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决策的本质: 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格雷厄姆·艾利森
问题的背景
1959年古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古巴共和国。此后美古关系恶化,1961年猪湾事件爆发后,古巴向苏联求助。同时为了对抗美国在土耳其布设核导弹,前苏联为了扳回战略劣势,而在古巴部署导弹。从10月15日—10月28日的13天,美苏双方在核按钮旁徘徊,使人类空前地接近毁灭的边缘,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对于国家行为的解释,传统的方法是将政府的行为类比为个人有目的行动,政府的大部分行为就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但是格雷厄姆认为,这种简化掩盖了一个事实:国家的政策的“决策者”明显不是一个能思考的个人,而是由一些大型组织和政治行为体构成的集合体。格雷厄姆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从而提出了危机决策的三模型。本书仅仅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并且运用三个模型给予不同的解释。
1苏联为什么在古巴部署进攻性的战略导弹?
2为什么美国作出用海军封锁古巴,阻止苏联向古巴运用导弹的反应?
3为什么导弹会被撤出?
4此次导弹危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决策的三种模型
模式 I(理性行为体范式)
这种把国家视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与传统的理性人相似,国家会计算目标的效用,并且选取利益最大化的目或者方案,政府的行动就是针对某个战略问题经过利害考虑后的选择的解决办法。
理性行为体范式,吸取了心理学、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主义理论和博弈论来解释行为主体的行动。利用理性行为体范式,格雷厄姆认为古巴部署战略性进攻导弹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远程导弹的不足,为了取得战略平衡而在古巴部署战略性进攻武器;而肯尼迪及其幕僚因为不想讲冲突演变为战争而采用封锁的策略;由于美苏双方都无法保证彻底摧毁对方,美苏双方各后退一步,达成妥协。
翻译成人话:这就是网民和粉红们常谈的所谓的“大棋党”,这种认知把国家和组织简单看作一个世界围棋冠军或者国际象棋冠军,每一步都是经过仔细计算和权衡的理性选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任何大型组织或国家都不是信息完美、利益一致、快速响应的集合体,即使是民主国家,理性决策也不是在所有情况,非民主国家更不可能,而所谓的“大棋党”实际上是文宣系统事后(诸葛)的建构和篡改包装。
模式 II(组织行为范式)
基于赫伯特·西蒙的组织研究,以及社会学、传统政治学和商业领域的最新发展。组织行为范式将政府视为一个由松散组合在一起的集合体,这些组织各自相对独立。当组成政府的这些组织处理各种信息时,也是政府在提出各种选项以及评价这些选项的后果;而当组织在照章行事时,也就是政府在采取行动。因此,在模式II看来,政府的行为不是经过仔细计算而精心做出的选择,而是各大型组织根据组织的标准运作程序运作而产出的结果。这种模式认为,要解释政府的行动就必须研究这些组织的常规,并要注意这些常规逐渐发生的偏移。决定组织行为的不仅仅是组织的目标,而是一系列规范所塑造的。组织的行动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活动的程式化。
利用组织行为范式,作者关注相关政府组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在没有上级敢干预的情况下其通常会做些什么。格雷厄姆分析苏联没有在国外部署过导弹,但是苏联仍按照原有的程序在古巴安置导弹,而这些原有的程序无法适应古巴的气候,美国军方很快了解到苏联布置导弹的进展。空军的的不确定性以及海军事前的封锁预案,使得肯尼迪除了海上封锁之外,没考虑其他的选项。而苏联没有料想到美国的封锁的行动,因此没有制定相应的预案,因此选择撤退。
翻译成人话:政府分为很多职能部门,特别是计划经济权威政体的大政府,农业部,财政部,工业部,公安部等等等,他们按照职能划分、规范、条例办事,即使这样会出现荒诞、奇葩、残暴的事情,比如,多个部门之间打太极踢皮球就是不办事;比如,疫情管理拒绝接受其他病人、孕妇导致死亡的。组织的科层越多越大,越缓慢僵化。
模式 III(政府政治范式)
模式III借鉴了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最近取得的成果,以及政府方面相关的经验教训,以说明个人在制定政策中的重要性。位于组织顶层的领导人所构成的团体并非是铁板一块的。相反,这个团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博弈者,相互进行之间进行重要的竞争性的博弈。这个博弈即政治:在政府的等级体系中占据各个位置的博弈者根据惯常的规则相互讨价还价。
在模式三看来:政府的行为并不是组织输出的结果,而是博弈者讨价还价斗争的结果。(划重点,划重点,划重点)。
模式III集中关注那些参与博弈行动的人,例如作者分析了赫鲁晓夫和苏联的主席团之间的矛盾 ,赫鲁晓夫军队之间的冲突;在古巴步骤核导弹能够快速的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威信,因此赫鲁晓夫选择在古巴部署导弹;为了赢得1962年选举,使得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据优势,肯尼迪采取比较强硬姿态而不是外交途径解决古巴导危机;周围的亲信赞成封锁,同时总统对空军以及CIA的不信任,也使得肯尼迪采取封锁而不是空中打击。
翻译成人话:国家和政府就像菜市场,特别是非民主政府,它的行为是内部斗争的结果,不可预测,非理性,自相矛盾,混乱,不连贯······是其特点,
比如,二战日本帝国海军与陆军的利益斗争,海权和陆权都是尝试性的投机,导致日本多线作战,最终失败。
比如,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赫鲁晓夫先部署导弹挑衅,后又认怂撤走。
比如,毛在朝鲜战争要求志愿军在非战斗伤亡缺乏后勤的情况下强行进攻南韩,毛发动对印战争,苻坚对南方战争、隋炀帝发动高句丽战争,是为了集权抓军权和内部政治斗争,树立个人权威。
本书中格雷厄姆的观点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a)外交的专业分析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是以直观非理性化的方式进行思考
b)大部分的分析人员依据模式I来解释和预测政府的行为
c)模式II与模式III更能解释和预测政府的行为
格雷厄姆·艾利森,哈佛大学曾任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7),是国家安全与国防政策分析家,特别是在核武器,恐怖主义以及决策方面,曾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任国防部助理秘书。代表性著作有《Nuclear Terrorism: The Ultimate Preventable Catastrophe》,《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相关文章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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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Z-Library 《决策的本质: 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https://zh.u1lib.org/book/16368178/1e695c/?wrongHash
4.长平观察:《人民日报》署名“钟声”的评论文章给出了专制理性的答案。 https://www.dw.com/zh/长平观察习近平挺普京他是一个大傻瓜吗/a-61294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