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文化很烂但那不重要：任何历史事件从后人评说者的嘴里，一定会追究到当时代的文化，这完全没有问题。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成功了，必然是英伦人 “无代表不纳税” 理念在先，必然有私有制理念云云文化在先，导致人们乐意仅仅为保护私有财产而做事，鬼扯一通甚至能轻轻地联系到天赋人权。
然而，那些真正恢宏的救援行动，也往往可以没有文化铺垫，是纯粹的计谋胜利。从这方面说，美国的德黑兰行动和中国的黄雀行动，同为人质危机，在难度和完成度上都是很高的。这时候，人们怎么不谈文化了？
答案就是：虽然任何历史事件从后人评说者里可以与任意文化、以任意方式或轻或重地沾边，但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行动的胜利离不开命运的巧合与精密的安排，而且往往带有强烈的社会工程属性（ 工程学思路，如何把一个 project 做成功 ）。若求精密，则必然要摒弃无端变量了！似是而非的文化,就属于最先被摒弃的一筐东西里的一个。
孙中山出国期间被船夫为难。最终，四两银子买通了，能顺利逃生。此时，文化的作用已经被工程方法克服了 —— 这就是题目要说的：即使文化很烂但那不重要。
最后，请允许我带有小小的怀疑：对于文化揪着不放，是不是也是被揪着不放的文化的一部分？ 衔尾蛇也应该被放在筐里：即使它是对的，但它也是坏的：它让你漠视了成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它瞅准了你对于成功的渴望、把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呢卖给你。即使东西是好东西，但这种行为是否很恶劣？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流亡期间，梁启超却发起了一场对中国人文化特质或曰族性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尽管梁启超的族性分析不无精彩之处，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在变法运动失败后的感慨之论，而且带有某种自我解脱的意味。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首先应当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由于种种因素，梁启超没有在这些方面展开讨论，于是，归罪于国人族性的劣根性就成为一种强烈的理论诱惑。在梁启超根据族性理论为政治改良路线辩护时，陈独秀等作为革命的鼓吹者和参与者，显然对之不屑一顾。然而，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失败的前革命党人便追随进而超越了政治改良主义者，成为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国民性理论的信奉者
简言之，那些不必要的条件是不应该被认为是必要条件的，无论这些条件如何被兜售。文化不是必要条件，四两银子才是必要条件。
人再饿 不能吃糠。把糠卖给人吃，这种兜售大概也仅仅是欺负人家没吃过好东西吧
再次说明：“这种兜售” 既不是指 ‘文化很好’ 的兜售、也不是指 ‘文化很坏’ 兜售，而是 ‘文化很重要所以要很好才行哦（否则将会面临某种奇怪的灾难）’ 的兜售。跟卖赎罪券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