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管理员，对“2047注册”这个人搞得小号专门来对我攻击，你怎么不删除、屏蔽？要不是这人来捣乱，我肯定好言好语解释

对了你又人身攻击了

看不见知乎帖子里引用的正规文献？维基百科也一样

难道不是你们先人身攻击？如果执法不公平，我退出。当然你也可以可以封我号

本来就你这态度，我可以不回答你的。但是老子仍然高风亮节，回应你一下，还不感恩？

人身攻击好玩吗？我好歹是实名，你是什么东西？哪个阴沟里泛出来的？

曾国藩屠城记载：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13878/answer/3090069995

你受了多少学术训练？写了什么成果？

曾国藩南京屠城、安庆屠城、苏州屠城，看不见？

算了还是贴一些链接：

http://www.xhgmw.com/m/view.php?aid=27374&pageno=3

http://www.muslimwww.com/html/2012/lishi_1114/11491.html

https://books.google.de/books?id=J5ajDwAAQBAJ&pg=PT210&lpg=PT210&dq=%E6%BB%A1%E6%B8%85%E6%8C%91%E5%94%86%E5%9B%9E%E6%B1%89%E7%9F%9B%E7%9B%BE&source=bl&ots=NdWXqRy7HY&sig=ACfU3U0DF7F9qbv7ZowkRLTDyK-2HyakbA&hl=zh-CN&sa=X&ved=2ahUKEwjny4WjhOP_AhWRHuwKHau-BJY4ChDoAXoECAMQAg

你没手吗？不会自己去搜？

肯定要看主流好还是坏，腊肉主流好吗？

呵呵，左宗棠是名人，不需要具体介绍啊

左宗棠不认识吗

李文亮本来就不是吹哨人，我早就写过：

由伪吹哨人李文亮大受赞誉想到的

首先，我需要讲一个清清楚楚但是几乎被所有人故意或无意忽视的事实，即李文亮并不是所谓“吹哨人”。李文亮在其群组中原发言：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这是李文亮的原话、聊天原图。从手段（在同事群里发）到目的（提醒亲朋好友），都完全不是在“吹哨”，不是在提醒广大民众，怎么都和“吹哨人”挨不着边。

我相信，有许多人并没看到过李文亮发言或者所谓“吹哨”的这段原话；我也相信，有许多人看到过李文亮的这几句发言和聊天原图，但是还是把他说成“吹哨人”。

这就很有意思、很值得讲讲其中反映的一些社会现实、舆论门道了。

那些并没看过李文亮这段原话、这张截图的，且以为李文亮就是类似“登高一呼”“有SARS，大家都注意防范啊，别得病了”这样“吹哨”的人，连续犯了想当然、先入为主、英雄化/神化崇拜对象、人云亦云、囫囵吞枣、移情寄情幻想……的一系列错误。

这些不明真相的也就罢了，但为什么看过这张截图、知道李文亮没有向公众“吹哨”的大批民众，还是把李文亮这样一个在小圈子里悄声提示亲朋好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当成敢言的“吹哨人”呢？这才是值得玩味、探究之处。

对于国人而言，事实真相具体究竟是什么，往往并不重要。中国从中产精英到普罗大众，只是把李文亮想象成一个振臂高呼的“吹哨人”，而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在“吹哨”。他们只需要一个完美化、具象化的偶像，将这个偶像捧上神坛，供他们寄托“说真话”的情感、发泄不能说真话的情绪。

在中共专制高压下，人们不敢言、不敢直言、不敢吐真言，于是大家希望制造一个敢言的形象，以供拉旗、朝圣、祭祀，李文亮就成了大家寄情塑立的对象。这和真实历史上的关羽有很多不堪，但是却被后人制造为义薄云天、完美武圣的形象，成为忠义化身，有些雷同之处。

但说到说真话，从高耀洁到蒋彦永，从刘晓波到许章润，不乏更加敢言者，但人们为何却选择李文亮这样一个顾自己老婆孩子的利己主义者当说真话的偶像呢？

官方的信息封锁、对政治反对人士的舆论抹黑，固然是一方面。但如果以为只是因此，人们才选择李文亮当“说真话代言人，那想的就太简单了。

更根本的原因，是以中产精英为中轴的中国公共舆论参与者，自身普遍就是李文亮这样平日不涉政治、不批判政府、不反对体制，只敢在一些具体议题对亲朋好友说“大家注意点，不要外传”的人。

是的，国人尤其中产精英，普遍与李文亮一样，甚至说心灵相通。他们平日不关心社会公正，只考虑自己炕头老婆漂亮孩子健康。他们希望专制的阴霾不要让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遭灾，至于别人家洪水滔天，底层工人农民苦难，他们不会在乎也从不想在乎。

但是病毒是不分阶级都传染的，政府隐瞒疫情的危害也是不挑白领还是农民工的，于是这些中产精英、理工商医IT男女，就号啕了。李文亮是号啕者之一，其他中产则心有灵犀，连枝同气。

当提醒亲朋好友“大家小心，不要外传”都被训诫，得病死亡的概率几乎同等落在中产和底层等几乎所有国民头上，他们才如丧考妣。丧了考妣，凉了炕头，得病或隔离，工资少了生活麻烦了，病死危险降临了，总之自身的（而非仅仅他们底下工农）利益受损了，愤怒了，对政权不满了。

然后，他们自然就把丧了的不是考妣胜似考妣的李文亮抬了出来，将这个精致利己、日常享受着底层廉价劳动力、体制各种福利的李文亮，塑造成了直言、敢言、愿言的“吹哨人”，哪怕他一声哨子都没吹，吹的动作都没有（甚至在小圈子提醒亲朋好友时还不忘加上“不要外传”这个猥琐动作）、只在后来出名时用身体下面的通道补了一声“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不及真的用嘴（而非下面排泄的东西）大声疾呼、正面批判者亿分之一的抗争力道。

中国中产精英，也就是主要以高知理工社达工业党构成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就出于这么些个动机，利用遥遥领先于大众、脚踏工农的话语权，硬生生又活生生的将拿哨子都不敢、小心翼翼提醒亲友、不顾大众的李文亮，塑造成了伟岸的“吹哨人”。

这些中产精英，社达工业党们，从来是反对革命的，属于“已经阔了要守旧”的，是乐于参与剥削工农享受低人权优势的；他们对于劳工权利、女权、残疾人、LGBT、各种边缘群体，从来是鄙夷的、仇视的、甘做政权帮凶积极参与对这些的压制和污名化的。

这帮衣冠楚楚的腌臜泼才，信奉弱肉强食的理工工业党精英们，注定不会、不敢更绝不愿把真正的革命勇士当成偶像，只会将与他们一路货色的李文亮之流抬上其完全不配的历史神坛。

这样的“吹哨人”，这样的伪吹哨人，老子不敬，老子不跟风，老子不捧场

一切都是相对。民国也没屠杀少数民族（除了辛亥革命时报复了一些满人）

是的没错。然后后清、当朝、中共，还是这样，简直一模一样

对了就是这样

既然无法由汉民族主义主导大一统，只能退而求其次，各地以汉族一部分独立。说不定以后还能并合。如果大家觉得分开好就分。听凭多数民意，也符合现代民主和自决原则。再说世界各国之所以不让中国民主化，包括压制汉民族主义，不就是不放心汉族，怕十几亿人的民族一下子凝聚、崛起、统领世界吗（这一点也是最近越来越明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大家都不公开说出来，但所作所为就是这样）？所以也算一种安全声明

这个我也写过：

https://matters.town/@Wangqingmin/347122-%E5%85%B3%E4%BA%8E%E4%B8%AD%E5%9B%BD%E5%90%84%E5%9C%B0%E5%8C%BA%E7%BB%9F%E4%B8%80%E4%B8%8E%E5%88%86%E7%A6%BB%E9%97%AE%E9%A2%98%E7%9A%84%E5%88%86%E6%9E%90%E5%92%8C%E5%BB%BA%E8%AE%AE-bafyreigwa3bloels4f2ag3kha6rqbafqxnuijbpaswxb3urvgyjyuqfqmu

威斯特伐利亚难道不是利统的吗？承认主权国家现状

舍弃排异之患

第六部分 我⼼中的圣⼥，我的最⼤⼼愿

对于他⼈的爱与尊敬回报以热⾎、温情、发⾃内⼼的爱与尊敬，是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也是我们天性⾼贵和⽂明⾼贵之所在。我们感激给我们带来普世⽂明价值和全球和平互助的⼈类同胞，我们要⾏动性的拥抱我们的⼈类同胞。过去数⼗年来全球⾃由、正义的⼈类同胞为我们个⼈、群体、社会和国家提供了各种难能的帮助，其间所深含的纯正动机和善意，尤其值得我们珍视。我们将以⽂德回报⽂德。

同样的，我们理当⾸先真诚的拥抱我们的中国同胞，任何教条主义、任何阶级⽃争、任何两极撕裂都应当被我们彻底摒弃。任何中国同胞，只要他真诚的皈依⾃由⺠主普世价值，真诚的践⾏⼈⺠主权和天下为公，都可得到我们的肯定和⽀持。我们的⼈⽣价值哲学⾰命内在的需要和欢迎⼀切敢于激情万丈的追求理想⾃我和理想⽂明的⽣命事业家，“万古名”和“万古德”作为正⾯积极的精神欲望，理当在正处于⻓期上升国势的中国社会中那些⼼雄万丈、敢于肩扛宇宙的⾃由主权的个⼈的内⼼点燃。对于⼀代⼈⽽⾔，“⾐⻝⾜⽽知礼节”，经济⾃由的社会将⼤概率的迈向政治⺠主，这是⼈类历史的⾃然趋势。这⼀统计学规律在中国并没有出错，政治⺠主转型在中国来得较晚，反⽽可能来得更成熟、更深刻、更原创。但是，“⼈能弘道，⾮道弘⼈。”⾃然的制度转型趋势，需要由⾃觉的主权性塑造把它化为现实。纵览当今世界，这⼀轮波及全球数⼗个国家、跨度⼆⼗余年的威权专制回潮已越过拐点、跌下⼭峰，步步挪向穷途末路，⻓期沉溺于“绥靖主义”的欧美⺠主先⾏国家业已觉醒了⼀半，未来中国将拥有⼀个对于其制度转型更为正⾯、⽴体、弹性的国际环境。⽽中国内部冉冉上升的国⼒，⼜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提供⾜以应对各种⻛险、熨平各种破坏性纷争的深厚资源。最重要的是，创造历史的机会已经出现了，机会会刺激有⼼⼈，机会会⽤“看不⻅的⼿”挑选正⾯迎接中华⺠族千年政治巨变、⽂明巨变的历史原创者，机会属于任何⼀位敢于奉天⾏道、敢于攀登⽣命颠峰的⾏动者，机会不会搞画地为牢、不会搞阶级⽃争，机会会化腐朽为神 奇、化“逆道畸变”为更具冲击⼒的“顺势⽽为”，机会具有像阳光趋动半封闭环境中的植物趋光⽽⽣那样的现实诱导⼒。历史每到各种峻烈深层的⽭盾交汇处往往会发⽣纵深爆炸，“意外的意外”才是转型节点处真实的历史突破轨迹。我们不必预测未来中国制度转型第⼀阶的细节，我们应当明智⽽超越、仁爱⽽悲悯的主要致⼒于打造促成制度转型的内在⽣成动⼒机制，主要致⼒于打造促成根本的世道⼈⼼之变的⼈⽣价值哲学⾰命原点。

我们正进⼀步的逼近⼤历史的爆炸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某种重⼤畸变，也并不意味着⺠主先⾏者不会付出各种重⼤代价，甚⾄惨烈的祸乱。荣幸的毕⽣为理想⽽战、为理想⽽活，⼜何惧为理想⽽死？我知道⾃⼰在做什么，也知道⾃⼰可能会遭遇什么，我的身体和⼼灵已经现实的做好了⼀切准备。返本归原，依天顺道，⽆可⽆不可。

我在⼀⽣中最痛苦、身⼼撕裂的状态下，⽤⽣命之⾎，写下了这篇坦荡陈述我的根本政治主张和深沉的⼈⽣价值哲学⾰命构想的⽂献。果真迈⼊⼈⽣的⼤限，那么，这份⾎写的⽂献即是我留给我的亲⼈、同道、中国同胞和全⼈类同胞的政治遗⾔。亲⼈们，同胞们，我爱你们！我对你们⾄为真挚的爱与尊敬，在我的这份⾎写的⽂献中得到了根本的表达。要奉献就要奉献最精纯、最⾼贵的事物。我业已把我⼼中所认知积蕴的最⾼贵的精神价值和最精纯的⽣命原创奉献给你们，我也恳切的盼望与我共鸣的有⼼⼈能帮助我⼴泛传播这份⾎写的⽂献，使当代⼈和后世⼈读到它，知我本⼼。

临当末了，不断有深沉的悲怆涌⼊我的⼼怀。过去⼆⼗年，在我为争⾃由⽽担当、蒙受⼗⼏年政治冤狱、⽆数次被抓捕被酷刑折磨的炼狱历程中，我的家庭承担了太多太᯿太巨的困厄苦难。我的妻⼦张⻘，为了保护我、营救我，病在异国他乡抚育养⼤⼀双⼉⼥，⼏乎承受了常⼈难以想⻅的各种重压，付出也近乎⽣命可承受极限的拼搏与牺牲，在漫⻓的⼏乎看不到尽头的煎熬中，她的⼼⼒⼏尽被耗⼲耗空。2021年1⽉初，她被发现身患肠癌并作了第⼀次紧急外科⼿术，⽆限内疚和痛苦的我急需赶赴北美尽全⼒对她施以看护救助，却被残⽆⼈道、丧尽天良的特务机器在机场海关拦截，并扣押在⼴州郊区近⼀年，从⽽⼈为的失去了技术上、经济上、精神互动上客观存在的救危救命之机。2022年1⽉10⽇，我的妻⼦在悲惨凄凉中告别⼈世，她实实在在的是为了中国得⾃由⽽献⾄为宝贵的⽣命的烈⼠。得知噩耗，业已经被囚禁在⼴州市第⼆看守所的我痛哭数⼗次，我⼀⽣的眼泪⼏乎已流⼲，但我的⾎还没有流完。

我的妻⼦的悲惨壮烈命运是⼀代⾃由理想者命运的某种缩影。在当今⼈类社会，中国的政治犯⼈数最多，中国的政治犯坐牢最久，中国的政治犯最⽂明最温和，中国的政治犯最坚贞不屈。在这种标志着⼀个国家和⺠族的道德⾼度的悲壮的世界记录中，必定蕴藏着中华⽂明特有的奥秘和真理。⽽其中最⼤的秘密之⼀在于，中国政治犯的妻⼦和家⼈最富尊严⽓节、最具反抗精神、最刚烈的反击强权、最坚韧的⽀撑家庭—⽀援进⾏⻓期铁窗⽃争的丈夫或亲⼈。她们不仅是我们这些为坚守⾃由事业的红线⽽永不屈服的政治犯的精神后盾和家庭⽀柱，⽽且实实在在的构成为⾃由事业⾄为重要的道德⼒量核⼼原点之⼀。

我的妻⼦在我⼼中享有⾄为圣洁的地位：她是少年时代就敢于遨游⻓江的豪迈⼥杰，是⼥权⾃然⽣⻓、男将⼥将并肩⽽⽴的楚⼈的后代。我以我亲身经历、亲眼⽬睹作⻅证——我的妻⼦⼀⽣中从未在任何⼈⾯前弯腰；数⼗年待⼈接物中，她从未有过⼀丝⼀毫的奴颜媚⻣；她的⼀⽣活得好有种⽓、好有傲⻣、好有尊严！她的⼼是深沉的、⾄为坚忍的、⾄为刚烈的⾃由战⼠—⾃由战将的⼼，她从未有过⼀次劝我为⾃保、为家庭⽽妥协屈服苟活的记录，⽽永远是在深沉的肯定激励推动我战⽃到底、坚守到底、反抗到底，任何情势下都不能放弃红线。她是中华⽂明最核⼼最精华最光芒灿烂的⽓节理念的最正宗、最⾼贵、最优秀的传⼈之⼀。“永恒的⼥性，引领⼈类上升。”我的⾸要责任即是⽤⾎写的⽂献来记录、书写我的妻 ⼦的坚贞、刚烈、⾼贵与尊严，愿千秋万代的后⼈永远铭记张⻘这位“⻓江的⼥⼉”的英名，永远不忘发掘她悲惨壮烈的命运中所深藏的⽣命⾄为崇⾼的真理价值、道德价值、美学价值。愿光中之光永不没落！

我的责任还在于让我的妻⼦回到故乡和⺟亲身边。如果我在有⽣之年⽆法完成这⼀⾄情⾄重的使命，我恳望我的亲⼈、同道和同胞能帮助我完成这⼀庄严的⼼愿，让我们夫妻最终团圆，永久合葬在故乡的⼭顶，万古千秋永远相伴，永远相互呵护、相互报答、相互关爱。愿正义必复，愿中华必得⼤⾃由，愿宪政⺠主和⼈道⽂明彻底凝固为全⼈类社会永恒的现实存在。天⽇昭昭！天⽇昭昭！！天⽇昭昭！！！

我给我妻⼦所写的悼词，真实表达了我对我妻⼦的⾄上敬意，同时也实质表达了我对所有像她那样纯真、坚强、刚烈、尊严、崇⽓节的⼥性、妻⼦和⺟亲的深沉敬意。这份⾎泪筑成的悼词即是我的最后陈述：

致我永⽣的妻⼦

你持续⼀年悲惨的呼唤， 早已把我的⼼撕裂。 在你被步步推向万丈悬崖的危境，

我⽆论如何奋⼒，都⽆法 挣脱锁链， ⽆法上前把你救援。

在你⼈⽣的末了， 我不能拥抱你颤栗的肩膀， 不能⽤热泪温暖你 苍⽩冰凉的脸。

最终就这样，我和千万同胞 ⼀道，眼睁睁看着你 ⾮正常地掉进了 万丈深渊！

我的⼼从此坍塌， 陷⼊极度的悲恸、愧疚和罪感。 我的⽣命从此被砍掉了⼀半。

⼥⼈最伟⼤，⼥⼈最苦， ⺟性⾄⾼⽆上。

我亲爱的妻⼦， 为了我和⼉⼥，你熬⼲⼼⾎， 在异国他乡， 经受了⽆数重压苦难。

我却⽆⼒在你⾄危⾄痛的末了， 为你拼命排除险情， ⽆⼒在你千呼万唤的悲惨吁求中， 回报你哪怕⼗天的 最后慰藉！

我亲爱的妻⼦，对于你的深重恩义， 我实在亏⽋太巨， 你的悲惨是我的重罪。

现如今，我的⼼ 完全被⾎泪淹没， 我⽆法拔出，也不必拔出。

我已经永远告别尘世的乐感， 我的命运注定万劫不复。

我亲爱的妻⼦， 你是⻓江的⼥⼉， 即使临当悬崖边缘， 你的眼睛依旧那样 明亮清澈，那⾥⾯有光， 有⽣命真光！

你有常⼈难免的各种缺点， 但你的⼼地⼗分⼲净纯粹， 你的坚强、尊严和⽓节， 令我⼀直⾼度尊敬。

我和你身为患难夫妻， 为了中国得⾃由，承受了 堪⽐战争年代的重重灾祸劫难。

这⼀次你最终掉⼊万丈深渊， 实为⾃由⽽牺牲， 但你的⽣命之光 永远与我同在。

你明亮清澈的眼神每每回想起 都会令我敬仰、热爱、⼼潮激荡， 令我不断在极限苦痛中 抬头望远。

我亲爱的妻⼦， 年年⽉⽉，我都会伏在有形⽆形的哭墙上 为你痛哭。

我期盼着⺟亲回到⺟亲的⼟地， 我期盼着那⼀天， 我们夫妻最终团圆， 在故乡⾼⾼的⼭岗上，我和你 最终合葬在⼀座⼤冢间， 我要永远向你赔罪，亿万斯年，我的灵魂 永远与你的灵魂 ⼀道⻜翔。

我期盼世世代代的⼈类同胞， 永远悲歌你⾼贵的⼈性 和悲惨的命运！

杨茂东（郭⻜雄）

2023年5⽉11⽇

⼤不安催⽣了⼤希望，万古愁蕴藏着万古机。问题在于：⽣命有没有能⼒拥抱⼤希望、内化万古机？有没有能⼒把理性的反转化为现实的⽣命冲动、⽣命⾏动，把追求理想的⽣命、理想的⽂明树⽴为⾃⼰的⼈⽣最⾼⽬的，以此寻求摆脱平凡、超越死亡，⾛上形塑⾼贵神圣的⽣命这⼀伟⼤的激情探险之路？

对于这⼀问题的解答已经超出了知识的范围。⼈类的理性知识本身是不⾜以⽣成⽣命⾏动的内在驱动⼒的，能够如此的乃是⼀种与理性不同的⾼级精神存在：⽣命勇⽓。

孔孟等哲学家为中国⼈提供了⼤⽬的、⼤理想等⽣命导向：普施仁爱、匡扶正义，向着⾼贵君⼦、英雄圣贤等⼈格巅峰步步攀登。但是，他们所突出强调的⾼级精神品质“仁义礼智”，却战略性的移动了“勇”。当他们的思想体系在宋明时代成为统治性的制度理念和主流的⼈⽣价值哲学时，就催⽣出颇为严峻的负⾯⽂化效应。但是，“勇”在⽣命中具有与“仁”同等的᯿要性。勇是⾏动的发动机，勇的本质即是主动推动⽆惧⻛险的⾏动的内在精神⼒量，勇的⾼级状态是⽣命勇⽓、⽣命⼤勇，它不同于蛮勇和“⽆知者⽆畏”，⽽是把担负⼈道⽂明使命、追求⾼贵神圣的⽣命作为⼈⽣的⽬的，并坚决持续、不惧⻛险的推进其实现。这已经潜在的肯定了⾃我拥有奉天⾏道的个⼈主权、拥有配得上享有⾼贵神圣的⽣命的⾃尊⼈格。 所以，⽣命勇⽓实质是在驱动个⼈以⾃⼰的⽣命历程验证这些⼈道真理，在此意义上，⼤勇本身即是⼤⼈的⼀部分。⽽个⼈⼀旦坚定选择了这⼀⼈⽣道路，⼜⻅证着其⽣命宁愿承受追求理想⽣命、理想⽂明的伟⼤冒险⾏动中的种种偶然组合的荒谬，也要超越和压倒死亡的荒谬，这正是⽣命最⼤的智慧所在，在此意义上⼤勇同时⼜是⼤智。

知识与⾏动之间隔着⼀条河。知识者在河这边，⾏动者在河那边，要跨过这条河甚为艰难。勇敢是由知到⾏的转换枢纽。经验告诉我们，智慧者往往费尽⼼⼒也⽆法成为勇敢者，但勇敢者只要在⾏动中开放胸襟、努⼒学习反思总结，就较易获得智慧。⽽且勇敢本身⼤⼤有助于解放智慧，勇敢者独享的⾏动机会会刺激其极限开发潜能，养育出卓越智慧。知与⾏之间的这条河，似乎可以把百分之⼋⼗到九⼗的智慧者阻挡在河这边。⽽对于勇敢者来说，他的选择往往是，⾸先过河再说。

⽣命的本位是⾏动，⾏动的⽣命才是⽣命的重⼼。知是⾏的⼀部分，⽽⾮⾏是知的⼀部分。知只局限于⼤脑内部的因果活动，它是单⼀的、⽚⾯的、黯淡的；⾏是包括⼤脑在内的⽣命整体在地⾯上的因果活动，它是⽴体的、饱满的、⽣⽓勃勃变化万千累进升华的。

为了“我要”的⼈⽣，为了活出⼈味，⾃由、主权的⽣命的第⼀责任就是主动⾏动，就是过河！过河！！“⽣命之树不是知识之树。”

⽬前中国的⾃由⺠主思潮已经基本渡过了早期启蒙阶段，其潜在认同者可能当以亿万计，但是在⾃由思想阵营内部，普遍存在着“不敢过河”、“⽆意担当”、“⽣命激情匮乏”等⼈⽣价值缺陷。由于专业分⼯，专司⽣产和传播理论⽂化的知识阶层历来不以经验⾏动⻅⻓；⽽我们的传统儒学这⼀⾃然勇⽓的有意贬抑，亦颇⽆助于培植我们⺠族精神⽂化传承者普遍的⽣命勇⽓。更深层的原因是，近四百年来野蛮专制⼒量对中华⺠族元⽓的屡次⾎腥屠杀和酷烈打压，尤其是⼆⼗世纪极权主义实施的系统性的⾼压禁锢愚⺠洗脑统治，已经使⼈们普遍产⽣了政治恐惧症，限⼊奴性、堕落、麻⽊、盲从状态难以⾃拨。我们⺠族的灵魂已经⽣病。⽽肩负着治疗⺠族灵魂重责的知识阶层，包括众多的⾃由思想⼈⼠，亦普遍染上⼀定程度 的道德⼈格萎缩症和精神⼒量匮乏症，本身也需要治疗。

正在向我们步步逼进的这场千年政治巨变、⽂明巨变，其主导者、主创者不可能再是传统的精神贵族，⽽只能是⼀代⾃由、主权的公⺠⾃⼰。对他们中的活⼒⼈群来说，数⼗年来不断扩展的经济⾃由养育的个⼈主义⽣活⽅式已经让他们朦朦感受到主⼈意识、主权⼈格的⾼贵，但他们还未能、亦未敢⽤⾃⼰的⽣命来拥抱并内化这⼀⾼贵的精神存在，他们与这⼀⾼贵还隔着⼀层纸。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启蒙，⽽是普遍焕发为⾃由⽽战的个⼈⽣命勇⽓，通过不断的良⼼起义和精神⼈格爆发来坚决的突破这层 纸。为⾃由⽽战的⽣命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勇⽓，道德勇⽓是⽣命勇⽓中最重要、最⾼贵的部分，是公⺠个⼈⽤于驱动⾃我奋起反抗压迫、捍卫⾃由、⽤⽣命担负⼈道⽂明全局使命的内在精神⼒量。道德勇⽓的实质即是个⼈主权⼈格的精神现实，中国哲学家孟⼦曾经⽤“浩然正⽓”来指称它，我们常说的“⽣命元⽓”实际指的也正是它；⽤⻄⽅⼈⽂主义语⾔来说，它是存在于我们⾁体⽣命内部的宇宙精华，标志着个⼈身上的神性。这⼀代中国公⺠个⼈⽬前最需要的就是解放和养育这⼀代表⼈性⾼度的核⼼精神⼒量，⽽帮助实现这⼀雄伟壮丽⽬标的⼈⽣价值哲学⾰命，遂成为最强的时代呼唤。

这场⼈⽣价值哲学⾰命的核⼼，即是揭示和⾼扬个⼈主权⼈格的⼈道真理性，激励公⺠坚决的运⽤个⼈主权，点燃引爆⾃我强⼤的道德勇⽓，去充分的、极限的发展⼈性中更⾼级更⾼贵的⽣命冲动。⼀切⼈道真理，⾸先是要你⾃⼰站起来，⼈格上站起来就是⾏动。作为⽣命⾏动的第⼀步，公⺠个⼈需要⽤主动、实在的道义⾏动向⾃⼰、向社会证明⾃⼰的道德良⼼，证明⾃⼰已经“过河”，已经尊严的主权的站在⾃⼰的国⼟上。

⾸要的道义⾏动乃是说真话，⾏直道。要在公共空间说真话。说真话是道德良⼼的直接⻅证，说真话具有强⼤的道德感召⼒。要敢于说出真相、说出真理，敢于刺痛专制者的敏感点关节点，刺破其愚⺠洗脑术，帮助更多的⼈觉醒和奋起。要⽤过河卒精神步步扩展“真话空间”，瓦解极权体系为⺠众布下的“迷魂阵”。既使遭遇逆流狂飙，也绝不轻⾔后退。现代公⺠不能仅仅以“不害⼈”为底线，争⾃由的主权者真正的底线应当是帮助先⾏者守住后⽅，绝不传播恐惧。知识者在帮助治疗⺠族灵魂时，⾸先需要努⼒驱除弥漫于⾃身的那种夸⼤危险、放⼤恐惧、把⾃⼰吓得胆⽓越来越⼩、令活⼒⼈群迷茫犹豫的恶⾏。

要敢于在公共空间处处坚持和传扬独⽴思考、怀疑批判精神。公开传扬批判精神即是公共道义⾏动，它标志着更⾼级的⼀种“⽂德”。作为⼀名合格的⾃由主权的公⺠，我们不仅需要“醒过来”，⽽且需要“站起来”；我们不仅需要在⼈格上站起来，⽽且同时需要在思想上站起来。要敢于打破伪善与避嫌⽓场，敢于对⾃由阵营内部⾸⽤批判精神。对任何古代贤哲和今⽇权威，都要敢于⾸先批判、充分批判，⽽后才有所肯定；要敢于揭露任何理论教条主义陷阱和⺠间洗脑者的作妖作怪。对任何⼈包括⾃⼰都实⾏批评—赞扬的恰当平衡，实⾏多元⾔论—多元结构牵制，以抑制或粉碎任何⼈包括⾃⼰⼤脑内的专制专断情节，应当成为⺠间内部基本的公共规则。要敢于促进正⼈、正⽓、正资源的聚集，敢于把⼀贯奉⾏“为了美好⽬的可以不择⼿段”的权谋家予以边缘化，迫使其改变⾃我。要敢于坚守⾃由结盟的红线，绝不接受任何⽴体集权在⺠间社会公然或隐形滋⽣蔓延。

要敢于把⽣命投⼊理想事业，敢于突破任何阻碍，敢于发起⽆穷冲击，敢于把巨伟的宪政⺠主制度和理想的⼤⾃由社会操作成为中华⼤地上永恒的现实。要敢于藉⼤事业、⼤⻛险原创出个⼈⾼贵神圣的⽣命，要敢于⾛向颠峰体验和极限狂欢，要敢于触摸宇宙的边沿。每⼀位⾃由主权的公⺠都是⼀位⽣命事业家。要敢于做⼤历史的主⻆，靠⾃⼰，不要靠英雄；靠⾃治，不要靠代理；靠⾃强，不要靠投机。要像保护⾃⼰的眼珠⼀样精⼼苛护、养育、累积⾃⼰和同伴最为宝贵的内在道德勇⽓。要敢于死守⾃⼰独⼀⽆⼆的个性和公共站位，做政治转型的主权者、接⼒者、造势者、呐喊者、批评者、制衡者、分享者、厚德者。政治转型最终决战于选票，决胜于基层，决定于⼈⼼。当亿万公⺠的个⼈主权和个⼈政治主权⼭峰 般崛起之⽇，即是我们⾃⼰创下的世界历史时刻。要敢于依据⾃⼰的现实处境构形造势，敢于通过系列递进的硬仗苦仗恶仗，征服⼀切艰难险阻，使⾃⼰成为本植本⾏本地的事业家、实⼲家、实⼒派。这个世界永远围绕主权、厚德、原创⽽旋转，每⼀位通过⾃身⽣命⾏动的核⼼细节⻅证⾃⼰的主权、厚德、原创的真⼈，都是真正的宇宙中⼼。每个⼈都在书写他⾃⼰的历史，每个主权的公⺠都需要⽤⾃⼰主权的⾏动，主动的书写⾃⼰的历史和⼤历史。他既然拥有如此⾼贵的⼈格、如此强⼤的精神⼒量，他就配享有光芒灿烂的⽣命。

四、⽣命美学。

⽣命就是⾏动，⾏动的⽣命表现为⼀种⽣⽓勃勃⼤胆奋进的⽣命冲激流。那些构成⽣命冲动的主要因素，如激情、雄⼼、好胜⼼等，并⾮与理性截然对⽴的存在，事实上，在激情四射的⽣命背后，往往蕴藏着理性的深谋远虑。当个⼈向着根本的⼈⽣⽬的发起⽆穷冲击时，他已经把最珍贵的资源投⼊到正确的⼈⽣线路上，这正是⾏动的⽣命的头等智慧。⽽且，他的⽣命⾏动不是空转，⽽是“⽣产性”的：⽣产出各物质技术、精神⽂化产品，⽣产出⾃我卓越⾼贵的⼈性品质，⽣产出个⼈丰富动荡的⼈⽣历程。他不是⽤空 洞的⾃由意志，⽽是⽤主权者的⽣命历险过程及其结果来确证其内在精神⼒量所达到的⾼度，这不能不称为⼀种深邃的经验理性。

追求成功和幸福是⼈类的天性，但成功⾃豪感和幸福愉悦感最⼤的缺陷在于缺乏深刻性和⾼贵性。⽣命希望创造和占有的是更加光芒灿烂的存在。强调过程体验是现代⼈⽣价值哲学的⼀个重要特征，为⼤⽬的⽽⾏动的⽣命事业本身具有内在的⾼难度，挑战⾼难度⼤⽬标的⽣命探险过程充满了动感、变化、偶然性，也因此充满了动感之美、变化之美、偶然性之美。⽣命情感的敏锐性和原创⼒增强了我们对于这些⽣命⾃身的美学价值的体验，⽽体验⽣命的过程美、状态美，实际上即是内在的歌唱⽣命、歌唱存在。歌唱是⼀种⼆线的反思活动，但它可以渗⼊⼀线的⽣产活动，并加强其⽣命质感，⽽且它还可以⽤⾼级美学和⾼级哲学来进⼀步的塑造⽣命。

歌唱⽣命的核⼼是歌唱⽣命在与艰难、⻛险、危难博⽃时折射和爆发出的丰富灿烂的⼈性美、庄严崇⾼的⼈格美。孔明⽤《出师表》歌唱⽣命，⽂天祥⽤《正⽓歌》歌唱⽣命，事实上，他们的歌唱塑造了他们⾃身更⾼级、更⾼贵的⽣命。不⽴⾔何以⽴圣德？不唱出⼼声，谁知道你在追求什么，谁知道你追求的是蛮勇、愚忠还是更贵的精神价值？歌唱⽣命的本质是歌唱⼈类共同⼈性的美丽和⾼贵，是向⼈道真理和永恒存在表达敬意。你的真挚⼼声将敞开并证明你的灵魂，同时它将感染同胞，让其灵魂与你的灵魂⼀道颤栗。歌唱⽣命是传播⼈道⽂明，形塑⼈⼼⻛俗的有利形势，歌唱是具有精神⽂化原创⼒的⾼级⽣命活动，⽣命美学即是歌唱⽣命的庄严灿烂的美学，正因为如此，主权的⽣命需要⽤哲学、诗歌和艺术为⾃⼰歌唱。

那些追求伟⼤的⼈道理想的⾏动者是具有雄伟的⽣命勇⽓的⼈，他们往往敢于把⽣命探险⾏动推⾄极限，哪怕因此被撕裂。但即使是被命运⼨⼨撕裂之时，主权的⽣命仍然顽强的坚守着理想和⼈格的红线，庄严⽽悲怆的⾛向⼈⽣的末了。正是在命运压倒性的极限考验下，绝不屈服苟全、绝不放弃⾃豪的主权的⽣命爆发出臻于极限的⼈性尊严和互爱情义——这就是悲剧美，悲剧美拥有最⾼的美学格局，是⼭峰中的⼭峰，是庄严崇⾼的⼈格美的极品。那种为捍卫⾃由、正义⽽英勇献身的⽓节美，⼜是悲剧美中的第⼀峰。“孔⽈成仁孟⽈取义”，对于⽓节美的⾄上推崇和歌唱，是孔孟⼈⽣价值哲学的精华，也是中华⽂明精华的精华。

现在，⼤运将⾄，轮到这⼀代中国⼈中的⾏动者需要为⾃由理想⽽冲击、⽽献身的时刻。我们要坚决的、普遍的激活⽓节美这⼀⽂明的极品、宇宙的精华，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理想和⼈格红线，绝不能让后世以为今天的中国⽆⼈敢于肩扛宇宙、敢于庄严的迎接⼈⽣的末了。

五、价值永恒。

⽣命只有⼀座要征服的⾼峰：价值⾼峰。价值⾼峰的极致是价值永恒。“⽣命，⽣命，永恒的⽣命！”这是最超越、最⾼贵的呐喊与歌唱。不仅⽂明的宗教肯定并助推⽣命“追求永恒”的权利与⾃由，⽂明的⼈⽣价值哲学亦当如是。

与个⼈主权为存在核⼼的⼈⽣价值哲学，是⼀种敢于把被⼈⽣⽬的，⼈⽣价值的追求推⾄极限的理论。它主张，⽣命的理想境界是在⼊世⽣涯中实现精神价值的永恒。我们不能不承认，⽣命中充满了偶然、意外和变数，众多的荒谬、⿊⾊幽默或分裂性扰乱会削弱个⼈扩能扩权、扩展⽣命的努⼒；⽽那些疑似性价值理念，还可能把⾏动者引⼊⼈⽣歧路。但是主权的⽣命拥有着⼤⾃然和⼈类⽂明赋予它的超级的资源和机会，可令其以“绝对的树⼈为主、催⼈⾃主”的⼈道真理驱逐那些贬抑⼈性尊严、否定⼈⽣意义的疑似伪说，以⼤觉醒、⼤奋发⽣产原创⽂明⽂化和⾼贵价值等积极⾏动，来消融荒谬或扰乱，以哲学和艺术养育的⽣命美学，把偶然—变化—危难内化为形塑⽣命的丰富性、深邃性、崇⾼性的结构要素。

荒谬可能⽆法被彻底抑制，但荒谬不可能充当⽣命的第⼀主⻆。必然到来的死亡并没有把个体⽣命的⼀切全部毁灭掉，永恒是⼈的⾁体毁灭后所留下的永远⽆法毁灭的存在，那就是⼈的精神价值。作为社会价值⽣活和价值⽂化的原点，个体⽣命本身即是价值存在。它的价值存在表现为它天然拥有的互爱能⼒、⾃尊⼈格、个⼈主权等“值得爱”，也表现为它在积极主动形塑⽣命的历程中⽣产出的卓越⾼贵的⼈性等“值得爱”。⼀个以理想的⾃我和理想的⽂明为⼈⽣终极⽬的⽽进⾏极限探险并卓有成就的⽣命，不可能不在⼈类精神⽣活中留下永恒的印痕。当他的⾁体毁灭后，不仅仅他在⼈化⾃然中所创下的事业和精神产品、他那富有⽣命美学意义的⽣命探险历程会留下永恒的信息记录；⽽且更᯿要的是，他那追求理想⾃我、理想⽂明的⾼贵⼈格，他对亲⼈、陌⽣⼈、弱者、受难者真实深邃的和实现了的爱的互动等核⼼细节，将作为永恒的“值得爱”，不断在世世代代的⼈类同胞的⼼灵中得到共鸣感应。这些将与⼈类⽂明共存亡的精神价值，即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永恒。前者⼀般称为“万古名”，后者可叫作“万古德”，他们者进⼊了⼈类⽂明永恒的内部时间，都将在世世代代的⼈们的价值⽣活和价值⽂化中“同时性活着”，都将构成为⼈们记忆、情感的基础要素和内部⼼灵对话的主⻆。

哪怕海枯⽯烂，哪怕⼤地塌陷，但⼈类⽂明永在，⼈道真理永在，积限探险者的英名永在，最美的热⾎情谊永在。这就是永恒的⽣命，这就是极限理想的⾃我，这就是⽣命应当攀登的宇宙第⼀峰。

我们每⼀个⾏动者、每⼀个业已觉醒业已站起来的主权的⽣命，都理当感激普世的⾃由⺠主理想和⼈道真理给了我们这⼀代⼈⼀次在迎接千年政治巨变、⽂明巨变中攀登⽣命价值⾼峰的机会。我们要敢于运⽤主权⾃由，敢于点燃⽣命，敢于向着价值⾼峰发起⽆穷冲击，哪怕资源难以⽀撑，哪怕⼀再从陡坡摔倒下来，哪怕被寒流瞬间冻成永恒的雕像。⽆论如何，我们都是在正确的⽅向上实实在在的⾏动着，我们的站位是⼀线站位，我们的⽣命是真⽣命。

⼋、法治下的⼈权实现体制和法治下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权是⼈类个体内在的道德尊严的⻅证，对⼈权的保障和促进是宪政⺠主制度的核⼼⽬标之⼀。在中国这样的⼈权重灾区，把⼈权理想化为不断增强的现实存在，尤其需要采取主动的、系统的、制度化的⾏动。福利国家是现代⻄⽅⺠主国家发明创造的全体国⺠平等分享基础保障和发展机会的⼈道⽂明体制，这⼀体制应当也必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曾经饱受绝对平等主义祸害，对过度福利可能造成的懒惰和依赖性的警觉已成为全⺠共识，所以中国版的福利国家体制必须是在保障基本的⽣命尊严和体⾯的⽣活质量基础上，以有效激励个⼈⾃⼒⾃强为主要导向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

1、未来的宪政⺠主中国，可在各级政府内组建独⽴的⼈权部。⼈权部负责运⽤⾏政资源、⾏政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常规性、系统性的依法全⾯维护和促进⼈权。⼈权专员᯿点巡回⼈权问题多发领域、多发单位，如养⽼院、监狱等，动态性处置⼈权冲突，消除侵犯⼈权隐患。

2、以众多管理学院为平台，⼤规模并超前培养⼥性官员、⼥性职业经理⼈阶层，⽴法规定⾏政主官和次官以及公益社团负责⼈中的⼥性占⽐，主动创设各种可让⼥性展示个性、优势、卓越才华的机会，以⼥性领导者和⼥性英才的优良示范激励⼀代⼥性公⺠的主⼈⾃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3、对蒙藏回疆等少数⺠族的本科、硕⼠、博⼠教育提前实⾏学费全免，对其⺠族⽂化实⾏众资源加权保护。把对宗教⾃由的⾼度尊重体现在⽴法、司法、社会维权界合⼒⾏动层⾯。以巨ᰁ资源帮助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开明改⾰派成⻓为中国多元并列的⾃由宗教格局中的绝对主流。

4、主动投⼊国有资本，同时⿎励慈善基⾦参与兴办公益性或国⽴的制药企业，把悠关国⺠⽣命安全和寿命的基础药物的⾮⼈道暴利彻底挤破，以市场化⼿段和平账技巧为主，铺之以必要的财政补贴，实现全⺠免费医疗，⼀切以国⺠的平均寿命⼤幅提升和休闲幸福指数强劲递增为阶梯性检验标准。⼆⼗年内全国实现⼤学本科教育全免费。

5、借鉴德国、丹⻨经验，对所有失业者实⾏全免费培训，促成其积极再就业。⽴法对全⾯推进⾏积极养⽣、⾼雅休闲、和合共处的⽣活⽅式的养⽼企业实⾏低税、免税或多种资源扶持，使全社会逐渐形成精神⾼标准、物质⾼标准的养⽼⽂化。

九、法治下的社会多元⾃治。实⾏社会多元⾃治，⾸先有利于培养⺠众普遍的参与激情和参与能⼒。迈向⼤⾃由的宪政⺠主中国，不仅应当致⼒于实现公⺠个⼈⾃主⽣活的⼤⾃由，⽽且应当致⼒于实现公⺠个⼈结盟⽣活的⼤⾃由。在这样的社会中，公⺠个⼈享有⾃由结盟或契约参与各种公共社团的权利，在议会所制定的《社团法》，应当严禁在任何公共社团内建⽴⾼集权架构；那些成员不具有⾃治权和否决权、⼈际间存在精神控制或⼈身依附的⾏为不良社团，应当受到⼈权官员的各种直接间接的督察或施压，直致 其退回到法治下的群体⽣活⽂明红线。

实⾏社会多元⾃治，也⼤有助于增强公共社团的效能与活⼒。当代中国为何出不了科学⼤师？中国⼈为何在诺⻉尔奖获奖⼈数上与东邻⽇本存在着如此悬殊的差距？真实情况要⽐“钱学森之问”所反映的更为恶劣。中国⼈在航天事业之外的⾼科技领域、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缺乏原创能⼒的状况，已构成巨⼤的⺠族耻辱，这⼀巨耻全拜极权专制体系对于思想⽂化和教育领域的⻓期⽽严酷的禁锢之所赐。未来宪政⺠主中国必须彻底洗刷这⼀巨耻，必须通过思想⽂化上的⼤⾃由这⼀解放中国公⺠个⼈的个性和潜能。在⽴法和⾏政层⾯，实施⼀项中华⺠族个⼈原创⼒养育⼯程、率先推动中⼩学学⽣原创⼒培养和⼤学⾼度⾃治，实系重中之重。⼤学⾼度⾃治的核⼼在于“去⾏政官员化”，以世界⼤学⾃治的楷模美国⼤学为参照系，彻底实⾏教授委员会治校这⼀“内⾏领导”体制。⼗年之内建造⼀百到三百个世界级科学实验室，引⼊数百名诺奖级的世界科学⼤师在中国⼤学授课带徒，⼿把⼿帮助中国学⽣和科技⼯作者进⼊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前沿⼀线，可能是⼀种睿智的操作捷径。

实⾏社会多元⾃治，还需要特别的⽴法规划布局，运⽤⾏政资源并主要引导社会资源，致⼒于培植中华⺠族在哲学、诗歌、艺术、⽂化各领域⾃由⽽沸腾的社团⽣活、学院⽣活，使中国⼈在这些领域实现世界级升级和超前发展，并率先产⽣普遍的综合创新甚⾄原创突破。在这些⼈⽂领域，中华⺠族尤其需要以⾼迈超越的导向弘扬⼈道真理、道德哲学和⼈格美学，熏染养育公⺠普遍的主⼈意识和⾼贵灵魂。我们的⼤⾃由不仅是指个⼈的⾃主⾃由的充分实现，⽽且是指个⼈的⾼贵⾃由的不断升级跃迁。尤其是，我们要⽤前所未有的个⼈⾃主⾃由来助推成就前所未有的个⼈⾼贵⾃由。这⼀切，要⽤过程和结果端⽣成的⾼度⼈道⽂明的社会⻛俗作⻅证，⽤不断呈现的天才原创的精神⽂化产品来说话。

第五部分 我的⼈⽣价值哲学⾰命构想

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已经简述如上，我们的理想蓝图和探索创意也已经初步公诸天下。但这些还仅仅属于宏观框架勾列，还有更⾼、更深的⼈化宇宙原点性真理及个体哲学真理在前⾯等待着我们。即使这些制度操作和⼀般⺠间⾃治得以运作，也型塑不了⼀个⽇趋多元扁平的社会的精神⽣活。精神⽣活的卓越品质，只能从精神⽣活的原真⾃然中内在的⽣⻓出来。千年巨变催⽣的新空间、新能量、新的⽣活⽅式、新的极限⽣命探索，呼唤着⼀种新的⼈⽣价值哲学来引领⼈类上升。

哲学在中华⺠族的⽂化传统中享有极品存在的地位。但是，传统的哲学过于简朴，唱⽼调⼦唱不出⽣命的新⾼度。古⽼的共同体哲学过度强调集体和威权，从⽽压抑了个性⽣⻓；⼆⼗世纪的极权主义⽂化⽤⾼压禁锢和愚⺠洗脑造就了普遍盲从被动缺乏主体⾃觉的堕落⼈格。1990年代中后期传⼊中国⼤陆的⾃由主义思想，对于论证市场经济时代新兴的个⼈主义⽣活⽅式的道德合法性贡献颇巨。但是它先天不⾜，它的触⻆仅仅⽌步于“个⼈⾃由优先”学说，⽽未能提出⼀套根本的个⼈主义⼈⽣哲学；⽽且，它还沾染了英国和欧陆⼀战之后的⽂明暮⽓，提倡退守私⼈空间，回避个⼈的⾃由结盟权利和公共社团⽣活；中国⼤陆的⾃由主义倡导者，甚⾄普遍的把⾃由理解为谨守不侵害他⼈的道德和法律规范⽽⽆所作为，⽽⽆视⾃由天然是⼀种⾏动⾃由，“不伤害他⼈”仅仅是⾏动的边线，⾃由的本质在于⾃主⾏动的权利和⾃主⾏动的现实，⾃由的⽬标在于在⾃主⾏动中创造卓越⾼贵的⽣命。

⽣活已经⾛在哲学的前⾯，哲学需要追赶上⽣活，投⼊⽣活，在⽣活的内部集聚能量，实现突破、爆炸，进⽽⽤哲学引领⽣活、型塑⽣活。在千年巨变中充满了⽣机勃勃的上升精神的中华⺠族，不仅需要学习和内化欧美⼆⼗世纪⽼成保守的⾃由主义，⽽且需要学习和内化欧美⼗⼋世纪到⼗九世纪充满理想性和上升性的⾃由主义。不仅如此，作为哲学的⺠族，中华⺠族还有着这样⼀种内在的需求：把全球时代普世的⼈道⽂明、⾃由⺠主主义和个⼈主义价值观综合集成，在这个综合集成存在内部引发化学反应，从⽽创造出⼀种根本的、上升性的、⽣命性的⼈⽣价值哲学。我们需要⼀场⼈⽣价值哲学⾰命，我们也很幸运的拥有启动这样⼀场哲学⾰命的⽴体资源和历史机遇。

这⼀⼈⽣价值哲学⾰命的基本⽬标包括：创⽴⼀种能够原理性证明个⼈的绝对价值存在的哲学，创⽴⼀种内在⾃然⾃觉的助推个⼈扩能扩权、充满激情的进⾏⽣命探险⾏动的原动⼒哲学，创⽴⼀种孜孜所求在⼊世中达到安身⽴命、⾼贵超越的终极存在的哲学，等等。哲学思维的特质在于概念思维，这⼀哲学⾰命的枢纽就在于是否有能⼒推出⾜以在各⼤基本⼈道⽂明要素之间引发化学反应的若⼲新概念。

这些⾜以充任哲学⾰命的枢纽的新概念已经诞⽣，但是需要我们在猜想与反驳、论证与批判中坚决⼤胆的把它们推上它们应当占据的哲学原点、核⼼或巅峰位置，⽽后进⾏哲学的理想推演。

这些概念包括：

⼀、价值存在。

⽣命是价值存在。⾃从⼈类个体由⺟腹中呱呱坠地，⽗⺟看重他，社会看重他，⽂明看重他，所以他天⽣很重要。被爱、被养育、被看᯿，是⼈⽣的第⼀原始事实。对爱我者、养育我者、看重我者作出亲爱回报，则是⼈⽣的第⼀个积极⾏为。因为有回报爱的情感能⼒和现实⾏为，所以他天⽣⾼贵。理性不是个体⽣命天⽣⾼贵的⾸要原因，被爱与回报爱的互动循环⾏为才是，理性、同情⼼、同理⼼仅仅是其中的环节。同情不是⽣命的第⼀原理，也不是社会的第⼀原理，因为他对⼰太⽚⾯，对⼈太虚弱。⾃保亦不是， 当婴⼉对亲他、抱他、逗他的⼈回报以亲密依赖的拥抱与欢笑时，他的头脑⾥哪有什么⾃保的算计！⽣命的第⼀原理、社会的第⼀原理应当是并且⼀定是被爱与亲爱回报的互动循环，是被爱与亲爱的 原始互动，是互爱的能⼒和现实。

⽣命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积极情感意识流是⽣命的本体和基质，是⽣命的主体本身。我们的积极情感意识流起初仅仅限于和⽗⺟兄妹、亲朋师友进⾏不同分⼨的爱的互动，是⼈类⽂明通过“价值等级表”这只“看不⻅的⼿”引导我们把⾃⼰“爱周围⼈”和积极情感扩充到对陌⽣⼈的爱、崇⾼的爱、全⼈类的爱。⽂明这只“看不⻅的⼿”不仅诱导我们不断的向⽣命的⾼峰攀登，⽽且同时冷酷的把我们投⼊激烈⽽不可预测的价值竞争。对于我们来说，⽣存竞争已经够冷酷的了，价值竞争却往往更冷酷——假如我们错误的定义了价值，或者愚昧野蛮的反价值、践踏价值，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功利，甚⾄不仅仅是⽣命。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存在物中的精神信息和能量。⽣命价值，简单的说，就是个体⽣命中值得爱的精神存在。做为⼈与⼈之间积极亲密的情感，爱的核⼼是发⾃内⼼的尊敬和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看重。

在⾮洲草原上，有“⺟⿅⾃投鳄⻥之⼝以营救幼⼦”这样令⼈震憾的镜头被拍摄到。即使在原始⼈的蒙昧⽣涯中，也有⺟亲与⼉⼥之间的互相看重和尊敬。这是拥有⾼级情感互动能⼒的⾼等动物⾃然的神性和⾼贵性，⼈性不过是这⼀⾃然的神性和⾼贵性中得到充分发展的那⼀部分。由于有他⼈看重和尊敬，所以诞⽣了个体⽣命的尊严。由于精神主体⾃觉的⾃尊，即个体⽣命⾃身把被尊敬、尤其是⾃身值得被尊敬看得很重要或者最重要，因⽽强烈的捍卫⽣命尊严、追求建⽴更加值得被尊敬的内部精神存在，所以诞⽣了⽣命内在的⾼贵性。尊重⼀切⼈并且⾸先尊重⾃⼰，这是⼈类个体内在的神性。

由于我们具有互爱互敬的⾼级情感能⼒，所以天⽣值得被尊敬、被亲爱。更由于我们做出了有⼒的、持续性的可尊可敬可亲可爱的积极⾏动，所以后天值得被尊敬被亲爱。因此，我们⼈类个体的⽣命是价值存在。这是关于⽣命的第⼀真理。这⼀第⼀真理已经得到了事实证明，⽽不仅仅停留在规则性的“应该”层⾯。⽣命是价值存在——这是⽂明社会的基础性事实，随着⽂明的进化升级，⽣命的价值含⾦量越来越⾼——这是⽂明社会的历史性事实。⾄此，“⼈类个体的⽣命具有绝对的价值”这⼀命题已经得到了原理性证 明，如有异议，请从哲学内部予以逻辑反驳或经验否证。

⼆、个⼈主权。

个⼈的精神⼈格具有绝对的价值，因此⽣命乃是不可替代、不可蔑视的存在。现代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提出的“存在”概念是颇具新意的，其新意在于强调了存在是⽣命的本位。但是存在主义把“原始选择”树⽴为存在的重⼼和枢纽，则犯下了把动物式存在—⾃由和⼈类的存在—⾃由混为同质事物的根本错误。⾃由选择理论认识到了⼤脑信息控制活动的本质，但没有认识到⼈是社会动物、爱与尊重在⼈类社会⽣活中具有第⼀优先性。选择⾃由只是中世纪意志⾃由的新变种，意志仅仅是⼀种物理—⼼理要素，选择仅仅是物理事实，但⾃由是道德价值。动物式存在是单纯物理存在，但⼈类的存在是价值存在。⽣活在⽂明社会中的⼈类个体⽣命具有主动⾃觉的存在的⾃然趋向，存在就是存在得更丰富、更深刻、更⾼贵。因为⽂明的本质就在于绝对的以⼈为中⼼，绝对的树⼈为主、催⼈⾃主。

个⼈主权是当今世界最具爆炸⼒的哲学概念，它表述强调的乃是⽣命存在的重⼼和枢纽之所在，意即现实社会中的个⼈得以主动⾃觉的存在的根本依据之所在。个⼈主权具有两层含义：个⼈对⾃我的身体、精神和⽣命历程的最⾼权利，个⼈对⾃⼰所在、所参与的社会共同体所共有的最⾼权利。与传统的“⾃主”概念相⽐，个⼈主权概念的⾰命性意义在于，它不仅强调了个⼈对⾃身⽣命的主导掌控的绝对性，⽽且强调了个⼈同时是社会的主⼈、社会的主权者，它的⾃主⾃由是带有社会的权利和资源的，社会必须为它提供⽂明的保障和积极的服务。个⼈对社会的共有主权，是⼀种类似于股份制中原始股东式的精神共有产权，它⻅证了社会中的个⼈在本质上是扁平离散结构中的⼀个独⽴、能动、原点性、创设性的单元，⽽绝⾮所谓有机整体的⽴体结构中的⼀个被动、依赖、被决定、被创设的要素或零部件。洛克和密尔所称的“主权的个⼈”、“个⼈的最⾼权利”，即是个⼈主权概念的原始出处。

个⼈主权彰显了个⼈在现实社会⽣活中的绝对主⻆、绝对主⼈的地位，它是带有实质能ᰁ的，它表明个⼈不是原⼦式的个⼈，⽽是社会能量体的驾驭者，主权者⼀动，⼭呼海啸。⾃⽶兰多拉以来的⼈⽣哲学家都谋求⼤⼒张扬个⼈以其⾃由意志享有宇宙中⼼地位。但如果缺乏道德和法律上的⾃尊主权，如果不携带现实的、社会性的权利和资源，个⼈的“宇宙中⼼地位”就仅仅流于⼀种⾃我夸⼤的主观幻觉。正是个⼈主权，也仅仅只有个⼈主权，才使个⼈的“宇宙中⼼地位”成为现实可能。

过去的观念派哲学往往把“⾃我”理解为具有⾼度主观能动性的“⼤我”。个⼈主权理论则强调，个⼈主权的实质即是道在我身、⽂明在我身。正是⼈道⽂明把每⼀⾃我树⽴为⾄⾼⽆上的存在，为⾃我赋予了超级能量；由于拥有个⼈主权，⾃我乃成为客观现实中超能的“⼤我”。个⼈主权是对“⼤我”最有⼒的⽀撑和张扬，主权的“⼤我”与卑微之我、依附顺从之我、消极认命之我是截然对⽴的。“平凡中有⼀些伸向天空的光柱，证明⼈类有着较⾼的天命。”由于我是社会当仁不让的主⼈，我才有资格、有能⼒、亦有使命以天下为⼰任，把整个宇宙扛在⾃⼰肩上，向着⽂明的⾼峰步步攀登。所谓“⾃由先于本质”的说法乃是⼀种把⾃由与本质⼈为割裂的错误认知，因为个⼈⾃由是个⼈本质的核⼼要素之⼀，当我现实的运⽤我的主权 ⾃由之时，即是我的本质现实的展开之时。在我肩负⼈道⽂明的天命勇敢⽆畏的进⾏艰难的⽣命历险进程中，我创造了我⾃⼰的本质。个⼈主权⽀撑了个⼈精神⼈格的⾃尊性，对于⾃我本身⽽⾔，只有我现实的建成了主⼈意识、现实的展开了基本的主权⾃由⾏动，我才拥有真正的⾃尊。使我顶天⽴地的活在这块⼟地上的，使我激情万丈的投⼊⽣命事业的，使我坚忍不拔、愈挫愈奋迎接各种挑战与危险的，使我在功利或道德层⾯朝着卓越和⾼贵步步上升因⽽充满⾃信、⾃尊和⾃豪感的，正是我的个⼈主权。

三、终极觉醒与道德勇⽓。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的本质？

本质是“存在的存在”，即个体存在因。它是使⼀个事物的存在得以持续发⽣的内部核⼼机制。⼈类个体⽣命是⾼度复杂的物质能量信息空间结构和时间过程秩序的系统集成，其本质即是使个⼈的⾁体存在、精神存在、价值存在得以持续发⽣的内部核⼼机制。

本质即个体存在因亦即内因，是上古哲学也是所有时代哲学中最美丽、最深邃的概念之⼀。⽣命的本质在个⼈运⽤主权⾃由⽽⾏动之际就已现实的铺开，并层叠累进。⽣命最神奇、最激动⼈⼼之处在于，存在可以主动产⽣存在，⽣命可以⾃觉形塑⽣命，⾃我可以探索⽆穷可能，发动⽆穷的⽣命冲击，原创光芒万千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价值。

个⼈为⾃⼰设定的⼈⽣价值，⼀般被称为⼈⽣⽬的。“⾃由以⽬的照亮存在。”只有价值的太阳才能照亮平凡的⽣命，在使⽣命放射光芒之前，你⼼中得⾸先拥有价值的太阳。

价值的太阳即理想的⾃我、理想的⽂明等⼈类理想，它⾸先存在于⼈类精神世界的上空，要认知它的真理性并把它内化即化归⼰有，个体精神须有摆脱平凡和蒙昧的系列觉醒。

有⼀种觉醒，被称为⼤觉醒或终极觉醒，指的是个⼈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从⽽追求超越死亡的最⾼⽣命意义。作为价值存在，⼈的⽣命天然具有意义，但是死亡的压⼒可以被建设性的⽤以推动个⼈追求终极的意义、极限的理想的存在。死亡的压⼒让⼈处在深刻的内在不安中，敢正视这⼀深刻的内在不安使⼀个⼈从麻⽊、被动中彻底警醒，由⼤梦⾛向⼤觉。死亡的压⼒引爆了⼈⽣全局性的觉醒和奋发，这是⽣命在最⼤的荒谬尽头诞⽣的最⼤的理性。

在⽆限浩瀚的宇宙⾯前，个⼈的确渺⼩，尤如沧海⼀粟；但是⽣活在⼈类⽂明家园，我与⽗⺟师友和⼈类同胞的热⾎互动、我的⾃尊⼈格和个⼈主权等精神价值存在是绝对的——⽤⼈道真理来对冲⾃然的孤独感、虚⽆感，升华出⾃觉的宇宙意识，这是⼈类理性思维中最⼤的反转。

违规处罚，要看有没有一视同仁，以及适当程度。就我在Reddit就遇到各种小号滋扰，但是后续并未都积极处理，我举报之后大多数都没回应。我也看到其他人滥用小号但是主号也没受罚。 另外，因为小号活跃一两天、发几条帖子，小号永封还可以，大号也永久封禁，这符合比例原则吗？ 另外，具体判别流程非常不透明。维基百科起码还有管理员封禁记录和相关人员署名。Reddit封号我都不知道具体哪个管理员干的、政治倾向如何、立场如何、日常价值观和德行如何。管理员不受监督甚至藏在暗处，这对于被罚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谢谢。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将电子版寄过去了。他们会打印出来。当然我再寄一封也可以。感谢提供信息

对的我是

那非常感谢。因为这里人少所以我不经常上。我自己试了重新排版，然后就说超出字数了。哪怕我分开多个部分发，也是如此

台湾一直有地方选举，民众的自由度也明显高于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压榨社畜，但是也没中国这么狠

东亚确实有共同的类似的模式，但是中国的程度性质都和日韩有根本的巨大的差别

我在文中及前面的回复一再都说了，我对男性包括男性知识分子也是批判的，而且大量批判、激烈批判。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对女性知识分子也应该有批判，她们不能例外。但是，女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还容易遭受羞辱谩骂，身心受创。所以，对于女性知识分子，我批判会相对克制，并且特意提及避免各种不合适的批判方式和内容。这我完全是好意，你们为什么读出来歧视的意味呢？

我没有指名道姓，是因为考虑当事人名誉，以及其感受。如果指名道姓，那似乎就是在挑衅攻击，作为男性这样评价女性似乎像欺负人。所以我才没提名字。但是不提名字也能看出来是谁，这些人略微熟悉的都会知道。

我的批判看起来是居高临下，但是都是基于事实，基于人权，基于正义，并不是诽谤和侮辱，也不是出于私心。难道我不能代表人民或者起码部分人民这样批判吗？

女朋友就算了，我不是什么有幽默感和魅力的人，自身各种问题麻烦，但是也恰恰如此，也就豁出去了，反正这样，不如把所有人都批判一个遍

我几年前就点了许多男性大V名字并逐个批判，经常发推文甚至在正式文章中攻击：

微博上极右社达精致利己无耻之徒，最活跃的我知道的有这些： 露骨獠牙：李子旸、战争史研究（闫京生）、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二逼瓦西里…… 干过好事但本质极右且露骨：肉唐僧（徐志戎）、罗永浩、五岳散人（姚博）…… 半露骨：王志安、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奥卡姆剃刀……

我在文章中都说了对整体男性的看法，这难道还不能表示我的态度吗？我这样已经做到了充分的平衡

“我也一直认为，女性整体上的良知和底线，都明显高于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国相对更明显一些（当然这是整体而言，个体当然因人而异）”

我这都明确说了

我评论过许多人，各处都能看见，而且大多数是指名道姓的

说的非常好

联系字幕组看剧时，可以说是我推荐的，说昵称或真名都可以。这样可以给我返一点红包。不说也没关系，主要在于推荐产生影响

是的

补充：

需要特地说明的是，我所主张的中央集权与国家干预、“整体主义”和人与人普遍的联系、团结、协作，并不是主张人们放弃私权、个人独立自由、隐私。相反，在强调社会的整全性、世间万物的普遍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同时，更要强调群己权界的重要。第一，公权力必须尊重个人权利、自由、财产、隐私，其介入个人生活必须有充分的理据和经合法的程序，并且适度和有节制；第二，国家干预主要在于提供服务和保障，而非禁制和约束。换句话说，公共机构主要是为国民提供自身所没有、不及、不足的资源和服务，而非剥夺国民本就拥有的物质和自由；第三，人与人之间存在联系乃至责任义务关系，是指在公域的、共同涉及的利益和问题，而每个人私人的、不直接和间接损害他人利益的言行及其他活动，都属于个人的隐私与自由，他人无权干涉（甚至也无权公开评判，除非当事人是公众人物）。第四，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以及所构成的公共关系和空间、形成的利益与价值观连接，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个人的权利、自由、利益，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手段，后者才是目的，而非相反。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进行恰当的国家干预、管制、服务，构建广泛连接和互助的民族乃至人类共同体，以及每个人对他人的关切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正是更好的厘清群己权界、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方式。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没有良好的秩序和适当的管制，人类就是一群穿着衣服的野兽，世界就是钢筋水泥铸造的工业丛林。如法学教授罗翔所说，“如果自由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丛林社会中强者可以随意侵入弱者的空间、践踏弱者的尊严、夺走弱者的财富甚至生命。没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极端宗教势力、保守宗族势力、地方头人和黑恶势力，以及每个学校、企业、单位、家庭里的强人恶人流氓人物，也会在其地盘上建立它的“管制”与“干预”，弱者更无从反抗，大多数人也没有条件和能力逃离（逃离也需要成本。如果大环境恶劣，受害者逃离后往往又陷入一个新的恶劣处境。而互联网时代，即便一个弱者逃离旧环境，恶人也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获取的信息，追击至其新环境）。
		
中国一些反体制的政商学精英人士非常忌惮国家权力的压迫和侵害，而大多数民众尤其工人、农民、女性、少年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更恐惧身边的宰制者。““县官不如现管”，对一般工人，工厂里边的老板比帝王更能拿捏自己，工厂雇佣的安保人员凶恶也甚于军警；对农民，面对村长族长尤其有黑帮联系的地头蛇，就只能逆来顺受，自己的家“国王”“总统”乃至县长局长都没兴趣进，但村里恶霸随时都能进（哪怕有法律禁制），家暴弱者的家人更是就在家里居住。即便县长局长为利益而派人私闯民宅登堂入室（如强拆），也只是偶尔，而家庭的恶人则时时刻刻、起码一天10个小时都在身边；对女性、儿童、老人、残疾人，身高体壮正当壮年且脾气暴躁的男性，就是她们的梦魇，各种暴力殴打、性侵害、财产剥夺、人身控制，让这些弱者只能忍气吞声、予取予求，成为虐待和发泄的对象。自由派精英称道的“小共同体”的头面人物，起码一部分对弱势平民如同奴隶主般邪恶。相反，代表“大共同体”的国家机器，起码部分时候可以成为其庇护和主持公道之处，也不会随时随地侵入弱者个人空间。虽然“大共同体”统治者和“小共同体”主宰者有勾连，但也有一定矛盾。所以中国才有上告“青天大老爷”的传统。而民主中国的“大共同体”则代表全民意志、保护弱势群体，打击那些在工厂隔间、田间地头、家庭厨房里施暴的各种恶人，是弱势者的屏障，能够让弱者摆脱各种恶人的掌控和折磨。所以，国家干预、管制、服务，正是通过物质供给、治安维持、统筹调节，尽可能保障个体的权利不受侵犯、自由不被剥夺、私域不被闯入。
		
而基于“整体主义”理念和策略的人与人合作互助、相互承担责任义务，同样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如前所述，弱者是孤单的无助的，恶人是强大的抱团的，如果仅仅希望通过个人奋斗和明哲保身来保障自身利益，对于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的。而即便少数人看起来可以凭借自身条件独善其身，其实也是建立在他/她有各种资源和助力的前提下的（例如家庭的支持和保障），而非真的凭借单打独斗。只有人与人广泛的联合，从邻里的守望相助，到国际上的合纵连横，才可保障个体的利益不被损人利己者侵害。而且，人都有结党抱团的天性，现实世界又要求人必须合作才能生存，所以积极的理性建构和主动的结社互联，是符合人性和现实的。如果听凭自发自愿、自由放任，那有更强动机和能力互助联合的强者与恶人就能把持利益、为所欲为，一盘散沙的大众尤其力量与话语不足的弱者，必然会被各个击破、成为被宰的羔羊。强人恶人更是会利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特定区域等相对封闭的空间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一手遮天作威作福而没有曝光和制约，受害者面对恶人的强横和周遭的冷漠乃至鄙夷讥讽，只能逆来顺受。在这样的情形下，弱者哪里还能正常行使各项权利、享有作为公民的自由呢？？即便那些似乎“独善其身”的旁观者，难道不也是通过生活中谨小慎微乃至讨好恶霸强人，以及各种圆滑世故、打点钻营，才得以苟活的吗？这样的环境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自主又从何说起？
		

只有通过各种积极和强制（而非消极和自任）的方式将尽可能多的群体和个人进行连接和统筹，以集体的力量屏卫每个成员的安全与利益，才能让良善（起码是“非恶”）者的团结战胜邪恶者的勾连，在保障集体的安全与博弈成功后，实现其中每个个体各自的权利自由。

	 
我以上所设计的制度和政策，在现实中已经有许多国家在推行，且运转良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士、瑞典、挪威等西欧和北欧国家，皆已实行并在长期实行以上我提及的制度和政策，国家的经济社会形态、国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与我主张在民主中国实行的相似。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与中国近几十年政治变迁颇有一些相似之处的韩国，其进步派执政期，同样秉持以上理念、推行相关政策。而这些国家都政治昌明、经济发达、社会公正、人际和谐（当然都是相对而言，而非完美）。而我主张部分学习的新加坡，其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法治水平、经济繁荣程度、治安水准，皆居于世界最顶尖行列。
		
当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以及国民收入和素质，都与发达国家颇有差距。但发展中国家中，实行类似于我主张的中间偏左路线的政权/政府/政党/政治人物执政期，其公民权利与福利保障、法治与社会公正、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权利保护、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大多数都好于持右翼的保守的自由放任的立场的政权。如巴西的卢拉政府（劳工党政府）、墨西哥的奥夫拉多尔政府（民主革命党及继承者政府）、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政权（民族解放阵线政权）、乌拉圭“广泛阵线”政府等，都是发展中国家左翼执政且有所成就的例子（当然，他们也有很多问题，我前面还将其中一些作为总统制失败的例子。但如果相较右翼，他们在民权民生方面还是做的更好的（或者说相对不那么差））。即便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左翼力量也并不差。例如南美的智利，很多人将智利的发展当成右翼独裁领导人皮诺切特的功劳，可皮诺切特下台后由左翼联盟执政，经济增长不逊于皮诺切特执政期（具体数据较复杂，在此不展开分析），而且经济成果更加普惠、收入分配也远比军政府时期公正。民主中国当然应当选择有利于全民或起码最大多数国民利益的理念、制度、政策。

我说的就是这类模式的管制啊，并不是中共和苏联那种

只谈集权和管制，不谈左右。而且法国显然是左翼，以色列长期也是工党执政

你看看实行类似方式的新加坡、法国、以色列，其实好像都不错

如果他们不算，那就没几个人算了

我觉得“什么是公知”没什么需要特别解释的，就是对政府有批判、对社会问题有评论的知识分子

我当然明白公知/自由派的贡献。但是既然评论，那肯定是以说不同意见为主。我看见自由派各种缺点，就忍不住评论。当然我骂中共骂的更狠

我是托派

而上述的五个地区及三个省份之外中国的其他汉族聚居区，则普遍是被忽视、利用、损害、抛弃的对象。

河北省，如前所述，关于它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围绕着为北京服务（有时还包括天津）的原则，是京津的奴仆。它没有享受到邻近首都的任何好处，却受尽了北京的剥削压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国地域不平等和户籍制度之恶的，是制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没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燕赵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残酷的专制磋磨净尽），也缺乏省籍认同和历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浑浑噩噩的为北京当“人肉电池”。虽然有许多中央层面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们几乎从未为家乡带来发展和利益，甚至总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场上要求河北牺牲。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层精英与河北人民大众的割裂乃至对立。同样，那些在衡水中学等高考工厂里“内卷”出来上了名校的“天之骄子”们，也很少会回乡生活，而是千方百计远离河北，不让自己孩子再遭受作为河北人的种种苦难。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关系结构不改变，河北就不可能振兴和发展。

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从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华文明与汉文明的核心和精华地带。但是经过无数战争摧残尤其金国/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坏，曾经的东京梦华和东都繁盛，都化作过眼云烟。明代的河南，已经非常没落和被忽视。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再次重创了河南。这些残酷的战乱与入侵，让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厌弃之地。清末和民国的历史变局中，全国许多省份都有枭雄和旗手，只有河南没有可以保境安民、兴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强人，自然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地方组织和势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现代继续被侮辱和践踏，人民成为没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灾民们在蝗虫、日军、国军的夹击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写照。八年抗战，河南并非主战区，也无发生特别激烈的战役，但死于战争有关的人数却是全国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盘散沙、无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惨。

而中共建政后，河南仍然是“朝中无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和几个依托矿产资源的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是十足的农业省份。但由于集体经济的低效和强制征粮政策，种粮食收粮食的河南人却经常吃不上粮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干部、工人、军人得到定量粮食供应（高级干部还有充足的肉、蛋、奶供应）及衣布配给外，大多数民众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劳之后，换来的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回报”。而河南众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资源，更是加剧了贫穷落后。当时的中国整体非常贫困，河南省则是贫穷中的贫穷。改革开放后，河南经济有了发展，无论本省二三产业，还是赴外打工群体，都创造了可观的财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于中央政策仍然不利于河南，如政治地位低于大多数省份，教育上仅给了河南省一个重点院校名额，人均转移支付也低于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数人民仍然在为基本的生存挣扎。

四川省，是中国兼具庞大人口和广阔面积的超级大省，是西南地区的代表。四川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域内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还和周边尤其中原腹地相对分隔，本来应是安逸和与世无争的天府之国。但实际的历史上，许多中原政权和势力都流亡至此，将蜀地作为休养生息后夺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儿郎成为外来大人物争雄天下的工具而死于疆场。“终黄土”的不止“卧龙跃马”，更有亲眷们“春闺梦里”才能相思相见的百万千万兵丁。但外来势力的不断涌入，也让四川高度汉化、成为汉民族强固的一部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近现代的四川人前赴后继的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复兴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民国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干的地方枭雄，地方自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在进行中。

中共建政后，四川丧失了相对的自主，与河南等地一样成了政权的“奶牛”，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为全国最多。改革开放后，其发展程度和瓶颈与河南类似。中央集权下，地方的发展饱受制约，中央不仅不给予四川和河南这两个历史上有过独特辉煌的地区更多自主，还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势力和自我壮大，以保证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制于股掌之中。四川虽被中共当做西南的领军省份予以重视，但大多数民众获益有限。各种政策扶植和转移支付，与陕鲁湘三省一样，都被省内权贵和依附者瓜分，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因为四川人口极多、省土广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以上各省更少。还有，与陕西省的资源高度集中于省会西安一样，四川省会成都在全省独大、市民相对富有，而川地其他县市均非常贫穷，发展极不均衡。

从四川省被分出的重庆市，虽然有了直辖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没有直辖市之实。相对于京沪津，重庆受到的政策扶植较少，也没有它们那样的地位和话语权，人民享有的政策红利和社会保障更是远低于前三者。不过，在政治地位和经济规模上，重庆仍然与四川省会成都并驾齐驱，是西南的重镇，在全国也至少是第二梯队的中坚。

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来都相对周边贫穷。两地的民风都相对保守野蛮（尤其和邻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义和底层暴力都较严重。这很大程度在于其地理环境不佳，以及地理与经济和人文的恶性循环。而多次战乱和民变让这里的环境更加糟糕。中共这个单一制政权，没有努力去促进安徽和江西的发展以弥合区域差距，而是以严酷压迫让两地安于贫穷，为其他地区输送廉价劳动力、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江西省还是中共的革命老区，但中共并不怎么照顾江西，曾经的革命老区仍然高度贫穷。相对于国民政府和土豪劣绅，中共对江西农民的强制征粮征税更加野蛮无忌。这也反映了中共政权对人民的叛卖。相对于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蛮无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沪对皖赣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有所促进，两省许多民众也通过在江浙沪务工经商得以温饱乃至发家致富（当然江浙沪也利用和剥削了皖赣的廉价劳动力，也对其人才及其他资源有虹吸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战略价值，相对独立于周边地区，各自自成一体。中共对这四地的态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资源、湖北的地理优势和水文资源、福建的战略位置及与台海的连接、海南的独特地理环境与位置。在利用的同时也有建设，但建设少于索取。

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但一般也视为汉地），则是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相对于中共在东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对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面典型。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话语权，很难影响政权的决策和执行。虽然近年来三省也有很大发展，但自力更生所得远多于中央的赐予。中共的确在这些地区进行了扶贫开发，但人均每月实际得到的资源和补助，恐怕还不如京沪一般公务员下馆子的一顿普通餐费。相对于平民的贫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数民族精英，则被中共扶植和“统战”，获得了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红利，协助中共政权维持着西南的宁定。

甘肃和青海两省，虽然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交界和混居区、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河流的源头）、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为人口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资源较多，但有限的资源主要被权贵和体制内人士所得，平民大众还是生活在贫穷中，文化教育和社会风貌也长期落后。

总结

总之，在中共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及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下，整体普遍受益的地区只有北京、天津、上海、东北四地，陕西、山东、湖南虽受偏袒，但只有省内部分区域的部分人受益，其余地区整体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决于中央的政策导向及各地的话语权。还有，全国所有地区得到的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和资源配给，其利益的大多数皆是被权贵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则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只不过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细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与损害程度有所区别）。

中共有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全国各地以省级行政单位分割，一切管理与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区域故意实行差别待遇，以加剧地域冲突对立、避免各地方团结，以巩固专制极权。而户籍制度则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后的许多年，不仅城乡之间的户口迁移非常困难，跨省的户口变动也被政权紧密控制。虽然现在跨省迁移户口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户籍制度仍然在阻碍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尤其京沪津三地的户籍很难取得。虽然不迁移户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难以享受在地的各种权利和社会保障，也会在办事过程中面临更多麻烦。正常的单一制国家，国民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在哪里就是哪里人。而中共中国则一方面通过单一制强化中央集权、号令全国，却又设置了比各联邦制国家还严格许多倍的区域壁垒，并将人民用户口绑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体的市县乡村。中国这种畸形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世间除朝鲜外再无他例。

因此，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有着极大的弊害。它既剥夺了地方的自主权，又设置了区域壁垒“分而治之”，还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和竞争中“拉偏架”、制造地域矛盾，抑制可以挑战中央权威的地区发展，并且通过户籍制度迫使国民依附于政权。这对于中国各区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发展、中国全境的革新进步、中国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都是极大的损害。

。

中共治下中国各地域的概况

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与元明清类似，都是以省（或类似规模和性质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一级行政区。虽然中央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可以直接管到县级，但大多数事务都是通过省级机构进行管理与处置。而中国的地域及地域差异，也以省为单位划分和比较。不过，在山川地理形势、文化与价值观、历史变迁等因素影响下，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并不以省级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区域，如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加内蒙东部）、江南地区（一般特指江苏省和浙江省，一般不包括上海、安徽、江西）、岭南/两广地区（广东省和广西省）、西南地区（云贵川，一般不包括西藏）、西北地区（陕甘宁，一般不包括新疆），这些区域也会形成现实的利益共同体，中央也会按照区域来索取和分配利益。

北京

建国至今，首都北京是现行体制和国家结构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和极为丰厚的利益。由于北京是中共中国的首都，是决定全国命运的权力中枢所在，又集中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各种权贵精英和基本盘，所以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政策倾斜、资源供给、发展优先权。毛时代的北京，既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和政治风向标的所在，更是一切大政方针的策源地。而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则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拥有令全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艳羡的食品和消费品配给，以及免费和相对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这些供给，很多都来源于对其他省份的“抽血”，例如前述的在饥荒年代从农业大省强夺粮食供应北京。北京市民不仅在民生上相对优越，也更易参与和渗透国家政治，起码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政策和资源。

而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仍然在全国首屈一指。虽然经济相对南移，但北京仍然通过行政手段从全国各地获取巨量的资源和利益，全国各地仍然被迫任北京予取予求。无论是南方的税收，还是中原的人才，以及周边河北省的所有有价值资源，都被北京大量吸收。居住在北京的各种既得利益者也在不断增多壮大，并以“北京户口”作为身份认同和利益连结的纽带。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及各种公共服务方面，拥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和特权。例如北京户籍居民高考得到清华北大等全国性名校录取的比例，平均是其他省份的二十多倍。而北京的医疗资源也是全国最顶尖，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城市医疗资源相合也不及北京。当然，不同身份的北京户籍居民，其福利待遇也千差万别，如高级干部和普通市民的医疗保障就差距极大，但整体上所有北京户籍居民都是国家的特权者。而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民事人事等诸多方面，凡是涉及到北京和其他地区利益冲突时，都优先考虑北京及北京户籍居民的利益。

而这一切，都是北京利用政治地位、通过行政强制力获得和维护的，而非北京及北京户籍居民的贡献所应得。相对于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等位于汉文明精华区的历代都城，北京偏居北方一隅，经济文化本来都不发达，仅仅是依靠重北轻南、带有强烈军国色彩的政权和割据势力强制开发的城市。它缺乏自立式经济造血能力，文化底蕴也不深厚，政治上更是顽固保守。而行政手段虽然让北京发展壮大，但是以供给资源的其他区域的损失为代价的。还有，北京虽然从全国得到了丰厚的资源，以及受到中央政策的优先照顾，但北京户籍居民内部也被分成三六九等甚至更多等，按照或明或暗的等级秩序领取所得，少数权贵得到了最优质和大多数的资源，越往下所得越少。而没有北京户籍的外来“北漂”，则更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人肉电池”（当然他们也能蹭得一些北京相对于其他地域的特权利益，但非常有限）。“北京折叠”不止是科幻小说才有的景象，更是现实北京的文学映射，且现实比科幻小说的描述更复杂更残忍。

另外，北京虽然得到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但却并未有效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反，周边地区被北京吸走各种资源，在各领域及政策上也首先要考虑和服从北京利益。河北省是北京虹吸效应的最大受害者，河北管辖的北京市外周边地区被戏称为“环北京贫困带”。与北京相连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既是北京虹吸的受害者，但同时也在吸取河北的资源。

北京和天津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在文化、思想、教育等非物质领域，也没有给周边乃至中国带来正面的、文明的、进步的影响。

北京是北方保守主义文化的中心和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顽固据点。历史上，凡是定都北京的政权，都相对专制保守，政策残忍冷酷。相对于文明浸淫日久的中原和关中，以及经济发达社会开化的江南，北京的文化、社会风气、人的价值取向，都相对缺乏人道和公正，而有着明显的等级色彩和非人权倾向，且社会潜规则盛行，官本位严重，崇尚权力而蔑视契约，还在现实中表现出种种冷酷与暴力。北京虽同为汉文化的辐射区，当地居民中汉族也占绝大多数，但却有意吸收借用北方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言行方式，以及接纳全国各种少数民族人员和势力，来区隔其他地区尤其中原和江南的文化形态和公民组成。虽然近现代以来尤其改开以后，北京的思想文化及北京人的价值观念相对变得多元，但整体上、与其他区域尤其南方相比，以上这些特征仍然相对突出。而且，北京那些思想开明进步的人，更多是自我享受而非传道受业，也并不是北京文化的主流，并不能给他人他地乃至北京自身带来人文关怀和社会更新，还与中下层北京人及“北漂”颇有隔膜。相反，北京各种保守落后的糟粕，却在中央集权和“首崇北京”的政策下，会通过制度、政策、潜规则及人际往来等各种方式影响全国，包括影响国家的治国理念和大政方针。这对于中国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邻近北京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市，相对没什么需要详细叙述分析的内容。天津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渤海湾沿岸、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水路要塞）及特殊的历史沿革（清末北方军事重镇和租界区、袁世凯等人的苦心经营），以及中共出于发展北方、拱卫北京等经济政治目的，在天津设立了直辖市。天津的地位和获得的利益远远不如北京，但也远超环其周围的河北省，并同样从河北“吸血”。我个人认为，天津并无设置直辖市的必要，未来民主中国也应该废除这一直辖市，将其并入河北（可作为河北省会，也可作为类似于厦门在福建的地位那样的河北城市）。

东北

而中共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受益仅次于北京的地区，是东北地区。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在东北对苏军和日军武器的接收，以及对伪满军队的大规模收编、对伪满公务人员的全面留用。中共在内战初期不确定能统一全国，甚至准备以哈尔滨为首都，只控制东北地区。而中共取得国共内战胜利后，因为东北籍党政军人员的突出贡献、东北居民对中共的好感与忠诚，以及东北背靠苏联的地理优势，将东北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在建国最初的十多年，东北以全国八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十分之一的人口，获得了约占全国半数的工业投资和苏联援助。而日据东北时代（即“满洲国”时期），日本也对此地有很多工矿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后来中共统治时期东北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全国各地普遍被贫困和饥荒困扰时，东北居民不仅衣食无忧，还享受着质量不算太高但在当时中国已非常优厚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三年大饥荒期间，东北是京沪之外全国为数极少没有大规模饿死人的区域，这也有赖于种种政策和资源优势。而他们享有的这些资源，除一部分为苏联援助及自有自产外，大多数都是从其他地区调集和征收过来的。在这十多年中，东北得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资源供给与政策倾斜。直到1960年代中苏决裂、苏联威胁入侵中国并在边境陈兵百万，中共推动“三线建设”，才将在东北和京津等地的一部分工业和重要机构迁往内地，稍稍平衡了全国各地经济投入和工业生产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但即便如此，东北的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保障程度，仍然远远高于除京沪津之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而文革期间，东北受到的冲击也相对最轻，其他地方大批打死人和摧毁文物古迹时，东北各种历史遗迹包括满清宫殿皇陵几乎完好无损或只受到轻微损害。当其他各地前国民党人士纷纷被批斗甚至杀害时，原伪满出身的人士则普遍得到保全（或只被象征性“下放”）。东北显然是“前三十年”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当然，东北也创造了不少财富，如制造了大量工业品、收获了各种农产品，以及提供了各种矿产资源，几十年来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相比而言，其获得还是大于产出，其很多产出也是建立在获得他处支持的基础上。而东北的工业化文化，既颇有可圈可点的值得赞扬之处，也有颇多弊病（下面会谈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优先对外开放和实行非计划经济（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民生也在改善。而东北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因计划经济沉疴已久，积重难返，经济开始有所滑落。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更是沉重打击了东北的经济民生。而对下岗工人安置的不到位及各种贪污腐败，也导致了各种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再后来，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东北经济越发没落。东北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起码暂时如此）。

但即便如此，东北获得的各种中央层面的政策倾斜、转移支付、高考录取比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社会福利保障，仍然明显高于全国除京沪津外其他任何地区。虽然东北经济乏力，但大多数东北户籍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都不用发愁（这四方面也是民生的基本内容），这是其他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梦寐以求而难以得到的。尤其在全国各地民众都陷入“内卷化”的恶性竞争时，东北人可以轻松“躺平”。而这些都有赖于中央集权下中央对东北的偏爱与支援。虽然东北户籍居民的各种相对特权不及北京和上海户籍居民，但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加一起只有4000万左右，东北则有1.2亿人。所以从获取优先政策和利益的总量上，东北超越了京沪，成为中共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政策倾斜的最大受益者。（即便东北最悲惨的大下岗时期，东北人整体和平均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下岗者也只是东北人的一部分。而全国其他地方大多数人尤其农民阶层在90年代也只能勉强温饱，教育医疗养老还是负担不起）

例如高考录取比例，北京和上海明显高于东北三省（东三省高考录取比例也远高于青海宁夏西藏等人口稀少省份外所有其他省份），但每年北京和上海参加高考者人数加一起也远低于东三省（例如2022年北京参加高考人数仅5万人，上海也是5万左右，京沪共计10万；而黑龙江有18万、吉林12万、辽宁20万，东三省共计50万）。同样，其他如各种教育、医疗、基建等投入，东三省所获的支持从总量上也超过京沪。因此反而是东三省而非京沪获取了利益总量最大的公共资源供给和政策倾斜。而且，相对于京沪许多“后来者”需要拼命打拼才能得到户籍特权、与其他精英残酷竞争，东三省即便平民也能共享各种政策资源红利，不需要多么激烈的与他人竞争（比如黑龙江鹤岗的重点中学很容易上，在北京想上同样高考成绩的学校却需要拼各种资源和关系，仅购买学区房就需花费数百万元）。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极高的。在建国后，东北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在“前三十年”得到了仅次于北京的地位与话语权。而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东北经济一直不佳，但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仍旧得到了保持。在江浙、中原、岭南等区域被中央予取予夺的情况下，东北却一直可以保障既得利益（起码保障东北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各种全国性政策，也都优先考虑东北利益和关切。在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下，东北某种程度有很大的独立性，不被中央完全驾驭，反而有时可以要挟中央。虽然我对中共内部的政治派系与权力斗争缺乏了解，但我可以肯定，东北地域利益集团及其关联势力，在中共决策层必定有着其他各区域都难以拥有的份量和话语权。

而由于东北相对独立于关内的地理位置、相对特殊的历史变迁，形成了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风气、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在历史上，东北长期是女真/满族、渤海、契丹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汉化程度低，缺乏文明的浸淫，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崇尚弱肉强食、行为残忍暴虐。而且，相对于匈奴、蒙古、突厥等其他民族在征服战争中虽然残暴但也直爽坦诚的特征，女真等东北民族在侵袭内地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不仅手段残忍，还阴险狡诈、流氓成性、背信弃义。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吸收了汉文化的“术”而缺了汉文明的“德”。而清末民初“闯关东”的大量汉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颇受这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影响。还有许多在东北的汉人，早年饱受异族屠杀奴役，但被征服和融合后，反而相对汉文化更加认同异族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和言行举止皆变得异化。虽然这很大程度也是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生存环境催生，而非种族民族的基因和遗传，但客观上的确成为当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东北居民都有这些价值观和言行，但整体的社会风气和一部分占人口少数却非常突出的群体所作所为，的确就是如此。

清末至民国汉族人占了东北人口的大多数，但并没有促成东北真正汉化，相反这些汉人某种程度被“满化”了，或者说形成了独特的东北文化。无论汉满蒙回朝各族，都认同相似的逻辑与价值观。而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更强化了类似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认同。日本人虽然利用“满洲国”残酷对待当地民众、血腥镇压反满抗日人士，但血腥残酷程度明显轻于全面入侵中国后对关内各地的所作所为（尤其和华北、江南相比）。而且，日本人在“满洲国”也有许多建设，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文化教育事业也颇有进展。“满洲国”的政治实体虽然在1945年灰飞烟灭，但是它遗留下来了很多东西，如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价值观塑造、国族/地域主义认知与立场，至今都在影响着东北的方方面面。

 而中共建政后，得益于中共的全力支持及苏联援助，再加之日满时期的基础，东北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突飞猛进。东北以短暂的时间取得了文化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起码在表层得到迅速提高。但历史文化的遗留与惯性仍然影响巨大。而东北是高度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东北高度工业化下高度的城市化，让东北各阶层民众都能够有很高的知识储备和素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于其他地区，男女平等程度也较中国其他地区为优，作为平民一部分的产业工人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福利保障。东北地区是中共建国后中国最像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区。

但计划经济造就的丑恶相对更多。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相对较多人员流动和人身自由，计划经济形成了工业化下的熟人社会，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类似，人与人之间既有脉脉温情也有勾心斗角。一些东北人常为东北去除宗族的影响自豪，认为是进步的表现。但东北工人阶级和干部阶级（两个阶级共同构成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居民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密和复杂程度，不亚于南方的宗族社会。相对于宗族以亲情为依托，东北的人际关系更多基于同事间的利益交换，少了温情多了算计、少了论理多了论力。同样，东北人骄傲于没有受儒家封建糟粕影响，这一定程度是事实，但其没有儒家糟粕同时也少了传统文明的礼仪教化和道德积淀。还有，计划经济的封闭性，也不利于形成自由开放的市民社会，反而导致托关系走后门和各种暗箱操作的盛行。改革开放后，东北国企也进行了改制和重组，但并未真正摆脱计划经济带来的各种人文社会影响。（另外，与北京一样，东北的计划经济、官僚主义、保守文化，也导致其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缺乏造血能力，其经济几乎都依靠政策扶植和各种输血，其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不及所得）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下，如今的东北有着怎样的社会风气，部分东北人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就不言而喻了。而且，部分东北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国开枝散叶，并抱团行事，直接影响了全国各地的德行风气与社会民生。我不希望在本文发泄情绪，所以就点到为止。简而言之一句话，东北的地方文化和民风，以及部分东北人的价值观与言行方式，是非常不利于社会进步、文明和谐的，既伤害东北和东北人自身，也有害于整个中国及中国人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以上所说关于东北及东北人的问题，并不是说所有东北人都如此，为恶的当然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东北人本质还是好的，有一部分东北人更是非常热情善良真诚的。但即便是一小部分，也足以造成很大破坏和影响。还有，无论在现在的专制中国还是未来的民主中国，东北和东北人当然有权得到其应得的尊严、地位、话语权、利益，但不应该超出必要限度、不能以损害其他区域其他地域居民利益方式获益。东北人如果还自认为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一部分，在享有权利同时也要承担义务、得到尊重同时也应遵守公序良俗。

还有，部分东北人的恶行伤害的最大的还是其他弱势东北人。我虽然痛恨那些作恶的东北人，但也非常同情例如东北下岗工人、因维权被虐待者等弱势者，我认为下岗措施虽必要，但起码应该保障他们下岗后吃饱饭、子女和老人得到合理照顾。对于如建三江、马三家劳教机构恶行中的受害人，我更是非常同情并为其略尽微声声援。部分东北人各种恶行，伤害最大的其实也是其他相对弱势的东北人，因为东北人更多的生活在一起，当然是接触越多者受恶人伤害越大。改变现状，最终也有利于东北的文明进步。就像如果八九民运胜利，中国民主化，虽然大抵仍然要推动国企改制，但90年代下岗潮中的失业工人及家庭就不会那么悲惨，可参考东欧各国（尤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安置和补偿，是非常有利于劳工一方的。即便被国人嘲讽鄙夷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失业工人所得的补偿和保障，也略好于中国下岗工人。而其他方面的人权改善，也是如此。北欧各国的地理位置与东北类似，历史上也曾多次南下劫掠，但20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发达民主国家，国民素质极高，还包容移民难民，被世界称道，也无必要去追索其历史上的丑恶了。中国东北如果能效仿北欧，那也会成为中国和世界有益的组成部分。

上海

北京、东北之外，上海是另外一个受益者。但上海的受益程度和影响不同。上海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是中国乃至东亚的明珠，是与纽约、巴黎、东京相媲美的现代化都市。民国时上海即是与北京平行的特别市，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首都南京和代表北方的北京。而中共建政后，虽将上海划为直辖市并给予特殊地位，但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反而破坏了上海经济的发展、阻碍了上海民生的改善。当然，上海也的确因此得到了各种特权和资源，但远不及北京。改革开放后尤其1992年上海全面开放和浦东新区设立后，上海才回归到正常的开放与发展状态。虽然上海与北京一样仍然拥有各种政策倾斜，上海户籍居民也享有种种特权，但起码一部分是上海及上海人靠区位优势和自身奋斗而非行政手段就可获得的。

上海拥有直辖市特殊地位和政策倾斜后，改开以来成为长三角乃至东南沿海的革新进步的领军者，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和辐射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和江浙皖赣等地实现了合作共赢。而北京、天津、东北，以及北方其他一些被重点扶植的城市，不仅通过行政手段吸收各种资源，还对周边和其他地区有破坏无建设、拉大区域差距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还有，上海户籍居民尤其“老上海人（上海土著居民）”的确比较排外，上海也有倾向于本土主义乃至自治和独立的思潮，但是一种精致利己的、自保型的排外，是希望与外地人互不干扰，而不像北京户籍居民尤其“老北京”那样，一边排外一边肆意从全国各地及“北漂”那里掠夺各种资源。在做人的修养和言行素质上，上海人也好于北京人。北京的排外程度从表面上不如上海强烈，甚至有时对外人还有些开放包容，但那是在没有触及其利益和深度接触的情况下。如果触及北京市民利益或者长住在一起，以及和北京籍公务人员打交道，那各种矛盾冲突都会爆发，外人就能深刻体会到其排外和其他各种丑恶行径。虽然上海的排外也是错误的，其各种所得都有外地及外地人的贡献，但还算情有可原，冷漠但不过于使坏的排外言行也勉强可以忍受。

一种制度有相对受益者，就有相对受害者。而中共中国的单一制和中央集权下，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是明显的受益者，其余地区都不同程度受害。

江浙

在相对程度上，受害最大的是江南地区/江浙地区，尤其江苏省和南京市。历史上，江浙地区长期是南方政权的核心地带，南京则是作为首都次数最多的南方城市。江浙两省相比，江苏有更加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底蕴，浙江则是民间社会更为发达和活跃，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南方部分的菁华。

但由于北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相对强势，南方政权往往不敌北方而屡次受到入侵与压迫，南京更是遭遇多次屠戮与破坏。民国有十余年定都南京，曾让南京及江浙有了很大发展，政治文化地位也空前提高（经济地位长期都是全国最高）。但1937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以及八年占领中对江浙各地的多次屠杀与长期奴役，让大量民国精英尤其出身江浙的精英遇害，南京及江浙许多城市都遭遇严重破坏，对南京及江浙的地位、声誉、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造成沉重打击。1945年国府还都南京，本来可能重振南京和江浙，但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中共渡江战役的胜利，南京的首都地位再次失去。

中共建政后，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各种资源被夺走、实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1951年，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声称，“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镇反）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可以说是中共政权对南京这个城市命运的残酷宣告（且毛泽东是在明知南京曾在十几年前发生惨绝人寰大屠杀的情况下如此发言，可见其心之恶）。而在19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拆分中，包括原中央大学在内的南京诸多高校被拆解、迁移、削弱，极大打击了南京乃至江浙地区的教育、人才培养、思想文化发展。在政治地位上，北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国都地位，南京则成了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仅仅可以代表江苏省（甚至在江苏省内，南京的首位度也不高（不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江苏其他城市经济文化实力也很强））。中共还有意扶植缺乏政治野心、没有定都历史、文化底蕴不足的上海，以进一步削弱和制约南京。改革开放以后，南京的经济文化有所恢复，但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其地位和影响力不仅远不及北京和上海，连广州、西安、成都的区域影响力都不及。

而南京所在的整个江浙地区，从建国至今也都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建国后江浙的处境，也是江浙地区几千年来相对北方弱势的格局的延续，是中国大陆南北两个板块军事冲突、政治斗争、文化对立的缩影和例证。

早在华夏文明初兴之时，江浙所在地区就是文明发祥地之一，南方河姆渡文化即是与北方半坡文化并列的华夏文明的源头。而从吴越的崛起、夫差勾践的争霸，到秦末项羽刘邦的奋起抗暴、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末三国孙氏家族数代的文治武功，千年前的江浙曾是尚武之土、兴兵之地。但后来，一方面是经济重心南移下，江浙文教日益兴盛、民生越发富足；另一方面却是相对北方而言武力的衰弱、战略的守势。由于北方异族入侵、战乱频仍、暴政肆虐，原来繁荣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成为贫瘠的焦土。而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的江浙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苏湖熟、天下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都在反映着江浙经济的发达与对全国的重要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开发，以及“衣冠南渡”下北方士人阶层的南下、中原文化在江南的传播和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发展，江南的人文也日益兴盛，并形成了相对独特的、与中原文化等北方文化有明显差异的文明形态与价值观。其文化婉约、含蓄、内敛，思想开明、包容、进取，让汉文明更加丰富与温和。而明代中后期及清前期，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工文明的发展，江浙涌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新儒学”思想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有治法而后又治人”等主张，带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主义色彩，其进步性可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这些思想也已经很大程度作用于现实，伸张了许多民权，打击了封建专制，促进了科学发展（如徐光启、宋应星的成就），让明王朝向开明专制乃至更大的革新迈进。如果江浙经济文化社会继续发展，还能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转型。

但随着满清的铁蹄入侵和文字狱的铺展，江浙的文明被摧毁、社会的进步被打断。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江浙一直是被打压和吸血的对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仍未让江南屈服。因此从顺治康熙时的“哭庙案”、“庄廷鑨明史案”、“南山集案”，到乾隆时的“叫魂案”，满清政权又对江南士人和民众进行了许多次清洗，“屠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让江南沉寂了百年有余。这期间江南经济仍然非常发达，但大多数收益被满清统治者和北方保守势力掠走，政治和文化上更是极为消沉。江南士人连本地重要官职都不能担任，满洲贵族的臣属乃至家仆成为了这里的主官（如曹雪芹父祖及整个家族），从官场到民间皆是腐烂，从官绅到黔首俱若奴隶。而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成为起义军和清军交战的修罗场，再次受到残酷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江浙人只是被双方利用和屠杀的对象，自身几乎毫无作为。

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满清政权的内外交困尤其对外战争中的一系列败绩，江浙才从压抑窒息统治下得到久违的部分自由。随着国门打开，江浙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西方及日本的现代思想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并逐渐燎原。在思想启蒙和革命浪潮中，江浙涌现了秋瑾、章太炎、鲁迅等革命家和思想家，让江浙的才华与勇气在沉沦许久后重新焕发耀眼之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将乾坤力挽回”，江浙及江浙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中涅槃重生，与两广、四川、湖北等地共同奋战并迎来光复，实现了夏完淳“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的遗愿。而民国定都南京，发展江浙、经营宁沪杭，让江浙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但日寇的入侵再次让多灾多难的江浙蒙难，从社会精英到平民大众都遭遇残酷虐杀。与南京的命运一样，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取代，也让江浙失去了抗战后再次重生的可能。

击败国民党的中共政权，对江南的态度和作为，除了没有明显的民族压迫（但有“重北轻南”的政治经济歧视），其他方面与满清几乎没有二致。在“前三十年”，中共的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模式，对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江南显然是噩耗。但由于江南工农业基础的优良（哪怕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破坏），经济仍然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江苏和浙江饿死的人较少（但生活水平相较民国大幅下降，苏北和浙江山区也有饿死人现象）。而江南地区的相对富庶，也成了中共政权重点掠夺的对象。

而中共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也在于江浙政治权力地位和话语权的失去。由于国民党的核心一大部分都来自于江浙（核心的另一部分来自于两广），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也在江浙，所以作为国民党死敌的中共对江浙严防死守、百般打压。还有，江浙人崇尚自由、反对专制、追求法治透明的社会风气和历史行为，都令高度专制、奉行等级制度和个人独裁、习惯于潜规则和密室政治的中共恐惧。在中共专制极权尤其“镇反”、“反右”、“文革”的摧残下，江浙在清末民初复兴的人文风貌、士人风骨，都毁损殆尽。

在反右与文革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都来自于江浙。例如有杂志列举文革中自杀的52位名人（主要是学者型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艺术界人士，也是广义的知识分子），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江浙。其他各处关于文革的资料，也都能反映出中国受迫害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来自江浙的比例几乎超过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具体的例子有，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的考古学家陈梦家，从建国后就经常被整，文革中又遭迫害，被吐口水和往头上浇剩饭菜，最终不堪受辱自杀；江苏江阴籍戏剧家上官云珠被迫献身于毛泽东，但文革中也未幸免被批斗，最终自杀身亡；江苏南汇（现上海浦东）籍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和侮辱，和妻子双双自杀；浙江义乌籍历史学家吴晗，因发表《海瑞罢官》等作品被批斗和逮捕，最终死于狱中；江苏无锡籍的导弹和航空航天专家、研发“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暴打致死；另一位江苏无锡籍钢琴家顾圣婴，被批斗羞辱后开煤气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同样是籍贯为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钱海岳，因赞颂郑成功被指鼓吹蒋介石反攻大陆，被红卫兵杀害于明孝陵……连死去的秋瑾、章太炎的墓葬乃至骨殖都被破坏（可悲的是，这些主要都是江浙本地红卫兵所为，他们这时已经被洗脑的完全是非不分、将家乡的英雄当成罪人批判和污名）。

面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淫威，江浙人噤若寒蝉。毛时代中共对江浙的所作所为与满清对江南的屠杀压迫与文字狱何等相似？死于文革的江浙知识分子，与明末殉国的东林党人的悲剧又多么相通？而反右和文革至今江浙的沉默低调，又与满清两江总督治下民众的长久沉寂惊人一致。万马齐喑中，只有苏州籍的林昭奋力呐喊，在那泯灭人性的黑暗时代发出痛斥暴君、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伟大啼鸣。但这无法改变当时的专制暴政，江浙人民也只能战战兢兢、浑浑噩噩的生存与死亡。

改革开放后，江浙的经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相对于珠三角更多依靠对外开放和借助港澳台的资本与平台拉动经济，长三角的江浙更多凭借自身的经济社会底蕴恢复和发展。珠三角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严重、治安混乱、各种非法活动猖獗，充满着暴力与动荡。而长三角这几十年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治安更是在全国相对最为优良，公然的过恶的非法活动也较少。相对于珠三角的野蛮生长、东北经济的相对衰落、内陆其他地区的相对贫困落后，长三角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最稳健、最扎实、最均衡、最惠民、最具可持续性的地区，域内各地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小于其他地区，尤其江浙农村富裕程度冠绝全国。江苏和浙江的GDP总量不仅常年位居全国前四，人均GDP更是居各省份（不包括直辖市）前三位。江浙上缴中央财政的总量与比例，也同样位居全国前四。江浙地区无疑是京沪之外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但经济的发达无法改变政治的弱势和文化的不振。改革开放后，中共仍然实行重北轻南的政治方针，鼓励南方发展经济的同时遏制其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增长。虽然中共两任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皆出身于江苏省，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共在地域问题上的原则和政策。北京仍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引领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决定着中国的政治特质。中共仍然非常警惕南方出现能够挑战北京权力与地位的地域势力，江浙则是其最为提防和打压的地区。江浙只有在经济上埋头发展和为其他地区“供血”的义务，却没有与付出相匹配的政治权力与话语权利。

而在文化上，历经满清屠杀和文字狱、日寇屠杀和奴役、中共的专制及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江浙的文风、民气屡遭摧残折辱，虽几度复兴，但起码如今已不再有曾经的盛况。现在的江浙虽仍是理工和人文学者最集中的产生地区（可以看当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籍贯，江浙籍的占四分之一，算上受江浙影响的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即华东地区），则占两院院士的一半），但却普遍远离政治或依附强权，不是自私自利耽于享乐，就是成为政权的走狗和喉舌，再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观念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公共意识。历史上的物理与心灵摧残和留下的阴影余悸，以及如今仍然专制和压制思想文化自由的环境、在地域博弈中的相对弱势地位，都让江浙人变得非常低调、世俗、保守，纷纷在物质享乐和靡靡之音中沉醉，无力也无心去效法先贤、秉笔直书、经世致用了。夏完淳、秋瑾、林昭，这些人的光芒太耀眼，江浙人更多是恐惧和远离，而非效仿和超越。江苏人面对相较很高生源质量而言很低的高考录取率和残酷的中考“五五分流”，选择唾面自干的忍受（虽然也有零星的反抗行动），也反映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抗争的意志，现实中也没有抗争的手段和能力。压抑之下，江浙社会风气也逐渐糜烂，当地的人们也被动或主动的沉沦。

在沉沦中，许多江浙人纷纷变成精致利己之徒，只顾个人私利而没有家国天下精神和公民意识，乃至为私利损人利己、狗苟蝇营。曾经注重清廉和操守的江浙籍官员，现在也普遍参与腐败，虽然执政绩效尚可，但也不再那么秉公无私，不仅贪腐，裙带之风也极为盛行；许多江浙中产在教育资源和中高考录取名额限制下，纷纷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挤进名校，还排斥外来打工子女与其孩子同校同班；在医疗、养老等方面，江浙人也越来越为私利钻营；而江浙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有话语权的科技医工与人文社科学者，视野狭隘且保守自利，只有知识没有品德，为前途名利巧言撒谎（有些学者甚至在关系到亿万国民生存和人权、国家发展乃至人类命运的一些问题上巧言令色、歪曲事实、误导大众，如在新冠议题上替官方封城隔离政策背书、推荐并不可靠的中医中药治疗新冠的医学界专家钟南山、李兰娟；在气候危机问题上巧言撒谎、误导公众的地理学专家丁仲礼），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争，歧视弱者而默于强者。他们被丑恶伤害却又参与丑恶，既是历史和时代的受害者，又是相对更弱者的加害者，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江浙的沉沦，亦是中共式中央集权的恶果。对南方地域势力的忧虑、对江南自由开放文化的恐惧，都让代表北方顽固势力、崇尚北方保守文化的中共不遗余力的打压江浙，扭曲当地的文化民风，让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变成世俗市侩的戏园。这不仅是对江浙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的摧残，也是对汉文明的破坏，并让中国走入和困在丑恶的歧途。

广东

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沿革和地位，则是中共治下中国的又一种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态。广东所在的岭南地区，一直都有着相对汉族其他地区强烈很多的独立性与独特性。这既是地理环境造就的，也是广东历代人民主动抗争与坚持的结果。不同于汉族其他地区已大致“同音同文”，广东一直保持着独特的语言--粤语，以及基于独特语言的独特文化。独特的语言，是强化族群认同和凝聚力、拒斥外部同化的重要工具。正是凭借这一点，广东在历朝历代都比中原和江南乃至云贵川地区都有更多自主性。而广东与香港、南洋的特殊关系和连接，也让这里有着对外开放的条件与风气。还有，相对于江浙相对温婉的文化特征，广东的民风粗犷甚至野蛮，既可为公作战前赴后继，也会因私械斗血流成河；既讲求贸易自由社会契约，也五毒皆兴治安混乱。而且，广东只有珠江（西江北江东江合流后那段）沿岸地带较为富有，其他地区贫穷程度不亚于中国中西部（迄今都是如此），这样的相对贫穷和很大的域内贫富差距，也让许多广东人有强烈的名利动机和冒险精神，并为之不惜性命。

正是在这样的特色条件下，广东成为清末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民国南北对峙时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大本营。不过，不同于紧邻北方、与中原文化密切乃至融合、时而有问鼎中原之志的江浙，广东相对更加倾向于割据一方，保卫自身的文化特色与独特利益。而从广东出兵、志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其实是相对例外的。而陈炯明、胡汉民、许崇智在广州的坐镇称雄，更能反映广东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的特征。

而中共建政后，相对于江浙，广东在中共治下有相对略多一些的自主权（虽然重大和决定性事务仍然要听命于中央）。而叶剑英、陶铸等中共元老的坐镇，一方面保证中共对广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让广东有了更多话语权与自主性。大饥荒期间广东饿死人很少，也和其有一定自主、不用像皖豫川那样被大规模强征粮食有关。在“前三十年”，广东一方面与其他省份一样处于专制和闭关锁国之下，但另一方面却有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对外开放窗口，即“广交会”，以及与香港的特殊关系及联系通道。广交会的前身可追溯到满清乾隆时期的“广州十三行”，二者都是全国闭关锁国下唯一的对外经贸窗口（这又是一处中共与满清相似乃至相同之处）。除了公开的广交会，还有在广东和香港边界私下进行的各种交易。中共政权利用广东与香港、南洋、西方的特殊关系和历史渊源，在闭关锁国时留下缝隙，以为中共特权阶层谋取利益。例如当时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都从广东和香港的联系通道获得各种西方新式产品（例如淋浴设备），包括他们看的西方影片也是这样进口的。正是出于中共特权阶层的私利，中共才给了广东一定的自主权，这实在是一件讽刺的事。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决定在广东和福建等地进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试点，在广东设立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有了更大的自主权。随着经济的腾飞，以及广东与香港联系的日益紧密（尤其香港回归后），广东及整个岭南地区的特色文化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其在舆论上的话语权也明显增强。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舆论界放言百弊、监督政府、关怀民生的领军者。而广东的公民社会及街头运动也一度有声有色。这与同样人文深厚（乃至更加深厚）却在舆论方面沉闷低调、几乎毫无声色的江浙，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广东在文化和舆论上的相对独立和富于特色。

相对于经济上的相对自主和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广东在政治上却仍然高度受制于中央。虽然广东的政治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高于江浙，但这只是比较而言。随着2013年习近平的上台和中国政治的极速收紧，广东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的有限自主自由也很快被剥夺的所剩无几。而2020年中共挫败香港反修例运动和颁布《国安法》，则让作为广东外部依托的香港也日益内地化，广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广东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江浙，成为供给中共权贵集团和其他财政亏损地域的“肉鸡”。

广东的各领域自主权之所以长期受限乃至最终被剥夺，当然同样是由于中共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在这种体制下，即便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也必然是有限的，更是随时可以剥夺的。对中共中央来说，让广东保有一些自主性，只不过为了发展经济，以维护中共政权的存续和利益。当地方的发展变革威胁到政权安全，那当然就会改弦更张，收回下放的权力。而广东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当然是不需要顾及的。

北京、上海、东北、江浙、广东，是对中共来说最为重要的五个地区。首崇北京、拉拢上海、供养东北、打压江浙、利用广东，就是中共政权对这五个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

其余地区

而其余的地区，中共同样有不同的对待。以上五地之外的汉族聚居区，中共相对看重和扶植的，是陕西省、山东省、湖南省。

陕西省是中原和西部的交界省，一般被划为西北地区（有时也会被视为中部地区的一部分）。而同样属于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体量远小于陕西，新疆则是特殊地区。所以，陕西就成了中共扶植的控制西北的命脉之省，政策上高度倾斜，在此投入的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资源，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远超其周边所有省份（包括人口分别为陕西省两倍以上的河南省和四川省）。此外，陕西管辖的延安是中共革命圣地，同样是陕西一部分的榆林则是能源和工业重镇。这两地的特色和价值也是中共扶植陕西的重要原因。但除西安和榆林外，陕西其他地区包括延安都非常贫穷，地理环境也十分恶劣。所以，中共扶植陕西省的结果，是导致西安一城独大（榆林市只有工矿但不适合生活），经济和科教文卫资源高度集聚于西安一地。虽然这种集中也有一定必然性和价值，但即便西安市民，受惠也分三六九等，贫者极贫，富者愈富。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恶劣的陕西其他地区，就越发凋敝败落。显然，这样的扶植并不利于陕西整体的民生发展，只是符合中共的统治需要、有利于西安权贵的利益。

山东省则是中共政权崛起地和高层官员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政治经济地位颇高。虽然山东省不是土地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区”，但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却成为中共的重要根据地，为中共发展壮大和夺取政权起到重要作用。山东重农的经济特点和保守的文化特色与中共的“农民党”特质合拍，部分山东民众不怕吃苦、坚韧、顺从、蒙昧的特性，也让中共便于对其收买和利用。无论建国之前还是建国后至现在，中共大量军政人员皆出身于山东，山东也是中共军队主要兵源地。

中共政权着力培养山东成为北方经济大省，并试图将之与经济实力强劲的江浙、广东抗衡，以提高北方的经济权重。但正是因为山东省位于北方，官僚主义与保守主义色彩极为浓厚，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成果也难以普惠民众而是被官僚掠走。山东本来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孔孟儒学也颇有可取之处，但中共为巩固统治却故意“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利用传统文化灌输忠君和服从，却故意无视儒学思想中的人道理念与民本思想，从而让山东人文环境更加恶化。

湖南省是毛泽东的家乡，也是中共起家地之一。出于饮水思源等原因，中共对湖南也多有扶植。但与陕西和山东一样，中共的扶植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其各种建设发展缺乏人道和普惠性。而湖南有“南方的北方”之称，本来风气就相对保守、民众较为愚昧（当然也有许多聪颖刚直之士，但只是湖南人的少数），社会崇尚暴力、官本位思想不亚于山东，精英与平民、城市与乡村（尤其省会长沙与其他市县乡村）有着巨大鸿沟，中共的统治和各种措施更加剧了湖南保守落后、社会不公。

以上三省，中共都对其有大量政策倾斜和各种资源投入。但由于中共政权的性质和特征，其各种政策扶植和资源投入，都无法真正普惠和可持续性的改善民生，也不能促进当地文教的公平有益发展。三省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贫困人口，很小比例的人集中了大多数财富和资源。而专制下这些省份更不可能发展民权和兴起公民社会了。所以，即便这些得到中共偏爱的省份，在中共治下也是受害多于获利。

总得有人死，如果不那么好的人最后得利但是能够实现革命目的，那好人就死了也没什么。都顾着自己，那最后啥都成不了

现实不改变，调节心理、吃药，有什么用呢？虽然说现实改变了人也不能完全从抑郁中脱离，但是起码能好80%。现实不改变，其他都是心理安慰

不要以为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