备打压圣诞节之际。十位名校博士就突然联名抵制圣诞节,并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

文中说:“每值“耶诞节”来临,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充斥着各种“耶诞信息”;……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

此外文中宣称:“我们认为,这是国人的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即在对“耶教”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就随“耶教”之波,逐“耶诞”之流,无意中为“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推波助澜。”

所以这群博士们很担心我们的社会逐渐演变为“西洋文化主导”,因此呼吁国人:“慎对圣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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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往往最善于把握政治风向的就是学术界。政府每做出什么指示,总会适时地冒出一批喉舌拥护其主张。就好像圣诞节好歹也庆祝了这么多年,从不见有人批评。而正当政府生出打压之意时,立马就有人假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去指责了。

所以说做学问的人不需要思想多么有见地,但务必要将上意揣摩通透。终归说来不是他们有多反感基督教,而是嗅到了政治的红利。且既然写的是媚上文章,自然不用考虑其逻辑是否通顺。就像文中所说:“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

——其意思无非是群体活动还是需要官方指导,除此之外皆是意识文化的沉沦。——但如此说来,既然一个节日庆典都可以升格到“集体无意识”,那么当年的手拿红宝书,大跳忠字舞,又算不算“集体无意识”?

5 . 文化自信还是政治不自信?

从以上的博士文章可以看出,官方每一次对外抵制,都要把政治意图附着在“民族大义”的标签上,如此一来,打击庆典这样的活动才不容易招致反感。

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打压民众活动,还是要借助民众舆论。因此每当圣诞来临,人们彼此致以祝福时,就不乏一批义和团恰逢其时地冒出来,一面叫嚣民族自豪,一面宣扬家仇国恨。而政府也落得乖巧,对这群“网友”的意见表示“重视”,因此抵制洋节也就师出有名,是“顺应民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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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结论就是,外来文化的错误影响,使年轻人“盲目热衷”西方节日,因此我们的青年要“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侵蚀”,要自动自觉地具备“民族危机意识”。

不过说来可笑,中国几千年,只有我们这个朝代最爱强调“文化自信”。一个历史古国,经历无数风雨,唯独到了这一代就变得格局全失,如同朽木一般,需要依靠对外抵制和对内自信才能崛起。

所以听其言,观其行,发现最终欠缺的还是政治自信。正是自觉对民众欠缺凝聚力,才需要使用强制手段阻碍文化交流。正因本身得不到拥护,才不得已打着文化自信的幌子去拉拢群众。

不过矛盾的是,既提倡文化自信,好歹也要宣讲些文化出来。但媒体一番饶舌鼓噪,却跟文化毫不沾边,反反复复只让大家听懂了一句话,就是“紧密团结在以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知何时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紧密团结在领导人周围”。搞了半天,民族大义不过是一句托词,焦点最终还在外宣上。一伺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立马就撑起民族文化的大旗,反而忘了从前“破四旧”,自己就是毁灭“传统文化”最厉害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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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基督教发源于中东,佛教发源于尼泊尔,如今传遍世界,也没听说哪个国家需要以“文化自信”来防止其渗透。日本,印度,泰国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也不妨碍他们举行圣诞庆典。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也没见他们被其颠覆。

独独在中国政府治下,一切变得风声鹤唳。无论孺子还是老叟,都被视作学龄儿童,需要政府的教育监护。其实无非还是担心其接受了不同的思想,就有了怀疑的精神。所以为维护思想专政,就要堵塞住一切孔隙。

其实很多中国人压根不明白圣诞节的宗教意味,除了基督徒外大概没人会将二者做联想。好比圣诞节庆祝了十几年,我也没有信基督教。新闻联播播放了几十年,我也没有信共产主义一样。

实际上中国仍是一个传统国家,大多数人还是怀念农历春节。但只能怨政府八面玲珑,要把政治渗透进节日,把意识形态掺和进春晚,以至于破坏了习俗的淳朴,亲手砸掉了这个节日的口碑。

大概二十年前,春节晚会便开始式微,越发类似娱乐版的新闻联播,以至于看春晚的人越来越少。政治介入文化必然扼制创作的自由,所以无怪乎那些“洋节”中单纯的快乐能点燃人们的热情。

6 . 凋零的喜悦

人的天性永远是倾向自由和快乐的,任何屏障都无法阻碍其传播。所以六十年前的“ jingle bell rock ”仍可以将快乐传播到今天,传播到中国这个封闭的社会。

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的快乐氛围只持续了寥寥数年,当我再度走到当年狂欢的那个广场时,发现行人寂寂,门庭冷落,街道上只有深冬的寒意,甚至一个圣诞树和圣诞帽都看不见,连圣诞音乐都只会出现在一些“洋品牌”店里。

正像大家对每个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人会侧目而视一样,政府的思想管控可算是十分成功,人们再次回到了相顾无言,道路以目的状态。

打击圣诞中所宣称的“传统文化”究竟有没有被弘扬,大家都不知道。但能够看到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少了,敢于敞开胸怀,表达真我的勇气也凋零了。

对大众来说,圣诞节只是一个营造欢乐的机会。但显然政府认为这些欢乐中潜藏着政治隐患,因此务必要扑灭。——歌舞升平会让人忘记阶级斗争,统治者更愿人们彼此隔阂,互相猜忌,自己才能乐享其成。

所以错的不是西方或外国思想本身,也不是什么“洋节”,而是他们夺走了群众的注意力,使人们有了互通有无的平台,让政府生出危机感。所以就算不是圣诞节,即便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只要有可能促成人们狂欢和交流,也会被假以“文化糟粕,封建流毒”等名目而革除的。

相比十多年前,现在的移动互联网让信息传递更便捷,人们理应得到更多交流机会。但现在的信息审查远比以往严酷,我不确定这样的状态下有多少自由的空气,但能肯定的是,现在的年轻人绝不会像 16 年前的我们一样,体会到那无拘无束的笑容和喜悦。这已成为我记忆中最真挚,最纯真的喜悦。

尽管如此,我仍祝大家圣诞快乐,幸福安康。因为礼物和祝福本就应当属于这世界的每一个人。乌云不能永远蔽日,只要人的天性没有被抹灭,中国就仍有可能重拾十六年前那盛世光景,能再次与这世界共享一切的节日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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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援外交的起源:固步自封的旧中国

中国的文化多年来一直建立在儒家体系上,这个体系被视为一套治国驭民的方术,因此在文化上多少是过于内敛和拘谨的。所以说这个系统更适合一个偏安一隅的国家。然而当今世界却又是一个互动频繁的世界,因此在对外领域上中国就显得尤其被动。

政府一直以来的理想上是关上门独立发展,辅以一套孝悌忠信,三纲五常的法度进行自循环。但不幸远洋国家发明了航海术,此后就总有好事的人找上门,而且倘若你不开门,就用武器砸开。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儒学,因此很难放下自己的纲常,所以在对外交流上大都只接纳技术,不接纳思想。典型的莫过于前清“洋务运动”,朝廷一面学习科技,一面巩固统治,将技术和思想分而治之,盘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至于最后搞了个半吊子的改良,最终还是落得挨打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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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传统生态,它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外洋都是夷狄之邦,非我华夏正统。朝廷对外邦的态度也素来是以邻为壑,以利相交。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朝政府都竭力阻止洋学流入中土。名义上是怕子民沾染异域思想,实际上还是担心这群子民见多识广。所以政府将西方一切都视为洪水猛兽,为此还要搬弄些陈词滥调,前有“蛮夷之邦乱我华夏”,今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非封闭民智,以卫王笏而已。

而但凡有“不安分”的子民涉洋,看到的却是外国人一派和气,热情好客,也就不免纳闷,且对自己的朝廷产生了质疑。所以政府也就异常紧张,愈发妖魔化其他国家和意识形态。

但自从国门被打开,中国就再也做不了世界孤岛。但政府又要在思想上锁国,所以仍旧是与世界文化脱节。既然沟通不畅,又想在群体中混得开,就只能拿出全世界都容易理解的手段:钞票。

钞票撒出去,那么再没有价值共识的人也要给几分薄面。中国历来看重面子,尤其是洋人给的面子更觉弥足珍贵。因此花钱买伙伴也就成了中国独到的特色。

2. 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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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国后,正是毛泽东开启了对外援助的先河,而其援助的手笔之大,世所罕见,因为那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慷概大国的名号也是就此打响的。

根据中国的外交档案所述: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76 年以前,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至 1985 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 411.81 亿元。其中,在对外援助中给予“同志加兄弟”国家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

蒙古:

蒙古向中国提出劳动力支援,要求的工人数量达 12250 之巨,以助其建学校、医院、工厂等基础设施,另根据中蒙经济和技术协定,中国从 1956 年至 1959 年无偿援助蒙古 1.6 亿卢布。

越南:

从越南其抗击法国殖民军开始,中国便向其援助粮食。并在整个 60 年代对其进行包括基础建设,外汇,物资,军需等不附带条件的,大部分无偿的援助。

朝鲜:

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 年的文章: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毛泽东当政时期,中国的外援除了周边几个“兄弟国家”之外,还遍及非洲各国,以及印度支那国家,包括缅甸,老挝,印度等。

中国的援助有个特征,就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因此各国很容易会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阜民丰,又正值加持着社会主义光环。因此大家提出条件也就毫不谦让。

这期间最大的壮举,莫过于中国在饿殍遍地的三年大饥荒中,还保持着庞大的对外援助甚至是粮食援助。而各个受援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却并非是救其所急。

——首先在 1959 年到 1960 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减产的情况下,中国援助几内亚 10000 吨大米,援助刚果 5000 吨至 10000 吨小麦和大米。

其中最特别还是对阿尔巴尼亚,—— 62 年中国因粮食紧缺向加拿大进口小麦,载着小麦的轮船正由大西洋驶往中国途中,正逢阿尔巴尼亚要求粮食援助,中国便立即改变航向驶向了阿国港口。——此举被称为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

因为长期接受中国赠与,阿尔巴尼亚的物资超过了自身所需,导致“浪费现象,不胜枚举。”——“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建了 1 万多个。”

同样荒唐的事件也见于对越南的援助,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援越清单上除基础生活品外,竟包含葡萄干、酒及香烟这一类奢侈品。这完全脱离了援助乃是救急的宗旨。甚至在 70 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军粮袋上印的还是"中粮"。

不过最阔绰的援助举动,还是动用外汇以及使用举债的方式做支援,例如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就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为其订购。

此外为支援朝鲜战争,中国向苏联举债 56.76 亿卢布(加利息 5 亿卢布)。并于此后对朝鲜的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赠送朝鲜 8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

(数据自《对外援助六十年》)

总的来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带有膨胀,虚妄,乃至于荒诞的色彩。中国初建社会主义,免不了浓烈的乌托邦氛围,认为不但要光耀自己,还要解放他国,这才算得世界大同。同时正值“东风压倒西风”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竞赛,要体现我方的优越性,就不能在硬实力的比拼中落下风。

其次又正逢苏联走了“修正主义”,因此恐怕在社会主义中也要体现“南风压倒北风”,证明中国比那走岔了道的前辈更具社会主义的嫡系正统。所以很多在西方和苏联那里得不到援助的国家都来求援中国,而这个新一代的“老大哥”也几乎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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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小平怎么看待第三世界

实际上,金援对于取得国际支持是有帮助的,尤其在国际公投上。然而充大头式的援助毕竟难以为继,政府内部也看出外交政策应该改变。——时值尼克松主政美国,开始与东方暗通款曲,这位总统于 72 年正式访华,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在 73 年开始放缓。

领导人的权利嬗递让外交政策做出了根本改变,这在于继任者邓小平认识到援助要量力而行,这一点当年王稼祥对毛泽东提过,但未获采纳。邓小平认为中国应该依赖多边外交而不是拉阵线搞对抗,因此他淡化了意识形态冲突,并重新整合外交关系。

如果说毛泽东的治国态度是反复无常且过分理想化的。那么邓小平就是一以贯之且理性的。至少在他统治的时期,所有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不应站在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上。

邓小平在 1978 年曾有一番表态:“如果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同时在 1982 年他再次声明:“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而他在 1984 年又再次重申了这个态度:“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政治手腕上,毛泽东通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因此赌注都是押得过大的。而邓小平的政治目标则在于政权的长期存续。他善于总结经验,不但对毛泽东造成的毁灭性动荡收拾残局,还在其后观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他发现在一个阵营中当出头鸟的代价很大,正如社会主义苏联和那些东欧小国的决裂,以及这个大国怎么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这一切都为他制定政策提供了帮助。

所以他对第三世界持保留态度,因为打交道的实利不多,而亏损却无止境。他明白重要的不是援助,而是合作,中国不能成为彻头彻尾的散财童子。因此他强调的是“南南合作”。 1979 初中美建交,同年中国援外金额比率锐降,这也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时期的诸多荒唐政策的一个纠错。

更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具备外交上的斡旋能力,懂得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和国际参与。他修正了中国病态的意识倾向,而此举也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认同。中国很难得的,至少在利益考量上抱有了对世界的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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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代“向东看”金援外交

邓小平是罕见的不依赖于金援外交的领导人。并且二三十年来基本上无人反对他的路线。这并不是仅仅是因为统治者权威,更深层原因是他的政策对他所代表的政党是有益的。

但中国有个很大的特点是,政党内部一直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因此大多数领导人都会对自己的地位忧心忡忡。

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权力高层对自己的处境担忧再度提升,且由于权力的稳固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外部环境。因此每一代领导人都拼命寻求中国与国际世界的平衡。但后继的领导人们在国内外的掌控力都远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大都会回到第三世界去寻找缓冲。

“AidData”网站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中国共计外援 362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45 万亿。140个国家地区接受经济援助和贷款服务。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开始超过美国,2009 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援助内容包括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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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欠发达经济体援助和债务减免,不过是国际上的常规操作。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如此,正如他们常年对中国进行援助。不过这些行为会基于一套评估机制,会考虑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并不理解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做法。

例如津巴布韦因为长期拖欠 IMF 、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款项,大家都停止对其发放贷款。此后总统穆加贝便开始了“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在与中国打交道之后,津巴布韦也的确成了中国的“全天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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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非洲,亚洲,乃至发达国家,大都在“向东看”,终究是因为东方好面子,好说话,因此钱也更好拿。中国的援助遍及全世界,四年时间中对俄罗斯援助 4000 亿美元,委内瑞拉 650 亿美元,印尼 500 亿美元,拉丁美洲 1180 亿美元,巴西 100 亿美元,厄瓜多尔 120 亿美元,非洲 600 亿美元,安哥拉 74 亿美元,中东国家 550 亿美元。

且从 2000 年开始的 15 年间,中国还向 51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 1666 个官方援助项目,其中 1110 个被定义为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参看这些数据便可以看出,不止津巴布韦,中国的很多贷款都提供给了诸如肯尼亚,赞比亚,委内瑞拉这一类主权评级低劣的国家。除此外还有很多援助资金游离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而无从考察,例如对朝鲜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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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际机构难于理解中国的风控机制,根本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政府慷慨的本意是花钱买平安,同时是购买国际上的赞成票。如果观察那些国际会议中的支持者,就会发现原来大都是有“经济支援”的国家。

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国际声援”,按照自己薄弱的外交能力,在很多场合就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劣势。所以很多冠以“贷款”,“投资”的项目最终会被“免除”,大家早已了然于胸。给付钱找个名目,很多时候是给自己留颜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让渡,到期后不是债务展期就是免除,如果不这么做,很多国家索性就赖账了,反而更觉难堪。因此中国也就顺势而为,来个账目减记,大家都有台阶下,道义上还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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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民间看出自己在国际上的窘境。因此还得依赖媒体去玩弄辞藻,将政府的一切举动都粉饰为“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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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援助持续下去,各个国家难免形成惯性,彼此也就很容易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拿中国的钱天经地义,就跟当年阿尔巴尼亚说过的一样。因此外援的本质就改变了,大家觉得既然你要当金主,那么给钱就是义务,所以对外援助也就逐渐变成了保护费的代名词。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上却是一个规矩的小弟,这缘于政府这些年在国际上给自己的定调。既然社会有社会的规则,国际也有国际的规则,那么小弟就应该交保护费,如果一段时间欠缴,或者说对外哭穷,那么免不了一顿敲打,挨几个耳光。因此只要对外援助一停,领土争端就来了,贸易争端就来了,好朋友冷落了,恶语相向的人多了,赞成票没有了,平时热络的圈子也没有自己一席之地了。——大家的意思很明白:既然当了凯子,就要懂得规矩,就是告诉你别不识抬举。

金援外交的特点乃在于持续对外供血,一旦输血管道断了,仰赖你照顾的“老朋友”们可就心中不平衡,认为你背信弃义,或是修正主义,或是敌对国家了。到那时搞不好还要联合起来反对你。很多人应该还记得早年那些盟友们翻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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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十年一轮回,中国既然重启了金援外交,那么自然也有满足不了对方预期的情况,所以“翻脸潮”也就随之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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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只是更大的社区

实际上,国际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社区,展现的无非是每个人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

国际和人际是一回事,自重者人恒敬之。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哪怕彼此的立场不同,长久交往的基础还在于共同的价值观。就像世界各国几千年来也战争不断,但大家打完之后还是能坐下来交流。

但中国从不试图融入世界。这就像人们你来我往,打交道或做生意,公务之外也免不了还有把酒言欢的时候。唯独中国像一个促狭的个体,办完公事便自我隔离,一点性情都不愿暴露,乃至于大家愈发觉得这个人阴私诡谲。

中国政府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和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价值观都不同,包括俄国和朝鲜。或者说根本不重视价值观,而只讲兵法和博弈,因此很多时候让人感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官员们神经异常敏感,总担心他国意图颠覆自己。因此不停宣传“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就算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在公益,人文,科学等领域总还可以抱着豁达的态度,好比中国与世界这些年的交往中,洛克菲勒基金捐资了协和医院,司徒雷登成立了燕京大学,日本援助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和默沙东公司转让乙肝疫苗等等,也没见捎带什么意识形态。

并且微妙的是,作为援助大国,中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助国家,仅从 1979 年到 2003 年,中国接受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 1072 亿美元。世界银行 30 年间对中国提供低息贷款 500 多亿,而援助国大多是美国,澳洲,欧盟,日本等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帝国。

而中国反手就可以将这些钱支援俄国,朝鲜,亚非拉,培养反西方阵线。正如慈禧以洋人的技术“师夷治夷”,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精湛了。

一个人或者一个政体本身的对外开放代表了他自身的底气和格局。层次越低的外交,越需要鼓动民族主义和花钱买朋友。观测中国的外交史,凡是对外援助多的时候,就越是外交困顿之时。所以判断政府的外交能力,只需要看他对外付款的积极性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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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历史上有挨打的渊源,往往抗争的都是民众,赔款的都是政府,从大清到近代莫不如是,政府最担心的永远是外部稳定。换句话说,内部还可以镇压,但外来势力就没那么好打点,因此每每是破财消灾。

但究其根本,还是欠缺价值观纽带。好比同样是援助国的德国日本,你就很少听到他们援助了谁却反目成仇的。

这正像一个群体中总有个成员浑身带刺,恶意揣测,因此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那些一直在这里拿钱的“好朋友”,也永远不会将其平等对待。所以每每出现危机无人会站在中国一边,大家都是离心离德的骑墙派,自然家财耗尽就作鸟兽散。

6. 大国外交,一览无遗

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国家在整体上更带有领袖的个人色彩,例如毛泽东是讲斗争的,自然在外交上是冲突不断。而邓小平是进退有度的人,所以能和不同阵营达成谅解。

中国各代领导人中,最讲“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实际是对外最不容易示弱的一个。他在保持立场之余却又具备一定的谦逊,因此让中国经历了一段“外交强盛期”。

不过在他之后,外交状况进入了一个下行阶段,尤其今年疫情的爆发更让中国在外交上严重失利。然而我们的媒体是一帮“谁当主子谁正确”的货色,所以为当前的处境辩解道:中国不再需要韬光养晦,中国不怕围堵,中国不怕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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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非是一派谵言妄语,正如一个人富于人格魅力,自然可以节约花费。如果不是在外面吃不开,脸面无光,谁会闭门抱怨。全世界都看你不顺眼,难道不是反躬自省,反倒关上门在家顾影自怜?今日的中国脱离国际贸易自给自足无异痴人说梦。任何说辞不过是掩饰外交能力薄弱的困境。这就是中国的文宣,——即便主子暴露再多的丑态,下面一干人等还是要找出概念上的美来。一国政府能自欺欺人到如此境界,也是天下奇观。

欠缺外交能力就会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性,既然政府在价值观上难以与世界趋同,因此还是只能回到斗争老路,要重新“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对“朋友盟国”一味补贴讨好。而且最稀奇的是,付了钱,还能把地缘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也是世所罕见。

说白了,中国现在仍不过是延续着清朝的政治传统,就是“贫内以纾外”,对外援助是刚性支出,因此只能加大对民间的盘剥力度。此外鼓唇弄舌的媒体也自有一套说辞去辩解“我大清自有国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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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环球时报”这种佞臣观点也是足够奇诡,——反对饿肚子搞外交就是小农经济思维?那么显然全世界都还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因为我们委实没见哪个国家饿着百姓肚子搞援助,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没见过。

不过目前看来,中国的政策很难调头。在民众极度卑顺的皇权政治下,一个领袖很容易把民族带向主观色彩的道路。其次是再次挑起了大旗,要结盟第三世界,就表示自己要当头了。

当然一方面还因为有人认为自己要超越前任,超越邓小平。既要超越,就要有所创见,正如邓小平当年否认上一代领袖的政策。不过做出改变,最终还在于手段行之有效,而反观现在的对外政策未必有多少明智之举,不过是还原了自己作为国际凯子的形象。

可以想见今后的援助请求和违约会越益频繁,形成外交上的恶性循环,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中国的困境。

然而目前最大的困境还是,除了非洲,中国还有贵州,凉山州和其他州,——经济的疲软已很难维系当前的援助规模。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是经济先拖垮外援,还是撒钱先拖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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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为什么不停被周边国家围堵

中国一直宣称自己是个礼仪之邦,同时也宣称自己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我们也素来脾气好,能吃亏,重视“外国友人”,有钱一起赚,韭菜一起割。按理说,这样的性格断无人缘不好的情况。但很蹊跷的是,中国却在这个世界上树敌颇多。

毕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好歹提了几十年,缘何还会四处交恶。其实归根结底在于价值观不同,打交道的方式不对口。——中国虽然不与人冲突,但总爱在嘴上占便宜,为提升民族情绪,平时没事就打击帝国主义,辱骂周边国家。所以这无形中就成了内心卑怯的映射,若要看哪个国家容易受欺负,直接搜索“名字+侮辱”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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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血性的人不会没事在嘴上讨便宜,有气节的国家就没人敢侮辱,好比在其他地方就很少听到什么“辱美”“辱俄”“辱德”的说法。唯独中国政府如同一个深闺怨妇,平时在国际上老吃亏,一面不敢实质性反击,只能独自腹诽,同时炒作辱华新闻来激起红小兵们的义愤。

正是平时行径如此,才被大家看透其好拿捏。所以周围的野心家没事就来点点火,制造紧张气氛。一旦中国举止失当,立刻就会有国家发难。即便是平时在中国长期受惠的国家,也要闲来无事敲打一下,最终的结果无非是讹诈一些经济或领土上的好处。

从地缘上来说自然是因为周边国家没一个省油的灯,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看得出中国内部矛盾严酷,对百姓盘剥甚重以致官民对立。平时对草民们趾高气扬,视若猪狗,一旦发生危机,就在全国上下吁求拥护。而人心都不笨,久而久之大家都明白不过是威逼利诱,因此团结的表面下各怀鬼胎,所以政府不安感甚重,平时维稳已是草木皆兵,如果防内患的同时还要搞外御,就有些腹背受敌,捉襟见肘。

2. 2017 中印冲突

中国在国际上是后起之秀,对外部环境一直是苦心经营,如履薄冰。不过近些年诉求变了,宣传风向也朝民族主义一边靠拢。实际上中国的规则一直是:口号响亮,必是风平浪静。因为想到是和平年代,打仗的概率不大,所以平时叫嚣战争也就是无风险套利。因此“寸土必争”,“虽远必诛”才出现得那么频繁。

不过说到头来,外国人不懂中文,口号主要是喊给国内听。因此也就格外容易见光死,例如印度就不理解战狼的概念,所以在 2017 年因为边境设施建设上的冲突,直接进犯并驻扎在了西藏洞朗。

既然过了国界,那么冲突的性质就不同了。激进媒体捍卫领土的能力我们不清楚,但舞文弄墨的能力绝对首屈一指。例如把印度进犯的行为改为了“越界”,虽然一词之差,但看上去就没有那么丢面子,毕竟越界听着更像对方脚底打滑造成的无心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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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己能下台阶,对方未必肯下。印度大张旗鼓在呆在中国境内,这就难倒了媒体,“越界”时间越久,也就越发不好意思再称为越界。就这么几十天,官方才无奈地承认是侵犯。既是侵犯,口号自然应该兑现,毕竟印度军队还硬生生驻扎在那儿。

按照惯例,政治上棘手,还得委赖于舆论,毕竟打嘴仗没输过人。任何时候群情沸腾,都是评论员们在前线鼓唇弄舌。于是印度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各种鞭挞,每一天看到关于印度的报道,都感到他们已经岌岌可危,溃不成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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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印度军队显然不怎么关心中国的网络舆论,所以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已如此凄惨,他们仍旧气定神闲地呆在中国国土,而中方也没有给他们太多回旋余地,以至于已经表态 67 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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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间越久,尴尬气氛越浓,毕竟媒体中胜利这么多次,对方却不为所动。——我们的媒体仗没打过,却好在兵法研究得多,面子上挂不住时,就要搬出“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后发制人”等中国“古老智慧”来了。

战狼们再也不提“虽远必诛”,而是一夜间成了兵法家,统一口径为“和平不易”了。甚至还能论证出“虽然印度入侵了我们领土,但实际上是自取其辱,进退两难”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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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自古以来唯一不能被战胜的人就是阿 Q ,任你百般凌辱,哪怕耳光扇到脸上,他都能宣称自己是赢家。——就好像网友说入侵者“思虑欠周”,所以自己“骑虎难下”起来。估计历史几千年,任谁都没见过这等逻辑,甚至印度也要感叹这些评论员们思路清奇。

3. 2020 中印冲突

17 年的矛盾,最后基于“大家都不知道”的条件,双方达成了和解,印军撤回了边境线。此事暂告段落,而此时网军们也就再度开始吹捧祖国的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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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很难理解,异国军队在自己国土上进驻两月之久这样丢脸的事,怎么还能吹捧成胜利?但网军们素来是不重逻辑只重口号的,因此只需将“中国再次胜利”的模板照搬就行了。

不过俗言道:志得意满终要仆跌。——2020 年大瘟疫蔓延期间,中印再度爆发了边界摩擦。不同的是这次双方都出现了人员伤亡,这是 1962 年以来中印最严重的冲突。

其实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会经历战争和牺牲,死了同胞也自然会民意愤慨。不过在中印两国对待牺牲者的态度上,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

首先印度的民族气氛空前高涨,立刻在经济上抵制中国,打砸中国产品并下架来自中国的程序应用。同时官方公布了死伤数字,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推特上悼念阵亡的士兵并对他们的家属表达慰问。同时,印度总理莫迪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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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阵亡的士兵被安排了隆重的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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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印度对中国的敌意高涨之时,中国却出现蹊跷的一幕:官方竟不公布士兵的死伤数字和人员情况,且开始极力淡化这次冲突,就算网络中有悼念士兵的行为,也被删除和噤声。

举凡读过历史,看过国际新闻,就很难理解一个国家对自己阵亡士兵的信息不予公布并讳莫如深的举动。仿佛这并不是自己的军人,而像在境外死去的那些中国人一样被雪藏。因此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为平息民情,我们的媒体专员又第一时间站出来辩解,并传达高层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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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蹊跷的是,就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亚投行批准给了印度 7.5 亿美金贷款。这笔款项被用以帮助印度抵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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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两国冲突还未解决,却先有人付款,按照流程来说,就难免让人遐想。尽管这是一笔贷款,但联系到之前媒体还在叫嚣寸土不让,以牙还牙,这样的举动就让人产生心里落差。

不过随时待命的网军们再次展开攻势,反正是那一套“我们不可能吃亏”的论调。——即便看上去再失算的买卖,终究都有深不可测的智慧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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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领导们是在下一盘大棋,就算盘面上已全盘皆输了,但评论员们都还可以声称是棋盘不够大,并不在于领导们棋艺不精。

有人说这是早就拟定好的款项,跟两国冲突无关。不过还是头一次听说两国交战,还要批放贷款的说法。既然是贷款,那么印度的质押是什么,是对中国的敌意?印度是敌对国,且主权评级一降再降,难道亚投行的信贷全无风控机制?

印度拿到钱,是否用于抗疫不得而知,不过转过来就向俄罗斯购买了战机。对抗声浪也日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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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网友”们各种狡辩,这样的事也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反观中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一种默契:只要与中国发生冲突,最后都有钱可拿。例如前几年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冲突,就有如出一辙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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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敢轻易亮剑的民族主义

在很多事情上,低调处理一直都符合政府规范,这乃是国情所在:基于官老爷们平时吃喝嫖赌,向外送钱,从来不体察民情。正因如此,上下毫无忠心,只能不时地威逼利诱,再拿民族主义来绑架万民。

既要靠民族主义做养料,所以没事就要打鸡血,拿全世界做标靶。周边邻国越南,印度,菲律宾,韩国,日本等,没事就拿来批斗辱骂一番。长此以往,民情高涨,也真把吹嘘当成了力量,大家无事就网上谩骂,扬我国威。语言暴力虽伤不了人,但让人心中记恨。久之周边国家愈发交恶,因此最终落得个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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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在危机时通常是凝聚国家的纽带,但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毕竟体制上下全都首鼠两端,谁也说不准每天唱的大戏不过是互相表演。其实官老爷自己也摸不准那些叫嚣的爱国愣头青中有多少是两面派,一旦出了问题就会拆自己的台。

毕竟宝剑开锋两头利,一旦出现危机,就要慎防武器失控伤到自己。民族主义主张斗争,而政府又苦心孤诣要发闷声财。民族情绪一旦过了头政府就会被动,就容易被看出虚伪和懦弱。加之平时已是民怨四起,到时那群表演多过实质的民族主义难保不会倒戈向内,这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武装力量主要对内镇压。毕竟攘外必先安内,但安内越久,也就越发不敢攘外。从历史上看,每每中国一出事,通常就是四处点火,祸不单行。就像当年英法攻击满清,沙俄立马就霸占海参崴。也正像这两年中国与美国交恶经济下滑,与周边国家就频繁出现领土争端。

国际局势的安定通常建立于彼此掣肘,因此大多冲突都诉诸外交。不过地球资源就那么多,靠得太近不免彼此觊觎,尤其一些爱用利益换安泰的国家最易被人盯上。是以一旦出现漏洞,某些平衡被打破,平时的好友也会立马变脸。

所以但凡中国遇到外部争端,都是神经紧绷,如临大敌,就怕周围国家趁机发难,而且定然不会只有一个国家发难。一个处理失当就可能牵一发动全身。正如最近这次中印争斗,周围国家不是向印度出售武器就是发话声援。自然让政府眼急心跳,生怕形成合力,让自己四面受敌。

5. 被遗忘的军人

这两次的冲突不仅让人看到了外部局势的危机,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中国内部的隐患。——首先人们很容易注意到政府对待军人的态度。

看一个人重不重感情,就要看他念不念旧。观察一个国家和政府亦是如此。如果用人之时好话说尽,搬出民族大义,用了过后就弃若敝屣,那么最终会让所有人心凉。

我们的政府拼命避免冲突,终究还是因为对自己人没把握。毕竟平时自私成性,又撒谎太多。像“政府来养老”,“先富带动后富”等口号一批批落空,历史上白条打了无数,兑现的承诺不多,过河拆桥的事却干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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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骗人一两次可以,次数多了大家就长了记性。观察政府对曾为自己卖命者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人情冷暖。典型的就是看政府对待老兵的态度。

军人和草民一样,用得着的时候是民族力量,用不着的时候是国家负担。中国每年都会向社会输送大批退伍军人,然而国家福利和保障机制不健全,且毫无公平可言,所以许多老兵得不到合理公正的待遇。

对老兵境遇最真实的反映就是崔永元的纪录片《我的抗战》。这部片子曾历时八年搜集素材,采访了几百位当年抗战的老兵,这些老兵很多已去世,剩下的也都是耄耋之年。而最让人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晚景凄凉,缺乏照拂。

这个社会的现状就是,我们总是会漠视那些已经不能付出的人。退伍军人是付出了青春去维护这个国家的人,但却有那么多军人晚年落得衣食堪忧,不得不走上上访之路,甚至还会成为政府维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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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退伍军人上访已是一个奇景,当然这些人中不乏有浑水摸鱼和诉求过分的群体。不过很多军人是因为对他们的政策承诺根本不执行,以至于处境艰难。其中最大的讽刺就在于用新兵去维稳老兵,而此时,这些年轻的维稳员是否也会揣摩自己年迈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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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名的牺牲

这里以两则士兵生活的记录作为文章最后的提挈:

1:在一个地处北方的部队里,士兵们的伙食条件很恶劣,他们常年吃土豆,白菜,而肉类和营养品较少。因为要经历严酷的训练,并且要抵御严寒,所以他们身体长期处于营养缺乏和精神不振的状况中。

按照政策,给士兵的食物配给中有一定量的牛奶和鸡蛋,军队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不过到了士兵这里,就变成了一大袋廉价奶粉,用一个棍子在大桶中搅拌,然后一人乘一碗来喝。

每隔一段时间,领导都会安慰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军队里条件不好,不过我们一定会向上级反映,为大家争取更好的饮食条件。然而士兵们知道,这些更好的饮食条件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谈不上争取的。

2:同样地在北方服役的一个退役军人说,他们当年为了训练隐蔽作战,被要求持枪在冰面匍匐不动,这个动作会持续数小时,无论再难受也不能动弹,直到听到终止伏击的指令。

士兵的腿被冻伤了,在退役后的每逢刮风下雨都会疼痛。与他同样参加训练那些军人,都不同程度地冻伤,在与冰面接触的手臂和大腿上,留下了常年的病根。

当被问及为什么在极端条件下军人的防护装备那么简陋时,他们说领导告诉他们经费有限。不过一直在为他们争取更好的条件。

以上所述的两个案例并不是陈年旧事,而是改革开放后近代军营中的事件。

在苦寒之地和边境线上,军营条件艰苦。但更重要的是部队的配给被贪污侵占而导致严重缩水,军队腐败已是尽人皆知的问题。

我们有个奇特的口号就是人定胜天,很多时候为了达到训练指标让士兵以血肉之躯去对抗自然,人命有时候甚至没有物资值钱。

例如近年的几场火灾,领导们就总爱用人海战术去对抗。—— 2010 年四川甘孜草原火灾 22 名扑火人员罹难,15 年的天津港火灾逾百名扑救人员伤亡,今年的西昌大火 19 名消防士兵殉难,以及去年木里火灾造成 31 名救火人员死亡,最小的扑火员 18 岁。

中国素来有上级领导指挥专业人员的传统,所以新闻报道都是政府迅速反应,领导下达指示。但人海战术早已遭到质疑,因为消防人员本应有更全面的专业设备和应急机制,很多伤亡本可避免,但凡出现这些质疑,就会在网络中被迅速删除。最终火灭了,人死了,再来一个感动中国,政府英明决策,丧事办成了喜事。就像 90 年代的抗洪救灾,也是采用了人海战术,让士兵们跳进洪水组建人墙,导致许多士兵死亡。

而我们又在集体主义的光环之下,个人牺牲最终都会成为部门的表彰素材。就像川藏线上汽车兵行驶峭壁,竟被当作了振奋人心的宣传语。而从来不提及基础建设不足,从而让汽车兵们死在无畏的冒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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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用人命赚口碑,铺天盖地地宣扬荣誉感,却从来没有提到士兵的待遇,从来没提及士兵们吃土豆喝稀粥所被克扣下来的钱去了哪里。是去了贪官们一桌数百万的宴席上?还是到了领导们的高干病房和特供上?是去了远在国外的官员情妇们的闺房?还是去了那些已加入外国籍的官员子女的吃穿用度上?

媒体是整个官僚系统的吹鼓手,因此也从不会重视普通人的生命。就像环球时报没事时总是叫嚣勿忘国耻,一旦出事有人牺牲,就说要照顾情绪,免得引起激愤。那么没有民族的激愤又何来感受国耻。牺牲了士兵连名号都不敢公布,如此才叫国耻。

任何人都不会希望战争,但平时鼓动战争言论的正是环球时报和他们带领的红小兵战狼们。他们在网络上喊打喊杀,带动着民族主义的风向,同时赢得了领导的欢心。是他们叫嚣着我们可以牺牲几亿人去与美国战斗,去与印度战斗,去与全世界战斗。

他们吃着牺牲士兵的人血馒头,但从不会面对真正的危险。和安坐高堂的官老爷们一样,把那些来自于每一个平凡家庭的士兵视作炮灰和垫脚石。

中国不比几十年前,不会出现领导子女上前线这样的事迹。官老爷们倍加呵护地把自己的后代保护起来。条件好的家庭会让子女在城市当兵,而严酷之地通常都是那些农村或者普通家庭的孩子。

这些年轻人是整个家庭的指望,等着尽完职责回去与家人团聚。但在这次的冲突中,他们某些人的生命就长眠在了高原的雪山。而那些呆在温室,指点江山的领导们,甚至要求低调处理,不愿公布他们的名字,不愿给他们应有的荣誉。

何以保卫国土,竟连被公布的资格都没有,就因为环球时报的主编说避免引发仇恨。——既然把士兵称为子弟兵,那么这样的仇恨就是不应回避的,应该让人知道这些士兵是谁,为了什么而捐躯。

任何阵亡的士兵都应得到敬重,因为他们付出的乃是最宝贵的东西,而不是羞答答地要求“不声张”。全世界都敢于纪念牺牲的士兵,唯独我们要“考虑情绪”,“低调处理”?如果这样的情况都还要不声张,避免仇恨,那么我认为这个国家仅存的热血也会冷却,仅存的尊严也会丧失。尽管这些尊严已经被官老爷和网评员们丢的所剩无几了。

而当这些士兵的牺牲换来和平后,就再次保卫了的领导们的官运亨通和岁月静好。那些网评员们也可以再次叫嚣祖国强大并向上邀功。——其实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祖国并没有强大,相反我看到的是懦弱和胆怯。真正强大的是那些敢于面对敌人的普通士兵,是他们保证了你们这些如虫豸般苟且偷生的人的性命,保证了你们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混吃等死并继续出卖尊严。

9

薄熙来和中国农民领袖

中国自古是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法则是官为豺狼,民为羔羊;官员总是像狼一样目露凶光,四面打量;所以群羊也就俯首帖耳,过得谨小慎微。大家都认为这是封建祖制,顺理成章,而社会也就此维持着一种平衡。

但久而久之,羊群也会心有不甘,生出一些具有抗逆心和号召力的人物;这种人通常是农民领袖,比如李自成和毛泽东。而狼群中也偶尔会出现异数,对羊产生共情,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但凡民意代表,大抵都属于这两类人。不过中国近代却出现了一个一反常态的官员——薄熙来,他似乎介于这两者之间。从作风上看,他是一个亲民的领袖,处处代表人民;但同时,他的权力意识又很浓厚,显得狼性十足。

人们很难断定薄熙来究竟是一个改革者还是个野心家;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能力杰出,魅力非凡,对广大民众颇具吸引力。他不是最高领袖,甚至不是政治局常委,却开创了自毛泽东以来的先例,获得了群众的自发拥戴。而且他作为典型的红二代,在墨守成规的中国政坛浸淫几十年,却并不显得陈腐。当官僚们都不苟言笑,以刁钻刻板来展示权威时,薄熙来却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大胆地自我表现;他似乎是一个对政治乐在其中的人,而不是像大部分官员那样将其视作煎熬和苦旅。

这正是薄熙来的特别之处,他一反领导人矜持的常态,也没有达官贵人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他总是身体力行,积极作为,也愿意和民众交流。这让群众对他由衷喜爱,仿佛再次看到了大救星的形象,认为他会带领民族走向辉煌。薄熙来也是体制内罕见的没有成为最高领袖,却能施展出超凡影响力的政治家。而且在国际上,他一度是最受欢迎的共产党官员;外界认为他会毫无阻碍地进入常委,还有人认为他会成为总理,甚至是国家主席。

然而在 2013 年,薄熙来的政治事业被一系列突发事件所摧毁;这年 8 月,他的心腹下属王立军投敌并将其举报,薄熙来被免去职务,同时押解于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讯。最后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

此结果让民议沸腾,法院外屡屡有人群聚集,为他拉横幅鸣冤;民间出现了声援薄熙来的集会,试图影响政府的决议。很多人表态说,薄熙来贪污多少他们就愿意补偿多少,因为他至少在当政期间做了实事。此外许多意见人士,甚至体制内喉舌,也在不同场合呐喊鼓动,要求中央释放薄熙来,让他重回工作岗位。这些支持者怀着十足的热情,相信薄熙来一定能逢凶化吉,并最终回归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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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十分特异的现象,因为中国政治风向反复无常,人们早已养成了耳聪目明的特点。当一个人倒台后都是墙倒众人推,人人都会划清界限。而官员的案子被人民法院定谳,基本已判定其政治生涯终结。但这种情况下仍有如此多的人不顾以身犯险,对一个失势者表示拥护。

薄熙来的魅力可见一斑,没有切身体会过他执政的人可能感到匪夷所思;——官民不对立已是罕有之事,更不用说主动为他站台。而且从他淡出政坛到现在,朝野内外都持续有人为他鸣不平。大连和重庆是薄熙来驻足最久的城市,这两个地方的人民在薄熙来离开后很伤感;无论他作为一个官员还是阶下囚,这些人都一如既往地想念他。香港记者曾在大连采访,发现市民们对薄熙来的认可比历任市长都多;在重庆也是如此,人们说政府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唯有薄熙来留在了他们心中。

薄熙来的基业(大连,重庆)

薄熙来的现象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明白他到底有何种魔力,或者说有什么作为,能引发人们如此深情。有人认为,民众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官僚体制本身过度恶劣。中国百姓长久生存于苛政之下,正好似终年酷暑,以至于下场酸雨也被认为是甘霖,而这种民情恰恰是薄熙来的基础。

但酸雨下久了也会让人灼痛,而薄熙来却经历了时间的检验。的确他很善于经营政治形象,不过政治形象无法如此长久地笼络人心;纵观其政治履历,他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卓著的个人才干;否则他不可能获得如此牢固的拥护,甚至这种拥护已经超越了他共产党官员的身份。

薄熙来的主要作为涉及三个地方,大连,重庆和商务部。他其实起步较晚,最初发迹的地方是东北;这个区域曾受累于历史包袱,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国企重工业;这种定位拖累了它的发展,即便在改革开放中,东北也是凋敝而沉重。国务院一直提出振兴东北,但无人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薄熙初到辽宁时同样面临一批积弊,——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欠缺活力,同时官僚化严重;和其他官员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也走得举步维艰。直至他来到海滨城市大连,才看到一种别样的潜力。他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逐步改善城市交通和绿化覆盖,并同时调整产业格局。他计划将这里改造为一个花园城市,并以旅游业来推动经济。

就在薄熙来建设大连的同时,国企集中的东北在九十年代下岗潮中遭受重创,仅大连的国企就裁员 30 多万。然而城市转型让大连迅速恢复,同时为了盘活就业,地方政府鼓励企业私营化。这些措施让大连成为了东北最早完成经济转型的城市,并让外企的眼光也投向这里;当时西门子公司的总裁来到北方考察,曾一度盛赞薄熙来打造的城市形象。

而大连的一系列举措,其实在于遵循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个政治风气;薄熙来站在一个时代的制高点,以整个国家进程作为后盾。最突出的是,薄熙来在建设城市的同时带着一种审美情趣,他创办了城市展览中心,并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此外还修建了很多广场,这些都是花园城市的重要指标,他最终希望的是站在这座自己建设的花园内闲庭信步。

当年联合国旅游组织将大连评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而且由于经济生态的改变,资本也奔赴此地;大连是外资银行较早进入的城市,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在全国位列第五。通常金融机构进驻一个城市,便意味着商业地位的认可,会给地方产业带来活水。

城市从工业化向资本化过渡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会让其定位完全转变。而这种产业重心的转移,很大程度依赖于薄熙来所创造的环境。他在此执政十年,让大连从东三省这座老工业基地脱颖而出,并在名声上盖过了著名的海滨城市青岛。大连像上海一样成为一座标志性城市,被誉为北方明珠;同时也类似于北方的深圳,产生了经济特区的效应。

2007 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再次担任一座城市的领导人。但这座城市与大连显著不同,重庆位于内陆,风气传统,且经济定位不明确。在改革开放已近 30 年之际,这里的发展却仍旧迟缓。

这座城市被江河所贯穿,地势参差不平;同时工业污染然严重,公共条件恶劣;此外三峡大坝对环境的影响也在逐渐显现。曾经有一部电影《三峡好人》,其中的奉节县就是重庆周边的缩影;破旧,拆迁,浑浊,这就是当时重庆的色彩。

尽管是直辖市,重庆并未得到政府实质性的重视;相较大连而言,这里更像一个边缘化的内部孤岛,缺少天然的便利。薄熙来并没有计划再一次的经济转型,而是出台了“五个重庆”的规划案,着力于优化这座城市的基础。

但当时的重庆,或者不如说所有落后地区,都滋生着江泽民执政期的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官员,商人和黑社会组成了垄断性的三角联盟。这种联盟掌控着城市的经济霸权,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官民冲突。在薄熙来就任的 2007 年,中国很多沿海城市都已具备了现代化气息,但重庆还是一个充斥着地痞的丛林式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动了著名的“唱红打黑”,这是一个很复杂且带有多重意图的决策。薄熙来整肃公检法,扫荡当地的黑社会及官僚派系。这并非一个严格的执法行为,而是夹带着政治目的的清洗;且像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波及了很多无辜者。但民众只要结果,而不在意程序。百姓苦于黑恶的荼毒,因此对政府的举动一致叫好,薄熙来一时间成为了代表着官方的绿林好汉。为了巩固打黑的成果,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跟进措施,建立了交巡警安保制度,并严格规定警务部门的出警效率。

而与此同时,薄熙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财政支援,以便对重庆进行基础建设改造。政府修桥造路,极大程度缓解了长江支流造成的不便;同时各个行政区重建学校,新增公共绿地及各种便民设施。此外,政府还加强了对民生的转移支付;薄熙来一改政府在民生上吝啬的常态,显得十分大方。 他推出了针对中小学生的“蛋奶工程”,表示这可以惠及山区的一百多万留守儿童,且支出全部来自于财政。与此同时,他也进行着惯例性的招商引资,让境外资本和商团屡屡来重庆洽谈。

薄熙来的政绩观及重庆打黑典故

有人坚持认为,薄熙来在大连和重庆的作为是一系列政绩面子工程;在中国,做表面功夫往往最得人心。

不过这未免把薄熙来过于脸谱化,就像是为满足戏剧效果而刻意简化人性;如果把薄熙来视作一个顾表不顾里,为政绩马首是瞻的官员,实在是忽略了这个政治人物的抱负,也轻视了薄一波这个政治家族的底蕴。薄熙来可以说是红色后代中性格最复杂的一个人,红色继承人的身份并不足以界定他;他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有十足的进取心,希望在政治上做出某些建设和变革,以让他显赫的家族事业继续踵事增华。

和大部分红色后代一样,薄熙来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并在体制的熏陶下长大;但他天资出众,个性独立,可谓是党内最能跳出长辈光环的一个后代;和大部分世家子弟不同,薄熙来思想开放,并受到了西方观念浓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了他的整个政治理念中,使他无论在政治作风还是个人作风上,都更类似一个西方政客而不是中国官僚。

在薄熙来看来,或许中国的体制与西方不同,但发达国家的模式可资借鉴。因为这种模式存在真正的政治创设,以及一种事业性的精细筹谋;这是在一党制政体中不可能存在的优势。——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它的商业制度一样,就是讲求绩效和竞争;这和薄熙来的自我精神十分契合,他执政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屑于走马观花,同时比较反感官僚系统中无所作为,力求平稳的风气。在辽宁期间,他规定官员不能轻易关闭电话通讯,要保持随时待命;在商务部其间,他设立了严苛的行政准则,以加强工作效率。

这是集权制度下难能可贵的觉悟,因为它背离了体制的风气。薄熙来的观念十分西化,甚至比海外留学的人更前卫,而这让他比较注重政绩的深层意义。中国的政绩标准向来是高楼大厦火车道,但薄熙来在大连时就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他当时曾表达过一个想法,认为提升城市水准的同时能提高市民素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城市化和公民化过程。他取得了其中的精髓,注重对城市的软实力进行塑造,这甚至重于那些可见的外部建设。正如在他任职前后,都没人能把大连打造为北方滨海第一城,也没人能把重庆打造为现代化的内陆城市。

薄熙来最瞩目的政绩是在大连,但他的执政作为却更多体现在重庆;因为他主政重庆时的背景更复杂,而且正是中国政治风气的一个转捩点;而这个转捩点的第一个公开信号,就是打黑运动。打黑一直被视为薄熙来最突出的政治博弈,对他的意义就和习近平的反腐一样,都是以个人风格来推行的社会变革;这场活动指示性的意义,就是体现了薄熙来强硬的政治做派和中国时代气候的冲突。

一件比较能反映这种冲突的例子是 2008 年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几千名司机因运输成本上升和黑车导致的竞争恶化而上街抗议。官方媒体立刻指责工人骚乱造反,不过薄熙来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拿出体恤民情的姿态,举行了一次公开对话,最后与司机们协商组建工会。

这次上街运动被云淡风轻地处理,但却让薄熙来看到了整个事件后面盘根错节的势力,尤其是运输业大亨黎强与他在政府内部的保护伞;而黎强傲慢的态度,更让他动了杀机。他在打黑的旗号下扫荡了这些势力,并执意处死了作为黑社会后台的司法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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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出标准的政治戡乱,但也是一场行政改革;因为打黑在本质上基于一个宏观背景,就是江泽民时期粗放和官僚化管理所造成的丛林式社会;这种社会导致利益关系毫无节制的延伸,导致官员和商人对市场资源进行垄断,而在这层垄断下,黑社会则起到了威胁竞争者及镇压民众的作用;当时中国的强拆强占,几乎都是由黑社会操办。

江泽民放任官僚野蛮生长,让官商黑去侵蚀民生空间,这一点在内陆城市尤其突出。甚至很多官员还认为黑社会很好用,他们不用像警察那样承担暴力执法的责任,还能在某种意义上强化政府的权威。因为人们会在黑社会背后隐隐感受到一股官方力量,而这将让他们更加恐惧。

但薄熙来留意到了这种模式的隐患,他看到官员,商人和黑社会勾结,已经无异于共产主义所批判的万恶的旧社会。甚至一些家庭同时涉足三个领域,在地方上各自为政。作为一个权力意志很强的官员,薄熙来看出这种勾结会分化中央权威,并且在损害政治基础(这一点习近平和他看法一致);毕竟社会不能在割据力量的压迫下发展,否则民间早晚会酝酿出下一次的“八九六四”。

同时薄熙来有一个基础观点,就是丛林式的国家和现代化路线相冲突,要发展国力,就要构造一个让大众得以生息的环境;如果官员不走这一步,就无法创造真正的市场化。

显然江泽民时期的遗风要革除,中国要脱离草莽式的政治生态;虽然薄熙来和江一样都是作风豪迈的管理者,并且由于家族渊源而成为了同路人,但薄的执政思路更现代化一些,他用打黑带来了重庆的稳定,并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可以说江泽民时期的很多流弊,都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终结。

薄熙来的经济学

从打黑可以看出,薄熙来行事雷霆万钧。但无论采用何种政治手段,他的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经济。从大连时期就能够看出,他极力希望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偏向西方模式的经济体。

就这一点来说,可能薄熙来跟西方政治家沟通比跟党内官员沟通更协调;因为他比较务实,没有官场中惯例的模糊,空泛,和反反复复;他显然清楚中国的吏治和西方的政治孰优孰劣。而在商务和贸易问题上,外界也都更愿意找他这样的官员;曾经美国商务部长访华,向薄熙来告知中国经商手续繁琐,薄熙来便当场为他解决。除此之外,他在外交上也比较进退有度,他曾向美国提出贸易不对等的问题,也制定过国有产业的保护政策;但国际上没有指责他贸易保护,或者是个民粹主义者。

总的来说,薄熙来在文化上比较青睐西方。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由他主政的城市,无论在行政方式,福利政策,或是市政建设上,都带有西方经济体的特征;甚至就连社会风气都会和其他中国城市不同。而这也让他的作风自成一派。他在商务部 2007 年的演讲中说,“很多工作需要创新的思维,而创新是有风险的”。

显然传统的官场风气决定了官员们谨小慎微,在执政上亦步亦趋;但薄熙来从来不搞统一建设,例如他对大连和重庆的规划就完全不同。中国的城市定位通常很固化,很难转型成功;但他不仅在大连扭转了工业经济的路线,还在重庆主导了一场消费型经济的改革。

这些成果得益于薄熙来先天的判断力,以及他在西方经济学中所受的教益。纵观中国这三十年,他的规划几乎都走在了中央的前面。他在大连时曾力推对外开放和产业转型;但在重庆时,则提出要改善分配。在 2012 年两会中他说:“穷人无法消费,而富人消费又是有一定限度,这不利于经济总体的增长。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中国的投资出口已经相当高,剩下就是要提高消费水平。”——显然在整个过程中,薄熙来观察到中国已经从贸易开放步入到需求结构调整的阶段。他告诉记者:“中国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只有提高民众的富裕程度才能增加人的积极性,且政府维稳的成本都会大大降低。”

这反映出薄熙来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直觉,而这每每让他跳出了集权体制的政策惯性。——集权体制是一个不善创新的制度,常常依赖于既有的产业政策,让经济滞留于一种循环;而这往往造成产业的过度集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长达几十年;这个支柱曾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下遭到重创,但政府投入四万亿货币,很快又将国家拉回到不动产投资的热潮。

通常来说,官僚化的政府会像吸毒一样迷恋一个产业,因为变革会为它带来诸多不适。所以中央一直宣称要刺激消费,改变经济结构,但无人先行。薄熙来可能是唯一对此实践的官员,当整个国家都打算在房地产上走更远的时候,他却打算背离这一模式。在重庆打黑后,他就开始对社会福利做根基式的改革,除了对民生的财政支付外,他还大举推广公租房。而与此配套的是他实行了宽松的户籍政策,让外来务工者和农民也可以入籍城市。

这是具有颠覆性的一项举措,对推动社会福利具有深层意义。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公租房,但因为政府是商品房的庄家,所以对公租房的申请卡扣很严。但薄熙来的政策在本质上不同,它具有公正的执行标准。此外,户籍一直是政府重要的政治工具,它固化着人们的阶层,同时决定他们的居民权利;而这也是商品房最大的附加价值,是政府逼迫人们在城市购房的主要手段。但薄熙来具有先行者的勇气,他是党内第一个以开放性政策去推行城市化的官员。

无论以公租房平抑房价,还是向大众开放户籍,都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政策;而与此同时,薄熙来也在重庆完善着一个商业社会所应有的规则机制,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痼疾,如劳资纠纷和商业欺诈进行了强力整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蔚然成风的工程烂尾和转包,也出现了罕有的工头不拖欠薪资现象。此外,薄熙来的维稳意识不同于传统,他不许官员以势逼人,对民间的管制也比较宽松,城市里甚至容许商贩小推车和地摊。至少在涉民事务上,重庆显得很有法制;而与此相对的是,全国此时都在整顿市容,追赶摊贩,更换统一的招牌。

薄熙来可以说是邓小平之后经济见解最成熟的政治家,他比较追求市场的自由,而这是发达经济体所必备的要素。他认为中国的未来需要内需支撑,因此在政策上要普惠底层。

不过一直有人就重庆的政策指责薄熙来,认为他执政期间大肆举债,实则是慷他人之慨;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庞大的财政透支,会留下让未来不胜负荷的债务。但其实在这一点上攻击重庆,更像是在攻击整个中国。因为每座城市都在拼命举债和透支,都在向未来借贷。中国一直奉行“粗放的凯恩斯主义”,大多数省份早已无法填补它们的债务。就算走到美国和日本,政府所作的也是大肆发钞和举债。

而且就在薄熙来倒台的几年间,中国的货币发行猛然超越了前几十年的总和,债务累积也达到了 GDP 增速的两倍,今日这种扩张规模估计十个薄熙来都望尘莫及。反而相比之下,他的资本投放更有规划,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用债务去推高资产泡沫。他确实改变了大连的产业结构,也改变了重庆的民生和环境。

儒家文化和绅士文化下的魅力领袖

在薄熙来执政的二三十年间,民间从来就不乏对他的追捧。曾有一些女人表示过,她们希望嫁给薄熙来这样的人;因为他仪表堂堂,又富有涵养,几乎是理想的男人标准。

这可以说是中共官员得到的最高赞誉,薄熙来最显眼之处就是打破了老套的官僚印象;比较那些挺着肚腹,背负双手的官员,他显得身姿挺拔,神采奕奕,所过之处让人如沐春风;同时薄熙来还展现了他中西合璧的特长,将东方儒家翩翩君子的气质,和西方文化下的绅士风度结合于一身。

他通晓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练达,也知道人们一直在幻想集权制度下的明君明主;他和毛泽东一样,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意领袖。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政治中萃取魅力型领袖的精髓,对民众展露出活跃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正如一个出色的西方政客那样,薄熙来能言善道且善于周旋;他的一大特色是能脱稿演讲,当那些书记干部在讲台上逐字逐句地念八股文时,他却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其从容流畅的姿态让整个体制都望尘莫及;他的声线像一个电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充满情绪渲染力。

在一次大学生的交流讲座中,薄熙来以训育的口吻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靡靡之音,都是轻歌曼舞。这样没出息,人活着就应该豪迈。”——这番话很有代表性,因为他本是个豪迈之人,从不畏首畏尾。在这场谈话中他像一个指点江山的领袖,他讲到农村和基层,再从而转到国情,随后又从国情提及就业和商业社会的本质,最后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总结,形成一篇饱含主旋律的讲义。这时的薄熙来俨然是一位大学讲师,对学子们进行着谆谆教诲。事后大学生对他的评价是:“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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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能力,就是能在公共场合创造一种政治立场和个人魅力的融合;他可以在交流中维持谈话主题,但又不会显得僵化和陈腐。他思维敏捷且言辞幽默,无论在大连接见外国商团还是在重庆接见台海基金会,都能与众人谈笑风生。外界很喜欢这个举止得体,没有官僚做派的领导人。同时他知识面丰富,对各种文化领域都有所涉猎;他身上充满了话题性,一度是国内外媒体的宠儿,被誉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不但有中国人喜欢他,西方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政客形象。台湾把他称为大陆马英九,西方把他称为中国的肯尼迪。在商务部时期,薄熙来获得了“魅力部长”的称号;《南方人物周刊》2005 年的中国魅力五十人排行中,薄位列榜首。

不过魅力这个词,和中国拘谨刻板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官员们个人特质尚且不健全,更难以奢谈魅力。但封建文化又一直存在对个人魅力的推崇,因为这是领袖让自己获得拥护的重要特质,它通常出现在一个变革者或开拓家身上;实际自中国建政以来,严格意义上的魅力型领袖就只有毛泽东一人。

但在新时代崛起的薄熙来符合人们对魅力领袖的幻想,他以出众的个人天赋及自我学习,构建了属于自己的魅力特质,并成功把这些特质内化于自身。同时,薄熙来成熟和务实的执政方式,也佐助了他的形象,他的每一个宣传背后都有政绩作为支撑;在中国官僚系统长期的形式主义下,这一点尤其让他深孚民望。

其实薄熙来的这种特质,更像西方政治的舶来品,但他显然是党内运用得最成功的一个。西方政治家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会刻意展现真实的人性色彩,让人感受他作为普通人而不是高官的身份。而薄熙来也是如此,他不避讳自己生活化的一面,而将其视为一种宣传;——在 2007 年商务部的告别会上,他和家人并列向全体成员致辞;期间他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妻子和岳母,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经离世,而岳母就是家中唯一的高堂。在告别会最后,他和所有人一起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此后携妻子鞠躬致谢;在临行上车前,他再度拥抱了家人。——这场告别会并不太官方化,而更像一个真实人生的环节;无论这出画面是表演还是真情流露,都让人感受至切。

所以当薄熙来在济南受审时,民众更多对他表示宽容;人们认为他被指控贪污两千万,甚至还不如一个村长,而这更显得他是一个清官。——虽然中国官场人人都贪,但政府在道义上还是要指责;然而在贪腐后还能被包容的,却唯有薄熙来一人。他证明了个人魅力的影响,甚至比政治权力的影响更大,以至于在他倒台近十年后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唱红的时代背景和薄熙来的政治两面性

其实薄熙来所展现的魅力和他的群众路线,是一种逆潮流现象;通常来说,政治的建基立业者才会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一旦国家政权开始巩固,阶层便会分化,官民之间会转变为豺狼和羊群的统治关系。

然而薄熙来所塑造的形象一反常态,他以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兼容,成为了一个政治时代的先行者。在涉民事务上,他创造了民主和人权的样板,尽管不如西方政治那般明朗,但也足以让中国人大喜过望。他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经营政治形象,以扩建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

这让薄熙来在无数共产党官员中脱颖而出,因为大部分官员无法像他那般领悟西方文化,也没有那种素质去走同样的路线。而且他不仅谙熟民情,对驾驭舆论亦炉火纯青;他从不浪费自己的每一笔政绩,总是在做出成绩后让媒体去造势和捧场。

但从本质上来说,薄熙来并非一个心系苍生的人,他在主政思路和江泽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一个彻底的官本位者。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薄的权谋就是实用主义为先,可以在民主性和官本位中任意切换,以让自己在变幻的环境中乘势而上。

这种政治两面性体现在他唱红打黑的全部过程中,打黑运动的主旨是为了整肃社会风气,但也带有粗放和野蛮的色彩;薄熙来发挥了一个警察国家的特色,任用以王立军为首的酷吏,大肆使用刑讯逼供和非法拘押;而这往往导致司法机关以涉黑名义去勾连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犯罪者,并让政府以行政手段去兼并被官方定义的灰色资本(这一点在后来被习近平所大力发扬)。

而与打黑相并举的唱红,曾一改薄熙来进步和开明的印象,给他带来很多诟病。人们看到他宣扬毛语录,组织唱红歌,甚至鼓励学生按上山下乡的方式去农村体察;因此认为他思想中有很强的红色流毒,是个左倾政治家,会让中国向文革复辟。

不过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复辟,因为很多政治家都喜欢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从而提升政治话语权;但唱红并不代表薄熙来左倾,正如不能因为他在大连搞开放就认为是右倾。左右不过是政治工具,实际上薄熙来唱红,包括后来习近平的红色作风,都建立于一个无形的政治背景,而这个政治背景早在胡锦涛时代就成形了。

——大概十几年前,共产党高层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伴随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正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 2010 年前后,这种影响变得越发显著,以致部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一些人提出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并呼吁政治改良,甚至在媒体中都出现了自由化的风气。

而恰恰在此时,遥远的西方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有一位公民在遭遇社会性困境之后,又遭受到政府的苛刻对待,他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焚殒命的方式抗议;这个事件引发了大众的同情,也点燃了他们的怒火;人民愤起游行,最后而推翻了政府,并赶走了独裁者。这次事件由突尼斯的国花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但这场革命并没有止息于突尼斯,而是在北非和中东蔓延,并最终成为了传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运动。

阿拉伯之春掀起了人民反对专制政权的浪潮,就在一两年间有几十个国家出现群众运动,很多国家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政府被改组;而这个运动还在从阿拉伯向外扩散,在 2011 年初,安静的中国出现了一丝敏感的征兆,——有人在网络中号召民众效法阿拉伯民主的模式,在闹市中集会并呼吁宪政改革。

这个风声让政府异常紧张,立刻出动警察和国安在全国进行搜捕。但网络的倡议并没有发动起来,而更像一场捕风捉影的事件。不过民主化永远是中共政权上方盘绕的阴影,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政府如临大敌。且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 90 年代颜色革命的延续,有东欧政变的血脉;它和 89 年的学潮具有同样的基础,——人民不满政治腐败,贫富差距,以及言论自由被剥夺。中国政府经历过颜色革命的威胁,因此十分敏感。在胡锦涛执政后期,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控,尤其是对互联网和媒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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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运动使中国政党内部产生了警惕,并形成了遏制民主自由化的意见;继胡锦涛之后,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都要将其作为政策重心,因为他们都是这条政治脉络上的节点。

薄熙来并不是一个左倾政治家,而是一个敏锐的投机者,会根据时代气候而切换执政作风;他在大连是开放的 90 年代,而到了重庆已时过境迁。只是大众一厢情愿地把政治家设想得很迂腐,认为他们非左即右;同时出于这种单纯的解构,把薄熙来孤立于他所属的政党;实际上政治家绝不会把权谋当作信仰,薄熙来一直在左右之间摆弄着权术。只是重庆这座边缘化的直辖市,给了他更大的行政支配力;重庆的劳工阶层较多,不会像商业中心城市那样对政治运动产生抵触。同时从个性上来说,薄熙来不喜欢屈居人下,他喜欢讲政治排场,唱红和他所有的活动一样,都带有高调和铺张的特色。

但在这场运动之下,薄熙来的脑子却没有像大众那样发热,他清楚政治博弈和经济制度要并行不悖;他一方面强调红色文化,宣称马克思主义能创造生产力,一方面仍然奉行着市场化机制。这种调和的作风也受到了体制内文人的推崇,他们把薄视为政党利益的维护者,认为他既能改善经济环境,又能坚守一党制的底线。他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让党的基业万古长青,西方再没有理由质疑共产主义是虚幻的乌托邦。

所以对那些唱红打黑的批评之声,薄的支持者至今都在反驳,他们声称很多党员都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唯有薄熙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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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之子薄熙来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薄熙来为共产党创造了一份荣耀;——他出生于颇具底蕴的政治家族,这个家族不但有素质杰出的薄书存作为代表,而且还培养了一个同样杰出的后代。而且薄熙来天赋深厚,即便没有家族作为先天条件,他也是个可以独立成才之人。薄熙来虽然是养尊处优的权贵后代,但和大部分安于现状的官宦子弟不同,他一直在从时代风貌和国际文化中吸收学习;以致于让自己突破了红色家庭的限制,具备了远超他阶级的认知。

这种特质让整个家族对他抱有极高的期许,且他在各方面都具备一个新生代领袖的条件。在薄熙来到重庆推出他特有的政治模式以来,他的声日渐誉高涨;十八大领导层换届前夕,他的呼声很高,人们认为他必将身居显耀,很多党内人士也押注在他身上;尽管此时他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不过这些造势活动很多是出于他家族的努力,他们看到薄熙来已具备了很高的民意基础,便希望把他推进政治权力的核心。但这个家庭没有顾忌到,他们为薄熙来提供蔽荫的同时,也让他过于不受束缚的生长。傲人的成绩和各方的支持让薄熙来踌躇满志,以至于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在民间有一个比较分化的现象,就是薄熙来更让年轻人喜欢,而老一辈对他的态度则趋于保守。一些年长者认为他锋芒太盛,总是举步生风,一马当先,显得过于干练;这属于西方式的人才,不过却难容于中国的官场;中国的领导人通常要面容开阔,四平八稳,而薄熙来显得有些恣纵;他更适合做一个开创者和民间领袖,不过也容易成为一个造反者。

这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往往看到薄熙来的闪耀之处,但其实他的步伐不太稳健。薄精力过人,豪迈而粗放,但却总是自行其是。他在仕途上高歌猛进,但也一路留下隐患。从薄熙来入选政治局委员就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和党内的冲突从未消停过。十五大前薄熙来尝试竞选中央委员,此时他在大连的政绩斐然,但在政党内部,很多人认为他用家族势力导致政策偏向大连,才搞得如此有声色;而在重庆他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表示他以个人影响力挤占了其它城市的资源。

尽管共产党是一个裙带系统,但薄家还是被认为在竞争上有失公允。薄熙来一直在竞选政治局委员,但直到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十七大才得以遂愿;而这也是薄一波苦心经营所留下的最后一笔政治遗产。人们认为薄熙来将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他面临的阻力已经太多。

他最大的问题是自视甚高,过于冒进地为自己搞宣传;他一直是中国官场的焦点,媒体将他捧上神坛,甚至他的声望有超越国家主席之势。尽管在薄熙来看来,这些宣传与自己的付出相得益彰,无可厚非;但这在中国论资排辈的政治环境中则是一个隐忧。因为下属官员的声望盖过现任领袖,总显得有些逾制。一党制内大体不喜欢太招摇的人,他们更认可泛泛之辈,让彼此保持在一个同温层。而薄熙来的个人特质太强,他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得与团体形象格格不入。

此外很多人认为薄熙来所塑造的政治成就,实际上已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政党之上。他在大连和重庆的政绩,更多代表他个人,而不是代表组织。人们赞扬大连的风景线,也赞扬重庆的社会改革,但这些赞誉却被归于薄熙来一人。而且他喜爱标榜个人特色,尤其在城市建设上,每每因为个人喜好而大费周章。同时他那种显著的西方式审美,也是典型的自我展现。——如大连的女骑警队,就属于欧洲王室的风格;而那座的世界最大的星海城市广场,音乐,喷泉,以及直通海岸的航标灯,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广场上真人踩出来的浮雕脚印,也不免让人联想到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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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薄熙来身上有一股被西方文化所熏陶的国际风范,他在很多时候像一只展翅的孔雀,毫不吝惜展示自己最出众的一面。而这让那些审美眼光俗不可耐的官员们感到五味杂陈;他们在体制内接受了半辈子陈腐的教育,此刻正像乡村道路上的泥土一样被时代所簸扬;然而薄熙来却驾着资本主义的骏马,在他们前面一骑绝尘。

厄运之子薄熙来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天赋的荣耀通常会伴随天赋的厄运,除非他在早年经历一些摧折。但薄熙来一直荣耀傍身,而这也使得他过度地陶醉于自我;且这样的心境导致了他心无旁骛,对外界的看法显得不以为意。

很多人都表示薄熙来有些看不起党内同僚;他比较恃才傲物,不会将体制内的等闲之辈置于对等地位;他的政治关系也是以家族为中心,由终至始,与他保持亲密的只有家人和少数盟友;而在处理其他的同僚关系上却显得过于粗疏。

这种态度给薄熙来带来不少敌意,早在任职大连期间,他就和辽宁省长闻世震不睦;尽管在职位上他比闻世震低,但因为有上层通道,所以很多事上会绕过这个上级。当时有人猜测薄熙来要把大连变为深圳那样的特区,将行政权力从省里剥离。而这也引来了非议,大家认为薄的功劳被夸大,因为建设大连有改革开放的因素,也有历代官员的付出,而他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佻天之功。

闻世震是第一个公开表达不满的官员,他批评大连的政绩是面子工程,建设项目急功近利。然而薄熙来对这种批评不甚重视,保持着依然故我的风格。不过这种作风导致他与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交恶,就是国家副主席吴仪。薄熙来任商务部长时和吴仪是直属关系,会以随行人员的身份陪同她和温家宝出访;然而薄行事主动,往往会在外事访问中充当交流的主力;而事后媒体也积极夸大他的作用,描绘他的外交手腕如何高明,但这种夸耀显然淡化了其他人尤其是吴仪。

这段时期国内对薄熙来的宣传甚嚣尘上,曾有一篇文章:《政坛“明星”薄熙来的五种面孔》,对薄熙来极尽褒扬。但商务部长在级别上低于副总理,这让薄熙来显得喧宾夺主;中国官场有越俎代庖的忌讳,即便对于红二代也是如此。 吴仪反感薄熙来的作风,并直白地揭露其善弄权术,这让党内高层看待薄的眼光产生了异样。在中共十七大时,吴仪采用极端的方式去阻止薄熙来升迁,并且在薄倒台后,她的批评也被官媒所报道,这更加恶化了薄熙来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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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薄熙来的个人主义不但让他与高层交恶,也频频导致他与自己的幕僚决裂。很多人曾表示,尽管薄熙来是个勤政的官员,在公共场合也颇有素养,但私下却傲慢而跋扈;他往往给公务员分配繁重的任务,并制定严苛的绩效考核;而且他粗暴的态度让人难以忍受,这之中包括他的头号副手王立军;王立军是薄熙来树立的唱红打黑标杆,并且从辽宁一路跟随他到重庆。然而在两人产生冲突时,他却难以承受薄的强势。在法院的庭审中,王立军当面指证他态度凶狠,不但褫夺他的权力,还扇过他耳光。

无论王立军是否受到任何势力的策反,但他的处境一定是没有回旋余地,才会兵行险着,连夜投奔美领馆。因为这种投诚举动哪怕是名义上的,对共产党都是一种冲击;不过他仍选择了玉石俱焚,让薄熙来给自己陪葬。

王立军并非个案,在薄熙来妻子所涉案件中的受害人尼尔·伍德,也是和薄家交从甚密的一个国际代理人;但他和这个家庭产生了纠纷,并成为了薄熙来倒台的主要诱因。此外在济南的审判中,大连实德集团的董事徐明,也成为了一个指控者;而他和薄一度是商务伙伴,并且交往甚笃。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无论对薄熙来不满的高层,还是与他割裂的幕僚,都显示出他人际经营不善。他被家族权力抬得太高,让他充满了棱角而失之内敛。他行事大开大合,爱满足自我喜好,也爱扩充私交。徐明帮他打理大连足球队,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投合他的个人志趣;而在担任辽宁省长时,薄与蚁力神董事长王奉友交好,并颁给他直销牌照,但这家公司后来却陷于丑闻。

最重要的是,党内官员都对私人生活讳莫如深,而薄熙来却时常将家庭曝光于台前;他将生活和政治牵缠在一起,引来了很多质疑。薄曾与青年大学生会谈,他的儿子就坐在领导席那边;而最不妥当的就是他妻子参与了很多政务。——通常家庭和政治牵涉过深,当事人就很难置身事外;谷开来卷入杀人案,薄熙来就动用司法力量去掩盖,而这也是他管控王立军的主要原因。

“党内”起义者

王立军交给美国人和中共高层的材料,透露出的问题比想象的更多。其中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党内高层早已对薄熙来有所忌惮。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政治是一个人事自洽的过程,党内总在寻找一条共同路线。自毛泽东以后,大家就认为斗争不宜白热化,否则很难在一起共事;如果大家都明白博弈的界限,就比较容易维护政权稳固。但这种规则很难限制两种人,即具有过人才干和强烈权欲者。比如薄熙来的出现,就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这种平衡。

从薄的执政履历来看,他私下不但待人轻慢,甚至也不重视上级意见;从吴仪和闻世震都可以看出,他好胜心重,而且善于越级挑战。加之他的家族十分显赫,更被他视为了一道政治上的铜墙铁壁。

这让薄熙来知进不知退,以至于发动了打黑这种会伤及官僚裙带的激进举措。而同时他高调唱红,表面是宣传中央意识形态,但却借此为自己造势。

这实际上是一个高风险举动,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种极具破坏性的斗争手腕;加之薄熙来本就善于越权,他用唱红推高了自己的政治声望,让他更像一个地方诸侯而不是市委书记;这带有僭越之嫌,也会让党内评估其中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大家看到的不是薄熙来对党的忠诚,而是一个独立领袖策动政治变局的能力。在唱红打黑期间,党内高层都没有表示太大的热情;政治局九名常委中七个去了重庆,其中对薄熙来最表示肯定的是习近平,但胡锦涛和温家宝始终持保留态度。

高层对薄的警惕还有一件事可作为佐证,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说薄熙来策划了一场大型监控计划,以协助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警察局长王立军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师,他在重庆建立了一整套监视系统,被外界形容为“覆盖电信互联网的综合配套窃听系统”。这个窃听行动不仅针对普通人,还涉及所有到访重庆的,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高层。

据称在 2011 年,胡锦涛与同行官员之间的电话被薄熙来与王立军窃听;这件事没有官员出来澄清,但并非空穴来风。观察王立军的作风,他确实有主动收集官员信息的特性,对薄熙来的翻盘就是依靠这一点;而政治间谍这种阴鸷的手段,也比较符合薄熙来的权谋。

在政党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听是心照不宣的,而下级对上级监听则是越权犯上;薄熙来的举动显然会触怒北京高层,因为被监听者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如果一些敏感信息被掌握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上,就很容易成为政治打击的筹码。很多人还记得赖昌星当时逼官员就范,就是通过监控掌握了他们的把柄。远华案所带来的灾难在多年后还影响着中国政坛,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的作风也与其相似;如果让他手握官员的资料,就会让系统内人人自危,其伤害性是不可控的。

而且薄熙来的个性是共产党这个国家机器所难以把控的,他具有显著的个人风格,而这种风格和整个体制有很大分歧;他属于中国的政治系统,但似乎又凌驾于这个系统。他的才干和胆略都让他不会甘于人下,而是会建立自己的派系,甚至是自己的政治路线。——在商务部期间,薄熙来和西方精英过从甚密;他被西方政界所看好,被认为是东方的精英。中国和西方打交道多年,很少有价值共识;唯独薄熙来与众不同,他的思想很西化,很容易被国际接纳。他作为商务代表和西方沟通,但也在背后和一些利益集团建立私交。他在英国和法国都有代理人,而这些关系直到王立军叛逃才暴露出来。

让党内警惕的是,薄熙来并不是执政权力的核心,但却在经营一个跨国际的人脉圈;共产党在大方向上讲究集体协商,利益均沾,但薄似乎可以凭一己之力另立同盟。高层有理由怀疑他和西方建立了某种利益关系,得以让他在境外布局自己的势力。王立军所引出的显然不只是薄家和外商的私人恩怨,而是他竟然在境外打造了一个如此之深的人际网络。

此外,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让高层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冒险家建立独立王国的风险;他处处敢于自行其是,树立自我威仪。就像他在星海广场所建的高二十米的华表,就颇有主宰者的意味;而天安门前的华表高仅十米,直径也不足大连华表的一半。同时薄熙来还自顾自地搞了《重庆新闻联播》,相较于中央新闻联播,这带有和华表同样的暗示性。而最让人注意的是,虽然重庆大张旗鼓地宣扬红色精神和毛泽东崇拜,但人们在歌颂毛泽东的同时,却把崇拜归于了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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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符合一个革命家和创业领袖的特征,人们甚至都不确定是否还应该把他视作一个共产党员,因为他已经具备了颠覆者的条件。如果不是他的家族背景,这些因素早就引发了猜忌。虽然薄熙来并未以帝王自居,但他确实在以领袖的姿态主事。如果重庆的运动持续,再加上他的社会福利计划,可以想见他必然会成为新的民间领袖。而这也为他带来了一种风险预判,党内会对他的目的浮想联翩,担心他在政治上图谋不轨,要成为内部起义者;因此宁愿打倒他也不能让政权承担风险。

最终评价

可以说,薄熙来的倒台是一个定数。有人认为他的失败是运气使然,因为他遇人不淑;但他在政治道路上的隐患实在太多,早在王立军事件之前,就已经将自己置身于败地,注定会遭遇后来那种上下夹击的局面。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实行着一条政治中庸的路线,以避免极左极右的倾向;但薄熙来在他冒进的政治投机中左右腾挪,同时触犯着两方面的禁忌。在整个干部群体中,薄可谓鹤立鸡群,但他的整个家族都陶醉于这种光环而忽视了他们的政治基础。——作为红色子弟,薄熙来得益于这个体制,但这个体制也会束缚他的个人主义;他一度希望以自身的作为去创造独立,但却发现自己的双足深陷于这片政治土壤,即便他是一棵挺拔的良木,也终究无法将自己跳脱出来。

薄熙来的个性早已让他站在了整个体制的对立面,而体制也成为了他的羁绊。如果他生逢乱世,反而更可能做出决断,选择更自由的道路;但在既定的政治环境下,他就必须要寻找一个折中点。不过命运并没有给薄熙来合适的时机,他最大的灾难正好发生在事业的顶点,让他来不及自省。如果他能够像邓小平那样及早地经历人世沧桑的剧变,或许就能提前醒悟,懂得去调节自身与外部的平衡。

应该说,薄熙来的前半生被上天过度宠幸了;这种宠幸让他生存得过于自我,因此只能做顺境中的英雄,而一旦遭遇困厄,就会变得难以自控。——当年习近平以副主席身份视察重庆,几乎全国都知道他是内定的领导人;而薄熙来当时却与常委无缘。在整个视察过程中,习表现得面无喜怒,稳重扎实;而薄熙来却显得面色阴郁,神情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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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家来说,将喜怒形于色是一个致命缺陷,会败坏他的气场;在这一点上薄熙来完全输给了习近平。而这也正是他最大的症结,他的性格总是喜怒无常;总的来说,薄熙来是一个可离不可即的人,他只有在面对大众的时候才会显得宽厚,因为他和普通人有一道居高临下的距离。但与他过于亲近时,会发现他十足的自我,乖戾,和冷酷无情。

与薄熙来相处,只可在台前,不可在台后;只可与公,不可与私;越无力抵抗的人,越容易唤起他的怜悯;但无论台前台后的样子,都源自他复杂的人格两面性;——他是个富有政治理想的人,但也是一个善于起事的阴谋家;他具有开放和包容的西方意识,但也是一个原始的官本位者。

不过薄熙来的确是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异数,他有一种发自本心的大众情怀,愿意对国家做出改善。这种气质在中国一坛死水的政治环境中掀起了微澜,重庆和大连都曾在他治下焕然一新,见证了一种新颖的政治改良;不过在他走后,这两座城市被一步步边缘化,最终被拉回到平均水准。改良的希望最终还是败给了政治,薄熙来的政治事业中道崩殂,让很多人陷入了落寞和失意。

薄熙来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群众缘的一个,他曾带来一段历史少有的官民和睦的时期。虽然他并非人们所理想的民族救星,也并非一个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者,但或许在民众眼中无伤大雅;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专制,大部分人对民主并没有什么期望,他们渴望一个有体恤之心的官员更甚于民主领袖。因为在人们看来,共产党热衷搞运动,总是周期性地折腾国家;而薄熙来则不会伤害底层,也算得上重视民生。

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寄望于薄熙来的复出,希望重温他执政下的中国。不过抛开这些期望性的因素,今日的政治背景已经成为他不可逾越的阻力。他是亲江泽民系统的官员,且群众基础很强,而这都会对习近平造成威胁;之前习对薄熙来的审判异常郑重,就是为了在政治上将他定性。因为启用被判刑的官员会影响共产党的公信力,党内通常不会冒这种风险。

还有一点就是,薄熙来那种开拓者的个性,让他难以恪守中庸之道,他永远不会循规蹈矩。所以他要复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党内的元老们要首肯;薄熙来的个人特质,需要在一种没有上峰压制的情况下才能大放异彩。或许只有当他坐到权力顶峰的那个位置,才会消除斗争之心,而展露自己的平和与宽容。

不过薄熙来已年逾 70,且淡出了中国政坛近十年。就算能够复出,也再难展现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神采。只能说按照党内的默契,他不会遭受苛刻的对待,也不会按照法院判决的刑期去服刑。审判薄熙来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为的是断绝他的政治后路。当局很可能以患病的名义让他保外就医,当风波平息后,让他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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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奸文化

人性有许多阴暗面,隐藏在难以发掘的心灵角落。每张平和的面孔下,或许都包藏着截然不同的面目。而战争,是最容易将这些人性隐秘揭示的手段。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很多惨无人道的事从而揭露了人性的残暴。而同时也发生了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揭露了人性的卑劣。其中一件就是日本侵华期间,招募了许多中国本土的伪军,他们帮助日军刺探情报,协同作战,揭发告密,以及做维稳宣传。——也就是俗谓的“汉奸”。据统计,当时中国的汉奸数量达 300 万之巨,而日军侵华人数的最高峰也没有超过 200 万。

这在世界史中都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庞大的卖国群体,在侵略者前下跪的速度远超人们想象。而且纵观历史也会发现,在中国只要有武力和统治,就很容易招募追随者,国家和民族从来都是可变卖的东西。

其实汉奸这个词,从字面上来说显得过于狭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过由于沿用已久,用来代表奴性变节者也不容易产生歧义。在日军当年征召的汉奸伪军中,不仅有贩夫走卒,还包括大量官员,当然也不缺具有媚骨的文人,汉奸几乎渗透各个阶层。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二战期间独有,回溯历史,会发现中国无论哪个朝代汉奸都充斥朝野。

汉奸在人格上有明确的特征:唯利是图,置家国于不顾。例如记载最早的西汉宦官 中行说(Yuè),本在中原为官,投靠匈奴后对母国大加迫害。还有南宋奸臣秦桧,因要对外邦外求和讨好,从而杀害了国家忠勇岳飞。当然还有著名的“孝钦”皇后——慈禧,她的格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已成为中国近代对外政策的标杆。

了解汉奸的传统有助于看清这份职业的传承脉络,也有助于理解为何中国汉奸不绝,且当代庞大的汉奸群体——网评员,依旧能够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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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 网评员/粉红/自甘五 的真实面貌

当然网评员是官方称谓,民间也有人将其称之为五毛,粉红。我并不清楚这些称呼的由来和典故,而且也不主张给人以太繁琐的绰号。因为凡是取人绰号,总带有贬低人格的成分。比如网评员自己就很爱给人取绰号,把印度人称作阿三,韩国人称作棒子,越南人称作猴子……。

不过粉红这个群体,很难冠以准确的称谓。因为有人说粉红并不是网评员,网评员是一种职业,而粉红或者自甘五是普通人。和职业网评员不同,他们是受了宣传和教育的蒙蔽,一度认为自己对政府的拥护是自主的。

但我不主张把这二者区别对待,因为无论职业网评员还是粉红,都是政治力量推动的产物,这两种人在目的上最终会殊途同归。且逻辑分析表明:主动作恶和被动作恶的,都是在侍奉同一个偶像。

首先粉红们的自主性带有很值得怀疑的成分,因为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不会自发地拥护压迫者。当然也可以说压迫者善用权术,以国家民族作为幌子。——但这正是逻辑难以自洽的地方,因为粉红的显著特点正是只拥护掌权者,而毫不关心国家。甚至掌权者做着卖国的勾当,他们也拥护依旧。

粉红爱国更像一种章程式行为,具有明显的组织性,他们的行动在政府宣传口径下高度一致。比如一定批评美国而奉承俄国。一定维护官员而打压民众,对真相一定沉默,对罪恶一定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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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爱国情操并无官方手册,其中一定会具备不同的方式和立场。唯独中国“爱国者”的行为源自同一个模本,在一切事情上采取全然一致的步调,何时出兵,何时鸣金,甚至发布什么措辞都高度统一。而且很值得玩味的一点就是,对领导人的拥护和歌颂会根据其权利的交割而转换,行动迅速不偏不倚,堪比军队。

梁启超说,爱国必自兴民权始。但粉红爱国的最大特点,恰恰是对伤害民众和国家的事出奇地冷漠。例如你从不会看到一个粉红对中国的毒奶粉毒疫苗问责,或对有毒食品和环境污染忧心。他们对政治有敏锐的嗅觉,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大肆讨伐,在什么时候又该装聋作哑。

这是个奇妙的爱国悖论,因为举凡爱国者,一定是具有正义感的人,不会对民族的伤害讳莫如深,也不会对官员转移国家财富佯作不知,更不会去揭发告密和歌颂强权。

不过这些举动却完全符合汉奸的特点,汉奸不但需要对一切卖国行为视而不见,还要为这种行为打掩护。网评员也好,粉红也好,他们的所为无非是典型的汉奸行径。

电影《教父》有一句话:不要撒谎(告诉我你是无辜的),这是对我智力的侮辱。——同样地,任何粉红说他爱国,都是对智力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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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员/粉红/自甘五 的心理生态(汉奸的心理架构)

实际上,人们在没有见到真相之前,大多会盲从于单方面的宣传。毕竟徐志摩和胡适这类学者都曾受到过政治宣传的蒙蔽,更遑论思辨能力不强的普通人,而今中国的学生也面临这样的困顿。

而认知成熟的人,在现实状态下则不会不觉察到强权的邪恶。现在已是互联网时代,人们是可以互通有无的,且国际间的交流也日趋活跃。所以不存在看不到现实的人,只有不愿承认现实的人。

我曾与粉红们进行交流,分别以不同的场景和问题来验证他们的立场,但发现无论任何问题粉红们都会不自觉地趋向于官方口径,像连接在同一个终端的机器人,其中并不包含任何的自发情感。通过对其行为的抽丝剥茧,会发现这乃是某些底层心理学现象,这种现象基于两种特有的心理架构:利益导向和恐惧导向。

在第一种心理架构下,粉红们不会言明特定的利益诉求,而是把意识中的逐利倾向掩盖在某些“自发”的政治表白之中。直至某些利益节点被触发,他们才迂回到明确的索求之上。

举一个学生的例子,这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粉红。他在求学期间表现出很强的政治积极性,并善于揣摩政府的舆论导向。他在生活交流中,以及社交网络发布的论调中,都鲜明地保持着自己的政治立场。

这种政治敏锐让他加入了学生会,并成为宣传组长,他还因举报教师的“不当言论”而得到嘉奖。——但临近毕业,他的利益诉求开始表露。他报考公务员,并想尽各种办法疏通人脉,希望能谋得一个公职。他的父母告诫他最好拿到公家的铁饭碗,不仅有福利,还会有丰厚的灰色收入。因此他严于律己,把平素的言行也视为考核标准,不留下任何的政治污点。不过最终他落榜了,因为公务员名额稀缺,几乎就是一个拼背景的战场。但他仍没有放弃公务员的理想,在言论上仍是一丝不苟。

为佐证这种心理架构,还可以例举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在 youtube 上有一个“爱国”博主,动辄发布扬我国威的视频,言辞夸诞且激进。但他马虎大意,在一次酒后兴起的情况下忘了身份,开始在直播中大肆指责政府和官僚。其论点清晰,逻辑亦鞭辟入里,且全程伴随着强烈的激愤。

当然他在醒酒后忙不迭地删除了视频,但无奈已经传播了出去。十年苦心孤诣而今一朝丧,对国家和领导自然是百口莫辩,再怎么补救也无用。这个视频和博主很容易搜索到,他仍在做爱国视频。——所以这就是粉红的典型特性:在一切爱国口号下都怀揣着算计,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与魔鬼为伍,其实心里比普通人更明白其中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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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汉奸/网评员 的精神分析学(第二种心理架构)

抛开那些政治投机者来说,另一些粉红群体则是因为常年处于政治高压下,而产生了以恐惧为导向的心理情境。这种“爱国者”群体更多是普通人,其表现力也低于利益导向者。因为恐惧导向更基于精神分析学中的原始内驱力,它属于被动力量。

这种被动性是由于专制环境常年的压抑氛围,让人们为了规避风险而变得拘谨,但对懦弱型人格来说,强权的阴影会更沉重,当压力累积过度时他们便会在心理上开启某种转化缺口,将这种恐惧和压抑转化为主动的逢迎和谄媚。他们以恭顺的行为表示自己站在施暴者一边,同时也会帮助打压异见者,以此希冀对自己的施暴可以得到豁免。

这是对恐惧的退让而诱发的“阉割情结”,——出于对父权(强权)的畏怯,便主动对尊严进行阉割。他们选择了低首下心的姿态,以表示自己没有任何逆反心理。类似于阉人通过对身体的去势,向统治者表示自己甘愿抱残守缺,只求仰人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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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做网评员粉红的人,在生活中大多表现为无才能和无胆识之辈。在大街上哪怕看到一个小偷,都会缩着脑袋躲得很远。这样的人才容易被权力所威慑。而这种出于畏惧而颂赞的人,也必然是智商和人格均低劣者,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很难被驭使。

所以举凡独裁国家特别容易滋生“爱国者”,这份“爱国”情绪掩饰着他们深沉的恐惧。潜意识的恐惧不但可以让人自我阉割,还可以为此编造高尚的理由。因为即便人格最低贱的人,也要给卑微的生存留一份颜面。他们会声称爱统治者就是爱国。——这就是人性的狡黠,把对强权的恐惧隐藏在道义名目之下。

这种心理也不同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斯德哥尔摩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意愿,而粉红们的投诚则没有任何情感映射,他们对权力的忠诚是抽象的,只认同斗争的胜利者。就像太监被去势,不过是一种妥协。自我阉割的爱国者本质上是“爱主子”者,倘若给他们换一个主子(无论是暴君,纳粹,还是神棍),他们也很快能适应并重新唱起赞歌来。

皇帝和阉奴

不过在精神分析学中很难存在单一的心理情境,无论是利益导向还是恐惧导向,大概率不会单一地显现于个体,大多数粉红的情况实际上是两种导向并存。

从本质上来说,粉红和统治者正在玩一出皇帝和阉奴的双簧戏。奴才的生存之道就是:可以无德,但必须忠诚。民族国家远没有切身安危重要。主子哪怕露出丑态,也要为他做出别出心裁的粉饰。

而且皇帝很容易把对阉奴的统治投射为对民众的统治,这就是统治者的权术。他需要严厉掌控民众的言论和行为,同时制造紧张气氛,并维持公职机构的门禁森严。——这些手段都旨在让民众感受威胁,让他们产生阉割焦虑,不敢对自己离心离德。

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粉红爱国者的精神压迫是很强的。一方面因为政治立场要谨言慎行,一方面又因为做了汉奸而遭人侧目。因此他们投身于一种非理性的民族情绪中,叫嚣着攻击美国,攻击印度,攻击日本,恨不能在全世界烧杀掳掠。这样的杀伐之勇和他们平素怯懦的作风大相径庭,但同时也是一种对领袖表忠的姿态。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抱有恐慌,这种恐慌基于潜意识中的卖辱求荣而产生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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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羞耻会导致他们对追求自由和公义的人产生对抗情绪。——因为他们没有料到当自己下跪之时,周围却还有那么多人站着。阉奴从不怨恨自己下跪,但怨恨周围的人不跟他们一同下跪。他们不能设想没有主人庇佑的世界。——正如前人总结:“奴才们都有一个逻辑:凡是不肯跟自己一道下跪磕头的,必是外面有了新主子。”所以他们寄望于民族主义能把中国和外界隔绝开,并在内部清剿自由派,以便复兴封建主仆式的纲常。

粉红们不能理解自由和公义,正如阉奴对性生活感到费解和难堪。因为这让他们联想到阉割后的残缺,并对肢体健全的人产生天然的自卑。——就如同被圈养的家鸡,生来注定是拔毛下锅的命,却无意间看到野鹤展翅的身姿。——这些飞禽没有主人,不用俯首帖耳,可以养育后代。这种生长于自然的骄傲让家鸡们心怀嫉恨,只希望上去撕咬一番。所以一旦谁对权力有所质疑,阉人们会比主子更觉受辱。只因主子是他们最后一块遮羞布,一旦撕掉,他们的秽陋就会昭示于天下。

小结:

中国汉奸文化有民族心理性的成因,这些心理因素也是隐伏在民族基因中的病毒。实际上很多严重的历史问题,无论我们承认与否,都有着民族劣根性的根源。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在基因中存在某些劣根性。

不过今日中国网评员的数量,已直追当年日军侵华汉奸的数量。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能催生出这等规模的国贼,这颇值得玩味。所以下一篇就要论述是什么样的环境培育了这么庞大的经济土壤,促进了汉奸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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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等待美国拯救的人

很多人在小时候幻想过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伺候的人。这大概是因为年幼而尚无能力去改造世界,所以只能期望他人的照拂。

然而很多人在成年后却仍然怀揣着幼儿期的梦想,像小孩一般幻想着天降横福,这就不是童真而是愚钝。因此他们去赌博,买彩票,或干脆做着白日梦。而在近些年,不少中国人有了自由意识,又开始萌生了另一个念头,就是等待美国的拯救。——他们等待美国打压独裁,等待美国出动军队,等待美国为自己出头,等待美国给自己民主。总之一切皆待美国的援手,就差没有期待美国给自己一个饭碗和一个女人。

这或者是因为美国被誉为世界警察和民主卫士,所以让人对他产生了期许。但无论在任何场合,美国似乎都没有夸过海口要拯救世界。这就让人很难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设想一个国家愿意自担费用和派遣士兵,去操劳另一个国家的福祉和自由。

不过我们仍然看到很多人连年呼吁美国的拯救,仿佛婴孩索要父母的照料。但这些人忘了一点,就是美国并不是世界人民的父母,在道义和法律上都只对美国人负责。即便要伸出援手,也是对自己的国民和盟友。

天助自助者

诚然,向往自由和文明是人类的天性。但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等待他人的拯救和浇灌,那么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雨露。等待的结果就是大家全都变为受压迫者,因为个个头脑精明,只求他人先行出手,好让自己捡个便宜,因此能等待救助就绝不采取主动。

聪明人聚在一起往往是面面相觑,拱手相让。结果迎来的是永无休止的沉沦,直至酿成祸患和灾难。试想如果美国人也采取这种态度,那么独立战争就不会发生。他们仍然是被殖民者,也无所谓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和民主灯塔。

只因美国人明白:天助自助者,天弃自弃者。美国人常说天佑美国,但他们从不等待上帝的救济。在他们心中上帝更多是一种象征,授予他们祝福和信念去创造理想社会。

况且在这世界上,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依靠施舍而达成自我救赎的国家。因为任何拯救者,即便是全能神,面对自甘沦落的人也会束手无策。如果连改善自己的境遇都不愿去尝试,那么旁人也只能袖手旁观,冷眼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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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在哪里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本国利益至上,好比每个人只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一样。只要反问自己是否愿意为他人的家庭操劳,就能设想任何一个国家是否应该为自己操劳。

诚然西方意识形态中一直有着世界性的民主愿景,美国和盟国都对世界的民主进程提供过帮助。但即便对民主国家来说,最明智的战略也是帮助那些已经做出民主尝试的国家,而不是去进行主权干预。

这种帮助更多是通过软实力和道义援助的方式,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臆想的那样空降一群美国士兵。如果观察我们生活的环境,就会发现——我们的电脑,互联网,以及通信设施都是一种技术帮助,否则我们还受限于信息的闭塞。世界各国开通对中国留学生的大门,分享知识和进步,也是一种帮助。发达国家与中国分享医疗技术(如脊髓灰质炎,乙肝疫苗,冷链运输等),收养中国的残疾儿童,也是一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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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保,教育,卫生,金融,到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接受世界的援助。——如果说这些尚且让人感觉遥远,那么这里例举一个比较富有体验性的例子:大概十几年前,我的友人曾被派出所拘押 48 小时,在此期间协警告诉他们可以帮忙叫外卖便餐。这位朋友听罢很惊奇,因为就在前几年警察的作风还甚为蛮横,不会给短期拘押的人提供吃饭喝水之便。

他问辅警这种转变的缘由,辅警说:这是被美国逼出来的,美国一直在指责和监督中国的人权,所以现在才让拘押的人吃饭,此外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其它非人道手段也因此减轻了。

发现身边的拯救和如何自助

如果有人认为这一切还算不上帮助,没有现实上的触感,那么很难说什么才真正称得上帮助。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这些帮助足以让他获益匪浅。并且如果一个人尝试自救,四方也愿意伸出更多的援手。重要的是去发现身边可以获取的帮助,并学会利用这些资源。实际上很多重要资源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已唾手可得,其中有几点是务必要掌握的:

1.学习态度

无论国家怎么封闭,世界的文化交流的都势在必行,而人们尤其看重开放和愿意学习的人。所以除了工作所需的一技之长外,人们更应该学习世界语言,新兴事物,以及普世的价值文化。

而且学习让人的眼界扩展和明辨是非,同时具有更强的信息捕获能力,这有利于在纷繁的信息环境下把握技术和社会趋势。

2.抱有开放的态度

要抱有对各种人群,及各种文化的开放态度。今日的世界,尤其是美国,已是一个文化混杂的社会。不要像农耕时代一样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要主动融入世界。这会让生活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时也给未来提供了更多可能。

当然,无论是哪种肤色哪个国家,都会面临难以消弭的种族偏见。但不要因此就对外界充满恐惧,我们的恐惧更多是来自于极端和以偏概全的宣传环境,实际上外面的危险比你平时所能遭遇的更少,而善意则比你周围更多。

3.了解金融(渠道)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才是自由的命脉。因此很多人(尤其是政府)会盯住你的钱财,试图掐住你的命脉。

所以在要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学会以多元的方式去管理资产。要了解这世界上可以买卖的不仅有股票,理财,××宝。还有很多收益更高,风险更小的选择。可以交易的地方不止有上交所,深交所,还有纽约,伦敦,东京交易所。券商不止有本土的,还有国际化的如盈透证券,嘉信理财,Firstrade 等。

你还不止可以买茅台和两桶油,也可以买苹果谷歌和索尼,或全世界的任何股票。你也可以在富达(fidelity)或领航(vanguard)中定投基金,实现资本的稳定收益。

你可以持有不同的外汇以规避风险,世界不止有我们熟知的四大行,还有渣打,汇丰,花旗。数字银行也在兴起,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开设瑞士的账户。你可以发现更有价值的交易品种和投资通道,给自己争取不被收割的权利。

4.学会运用区块链

一定要学会运用区块链,这项技术的影响远比我们所设想的深远。它已经带来了支付手段和资源存储方式的变革,而且还在不断地波及更广阔的领域。

区块链不仅仅是数字货币,这只是它的一个功能。也不要把数字货币仅仅当作投机工具,而是要当作货币工具。精明的投资者不会参与数字货币本身的赌局,而是会利用这种货币的属性,让它们发挥金融避险和资产流转的作用。

区块链的重要之处是它的分布式节点,这让它不仅能流转金融资产,还能够保存思想资产。这些功能可以借助于 IPFS,steemit 等平台实现。这世界有两种东西最难控制其流动,一种是思想,一种是资本。而区块链恰恰可以作为这两者的载体。

不要轻视去中心化对社会的影响,它已经悄然渗入了人们的生活,并影响到各国的货币政策。并且随着其技术运用范围的扩大,总有一天会对政治形态产生直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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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价值观

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并以此为生活准则,因为这能让你找到自己所归属的群体。每个国家和社会都存在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你打算投奔哪个国家,就要认同哪种价值观。——好比投奔美国,就要认同美国的价值观。投奔朝鲜,就要认同朝鲜的价值观。

不要把任何国家当作公共庇护所,一方面利用他们的资源,一方面对他们的价值视若无睹。只有价值观才能引导人们寻找真正的归属。——无论多么黑暗的世道,世界上的多数人仍向往正义和博爱,而这也会成为今后文明世界的主流。

不过任何时代总会存在一批彻底堕落的人,如同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些人的膝盖习惯下跪,脖子习惯枷锁。面对这群人,所要作的就是不同流合污,即便生活在专制之下,人们也可以选择不唱赞歌,保持心中的纯净。

做一个脱离襁褓的成年人

在我们身边,来自外界的帮助不胜枚举。实际上一切的交流都可以视为一种帮助,因为它能改变人的认知。而互联网则加速了这个过程,——微软和苹果建立了共通的数据平台, Google 让人们可以获取免费的信息, facebook 和 twitter 成为了世界的人文传播工具……,只要具备足够的觉察,我们所看的每一部电影,所听的每一条广播,都会带来不同的启发。

当然这视你怎样定义这些工具,你可以把它们当作娱乐载体,也可以把它们作为信息渠道。外面的世界一直在伸出援手,只是我们很少承情。大部分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在价值的传播下发动的,而罕有直接的政治干预。

要明白饭不会主动喂到人嘴里,人道主义也有自己的界限。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都没有理由为一个远跨重洋的政治事业鞠躬尽瘁。民主灯塔并不欠任何人,他们没有扶危济困的责任。

如果你认为拯救就是把饭喂到嘴边,把衣服递到手上,助你推翻压迫者,以及把政治权利拱手献上,而你只需坐享其成,——那么这一切都只能在梦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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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敞开自己的胸怀并动用自己的头脑,而不是一味催促食物送到嘴边。当你采取了自助的行动时,人们才会施以援手。——实际上帮助和拯救一直都未中断,但如果连挪动身子去接纳的意识都没有,那么大家只会任由你像烂泥一般沉沦下去。

共产主义国际歌唱道:

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任何一个等待救助的人,都建议认真地听听这首歌。天助自助者,即便是上帝也不会帮助一个委心任命的人。自己需要选择在有生之年继续做白日梦,渴盼拯救。还是立直身躯,踏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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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世界女人都想嫁中国?

眼下的中国面临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地失衡。据说没有配偶的男性数量已达到三千万之巨,并且还在与日俱增。

这似乎挑动了我们政府敏感的神经,倒不是说政府多么关心单身汉,而是关心单身久了变成隐患。谁都知道男欢女爱,人伦常理。单身汉压抑久了,难免觉得生活灰暗,也就难保不会破坏社会稳定。

但凡危机上升到社会高度就要研究对策,不过单男女缺口的根源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题,既然政府要搞房地产大跃进,就怪不得落下那么多买不起房结不了婚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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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经济问题,自然要考虑成本,国家不能给单身汉发补贴,分住房,那是回到计划经济。但又不能放任隐患滋长,既要成本低,又要见效快,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喂补药。

所幸是中国人自古穷惯了,耐得住现实清苦。只要尚存精神安抚,贩卖些幻想,靠做白日梦也能消磨时日。

于是文宣队伍策划了一出网络文案,大体意思是世界上突然多出一群女人,她们鬼使神差地开始崇拜起中国来,中国的文化和生活让她们十分向往,中国男人对她们更有无可比拟的魅力,她们的梦想就是嫁往中国,过上幸福的生活。

中国人早已被代表惯了,所以见惯不怪,谁料这次媒体步伐跨得大,把洋人也一并代表了。一夕之间,网络中出现了世界各地的女性中国迷。举凡叫得上名号的国家,他们的女性们都迫不及待地等待中国男人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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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治单身的补药

我们的媒体向来不怕把牛皮吹破,即便大部分光棍终年也见不到两个外国人,但也不妨碍他们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男性。

因此各种花式文案满天飞。美女们一会儿哭着想嫁中国,一会还担心中国男人看不上自己,总之对中国男人充满了崇拜。单身汉们此刻俨然成为站在世界之巅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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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汉们本来一直生活不顺遂,白天打光棍,晚上打飞机,久而久之怨念甚重。但忽然看到“洋美女”们都想嫁过来,画面如此赏心悦目,自然心神飘忽,面上有光,也不好意思再怨社会。

不过但凡补药都有副作用,吃多了不是血脉贲张就是浮想联翩。尽管现实中依然成家无望,但想到全世界的洋美女待字闺中,等待自己迎娶,光棍也就不再羞涩,而是感觉自己伟岸了许多。此刻不仅单身汉,连已成家的男人们也想入非非,认为自己结婚太早错失了机缘。此外更冒进一点的男士,已经开始论及人种优越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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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宣本心

不得不说,外宣这一剂补药上得高明。中国人好面子,凡事要寻求一个国际认同。所以文案上写“中国女人欣赏中国男人”就不如“外国美女喜欢中国男人”更有渲染力。精神鸦片也看成色,既然商标都可以出口转内销,宣传也未尝不可。

并且我们的媒体从来不忘外宣本心,举凡有个什么话题,总要就势打滚,摸杆上爬,拉扯出一些关联来为政府提升政治形象。

就如用“洋美女”给自己镀金的时候,也不忘打打擦边球,欣赏中国男人的同时再盛赞这个国家各方面优越,反正都被代表了,也不妨把利用范围扩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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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宣传最重要的还是安抚了光棍们,增进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心力。终究光棍们大多没接触过外国女性,却突然引来跨海重洋的青睐,这份男性魅力来得实在无厘头,寻思不出来由,就只好归结为大国崛起,连带自己也沾了光。

四:妃匹之爱

但毕竟现实冷酷,美女们不会没事去找个街上的单身汉。尽管网络中外国美女铺天盖地,但举凡在现实中遇到一两个却也没有显示出格外的热情。

最大的悲哀是,很多单身汉没出过国,没想过去结识外国人,更不会主动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却愿意沉浸在媒体给他们编造的意淫中,沉迷于精神伟哥和大国崛起的春梦。

这实际上是垃圾媒体和很多中国人在封建余毒上的默契,——就是把女人当作附庸,当作男人的广告标签,因此他们才能在这样荒诞的谎言中媾合。

以洋美女来镀金,本就是在强调自己的卑微,这只会加深外界的鄙夷。而宣传媒体从不会去审视恋爱和婚姻的真正价值。

既然上帝设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古人也云:“妃匹之爱”,就在于人与人的恋爱是美好而彼此悦纳的。

即便种族不同,人们在人格上也是对等的。如果一个男人能够拥抱不同的文化,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并具备道德感和进取心,那么对女性来说他是哪个国籍哪种肤色并不重要。

这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女性,都不会毫无来由地倾心于某个素昧平生的人。如果欠缺品格和尊严,那么任何“洋美女”的补药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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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论调:只有在中国,才敢深夜穿超短裙上街。

这番话有些耐人寻味,且不论中国治安是否如此首屈一指,也不论有哪个国家敢让女性半夜穿超短裙出门。仅就这个说法的源头而论,似乎是源于某些“国外友人”表示了对中国治安的赞许。之后某些部门嗅到了契机,从而就势上竿,将其打造成舆论主题。

外宣之下无新事,归根结底,这又是一出基于对比手法的外宣精神的扩充。中国历来有论证治安比美国好多少倍的惯例。这种传统几十年来就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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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毕竟停留在口号阶段,同一个声音叫久了多少会显得枯燥,一味自我论证也过于空泛。然而超短裙的概念却有所不同,听上去显得人间烟火味十足,既感觉真切,还能惹人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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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药归补药,安全归安全

中国的内宣无疑是一个很会寻找药方的团队,毕竟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穷了几千年,身子发虚,外强中干,每当要扶危济困的时候,就会“国情所在,财力有限”。因此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熬制精神补药,反正吃下去不死人,尽管身体还是皮包骨,脸上却多少能泛出一些红光。

不过药补也好,催眠也罢,终归不能引导实际生活,走出家门才发现现实截然不同,这就造成了“补药越猛烈,现实越吃瘪”的结果。媒体大肆渲染只图政绩,也就顾不得胡言乱语乱风向,因此无形中降低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尤其是女性。

但无奈评论员们发帖抢功,正愁语言索味,灵感枯竭,到处搜寻新话题。正值遇上超短裙这种极具煽情效果之词,自然要蹭个热络,因此社交媒体争相炒作这个概念。

然而节奏没带上路,却在现实前碰壁。新的太平盛世还未吹捧成熟,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郑州网约车司机杀人案,被害人是一名无辜的年轻女子,她并不是穿着超短裙上街,而只是为回家搭了网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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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被奸杀,身中数刀。因为手段过于残忍,立时轰动全国。恶性事件当前,外宣只能暂且低调,此刻再宣扬超短裙只怕会惹来众怒。

这本是一件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无奈媒体也要考虑社会影响,因此竭力淡化,不多久便开始风花雪月,老调重弹。司机杀人案两三月后,评论员们估摸事情过去了,中国人也忘性重,宣传还是不能松懈的。因此半夜可以穿超短裙出门的帖子再度活跃,“安全中国”的概念甚嚣尘上。几个月前的杀人案,俨然已成了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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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宣也是流年不利,指望碧波行舟,却屡屡碰上逆风,正值“安全中国”的呼声再次高涨之时,突然又发生了网约车杀人事件,这次同样是一名年轻无辜的女孩,且同样残忍地被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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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之恶

尽管外宣素来宣扬歌舞升平,盛世年华。但人命案终究不可小觑,事情都是发生在寻常人身边,多少有些人人自危。

重要的是这两件案子不是特例,就算不论陈年旧案,人们也很容易从这两件事上联想到近年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

例如杀人吃肉的赵永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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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同样连环作案奸杀女乘客的赵在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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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针对学生作案的刘天斌案和赵泽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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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辩解这些都是特大案件,百年难遇。那么更多大大小小的伤人杀人事件也从未中断,这些案件都曾见诸媒体,尽管总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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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更遑论那些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社会治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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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不用列举那些带有“恶劣影响”或“有损形象”而被404的事件,或许这些才是真正严重的事件。毕竟”地大物博“,大大小小的猥亵强奸也在所难免,倘若不出人命,就算不得大事,技术上还可以用“带套不算强奸”之类的手法勾销案件。

三:外国友人的“安全”

但若说句公道话,中国就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安全的。不过这会附加一个前提,就是对方是”外国友人“。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也因此“挑事斗衅,不犯洋人”。广大群众早已摸清个中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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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残酷不在于遭遇灾难,而在于遭遇灾难后的境遇截然不同。就好比上述的司机杀人案,女孩曾一度求救,家人也及时报警,但遇到的却是程序上的消极和拖延。而在同年同月,一名外籍女子走失,却牵动政府兴师动众,雷霆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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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经历这些事件后,中国的安全将再次被”外国友人“所颂扬。但安全与否,永远基于你的国籍。即便恶性事件频出,中国仍然是国际友人们的“安全中国”。

四:祝福之语

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论证中国的治安恶劣,而是说明现实与媒体宣传大相径庭。

这个世界本没有绝对的安全之所,最重要的是让社会揭露和提示人们规避危险,并以法律惩治罪恶。

但我们的媒体却只顾得上不遗余力地打击帝国主义,致力于24小时滚动播放西方社会的枪击,性侵,毒品,却对中国社会问题一味地维稳性删帖,甚至在这种情势下宣扬可以穿超短裙走夜路。

政府本应直面社会所存在的危机,这是他的职能。而不是掩盖黑暗,宣扬盛世。这种补药式的欺骗本身就是比犯罪本身更重的恶。

不过可以想见,依据宣传惯性,当各种不利消息尘埃落定之后,“超短裙”的论调还会卷土重来。这些文案早已准备在每个评论员的文档里,正急不可耐地等待复苏。毕竟口号喊了几十年,改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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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要你一天不是”外国友人“,那么就需要审慎对待媒介的宣传。生活尽管美好,但邪恶从未消散。认识到这些邪恶的存在,才能更多地爱护自己,保护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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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盛宴

古往今来的每个王朝都有其兴衰的过程,历史的演变从不因大众意愿而变迁。但奇怪的是,政权通常由高层开始分解,官僚们最易弃船而逃,反倒是底层更愿意在倾圮的高墙下饮宴。

这可能因为人们的财富已经与这个系统绑定,从而让他们难以割舍。尤其汉奸这类特种职业,一方面高度依赖政权,二来社会也抵制卖国贼。所以每当政权出现崩坏迹象时,下层走卒们都异常紧张,会竭尽全力支撑那腐朽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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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王国都不能幸免于覆灭,当然更无法指望汉奸这行当能做一辈子。因此才有这篇给网评员的职业规划,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人道精神,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群人的下场或许非常凄惨。即便是罪不容恕的人,这种结局也让人心生恻隐。

其次,索多玛没有被毁灭,通常是由于它还没有恶贯满盈。很多时候国家和民族需要强烈的痛楚才能催化变革,而粉红汉奸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正义之师,因为他们正在给权力堆上炭火,加速这个剧变。

所以对这篇职业规划,网评员们务要摒弃偏见。文章中都是诚挚的建言,并且会成为你们余生重要的参考。说来很有趣,民主人士和网评员们做的工作会殊途同归,大部分人的愿景更容易被粉红们所实现。

汉奸的职业属性及“裸部位风险”

金融学有个词汇,叫做裸部位风险(Naked position risk)。大意就是,在做单一方向的投机或押注时,将仓位完全暴露在反向风险之下,好似一个人不作任何防护地裸露在风险环境中。比如重仓卖空或买多单一品种就属于此,而这也是投资大忌,因为做多做空都具备逆向的风险暴露。

通俗地说,好比庄家掷骰子,你单纯地压大压小,都有高于二分之一的概率赔光。裸部位风险就是这种单边押注,且不作任何对冲的投机部位。

所以投资者大都把交易分散以规避风险,例如用爱国来做多中国,用移民来做多美国。投机最忌一次押上全部资产,更不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做成一个“裸部位”。

不过对汉奸来说这确实很难顾全,因为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其无法不压上身家。政治投机和其他投机不同,会要求明确的立场,为统治者卖命就要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这种单边押注让他们始终处于裸部位暴露下,其成败完全系于政权变革的概率,但即便是低概率,一旦发生也万劫不覆。就像当年满清灭亡,王孙贵族死于城外,金枝玉叶沦落风尘。还有日伪军在日本降后就被判刑流放,就算活下来,也终身受人鄙弃。——这就是单边押注的结果。

粉红们可能没有心思钻营投机学,而这正是他们的隐患所在。在现实中他们大多属于社会人格不完备的群体,不太善于定义自己的角色。普通人对自己的行为大都会预设人格前提,但粉红们的心智还未成熟到建立荣辱意识。所以他们不太顾全自己的体面,也不关心自己的职业是否让家人蒙羞。

就算不做政治走卒,这些人通常也会选择最无建设性的工作。这导致他们厌恶资本主义和市场竞争,而更愿意寻求某种均贫富的方案。他们试图让整个世界蜷伏,以便抹除社会认同。而当他们开始拥护权力时,便获得了这种安全感,甚至还能假借权力去凌驾于普通人。

这样的秉性是一种人格退化,但却被统治者所青睐。因为心智没有成熟才会言听计从,不会判断是非,更不懂得这一切最终是要自负盈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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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底层越容易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

说起来很残酷,网评员和粉红的这种卑微却成了他们最大的原罪。愚昧的作用就是代人受过,一旦政局发生变动,这些人就会成为替罪羊。那些有个一官半职的人往往能自备后路,例如前清旧部,有人成为军阀,有人携财隐居,还有人继续找主子,投靠了日本人。

但底层走卒却大多不幸,很多被革命军所杀,还有些流落街头。——这是个通俗法则:人的品级越低微,下场越凄凉。大恶之人往往被认为是枭雄,但对于走狗,却没人愿意轻饶。

最低下的走卒总是在斗争的前线,因此最容易引发憎恨。他们充当打手的时候,罪行也最昭然若揭。好比粉红只能算政治投机中的下流货色,但确实能看到他们招致的反感比官僚更甚。即便大家知道这些人不过是在主子脚下捡残羹冷饭,但正是这样的行为遭人厌恶。好比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在他们身边伺候的汉奸尤其显得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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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是一门相时而动的活计,就好比君王总是给第一批投诚者以最大的优遇。而越下等的卒子越容易跟风,也最没有风险意识。他们做着很大的恶,自己却毫无觉察。几乎从不会考虑为一些蝇头小利而成为民族罪人值不值得,即便国家和同胞被卖得很廉价,也不会让他们有丝毫犹豫。

这样的群体往往不见棺材不落泪,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无从逃遁。 ——在爱国者中,有本事跑路的才算成功。高段位的粉红更清楚汉奸这一行朝不保夕,所以会尽早留下后路,最后总是那些残党被抓住。其实并不是他们的行径有多恶劣,而正是愚蒙铸成了大错。一伺风吹草动,高层逃离,民族的怒火自然只有把这些卑贱者拿来献祭。

与皇帝博弈

其实让汉奸粉红们冲锋陷阵,更多是帝王的阴招。因为即便是独裁政府,也需要维持道貌岸然的形象。倘若涉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就要委派给走狗。这样就有人代替官方背受骂名,到时就算引发了民怨,政府也有回旋余地。

所以中国出现什么官民矛盾,总会出现一些“没穿制服”,“身份不明”的人去镇压。同时在网络上,也会出现一些“身份不明”的网友去维护官方论调。

不过奴才们也知道政府在利用自己,正如统治者从不把他们视作拥趸。阉人为朝廷卖命,无非是就范于威逼和利诱,一旦王朝危殆,他们就会收拾金银细软逃命。政治投机者永远是游离和带有反骨的人,就好比你不会见到粉红们歌颂上一代领导人。

就像之前薄熙来被抓,不少网评员立马为其站台,在网上叫嚣放出薄。但大势已定后,他们便转换口风,开始维护中央决议。

同样地,2020 年疫情爆发,网络上出现了骚乱。某些有想法的网评员凭借“政治嗅觉”开始风险投机,对当朝领导表示不满。例如孔庆东在微博上用崇祯的结局来讽刺今上,以及周小平发图暗示高层需要“换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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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都是网军中的风云人物,是汉奸中的老字辈,但仍有马失前蹄的风险。因为爱国生意做大了,就难免会卷入党争。倘若队伍站错一次,就给职业生涯埋下祸根。爱国者们清楚,连网评员始祖都可能倒台的地方,自然是危机四伏,而他们所抨击的资本主义反能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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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恨网评员的是民众,但葬送他们的更可能是君主。就像义和团视慈禧为天神,但最后清剿他们的也正是这位老佛爷。历史上君王和臣子互相拆台的事屡见不鲜,王权制度决定了君王容易反复,而臣子也总是包藏祸心。

统治者清楚,可以在压迫和凌辱下爱国的人,也可以为此卖国。他们可以支持自己,也可以支持政敌,可以拥护皇权,也可以拥护革命,变节乃汉奸的天性。既然奴才无节,帝王便无义,每个懂权术的皇帝都会在奴才们身上制造把柄,让他们寝食难安,从而无法倒戈。

因此帝王一方面让他们发不义之财,同时也让民众知道他们的劣迹,这样他们才做不了骑墙派。其实很多网评员并不愿暴露自己,因为一旦发生民变,首当其冲的一定排头兵。但统治者总在有意无意地揭示其的身份,让他们知道人民会清算他们,唯有自己能施以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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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狗腿们没了退路,统治者才役使得安心。汉奸处于两面夹击下,便成了孤立于政权和民众之外的群体。他们限于基因和门第而无法跻身朝堂,同时民众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些人不仅作了权力的走卒,同时也成了民族的蟊贼。

网评员如何自断退路

或许网评员会安慰自己:每一个朝代灭亡后,走卒未必就有多么惨。大清亡后也有太监安度了晚年。就算日军战败,也有伪军跑到国外安身立命。

这些都是事实,但唯独没考虑时代背景。太监和日伪军并非处于数据共享时代,不会遭遇互联网技术的威胁,可以隐藏身份。但当今数据化普及,电话也都实名。网评员的一切发帖行为,网络足迹,在系统内的编制和社交媒体的身份,都由政府备了案。且这种备案存储于不同的服务器,包括国外的服务器。

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汉奸几乎没有金蝉脱壳的可能。比如美国要进行国际制裁,可以很迅速地调出名单。很多人没想过,为何外国政府会有如此准确的官员信息,甚至可以连同其家人一并制裁。——因为在个人信息无限披露的时代,普通保密工作早已无所遁形。

且中国近年有一个举措,就是清查幽灵户口,这便断了很多人化名出逃的后手。一旦时局有所变动,那些手握数据的人就会开始检举。汉奸和官员们到时会彼此揭发,挖出对方的财产和记录。粉红们在入职的那一天就已被政权所裹挟,互联网时代不会有任何安全的避风港,包括那些移民出逃的也会被追讨。在大数据支持下,一旦当了网评员就会留下终生标记。

不过在这种环境下,粉红们依然行为高调,而这才是他们自掘坟墓的根源。他们总是大张旗鼓,高歌猛进。好比以前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很难理解有人会将拥护权力作为职业。但近两年中国和世界摩擦增大,政府把宣传口径指向外部,粉红们出征外网,足迹遍布了推特,脸书,及各种媒体平台。

但由于他们一贯的言行粗鄙和语调单一,几乎在一开始就被外国网友辨认出是网络雇军。粉红们不惮于在世界各处留下痕迹,却进一步堵死了自己的后路。经过频频对外“出征”,全世界网民都得知中国还有这么猥琐的一种职业。网评员不但在国际上让“大国”形象就此打响,受到全世界揶揄。同时也给自己贴上了标签,做了一份国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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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网评员的危险就在于对自身处境的无意识。尤其一些学生,认为要及早积累政治资本,便开始积极检举,殊不知这一切都会在互联网备案。在毕业后,任何一个老板倘若知道他做过密探,都不敢轻易雇佣。即便是政治领域,也没人会相信和任用一个告密者。

粉红们如今的隐患实际比当年的太监更重,太监大多没参与政治斗争,在定性上算封建残余。而粉红们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用斗争来清算。太监们尚可筹备养老义会,在老后栖居佛寺。但红小将们在文革时就搞过灭佛运动,一早就断了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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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网评员的职业规划:如何站好最后一班岗

对政治投机者来说,观测时局是第一要务。汉奸比其它职业需要更多的谨慎,因为侵略者可以退回本土,官老爷可以飞往西方,而他们却没有任何容身之处。

有绿卡和存款,才是稳妥的后路,而底层汉奸则连政治庇护的资格都没有。中国的民怨已累积了几十年,数次运动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早已超越任何一个时期。这个国家有不计其数心怀仇恨的人,在等待大厦将倾的那一刻。

我们看到中国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但这个民族对倒台的人却异常狠厉。人们平素有多恭顺,斗争时就有多残酷。平日里民众们隐忍着怨恨,对掌权者保持谦卑,然而政权一旦垮台,即便最普通的人都会展现出泯灭人性的残忍(正如红卫兵们搞批斗时的那种残忍)。

网评员的未来很可能类似当年的日伪军,任何专制社会都是一个轮盘赌,一切罪行都会在恰当的节点清算。中国有无数被官僚欺压的人,被刑讯威逼的人,还有地震中被豆腐渣学校压死的孩子,被强占土地的百姓,被城管打压的商贩,以及被官员奸淫的幼女。以及那些因草菅人命而死去的孙志刚,魏文华,雷洋等人。这些人都有家人和后代,他们会记得向政府问责的时候,是网评员在为其开脱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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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们可以期望不落在轮盘的最后一步,但不能期望这些仇恨冷却。中国人善于记仇和翻旧账,这些积怨将来必有一个出口,当代粉红们很大概率会成为这场清算的祭品。

当红小将们在维护主旋律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今后可能要面对一场无法承受的洪流。但既然吃了这口饭,就只能与自己的事业共存亡。当”领导先走“的时候,自己只能留在故土,哪里都不能去。国贼最好的结局就是独自遭罪,更差的是连累家人。中国的刑罚不忌讳连坐,正如以前搞批斗时的说法:“地主的孩子也是地主,汉奸的孩子也是汉奸”。汉奸最大的幸运就是死亡,因为“同胞们”会尽量让他们不要死去。犹如传道书所说:“那已死的人,胜过还活着的。”

在此给网评员的职业建议就是:谨小慎微,不要踏错步子。一旦政权产生变化,哪怕是一些内部改良,你们的处境都会岌岌可危。要学会身段灵活,趋利避害,提早准备自己的后方阵地,可以多参考司马南这类成功案例。

如果给自己准备后路太晚,就难免会面临同行间的踩踏。现在汉奸数量庞大,到时候举报得晚一些都会落于人后。立功也讲究先到先得,落后者很大概率成为他人的赎价。尤其是领导们,一定会首先出卖下属。

所以自己手上要握有领导们的把柄,到时候可以对其进行反制。通常官职越高黑料越多,再不济就掌握同行们的把柄,这也会成为你们今后的本钱。如果手上没有这些材料,从现在开始就要留意收集和备份。

请网评员们相信,这些建议比任何成功学都能给你们以切身帮助。成功不可以复制,但风险确实可以规避。

最后附上当年汉奸被制裁的老照,望广大网评员以史为鉴,兢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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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生意经

在任何一个由集权长期取代法律的国家,都会产生一种痼疾,就是人们为趋利会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效应在中国类似一句俚语:笑贫不笑娼。大家认为只要能赚钱,就无需作道德拷问。

事实上逐利并没有错,但这样的观念会将其推向低生态化。通常低物种端的竞争会侵蚀经济土壤本身,就像病毒把宿主吞噬后自己也无处容身。

当人们无视基本生态时,做食品的就会做出地沟油,做医疗的就会做出假疫苗,做经济的就会代言民间借贷。所谓作伪并不重要,反正自己不会去用这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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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常大家在国内赚钱之后,就开始把资产向外转移,因为知道这种模式下国民财富早晚不济。很多商人不吃自己的食品,也不用自己的商品,只希望大众为此买单,久而久之耗尽了信用,市场自然被外资所挤占。此时政府也无公信力,就要酿成”民族危机“。情急之下,只有义和团重新上路,拉起爱国大旗开始抵制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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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官老爷们肆无忌惮造成的烂摊子,最后还是要汉奸来维稳。他们就像癞疮上的虱子,与污秽和阴暗共生。社会越糜烂,压迫越严重,他们就滋生越快。

爱国生意的源流

在中国一切的爱国投机都受到政治风气的影响,中国此前与西方政治对立,产生过两次抵制浪潮。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民族主义便保持着低调。90 年代打开贸易大门的同时,官方担心文化遭受入侵,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抵御姿态,此时一部外宣式的民粹作品《中国可以说不》,打响了反击的一枪。

此书迎合了当时的政治精神,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大众所追捧,也就乘上了民族主义的春风。该书作者和策划名利兼收,成为了中国意志的代言人。但此后不久,却悄然用爱国主义挖来的第一桶金移民了。

不过这个尝试让人洞察到其中的机遇,于是有人在 2009 年出版了姊妹篇《中国不高兴》,同样收割了一批反西方流量。但之后也是同样的流程,创作者赚钱后移民了国外。

这两件案例开启了政治投机的风口,爱国生意逐渐盛行。经过这么些年,爱国领域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成功人士:

北京大学的反美女斗士马楠,曾于 1998 年克林顿来中国演讲之际,对其义正言辞地反诘,抨击美国的人权状况,教育美国怎么去定义人权和自由。但当这位女学子毕业后,却嫁给了一位美国人,并奔赴美国定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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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常青树和台柱董卿,曾在 2019 开学典礼中声情并茂地演讲爱国教育,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对国家的忠诚。然而此后却被查出在美国购置了房产,并且把孩子也生在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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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中最活跃的反美斗士司马南,曾扬言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类似一个巨大的肿瘤。——但发布此番论调后却策马飞奔美国与家人团聚。此后他发布了广为流传的一席话:在国内反美是自己的工作,对于妻儿目前在美国生活,并不影响自己工作,美国是工作外的生活,希望网民区分开工作和生活。

另一活跃于政经论坛的反美经济学者陈平,长年致力于打击美国的国家体系,他指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空想资本主义”,且“中国月入 2000 人民币比美国月入 3000 美元更幸福。”但此后被爆出在早已在美国德州购置房产,家人也生活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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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爱国圈”中的活跃先锋袁小靓,高调批评美国和西方民主,并为自己“爱国贼”的身份自豪。然而这不妨碍她赴美生活,连子女也入学美国。最怪诞的是,其丈夫在国内因言论被捕,她却选择了向境外媒体求助。

——这些爱国生意人的数量实在难以历数,除去明面上这些,还有许多闷声发财,暗渡陈仓的人。他们的既定程序大都是先发爱国财,此后便投向敌对阵营。这样的行为尤其在政商界和演艺界中蔚然成风,移民和转移资产最猖獗便是官僚,商人和明星。

所以无怪乎现在如此多的人投身到粉红爱国的行列,倒不是说统治者许诺了多少好处,而是看到靠爱国发迹的人太多。以至于自媒体,文艺界,乃至普通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朝爱国上碰瓷。甚至陷入事业低谷的外籍人士,看到这波风潮,也纷纷前来表示他们的“爱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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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洋奴”远比“家奴”价码高,中国历来有媚外的心理,任何事都希望捎上洋人的背书,”国际友人“的效应就远非那些本土破落户能比。所以洋学生留学有补贴,有专用宿舍,学校还给他们配女学伴。中国人的税收也用来补贴非洲兄弟,外国人一旦踏足中国,都走得昂首阔步。

卡耐基的成功学和郭沫若的成功学

所谓每一个行业,都有一扇对应的财富之门。曾有一本卡耐基的《成功学》风靡世界,被创业者奉为圭臬。但后来许多人发现此书不切实际,因为成功学总需要些历练和领悟,而群氓更讲究速成。所以中国的成功学更应追求本土化,——人们发现放下身段和良知,才更容易在爱国上发财。做网评员和粉红,就要不计人格代价。如果说犹大卖了耶稣还会产生悔意,那么合格的网评员则必须立场坚定,一往无前。

千古邪书《罗织经》写道:

“有善无以为奸,其知存也”。

大意就是:哪怕有一点善念,都无法成为奸佞,因为良知尚存。——赛谬尔.约翰逊也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从这话就知道,要当爱国汉奸首先就要有些流氓秉性。

所以卖国贼大都冷酷无情,即便面对民族的希望,人类的救主,也会盘算如何将其折价变卖。归根结底,汉奸粉红的骨子里并不在乎国家或民族受到多么深的荼毒,而只在乎在这个荼毒的过程中自己能否捞上油水。

因此但凡能辨别是非,有点良知的人,都发不了爱国财,这行业首先要求的就是抛弃是非,仅存媚骨。在这点上臻至化境的首推大文人郭沫若,他可以说是网评员成功学的至圣先师。在这里可以举两个郭老的例子以供广大投机者效法:

郭沫若曾在国民政府为官,时值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内部发生矛盾,在 1927 年的清党活动中,郭沫若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措辞异常激烈,将之比作民族罪人。

此后郭沫若于 1937 年回国,被蒋介石召见。在拜谒了蒋后,立即发表了《蒋委员长会见记》,又对其曲意逢迎,婉转褒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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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深谙政治投机的窍门,明白要适时放弃道德标准,唯胜者马首是瞻。这一点他在文革期间更是挥洒自如,例如他写给江青的颂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而在四人帮倒台后,郭老又举起批斗的大旗,痛陈其罪恶: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党中央

网评员的真实生态环境

郭沫若转变立场,左右腾挪的功夫,足以作为所有后代同侪的标杆。无怪乎他能两朝为官,一世无虞。但不是所有网评员都能这么风光,因为郭沫若的巧佞实在难以复制。况且他挂着文人的牌子,好歹能攥笔成书。而大多数网评员只是一些泛泛之辈,如机关文职,外编人员(服刑人员或高校学生),公关公司等。

这些人无法像文人那样引导民意,充其量只能作为水军,去伪装民意和干扰舆情,他们的作用更多是诱导和恐吓普通人,让他们自觉地维护主旋律。但这样的工作性质终归上不得台面,因此大多保持着隐匿的身份,也很难获得正式编制。

而且由于入职门槛低,网评员大都素质糙劣,没过几年身份就被公开化。不但对舆论的影响降低,还因为言行粗鄙而臭名昭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倾向于把财政资源放在遏制信息源头(媒体和信息平台)上,而不会去豢养大批的网络维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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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多数网评员收入并不高,他们逐渐发现,不是任何人都能在爱国生意中大发利市。爱国的饼就这么大,政府要拿大头,领导和上层文人还要抽佣金,到了底层网评员这里只有残羹剩饭。虽然都是吃人血馒头,他们吃的也是馊馒头。

所以很多粉红越往后爱国情绪越冷淡,当他们开始认同自己的散工身份时,就会变得消极。他们按照指示发言,不停地转移战场,如风过无痕,没有任何的激情。他们不会在道德问题上与人纠缠,对于外界的冷嘲热讽,也抱着一种十足的冷漠。因为一方面对廉耻没有概念,同时对言行的危害也全无意识,只是把世间的一切都归结为最低微的生存需求。

这就是大多数乌合之众的职业归途,他们不明白术业也分高低,做爱国生意还是要些舞文弄墨的功夫,至少要学会反驳宪政和民主。很多粉红认为发爱国财就是比拼下限,越厚颜无耻越能得到赏识,殊不知就算谄媚也得有个卖相。比如周小平,王兆山一类,就懂得靠文字发迹。说谎也好,堆砌辞藻也罢,任何事都能去蹭一个爱国名额。

不过话说回来,能做这个行当的也不会是才华出众之人,能写两篇稿子已算得上是行业翘楚。比之他们的先辈郭沫若,冯友兰之流还是相去甚远。然而这种素质滑坡实际是皇权制度本身决定的,——任何王朝一旦积弊日久,其污浊之气就会蚕食整个民族的人文素养,就像山岩经风化而逐年下降。所以无怪乎当代网评员水准低,逻辑差,还频频被人打假。很多时候甚至都分不清他们是在帮衬还是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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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生意是怎么破产的

爱国生意本质上属于焚林而畋,竭泽而渔的事业,会加速破坏国家的生态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开始当汉奸时,生产力也就凋敝了。然而一个国家的产业终究还要依赖普通人,进一步说,汉奸和主子都要靠盘剥普通人生存,当大部分人都开始投机后,整个产业就会供血不足。

这正是专制的弊端,专政者希望民众彼此告密,从而人人自危。但这势必让普通人越来越少,投机者越来越多。就像秃鹫依赖腐肉为食,一旦把活物都被赶走了,盘旋的就只剩它们自己。

但汉奸们既是靠检举和揭发来谋生的,就免不了自己人撕咬起来。但毕竟大家政治立场相似,很难真正地寻衅治罪。当举国都拥护主子的时候,爱国的收益就趋近于零。为了糊口,便只能做一些莫须有的检举和揭发。所以无论是民工维权,抗议强拆,或村民上访,只要表现出一点不满,汉奸们就如蚁附膻,蜂拥而至,指责这些人勾结境外势力,妄图颠覆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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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们也知道,平民大抵连境外势力什么样都没见过,勾结境外势力没点官阶是做不来的。但他们的工作就是搞阶级斗争,出于本能也好,为生计也罢,都会尽可能地给人罗织罪名。而这样一来,便加剧了人才和资本的恐慌。所谓乱邦不居,有点家底的人都会考虑逃亡。

但汉奸爱国者已经养成了政治上的攻击本能,他们知道没有斗争就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所以当这个职业的人数达到一定量之后,政府也有些难以操控舆论的火候。因为爱国狂潮需要越来越鹰派的情绪维持,既然国内已经找不出敌人,那么矛头自然要转向外部。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后期,都是对外摩擦的频发期。可以说爱国生意本身,就会把这个市场推向覆灭。

小结:

一个专制王朝持续越久,就越没人相信它会被取代,而汉奸和告密者也会增多。就像每个朝代对政权最有信心的都是太监一样。

但中国已经历了数次“兴盛—靡败—覆灭”的过程。所以做一个明智的投机者,就要学会审度趋势,做到在动荡的时局下全身而退。下一章是这篇研究的终章,也是最关乎爱国粉红身家性命的一章,其中会作出明确指导,如何在政治投机中自我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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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纪博弈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除三餐之外最关切的事就莫过房价走势。因为近年来房产已成为居民资产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可以说中国人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房产上。

中国房地产市场已上涨二三十年,房价在居民支出中占比一路攀升达到今天的几乎80%左右。价格的上涨已严重蚕食到经济和民生,而且这个价格即便是80年代末的日本和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也望尘莫及,因此也被誉为史上最大泡沫。

即是泡沫,那么必然存在一个破裂转折点。泡沫越大,爆破必猛烈,转折点也就更具有杀伤力,这就会形成所谓的明斯基时刻。

所以在房地产市场上一直存在看空房的声音,房地产崩盘的论调在2008年之前就不绝于耳,这种声音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自从有了自媒之后,这种风声更是甚嚣尘上。

崩溃论存在群众市场自然是因为有太多无产者,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房价,因此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然而房价连年上涨,购房越发无望,也就只能去追捧看空房地产的文章,好歹在精神上保留一分念想。

所以毫无根据地看空和看多房地产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会误导民众。 — — 市场是基于数据和博弈的,因此无论看多看空,都需要根据事实和数据分析,而非高喊精神口号。

首先开宗明义地告诉关注房地产的人们,房地产必定会出现大幅地,或至少在货币购买力平价上的下跌(如果政府大量发行货币的话)。

不过对普通人来说,绝大部分无法等到房价大跌的那一刻,他们会受不住煎熬,投降在大跌之前,就像历次的金融危机一样,普通人会成为泡沫爆破下的炮灰,因为这是一场世纪博弈。

这场博弈只有冷静的人能够胜利,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扪心自问:看空中国房地产是出于情绪还是出于理性,自己的观点是否被市面上的舆论所煽动。在任何博弈场景下,如果不想被收割,都需要站在对手盘的角度思考,也就是站在政府和房地产商的角度。只有这样才立于不败之地。

二:均价十万?

房屋的居住用途在今天已经成为了附属产品,当下的房地产更多民生外衣下的金融产品。它的炒作热度早已超越日本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而这也是很多崩盘论的根据。

但遗憾的是:中国房地产并不会立马崩盘。

很多人忽略了中国是个资本和货币管制的市场,而且拥有最具有忍耐力的群众,这些群众对收割早已习以为常。而这就让政府对市场的调空能力远超市场经济国家。

因此会有许多人相信政府的掌控能力,认为房地产既然能上涨二三十年,那么自然也可以上涨四五十年,且国力正盛,风景独好,再涨一倍仍有余地。

但如果房价再涨一倍,那么一线城市均价就会超过十万。尽管这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房价,毕竟很多国际都市早已超越这个水平。但此处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住房仍需要普通居民来承担,而并非像国际都市那样包含太多商业溢价。

因此普通人的收入和信贷能力就是判断房价的一个关键基准,从目前房产支出占据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水准来说,房价已进入了再难上涨的临界点,因此可以预见,房价会被政府维持在一个平稳的价格区间。

政府目前就是要控制价格平稳而不是上涨,当然更不能大幅下跌。房价不能涨并不是因为政府拉不动房价,而是因为目前的价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临界点。

政府的精算系统能够分析出普通家庭的最高承受能力,也就是他们能够咬紧牙,透支三代人收入勉强支撑的价位。超出了这个范围普通人就无法再接盘,或者说根本无力接盘。

因此价位必然会在这个区间内浮动,很多人说房价会涨到十万一平,但没有考虑到普通人不可能承受这样的价格,从目前的收入水平来说,即使透支一辈子都不可能承受。而且即便人们敢贷款,银行也不敢放贷。

生存最重要就是图一个念想,如果真要透支一辈子,那么很多人就索性放弃了。至少要让疲于奔命的人们相信,还完贷款后自己还能享受个一二十年,不至于毫无指望。

或许有人认为国家总会持续印钞,因此必将推动房价。但这掉进了一个算术误区,那就是房地产的体量远远超越了货币总量。印钞的确会让某些城市地租上涨,但从二者的体量增幅来看,房价涨幅不可能超越货币增速。

举例来说,08年政府投入四万亿,在这样的刺激下房价一年的涨幅达到50%。此后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货币,仅就狭义货币总量来说,每年大约增长2万亿。17年更是增长了5万亿,而18年增长了8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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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中的标记可以看到,货币数量在逐年增加,但百分比却逐年下降。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房价横盘了四年。因为目前需要拉抬房市的资金不是区区几万亿能够奏效。投放货币对于房地产的边际效用会不断递减,顶多能让物价上涨而已。

三:修太多?炸掉就好。

然而另一方面要防止的就是价格下跌,这是一个敏感区域,房地产是万万不能产生下行预期的,即便是地产商自己愿意降价也不行,因为这会产生双杀效应。 — — 首先人们买涨不买跌,下跌会引发抛售,同时让场外观望的人更加观望。其次,房地产估值变低,银行的风险系数就会变高,因为大部分的抵押都是不动产抵押,而杠杆的过度使用已经让银行如履薄冰。

更重要的是土地收入是政府收入的大头,这部分收入远远高于常规赋税。而一旦市场预期变冷,就意味着土地收入减少,土地流拍增多。这将进一步关联到财政支出,基础建设。并且土地的庞大收入一直维系着官僚系统的运行,这涉及到很多利益关系,包括官员政绩,私人收益,贪污,维稳费用。而一旦收入紧缩起来,队伍就开始不好带了。

因此需要不停注入信心,对房市长期唱多,才会持续吸引接盘人。比如新闻会以挖掘机指数告诉你房产需求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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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也会告诉你房地产泡沫只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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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托们会营造抢房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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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当大家对房屋过多产生疑问时,地产专家也给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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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也需要常年引导风向,在民间制造恐慌素材,诸如“无房就无妻”,“无房不能落户籍”,“孩子读书成问题”等等。

如果这些手段还还不奏效的话,就从政策上减少房地产的流动性,比如以提高交易税额和免税年限等增加交易成本。再加之一些非常规的行政手,诸如限售限购,杜绝小产权房屋的交易等等。

四:政府最大的隐患所在

对普通人来说,政府无异于全能神,拿捏了国人所有的软肋。但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总是出现在内部,政府最大的危险在于体制内那群人民公仆,他们往往会成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的先锋队。

在这个市场上拥有最多不动产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内部信息的人民公仆。在一二线城市坐拥几十上百套房屋早已屡见不鲜,正好比每一个贪官都坐拥数不清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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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户永远不会成为威胁,而这部分人才是政府最大的隐患,因此当他们开始抛售房产时就释放出最危险的信号。人们每每在媒体中看到官员抛售房产的信息,而能够披露出来的往往是少数。毕竟无产阶级善于地下工作,出货总要做到悄无声息,以免引起散户警觉。

但堤坝一旦出现破口就会越来越大,市场必然出现大幅降价的抛售,甚至跌停板出货。革命友谊总是断送在利益上,经济向好时队伍高度统一。一旦经济下行危及自身,就会离心离德,撕破脸皮,逃亡踩踏了。

五:从资金外逃看房地产的基本面

一个宏观的经济现象往往不能仅看它本身,而要看与其联动的元素。通常这些元素比表面现象更重要,而房地产经济之下的核心因素就是债务和外汇。

如果常关注新闻,就会留意到房地产商们高额负债和资金出海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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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不是问题,因为房地产本身就是高融资行业。问题是队伍中有人暗度陈仓,国内举债,国外并购。他们将国内资产质押,再将资产转移,社会主义的墙角被挖得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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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并非个案,不用替地产商们担忧房子难以销售,因为他们用股权质押的方式减持,让银行为这些房产兜底。同时也可以想见,这部分套现资金很大概率会成为外汇出逃到更安全的市场,出去之后便很难有回来的可能。

六:明斯基时间点

既然一切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可操作性,那么就需要明确分析什么时间点是明斯基时刻。

— — 简单来说,就是你身边已经无人不买房,甚至投资多套房的时候。当所有人的存款,家庭和未来,都被挤榨干净的时候,就是明斯基时刻即将来到的时候。而现在显然已经靠近这个临界点。

为什么必须要所有人都入场?是因为这场泡沫的前提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经济出现了拐点。换句话说,房地产泡沫不在于爆不爆的问题,而在于在谁身上爆的问题。房市和股市有类同之处,就是危机前夕往往是人心戒备最低的时候。

所以说房地产很难出现雪崩的现象,因为这场博弈将旷日持久,在没有榨出散户的最后一个铜板之前,博弈不会停止。所以一天大佬手上的筹码还没有派发完毕,去地产化的过程还没完成,泡沫就还会勉力维持。直到所有人都把资金押在房产上,并且手里没有余钱,同时还欠一屁股债务的时候,才是房地产价格开始坍塌的时候。

这样的场景类似电影《大空头》, — — 在最普通的人都大举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才是市场的危机点。普通人存在信息劣势,在这场博弈中注定耗不过政府。大部分人会在明斯基时刻来临之前投降。他们的耐心和信心被消磨殆尽,最后会说服自己:买房吧,好死不如赖活,这样的煎熬太辛苦。

那么随着全民买房,随后到来的自然是房价下跌,而这势必引发民怨。所以政府此时必然会化身救世主,开始大肆抨击炒房,对高房价造成的民间疾苦痛心疾首。媒体会大骂资本家,大骂投机倒把,大骂国际热钱和帝国主义。诿过于无良的资本家,同时抓两个出头鸟来公开批判。

此刻政府的口号会变成脱虚向实,严打炒作。让百姓“居者有其屋”。政府会成为危机中力挽狂澜的恩主,甚至让接盘侠们感激涕零呢。

七:房地产后续政策预估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已经出现了诸多临界点到来的迹象:烂尾楼增多,地产公司大批倒闭潮,断供增多,法拍房频现。这也促使了房地产业加速变现和出清存货,许多公司加快了生产周期和降低成本,当然结果是楼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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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人很快忘记了塌楼是要死人的,随后便“家属情绪稳定,销售持续向好”。不过消费力总有虚脱的一天,人口红利在减少,开放二胎收效甚微,并且失业还在增加。

但既然房地产是百年大计,房子没人买也不能坐视土地收入减少。增量没有了,那么就盘活存量。这就需要政府“金融创新”了,例如房产税,遗产税,租赁税,空置税,土地续租,变更贷款利率等。

当然,收割散户是一门精算学,所有手段都需要定制在散户恰好能够咬牙忍受的程度。 — — 一旦压力超过这个临界点,很多人会选择断供,那么系统性风险就来了。

同时政府也把目光投向了市场中仍未被消化的客户,他们大多是买不起房的群体,即便房价降一半他们也买不起。但蚊子腿也是肉,不用担心政府的能力,尤其是一个擅于“金融创新”的政府。这时候,限价房,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就出来了,甚至还有“共有产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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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你有多大的潜力,我就给你定制多大的套餐。自然定制套餐在交易上存在诸多限制,这又锁定了流动性。

既然价格歧视手段收效显著,那么地产商们也照搬不误,比如售楼部频频推出内部价,友情价,尾盘清仓,人才房等。总之找个由头,不能明目张胆降价,让你暗中占便宜。且水管不能开得太大,以免引发警觉。

接下来需要作的就是进一步限制流动和抛压,比各种限售政策。借口无非是遏制投机,但很多人发现只遏制了散户,新房销售毫不耽误。

八:史上最大收割和方舟

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炒作民生都被视为禁区,因为这是破坏经济根基的事,会让政府面临执政危机。

所以很多人会疑惑政府为什么不促使经济脱虚向实。从目前的迹象看,市场也压根没有打算坐实经济,就算抛开房地产,当下的热门行业,P2P,互联网+,数字货币,都没有脱虚向实的苗头,反倒更类似变相收割。

这在于房地产本质上是转移债务的手段,是政府在为天量债务寻找“代价”的过程。是政府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将风险剥离出金融系统的行为。因此问政府为何不放弃房地产脱虚向实,就好比股市问庄家为什么不诚信经营企业。

这两个市场的目的都是为了收割,镰刀一刻没有停歇,因为情况十分迫切,目前需要不计一切代价鼓励买房,无论有钱的,没钱的,还在读书的,还在襁褓的,甚至要饭的。没有工作不要紧,父母可以垫背。收入低不要紧,银行贷款来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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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分析下来,很多人不免疑问这种刮地三尺,竭泽而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

— — 简单来说,是因为某些人需要一艘方舟,在大洪水来到的时候能确保自身平安。而今天的每一笔房地产交易,都将把这艘方舟打造得更加牢固。至于船外人们的死活,那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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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上下的“美国梦”

在世界的东西两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梦想,将诸国判分为不同的政体。一种是黄图霸业,统驭万民,千秋永固。这就是集权政府,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与下层子民保持着森严的阶级划分。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人们会自然地萌生脱离强权的意愿,追求平等自由的权利。这就是另一种梦想,亦即俗谓的民主社会。

世界上的政府大都始自第一种,而最终演化为第二种,因为政治演变代表着文明的进程。这两种梦想今天仍在对抗,集权政府把一切民主自由的诉求定性为“反动意识”,因为民主总是与专制相抵牾,支持人们去选择自己所渴望的政治形态。这样的主张会动摇专政的根基,促成价值观的挑战。

时至今日,自由意识大都集中于西方,尤其汇聚于头号资本主义帝国美国。所以很多人追求着一个“美国梦”,而出于对抗本能,东方也打造了自己的“中国梦”。

在政治上宣传梦想,无非是为权利寻求拥护。但实际上受众们并不愚蠢,心中明白哪些梦想是常态性的空泛说辞,哪些梦想更具现实意义。所以尽管朝野内外都响彻着“中国梦”的呼声,但无论官员还是“反贼”,最后都以美国的生活为追求。且官员们往往比底层更理性,需要把腐败资产和家人转移时,定然只会选择美国或其他非专制国家。

对立的群体在目标上殊途同归,共同拥抱着“美国梦”,这表示人性是划一的。不过也很容易发现他们身上还存在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投奔美国的同时,压根没打算接受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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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包的价值和权谋

在中国很少有人去思考价值观的意义,因为我们从小接受斗争教育,只要政治立场而不要价值立场。即便颂扬美国的人,也大都出于对专政的反感,而不是对其价值的认同。作政治抵抗的人总是冀望于寻找强大的依傍,所以对美国的赞誉很多是源自政治意图,恰如中国媒体惯例性地抹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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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似于毛泽东“论斗争路线”的精神,它属于权谋范畴,——因为政府敌视美国,所以自己就要颂扬美国。根据“敌人反对我拥护”的原则,爱美国自然就成了对抗路线上的正确之选。

当然,由于美国一直担当着民主卫士和世界警察的角色,就难保不让受到压迫的人把他视为救星。不过任何民主国家救人的本意是普世价值,而并非政治和纷争。普世价值更多是对思想的解放,只是被投机者们作为了推翻政权的手段。所以对普世理想吹嘘得最大声的通常都是权谋家,在需要政治借力的时候信誓旦旦,然而在目的达成之时,也就彻底与民主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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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形态

和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不同,美国是一个契约国家,国家的纽带乃是人们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始于从英国前往北美殖民地的那批清教徒开拓者,始于他们在美洲大地上基于价值共识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公约也成为了后来“独立宣言”的先导,其最核心的宗旨就是自由平等

这批美国的开创者,正是不满政治和社会现状而去建立自己的价值理想。他们用战争和生命换来美洲的独立,旨在建立一个更自由平等的国度,让公民享有对等的权利和机遇。

而这个价值的核心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这是保障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为确保这一点,美国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作为宪法根基。这决定了政府必须接受最大限度的法律监督,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利会损害美国的价值信条。所以独立宣言声称:如果政府破坏这一切,人民有权利废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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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权利彼此制衡的政治形态,才成就了社会和文化本身的进步。同时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度也会本能地抗拒官僚主义,所以在美国的一切领域都存在着自发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大学社团,妇女联合会,基金会,互助会,志愿者协会等,这正是民主权利所赋予全民的行政职能。

在很多国家,政治会试图塑造民众的价值观,但在美国则一定是价值引导政治。美国人会提防自己被政治所左右,他们知道谎言和舞弊是政客的本能,所以要让宪法产生制约。因此法律确立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知情权,并建立了世界最早的信息披露制度。因而美国的政坛不祭祀神明,——他的总统会被弹劾,丑闻会被披露。美国一直在批判和纠正错误,以此巩固自由和平等的理念。

政府永无完美,唯有价值永固

不过优越的价值理念并不代表美国是一座理想国。美国既没有完美的政治理想,也没有绝对的公义。抛开一切夸饰和贬损,我们看到三权分立和宪法精神并不能杜绝美国的罪恶,在这里仍会出现政治权谋,金融欺诈,资源掠夺,甚至战争罪行。同时,自由文化所带来的精神放纵也容易导致毒品泛滥,以及个性解放带来了许多极端主义,信仰狂热和偏执性暴力。

而且个人贪欲总在蚕食美国社会的整体成就,重商气氛造就了物质崇尚,促成了某些资源的世袭和垄断。社会并没有建立真正的信任,尤其在种族间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见。而为了弥合这些矛盾,美国却耽溺于某些形式主义的粉饰,媒体们刻意渲染美国的价值观框架,并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去宣扬种族平等,但最终却加剧了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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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每种理想都会伴随着固有的弊端,即便这理想是自由和平等,所以人们才需要对价值整体进行权衡。不过美国很幸运地没有就此因噎废食,也没有试图改变国家的价值根基。美国知道民主和平等永远是通过抗争来巩固的,人们更愿意一路奋进,以各种权利运动敦促法律和社会的改良。

因此美国一直处于各种公民运动之中,也正是这些运动促成了国家屡次的重大变革。美国在这期间经历了托马斯潘恩的独立宣言,经历了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经历了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布朗奈尔的女权运动,经历了马丁路德金的种族平权主张,还经历了变革资本主义本身的劳工运动和环保运动……。

美国人抱有自我纠错的意愿,勇于自我革新,他们很明确要在法律机制下建立自由和人格平等,并让这种观念成为公民的整体意识。也正是这种对宪法的捍卫和价值追求,让荣光归于了这个自由女神守护的国度。

价值前提下的三省吾身

美国并非救世主,他只是一座以价值照亮世界的灯塔,自由女神会庇佑那些接受这些价值观的人。这份庇护中还包含着对人道主义的信仰,也正是这一点确保了美国的强大。这种强大无关乎经济和军力,而在于对每个人的关怀。

因此美国才如此包容,同时也因这份开放和包容带来了难以超越的成就。即便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会不断派生矛盾,美国也不会改变其宗旨,因为这是他的立国之本。美国的问题层出不穷,但他仍具有世界最优越的政治形态并标志着文明的方向。

可以说,无论在世界任何一处建立了这种价值观,这地方都能如今日美国之强盛。唯有那些追随人道主义和价值精神而来的人,才会保持积极和乐观,并用自己的创造性让美国保持着进步和活力。

但今日世界却存在一大批懒惰的公民,他们浑浑噩噩的指望着普世价值的垂怜,而从未去思考这个价值的内涵。自由和民主并不是被动和冷漠的,他要求公民本身的参与。

所以在被拯救之前,不妨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接纳并践行了这些价值。反省自己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追求公义,是否具有人道关怀,是否对弱势群体,动物和生态环境奉献过绵薄之力。甚至在生活中,自己是否还有浪漫的情怀,是否还有热情和纯真,是否还有创造力和达观的精神,是否对所爱的人面带笑容而不是充满愤懑,是否足够豁达而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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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会显得比较繁琐,但这确实是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这和中国内敛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美国并不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国家,他的精神是外放的。即便是一个移民,也要付出力量去维护这个国家的价值和信仰。

当然并不是不接纳这一切就无法在美国生活,美国的开放让他持续接收着世界的移民,当然也包括政治庇护。这自然给了许多投机者以机会,——在中国一直存在着移民美国的产业链和教程。

诚然美国移民局无法洞察人心所有的不轨,因为他不能以主观审查去违背价值原则。所以很多人仍然可以无视价值而生活在美国。——不过欠缺了价值认同,就无法体会到真正的美国精神和归属感。在黑暗中的人,更需要考虑的是仅仅向灯塔借光,还是将自己融入光明。这就像婚礼时牧师总会问夫妻是否愿意,对于不爱的人,当然可以违心说愿意,但这并无自由意味,因为自由就是悦纳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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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何处才是流奶与密之地?

上帝曾应许过人类,要给与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从那儿开始,人类就在追寻这片土地。但千百年过去却始终找不着痕迹,以致于相当一部分人怀疑是否存在迦南地。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上帝在应许的时候走了个神,把这片土地定错了坐标,挪到了中国而不是以色列。

这源于中国传达给人一种印象:这片土地黄金满地,有开采不完的宝藏以及奢侈的享乐,财富俯拾皆是。

不得不说产生这种印象的人可能也像上帝那样走了神,瞧见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致富经“。

倘若望文生义,自然会把”致富经“理解为授人以渔,学以致富。但我们电视台却驴唇不对马嘴,传播的都是信口开河,天花乱坠的造富神话。大体就是随便摆个炉灶,也能发家致富,总归都是些谈不上技术的项目,例如卖馒头,收废品,做豆腐皮,几乎等同于天上掉馅饼。久而久之,就和街头电线杆的广告毫无二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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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回乡创业的低端人口

不过凡是懂一点国情,就明白讲神话才是“致富经”的本意。让百姓看上去富足,才能维系政治稳定。尤其中国经济走了多年顺境后恰逢拐点,人们收入减少不说还面临失业风险。

大家既已过惯了安生日子,一旦出现不稳定的苗头就格外碍眼。况且”民生“关乎国家颜面。因此总要吹嘘一些神话,才足以淡化民间疾苦。

不过电视节目不能当饭吃,稳就业和保增长才是政治目标,因此政府刺激手段频出。然而我们的专家们往往是洞见有余,施政无力。经济大周期来临,各种调控措施如同隔靴搔痒。即便就业数据不跌,城市中游荡的人已开始变多了。壮丁们赋闲,损坏市容不说,还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各地便开始清理低端人口。

政府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平素爱舞文弄墨,铺垫一些规则,有需要时则能信手拈来。无论是消防安全,市容市貌,房屋产权,旧城改造,都可以成为驱逐人口的由头。再加上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歧视手段,总能将这群低端人口逐步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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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驱逐的动作不能太大张旗鼓,毕竟早年城市发展用他们做了垫脚石,如今卸磨杀驴就显得手段下作,恐会招致民怨。加之总有一部分人适应力强,打一枪换个地方,总能好死赖活地呆在城里。

所以施政讲究个绵里藏针,多少要准备一些道义上的理由。好在阶级斗争搞了几十年,也算老马识途,既然当年躁动的红卫兵可以上山下乡,今天的失业人口自然也可以回乡创业。

革命传统几十年一轮回,农村仍旧是中国的主战场。但话说回来返乡终究不是本心,而是城里没混好,才会被低端驱逐。此时为了照顾这群草民的颜面,各路媒体便开始宣扬家乡创业的造富奇迹,社会主义遍地开花,不在乎城里还是城外。——总归给了个”还乡创业“的台阶,让群氓自己产生回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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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扎根农村

致富神话在经济下行中总会缓冲一部分压力,因为信心大于一切。正像病重的人需要鼓励,针砭药石都不如精神上的信念有效。对中国的失业人口来说,既然生计上照顾不周,精神鸦片还是要管够。

于是新时代的”致富经“成了外宣新阵地,旧瓶装新酒,套路依然不变,项目还是那些项目,不过变着花式,总之立足传统,清晰易懂,和幼儿教材无异。宗旨就是迅速翻本,加速脱贫,一人成功带动全村致富。

说到这些项目,无非是养养鸡鸭牛羊,龟鳖鳝鲤。如果追求点新奇,就是蛇虫鼠蚁,蝎蛭蜈蚣。倘若要技术含量,就来点木耳灵芝,全能饲料,变废为宝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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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入行门槛低,市场供不应求,身居青山绿水,就能日进斗金,随便一个小项目也能吃定产业上下游,收购商都是追着送钱上门,仰赖你带动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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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口径仿佛回到几十年前,——农村广阔,大有可为。尤其逢到大学毕业潮,致富经总以各色姿态活跃于媒体,画面中皆是黄金遍地,山水有情。总之就是扎根农村,切勿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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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有关致富的忠告

这些电视台的致富事业赚钱与否,自然是达者自通,会心一笑。商业史告诉我们,夺先机,重管理,讲技术革新才是制胜之道。但“致富经”却只催促人们大干快上。

直到低端人口终于回乡,却发现山水依旧,破败未改。农村条件依然严酷,交通不便,设施简陋,官僚腐败,吃拿卡要,以及泼皮满地,讹诈盛行。

不过终有硕果仅存的一批人,熬到了产品上市。然而这时候产业上下游却突然换了脸面,——供应商们提价了,收购商们失踪了。

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创业者们终于发现致富经不过是上游商家的广告,向涉世未深的人放出的一只只饵,产品压根没人打算收购,只是为了把手上的幼苗和原材料转手而已。

之前看到的供不应求立刻成为产能过剩,采购商各种挑剔压价,甚至推脱协议。不过新闻也说了,投资风险自担。只怪你时运不济,没有早点看致富经,赶上了价格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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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让那些不稳定的低端人口们分流回乡,媒体仍要保持鼓噪。即便知道回去的人大多前途渺茫,但只要不在领导跟前添乱就好。

历来经济发展都是人口涌向城市,而今鼓励逆向流动,归根结底还是产业疲软,城镇化衰退,饶了一圈终究走回上山下乡的老路。

但凡经商都知道,利润不给后来人。当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某某行业赚钱时,并不是让你后来居上,弯道超车,而是需要你转嫁风险。

人生的韶华只有一次,早年把青春献给了城市,至少离开后不要失去青春换来的成果。政府收割民众的手段总是层出不穷,如果还记得当年“大众创新”那群“大众”的结局,就能猜到回乡创业的结局。所以在当下,规避风险往往是比致富更重要的事。

4

一:渔夫的故事

在长江的沿江流域,一直都有很多渔民赖水而生。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长江千百年来也养活了数不尽的中国人。但是近年来,屡屡有人状告这些渔民造成了生态问题,不过一直无人问津,直到有外来的记者关注到了这事,对渔民们做了一次暗访,才发现沿江已不是早年那个富于鱼类资源的江河了。黄河流域鱼类日益减少,因为渔民们长年用密目网捕鱼,导致江河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渔民们用的网有多密?也就是小拇指无法伸进网眼的程度,大概除了水中的泥沙,其余东西都能捞上来。

而渔民们也异常勤劳,日夜不息,因此江河中的鱼类近乎灭绝。人们数次举报未果,在记者对其曝光后,懒散的政府这时才派出两个执法人员随同前往。

当他们来到江边,闻风而动的渔民们立刻驾舟而去,只留下满地狼藉的渔网。

这就是传说的”绝户网“,这名字源于这种网的网眼密集到可以将江河中的水族灭门。尽管渔网如此细密,但当记者打开它们时,却发现渔民也所获不丰,其中只有一些零星的小鱼小虾。看来绝户网的工作,终于也让江河几近绝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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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质问为什么渔政部门对这种灭绝式的捕捞置若罔闻时,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权限只到江边,一旦船只驶到江中,就不在他们权限之内。

此回答让记者瞠目结舌,原来渔政竟是管陆不管水。因此渔民们看到执法者,只需长篙一撑,就能逃入法外之地。

二:渔夫们的远洋绝户计

在沿江流域,因为渔民使用密目网导致鱼类越来越小,所以渔民的收益也逐渐降低。这让他们感觉密目网也不顶事了,索性就网上再套网,加密网眼,如此一来,就很难断定这是渔网还是蚊帐了。

这样的捕捞方式,即便鱼苗也不可能存活。江河虽宽,资源却并非取之不竭。中国近海逐渐变得无鱼可捕。不过中国人素来有下南洋的精神,自然把眼光放到了远洋。

对中国渔民来说,远洋还不曾被滥捕,犹如一片处女地。这批渔民们在国内滥捕早已熟门熟路,因此很快就在远洋海域如法炮制。——电网,敲罟,灯光围捕,底拖船……,这些全世界渔业都禁用的捕捞手段,齐齐上阵。

渔民们自认为聪明,只算经济账不算环保账,自然不关心什么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保护。加之中国渔船占世界近四分之一,自然是所过之处,寸土不留。远洋中的被保护资源,诸如石首鱼,鲨鱼,珊瑚等,也在捕捞之列。甚至很多濒危物种,正是物以稀为贵,被渔船大肆捕杀,一时间,中国渔船在世界上声名鹊起,成了过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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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个老规矩,就是商场和官场总可以打个商量,只要私下里谈的好,小得小失都可以不计较。正如渔政部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只你要你下了水,我就装作看不见。

但自家土地上的方式到了他国,就免不了触犯法律,因此海面上频繁发生捍卫海域的事件,诸如某某国击沉中国渔船,逮捕中国渔船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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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频频出事,但好在闹得不大,渔民们依然图侥幸,占外洋便宜。加之中国渔民信心膨胀,没有不敢打捞的海产,自然容易捞过界,一不小心贩运了厄瓜多尔的保护动物,终于招致大规模抗议,引起全世界指责,渔民们不但自己被判了刑,还给国家形象做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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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聪明的渔夫和囚徒困境

奇怪的是,就算如此打捞,渔夫们仍抱怨一日不如一日,曾经撒网就能打到大鱼,而今却尽是一些鱼苗。

这种感慨听起来近乎荒诞,导致无鱼可捕的正是这批抱怨的渔民。因此人们反问渔夫为什么不把网眼弄大,让鱼虾也有生息之机,何必去捕杀那些鱼子鱼孙?

但渔民也认为这个问题刁钻,他们说即便自己不这样做,其他渔民也会做。那么问题的根源就找到了,——这源于渔夫中产生了第一个聪明人,当他看到别人都用大网捕鱼时,便心生一计,私下用小网,这样一来所获颇丰,自然心中喜乐。而且这名渔夫寻思,反正自己一人这样做影响有限,还不至于破坏了水中的生态。

但这个聪明的渔夫却没想到,聪明的人不止他一个,其他渔夫们也是这么想的。正像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只要有一人开了头,就会带动全员进入恶性竞争。渔夫们想到反正环保和生态都是一个百年大计,人生却不过几十年,因此:“苟不利己而利他人,智者不为也”。

而这就形成了新的平衡,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

尽管囚徒的恶果最终会报应于己身,但聪明的渔夫们都相信自己不会是运气不好的那一代人。不过聪明的渔夫越多,现实的报应也越快,因此渔夫们发现鱼虾迅速变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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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聪明的结局

我们的土地上不乏这样聪明的渔夫,不过只有自己一个聪明人还好,就怕别人都和自己一样聪明,这样一来大家都唯恐落于人后,聪明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这样损害的将是自己的土地和后代,那么他们会回答你说:土地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土地;就算祸害后代,也是别人的后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想法,所有行业都涌现出了聪明的渔夫,大家都展开了涸泽而渔的竞争。既然都是聪明人,那么比的就是谁的手段更决绝,因此毒奶粉,假疫苗,激素粮,注水肉出现了,病死猪,地沟油,污染企业,黑砖窑,假众筹也出现了。

这最终导致生长的速度赶不上收割的速度,傻子变得越发稀少,剩下的全是聪明人。

这正是今日中国的生态,我们的社会从古至今是一个推崇个人智力的社会,既然推崇个人智慧,就难保不会成为渔夫的智慧。且中国人常说:人生匆匆,不过百年,哪管身死后洪水滔天。加之不信鬼神,心无负担,一切恶行就毋须做出忏悔。

每个人做事的确可以仅考虑自己,但每个人做出丑事时,世界看到的往往不是个体,而是他所代表的族群和国家。

如果继续推崇彻头彻尾的利己准则和短浅的智慧,而不是建立一种具有远见的文明和制约体系,中国早晚会像今日的沿海,被肆无忌惮的掠夺所耗尽,所有聪明的渔夫最终都会成为不见天日的囚徒。

3

一:中国经济神话

我们的教材和媒体上总爱宣扬一句话,就是中国创造了许多世界奇迹,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经济奇迹,——在几十年内,中国从一穷二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客观来看,媒体所言不虚。至于依靠什么创造这些奇迹,自然就是中国最富余的资产:四万万人民。按照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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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口具有这么大优势,那么其他国家也不需要考虑太多,鼓励生育就对了。人口上去自然经济飞跃。但大家忽略了这之中还包含一个前提:人口是不是优势,要看放在谁手里。

如果政府不计成本,不考虑民生,人口当牲口,那么人口必然是优势。领导一声令下搞运动,拼经济,人们就前仆后继,那么人口无疑是优势。

世界的经济本可以发展得更快,只是很多国家往往要考虑超速的代价,但中国没有这种负担。常言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既然一穷二白,又要经济腾飞,自然要赚快钱:挖掘土地储藏,开办污染企业,出卖血汗劳力。这就是俗谓的变卖资源和人口红利。

所以拼命卖稀土,卖矿产,卖不可再生资源。此外人头多,大把农民工和待业青年,不但耐得住苦力还熬得住寒暑,一来二去血汗工厂便应运而生。加之中国非但不考虑民生的代价,也不考虑环境的代价。因此才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出口大国。

二:产业链转移?人口老龄化?

经济腾飞必然连带地租和成本上升,生意终归是一本账,失去成本优势中国的吸引力就会减弱,所以很多企业逐步撤离了这个世界工厂。

人口红利毕竟不是经济永动机,农民工和青年也会变老,不可能弓腰驼背在工厂养老,而劳动力最需要的就是新鲜血液。无奈寄生在劳动群体上的不劳动人口过多,久而久之劳工们不堪重负,想到自己过得一生窝囊,子孙后辈还要走被盘剥的老路,索性不结婚不生子,一来二去,老龄化也就越发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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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经济学家的担忧,毕竟老龄化是经济最大的杀手。但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独有,全世界都存在老龄化的趋势。唯独中国的老龄化尤其引人注意,因为这个经济体十分依赖年轻人。

不过经济学家还是杞人忧天了,因为中国人历来推崇活到老,累到老。蜡炬成灰泪始干,没有年轻人就给老人做职业培训,再进一步推迟退休年龄,都是可行之法。

所以我们都被老龄化混淆了视线,在世界经济的趋势中,青年劳动力并不是经济竞赛的核心。人口经济所需要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当前经济变革的主轴,正是机器对人类的替代。

之前说过,生意是一本帐。人口红利的关键,不在于”年轻“,而在于”廉价“。但是人类即便劳作到死,就生产力来说也不可能超越机器。商业永远是变革的动力,人工智能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而是一本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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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世界贸易已经二十来年,却始终将自己的经济维系在基础制造业上,这种模式的隐患就在于十分依赖廉价劳动力,而长期看来 A I 的发展就是降低成本和替代人工的,欠缺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自然是首当其冲。

无论基于人道主义还是出于成本考量,世界都必将抛弃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模式。就像工业时代的火车抛弃马车一样。

三:人工智能的应用速度

在最近几年,人工智能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 A I 战胜了人类围棋冠军,这被认为是 A I 进化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的算法进入了新的境界。

不过人工智能核心的用途不是用来下棋,它终究是用来取代人力的,大数据会让他们加快成熟。智能工具会从数据计算走上实际操作的舞台,会从下围棋这种计算性的功能逐步推广到人类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替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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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扩充和算法的进步会让人工智能涉足更多领域,诸如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医学,农业,能源,金融,零售,教育,地质研究和交通网络,甚至宗教和历史都会因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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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会取代司机,机器人会取代生产工人,翻译机会取代翻译员,自助商店会取代营业员,智能语音会取代客服。虚拟空间会取代冗余的交通枢纽和贸易特区。

工业自动化是大势所趋,机器不会劳累,不会罢工,不会跳楼,不会牵涉劳工条款。这会为企业免除更多纠纷和烦恼,正因此富士康才会大规模投产机械人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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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旦夕之间

诚然,世界不会在一夕之间成为智能社会,A I 不会一次性取代所有的人类工种。它们仍存在诸多弊病:欠缺活人的流动性和机动性,且无法被解除劳动合同,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

但人工智能的进化不是永远停滞的, A I 的弊端会随着智能层级的提升和建立集成机制得到解决。算法的进步会增加机器人的工作精度和范围。随着体积,元件和能耗的优化,以及产业的集中,能够被机器取代的工种会越来越多。

可以断定,给大家准备的时间会比想象的更短。技术变革会越来越快,因为人工智能的算法已经呈现出几何级数的提升。

观察谷歌 Alpha go 的换代时间,就不难感受到这种变革的速度。若说世界花了100年将工业革命成熟,那么互联网普及只用了不到40年,而人工智能应用成熟的时间只会更短,因为这将是未来最强的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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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梦碎AI

回到最初的议题,中国的经济神话本质是建立于透支未来和收割人口价值的基础上。中国之所以能输出廉价商品,正在于劳动力的廉价。而制造业也带动了经济链的其他环节,从贸易出口到消费,再到税收和货币发行,再到房地产和基建。

所以中国对劳动力人口的依赖十分严重,再加之中国连年资本流入,维持着输入型通胀。一旦劳动力优势不在,就会带来资本流出,从而导致外汇减少及本币贬值。

所以说劳动人口是双重红利,不仅是外汇红利,同时也是消费红利。老龄化会让劳动人口减少,而自动化会让没有技术能力的工人失业,这二者具有同样的意义,都会让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降低,从而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尤其是不动产价格。

因此会看到消费降级,生产过剩,人们逛商场少了,结婚生子少了,市场交投不活跃了,资产流动性低了,房产库存增加了……

曾经的优势此刻反而会成为隐患,失业人口终究要生存,不能像机器人那样断电了事。收入下跌,失业增加还是小问题,毕竟可以印人民币和维稳。要命的是失去人口红利会削弱外汇存底,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命门:中国的粮食和能源严重依赖进口。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的优势不仅仅是人口,还有完整的产业链,这是很难被替代的。但不能忽略一点: A I 能取代工人,那么也能重组产业链,未来的产业链必将是基于高度智能化的产业链。

所以不要轻视自动化技术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带来的影响,A I 技术正是人口红利的克星,它的冲击最终将大过贸易战,产业外迁和老龄化。

六:变革之殇

许多人认为:变革不可怕,只要能紧跟时代脚步。就像工业革命人类也未尝没有适应过来。

不得不说,这种乐观态度是正确的,但仅限于工业革命的先驱国家。很多人忽略了工业革命残酷的一面,就是它带来了世界范围的对落后文明的奴役和殖民。

而我们的媒体至今还保持着一个爱好,就是把人口数量作为打气的口号,常年宣扬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的精神。吹嘘十四亿人口的体量,认为人多势众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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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时代来说,技术都是经济的制高点,而这并不依靠人海的堆砌,正如硅谷不是依靠人口红利建立起来。科技的进步需要开放和自由的教育。

但放开思想势必动摇国本,毕竟十几亿人的队伍,意识形态重于一切。在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来临之时,都是中国加强闭关锁国,加强巩固意识形态之时。

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仍依赖于出卖血汗,房地产和基建。我们当下看到的是”中国梦“,是”紧抓思想“,从小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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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法拉第发明电力,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弗莱明发明青霉素,希罗启蒙蒸汽机,图灵发明解密机,诺依曼发明计算机,乔布斯建立移动互联网……任何人类历史的大幅跨越,都是基于技术的发现和创造,而从不是基于自己有多少人口红利。

把人口数量作为说辞本身就是对人类智能的贬损,是与牲口等而视之。人类自身的价值,是作为高级生物的对自然改造的能动性。

技术进步势必会对依赖人口红利的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就像船舰和枪炮能够打开满清的国门一样,人工智能也会打破贩卖劳动力的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