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本文为秦晖老师《传统十论》第二论的读书笔记。

序言和第一论《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的读书笔记见链接


第二论: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 从先秦直到明清,一直有是否要“抑兼并”(即抑制土地、财产的吞并和集中)的争论。当代一些学者把兼并之争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抑兼并)与“自由放任派”(不抑兼并)之争。

  • 秦晖认为,汉以后的经济问题上有两种政策传统,一为“道儒”,二为“法儒”。“道儒”源出先秦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主张“不抑兼并”的自然主义;“法儒”源出先秦法家的“有为”信念,主张“抑兼并”的经济统制主义。

    • “抑兼并”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制兼并可以促进平等;二是财政方面的,即国家应该“利出一孔”(即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才能“富国足用”(即增加财政收入)。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这也是在这一问题上儒法能合流而构成“法儒”的主要原因。总之,法儒一支,法家与儒家都同意抑制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其分歧在于:儒家倾向于以宗法礼义伦理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多主张用刑罚和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正如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抑兼并”通常说的是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 “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是“官不与民争利”,它与先秦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理论有关。至于“官”是什么,有两种解读:“官”可以指“公家”(朝廷),也可以指权贵。于是,“官”不与“民”争利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不抑兼并”的实际理由通常是基于第一种解读,也即论者多是等级制拥护者,反对“抑兼并”实际上是害怕权贵被朝廷抑制,而反对“官与民争利”是害怕朝廷和权贵竞争。而“不抑兼并”的结果通常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 所以,“法儒”对于兼并的态度是,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抑制民间和权贵的经济力量。所谓“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而“道儒”对于兼并的态度是,放松中央集权控制,增加权贵和地方势力的经济力量。

  • 传统中国的主流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文明,除了东汉之外,国家对“兼并”一直无所作为的情况很少见。更常见的是:“不抑兼并”导致权贵势力膨胀,威胁中央集权;“抑兼并”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扩张,竭泽而渔,国富民穷;于是朝廷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 秦晖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兼并”与其说是富民兼并贫民,不如说是有权者兼并无权者(包括无权的富民)、权贵兼并平民、统治者兼并所有者。因此,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并”政策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例如利用官办经济、特许商户进行垄断经营),而在司马光的“不抑兼并”中也可以发现针对平民的抑制,例如认为“贵贱天之分”,官员权贵在经济上享有特权。

  • 秦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甚至历代王朝之所以未能免于崩溃,并不是由于对“兼并”抑制得不够或者抑制得太过分,或者国家过于“有为”(国家干预)或者“无为”(自由放任)。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

作者 于 5月10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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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问题,即楼主认为这里“过程的公正”是指什么?

我注意到中国古代土地兼并和资本的扩张有某种相似性。小企业(自耕农)资产规模小,缺乏抗风险能力,遇到危机不得不出售资产(土地),由此总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资本或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拿铁小鹿 Love latte, love deer

@差生文具多 #186079

这里“过程的公正”是指什么?

我的理解是,“过程公正”指经济中的竞争有公平的规则保障,或者说市场的法治化。

小企业(自耕农)资产规模小,缺乏抗风险能力,遇到危机不得不出售资产(土地),由此总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资本或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资源的集中、贫富分化的增加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或许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否处在一个自由市场。一方面是很多产业有规模优势,资源一定程度的集中其实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是现实中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可以互相交易,例如商业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或贿赂推动立法,人为抬高其产业的准入门槛,本质上是提高任何(潜在)竞争者的成本,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

我以为,前者是自由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不应干涉;后者则源于信息不对称,会人为阻碍竞争抬高成本,使最有效率的均衡价格无法达到,最终降低整个市场的效率。所以理想状态下,对于市场经济的立法应该致力于畅通信息,将权力的运作规范和透明化(我认为权和钱作为客观存在的资源,完全可以交易,例如竞拍行业准入权,但过程需要公开透明;此外就是要维持市场的底线,例如不能立法改变自愿交易、保护私有产权的原则)。

作者 于 5月10日 编辑

如果一个国家...那么国家自然不会崩溃,因为人们不希望国家崩溃。

在省略号里你可以填入任何东西。

如何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放下暴君语境,其次要放下固穷者语境,最后要拾起保皇党语境。

暴君语境所谈论的是吝啬鬼的话题,正如本文作者所关注的。显然它不会去关注如何利用皇权去保护平民的私有财产的:皇权之所以为皇权,就是因为可以搜刮民脂民膏,否则如何体现皇权呢?这一语境的猥琐度 [1] 可见一斑,所谓皇权不过是正统化了的强盗权。

固穷者是那些依偎在强盗身边的人,自然是觉得 “即使朝代更迭,对我而言不过是换了另一个皇帝来收税”。他们对皇权的态度要么是积极融入(参加科举做官领取俸禄),要么是与我无关(即使朝代更迭了我并不会哭)。如果这种固穷者语境深深影响一个社会,那么这一个被固穷者语境渗透的社会既会让固穷者吃亏,也会让暴君吃亏(因为固穷者并不会真的想阻止朝代更迭),因为固穷者和暴君的关系是同床异梦,也没有良性互动。

什么是良性互动呢?暴君彻底放弃了与固穷者的互动,而是主动与那些为固穷者提供岗位的人互动。这些人可以是红顶商人、民族资本家、小店老板甚至是个体经营者,总之不是固穷者。只有当暴君彻底与固穷者划清界限并转而考虑如何保护这些“心态上自认为自己是资本家的人”自己的利益(固穷者是没有利益保护诉求的)的时候,即这些资本家的利益保护诉求被满足了 —— 这些人会成为保皇党。有了在权力体系之外和权力体系有过的良性互动,他们会去积极阻止朝代更迭。这些人是朝代崩溃的最大受害者(固穷者反而不会从朝代更迭里觉得受害,固穷者感官已经退化了)(一个一穷二白的人并不会认为朝代更迭是生活的阻力,完全就是无所谓的态度,觉得哪个朝代都可以、哪里都无所谓、哪个暴君哪个逗逼来逗我都无所谓。这样的生活很轻松!)保皇党会有这样的轻松吗?保皇党会乐意看着自己的庇护者就这么倒台吗?保皇党会乐意看着自己已经花了重金打点疏通贿赂的官员就这么换届了,到头来还要重新打点一番吗??白花花的银子花出去了,而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在于 东西还在,功能没了,“我不允许你崩溃!”这是保皇党的呐喊(相比之下鲁迅式的呐喊就是穷人式的呐喊了)。

在保皇党语境里,保皇党是被满足的,而暴君就是满足它的人。保皇党是最不会希望暴君倒台,也不会希望朝代更迭的那批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固穷者往往是笑话保皇党没骨气的,甚至乐意见得暴君开虐保皇党。但甚至即使暴君暴虐保皇党,在保皇党语境里,一个保皇党经过自己的沉没成本的衡量:只要讨好新君的成本大于讨好当前暴君的成本,那么保皇党依然是不希望朝代更迭的。这种求虐心态是固穷者没有体会的,噫唏嘘?这也是暴君和保皇党都在和固穷者划清界线的原因。

除了保皇党语境、暴君语境、固穷者语境,人们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语境,那就是海盗语境。平民出海变身海盗,出海抢劫其他国家人民的财产,然后回到暴君统治范围之内。这时候暴君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鼓励海盗抢劫其他国家人民,一个是成立官方海盗船一起去抢劫其他国家人民。一个海盗兴盛的国家,暴君统治也是很稳固的 [2] 。在海盗语境里,海盗因为有自身实力,所以不是很在乎朝代是否崩溃,在这一点(不在乎朝代更迭不在乎国家崩溃)和固穷者的朝代更迭与我无关的观望视角相似;海盗又没有像保皇党一样对暴君庇护有极度依赖,这一点也和固穷者相似;海盗的意志和开创力又和固穷者是不同的、在心态上和创业初期的保皇党是相似的。

以上是我对于‘如果一个国家...那么国家自然不会崩溃,因为人们不希望国家崩溃’的思考。正如“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当你在注视国家的时候,国家也在注视着你。

[1] : 所谓的富强之策 ... 这种富强之策实属是被固穷者反噬了。中国皇帝(除了蒙古血统皇帝)脑子都不太正常,蒙古血统皇帝的正常也不是因为脑子好而是因为体能好。

[2] : 海盗语境:忙着抢劫别人 为什么要推翻你呢?除非我来抢劫你。

作者 于 5月10日 编辑
拿铁小鹿 Love latte, love deer

@卷毛 #186098 感谢您的分析,很有意思。我的理解,您的分析里说到了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权的几个阶层:

  1. 暴君,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的国家拥有者,在中国专制政体中体现为皇帝/皇族,现有政权的代表。

  2. 保皇党,掌握一定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企业或组织拥有者,例如红顶商人、资本家,需要用经济资源换取政治庇护以保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因此对暴君(现有政权)有较多投资和依赖关系。

  3. 固穷者,依附于暴君出卖劳力或技能的个人,贫民、农民、甚至官员皆是如此,对暴君没有特别的投资,因此对于现有政权没有很多基于利益的“忠诚”。

  4. 海盗,掌握一定军事力量和经济人力资源的“法外”组织,由于利益来自国家之外,对于暴君(现有政权)没有很高的依赖性。

您提出的理论是,一个政权的稳定,在于暴君与保皇党之间互动合作的程度,合作越多、共同利益越多则越稳定。固穷者则没有激励去维护现有政权,在什么政权下都是一样拿钱干活。

按照这种理解,我认为您从社会阶层的互动来分析政权稳定的视角非常好。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

  1. 您说的“固穷者”和“保皇党”,前者可以包括科举官员,后者可以包括小店老板——但是,科举官员这样的高级公务员相比小店老板这样的低层小商业者,与现有暴君之间的利益链条更紧密,从直觉来讲理应更拥护现有政权。这里似乎就出现了矛盾。所以,“固穷者”和“保皇党”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呢?

  2. 中国历史的趋势,中央集权、或者说“暴君”的权力是在不断加强的。类似东汉之后地方豪强士族瓜分国家权力、与暴君“共天下”的情况虽然偶尔出现,但能较长期存续的王朝都会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例如从唐开始,中央政权通过科举制、流官制、提高中央财权、改革区划、改革中央官制、建立皇权直属的监察情报机构等手段,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这种“维稳”措施,入手之处并不在加强皇权与有产者资本家的合作,而是致力于暴君对于人事权、财权和军权的垄断,将民众原子化、家奴化。您对这种趋势怎么看呢?与您的国家稳定理论是否有关?

如有误解,还望指正。

恒道不知
读经济学人自然 自然 理性 人性 建设性|探讨「经济学人」文章https://t.me/economist_tao_lun

中国地域是个暴力为王的系统。

秦晖的东西是一个既有广泛知名度和阅读量,又有一定质量的材料。在现阶段,非常应该在民众层面展开基于这些材料的公开研讨。

喜欢政治方面的内容的话,他关于土改的那套视频挺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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