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梓 #112120 在线上曾经也放映过：李一凡《杀马特，我爱你》观影和讨论

常玮平律师自述：我做的点滴小事推动社会进步，不被奖励也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常玮平，陕西人权律师，原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律师。他曾担任多位维权人士的辩护律师，也曾代理多起公益诉讼，包括艾滋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等。因为代理所谓敏感案件，常玮平律师曾遭遇被停业、律所被注销、被吊销律师执照。

10月22日，人权律师常玮平被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带走，沒有任何手续。这是常玮平第二次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此前，常玮平律师因厦门公民聚会案于2020年1月12日被监视居住。随后其律师执业证遭注销。后于1月21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取保候审。

在过去的十个月里，常玮平在YouTube上用短视频记录了自己取保候审的生活。10月16日，他发出一个声明，对1月12日以来的遭遇做了说明。

顶部链接是该视频的文字稿。

https://t.me/douban_read/34391

https://www.facebook.com/pg/Free-Chang-Weiping-常玮平-107416584492421/posts/

我是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也是他的高中同学，认识很久了，我对他非常了解。

我们一起就读于陕西省凤翔中学，算是本县最好的高中。当时整个宝鸡市只有四所省级重点高中，其中有三个在宝鸡市区，我们是县区唯一一个省重点中学。我们高中组建了一个重点班，招收的都是初中阶段竞赛获奖的学生，也算是笼络了本县及临县的大部分尖子生。他拿了化学竞赛全国一等奖，我拿了英语竞赛市级三等奖，差远了。后来他说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第一名，有一次考试，全部九门课程，他拿了九个单科第一，导致校长发奖的时候，他跑上去九次，还挺不好意思。他不仅被我们学校提前录取，他还被当时西安最好的高中 西安中学 提前录取，但是他和他爸去西安转了一趟之后还是选择了我们学校，长安米贵，久居不易。

他属于很聪明的那种学生，天天打篮球，看课外书，看着也没有很努力的学习，但是在聚集了全县骄子的我们班，他的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十名。以至于他高中时候追我我觉得他是闲的没事干。大学他学的是化学，但是他经常给我讲的是时政、经济和股票，看着更像个文科生。当时《经济观察报》和《南方周末》是他每周必买的报纸。

大学毕业后，我去北京读研究生，他先是去海南海马汽车工作，后来又去了北京，在招商证券工作。他来北京后我们就结婚了。法律算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当时凡是在清华北大举行的法学名家的讲座，他大体都不会缺席，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他的法学精神世界。我以为他参加司法考试就是去看看自己水平怎么样，没想到他还考过了。2011年的圣诞节在北师大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他问我，你觉得今年最重要的五件事是什么，我想了想，说了几个。他又说，那就说最重要的十件事吧，我实在想不到了，连给师姐搬家都算上凑了十件事。他笑着对我说，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通过了司法考试。

后来他还真的以法律为生了。我一直很惊奇，刚通过司法考试，实习期的时候他就能去出庭，过往的教育经历中没教过这个啊。他说很多事情是天赋，他就是适合做律师。回陕西之后，他就不拿律所的工资了，自己独立接案子了。一开始没有案源也很苦恼，我清楚的记得他的第一个案子在陕西洋县，律师费才两千块钱，他总共跑了三四次，当时我们住在西安，这个钱也就刚刚够车费，但他还是很兴奋。第二个案子在厦门，律师费一万元，他也跑了三四次，大体也就够车费。但后来当事人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被释放了的时候，他很开心。

他对公益案件也一直很感兴趣，他起诉过金龙鱼，因为它标示的：“转基因大豆”几个字不够大，不利于消费者发现。起诉过陕西咸阳机场公安，因为对方开具一个临时身份证明收费40元，他认为那张纸不值40元，并且，火车站也开临时身份证明，但不要钱，难道机场就要比火车站高贵一些吗？后来经他起诉后，这个收费取消了。他还起诉过滴滴，诸如此类事做了很多，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成了一些人眼里的另类。

后来，他还代理了一些反性别歧视及LGBT群体的案子，他是一个包容的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闪耀点，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友爱的。有一年过年，他拿着单反相机，去给村子里的每一位老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还给每人一张冲洗了出来，送给他们。他不会嫌弃他们衣衫不够体面，面容不够干净，他觉得村子里的老人也需要关心，因为现在出去打工的人多，他们的儿女过年可能就没有回来，一张自己的照片，是可以让他们感到被人关心尊重的礼物。

总体来讲，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政治观点也很温和，虽然在办案过程中遇到过种种问题，但是他还是肯定现行体制有其优越之处，比如，因为土地公有，所以征地的阻力就会小很多，才可以如此快速的建立全国的高铁网络。

因为代理过一些信仰、拆迁等敏感案件，他一直有被国保定期叫去喝茶的烦恼。其实我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江青都有律师辩护，这些案件也需要律师的介入。并且在办案过程他没有因为哪起案件违规办理被司法机关训诫等。但是2018年。陕西省司法厅以他未将律师费打到所在事务所账户上处罚了他。事实是当时的立刚所开不出来发票，他无法正常收费，而且，立刚所在注销前还欠着他几万块的律师费不给，直到现在这笔账也没人管。他本不服气，但找他喝茶的领导希望他能接受这个处罚，不然事情不好办。他也就忍气吞声妥协了。谁知，这才只是噩梦的开始，陕西省司法厅一位叫党健的领导公然声称和常玮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必须分出你死我活，他亲自坐镇注销了立刚所，砸了常玮平的饭碗。其后，常玮平在全国上下找了十几家律所，但是每到签约的时候，该所主任就会被谈话。到现在，因为悬空六个月，他的律师证已经被注销了。

2020年1月12日-2020年1月23日，他被宝鸡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此期间受到严酷的酷刑。但是在他取保候审的那天，宝鸡警方的领导跟他说，让他好好配合，律师证的事他们去和陕西省司法厅去谈。他当时非常高兴的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律师证有希望了。现在想想是多么的辛酸，一个律师要靠遭受酷刑拿回自己的律师证。而且后来证实，这句话也只是宝鸡警方骗他不要说出遭受酷刑的谎言而已。在被取保候审的这十个月里，他很无奈、苦闷，多次提到这几年没有正常收入，愧对家人。想见孩子，但又来不了，他只能远程订个蛋糕，打个视频，所以十个月的时间里，小孩已经吃过好几个蛋糕，许过好几个愿望了。今天孩子还给我讲着足球课上新学的技能，过年回家要和爸爸比一下他俩谁厉害。傻乎乎的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年要是见不到爸爸，我该怎么跟他说呢？明明他爸爸没做任何坏事，却偏偏落得这样的境遇。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网上暂时没有找到资源

https://www.douban.com/note/783186795/

我拍了杀马特

2020.10.24北京

大家好，我叫李一凡，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也是一个美院的老师。

2012年我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看见那些五彩缤纷的头发和爆炸的造型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有人开始特别主动地去抵抗消费主义的景观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审美自觉，特别了不起。

01 找杀马特

我就想我一定要把杀马特找着，拍好杀马特。但我不知道杀马特在哪。网上的杀马特从哪里来？完全没有信息，没有任何一个杀马特的具体地址，也没有一篇现场报道。那个时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有很多QQ群。

于是我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里留言，说想要加入杀马特，但都没有回音。后来我想我是不是太老了，语言太过时了，是不是他们年轻人的黑话我不懂，我就发动我的学生帮我去加杀马特，但都没有成功。

直到后来拍了杀马特，我才明白杀马特的群是很难进的。他们的群分两种，一个审核群，一个正式群。审核群我们就进不去，你需要有杀马特的发型，还要有杀马特的审美，你QQ空间里还得有火星文等杀马特的各种装备。

我拜托三教九流的各种朋友帮我找杀马特，大概四五年都没找到，没有任何回应。

2016年，有一个深圳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罗福兴------传说中杀马特的创始人。我一直连个杀马特都找不着，没想到一找就把教父给找着了，我就想这事成了。

联系上罗福兴后，我就去找他，但是他见我的时候特别紧张。那个时候罗福兴已经把头发剪短了，我觉得他是有话想跟我说的，但是他特别恐惧。当时我们是三个人去，他让我那两个朋友走开，然后他开了一个小旅馆的钟点房，只和我谈。

广东的天气热得不行，那个钟点房空调又是坏的，什么也没谈成，但是我们两个留了微信，说以后慢慢聊。

我后来想，罗福兴愿意给我留微信其实有一个原因，他当时问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拍什么？我说，我就想让杀马特自己讲一讲自己在干什么，讲一讲杀马特是什么。我觉得是这件事情，让罗福兴愿意跟我聊。

后来我们在网上东一下西一下地聊，反正聊不到一块儿。他讲的都是他父亲，他家里的事情，还有他玩杀马特怎么打游戏，家族很温暖等等。而我想的是文化抵抗，用身体改造来抵抗消费社会。有时候天会聊死，不过还好我们总能尽量去迁就对方，而且都愿意相向而行。

2017年底，深圳建筑双年展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决定要去拍杀马特。

02 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杀马特

拍纪录片是这样，你得有个中心人物，有个导演视点，跟着这个中心人物，把所有的事串起来，形成矛盾，形成冲突，把恩怨情仇、历史事实全都拍出来，这就是最好的效果，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但罗福兴其实是个宅男，一个线下的杀马特都不认识。他认识的所有杀马特都是线上的，而且这些人跟他没有一点生命的交叉。这怎么办？

不光是这个问题，罗福兴确实联系到了一些人，那些人都很不容易联系，但是大部分人就算联系到了也不出来。因为从2013年以后，杀马特就被整个社会定义为"低俗"，他们会被骂，甚至被打，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查身份证。杀马特在经历了被整个社会嘲笑、打击、蹂躏还毫无反抗能力后，他们对其他阶级和主流社会心怀恐惧，恐惧已经嵌入了杀马特的基因。

有一次罗福兴帮我们联系好了一个杀马特，在一个很偏远的工业区，我们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到那以后，那个人非要说我们是同城代打，打死不见我们。我们在拍片过程中经常碰见这种事。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这些工人特别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只有一两天的休息时间。

所有片子里的杀马特，我们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见到，因为他们晚上10点以后才下班。下班了他们一般还要冲个凉、吹个头，再吃个宵夜，等他们收拾好基本上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工业区的街道很黑，除了工厂里面，外面都是漆黑一片，啥也做不了。我说看来找着也没用，这片子拍不了。

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见了很多人，大部分以聊天为主，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在那儿才知道网上关于杀马特的观点根本不靠谱。

我们知道了杀马特原来是从《劲舞团》来的，《劲舞团》里有千千万万个非主流网络家族，杀马特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家族。那些大的家族，像葬爱、残血、视觉系，还有皇族等等，这些要比杀马特家族大得多。

杀马特真正出名是2007年以后，因为2007年左右非主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分裂，就是城市里面玩非主流的不跟农村的玩了，大家越玩越细腻，不玩以前的粗糙的东西了。这个时候继续玩这些粗糙东西的乡村非主流，他们就开始走向了夸张审美的方向。2007年，以玩夸张头发为特征的杀马特家族突然爆红。

爆红以后，外界以为这种玩夸张视觉的都是杀马特，碰见残血、葬爱都认为是杀马特。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也是杀马特那个也是杀马特，其实不是。杀马特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夸张，头发立起来，不立起来的不是。

2013年以前，杀马特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工人跟我们讲，一条流水线上有七八个杀马特，广东、浙江、福建很多工业区里面，满街的杀马特。

当时这在工业区里是时尚的标志，我采访的一个杀马特小孩说，他当年从东莞回云南蒙自，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特别怕这个头发散了，回家老乡看不着。

虽然我得到很多消息，但是罗福兴叫来的杀马特都是一些过去时的杀马特，我以为只能拍一个回忆式的影片了。但在一次采访的时候，有个过去的杀马特告诉我们，东莞石排镇有一个金丰溜冰场，那里还有正在进行时的杀马特。这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意外的好消息。

我马上就开车到那去。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见到了现实中的杀马特。那几个杀马特小孩顶着鲜艳的头发，自豪、骄傲地溜着旱冰，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头发。我忽然明白我以前的认知完全错了。我以前从网上得到的东西不是都是自黑吗？怎么变成热爱了？

在那个地方我才知道，杀马特有句名言叫"自黑不是杀马特"，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自黑内容都不是他们做的，而是别的人为了吸引眼球做的。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无知者。我突然发现我们对工人不懂，对年轻人也不懂，非常愚蠢。

03 住在石排

第一期拍摄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了4000多公里，见了所有罗福兴能约到的杀马特。

我们发现玩杀马特的全部都是90后农民工，而且都是农民工二代，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绝大部分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的平均年龄在14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2岁。

我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每个杀马特的故事都和工厂密切相关，搞不懂工厂就搞不懂杀马特。我觉得我们得到工厂去住一段，赶快搬到石排去。

石排曾经是杀马特聚集最多的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小镇，在东莞不算大镇，所有房子下面的一楼全部是工厂，每个厂里都在忙，一天到晚随时都是机油味，随时都是"轰隆轰隆"的机器声。

东莞石排

住在石排，我们知道了哪些发廊是杀马特喜欢的，知道了他们喜欢吃万州烤鱼，街边卖得最好的手机是OPPO，整个工业区的消费都是非常低的。

我们到石排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每年"十一"长假都会有聚会。这个聚会对这部片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有空让我拍，我才能够拍到他们是怎样展示自己的头发，怎样玩之类的。我曾经一度觉得这是片子最重要的场景，这次聚会成为整个杀马特故事的入口，会为整个片子定调。这是我们2018年"十一"前后拍到的一次聚会。

石排公园杀马特聚会

我真正开始理解杀马特的精神世界是加了他们的QQ、微信、快手、和抖音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深刻的变化，突然我所有的手机推送都改变了，甚至每天都会给我推送招工启事，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理解的世界。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思想文化上的隔阂太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比贫富悬殊的距离还大。再加上现在的数字霸权，AI总是选你喜欢的，它认为你这个阶级该看的东西推送给你看。最后每个阶层的眼界都变得越来越窄，也越来越狭隘。

实际上杀马特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是天下第一流行了。很多杀马特跟我讲，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想想这样的认知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有多恐怖，我们的眼界有多么狭隘，我们不到那儿，不加他们的手机好友的时候，我们永远看不到这些推送。

04成为杀马特的理由

这让我真正地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去做杀马特。成为杀马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先放一个视频------

成为杀马特的理由之一

从山区来的这些杀马特小孩，他来自于一个熟人社会，对外界是非常信任的。最开始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到广东就被骗了，被欺负了，或者被抢了，可能刚下火车行李就被人拎走了，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先听罗福兴说------

成为杀马特的理由之二

还有另一种情况，这些杀马特小孩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从小就特别渴望有存在感。到了工厂以后，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也许有的人是跟老乡一起到了某个厂，但是厂里往往会把老乡分到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的班次，他们觉得老乡老是在一拨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闹事。所以这些小孩就特别缺少存在感，特别寂寞。

成为杀马特的理由之三

再加上长时间的工作，我觉得有很多工人都有抑郁症。所以找到一个特别刺激的东西，可能就是自我治疗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吧。

成为杀马特的理由之四

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是石排那一年最流行的衣服。

因为大家每天刷手机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小项目一个亿，拍个电视剧五千万，一个代言费两千万，然后看到自己的工资，一个月三四千块钱，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两天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无望，所有的年轻工人都有一种无望的感觉。

他们跟自己父母那一辈人不一样，父母们不管工资有多少，他们就会一直加班赚钱回去。而这些年轻人们实际上是想留在城市里的，但是他们觉得根本没有可能。罗福兴经常跟我讲，他从来不抬头看一栋高楼，因为觉得跟他没关系。

加入杀马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在流水线上女工都看不上男工，所以男孩打扮时尚一点，可以吸引一下女工。有很多男孩从农村到外面来打工的时候，家里给的任务就是要找个女朋友回去，家里没有钱付彩礼，如果能找到一个真爱，少要点彩礼，也是一件很成功的事情。

在工厂区里我理解了很多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事，比如我们手机推送的招工启事里面，不交社保、不交医保居然可以是优惠条件。去跟工人聊天的时候才发现，80%到90%的工人每年都是要辞工回家的，第二年重新找工作，光是如何续保一条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

住在石排特别重要，没有肉身的体验，我很难判断工厂在片子里的权重，也很难理解工厂在杀马特审美形成逻辑中的重要性。

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相当了解农民工的，但是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才明白，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却只有三四千块钱。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

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很多人都以为我能拍一个特别精彩的杀马特的故事，可是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

我知道工厂重要，但是怎么拍摄工厂我不知道。工厂进不去，如果找关系进一两个工厂，我又担心我穿着一个黄马褂进去以后，我拍的工厂会变形，拍不到真实的工厂。

怎么办呢？我就把大家叫过来想办法。我们想得很简单，办一个工厂影像大赛，向工人征集工厂的视频。罗福兴在一旁特别鄙夷我们，工人们根本看不懂我们写的那些规则，也不会相信。罗福兴说他来写。

他就写了两句话，第一句：不要押金，第二句：日赚千元不是梦。然后再把我们的技术要求跟在后面，马上雪片一样的工厂视频就来了。

工厂视频

这些视频都是我们买的，我们一共买了915条工人们拍摄的视频。

05 回杀马特的老家看看

其实得到工厂这些视频的时候，片子基本上也就可以了，但我还想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环境里长大的，而且我知道很多过去有名的杀马特已经回到了老家，所以那年冬天我又赶到了云南、贵州和广西。这是我们一起的几个人，乌鸦、罗福兴，还有社科院的李人庆老师，我们就一起去看这些小孩的老家。

大部分回老家的杀马特真的是不喜欢工厂，他们希望在家里找到一些事情做。另外有一些杀马特，像这个小孩，他就是因为父母生病，回到了老家。

还有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复自己的命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不希望孩子像自己一样只对爷爷奶奶有感情，对父母心存恨意。但是这个愿望是很难的，我知道他们现在大部分人又出去打工了，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

在那个地方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每个人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当年做留守儿童时受的各种委屈，内心的孤独，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时对爷爷奶奶的思念。好多人拿出他们刚出门打工时的照片、短视频给我看，十二岁、十三岁，那一张张稚嫩的脸，让我震惊，把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都给翻出来了。

我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因为老拍这种片子，一般的事我根本不会掉眼泪，但在这个地方我不行了，经常忍不住掉眼泪。 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

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大部分杀马特以为自己犯了多大的错，最后只好剃掉头发，老老实实打工，重新回归生命的贫乏。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之前，罗福兴也接受过很多其它媒体的采访，在那些采访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06 被遮蔽的

所有的素材拍完、收集完后，我就准备回家剪辑了。我们的素材来自三个部分，我们拍的采访，跟工人买的工厂的视频，还有杀马特们开放QQ空间给我们的图片和影像资料。

剪辑的时候我特别痛苦，几个月都不知道该怎么剪。按照正常的剪法，我肯定有一个导演视点带着大家去观看，就从公园的聚会开始，先把杀马特的视觉盛况展现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介绍，做一个结构、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片子，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做的，这也符合我受的教育和我自己的观影习惯。

但我始终觉得不对，杀马特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被遮蔽了。我觉得这个遮蔽很可怕，我必须把被遮蔽的东西展示出来。因为纪录片做得好不好，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把拍的素材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剪进去没有，让它充分发挥作用没有。

所有的方式都不对，于是有一天我决定先写首歌，先给这部片子写一个片尾曲。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杀马特，用第一人称写了一首歌。

写完这首歌后我就知道怎么剪了，我突然明白了，我完全可以用第一人称来剪。杀马特的经历确实很贫乏，比不上他们的头发好看，但是这恰恰是他们被遮蔽的部分。为了把被遮蔽的部分展示出来，我可以牺牲那些戏剧性，牺牲那些视觉冲击，我得给杀马特说话的机会，哪怕他们再贫乏。 所以本来是一个强结构的东西，我决定把导演的视点、导演的时间线都扔掉，做一个弱结构的片子。我就让杀马特们絮絮叨叨，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尽量把细节说出来，尽量充分地去表达。

我以为它一定会垮掉，但是恰恰相反，突然片子就好剪了。因为那些素材本来就是他们的，工厂也是他们拍的，那些空间也是他们的。当他们絮絮叨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可以恣意地把各种素材往片子里面贴，完全没有违和感，片子居然就这么成了。

07 两个问题

最后我想说两句话作为演讲的结束。第一是有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杀马特史？我想跟大家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我拍的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问我，拍纪录片是不是因为情怀？我2002年开始放下书本去三峡拍《淹没》，我其实是想知道农村在发生什么。

我在那里看到了现代化的代价，看到了城乡关系的急剧变化。我就想我应该把城乡冲突这些事的根源找着。然后我去了农村，花了两年时间拍《乡村档案》。我希望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带来什么。

我所有的作品，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图片、影像作品，或者社会性艺术， 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向------城乡关系，尤其是城乡关系中关于城市化进程，以及这个进程中人的代价。 我觉得20世纪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关系问题，一个想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城乡关系，就会出特别大的乱子。有社会学家说为什么会发生"一战""二战"，就是因为德国当时没有解决好城乡关系。

因为农业机械的进入，大量德国农民只好进入城市寻找生活，但是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那么多人口的准备，住房、就业、教育、社保、医保等都没准备好，一旦经济危机来临整个社会就面临崩溃。为了转移这种危机，德国错误地选择了用战争来扩大生存空间。

所以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谢谢大家。

@李大鸟 #111937 看起來好多啦

学习材料该填坑啦：）

相关 post：【视频】统治者法则

希望排版能修改下，一会半角，一会全角，看得着实很累，中文字符建议还是使用全角。

结尾让我想起了美剧《硅谷》的结尾。Anyway, 我想要一副应用 GPT-3 的智能眼镜。

https://www.allnow.com/post/5fa5163b2573e41e2e155a5d

近日， “英国最著名的驻外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因中风去世，终年74岁。菲斯克从1970年代开始驻守中东，三次采访本·拉登。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拍摄过他的纪录片，涉及了中东问题、真相政治、新闻伦理等问题

采写丨佟珊

10月30日， 英国《独立报》资深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因中风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家医院去世，终年74岁。菲斯克，被《纽约时报》称为"英国最著名的驻外记者"，获得过无数个国际新闻奖。他驻守中东四十余年，先后三次采访本-拉登，见证了中东地区从两伊战争（1980-1988）到叙利亚内战（2011-今）*的每一场战争，但同时也因强烈批评美国、以色列以及西方的中东外交政策而备受争议。

菲斯克的骤然离世，让《这不是一部电影》成为了有关其晚年的一段珍贵记录。这部纪录片由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所执导，历时三年创作完成。以通常意义来看，《这不是一部电影》是一部人物传记片，但由于菲斯克本人所具有的丰富性，让影片有机会透过他触及一系列更深层的问题：中东问题、战争与人性、媒介环境变迁、真相政治、新闻伦理等。

《这不是一部电影》海报

影片始于一段惊险的战地录像：卡车上成群的士兵，空旷无人的街区，记者的画外音告诉我们，这里是1980年的两伊战争前线。枪声与爆炸声不断传来，对岸被炸毁的油槽冒起滚滚浓烟，紧张危险的形势透过晃动的画面扑面而来。记者的画外音还在继续，画面却转到了2018年叙利亚的霍姆斯，被战火毁为废墟的城市，绵延不断、触目惊心。

当记者的画外音说到"我是《伦敦时报》的中东特派员罗伯特-菲斯克"，镜头恰好摇向副驾上满头银发的老人：这位在录像中边躲子弹边抱怨"我开始怀疑为何要做新闻这一行"的特派员，依然活跃在中东前线。

即便对大部分不了解中东历史的的观众来说，《这不是一部电影》也相当容易进入：影片并不企图对中东冲突的历史进行梳理，也没有让叙事陷入驳杂而碎片化的信息海洋，而是紧紧跟随菲斯克，穿梭在中东各个角落，报道战事，追踪线索。影片也使用了包括家庭录像、老照片、电视访谈、战地影像等各种不同形态的档案素材，将它们与菲斯克现在时的报道之旅剪辑在一起，过去和现在并置，在营造出他四十余年中东报道之历史感的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中东的过去与现在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没有走向西方所描绘的"好莱坞式"圆满结局。

影片中的菲斯克，似乎强悍到冷酷。他说他从不做噩梦，也不曾情绪崩溃，即使他目睹过太多死亡和鲜血。唯一的动情时刻，是他谈起他的父亲：参加过一战的父亲，因为拒绝对一名澳大利亚士兵的行刑，而离开了军队。菲斯克说，"直到我在写《文明之争》的时候，才明白在那个必须服从的年代，他不只是带相机参加一战，更拒绝朝人开枪。" 这一刻，我们似乎看到了菲斯克坚定的反战主义立场的最初来源。

《这不是一部电影》剧照：菲斯克在贝鲁特家中写作

在影片接近结尾的地方，菲斯克坦诚自己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愤怒，因为意识到很难改变什么。他说，中东就像是一出人类的悲剧，他无法别开目光。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画面，是菲斯克坐在桌子前，神情专注、手指飞快地打着字。对身为记者的菲斯克来说，这无疑就是一个战斗的姿势，即使战斗者本人也知道，这注定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战斗。但重要的是不停止战斗："如果停止战斗，你必输无疑。"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不是一部电影》有一定的政治意图：它是在欧洲难民潮爆发之际，透过罗伯特-菲斯克这一人物，对西方国家在利益驱使下介入与干涉中东事务的批判，同时也是在"后真相"时代，对事实的坚守，对真相政治的反思。

"后真相"（post-politics），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意指"情感与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共舆论的情形"。后真相时代的一大特征是，观点对事实的挪用。后真相时代的出现，与社交媒体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当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呈指数式增长，能获得人们注意力的往往是一些夺人眼球的观点，而被浩如烟海、真伪难辨的信息所淹没的人们，也会变得对信息本身兴趣缺缺，更愿意相信那些接近自己观点的"事实"。

《这不是一部电影》剧照：菲斯克亲赴战地报道

影片几次将电视中对战地形势耸人听闻的描述，与摄影机跟随菲斯克在前线所看到和采访到的信息并置，尖锐又无不幽默地暴露出现代传媒以观点取代事实的现象。老牌记者菲斯克坚信真实是存在的，但获取真实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到现场，亲眼观察，亲自采访，而不是在脸书或YouTube上浏览二手资料。

菲斯克说："如果说我们的记者能做什么，那就是写下那些我们亲眼所见及见证过的事，为那些死去的人们留下直接而感性的记录。如此，便没有人能否认它们发生过，没有人说'我们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们'。"他还猛烈抨击所谓的"平衡"报道，认为"平衡"报道所标榜的客观与"两面性"，不仅常常是虚假的，也是虚伪的：通过展现事情都有"两面性"，它摧毁了事实确实性的一面，反而经常被别有用心之人用来混淆视听。在菲斯克看来，记者可以并且应该保有自己的立场，即毫不犹豫地站在受难者一边。

《这不是一部电影》，是张侨勇的第四部纪录长片。此前，他凭借《沿江而上》、《千锤百炼》曾两次摘得台湾金马最佳纪录片奖。《千锤百炼》讲述关于中国职业拳击手的故事，叙事流畅，宛如剧情片，并率先在国内开启纪录片进入院线的尝试。《千锤百炼》之后，张侨勇似乎淡出了中国观众的视线，但他并没有停止创作。无论是跨越多个国家地区寻访珍稀水果的《水果猎人》，还是跟拍挽救数百名自杀者的日本退休警察的《生命守门人》，包括这部深入中东武装冲突地区的新作，张侨勇不仅磨练在陌生社会文化与语言环境中拍摄、创作的能力，也在尝试处理不同题材、人物时创造出与之相应的美学表达。

罗伯特-菲斯克与张侨勇

穿梭于世界各地，在不同文化语言环境中创作，张侨勇无疑可以说是一位"世界主义"创作者。"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这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世界公民"。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者" 常用来形容见多识广、自由游走于不同国家与社会文化的群体。虽然这个词常因其所暗含的精英主义式优越感而遭到诟病，但在这个国家壁垒高筑、群体走向撕裂的时代，一种道德面向的世界主义依然意义重大：它一方面提醒着我们对他人承担着责任，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尊重区域差异。

正是在这两者的平衡之中，世界主义者们带着好奇心与同理心，走入陌生的文化与人群，将那些来自远方的故事讲述给我们听。

访谈

燕京书评（以下简称燕）：这部电影是你应加拿大电影局的邀请拍摄的。请先谈谈你是怎么参与到这部电影的创作中的？这个关于罗伯特-菲斯克的项目，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张侨勇（以下简称张）：**我读大学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在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那时我经常去一家咖啡馆，那里的电脑会连接到一个写作者网站。网站上很多文章出自如诺姆-乔姆斯基这样的左翼思想家，其中也包括罗伯特-菲斯克。我记得，自己在大学时阅读菲斯克的文章。"9-11"发生后，我感到一种断裂感------感受与阅读的之间断裂，菲斯克的文章帮助填补了这个断裂。阅读他的文章，我多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作为一名外国记者，他展现出的同理心与我读到的其他主流报道非常不同。

然后是2016年美国大选前夕，当时我在拍一个关于大选的故事，片名叫《选举日11/8/16》，关于美国大选当天24小时的纪录，一共有10位导演去到美国不同的地方。我去的是佛蒙特州，拍一个农场主：他不热衷政治，希拉里-克里顿或是唐纳德-特朗普，他都不喜欢。当晚九点，他看看表，说选举已经结束了，希拉里赢了。当时，新闻里都在说希拉里很明显会获胜。所以他关掉电视机，我们都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大家都非常震惊。我们所知晓的与现实之间是断裂的。对我而言，这是个危机，我想弄清楚到底哪儿错了：真相是什么，真相意味着什么。

《选举日11/8/16》海报

就在这时，加拿国家大电影局驻多伦多的制片人Anita Lee找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制作一部关于罗伯特-菲斯克的纪录片。长话短说就是，这部关于菲斯克的电影，恰巧可以实现我当时想要探寻真相本质的愿望。

之后我去贝鲁特拜访罗伯特，为影片做调研。那时，我还不太确定他是否会是个好人物，听说他又老又难搞。在新闻界，他几乎称得上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你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言、八卦，但没有人真的认识他。但实际上，他很有魅力，机智又风趣，还有一种英式的幽默。他精力非常充沛，总是不停地讲话，甚至是当我在车上睡着的时候，他从来不在车上打盹。罗伯特带我在贝鲁特的街道闲逛，时不时指给我看那些历史地标建筑------从罗马帝国到现在。这令我非常着迷，也给了我关于这部电影的最初灵感。这个灵感后来构成了影片的基本结构：在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代之间穿梭。

燕：观看这部电影时，我渐渐意识到它有一定的政治性。它其实是对一些现实社会政治状况的回应，诸如社交媒体的兴起、媒介环境的变迁、欧洲难民危机等。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影片拍摄的背景，但能不能更具体地说一下，为什么此时此刻讲述罗伯特-菲斯克的故事是重要的？

**张：**至少在特朗普当选后，我认为罗伯特-菲斯克作品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在我看来，他一直实践着"站在受难者方进行报道"的新闻方法。这个方法多少令我震惊，因为这意味着作为记者，你可以持有某种立场，可以主观，你没办法掩盖你的主观性。对我来说，这与纪录片导演、电影创作者或艺术家的所做颇为相像：我们是感性的，可以持有某一立场。纪录片创作并非去寻找某种中立的平衡，而是站在某个立场，通过拍摄对象的视角来讲故事。这部影片就是透过罗伯特-菲斯克的眼睛来看新闻报道，不是我的视角，而是他的视角------他如何看待世界。我想将他的想法呈现给普通观众，让他们去思考这些平时不常思考的新鲜观点。

《这不是一部电影》剧照

虽然我并不一定说影片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通过罗伯特的观点和工作方式，我确实想要从中学习一种思考真相和真相政治的方式。特别是在信息过载的今天，作为公民的我们有责任成为信息的"管理员"（curator），提升自己阅读新闻的能力，明白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影片有许多微妙之处，也有很多小的主题，但它们多少都围绕着"真相"展开。联系到911或英语中通过操纵词汇来影响读者的情绪，罗伯特有关"目睹战争"的想法很有力，也很对。如果我们不过滤战争影像，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罗伯特-菲斯克就像是人们所说的"Canary in a coal mine "（矿井中的金丝雀，意指危险的先兆），他走在时间的前面，提醒着那些令人心烦的事，因为人们往往不愿面对现实。但作为记者，他的所见和阐释往往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喜欢阅读他的文字，思考他的行动。他身上有一种深刻的言行合一*（integrity）*，这种"言行合一"也常常令他陷入麻烦。我赞扬的、也试图从他身上学习的，正是"保持言行合一"。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擅长，因为它常常也意味着陷入麻烦。

燕：刚才你提到记者和纪录片导演有相似之处。作为记者，菲斯克采访经验老道，善于与人交谈和获取信息，你拍摄他是否觉得很有挑战？作为纪录片导演的你与作为被拍摄对象的他，你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张力？有时拍摄对象可能也会想要控制他们在影片中的再现，本片的拍摄中是否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张：**你说得很对，但我想先更正一点：我觉得纪录片导演可能会认同罗伯特有关"什么是新闻"的观点，也就是"站在受难者方进行报道"，但我认为绝大部分的记者并不遵循这点，他们更站在"平衡中立"的那边。

关于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关系，我想几乎所有纪录片都存在类似的张力，特别是观察式的片子，拍摄者总和拍摄对象待在一起。罗伯特和我定了一些规矩：其一是我拥有电影的剪辑权，可以使用任何我想用的素材，他不能干涉；第二是，我不能把摄像机架好，说"罗伯特，你能不能从这里走过去"，我只能跟随他，如果错过什么，就是错过了，没法补救。这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拍摄方法，比如只能用小型摄像机，时刻追随着他，不能错过任何东西。一开始，我们也用过大摄像机，但很快意识到行不通，罗伯特在里面也看起来像是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小型摄像机，让他看上去更自然、真实。

《这不是一部电影》剧照

我们之间唯一的张力是，他总嫌我们太慢了，即使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加快速度，毕竟我们有很多设备，要装上麦克，把一切调试好，这都需要时间。他不得不等我们。直到后来拍摄结束，他跟我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曾出现在他的书里：某次采访本-拉登时，他的笔恰好没墨了，不得不向基地组织的人借笔。他说他是回想起那次经历，而理解了我们电影人想让一切赶紧运转起来时的心情。我很感激他能理解！

燕：通常在人物纪录片中，导演会与拍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观众会对影片中的人物有所反思。但在这部影片中，你很大程度上与拍摄对象站在了一起。这是你有意识的选择吗？

**张：我希望我更像一个观察者。我们想让罗伯特表达他的观点，同时留有一定的反思空间，让观众去思考他的话，甚至质疑他。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完美人物，他也有缺点。影片的某些时刻，比如对学生公开演讲时他的尴尬，或是他对联合国士兵说自己从不做噩梦，并且认为记者不该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几乎所有报道战争的人都会遭受PTSD。

他确实很特殊，但在内心深处，当他谈起某些事，你知道他很痛苦。他目睹了太多死亡，而最痛苦的莫过于看着孩童死去。当他谈到这些，他会变得很动情，并试图掩盖自己的情绪。他就像是坐在一列不会停下的火车上，如果火车停下来，对他来说会很艰难。

燕：我很喜欢影片中菲斯克谈到他父亲那个段落：身为军人的父亲，拒绝服从命令杀死另一个士兵。这是菲斯克最动情的时刻，也是影片中非常有冲击力的一刻。

**张：**你看过《公民凯恩》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玫瑰花蕾"，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一些诱因，让他们成为了今天的他们，我也有：我在加拿大成长的童年，某些时刻让我觉得事情不该这样，我想要帮助别人，于是我想成为一名电影人。对罗伯特来说，和父亲一起的时光让他成为了今天的他。

燕：在纪录片创作中，导演可能会想要预测甚至去把控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但生活本身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在这次的拍摄中，是否有一些完全出乎意料但又很棒的时刻？

**张：**纪录片不同于剧情片的一点就是，你不能把控情境，也无法把控结果。你只能在那个时刻，生活，应对。我把这称之为纪录片拍摄中的"加速"部分。你不能说"停！让我再来一遍"。就像影片中我们追踪军火交易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是一种"加速"的感觉。我们跟随罗伯特在波斯尼亚找到那个在军火文件上签名的人，那是罗伯特的"加速"时刻，你看到他的热情。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我们透过罗伯特的眼睛见证了那个时刻。

影片中有很多这样的"加速"时刻，也有那种你期待它发生、而它确实发生了且成为重要一刻的时刻，还有那种捕捉到有关某人的真相时刻：比如罗伯特说起他父亲，突然很动情。对我来说，那也是"加速"的时刻，是关于真相的一刻。我说"加速"，不是因为我从他的痛苦中获得了快感，而是那一刻我与罗伯特建立起一种人类情感的联系。

这是纪录片的特别之处，但我想象在剧情片创作中，当演员给出了特别棒的表演时，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你很动情，是因为它非常真实。我想电影人都在寻找真实的时刻，而不是照本宣科的东西。

《这不是一部电影》剧照

燕：我特别喜欢影片的开场，不同年纪的菲斯克被无缝剪接在一起，很巧妙也很有创意。影片也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料，并与你在中东拍摄的素材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能谈谈影片的剪辑过程吗？你是如何与剪辑师一起工作的？又是如何找到现在这个叙事结构的？

**张：**我很愿意回答这个！在我所有作品中，这一部最关乎剪辑。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制片人对我说"别担心故事！" 因为它有如此庞大的故事：中东历史，新闻报道，见证过一切的罗伯特-菲斯克。对纪录片导演来说，它过于丰富了，你得坐下来想想，这片子到底讲什么。我们确实一度把它简化为一部从罗伯特-菲斯克的视角来看待新闻报道的电影。

在我前面提到的调研旅行中，我意识到它可能可以以一种"现在-过去"方式来讲述，因为罗伯特正是这样思考的。而在我找到的档案资料里，有横跨青年、中年、老年的罗伯特。这意味着一种"现在-过去"的方式是可行的。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剪到一起。

在纪录片世界，剪辑师就像是联合导演一样，没有他们的帮忙，就不可能完成一部电影。我的剪辑师是Mike Munn，剪辑过萨拉-波莉的《我们讲述的故事》。他安静又耐心，而且他的剪辑生涯始于胶片剪辑，胶片剪辑与数字剪辑很不一样。他会很认真地思考如何组织整部影片，使用故事版，而不是在电脑上做各种尝试。

影片的剪辑经历了整整一年，也是我所有影片中剪辑时间最长的。我们有三类素材：一是我们所拍摄的素材，它们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也就是影片的"动作"；二是我们对罗伯特的采访，它构成了影片的逻辑；三是档案资料，它们设计不同的"主题"，比如"9-11"------当罗伯特说起"9-11"，我们会使用相关的档案资料。影片的结构归功于Mike的天才，他找到了一种方式，就是让观众跟随一种思考的意识流。观众就像和罗伯特坐在一起聊天，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非常自然。

关于电影开场，我先是从罗伯特给我一堆磁带里找到了一些他为加拿大CBC广播录的录音，其中一条里爆炸声不断。我们很想用它，但问题是只有声音，没有影像材料。罗伯特记得，他录音时恰好有个BBC的摄影师在一旁拍摄。于是，罗伯特帮我们联系了这个记者，最终在BBC的存档中找到了原始素材。我们把这段素材与罗伯特的录音剪在一起，就有了电影的开场。对我而言，这个开场是充满魔力的一刻，它也建立起影片"过去-现在"的结构。它还包含了两层含义：时间的流失*（罗伯特从青年变成了老人）*以及历史的循环往复。

罗伯特-菲斯克和张侨勇在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论坛。

燕：我注意到影片字幕里，你是作为影片的写作者和导演出现的（"written and directed by Yung Chang"）。对中国观众来说，可能不太了解在纪录片创作中 "writing"是什么意思，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张：纪录片创作中，"writer"是个专业术语。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纪录片会加上"writer"这一职位。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包括建立影片结构，是一种写作。虽然它不是像剧情片那样写一个剧本，但我们会使用故事板，它也是一种组织故事的写作。另外，在纪录片创作中，还有很多写作工作。在拍摄之前，你要找钱，要写提案书，其中就有分场大纲（treatment）。分场大纲，其实就是纪录片的"剧本"，就是概述你打算拍什么。对纪录片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步骤。它可以帮你整理思路，让你去想象影片的结构可能是怎样的，影片的主题是什么。当我开始拍摄，我不会带着这份分场大纲，但它会在我的脑海中，在我忙乱时帮我理清思路。

燕：回看你的创作履历，你去过包括中国、日本、中东、印尼、美国在内等诸多国家和地区创作，也拍摄了不同的文化和人群。在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今天，你觉得纪录片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纪录片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是一种情感叙事。如果说新闻是关于事实、数据和信息，那么纪录片就是对事实的阐释。讲述一个基于现实的故事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用动画、剧情片的方式，没有任何规则。今天，对纪录片来说，唯一的规则是同理心，也就是透过他人的视角来体验、讲故事。

我目前正在做的片子是关于武汉疫情的，大家都很热情地投入其中，因为我们想让西方看到并意识到，"在疫情中，这些个体所经历的和我所经历的是一样的"。纪录片的有力之处，在于它可以展现共性，作为人类的我们有着共通的情感；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视角来理解世界。

纪录片《武汉！武汉！》海报

燕：你在跨文化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一些想要在不同文化中创作的中国年轻创作者，你有什么建议？

**张：**这些经历，恰恰让我明白自己的渺小。逼迫自己成为一个"世界主义"创作者，其实是把自己放到不舒服的情境，逼迫自己寻找交流的方式。这也是纪录片创作的一大部分。对年轻的创作者，我的建议是放下手机，拿起相机，去拍照片，去观察外部世界，而不是总是向内审视。罗伯特也说过类似的话，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买张机票，飞到某个地方，在那里触摸、感受和生活。这也是了解世界、学习讲故事的好方式。

佟珊系香港城市大学博士，长期关注纪录片、艺术电影的生产与传播问题，从事电影评论及影视编剧工作。

内容简介

《见识丛书·年代四部曲》（套装共4册）是公认的“现代世界史的佳入门读物”，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30余年而成的心血巨著，全面展现了从1789年至1991年的世界历史。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历史杰作。中文版新修订出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爱德华·萨义德、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等欧美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霍布斯鲍姆认为，学术不应只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历时几十年时间写就了这套面向普罗大众、从法国大革命一直讲述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的“年代四部曲”。在学者热衷于为大众“制造困惑”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始终直面现实，坚持明晰流畅的论述和优雅洗练的文风，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饶有趣味的写作方式，使这四部等级的学术著作能为普通大众接受，进而成为历史畅销书。 “年代四部曲”全面梳理由法国大革命至冷战结束的世界历史重要脉络，它们在全球史流行之前就叙述了全球范围的历史，不仅无所不包，而且具有全球意义。

【编辑推荐】

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最重要的代表作，历30余年而成的心血巨著。

从1789年到1991年，从法国大革命到冷战结束，全面展现200多年以来现代世界的巨变进程，被赞誉为一套“无与伦比” “史诗般的” “殿堂级的历史杰作”。

“深入的历史研究和卓越的叙事技巧”完美结合，简洁、生动、优雅并极具洞察力，普通读者了解现代世界史的...入门读物。

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经典名著。

入选英国《卫报》“有史以来100部最伟大的非虚构图书”、中国出版集团“改革开放30年具有影响力的300本书”。

作者简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也是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得主。

霍布斯鲍姆研究的历史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他一生著作颇丰，在劳工运动、农民叛乱、民族主义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水准。

霍布斯鲍姆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具有代表性便是“年代四部曲”，其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读者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他还另著有《民族与民族主义》《霍布斯鲍姆自传》《论历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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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狗却养猫 #111806 这样的书有不少，有豆友整理了一篇：有版权，出不了

斯大林死后，苏联有一段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

theinitium.com - 端传媒记者 门悦悦 发自北京

编按：这是一位被时代囚困又从未放弃挣扎的普通青年。他来自小城镇体制家庭，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又自己回到体制内，如今迫不及待地逃离，社会经验与自我认知的断层在他身上不停地崩裂开来------大多数中国青年都或多或少共享着同样的体验。

我来自中部的一座小城，爸妈都在体制内工作。我念小学时，他们看了一本名叫《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畅销书，那时我爸在南京工作，了解到当地高中有一个国际班，就让我去报考。可以说我是在爸妈的影响下出国的。

他们是那种上个世纪末的典型家长，觉得到国外去是生活中的改善。那时正是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想出国再正常不过了，再加上诸如《北京人在纽约》（编注：中国大陆第一部境外拍摄电视剧，于上世纪90年代热播）一类的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就很自然地希望我能去留学。我高中时就去了国际学校读书，之后在英国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

回国后，我选择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原因非常简单，书是一个可以留下来的产品，能卖一年甚至一年以上，如果做得好的话，书甚至可以反过来影响舆论场，而且和新闻相比，书更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力。当时，我认为出版是这样的。

但后来，我发现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2020年5月20日北京一间书店。摄：Zhang Qiao/VCG via Getty Images

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关于尊重

出版社有一些重大选题是要报审的，比如涉及苏联、清朝史的部分，但今年我们要报审的内容越来越多了：比如之前，除了涉及中国当前疆域、或者涉密问题的图表需要送审外，我们都是不需要审计地图的，但现在需要了；而且这些东西以前最多交给地图出版社审理，现在要交给自然资源部，审对机构的级别更高了。现在无论国内国外的地图，有没有政治敏感（性），都必须备案。

既有的审批程序也变得不可预测。在中国出版图书，需要一个ISBN书号和一个CIP数据备案号，ISBN是全球通行的，CIP只有中国才有，属于（出版）总署。贸易战开始后，行业里一些美国作者作品的CIP开始出现问题------之前审查起来没有任何政治敏感性的一些书，都会被卡很长时间。被卡CIP在我们看来基本上是个无限期的事，等于那本书搁置下来。我知道一个编辑，为了顺利获得CIP，甚至不得不把一个美国作者改成他的另一个国籍。

以前CIP如果不出来的话，书依然可以做到出版前的那一步，能算作图书编辑当年的业绩。但今年有本书我做了一半之后，突然被要求停掉。这本书至少在一开始是过了社内审查的，但现在出版社否定了以前的决定。书的内容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作者写到一些历史上的政权"不应该"属于中国，这与中国官方当前的观点不一致。其实这个作者在制度史专业上是世界级的公认权威，但这本书还是被无限期的"暂缓"。

因为这本书，我才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这个工作我做不下去了。我把一本书费尽心血弄出来之后，突然告诉我这本书出不来，而且是无限期。被审查倒是在其次，但因为这种飞来横祸，我没法完成今年工作的任务，这一点令我非常恐慌。我不可能再去战战兢兢地处理一本类似的书，还要时刻担心它会因为各种质量和政治上的原因被毙掉。

同时，我还见识了业内为了营销怎样绞尽脑汁。做书之后总是在打折，618或者双11（指线上购物节）时，更是变本加厉的打折。书越来越"精美"，也慢慢的不再是书，而变成依托印刷纸的新型奢侈品、工艺品。

与之相比，真正的内容却很少有人花精力去做。我今年做得最得意的一本书，几十多万字，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译者翻译的，他最后的报酬拿到手只有万把块钱。我作为编辑去交涉这件事情，他也表示理解，但我是相当兔死狐悲的。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尊重的问题。

2020年2月28日北京，人们戴著口罩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那些体制教会我的

我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是（从国外）回来工作以后。在那之前，对于乡土、家族的人际关系，我都只是理论化的。我几乎没有接受中国的教育，不需要准备高考，没有那种备考的压力，没有补习班，没有参与过集体的社团和值日，更没有什么"组织生活"。

但出版社都是体制内的，这份工作才让我真正体验到中国的社会生活。出版社"工会"过年过节会发福利：哈根达斯的月饼、安格斯的牛肉、电商平台的消费券......这让我联想到老家的一些情况。我妈在机关单位工作，她去老家一个连锁蛋糕店时从来不带钱，因为去那边之后刷单位发的蛋糕卡就可以了，类似的还有商店商场的券。就像《黑镜（Black Mirror）》里有一集，一切都是点数值，可能去见个人、骑个车，你就够点数换一顿饭吃了。这样一个像科幻电视剧里的环境，不是通过技术管理去实现的。很久以前，在小地方的饭卡和代金券构成的体制内的社会里，一个残缺但又健全的流通体制就已经实现了。

体制内还是个各方面都很有保障的地方。我曾经待过一个企业，因为始终没有盈利，裁了一半的人。当时老板把员工一个个带到楼下去谈，有人因此情绪失控；但是到了出版社之后，就你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保障，而且是高度制度化的。除了那些节假日福利，在食堂吃饭也不花钱，我一般点菜花二、三十左右，完全就单位补贴的钱。我对北京户口没有什么需求，但如果想排的话，也是可以排到的。

但我有一个在海淀那边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经常加班，周末几乎约不出来。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要去跟北京的房价、物价、车牌号、教育这些东西去竞赛的人。他可能还需要去跟比如说下一代程序员、或下一代会计精算师之类的去竞争，他就几乎只能不断地上满发条------所谓的中产阶级焦虑。

在体制内，你能感到时间流速都不一样，这本质上是两种经济活动的流动：一个是一线城市正在内卷的、不断激化的竞争；一个在体制内，你不必有工薪阶层买东西时计算的心态，你甚至不会用钱去计算自己的时间。时间对你来说，更多的用在等落户名额、等晋升职务、等年限、等工龄之类的事上。

这挺可怕的，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不通过市场或者文化的交流，不通过一种自发的过程去让人的需求变得更复杂多元，而是在所谓"工会福利"的引导下，让人意识到高档消费品的存在。我没有从中发现金钱交易的痕迹，这些所谓体制内福利好的地方，在我看来不是一分钱一分货的，我感到非常不安：我为什么要拿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太好了，这就是其他所谓中产朋友们会用的，在网络舆论上被当成新型奢侈品的东西，而我的单位在体制内都属于相当末端的，我个人在其中的位置也是相当基层的。我有理由相信，在北京其他（体制内）部门，工会能送出的东西是更好的。

而我那本出到一半不能出的书，在我看来和享受的福利是一体的------人不可能在一个需要有自我审查压力的体制内，同时享受市场的自由。我不可能接受一个而不接受另外一个。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编注：《人物》杂志一篇讲述外卖骑手与算法系统关系的文章，曾引发舆论场热议）那篇文章火起来时，一个微信群里的人在吵，我正好在食堂吃午饭，在他们争论外卖骑手到底辛不辛苦、危不危险、配不配得起高工资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食堂的大妈，发现她们其实特别好，不需要考虑任何生命危险的问题，在她们给你盛饭的时候，也不需要考虑服务态度如何。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体制里那种静止的劳动力和体制外的那些劳动力之间的天壤之别。我觉得内循环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计划经济可能正在以一种体制内生活方式的形态，委婉地调节着人们的需求。

但周围人会认为你因此"定"了下来。我家里人都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我自己也进入体制后，再回老家时，所有人对我的预期都变了。在民企工作时，他们会觉得我是去北京"闯一闯"，而做上这一份工作，他们都觉得我在北京是"定"下来了，他们会认为出版社是一个体面的、有很多知识分子工作的地方。进入出版社之后，我妈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了，之前是没有过的，好像我在北京终于有了一个身份的感觉。

2013年11月5日北京，一位游客在北京的展览馆中拍摄北京市中心的模型。摄：Kim Kyung Hoon/Reuters/达志影像

北京，是一座不近人情的城市

我也充分认识到北京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城市。留学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当时看到北京一些多民族王朝留下的生活方式，或者一些藏传佛教的遗址，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些浪漫化的想象，认为中国存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土壤，觉得一种良性的民族主义是有可能的。

但来了之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座很不近人情的城市。你走在很多地方，都明显看到北京的城建是为了优先维持秩序，而不是为了提供最起码的便利。比如说潘家园那边有人行道的桥，右转的车道是切断人行道的，然后它又把地铁的出站口放在桥下，结果人必须走一条很迂回的路爬上来，越过辅路，才能上到人行道，而最适合人过的那个方向，被车道折断了；其他还包括庞大的绿化带，过分宽敞的街道，这些东西都是在切割街区的；比如说朝阳公园，它的东面和北面根本没有紧挨的楼，从任何一个楼盘去公园都有一公里以上，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市民公园的意义又在哪呢？

作为一个居民，很明显地感觉到北京是在拒绝普通人的生活的，一开始你会想到《模拟城市（SimCity）》，感觉是一个手很粗糙的玩家在设计一些东西，但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反复出现类似的情况后，你就不得不承认，好像真的有一个职业的机器在专门阻挠人的自由选择。

疫情期间，我更感觉到被北京拒之门外。北京的警戒级别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顶配。我的一个同事是湖北襄樊人，他和人合租，合租室友已经回北京了，他也打算回北京，但社区要求他们必须单独隔离，这等于逼着他另找房子住。这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政治上的要求，那个时候湖北已经清零了，这样一个人拿着核酸证明去了北京之后和室友一起隔离14天又怎么了呢？但政策上面这个就是必要的。

健康宝（编注：查询个人防疫状况的手机小程序，需要在出入各大公共场所时出示）这个事也能感受到北京的拒绝和官僚，它其实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保安都不会仔细查，只要看到一个大概的像是健康码一样的东西就可以了，我用截图也可以通过，但就是一定要有。

我5月回北京的时候，刚到火车站，社区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去登记。这是我第一次和社区有了接触。之前在北京的那几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可以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受公权力影响的地方，公权力不管我，我也不管公权力。但是2020年，因为疫情，政治上的压力下来之后，很明显在社区层面，对像我这样的流动人口的控制抓紧了，地方上的民政或民事行政机关，积极地想去掌握你的信息。但抓紧之后，我发现除了让你登记一些基本信息之外，剩下的还是那种非常官僚式的，就像保安看健康码一样，只是走个程序，变成一种行政权力的单纯宣示。

大年初五之前，各地的社区还没有动起来，但政府已经动员起来，各地社区，甚至可能包括省级的政府，都在根据眼前的风险自己酌情行事。疫情期间我们也封小区，在我们那种小地方的老城区里，还有很多60多岁的子女照顾90多岁父母的情况，社区人员就会遇上是放你进去照顾、还是拦着你的选择，他们会说我替你把东西带进去，但那些老人需要的是护工一样的角色，不是带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他们需求的。我爷爷奶奶90多岁了，和我大姑不住在一个小区，他们有保姆做饭，但我大姑还是每天都要去陪护他们，疫情时大姑跟社区的人关系比较好，就办了一张工作证，方便进出。如果不是关系好的话，你没办法说服他们。我去看爷爷奶奶时就被拦下来过，当时我还解释说老人已经很老了，我要回北京，想走之前见一面，社区才放我进去10分钟。

但我所在的社区有一个菜市场，它有一个门开着，让那些菜农和其他小区想要买菜的人进来，这意味着我们其实可以混在菜市场的人里面进进出出。所以封小区这个事他们执行得根本不彻底，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仓促上马的政治任务，实际执行时基层有很多没有办法实现的事。

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一旦没有中央动员，地方政府有多么慌乱，不同的政策、政府部门、行政区划之间严重缺乏协调。虽然只有短短一周，却充满各种各样的真假消息，没有一个权威说法去辟谣，人们甚至不再等反转，一度不再期待官方的解释。那时省政府好像提出过要封省高速公路，这还是一开始我老家那边的广播交通电台发布的消息，但实际我叔叔还是顺利出省。即便在后面把社区的人动员起来，那些值班的干部们还是要纠结，比如说"应不应该把一个弟弟是痴呆儿的人从隔壁小区放进来"，"应不应该把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放进来"......处理此类非常精细的问题时，你会看到体制是如何运转，最后你发现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大水漫灌"。

讽刺的是，在过去小半年之后，十一我回家和爸妈一起看电视，很多关于抗疫的电视剧里，都会把小区里的那些义工塑造成一个像快递员一样工作的人，靠一手撑起整个社区的运转------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这也和我在出版社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了：重点不在于中央不给你指示，或者是给你施加什么样的限制，而在于你无论如何都要等待中央的指示。做符合要求的书和政治正确是相悖的，我在自我审查，考虑这个书能否达到编辑质量标准的时候，都会有些类似的考虑：到底是应该尊重原作者的内容呢，还是应该让政治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这是在体制内的工作里不断出现的主题。

2016年2月7日北京，农历新年，一个女孩和一个女人坐在车内。摄：Damir Sagolj /Reuters/达志影像

向其他的可能性奔逃

当我开始把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连同在老家目睹的体制内生活，以及疫情中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注意到里面的一些黑暗面。体制让我感到我的需求会很难被满足，更可怕的是，一旦没有满足，我就会很快适应------工会发下来的牛肉真的还挺好吃，日用品也非常实际，一点也不掉价，何乐而不为呢？

你看着工资条开始数坐班费有多少、饭卡这个月充了多少钱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做各种各样官僚的事情，然后怀着一种解脱的、甚至有一点欣喜的心情去食堂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被驯化了。

但我前几周去了一个南方城市，以外人的角度观察当地的体制外生活，让我对未来乐观了一些：首先是到了晚上，有那种夜宵大排档一样的地方，很多人坐在那儿吃东西，一个地方10点以后还有很多人，这放在北京一些顶级的商圈都是不太容易看到的；那儿的服装定制店也很多，像一般中型城市连锁服装店那样的店面，挺新的，也比较干净，当地消费者已经有一些脱离成衣、考虑要给自己定做的需求了，挺出乎意料的。

在北京呆多了，对一个城市的小商业应该是什么样子会失去概念，到处都是很大的街道，都是步行不便的地方，晚上也没有什么人气。北京的多元化消费太少了，没有小摊，消费没有中间层。导致人们的消费只能分化成为体制内分配、基本消费和高度溢价的消费。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里面，商业比我想象得要活跃，比如像华莱士、乡村基（编注：本土连锁快餐品牌，门店主要分布在非一线城市），这种主要靠地推，而不完全靠线上的连锁餐馆，依然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依然有下一代人可以体会这样的商业环境，在我看来不仅是内循环，包括那种体制内生活的循环，都是可以被遏制的。

当这个社会正在向一个我越来越无法理解的方向移动时，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应该属于一个流动性高的、时间流速更快的生活方式。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处在一种认同危机里，西方背景下的教育经历，没有什么典型中国社会的生活经验，我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但最近这段时间我开始越来越清楚了，之前那些让我感到困扰、觉得自己怪胎的东西，似乎正在逐渐变成身上的遗产，只要存在在那里，它的意义好像就在与日俱增。现在对于我来说，你只要和这个社会反着走就可以了，对你不理解的事情，只要懂得去拒绝就可以了------非常积极地去拒绝，顺从本心地去拒绝，随心所欲地去拒绝。现在我打算辞掉出版社的工作，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也打算去其他不同城市看看，北京实在太贫瘠了，可能去什么地方都会有新的发现。

不过在我真正决定离职的时候，我妈让我不要跟家里老人说------他们都是体制内过了一辈子的人，他们肯定接受不了。

内容简介

美国经历了一场内战，其政府形态却没有遭遇变革。内战期间，美国没有抛弃宪法，没有暂停选举，也没有发生政变。但从其他几乎所有方面来看，美国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战争本身没有让美国变得现代，但战争标志着现代美国的诞生。

对于亲历内战的那一代人来说，战争似乎不只是民主的失败，也是文化的失败，思想的失败。创痛深沉的内战使战前的信仰和期望轰然崩塌。在战后的新世界，这些信仰显得极为过时。内战扫除了南方的奴隶制文明，随之也几乎完全扫除了北方的知识分子文化。美国花了几乎半个世纪才发展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文化，找到一整套理念、一种思考方式，来帮助国人应对现代生活的种种情形。这场上下求索就是本书的主题。

回顾这个故事有很多路径。这里我们要走的路，会路经四个人的生活：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詹姆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约翰•杜威。总的来看，他们在驱动美国思想进入现代世界上，比任何别的团体的作用都要大。他们不仅对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有无与伦比的影响，也极大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改变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让他们继续思考教育、民主、自由、正义和宽容。因此，他们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学习、表达自己观点、理解自身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待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方式。

作者简介

路易斯•梅南 Louis Menand

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纽约客》特约撰稿人。2002年，他的第一本面向大众的著作《形而上学俱乐部》荣获普利策奖最佳历史类图书，以及美国历史学会的帕克曼奖。2016年，梅南获得了奥巴马总统授予的美国国家人文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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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rysorrysorry #111654 建议把标题取得规范化一些，能用一句话概括最好用一句话概括。

正确的搜索关键词是【2047论坛】，结果排序还是在第一位的

@Wolfychan #111682 有一部电影《盲山》相当不错。

感觉你在把论坛当成自己的推特或朋友圈来使用。。。

https://mp.weixin.qq.com/s/vO3j9Btmw9QZJWXR0me03Q

漫长的、没有名姓的35年过去了，她第一次听到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

撰文丨张月

摄影丨史提芬车

编辑丨糖槭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名字

从李新梅记事起，妈妈就是个没有名字的人。

爸爸通常管她叫"哎"或者"喂"，邻居则连这个也省略，直接上来拍一下肩膀，在村子里35年了，"他们都不知道我妈叫什么。"

身份证上，妈妈的名字叫李玉荣，出生日期是1960年7月15日，两个信息都是爸爸李伟随意编的。

李新梅记得，妈妈的枕头下面总是横放着一把刀。有时候是水果刀，有时候是剪刀，刀柄朝向床外，刀刃向内。

成人之后，李新梅会有意识地把妈妈的刀藏起来，但过不了多久，一把新刀又会出现在枕下，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妈妈从未使用过那把刀，只是一直枕着睡。

在今年一个饭局上，有人告诉李新梅，枕刀是布依族的习俗，人们相信，如果做了噩梦，放把刀在枕下，就不会再梦到那些可怕的事情。对方说，你妈妈一定做了很多年的噩梦。

35年前的冬天，妈妈被人贩子从重庆火车站卖到河南辉县这个名叫早生的村子，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衣服。路上被人打过，耳朵出了血，牙齿也掉了好几颗，李新梅的大姑花一千块买下了她，给李新梅的父亲李伟当媳妇。李伟觉得这女人长得丑，又黑又矮，不知道是不是在路上伤了耳朵，听力也很差，他不乐意娶个这样的媳妇儿，但最终拗不过姐姐，还是结了婚。

在李新梅印象里，妈妈总是深怀恐惧。她会仔细叮嘱一岁半的外孙不要出门，"外面会有坏人会打你。""如果有人打你，你就拿砖头狠狠地打他！"她咬牙切齿地说。

李新梅不知道妈妈做没做噩梦，她无法和妈妈进行更深的交流。妈妈说一口发音奇特的语言，和汉语没有任何相近之处，村里没人听得懂，从小和她在一起的李新梅也只能听懂50%左右，但不会说。妈妈听力差，始终学不会汉语，只会写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早生。是李新梅教的，"至少出去能告诉别人家在那儿。"

但妈妈并不觉得早生村是她的家，李新梅记得，从小时候起，妈妈的话语中会重复出现两个词："烟"和"白烟"，李新梅后来逐渐明白这两个词的意思，在妈妈的语言中，那是"家"和"回家"。

她说得太多了，家人常常会显得不耐烦。那看上去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没人知道她的身份，她有着和周围人不大一样的长相，眉骨高耸，眼窝深陷，甚至有村人说她来自国外。

李新梅的妈妈 ©受访者提供

然而，在今年9月，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奇迹般的转折，一群身在贵州的布依族人用了仅仅两天半的时间，帮李新梅妈妈找到了位于贵州晴隆县的家。它顺利得不像真的，以至于李新梅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反应是：这是个骗局吧？

她深知这种寻找有多难，从2010年起，她曾尝试帮妈妈寻找过很多次。她在QQ上加过五六十个群------因为妈妈是从重庆被拐来的，她重点加川渝地方的群，她在里面详细描述了妈妈的外貌、拐卖时间，把她听得懂的词转换成汉字：吃饭是"更号"，喝酒为"更涝"，睡觉是"等能"，问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的语言。

偶尔会收到一些语焉不详的回复，有说是四川的，有说是越南的。在百度贴吧和川渝的寻亲网上，李新梅也发过一些帖子，花20块钱置顶一个月，阅读量有几百，但少有回复。

寻亲网上需要填很多信息，但李新梅能填的不多，"我妈的过去一片空白，相当于让你填信息，你就填了一个句号，根本就无从下手。"

在一个QQ群里，曾有一个贵州人加李新梅好友，说妈妈有可能是贵州的，这边少数民族很多。她让对方说几句当地的话，对方不会讲，李新梅觉得他是在骗自己，把他拉黑了。

零零散散找了几年，她没有寻到任何有价值的方向，慢慢灰了心。妈妈渐渐老了，在这个小村子里，她从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变成了六十来岁的老人，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生子，看着妈妈，李新梅常想，她的父母大概率都不在了，谁还会记得她呢？2016年之后，李新梅不再发寻亲帖了。

"回家吧，不要说话了"

李新梅曾比划着手势问妈妈：你是哪儿的？妈妈说了几个晦涩难懂的词，李新梅听不懂。但她会常跟李新梅和妹妹说，我们回家吧，家里可漂亮了。在妈妈的记忆里，老家附近有条很大的瀑布，她常常经过，家门口种着肥硕的芭蕉树，还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成熟的时候，父亲会把板栗打下来，拿去集市上卖钱。

妈妈跑过两次。第一次是刚来河南没多久，她带着自己那件薄薄的衣服和做的两双小鞋子跑了，但这次逃跑只持续了两个小时就被亲戚们找了回来。李新梅说，他们从那两双小鞋子和妈妈的话推测，来河南之前，妈妈可能生过一个孩子，叫小苗，不知道怎么弄丢了，"可能也被拐卖了吧"。

去年，李新梅带人到家里给儿子上保险，签合同的时候，妈妈发了疯，抱着孩子把卖保险的人赶了出去。"她以为我要把孩子卖掉。"

第二次逃跑是在来早生村的第9年，她带着4岁的李新梅和2岁的妹妹离开了。直到现在，李新梅都能记得当时的场景，她和妹妹暂时住在奶奶家，妈妈去接她们，一边给她们穿厚衣服一边说，"我们走，我们去家，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她带了身份证，拿了五百块钱，晚上睡草垛子，白天走路，两天之后，在辉县的车站遇到了在那里守株待兔的邻居。

大概是死了心，妈妈再没跑过。她就这样住了下来，和李伟在一起生活。在李新梅的叙述中，那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他们一起下地干活，妈妈能听懂的几个汉语词汇，大多和劳作相关：锅、饭、麦子、种子、肥料......李伟提到这些词的时候，她会去干对应的活儿。

李新梅爸爸妈妈和妹妹 ©受访者提供

在李新梅印象里，家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安静的，爸爸看电视，妈妈也看电视，"没什么交流，也不知道交流什么。"

在这个4000多户人的村子里，妈妈是一个异类。村里的女性常坐在一起剥花生，别人说话的时候，妈妈会认真地看，认真地听，李新梅觉得，"她应该是装作在听吧，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必须得融入一下。"别人笑，她也笑，"有时候别人在嘲笑她，她都觉得别人在给她说一个笑话。"

当被人盯着看时，妈妈会突然说很多话，好像迫切地想要解释些什么，而周围的人会陷入尴尬的沉默，遇到这种状况，丈夫李伟会用手势比划着："回家吧，不要说话了。"

李新梅懂事之后，渐渐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妈妈送她去上学，长相让好奇的同学频频注目，"看，李新梅的妈好丑啊。"

此后她很少再和妈妈出现在同一场合。妈妈总是站在村东头的坡上等她放学，她和同学走在一起，看到妈妈过来，扭头就往家里走。"会被别人指指点点，感觉挺自卑的吧，人家都是个正常妈妈，能说话，干什么都可以，你什么都不能。"

妈妈很勤快，会做精致的布艺，她给李新梅做好看的鞋子和小书包，自己绣上彩色的花纹，和河南当地的图案都不一样。李新梅背着书包去学校，有同学羡慕她有这么别致的书包，但她痛恨这种让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仿佛和妈妈一样，自己也成了同学眼中的异类，她把书包送给了同学。

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李新梅才明白"姥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总有好事的邻居来问，去过你姥姥家吗？见没见过你姥姥？李新梅想，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隐隐地希望妈妈能找回家，"我挺想有个姥姥的，是少数民族的，或者国外的，也不会被别人看不起，最起码有个家了。"

李新梅

2017年底，李伟被确诊食道癌，在医院治疗了三个月，效果甚微。李新梅不想让爸爸死在医院，她带他回家见家人最后一面，然而，他在路上就断了气。遗体抬进门的时候，妈妈仿佛不相信，上去推了推李伟的胳膊，继而大哭。

在李新梅印象里，妈妈从来没有为李伟哭过，那是第一次。夫妻很少交流，也无法交流，用李新梅的话说，"是个搭伙过日子的关系，但时间长了，人都有感情的，这都不是感情，是亲情了。"

李新梅记得，父亲办完丧事第二天，一家人在桌上吃饭，妈妈自言自语地说："你爸死了，我也准备走了，我也回家了，你们（姐妹）俩在这儿吧。"

"我妈平时最起码有个伴，一下子少了伴之后，感觉就是孤零零的感觉，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李新梅说。

她失去了现在的家，也找不回原来的家。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新梅觉得，妈妈好像迅速衰老了。

妈妈很少笑，只有在和外孙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一些发自内心的笑容。去年有一天，李新梅躺在屋里，妈妈在外边哄孩子，她突然听到妈妈在低声地唱歌。她平时说话声音低哑，还有些漏风，但唱歌时声音清亮甜蜜，李新梅听不懂她在唱什么，只觉得不像60岁的老人，"像那种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她想要录下来，但妈妈唱了短短的一段，就不再唱了。

比侬，回家

今年9月，李新梅偶然在一个短视频App上刷到了一条布依族语言的教学视频。对方的语音听起来很熟悉，吃饭是"更号"，喝酒是"更涝"。她加了这个名叫"峰萧萧"的博主的微信，描述了妈妈的情况，想让他听一听，妈妈说的是不是布依语。

"峰萧萧"真名黄德峰，布依族人，是贵州兴义某县的公务员，他看上去沉稳安静，说话很有条理，平时喜欢在短视频网站发一些教学视频，推广布依语。他告诉我，布依族大约有300万人口，97%都分布在贵州。他出生于1992年，他说自己这一代人还会说布依语，但下一代小孩很多不会使用布依语了。"很多人对本民族的母语可能是比较自卑，他就觉得说本民族语言的话可能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所以现在年轻一代的90后父母就不愿意再把自己的母语传承给下一代。"

他记得，李新梅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好几天都没有发妈妈的录音过来。直到9月10号深夜，黄德峰才收到一条6秒、一条18秒的语音，语音里李新梅的妈妈念叨着回家，哭着说："孩子再也找不到了，孩子哪儿去了？"

李新梅记得，那次哭泣的起因是自己的儿子不小心坐了家里的神龛，犯了妈妈的大忌，在她看来，那是对神灵的亵渎，她一直哭，不停地说话。"她可能觉得丢失的那个孩子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我妈特可怜。"李新梅向我回忆那个场景的时候，眼睛红了。

黄德峰几乎是在听到录音的第一秒就确定，那就是布依语。尽管已经离家很久，但老人的语言没有任何汉化的痕迹，使用的词汇都非常正宗。黄德峰让李新梅发一张妈妈的照片过来，照片里，她围着一个红格子的围裙，袖子挽起，蹲在院子里，看向镜头的脸上没有笑容，随着年岁的增长，眉骨显得愈发地高。"我一看她的长相，就百分百确定她是布依族。"黄德峰说。

©受访者提供

他兴奋地把这个结论告诉李新梅，李新梅表示了感谢，却没有太激动，她对这件事不抱太大的希望，确定了妈妈是布依族又能怎么样呢？布依族有那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妈妈的老家？

黄德峰当天晚上没有睡，他把老人的语音做成了短视频，在平台发布之后转发到许多布依族人的群里。按照语音特征，布依语大致分为三种土语：第一土语主要分布在贵州南部，第二土语分布在贵州中部，第三土语则主要分布在贵州西部。他不确定老人究竟使用的是哪种土语，请大家帮忙听音。群里有一位布依族文化专家周国茂，对布依族各个语系都很熟悉，他听完之后，确定老人的口音属于第三土语。

9月11号中午，李新梅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名叫"比侬，回家"的群，在布依语里，"比侬"是同胞的意思。建群的人是黔西南广播电视台布依语翻译王正直，她是黄德峰的好朋友，确定了语系之后，他们不停地把第三土语区（六枝、水城、镇宁、晴隆、普安、毕节等）的布依族朋友拉进群里，李新梅看着群里从六七个人，变成十几个人，又变成了二十几个，最终变成40人。

建群后不到10分钟，就有人听出这个口音属于贵州普安县或晴隆县。群里有人想和老人直接视频，但是李新梅妈妈的听力和情绪都很差，对方说什么，她都没有太大反应。

情况陷入了僵局，晴隆和普安相邻，常住人口加起来有将近60万人，寻找一个35年前被拐卖的女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大家又想出了新办法，普安和晴隆的族人把当地布依族代表性的服饰、风景、习俗图片发给李新梅，让她拿给妈妈看。

这个办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妈妈对一张瀑布图和二十四道拐的图片有了反应，她指着瀑布说："从这里上坡，就能到达'哒喂'。"会说布依语的人都知道，"哒喂"是晴隆县的布依名。二十四道拐则是晴隆最知名的景点，它建于1936年，是一条盘山公路，像蛇一样在山路上盘绕了24道弯。妈妈指着图片上蜿蜒的路，说："这里有座庙，那里有座房子，走下去就是德燕的家。"

©东方IC

王正直告诉我，当时他们去查，二十四道拐附近并没有庙，也没房子，大家一时都很泄气，觉得老人可能是记错了。在晴隆县统计局工作的岑官昌9月11号加班到很晚，他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看完群里全部的信息，他告诉大家，老人说的是对的，在二十四道拐旁边的确曾经有座庙，在"文革"时期被拆除，二十四道拐再往下走，确实有一道无名瀑布，他判断，李新梅妈妈可能是二十四道拐附近沙子镇或者江西坡的人。

此时已经是9月11号深夜，兴仁县的罗乾告诉我，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搜索范围缩小到了镇的级别，群里的人都很兴奋，一直讨论到两三点，但也是在这里，寻找走入了死胡同。

9月12日，大家继续讨论，但李新梅妈妈对其他图片没什么反应，她说的话被大家听了又听，群里信息发了几千条，但都没有寻找到新的突破点。罗乾记得，到13号上午，依然没有进展，大家都没有什么兴趣了，很多人不再说话。

"你知道我的名字了？"

突破在9月13号下午来临。

罗其利是普安县做民族服装生意的布依族人，性格热情开朗，常在邻近乡镇走动，交友广泛。她仔细看完了老人对瀑布和二十四道拐的反应视频，忽然注意到她说的两个词："波林"和"搭东"。这两个词在之前被认为是"陡坡"和"森林"的意思，但她莫名觉得这两个发音很熟悉，似乎是沙子镇边的两个村名。

她马上给六七个晴隆的朋友打了电话，正好有一位朋友在沙子镇赶集摆摊，她让朋友问问过路的老人，有没有从那两个村子里来的，村子里是否有女性被拐卖。电话里她语气急切，朋友问她："是帮谁问呢？"她说："你不要管，快问就是。"

当天下午两点多，朋友回电，有一位老人说，30多年前，附近一个名叫"布鲁交"的村寨失踪了一个名叫"德玲"的女子，从年龄来算，和李新梅的妈妈吻合。

群里大家都很兴奋，有人马上教李新梅布依语"德玲"的发音，让她试着冲妈妈喊，"德玲！"妈妈却摇摇头，"我不是德玲，德玲是布鲁交的。"大家很失望，但随后反应过来，她认识德玲！她离布鲁交很近！

下午四点罗其利的朋友又有了新的消息，另一位来赶集的老人告诉他，三十多年前，自己村寨里有一个叫德良的女子嫁到邻村之后被拐卖，父亲叫德定，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德良嫁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十来岁的男子，后被拐卖。

如果不上学，布依族人都没有汉名，取名为单字，"德"是一个前缀，相当于汉语里的昵称"小"，德良也就是"小良"。

李新梅再次冲着妈妈喊："德良！德良！"漫长的、没有名姓的35年过去了，那是德良第一次听到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变大，还带着一点羞涩，她有些迟疑地说："你知道我的名字了？新梅啊，我就是良。"

连结

德良的父母

罗其利随后打听到，德良的父亲88岁，妈妈84岁，依然健在，她拉了德良的弟弟进群，给他看了德良年轻时的照片，他确定，那就是家中失踪的大姐。

第二天中午，德良的小弟德砖拿着手机，让父妈妈跟德良视频，德良看到的是两个枯瘦的老人，妈妈戴着布依族的深蓝色头巾，辨认了一会儿之后，她叫了一声，妈妈。两个老人开始抹眼泪，德良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她问，"你是不是哭了？我不见了，你就哭了吧？你是不是到处找我啦？"

李新梅落了泪。

在视频确认之前，李新梅都还在怀疑，这是不是个骗局。她找了那么多年都找不到，怎么可能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就找到了呢？

李新梅告诉了邻居，邻居的第一句话是："花了多少钱？"她说没花钱，对方不相信。她跟朋友讲了这个事情，朋友也不信，自己加了黄德峰的微信，旁敲侧击地问他是不是对李新梅有其他想法。黄德峰有些无奈，他不得不用最基础的方式跟李新梅解释："我是公务员，王正直姐姐是黔西南电视台的语言专家，周教授也是布依族文化的专家，我们都是有国家职业的人，也不会因此收你一分钱。"

事实也是如此。李新梅曾想在群内发个红包都被黄德峰制止了。李新梅说，"从开始到最后，就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丁点付出感觉，最多也就给他们录我妈妈几个视频，没了，没什么付出，全程都是他们在付出。"

中间三人从左到右为黄德峰、王正直、李新梅

黄德峰告诉我，因为人口较少的关系，布依族人之间的连结会更紧密。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同病相怜，群里很多人都能讲出一些家族里女性被拐卖的故事，罗乾的小姨、罗其利的堂姐、王正直的表姐......有些找回来了，但大部分杳无音讯，给家庭留下巨大的黑洞。罗乾告诉我，在90年代打工潮兴起之前，布依族女性被拐卖的事情曾多次出现，语言不通，被拐卖了很难找回来，要找回来也要很多年之后。人贩子会精心挑选拐卖对象，"看你的兄弟强不强、父母强不强，如果在当地有威望，你敢拐卖他女儿是不可能的。"

德良的妹妹德飞说，姐姐被拐卖的时候，弟弟妹妹年龄很小，父母都是老实人，家里穷到吃个馒头都困难，妈妈要把馒头藏起来，先给小的孩子吃。"他（人贩子）就是觉得我们好欺负，要是我们都大了，他不敢的。"

王正直告诉我，她后来知道，德良的耳朵并非被人贩子打伤，而是先天性听力弱，脑子也慢，拐卖之前，她嫁到邻村，被夫家嫌弃，丈夫默许三个人贩子带走了她。两周之后，父亲发现女儿不见了，拎着刀去了人贩子家里，对方恳求他，说一定把德良找回来，但最终无果。

黄德峰想，这次能找到亲人，除了幸运以外，很大程度是因为德良还会说母语，还保留了完整的口音。

德良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开来，罗其利告诉我，六盘水发耳镇的一群人仿照他们的做法，帮助一位在山东的布依族人找回了家。

回家

9月14号，跟父母视频完之后，德良整晚没睡，她跟李新梅说："还活着，还在呢，我们找拖拉机赶紧去吧。"早上起来的时候，李新梅看到妈妈收拾出来整整五大包行李，堆在床上，全是她这些年给她买的衣服，大多没穿过，还是新的。

李新梅告诉妈妈，现在回不去，要收秋之后才能去，她订了10月17日从郑州飞贵州兴义的机票。德良仿佛听懂了，又仿佛没听懂。她并不知道是谁帮她找到了父母，以为是李新梅按手机按出来的。一看李新梅打电话，她就盯着看。存着二十四道拐图片的iPad也不给孙子玩了，害怕没电。

终于到了去机场的日子。她们坐完三轮车，又倒出租车，又倒大巴车，在机场附近的宾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又飞行了两小时40分钟，跨越了1359公里。这是她们出过的最远一趟门。

她们在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区的首府兴义落地，迎接她的是王正直、黄德峰、罗乾等人。他们准备了鲜花和横幅，在场的还有几家媒体。王正直记得，所有人都很激动，甚至有几个志愿者掉了泪，但身处目光中心的德良看上去很平静，甚至表现得有些失望和生气。

只有李新梅理解妈妈的心迹，"她开始很盼望，觉得下了车就是（家），但每次都不是，每次都不是。"每倒一次车，德良看上去都更生气了，到后来根本不拿正眼瞅李新梅，"她可能觉得我在骗她吧。"

王正直也感觉到了这种情绪，从兴义到晴隆的路上，德良的脸色一直不好，王正直一边开车一边跟她说话，她不搭理，反复说着："来这么远的地方干什么？要带我去哪儿？"下车后，德良坐在了路边，因为晕车，她露出了难受的表情。

志愿者没有预期过这样的场景，王正直很无措，一转头，突然发现身后迎出了一群人，大都穿着簇新的传统服饰，那是布依族出席重要场合时穿的衣服。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包着灰色头巾的老人，她的衣服看上去很旧了，整个人小小的，身高大约只有一米二左右，枯瘦如柴，她的年纪很大了，缓慢地走到德良跟前，左手端着一碗白米饭，右手夹了一筷子米饭，喂到德良嘴边。

那是德良84岁的妈妈，依照布依族的传统，从外边回来，要吃家里一口热饭，以后就不会再丢了。德良像是还没反应过来，她扶着妈妈的手，努力想吃一口，还是没吃下。

后来，很多在场的人都向我描述了那个场景，很多人掉了泪，德良的弟弟德砖红着眼，转过身去。"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对她60岁的女儿喂饭，像对一个在自己膝下的小女孩一样，好像德良还是一个小女孩。"王正直说。

德良扶着妈妈回屋，转过身，对王正直露出了此行的第一个笑，"她到现在才知道，我是送她回家的。"德良和妈妈，坐着说了许多话，爸爸晚一点到来，他们三人并排坐在沙发上，在会面的一个多小时里，妈妈和爸爸一直紧紧拉着她，他们说了很多很多话。妈妈的眼神哀哀的，一直没有离开过德良。一家重聚的地方是德砖刚搬进去没多久的安置房，按风俗新房里不能哭，但德良的妈妈还是没能忍住眼泪。

李新梅那天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是家人一起吃饭的视频，黄德峰、王正直和罗其利等人唱了一首布依族民歌《知客调》，那是迎接远方来客时唱的歌。有一位同学给李新梅留言："原来你有一个大家庭。"李新梅告诉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她很想哭，"他说我原来有一个大家庭，我特别高兴。"

视频地址

"这儿不属于她了"

对德良来说，一切都物是人非。原来的吊脚楼已经不见了，家门口的芭蕉树和板栗树也没有了。父母搬进了二弟德勇在山上的平房，要坐二十分钟的三轮车才能抵达。

家里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贫穷。屋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屋里几乎没有家具，父母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衣柜里没几件衣服，父亲的衣服堆在床上，又脏又乱，看上去很久没有洗过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个可以取暖的长方桌，厨房的灶台上积着厚厚一层灰。

父母老了，面容衰朽，德良也老了，头发灰白，但她却仿佛突然又变回了二十多岁的女儿。德飞记得，大姐以前就是家里最勤快的，活干得最麻利，在这里，她变得很忙，打扫屋子，给父母做饭，她学会了这边煮米饭的方法，先把米放进水里煮熟，再用漏斗把水滤干，这样蒸出来的米饭更香。她给父亲洗了脏污的外套和裤子，被子拿出去晒了，装进干净的被套里，喂院子里的鸡和狗，她甚至还给邻居种了点白菜。

李新梅无法不注意到妈妈的变化，她总是没事儿抿着嘴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妈妈跟外公外婆说李新梅成长的趣事，语气甚至有一点撒娇的意味。在这里，妈妈有许多可以说话的人，李新梅有一天看到她和一个邻居手拉着手，一边走一边说笑聊天，光顾着说话，连站在路边的女儿都没看到。"有种感觉就是她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异类了。"李新梅说，妈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变成了："我不走了，要走你走。"

她的愿望注定遥不可及。这个家庭看上去并没有能力收留一个突然归来的女儿。父母没有收入，二弟德勇带着妻子在外打工，收入微薄，小弟德砖是贫困户，平时做个小工，需要养四个孩子。

李新梅也不想让妈妈留在这儿，她买了10月30号的机票，这是一场短暂的、只有12天的相聚。她让小舅德砖去给妈妈做思想工作，"你去跟她说，这儿不是她家，是二舅家，人家家里5个孩子回来没地方住，她不能在那住。她根本不知道这儿不属于她了，她家在那边（河南）。"

但德砖并没有开口，去山上接妈妈离开的过程，比李新梅想象中顺利许多，她给德良看了外孙的视频，告诉她，过年再带她过来。德良竟没有多说什么，她温顺地去拿自己的包，看上去很平静，但把衣服塞进包里时还是哭了，外婆也红了眼。

在其他人说话的间隙，德良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椅子上，呆呆地望着被白雾笼罩的远山，目光空茫，身形佝偻。

离开之前，李新梅想给德良装个助听器，因为安装过程需要被安装对象的即时反馈，在河南无法实现。她想趁着德飞能和妈妈沟通，在离开贵州之前装一个。但德飞在一个生产女包的工厂做工，请假很难，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一场大团圆之后，德良可能还是要回到那个无人倾听、只能自言自语的世界。在德砖家等车的过程中，李新梅和朋友在说笑，小弟德砖在看手机，德良看着他们，说了几句话，没人回应，她只好扭头去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一个谍战剧，只占了很小一点屏幕，她不会使用遥控器，不知道该怎么把那个小屏幕放大，只好盯着那个小屏幕，看了很久。

她身上有一些东西永远地被摧毁了，回家也并不能挽救什么。她找不回自己的年纪，父母早已忘记了女儿被拐时的准确年龄。在德砖家，德良还是会自言自语，李新梅告诉我，德良说的是："粮食丢了......孩子没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她活在自己的时间与创伤里，仿佛再也没有往前走过。

如果非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可能是她的人生终于有了些许盼头。走之前，德良跟邻居聚会，她告诉她们："我先回去带孩子，等过年了，蒸好馒头就回来。"

◦ 李伟、德飞、德勇为化名。

@沉默的广场 #111542 期待期待！

https://t.me/douban_read/34134

可能的是B会直接导致C，所以引发A。也就是马云已经知道会被暂缓，才发炮

内容简介

★ 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世界顶尖公共知识分子、“美国永远的反对派”乔姆斯基与这个已然失控的世界的对话

★ 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的深入洞察

★ 美国的过去与将来、特朗普时代及其现状的复盘

★ 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世界，我们的确可以有所作为

《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是C. J. 波利赫罗纽对诺姆•乔姆斯基所作的访谈集，时间跨度从2013年到2017年。在这些访谈中，乔姆斯基讨论了他对“反恐战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分裂、中东问题的和平前景、美国选举制度功能失调、核扩散和气候危机对人类构成的严重威胁，以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等问题的看法。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乔姆斯基首先从美国社会现状、欧洲一体化进程、恐怖主义的最新形势以及全球阶级分化等问题的分析入手。第二部分重点关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悠久历史，以及美国全民医疗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议题，同时乔姆斯基还分析了目前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核战争阴影。第三部分，乔姆斯基审视了人类一直以来面临的各种选择，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在这本访谈录中，乔姆斯基清楚地阐述了现状的来龙去脉，全面地解释了世界舞台上主要角色的驱动力量。这些访谈记录一方面能帮助我们认识乔姆斯基的观点和理念，另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继续保持坚定的信念，相信人类最终一定能够扭转历史的进程，有所作为。

作者简介

诺姆·乔姆斯基（1928— ）

Noam Chomsky

乔姆斯基是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休教授，在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传媒学等诸多领域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乔姆斯基一九二八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一九四七年在哈里斯的影响下他开始研究语言学，二零一七年乔姆斯基从麻省理工学院荣休后加入亚利桑那大学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他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为二十世纪的语言学理论做出了革命性贡献。乔姆斯基在一九七二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乔姆斯基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目前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时局和美国政策的文章和书籍，议题涉及全球政治、恐怖主义、气候问题和核扩散等。乔姆斯基一直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批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阴谋”和西方民主的伪善，代表作包括《霸权还是生存》《世界秩序的秘密》《是谁在统治我们这个世界？》《美国梦的安魂曲》《人类的主人》等。杰出政治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乔姆斯基是“不公正势力与谬见的最重要的挑战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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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雞兒 #111502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11529 @sorrysorrysorry #111528

坚持个人化的抵抗是很重要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白脸角鸮 #111496

说得真好，自由社会的公民依然需要捍卫自由。

@沉默的广场 #111340 哈哈，这样传播效果会好一些。

对了，广场君在密码学无政府主义(crypto-anarchism)下的评论没有恢复，可否记忆重现一下？

https://ipfs.io/ipfs/QmPZaiqtG6shYkg3Bn66mPuis3CjyGWdNydZmrHd8ZSy7m/

【按】本文是2020年11月4日下午5点发送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第435期试读。希望阅读更多类似文章，欢迎点此加入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

美国大选：我们已经知道什么？

写作这篇会员通讯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1月4日下午3点，美国东部时间11月4日凌晨2点。11月3日（周二）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日，晚上各州陆续开始计票，大部分州都已经知道赢家，然而最为关键的几个州还没有结果，因此我们还不知道下一届美国总统究竟是谁。

从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开始，我的微信群、朋友圈以及各种其他社交媒体上就被关于大选结果的讨论淹没。各路消息像过山车一样冲击着人们的神经，一会儿有人说川普连任已成定局，一会儿又有人说拜登依然占优。即便是纯粹吃瓜围观，也会被这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消息冲击得很累。更何况，此次大选的结果将深刻影响中美关系，影响世界格局，这就更令关注大选消息的人感到疲惫。

因此，本期会员通讯想为大家撇去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情绪化的、无用的浮沫，提供一些确定的消息，并建议如何更好地选择大选相关的信源。

为什么大选当晚无法出结果？

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2020年的美国大选是极为特殊的一次大选------很多选民为了避免在人群聚集时面临感染风险，选择提前通过邮寄的方式投票，而不是在大选当天现场投票。大部分州都允许邮寄选票。

和现场投票比起来，邮寄选票的统计更加费时。不少州都表示，要先把现场选票清点完毕，才会开始清点邮寄选票。在重要的摇摆州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负责选举的官员说，可能要花好几天才能将选票清点完毕。

如果双方的得票极为接近，那么最终结果可能需要更久才能决定，因为以微弱劣势落后的一方可能会告上法庭要求重新计票，那就要等最高法院来裁定了------2000年的选举就是这种情况。

目前已经出了什么结果？谁的胜率更大？

美国大选并不是简单计算谁得的选票更多，而是要以州为单位来计票，每个州按照人口比例分配了一定的"选举人票"。大部分州都是"赢者通吃"的制度，也即只要在该州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就可以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获得270张选举人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

大部分州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和稳定，在大选之前就可以确定结果了（比如加州一定是支持民主党的，阿拉巴马州一定是支持共和党的）。因此，真正影响选举结果的只有几个摇摆州，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些州的结果即可。

今年关键的摇摆州中，已经出了结果的只有3个：

• 佛罗里达州（29张选举人票），川普赢了超过3个百分点。
• 俄亥俄州（18张选举人票），川普赢了大约8个百分点。
• 爱荷华州（6张选举人票），川普赢了大约8个百分点。

还有7个极为重要的摇摆州仍无结果，他们分别是：

• 中西部"锈带地区"的宾夕法尼亚州（20张选举人票）、威斯康星州（10张选举人票）、密歇根州（16张选举人票）。这三个州是2016年川普击败希拉里的关键战场。
• 东南部的佐治亚州（16张选举人票）、北卡罗来纳州（15张选举人票）。
• 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11张选举人票）、内华达州（6张选举人票）。

目前，拜登已经拥有227张选举人票，还差43张取胜。川普拥有213张，还差57张取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双方都有相当的获胜概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些帖子声称，上述未出结果的摇摆州大部分都已经偏向川普。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考虑开票的顺序------前面提到，邮寄选票往往是最后计算的，而倾向于通过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的更可能是民主党支持者（他们认为COVID-19疫情需要认真对待），而不是共和党支持者（他们不太在乎COVID-19疫情）。

此外，在一些州，大城市的选票是比较晚才能统计完成的，而大城市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比如佐治亚州在统计了90%的选票之后，川普已经领先2.5个百分点，但是双方在这个州获胜的机率依然相差无几，因为还未完成点票的地方集中在该州最大城市亚特兰大附近。

因此，对于这些摇摆州而言，在票数只统计到百分之六七十的时候是完全无法判断最后结果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

民调机构再次预测失败？

尽管目前还很难说哪一方会最终获胜，但我们已经看到：现在的结果和民调机构的预测有较大的出入。

实际上，著名数据新闻网站FiveThirtyEight通过汇总民调机构数据作出的大选最终预测是：拜登大概有90%的可能性获胜。显然，目前的形势对于拜登来说远远没有那么乐观。

由于美国大选的特殊规则，我们看全国层面的民调数据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如果深入观察摇摆州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调结果的确出了很大的差错，比如：

• 对于俄亥俄州，民调机构发布的结果是双方相差无几。有的认为拜登领先4个百分点，有的认为川普领先4个百分点。但实际上，如前所述，川普以8个百分点大胜。
• 对于佛罗里达州，民调机构发布的结果是拜登领先，领先比例从2个百分点到6个百分点不等。仅有ABC News和《华盛顿邮报》的联合调查显示川普领先2个百分点。实际上，最终计票结果显示，川普胜了超过3个百分点。

民调结果在2016年时已经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详见会员通讯024期）。看起来，4年之后，民调机构依然很难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民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可以想见的是，接下来民调界和政治学学术界将会发起热烈的讨论，此后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将会适时介绍大家的反思和讨论。

4年前的大选中令民调机构判断失误的，主要是中西部锈带地区、低教育水平的白人，他们表现出了超强的为川普投票的热情，而民意调查未能捕捉到他们的态度。而此次大选，从目前能够掌握的数据来看，最令民调机构感到惊讶的是拉丁裔选民，包括佛罗里达州大量的古巴裔选民。

如《纽约时报》的统计（上图）所示，和2016年相比，拉丁裔和古巴裔选民向川普移动的比例都超过了10个百分点。比如，2016年的时候，古巴裔选民大多数选择的是希拉里，只有46%选择了川普；但是到了今年，有多达59%的古巴裔选民都把票投给了川普。

本来，少数族裔、移民应该是民主党的票仓，因为民主党更注重保护他们的权益。然而，为何川普能够令人惊讶地从这些群体当中大量获取选票？实际上，大选之前就曾有媒体分析：拉丁裔（以墨西哥裔为主）、古巴裔选民可能是拜登的竞选中忽视了的群体。

《大西洋月刊》刊发于10月底的文章认为，川普和共和党宣扬的价值观中，有一些能够对拉丁裔形成强烈的吸引力：个人主义、奋斗、传统价值观。而且，不少拉丁裔根本就不认同"拉丁裔"这个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甚至就是白人。

《纽约客》刊发于10月底的一篇文章则关注了古巴裔选民为何支持川普。记者发现，一些特定的假新闻在古巴裔选民中特别流行，尤其是那些声称"拜登上台，美国就要变成社会主义"的谣言。很多古巴裔选民之所以来到美国，就是为了逃避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非常害怕美国也变成社会主义。

其实这与很多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支持川普的原因非常接近。他们也热情地传播假新闻，声称民主党要搞社会主义政策，声称拜登和中国政府关系亲密，声称只有川普才能遏制中国，因此他们选择支持川普。

从哪里获取最靠谱的信息？

我们还不知道此次大选能否在美国时间11月4日确定结果------说不定需要更长时间。

我想给关注美国大选的朋友提供一个建议，那就是：或许不需要关注社交媒体上纷纷攘攘、真假参半的信息，它们大多是噪音。通过它们获取信息的效率太低，更好的方式是直接通过一手信息源了解最新动向和分析。

对各州选举结果的宣布（英文叫做"call"），实际上是由几家主要媒体根据最新数据独立发出的。在《纽约时报》的这个汇总网页上，你可以看到各个州目前已经被哪些媒体机构宣布结果了。并且，这个网页将摇摆州放在了最上面，方便你一目了然地掌握最关键地区的战况。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且没有VPN，登陆不了《纽约时报》的网站，那么可以试试这个网址------这是其中一家机构Decision Desk HQ的最新数据页面。

如果你想了解对最新战况的解读，我推荐FiveThirtyEight的这个实时更新的文字直播页面，上面是美国最顶尖的一些数据新闻记者和数据科学家对选情的分析、总结和走向的展望。当然，要读懂他们的分析，你需要掌握一些关于美国政治的基础知识。

就像我在川普确诊COVID之后在matters发帖说的那样，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年代，看社交媒体并不是获取信息的最佳途径。不如让你的社交媒体账号休息休息，等一切尘埃落定，再来读一些完整的报道吧。从头读到尾，别只看标题。

（本文是2020年11月4日下午5点发送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第435期试读。希望阅读更多类似文章，欢迎点此加入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

内容简介

美国选举的参选率比绝大多数成熟的民主国家都要低得多。原因或许在于，虽然许多美国人既不支持民主党也不支持共和党，甚至对两党都没有好感，在美国却只有这两个政党有机会获胜，因而缺乏竞争。又或者是因为，在美国的竞选活动中，就大多数立法机构选举来说，现任议员获得的捐款都明显过高。本书带领读者去探究此类问题，以局内人的视角展示了这个制度的实际运作方式，也揭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读罢此书，读者将能清晰看出美国选举体制中的深层问题。

作者简介

L.桑迪•梅塞尔 美国科尔比学院小威廉•R.凯南政府学教授、戈尔德法布公共事务与公民参与研究中心主任，曾为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著有或编有关于政党和选举的作品十余部，常就当代政治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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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康奈尔最早期的政治生涯算起，他一直与富有的支持者有着令人生疑的关系。他当县行政法官时薪水微薄，但在一次令本地社区感到不快的安排中，一群未被披露的路易斯维尔的商业领袖表面上以为他的演说为借口，悄悄地向他支付过额外的报酬。戴维-罗斯-史蒂文斯（David Ross Stevens），曾短暂地担任过麦康奈尔的特别助理，告诉我："一群大人物聚在一起，给了他一大笔钱。"史蒂文斯评价麦康奈尔说："他是我在政界里所见过的最肤浅之人。在我们的职员第一次会议上，麦康奈尔说：'有人给我安排任何项目吗？我已经十一天没上电视了。'"他很聪明，但是这只与"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有关。史蒂文斯最后厌恶地辞职了。

麦康奈尔担任县行政法官两年后，《信使日报》曾刊发过一则关于他的下属流动情况的报道。许多下属匿名抱怨道，麦康奈尔"格外自私"，身边只有"唯唯诺诺之人"。他们还抱怨说，因为麦康奈尔正在主持一起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 (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的筹款活动，他们被施压以承诺会捐献自己的肾脏。麦康奈尔否认他的办公室道德不佳------报道中为他辩护的两名下属继续与他共事了数十年。在参议院里，他以培养聪明忠诚的下属而闻名，并在华盛顿和肯塔基维持着一个强大的政治盟友关系网。前《信使报》驻华盛顿记者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告诉我："这是一种赞助------当你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他就会在事业上帮助你。因为这种忠诚，他拥有一个庞大的耳目网。这儿有米奇-麦康奈尔的银河系和太阳系。"他的一名前参议院同僚，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告诉我，麦康奈尔是仅有的几位同时也在家乡州参与政党政治的参议员之一。

随着麦康奈尔逐渐掌权，路易斯维尔的自由派精英，包括经营着《信使日报》的富有的宾汉姆（Bingham）家族，对他越来越不满。该报之前曾为他竞选县行政法官背书，因此感到对推出他负有一定责任。社论版前编辑鲁尼恩说："他设法得到了我们的背书，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改革者。"鲁尼恩回忆道，2006 年，当该报出版人巴里-宾汉姆（Barry Bingham, Jr）卧于病榻上奄奄一息之时，"他与我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流------他说：'基思，你知道，我们犯过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为米奇-麦康奈尔背书。'"

在 1984 年，麦康奈尔竞选参议员，对阵在任的民主党人沃尔特-迪伊-赫德尔斯顿 (Walter "Dee" Huddleston)。麦康奈尔随后承认他从宣誓入职为县行政法官那刻就开始准备他的竞选活动了。没有人预料过一个不引人注目的、鲜为人知的本地官员会击败赫德尔斯顿。但在竞选的最后几周，麦康奈尔却取得了令人沮丧的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制作的电视广告。艾尔斯是尼克松的媒体顾问，后来成为福克斯新闻背后的策划者。艾尔斯得到了一位负面竞选广告的高手，拉里-麦卡锡（Larry McCarthy）的帮助，他后来制作了带有种族色彩的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广告，诋毁 1988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麦康奈尔的广告描绘了一群猎犬疯狂地追捕赫德尔斯顿的场景，表面上是因为他在休假时做有偿演讲而错过了很多参议院投票。这很滑稽，但哈德尔斯顿的出勤率记录是百分之九十四，并不出格，他的这些演讲也没有违反参议院的规定。然而，正如麦卡锡自豪地告诉《华盛顿邮报》："这就像往汽油池里扔一根火柴"。那一年，麦康奈尔是唯一一个击败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的共和党人。在批评赫德尔斯顿的外界演讲费两年后，麦康奈尔在西海岸进行了为期十一天、利润丰厚的演讲之旅。(麦康奈尔的发言人说："领袖从来没有错过过投票。")

在 1990 年，艾尔斯帮助麦康奈尔将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哈维-斯隆（Harvey Sloane）描述为一个危险的瘾君子。电视广告展示了药丸瓶子的图片，旁白警告说斯隆依赖于"强力"、"改变情绪的""抑制药"，并且所开的药"没有合法准许"。斯隆，一名被麦康奈尔嘲笑为"来自东部的窝囊废"的常春藤毕业医生，通过一项向乡村贫困地区提供医疗援助的联邦计划来到了肯塔基，随后成为了路易斯维尔的市长。在参议院竞选中，斯隆推迟了一场髋骨更换手术至选举后，续签了安眠药的处方，虽然他的行医执照已经过期。看起来这确实是小错，但他并没有药瘾。斯隆说麦康奈尔的诋毁"这是怯懦的。他只是一个懦夫。他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基雅维利。"麦康奈尔自己简单总结了他的竞选方法："如果他们向你扔一块小石子，你向他们回敬一块巨石。"

电视直播时间和顶级的媒体顾问并不便宜。麦康奈尔的参议院竞选经历进一步说服他他之前反对金钱政治的专栏文章是错误的。"如果对我筹集和开支的金钱数额有限制的话，我绝对不会赢下我的选战。"他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拉里-福吉（Larry Forgy），一位和麦康奈尔闹翻了的肯塔基共和党人，说这确实是真的。"他清楚如果没有金钱上的明确优势，他在政治上将一无所成。"福吉在《犬儒》（The Cynic），阿历克-马基利斯（Alec MacGillis）于 2014 年出版、深入研究的麦康奈尔传记中这么说。"南方小州的政界需要一定的作秀能力，而他就是缺乏这样的能力。"

大部分政客觉得筹款令人生厌，但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与麦康奈尔共事了数十年的怀俄明州前共和党参议员，告诉马基利斯，筹款"对他而言是乐趣"，补充说，"他会双眼一亮，步伐也加快了。我的意思是，他喜欢这样。"麦康奈尔的捐助者们发现自己得到了回报。凯利-克拉夫特（Kelly Craft）是麦康奈尔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乔-克拉夫特（Joe Craft）的妻子------一位煤炭大亨和联盟资源合作伙伴公司（Alliance Resource Partners）的总裁------目前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在此之前她曾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驻加拿大大使。尤其是联合国的任命引起了外界批评，因为她唯一的专长是筹款。一位与克拉夫特相熟的肯塔基人提醒道，联合国的席位曾经属于阿德莱-史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这样的政治巨人。他说："这真是不可思议。"

根据《60分钟》报道，麦康奈尔和赵小兰帮助了另一家煤炭公司逃避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之一的责任。在 2000 年，杰克-斯帕达罗（Jack Spadaro），一位联邦矿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工程师，开始进行一项对肯塔基州马丁县的调查。一个梅西能源公司（Massey Energy）拥有的泥浆池爆裂开来，释放出三亿加仑的熔岩状煤炭废料，导致超过一百万条以上的鱼类死亡，并污染了接近三万人使用的供水系统。斯帕达罗和他的团队正在撰写一份纪录了八项明显的违法行为的报告，这可能会导致刑事过失的相关指控，并使梅西公司遭受数十万美元的罚款。但在那年十一月，小布什当选总统，随后他任命赵小兰为劳工部长，赋予了她管理矿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权力。她选择了麦康奈尔的前幕僚长史蒂文-罗（Steven Law）作为她的幕僚长。斯帕达罗告诉我："罗对所有的事都有自己的想法，是他在真正管理着劳工部。他是米奇的人。"布什宣誓就职那天，斯帕达罗被勒令停止他的调查。在劳工部发出罚单前，梅西公司向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National Republican Senatorial Committee）捐款了十万美元。麦康奈尔他自己曾在 1997 至 2000 年间管理过这个为参议院竞选活动筹款的单位。

梅西公司最终只交付了 5600 美元的联邦罚款。罗去经营了许多外部的筹款组织，包括"参议院领袖基金"（Senate Leadership Fund）、"一个国家"（One Nation）、"美国的关键时刻"（American Crossroads）、"十字路口 GPS"（Crossroads GPS）。这些组织为麦康奈尔和其他共和党人的参议院竞选活动集体捐赠了数百万美元。

赵小兰的一名发言人说劳工部在她的任期内对煤矿征收了更多的罚款，并且"她总是关心着煤矿工人的的工作、健康和安全"。但斯帕达罗告诉我，他毫不怀疑麦康奈尔"确保了这份报告大体上被无视"。他注意到，"梅西在过去的数年里给了麦康奈尔不少钱。麦康奈尔很聪明。他拿了钱，作为回报，保护了煤炭工业。他确实是美国最腐败的政客。"记录显示，在 1990 与 2010 年之间，麦康奈尔是与梅西公司有联系的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第二大联邦竞选活动献金接受者。当麦康奈尔管理着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时，它从煤炭工业那儿拿走了 58.4 万美元。

妮娜-麦克科伊（Nina McCoy），一位住在马丁县的退休教师，告诉我说："我们自己的参议员的妻子关停了这项调查。我们的社区从那之后知道这些人保护煤炭公司而不是我们。"

根据列克星敦《先驱报》的报道，在 2002 年，另一家煤炭公司默里能源（Murray Energy）的首席执行官鲍勃-默里（Bob Murray）在一场会议上大骂一名联邦矿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检查员，"米奇-麦康奈尔把我称作美国最牛的五个人之一，我上次确认的时候，他还在和你的老板同床共枕。"默里和麦康奈尔两人都对基于对这次会议的相关采访和记录写成的该报道提出了质疑。记录显示，默里和他的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曾多次向麦康奈尔的竞选活动捐款。

自梅西公司的泥浆池灾难后，二十年过去了，煤炭工业已然崩溃，仅在州内雇佣区区五千人，但该地区的水源仍被污染着。麦康奈尔在最近向该地区拨款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以改善水源基础设施一事上功不可没，但是威廉-布兰登-哈尔科姆（William Brandon Halcomb），一位居住于此的物业经理，告诉我情况仍然"骇人听闻"。在我们谈话前不久，这里已经三个星期没有供水了。他把一个桶绑在桥上，当他需要水冲厕所时，就把桶放进下面的小河里。他必须开车到另一个县去买干净的水。"你买一加仑，在炉子上烧热，然后洗个卡车司机式的澡，"他说，"简单冲一下是你能做的全部。"随着冠状病毒的蔓延，对于不能可靠地洗手的美国人来说，健康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马丁县绝大多数人都是共和党人和特朗普支持者，许多居民认为他们的问题和华盛顿之间没有联系。当地报纸《山地公民》（Mountain Citizen）的编辑加里-鲍尔（Gary Ball）告诉我："我们的水源状况不好，这不是麦康奈尔的错。"鲍尔是一位强烈支持特朗普的前煤矿工人，他将"多年的管理不善"归咎于当地的民主党官员。肯塔基州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幕僚长卡拉-斯图尔特（Cara Stewart）不出意料地持不同看法。"为什么肯塔基州没有干净、可靠的水？"她说，"麦康奈尔本可以提供帮助，但他与那些造成问题的公司同流合污。"

作为后座参议员，麦康奈尔运用他的筹款天赋在党内领导层中崛起------一条由林登-约翰逊布局好的途径。权威四卷本约翰逊传记的作者罗伯特-A-卡洛（Robert A. Caro）告诉我，"一鸣惊人地，"作为一名资历浅的民主党众议员的约翰逊，"意识到他尚未掌权，但是他有其他众议员所没有的东西------在华盛顿需要好处的德克萨斯石油商和大承包商。"通过建立对金主献金分配的控制权，与同资历同僚相比，约翰逊获得了巨大的权力。然而，麦康奈尔并不是林登-约翰逊的粉丝。他曾说他投给约翰逊的总统选举票是他最后悔的一票，因为他非常痛恨约翰逊为发起对抗贫困的战争而扩大政府规模------一个在马丁县发起的努力。在他的回忆录中，麦康奈尔声称"贫困赢了"，证明"华盛顿对自己系统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过于自信"。（方才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共支出计划，麦康奈尔和其他共和党人正在争相为这一变脸辩护，一些人将新计划称为"恢复原状"而非福利。）

根据基思-鲁尼恩的说法，麦康奈尔从他抵达华盛顿的那一刻起就专注于自己政治上的生存。他回忆起，在麦康奈尔宣誓就职后的那个早晨，麦康奈尔告诉他说，他将从现在起向右翼靠拢，以保持持续连任。麦康奈尔否认说过这些，但鲁尼恩告诉我："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另一个认识麦康奈尔多年的相识说，"以他口吐莲花的程度而言，他把他当多数党领袖的野心绣在了袖子上。"

麦康奈尔忌妒于他的那些被新闻记者们在走廊上所追逐的更知名同僚。他想要变得像他们一样，他不久后告诉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为他的书《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而采访麦康奈尔的卡尔-赫尔斯（Carl Hulse），关于最高法院提名的争斗。麦康奈尔最终成名的方式显然是不光彩的：阻拦竞选金融改革。甚至于他还嘲笑这个议题，认为这与"大多数美国人关心的静电粘附问题"相冲突。竞选金融议题的暗淡沉闷，对他的同僚来说至关重要，对民主也是如此。鲜有人甘愿冒险于表现得腐败，因此他们感谢于麦康奈尔为一项又一项的改革而斗争------与此同时声称这纯粹只是在捍卫第一修正案。根据马基利斯的说法，在闭门会议上麦康奈尔向他的参议院同僚承认撤销这些改革是"为了共和党的最大利益"。在如德沃斯家族这样的保守派亿万富翁的资金支持下，麦康奈尔帮助将消灭支出限制的诉求带到了最高法院。在 2010 年，他的那方赢得了胜利："公民联合"案的裁决为企业、大额捐赠者和秘密的非营利组织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他们可以将无限制、而且往往无法追踪的现金投入到选举之中。

"麦康奈尔热爱金钱，并且厌恶任何对其的限制。"弗雷德-韦特海默（Fred Wertheimer），一个支持竞选金融改革的组织"民主 21"（Democracy 21）的主席，说，"金钱是他职业生涯的中心主题。如果你想控制国会，最佳途径就是控制金钱。"

在 1984 年，麦康奈尔第一次被选入参议院时，到如今之间，花在联邦选举上的资金金额至少增长了六倍，还不包括越来越多、来自于富有金主们的外部开支。权钱交易从一个肮脏、可耻的行业成长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高薪行业。麦康奈尔带头扶持这些私人利益集团，并使共和党与之结盟。他的下属象征了"旋转门"，他们从为美国最贫穷的州之一工作，到为美国最富有的公司游说，同时他们自己越来越富有，并帮助资助麦康奈尔的竞选活动。煤炭行业、烟草公司、大药企、华尔街、商会和许多其他利益集团的资金流入了共和党的金库，而与此同时麦康奈尔则阻止了这些利益集团所反对的联邦行动：气候变化立法、可负担的医保、枪支管制和遏制经济不平等的努力。

麦康奈尔，像林登-约翰逊那样，利用筹款帮助盟友，惩罚敌人。"他在幕后所做成的是应用在华盛顿特区比任何事都更响亮的东西------金钱。"前共和党顾问威尔逊说道。"突然间，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译者注）拿到了一座缅因的桥梁，丽萨-姆卡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译者注）拿到了一个（阿拉斯加的）港口。噢，多巧啊！"麦康奈尔对于他的党团成员的需求有着出色的把握，他用上千万美元的竞选献金和联邦拨款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席位，其中一些资金流经赵小兰的交通部。(一名该部门发言人称其中没有政治联系，每个州都会得到一些钱。)麦康奈尔还将他的核心党团成员置于聚光灯下，并且，在可以的情况下，他允许他们跳过那些会不受选民欢迎的投票。在私下里，麦康奈尔可以刻薄地滑稽，也可以多愁善感------他以曾因一名助手的离去而泪流满面而为人所知------但他很精明地保持着警惕，据说他信奉"你不能因为你不说的话而惹上麻烦"的格言。他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行踪，把私人笔记放在口袋而不是扔进参议院的垃圾桶里。而且，他保护自己的盟友。2013 年，麦康奈尔的副手------他们被称为"米奇团队"------制定了一项政策，把任何与他的党团内的现任成员作对的人列入黑名单。最近，在佐治亚州的一场参议院选举中，为共和党众议员道格-柯林斯（Doug Collins）工作的顾问们被警告说，他们将因为帮助他挑战麦康奈尔在初选中所选择的现任议员凯利-勒夫弗尔（Kelly Loeffler）而被冷遇，尽管她最近被指控进行了内幕交易。(勒夫弗尔否认有不法行为。)违抗命令可能会导致一名前特朗普白宫官员所称的"死刑"：总统会被告知这一抗令者在任何政府职位上都不会被参议院确认。

麦康奈尔的铁腕统治在其他的共和党人那儿倍受赞誉。前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告诉我："他是自林登-约翰逊以来最具天赋的多数党领袖。他清楚如何拉票，何时推进，何时撤回。他是一个清楚规则、了解他的党团的真匠人。"

卡洛说："在某一方面，麦康奈尔和约翰逊是非常相似的。他们两人都很巧妙地运用了参议院的规则和程序。但，在另一个更显著的方面，他们俩无法更截然不同了。约翰逊虽然有种种过错，在晚年时运用这些规则和程序将参议院变成了一股创造社会正义的力量。麦康奈尔却利用它们来阻止它。"

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保罗-凯恩（Paul Kane）最近写道的，在麦康奈尔的领导下，这个自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审议机构的议院，"以几乎每种标准衡量"，已经成为"现代最不议事的机构"。在 2019 年，它只对立法进行了 108 次投票。相比之下，在 1999 年，参议院有 350 次这样的投票，并帮助通过了 170 项新法律。到 2019 年底，众议院在跨党支持下通过的 270 余项法案正搁置在麦康奈尔的办公桌上。其中包括规定对购枪者进行背景检查和降低处方药费用的法案------均为公众普遍欢迎的想法。但是麦康奈尔，如今来自制药工业的参议院竞选献金的最大收款人，谴责降低药品成本的努力是"社会主义的价格控制"。

两党的资深议员们都表示，参议院已然崩溃。二月，70 名前参议员签署了一封跨党信件，公开谴责该机构没有"履行其宪法职责"。伊利诺伊州的迪克-杜宾（Dick Durbin）在参议院工作了二十四年，现在是民主党领导层的二把手。他告诉我，在麦康奈尔的领导下，"参议院已经恶化到没有任何辩论的地步------他一砖一瓦地拆掉了参议院。"麦康奈尔在 2006 年至 2014 年担任少数党领袖。2008 年奥巴马当选后，麦康奈尔利用阻挠议事阻止了创纪录的政府所支持的法案和提名。作为多数党领袖，他掌控着该议院的日程安排，他让他反对的法案和提名甚至无法进行审议。"他是交通警察，没有他，你无法通过十字路口。"杜宾说。

立场倾向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里专精于研究国会事务的政治学家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告诉我，他认识过去五十年来的每一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将作为破坏我们宪政民主基本框架的最具分量之人之一而载入史册"。他还说："没有任何人能望其项背。在违反政府规范上，没有人像他一样腐败。"

麦康奈尔最有名的蓄意阻挠是他在 2016 年大胆地拒绝为奥巴马提名到最高法院的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举行听证会。当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意外去世，空出这个席位时，奥巴马的第二任期还剩 342 天。但麦康奈尔声称"美国人民"应该在下一次选举中决定谁来填补这个席位，忽略了美国人民早已选举了奥巴马的事实。作为一名年轻律师时，麦康奈尔曾在一份学术期刊上认为，政治不应该在最高法院的提名中扮演任何角色；唯一重要的是被提名人是否具有专业上的资质。不过在 2016 年，他表示，备受尊敬的温和派法官加兰德的资质如何没有区别。在此之前，参议院从来没有仅仅因为这是一个选举年而拒绝考虑一名提名人。相反地，参议院此前在大选年期间已确认了十七名最高法院提名人，并否决了两名。尽管如此，麦康奈尔还是取得了胜利。

此后，他发誓要填补最高法院今年可能出现的任何空缺，无论它离选举有多近。确实，据一名前特朗普白宫官员称，"麦康奈尔告诉我们的金主，当金斯伯格大限已至时，即使是十月，我们也会得到我们的法官。他说这会是我们的十月惊奇。"

麦康奈尔曾自豪地指出他对加兰德的蓄意阻挠，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不做某件事。"许多人认为，在 2016 年，法院的空缺席位促使福音派选民忽略了他们对特朗普的疑虑，为他赢得总统职位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选民群体。

但麦康奈尔的前任多数党领袖，内华达州的退休民主党参议员哈里-里德（Harry Reid）指责麦康奈尔破坏了树立礼让和共识的规范，比如有节制地使用阻挠议事。虽然两位领袖在最初曾设法保持友好，因共同支持华盛顿的棒球队"国民队"而建立了联系，但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他们成为了激烈的对手。"米奇和共和党人正在竭尽全力使参议院变得无关紧要，"里德告诉我，"我们目睹着无论特朗普做了什么他们都一言不发。他们已经失去了灵魂。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太可怕了。它伤害了参议院，损害了国家。"

参议院机能失调的代价是全方位的，包括美国在面对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时的脆弱。在奥巴马的标志性国内成就《平价医疗法案》于 2010 年通过后的七年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至少六十次试图废除它。2017 年，称它为 "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法案"的麦康奈尔再次带头，并亲自提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修正案，取消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预防和公共卫生基金，该基金为各州提供拨款，用于检测与应对传染病爆发等情况。该基金每年收到约十亿美元，占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年预算的 12% 以上。近三分之二的资金流向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包括肯塔基州一个名为"预防与控制新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能力 "的项目。

包括感染控制和流行病学专业人员协会在内的数百个卫生组织给麦康奈尔和其他国会领袖寄了一封信，警告他们，如果预防基金被取消，会有"可怕的后果"。处理传染病爆发的公共卫生项目从未恢复至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并且"资金严重不足"。信中总结道："取消预防基金将是灾难性的。"

传染病专家朱迪-斯通（Judy Stone）在《福布斯》的专栏中问道："担心来自亚洲的禽流感？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你他妈的当然应该担心。监控与控制能力将被参议院的提案削弱，疾病（传染病和其他）的爆发无疑会更糟糕。"她写道，这些资金削减是"不合情理的------特别是考虑到节省下来的资金将用于为最富有的人减税，而不是满足公众的基本健康需求"。

在 2017 年七月二十八日，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投下了戏剧性的拇指向下否决票，中止了参议院共和党人废除《平价医疗法案》的努力，其中包括预防基金的拨款。麦康奈尔和其他的共和党人随后再次试图削减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资金。大部分资金幸存下来，尽管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在跨党支持下被转移到癌症研究和其他活动中。麦康奈尔消灭该基金的企图只是共和党人对奥巴马医改更大的破坏中的一小部分。据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公共卫生教授杰夫-莱维（Jeff Levi）说，共和党人的努力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许多没有保险的美国人"很可能会避免接受冠状病毒的检测和治疗，因为他们害怕这些开销"。

麦康奈尔对奥巴马的抵制是无情的。2010 年，这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被问及他的目标时，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最想实现的一件事就是让奥巴马总统只能当一届总统。"《信使报》记者卡罗尔在有一天麦康奈尔接听奥巴马的电话时被允许旁听，但条件是卡罗尔不能写出来。他被麦康奈尔的态度弄得目瞪口呆。"麦康奈尔说了几个词，比如'是'、'好'和'再见'，但他从未说过'总统先生'。"卡罗尔回忆道。"即便是对于公务员而言这也完全缺乏尊重。"麦康奈尔更愿意与奥巴马的副总统乔-拜登打交道。（在他的自传中，麦康奈尔嘲笑拜登的"喋喋不休"，但也说，"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麦康奈尔对奥巴马的不尊重反映了像科赫兄弟这样的富有保守派企业金主的观点，他们赞助了许多竞选活动，促使了共和党在 2010 年夺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并在四年后夺得参议院多数席位。仅在 2014 年的中期选举中，拥有几百名成员的科赫金主关系网就花费了超过一亿美元。2014 年，在共和党夺取参议院前不久，麦康奈尔作为贵宾出现在科赫兄弟半年一次的筹款峰会上。他感谢"查尔斯和戴维"，并补充说："没有你们，我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在他宣誓就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后不久，他就聘请了一名科赫工业的前说客作为他的政策主管。随后，麦康奈尔将矛头对准了科赫兄弟长期以来的宿敌，环境保护署，敦促各州州长不服从对温室气体的新限制。

尽管麦康奈尔渴望看到奥巴马时代的结束，但他对特朗普的候选人资格并不热心。如果说麦康奈尔有任何固定的意识形态的话，他是一个老式的赤字鹰派，偏好大企业、自由贸易和小政府------这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宣传相反。

特朗普的反华府支持者对麦康奈尔也不感冒。当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短暂地出现在舞台上时，他们对他发出了嘘声。但麦康奈尔------目睹了包括犹他州的鲍勃-贝内特（Bob Bennett）和印第安纳州的迪克-卢格（Dick Lugar）在内的共和党建制派参议员同僚被茶党的叛乱分子赶下台------他知道越过自己党内的基本盘是很危险的。

在竞选的最后几周，麦康奈尔给特朗普提供的帮助比许多人知道的还要多。2016 年夏天，当参议院休会时，奥巴马的 CIA 主管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试图就一项对国家安全的紧急威胁与麦康奈尔联系。该机构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试图干预美国大选，可能是为了阻碍希拉里-克林顿而帮助特朗普。但是，在"四五周"的时间里，一位前白宫国家安全官员告诉我，麦康奈尔拒绝了布伦南向他作简报的要求。奥巴马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说："这真是太疯狂了。"麦康奈尔曾告诉布伦南，"他在劳动节前不会有空"。（美国劳动节为九月第一个周一------译者注。）

当他们终于开始谈话时，麦康奈尔对情报机构表示怀疑。一名前国家安全官员回忆说，他后来警告官员们"不要涉入"选举，告诉他们"他们正在接触一些非常危险的事"。麦康奈尔威胁说，如果奥巴马公开谈论俄罗斯议题，他就会将其贴上党派政治举动的标签，他清楚奥巴马决心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随着情报界越来越相信俄罗斯进行了互联网破坏行动，奥巴马努力争取国会四大领袖的跨党支持：麦康奈尔；保罗-瑞安（Paul Ryan），当时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当时的民主党众议院首席成员；以及哈里-里德，当时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最后，劳动节过后，奥巴马召开了一次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期间他敦促四位领袖发表联合声明，提醒全国各地的选举官员们注意外国的特别威胁。据奥巴马的前幕僚长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称，瑞安、佩洛西和里德同意合作，但"麦康奈尔什么也没说"。这位前幕僚长说："花了几周时间才拿到信。"

一份此前未公开的四位领袖的幕僚私人通信记录显示，麦康奈尔对草案进行了编辑，拒绝接受其他人提出的任何修改意见。他死活不同意指定美国的投票系统为"关键基础设施"，也不同意敦促选举官员们向国土安全部寻求帮助。相反，他坚持将选举的安保完全留给非联邦机构。最终的声明很混乱，以至于一位里德的助手认为，"值得一说的是，我宁愿根本不写这封信"。另一位里德的助手回答说："我也是。但我们显然别无选择。"最后，九月二十八日，其他人在麦康奈尔的草案上签了字。它没有指出俄罗斯或其他外国的威胁，而仅仅只提及了"恶意分子"，寻求"破坏我们对选举的管理"。它是如此的晦涩难懂，以至于公众和选举官员们直到选举结束后才了解到，俄罗斯早已把所有五十个州的投票系统当作目标。里德告诉我，"这封信完全不是奥巴马想要的。它非常，非常无力。"

"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做，"赖斯说，"但我猜，特别是事后诸葛的话，是他认为"点名俄罗斯"会对特朗普不利------所以他顾左右而言他。这是可耻的。"赖斯指出，大选结束后，麦康奈尔继续抵制两党多次要求保障选举安全的呼声。只有在批评者们开始嘲笑他为莫斯科米奇之后，他才在去年九月最终同意支持在此方面的重大支出。这个绰号激怒了平时处变不惊的麦康奈尔。他发表回应，谴责这是"麦卡锡主义"。

麦康奈尔承认，特朗普获胜的当晚，他和其他人一样震惊。但他很快恢复过来，并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据特朗普的一位过渡顾问说，他"提拔"他的妻子担任交通部长，理由是在前几届政府中，她曾是该部门的副部长，同时也是联邦海事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以为她会想要劳工部，"这位顾问说，因为她在小布什时期曾管理过劳工部。"这是意料之外。"鉴于她家族的航运业务，这一举动也带来了利益冲突的忧虑。"她为什么要管运输部？"顾问语带讽刺地说，"她在运输业没有生意，对吧？"但是，顾问说，与麦康奈尔同床共枕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赵小兰是特朗普内阁成员中较为有资质的人，但她一直被指责偏袒丈夫的利益------她否认了这一指控。Politico 报道过，一名为赵小兰工作的前麦康奈尔竞选团队职员给肯塔基州的拨款申请人提供了额外帮助，引发了一项内部调查。目前该调查仍在进行中。麦康奈尔不甘示弱，将这些指控变成了竞选广告，吹嘘自己有能力将交通项目带回肯塔基州。布鲁金斯学会的政府支出专家、《总统的猪肉》（Presidential Pork）一书的作者约翰-哈达克（John Hudak）告诉我："也许他从总统那里得到了启示。如果从政府运作中获利对总统来说并不重要，那么对内阁部长或多数党领袖来说可能也不重要了。"

在 2017 年的一段短暂时间里，麦康奈尔曾表现出一些之于特朗普的独立性，以及良知。他在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骚乱发生后发表了讲话。虽然赵小兰在特朗普声称"两边都有好人"时站在特朗普的讲台旁，但麦康奈尔发表声明，谴责"三 K 党和新纳粹组织"，并补充说，"他们传递的仇恨和偏执在肯塔基不受欢迎，并且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受到欢迎。"大约在同一时间，特朗普在推特上贬低麦康奈尔，称参议院未能推翻奥巴马医改。麦康奈尔不屑地回复说，鉴于总统缺乏政治经验，或许他"期望过高"。

但是，随着他们的争吵，麦康奈尔在肯塔基的受欢迎程度直线下降。戴夫-康塔里诺（Dave Contarino）是该州一名反对麦康奈尔的民主党人，正做着民调和焦点团体访谈。他告诉我，（他的）参议员支持率下降到了 17%。他的民调数字直到 2018 年年中才恢复，当时正他在卡瓦诺的确认战中为特朗普辩护。"这件事与保守派一起拯救了他。他们说，终于他表现得像一个共和党人，支持了我们的总统。"康塔里诺说。麦康奈尔在弹劾审判期间对特朗普的保护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家乡的地位。马丁县的报纸编辑加里-鲍尔告诉我："这里的人喜欢特朗普。麦康奈尔不那么受欢迎。但我们喜欢麦康奈尔在弹劾期间为特朗普所做的事。"

在麦康奈尔对阵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麦格拉斯的连任选战中，他一直试图让特朗普成为他实质上的竞选伙伴。而现在，麦康奈尔已经帮助消灭了几乎所有有意义的开支限制，他可以指望从亿万富翁金主那儿获得几乎无限的资金。他的竞选活动已经筹集了 2560 万美元，尽管麦格拉斯筹集了更多。马特-琼斯（Matt Jones）是一位受欢迎的体育广播主持人，也是一本关于麦康奈尔的讽刺书《米奇，拜托！》（Mitch，Please！）的合著者。他说："他自取败绩的最快方式就是向特朗普发难。"琼斯告诉我，他和他的合著者采访了肯塔基州所有一百二十个县里的人，只找到了一位老农，是麦康奈尔的忠实粉丝。"麦康奈尔在这儿是被憎恨的，"他告诉我，"而特朗普广受爱戴。他别无选择，只能亲吻特朗普的戒指。"

直到最近，麦康奈尔对特朗普的保驾护航，即使不是对国家，也对他大有裨益。但现在，它已经让他成为一场如今还看不到结局的危机的共犯。随着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所产生的后果清楚地变得致命，他的这一交易看起来每天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公信力上佳的的库克政治报告（Cook Political Report）最近将共和党人保持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机率下调至五五开，此前保守派战略家们对特朗普应对疫情的方式普遍感到担忧。

前共和党顾问瑞克-威尔逊抱有渺茫的希望，如果麦康奈尔和特朗普都连任，麦康奈尔将最终站出来对抗总统。麦康奈尔将进入第七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参议院任期。他做过心脏三搭桥手术，熟人说他的听力很差；去年夏天，他摔倒过并且肩膀骨折。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他可能不再觉得自己必须纯粹出于自身利益行事。"他可以领导起抵抗，炸毁这列火车的轨道。"威尔逊说。

迪克-杜宾没有这样的幻想。"我已经看过太多次这部电影的结局了，"他说的是麦康奈尔和特朗普，"他们太需要对方了。"

原文：Matters

作者：简-迈耶（Jane Mayer）

翻译：PaperBoats

译者前言：往年在大选年风平浪静的国会，今年陷入了舆论的风暴中心，无论是冗长的新一轮援助计划谈判，还是引起了巨大争议的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与光速确认。而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角，米奇-麦康奈尔，除了他知名度更高的妻子赵小兰之外，并不广为中文世界所知。通过一窥本文作者笔下的他的过往，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主导过去四年里美国政治的这一最重要关系。特朗普留在白宫的机会正越来越渺茫，但麦康奈尔仍将作为共和党的领袖而继续参与未来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政治游戏------"我们能向过去望多远，我们就能向未来望多远。"

本文作者简-迈耶（Jane Mayer）是美国知名调查记者、《纽约客》专栏作者，两度提名普利策特稿写作奖，著有轰动一时的新闻调查书籍《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

原文发布于四月二十日，地址: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4/20/how-mitch-mcconnell-became-trumps-enabler-in-chief

三月十二号，周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本应与他的同僚在周末敲定出一份紧急援助计划以应对冠状病毒的大流行。相反地，他让参议院休会了一个长周末，然后回到了他在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的家中。麦康奈尔，一位即将完成第六个参议院任期的七十八岁共和党人，计划参加一场为曾是一名他的参院实习生、现一位联邦法官贾斯汀-沃克（Justin Walker）而举办的庆祝活动。麦康奈尔已经将近两百名保守主义者任命为法官，把法院系统填满已然成为他的政治遗产任务。

在他离开国会大厦后不久，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制定出了一份初步的计划，与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一起敲定了细节。参议院急迫地需要在这一立法过程中迈出下一步。但是，麦康奈尔此时正在路易斯维尔的一个礼堂内，讲笑说他的政治对手"偶尔会将我与安纳金-天行者（《星球大战》中的头号反派------译者注）相比"。

这场聚会有一种重聚感。唐-麦加（Don McGahn），特朗普的前白宫顾问，麦康奈尔将他称为在确认任命保守法官的过程中的"哥们与合作者"，飞过来参加这场庆典。最高法院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也如此来到，麦康奈尔曾为他的参院确认投票而激烈斗争过。沃克，这场活动的主宾，曾为卡瓦诺做过法官助理，并在卡瓦诺被指控性侵时成为他的主要辩护者之一。麦康奈尔现正在支持沃克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一个空缺席位而努力，虽然沃克已从美国律师协会收到了"不合格"的评价，部分因为三十八岁的他还从未审理过一起诉讼。

另一位麦康奈尔的前参议院助手，肯塔基州东区联邦地区法官格雷戈里-范塔滕霍夫（Gregory Van Tatenhove）也来参加这场路易斯维尔的活动。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Christine）曾是一位本科生学者，就职于麦康奈尔中心------一个设在路易斯维尔大学内的学术项目。除此之外，该中心还举办了一场纪念这名参议员职业生涯的展览。最近，她向该中心捐款了二十五万美元。

麦康奈尔是一位贪婪于历史的读者，多年来一直精心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但，在离开华盛顿过长周末这一点上，他误判了时机。标签 #WheresMitch 正在推特上流行。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股市刚刚结束了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周。近两千新冠病毒病例已在美国确诊。

十一天后，参议院仍未拿出一份法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份火药味十足的社论《冠状病毒紧急援助计划抛锚，这是米奇-麦康奈尔的错》。这位多数党领袖曾试图通过一项非常有利于大公司的救助方案。但五名共和党参议员因自我隔离而缺席投票，随后民主党人迫使麦康奈尔接受了一份 21000 亿美元的妥协法案，减少了大公司的赠款而扩大了对医保提供者和受影响工人的援助。

麦康奈尔，被公认为华盛顿最狡猾的政客之一，很快就将这一说法重新包装为个人的成功故事。在他正在竞选连任的肯塔基州，他释出了一个关于该法案通过的竞选广告，自吹自擂道，"一位将分裂的国家带向团结的领袖"。与此同时，他攻击民主党人，告诉一位电台主持人，对特朗普的弹劾在传染病还在早期阶段时"转移了国家的注意力"。事实上，许多参议员------包括阿肯色州共和党人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早已在行政部门行动前近两个月就对病毒的威胁敲响了警钟，而那时特朗普还在告诉记者他"根本不关心"。二月二十七号，弹劾审判结束三周之后，麦康奈尔为行政部门的回应辩护，在民主党人要求更多的紧急资金时指控他们"哗众取宠"。

许多人将麦康奈尔对特朗普的支持视为冷漠自私的政治天才之举。看上去，麦康奈尔正在保护他的党派，并同时掩护他在肯塔基的侧翼------一个，也许并不是巧合，特朗普远比他更受欢迎的深红州。当这场大流行爆发之时，总统在全国民调中的位置一开始还上升了，而且麦康奈尔和特朗普都肯定将会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将援助计划归功于己。但，当病毒开始摧毁经济，并在全国范围到处传染致死美国人时，麦康奈尔与特朗普的结盟看上去风险更高了。确实，一些批评者主张麦康奈尔对国家的困境负有特殊的责任。他们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特朗普对领导度过一场危机毫无准备，但，因为总统在共和党基本盘里广受爱戴，麦康奈尔保护了他。他甚至走得如此之远，在弹劾审判上禁止传唤证人，因而保证总统仍能留在白宫。戴维-霍普（David Hawpe），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Courier-Journal）的前编辑，评价麦康奈尔说，"有许多人对他十分失望。他本可以动员参议院。但共和党深层地改变了他，而且他贪念权势。"

斯图尔特-史蒂文斯（Stuart Stevens），一名多年的共和党政治顾问，同意麦康奈尔的党派在美国的新冠病毒灾难这点上难辞其咎。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书《这全是谎言》（It Was All a Lie）里，史蒂文斯写道，为了迎合特朗普和他的基本盘，麦康奈尔和其他的共和党人为虎作伥，作为政党领袖毁掉了国家的安全网，无视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种专家。"如果他认为他将被后人以与特朗普无关的方式记住，那米奇一定是在搞笑。"他说。"他将被记为特朗普的朋党。"

如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共和党 2012 年总统提名人，长期与特朗普不和------译者注）亲身经历的那样，总统对于敢挑战他的共和党人睚眦必报。但史蒂文斯坚信这些与特朗普同流合污的保守主义者们将会付出额外的最后代价。"特朗普是一道道德测试题，而共和党人没答对。" 史蒂文斯说。"对于政党的长期命运而言，这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共和党已经沦落为贪恋权势而毫无目的的瘾君子。"

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一个曾是坚定保守派的特朗普头号批评者，将麦康奈尔形容为"一个只是下决心和特朗普合得来、并看看能从他那儿得到什么的传统共和党人。"在麦康奈尔的领导下，参议院远没有对行政分支进行制衡，反而起了加速作用。"蛊惑煽动之徒如特朗普，如果他们当选，是无法进行治理的，除非他们有麦康奈尔那样的人。" 克里斯托尔说。麦康奈尔对总统的谎言和煽动性的公开言论大体上保持着沉默，并以立法与司法上的战果支持着行政分支。麦康奈尔也带来了共和党的金主们。"人们对基本盘的关注太多了，而对商界领袖、大金主和《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关注度不够。" 克里斯托尔补充说，"特朗普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会在，但没有麦康奈尔的话，精英们也许会反抗。他本可从根本上中止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控制，但麦康奈尔却放手让这列火车继续开着。"

麦康奈尔和总统并非天然的一对。一位曾在参议院和特朗普政府中都就职过的官员观察到，"在政治舞台上很难找到性情如此迥异的两人了。特朗普很少有不说出嘴的想法。麦康奈尔则相反，多思而少言。"这位前政府官员继续道，"特朗普就是要赢这一天、甚至这一小时。麦康奈尔玩的是长期游戏。他对政治现实敏感。他的北极星就是继续当多数党领袖------这对他而言可谓唯一。他耐心而狡猾，在朝目标接近时善于掩饰。"两人的政治取向也不尽相同："特朗普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不仅反精英，而且反建制。"至于麦康奈尔，"没有人可以坦然地说他是民粹主义者------特朗普本该抽干这片沼泽，而他现在正与这片沼泽中最大的怪物合作。"

当特朗普参选总统时，他经常嘲笑"腐败的政治建制派"，说华尔街的巨头不交税还"逍遥法外"。在一则怒火满腔的竞选广告中，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的照片在屏幕上闪现，他承诺要终结这些"榨干了我们国家"的精英。在采访中，他谴责对手向富有的捐赠者乞求竞选捐款，主张说，如果 "有人给了他们钱"，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当他们去找那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这么做------他们欠他的。"

相反地，麦康奈尔是华盛顿金钱机器的大师。没人比他在现有的竞选金钱系统里构建得更多------在其中，亿万富翁和大公司实际上毫无开支限制，自肥与钱权交易相当普遍。瑞克-威尔逊（Rick Wilson），一位"永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和曾在许多选战中加入麦康奈尔团队的前政治顾问，说，"麦康奈尔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幕后操纵者，运作过历史上最成功的筹款活动。"前麦康奈尔的雇员们运营着大批表面上独立的筹款组织，其中许多接受了来自未披露的捐款者的数千万美元。威尔逊认为，自 2015 年起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务实于运用任何必要手段去保护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共和党在参议院里的优势，目前停留于 53-47。"他毫不羞于这一点，"他说，"麦康奈尔已经是为在华盛顿的特朗普保驾护航的最强大力量。"

阿尔-克罗斯（Al Cross），一位专栏作家和肯塔基大学的新闻学教授，被公认为本州政治媒体的学术掌门人，相信麦康奈尔与特朗普的伙伴关系"是这个国家里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他曾希望麦康奈尔会回击特朗普。毕竟，过去的共和党人曾跨过党派的界限以捍卫民主------从谴责乔-麦卡锡到迫使理查德-尼克松辞职。"但特朗普和麦康奈尔已然相互理解了对方，"克罗斯说，"总统需要他来治理。麦康奈尔清楚，如果他们的关系破裂，对于共和党在参议院里的多数优势而言会是一场灾难。他们在许多方面都相当不同，但根本上他们俩都属于同一件事------赢。"

在一本即将到来的书《推特治国》（Let Them Eat Tweets）里，政治学家雅各布-S-海克（Jacob S.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挑战了共和党撕裂于全球化的企业精英和下层的社会保守派白人之间这一观念。而他们主张，一个"权宜之计"存在于当下共和党的核心之中------并且麦康奈尔和特朗普将它具体化。民调显示，富有捐赠者以牺牲他人的社会安全网为代价为自己减税的议程几乎没有选民支持。共和党人的 2017 年税收法案就是一个例子：它以将其 80% 以上的馈赠给予最富有的 1% ，奖励了共和党的最大金主，并且还削减了公司税率，保留了被私人股本公司和对冲基金利用的利差漏洞。这项立法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中都不受欢迎。海克和皮尔森解释，为了赢得选举，共和党不得不在社团主义者和被特朗普的反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辞所动员的文化保守派白人之间建立联盟。（书的）作者们把这种混合策略称作富豪民粹主义。海克告诉我，麦康奈尔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党如何演变的清晰例证"，还补充说，"他们也许互相憎恶，但也互相需要。"

虽然两人在明面上几乎总是支持着对方，但一些麦康奈尔小圈子里的成员告诉我，私底下的事截然不同。他们说，背着特朗普，麦康奈尔会把总统叫作"疯子（nuts）"，并且明确认为自己比特朗普聪明，"无法容忍他"。（一位不愿接受采访的麦康奈尔的发言人否认此事。）据一位熟人说，麦康奈尔说特朗普类似于一个他所厌恶的政客：罗伊-摩尔（Roy Moore），蛊惑人心的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前首席法官。他在 2017 年的参议院竞选活动被他曾经猥亵幼女的指控所中断。（摩尔否认这些指控。）"他们如此相似。"麦康奈尔告诉这位相识。

麦康奈尔对特朗普的政治忠诚让他失去了许多认识他最久的人的尊重。戴维-琼斯（David Jones），医保巨头哈门那（Humana）公司的已故创始人，支持了从 1984 年起麦康奈尔所有的参议院竞选活动。琼斯和他的公司基金会集体地向麦康奈尔中心捐赠过 460 万美元。去年九月琼斯去世时，麦康奈尔将他描述为"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朋友和导师"。但是，在琼斯去世的三天前，琼斯和他的两个儿子，小戴维（David, Jr.）和马修（Matthew）向麦康奈尔寄去了两封言辞激烈的信中的第二封。这两封信都予我过目了。他们呼吁他不要当"旁观者"，而是要运用他"宪法赋予的权力以保护国家不受特朗普总统无理且无可言喻的国际行为的伤害。"他们主张说："参议院的权力对行为不当的总统的限制是惊人的，并且，运用这些权力是你的本职工作。"麦康奈尔在回复他们的第一封信件时向他们保证，特朗普有"我有幸与之合作过的最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之一"。但在第二封信件里，琼斯一家回复说团队一半的人已经离职了，留下一个"数月里群龙无首"的国防部，而且国家情报总监的职位只有一个"'代理'看守人"。琼斯一家指出，他们都曾为国效力过：父亲曾服役于海军，马修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小戴维在国务院当过律师。他们恳求麦康奈尔"去领导"，并质疑了"为共和政体遴选法官的同时，却允许它的宪法框架分崩离析，力量和安全崩溃"的价值。

约翰-戴维-戴奇（John David Dyche），路易斯维尔的一位律师，直到最近还是一名保守派专栏作家，曾对麦康奈尔和他的文件享有无与伦比的接触权，并在 2009 年出版了一本赞扬他的传记。但在今年三月，戴奇发了一串在本州政治圈里引发了不少讨论的推特主题帖。他写道，麦康奈尔"当然认识到特朗普是个令人厌恶的人，完全不适合当总统"，无论如何，他还是站在特朗普这边，这表明他"除了自己的政治权力之外，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戴奇拒绝为本文置评，但在冠状病毒关停了几乎整个美国后，他宣布他将捐赠麦康奈尔的竞选对手，艾米-麦格拉斯（Amy McGrath），并且发推说："那些与可怕而无能的蛊惑煽动之徒同流合污危害国家的人，将会被作为可耻的懦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麦康奈尔也似乎失去了他三个女儿的政治支持。最年轻的波特（Porter）是一个进步派活动家，"揭露华尔街"（Take On Wall Street）的活动总监。这是一个由工会和非盈利组织组成的联盟，致力于反对"银行与亿万富翁"的"掠夺性的经济权力"。它的目标之一是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黑石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根据响应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一个致力于追踪金钱和游说对选举和公共政策的影响的非盈利组织------译者注），从 2016 年起，施瓦茨曼已经向与麦康奈尔有关的竞选活动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将近 3000 万美元。去年，"揭露华尔街"谴责了黑石的"有害行为"，并认为该公司的竞选捐款"为候选人的道德蒙上了阴影"。

波特-麦康奈尔也曾公开批评过参议院对卡瓦诺大法官的确认投票，而她的父亲认为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在推特上，她指控卡瓦诺的支持者厌女，并转推了一则来自于支持指控卡瓦诺的女性之一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的网站"与布莱西-福特站在一起"（StandWithBlaseyFord）的贴文。麦康奈尔的二女儿，克莱尔（Claire），也在线上批评过卡瓦诺。而麦康奈尔的大女儿，埃莉诺（Eleanor），注册为民主党选民。

三个女儿和她们的母亲，在 1980 年与麦康奈尔离婚的谢莉尔-雷德曼（Sherrill Redmon），都拒绝置评。在这段婚姻结束后，修有美国历史博士学位的雷德曼离开了肯塔基，在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接管了一个妇女历史档案馆。在那里她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合作于"女性主义口述史的声音"项目。在一封电子邮件里，斯泰纳姆告诉我，雷德曼鲜有谈及过麦康奈尔，并且注意到："尽管谢莉尔投入于纪录女人们的一生，她并不谈及自己早年的生活。"斯泰纳姆的理解是，麦康奈尔的政治观点曾是不同的。"我只能想象，与一个崇尚民主的杰奇结婚生子，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变为腐败而崇尚专制的海德会多么痛苦。（《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讲述了绅士亨利-杰奇博士喝了自己配制的药剂分裂出邪恶的海德先生人格的故事。------译者注）"她写道。（显然，谢莉尔正在撰写一部和盘托出的回忆录。）

斯泰纳姆的评论呼应了一种对麦康奈尔的共同看法：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理想主义、自由派的共和党人，与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如出一辙。当然，麦康奈尔在许多关键议题上的现有位置，包括竞选开支与劳工组织，远比曾经更保守。但当我询问约翰-亚姆特（John Yarmuth），认识麦康奈尔长达五十年的路易斯维尔民主党众议员，麦康奈尔是否曾经理想主义，他说："不。我在这方面没看到任何证据。他仅仅只是被权欲驱动着。"

亚姆特一开始是个共和党人，曾于 1968 年与麦康奈尔一起在州内的竞选活动中工作，说麦康奈尔很容易适应共和党的右倾进程："他从来没有任何核心原则。他只想出人头地。他不想真正做成任何事。"

数月以来，我追寻着麦康奈尔的更大的原则或目标感。我两次前往肯塔基，在列克星敦的特朗普集会上观察他，目睹他在华盛顿主持弹劾审判。我采访了许多人，有些喜爱他，有些鄙视他。我读了他的自传，他的演讲，其他人笔下的他。终于，有个非常熟知他的人告诉我，"放弃吧，你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身上寻找，但它并不在那儿。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他真正的信仰，但他没有。"

麦康奈尔一开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观念是他绝大多数版本的人生故事的订书钉，包括他自己出版于 2016 年的自传《长期游戏》。他描述道，1963 年，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国会实习生时，目睹人群聚集在华盛顿广场上聆听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他的敬畏感油然而生。正在路易斯维尔大学休暑假的麦康奈尔写道，他意识到他"正在见证历史的重要时刻。"

麦康奈尔在 1942 年生于阿拉巴马州，成长于种族隔离下的美国南方。在即将上高中时随家人搬去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前，他的许多童年时光在佐治亚州度过。他的母亲是阿拉巴马州自耕农的女儿，在伯明翰当秘书时，遇到了麦康奈尔的父亲，一名中层的企业经理，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中长大，虽曾从大学退学。麦康奈尔在自传中描述，母亲的结婚嫁妆不过是"一个苹果取芯器和一把开罐刀"。但他写道，他的父母给予了他一段舒适的中产阶级童年，并 "向我灌输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平等与民权的信念。考虑到他们自己在南方的成长经历，这是相当不寻常的"。他引用了父亲庆祝《1964 民权法案》通过的一封动人信件，并写道，他也支持这项立法。那一年，麦康奈尔甚至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林登-约翰逊。

麦康奈尔的书并没有提及，他在杜邦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的父亲，曾在一起历史性的种族歧视案件中被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著名的民权组织------译者注）的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的律师取证。其中的一名律师，克里-斯坎伦（Kerry Scanlon）告诉我，"那家工厂的领导层定义了何为种族主义。在一个种植园系统里，黑人雇员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比如在露天的火炉前工作而被烧伤------却只拿到最低的工资。那儿有一种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模式。"经过多年的诉讼，公司以一千四百万美元的金额和解了这起诉讼。

麦康奈尔写道了他两岁时感染了小儿麻痹症的早年生活经历，十年后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才开发出他的疫苗。二战开始后，麦康奈尔的父亲离家加入了军队。所以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母亲在大部分时间里孑然一身，除了每日痛苦的恢复锻炼外，将麦康奈尔限制在了卧床之上。他的最初的记忆便是他的母亲买了一双马鞍鞋给他，以便医生最终允许他重新走路之后让他看起来像其他孩子一样。除了左腿稍弱之外，他毫发无损。他认为，这段经历和母亲的决心，给了他专注和动力，驱动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写道，战胜小儿麻痹症，是一生中追求艰苦奋斗的"胜利"的第一场。最近几周里，当麦康奈尔面对冠状病毒的挑战时，他说这让他回想起小儿麻痹症流行期间"每个母亲都有的恐惧"的"这种诡异感"。

作为独生子，麦康奈尔与他的母亲关系密切，母亲也和他一样性格活泼。他也一直致力于这样的理念，即勇气和准备可以战胜哪怕是最漫长的困难。他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好、常被归于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引言，开头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坚持不懈"。（一些知道这件事的人觉得很讽刺，当 2017 年他在参议院批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拒绝让步时，抱怨说："她坚持了。"）

在他的书中，麦康奈尔详细叙述了有一天他的父亲命令他到街对面去打一个曾推搡过他的男孩。麦康奈尔抗议说那个男孩更大，但是他的父亲说："到你告诉他谁是老大的时候了。"比起恶霸更怕他父亲的麦康奈尔走了过去，偷袭了他的邻居。麦康奈尔写道，这个教训教会了他"为自己挺身而出，清楚自己不能被触及的底线，而且要强硬"的重要性。他承认，他的强硬态度受到了批评，但补充道，"这几乎总是有效的"。

麦康奈尔第一个追求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棒球运动员。他曾是一名不错的少年棒球联盟投手，但初中时他身体上的限制了结了他的希望。根据熟悉他的人说，他对政治的记分方式------正如有人说的，"我们这一队对战他们那一队"------只不过是他对体育的竞技方式的替代品。

当麦康奈尔讲述他第一次竞选的故事时------学生会主席------引人注目的是他看起来对赢得这一头衔更感兴趣，而非在位置上做实事。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他内向，在集会时独自坐在观众席的后方，为学生会主席所倾倒，"每个人都忌妒"。当他向母亲吐露这一想法时，她鼓励他去参选。他告诉她说："我甚至没有一个朋友。"但，麦康奈尔写道，他继续努力，意识到他可以从广受欢迎的拉拉队员和运动员身上拉拢到背书，通过"给予青少年们最渴望的一件事，奉承"。他赢了。他写道，当他第一次尝到了随选举职务所带来的尊重时，"我被迷住了。"

麦康奈尔是那种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会从头到尾看完两党党代会的政治书呆子。他很快就设立了一个目标：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他大学论文写的是肯塔基十九世纪的著名参议员亨利-凯勒（Henry Clay），以"伟大的妥协者"而闻名。参议院对于麦康奈尔来说看起来是个理想之地：他缺乏个人魅力，但是有着专一的志向、精明的天赋和高瞻远瞩的计划。他也有结交有权势的支持者的天赋，他对此称作"精心计算的履历镀金活动"。大学毕业后，他为肯塔基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当实习生。麦康奈尔将这位富有魅力的温和共和党人描述为"我所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伟人"。库珀在乔治城与肯塔基人交际，媒体称赞他追随自己的良心而不是肯塔基的民调。他支持民权法案而反对越南战争，告诉麦康奈尔，有的时候要随大流，有的时候要走自己的路。

在这些日子里，麦康奈尔他自己反对战争。尽管如此，在 1967 年从肯塔基州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开始在陆军预备役中服役，因为他认识到这是政治上的聪明之举。五周后。他因眼疾获得了一份医学退伍证明。麦康奈尔声称他"没有动用任何关系"以脱身。但是，在他入伍后不久，他的父亲就联系了参议员库珀，库珀与麦康奈尔所在基地的指挥官进行了交涉。记录显示，库珀向军方施压，要求其迅速行动，声称麦康奈尔有迫切的进修计划。"米奇急于离岗以在纽约大学注册。"他从来没注册过。

相反，麦康奈尔开始了他的政治仕途。开头并不尽如人意。在 1971 年，他参选州议会，但被取消资格，因为他并没有达到定居的标准。他发誓再也不会无视现成的文件，从此之后成为了参议院晦涩含糊的规则的大师。

1973 年水门丑闻期间，麦康奈尔为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谴责金钱对政治的腐败影响，如同"癌症"，并强烈要求总统选举使用公共资金进行。以他现在的观点来看，如今阅读这篇专栏可谓令人晕头转向。但是，仔细观察的话，他的出尔反尔有一种一致性。他对改革的呼吁体现了尼克松丑闻后的政治共识。换言之，他在 1973 年的反腐败政治立场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就如同他近几十年以来对巨额资金的欣然接受一样。正如他对他的传记作者戴奇所坦白的，这篇专栏文章只是"为了上头条"。麦康奈尔计划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想洗刷尼克松的污点。

麦康奈尔入职了一家肯塔基的律师事务所，但随后他发觉那儿沉闷乏味。在路易斯维尔，他与司法部副部长的妹妹劳伦斯-希尔博曼（Laurence Silberman）成为了朋友，并在 1976 年凭借这一关系在华盛顿特区的希尔博曼那儿得到一份工作，当上了助理司法部副部长。这段经历似乎影响了他对金钱政治和其他事情的思考。他成为了希尔伯曼和其他两位当时就职于司法部的保守派法学大师的追随者：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和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

水门事件后，国会通过对竞选捐款和支出施加严格的限制，打击金钱政治，并成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以执行新的法律。但是保守派和一些自由派团体，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开始对这类改革提起诉讼。来自纽约的保守派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uckley），对开支限制提出挑战，认为这侵犯了他对政治表达的付费能力，进而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权利。

这起诉讼，巴克利诉法雷奥案（Buckley v. Valeo），打到了最高法院，并且巴克利赢了。这标志着一个四十年的开始------右翼对防止私人利益腐蚀美国政治的努力的攻击。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来自堪萨斯州的保守派石油大亨与亿万富翁，意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夺取美国政治的控制权，是这项事业的早期支持者。麦康奈尔将"金钱即言论"的理念作为自己的主张，最终成为美国最不遗余力地倡导更多金钱进入政治的人。列克星敦《先驱报》（Herald-Leader）的记者约翰-切夫斯（John Cheves）曾描述过麦康奈尔在七十年代于路易斯维尔大学教授的一门课。在黑板上，他写下了三样他认为对政治成功而言必要的东西：钱，钱，钱。

在 1977 年，麦康奈尔竞选杰弗逊县的行政法官，这个职位管辖着包括路易斯维尔的该县。当时的新闻档案显示，在宣布参选后，麦康奈尔承诺限制他的竞选开支。但麦克- 沃德（Mike Ward），肯塔基州共同事业（一个无党派、致力于监察政府活动的组织------译者注）的主席，引出了这个承诺，告诉我说："他欺骗了我。"沃德说他认为麦康奈尔的意思是在整个竞选活动中限制开支，但麦康奈尔的承诺只适用于初选，而在初选中他并没有像样的对手。在大选中，他花费了创纪录的金额------并且赢了。

沃德，一位不久后被选入国会的民主党人，表示麦康奈尔的第一次竞选在其他方面也具有误导性。与肯塔基的大部分地区不同，路易斯维尔是民主党的堡垒。"我们是个偏中间温和的社区，所以为了当选他伪装成了一个进步派。"沃德说。为了赢得工会的背书，麦康奈尔承诺支持政府雇员的集体协商主张，就职后便放弃了此事。数年之后，他向戴奇承认他一直在"曲意逢迎"。堕胎权组织曾相信麦康奈尔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但他声称他们弄错了。甚至在那之后，他将自己称作"生命权"派，向法院里安插反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法官。根据两个与麦康奈尔亲近的人，他会去教堂但并不是特别虔诚，也并不在乎堕胎这个议题。但是其中一人告诉我，他"永远不会站会让他输掉选举的立场"。

县行政法官的选战变得肮脏起来。麦康奈尔的民主党对手，托德-霍伦巴赫（Todd Hollenbach），当时正处在离婚流程中。霍伦巴赫告诉我，麦康奈尔"对我的家庭生活大做文章"。麦康奈尔的发言人否认此事，但戴奇的传记描述麦康奈尔说-，他发布了一则广告，"呼吁把注意力放在对手的家庭生活上"，并将他自己描述为"一个有着贤妻与两个漂亮孩子的幸运儿"。根据两位知情人的说法，他当选后性骚扰了一名自己的女助手。虽然发言人表示这并没有发生，其中一名知情人告诉我，"这是上帝的真相。"虽然麦康奈尔的第一位新闻秘书，梅米-鲁尼恩（Meme Runyon），称赞他招募了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年轻女性，并给予了他们职业生涯上的专业机会。

然而击败霍伦巴赫三年后，麦康奈尔身陷不忠行为的指控，自己离了婚。他迅速开始寻觅新的伴侣。基思-鲁尼恩（Keith Runyon），梅米的丈夫和偏自由派的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社论版前编辑，清晰地回忆起在炸鱼野餐处进行了一天的竞选活动、被严重晒伤的麦康奈尔出现在他们家吃晚饭的情形。对这种假装出的热情没什么耐心的麦康奈尔酝酿了一个计划。鲁尼恩记得他说，"我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娶一个富女子，就像约翰-谢尔曼-库珀那样。"鲁尼恩补充说："天啊，他确实做到了。"

麦康奈尔的发言人质疑了鲁尼恩的描述，但在 1993 年，麦康奈尔迎娶了赵小兰，一位（商业帝国的）女继承人，现特朗普政府的运输部长。麦康奈尔将他自传中的一章献给"爱"，描述他和幼年时从台湾移民的赵小兰是如何"情投意合"的。他解释说："我们都清楚那种不合流的感觉，并且已经努力了很久只为证明自己。"赵小兰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曾管理过和平队，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劳工部长，并在许多有影响力的董事会中担任董事，如彭博慈善和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她还为麦康奈尔的生活带了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她的父亲赵锡成是福茂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一家设在纽约的家族航运公司。据说该公司 70% 的货物都运往中国。

当麦康奈尔主持特朗普被控试图敲诈乌克兰官员，以帮助抹黑他的政治对手乔-拜登的弹劾审判时，他允许共和党参议员们坚持说，"真正"的乌克兰丑闻是拜登家族利用与该国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致富。但麦康奈尔一定清楚，实际上任何对拜登家族的批评都能一样用在赵小兰的家族上。事实上，这些批评早已出现在保守派作家彼得-施魏策尔（Peter Schweizer）所著的《秘密帝国》（Secret Empires）一书中。宣传此书中对拜登家族的指控的共和党人显然跳过了关于麦康奈尔和赵小兰家族的相邻章节。

正如《纽约时报》所纪录的，麦康奈尔和他的姻亲从与北京的不寻常关系中获利颇丰。赵锡成的同学之一是江泽民，日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根据文件，赵锡成在一家与江泽民有关联的国有企业中持股。赵锡成和他的女儿赵安吉，家族企业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在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若干最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董事会中担任董事。此外，赵安吉和她父亲两人皆在一家监督着中国国有造船业、为中国军队建造战舰的控股公司董事会内。赵安吉告诉《纽约时报》，"我是一名美国人"，并且暗示"如果我没有一张华裔面孔的话"，没有人会质疑这些生意，。

麦康奈尔的婚姻也让他成为一些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人的亲戚。赵安吉曾嫁给投资银行家布鲁斯-沃瑟斯坦 (Bruce Wasserstein)，他于 2009 年去世。她现在嫁给了吉姆-布雷耶 (Jim Breyer)，在中国有巨大金融利益的亿万富翁与风险资本家。在 2016 年，布雷耶加入了黑石的董事会，为麦康奈尔在这家金融上支持着他的竞选的公司里带来了一位姨夫，管理着超过五千亿美元。

甚至在麦康奈尔与赵小兰结婚前，赵氏家族就已是他的竞选活动金主。根据《纽约时报》，多年来赵氏家族已向麦康奈尔的竞选活动或与之有关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超过一百万美元。更进一步地，披露的文件显示，在赵小兰的母亲去世后，于 2007 年，赵氏家族留给了她和麦康奈尔一样多的二百五十万美元，使得麦康奈尔成为了参议院中最富有的成员之一。

对于华盛顿的圈内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让他们显得脱节的危险，而且肯塔基是美国最穷的州之一。麦康奈尔和他的职员曾斥责过家乡的报纸刊登了一张他穿着燕尾服的照片。麦康奈尔在路易斯维尔有一所简朴的房子，在家时他养成了自己做日常差事的习惯，比如去附近的克罗格百货买食品杂货。他与一些老友参加本地大学的体育赛事；他们戴着耳机听收音机里的赛况，当他们的队伍得分时互相击掌。赵小兰对淡化自己财富的警惕性一直不高。她领导着和平队时，坐着专车上班，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根据《纽约时报》，在劳工部时，她"雇了像《副总统》（Veep，2012 年开播的政治情景喜剧------译者注）里一样的职员帮自己拎包。"华盛顿一家豪华美容店的店主告诉我，她无法让她的店员给赵小兰提供服务，因为赵小兰在一次预约中打掉了美容师手中的化妆刷，另一次把刷子扔到了门上。肯塔基的民主党人试图在这对夫妇的财富上作文章。在伯里亚（Berea）市的郊外，树有一块绘有麦康奈尔和赵小兰巨幅照片的广告牌，写着："我们很有钱，你们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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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05-opinion-big-band-the-summer/

汕尾乐队五条人第二次被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淘汰时，朋友发来信息告诉我，仁科最后离场，放下话筒的时候，她莫名地哭了。那是一个极其戏剧的场面，爆发在坊间未经证实、由主持人马东和几位名人嘉宾组成的"超级乐迷"投票团与五条人不和的传言背景之下。

当时马东再一次要求仁科把揣在裤袋里的话筒拿出来，说老怕仁科把他们的话筒给带走了。而秉承上一场马东说仁科像揣着个手榴弹的比喻，仁科连说了几声OKOK后，把话筒从裤袋小心翼翼地掏出来，缓缓地，生怕惊动一般地放在舞台地板上，然后高举双手、后退几步，做出了警匪片中的投降姿势，完成了一次对综艺舞台的缴械不杀。

至于现场的反应到底是如画面一般全场沸腾还是如传言一般尴尬冷场、需要剪辑师后期从别处移花接木过来一些欢呼，如今大概难以考据，但此后五条人"亡命之徒"的别号开始在网上流传。

种种关于二者矛盾的传言，似乎从最开始无可避免，从他们遵循自己对舞台的感觉改了表演歌曲开始。两个不羁放纵的艺术家在商业比赛舞台上一番大闹天宫，依照最简单的故事公式，观众可以将之解读为艺术与商业的矛盾、自由与规范的矛盾、高尚与庸俗的矛盾，但观众常常忘记，这样的情节常常也是最典型、最主流、最被喜闻乐见、因而最流俗的。

问题在哪里出现

当这些节目引导者乃至一些观众在欣赏甚至消费五条人改歌、对答令人捧腹引起的话题性、乃至推崇他们的行为模式充满"摇滚精神"时，与此同时却无法感知五条人的音乐之美。

简单典型的故事和矛盾由丰富情节串联，是真人秀最耳熟能详的配方。于是矛盾的传言从第一集存活到现在，就如同所有中国的真人秀一样，场外的drama永远比场内精彩。观众从嘉宾的只言片语、浅笑蹙眉之间寻找蛛丝马迹，从各方参与者的微博发言里寻找弦外之音，从声称现场观众的网络爆料中寻找实证支持，传言中有人愤然离席，有人反唇相讥，有人撒了饮料，总之是一幅针锋相对的热闹场面，但你我都知道这些统统上不了台面，最终播出的版本中不见踪影，未被证实也未被证伪。

但我以为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改歌不是问题的关键，大众想像中艺术与商业的矛盾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矛盾真的存在的话，我想矛盾的种子是在第一集最后的点评就已经种下了。从超级乐迷张亚东说五条人这样的乐队"魅力在于他们的歌词"时，问题就出现了，并且一再地出现。

五条人登场时这支成名多年的乐队仿佛不被在场的其他乐队所耳闻过；五条人在表演结束后的采访中，凭借魅力和气质赢得满场笑声时，超级乐迷大张伟说应该聊完天再投票，结果便会不一样；在《乐队我做东》中，刺猬乐队鼓手石璐说自己特别喜欢五条人------并且迅速补充了一句"除了音乐啊"；马东在访谈节目中两次追问仁科，你知道《南方周末》给你颁发的年度音乐奖是因为你的歌词吗？

问题就在这里。当这些节目引导者乃至一些观众在欣赏甚至消费五条人改歌、对答令人捧腹引起的话题性、乃至推崇他们的行为模式充满"摇滚精神"时，与此同时却无法感知五条人的音乐之美。所以夸奖他们的歌词，夸奖他们的作风，所有的重点用石璐的话以一言蔽之："除了音乐啊"。

五条人的音乐没有所谓"音乐性"，这成了掌握节目话语权的权威人士通过节目的只言片语构建出来的一个共识，再传递给受众。

《乐队的夏天2》五条人。图：影片截图

北方的耳朵

这套审美对华语独立音乐的理解，无法跳脱两个范畴。

而这恰恰印证了我此前一直一来的感觉：以北方语系生态圈为成长背景的一部分京圈音乐人和乐评人、音乐工业专业人士，他们听东部、南部音乐的时候一向都会"出问题"。这套审美对华语独立音乐的理解，无法跳脱两个范畴："燥起来"的北方"老直男"掏心掏肺系摇滚、民谣和"略显高级"的京味洋径滨英语西洋风格作品------这几乎可以涵盖大部分如今中国独立音乐界的乐队了。

当然，上述两种风格其实也不乏佳作，但问题在于至少从节目上来看，这些在独立音乐界占据话语权的人，一听别的东西，鉴赏与审美力就失灵了，缺乏对各种多元音乐的感受力，眼界很窄，还爱看不起别的地方。

回溯到这几十年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也与几个地区的文化输出、输入有关，背后就涉及到很微妙的自卑、自矜和自傲，当中的社会心理沉积已久。往远处溯源，2013年，《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东北人王小峰一篇讨论 Beyond 的乐评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以撒了一点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评价 Beyond，认为"Beyond的音乐谈不上有多出众"（音乐性，熟悉的评价），"用口水歌的旋律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引出来自粤港乐评人廖伟棠、张晓舟等的接连笔战反击，几个回合你来我往，可算一次经典的南北音乐鉴赏大战。

特别对于南方、港台土壤中的独立音乐多样化到什么程度，这类音乐行业人士、乐迷并不了解，早几年一律以"甜腻""流行""小清新"标签之，并以此产生优越感。近年草东没有派对、老王、告五人这类乐队在中国大陆的走红，则被一些人解读为是受到北方乐队影响，"像北方"。早年认识一名朋友，听了 My Little Airport 的现场，回来说，难听，跑调。是的，他对于 My Little Airport 的理解，就是"港台小清新"，而这种解读方式，倘若你留意一些讨论独立音乐的中国平台，会发现很具有代表性。

My Little Airport 的现场唱法本身，与其整个音乐和舞台的理念早已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的理念，而没有耳朵的人，只能听到"小清新"。一如《乐队的夏天》一些嘉宾一样，这位朋友听的音乐并不少，也终日混迹外国音乐节，接触最前卫的西方独立音乐，也能够对最前沿的技术顶礼膜拜，但当回溯与自身文化相对更接近的文化土壤产生的音乐时，却突然就只能以一个扁平、简单的概念来囊括了。

被边缘后再被吹捧的"方言乐队"

社会让你默认地界定了主体与客体，不自觉地套用这套框架，站在主流的角度去观看他者。

将五条人的音乐简化为"方言乐队"，并且定位其最大的魅力为"歌词"，同样也是一种扁平化。在主流叙事中常常发生的是，当一个表演单位被贴上"方言"或者"地方文化"特色之后，他们的作品只能是充满地方风情的、从地方出发的。

我的一位朋友是这样总结主流定位中更广义的"民族特色艺术"：服务于主流叙事，把自己定位在"少数民族"，美化当地民俗风情的一类创作。"我们好山好水好姑娘，我们用宝贵的方言来歌颂这一切"，但与真实的当地无关，像一个刻意造出的民俗村。我们最经常看到这类创作的平台，常常是春节联欢晚会。

《乐队的夏天2》HAYA乐团。图：影片截图

问题意识更强烈一些的"方言乐队"，则会被定位为映射当地的生活，探讨当地的问题。五条人和 Haya 乐队通常都被归入这一类。因而自然而然的，"歌词"就成了这些掌握主流话语权者所认为的他们音乐中最重要的东西。

然而无论是把五条人定义为哪种"方言乐队"，这种类似审视春晚民族小品的猎奇角度，已经足够让人不适。"方言乐队"这个定义本身就充满了本位视角，足以勾起类似"殖民者的凝视"或者"普通话霸权"之类的词汇联想------你说什么叫方言乐队呢？换个角度想像一下，对于一个潮汕人来说，听北京乐队才觉得是方言乐队呢。

你会把一支使用著北京话唱歌的北京乐队定义为方言乐队，并且期待他的音乐就只关注北京，而且最大的魅力在于体现地方特色的歌词吗？不会的。但如果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叙述视角，再加一点当地的音乐元素应用，大众就会自然而然以这样局限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创作单位了。

社会让你默认地界定了主体与客体，不自觉地套用这套框架，站在主流的角度去观看他者。无论是上一届《乐队的夏天》的九连真人、黑撒，还是本届的五条人、Haya，都被塞入这样的客体框架之中，他们的存在可以丰富节目的"多样性"，但他们同时又因异域而被边缘化。

当你把他们套入"地方乐队"的框架中，那所有的欣赏与被欣赏都会极度有限。即便五条人的歌词被视为他们的最大魅力，对他们最多的解读还是"广东草根"，尽管他们早已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的、普世的、乃至形而上的问题，如同诗一般，从陈炯明写到彭湃，从小贩城管写到乌坎，从农村写到城市，从爱情写到爱情。同样的，在这些"地方乐队"的作品中出现了听众不熟悉的音乐元素时，对方会自然而然地把那些当作"地方特色"。

于是这又回到了节目话里话外暗示的五条人缺乏"音乐性"的问题。

溢出

掌握节目话语权的人，并非无法理解实验音乐，只是一旦脱离这种类型，跳脱出仿制欧美先锋实验技术形式的京圈摇滚乐主流制式的作品，似乎就无法被理解，似乎就全部只能被定义为民谣。

综艺节目观众未必个个一上来就耳朵开阔，听得出各种音乐层次，你总会期待节目会稍微有些解析引导。但并没有，节目从专业嘉宾到负责专业背景介绍的短片，都没有尝试帮助观众去理解五条人的音乐。整个节目中几乎唯一有专业人士表现出对五条人"音乐性"本身的肯定，来自一则花絮，是坐在第二现场的木马主唱谢强：从五条人第一场演出的开头开始，他就源源不断地赞不绝口，"这是音乐"，"你感觉它是有老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他是新的"，"这种音乐是不可复制的"。

哪怕节目到了这个阶段，五条人的人气已经成了"民意"定局，你依然常常看到他们的乐迷们需要在公共平台上去科普，去为他们的"音乐性"背书。实验与先锋同样是探讨他们音乐性时乐迷提到的关键词。"《秧歌舞》就是一个方言民谣后的放克节奏，《地球仪》是迷幻摇滚，《龙哥有真爱》有点冲浪摇滚的风味，《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踏架脚车牵条猪》如果没有唱，就是一首完整的器乐摇滚作品，《阿虎》就更奇怪，贝斯前置，但玩的却是噪音摇滚，中间一段甚至有点无浪潮。"

一位乐迷在豆瓣这样写道，"......总之，他们的思路跟喜剧摇滚略有相似（想到一出是一出），但唯一可以包进去的也只有实验摇滚了。"Bilibili 平台上的评论影片《德国乐迷看乐夏》，几名中国、德国的专业乐手五条人让他们联想起一些俄罗斯民谣，又含有世界因素，最新的表演更是无法评判到包罗万象。

乐评人、五条人的伯乐张晓舟甚至不同意《南方周末》的颁奖词对他们的定义，"一个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他认为五条人既不城市又不乡野，"也不能因为这几个曾经的打口贩子唱了方言母语就觉得他们'原汁原味'了。"他记录过这样一件事，陈升曾跑去问张晓舟，他们的音乐为什么要这么贫穷呢？说的是美学上的贫穷，《曹操你别怕》只有一个和弦，《抄电表》只有两个和弦，这是二流子民谣加半吊子朋克。

"这正是五条人的有趣之处：他们打破了编曲和和声的套路，用简单的配器，以扁担加菜刀的方式攻城掠寨，在中国乐坛，几乎没听过像五条人这样的唱片，充斥著如此嘈杂的叫嚷，吵架，骂娘，自言自语，聊天，充斥著如此神叨叨的鸟语。"张晓舟这样写道，"......既然民谣往往容易养成美学惰性，那么不妨冒著牺牲民谣固有音乐属性的危险来拓宽民谣的张力，......但像《抄电表》这样自言自语，《大会》这样啰哩啰嗦直接模仿领导开会，单独听确实缺乏音乐性，但放在专辑却增加了整体的戏剧性，《一些风景》这张专辑看起来有些啰嗦，它溢出了民谣，甚至溢出了音乐，而这溢出的部分是生活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摘抄到这里，发现甚至连张晓舟也点评了他们至少有些歌曲"缺乏音乐性"，但这种缺乏却是一种"溢出"。在某种层面上，五条人的创作除了被定义为音乐，我想大概甚至更能称得上是一种声音艺术，或声音实验。这是一群在宇宙各处拾起声音来搞创作的人，吃得杂乱最后反刍，追求必然不是悦耳，最终成为某种你难以理解的模样。

掌握节目话语权的人，并非无法理解实验音乐，比赛中同样有很多在技术层面接近西方实验类型的作品受到他们的认可，只是一旦脱离这种类型，跳脱出仿制欧美先锋实验技术形式的京圈摇滚乐主流制式的作品，似乎就无法被理解，似乎就全部只能被定义为民谣。

《乐队的夏天2》节目超级乐迷。图：影片截图

吐出彩虹

怎么会退赛呢，先莫说潮汕人有多喜欢赚钱，所谓的创作与谋生、资本的对立，通常都被大众想像极端化和浪漫化了。

仁科放话筒那个片段，我看了三次之后，终于明白朋友为什么会哭。那大可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一场自由创作对资本建制的漂亮而有点凄美的宣言，很多人希望故事停留在这里，当时网上有不少呼声希望五条人就此退赛。这是典型故事配方的典型结局，创作与商业对立，创作最终转身离去，并以它的离开给了商业一个响亮的巴掌。

但五条人并没有这样离去，反而是以更戏谑的姿态重回舞台，继续留在这个舞台：错过的明星赛、改编赛，他们要一次过演回来，评委崇尚复杂编曲，喜欢有英文的歌，他们就都加上，再加上近乎中场休息拖了很长时间全场大合唱"呜呼呼"，足足八分钟的超长表演，他们最终制造出一只色彩斑斓的巨大古怪生物，让它在录影棚里奔腾。

怎么会退赛呢，先莫说潮汕人有多喜欢赚钱，所谓的创作与谋生、资本的对立，通常都被大众想像极端化和浪漫化了。就如五条人在采访中所说，音乐不需要向商业妥协呀。然后还特别平等地补充一句，商业也不需要向我们音乐妥协。如果合作不了了，那就再不合作呗。

把手榴弹再拾起来，把游戏继续玩下去，就是被改变了吗？哪有那么容易。至少手里还有一个武器，大不了，扔过去。

内容简介

本书是日本著名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唯一口述自传。幼时的坂本龙一，因为饲养小白兔而作的一曲《小兔之歌》，使他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音乐带来的喜悦。青年时，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愤青”，罢课抗议、游行示威，但也迷恋于德彪西、贝多芬、披头士，并潜心阅读黑格尔、胡塞尔、德里达等。期间，他 曾一度拒绝学习钢琴，正因为这次“拒绝”带来的空虚，使他察觉到“自己原来是如此喜爱音乐啊”，音乐使他自由。此后，他真正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人生，凭借《末代皇帝》的配乐，他登顶国际舞台赢得盛誉…在口述中，坂本龙一不断俯瞰自己迄今为止的生命，以期看清现在的自我。书中还穿插着他不同时期的照片50余幅，展现了这位音乐大师充满魅力的人生历程。

作者简介

坂本龙一（日语：坂本 龍一／さかもと りゅういち Sakamoto Ryūichi ，1952年1月17日－）是日本男性作曲家、演员，主要活跃于西方国家，一生获奖无数。所创作的音乐曲风空灵脱俗、融合东西古今，是日本当代继武满彻之后，可称为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新音乐教父”。

1999年后积极参与环保、和平活动，亦发起森林再造保育计划“More Tree”；2006年成立全新音乐品牌“commmons”，2009年2月于日本出版第一部口述自传《音乐使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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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核战后，放射尘让地球上的动物濒临灭绝，地球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为了鼓励残存的人口移民，政府承诺，只要移民到外星球，就可以为每个人自动配备一个仿生人帮助其生活。仿生人不满足于被人类奴役的现状，想方设法逃回地球。

主人公里克•德卡德是一名专门追捕逃亡仿生人的赏金猎人。在一次 追捕行动中，里克遭遇了新型仿生人前所未有的挑战。九死之后，能否一生？在与仿生人的接触和较量中，里克发现自己对仿生人的看法和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究竟是福还是祸？

作者简介

Philip K. Dick：

粉丝昵称PKD。

美国科幻文学界的传奇人物，在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独树一帜。

共出版44部长篇小说和121个短篇小说，曾获雨果奖和坎贝尔奖。

作品集中探讨何为真实以及个体身份建构。赋予科幻以复杂的文学性、心理深度以及社会警示意义 ，是美国最早一批使科幻 严肃起来的作家之一。

盛名经久不衰，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包括《银翼杀手》、《少数派报告》、《全面回忆》等，一再催生票房新高。

以其名字命名的菲利普•K.迪克奖是美国科幻界的主要奖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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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 #111042 确实，今年 Web3 峰会是在上海外滩举行的，其宗旨和 GFW 格格不入。

Web3 峰会由 Web3 基金会主办，Web3 基金会旨在促进加密和去中心化软件、协议、创新技术和应用，开发第三代互联网 Web3.0。其核心是研究、开发、部署、资助和维护 Web3 技术。

Web3 峰会围绕着一句号召组织而成：促进运转良好的、用户友好的去中心化网络。这也是 Web3.0 的愿景 —— 创造一个新的去中心化互联网，让每个用户掌握自己的数据、身份和命运。

@消极 #110956 如果看看中国美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的文章，会发现比这更“激进”。

@大河恋 #110989 感觉像是插件版的PGP

@thphd #110993 比较像一个愿景吧，站长看看这篇 协议，而不是平台：言论自由的技术途径怎么样？

https://instagram.com/yiyi_tang9

197天，写给蔡伟的明信片。距离开庭只有2周多了，希望你平安健康，希望你们得到应有的公正和正义。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623741002899.htm

Mask Network 的创始人兼 CEO 讲述什么是好的互联网以及该如何实现。

演讲：阎晗（Suji Yan），Mask Network 的创始人兼 CEO

隐私一直区块链行业热切关注的话题，Mask Network 正是近来走入人们视野中的热门隐私项目。在 10 月 29 日举办的 Web3 峰会上，Mask Network 的创始人兼 CEO 阎晗（Suji Yan）发表了主题为「通往更好互联网的应允之地」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好！我是 Mask Network 的创始人兼 CEO Suji，中文名叫阎晗，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我的英文名，因为我原来也在记者行业使用英文名。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叫做通往更好互联网的应允之地。大家可能已经很累了，所以我希望能够给大家调动一点气氛。

什么是更好的互联网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么久的 Web 3.0，大家认为结合了区块链点对点网络、去中心化，很多东西是未来更好的互联网。应允之地是《圣经》中的一个词，是说摩西带着犹太人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他许诺的那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怎么到达呢？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除了在这个行业以外，我还在传统的 AI 行业，在无人车公司，跟各个大学都合作过一些跟金融和政治经济有关的项目，也做过独立记者。做了一些活动，被各大媒体报道。通过这些东西我更加理解了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好的互联网。

首先，如何前往 Web 3.0？普通用户第一个问题，如何可以不用很麻烦、很累就可以拥抱 Web 3.0。未来的互联网长什么样？首先你要跟普通用户讲用了有什么好处，旁边有一个小朋友在看 Web 3.0，它有数据自主；有自主身份，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而不是由公司控制的；还有开放金融，就是我们大家认为最近比较火的，不管是 DeFi，还有像巨头公司支持数字货币，都是开放金融的一部分；最后是有一种开放的跨国政策和合理的监管框架，预示着未来的互联网不是一个一个主权国家去单独监管，或者不是一个国家的监管部门去单独设定标准，而是一个通力合作的状态，并且要又安全，又隐私，又方便。

新互联网进展到什么地步了呢？有两个著名的例子例子，一个是 Telegram，是由俄罗斯成功创业者杜若夫兄弟，在 5、6 年前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逃离之后创立的。Telegram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聊天软件，很多人在用。但是最后它并没有成功的把数据迁移到上面，它成功的撼动了巨头的一个脚趾，并且在去中心化的路上被监管按死在了沙滩上。另外一个是一开始就去中心化，并且非常硬核，并且造成了非常大的社会破坏性的一个项目，叫做 Tor，中文名叫洋葱网络，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络叫做 Deep Web，它的一部分也叫做暗网。Tor 是一个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它受到过美国国务院新闻署的资助，有美国各种政府部门的协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有非常先锋、非常硬核、非常去中心化、非常隐私的服务，最后变成了一个黑客跟灰产的乐园，并且被主流社会唾弃。大家现在如果提到暗网这个词，第一反应肯定是一些不好的声音模式。这个也失败了。最后我要问大家，或者我要给行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要从已有平台上迁移走？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迫使在已有平台上，让它变得重视安全、尊重隐私、互联开放，并且支持一系列的 Web3.0 的特性。

我们能不能既使用今天的互联网平台，又直接通往 Web 3.0？我们能不能在 Facebook、Twitter，甚至有朝一日在微信和直播上直接使用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一本比较著名的书的名字，只是我把这个名字改了改。这是英国哲学家的一本书，叫做《开放式汇集式机器人》（注：原文有误，应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讲的是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系列都是说我们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因为一旦把社会的范式定死了，你定立一个终极目标之后，只会去扼杀这个社会的想象力跟未来。网络曾经是开放的，我们那个时候有开放网络的说法，Web3.0 也是所谓的一部分。开放网络的敌人都是谁呢？这里有四个创始人，分别是亚马逊、Facebook、苹果跟谷歌，这也是今年的国会听证会上，也是前几个礼拜美国司法部刚刚要宣布起诉并且放进反垄断诉讼里面的 4 家国际的巨头。当然了，中国也有本土的巨头。他们就是开放网络的敌人。另外，有一位伟人教导我们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你这个事情就做成了。他们之还在一天，我相信 Web3.0 就不会轻易的达成，因为你触犯了巨头的利益。我们的 Logo 就在中间，头上冒出来问号，说这几个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这边，我们怎么搞 Web3.0 呢？

任何的改革，不光要有宗旨，还要有先锋队，开放网络先锋队是谁呢？开放网络先锋队以五个行业、五个赛道为例，同时这也是这次跟 Web3 大会相关的。最左边是以太坊的资产网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项目，第二个是互联互通、跨链、Web3.0 的各种性能。中间还有存储，包括 IPFS，或者去中心化的存储项目，有的是做永久存储，有的是做抗审查的存储。还有去中心化开放金融，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稳定币，我们看到了借贷，我们看到了非常有生命力的协议，让监管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协议。还有关于去中心化的组织，这是我认为开放网络革命的先锋队。

有了先锋队之后，就像不同的阶级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团体或者是渠道，让他们的力量在一起，让这些力量能够通过一个拳头出来，能够打击到上面的巨头。以社交网络为例，有 Facebook、Twitter，也有类似于 Facebook 的其它子公司，也有中国的巨头。我们 Mask Network 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这些力量汇集到一个拳头里面，去挑战这些巨头，挑战这些开放网络的敌人。同时也很开心的发现其中有一个叛变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就是 Twitter 的 CEO，他说我改我自己，我还买，我不光买，一边改一边买，一边买一边改。这也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Mask Network 能做的事情，我们只演示了一些功能，比如我们可以把一个图片直接用各种存储网关和协议，直接传到一个 Twitter 上，通过加密就变成了一个大家不能很简单的解密的东西，就冒出来了一个我们的图片。这个东西完全是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面使用的，而 Twitter 和 Facebook 对它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它，越来越多的社交网络的价值会被我们抽走，转移到了不管是以太坊还是各种各样的项目的生态里。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做投票，因为大家知道治理的核心或者任何政治的核心投票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投票叫做你是否支持 Polkadot 到我们的网络中间去？你看到了一个投票，然后 Yes 和 No。看上去是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但实际上跟 Facebook、Twitter 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能阻止你进行这个投票，也不能篡改这个结果，也不能删掉你的内容。这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个事情。

还可以在上面进行交易，这是和几个著名的去中心化交易所进行合作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红包，在这里是跟著名的稳定币协议合作的。

最后我来引用去年夏天的时候，在德国的 Web3 会议上一位著名的嘉宾的一句话，把这句话延伸一下。这位嘉宾是我们很多人入行的祖师爷，理查德-斯托曼，他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始人，他也创造了很多著名的项目，90 年代一直在跟垄断的微软进行一场圣战。理查德-斯托曼曾经很著名的一句话叫做软件的自由就是人类的自由。他在 70 年代、80 年代很艺术性提出来：如果软件没有自由，那人类的社会就没有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不管是从传统行业，从各种各样的行业聚在一起，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未来更好的社会。可惜理查德-斯托曼他的这场改革虽然触及了传播行业的深水区，但最终在互联网革命来临之后，大家越来越不关心自由软件运动了，大家的代码虽然是开源的，但数据却是存在公司的服务器上，大家都知道，像著名的互联网公司都开始贡献开源代码，这是为了更好的收集大量的数据，并且把它藏起来。

今天要说的是开放的网络代表开放的社会。要完成和谐的社会、开放的社会，甚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开放的网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开放的网络是必不可少，那 Web 3.0 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 Web3.0，再通过各个赛道，来打倒这些垄断的行业的巨头，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才是这个开放的社会诞生的前提条件。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希望把这句话送给国内和全世界的听众，能够继承理查德-斯托曼当年的这个理想。

谢谢。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10923 改成明网链接了，你再试试？

有股西部朋克风，还有萌萌的尤达宝宝! This is the way.

最近还有一部《后翼弃兵》也很好看的样子！

请点击常用链接下边的语录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美国民歌发展历程的浩荡之作。看一种音乐形式如何与历史时代交织前行，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并将影响延续至今。这也是一本民谣听歌指南。跟随作者的娓娓叙述，了解经典歌曲背后的传奇轶事与时代风潮。

本书以通俗浅近的语言，记录了上百个民歌手的经历，书写了美国的民歌历史。从研究者约翰·洛马克斯到铅肚皮，从民权斗士乔·希尔到流浪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从左派民歌手皮特·西格到民谣之王鲍勃·迪伦……这些人以看似不可思议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书中充满着躁动与平静、凡人与明星、根源与现代、艺术与商业，其间的交错与矛盾，展现的不仅是民歌的历史，也从另一个角度书写了二战后的美国历史。

作者简介

袁越，网名“土摩托”。1968年生于上海，在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学习期间喜欢上了流行音乐，1992年赴美留学，在朋友推荐下开始听鲍勃·迪伦，从此喜欢上美国民歌。1995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此书，阅读近一百本参考书，听过无数唱片，历时七年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现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出版的作品包括：《来自民间的叛逆》《20世纪最后的草根艺术——嘻哈文化发展史》《土摩托看世界》《生命八卦》《热新闻的冷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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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B哥了，「忽然就流出泪来，忽然想要听到他的声音」

又何止音乐呢，在审查体制下文艺创作者是很艰难的，铁幕重重。

「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
青春，自由似乎理所应得
面向涣散的未来
只唱情歌 看不到坦克」

https://m.allnow.com/post/5f9ba359d62f393d1f35218b

作者：危幸龄

10月25日，"垮掉一代"重要见证者，86岁的美国作家黛安-迪-普里玛（Diane di Prima）于旧金山去世。陪伴她42年的最后一任伴侣谢泼德-鲍威尔（Sheppard Powell），当时就在她床边。像一朵蒲公英被风吹散了，"她走得很轻松"，鲍威尔告诉记者。

迪-普里玛一生创作了40多部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对她来说，像一个隐士或武士那样写作是一种召唤，世上最神圣之处莫过于此。在三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迪-普里玛把自己诗歌给读者带去的影响描述为"给了他们改变生活的勇气"。人会被现实种种束缚，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幸运的是，迪-普里玛14岁时就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在读过约翰-济慈的书信后，她就确定了自己将来要成为一名诗人。从那以后，她每天坚持写作，"你永远不会停止"，她说，"这不是一份可以退休的职业。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她形容自己从很小就是"反叛分子"------"出于良心对抗资产阶级生活"。大学时，她从顶尖的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退学，因为它"阻碍了她对纯粹艺术的追求"。

在反主流文化浪潮中，她先是在纽约成名，后又来到了旧金山。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和威廉-巴罗斯等作家作品是"垮掉一代"的典型代表，虽然其中也有像乔安妮-凯格尔和安妮瓦-尔德曼等女性诗人的身影，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男性占主导。

在这样的诗歌文化氛围中，迪-普里玛无疑是独特的。她的诗坛首秀是作品集《向后飞的鸟》（This Kind of Bird Flies back，1958）。旧金山著名出版商"城市之光"（City Lights）把其作品描述为"一系列结合了乌托邦式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意识的诗歌，通过带有禅意的女权主义视角投射出来"。《文学传记词典》的一个条目写道，迪-普里玛的作品是"一个在二十多年社会和艺术动荡中坚强、敏感、聪明的女性自我表达"。她不受学术界和社会传统的束缚，大胆谈论美国中产阶级主流之外的生活，描绘美国边缘文化的变迁。

Diane di Prima, poet. Photo: Chris Stewart, Chronicle file photo

一位无政府主义诗人的叛逆人生

1934年8月6日，迪-普里玛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意大利裔美国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一名教师。迪-普里玛曾对《芝加哥论坛报》说，她对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来源于祖父，他认为每个人骨子里都应该有无政府主义意识，并且保持一种对生活的诗意感。

迪-普里玛曾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在曼哈顿上东区著名的亨特高中招生考试笔试中，她曾获得过纽约市第一名。从卡罗尔花园乘地铁到那里要坐三趟火车，但她总是很早去上学。她和包括后来的女权主义诗人奥德尔-洛德在内的八个女孩每天早上上课前聚在一起，大声朗读她们前一天写的诗。

大一读完，迪-普里玛就从学校退了学，来到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那里租了一套月租33美元的公寓。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杰克-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伯格两位后来的"垮掉一代"代表。

迪-普里玛和艾伦-金斯伯格。Photo: xx, Chronicle file photo

然而，迪-普里玛很快就决定离开纽约，尽管当时她已经是诗人出版社（the Poets Press）和纽约诗人剧院（the New York Poets Theatre）的联合创始人，还是文学杂志《浮熊》（the Floating Bear）的联合编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无政府主义组织"挖掘者"（Diggers）合作，负责照顾那些西部的流浪者，二是研习禅宗。

"垮掉一代"中的女权主义声音

在《垮掉一代回忆录》（Memoirs of a Beatnik）中，迪-普里玛宣布她来到湾区的消息后，在男性主导的"垮掉一代"诗社中引起了轰动。

"作为垮掉一代的女权之声，她很重要"，"城市之光"的联合创始人、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说。2014年，迪-普里玛在接受《纪事报》采访时被问及她是否认为自己是"垮掉派"，她回答说，"是的，如果你把它定义为一种不受任何特定时间或人物束缚的精神状态的话。"

1968年，迪-普里玛和丈夫艾伦-马洛（Alan Marlowe）以及四个孩子一起搬到了旧金山，在橡树街租了一栋有14个房间的房子。到了1970年，迪-普里玛和马洛关系疏远，她开始和反战人士格兰特-费希尔（Grant Fisher）交往。1973年，她与马洛离婚，嫁给了费舍尔。

后来，他们搬到了马林西的马歇尔，在托马莱斯湾租了一所摇摇晃晃的高跷房子，每月租金100美元。从她的家穿过1号公路有一间小屋，她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写作工作室。在马歇尔住的五年，是迪-普里玛的高产期。1978年，她出版了《洛巴》（Loba），该作被认为是对金斯伯格《嚎叫》的女权主义回应。1955年，金斯伯格的《嚎叫》出版，为旧金山"垮掉一代"的队伍奠定了基础。像她的许多诗一样，《洛巴》是一首开放结局的诗歌，由八部分组成，直到1998年，也就是首版20年后才完整出版。

她的经典作品《革命书信》（Revolutionary Letters）有好几卷，从第一卷一直写到第63卷，"这些诗我从60年代就开始写，现在还时不时有在写"，尽管生前患有严重关节炎，但她还是坚持手写。

倡导女性解放

当迪-普里玛在1948年开始写作时，当时的法律政策对像艾伦-金斯伯格这样的作家充满敌意，金斯伯格的出版商费林盖蒂因出版了《咆哮》一书于1957年被受审。条条框框将人束缚在一个极其拧巴的社会环境中：同性恋是违法的；带有淫秽语言和图片的书籍是违法的；在新冷战时期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男性通过诸如"牛仔、叛逆者、放荡不羁和流浪者"等阳刚姿态和浪漫形象获取权力。

迪-普里玛决意通过自己的艺术和社会关系寻求新的性别体验，将女性声音带入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亚文化中。

她的两本自传，详细记录了她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在上世纪中叶主要由男性主导的艺术和社会团体中的经历。《垮掉一代回忆录》半真实、半虚构地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她在纽约观察到的社会群体。这本书1988年由Last Gasp出版社再版，封面上年轻时的迪-普里玛穿着简单的衬衫和裙子，若有所思。在她身后的一张照片中，两个裸体女子斜倚着，好像在暗示什么，不自觉揭示了一个年轻女性在生存之下的某种"不协调"。

在一种粗暴的亚文化中，迪-普里玛"野蛮生长"。她通过衣着、毒品和脏话来辨别自己的"同类"。她还描述过一场与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的"狂欢"，她所描述的快感把她的欲望推向了中心，把焦点从男性的性能力转移到女性的满足之上。

早在6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到来之前，迪-普里玛就以一种"倡导本能解放"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战后的文学舞台。她不断找寻情人，但不谋求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她的生活的确比她同时代许多人都要激进得多。作为一个父权社会下的年轻女性，她无疑要冒更多风险。

Diane di Prima in New York，1959. (Fred W. McDarrah/Getty Images)

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

在与诗人大卫-梅尔泽（David Meltzer）的谈话中，迪-普里玛描述了她的早年生活，以及她与纽约男性主导社区的关系。"我决定不跟男人住在一起"，她曾这样说，"我的家庭成长经历让我觉得和男人住在一起不是个好主意......我有很多情人，有次我问他们想不想要个孩子，他们都觉得我疯了。其实，那会儿我刚刚怀孕，后来生下了珍妮。"

迪-普里玛的另一本自传《我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回忆》（Recollections of My Life as a Woman，2001），对二战后急剧变化的美国社会景观进行了调查，并阐明了她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未婚母亲所面临的风险。"我能同时做一个单身母亲和诗人吗？"她一边思考，一边探究母性、艺术和文化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她重塑自我的努力中，她并没有指责父权制制度。不过，她也观察到，一些女性为了换取一些可怜的好处，在压制下忍气吞声，或与各种形式的压制相"勾结"。

在《洛巴》这首史诗般的诗歌中，她用神话的语言勾勒出了一个伟大的"地球母亲"形象。"知识有何用/让我沉醉在你爱的美酒中"，知识、情感、灵感与个人局限之间的细微差别，体现了她对现代社会以及传统风俗的批判。也可以视作一种对周遭的不信任。

"地球母亲"的许多面孔都可以在她身边的不同女性形象中看到，这些形象塞满了迪-普里玛的童年记忆。比如伊芙琳姨妈，迪-普里玛在她母亲的几个姐妹中最喜欢她，"因为她总是唱歌。心里充满了欢乐，像一只小鸟。"相比之下，迪-普里玛的母亲艾玛，"安静又顺从"。当艾玛"忠心耿耿"地做家务时，迪-普里玛认为她是在一种隐性胁迫下这样做的，并且通过重复严肃的话语来解释她"家庭主妇"的角色："女人必须学会比男人承受更多痛苦。"

迪-普里玛以一种似乎永不枯竭的工作欲望，来应对身为人母的挑战和文化"攻击"。1961年到1971年间，她和朋友一起出版了近40期《浮熊》。"就艺术家而言，"迪-普里玛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事情将会怎样发生。没有哪个晚上你不是在看电影，不是在看别人的新舞蹈，不是在排练自己的舞蹈......"艺术家们拒绝用批判的能力来代替热情、持续、引人注目的实践。"这样持续的输入，在某种程度上是潜意识的"，迪-普里玛说。

Diane di Prima. Photo: Chris Stewart, Chronicle file photo

"垮掉一代"的崩溃与重生

上世纪60年代，对资本主义精确体系的屈服，催生了一种错位的生存模式，这突显了那个时代的偏执。迪-普里玛在《晚餐与噩梦》（1961）中写道，"如果我的头是计数器，而我又是一只鸡，我就会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咯咯叫着孵出一百个鸡蛋。"战前，由于新的广告和媒体形式，小镇也变得越来越城市化。战后，身体和精神的流动性给了人们新的自由，但一种新的流动性也给个人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的生活似乎并不总是与美国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保持一致。在《晚餐和噩梦》中，人们的谈话常常只是单向的自说自话。情感和信仰之间的距离营造出一种悲哀的不和谐。

从《晚餐和噩梦》中，读者可以明显看出一种女性重塑生活的姿态。为了在维持战后文化的巨大财富体系中塑造新的自我认同，迪-普里马的作品与过去普遍存在的严格、简朴、虔诚的伟大母亲形象相冲突。《革命书信》（Revolutionary Letters，1971）中更为广阔而充满希望的文字表达了她对人类之爱的乐观想象，以此来反衬战后许多家庭的压抑状态。

但迪-普里玛从来都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她了解那个时代，并在《我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回忆》中形象地描述了那个时期的局限和失败。"某些时代其实只能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她继续写道，"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时期，神话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毒品的滥用，与联邦法律相冲突的革命热情，模糊社会界限的艺术，都给身处其中的参与者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我们把对宗教、家庭、社会、道德的义务都换成了对美的追求，把自己看成是在为艺术之美服务，没有得到任何警告，也没有预料到任何陷阱。"

她意识到，在泛滥的乐观情绪下，那个时期已分崩离析。1964年，迪-普里玛的纽约诗人剧院关闭，她回忆，"在诗人剧院的大厅里无数个普通的晚上，可以看到拉里-里弗斯、莫里斯-戈尔德、潘娜-格雷迪、塞西尔-泰勒、理查德-利波尔德、琼-米切尔，以及许多舞者、诗人在灯光闪烁下谈情说爱。"伴随着剧院关门的是接踵而至的焦虑与恐惧。1964年，迪-普里玛的密友、28岁的舞蹈演员弗雷德-赫科（Fred Herko）跳楼自杀。"像戛然而止的未完电影......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作为一名诗人，在诗歌催化下，迪-普里玛对那个时期自己经历的危险和暴力有着更加深刻的记忆。

大卫-梅尔泽认为，"垮掉一代"是一场持不同政见的运动，也是一种抵抗运动；反唯物主义，支持民权，早期的诗意生态等都来自于非常复杂的战后美国文化。"垮掉"一词，作为一种时代标记，代表着更广泛的文化现象，然而其未能传达出上世纪中叶艺术家们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所取得的积极进展。

艺术和生活，公共和私人的概念，对于像迪-普里玛、梅尔泽等作家来说，确实是模糊不清的。那个时代的"冒险"通过电影在流行文化中重现，比如维果-摩顿森（Viggo Mortenson）演过威廉-巴罗斯，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演过金斯伯格，人们很容易理想化和赞美那些在当时以艺术应对新型城市化和政治控制的人。然而，通过各种形式的艺术，一些利于反思当下的东西得以被揭露。迪-普里玛通过她的"自我创造"，揭露了一个受诗歌启发的人原始又脆弱的经历。

和凯鲁亚克一样，迪-普里玛后期也诉诸于禅宗，希望通过此"东方神秘主义"，来解决人生诸多困惑。在那个混乱又艰难的时刻，她通过诗歌重新创造了一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种可以实现文化变革的社会承诺。

迪-普里玛在芝加哥的公寓中。Photo: Nancy Stone, Knight-Ridder Tribune

她的诗歌和回忆录，记录了人们应如何理解冷战时代及其社会表现，即便这些问题最后常常没有得到解决。她所描述的这些事件和关系，暗示了战后文化中相互矛盾且往往受到限制的民主实验。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如何在一个基于"攻击"的现代社会生活：持续不断的全球侵略、冲突、医疗和教育系统的不公正等，在很多方面定义了战后时期。在摇摆不定的社会中，迪-普里玛"永不妥协"的呐喊，始终维系在笔杆之上。

参考来源：

https://datebook.sfchronicle.com/books/diane-di-prima-prolific-beat-poet-dead-at-8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obituaries/diane-di-prima-feminist-poet-of-the-beat-generation-dies-at-86/2020/10/26/4a2be0fe-1797-11eb-befb-8864259bd2d8_story.html

https://www.vogue.com/article/diane-di-prima-obit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giving-everything-on-diane-di-prima/

内容简介

权威的美国六十年代文化史

全景展示“垮掉的一代”和摇滚乐兴起

完整见证美国新文化的诞生

六十年代，青年文化运动席卷美国。它躁动、反叛、奔腾喷薄，也带着深深的乌托邦色彩。

而直到本书问世，人们才得以完全理解：那喧嚣的十年，对美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这幅完整的美国六十年代文化图景中，你会了解艾伦·金斯堡何以成为“垮掉的一代”的文化偶像，赫伯特·马尔库塞艰涩的文化批评为何赢得年轻人的心。

你会发现如今流行的新新闻写作其实发轫于美国六十年代，它将个人体验和小说技法融入新闻报道，刮起一场舆论风暴。

你会读到作者对鲍勃·迪伦、“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辛辣点评，以及摇滚经典作品背后少为人知的创作心曲。

然而，作者不甘止步于单纯的文化评论。他立足于五六十年风行一时的文艺作品，更超脱于这些作品本身。作者真正想要呈现的，是一部灵魂史，一种时代精神：

当青年不再敬畏长者，当他们站在伊甸园门口，当他们投身新文化的创造和个性张扬的狂欢，他们是如此富有感染力，却又如此受困于自身的局限。他们频受挫折，依然痴情不改。

六十年代是崇尚个人见证的，亲历六十年代的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用书中的独到洞见践行了这一传统。但本书也是他在七十年代末乌托邦思潮消退时写就的，因而赋予作者在场和回望的双重视角，成为了解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的必读书。

作者简介

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1940-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耶鲁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和研究生院英语教授。著作还有《双重间谍：批评家与社会》《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等。

下载链接

https://instagram.com/yiyi_tang9

蔡伟爸爸为蔡伟写的无罪辩护意见书，说“由于官派律师刘南征拒绝为蔡伟做无罪辩护也拒绝为他申请缓行，我10月25日向李轶凡法官寄出了蔡伟无罪的辩护申请书，26日显示签收。希望李法官本着法治精神，正视办案人员公然违反刑事诉讼法办案的问题；另外，#蔡伟、#陈玫 备份被删文章，搭建一个不审查言论、自由发言的2049BBS符合宪法规定，追求言论自由无罪！”

申请人：蔡建礼，性别男，身份证号********，系被告人蔡伟的父亲。电话：137 1531 4903

**申请事项：**对被告人蔡伟无罪释放或适用缓刑

事实与理由： 根据公安机关为蔡伟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刘南征所介绍的案情，即与他人合作建立2049BBS网站，以及检察院起诉的罪名寻衅滋事，我申请法院无罪释放蔡伟。理由如下：

一、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合作建立网站属于寻衅滋事。

寻衅滋事的法律构成要件相信法官已经很清楚了，蔡伟与他人合作建立网站，不论是境内网站还是境外网站，都不符合公共场所的定义，公共场所是供公众从事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所的总称。而网络是虚拟的，网站与网站之间没有纵横交错的通道相连，通道之间不可能产生"公共场所"，在网站内部，网民的交流互动井然有序，无非是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各抒己见，更谈不上网站内"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更何况还要达到"严重"的程度。

二、蔡伟的人品为无罪担保。

知子莫若父，我的儿子蔡伟，是个绝对品行端正、为人正派的人。我和妻子常年外出打工，生活艰辛，蔡伟自小就很独立要强，学习刻苦，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成绩优异，当年高考完，家里不富裕，他原本可以去报挣钱的经济金融之类的专业，但他毅然选择学社会学这种"没钱途"的冷门专业，只因为他是一个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常常对社会的底层人群有着本能同情心的年轻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富有正义感的人，我们亲戚朋友对他的评价也都是心地很单纯、很善良、又懂事又孝顺的孩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故意去做什么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三、公安机关一直在违法办案。

蔡伟自2020年4月19号被公安机关带走指定监视居住以来，办案程序就一直在违法，办案的公安领导自己向我的准儿媳唐红波说过**"司法程序不合法是确实存在的"。**

具体来说：

1、蔡伟律师委托权、会见权均未获得保障。

2020年4月19日-6月11日，公安机关在对蔡伟执行指定住所监视居住期间，要求我不为蔡伟聘请律师，**在我4月25日为蔡伟聘请李国蓓律师后，他们既不告诉她办案地点、承办人的任何信息，也不允许她会见蔡伟。**此外，唐红波在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办案人员曾要她劝告蔡伟放弃委托律师，但被她拒绝。

这说明蔡伟本人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有委托律师意愿，但受到办案人员软硬兼施的阻拦，而后在长期被监视居住、与家人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心理负担加重，很可能因对办案人员的恐惧而不敢表达真实意愿，屈服于公安机关的安排。 以上公安机关的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九条之规定，被告人蔡伟没有获得应有的辩护权。

2、违规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蔡伟自6月12日批捕以后，公安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强行违规为蔡伟指派法律援助律师，阻碍我们早已为蔡伟委托的律师介入案件，架空刑事诉讼法保障被告人基本人权的规定。

蔡伟既不是盲人，也不是聋哑人，我们家庭虽然不富裕，但并非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相反我们早在4月25日便为他请好了律师，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聘请的律师，根本不需要法律援助，但公安机关仍然强行为蔡伟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挥霍国家财政，实际就是排挤掉我们自己聘请的律师，害怕有人为蔡伟作实质的辩护！

四、搭建2049BBS网站无罪。

2049BBS为言论自由而生，完全是在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蔡伟作为中国公民，有权就公共事务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宣称的表达观点无罪、 "在中国，任何人不可能因言获罪"的意义上，建立一个不审查言论、让人自由发表个人观点的论坛自然无罪！

同时，**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社会秩序，不会因网站备份几篇正规媒体公开发布过的新闻就被扰乱了。**如果扰乱，也应该先追究那些发布原创的正规媒体的责任，而不是复制备份者的责任。我们的社会秩序，更不会因为几个年轻人在论坛上交流下自己没经过政府审查的思考和言论就被轻易扰乱了！

众所周知，"寻衅滋事"是由"流氓罪"演变而来的典型的口袋罪，将这个罪名强加给一个刚出校园的、仅仅是追求言论自由的年轻人，这样轻易地进行刑事定罪，是否符合法律的原则和正义？这个刑事罪名毁掉的不仅是一个年轻人刚刚开始的前程和人生，也是我们的整个家庭，法官也有父母子女，相信能够理解我们含辛茹苦的养育和奋斗大半生的期许，作为父亲，我不相信蔡伟犯罪，我认为蔡伟无罪！

当然，蔡伟被关这半年来，由于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维护他权益的律师介入，法律援助律师传达给我的他所做出的一些妥协行为我能够理解，**据悉蔡伟与检察院已经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有鉴于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我认为蔡伟符合适用缓刑条件。

考虑到蔡伟自小瘦弱多病，长期生活在看守所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对他本就羸弱的身体必然是雪上加霜。而且，对蔡伟进行刑事定罪本身便已重创乃至摧毁他过往多年的学业成绩和未来前程，这个代价对他来说还不够巨大吗？

因此，希望法官认真考虑我关于对蔡伟实施缓刑的申请。

此致 **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蔡建礼 2020年10月24日

附：法条

1、《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2、《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3、《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4、《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5、《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 适用条件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原文

主办方：青年系列讲座

讲者：张洁平

时间：2020年10月29日 北京时间8:00pm

这是我第一次在Zoom 上对主要是大陆的朋友做分享。其实挺紧张的，从2015年开始比较多做媒体管理者和老师工作后，做了很多公开表达。但今天是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这么多大陆的朋友，近乡情怯。我人在香港，做很多中港台报道，2005到2020，15年间中港台发生了特别多一言难尽的事情。要在今夜讲完今天这个标题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一年才讲的完。

因为这15年经历了特别大的变化，尤其中港台三个地方相互间的翻转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和大陆的朋友很久都没有仔细讨论香港和台湾的话题。但我知道很多朋友是很关心的。我也邀请了很多大学室友、朋友，我们原本在想法上相同，但因为说不出口的时代议题，彼此交流都搁浅很多。

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就从自己经历说。我会把自己尝试当成一个人物报道的对象去解剖。

做人物报道中，写人物写的最好看的地方，是提炼出私人生活中公共性的部分。所谓公共性是指，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被时代造就的，我们都活在每个时代或者历史的结构里面。

如果不是因为过去中港台很多机缘巧合的变化，时代潮涌中的很多机会，不会是今天的经历，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和想法。我尝试把这部分总结出来，也是给很多朋友浅浅认识今天中港台这个局面的参照。

在香港认识"离散中国"

画面上这只狗还是挺萌的，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站在漩涡里。

我用了一个老梗，就是"漩涡"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语境下，不是恰当比喻，更精确的应该是"裂缝"吧。

我2005年从中国到香港念书，恰好是新闻。是偶然的选择，就做了新闻这一行。在香港念新闻和从事新闻，给了我之前从来没有很想过的位置------站在离中国很近的地方，看到跟中国大陆很不一样的一个中国，这包括了一个广义的、历史性的、正在过程中的中国。包括在香港、在台湾、在东南亚、所有使用华文的，跟中国爱恨情仇的很多很多地方，包括移民，或者说讲这个语言，但未必有这个认同的很多人生活的地方。

对我来说，香港是个绝佳的位置，去看见这一整个离散的中国。因为有这个绝佳的位置，又恰好做了记者，所以我一直很珍惜这个机会。很多经历是很难复制的。因为我恰好是在中港关系最好的时候到达了香港。

我会分成大概五个阶段。2005年之前，我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2005年，猛叉叉来到香港，和很多朋友一样，心情非常简单，就是想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没想过是否留香港。但真的特别幸运，当时是中港蜜月期。

这张图是来自香港的民意研究所，前身是港大的香港民意调查中心。他们每年都会做民意调查：香港人认同自己是广义的香港人还是广义的中国人？

广义的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个定义大家可以去看。从这张图看到，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夸张的剪刀叉，其实这还是返修例运动之前。运动之后，差距就更大了。简直是劈叉的感觉。这是全民的调查， 如果你要看三十岁以下的，就更夸张了。

我在图中间画一条线，是2005年9月我来香港的日子，回头再看真的是蜜月期，03年到09年，看这中间交缠的状况，当时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非常高，好像人心真的是要回归了。两边交流多了，对彼此好奇心也多了，认同度也很高。其实我来香港的时候也有一种介入大城市的、你不是当地人的那种张力，如果你去北京、上海，也是这样的。当时和北京、上海的差别不是很大，是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我相信跟我一样差不多时间来的人，没有人会想到后面的局势是个这样的剪刀差，当时都会以为越来愈好。我相信，这也是从中国角度出发，想象的回归后、一国两制最好的样子。没想到就回不了头。

香港打开了很大的眼界和很多的机会。出国留学、换一个地方生活、从事某一个职业，总能获得很多知识上的成就、视野的开阔。但是在香港有个蛮不可替代的特征是------我是从香港才意识到什么是离散的中国。

我们在从中国大陆中心出发的视角，只看到广义的中原。基本上中国大陆就是代表着中国。这个在里面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是十几亿的人口、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所有商人都想跟你做生意，外邦来朝的一个氛围，你在中间，这个视角是很自然的。你稍微出来点，但是也不要太远，在香港这个自然港、这个世界和中国的不管是人流还是物流的中转站，在这里，对我来说，是第一次遇到过这么多跟我们长得一样、讲一样的语言，但是完全跟中国经验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印尼华人、加拿大华侨...在香港，我才建立了一个视野，就是离散中国这个概念。

这个事情非常有趣。对我来说，在香港重新认识，什么叫做中国。

在香港重新认识中国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历史时空上，在香港可以看到尽量真实、完整的史料，去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当代近代的历史。可以感受到，中国是个过程。从来没有什么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这回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时间真的很短，一百多年而已。中国本身是个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1949年被赶走的中华民国政权到了台湾，两岸隔离了三十年，停火了七十年，到现在为止重新紧张起来，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

在香港，是个绝佳的位置，去看到这么多的华人，让我重新认识中国这个事情，很多地方都很难取代香港这个位置。

《亚洲周刊》时期

更有趣的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香港《亚洲周刊》做记者，做了大概六年时间，写了六十多篇封面报道。《亚洲周刊》当时是全球视野，本土关怀，定位是给全球华人做的杂志，这个全球华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且不只是中国大陆的。

我在《亚洲周刊》是中港关系最密切时期，周刊主编邱立本是台湾念大学的香港人，跟马英九是美国研究生同学，是老的中国文化派。在文化上，特别认为自己的归属是中国，但希望中国向民主自由方向去，大概是这个光谱。

那时候我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活的中国人，他们之前没有招过陆生，对他们来说，我很新鲜。因为研读了中国文化这么多年，但是隔离了这么久。他们很好奇，觉得算是可以借助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体能和我的笔了解中国。

也没有审查。开始写报道的时候，能感受到邱立本的关怀，他说"给我一个香港，我可以撬起整个中国"。意思非常积极，不是煽动政权那类的，而是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希望以香港的法治、高效的公务员体制、公民社会先进的管制经验去帮助中国，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对方好的东西，虽然香港只有700万人，但是有历史资本带来的丰厚的资源、各地的资源和管治的经验。希望能帮到中国。

这是很强的大中华关怀。体现到报道上，我就发现了...因为我是少有的大陆记者，所以有很多机会出差和写封面报道。但是我发现，老板的情怀带来一个套路就是------不管写什么故事，都喜欢起个标题：xx改变中国。不管背后复杂性是怎么样。在那种从南方望着北方、眼含热泪、老的香港华侨看来，这都是中国变好的信号和希望，他们希望你写出这种信号和希望来。

这也是真实的，当时中国公民社会的气氛开放、活跃。社会这个层面有很多新生的力量发声，而且社交媒体刚刚开放，从BBS到博客、差不多要到微信这个时期，五花八门的声音和行动开始涌现出来。是经济在崛起、社会在开放，虽然有阴影、但生机勃勃的状态。很多在外面观察中国的人也都很兴奋，有情怀的人希望参与进来，改变中国。

我当时也会帮一些中国大陆的媒体写香港的稿子，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南方周末。

当时我给他们写香港廉政公署ICAC反腐的经验、香港保育的经验，都希望我写香港好。

编辑说，北京要拆一条胡同，你可不可以写，香港有什么成功保育的经验。我说，有是有，但是香港拆得很多，历史记忆淡薄、资本力量强大，保育经验真的没有太多难得出手的。编辑说，没关系，你给我找个好的例子就行了。我就找了《岁月神偷》这部电影的永利街。永利街他们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弄了很多年。

香港房地产过度发展、导致香港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当时这些问题，中国大陆是不想听、不想面对的，因为他们要中国大陆进步，就想要借助香港的经验。处在中间挺好的，大家都想往好的地方去。

这本书是陈冠中编著的《波西米亚中国》，2003年的时候，陈冠中、梁伟棠等纷纷去大陆，当时是香港人北上潮流。还有这本《潮爆中国》，后来拍了电影《潮爆北京》，还有《大广东》。

当时社会上是觉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从97后，这是香港自己的家了。再也不是哪个主子的家，是自己的家。所以2005年，香港回归一段时间后，保育风潮起来。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的事件（本土保育组织行动抗议皇后码头被拆卸）也很新奇，因为香港之前被拆了很多次码头没人管。

香港回归后，大家把这个地方当作家，有很多社会保育组织成立，大家不愿完全跟地产商妥协利益。这跟很多香港人北上，跟中国增进了解结合起来。《大广东》也是因为当时在想，能不能打造一个粤语文化共同体，陈冠中还提出过canton这个概念。

香港很多人从广东移民过来，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里面，融入了一个区域经济，没有机会有更多交流，但实际上，本来是有很多重合的。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概念，去讨论什么叫粤语文化共同体。

现在讲起来，恍如隔世，也不过是十年以前。一个短短的罗湖桥割裂成这样子，彼此敌意恨不得上涨到要绝交。

**但是从这些书、这些探索都看得到当时的场景。**这还只是从香港看中国，我当时有段时间驻北京还能感受到在大陆港台文化的热潮，马家辉等的书，被当做同文异质的文化被很多人追捧。

但，那个时候，大陆的媒体只想看到香港的好，并不真的想看到香港的问题。就像两个人谈恋爱一样，你爱对方、对对方好，其实是要看到它的好，也看到它的问题。但是当时两边都拿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对方。

我在《亚洲周刊》写的最后一个封面，叫《利比亚之战改变中国》。这是个每个星期四出版的杂志。星期一早晨，主编打电话给我，说利比亚开战了，洁平你写个封面。我当时想我在北京，又不在利比亚。所以我在北京打了超级多电话，采访了一堆在利比亚的商人、专家、华人，把这个论述说出来了，我当时觉得很扯。现在过了十年，又觉得对。

当时采访的外国专家说，中东和北非开战很乱，美国很多精力都放在那，顾不上中国了，所以给了很多中国喘息的机会。我当时想，我再也不要在这种框架下写作了，我要认识真实的中国、香港。

其实，现在再想，在希拉里提出重返亚太之前，很长时间，美国精力放在中东和北非，这个牵制延缓了美国对中国的对峙。所以，直到2015、16美国重返亚太之后，这个张力才起来。但我当时觉得扯，我辞职了------我当时想法是要么认识真实的中国、要么认识真实的香港------我要在地。

《阳光时务》时期

有很多机缘巧合。2011年的时候，我加入了原创媒体《阳光实务》，是基于iPad的电子杂志，回头来看，有人投资这样的媒体，是有时代背景的。

当时是习近平要上任但是还没上任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这也是威权体制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不是一个民主的授权，到底怎样才能让政权平稳过渡，不会出什么乱子，不会有人夺权。全世界都在看一个超级大的威权体制怎么进行和平移交。

2012年前后，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习上任。从2012年的新闻标题看，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习是个改革派，是西方意义上的改革派。温家宝还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还说中国要政体改革了。

基本上在那样一个脉络下，2003到2012，胡温执政期间，公民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或者说体制内的改革派跟体制外的改革派在合流，希望把中国推向从经济改革转向到政治改革的路，这是2003到2012民间的主旋律。很多人都希望往这条路上走。

习近平作为储君马上登基了。习近平父亲是很重要改革派领袖。是中共党史上少有的零差评的人物。习仲勋基本没留下过什么斗人的记录，而且在文革之后还处理平反问题，很多人对他感恩。80年代后，又主导改革开放的工作。

胡温又铺垫了往西方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脉络，习掌权前也都没有流露出太多政治观点。所以当时所有媒体都认为要改革。

"我看最多还有两年。"是阳光时务老板陈平经常说的话。还有两年中国就要变了，他一直这么说。他是个红二代的商人，机缘巧合收购了阳光卫视。蛮老派的电视台。

当时他为什么要投资这个媒体，因为觉得中国要改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好时刻，这是个经典的商人办报的模型，陈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办了一个新媒体。

背景是，当时说传统媒体要死了，未来是个新媒体世界。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媒体，以为只要有文字、影音弄一块，动起来就是新媒体，但那只是多媒体的形态。

我们当时也是误解了新媒体的其中之一。当时弄那种封面是会动的、领导人的头晃来晃去，比较卡通的风格，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新媒体，这种传播渠道依然非常古老。**真正的新媒体是传播结构的彻底的改变，是商业模式的彻底改变。**但当时不知道。

在当时这个环境下， 对我来说，是比较清楚感受到了，一个媒体产生背后的动能是什么，跟时代政治氛围变化的关系是什么。

不过，变化没有像很多人想的只有两年就发生，《阳光时务》不是新媒体，老板想要的建言献策、推动中国改革的平台也镜花水月，终止了。

雨伞运动 自由撰稿时期

我自己在《阳光时务》也参与了一部分管理工作。离开后，刚好碰上香港的雨伞运动。香港的反动派想要搞点什么，都在报纸上先写文章，所有的计划过程都是公开发布的，不考虑对手感受，也不管对手会不会看，这是开放和公民社会的一个讨论精神， 很清纯、很感人。

当时2013年香港社会开始酝酿占领中环这样一个想法。对我来说，这是媒体生涯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我所有精力都放在中国，没有关注香港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对我这样一个从大陆来的小孩，没有那么理解保卫天星码头这种东西。

因为之前香港新闻头条很多是两个大妈在那里打架，或者一个地方出了车祸也能上头条，是很太平的安逸的社会，当然这个社会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但总的来说，跟后面的很多情况不能比。对当时的我来说，在香港看见中国要刺激多了，是有种非常吸引我的使命感去写作。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怎么一下子就占领中环、公民抗命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而这个转向很大的一个动力是陈健民老师。

可能在这里的朋友比香港朋友都了解他，因为他前三十年的学术和职业生涯都跟大陆相连的。在占领中环之前，他所有的关怀都在中国大陆。 他所主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被称为中国NGO的黄埔军校。因为他们低调地做了很多中国NGO的培训，2008年陈健民老师还是中国民政部的高级顾问，因为四川地震，他参与了很多中国大陆公民社会组织和救援。

我采访陈健民老师很多次，都是关于中国。所以我在报纸上看他要去占领中环，我都惊呆了。那就相当于你跟前三十年的事业割席、一刀两断；就相当于跟中国很多伙伴做出切割，因为你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然后我就想去问，到底是什么让他想去占领中环。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说， 我是香港人，这里是我家。

我第一次没有懂，那很多香港人都不是也不占领中环的吗。当然，他还讲了很多笑话。说不是主动占中的，甚至戴耀廷本人都不是，当时戴在《信报》有个思想实验，就是个构想，说中国不给普选，就占领中环， 香港有个著名记者叫谭惠芸就去采访戴耀廷。谭惠芸说，你这个行动是认真的吗？ 如果不是，你想跟谁一起做？戴想了想说，陈建民、朱耀庭。

陈健民当时还在法国度假，看到报纸才知道自己要去占领中环。他放下电话，也没有跟戴耀廷通气，就自己想了二十分钟，说我要参与这个事情。当时他讲了这么多八卦。我当时想：历史太荒诞了，历史怎么就随意被你们就这样改写了。

我因为太焦虑了，所以同时问了很多人，陈健民在中文大学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他们之前合作很多，在文革等议题上跟他价值观都一致，这个老师激烈反对陈健民做这个事情。我就去采访这个老师说，你为什么反对陈做这件事。他说，他不能为了自己赴汤蹈火，就要把这个锅烧开。

这是个很诛心的话啊。我当时想说，你们合作了这么久，以你对陈老师的了解，没有道理会去揣测他的人品把。

我听完他的整个叙述，我理解了这个老师的忧虑。他的意思是，虽然香港在变坏，但是再怎么坏，也比中国强。对中国来说，香港是非常重要的绿洲，公民社会的绿洲，跟世界联通的窗口。对中国来说，香港很重要，香港不能乱。香港如果乱，中国连最后一线希望都没有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占领中环的。以他的政治判断，这个事情会把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状况。

我问完以后，瞬间明白了两个人的差异。两个人从自己各自脉络出发，都是对的。一个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的中国背景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关怀中国的事情，希望为中国保留一个开放的窗口。

那对陈健民来说。虽然前半生都在中国大陆，但是香港就是家，香港只会跟自己比，只会看到今天的香港比昨天的香港坏，我是香港人，不能看到自己的家坏下去，所以要有一点行动。行动会带来什么结果，行动中的人是不可能预测到的。基本上这是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的一个逻辑，以香港为出发点。

跟他们聊完之后，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这是两种都make sense的逻辑。

在我面前，这是个选择，你要做陈健民，还是要做那个老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上街与否，而是你选择站在哪个立场讲话、继续你的记录、写作、行动、思考，展开你的人生。

在那个关头，我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选择陈健民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意思是**，我要站在香港人的立场上去写香港。我不想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利用香港的自由、法治。我不想要做香港自由和法治的既得利益者。我希望能够站在香港人的角度去理解香港------这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观察者必须要采取的立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为了要理解占领中环的原因，我辞职了《号外》的工作，完整跟了占领中环到雨伞运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给纽时中文版写稿，希望好好了解香港，以自己的节奏去写，也用这个机会看了很多书、电影。

我真的感谢这个运动是两个教授发起的，像写论文一样，有很多的准备时间。完全不像后面的那些运动，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两三天就激烈冲突，你就要跑到最前线。教授他们自己也开玩笑，自己像写论文一样，全民商讨、意见征集，前后拖了十几个月。我就有充分的时间了解香港。

我在这个地方，是个立场的选择吧。**"在他者的脉络里理解他者。"**这句话是贺照田这个学者写的，我挺喜欢的。有很多学者在2014年引用这句话，希望用它来取代上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框架去形容这个跨区域的视野。那个框架词叫做"大中华"。当我们讲两岸三地东南亚的时候，常常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政治正确的词。很难有个词能够符合所有人利益，很多人不认同自己是华人、也不认同华语文化共同体，之前粗糙地用"大中华"，这最早是商务用词，为了避开国家和地区之间复杂冲突，用"大中华"去形容一个区域经济体，是从区域角度去讲。所以Greater China也就是大中华从80年代到2010年，差不多30年时间，这个词都挺火的。慢慢当各个地方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大香港主义、大台湾主义兴起的时候，越来越少人愿意叫自己是"大中华"。

"大中华"就变成了一个难听又粗口的词，当大家都想要交流的时候，这是把大家放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一个词，当大家都想要离席的时候，这张桌子就被掀掉了。"大中华"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讨厌的词。

我依然希望，有一个论述的方式去沟通中港台------同文同种但是文化上异质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他者的脉络里理解他者"对我来说是受到香港整个变化的启发。我在陈健民老师和这个老师之间，意识到，这是真的要站在他者脉络里理解他者，而不是站在你的角度。

当然这是很难的事情，这对普通人来说，这跟你的知识、情感框架是相悖的，是反人性的。我在香港，因为讲普通话被司机刁难等等，如果我说要你理解一下对方的背景、来源是什么，这是反人性的。但是对写作者、田野调查、生产知识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取态。

某种程度上，在这个位置我建立了我写作和行动的立场。

除了补充香港知识、采取了在他者脉络里写他者的立场之外，当时在79天的雨伞运动中最后一天的经历也深刻影响了我。现在回头来说，那天是和平收场，没有成果也没有很大伤亡，和平清场了。人们在最后中环街头住的也零零散散了，警察把帐篷一收，这一切完结了。

清场的时候，有500人留了下来，坐在地上说，我承认，我犯法，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公民抗命的，我在这儿就是等着被你抓走。

我作为一个记者，看着整个过程，当时心情难以形容。我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这79天里，跟运动中几个关键人物混到一块，大家都把你作为朋友，我也觉得是朋友，你会进入他们办公室，很深入去观察他们筹备、谈判。

直到那一天，他们全部都坐下来，警察把它们抬走的时候，你感受到跟这些人，就像摩西分开红海一样的距离。你是站在岸上的人，他们是在水里的人。我能感受到，他们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理解------没事的，你是记者。而且你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人。你快走吧。

那天的感受非常困扰我。我确实是个记者、我确实应该站在岸上。但是我确实认同这个运动中很大的价值。如果我不是记者，我就站在那儿了。

我后来想了很久。我希望不再站在岸上。但也不是说要冲在街头。

我认为我有自己的战场、阵地。我不想站在岸上了，我可以做点什么，我在自己的领域做一个行动者。行动者不是说你真的要冲到街上游行，而是要做站在岸上去改变的人。

端传媒和Matters时期

很巧，其实就过了一个月，在香港就有人找到我说，就是端的投资人，画了很大的饼，他们想办一个华人世界最好的媒体。当时我们讨论，中国这么多人在海外，有这么多人才，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一个真正在报道质量上，跟国际媒体比肩的好媒体。

我当时在写报道的时候也感受到这点了。中国大陆很少有媒体能容纳这种长篇的、不是那么新闻热点性的长篇报道，我当时每篇给纽时的报道都有8000字。中文世界deserve这样一个深度媒体。出资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我当时很犹豫，我之前带的最多的人是10个人，当时端许诺的架构是很大的，100人的团队，很大的视野。我相当犹豫，觉得自己不见得能驾驭了。

我说你还找了谁，他就告诉我两个名字。我说，天哪，这么一大笔钱你要是给了这两个人，我完全能想到香港能多两个什么媒体。要么是在经典的腐朽的传统媒体上加了一块砖，要么是在一个激进的反动的媒体上加一块砖，都无助于媒体生态，跟广阔的视野、真正的中港台沟通关系也不大。我认识的很有才华的年轻的记者也不能去那样的媒体。

如果不是刚经历雨伞运动，有那种无力感，我可能不会有勇气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是心一横，觉得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坏人。

在端的这个机会上，就拔苗助长跳了一下，抓住了这个机会，希望让自己扮演这个资源再分配的中介，去促成一个我们都想看好的媒体的出现，就是这里写的这句话，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动力是来自在香港受到的感召。

端中间也经历了特别多困难、错误，但总的来说，它的大方向，坚持在跨地域的视野、给年轻的编辑、记者、写手的大方向没变，最终是个立得住的品牌。

我很感激自己在香港的经历，不然很多事不敢做。但有时候是你做了才可以的。

勇敢其实来自于一种判断力吧。你觉得这个事情方向对，你特别特别想。只要你足够想，以及这个方向你坚信他是对的，这个事情你就能说服很多人来帮你，只要这个事情有很多人来帮你，它就能做成。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难的事情，我是很相信心想事成的。

标题写的是记录、写作和行动，刚刚说的这三个阶段，其实就是这三个词的转换。在《亚洲周刊》是职业的记者，去做记录，我没有一个自己有立场的写作。当然，记录也是专业的完成工作。到写香港的时候，慢慢产生自己写作立场，不是偏向A或B，而是在他者的脉络里理解他者。做端传媒，在我心里，是在媒体这个战场上做的行动，要搞点事情。我也意识到自己走到一个很多资源的节点的位置，你能撬动的资源，已经不只是你口袋里有的那些了，你能够撬动一些额外的资源，你有能力做资源的整合、再分配，去创造一些事情，你就应该去做，不能犹豫。上述这三个阶段，对我来说，恰好是完成了从记录到写作到行动的转向。

其实也是因为这些经历，才有更多的勇气去冒险。2018年中的时候创办了另外的一个平台Matters。端传媒有投资人，我是第一个员工，我是Co-founder，但我不用操心钱的事情。2018年中，我创办了Matters，是完整的创业，从钱到什么的都是自己搞定。

如果没有前面的经历，我没有办法搞定。我的职业、整个生涯都在媒体这个行业，目睹了很多变化和问题，我觉得很多问题不是单一的内容生产者可以解决的，端是很多精品内容生产的集结，但还是一个内容生产者。面对的公共环境的很多问题，同温层、信息的极化、强烈地被算法主导等，这不是单一的内容生产者能回应的了了。

什么能回应的了? 我没有能力认为自己能再搞出个Facebook来。所以在传统内容生产和大平台之间，有个新的探索。

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避免审查、去中心化的，信息分发跟组织的方式。要不就是精英的媒体，要不就是被传统大平台绑架，在中间这条路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这是我做Matters 的原因。对我来说，这是媒体道路上往前的探索。

活出时代的矛盾

整个回头去讲，从2005年中港蜜月期到2020年，是媒体行业里一个持续探索，是从记录到写作到行动。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没有留在香港，我的平行人生是什么样的？也有很多参照，比如我的一些回去大陆的朋友。

这是壹传媒的股价。我也把我去香港的那一年标出来。其实股市展现真实市场。你可以看到断崖式下降。2005年我去的时候，是黄金时代的尾声。2007年、2009年一次断崖式的下降。大趋势一定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传统媒体。这是社交媒体的出现、web2.0的出现。

下一张图是腾讯，完全不一样。翻转幅度比壹传媒还要快。我想说的平行人生不是买了腾讯的股票。我想说，我很多同学回到大陆，绝大部分经历的是互联网的成就。这种光荣和起飞，这是很真实的。

国家绑定了很多社会资源，在很多传统领域所谓的"国进民退"，在民间不是那么真的有空间去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互联网是新的行业、一片蓝海，是新的资源，让很多旧的行业重新洗牌的。

因为我在台湾香港现在看到年轻人真的是没有这些机会的。没有出头天，真的是四五十岁才能做主管。年轻人非常憋屈，你再有才华可能都等到45岁吧。如果没有一个新兴行业的话。

所以在中国，互联网神话这个意义上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带给大家梦想实现的感觉。但对于我来说，我在香港完全没有虽然有采访和报道，但是并没有亲身经历到这一段。虽然表面来说，我经历的都是下滑曲线，可对一个记者、写作者来说，或者对一个致力于经验一些复杂性的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段特别宝贵的经历。在香港这样一个风陵渡口，见证了大时代蛮关键的一段变迁时光，而不是进入任何一个产业。如果进入任何一个产业，如互联网产业，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新的超级大平台带给我们所处的公共社会非常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如果你身在其中，是很难获得批判性的视角，我也蛮感激自己没有真的在这个浪潮里面成为一个有钱人。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视角很难得。我不停从陈冠中老师那里抄袭的、他很喜欢的罗兰巴特的这句话：希望自己身上能活出时代的矛盾。

一开始是不自觉、后面是很自觉在做这件事。我其实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夹缝状态。这个夹缝状态很辛苦，特别是中港台矛盾激烈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撕裂的感觉，如果你要同理三方所有人的时候， 你就离疯狂不远了。

但是我蛮希望自己留在这个夹缝状态，活得辛苦一点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让在时代在你身上真的活出来。我觉得对于一个想要思考、写作和行动度过这一生的人来说，其实是特别难得的一个资产吧。

重点是我希望自己能处在这个通道上，这个流动性之中，在自己身上去体会到这种流动带来的，不管是善意的分享、开放，还是恶意的冲击、甚至是封闭。其实这是个特别难得的视野。

我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当然有自己努力的成分，但是完全是被时代造就的。如果不是中港蜜月期、不是作为陆生被好奇拉近亚洲周刊，如果不是这各种机会..都是因为时代背景所造就的。

我最近在看一个学者的书。孔飞力，是一个已经去世的汉学家，他写的书很少，平均十年一本，但很精彩。他有本研究海外华人历史的书，叫《Chinese among others》里面提了一个概念叫历史资本。每个人、每个城市每个国家都是有历史资本的。是由于历史结构的变化，这个历史经验带给你的东西。

我身上是有很多历史资本的，对我来说，是正面的。每个人、每个国家、城市都有很多历史资本。我们所谓的人生的意义，或者说我刚刚说的"活出时代的矛盾"，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身上所累积的这个历史资本转化出去，回报给这个历史、社会。这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人生意义的来源。作为一个人类，活这一世的意义的来源。所以对我来说，历史资本越多，积累的越多，我真的是觉得越感恩的。尽管它可能很多在现实意义上是负面的，但是在经验、情感跟思考上是正面的。

问答环节

Q1: 港台媒体在报告新冠疫情的时候，称之为武汉肺炎，你作为媒体人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张洁平：假设这个疫情发生在十年以前，港台媒体是会用新冠肺炎或者用英文来形容的。当然会有很多人说德国脑炎、香港脚，很多病是以国家来命名的，写武汉肺炎的媒体都会这样来解释，但我觉得他们心里知道这是个借口。至少在这个情境下，还使用武汉肺炎的人，是带着对中国的怨气的。当然这个怨气有他的原因，是觉得中国导致了疫情的蔓延。正过来说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疫情是在中国武汉开始的，是因为他们的瞒报，你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情绪。

中港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变成了很多人找个理由就会去做的这么一个选择。放到十年前，不会这样，SARS也没有人叫广东肺炎。是社会集体情绪的一个体现。

Q2: 现在的信息传播结构下面，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去缝合中港台越来越深的裂缝？

张洁平：我不想显得这么无力。但我觉得不要以"缝合裂缝"为目标比较好，可能你把目标下降到能消除一点是一点，能坚持久一些。

我今天刚跟一个台湾学者黄宗仪访问和聊天，其实他的论文就是把我们经历的事情尝试用新的架构重新讲一遍。

心理治疗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治疗方式叫"叙事治疗"，就是让你从头讲自己的故事。要构建一个新的叙事，希望能够在重新讲述之间去回应、安抚创伤。现在中港台状态，很多在港台大陆背景的人都处在一个创伤状态。讲故事仍然是一个重要有用的方法，而不是说就一个问题在争论，这不太有帮助。

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是对一个坚持叫"武汉肺炎"的朋友，给他看了艾晓明老师在武汉写的日记。艾晓明老师写的日记很直观，没有以知识分子形象自居，她以一个退休的家庭妇女形象去写做志愿者的视角，来写真实的生离死别的经历。我这个朋友看了很感动。因为他在香港有很少渠道，去认识到有温度的人的故事。看了之后，他还是在用"武汉肺炎"，但是在脸书上之后，多了很多在转中国那边的人写的在疫情的文章。这是一个很好的努力，看到的中国不再是简单的、负面的名词，而是有人的故事出现，这些故事也有很多反思在里面，不是那么铁板一块了叭。

我其实对中港台发展挺悲观的。我们好像错过了很多可以沟通的阶段。到现在，很多话说不出口了，两岸之间甚至朝着一个往战争上去的路径。我还是觉得，你如果想办法能有好的故事，能让你认识一个活生生的台湾、香港人，看见他的故事、同理他的故事（反之也是一样）你能真的在这个冲突发生到不可避免的时候，甚至要走到进战争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有点于心不忍，因为你认识的是一个活人。这时候我觉得故事还是有力量的，尽管不得不说，故事是在大写的政治已经失效的情况下，无力的一种表达。但它依然是保留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Q3: 在香港原来越严峻的媒体环境下，端和Matters会怎么去面对？

张洁平：跟很多在香港的朋友是一样的，该干嘛干嘛，不要被环境变化影响你现在做的事情。议程是我们自己设置的，不用跟时代的指挥部来走。颁布了一条法律，跟着走，不就是正中下怀吗，我可能会谨慎一点，是说，留言和八卦会说得少一点。

我在浸会大学讲新闻课，很多朋友说，香港通过国安法了，你讲课要小心点。我心里在想，香港这些运动很多人在讨论独立，这是个事实，这是你要面对的事实。我们真心的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也不会避免不去讲什么。

我相信对端来说，也是这样的。NOW TV这种大的媒体高层换血，方向就会出现变化。但是小的独立的媒体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Matters我希望多样态创作以及社群联结。更加紧密讨论社群是有需要和需求的，我们理想中的用户是对公共讨论非常有热情的，希望做出对用户价值更大的产品。

Q4: 在做敏感题材的时候，怎么保护当事人和自己，以及把握自己和前线行动者的平衡？

张洁平：一直以来处理的大部分题都有政治敏感性。几乎每隔两三个题都会遇到的问题，我没有处理的很好。我自己经历过至少是两次，我的采访对象，因为我的报道而被抓的事情，这两次对我自己的打击和影响是蛮大的。

但我后来找了方法去面对它，一次是2009年采访谭作人，他是在四川地震后发了四川学生死难名单调查的公民，之前还有彭州石化的事情。我当时应该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境外媒体。《亚洲周刊》做了封面。后来谭作人被抓了后，他的律师联系我说，罪名有一条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当时律师让我提供采访提纲作为证据。后来他被判了五年，煽动国家政权罪。

我想，我在香港做记者，写稿写得很辛苦，稿子没人看，没人看指的是中国大陆封锁，但我自己希望在大陆被看到，没人看，我的采访对象还被抓了。我就经历了很大动摇。这时候又经历了第二次采访对象被抓，是冉云飞，也是四川人，当时是"茉莉花示威"。他后来被监视居住了半年时间，我给他写了封邮件道歉。他给我回了封信，让我感动，也重新理解了这件事。他说，你不要道歉，如果你道歉，就是在贬低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接受采访的主体性。是在贬低我行动的价值。

我其实之前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陷入巨大的愧疚之中。我突然明白了这个事情，在那之后，我当然没有遇到过采访对象被抓。

这些采访对象他们选择实名来采访，也愿意承担实名报道的风险。报道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共同的努力。事关公共事件的报道，是共同commitment，既然我的采访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这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没有再用笔名写过文章。你既然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就至少用实名，跟他站在一起。

当然你得再三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接受这个采访。而对记者说来说，越专业越安全，写事实、最多是分析，专业，不要用阴谋论和谣言。至于以后发展什么样不知道，目前为止是越专业越安全。

Q5：目前国内一些人文内媒体只能就一些缺乏公共性，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讨论一些选题？

张洁平：任何公共性议题反复的讨论都有必要，国内讨论metoo、女权相对安全吧。政治这个事情，存在在家庭、职场等各种方面，对权力的反思跟挑战、权力的作用机制这件事情不只是存在在执政党的政治权力，存在在方方面面。所以如果能在安全界线，去做深入讨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就是，我其实很喜欢之前跟艾晓明有个讲座。她讲的一句话我印象深刻。

国内发言肯定是有局限的。你当然可以发进一步努力的言，把公共讨论往前推一步。直接挑战中国的现行体制。但是你被秒删，直接被消声了，几乎没在公共讨论里留下什么话语。

艾晓明当时对武汉的各种记录，她讲到一点，这些记录，首先，特别有价值，但是，我们在承认他们有价值的同时，必须得承认这是一种被阉割的书写。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为这件事感觉到一丁点的耻辱感。我们并不是在自由的环境下书写。我们已经做了自我妥协，才能让这些声音发出来。这是良性的讨论没错，但是它不是完整的。我觉得得有这个自觉。而且你得知道，很多人是再也发不了声的。但他们其实有很重要的、精彩的批判，但你再也听不到，他们是被约束了自由，遭到严重的压迫的。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意识到自己的发言是被阉割的发言，在这个底线去推进很多。并不是在直接的硬碰硬的场域上，而是在很多家庭、亲密关系、职场，真的有很多权力机构值得去反思。我觉得这两面，都有这个自觉就可以了。

Q6: 新媒体带来的传播结构的重组是什么？媒体怎么去平衡对受众重要内容和受众喜欢看的内容的传递？

张洁平: 推荐奈飞纪录片《Social Dilemma》，采访了超级大平台的产品经理、设计师，回答"今天我们面对的内容生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之前会去邮局看报纸，会挑喜欢的台看，这是我们以前接收信息的方式。谷歌出现后，依然是这个动作，但是更便捷了。今天脸书、今日头条之后，有个巨大变化，你看完新闻后，并没有想说你要看什么，你其实是非常被动在看这些信息的，以躺着的姿态开始看，慢慢这个平台给你推送她判断你会喜欢的内容，你从主动信息索取者成为一个被喂养的，其实本质上，你变成了一个给他的AI提供精血的能量机器，你的世界观是被他主导的。

在这个世界下，怎么抵制信息流的诱惑。你给一个内容点赞，这个内容就出现的更多，以前我们说谁掌握了话语，就掌握了信息，话语权，今天是筛选权，是平台去筛选信息给我们。

我们能做的是，主动抵制这些诱惑，去做主动的寻找者，而不是被喂养的人。

作为一个媒体，怎么平衡受众喜欢的内容，这个问题得问得更具体再来回答。因为今天的媒体走向越来越分众的局面，每个媒体有自己清晰的定位、不再是大众媒体，现在每个媒体的定位和目标读者都越来越清楚。

Q7：怎么看《亚洲周刊》评选一下香港警察作为年度人物？

张洁平：太扯了。必须要跟我工作过的机构割席。

Q8: 香港读传播学还值得吗？

张洁平：我觉得还是应该想尽办法去到一个开放的社会，想办法看到不同的声音和人，这个意义上，香港仍是一个好的选择。虽然父母会担心乱，但那个乱，对于学生来说，是很好的认识这个城市的机会。

Q9: 洁平觉得现在做新闻真的能够做正义吗？因为扭曲真相和不公正恰恰是当今时代大部分"新闻"的后果？

张洁平：我自己做新闻不是以追求正义为目的，是以尽量逼近真实为目的。不同观点、阵营去讨论，是把这个社会带向进步的一个基础，比如美国大选到底是选拜登还是特朗普，我们必须要很真实去了解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背景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有充分真实信息去讨论这个事情，当然这个真实在我们现在社会还是匮乏的。正义是个比较空泛的说法，对我来说，我对新闻的正义是真实。

Q10: 刚刚洁平说到自己身上的割裂感。这也是我的困境，不过我的割裂感是工作中，在所谓时代前沿的一个精英行业，和作为公民想要站在普通人这边而不是精英这边的一种矛盾？

张洁平：我觉得有这种矛盾的感觉很好、很珍贵。这也不是容易调和的状态。

这个社会上很多都是带着内疚的精英推动的，你是有精英的能力，你感觉自己跟底层脱节了，你没有办法真正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样的人产生的内疚感往往是推动社会很大动力。保持内疚很重要。

我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做社会运动很多朋友生活很艰辛，在底层打滚，相对他们来说，我已经是个中产。但是我觉得，得像个大人，承担起自己在所处社会位置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能比别人调动更多的资源，那你就要资源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哭着说我要跟你站在一起。 人不能放弃自己在现在的位置上更大的责任这个事情。

有少数人是特别真诚、做出了很大牺牲的，我特别佩服，有些人的心理机制是有点逃避吧。所以，我觉得正视自己的社会角色，能做的事情最大化。带着内疚感，尽量运用自己的角色和资源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这是可以应用的方向。

Q11：在Matters上写，会不会被网警查出来？

张洁平：请大家匿名，以及邮箱不要一眼被认出来是谁。站方可以获取的资讯只有用户名和邮箱而已，也只有非常核心的两三个同事知道，这些同事也都在境外。绝大多数人从技术破解的角度，只能看到你的用户名和文章，除非你是真名真姓写。

Q12: 想问下洁平在身兼多职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写作动力？

张洁平：我是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当过我编辑的人都知道，不过是最近四五年才这样的。应该是说，**我不是为了写作才写作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需求，我是一个有需求定期思考和把思考写下来的人，要不然不是functional的状态。**现在创业很忙，没有整块的时间写。对我来说，写作是刚需。我在台湾有一两个专栏，逼着我维持写作的手感，没有特别规律的写作习惯。

Q13：追问下台湾方面的问题？

张洁平：我之所以没有系统说台湾，是因为没有系统了解台湾。经常去台湾出差和短暂生活。对我来说，台湾是个非常新鲜的还在认识的地方。是能看到民主的细节、选举怎么动摇一个社会。

台湾是一个又乡村的地方，乡土社会的秩序在台湾底层是根深蒂固的，有深厚的儒家社会的底子。因为我是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长大的，甚至在台湾才认识到乡土中国怎么一回事。因为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是非常激进和暴力的，我到台湾，有对中国城市化的对照和补充。

以前有作家写香港是全面都市化的社会，人跟人之间特别注重独立、隐私。台湾人情味特别浓，人情在台湾社会潜规则影响也很强。同时，它又是个民主社会，是个很好的参照系，但是没有能力整理出框架，是零散的观察。比如两岸现在处在敌对层面。台湾最近一直在讨论美国选举，支持特朗普，我还在理解之中。

Q14: Matters上作者以左翼为主？或许左翼是两岸三地华人意识形态的主流吗?洁平对Matters社群的观察？

张洁平： 正因为不是主流，是被压抑的声音，才在Matters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平台表现。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香港和台湾，90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蛮右的。你看这么多人支持川普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在太阳花和雨伞时代是这样一个局面，你在Matters看到很多是95后，左翼回潮。我是觉得有一波回潮，跟85-90整体偏右是不同的。我也一直关注Matters这个社群，据我观察，非常年轻，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主流，现在主流是川普。

Q15：洁平最后给一段话？

张洁平：突然要留这种人生导师的留言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很简单的感想。我的人生，就像我今天想的这个框架。人生不是计划出来的，人生是总结出来的。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未来五年要干什么、十年要干什么。但是我很知道，十年后我还是能总结出来一个框架。经常有朋友跟我说很迷茫、难，我每天都这么觉得。但对我来说，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你不要想那么多，就去做。方向都是在做的过程中出现的，想是想不出来的。你不用担心你的人生过得乱七八糟，因为人生真的不是计划出来的，是总结出来的。

把每个未来都切成当下的一小步去过。

我能有这样的人生线条可能是奢侈。我的人生线条是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定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把时间花在一个你认为可以挣到钱，然后让你20年后做喜欢的事情上。太浪费生命了，甚至不知道20年后可不可以享受到这个结果。何必呢？

而且我相信你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是一定能养活自己的。

做喜欢的事情，然后是，做困难的事情。这个也是我自己有点病态的选择，我通常会在两三个选择中选择最难的一条，可能是出于解题的快感之类的。但我会意识到在若干个选择之间，尽量不要选择捷径，虽然你会痛苦、不舒服，但这是让你成长的唯一的方式啊。

萌萌哒洁平镇楼！/ 照片credit: Simon

双雪涛摘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孙甘露：他使得东北重新回到文学阅读的视野中

美国六十年代可以研究下，嬉皮士运动，民权运动，垮掉的一代，摇滚乐等等。嬉皮士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个人计算机革命。

@消极 #110655 帮你 @沉默的广场

https://gfw.report/publications/imc20/zh/

作者: Alice, Bob, Carol, Jan Beznazwy, Amir Houmansadr

Internet Measurement Conference (IMC) 2020

• 论文
• 演讲及幻灯片
• 开源代码及数据集

English version: How China Detects and Blocks Shadowsocks

最后修改日期: 2020年10月27日

论文摘要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揭示了中国的防火长城（GFW）是如何检测并封锁Shadowsocks及其变种的。通过网络测量实验，我们发现GFW会根据每个连接中的第一个数据包的长度和熵来识别Shadowsocks流量；然后再向被怀疑是Shadowsocks的服务器分阶段地发送7种不同的主动探测，来验证其怀疑。

我们开发了一个主动探测模拟器，并用它来分析不同的主动探测对不同版本的Shadowsocks的作用，从而猜出不同种的主动探测分别利用了Shadowsocks的哪些弱点。我们还分析了GFW主动探测的指纹，并与之前关于GFW主动探测的研究所发现的指纹比较了异同。分析TCP层的旁道信息，我们还发现：来自上千个不同IP地址的主动探测，其实很有可能是受一小撮中心化结构的集中控制。

根据我们从实验中获得的理解，我们展示了一个成功缓解流量分析的方法。我们还讨论了对抗主动探测所必要的策略。我们向Shadowsocks开发者们负责任地披露了我们的发现和建议，从而已经让Shadowsocks变得更加地难以封锁。

更新

• 我们在不伤害匿名性的前提下，已于2020年10月7日将论文相关的源代码和数据集开源。这些代码和数据可以支持我们论文的所有主要结论。
•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评论或反馈，请使用下方的评论区，或者用这个pad。

@thphd #110633 感谢概括与指教。

新浪财经：常熟银行为何闪崩?员工自曝出现"群体性肺结节" 银行称是正常情况

界面新闻：员工群体性肺结节事件引发股价“闪崩”？常熟银行：将做第三次环境检测

常熟农商银行官网：关于体检中有员工查出肺结节的情况说明

• 附件1：检测报告E05230711900002.pdf

• 附件2：检测报告HES-P202009107.pdf

北青金融：常熟农商行受害员工现身爆料：肺结节患者数达1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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