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雨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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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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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对自由派的失望、对港台人由亲变厌(节选自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通信)

    @李太白01 #192042 皇汉有一点不好,就是反对女权。我是皇汉但是坚决支持女权的

  2.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对自由派的失望、对港台人由亲变厌(节选自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通信)

    @rctpvhhh #192054 感谢回复,尤其感谢您的善意。中国的右倾保守主义公知和别国不同,他们是逆向民族主义者,贬低汉族力挺美日港台。我也知道自己这些年许多期许并不现实,自己更是“地命海心(被某位自由派人士称呼的)”。其实不要说我就是一介平民,即便我成了国家主席,很多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多少利益集团都要阻挠。不过无论如何还是要坚持本心吧,虽然我时常都对现实绝望,很想放弃。但是放弃之后又能怎样生活呢?无非是行尸走肉。所以,既然还在喘气,就多做几件有价值的事、起码写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吧

  3.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对自由派的失望、对港台人由亲变厌(节选自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通信)

    @Inthewind #192044 去跟特朗普、莫迪、安倍晋三、埃尔多安、普京去说这些话,对了安倍只能去地下说了

  4.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对自由派的失望、对港台人由亲变厌(节选自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通信)

    @zhangweiye0702 #192026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港台是一回事,大陆人自己利益又是一回事。具体说来中国大陆各地区也是冷暖自知。那就不用讲什么普世博爱了,开干吧

  5.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对自由派的失望、对港台人由亲变厌(节选自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通信)

    @刺刺 #192010 感谢这么细致的回复。我也越来越明白了,其实我是成不了那样的人的。因为一旦进了体制、圈子、获得某种认可和地位,必然要顾忌各种利益关系和情感,不能像我这样坚持真理和放言无忌了。知识分子冲突背后是利益集团的博弈,话语权争夺背后是硬实力较量,是利益和力量而不是真理和正义决定“是非”。 这世界真丑恶

  6.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对自由派的失望、对港台人由亲变厌(节选自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通信)

    @广府畜生瑞贝壳 #192001 即便如此,也比那些满嘴脏话和双标的东北人强。就像上海虽然排外,但是属于自保型的排外,不像北京一边耍特权吸血一边排外

  7.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对自由派的失望、对港台人由亲变厌(节选自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通信)

    @奭麦郎 #191994 已经拉黑了,你当然可以大放厥词,但是我看不见了

  8.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对自由派的失望、对港台人由亲变厌(节选自与一些自由派人士的通信)

    我中学时候对知识分子非常崇敬,把各种学者、社会活动家、人权律师、媒体人……都看的非常高,觉得和我们那小县城的社会比起来,这些人就是指路明灯一般。还有我也对港台很有好感,觉得他们社会开放人民有普世价值,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可是当我这几年不断接触到之后,我看到感到的是什么?除了您和其他少数一些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我当年很高看的人,无论知识水平、思维能力,还是价值观和道德素养,尤其同情心同理心责任心,家国意识,那真的差得很。很多人连起码的科学思维能力和通识知识都没有,说话逻辑不自洽、阴谋论满天飞。全知识分子圈子,只有一个方舟子知识和思维够格,其他人……

    才不够也就算了,最重要是品德。

    品德最重要是两大问题,一是很多人没有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甚至是逆向民族主义者,不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不怜恤历史上受难的同胞,对民族灾难轻描淡写。一切归结于中共,而不考虑民族和国家的冲突和压迫,哪怕后者其实在历史长河中对中国人民、汉民族伤害更大。很多人不在乎满清和日本侵华暴行,甚至对板上钉钉的种族屠杀充满质疑。不过假设我要说大饥荒、文革、反右的罪恶被夸大,甚至是虚构,毛邓习统治也可圈可点,那保准他们跳起来嚎啕。(当然我不会这么没良心,我即便讲毛邓习某些可取之处,也一定加上他们罪恶更大这个定语)

    二是对弱势群体缺乏同情心同理心,甚至鄙夷进步主义运动、反对平权和保护弱势群体。对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低阶工人、女性、LGBT群体、身心残障者、社会边缘人群没有共情意识,不觉得自己和他们平等,也不愿意让渡自己既得利益促进平等。一方面反对中共压迫,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及其他关系人、各种大小圈子利益,立马百般辩解,寻找特权和既得利益合法性。

    这种双重标准、不能共情,是不是不符合普世价值?是不是和一视同仁对待受害者、优先关注最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方向背道而驰?反对中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普世人权还是仅仅出于反共而反共?是为了公平正义还是只是为讨还自己家自己阶级的变天账?

    至于港台那些人,除了少数还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像香港支联会那些人,以及台湾的国民党一部分人,其他的几乎都不和中国大陆人民有什么共情,而且其实是敌对态度的。经常说大陆军事扩张、战狼、大陆人崇尚暴力、甘愿当炮灰,我可是看见台湾增加军费开支时候全民一片叫好赞同,甚至还嫌军费不够,宁愿减少民生开支也要政府增加军费,这是不是军国主义?香港台湾大多数人是不是经常喊“香港优先”、“台湾优先”,搞本土主义、族群歧视,各种优越感?是不是说南京大屠杀、六四不关他们事,还说大陆人记历史旧账是自卑和受害者心理?那在台北杀30万人,然后再过70年看看他们是每年都纪念还是忘却?是不记大陆仇恨甚至友好来往,还是和大陆彻底决裂同仇敌忾?别说30万了,香港本土派暴乱,太子站没死一个人,那些人都意淫出死人了经常去悼念。所以不是一条心还扯什么假惺惺的人道、普世(我说的不包括那少数真正关心大陆的)?

    我反正是发现了,人与人悲欢并不相通,族群也是如此。自己的痛在别人那里就不算个事,你提及了他们还冷嘲热讽伤口撒盐。中国自由派大多数人都和港台有各种关系,你们亲近他们,可是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真的关心大陆人民,当然他们关心你们,但是你们只是大陆人民中的0.01%。我则是坚定的站在中国大陆人民、汉族、华人、中原和江南人民的利益立场上的(那些叛徒不算),这些人才是受难最深重的。我老家河南从古到今遭受了多少苦难,饿死淹死过的人是港台受害总数的几千倍,人均也是几十倍。江南是保留汉文明最多的地方,被满清和日本屠杀个多少次、压制了多少年,让中华文明倒退了多长时间?

    我是与最被压迫和受难最深重的人民站在一起的,而不是站在那些小病呻吟者、“会哭的孩子”立场上的,我还犯不上同情人均GDP全世界前20地区的大多数人,对那些和满遗、日本鬼子勾勾搭搭的更不会有好感,也不会对胡虏地域特权和历史话语权殖民沉默服从(没错我说的就是北京和东北)。

    我一直都觉得对弱者来说得到同情帮助非常重要。可是无数事实告诉我,自强不息才靠谱,同情者永远不能完全平等的对待受难者(极少数所谓“白左”除外)。要是汉族是二战后的犹太人和以色列那样的金刚石般的民族和国家,也就不会到处被欺凌伤害,然后还背上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讽刺枷锁,对那些损害民族利益的不废话直接干掉。那样反而不会有现在满遗和日本右翼各种蹦跶了,谁蹦跶谁死。

    我说这些并不是针对您,我也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帮助。但是一是其他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好,二是即便帮助了我,但是没有同样的对待中国大陆各弱势群体(当然这实际上也做不到,哪怕可以往那个方向努力)。大多数中国人民受难都比我深重,可是他们并不能得到应有的同情理解,还背负一些与事实完全相反的骂名。不知道汉民族还有没有重新挺起脊梁的一天、扫除胡虏、东夷和各种汉奸的压迫和污名,拨乱反正,让民族的正义得以实现。

    摘录一段邹容的《革命军》:

    “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尔毋自暴!尔毋自弃!尔之士地,占亚洲三分之二,尔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尔之茶供世界亿万众之饮料而有馀,尔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无不足。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神族之势力。尔有政治,尔自司之;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尔须自运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于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9.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祖国、人民、个人、一切:歧途三十年

    本文写于六四29周年时

      
    1989年6月3日夜,北京城的长安街,密集的枪声打烂了国人对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中华走向民主的希望。中国的一切,都在六四这场劫难中被改变了。从此,祖国和人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它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宪政相悖,却与专制横暴、精致利己、弱肉强食相合,让十数亿国民向着残酷、犬儒、失去公义和良心的方向狂飙突进。
    
    “人是政治动物”,西方的“亚圣”所言诚不欺我。什么与政治无关呢?权力、金钱、意识形态、制度与政策,皆与政治息息相关。如果把政治比喻为生物学中的“纲”,以上这些领域则是“目”,下面的一切国计民生,自然是“科”、“属”、“种”,人人事事都在政治的影响下、在国体政纲的渗入中。从国家领袖,到草根庶民,无人可以跳脱出政治及它的各种衍生物(如法制)的影响。而六四,改变了中国政治变化的路径,自然也对中国的一切产生了这样与那样的影响。
    
    去年的六四前夕,我曾赴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参观。当时我与馆内艺术家在小纸片上共同勾画关于自己心中与六四有关的图画,我的画作表达的主题就是六四前后中国的差异、对比。
    
     我画术欠佳,只用笔粗粗勾勒一番。我告诉艺术家和其他画作者,我画的“断裂的阶梯”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即1980年代的中国,历经文革浩劫的人们呼唤着人道与科学,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建国后乃至古近代的中华历史都被深刻反思……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我的理想、我的抗争与维权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会如我这几年的经历,“阴风戾雨命彷徨,最是仓皇离国日,一片凄凉(化用方舟子诗)”吗?
    
    六四对中国最深的伤害,不是专制本身,而是“后六四模式”下中国全面社达化、犬儒化的社会生态的形成与不断“升级”。所谓“社达化”,即是以实力而非劳动强度与价值分配利益、以强弱而不是对错来评判是非。从官员的贪污腐败,到基层公务员的吃拿卡要,权贵勾结巧取豪夺,对比工薪阶层、普通工人农民及“农民工”遭遇的剥削压榨,无不证明社会的巨大不公;而无论官媒还是自媒体,纷纷为政府、央企、富商、医疗、警察等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为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过错与吸血而洗地。权力的审查和金钱的雇佣让舆论场一边倒,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颠倒、善恶于大庭广众中异位。民众无法发出声音,受害还要被污名化,作恶者反而利用话语权优势利名双收。“毒奶粉”、“毒疫苗”受害者遭遇维权打压,而作恶的元凶却逍遥法外或“罚酒三杯”,连拘留都坐在如贵宾室的单间穿着优雅。面对警权滥用、黑恶势力猖獗、为富不仁、医患不平等、城管粗暴执法、性别暴力,自媒体上一片为强者开脱之声,甚至早年的“我爸是李刚”和克拉玛依大火都有扭曲真相的洗地言辞四处流传。而“犬儒化”则更加“害人细无声”,助长了社达化,也成为巩固专制最强固的黏合剂。学者徐贲说,“中国社会的‘犬儒病’史无前例”。而我所观、所听、所历、所感,无不验证了这一点。仅仅一年前的佳士工运,北大、人大、南大的左翼学生,不仅被官方打压,还处于清末学生运动勃兴以来最大的孤立之中。五四前后的清末民初,直到六四,学生往往十万百万计的团结抗争。1986-1989年,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上各高校的旗帜到处飘扬、青年激昂的呐喊四壁都有回声。而今日她/他们却零星的对抗着国家机器,即便在校园被公开骚扰、殴打、喊叫着反抗,万千同学和老师们依旧冷眼旁观,没有任何行动哪怕言语的声援。这是只有六四后的中国才有的惨景。国人,尤其精英阶层的自利程度之深,几乎是近现代以来中外从未有过的。
    
     当然,国人六四后堕落的特征,并不仅仅只有社达化和犬儒化,但这两点最能体现人性的败坏、道德的沦丧。弱肉强食,就丧失了正义感,与平等、法治背道而驰,变成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社会;冷漠自私,就意味着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没有了公共意识和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心。“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恶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何况国人往往并非是一种“中立的沉默”,而是恶意的围观、夹杂着对受害者的责备、对反抗者的嘲弄。
    
    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生态中,人们不再相信公平正义,没有了人类应有的同情与仁爱之心,互联网与线下生活处处展现着暴戾、残酷,为利益不惜损人利己、颠倒是非、钻营依附,国家呈现着一种“繁荣的腐烂”。经济腾飞下,政治的专制、文化的保守、人心的堕落,反而更有了物质依托,穷困者被“老婆孩子热炕头”、出人头地的机会诱惑着,绑在“低人权劳作”的战车上;中产阶级则沉溺于物质消费,为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自我生存的保障挤在狭窄的成功之路上,逃避了对真相、正义、民主的追寻。而权贵阶层自然是如今体制的拥护者、捍卫者,没有什么“十二月党人”,《家》中的觉慧、觉民那样家境富裕的进步青年在如今也寥寥无几,倒是成了中共保守政权的卫道士、党卫军。
    
    改变的,还有当年参与学潮、民运的千千万万国人。他/她们绝大多数选择了顺从于极权的统治,成为“后六四模式”下中国“新常态”的部件。由义愤填膺、高举“德先生你好”、“旗帜鲜明反对‘426社论’”,到贪生怕死、升官发财、狗苟蝇营,“党媒姓党”,由人变成奴隶、奴才,是雪亮而彻底的。一场镇压,一轮审查,以及列宁式政党无孔不入的禁制与威吓,人们就噤若寒蝉了。当这些人“坐稳了奴隶”,甚至成了奴隶中的“人才”--“奴才”,曾经的理想、革命激情、为正义斗争的勇气,全都消散个精光了。许多当年举着横幅走上街头的公务员、学生、记者,如今则成了彻头彻尾的既得利益阶层、剥削与压迫者。
    
    而少数选择继续发声、反抗的人呢?他/她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吗?很可惜,同样不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所言所行与六四前的理想背道而驰,背弃了为被压迫人民奋斗的信条,忘记了六四之夜国际歌的吼声,转向信奉右翼甚至极右价值观,反对进步主义,成了特朗普等右翼反动势力的爪牙,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共形异实同;投入了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宗教保守势力的怀抱,堕入迷信与原教旨化的深渊;缺乏对受难者的共情与同情心、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常识和起码的理性思维;鼓吹国家分裂各地独立、对平民尤其弱势群体苦难无动于衷或视为工具、为浅陋的政治甚至私人目的置国家与人民利益于不顾……而那些在中国内外舆论场混的如鱼得水的“公知”,除了有以上劣性,比公开的政治反对派更加没有原则、更加腐烂,与强权妥协、勾兑,甚至卖身投靠以换取立足和发财立业。国内外的“自由派”皆是如此。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传播谣言、空喊口号、党同伐异……差劣之言行不胜枚举、触目惊心。他们能是中国的希望吗?虽有少数坚持正义与真理者,但声微言轻,且已被劣币逐出话语权的中心了。
    
    而我自己呢?我出生时六四已过去了近五年,已是“后六四”一代。由于家庭、学校、社会及个人的多重因素及相互作用,我饱经苦难,且越是反抗伤痕越多。我所受的主要是非政治性伤害,但细究起来,与体制和大环境亦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维稳体制,我的维权就不会充满危险,还遭遇拒绝、刁难、打压;如果有真正的法治与人权,我就不至于屡受创伤却无法伸张正义,反而越趋绝望;如果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我又怎会在抗争后落得贫病交加、一度几乎身无分文。我亲身体会到了没有权势也没有大把资产的平民在专制极权、人心冷漠、话语权失衡的年代有冤难于诉、有理无处评、有情不得陈的悲哀,也越能体会到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的重要。而这些,就是六四之前参与运动的国人所追求、奋斗的目标。
    
    三十年前的血腥变故,改变了中国大陆的一切。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逃不脱时势的大变局。三十年过去,六四不仅未能平反,专制者的青面獠牙反而更狰狞,社会更趋腐烂。在我写的维权自述(尚未完稿)和《人民宪章》中对此做了详细叙述,且篇幅很长,在此就不赘言了。总之,祖国在沉沦、社会在堕落,即便中共政权曾引以为傲的经济,如今也在下行,民众身处没有正义、没有真相,却有大数据极权的升级版“1984”的牢笼里。
    
     但中国已没有了希望了吗?在中短期,我们看到的的确是倒退、绝望。甚至看世界,都在回归威权、民粹盛行的政治衰败状态。可是,人类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血腥的民族宗教厮杀到和平与发展的到来,大体还是在进步的。它不一定永远进步,但历史的轨迹给我们以希望。而且,即便前路艰难,我们也要奋勇抗争。“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应被打败”,即便历史逆潮奔涌,我们也要向逆而逆,与逆流斗争,守卫正义、人性、真理。
    
    对我个人而言,六四先烈是我的榜样。我孤独一身,力微言轻,但必定会为中华真正的崛起而斗争。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是华夏儿女、汉民族的一员。争取中国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都是我坚定的追求。我愿献七尺之身、十数载之思之文,为祖国和人民,尤其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尽力而争。“至于成败利钝”,我当然不能知晓了。或许中国未来能够有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样的英雄,将中国从歧路中扭转,让中华屹立在世界东方。
    
  10.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简谈新疆“再教育营”问题(兼论诸多相关问题)

    @linda #188779 感谢复制。不过我现在通过重新编辑,把每段多空一行,让文章显示正常了,正文可以看了,您这个可以删了

  11.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简谈新疆“再教育营”问题(兼论诸多相关问题)

    又增添了一段: 不过,中国的汉族,尤其中原和江南的人民,的确应该认真的思考自己和民族的未来,准备好虽然不完美但起码能自由安全的后路。新疆、西藏问题即便到了中国民主化之后,恐怕也不会得到妥善解决。相反,中共垮台和民主转型期间,在边疆地区很可能发生种族暴乱和屠杀。如果拒绝维族和藏族独立,又不像中共这样高压打击和严密管理,几乎必然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

    至于怀柔政策,从胡耀邦时期就做过,甚至那时是一种对汉族的逆向歧视了。现在汉族所批判的“两少一宽”虽早已废除(甚至现在对一些失势的少数民族犯罪执法更严),但在80年代严打期间的确是少数民族的护身符。那时的中共还开放维藏人士与外国同族同教者交流合作,包括放纵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图谋国家分裂的行为。当时中共西藏自治区书记伍精华还亲自穿着民族服饰参加宗教仪式,大壮了西藏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势力的声威。胡耀邦还推动了汉族干部离藏政策,减少汉族对西藏的控制力和影响。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的确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心,但长远看反而助长了维藏(尤其西藏)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复兴,为未来的变乱埋下祸根。前些年张春贤主政新疆,也进行了一系列怀柔措施,推动各种惠民政策,新疆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民生也有巨大改善。但恐怖袭击并未停止,独立思潮也仍然四处涌动。即便90%的维族愿意接受怀柔,剩余10%也可以制造可观的动荡。其中如果又有1%制造恐怖袭击,那就已经是许多个“七五”了。而且,虽然大多数维族不赞同恐怖主义,但是会出于情感等因素,以各种方式庇护有极端倾向乃至制造了暴恐事件的同族。而汉族如果进行报复,也会让更多维族加入暴恐分子行列。这样,反恐又难免陷入“治安战”,造成更多的冲突与仇恨。

    许多汉族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对领土完整十分执着。但我们也要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每个民族尤其一些历经磨难的民族,都有着独立自主的渴望,都希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或起码和相同相近民族/信仰的生活在一起)。这不是靠“惠”可以改变的。例如阿富汗远比中国新疆贫穷,但如果真让新疆维族二选一,除了少数进入中共高层的少民精英和二代,大多数人估计都宁可和相同信仰的塔利班一起生活,而不会留在中共统治下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国内蒙古族亲近贫穷的外蒙、哈族亲近也谈不上富裕的哈萨克斯坦,也都是一个道理。

    其实,对于汉族来说,我们也是压抑在“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中。我们应该选择让别人解脱,也是对自己的解脱。而且如前所述,历史上的汉民族主义者包括孙中山,都是只要汉地十八省,而并不执着控制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的。

    辛亥先驱、著名汉民族主义革命家章太炎曾经说过一段话,非常有道理。他说,“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满人高压统治中国三百年,给汉族的伤害罄竹难书。但章太炎也并没有要并吞满人所居地,反而希望汉满分离。他也非常有远见的看到,放弃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才能更加团结富强,将国家治理的更好。这才是真正有识见和胸怀的汉民族主义者的箴言。还有像大俄罗斯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对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厚情感,另一方面却同情乌克兰的独立运动,如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为关在“古拉格”的“班杰拉分子(反苏反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辩护。这也体现着“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将心比心”的同情同理心。真正的汉民族主义者的榜样,不应是希特勒、左宗棠、王震,而应是章太炎和索尔仁尼琴。

    维吾尔族、藏族,也有他们的历史、文化、理想、尊严。将心比心,汉族人愿不愿意在异族的刺刀下战战兢兢生活呢?我们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了,蒙元、满清、日寇,每次异族入侵我们都奋起反抗,最终将残暴的异族击败,恢复汉家河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汉民族应有的优秀品德。如果我们非要少数民族留在大一统的中国,对双方都是束缚与损害。如果汉族愿意未来继续对新疆高额转移支付,以及各种政策上的倾斜和权益的让渡,还有忍受时常会发生的恐怖袭击,并给予其更多自治权,那或许可以让维族勉强同意保持统一。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维汉之间各种摩擦和嫌隙还会不断发生,维族还是会想方设法争取完全的独立。这样的勉强,有什么意思呢?至于维族独立之后对汉族民主中国的威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要做好兵戎相见的准备,汉族儿女都应该成为保卫家乡和同胞的军人和预备役战斗员。但那样的兵戎相见,也好于如今用“再教育营”对少数民族的禁锢与虐待。汉民族应该堂堂正正,而不是在21世纪还制造这样的人道灾难。何况,“再教育营”能持续运作一千年吗?
    
  12.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答问题

    为什么台湾和大陆的对日态度差异那么大?

    日本在台湾建设大于破坏,在大陆破坏大于建设。东北人怀念伪满也是如此

  13.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中共一党专制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中共政权与其他已实现或将实现民主转型的前独裁国家对比

    @读经济学人自然 #191455 1960年算不算报废呢?1976年呢?但是它就是反弹了,恢复了,枯木逢春又一春……中共这怪物就是厉害

  14.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历史的警钟:致死数百万及以上生命的巨祸如何酿成

    @食野之苹 #191395 其实有过计算,20世纪的战争导致的死亡少于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比例。之所以看起来惨烈,恰恰是因为文明的对比。原始社会每天成片死人谁在乎

  15.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历史的警钟:致死数百万及以上生命的巨祸如何酿成

    @rosamorena #191353 一战死的人还真不算特别突出,而且主要是军人,平民人道主义灾难只有局部

  16.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历史的警钟:致死数百万及以上生命的巨祸如何酿成

    我最近一直在想未来中国会是怎么样的,尤其转型过程中会不会再发生劫难,或者说不转型、转型后还会发生各种极为惨烈的人为灾祸,例如饥荒、内战、政治军事原因的屠杀、种族杀戮等。我们应该防范于未然,避免发生这样的惨剧。而且,根据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平稳定转型几率非常小,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倒是非常大。这就更应该去防范未然了。

    想避免悲剧,以史为鉴是不可或缺的。我准备以20世纪即现代社会形成以来(即人类进入高度文明时代、个体生命价值与人权被重视以来),中国和外国发生的一些人为的滔天巨祸(死亡人数均在百万人以上,有些达到数千万)为研究对象,回溯悲剧发生前的大事与细节,分析这些悲剧的起因,了解是在哪些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最终酿成了这些极为恐怖、动辄百万人类生灵惨死的灾难。

    我研究的不仅是这些灾难的直接原因,更主要的是那些逐渐让历史进程走向这些灾难发生点的更靠前的原因。如果仅仅关注那些直接的原因,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其他时间点和某次导火线引燃后还会爆发。只有研究其更早更深更复杂的原因,才能真正去从根源和初端剪除祸患。

    还有,这些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巨祸,虽然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却也都有一些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与警钟,让我们避免或者消解那些导致这种人为巨祸发生的共同因素,以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例如,有一部分灾祸起因可能恰恰是基于善意的、正义目的的、有充分正当性的行为,在当时看是顺理成章必然必要的,可结果却是致使了比想解决的痛苦大了不知几个几何级的灾难。

    关于这些人为巨祸的原因的研究应该已经有很多,但是我还没看到把这些人为巨祸汇总起来进行专门研究、探析其远因及共同点的文章或著作。或许国外有类似的?但是中文作品中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所以我这个研究还是有点开创性吧。

    说实话,虽然研究这些大抵也不能真的阻止未来这样灾祸的到来,但是哪怕有一点点作用也好。那数以亿计乃至十数亿的国人,本质上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啊,如果他们中哪怕一部分像历史上那些巨祸那样酷烈的死去,那是多么可怕的灾难,我们民族又会有多么巨大的创伤,当然最痛苦绝望悲哀的是惨死的那一个个原本鲜活的人自身。我们还是要做些努力去避免发生吧。即便阻止不了,也算我们尽力而为了。

    不过我手头资料非常有限,学术能力也不足,所以不知道能写出怎样的成果。所以也希望你们提出意见建议。如果你们也有兴趣写,那就更好了,你们应该都比我有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条件。

    2021.10.14

    以下是我暂时想到的研究对象事件:

    俄国内战、饥荒与古拉格的悲剧:回溯俄国国史、1861年改革至二月革命中一系列变革对俄国社会与国民的影响及相互作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间偶然与必然因素下的历史转折

    奥斯维辛与“最终解决方案”下犹太人的冤魂:回溯欧洲犹太人的生存发展史与德国反犹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演变

    南京大屠杀、江南与华北抗战间经历的酷虐:回溯1927北伐战争至1937卢沟桥事变与淞沪会战间的中日关系,及淞沪战后南京陷落前的历史细节、全面抗战后江南与华北日占区和游击区的状况

    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的浩劫:回溯晚清至民国革命历程,1945-1950年国共冲突变奏、国内第三势力动向及国际局势的变迁

    印尼排华屠杀、东南亚华人的劫难与沉沦:回溯下南洋、支援反清民族民主革命、抗日、二战后祖国形势变化下命运的启明与复暗

    印巴分治与三次印巴战争中的血腥杀戮:回溯印度本土与穆斯林的千年恩怨,英国殖民后期印穆教徒由合作反殖到决裂厮杀的过程、东西巴基斯坦反目成仇与达卡大屠杀的动机

    阿富汗在被侵略、内战与原教旨主义中挣扎:回溯阿富汗从开明专制到激进革命及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的历史演变

    埃塞俄比亚饥荒与内战的惨剧:回溯从反帝反殖、独立自主的非洲榜样国到多民族的腐败专制国崩溃前夕,埃塞的辉煌与危机

    红色高棉大屠杀的酷烈:回溯柬埔寨从追寻成为东南亚中立国到深陷两大阵营博弈场的经过、红色高棉崛起的历史脉络

    朝鲜持久清洗与饥荒的巨祸:回溯金日成发迹与掌权史与北朝鲜极端极权的建立和巩固,及外部势力对朝鲜的作用与影响

  17.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中共一党专制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中共政权与其他已实现或将实现民主转型的前独裁国家对比

    @linda #191284 不止经济方面,其整个统治还是卓有成效的。经济不行的时候,国家机器仍然很行

  18.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中共一党专制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中共政权与其他已实现或将实现民主转型的前独裁国家对比

    中共一党专制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

    读史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中共的未来如何,可以从中共的历史痕迹和当下状况得到相应的信息,依据这些已经发生的,再考虑当代特别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预判它未来的各种可能。
    
    根据上述中共的历史及特点、性质,中共显然是一个极擅于建构政权、驾驭民众的政治集团,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仅指忠诚与依附性、内聚力),高层行事沉稳果断、决断力强。在维护统治这条底线之上,中共有着罕见的务实性、灵活性、柔韧性,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有效利用环境中对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断更新方针政策,延续和巩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但中共始终牢牢的掌控着大权,即便饿殍遍地、剧烈动荡时也成功扼杀了国内任何政治异力的萌芽,阻断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渗入。毛死后不久,中共领导层果断放弃阶级斗争和教条主义,走向改革开放。八九六四后,面对国内国际压力,中共坚持政治上一党专制同时又坚持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旗,成功顶住冲击造就中国经济奇迹,政权企稳并逐渐形成“中国模式”。而经济自由化同时,党禁报禁始终严格,中共对政治权力与舆论的垄断反而加强,不给反对势力任何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
    
    今日的中共,已通过构建“中国模式”,将自己嵌入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变得与中国“不可分离”。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且相互配合,以维稳体制及造就的“低人权优势”,激励、诱导、迫使国民参与生产建设,再以权力根据强弱高低分配劳动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机器抑制一切不满与反抗,让社会依照强权设定的秩序运转。这种模式与西方自由开放、重视平等的社会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样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于其“低人权优势”和集权优势,有时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形成,让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资本,甚至输出“中国模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中国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长期作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逻辑、经济模式、文化特色和社会关系。专制主义及维系专制的相关制度、配套,是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后,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但并未摧毁中国自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共虽自命为革命政党,曾一度表现出激烈的破坏传统的倾向,但实际上却在不自觉甚至部分主动的效仿中国传统。文革结束后,中共更是公开的拥抱了传统,并用作对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国模式”是建基在传统中国已有的社会系统之上,而旧有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在现代社会仍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对传统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以及遗留至今的种种经验、习惯,是中共取之不尽的统治财富,是对抗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法宝。从毛至邓再到习,能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坐稳江山,实际依靠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
    
    经济的繁荣与凋敝、人民物质生活是否充盈,对于一个政权是否合法、是否稳固至关重要。中共近几十年到现今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以改革开放为底色,保持经济可观的自由度,并发挥政权的调控作用,着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虽然习近平对改革开放态度并不积极,但他实际奉行的路线(尤其经济路线)却还遵循着改开的基本方向。只要这样的政策继续,那么中国就不会像其他一些“失败国家”那样,因经济崩溃导致人民丧失对政权的信心以致政权瓦解。邓小平以来各中共领导人“抓经济”的确是抓到了点子上。相对于毛时代能引一时狂热却无法长久的意识形态动员,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经济成果的分配确实存在极大不公,但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实。哪怕这种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党一派自己的功绩。古代和近代频发民变,人们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于生活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来暴动博个富贵。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没地位没文化没门路的底层,肯辛苦做工的话,一日三餐吃上简单但足量且可口的饭菜还是没问题的。此外,科技发展和产业更新,也使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劳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阶层则更能生活在物质非常丰盈和优质的环境中,这些最具变革能力的人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更没有革命的物质动机。而反抗政权则是牢狱、酷刑、送命,还要连累亲属。排除追求权利和尊严等非物质层面,从纯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质欲求角度,如今的人们已没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于不公不义,反抗之后会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义。一面是劳动就可生存,一面是维稳体制的铁拳,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本能的选择,哪怕这种生存缺乏尊严、不体面、不自由。人既欲壑难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环境如何诱导、体制怎样规训。工业文明制造的“奶头乐”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却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有“奶头乐”之类的“胡萝卜”,还有暴力机器支撑的维稳“大棒”。只要经济不崩溃或者发生较大的下行,中共政权就能长期的继续维持下去。
    
    社会治理的得失,同样是关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治理”,即政权及政权附属力量对国家、公民及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成效体现在经济、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等诸多方面。社会治理能力是一个政权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政权驾驭社会的成熟度,关系到民众对政权的满意度。纵观世界,社会治理能力与政权性质(是民主还是专制)无线性关系,社会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欧美民主国家,也有转型前的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体,破败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与专制政体并存。仅从效率和结果上看,民主并不能为社会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为掣肘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评价起来颇为不易。一方面,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服务等方面都可圈可点,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现代化水平高,社会治安和公共空间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它的管制没有民意授权和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予以规范,粗暴践踏人权,不允许公民自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第一任务是配合政权的统治和维稳;而它的服务则严重不均衡不公正,腐败严重。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偏重于“管理”而非“服务”,重视外表而忽视实质、立足于政权兴亡而非人民忧乐,整体上有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标的加权,中共治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败国家”那种山河破败、社会失序、民生凄凉的境况。社会治理作为政权维系统治的手段,当然包含着具体的社会管制术,驭民之术就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现代信息技术,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众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术的加持,正是中共敢于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担心大规模有效反抗的关键。科学技术革命性的进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者与弱者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时代,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监视系统颠覆了人的处境和与他者的相对关系。强者、掌权者一方通过信息技术,将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记录和监视起来,并且可以使用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武器、机器进行管控、约束、镇压。信息技术可以让极少数人得以轻松有效的对大多数人进行管理,在镇压上有着无比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军警的镇暴武器也实现了高科技化,镇暴指挥系统当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实现快速、精准、悄然、适度的打击,让抗争者无还手之力、无周旋的空间,以最小代价达成镇压目的,并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灭抗争行动造成的影响。曾经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来“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监视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的结合,可以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根本不给反抗者组织起来的机会。从古至今弱者面对强者、受压者面对压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隐匿、串联、破坏、袭扰、暗杀、游击等方式,在大数据极权下丧失了可行性。被统治者不再有信息时代前对统治阶级可观的威慑能力和议价能力,即便遭受再残酷迫害也没有反弹之虞。这些虽然看似是技术性的问题,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专制的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民心”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中共来说,极权的进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么担心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主导了信息技术使用权的中共,就像堡垒覆盖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担心外部的威胁,而集中于防止被从内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来自内部的现体制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不满、诉求为何。
    
    能够让中共政权得以长久维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对这个政权及这个政党的坚决捍卫。中共从建党起至今已累加了数千万既得利益者,加上其关系紧密的亲属、友人、相关者,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规模在2-3亿人,并依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寡等大体呈金字塔型分布。这样一个占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的群体,是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中相对得利者,也拥有着社会绝大多数重要资源、占据着绝大多数优越岗位,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诚然,这一群体也是由诸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显利益冲突的成员组成,内部的政治斗争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们普遍都拥护中共的统治(或者就是统治者一员),是中共政权得以生存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数。或者说,反对中共极权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从现状的,并未做出也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中共政权及其打造的体制而生存和获利,其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一致、与身份背景地位职位捆绑、与现行体制共存共荣,而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绝不只是指经济利益,还包括在权力、地位、社会关系、话语权等诸多领域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尤其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胜利或优位的这种利益。既得利益者虽然也经常不满意于更上层级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凌驾,却更不愿意失去对既得利益者范围之外广大民众的相对优越。即便存在不满,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奋斗或非正常途径维权、获利,而不愿意与被压迫的人民一道推翻体制,实现人人平等。
    
    至于指导、约束中共党员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当今绝大多数党员心中绝迹。信仰、信念只是用来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员的实际取向。曾经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所追求和捍卫的,如今谁真的奉行反而会被认为是傻瓜。纪律与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理想信念又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各种纪念缅怀时红色政权的接班人们内心会热血升腾、骄傲自豪,但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时想着如何骄奢淫逸。他们自有一套自认为自洽的逻辑。越是腐败堕落,中共越不会丢掉对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传,这并不是为了激励改过自新,而是让不够用的遮羞布更长更宽。值得说明的是,中共成员大规模的道德崩坏并不是邓小平执政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毛泽东时就已经是了,早在没坐稳主子时的延安时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不过,相对于邓时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钱作代言,毛时代是直接通过权力提供特权分配的,看似隐蔽其实更加赤裸与残酷。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分布是颇富秩序性的,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依靠又受制于国家暴力机器及体制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既得利益阶层直至最高层,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流动机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进一步上升的机会,虽然这种机会不均等不公平,但是并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当然,还有供既得利益阶层外的普通民众进身阶层内和进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吸纳尚未进入体制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会潜在的反抗力量。这又是对中国古代既有体制的效仿。这样的体系和制度对避免政权的衰朽、保持政权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国专制完善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共政权又严禁通过挑战体制、危及政权存亡的方式争权夺利,对这样的行为残酷打击。既得利益者们也非常明白,想让自己的利益得以维系并传及子孙、荫及亲朋,就必须去保卫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就要去维护这个从头到脚皆是“利”的党。
    
    说到既得利益阶层,不得不提及一个特殊群体,即青年学生。近代以来,青年学生因其相对丰富的知识、单纯清白的灵魂、迫切求变的热忱、横扫旧物的勇气,始终是推动各国进步和变革的先锋军。中国自清末到民国,历次变革和自强运动,都少不了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中共从萌芽到夺取政权,青年学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学生运动一直是中共革命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打击军阀及国民党政权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当中共掌握了政权,就对学生运动严防死守,不仅大规模拆分和削弱高校人文科学力量,更在大学建立了以党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两大基础的管理体系,其控制程度远超当年国民党军警特宪对校园的渗透。横向对比,它也远较大多数专制国家对高校的管制严酷,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为顽固的政权如朝鲜可以相比。只有两个时期比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毛的政治需要,学生被动员起来“闹革命”,官僚体系一度丧失对校园的管控权。但那时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是政治绝对禁忌,一切造反运动前提都是忠于中共及毛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则是中共统治期间大学空前也几乎绝后的自由期,青年学生重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在八九民运中更是起到主导作用。那十年左右的岁月也是中国的大学最像大学、学生最像学生的时期。
    
    但六四之后,中共在大学重新恢复了严酷的管制体系,青年学生和高校教师被严格的管束和监视了起来,大学里的政治活动销声匿迹,学术自由也被扼杀。相对于毛时代,六四之后中共对大学的管控更加专业化和富有韧性,没有了疾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与批判改造,代之宁静平和表象下的威压与麻醉。不仅行动不再可能,师生们即便口头批判或揭露也动辄被约谈,寒蝉效应让师生们只能自我审查、远离批判性政治。大学开展全面的洗脑教育,灌输忠于党和政府的价值观,以“爱国主义”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实际作用的是,中共政权诱导师生们转向功利主义,放弃家国天下和社会责任,转而“闷声发大财”的追逐私利并暗示可不择手段。中共在高校里的这种诱导与90年代及之后在社会上倡导的风气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诱,腐蚀道德、麻痹心灵,变成中共拥护者和同路人。而到了习近平时期,对高校的高压控制变本加厉,大学也成为维稳体制的关键一环,将最具变革动能的青年学生套上沉重的锁链。在堵死社运和革命这一面的道路同时,中共给予青年学生尤其重点院校学生以不菲的待遇,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入体制,保障他们成为这个政权下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让世界各国专制者和守旧派最头疼的“不稳定因素”,就这么被中共软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罚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变革中国能力的既得利益者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现实面前普遍选择认同中共的专制统治,保持着对体制的忠诚。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实践中越来越倾向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与“利”,抓牢基本盘,以维持政权稳定。这就让“堡垒从内部攻破”变得同样不现实。
    
    所以,即便中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矛盾相当严重、习近平等中共强硬派的倒行逆施多么的过分,只要以上这几点没有改变,中共政权就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说中共倒台,就是发生剧烈的公开的动荡都不可能。
    

    (六)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路径:中共独裁下中国的出路何在?

    根据上一节内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摆脱中共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希望渺茫。
    
     我们可以将其他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转型的背景,与中共统治下中国的情况做对比,来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独裁政权反而愈加稳固的原因。
    
     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专制国家的剧变,是在经济凋敝、政权萎缩、体制退化、欧风美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变革不仅是民间和在野势力渴求的,也是统治集团中多数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识。斯大林模式禁锢这些国家太久了,计划经济下物质贫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专制与文化管制越来越疲乏,一切都死气沉沉,看不到国家未来的希望,贫困和破败下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何况,摆脱苏联及俄国的影响,还符合东欧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东欧各民族各国都对俄国几百年来的扩张主义保持警惕和不满,自由民主与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诉求有着明显的重合。苏东地区还长久的受地理距离、心理距离都很近的西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开放文化的影响,效仿西邻、走向更文明的社会,是苏东各国许多民众尤其知识分子长期向往的。
    
    现在和可预见未来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物质充盈,问题在于不均而非整体的贫困落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生活的并不差,甚至要好于外国类似阶层。而特权阶层更是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巧取豪夺,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这些人都没有变革的意愿,掌握话语权和拥有影响力的人是乐于维持现状的。政权虽说不上活力四射但并没有僵化和暮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发点不是为人民而是统治集团自己。中国的管理体系虽然官僚主义严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却不容小觑(例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与民主国家的比较),哪怕这种效率是以损伤公民的权利和消耗纳税人财富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对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过各种洗脑和诱导,让多数国人在思维中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追求自由民主这二者对立了起来。中国从历史、地理各方面也都远离西方,自成体系,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对中国的渗入相当有限,中国本土的、传统的东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或起码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各地本土的、传统的东西类似,它们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
    
    韩国、台湾地区、葡西和拉美右翼专制的垮台,则很大程度在于国内民间政治反抗运动的成熟和强大,相对独立的舆论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与政权关系紧密的欧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压力。这些通常是由右翼军政府掌权的前独裁政权,在社会控制力上与中国及斯大林模式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军人专政的韩国,军政府时期一直都有实质性的选举,也始终有反对党的存在和反对派人士的公开活动。军政府时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许在一个指定的反对党中,拥有国会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虽受限但仍可独立活动、监督政府。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势力一直在从事活动、积蓄力量,并一直有取代旧政权的能力和相应的班底,终于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取得了对独裁政权斗争的胜利。各国军政府时期,即便有一定的舆论管制,但独立的传媒、揭露真相和批评政权的声音始终存在,并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启蒙和动员民众、阻吓政权镇压等重要作用。而作为各军政府“友邦”、政治经济军事伙伴的美英法德等国,则经常向这些政权施压促使其改善人权、还政于民。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些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留给政治反对势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反对党存在,也不允许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即便在开明的80年代,也没有能够挑战中共的在野政治势力存在。中共对于政治反对势力一直是高压严打,对于擦边球性质的公民组织也百般打压(当然习时代也像对待政治反抗者一样完全扑灭了),根本没有他们公开活动和生长的空间。中国也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和真实性的选举,各级立法机关代表和行政首长实际上都是指定产生。中国的舆论被政权垄断和完全程度的管制(习时代更是禁绝了哪怕是温和的批判与揭露),新闻自由指数长年在倒数前五徘徊(仅略好于朝鲜等几国)。当政治反对被扼杀在萌芽,也就不存在斗争、周旋、积蓄力量之类了。中共政权的“友邦”多是独裁半独裁国家,他们在一起当然不是互相促进民主,而是在交换驭民之术,并在国际上沆瀣一气保卫独裁。
    
     南亚、东南亚及非洲(简称“两亚一非”),也有许多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例子。“两亚一非”的前专制政权,大多(尤其非洲的)相当不稳定、权力基础不牢固、没有完整系统的政策纲领、对社会的控制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领域和中央层面实行一党专制或一人专制,但触角很难深入地方和基层,专制也无法统制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其专制体制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个政治强人及数量有限的亲信,依托枪杆子维持统治,社会治理也是一团乱麻。这样的专制政权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当政治强人失势、流亡或死去,独裁政权往往也跟着就灰飞烟灭。即便有些独裁者有继承人,其继承人对国家的控制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这样的政权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们的力量有些成为新的专制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制(哪怕其民主和专制一样不成熟、低质量)。此外,“两亚一非”的独裁政权还往往面对实力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民族地方武装、宗教极端武装等大规模和成建制武装力量的挑战,甚至会被这些反政府武装推翻。这些独裁政权对军队的依靠也时常不靠谱,政权垮台时普遍都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甚至有时军队恰成为推翻其专制统治的决定力量。
    
    而中共的专制政治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稳定、高效、组织性强,也有系统化体系化的政策纲领和理论体系,在管理国家和民众方面颇有一套纯熟的技艺。对基层的渗透和控制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国民党政权曾经对中共进行了多番猛烈打击,都没能摧毁中共强大的组织基础,中共反而越发茁壮。至于“两亚一非”独裁政权头疼的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装问题,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决了。中共也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支部建在连上”和政委制度,以及广泛发展基层党员,让军队成为中共政权结构的一部分。“党指挥枪”、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早在中共建军初期就实现了。这样的政权显然不是“两亚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独裁政权可比。
    
    曾辉煌一时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则是在侵略扩张失败后,在外国占领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纳粹和日帝都是极具扩张主义欲望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后,抑制不住突破自身国土限制的欲望,发动侵略战争试图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击败。为避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复活,战胜国推动德日两国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体制的国家。纳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时,两国内部都没有可以颠覆政权的力量,但外部干预做到了。苏联的解体也被认为与其扩张政策耗竭国力、招致国际反制和围堵有重大关系。还有像乌干达的阿明政权、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样罪恶累累的专制政权,同样是因其对外扩张和挑衅(分别攻击坦桑尼亚和越南),导致外敌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曾在内战中势如破竹、距统一全国近在咫尺,却因支持和庇护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后遭到美国打击而垮台。这几个典型案例说明,当国内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国专制政权时,外部干预、境外的力量可以结束好战政权的专制统治。
    
    中共领导的中国崛起后,国内外有不少人都拿纳粹和日帝做对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权领导下中国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是,中共自身并无侵略扩张、发动战争的欲望,当今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于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共而言,奴役十多亿人已经足够它吸血寄生,并不需要冒着兵败党亡的危险对外扩张。甚至,它对于武力收复属于中国的台湾都没有实质意愿(包括建国后对香港澳门都没有动兵),仅把台湾问题当成树立标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苏联因扩张主义招致国际干预、制裁,最终政权覆亡的教训,对外韬光养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务上采取防御姿态,对无直接相关的国际事务选择置身事外,以换取国际社会的“不干预”、对它统治中国大陆及大陆上十多亿人的承认。国际社会尤其各大国也的确没有去颠覆中共的统治,甚至美日等国在一些时期出于各种原因积极扶植和滋养中共政权,乐于看到它继续统治中国。
    
    综上可知,世界其他前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路径都不适合中国(或者说都无法在中国施行),中国的确“自有独特国情在此”。而“独特的国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制造而形成的。一些学者将中共对中国的统治称为“完美独裁”,所言不虚。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很多,但既让经济蓬勃发展,又同时完全垄断政治权力,将政治抗争和公民社会扼杀于萌芽,还有严密的组织性与高效的社会治理,且内敛而不好战的独裁政权,中共是绝无仅有。
    
  19.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方可成:“小粉红” 一个“张冠李戴”的标签

    我早就觉得“小粉红”这说法并不合适,其实叫五毛或者自干五更合适。人们不称五毛为五毛,而是称为“小粉红”,也是欺软怕硬

  20.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21.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翻墙蟹 #191075 无论从历史欠账还是从文明角度,汉人都更有继承正当性。我在那篇《新疆再教育营》里就是这么写的:

    中华民族尤其汉族多灾多难,大多数时候尤其近现代多是被入侵而非入侵他人,比其他民族更加清白和少历史欠账。世界上的民族、文明,有些更多是在建设和自给,有些则是在破坏和掠夺。汉人、中华文明,相对于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显然是建设性的、内敛型的,并且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形态,对东亚、对世界都有极大贡献。汉文明不仅远比周边草原民族和山地民族的文明形态先进,也比同时代的欧洲文明更加开明包容。例如,当中世纪的欧洲深陷宗教战争与教派仇杀、人民在宗教裁判所的淫威下战栗时,中国却是世俗主义的理性社会,并且包容了佛教和道教等相对人道的宗教信仰。而与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由进取日益变得守旧的伊斯兰文明相比,汉文明也相对更具灵活性、务实性、革新性,不是泥古不化而是与时俱进。

    古代世界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与其野蛮征服文明,不如文明征服野蛮。虽然汉人也有扩张和侵略,但是不仅在比例和程度上低于周边蛮族,还更多带去了文明开化而非奸淫烧杀。例如秦汉时汉人南下,就促进了江南、岭南经济文化的极大发展;汉唐开拓西域,则让甘凉到中亚都浸染了源自汉地的礼仪教化;宋明对西南的耕耘,也使得川渝云贵得以充分开发。而入侵汉地、奴役汉人的周边各民族,却为汉人带来了残酷的奴隶统治、野蛮蒙昧、人道摧残、思想禁锢。如果汉民族没有从春秋战国至今绵延不断的民族意识、华夷之防,汉人早就变成无根的贱民(可以看看屡次被外族入侵的印度原住民的悲惨,许多人都成了种姓制度中最受压迫的底层平民、“贱民”)、中华大地也就再无文明可言。明代和民国汉族虽然复兴,但满清和中共的统治又让汉人再度被奴役、沉沦。如果不能高举汉民族主义的旗帜,中国还会被长期的专制和暴力荼毒。

  22.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goasa #191104 别人统不统不管,汉族应该团结起来,否则大抵会被弄死

  23.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迫真共和国 #191093 就像一个人落水很久,明显是救不活了,但是救援队总不能直接放弃吧?好歹得表现得努力搭救,否则大家多心寒呢

  24.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迫真共和国 #191093 总得中和一下各方意见。统一即便不可能,也得象征性努力一下让统一派看到真不可能

  25.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折中主义》补记-追求激进与彻底的悲剧后果(以共产主义试验、政治正确、六四、反修例运动为例)

    《折中主义》原文: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60457

    补记: 过于激进和强调完美彻底,往往还会出现“过犹不及”的后果。典型如20世纪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与建设。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冷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美好的构想,是为了人类的平等与幸福,的确是值得追求的。但在苏联、中国、东欧乃至柬埔寨,却发生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发生的各种巨大悲剧。过于强调革命纯洁性导致人头滚滚的肃反不断发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执念让国家建设被教条主义束缚,不顾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的经济政策导致大饥荒和工业浮肿,鼓吹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让数百万计生命被残杀。而这些悲剧虽然有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等具体原因,但是也和起码名义上强烈追求马列斯毛理论中的原教旨目标有关。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议,也反映了激进主义和追求完美会遭反噬的现实。“政治正确”是发达国家在历经各种历史苦难得到大量经验教训、发展到如今高度文明社会后的产物。各种具体的“政治正确”规条例如反对歧视和嘲笑少数族裔/女性/残疾人/变性人/犯罪或灾害受害者、反对宣扬对特定群体的仇恨和不满、反对否认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压迫屠杀奴役、在专业领域承认气候变化真实存在/进化论正确的科学结论等。这些“政治正确”于情于理都是必要的,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减少仇恨、社会和睦、科学发展。但一些激进的左翼和建制人士对于“政治正确”过度强调,遭到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反弹。即便一些人一开始认可“政治正确”,但在连篇累牍的强调、条条框框的规训下,加上现实里人与人的纠纷及人性恶的因子影响,反而痛恨“政治正确”、故意发表或者私下认可与“政治正确”相反的观点。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之一就是他无视“政治正确”、随心所欲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引发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共鸣和对他的支持。
    
    而在一些具体的冲突事件中,激进和彻底也很容易被反噬。例如八九民运本来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中共已经做出了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妥协。当时支持民主化的不仅有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人,邓小平等人也并不强烈反对民主(邓的政治立场类似于匈牙利的卡达尔·亚诺什,是开明派和实用主义者),或者说邓一直在走向民主和维持专制间犹疑、试图寻找一个既要部分民主又维持中共统治的折中方案。历史将走向何方,就要看时势变化尤其现实中的博弈了。而当时无论国内舆论(各界一边倒支持民运)还是国际形势(第三波民主化迎来高潮,美苏均支持中国民主化,欧亚乃至拉美非洲民主势力都声援中国民运),都非常有利于中国民主势力。如果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和平结束,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及公民运动,将已达成的中国政治民主化共识付诸实践,中国很有可能像后来苏东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甚至如果官民配合得力,比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转型结局还要好)。但是由于少数激进分子的强硬,没有及时达成妥协和退出,给了中共强硬派以口实,邓小平也倒向了支持镇压一方,最终鸡蛋碰石头,中国后来的历史命运由“希望”被改写为“黑暗”。
    

    (值得一提的是,当六四镇压发生后,在刘晓波等“广场四君子”斡旋下反而达成了临时妥协,学生退场换取停止镇压。这从保护生命和人道主义角度当然无可非议,而且值得称赞。但这也证明了强硬势力实质上的脆弱、口头高调背后的怯懦。他们一方面强硬,却并没有考虑好真的被暴力镇压又怎么办、事到临头敢不敢牺牲、如何牺牲的有价值。假如镇压后不妥协,学生工人市民强硬对抗,这些人又与中共各层包括最高层有千丝万缕联系,尤其如果一些充满理想的高干子女主动冲向坦克和枪口而死亡伤残,以此将父母乃至所有亲友“拉下水”,那么付出几万至几十万死伤的代价后,或许真的会让政权顾忌、害怕、手软,停止镇压乃至束手就擒或逃亡海外。即便强硬派持续镇压,也极可能引发执政集团内部分裂和兵变(起码那些有子女亲属朋友死于镇压的不至于都冷血自私),如罗马尼亚例。如果那样,即便牺牲30万人,但能换取中国民主成功、那时及未来数十亿中国人民解除枷锁得到权利与尊严,并让后人牢记他们的英勇与功勋以激励奋进、捍卫民主,也是死得其所。但六四事件的情况是,在镇压已发生且未扩大化的生死关头,包括强硬派极端派在内的力量反而恐惧了,退却了、放弃“用血擦亮人民眼睛”了,选择保存实力、观望局势变化,而非强硬到底制造转机。于是徒然付出数百人至数千人死亡、成千上万人入狱的代价,也导致民主化夭折,前后不着,殊堪痛心。当然这种临阵恐惧完全可以理解,欺软怕硬是基本人性,我个人亦有类似经历。但客观来讲,这种事前强硬极端拒绝妥协,真正对决时一触即溃前功尽弃,赔了性命失了前利,是抗争的最坏结果。倒是一开始就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参与者迎着英国殖民者棍棒和枪口,被残酷殴打甚至同仁被杀害也不退缩气馁,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当然这也是因为对手文明程度有别,运动胜利也有多种因素而非仅靠“非暴力不合作”))

    香港反修例运动也是类似,且不谈其一些诉求是否合理,仅从手段和效果看,本来大规模和平示威已经迫使港府让步,终止《逃犯条例》,取得了比此前“占中”更实际的成果,也让港府乃至北京方面看到了香港市民的民心和力量。如果到此为止,或者后面继续和平的持久的抗争,完全可以在议会选举及其他政治博弈中胜利(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即验证了这一点),并基于这样的民意和行动力拓展更大的政治空间。但是反修例运动逐渐演变为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包括针对大陆民众/亲建制人士及中资/亲建制企业和店铺的无差别攻击,而且不是个别而是非常普遍,这就让中共和港府有了镇压的借口。而且从中共和港府角度考虑,也不可能选择对大规模暴力听之任之、妥协退让,否则会丧失权威、导致更多暴力,对中共还有担心内地效仿的考虑。这样政权只有镇压这一个选项,中央和港府中的温和派也不好阻拦。被逼到无法退步的中央及港府决定平息事态并趁机铲除民主势力,于是暴力机器和各种公权力手段全面发动,和平示威和暴力活动被一起镇压,各种政党和公民组织被连根拔起,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全部被摧毁,香港再无民主势力或其他反建制势力的活动空间。(至于有人说即便不反抗,习近平政权也会摧毁香港民主派和本土派等力量,这的确可能发生但未必一定发生,即便有打压也不太可能像现在这样把事做绝。当一方处于弱势时,尽可能不要给对方攻击的借口)
    
    对激进和完美的过度追求,还会被阻碍变革的人利用。就像从古到今,在中央政府推行一些利民政策后,下层官僚担心既得利益受损而试图抵制,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但却可以通过把政策执行到极端,让好的政策产生恶劣后果、引发各方强烈反感,以达成其抵制政策的目的。无论古代的各种变法更化(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还是如今的繁多改革整顿(医改教改、财税改革),相关的既得利益者经常故意促使政策的执行极端化,以倒逼上层退让乃至废止政策(当然也有一些极端措施并非为此目的,例如山东“百日无孩”、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以及现在对新冠的高强度防控,并不是下层故意极端倒逼上层停止措施,反而是故意发力向上献媚、整治百姓展示官威权势,以获取利益)。
    

    过于强调完美,也会混淆事情好坏程度的差异、收益与损失量的有别,将都不完美但有明显程度差异的制度、政策、理念、事件,以及各有缺点但明显有些是“有缺点的战士”有些是“苍蝇”的个体或人群,一概评价为“坏、差、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例如将民主制度下得到规范和监督的“政治献金”与专制统治下的贪污腐败等量齐观,把发达国家平民相对富人的经济拮据与中国百姓为衣食住行挣扎划上等号,将法治自由环境下必要的言论限制与极权主义下严密的舆论管控相提并论。

    这些立场看起来是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但必然导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削弱了对相对良好一方的支持热情与力度,让相对更坏、更恶、更差的逃避掉应得的相对更大的谴责与惩罚。就像国人经常声讨资本/资本家的罪恶,却很少提及资本相对权力温良、资本家相对官僚和善的事实,导致更值得警惕的权力之恶被忽视或淡化。同样,那些批判改革开放种种弊病的,也掩饰了毛时代更加黑暗绝望的历史事实。还有,在“物极必反”效应下,完美主义的目标追求失败后,还容易让曾经的追求者彻底丧失信心,变成犬儒和遁世者,连改良都不愿意参与了,使得现实距理想更遥远了。文革和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失败后,本来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广大民众,普遍选择远离政治,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1990年代至今“告别革命”和“闷声发大财”思潮的流行,就是激进主义诉求失败、相应政治理想破灭后的产物。这些当然是阻碍变革者、各种大奸大恶之徒希望看到并且积极促成的。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是几千年来流传的智慧之言,但后人仍然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令人心痛。
    
  26.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sorrysorrysorry4 #190905 我不赞同武力统一汉人占多数地区,但是赞同保护在分离地区心向汉人中国的汉人。这也正是索尔仁尼琴的态度。索尔仁尼琴是同情乌克兰分离运动的

  27.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28.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29.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奭麦郎 #190894 就是交流过才发现恶意满满。我十分同情维族,然而看到维族说7.5是汉族对维族的屠杀……那还说什么

  30.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weiye0702 #190880 @weiye0702 #190879 东北完全是靠政策发展的,苏援一大半都放在东三省,全国其余地方加一块还不如东三省得到的投资。如果不是后来有三线建设,这种不平衡更严重。至于所谓“东北支援全国”是建立在政策本来就严重倾斜东北的前提下。东北得到一碗粥,全国其他地方都没分到,然后东北再从一碗粥分出小半碗给全国,这能算“东北支援全国”吗? 当然我知道你们根本不会听,那早晚还是分家吧

  31.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折中主义”的补充:追求激进、彻底、完美的悲剧(以六四、反修例运动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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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关于中国各领域现状及未来民主转型的个人看法

    (本文是2019年10月举办的“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及未来民主宪制结构安排”学术研讨会时,我所写的对应研讨会各选题的议论性、建议性文章。该研讨会旨在“集海内外学者之力,为中国民主转型和未来宪制结构寻求可能的共同认可的路径和方案,廓清一些基本原则,以减少转型阻力和代价。”)

    本次研讨会的三个单元13个主题中,有若干主题我曾经做过一些个人评析,写于拙作《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人民宪章》、《十论民运》等文章和短评结集中。我对于已经提及过的,而且暂时没有新的想法、创新性观点的,就只将我的部分主要论点摘录于本文,不再重新评述。而对此前我没有充分提及的问题,我会在本文中谈谈我的个人意见。
    

    当然,由于每个课题都很大,如果完整阐述必须有巨大篇幅、结合实例,全面论证,这需要很长时间。由于我个人条件所限,短期也难以完成,所以只以很简略的方式,讲我大致的、方向性的、某些部分具体细节性的内容,而不是完整、全面、事无巨细皆包含的。此外,因摘录了我在其他文章和短评的内容,因此文章衔接方面不够顺畅。这样书写,难免挂一漏万,阐述不够系统完善,还有些散乱,还请谅解。

    讨论会议题的第一单元“对当下中国若干基本问题的辨析”,事关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而其他如变革、转型、理论导向实践,均需要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基础上,因此该单元课题的设置是很必要的,也是需要优先研究的问题。

    一、探析当今中国在“崛起”还是“衰退”:迷雾中巨龙变幻的阴影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是仍在崛起还是正处于衰退中”,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焦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世界都在瞩目着,它巨大的难以遮掩,也有无数人在审视、探析,但却鲜有人能够对它有全面、客观、具前瞻性的认识和判断。打个比方,这个问题如同“迷雾中的巨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迹象,但是就是难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于主观立场和客观环境,对它的认识大相径庭。

    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讲的亦为一孔之见,粗疏浅陋,仅供参考(我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以间接的书报网等形式为主,个人直接体会为辅,且已离境一年有余,中国则在不断变化)。

    “中国仍在崛起还是衰退中”,这是对中国总体状况的概括视角。我个人更愿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后再组合判断。拆分,可以拆分为经济、制度与政府治理、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当然,如经济还可再拆分为“质”、“量”,乃至科技、产业结构……等次级领域。而其余方面也可类比拆分;同样,对中国崛起/衰退,还可以从国家/政权、人民/各阶层来拆分分析。笼统的讲“中国崛起还是衰退”,是容易偏颇、陷于大而无当的。除“社会”领域过于阔大、涉及内容庞杂,无法在本文中简单讲明外,我在此对其他各方面一一做出简评,然后综合分析当今中国的兴衰。

    首先讲经济。如果根据中国官方和国际主流的统计,中国经济每年仍保持略高于6%的增长,虽较以前放缓,但增速仍旧让大多数国家艳羡。但如果根据包括经济学人智库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估算,中国经济实际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还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讲另有测算途径得出GDP仅增长1.67%甚至可能为负的论调。

    鉴于中国中央和地方统计机构有过多次已被证明造假、篡改数据的“前科”,以及专制下经济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统计“注水”几乎是必然的。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无法知道确切乃至大致确实的数据。从中国近几年经济社会状况看,我认为经济仍处于正增长状态。但是,这个增长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阶层从经济增长中收益的巨大差异),不稳定的(如政治环境恶化、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是处于下行、存在很大风险的。
    

    而且,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据IMF数据,2018年世界人均GDP为11355美元,而中国当年人均GDP为9608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中位数更低,即便官方的统计,人均收入中位数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则有0.45、0.55、0.61等多个知名机构的不同口径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贫富差距较大的。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国民尤其中上阶层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机制的不完善,实际的收入差距只会更大。如果排除统计中的作假部分,低于中位数的占总数50%的国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系数,中国贫富差距也很惊人。

    因此,中国在经济总量巨大、经济增速较高的背后,则是人均收入的相对低下和收入的严重不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只是总量大),还很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层居民收入不足导致消费动力弱,让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那辆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剧中国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但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衰落吗?如果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另外四个的表现,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就会发现,中国并不处于更为恶劣的情形下,相反仍处于中上游。
    
    而从经济结构、创新能力看,中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表现较好的。例如在制造业领域,无论从规模、质量、国产化程度(工业独立性),中国就都明显强于被国际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而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产业领域有明显进展。
    
    但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好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教材和文宣中经常提到的经济纲领之一。但如今的情形是,由于执政权贵的私人利益、执政集团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被政治目的打乱经济政策方向,以及腐败、官僚主义和为政绩讨好等原因,经济结构并没有更好甚至呈恶化趋势,作为国家根本的制造业在总体上被不稳定的第三产业挤向次要位置,国家政策和资源也更倾向于第三产业而非制造业,二者此消彼长之势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导致经济泡沫化,经济运行也因之更趋不稳。
    
    至于科技和经济技术创新,更是呈现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对于因政治需要之类的战略工程,以及与核心权贵利益相关的领域,就会集中资源、不惜巨本的攻坚,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这就导致其余的重要领域被忽视、所得的研究经费等资源严重不足。这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集中于“两弹一星”及各种献礼工程(其实改革开放之后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工农业发展情况多有类似。而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形再度明显化。此外,创新“量”压过“质”,例如专利申报中国超过美国,但是转化实践率却很低。其实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余毒。
    
    上述问题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向恶化、创新能力良莠不齐。也就是说,从“质”的角度讲,中国的经济同样不容乐观。
    
    总体而言,从纵向看,中国经济无论从“量(增速和人均)”还是“质(结构与创新)”,都存在很大问题,并且趋向不好的方向;但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质”“量”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较好的。在无特殊突发事件(如大规模战争)情况下,近十年内不会崩溃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稳定的慢速增长、经济结构的“非优化状态(未来可能变成‘劣化状态’)”、创新领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国经济还与“中国模式”密切相关。在我写的柬埔寨与“中国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体讲了“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其中“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是最基本的两大特征。而这两个特征恰恰可以冲淡经济下行、结构不良、创新乏力等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不会发生如南非、埃及、乌克兰、阿根廷等国那种经济动荡,也不会发生连锁的政治危机、社会激变,更难触发思想文化尤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向变革。这也间接让“中国衰落”有了一层坚硬的阻力。关于“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兴衰的影响、相互关系,展开说会篇幅过长,我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议题中再论述。
    
    而从制度与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国崛起还是衰落,要从中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看待,以及对“崛起”的诠释。
    
    如今统治中国的政权是专制政权,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这是大前提。从法理和道义上讲,中国的制度及治理是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从它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哪怕是高压下的稳定)、行政效率、科教文卫建设的客观效果看,它又是复杂的。如果把“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那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两面性的。
    
    一方面,专制政权下的政府机构(广义)腐败、没有法治、缺乏监督、官僚主义、消耗纳税人巨额财富、整体行政效率低下……但另一方面,依托于巨量可调配的资源(尤其通过高税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余)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国的行政机构及其成员、政府的政策与实践,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也的确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以及通过包括侵犯人权的制度和手段(如户籍制度、公检法的滥权和刑讯逼供、“劳教”和“收容”、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下的全面管控)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相对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较完善的文教卫生体系(哪怕教育医疗等资源的阶级、城乡、区域分配是极为失衡的)。而和南亚、东南亚、南锥体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区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以上领域的成就更为突出。而这些在习近平时代没有明显的倒退。当然还要强调一遍,这一切是建立在许多非法的、侵犯人权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说,如果将“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完善”,那中国如今即便不是继续“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而关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如今处于社会达尔文化、犬儒化、精致利己化的溃烂之中。同时,推动人民觉醒、揭露历史真相和反映现实黑暗、追求光明与正义、呼唤人道和文明、促进社会变革、科学理性的进步主义思想,却饱受压制乃至被全面灭杀。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溃烂、对人文与思想的禁锢,并不直接导致中国在“硬实力”上衰落,但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无可估量的,也让中国在国际“软实力”上趋向自我堕落。这些伤害的体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长久的。它会让一代乃至许多代国人的正义感与同情心被抹杀、科学与理性思维的缺失、对历史与现实认知的错位、创新与独立思考能力的低下……而在海外,与经贸的热络相反,中国大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影响力很低、话语权不增反降。例如对于在最近的香港一系列冲突中,哪怕是非并非那么简单,国际上却一边倒倾向于香港而非大陆,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长城”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软实力”的扩展、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严重降低了中国大陆民众在海外的话语权。而那些为中共涂脂抹粉、官僚主义盛行的“孔子学院”,对中国“软实力”起到的更多是负面作用。因此,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处于溃烂、压抑、混乱、衰落、“劣币驱逐良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状态。自中共建政以来,多数时候都处于这种甚至更糟的状态(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数年份,还有2000年代及前后,相对较好(当然只是相对而已)),只是习近平时代相对于邓江胡温时代,明显更糟且越发恶化(当然,不是中共执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一时代,比较意义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绝大多数时候也和中国一样是黑暗为主的(文艺复兴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我从不看好。与动辄谈论“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相反,我觉得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很孱弱。由于腐败无能、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以及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的缺乏,军事科技领域的虚浮,尤其中国军队极度不透明化为腐化堕落留下的巨大“发展空间”,让中国表面上的军事发展在实质上大打折扣。而中国军队从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普遍好看胜于实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严重削弱了其实质战斗力。而且,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只会自保、对内(大陆)镇压,而不可能对外用兵,即便对台湾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台湾独立,中共只会继续以此增加民族悲愤以维持人心,以及军事上虚声恫吓,而不会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也没有着力培养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但是军事方面倒谈不上“衰落”,因为它从未强大过。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主张未来民主中国,乃至任何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权,都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我所担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挥下的军队不能担负起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任务。例如对日本扩军缺乏反应、在藏南和拉达克地区的退却政策、对美俄两个军事霸权缺乏反制力和行动、南海地区的欺软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认为要改变的。我个人是倾向于既要民主,也要富国强兵,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正义的)

    至于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在前面这几个分项,我其中的一些对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复杂的,影响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换、受经济和人口体量影响、以及因“狼狈为奸”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力,以及这些方式得到的国际地位,不仅不稳固,更失道义的正当性。而为了维系这个不合法的政权,中共在国际上不惜妥协、出卖国家利益,以及“大撒币”,来赢取一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
    
    这一切当然不是崛起的象征,而是危机的表现。同样,中国这种国际处境也不是一时半刻,而是六四以来长久的状态。
    
    但同时,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资源,它不像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军政府时的缅甸、萨达姆执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国国际处境不好,甚至经常吃亏,但却并不能促成中共政权的倒台。相反,中共利用十多亿人口及其衍生的庞大“量”的资源产出和影响,出卖人民劳动的血汗和民族尊严、国民权益,讨好、收买从美俄到亚非拉在内的世界各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偶尔制造‘不欢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维系其统治。国家利益被中共窃夺,国际影响力被中共挪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尊重和权利,但中共却通过倒卖国家的尊严、责任、利益,让政权更加稳固。
    
    综上所述,中国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总体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状态。孙立平教授说的“中国不会崩溃,但社会在加速走向溃败”(当然我不赞同孙教授许多观点,但这句话我赞同),是最接近中国现状的大体描述。它处处都像处于危机(或者的确处于危机),但细究并无崩溃的可能;它到处都有溃烂的疮疤,但没有一处足以致命。中共统治集团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数据时代”对管控能力的极大加持)、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实用主义与灵活性,让政权一直得以存续。同时,中国大陆内部生存环境的残酷、法治与正义的毁坏、平等与公正的消失、民主与自由的剥夺,都在持续的发生、存在,侵蚀着人道、人权、人性,变成十足的“残酷人民共和国”。
    
    二、塑造中国与影响世界的“中国模式”:基本要素、特点、作用与影响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中国模式,构成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在《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我在此仅摘录我的主要观点。
    
    首先,“中国模式”当然是存在的,虽然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且内容复杂多样,但其本质和基本框架是确定而明晰的。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带有政治反抗色彩的行为;依靠军队、武警、公检法人员及机构等国家暴力机器,并纵容、雇佣、扶植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与镇压、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和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增强(且倾向于暗示和纵容不择手段),以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和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社会少数群体、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且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低社会保障、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40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同时也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而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柬埔寨的洪森政权就是典型。而塞西的埃及、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穆塞韦尼的乌干达、彼得·奥尼尔及其后继者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等国,以及倒台不久的苏丹巴希尔政权、体制民主却敌视人权的匈牙利欧尔班政权等,也都受中国经贸和政治影响,并对“中国模式”多有借鉴。而除此之外,如印度的莫迪政权、越南自开启“革新开放”以来的越共政权、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和巴西的博索纳罗政权等,虽未公开和直接学习“中国模式”,但其蔑视乃至践踏人权、强调经济发展、无视社会不公等特点,亦与“中国模式”相合。
    
    
    三、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与中国/中国人民在根本上的矛盾、部分领域二者关系的微妙性
    
    第三个问题“中共和中国的关系”,同样是巨大的课题,我只简短节说。
    
    首先,中共不等于中国,而且有着明确的差别。许多极端反共人士乃至反华人士将“中共”与“中国”等同,是完全错误的。而将之等同,主观上将中国及中国人民视为“敌国”、“敌人”,客观上将中国乃至中国人民污名化,无论从是非、情感、对改变中国的作用上,全都是极为错误、负面,乃至居心不良、用心险恶的。
    
    其次,中共政权(准确说是中共内部的核心特权阶层组成的统治集团)在对内领域,实质上是管制者,哪怕是非法的;在对外领域,它客观上是中国的代表,在很大程度、许多情形下的确代表着中国、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中共既不等于中国,但在内外某些场合、情形下,它又的确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实体,乃至有时还代表着中国人民。
    
    同时,中共又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及人民构成的国家,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它为了自身利益,对内专制压迫,荼毒中华儿女;对外以政权生存为外交目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例如自建国起就没有积极甚至主动放弃对日本侵华暴行追责、默认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中共与中国及中国人民的矛盾,是明确且根本的。
    
    总之,我认为绝不能将中共与中国混为一谈,而是将其区分开来。此外,当中共在某些时候既为了自身统治、又符合国家利益时做出的政策,不应该“逢共必反”,而应该将中共的具体政策与其本身的非法、恶劣区分开、分别对待。就像当年邓尼金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他号召俄罗斯人团结起来捍卫祖国;霍布斯鲍姆等西方学者在批判苏东专制的同时,也肯定了苏东国家在男女平等、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而同样的,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同样称赞了中共治下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欧美及联合国也对中国脱贫的速度颇多赞赏,这些赞同并不是赞誉中共独裁统治,而是就事论事。
    
    而中国民主和社会运动人士,更应该客观理性评价中国包括中共治下的成败得失,正确对待中共与中国的复杂关系。对中共的批判,应该基于事实,全面而非片面评价。而且只有如此,才能抓住中共真正的罪行和执政缺陷,有的放矢,博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民主运动及政治反对派人士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四、国家统一与民主政治: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分裂的不必要性乃至危害性;“大一统”与“民主”二者并不矛盾

    关于“大一统与未来民主宪制关系”,我曾经在推特上做过很多次发言,评述二者并不矛盾,以及领土、人口、主权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区等特殊情况外,我反对任何地区的独立,主张国家的统一、失地的收复、领土的完整。在此只选择我在推特上评论统独问题、民主与统一问题的一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录于此:
    

    我并不赞同那些支持独立的民运人士的看法和言论。如果某位民运人士是印度人,然后他要求莫迪让克什米尔公投、把军队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东北七邦,看看莫迪会不会同意?会不会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样,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这些民主体制国家,也都对试图独立的区域进行武力镇压,如印尼的亚齐、西巴布亚地区(而东帝汶的独立则付出了10万至30万人即总人口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惨重代价),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穆斯林聚居区,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而欧美一方面承认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但对同样为民主政体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即便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顿巴斯地区也有两州脱离基辅的管辖,建立了两个“共和国”,西方国家全都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也是同样的情况。而发达国家中,虽然有苏格兰独立公投,但更多发达国家则是想方设法对分裂和独立运动加以阻挠和镇压。如加拿大对于魁北克独立问题,就设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质上当然是为了阻止魁北克独立。而西班牙中央政府,无论在佛朗哥独裁时代,还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时代,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压制也都是很强力的。而在加泰罗尼亚公投后,欧盟和美英法德日韩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全部声称尊重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而日本对于阿依努人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民族自立”运动,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独立运动,也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压,并坚决反对琉球独立。美国的“加州独立”、“德州独立”等运动也被美国联邦政府压制,当年林肯武力捍卫美国统一的南北战争更是血腥残酷。

    民主和专制国家,都要维护领土完整。以捍卫主权来维护统治或增加支持率,是一个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就确立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和权利,并成为至今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这与民主与专制无关。在没有更好的替代体系,且世界依旧由各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竞合的情况下,这套秩序依旧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个地区的人民都需要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每个个体人民的利益。如果独立出去变成人权更糟的国家,对当地国民不利、对其少数族群不利。而且独立出去也会对原属国家造成军事、经济各领域的潜在或明显威胁,危害国家战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对西藏问题就做过相关论述。

    而且,独立、自决有复杂性、虚伪性。就像台湾有2300万人(有投票权的约1900万人),即便过半同意独立,那不过半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权利不应该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过公投独立是尊重占原国家少数人的民意。但这少数人中的多数人又剥夺了区域内反对独立的少数人的利益。例如台独者认为,10多亿人的意见不能阻挠2300万人的民意,那2300万人有没有尊重至少几百万反对独立的台湾人的民意?

    南周有一篇文章《民族自决权的贫困》就对这种情况分析的很透彻:“倘若苏格兰真的独立了(一阶独立),那支持留在英国的人聚在一起,只要过半是否可以再从苏格兰独立出去(二阶独立)?这个地区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独立出去(三阶独立)……如此没完没了……”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空想,苏格兰旁边的北爱尔兰地区,在爱尔兰独立后,就是因为民众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国,四成主张独立或并入爱尔兰共和国,然后打了几十年仗。难道40%就要服从60%?还有像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东部三州、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国、马其顿的阿族自治区、摩尔多瓦的德左地区、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还有印巴分治和苏联解体后印度和俄罗斯一大串想独立的……都是次阶独立。
    

    虽然以上案例都没有无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冲突和混乱。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没有独立,这本身就是对自决、民族自决的讽刺,说明决定能否实现自决的是权力、力量、国际局势,而非自决的法理基础。例如,从法理上来说,既然国际上允许乌克兰脱离苏联,那乌克兰东部自然也有权利脱离乌克兰;台湾的亲大陆和反台独的当然也有权在聚居区脱离台湾独立后的国家再组成个国家;假如新疆独立,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同样也有权从那个国家独立出去。如果不允许,那又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支持与参与自决的人普遍使用双重标准、逻辑不自恰,这就等于摧毁了自决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区现在所属或名义所属的国家通过民族自决独立了,但这些地区自己却没有独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认,哪怕它们有和它们名义所属国家自决时同样的理由,难道这不是对自决的最大讽刺吗?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果都这么下去,那就真的“巴尔干化”、“高加索化”,打成一团了。
    

    所以,不要把“独立”、“自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独立就什么都好了,人权状况甚至更糟。车臣实际独立那些年,极端宗教分子和分离主义者不仅不断制造恐怖袭击,还和地方军阀、乃至有权势有武装的家族,到处劫掠、绑票、杀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对方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却都反对己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李伟东先生曾经发过关于七七事变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当年为何敢蛇吞象?因为在日本眼中,中国是分裂成很多快儿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际统治者和军队,他们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买勾兑然后武力取之)。为何1937年扩大了武力征服,因为蒋公基本统一了中国并开始现代化并不与日本妥协,如果不趁着中国尚弱,就没机会了。”

    这也是我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因。领土和人口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力的核心部分,没有国家肯主动放弃这些比黄金还珍贵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诩“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可它为了国土完整和战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对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尔、锡金和东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许多国人反而怂恿、鼓吹国家分裂。他们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全与利益,这种短视、无知和狭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国分裂为五十一个国家,它还有现在引领世界的能力吗?如果现在的美国只有1776年独立时的十三州,其国力恐怕还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战争时双方都难以胜利,美国分成两块,它如今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对世界有如此影响力。因此,领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着于二者的巨大发展潜力,是任何一个国家出于国家利益都不应该放弃的。
    
    除了外国的例子,直接看中国民主化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二者也没有矛盾。以两岸问题为例,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考虑呢?假如有一天,大陆实行比台湾更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可以统一呢?如果大陆新政权既有民主又防民粹、既要发展更有公正的体制,在制度优越性上超越台湾,统一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呢?看看韩国几十年巨变,大陆怎么就一定做不到?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民族国家,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并没有看到有同民族自愿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案例。相反,如朝鲜、越南、德国,人们都有强烈的统一意愿,后两者已由分裂走向统一。只有中国,两岸许多人都吵闹着要分离,甚至大陆内部各汉民族也要独立。如果政治制度差异可以理解,但是民主之后还要分裂,难道不是一件荒唐的事吗?我是很赞同马英九的“新三不”原则即“不排斥统一、不支持台独、不使用武力”的看法的,他还在任上多次提及“六四不平反,统一不可谈(言下之意即大陆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后,统一就可谈了)”。这才是台湾真正理性、有远见和家国情怀的政治家。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巨大差异,的确是阻碍统一的鸿沟,可以维持现状。但未来民主化后,一定是要统一的。而且,台湾有着民主自由的人权和道义优势,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以此推动大陆民主化呢?一个民主的中国大陆,对台湾也是更安全、经济文化交流更融洽的。

     当然对我个人来说,不止是反对国家分裂,我对联邦制也不赞同,只赞同部分地区自治。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统一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这样能够促进全国向最先进区域看齐、破除户籍壁垒、互相交流、举国之力做超级工程、集约调配和使用全国资源,合力参与国际竞争。至于许多人批评“中央集权”的弊端,我觉得集权也分“好的集权”和“坏的集权”,集权本身并没错。中国的问题是,在需要集权的事情上放任、纵容、不负责,而需要保证自由的方面却加以限制和打压。
    
    当然,我主张中国统一,也是希望为世界联合打下基础。我是爱国主义者,更是国际主义者。如果想达成世界联合,必须先实现区域联合,区域联合的前提又是民族内统一。分离主义导致的更多是对立和发展差距拉大(除非像欧洲小分离同时大联合),长远看不利于人类发展,只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族群对立。而如果世界联合不能实现,例如如今国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复兴,中国更需要积极维护国家利益,采取适当的反制和自保。
    
    目前的国际社会,还是相对丛林化的,虽然二战后国际秩序开始向“道理”而非“拳头”倾斜,但根本上国际关系还是由各国和地区的实力决定的。而随着特朗普、莫迪的上台,习近平、普京、博索纳罗等人的得势,民族主义和丛林秩序又卷土重来。即便我们为反对民族主义,也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抵御住他国民族主义的侵凌,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然后再利用自身影响力促进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如果在外部民族主义泛滥、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地缘战略攻击时,单方面抛弃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等于是自毁长城,自我削弱,还谈什么国际合作呢?那时候说话,有哪个国家肯听呢?
    
    
    关于第二单元“未来中国民主宪制结构设计”中的大部分问题,我都在拙作《人民宪章》中做过清晰、系统、完整的设计、阐述,在此就不全部搬过来了,而如果只摘取一部分,阐述的又会不系统,因此就不摘录了。但是有些在《人民宪章》中未涉及到、没有针对性提及的,我在此补充些个人看法。
    

    五、对于中国未来司法结构设计的建议:坚持分立原则、赋予适度权力

    关于第三点“司法结构: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的关系,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的问题,顺承我在政体(行政结构)上的观点,我主张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典型如法国现有模式(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架构)),议会为权力重心,但总统拥有近乎同等权重权力。而司法则应该成为立法和行政机构的监督、制衡力量,但权力不宜过大,更不需要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平齐,且如果设置专家院,可以替代司法机构的部分职责。因此,应该将司法机构定位为监督、制衡、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机构,而不必如美英那样大法官拥有极大权力,更不应实行终身制。

    六、政党制度与代议制度:兼顾多元与秩序、博采各国之长
    
    关于第五点“政党政治:宪政架构内的一党主导还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当然认为应该实行两党或多党制,而不应该一党主导。
    
    至于是两党还是多党,我个人倾向于多党制,因为这样更能让不同团体都有自己表达权利的机会,而不是被大党裹挟和垄断。但同时,也应该对政党、议会设置门槛,如得票5%以上才可以进议会、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均有(或三分之二有)支部才能参与全国选举等,以避免出现党派过于细碎、政坛一盘散沙缺乏效率的情形。
    

    在具体的党派权力分配上,不仅议会是多党,政府也应该避免清一色单一执政党执政。我认为德国的议会选举和政府组成很值得借鉴,即联立制选举(一种倾向于比例代表制且利于中小政党的选举模式)+大联合政府(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以促进立法、行政机构组成的多元性、包容性。而英国的“影子内阁”也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制度,在野力量可以对执政集团进行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监督。如果实行半总统制而非内阁制,在野联盟同样可以组建“影子政府”监督政府施政。这是我认为相对最为理想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分配状态。

    第三单元“民主转型(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和路线图”是为未来中国变革提供理论基础。虽然我个人对于中国还有多久会出现变革的机遇、在实践上能够实现变革都持悲观态度,但毫无疑问,理论可以为实践指明方向,也让实践有了目标和动力。
    
    
    七、未来转型节点与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且前路艰险
    
    关于第一点“转型方式:渐进与突变,各自的根据与前提”。其实,“渐进”和“突变”还应分为手段/方式和内容/实质两方面。冒昧揣测,本次研讨会议程设计者应该更多是侧重于中国转型的方式(如是政权逐步改革还是突然垮台;是官民互动改良还是突发性革命)是渐进还是突变,而非实质(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彻底变革)方面的渐进与突变。那么我就以前者而非后者为主要讨论方向。
    
    首先,以如今中国的政治情势看,渐进还是突变,很难由外力刻意塑造,而是由内源性原因和偶然性因素主导的。众所周知,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专制空前强化,民间政治性组织、公民社会被摧毁殆尽,国内带有政治抗争色彩的人士纷纷被关押或软禁,还有的主动放弃了抗争,转向犬儒或空谈杂谈。因此,无论是从中共统治阶层内部,还是民间政治参与(准确说是无参与)现状,都表明至少在如今至未来十年内(甚至更久),已无渐进改良、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可能。
    

    那么这一定会导致“突变”吗?我认为不一定。有人认为,改良的失败恰恰可以刺激革命的兴起。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共政权对国内的控制力,还是如今各国各地区均“自扫门前雪”、逆联合化的国际情势对中共政权的影响,都导向不利于中国正向“突变(或者说‘革命’)”。相反,如无特殊突发事件,中共的统治还会在中短期维持下去。

    此外,“突变”一定是变好吗?并非如此。典型如前苏联,解体之后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革命果实反而被政治野心家(叶利钦、普京)窃取,而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利益,也被各政治集团、权贵、寡头瓜分。当然,在“突变”中失去的,还有那个版图巨大、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大国家。而分离出去的国家除波罗的海三国和乌、格之外,其余各国均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化,经济政治社会情形与俄罗斯没有二致甚至更差。这种“突变”,中国不要也罢。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希望中国通过手段上的温和、和平、渐进,以及目的、本质上的彻底变革,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成果,让中国早日变成民主、平等、自由、进步、文明的国家。但可惜这些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努力,让中国以好的方式向好的方向改变。但效果如何,我是很悲观的。
    
    
    八、“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与“党内民主”:如今不是“多”和“少”之争,而是“有”和“无”之辨
    
    关于“如何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如何看‘党内民主’?”这一问题,虽然我对“体制内”这一政治黑洞不够了解,但还是略做评论。我认为至少在目前乃至未来十年内,中国体制内不会有什么“民主化资源”,或者说即便有、某种程度为数还不少,也都处于“冻结”、“休克”状态。2013年以来中共专制空前强化下,连民间政治、公民力量都被残酷打击,党内只有更甚。“定于一尊”、“习核心”、“严禁妄议中央”……这些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还有多少意义呢?即便外部(包括我个人)认为开明的名义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现在也只能管管话费涨价、猪肉供应之类细碎问题,以及“给人民一个交代”之类的场面话、习近平不愿意“屈尊纡贵”讲的话。连他都如此,何况其他体制内人士、内心倾向于民主的人士了。
    
    最根本的,是由于中共统治集团、权贵阶层与习近平利益一致,民主化毫无疑问会剥夺或至少削减其特权,因此出于利益(而非仅仅是因畏惧习近平的淫威),也会普遍支持习近平的强化专制之举。而且,习近平执政以来,实行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让贵者更贵、“贱民”更“贱”,越是接近统治中心、越是掌握权力、金钱、人脉、技术等资源的,得到的分配越多,他们自然会坚定的支持习近平。我们看习近平加强专制、鱼肉人民,是灾难;但从权贵的角度,这恰恰巩固和“发展”了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这就是“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根本就没什么用的根本原因。
    
    至于“党内民主”,既然根本没有“民主化体制内资源”或这种资源已经“冻结”、“休克”,又哪里有“民主”呢?当然,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是有的,但是和“党内民主”完全是两码事。我个人是不相信那些“中南海占星术”的,指望政治斗争改变中国、把权斗当成“党内民主”,我认为是很不现实的。前面已经说了,习近平的统治手段和内容,是符合权贵阶层主流的利益的,是有强大的“权贵群众基础”的,其他倾向于民主、改革的政治势力即便想打倒他,也不可能。习近平的政策在国际社会、民间有识之士那里看是“失道寡助”,但其实他在体制内、在权贵阶层内部,恰恰是“得‘道’多助”的。如果说前几年反腐败还得罪了一些人,现在习的政治对手和追随者都被清洗或转而效忠习了,还有谁冒着丧命的风险去对抗他呢?如今中共高层,还有这样的“义士”吗?只要能够听从习的指挥、会媚上逢迎、表示忠诚,就可以分得绝大多数国人眼馋的巨大利益,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习呢?
    

    九、高度分化的中国“民间力量”:“民间力量”的复杂性、多样性、激烈的内部矛盾,及多数政治反对派的错误选择

    关于“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和“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过一个系列短评,并结集为《十论民运》,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少涉及。不过内容较长,只选择部分内容摘录。在此我重点论述中国“民间力量”的复杂与矛盾,及中国政治反对派/自由派道路选择的误区。

    事实上,中国“民间力量”内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大于与中共专制的矛盾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例如许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时,推动教育平权,反对最强烈的,并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京沪等地户籍居民。京沪户籍居民和外地务工者都是“民间力量”,但是却有着近乎生死攸关的矛盾。

    从改革开放到邓小平南巡,再到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数十年间中国已经培育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正在或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利益逐渐巩固,身份地位越趋清晰,其阶层所属也已稳定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求稳苟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
    

    对于这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中产阶级中上层、京沪等特大城市户籍居民、部分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如三桶油、医疗、烟草、铁路等行业群体)成员,高知理工“工业党”成员(以上群体部分重合)……他们宁可选择与中共合作,也不愿意放弃相对的特权;他们宁可一边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层剥削,一边剥夺比他们更弱势者,保持相对于平民大众更优越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要人人平等。这既是这些精致利己、因私为恶者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也是由他们精密的算计决定的。至少从他们角度,成为次于核心特权阶层的“二等人(或称为‘优势集团’)”,以压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于他们(至少从经济上和他们的价值判断上)。

    因此,在“民间力量”内部就极度分化、阶层固化且这种分化、固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谈“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异、矛盾,以及选择侧重于与哪些“民间力量”合作。关于这些,我在《十论民运》和《人民宪章》中都做了阐述,我是倾向于维护广义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工薪阶层、普通职员)、农民与农民工、及各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优先的。当然,这更多是基于正当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从实用角度考量,究竟是侧重于动员我前面说的那些“二等人”、“优势集团”,还是相对弱势的工农大众,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优势集团”成员掌握着巨量的财富、知识、人脉、话语权等资源,远比工农大众有更强的推动变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们如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享受着较为优越的生活,又缺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专制独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脑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非民主环境下有额外的“自由”,例如在专制而非法治下,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潜规则获利、胡作非为乃至违法犯罪更易于免责和“疏通”。相对于弱势者,荫庇于鼓励弱肉强食体制下的“优势集团”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于攫取财富,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倾斜于他们,更能不择手段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变革呢?
    
    这些“优势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那样。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在专制下过得更好,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户籍特权、相对良好的治安、相对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他们为何要选择失去相对特权、甚至面临战乱和财产再分配的风险,去推动中国的改变呢?尤其在如今渐变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更不会赞同革命、“打倒旧社会(如今的社会)”了。对相对弱势者,习近平时代是尊严和权利上相对的“最坏的时代”,但对这些“优势集团”,恰恰是“最好的时代”。(而且,这些“优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国大陆争权夺利、聚敛钱财,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其他国人是否自由,他们并不关心)
    
    还有,中共也在巩固与“优势集团”的关系,也会继续拉拢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即便将中国国内外反现行体制的力量结成合力计算,无论从金钱、人脉、舆论影响力,都与中共统治集团差了十万八千里,又如何有能力与中共争夺既得利益群体的支持呢?当然,我们有道义的正当性。但对于这些精致利己者来说,道义值几个钱呢?能买房换车、享受良好教育医疗服务吗?能在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发生纠纷时“私了”、占便宜吗?能保住阶级、职业、地位、户籍这些带来的特权吗?不能。而这些中共则反而可以给他们。如此一来,道义不仅不是我们争取“优势集团”的长处,而是缺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为这些“优势集团”许诺比中共更多的特权、利益,但那我们改变中国意义在哪呢?那不仅没有道义,而是丧心病狂了。哪怕一些自由派、政治反对派已经在思想上倾向于如此了。
    
    而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习近平执政后,无论物质利益、个人权利乃至尊严、地位上,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他/她们(我这里要着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们”)恰恰缺乏能够促进变革的金钱、知识、人脉、话语权,也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组织力,内部还呈一盘散沙、难于团结。
    
    无论侧重于和既得利益阶层合作,还是召唤中下层民众,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而调和二者诉求、利益,让两大群体协作改变中国,更是困难重重。即便短时期组成某种一致的反体制联合阵线,也会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现体制后,重新陷入分化和对立,很难就新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度和社会建设达成一致。
    
    还有一点很值得提及的,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自由派,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难道不是在本质上已背弃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了吗?中国的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大多数都是里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难道会支持左倾的、类似于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韩国那样的民主革命?说的更直白一些,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就是“优势集团”的成员,大多数人考虑问题与那些精致利己、主张弱肉强食、自由放任的“一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对特权者、处境优越者没有区别。或者再直白一些,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头顶上有中共的控制压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权这些,甚至坚决反对之,不是主张完全自由放任、实质丛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两种恶叠加。
    

    这些人德智皆乏,论才智,除了在个别领域有成就,视野普遍狭隘,基本的通识性人文社科常识缺失,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差;论道德,前面讲的他们的主张已经证明其卑劣了。这些人最多有肤浅的、选择性的同情心(而对异质群体则不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悯心就完全没有影子了。这些话不好听,但是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支持特朗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受苦难的百姓,尤其底层民众的内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你,但那都是共产党干的,与资本主义无关,相反资本主义非常好;2.我虽然同情你,但我们尊卑不同,我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你是底层老百姓;3.即便共党亡了,自由民主了,我还是精英,你还是底层,可以让你不受专制迫害,但平等别想。当然,其他的群体,无论是体制内权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还是平民大众,价值观同样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为希望改变中国的力量,就应该对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烂”。我们要做开拓者、变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论民运》中对此也有所评论,摘录于此: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里根的信徒,乃至是麦卡锡、特朗普的拥趸。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当然它和它的继承者后来变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诉求很多是左倾的)、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已故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张不一定好,但品质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多为特朗普式的,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特朗普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特式右翼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进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调,这就注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志,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以上摘录的,因推特字数所限,文字不够严谨系统,还请谅解。
    
    说到“民间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外有识之士一定要为中国未来培养和动员起更多既有丰富知识和广阔视野,更有良心、同情心和责任感、心系人民的新一代学者、社会活动家,要让中国民主和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中国未来是怎样的,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青年一代,新的“民间力量”是怎样的。如今中国青年普遍沉沦,高知青年群体也绝大多数为精致利己、明哲保身之徒,乃至有些就是新一代的统治阶层、压迫者。这令人心痛。正是如此,进步人士才更需向逆而逆,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培养和动员有家国天下意识、正义感与知识素养兼具的男女青年。

    如果中国“民间力量”有了这样的新生力量,哪怕只有少数先驱者,就会如同对封建皇权致命一击的吴樾、彭家珍,如同于专制暴政中点亮反抗星火的林昭、张志新,在万马齐喑的中国投下振聋发聩的变革之声;如同为茹毛饮血的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让中国荡涤裹在现代化表象下的蒙昧与野蛮,重新探寻并走上民主与科学、法治与平等的道路。(当然,这很难,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仅仅找“突破口”,撬动青年启蒙的支点,都非常困难。而且我们还要避免培养出“在野共”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才”,如逆向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但我们一定要做、要培养和启蒙“新青年”,即便这需要多方努力、巨大投入和长久的坚持不懈)
    

    十、中国民主化与国际合作:整体上“合作”方向的错误、为数不多方向正确的却“质”“量”皆乏

    关于“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其实与上一个问题(即“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异曲同工,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但本质都是选择走怎样的道路、和怎样的人或者群体联合。许多话在上个问题的评论中已经讲过了。此外我同样在《十论民运》及其他文章(如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过。因此我先摘录一些我在别文的评论,然后再针对“国际合作”的总体上方向的错误和不良的现状做些简要评析。

    首先摘录一段我在《十论民运》中相关的评论:
    
    中国民运,没有融入国际民主、民权运动之中。海外民运也没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国际事务。30年来,中国民运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既因中共政权的壮大、民运实力的衰落,也因民运本身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对他国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帮助、声援、介入。
    
    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以最大的声势和力量,打击独裁政权。而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21世纪,更需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民主化。各国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人士,应深化互助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同声共气。对中国民运来说,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摆脱孤立、弱势的局面,是当务之急。可是,中国民运,却鲜少与从欧美到亚非拉的民主运动力量和民权与人权活动人士等优先要争取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联系,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助,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越发缺乏国际的关注与声援。
    

    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无国界。作为与强权暴政抗争的弱势者,团结联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中国民运,却没有国际战友。甚至,同为华人的港台,都日益淡化“中国”属性,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哪管大陆瓦上霜。国族与自决话语下,“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八九以来的口号日益暗淡。其实。没有民主的中国大陆,港台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会受中共的威胁与压制;没有港台的协助,中国大陆也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为更加闭锁的专制王朝。但许多港台人士与中国政治反对派,依旧在鼓吹分裂和各自为战。

    除了以前评论的这些,我在此就这个问题再做些分析和简评。
    
    中国民主化究竟要借助哪些国际力量?中国民运人士、自由派、政治反对派、维权人士、公民运动人士……究竟要和怎样的“国际民主力量”联合?
    
    我所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是,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政治反对派,都选择了和保守主义、宗教势力(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等保守派别)、民粹主义、对华强硬派(甚至反华势力(实实在在的“反华势力”而不仅是反共势力,甚至是反华不反共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合作,和主张自由放任、低人权低福利、弱肉强食的力量合作,和反进步主义、反人本、反理性、反科学的势力合作……总之和各种反动势力合作,而非选择和真正进步的、民主的、革命的、促进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国际力量合作。
    
    中国政治反对派在与国际合作上如此的方向、如此的“主流”,原因、恶果、性质,与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几乎一样。我直言不讳的说,如果中国民运、自由派,乃至整个政治反对派主流,依旧如此“国际合作”,那不是将中国变好,而是和如今中共的政策内质一样,甚至“引狼入室”,再多一重甚至多重外来的危害,让中国社会的腐烂、人心的败坏雪上加霜、蛊内添毒。
    
    而和国际进步力量的联系,不仅很少,而且没有形成实质的、紧密的、有充分联动性的联盟与合作关系。例如一部分中国学者与西方进步学者乃至国会议员、国家领导人有些联络,但并未将关于中国人权的诉求清晰、有力的传达,得到的支持明显不足、不力,双方的沟通并不顺畅,甚至有些浮于表面。当然,我对于具体沟通过程不了解,但就从公开的信息和后续的效果看,足以看出实际作用极为有限。例如中国民运人士与奥巴马、南希·佩洛西都有过会晤,但有多少作用?究竟是美方能力有限、无法做更多的事,还是民运人士缺乏沟通能力和正确的交流方式,以及请求力度不够,导致效果不彰?
    
    例如基数仅数百万的藏人,其流亡于海外的藏人在人权呼吁上的影响,就多于(或至少不弱于)代表十几亿中国大陆人民的民运人士。同样,如南非的曼德拉和他的同仁、缅甸的昂山素季与民盟、韩国与葡西及拉美专制期间的民主人士,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沟通和联系都更强,得到的国际支援都更多,哪怕他/她们所代表的国家和人口规模都远不如中国(例如缅甸、南非人口都不足中国二十分之一)。有些反对派领袖还常年处于被软禁状态,但依旧得到国际广泛关注和支援。相比之下,中国的呢?十多亿国人尤其汉族人中,有多少参与推动整个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人?其中德才兼备、思想进步的又占多少?愿意付诸实践、付出巨大牺牲的呢?三扣两扣还剩几个人?
    
    当然,这一切和中国高度犬儒化和社会达尔文化的大环境有关。十多亿国人中,绝大多数都是鲁迅说的“做惯了奴隶”的普罗大众(中下层的麻木的民众,如《药》中的华老栓、康大叔、红眼阿义之流)和“一阔脸就变”的社会精英(以上流权势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主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已参与政治反对和民主运动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前面我已经评论过其中大多数是怎样的人、做了什么事了。
    
    至于中国民运乃至国内反对派,与明显比美国更重视人权、更可能帮助中国民主化和人权事业的欧盟和西北欧各国,如法德荷及北欧三国,更是鲜少接触(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如上段所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根本就不愿意与进步力量联合)。而为数不多的接触,成果有多少?相对理性和进步的那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反对派人士,有没有竭尽全力,去和马克龙、默克尔这些领导人积极会晤和请求呢?而和学界的联系,虽然相对较多(就例如这次研讨会),但是接触仍然明显不足,接触的国外知名进步、正派、有责任心的学者,人数太少、频次太低、联系太疏。当然,即便没有成果,也比前面提及的心术不正,且与外国保守顽固势力勾兑的要好的多,最起码接触的对象是好的。
    
    说到这里,也到了尾声。我有些话说的是激烈了些,但我认为是有必要讲的。其余的话,在我的《人民宪章》等其他文章中。当然,还有百倍千倍字数乃至更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或者永远都说不完。
    
    总之,如今的中国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各领域是繁荣与腐烂交织的;而民间力量是多样性的、高度分化的。选择走怎样的变革之路,关系着十多亿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兴衰,乃至影响着世界未来的走向。
    
    相对于在国内身陷囹圄以致饱受摧残的抗争者、世界各处受难挣扎的人民,我是幸运的、相对自由的。而相对更幸福、更自由、更有物质基础和知识条件的人们,难道不该更加将心比心,为那些失声者发声、利用相对优越的条件努力行动、做更多实事和开拓性的事吗?我经历过失去自由、尊严被践踏,也体会了民生疾苦,耳闻目睹乃至亲历了社会的黑暗。因此,我希望远比弱势者有条件和能力的有识之士,珍惜现有的条件,尤其宝贵的自由和发声的机会,为不能发声者发出呐喊,替缺乏知识与表达能力的受难者说出心声,为被侮辱被损害者争取尊严。而我虽人微言轻,但也会略尽绵薄,死而后已。
    
    我们要把光与热送进黑暗的地方,让饥寒交迫的人们得到温暖与饱餐,唤起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站起来争取权利和平等,带领被权贵践踏的弱者挣脱锁链。锦上不需添花,雪中亟待送炭。期望法治与公正的新制度早日建立,愿世间生灵不再为苦难悲叹。而这一切,绝不能只停留在言论,而要用更具建设性和实践性的行动去改变。
    
    当然,在如今的中国国内和国际大环境下,行动本身就是很难的,至于成效则更不容乐观。但我们总要做些事,不能干等着“天下有变”之类的“好事”。我们或许可以等待,但是那些在基本生存上挣扎、饱受屈辱的工农大众,尤其弱势群体,则每天都在煎熬,或逐渐麻木而绝望,沉沦的活着与死去。何况,等到的“有变”并不一定是好的,我前面已经讲过,如果是祖国和民族恶性的“改变”/“突变”,那不要也罢。当然,如发生这种“恶变”,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选择做更多建设性的事乃至必要的妥协、降温,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保住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和思想之魂,而不是幸灾乐祸、火上浇油、趁火打劫。
    
    同样,我们推动的改变,应是让祖国走向民主和繁荣、使人民得到平等与自由的改变,而不是不惜摧毁祖国、让民族再受内乱外侵荼毒的“改变”。例如,我们要对劳工运动、农民维权运动、女权运动、教育平等运动、民间反腐败运动、反官商勾结与反垄断运动、要求公开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收支运动、各类分散和弱势的受害者维权运动、身心障碍者等弱势群体平权运动等促进平等公正和社会进步的运动进行更多实质的帮助,如对相关运动提供合理合情也合国际法例的资金支持、人力援助、物资补给等物质保障;建立与之相关的系统性的知识、智力、学术支持;提供平台、帮助建设组织、为他/她们与国际先驱/前辈人士和组织牵线搭桥;深度理性的挖掘真相、客观求实的揭露黑暗,发起务实而又打动人心的舆论呼吁、为人微言轻的弱势者提供话语权的支援……并让这些支持系统化、细密化、常态化、固定化(当然,更具体的行动方案非常复杂,不是一个人、一篇文章可以说清(几部书的篇幅恐怕也不够),在此就不展开讲了)。 
    
    至于这些实际行动必需的人力、智力(知识)、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则需要多方筹措、参与、贡献(当然,具体如何筹措、使用,也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和开拓),尤其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还要对资源的使用(尤其是涉及金钱方面)进行稽核与监督。国际进步力量应优势互补、平粜扶弱,受助者也要在不助恶不偏帮的原则下在未来反哺援助者,构建起国际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互助与良性循环机制。
    
    最后,我希望中外善良而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思国之忧、晓民之苦,集思广益,并早日将思想付诸实践、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共同挽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改变不公不义的现状,让中国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让祖国和世界迎来崭新的时代。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2019年9月8日
    
                                                    共和历227年菓月榛日(初稿)
                                                     
      2019年10月27日
    
                                                    共和历228年雾月芥日(修订)
    
  33.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人民宪章》建议部分(改写自《零八宪章》)

    @Artemidorus #190850 我只能写个梗概,具体当然可以更多讨论,其实也是有写过的,例如具体选举制度,我就倾向于德国的联立制选举。但是正如你所说,现在语言已经有些拖沓,如果写的再细就更不简洁了

  34.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人民宪章》建议部分(改写自《零八宪章》)

    藉此,我以建设性的公民态度对未来的国家政制、公民权利、文化革新、社会进步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主权在民:建立民主共和国,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世俗主义的原则,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政体,颁布新宪法和建立国家机构,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

    2.代议民主:建立三大代议机构,分别为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少数群体的联合院、普选产生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重心人民议会、代表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的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其中人民议会拥有立法修法、重大事项决策、人事任免、监督政府等权力;专家院拥有具体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权、监督权、关键性和专业性事务的否决权、实行紧急状态等权力;联合院对涉及区域、民族、其他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事务有适当的权力。

    3.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政府应在法治框架内运作,权责统一,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运作机制,保障来自包括人民和舆论在内各方面的有效监督。坚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地方根据情况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

    4.依法治国:实现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成员以直选和从德才兼备的进步人士中选拔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非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依宪治国,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践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严格执法,执法透明化,接受各方监督,让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的保护神。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不允许任何政党组织、宗教势力渗透于军队,提高军人人文与科学素养。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宗教中立。公务员录用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军公警人员不享有任何特权、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三大代议机构和对人民负责的、相对独立的人权委员会,纠察一切严重侵犯人权的暴行,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基本安全,伸张正义,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者的权益,保障弱势者话语权。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和代议机构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地域平等:废除户籍制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制度,结束城乡二元体制,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促进地域平等和个人平等。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打击、取缔反普世价值、制造社会仇恨、煽动和发起针对特定人群实施暴力的组织。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国家机器应该保护一切合法的集会、游行示威、表达诉求的行为,保障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表达权利,保护参与者的安全与权利不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威胁、阻挠。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政府应积极配合新闻媒体的监督,为媒体调查报道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对揭黑批恶、为人民发声、理性公允、新闻价值高的媒体,应提供经济补助与安全保护;保证各领域各阶层都有充分的话语权,避免相对弱势者因社会地位低、相对贫困等种种障碍而话语权不足。也就是说,不仅要保障任何人都有权发声,也要让每个人的声音都有机会被社会听到,保障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话语权的不失衡,避免“声高即有理”。对发生在现实与互联网上的危害公民权利和社会安全的违法犯罪言论,应依法惩办,保护遵纪守法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受他人或组织干扰和威胁。

    12.宗教自由:在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前提下,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无排他性与危害性的宗教活动不受政府干预。

    13.专家治国: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专家院应有来自教育、传媒、科技、法律、经济、外交、社会运动、宗教、环境保护、医疗、文学、社会学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各界学者组成,负责涉及以上领域宏观和微观事务的政策制定、建设参与,全面推动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科学化、专业化、理性化。专家治国也是抗拒民粹主义和官僚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学者,是与反智反科学、歧视、暴力、短视、仇恨与偏见、对弱势者的欺压,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与不平等做斗争的中流砥柱。

    14.教育改革: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教育方针,推动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改革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改革高考,要加强人文教育、法治教育,增强人文教育的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公民分辨是非的能力,培养具有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法治理念的现代公民。改革大中小学校的教育制度,在大学推行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城乡、不同区域、不同家庭条件下的教育公平,努力促进起点平等。在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提高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与优质性。在各行各业普遍推行文字与实践结合的考试形式,在人才选拔上尽可能做到量才录用,提高各行业工作人员基本素养、工作质量、工作效率。

    15.文化政策:坚持“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废除文艺政审,让文学艺术创作摆脱政治束缚;对反映社会黑暗面作品的创作和发布不应有任何阻止,且应对优秀且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此类作品创作者发放补贴和提供便利;对于反普世价值如鼓吹专制复辟、挑动族群对立、鼓吹歧视与仇恨等类型的作品(不包括为反映历史和现实真实,包含以上残酷事实的作品),应依法惩处。

    16.科技立国:把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与科技实用化作为基本国策,以科学理念为纲、科技手段为目,推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信息化。培养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建立以高新科技产业为轴的制造业、以智能化人性化公平化为特征的服务业;利用科学技术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行政、司法、治安等各领域的发展水平、服务质量、透明度。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不极端和偏废;明确落实国家、各级官员、企业和个人各自须承担的相应责任,坚持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推动环境保护的法治化和系统化。

    18.军事改革:军队国家化,将军队由“人民解放军”改名为共和国军。军人应忠于人民,遵从人民议会与专家院的决策与调遣,在日常保持中立。依托科技提高军队战斗力,提高装备水平和质量以代替人海战术,大幅裁军的同时大幅增添武器装备,扩充核武力量至适当水平,建成与国力及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军事力量,逐步建设为第一军事强国。在裁军基础上极大提高军人尤其各级军官人文素养,加强军内普世价值教育,改造军人因特殊身份和环境而特有的丑恶习性,促使军人树立进步主义价值观、养成文明友爱的言行方式。加强军队内部人权问题纠察,打击个人忠诚行为,允许包括媒体在内的外部对非军事机密领域进行全面监督,保护军人权利和军人之间的平等,打击一切形式的军中暴力、欺凌和虐待行为。军队两大核心任务:对内保卫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与世俗主义,对外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权、公正与自由,成为捍卫人类文明的灯塔,做好随时向全球出击的准备。

    19.经济运行: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在保障市场自由的前提下,国家通过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如打击不正当竞争、遏制垄断、保护劳工权利、扶植高新科技产业、提供经济信息指导与危机预警等方式,使经济运转更加稳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更为人道和谐、经济收益更具普惠性。在产业结构上坚持以制造业为本的实业兴国原则,通过政策引导和国家强制力遏制投机活动,尤其严控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防止产业畸形下泡沫经济的泛滥。

    20.分配政策:实行以创造价值与劳动强度为主标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以减少剥削、遏制贫富分化为重要目标;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并与社会保障体制衔接起来。

    21.财产保护: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创业自由,打击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行为;设立代议机构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保障资产公平合理的分配,提高使用效率;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分配公平和集约使用,切实保障公民尤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22.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架构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使税收征收和使用更具公平性、透明性、定向性;税法修订和税的征收须经代议机构认可。增强税收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建立细密而完善的收入申报与税收稽查系统。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服务为主管理为辅,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23.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质量,向福利国家迈进,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让每一个国民都有条件选择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废除一切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追缴原统治集团特权所得,推动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24.劳工权利: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广义的工人阶级的权利,覆盖各性质各行业的工人、职员;支持工人组建独立工会、推动工人自治和职工民主化、保障工人罢工权利;建立中立、高效、有实权的劳动仲裁机构,职权与法院相辅相成;设立细致的各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打击各种各样的职场歧视和欺凌行为;旧农民工、农业工人一律与城市产业工人、第三产业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和基本保障;在代议机构、舆论界,要保障工人有充分的话语权。

    25.扶弱平权:国家对女性、LGBT群体、身心障碍者、少数族群、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应积极保护,尊重相应群体合法范围内的平权运动,细致、认真倾听弱势者的诉求,为弱势者提供必要的法律、物质、就业、教育、舆论、生活等方面的支持、援助、保护、救济,保护弱势者不因其相对弱势而受剥削、歧视、虐待等不法侵害,能够融入社会正常生活、安度人生。在对待弱势群体时,要充分尊重弱势者本人的意愿与选择。除人权外,动物保护也应纳入公民运动议程。在推动平权政策时,应采用大众易接受的温和方式,如重视反歧视教育、慎用配额制。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要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整体社会治理体系相融合、与文化教育和人权维护相承接。

    26.社会革命: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不断革命的历史。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补充,更是走向伟大社会的必然要求。人民政权应该支持人民在政治革命胜利后,继续与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做斗争,对行政、司法、家庭、社区、教育、青少年、医疗、养老、科技、互联网、就业、环境、军务、宗教、黑帮与私会等各领域、各群体、各社会单位存在的本质性、结构性、微观性丑陋黑幕,进行调查、分析、批判、改造,破除各种精致利己甚至因私为恶的利益集团的帐幕,铲除恶势力,保护人民尤其处于相对弱势一方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最大限度减少人类受到的伤害和痛苦,使每个个人得到更实质的平等,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幸福。

    27.地方治理: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域不同情况适当放权,在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区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以制度性和系统性措施反对和防范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同时有效和公平的处理各民族及民族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发生大规模骚乱、系统性侵犯人权、政治垄断、压迫、动荡、腐败的区域,中央可收回下放的权力,由中央直辖并派专员保护受害民众、动员人民重建地区。将香港、澳门建设成远比现在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城市。以和平谈判为主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将更加自由开放的制度和文化带给台湾人民。致力于将中国全境置于民主宪政、文明进步的覆盖之下,并普照四方。

    28.国际责任: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为基准,平等公正的态度,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联合各进步国家使用各种手段捍卫世界人权与文明,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充分的努力与牺牲;共同和积极应对包括气候灾变在内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各国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在合作与融合中迈向“世界联邦(性质类似欧盟)”。

    2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授予荣誉,并给予充分合理的补偿;释放一切在新政权法律下原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政治犯;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一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宽宥、赦免、轻罚愿意改过自新者(应占现体制内人员的大部分),让旧体制中本质善良、没有重大且或主动犯下大罪者参与新政权,重新服务人民,共同建设新国家;另一方面,严惩旧政权中对人民和国家犯下重大罪行的领导人及爪牙,对恶贯满盈的统治集团高层人物和直接执行者(尤其是黑恶势力骨干),处以极刑;没收旧政权统治集团中特别凶残恶佞者及同类性质爪牙的一切非法所得(留下其部分财产作为未犯罪家人的生活资金),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并补偿受害者、用于广大人民尤其弱势群体的救助及福利保障;向全世界发布通缉名单和派遣人员,追缉那些占比极低、但对人民犯下特别不可饶恕罪行的罪犯。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注:我关于《人民宪章》及《零八宪章》的一些话。 《零八宪章》当然是一篇很不错的政治宣言,但细究的话,个人认为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大致说来,《零八宪章》有三大问题,且基本都在“主张”那部分:

    1.缺失部分必不可少的应涉内容,如文化政策、人才选拔问题、收入分配政策;

    2.部分主张过于粗疏、重点偏离,如经济制度、选举与代议制度、教育制度与政策、民族问题、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

    3.整体政策较右倾,缺乏中道与左右平衡。

    右倾主要体现在,1.财税改革部分,强调减税原则,显然有违宪章的中立性(不应规定具体是加是减);

    2.宗教自由部分,“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必经登记……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过于放纵宗教活动,易致违法宗教和邪教活动泛滥(如日本奥姆真理教、美国大卫教派),欧洲都不会这么做。

    3.缺少对收入分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节制资本与反垄断等方面的描述,相反却提及和强调对私产保护、私有化政策、降低金融门槛等右倾政策;

    4.没有提及劳工权利和工人地位问题、农民工出路问题;

    5.没有提及女权和弱势群体、少数群体权益保护问题;

    6.整体主张重自由轻平等、重放权轻秩序。

    因此我在《零八宪章》基础上,将《零八宪章》原文复制过来后,直接在上面修改的。

    整体上,我将改良建议改为革命呼喊,将较右倾改为较左倾,将只强调制度建设改为制度与思想启蒙并重,将较宏观的建议架构改为宏观微观兼顾。

    前言部分,根据10年来中国的变化做了部分改动。

    基本理念部分,我把平等放在首位,并增添了对平等的诠释。将“法治”从“宪政”中拿出单列,而且我认为法治比宪政涵义更广、内容更具体。

    对自由、共和、人权理念增加了一些解释,并且强调了自由的两面性和需约束性。

    当然,相对于前者,我写的比较繁杂,用词也不很准确。我只是为了以此表达个人的主张。

    具体主张部分,关于基本政治架构,既然把改良改为革命,修改宪法自然没有必要了。而政治架构,我基本按自己的思路重新编排了

    人权保障方面,我将人权委员会修改为更独立的专职机构,并强调倾向于保护弱势群体;

    各项自由方面,我将前者更多强调自由转为自由与秩序并重,增加一些必要的限制。

    公民教育方面,我扩展为教育改革,细化了公民教育内容,增添了关于人才选拔问题的诉求;

    增加了专家治国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文与社科领域向更复杂和细密方向发展,更需要人道、科学、理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决策,并防范日益严峻的民粹主义与威权政治浪潮的反扑。

    经济领域,我将经济制度和分配政策单列,建议实行相对左倾的经济政策,效仿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国家适度干预遏制垄断、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的普惠性和分配公平性;

    社会保障更强调平等,反对特权、减少平民的贫穷和苦难;

    此外增添了保障劳工权利和弱势群体利益、促进平权的内容和具体主张。而且在这些领域,不仅要有正确的方向,还要有合理的手段,让制度上的保障和平权更易被大众接受、真正有效实现,以及最大程度让弱势群体有尊严的生活。

    增加社会革命主张。我认为政治革命只能改善大环境,但社会各具体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还要通过更细致和有针对性的社会革命改变;

    关于地方治理,相对于前者强调自治,我主张集权和分权结合,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

    国际关系方面,我认为中国应主动承担更多责任和使命,不应放任国际秩序的丛林化;

    转型正义方面,我主张区别对待旧政权成员,但总体上更加重视正义、文明。

    结语部分,我认为相对于2008年,中国处于更深重的灾难中,而且不仅在于政治制度,更在于人心的败坏。因此多了有关国民劣根性的阐述和批判,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关于改良的主张自然也改为彻底变革乃至革命。

    我行文匆促,且仅为草稿,内容多有粗疏浅陋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我写这个《人民宪章》,也是希望自由派能够更多关注微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而不是只看宏观的。如秦晖教授所说,治学既要避免饾饤化,也要防止空疏化。但现实是,平民、自媒体、野鸡学者饾饤化普遍,专家学者空疏化严重,自由派也是如此。这就严重制约了将理论投入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的良性循环。

    革命家、学者、社会运动人士,既要高屋建瓴,又要脚踏实地。但我总是看到,许多自由派有的空泛喊口号和谩骂式发泄,或者盯着一些极端的个案甚至谣言借题发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且只破不立。相反,却不能把理论结合现实,系统的讲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思想和言论普遍没有建设性和可行性。

    另外,以上这些人也需要对中国社会各种具体问题都有大致的了解、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结合自己的学识给出具体的评判和建议。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足够将国内民众吸引住,让他们看到耳目一新又切实可行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并接受方案中蕴含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科学理性思想,达到动员人民和改造社会的目的。

    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理性探讨,共同为中国改变与进步而努力。

    2019年10月26日暨共和历228年雾月鹅日修订、汇编、总结

  35.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Prometheus #190808 血缘上的确未必是一回事,但是文化或者身份认同上是一回事,人总是要给自己找祖宗,汉人也不例外。其实现在分子人类学证明金人和满清的确有血缘关系的

  36.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Prometheus #190805 可能因为你是他们亲戚,他们对外人可是凶狠。还为祖上强奸过宋朝王室女性而沾沾自喜

  37.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sorrysorrysorry4 #190790 民族自决其实有利于汉族。只要民主政权是汉民族主义的、起码不反汉的,正常的汉族都愿意加入大中华而不是分离

  38.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natasha #190793 99%会支持独立。他们和汉族的关系差不多和立陶宛-俄罗斯关系差不多

  39.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Prometheus #190794 东北汉人都满化或者说成为“东北民族”一部分了,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关内完全不一样。你没看见我文章里特地提及东北人吗?他们除了吸血就是欺负人整人,这种地方和人还是不要为好。宁可让他们连地带走赶快gun,别在占用关内资源还反咬一口了。前30年占用了中国计划经济一半资源和收益,60年内地饿死人就是粮食拉到北京上海和东北工业区了。这批人gun的越远越好,最好永远不见面。新疆西藏都可以谈,因为人家真有民族感情和讲道理,东北那实在没办法弄

  40.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natasha #190782 民族自决就是看民意。你觉得四川是想加入西藏还是汉族中国?或者独立?汉族历史上都是自卫反击,不是杀戮为主而是文明同化

  41.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中国的主流“公知”不仅过去和现在难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和代表,未来也很难在中国得势。原因除了不言自明的因素,还因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

    很多人只注意到“公知”反体制、骂政府、亲西方,没注意他们具体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国主流“公知”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也同时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是承认现状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极自由)、法治宪政与习惯法/判例法、原教旨倾向的市场经济、低税收、小政府、高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地方自治、温和渐进、约定俗成墨守成规、多元宽容尊重差异等等。

    如果从意识形态光谱看,他们大多数都是右翼,一部分是中间派或无特定左右立场,只有一小部分是左翼。而且这一小部分左翼,主要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而非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相对于平等更强调自由(虽然相对比右翼更强调平等)。

    比“公知”们支持什么更能反映其价值观和立场的,是他们反对什么。他们不仅反对现行体制,还反对或抵触(起码不热衷)社会革新进步、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标准化和人为规范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逻辑一致性、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及相关法治理念等。

    他们其中起码很大一部分(至少三分之一)还反对女权、LGBT权利,即便不强烈反对但也不热衷;对劳工、农民、个体户、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利也很不关心,或者起码没有额外关心,而是认为应该不管起点和条件的差异,“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国民。或者他们只关心如小贩夏俊峰、农村服务员邓玉娇这样的个案个体,但是并不想给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系统性的权利和保障,仅仅是允许他们自谋生路、自负盈亏(虽然这也比政府强,政府连他们自谋生路都不允许)。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自称左派且的确有些左派观点的,同样持类似立场,其仅仅在国外议题等各种与自身利益无关问题上左倾,但涉及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议题时,就变成维护自己和亲朋好友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了,如北京户籍、与满清后人有密切关系的“公知”杜延林。

    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宗教信徒,以基督教保守派为主(而非大多数国家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那样是倾自由派开明派的),有些知名“公知”甚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领袖,观点和立场极为保守,保守顽固程度与塔利班“不分伯仲”(甚至在理念层面“更胜一筹”,只不过没能力像塔利班那样付诸实际)。而“公知”中的穆斯林和藏传佛教信徒,同样很多是保守派(虽然有时表现出进步自由派一面,但仅仅是为了反中共而非从头到尾都是进步自由派),而且还有强烈的反“大一统”和分离主义倾向。

    另外,与人们一般的印象不同,中国大多数“公知”是反对革命的(所谓“告别革命”。而鼓吹“民主之后杀全家”的是少数极端者,而且大多数是出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愤怒、和一些具体人的恩怨仇恨,而非为了正义的革命、伟大的理想。甚至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一边要杀对头全家,一边同时反对革命),起码反对进步主义性质的革命(反倒支持一些反动的暴力,例如长枪党和佛朗哥政变、皮诺切特政变。上述那些主张“杀全家”者,有些的确出于意识形态,但其实他们是想杀阿连德聂鲁达们,而不是藤森魏地拉之流)。他们中大多数也都对“左”非常厌恶或至少不感冒。

    这样的价值观和立场,就让他们注定不能得到大多数国人的支持,起码得不到那种积极的、强烈的、具有行动力的支持。这反而值得庆幸而非悲哀,说明人民还是有朴素的是非观(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被政权洗脑而反“公知”者除外)。

    正常情况下,想要推动正向的变革,变革者应该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边、站在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站在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边(可简称为“四个站在”)。站对这四个位置,才能获得道义的正当性、现实的合理性、逻辑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积极的回应、热情的参与,最终实现顺势而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码站错了“四个站在”中的两个,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面,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对中国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种灾难。

    再简化一点,“公知”在阶级和民族这两个涉及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广、最重要的问题上,违背了大多数中国国民潜在的、正常的情感与诉求,也与当今的历史阶段及现实环境所要求的选择方向相悖。

    他们不强调劳动人民的疾苦,不在乎国家民族的尊严,甚至很多“公知”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要痛恨阶级反抗,逢“左”必反。在民族问题上甚至很多就是逆向民族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国人尤其汉族人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却支持对立面的民族主义,例如这些人对港台的本土主义非常理解同情甚至强烈支持,再看看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安倍晋三之死引发的“公知”集体号丧,以及2016年来对特朗普蓬佩奥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国族/种族/民族主义势力的强烈支持)、心灵卖国贼。

    除了这些,中国“公知”还普遍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常识都严重匮乏,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差(甚至有些人不是差而是完全“失能”,言论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和依据,充满着矛盾和双重标准,并且对各种阴谋论笃信不疑),不能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中国和世界,当然也就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公知”的这种低素养不仅普遍,即便是得到国内外最顶尖荣誉、影响力极大、备受赞誉的那几个“公知”(个位数的那几位,是特指不是泛指。最典型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不例外甚至还很严重,其各种文章和言论中的事实错误和价值观错位比比皆是。

    中国当代主流“公知”如此的价值观和立场,能成事吗?如果真的得势掌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尤其各种弱势群体是好事吗?

    那么正确的方向和做法是什么?三百年来法兰西乃至整个欧陆的启蒙先贤、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至今美国倾向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和理性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四十年来韩国从街头到法庭再到政坛奋勇抗争的进步派,已经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为后人铺了走出蒙昧的前路、做了冲破黑暗的示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这些人士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开拓更加伟大前程的先导。

    而一百年前的中国,那些“救亡启蒙”者,也早就践行过整体正确、大部分局部也正确的路线。虽然从后几十年的结果看,中国好像因此出了大问题乃至灾难,尤其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弊病,但不能连孩子带水一块泼出去,更不能忽视其实“救亡启蒙”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是对国家和人民及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积极作用的。之所以出现灾难,是一些偶然的(中共控制大陆全域和一党独裁、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立场和选择)、外力的(日本侵华、苏联干预、美国勾兑)作用造成,不能因此否定“救亡启蒙”的正面意义。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摒弃“救亡启蒙”而是继承和发扬。

    如今中国的主流“公知”背弃人民大众和国家民族,对中外先贤的先例与遗产嗤之以鼻甚至大加鞭挞,更与时代发展中正确的潮流及世界大势应行的方向相悖,反而去拥抱一些早被先发民主国家乃至一部分后进国家知识分子抛弃的陈谷枇糠。如果不败,义理难容;如果得势,对中国和世界,将是另一种灾殃。

  42. 革命军中马前卒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关于解决中国民族冲突及分离主义问题的建议

    首先,我认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专制中国还是民主中国,都应该尽最大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保卫领土的完整。

    但是我们需要承认,专制中国下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都生活在痛苦中,一些少数民族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更重要的是,国内各民族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和利益纠葛及因之发生的冲突,这些利益纷争乃至流血冲突让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深受其害、痛苦不堪。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与表达均被压制,双方都认为自己吃亏受屈,矛盾和冲突越发严重,时而发生惨烈的杀戮,如维藏恐怖分子建国以来成百上千次的暴动和恐怖袭击,以及中共主导的“再教育营”等大规模迫害行为。这些悲剧让民族之间的仇怨更深,民族和解共生越来越难实现。

    而未来民主中国,虽然结束了专制,但民族问题很难有效解决,相反很可能因民主和自由的副作用,导致民族问题更加公开化,继而激化冲突、助长分离主义的气势和影响。主体民族汉族人口虽多,但在边疆地区并不占绝对优势,无法彻底压服和同化少数民族。如果汉族为主体的民主中国不想失去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想维护国家主权,而少数民族又非常强烈的要求分离,几乎必然导致血流成河。即时汉族在经济文化领域继续做出极大让利让步,恐怕也难以遏制少数民族尤其维藏民族的分离倾向,且各种让利让步继续严重伤害汉族尤其汉族平民的利益与尊严、损害汉族与少民及汉族内部的团结与和谐。

    即便那时民族问题如此严峻,我们还是要努力争取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但在穷尽各种手段无法达成统一共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应各自做出让步,实行“半部分离”,尽可能和平分手、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尤其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发生。

    “半部分离”,就是将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区域一分为二,一部分归汉族主导的民主中国,一部分由少数民族独立出去建立新国家。这样,仍然保证了汉地及边疆的汉族聚居区的完整统一,民主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汉族利益没有折损太过,又给了少数民族梦寐以求的真实独立,最重要是避免血流成河和旷日持久的矛盾。

    具体说来,在新疆,北疆大部和现建设兵团大多数城市(如奎屯、石河子)归汉族的民主中国;南疆大部和北部少数民族尤其维族占多数的部分地区归维族为主体的新国家。乌鲁木齐归汉族民主中国所有,但设置为自由市,允许已成为外国公民的维族拥有永久居留权。喀什等新疆各战略要地全部归汉族民主中国所有(即便喀什等地维族占人口多数),以保障民主中国国家利益。作为补偿,重要油田及资源产地(如克拉玛依、哈密)可归维族国家所有。对划入维族国家的汉族和在汉族民主中国的维族进行人口置换。

    在藏区,原安多、康区归汉族所有,卫藏地区归藏族,拉萨作为藏族国家首都。涉及中印地缘战略利益,西藏不得引入外国军队驻扎,否则汉族民主中国军队有同样权利进驻独立的西藏。雅鲁藏布江等重要水流资源归各国共有。

    在内蒙古,推行蒙人归蒙、汉人归汉策略,国际社会和汉族民主中国政府应提供一切方式帮助蒙人迁移入蒙古国。内蒙古地区除少部分由蒙古族占绝大多数地区并入蒙古国外,绝大多数内蒙土地归汉族民主中国。这也是根据现今内蒙各地民族构成设计。

    东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东北,满族和部分满族化(或内心认同为东北人超过认同为中国人、对关内人有强烈的敌视)的汉族,可在所在县市参与公投,决定留在汉族民主中国还是建立并加入新建的独立国家。对于独立出去的区域,从此汉族民主中国和对方国家相互间再无任何责任。东北地区认同作为东北人高于认同国家和汉族的人从此获得真正独立,并可以国际通行或任意价格对汉族民主中国出售资源,但买卖自愿。但是同时不再享有与中国主体统一时得到的巨量财政转移支付、巨额政策性投资和输血、高考录取比例优势、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补助与扶持。教育医疗养老全部自负其责。进入汉族民主中国需要护照和签证,如发生武装冲突以敌国国民待之。至于东北和关内历史上的恩怨旧账,当然也可以算一算,看看究竟谁欠谁的多,然后把旧账了结。

    如认同汉族民主中国,可经审查后加入汉族民主中国,但是要遵规守纪,认同中华礼仪教化,不能里通外国搞破坏,不能抱团组建类黑社会团伙为非作歹,否则法律制裁,有些可经审查后人道的驱逐出境,让其去找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一致的同类。同样,投票归属汉族民主中国的东北地区,也仅仅享有作为中国一般国民的公民权利和保障,而没有现在的各种特权、变相和隐形特权。否则,请离开。

    在台湾,认同作为中华民族兼汉族、大中华意识强的人加入汉族民主中国,拥有包括台湾北部大部分地区(台北除外)和澎湖金马;台湾本土主义者占据台北和其余地区,台北作为东亚自由市,不设防。

    对回族,认同中华文化和汉族意识强于伊斯兰主义及回族自我认同的,加入汉族民主中国。不认同中国和汉族或认同度低于其宗教及回族民族认同的,一律迁往宁夏和陕西甘肃部分地区,允许其在这些地区建立独立国家,首都可为银川。但西安、兰州及陕甘所有大城市均归汉族民主中国所有。

    其他西南诸民族,可根据其意愿在汉族中国内部建立自治市,也可聚居独立或移民出境,但聚居地汉族人口占30%以上者,必须一分为二。少民低于50%的聚居区居民须迁往其他独立地区。

    香港一分为二,支持独立的本土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各占半个城市,可相互迁移也可不迁,双方居民凭证可免签来往。

    澳门地域虽过于狭小,但仍有多个岛屿,也可一分为二,但考虑到支持一个中国的占大多数(估计未来也是这个比例),如独立意愿不强烈可不分裂。如分裂可仿照香港。

    除港澳台外,其他“半部分离”的地区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或认同地域大于认同国家)须进行迁移,各归各国各自过日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除非涉及到己方利益,但也不能随意干涉而应用合法途径和国际调停)。

    当然,所有分离地区不再享有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任何待遇,更不再有任何转移支付等“惠x”措施。

    另外对于已经既成事实的跨族婚姻,双方协商好可选择一方,被选择的国家须对其如普通国民般平等对待。混血可根据自我认同选择,这种家庭和个人可跨境走亲会友,但不能做破坏国家利益之事,否则只能选择去另一边或者第三国。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避免民主后血流成河、双方疯狂互相仇杀,或陷入旷日持久的各种基于民族或非民族的利益冲突,导致仇恨累积和加深。即便没有发生这类大规模杀戮,“强扭的瓜不甜”,硬让大家待在同一个天天相互“家暴”的“大家庭”,谁都感到痛苦压抑。

    而且,这样的分离方案最大限度同时照顾了汉少双方利益,汉族得到了一个几乎完全汉族化的单一民族国家,不用担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也不用压抑汉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诉求,不用在专制牢笼和“中华民族”的虚壳里苦苦挣扎,可以尽情弘扬汉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而少数民族和地域分子则如愿以偿的得到了真正独立,有了自己的国家,想怎么做怎么做,不侵害别国别族利益可以随便折腾。

    这样做最大限度隔绝了对立双方,以后大家互相是外国人了,按国际规则处事,一切利益明算账。尤其对汉族来说,让最为困扰中国的内部民族问题得到几乎彻底的解决,地域问题也得到极大缓解,这也有利于让民主法治和民生建设不被民族和地域问题掣肘,国家在内政方面可以专心发展。国家的领土如人身上的骨肉,本来的确珍贵,如割让则痛苦不堪。但如果骨肉上长了瘤子,反而应该及时割去而非令其扩散传染、天天痛不欲生,更不应该把恶性肿瘤当成雄健肌肉炫耀。

    对汉族来说,需要考虑的不是960万平方公里“一点都不能少”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少数民族分离权利的同时,将所有汉族人口占主导的地区划入汉族民主中国,以及如何团结起来对付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这些国家。至于一些极端分子主张的“留地不留人”暗示屠杀和驱逐,既情理不容,也现实不可行。

    不可否认的是,分离之后的这些区域,尤其新疆、西藏、东北,几乎必然对汉族民主中国持非常敌对的态度。即便对少数民族地区涉及战略利益的区域,实现了有利于汉族民主中国的划分,但这些区域大抵还是会想方设法通过例如引入外国驻军等方式对抗汉族民主中国。至于分离之前的各种协议,分离时白纸黑字的条约,大概都会成为废纸。这是不可避免的、必定会发生的现实。

    汉族人民要居安思危,不要忘记白登之围、靖康之耻、扬州十日、蒙元破临安、突厥攻雁门、吐蕃入长安,更不要忘记蒙元和满清共计三百多年的残酷殖民统治,以及近代日寇入侵使汉族几乎亡国灭种的惨痛历史。直到1937年11月之前,都没几个国人会预见南京大屠杀,反而认为古代史上频发的屠戮已是历史的陈迹,不可能在文明时代再次发生。可是它就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发生在已经是现代社会的20世纪,数以万计寄托着民国希望的精英栋梁、代表着中华未来的青年男女,惨烈的死在了异族的暴虐与凌辱之下。不要忘,不要忘,不要忘!否则,下一次同样甚至更惨痛的悲剧会再次发生。

    未来的汉族民主中国,因为和周边国家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和长久的历史仇怨,很可能面临比当今包含56个民族的专制中国更严峻的形势。几千年来异族对汉地的威胁、袭扰、入侵、破坏,并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有根本改变。

    因此,汉地十八省及边疆的汉族聚居区的汉族人民,要团结勇敢,紧紧的联合为一体,唤醒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组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在外务问题上一致对外,捍卫汉族民主中国的安全与利益。这不仅要在中国民主化成功、与边疆少民区分离之后做,现在就要预备。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保障民权促进民生,才能让汉民族团结互爱,共御外侮,而非人心离散和自私叛卖。汉族民主中国应效仿大革命后的法兰西,以自由平等博爱凝聚国人之心,将民族独立自强与国民民权拓展和民生进取融为一体,而非专制中国这种“国进民退”、“国强民疲”(当然现在已经是“国民皆退”了)。

    而国民也要明白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福利保障与公民义务是不能割裂的,要积极维护国家利益、支持国家扩军整武,参与研发使用高新军事科技、男女全民皆兵(预备役)保卫祖国。这不仅是情理和法理上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

    汉民族历史上的各种悲剧,都在告诉我们“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无力的”。北宋东京汴梁的百年梦华,在异族铁蹄下轻易的化作残垣断壁,南宋的临安百余年后也终入敌手,多少细密经营皆成虚话;民国“黄金十年”兴盛的工农城建、崭新的文教医疗,也在几周内被更替为人间炼狱,菁华一炬。北宋也有花石恶政,可猛安谋克直接让汉人成为奴隶;民国“满耳是大众嗟伤”,但日军更是带来屠城三光。

    不完美的祖国的确某种程度是枷锁,但是也是保护人民不受更大灾殃的屏障。每个国民都应该积极去建筑和捍卫有形无形的、血肉铸就的钢铁长城。

    面对周边敌对的各国,要一手弘扬文明、论讲道理,一手富国强兵、骁勇善战。“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备之”,面对畏威不怀德的异族,只有拥有强大的实力尤其军事实力,汉族民主中国的繁荣才能保全,汉民族的文明才能持续。

    面对独立出去且敌意浓厚的新疆、西藏、东北、回部,以及日本、印度、俄罗斯这些宿敌,汉族民主中国要折冲樽俎、巧妙应对。如果大家要和平发展,就春风化雨的交流共融,以德待人;如果被这些境外势力挑衅攻击甚至联合入侵,那就放下美酒举起猎枪,让四京四州化作列宁格勒般英雄城市,胜则再现汉唐荣光,败则不失崖山之节。如果遭遇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袭击,那中国也要对等还击。若国际社会合理调停,就争取和平;如果国际社会拉偏架甚至支持对中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煽动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互斗、试图旁观成败坐收渔利,那中国就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冬天和生化劫难中吧。

    汉族民主中国也不应孤立于世界而应广交盟友。对朝韩、越南、新马等早受中华文明浸淫、后因专制陆沉疏远中国的国度,要以博爱之暖而非机舰之凛争取其心,并尊重其独立自主,可为友邦而不可行吞并霸凌。美国和欧盟是代表世界文明进步的力量,中国应该亲近而非疏远。拉美和非洲的解放,中东的和平,中国也可助一臂之力,共建正义的世界联盟。远交善友近御恶邻,扬弃传统外交理念,遵守现代国际规则,行事有理有节,汉族民主中国才能坚韧的屹立在世界东方。

    这一切,要早做准备。否则,到天下大变,祸乱已成时,悔之晚矣。

                                                     
                                             2022年7月17日
                                        共和历230年获月小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