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说是因为强制外国用卢布结算天然气,其实主要是外汇管制,简单说就是人为增加外汇市场上的卢布需求,减少卢布供给和外汇需求。
例如:私人买外币有严格限额:买了美元也取不出来;卖证券换外币的投资人被限制在投资市场交易;公司被要求以卢布缴纳更多税款于是很多公司不得不兑换外币资产;进口下降于是换汇需求减少;等等。
国际金融中所谓[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俄罗斯是牺牲了资本自由流动来稳定汇率。
俄罗斯说是因为强制外国用卢布结算天然气,其实主要是外汇管制,简单说就是人为增加外汇市场上的卢布需求,减少卢布供给和外汇需求。
例如:私人买外币有严格限额:买了美元也取不出来;卖证券换外币的投资人被限制在投资市场交易;公司被要求以卢布缴纳更多税款于是很多公司不得不兑换外币资产;进口下降于是换汇需求减少;等等。
国际金融中所谓[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俄罗斯是牺牲了资本自由流动来稳定汇率。
@tinypaper #183272 一個勁地吐糟林鄭和政府,叫苦不迭。
黃絲嘛,只是看著他們呵呵。
俺想起(疑似)7站站长转发过的一个帖子:
@楊丞琳 #183195 差不多,我记忆中没有任何一个很可信的研究表明新冠有人为改造的证据。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时合理的,一种就是支那人吃蝙蝠把病毒传播开,一种就是科学家把病毒从不知道哪个屌山洞里找到带回了实验室,结果瓦房店实验室把病毒泄露了。这两个很难明确区分的。
吐了,所以现在已经无以与言《诗》了么?
这个无人问津的惨样……
比漂亮国牛逼的时候,世人又如何评价我国呢。
有名的政治学家福山说过,如果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保持政治稳定,那么他就相信当代除了自由主义民主制之外还有其他的成功发展模式。
所以,先等到[如果]实现的时候再说吧。否则和讨论[中国民主化之后会如何]一个性质。
@Wolfychan #183270 我也很好奇香港蓝丝都是怎么想的。大概是认同中共的[稳定压倒一切]?
俺复读在另一个帖子下的回答
未注射疫苗人群中奥米克戎死亡率和原始毒株相似。定期注射辉瑞之类的【主流疫苗】确实可以把人群死亡率降低到流感水平(流感的死亡率大约是十万分之二,加上引发肺炎是万分之1.5,目前打了辉瑞的人群中死亡率大约十万分之二)。关键是国内疫苗比较拉跨,虽然防重症和防死亡率数据还可以,但防感染的效果极差,所以综合起来,人群死亡率是其他疫苗的5-10倍(打满了三针大概万分之一级别)。要放开的话,人口基数就可以把这个效果放大,导致死亡数量攀升。
【受限开放】对于奥米克戎这种高度传染性的变种来说等于放弃清零,拖长感染曲线防止医疗系统崩溃。
奥米克戎传染性极强。所以最佳策略是彻底放弃清零政策,医疗系统只接收重症患者,以平滑医疗资源占用曲线为目的(而非清零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受限开放,同时批准并推广mRNA疫苗。
无奈,中共决策是看领导,不是看数据。
@tinypaper #183269 大概是個陪跑的,但香港真的有那麼多腦子有洞的人嗎……氣暈了。
@Wolfychan #183258 笑,是来衬托林郑的吧
零假设是自然起源。没有实验室起源的足够证据驳倒零假设。
任何讨论[中国民主化后]会怎样的问题,都要加限定条件:[民主化]是怎么发生的?都有什么势力参与?新政权格局是怎么样的?[民主中国]的体制和主要势力是怎样的?
不考虑[民主化]的可能路径,以及[民主化]到底是什么,而讨论民主化之后的情况,恕俺直言,就像盖房子只想盖二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YouTube 上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太多。中南海一天政变一次,白宫也是。中国今天赢麻明天崩溃,美国也是。除非是想考察自媒体众生相,否则谨慎选择消息来源很重要。
@tinypaper #183255 目前已知有7人,但就這個最高調。
没什么应不应该的。有兴趣或者有专业职业的需要可以去了解下。
[自由意志]是个争议很大的概念,从哲学到法学到神经科学到量子力学都有自己的解读。常见的实践是,某人的行为如果是在不受胁迫且具有基本认知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做出,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环境并不被认为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同等环境下成长的人并不一定做出同样的行为),即使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纳入考量,也不足以令人免责。
@Wolfychan #183249 现在有几个候选人?
好问题。俺没头绪,先点个赞。
如何查询(或者科学地估算)中国政府在防疫上的支出?有没有2021年的数据?不一定是全国,从局部地区案例来推测亦可。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研究这是个多么巨大的产业链条,有多大获利的空间。
选译自 https://freakonomics.com/podcast/is-the-u-s-really-less-corrupt-than-china/,访谈日期为2021年11月。此访谈提供了关于“腐败”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此系列的翻译将放在“魔鬼经济学”标签下。

洪源远(Yuen Yuen Ang)是新加坡裔美国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她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巨大腐败的矛盾》的书。她试图回答关于“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腐败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之大、发展得如此之快?**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腐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而中国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高,至少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排名是这样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对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习近平主席似乎也这样认为,所以自他2012年上任以来,领导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超过150万名政府官员受到惩处,其中数千人被送进监狱。
洪源远认为,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与美国一个多世纪前的“镀金时代”(1870-1900)很相似。“在资本主义‘腐败’的演变中,有一个模式。腐败并不会随着国家的富裕而完全消失的,相反,它在结构和形式上有所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来者。”例如,《华尔街时报》不久前报道:“131名联邦法官违反法律,审理他们有经济利益的案件。”《纽约时报》不久前报道:“会计巨头从政府内部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税收规则。”最近的一项学术分析发现,当公司把钱花在游说(lobbying)和影响力政治(political influence)上时,他们得到的回报远远大于把钱花在研究和开发上。
1989年,中国的GDP是3470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是5.6万亿美元。从那时起,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大约是美国增长率的四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现在达到了近15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近2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腐败在中国是如此深入人心,是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它产生了特有的词汇。例如“裸官”(即在中国国内看起来一无所有的官员,实际上在海外拥有大量的财富),例如“雅贿”(指通过送艺术品古玩等方式进行行贿)。但是,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在一个有如此多腐败的国家,这种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洪源远的答案是,这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腐败”是什么形式有关。洪源远有自己对于“腐败”的定义和分类。

腐败的常见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而这个定义通常不包括合法的影响力政治(influence politics)。我的定义比这更广泛:只要有足够大的权力能够影响或支配游戏规则,就开始有了腐败的可能性。
我提出了四种类型的腐败,这四种类型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首先,腐败是否涉及精英。第二,腐败是“盗窃”还是“交换”。**首先,与盗窃有关的腐败,可以分为小偷小摸(petty theft)和重大盗窃(grand theft)。小偷小摸就像敲诈——例如一个警察拦住你,抢走了你的200美元。重大盗窃如贪污——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数十亿美元被从国库吸走。然后,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交易型腐败:第一种我称为“加速费”(speed money),即为了克服政策限制导致的延误和困扰,而向中低级官员行贿;另一种我称为“准入费”(access money),支付给有权有势的官员,不是为了克服繁文缛节,而是为了在他们那里进行特殊交易。
如果把这些类型的腐败比作药品……小偷小摸和重大盗窃就像有毒的药品,如果你服用这种药物,肯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加速费”就像止痛药,它们通过克服各种政策性的限制规定帮助你缓解头痛,但它们不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也就是不能帮助你发展你的业务。而“准入费”是资本主义的类固醇,能帮助你快速增长肌肉,帮助你完成超人的壮举,但它们有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只有在经济熔断的情况下才会爆发。
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看到所有这些副作用。它们包括极端的不平等,任人唯亲,还有政策扭曲。例如,在中国,大量资金被投入到高档房地产市场中,而经济适用房却被忽视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2000年代从制造业转向建筑业、债务和房地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资本家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得便宜的土地、贷款、建筑项目……今天,当我们看到恒大危机时,这一切都很合理。它长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
恒大集团(Evergrande Group)是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中国2800多个城市拥有1000多个项目。房地产开发对中国经济繁荣的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比值高达30%;在美国,这一数字为13%。但中国约有20%的住房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恒大是这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参与者,他们一直在努力偿还债务。据报道,恒大欠中国大约170家银行和全球另外120家贷款机构3000多亿美元的债务。恒大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危机;一些小型开发商已经违约,其他开发商也可能处于违约边缘。
如果你阅读美国历史,在19世纪,美国有五次这种类型的危机。五次! 每20年就有一次……(而恒大的危机)很多人称它为“雷曼兄弟时刻”。
洪源远认为,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倒闭,以及引发大衰退的2007-2008年金融危机,部分是由她所谓的“准入费”所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显示,在2000-2007年的美国,政治游说行为与更多的风险贷款和更高的违约率有关。该研究还发现,曾向政府游说的公司更有可能在经济危机后收到救助款。
访谈提到,洪提出的“松绑的腐败指数”(Unbundled Corruption Index)——也即将“腐败”分为四种类型并将在某些国家合法的行为(如作为“准入费”的游说)囊括在内——还没有被主流学界接受。
我无法将它在期刊上发表。……审稿人对“松绑的腐败指数”感到非常生气。我们知道审稿人都很挑剔,这很正常,但他们不仅仅是挑剔,他们是真的很生气,试图抛出所有可以想到的理由来阻止它。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知道,哦,我正在做的事情冲击了他们个人的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一直在使用腐败的传统衡量指数,也许他们已经使用传统指数进行了论证。当然,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受到挑战。
洪源远认为,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可能有误导性,因为它“掩盖了腐败有不同类型的事实”。洪源远想要的是一种能衡量四种不同类型的腐败的方法——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加速费和准入费——她想为每一种“腐败”计算出单独的分数。她还想改进用于生成这些腐败分数的调查数据。因此,她开始自己收集数据。因为她是一个研究人员,而不是一个全球机构,所以她只关注了15个国家(【注】15国四种腐败类型的分数附在文尾,下图为中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尼日利亚和美国。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我采访了那些有某个国家专业知识的人,包括教授、记者、有10年以上经验的商业主管。我没有要求人们用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而是为他们描述了一个情景,例如:“某某与某位政治家关系密切,因此,他能入手大量的建筑工程项目。你认为这种情况在你所评价的国家有多普遍?”
如果我们将中美两国的腐败分数与总体“清廉指数”相比,我们看到的相似之处是,**美国总体而言腐败的总量比中国低得多。**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把总分拆成四个类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微差别。首先,在中美两国,小偷小摸、重大盗窃和加速费都比中国低很多,但两国有大致相同数量的“准入费”。
(采访者:所以在中国,“准入费”可能是贿赂;在美国,它可能更可能是团体游说或寻求政治影响力,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想。在中国,没有相当于政治游说行业的东西。
(采访者:哦,给他们点时间吧!)
也许还是不会有。因为游说是一种机构活动,游说的对象是机构而非个人。我认为,游说行业在中国不会发展,因为权力是如此个人化。在中国的贿赂,对象必须是一个特定的、有很多权力的人。
(采访者:如果你要创建一个指数,比如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你认为技术转移或知识产权盗窃——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可能有什么作用?)
作用不大。我知道有很多关于技术转移的讨论,且在中国确实存在知识产权盗窃。但研究发现,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水平并不显著高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采访者:是否可以说,总的来说,“准入费”类型的腐败是值得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公共产品以及带来了连锁效应?例如,如果有人能为这个地区的孩子们造一所新学校,我为什么要关心建造新学校的开发商是不是向当地的党政官员支付了10%的回扣?当然也可以说,这10%的回扣钱更好的用处是提高建筑质量,这样当发生地震时——比如2008年四川的那场可怕的地震——也许数以千计的孩子就不会因为他们的校舍建筑质量低劣而死亡。)
但是人们也可以提出反驳,如果没有这种腐败,政府官员就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投入。所以真的很难说,这是一种好处还是一种代价。我认为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
(采访者:我们是否能假设今天在美国仍有像 Jack Abramoff 这样的事情发生?)(【注】)
我不知道,但我要推荐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Anat Admati的研究。她指出,银行业的问题特别糟糕,且因为其不透明而加剧。除了少数专家之外,没有人真正知道金融衍生品是如何运作的。公众不了解它们;甚至像我这样的教授,除非你以研究这个为生,否则你也并不真正了解它。我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变得高度金融化、极其复杂时,就为不负责任创造了条件,因为没有人了解如此技术性的东西。
对于中国,洪源远发表了更多的看法。她认为,“自1949年以来,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中国如何逃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什么是“贫困陷阱”?这是说,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不具备一个繁荣国家的特征和制度,就很难变得繁荣起来。从个人层面上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先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怎么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并进入中产阶级?虽然许多国家无法摆脱“贫困陷阱”,但中国显然已经走出了那一步。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9年以来,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一些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不愿意给中国太多的荣誉。毕竟,它是一个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国家,所以认可它的经济奇迹可能被视为对其政治制度的认可。
(采访者:如果我请你描述当前的“中国模式”,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变化得相当快——至少在过去40年左右是这样,你会如何描述“中国模式”?我特别想知道你认为公众对这种模式有什么误解。)
我将尝试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两件事。第一个误解是假设中国只有一种模式。如果你看看事实,就会发现有多种“中国模式”,取决于你在哪里和什么时候看这个国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独裁政权,权力集中在毛泽东手中,同时还有个人崇拜;经济以中央计划经济的方式运行,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我们知道,那个时期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接着,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邓小平将中央政府的角色从独裁者转变为董事长;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中国的发展成就要归功于威权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控制,但这不是事实。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转折,就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成为主席之后,中国又转向了专制威权主义。
(采访者:我是这样解读你的数据的,希望你能告诉我对不对——高层的“准入费”腐败相比低层的“加速费”和小偷小摸,对于一个更专制的国家来说更有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成功的专制制度。原因之一是,低层的小腐败越多,高层拿到的就越少……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是一个高层官员,我不希望低层官员过于贪婪或腐败,因为这种类型的腐败相当明显,它将使国家形象受损。如果我可以减少这些低层腐败,我就可以创造一个相对不腐败的国家形象,这使得高层的人能在较少的外部审视下方便实施高层腐败。)
对,这种解读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各个城市和县城的领导人能通过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获益,因为他们想吸引企业和投资者。而掠夺性腐败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损他们的发展目标,更有损他们的仕途。然而,这些地方领导人想遏制低层掠夺性腐败,首先必须有能力支付其下属官僚。
(采访者:在你的书中,我发现最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你所说的“利润分享”。也就是说,一个中级或低级官员有大约70%的收入来自工资之外的形式——礼物、餐点之类的。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官僚的薪酬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即官方工资实际上非常低,在许多情况下低于生存水平。例如,我访问过一个县,那里的(公务员)入职工资每月不到80美元。经济学家把这称为“姑息工资”(capitulation wages),意味着当工资太低时,人们隐含的期望是用贿赂、敲诈或偷窃来弥补它。如果这些低级别的官僚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生存,你就无法可行地阻止他们试图偷窃或敲诈。我发现,事实上,在官方工资之外,超过75%的实际报酬来自这种高度灵活的“附加值”,诸如奖金、各种实物福利、食品、免费休假等。这些“附加工资”多少,与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系统性挂钩,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利润分享”(profit-sharing)——它是对政府利润的分享。
洪源远认为,这种“利益分享”制度是中国能够摆脱贫困陷阱的原因之一。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努力清除低级腐败(限制增长的毒药类型的腐败,如小偷小摸)时,中国则激励了其他形式的腐败——如“准入费”这样类固醇形式的腐败。
访谈还讲到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
(采访者:你描述了自2012年起,管理中国的习近平将这个国家重新纳入了专制威权主义轨道。你认为习近平知道你的研究吗?假设他不知道,你认为他对你的分析会有什么看法?)
我想他会同意我所使用的“中国的镀金时代”这个词,因为我认为这正是他面对的情况。
(采访者:有什么证据表明,习近平是真心实意的(打击腐败),而不是主要为了削弱反对派而采取的政治手段?)
有很多人问我,“(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真正的改革吗?还是只是习近平用来铲除敌人的工具?”答案是,它是两者的混合体。习近平对结构性腐败有真正的担忧,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既是拯救党,也是拯救自己。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踩下了油门,所有人突然意识到:“天哪,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对此感到震惊。但如果你看看他上任时的标志性政策,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是认真的。
(习近平将腐败视为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证据是恒大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新法规引发的,该法规规定了一个公司可接受的债务比率。此举被一位专家描述为“政权故意引发的控制下的拆迁”。在洪的腐败四分法中,这属于对“准入费”的打击,也是失控的资本主义让习近平感到不安的一个信号。)
习近平不喜欢经济里有过多的资本主义,他在讲话中多次表达了这一点,所以这不是猜测。但在中国,他可以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他直接发号施令。比如说教辅?不好,禁止这个。电子游戏?不好,禁止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太大了,阻止他们。所以我认为,如果习近平成了美国总统,他会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可能会对它们感到厌恶。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一件事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你不能只是发布命令来解决问题。
(采访者:但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可以使用行政命令。想象下,美国总统可以在短期内做很多事情来削减政治游说的影响。你认为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政治游说是他可能考虑针对的目标吗?)
他可能会,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美国的制度与中国的制度非常不同。当拜登总统想通过“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时,他必须说服国会中足够多的人通过他的法案来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在中国,习近平不需要这样做。
(采访者:在我们还在讨论基础设施法案的时候,他已经命令建造了100座桥梁。)
对,他只需要说:“你知道吗?有钱人应该捐款。”第二天阿里巴巴和腾讯就会捐出一大笔钱。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在美国,你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你能想象拜登总统告诉五大公司“现在你们应该捐款”,而它们会捐出他们财富的百分之五吗?
(采访者:对,他甚至不能命令他们交税。我不认为直接要捐款能成功。)
就是这样。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习近平是美国总统)我认为他会为自己的束手束脚感到非常烦闷。看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无论一个商人多么富有,他总是政治家的下属。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实际上几乎是相反的。可以说,资本家比公职人员拥有更多权力。因此,我认为如果习近平在美国执政,他真的会被这种情况所震惊,并且无法适应。
(采访者:你认为对美国腐败的最大制约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不突出的腐败?)
实际上我们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就看到了这一点。开放的新闻界、揭露丑闻的记者、独立的检察官。选举肯定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选举改革挑战了政治机器,还有政治活动、劳工运动等等。而这一切都因为民主而成为可能。
(采访者: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因为民主”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进步时代”的某些元素在中国扎根,例如内部检举和机构自我监督。你似乎在说中国也很快会有自己版本的“进步时代”,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习近平的任务是结束“镀金时代”,把中国带入自己的“进步时代”。而他的方法与美国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喜欢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运动。但我认为,命令会适得其反。命令只能解决问题的表象,但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因此,如果他想成功,他必须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现在他的命令已经动摇了商业信心;他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挑战,即如何在保持繁荣的同时实现公平和正义?
最后,洪源远谈到了她对美国的看法。
我在美国生活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即使是在一个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问题也并没有结束。我知道,这对美国人来说,也许显而易见;但对于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启示。因为我们总是被教导说,如果我们也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就成功了。你毕业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而生活在这里让我明白,即使有高收入,即使有先进的民主,情况也可能会崩溃。这里有巨大的不平等,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而我并不是美国的悲观主义者。
尽管我在美国看到了所有的问题,我仍然可以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我拥有在美国所拥有的机会。作为一个在学术上怪异和不合群的人,在大多数地方我很可能无法被人接受。所以我看到两方面:这个国家有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但我仍然对它为人们提供机会的开放性感到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左上角:小偷小摸;右上角:重大盗窃;左下角:加速费;右下角:准入费
国家按照腐败总指数从高到低排列:孟加拉,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中国,泰国,南非,巴西,加纳,美国,韩国,台湾,日本,新加坡





一个自诩为人类最高等级文明的政权怎么会有这些破事,老子天朝一片大好。
冇分別之理由:
一、奧斯曼帝國蘇丹係中亞突厥系遊牧民,同中國北朝如金、蒙古同滿洲女真部落生活方式相同。靠劫掠農民為生。
二、奧斯曼帝國從征服地舊貴族及奴隸後代中挑選男童組建禁衛軍,即“蘇丹之奴隸”,同明末滿洲人翻越長城入關掠奪漢人做包衣家奴几類似。
三、華北即是安納托尼亞,地形皆平原,適宜農耕,原為拜占庭之領土,原住民乃希臘人同亞美尼亞人,被突厥人征服後,加入突厥軍團,對拜占庭反戈一擊。同華北漢人被蒙古、滿清征服後,南下推平本國同族偏安政權雷同。
四、拜占庭帝國同中國南朝一樣,係大一統政權分裂後的結果,西羅馬畁蠻族入侵滅亡。而拜占庭保留羅馬皇族血脈及法統。同中國歷史衣冠南渡几類似。
五、拜占庭國教乃東正教,奧斯曼國教乃遜尼派伊斯蘭教。正對中國南朝正一道,北朝薩滿教。
六、兩者地理位置也類似,分割巴爾幹同安納托尼亞界限在於一條聯通愛琴海同黑海的海峽,分隔南北朝的界限則在淮河或長江。拜占庭同奧斯曼是東西對峙,西邊君士坦丁堡周邊沿海即為中國南朝之江南,巴爾幹半島則為其他南朝領土,東邊奧斯曼帝國則佔據安納托尼亞大部,類似北朝佔據華北平原。
七、歷史進程雷同,信奉伊斯蘭的突厥遊牧蠻族征服了基督教的拜占庭農耕文明,信仰薩滿教的蒙古、滿清則征服了信仰儒道的南宋同南明。
八、塞浦路斯類似台灣,一半土耳其人一半希臘人,且彼此嚴重衝突,類似明鄭漢人同滿清殖民者。
九、結局類似,奧斯曼帝國一戰後被列強徹底瓜分,分崩離析。滿清則畁漢人起義推翻,內部裂解。
兩者唯一不同之處:
過去屬於奧斯曼帝國分裂出的諸國,唔論係伊斯蘭文明的阿拉伯國定係希臘、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等基督教國,認同自己做奧斯曼繼承者的一個都冇。唯有土耳其因為領土問題依然高舉奧斯曼繼承者的大旗,搞乜土耳其主義,唯恐希臘收復君士坦丁堡及西部庫爾德人獨立建國。
中國人則繼承了滿清末期之中華民族民族發明,歷史敘事也承接滿清敘事,囊括除外蒙古外之幾乎滿清全部領土。依然作為一個超級多元帝國存在於世界。
@陳靖仇 成日呢度嘈交南方獨立,對本香港人之上述觀點,有何高見?
候選人而已,我感覺還好啦。
如果參選只要滿足程序就都可以成為候選人的話,那麼這樣的參選人還蠻常見的
台灣的總統候選人還有上總統辯論推銷飲料的(蜂蜜檸檬來著?)
等到這貨真的成為特首了再來嘆息。
而這是下屆特首候選人😪😪😪

這個政府是來侮辱香港人智商的嗎?馭民五術的辱民之前,原來首先要自辱。
您知道您在说什么么!?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203300172.aspx
(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30日電)據報導,香港行政長官(特首)林鄭月娥今天說,防止感染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及加速病患復元,相信中醫藥可比西藥「發揮更好成效」。
根據官方香港電台的報導,林鄭月娥在抗疫記者會上作了以上表示。
她並說,相信已抵港的中國大陸中醫專家可以做到「三減」,即減少感染、減少重症及減少死亡。
1月初,香港爆發COVID-19第五波疫情,由於疫情嚴峻,港府請求北京方面支援抗疫,而北京方面先後派遣了兩批中醫專家來港協助,並協同西醫治病。
已抵港的大陸中醫專家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及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德。
香港一向重視西醫及西藥,雖然當局近幾年也致力協助中醫學發展,但在官方認可上,西醫及西藥仍是主流。
不過,最近第五波疫情來襲,有愈來愈多的港人信奉中藥對治療新冠病毒有效,市面上蓮花清瘟膠囊一盒難求。
在手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表示,在使用快速測試包確定呈陽性後,並未向當局上報確診,而是自行服用蓮花清瘟膠囊治病,而使病情趨緩。
這些訊息在坊間流傳,使市民日益相信,中藥可治療COVID-19。
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北京方面也向港方提供了大量蓮花清瘟膠囊,由港府免費派發給市民。(編輯:曹宇帆)1110330
下面是个人观点,放在留言区。
如果中共做出武力夺占台湾,不惜代价,不惜和国际社会对立的决策,那么说明中共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理性决策的能力或意愿。
习派、中共高层、中国政府、9500多万名党员、13亿中国人、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这些上述团体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很多时候彼此冲突。
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人们想要过好日子,而中国人包括中共党员在内,最近30年来能改善生活,政府能有充裕资金,国家获得发展的机会,根本原因是“搭便车”,即在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环境与贸易秩序下,获得技术、石油、粮食······中国是美国秩序的受益者。
如果中共发动战争,那将严重伤害自己的经济和国际环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使美国采取避战孤立,战略收缩,中共也没有建立国际秩序,维持国际秩序的能力。这需要在中亚投射强大的陆军,在印度洋太平洋投射强大的海军。中共自己根本无法,制服和控制美国退出以后留下的混乱和权力真空,原来被美国压制打败的各种极端势力和国家、组织将再度崛起。
中共高层权贵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坐江山,攻击台湾,赌国运冒险,不利于坐江山。
亨廷顿曾指出,中国传统儒家不区分和混淆了国内政治和外交,“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延伸。”笔者认为,在一个非民主的政体下,各派系及其代理人并不是依靠某一明确指标比如选票获得各种权力,安排秩序,而是黑箱的斗争,这种斗争没有上限下限规则,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斗争的工具和抓手”,包括外交、战争等等。
选择攻打台湾,说明中共内部的政治生态已经极具恶化白热化,可能清醒明白人和反习势力胆怯不敢发声;或是可能一些反习势力将台海战争作为政治工具,以此做局等着习派出洋相。但是他们忽视小看了战争本身的运行逻辑和升级的风险。而习派将此战当作伟大复兴的里程碑。真是同一场战争,各派怀着不同的目标,达成了荒谬的共识,只是可怜的是台湾人,和将要喂鱼的PLA士兵。
花鸟风月放下无用的矜持速来和我结婚!
(如果看到请私信我)
取我缁衣,将以贸穗。心之忧矣,之子不至。
着我缁衣,以望子骑。子骑不至,曷弭我思?
褪我缁衣,以听子辔。子辔不至,曷令我寐?
原视频来自《“奥威尔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什么?(What "Orwellian" really means?)》。
原翻译来自https://www.ted.com/talks/noah_tavlin_what_orwellian_really_means/transcript,译者Victoria Zhang。因此翻译并非“原创”,但译文有所修改和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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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新闻或者关注政治,那么你很有可能听说过“奥威尔主义”这个词,它频繁地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但是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会被这样频繁地使用?

“奥威尔主义”这个词是基于英国作家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命名的,他的笔名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最著名的作品《1984》中,描述了一个被极权主义政府压迫的社会。“奥威尔主义”经常被简单地指代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但是这种用法不仅并未传达奥威尔的原意,反而有可能正是奥威尔所警告的现象。

奥威尔确实是各种形式的专政的反对者。他倾其一生对抗左翼与右翼的反民主力量。但是他也非常担心反民主思想滋生扩散的方式。他最深刻的一个见解就是,语言在塑造我们的思想和观点方面作用重大。

《1984》中的大洋国的政府(Oceania)用一种明显的方式控制人们的行动和言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监视,如果言行“出线”就会下场悲惨,这种威胁时刻笼罩在所有人头上。



其他的控制形式没有这么明显:民众被不断地宣传淹没,这些宣传来自于“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捏造的“史实”和“数据”;“和平部”(Ministry of Peace)负责军事;劳改营被叫做“欢乐营”(Joycamps);政治犯被“友爱部”(Ministry of Love)囚禁和折磨。这种故意的讽刺就是“双重语言”(doublespeak)的一个例证:语言不为传达意义而是为了破坏意义,腐蚀每个词语的本意。

政权的语言控制还有更过分的方法。他们从英语中剔除词汇,创造出一种官方方言或者说“新话”(Newspeak)——这是一个简陋的、由各种缩写和简单具体名词组成的词语集合,其中缺乏任何能够表达细微差别和批判性观点的复杂词汇。

**这就产生了一种被奥威尔叫做“双重思想”(doublethink)的心理现象——一种催眠状态下的认知失调。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被迫放弃自己的认知,取而代之的是事件的官方叙事;个人完全依附于政府定义的“现实”。**这样的结果就是,个人独立的思维过程被侵犯,梦呓也可能被认定是思想犯罪,写日记或者发生外遇都会被认为是反叛性的颠覆活动。

这听起来是只有在极权政体下才可能发生的现象。但是奥威尔警告我们,这种现象在民主社会仍有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是“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并不等同于“奥威尔主义”。


在奥威尔的《政治与英语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他描述了各种(语言控制)手段,诸如使用“大词”来展示权威,使用委婉说法或复杂句式来掩盖暴行使其听上去可以接受。即使是日常的语言滥用也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每天在广告中看到听到的言论都是为了吸引你并影响你的行为,就像政治竞选中的评述和论点那样,很少表达出细致的观点。而如果我们惯于使用媒体报道中、网上现成的短语或评论,就可能逃避深入思考,或者不再质疑自己观点的前提假设。

下一次你听到某人使用“奥威尔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可要注意了。如果他们说的是对语言的欺诈性、操控性的使用,这是正确的使用方式。如果他们说的是大规模监视和干预型政府,那他们更像是在说“专制主义”而不一定是“奥威尔主义”。而如果他们只是把“奥威尔主义”当万能词汇使用,来描述他们反对的观点,那么有可能他们、而非他们批评的东西才是“奥威尔主义”。

词汇有塑造思维的力量。语言是政治的流通货币,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从日常互动到最高理想社会。奥威尔劝告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语言,因为,思考和交流的能力正是我们与一个颠倒的世界之间的屏障——在那里,战争即和平,奴役即自由。
借用姨的一句名言:“只有在天完全黑的时候,天下的乌鸦才会一边黑呢”
如果你觉得政治都是黑暗的,那么我们和共产党对打的时候你应该保持中立,而不是帮着共产党灭反贼。
警務處公布,下月起調整警隊入職要求,取消「在港居住七年或以上」的規定,申請人只要是香港永久居民便可以投考。翻查資料,截至去年12月31日,警務處有5,706個空缺職位,比反修例運動前增加了2.96倍;而去年招聘員佐級及督察級人員的結果,只達目標的31.3%及61%。
4月1日起,警員、見習督察及輔警警員入職要求中「在港居住七年或以上」的居港年期規定將會取消,申請人只須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要求便可投考。此外,所有申請人均須在遴選中接受尿液驗毒測試。
警方發言人稱,警隊一向採取積極主動的招募策略,並將因應疫情發展,舉辦不同的招募活動,包括「警察招募‧體驗日」、出動流動宣傳車,並於今年稍後時間在各大專院校舉辦入職講座及工作坊,吸引更多本地及海外學生投考。
保安局今年一月書面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透露最新統計數字,截至2021年12月31日,警務處有5,706個空缺職位,較去年2月上升8.5%;若與反修例運動前比較,2018/19年度警務處有1,440個職位空缺,即最新空缺數字比三年前增加了2.96倍。至於招聘人手方面,2021-22年度計劃招聘員佐級及督察級人員,目標分別為1,350人及195人。但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只成功招聘423人及119人,僅佔招聘目標的31.3%及61%。
網址: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6%94%BF%E7%B6%93/%E8%AD%A6%E9%9A%8A%E8%AA%BF%E6%95%B4%E5%85%A5%E8%81%B7%E8%A6%81%E6%B1%82-%E5%B1%85%E6%B8%AF%E6%9C%AA%E6%BB%BF7%E5%B9%B4%E5%8F%AF%E6%8A%95%E8%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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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决策的本质: 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格雷厄姆·艾利森
问题的背景
1959年古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古巴共和国。此后美古关系恶化,1961年猪湾事件爆发后,古巴向苏联求助。同时为了对抗美国在土耳其布设核导弹,前苏联为了扳回战略劣势,而在古巴部署导弹。从10月15日—10月28日的13天,美苏双方在核按钮旁徘徊,使人类空前地接近毁灭的边缘,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对于国家行为的解释,传统的方法是将政府的行为类比为个人有目的行动,政府的大部分行为就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但是格雷厄姆认为,这种简化掩盖了一个事实:国家的政策的“决策者”明显不是一个能思考的个人,而是由一些大型组织和政治行为体构成的集合体。格雷厄姆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从而提出了危机决策的三模型。本书仅仅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并且运用三个模型给予不同的解释。
1苏联为什么在古巴部署进攻性的战略导弹?
2为什么美国作出用海军封锁古巴,阻止苏联向古巴运用导弹的反应?
3为什么导弹会被撤出?
4此次导弹危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决策的三种模型
模式 I(理性行为体范式)
这种把国家视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与传统的理性人相似,国家会计算目标的效用,并且选取利益最大化的目或者方案,政府的行动就是针对某个战略问题经过利害考虑后的选择的解决办法。
理性行为体范式,吸取了心理学、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主义理论和博弈论来解释行为主体的行动。利用理性行为体范式,格雷厄姆认为古巴部署战略性进攻导弹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远程导弹的不足,为了取得战略平衡而在古巴部署战略性进攻武器;而肯尼迪及其幕僚因为不想讲冲突演变为战争而采用封锁的策略;由于美苏双方都无法保证彻底摧毁对方,美苏双方各后退一步,达成妥协。
翻译成人话:这就是网民和粉红们常谈的所谓的“大棋党”,这种认知把国家和组织简单看作一个世界围棋冠军或者国际象棋冠军,每一步都是经过仔细计算和权衡的理性选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任何大型组织或国家都不是信息完美、利益一致、快速响应的集合体,即使是民主国家,理性决策也不是在所有情况,非民主国家更不可能,而所谓的“大棋党”实际上是文宣系统事后(诸葛)的建构和篡改包装。
模式 II(组织行为范式)
基于赫伯特·西蒙的组织研究,以及社会学、传统政治学和商业领域的最新发展。组织行为范式将政府视为一个由松散组合在一起的集合体,这些组织各自相对独立。当组成政府的这些组织处理各种信息时,也是政府在提出各种选项以及评价这些选项的后果;而当组织在照章行事时,也就是政府在采取行动。因此,在模式II看来,政府的行为不是经过仔细计算而精心做出的选择,而是各大型组织根据组织的标准运作程序运作而产出的结果。这种模式认为,要解释政府的行动就必须研究这些组织的常规,并要注意这些常规逐渐发生的偏移。决定组织行为的不仅仅是组织的目标,而是一系列规范所塑造的。组织的行动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活动的程式化。
利用组织行为范式,作者关注相关政府组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在没有上级敢干预的情况下其通常会做些什么。格雷厄姆分析苏联没有在国外部署过导弹,但是苏联仍按照原有的程序在古巴安置导弹,而这些原有的程序无法适应古巴的气候,美国军方很快了解到苏联布置导弹的进展。空军的的不确定性以及海军事前的封锁预案,使得肯尼迪除了海上封锁之外,没考虑其他的选项。而苏联没有料想到美国的封锁的行动,因此没有制定相应的预案,因此选择撤退。
翻译成人话:政府分为很多职能部门,特别是计划经济权威政体的大政府,农业部,财政部,工业部,公安部等等等,他们按照职能划分、规范、条例办事,即使这样会出现荒诞、奇葩、残暴的事情,比如,多个部门之间打太极踢皮球就是不办事;比如,疫情管理拒绝接受其他病人、孕妇导致死亡的。组织的科层越多越大,越缓慢僵化。
模式 III(政府政治范式)
模式III借鉴了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最近取得的成果,以及政府方面相关的经验教训,以说明个人在制定政策中的重要性。位于组织顶层的领导人所构成的团体并非是铁板一块的。相反,这个团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博弈者,相互进行之间进行重要的竞争性的博弈。这个博弈即政治:在政府的等级体系中占据各个位置的博弈者根据惯常的规则相互讨价还价。
在模式三看来:政府的行为并不是组织输出的结果,而是博弈者讨价还价斗争的结果。(划重点,划重点,划重点)。
模式III集中关注那些参与博弈行动的人,例如作者分析了赫鲁晓夫和苏联的主席团之间的矛盾 ,赫鲁晓夫军队之间的冲突;在古巴步骤核导弹能够快速的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威信,因此赫鲁晓夫选择在古巴部署导弹;为了赢得1962年选举,使得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据优势,肯尼迪采取比较强硬姿态而不是外交途径解决古巴导危机;周围的亲信赞成封锁,同时总统对空军以及CIA的不信任,也使得肯尼迪采取封锁而不是空中打击。
翻译成人话:国家和政府就像菜市场,特别是非民主政府,它的行为是内部斗争的结果,不可预测,非理性,自相矛盾,混乱,不连贯······是其特点,
比如,二战日本帝国海军与陆军的利益斗争,海权和陆权都是尝试性的投机,导致日本多线作战,最终失败。
比如,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赫鲁晓夫先部署导弹挑衅,后又认怂撤走。
比如,毛在朝鲜战争要求志愿军在非战斗伤亡缺乏后勤的情况下强行进攻南韩,毛发动对印战争,苻坚对南方战争、隋炀帝发动高句丽战争,是为了集权抓军权和内部政治斗争,树立个人权威。
本书中格雷厄姆的观点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a)外交的专业分析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是以直观非理性化的方式进行思考
b)大部分的分析人员依据模式I来解释和预测政府的行为
c)模式II与模式III更能解释和预测政府的行为
格雷厄姆·艾利森,哈佛大学曾任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7),是国家安全与国防政策分析家,特别是在核武器,恐怖主义以及决策方面,曾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任国防部助理秘书。代表性著作有《Nuclear Terrorism: The Ultimate Preventable Catastrophe》,《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相关文章与参考
1.習近平:塑造中國強勢領導人世界觀及思想的五種歷史元素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9034961
2.分析:中国攻打台湾事关习近平身份问题——这正是其中的危险之处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1-10-13/china-xi-jinping-attacking-taiwan-about-identity-so-dangerous/100533128
3.Z-Library 《决策的本质: 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https://zh.u1lib.org/book/16368178/1e695c/?wrongHash
4.长平观察:《人民日报》署名“钟声”的评论文章给出了专制理性的答案。 https://www.dw.com/zh/长平观察习近平挺普京他是一个大傻瓜吗/a-61294511


3月30日 第32个投稿 #关注丰县书写接力
“请各位保持关注此案,一定要重视此案,因为这些被拐妇女即使得救,看得见明天的太阳,太阳的颜色,光芒,天空的颜色,也不一定尽如从前。”
请持续关注#江苏徐州丰县案。
即使,假使今天的被拐妇女得救,未来也会有可能出现其他受害者。请各位保持关注此案,一定要重视此案;因为这些被拐妇女即便得救,看得见明天的太阳,太阳的颜色,光芒,天空的颜色……也不一定尽如从前。
此次案件是各位竭力撕破的一个中国内部的丑陋,令那些妇女看见希望的曙光;并非说只限中国会如此,而是不论外国人如何,中国政府仍然对此案漠不关心。不应该比较:妇女需要救援,而我们和政府需按传统的训教,改过自新、进步。也希望各位不要忘记此案,共勉之。
不要在被粉饰的环境下觉得满足、安全,人们的生活应该进步而非原地踏步。这个政府真的可靠?农村与城市的阶级分别?莫名其妙在升学时按一线城市加分?阶级的分别最终目的、或结果,不是培育了资本?相反,政府有多关注“铁链女”?他只有铁面无情地站在国际的舞台上以维护国家利益及国家面子行动,并非为了人民——这是帝国主义。
诸位在谴责星巴克的同时,团结一致产生的民族自豪感,最终可以(并非指抵制星巴克的动机出现问题)保障到各位及身边的利益吗?你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唇亡齿寒、互相利用,而这样的政府没有进步的动机和理由。这样健康吗?最终你也能明哲保身……安然无恙吗?请你记住,最终你控制不了如今这个政府的行动。中国社会目前及未来的繁荣和稳定其实伴随着风险;外国政策亦在弊端,所以全都要改。你们相信习近平,习近平以后的呢?皆是未知之数,而你们亦无法再度控制——而这一切将成为“天安门事件”的循环。国家只是一个集团,人的生活、生命、利益才是当中核心。是国家为人们服务或共同努力,而非人们为国服务。各位,无论是支持或反对都请不要盲目对抗,鹬蚌相争会令对方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请问加拿大镇压卡车司机示威的是左派还是右派?
左派。我的意思是,我們無法阻止這種暴政出現,但是寬鬆的法律會令受害人的損失減少。比如貨車司機非法集結,在加拿大通常只是罰款,在香港肯定以月甚至年計的監禁,即使是監禁,相對來說來自政府的傷害也沒有香港的重。怎麼樣?加拿大的迫害再烈都比不上香港,直接原因就是因為法律上的罰則比香港寬鬆。
但是在美國,支持嚴懲罪犯是右派主流觀點(這一方面川普似乎沒有跟隨主流右派,值得支持)。美國的左派往往只知道無罪化,右派只知嚴刑峻法。
但在这个网站如果不反串就会被删帖,所以就身不由己了。
我不明白。抱歉我是不太理解反串的人,而以Albert這種尺度的發言也沒被封,我也不覺得本站的右派有反串的必要。
@绫波丽 #183227 當地人有攜槍令搶匪能被打死,不也是反映右派令警察失去正常功能的社會也不會一面倒地被罪犯所殘害嗎?美國的問題是禁槍令正義反抗變得逐漸不可能,而不只是縱容罪犯。Defund the police在德州根本不成問題,反正本來就是把賊崩了再報警的,在有賊只能報警的加州才是問題。
歪個樓,我覺得左派對罪案過份寬鬆的態度會帶來你所提到的問題,但是我個人也覺得按照美國一般右派對罪案嚴厲的立場來立法的話,這樣的法律一旦為暴君所利用迫害無辜,後果將會比利用左派風格的法律嚴重。用兩個司法有漏洞(假設的)的極端情況來代表就像這樣:
(1): 一名醫生欺騙他的病人飲漂白水治武漢肺炎,致重病,因此被控欺詐罪成,但是因為他曾遭受不公待遇、這是宗教自由云云[請插入任何降低重罪刑責的理由,我對黑命貴相關的事不太理解],很快就出來了,然後轉行當傳道人繼續行騙。
(2): 一名醫生為了人道援助,前往示威現場救治被暴力傷害的人,不論示威者還是警員,因此被控暴動罪,坐十年,吊銷牌照。
兩個情況中兩人都被控重罪,但一個涉及專業失德,一個不涉及專業,而對罪犯的寬鬆觀點(刻板印象為左派)雖然可以令(2)的情況不會出現(「因為暴動根本無罪嘛,所以救治暴動現場的人當然無罪」),但是會令(1)的情況發生,令該醫棍可以繼續請人飲漂白水;但通常由保守右派持有的「嚴懲罪犯」的觀點呢?只要政府一旦選擇暴力鎮壓,不需要改變一條法律,(2)中那種救死扶傷反而成為專業失德的情況就無法被阻止,即使說「這是冤獄」都沒有用,因為一般來說法庭的決定難以改變,最佳的情況下,平反都需要漫長的時間。
是故,與其關心左派縱惡,不如想法設計能兼顧(1)和(2)兩種情況,重新設計或者發掘既能嚴懲真正的罪犯,也能將政治案件的受害人損失減到最低的法制。
我反對西方左派以行政手段阻礙行使大政府、自衞權、宗教及言論自由,但我也反對部分右派對人的嚴苛和不寬容,前者降低了一個國家自我糾正和行使正義的能力,後者令政府一旦作出真正的政治迫害時異議人士受害的程度比今時今日更為慘烈。
因为泽连斯基认为,躲进冰箱里要比外面更安全,于是笑嘻嘻得把一锅紫色的药煮好后,揪出了可疑的一小撮。
风月,好几天不见你,你跑到哪里去了?想你呢!
如果你仍然时不时查看网站,但是又不想留言,请给我一个私信或其他sign,让我知道你没事。
如果你在开开心心地吃大餐喝奶茶,算我没说。
无论如何,想你。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很好。
如果你不好,但还是说很好,我会抱抱你。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林彪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成绩最大最大,缺点最小最小,' 伪社会化装是一种本能.
文化大革命跟民主有什么关系
翻译的够令人惊诧,党国也够害怕.都是没有人格的人的写照.实际上老外在中国无论黑白人还是日本人待遇都非常好,张献忠也不会找他们下手,阿Q也仍然是向往投靠假洋鬼子一块革命.就象一个老板,你实际中给我老老实实的,你背后说我什么需要放在心上吗,可是我们的党国就怕了,'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https://github.com/cdpinfo/info/wiki/09646№邓小平的两个百年是民主计划:2049年全国大选-――王占阳
邓小平曾经说过
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现在看,这句话应该是有问题的。毕竟邓小平将西方的选举和示威游行当成文化大革命。他说过:
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 ‘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不过说回来,邓小平这句话真的是应付外国人的忽悠?还是确实要实现某种形式上民众可以参加的选举(虽然民众的意志起的作用极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