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什么要不惜牺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来企图快速同化香港？

专制体制在现代社会缺乏合法性，只能以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鸡血换取民众暂时的认可，中国共产党执政被缺乏合法性带来的不安全感驱动，其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寻求安全感。反右、文革、改开、维稳、清零，都是中共在这种不安全感下寻求安全感的产物。

从寻求执政安全感出发，中国共产党要拔掉香港这根刺的理由就很明显了。香港回归不是香港问题的结束而是开始，香港有2047大限摆在那里，必须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解决香港问题。也就是说，要么在2047年之前中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要么内地强行兼并一个仍然保有自由民主的城市，而专制和自由民主只能两者选择其一。

习近平上台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滞甚至倒退，高度文明发达的中国和香港融合已经绝无可能发生，而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内地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共产党靠GDP高增长维持政权合法性将难以维系。随着国内财政问题加剧和人口老龄化，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几乎是必然的。实际上，在21年最后一个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就超过了中国。

经济增长无法维护其执政合法性之后，一个发达的自由城市的示范效应对其政权稳定构成的威胁。

亨廷顿认为，示范效应是民主化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环，他的解释是：

首先，示范效应向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示范了另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在结束威权体制方面和建立民主体制方面的能力。他们的示范表明这一点能够做到，这样大概就激发了在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领袖和社会团体去做出这样的尝试，来模仿第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作为。

其次，示范效应表明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个社会学习并试图模仿在其他社会曾成功实现民主化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韩国的社会团体有意识地模仿把马科斯独裁政权拉下台的“人民权力“的方法。而且这种学习时常是民主化人士之间直接磋商和自觉的教育过程的产物，就像发生在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和西班牙的民主人士之间那样。

第三，新一波的民主化人士也会学会如何避免危险、克服困难。例如，在1974年和1975年间，葡萄牙所出现的社会动乱和社会冲突就使得西班牙和巴西的民主化领袖们试图进行“一种受控的政治变迁过程，以完全避免像葡萄牙所遭受的那种中断。“同样，西班牙的民主领袖们认为，1980年9月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应该在西班牙加以避免的“一个危险的先例”。

从14年雨伞革命开始，香港民主运动的示范效应已经威胁到了内地的政权安全，这就是中共投入海量政治资源，甚至不惜牺牲台湾和平回归的意愿，也要压制香港民主和自由的原因。

小瑤是這樣想的：

其實誰都知道這樣一個事實：

不論是香港還是上海，深圳北京廣州……，放鬆管控當然有利於經濟的，但是放鬆管控不利於某熊連任，并且維護牠的權威。尤其是牠馬上要闖關了，最近當然是緊張的不行，地方上哪怕是一點自主，都讓他夜不能寐。

然而，快速嚴密控制這些地方，雖然影響經濟，影響普通人生活質素，但和牠關係真的不大。

在包皇看来，经济发展要为自身政权稳定性让位，哪怕经济发展是共产党在文革之后继续执政的唯一合法根基。

所以新疆宁可与外界甚至内地隔绝也要变成警察国家，新疆模式在疫情期间扩大到内地甚至以后会扩大到香港，也是自然的事情

那个，阿共的面子可比所谓的经济发展要重要噶

你香港居然有人敢公然和阿共唱反调搞什么自由民主

自然会变成坦克轮毂下的读书人噶

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经济破坏多大？

十年大健身死了多少人,倒退了几年发展？

这些难道不足以看出其本性吗？

香港为什么要不惜牺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来企图港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