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挺好，但是你不能脱离历史背景谈问题

是的中国公立教育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缺乏对方法论发展的强调，只强调事件发展～

就是simpy我觉得咱们在谈到社会冲突的时候能不能多点想象力，现在看下来不是“种族仇恨”就是“警民冲突”，要不就是“意识形态论战”，但是simply这几种问题在正常人的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那为什么大多是中国人依然在疫情下感觉不快乐呢？ 所以建议大家去看看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首先米尔斯是一个独立但是影响极大的学者，符合各位对社会知识分子的想象（虽然我不知道这种想象是哪里来的，齐泽克那里嘛）；其次米尔斯有两个章节是对《社会行为的结构》这本重量级书籍的反思和一些随想，很适合各位之后看《社会行为的结构》之前去稍微熟悉一下专业化文本～其中有一对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性权力，而很有趣的论断是对“封建体裁”，“帝国体裁”，“民主体裁”和“威权体裁”的区分；更有趣的论断是这几种体裁会经历各自不同的衰败，这种衰败是核心的权力象征的衰败，其中只有一个体裁的衰败是“恐惧”哦～就蛮适合放到各位对中国的语境中去分析的，尤其适合去定义很多现象到底是一种专制性权力还是一种基础性权力。当我们理清了这个定义之后，才可以更有底气和有根据的去考虑各位最关心的问题：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发展与冲突。 但是呢各位我不建议一开始就去读《社会行为的结构》因为它实在太专业化而且努力以实证逻辑的方式去分析，这导致它的readability非常差…………但是米尔斯的文风就欢快很多，而且有助于建立一个基本的social science语境，也就是一个讨论社会现象的比较有逻辑的语境；我建议大家去对比其中的概念“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种对比很有益各位去建立一个真正站的住的分析～

19年去过新疆，到真不至于是“岩浆乱流的地狱”，只不过可能政治气氛更紧张一点吧（甚至我也没感觉到）。如果您认为新疆的生活气氛差到了比朝鲜还差的地步，我属实想不明白为啥中国老百姓还疯狂的去新疆旅游，给自己找心灵创伤嘛？ 不过我觉得学校的例子不太妥当，因为我高中就是在北京的某住宿制学校度过的，属实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或者我几个哥们在的学校也没有那些事情。即使是去河北参观衡水的时候偷偷联系他们当地同学也没有什么体罚，qj学生之类的事情，最多就是功课压力奇大+老师每天都在宣传pua口号。所以我觉得中国教育的名声属实不应该这么差（倒是美国学校你说的这几个事情我在做一个学校越轨行为的调查中每个都亲眼见过）。

现在的问题就是并没有什么性质改变，原因之一是在认知中中国人并不会因为发生了小规模的游行而认为“这是习近平大逆不道的一个证据”，因为这么多年也有过游行，大家对游行（不造成严重破坏，不在眼前发生，没有政治影响的）是脱敏的，或着认为是一个社会灰色地带的现象而并不具有合法性；而如果没有人认为游行是一个征兆或者绝大部分没有参与游行的人不认为游行是一种“合法的政治宣传方式”，那它自然也无法起到作用。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情景很多时候决定人们的情绪，但是我们面对的不是想象中的“游行的情景”，而是“游行暴露在评论和质疑中的情景”给人们造成的影响。 而至于后续，我只能说我们无法预测三天之内的事情，何足论30年呢；毕竟我们都身在其中啊

个人作为某top5 liber-art college 的 sociology assistant professor应该算专业人士吧～就我目前看到的问题是，在social scienc中已经有一些基本的判断和共同认可的结论，但是这些我觉得符合一种社会形态的固有形式的特征的规律可能在人民群众的眼中是闻所未闻或者不可思议的。比如在发展社会学中早期教育对小朋友形成对“权威”的印象和态度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就是统计相关度非常高的意思），但是根本没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在意公立学校的教育模式对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的影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喜欢讲“言论自由”的朋友不知道公共空间/论坛这个概念的形成，所以总是无法为我们所处的互联网的语言环境做出精准的意识。但是呢要求人民群众去通通学习这些基本的社会理论却不太现实，因为光是了解sociology三大分支（新功能主义，冲突论（或选择论）和符号互动论）就会耗费大量大量的时间。现在我觉得enlightenment的主要矛盾在于现代社会这个复杂系统过于复杂导致无论是研究还是科普都过于难和过于难产生清晰的效果；这个问题需要统计学/数据科学的重大理论突破（就是组合理论和计算复杂性理论的重大突破）才可能得到理论上解决的希望。

but目前来看中国社会的高度整合，文化中对生命延续的重视和与社会高度耦合的党组织和治安力量依然十分强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习处于非常被动的阶段。事实上现在习的政策在许多城市是呈现小幅度摆动的，而不是坚决的清零走到黑。

从革命者的经济背景分析美国革命是很乏力的，因为美国革命的关键因素还包括非常特殊的国际关系（七年战争之后法国英国在美洲尖锐矛盾的余波）和特殊的军事发展阶段（也就是火枪技术成熟但是没有机械化的阶段，这样美国才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机动空间来和训练水平远高于它的英军对抗）。而无论从任何情况来看，可能存在的中国政权的交接形式都不包括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区域政治军事组织和国家中央权力机关的直接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