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闭幕了，并无新鲜事，不过还是中国梦要接着做，中华民族继续“伟大复兴”，台独必须要“遏制”，战狼外交要坚持。
对中共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共违背以民主自由为代表的普世价值上。而中共则反驳说，民主自由是欧洲普世价值，是殖民主义的残留，不能强加在中国头上。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的狡辩是鬼扯，但什么是普世价值仍然需要厘清。不然，有的小朋友就会中了中共的圈套，跑去支持殖民主义了（已经有不少人这么干了，虽然他们自己都不自知）。
这篇就讲一讲，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
欧美国家的领导人的演讲中，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言论中，每天都充满了对普世价值的呼吁。他们的视野经常投在非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人权现状，贫穷和疾病，他们的口气往往是义正辞严和痛心疾首的，这些关切通常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甚至是真理。
这些言论通常可以归为三个类型：
第一，欧美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干预是为了捍卫人权，促进民主。
第二，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有冲突，但泛欧阵营要坚持自己的文明底线和普世价值（暗示其他文明欠“文明”，无“普世价值”）。
第三，坚持全球都应奉行自由主义经济规律。
人权民主的概念，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就像香港人经常怀念的），以及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为什么重要？我们如何剥离那些偏见的参数，正确地看待他们？
无论布什，克林顿、奥巴马还是川普还是拜登，他们的演讲都在不断地重复上述的主题，有时略有侧重，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主题并不是21世纪的新主题，甚至不是20世纪的发明的。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从16世纪起，这些主题就已经构成了为强权背书的基本说辞。而反对这些主题的论述也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有趣的是，这些为强权背书的主题，并不挑主人，也并不是西方世界强权的专属物，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他们如何成为当代极权国家的说辞。现在还是回到普世价值的历史上来。
普世价值的历史，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殖民主义。这也是被中共捏造手里反复强调的“事实”。而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充分理解和分析这个事实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反方论述，才能找出中共话语中刻意忽略掉的部分，打到它的七寸。
现在运行的世界体系的构成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扩张后形成的。这种扩张包含了已经被广泛批评的军事征服、经济剥削以及大规模的偏见和不公正。但还有一个常见的事实和论点也很具有说服力：殖民扩张传播了科技和文明，促进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当代，痛恨极权国家压迫的人们，往往会强调这一点， 并把这一点当作普世价值的表现之一。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并不想某些人想的那样光鲜亮丽，只有美好的一面。在历史上生活在殖民主义之中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最能感受殖民主义的好坏。今天有关殖民主义好坏的辩论，其实在16世纪就发生过，背景是西班牙队拉美地区的殖民。
哥伦布于19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之后，很快西班牙就开始在美洲传播基督教。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传教士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他1502年到达美洲，1510年被任命为牧师。他最初赞成和支持西班牙的殖民制度encomienda。在这个制度下，美洲印第安人被迫作为奴隶在西班牙人的管理下劳动，从事农业、牧业和矿业。但是在1514年，他的思想发生转变，放弃了对encomienda制度的支持。他回到了西班牙，开始谴责这一制度的不公，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Las Casas利用自己的教会身份和在上流社会的影响力，参与了多个委员会的工作，并撰写了大量书籍，以影响西班牙征服和教会的政策。一度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听取了他的建议，教皇也颁布圣谕《Sublimis Deus》，宣布不能奴役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在更大的反对压力之下，政府和教会的对他的支持都暂停了。
1543年，Las Casas接受了危地马拉的恰帕斯的主教职位。作为主教，他严格执行教皇圣谕《Sublimis Deus》，让当地的西班牙人向美洲印第安人忏悔，并将印第安人从encomienda制度中解救出来。1546年，Las Casas放弃了恰帕斯的主教职位，回到了西班牙。
Las Casas最大的反对者是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他在1531年写过一本书，从神学上支持殖民主义，但当时Las Casas的理念正在流行，因此他的书没有得到出版。但在他的坚持下，1550年查理五世召集了一次法庭辩论，让二人就他们的观点公开对决。这一辩论的塔题在今天仍然是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何谓“不文明”，谁有权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不文明”。
Sepúlveda提出了四个论点为西班牙政府的encomienda政策辩护。
他的第一个论点是，美洲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除了机械技能之外，他们完全不能学习任何新的知识。他们充满恶习，生性残忍，必须要由他人来管理。
第二个论点是，印度安人进行偶像崇拜，还有人祭，这违反了神圣法则和自然法，因此必须接受惩罚。
第三点，根据神圣法则和自然法，西班牙有义务阻止印第安人造成巨大灾难对对无辜者的伤害（如人祭）。
第四，西班牙的统治有利于基督教福音传播，防止天主教牧师被印第安人杀害。
这四个论点的基本逻辑是，：我们是文明人，你们是野蛮人，有军事力量的文明人干预野蛮人，维护了普世价值，并使得传播普世价值成为可能。这是从道德层面上解读的理论。但没有写上台面的是，殖民主义的出发点以及目标都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因此反驳殖民主义的人必须要面临同时在信仰层面和物质层面进行打击的任务。Las Casas非常清楚这一任务。
Las Casas对第一点反驳是，何谓野蛮？如果一个人因为做了野蛮的事而被定义为野蛮人，那全世界到处是做野蛮事的人。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语言没有书写系统而被认为野蛮，但他的语言背后的语言逻辑并不比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逊色。如果说某些极其畸形的行为是野蛮，那么这种畸形的行为在各地都被受到制约，在群体内部就能被管制。说到野蛮，罗马人也曾经把西班牙人的祖先当作野蛮人。因此，所有的社会系统在道德上大致相等，并不存在证明殖民统治合理的自然等级制度。
为此，Las Casas提出了关于管辖权的问题。他指出，在基督教的土地上居住着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需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他们并不因为遵守了自己的宗教戒律就被惩罚。对于居住在基督教土地之外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基督教国家就更管不着了。基督教的管辖权只限于异端，因为异端是违反了对基督教的教义做出过庄严承诺的人，而管不到非基督徒。如果教会对于居住在基督教土地上的非基督徒没有管辖权，那么更无所谓对万里之外从来没听过基督教义的人了。因此，进行偶像崇拜的群体也许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但不受不实施偶像崇拜的群体的管辖。
但是当有无辜者受害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是否可以漠不关心？Sepúlveda的论断是尊重自然法，也就是基督徒有义务去阻止。这是Sepúlveda最强有力的论点。这一点似乎很难驳斥，Las Casas也没有正面硬杠，而是说，首先在解救者的选择上必须要谨慎，如果实在有必要，在有其他解决者更适合的情况下，基督教国家并不天然就拥有解救无辜者的权力。
Las Casas在解救无辜者问题上加上了一个紧箍咒：就是必须要按照最小损害原则：“我们必须要承认教会有防止无辜者死亡的义务，但必须注意适度原则，不要造成其他民族更大的伤害。”他用儿童献祭举例，首先说明这并不是所有印第安部落的习俗。即使有这个习俗的部落，儿童献祭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已经发生了基督徒以阻止儿童献祭为名而攻击印第安部落，造成的儿童死亡远远大于儿童献祭，即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Las Casas认为，为了惩罚罪行而造成更多无辜者的伤亡，是有悖于正义的。Las Casas还对Sepúlveda最后一个论点进行了驳斥，即福音传播应建立在对方出于自由意志接受福音的基础上，而不是强迫对方接受。
到了20世纪，我们会发现，欧美殖民者所用的理由，与16世纪Sepúlveda的论点一模一样。1905年印度总督Lord Curzon在演讲中表示：“帝国的目的是为正义而战，憎恨不完美的、不公正的或卑鄙的，..而是记住万能的上帝把你的手放在他最伟大的犁上......你在那几百万人中的留下了正义或幸福或繁荣，一种男子气概或道德尊严…一道智力启蒙的曙光，或一种责任的激荡，而这一切以前并不存在。这就够了。这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的理由。”
为了正义而战、憎恨不公和卑鄙，传播上帝的福音，为殖民地人民留下正义幸福和繁荣，给他们看什么是男子气概和道德尊严，给他们智力启蒙，如果说跟16世纪的殖民借口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更多了，而根子上的论点一点也没有变。
1945年之后的广泛的殖民地民族运动，把宣称基督教教化的殖民主义彻底抛在脑后。传播上帝福音不能再作为控制他国的理由，一种新的说辞出现了：人权。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把人权当作新的意识形态核心。该宣言几乎得到了联合国所有成员的批准。它并不构成国际法，而是体现了成员国在原则上承诺的一系列理想。
然而，此后不断有构成违反宣言的、广泛的、令人震惊的行为发生。由于大多数政府将其外交政策建立在所谓的国家间关系的现实主义角度上，尽管违反人权宣言的行为经常被援引为一个政府用来谴责另一个政府的宣传，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政府间行动是纯粹基于人权问题的。
由于政府间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几乎不存在，因此出现了许多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来填补这一空白。承担直接行动负担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维持人权的NGO主要有两类。一方面，是以大赦国际为代表的那种组织，目标是阻止对个人的非法监禁。它试图直接或通过国际公众舆论的压力，以促使被指控的政府改变政策。另一方面，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所代表的组织，它试图在政治冲突地区直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跳过了长期以来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这种类似战略盾牌的中立性措施。为了催促政府间作为，1975年美国、苏联、加拿大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上共聚一堂，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规定所有签署国都必须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但这一协议毫无约束力，一个非政府的西方机构 "赫尔辛基观察 "应运而生，负责向苏联集团的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遵守这些权利。
然而，与此同时，发生在非欧洲国家的一些情况让人重新审视人道干预。比如1975年，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了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上有许多以色列人，在乌干达政府的同意下，飞机飞往乌干达。劫持者要求释放 "以色列人质"，以换取释放以色列境内的一些巴勒斯坦人。1976年12月14日，以色列突击队飞抵恩德培机场，杀死了一些乌干达卫兵，并救出了以色列人。第二，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越过柬埔寨边境，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第三，1978年10月，乌干达的伊德-阿米尔袭击了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进行了反击，其军队最终到达乌干达首都，推翻了伊德-阿明，并安排了一个新总统。
在这三个案例中，都是人道干预。第一个案例是为了解救无辜者，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是为了推翻极权。干预者都认为他们的暴力干预是在自然法的道德上是合理的，并且在舆论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反对极权，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指控对方为极权以及伤害无辜者的时候，信息的真实性。如果不确定对方是否是极权，活极权的程度，以及无辜者受害的程度，就无法应用最小伤害原则，因为没有可靠的最小伤害参照物。比如美国在海湾战争时，用的理由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为了阻止无辜者受害而进行军事干预，但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并没有找到杀伤性武器。但他们最后帮助消灭了极权政府首脑萨达姆，算是挽回了一点颜面。
人道主义干预理由，也由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违反人道的行为一再发生，如前南斯拉夫地区不断发生的各种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在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NGO的长期和强烈的呼吁之下，欧美国家政府进行了人道干预。但有关人道干预的管辖权的拷问仍没有停止，一如16世纪的基督教国家管辖权问题。
谁是野蛮人？是逊尼派穆斯林，还是米洛舍维奇？在干预的问题上，什么时候干预，什么程度上干预，谁可以干预？这些问题长期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在一些暴行发生的时候，国际力量的行动显得过于迟缓，比如卢旺达屠杀，科索沃内战。
人道干预，也可以用在对内的殖民上，有关新疆的集中营，中国政府用的借口是恐怖活动泛滥，因此中央政府进行人道干预。而恰恰由于中共可以阻断消息，让是否有种族灭绝的消息无法验证。同时中共再大量放出水军引导风向，让信息验证上更加困难。无法验证真假，国际社会就无法使用人道主义借口。
说了这么多，如果说当下唯一的一个希望所在，就是信息技术的提高。目前为止，人道主义干预，在真正的暴行可以被确认的时候，遇到的阻力最小。所以习近平政权大力发展大数据监控和防火墙，是对极权保护的防患于未然。而获得普利策奖的新疆集中营数字地图，则是对中共防火墙的技术突破。本站前站长thphd有句名言“技术是最高道德”，看似是很nerdy的宣言，但也点出了技术的重要性。然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在谁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