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秦晖老师《传统十论》第二论的读书笔记。
序言和第一论《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的读书笔记见链接。
第二论：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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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直到明清，一直有是否要“抑兼并”（即抑制土地、财产的吞并和集中）的争论。当代一些学者把兼并之争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抑兼并）与“自由放任派”（不抑兼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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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认为，汉以后的经济问题上有两种政策传统，一为“道儒”，二为“法儒”。“道儒”源出先秦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主张“不抑兼并”的自然主义；“法儒”源出先秦法家的“有为”信念，主张“抑兼并”的经济统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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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兼并”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制兼并可以促进平等；二是财政方面的，即国家应该“利出一孔”（即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才能“富国足用”（即增加财政收入）。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这也是在这一问题上儒法能合流而构成“法儒”的主要原因。总之，法儒一支，法家与儒家都同意抑制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其分歧在于：儒家倾向于以宗法礼义伦理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多主张用刑罚和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正如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抑兼并”通常说的是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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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是“官不与民争利”，它与先秦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理论有关。至于“官”是什么，有两种解读：“官”可以指“公家”（朝廷），也可以指权贵。于是，“官”不与“民”争利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国家不与私人争利；二是权贵不与平民争利。“不抑兼并”的实际理由通常是基于第一种解读，也即论者多是等级制拥护者，反对“抑兼并”实际上是害怕权贵被朝廷抑制，而反对“官与民争利”是害怕朝廷和权贵竞争。而“不抑兼并”的结果通常是“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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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儒”对于兼并的态度是，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抑制民间和权贵的经济力量。所谓“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而“道儒”对于兼并的态度是，放松中央集权控制，增加权贵和地方势力的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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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主流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文明，除了东汉之外，国家对“兼并”一直无所作为的情况很少见。更常见的是：“不抑兼并”导致权贵势力膨胀，威胁中央集权；“抑兼并”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扩张，竭泽而渔，国富民穷；于是朝廷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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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兼并”与其说是富民兼并贫民，不如说是有权者兼并无权者（包括无权的富民）、权贵兼并平民、统治者兼并所有者。因此，梁启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并”政策中看到了“国家自为兼并”（例如利用官办经济、特许商户进行垄断经营），而在司马光的“不抑兼并”中也可以发现针对平民的抑制，例如认为“贵贱天之分”，官员权贵在经济上享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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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甚至历代王朝之所以未能免于崩溃，并不是由于对“兼并”抑制得不够或者抑制得太过分，或者国家过于“有为”（国家干预）或者“无为”（自由放任）。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