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党专制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
读史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中共的未来如何，可以从中共的历史痕迹和当下状况得到相应的信息，依据这些已经发生的，再考虑当代特别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预判它未来的各种可能。
根据上述中共的历史及特点、性质，中共显然是一个极擅于建构政权、驾驭民众的政治集团，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仅指忠诚与依附性、内聚力），高层行事沉稳果断、决断力强。在维护统治这条底线之上，中共有着罕见的务实性、灵活性、柔韧性，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有效利用环境中对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断更新方针政策，延续和巩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但中共始终牢牢的掌控着大权，即便饿殍遍地、剧烈动荡时也成功扼杀了国内任何政治异力的萌芽，阻断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渗入。毛死后不久，中共领导层果断放弃阶级斗争和教条主义，走向改革开放。八九六四后，面对国内国际压力，中共坚持政治上一党专制同时又坚持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旗，成功顶住冲击造就中国经济奇迹，政权企稳并逐渐形成“中国模式”。而经济自由化同时，党禁报禁始终严格，中共对政治权力与舆论的垄断反而加强，不给反对势力任何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
今日的中共，已通过构建“中国模式”，将自己嵌入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变得与中国“不可分离”。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且相互配合，以维稳体制及造就的“低人权优势”，激励、诱导、迫使国民参与生产建设，再以权力根据强弱高低分配劳动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机器抑制一切不满与反抗，让社会依照强权设定的秩序运转。这种模式与西方自由开放、重视平等的社会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样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于其“低人权优势”和集权优势，有时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形成，让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资本，甚至输出“中国模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中国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长期作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逻辑、经济模式、文化特色和社会关系。专制主义及维系专制的相关制度、配套，是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后，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但并未摧毁中国自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共虽自命为革命政党，曾一度表现出激烈的破坏传统的倾向，但实际上却在不自觉甚至部分主动的效仿中国传统。文革结束后，中共更是公开的拥抱了传统，并用作对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国模式”是建基在传统中国已有的社会系统之上，而旧有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在现代社会仍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对传统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以及遗留至今的种种经验、习惯，是中共取之不尽的统治财富，是对抗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法宝。从毛至邓再到习，能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坐稳江山，实际依靠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
经济的繁荣与凋敝、人民物质生活是否充盈，对于一个政权是否合法、是否稳固至关重要。中共近几十年到现今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以改革开放为底色，保持经济可观的自由度，并发挥政权的调控作用，着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虽然习近平对改革开放态度并不积极，但他实际奉行的路线（尤其经济路线）却还遵循着改开的基本方向。只要这样的政策继续，那么中国就不会像其他一些“失败国家”那样，因经济崩溃导致人民丧失对政权的信心以致政权瓦解。邓小平以来各中共领导人“抓经济”的确是抓到了点子上。相对于毛时代能引一时狂热却无法长久的意识形态动员，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经济成果的分配确实存在极大不公，但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实。哪怕这种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党一派自己的功绩。古代和近代频发民变，人们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于生活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来暴动博个富贵。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没地位没文化没门路的底层，肯辛苦做工的话，一日三餐吃上简单但足量且可口的饭菜还是没问题的。此外，科技发展和产业更新，也使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劳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阶层则更能生活在物质非常丰盈和优质的环境中，这些最具变革能力的人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更没有革命的物质动机。而反抗政权则是牢狱、酷刑、送命，还要连累亲属。排除追求权利和尊严等非物质层面，从纯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质欲求角度，如今的人们已没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于不公不义，反抗之后会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义。一面是劳动就可生存，一面是维稳体制的铁拳，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本能的选择，哪怕这种生存缺乏尊严、不体面、不自由。人既欲壑难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环境如何诱导、体制怎样规训。工业文明制造的“奶头乐”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却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有“奶头乐”之类的“胡萝卜”，还有暴力机器支撑的维稳“大棒”。只要经济不崩溃或者发生较大的下行，中共政权就能长期的继续维持下去。
社会治理的得失，同样是关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治理”，即政权及政权附属力量对国家、公民及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成效体现在经济、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等诸多方面。社会治理能力是一个政权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政权驾驭社会的成熟度，关系到民众对政权的满意度。纵观世界，社会治理能力与政权性质（是民主还是专制）无线性关系，社会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欧美民主国家，也有转型前的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体，破败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与专制政体并存。仅从效率和结果上看，民主并不能为社会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为掣肘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评价起来颇为不易。一方面，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服务等方面都可圈可点，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现代化水平高，社会治安和公共空间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它的管制没有民意授权和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予以规范，粗暴践踏人权，不允许公民自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第一任务是配合政权的统治和维稳；而它的服务则严重不均衡不公正，腐败严重。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偏重于“管理”而非“服务”，重视外表而忽视实质、立足于政权兴亡而非人民忧乐，整体上有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标的加权，中共治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败国家”那种山河破败、社会失序、民生凄凉的境况。社会治理作为政权维系统治的手段，当然包含着具体的社会管制术，驭民之术就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现代信息技术，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众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术的加持，正是中共敢于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担心大规模有效反抗的关键。科学技术革命性的进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者与弱者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时代，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监视系统颠覆了人的处境和与他者的相对关系。强者、掌权者一方通过信息技术，将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记录和监视起来，并且可以使用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武器、机器进行管控、约束、镇压。信息技术可以让极少数人得以轻松有效的对大多数人进行管理，在镇压上有着无比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军警的镇暴武器也实现了高科技化，镇暴指挥系统当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实现快速、精准、悄然、适度的打击，让抗争者无还手之力、无周旋的空间，以最小代价达成镇压目的，并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灭抗争行动造成的影响。曾经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来“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监视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的结合，可以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根本不给反抗者组织起来的机会。从古至今弱者面对强者、受压者面对压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隐匿、串联、破坏、袭扰、暗杀、游击等方式，在大数据极权下丧失了可行性。被统治者不再有信息时代前对统治阶级可观的威慑能力和议价能力，即便遭受再残酷迫害也没有反弹之虞。这些虽然看似是技术性的问题，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专制的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民心”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中共来说，极权的进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么担心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主导了信息技术使用权的中共，就像堡垒覆盖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担心外部的威胁，而集中于防止被从内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来自内部的现体制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不满、诉求为何。
能够让中共政权得以长久维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对这个政权及这个政党的坚决捍卫。中共从建党起至今已累加了数千万既得利益者，加上其关系紧密的亲属、友人、相关者，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规模在2-3亿人，并依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寡等大体呈金字塔型分布。这样一个占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的群体，是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中相对得利者，也拥有着社会绝大多数重要资源、占据着绝大多数优越岗位，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诚然，这一群体也是由诸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显利益冲突的成员组成，内部的政治斗争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们普遍都拥护中共的统治（或者就是统治者一员），是中共政权得以生存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数。或者说，反对中共极权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从现状的，并未做出也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中共政权及其打造的体制而生存和获利，其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一致、与身份背景地位职位捆绑、与现行体制共存共荣，而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绝不只是指经济利益，还包括在权力、地位、社会关系、话语权等诸多领域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尤其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胜利或优位的这种利益。既得利益者虽然也经常不满意于更上层级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凌驾，却更不愿意失去对既得利益者范围之外广大民众的相对优越。即便存在不满，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奋斗或非正常途径维权、获利，而不愿意与被压迫的人民一道推翻体制，实现人人平等。
至于指导、约束中共党员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当今绝大多数党员心中绝迹。信仰、信念只是用来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员的实际取向。曾经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所追求和捍卫的，如今谁真的奉行反而会被认为是傻瓜。纪律与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理想信念又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各种纪念缅怀时红色政权的接班人们内心会热血升腾、骄傲自豪，但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时想着如何骄奢淫逸。他们自有一套自认为自洽的逻辑。越是腐败堕落，中共越不会丢掉对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传，这并不是为了激励改过自新，而是让不够用的遮羞布更长更宽。值得说明的是，中共成员大规模的道德崩坏并不是邓小平执政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毛泽东时就已经是了，早在没坐稳主子时的延安时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不过，相对于邓时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钱作代言，毛时代是直接通过权力提供特权分配的，看似隐蔽其实更加赤裸与残酷。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分布是颇富秩序性的，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依靠又受制于国家暴力机器及体制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既得利益阶层直至最高层，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流动机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进一步上升的机会，虽然这种机会不均等不公平，但是并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当然，还有供既得利益阶层外的普通民众进身阶层内和进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吸纳尚未进入体制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会潜在的反抗力量。这又是对中国古代既有体制的效仿。这样的体系和制度对避免政权的衰朽、保持政权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国专制完善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共政权又严禁通过挑战体制、危及政权存亡的方式争权夺利，对这样的行为残酷打击。既得利益者们也非常明白，想让自己的利益得以维系并传及子孙、荫及亲朋，就必须去保卫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就要去维护这个从头到脚皆是“利”的党。
说到既得利益阶层，不得不提及一个特殊群体，即青年学生。近代以来，青年学生因其相对丰富的知识、单纯清白的灵魂、迫切求变的热忱、横扫旧物的勇气，始终是推动各国进步和变革的先锋军。中国自清末到民国，历次变革和自强运动，都少不了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中共从萌芽到夺取政权，青年学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学生运动一直是中共革命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打击军阀及国民党政权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当中共掌握了政权，就对学生运动严防死守，不仅大规模拆分和削弱高校人文科学力量，更在大学建立了以党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两大基础的管理体系，其控制程度远超当年国民党军警特宪对校园的渗透。横向对比，它也远较大多数专制国家对高校的管制严酷，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为顽固的政权如朝鲜可以相比。只有两个时期比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毛的政治需要，学生被动员起来“闹革命”，官僚体系一度丧失对校园的管控权。但那时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是政治绝对禁忌，一切造反运动前提都是忠于中共及毛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则是中共统治期间大学空前也几乎绝后的自由期，青年学生重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在八九民运中更是起到主导作用。那十年左右的岁月也是中国的大学最像大学、学生最像学生的时期。
但六四之后，中共在大学重新恢复了严酷的管制体系，青年学生和高校教师被严格的管束和监视了起来，大学里的政治活动销声匿迹，学术自由也被扼杀。相对于毛时代，六四之后中共对大学的管控更加专业化和富有韧性，没有了疾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与批判改造，代之宁静平和表象下的威压与麻醉。不仅行动不再可能，师生们即便口头批判或揭露也动辄被约谈，寒蝉效应让师生们只能自我审查、远离批判性政治。大学开展全面的洗脑教育，灌输忠于党和政府的价值观，以“爱国主义”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实际作用的是，中共政权诱导师生们转向功利主义，放弃家国天下和社会责任，转而“闷声发大财”的追逐私利并暗示可不择手段。中共在高校里的这种诱导与90年代及之后在社会上倡导的风气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诱，腐蚀道德、麻痹心灵，变成中共拥护者和同路人。而到了习近平时期，对高校的高压控制变本加厉，大学也成为维稳体制的关键一环，将最具变革动能的青年学生套上沉重的锁链。在堵死社运和革命这一面的道路同时，中共给予青年学生尤其重点院校学生以不菲的待遇，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入体制，保障他们成为这个政权下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让世界各国专制者和守旧派最头疼的“不稳定因素”，就这么被中共软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罚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变革中国能力的既得利益者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现实面前普遍选择认同中共的专制统治，保持着对体制的忠诚。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实践中越来越倾向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与“利”，抓牢基本盘，以维持政权稳定。这就让“堡垒从内部攻破”变得同样不现实。
所以，即便中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矛盾相当严重、习近平等中共强硬派的倒行逆施多么的过分，只要以上这几点没有改变，中共政权就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说中共倒台，就是发生剧烈的公开的动荡都不可能。
（六）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路径：中共独裁下中国的出路何在？
根据上一节内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摆脱中共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希望渺茫。
我们可以将其他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转型的背景，与中共统治下中国的情况做对比，来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独裁政权反而愈加稳固的原因。
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专制国家的剧变，是在经济凋敝、政权萎缩、体制退化、欧风美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变革不仅是民间和在野势力渴求的，也是统治集团中多数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识。斯大林模式禁锢这些国家太久了，计划经济下物质贫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专制与文化管制越来越疲乏，一切都死气沉沉，看不到国家未来的希望，贫困和破败下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何况，摆脱苏联及俄国的影响，还符合东欧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东欧各民族各国都对俄国几百年来的扩张主义保持警惕和不满，自由民主与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诉求有着明显的重合。苏东地区还长久的受地理距离、心理距离都很近的西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开放文化的影响，效仿西邻、走向更文明的社会，是苏东各国许多民众尤其知识分子长期向往的。
现在和可预见未来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物质充盈，问题在于不均而非整体的贫困落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生活的并不差，甚至要好于外国类似阶层。而特权阶层更是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巧取豪夺，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这些人都没有变革的意愿，掌握话语权和拥有影响力的人是乐于维持现状的。政权虽说不上活力四射但并没有僵化和暮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发点不是为人民而是统治集团自己。中国的管理体系虽然官僚主义严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却不容小觑（例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与民主国家的比较），哪怕这种效率是以损伤公民的权利和消耗纳税人财富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对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过各种洗脑和诱导，让多数国人在思维中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追求自由民主这二者对立了起来。中国从历史、地理各方面也都远离西方，自成体系，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对中国的渗入相当有限，中国本土的、传统的东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或起码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各地本土的、传统的东西类似，它们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
韩国、台湾地区、葡西和拉美右翼专制的垮台，则很大程度在于国内民间政治反抗运动的成熟和强大，相对独立的舆论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与政权关系紧密的欧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压力。这些通常是由右翼军政府掌权的前独裁政权，在社会控制力上与中国及斯大林模式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军人专政的韩国，军政府时期一直都有实质性的选举，也始终有反对党的存在和反对派人士的公开活动。军政府时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许在一个指定的反对党中，拥有国会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虽受限但仍可独立活动、监督政府。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势力一直在从事活动、积蓄力量，并一直有取代旧政权的能力和相应的班底，终于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取得了对独裁政权斗争的胜利。各国军政府时期，即便有一定的舆论管制，但独立的传媒、揭露真相和批评政权的声音始终存在，并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启蒙和动员民众、阻吓政权镇压等重要作用。而作为各军政府“友邦”、政治经济军事伙伴的美英法德等国，则经常向这些政权施压促使其改善人权、还政于民。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些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留给政治反对势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反对党存在，也不允许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即便在开明的80年代，也没有能够挑战中共的在野政治势力存在。中共对于政治反对势力一直是高压严打，对于擦边球性质的公民组织也百般打压（当然习时代也像对待政治反抗者一样完全扑灭了），根本没有他们公开活动和生长的空间。中国也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和真实性的选举，各级立法机关代表和行政首长实际上都是指定产生。中国的舆论被政权垄断和完全程度的管制（习时代更是禁绝了哪怕是温和的批判与揭露），新闻自由指数长年在倒数前五徘徊（仅略好于朝鲜等几国）。当政治反对被扼杀在萌芽，也就不存在斗争、周旋、积蓄力量之类了。中共政权的“友邦”多是独裁半独裁国家，他们在一起当然不是互相促进民主，而是在交换驭民之术，并在国际上沆瀣一气保卫独裁。
南亚、东南亚及非洲（简称“两亚一非”），也有许多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例子。“两亚一非”的前专制政权，大多（尤其非洲的）相当不稳定、权力基础不牢固、没有完整系统的政策纲领、对社会的控制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领域和中央层面实行一党专制或一人专制，但触角很难深入地方和基层，专制也无法统制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其专制体制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个政治强人及数量有限的亲信，依托枪杆子维持统治，社会治理也是一团乱麻。这样的专制政权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当政治强人失势、流亡或死去，独裁政权往往也跟着就灰飞烟灭。即便有些独裁者有继承人，其继承人对国家的控制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这样的政权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们的力量有些成为新的专制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制（哪怕其民主和专制一样不成熟、低质量）。此外，“两亚一非”的独裁政权还往往面对实力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民族地方武装、宗教极端武装等大规模和成建制武装力量的挑战，甚至会被这些反政府武装推翻。这些独裁政权对军队的依靠也时常不靠谱，政权垮台时普遍都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甚至有时军队恰成为推翻其专制统治的决定力量。
而中共的专制政治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稳定、高效、组织性强，也有系统化体系化的政策纲领和理论体系，在管理国家和民众方面颇有一套纯熟的技艺。对基层的渗透和控制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国民党政权曾经对中共进行了多番猛烈打击，都没能摧毁中共强大的组织基础，中共反而越发茁壮。至于“两亚一非”独裁政权头疼的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装问题，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决了。中共也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支部建在连上”和政委制度，以及广泛发展基层党员，让军队成为中共政权结构的一部分。“党指挥枪”、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早在中共建军初期就实现了。这样的政权显然不是“两亚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独裁政权可比。
曾辉煌一时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则是在侵略扩张失败后，在外国占领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纳粹和日帝都是极具扩张主义欲望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后，抑制不住突破自身国土限制的欲望，发动侵略战争试图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击败。为避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复活，战胜国推动德日两国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体制的国家。纳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时，两国内部都没有可以颠覆政权的力量，但外部干预做到了。苏联的解体也被认为与其扩张政策耗竭国力、招致国际反制和围堵有重大关系。还有像乌干达的阿明政权、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样罪恶累累的专制政权，同样是因其对外扩张和挑衅（分别攻击坦桑尼亚和越南），导致外敌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曾在内战中势如破竹、距统一全国近在咫尺，却因支持和庇护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后遭到美国打击而垮台。这几个典型案例说明，当国内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国专制政权时，外部干预、境外的力量可以结束好战政权的专制统治。
中共领导的中国崛起后，国内外有不少人都拿纳粹和日帝做对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权领导下中国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是，中共自身并无侵略扩张、发动战争的欲望，当今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于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共而言，奴役十多亿人已经足够它吸血寄生，并不需要冒着兵败党亡的危险对外扩张。甚至，它对于武力收复属于中国的台湾都没有实质意愿（包括建国后对香港澳门都没有动兵），仅把台湾问题当成树立标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苏联因扩张主义招致国际干预、制裁，最终政权覆亡的教训，对外韬光养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务上采取防御姿态，对无直接相关的国际事务选择置身事外，以换取国际社会的“不干预”、对它统治中国大陆及大陆上十多亿人的承认。国际社会尤其各大国也的确没有去颠覆中共的统治，甚至美日等国在一些时期出于各种原因积极扶植和滋养中共政权，乐于看到它继续统治中国。
综上可知，世界其他前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路径都不适合中国（或者说都无法在中国施行），中国的确“自有独特国情在此”。而“独特的国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制造而形成的。一些学者将中共对中国的统治称为“完美独裁”，所言不虚。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很多，但既让经济蓬勃发展，又同时完全垄断政治权力，将政治抗争和公民社会扼杀于萌芽，还有严密的组织性与高效的社会治理，且内敛而不好战的独裁政权，中共是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