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学官方主题曲

I Just Wanna Run

勃勃（润学唯一指定代理人）

https://github.com/The-Run-Philosophy-Organization/run

润学纲领

润，因他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拯救中国人，所以可说是当下社会每个中国人唯一真正的宗教，唯一真正的哲学。他是一门物理救赎的宗教信仰；其实际价值可以与追求精神救赎的基督教媲美。

润的人，会乐于帮助尚未润出的人润，拯救他们与现实的"地狱"；而想润的人，也将从本润学纲领所提供的哲学指导，思想升华与润学实例中，获益匪浅。

润的目的

• 不是为了解决、掩盖或者逃避你现有的缺陷和不足
• 不是为了让你获得物质、金钱上的利益
• 是为了成为一个可以决定自己命运，而不被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即凭借自我赋予正确性的极少数人所决定，并且在这些所谓正确、一盘大棋一般的决定的执行过程中，因受到官僚集团"唯上主义"只对上负责，而遭到漠视甚至牺牲的人
• 是为了让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伴侣，特别是自己的后代永远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自以为是的正确而实则被戕害的人

润的对象

• 理论上说，润适用于全体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资产1个亿以上的既得利益者，和布尔什维克内部拥有最高决策，最高利己能力的中国大陆人
• 据测算，全中国15亿人中，有大约14亿人年收入不足12万人民币；有1亿人年收入超过12万人民币
• 其中，有1000万人具备突破信息封锁，以及上外网的条件
• 去掉其中约200万的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布尔什维克等，还有约800万人，是现阶段具备学历、一定财产、充足信息、外语能力等必备条件润的人群

如果你满足以上条件，我们欢迎您加入润学大家庭

@小甜甜 #183495 NONONO，Mustafa Kemal Atatürk 是也

原图

4月12日 第45个投稿 #关注丰县书写接力

Justice for human trafficking victims in China.

我认为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可以接受，难民要隔离一段时间语言达标了；法律知识考核通过了；可以自食其力了才可融入。

现在的法轮功与九十年代气功也不是一回事了，就像那几个海外政党一样，主要还是移民中介做政治庇难材料的工具的，所以所发的内容也很离谱，毕竟有些人也不是真与中共撕破脸，还想出国爱国捞钱呢。

中国今天挺俄，不是中国怕俄罗斯，是习近平在乎普京。像毛在延安时，就不在乎苏联意见搞毛思想脱离共产国际，后来去访苏，途径贝加尔湖还强调那儿原来是中国的。而习刚上台时，还觉得西方国家与中国俄罗斯是世界多极，所以还是比较正常的，而后肯定是通过情报部门发现美国共和党不少政客收卢布，欧盟默克尔、马克龙、勒庞等政客收卢布，所以开始学普京一样倒退民主、图谋连任，而今俄罗斯被普京搞成这样烂，习怕被打脸，只能死命挺俄了。

上海政府就是要拖到全国一起对新冠开放，所以之前不清零，关键是习近平之前一直把宣传口送给上海观察者网把持，所以当地大官也有恃无恐，现在被逼清零把老百姓搞很苦，算是用舆论逼中央开放了。

@leviathan2047 #184110 山东应该算沿海

假设食物总量摆在那里，你就算再民主和市场开放都会发生饥荒，

@yuan1989 #184111 按经济总量和民主化后假设中国还是大一统的情况。那就更不可能跟印度一样，因为印度就一个孟买。

盛世之汉奸，乱世之国父。

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yuan1989 #184111 孟买不是北方邦，是玛哈拉斯特拉邦。

@陈士杰 #184112 所以我认为未成年的公民子女，不应该作为外籍父母的移民判据。

@消极 #184109

成年子女是可以让外国籍的父母移民的。

但我说的是和本国人结婚的外籍配偶。

@leviathan2047 #184110 我觉得孟买独立之后，也会成为南亚发达国家。 孟买还有女权组织呢？ 还有同性恋。还有拍av的。

这算啥民主的成功，这不就是孟买的成功。 难道孟买法律和印度北方邦法律不一样。

河南 四川 江西 山东 等内陆省份大概率会这样

广东 上海，东北靠日本的会变成发达国家

@陈士杰 #184102 其实很多国家只允许成年子女sponsor父母移民。

带货王钟南山

@流浪的荒漠孤狼 #184090 可是你把火箭的數據公佈出來，於我等蟻民也是得物無所用，你都利用了加拿大拿到PR了，難道不能讓加拿大利用你嗎？

@一只兔儿 #184105 感谢 请问为什么不能用Google呢

@流浪的荒漠孤狼 #184090 既然你跟中共这么大的仇，自己又是海龟又是搞技术的出身，而且警惕性这么高连加拿大情报机构都信不过，那么注册一个免费博客或者花点钱和时间自学建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在这里找人帮你建站，不怕对方是中共间谍或杀手吗？有智商建站的人，也不会因为几条新闻就信任你。

https://www.wix.com/

https://medium.com/

@李太白01 #184097 維吾爾族就不是民族？自己的民族有自決的權利，自然也要尊重其他民族的自決權利。

很好，直接拉黑。

常见的核酸 莲花清瘟，疫苗这些就不说了。 还有一个大实体占干股的就是 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 这和爱尔眼科的套路类似

@tinypaper #184099

为了打击【假结婚】不恰当地惩罚了真结婚而没有孩子的人，不符合立法目的。

有孩子的外国人和本国的连结超过没有孩子的外国人，所以这不算惩罚。

丙和A假结婚，结婚前已经怀孕但孩子是B的（或者和A商量好了假结婚之后和B生孩子），生完一年后入籍马上离婚

本国人和外国人结婚生育后，外籍配偶如果想入籍，必须做亲子鉴定证明孩子是本国人的种儿。

丁假结婚，用结婚的方法留在该国找工作，找到了马上换工作签证拿职业绿卡

丁要有这个本事，我觉得给其发绿卡也可以。

翻译如下：

• 【旗帜效应】-别人喜欢扎堆说咱坏话

• 【频道错位】-咱说自个儿好话是自说自话，别人听不到

• 【内话外说】-咱自己人在外头说咱坏话

• 【话题聚焦】-别人说咱坏话越说越起劲儿

• 【境外倒灌】-墙外也喜欢说咱坏话还传到墙内

• 【负面声音成规模建制】-说咱坏话的人太多还到处说

• 【泛政治化】-说咱坏话的人狡猾狡猾的总往政治上扯

“⑥取消少数民族的各种优待，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没有了，对汉人考生有利；”。
可以不搞全国统一的高考、中考，不仅少数民族没有加分，不会汉语的还要减分，信伊斯兰教、喇嘛教的还要减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不是中國人。

這句話說出來，會得罪數以十億計的相關人士。

在被唾棄之前，我問一個問題，如果相關人士回答後，還繼續唾棄，那麼我甘於接受。

問題很簡單：我說你們不是中國人，你們就如同被刨了祖墳。那麼在你們心目中，中國人是什麼樣子的？在現實生活當中，你們見過這樣的人嗎？

這其實是兩個問題，但答案很統一。

——我們心目中的中國人，我們嘴裡說的中國人，無論形象和著裝如何改變，內在品德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勤勞誠實、謙虛善良、具備人倫美德的好人。

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土地上，你們多久沒有看見這樣的中國人了？

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活的，是一群摔倒的老人不敢去扶、開車撞到路人要反復輾壓、農民不敢吃自己種的大米、人人違法犯罪的居民。這些居民構建了一個互害型社會，撒謊成性，羞恥感喪失，他們會慶祝其他國家發生災難，他們拼命追逐個人利益，踐踏一切文明規則……

這是一個顛覆人性的無光政權，這是一群喪失道德的居民。

它們顛覆了這片土地數千年的文明傳統，它們滅絕了這片土地世代傳承的人文精神，它們閹割了這片土地的尊嚴與血性……。

它們與這片土地沒有任何的傳承關係，對它們冠以中國和中國人之名，是對這片土地與先人的嚴重冒犯。

如果需要簡稱，請稱之為中共，及中共居民。

………

給大家講兩個笑話，這兩個笑話在中共很受歡迎，被視作中共居民聰明機智，優勝於外國人的象徵。

第一個笑話。有一名中共居民去國外旅遊，由於語言不通，某次他去洗手間，出來後才發現上錯了女洗手間，當時外面有一群人看著。這個居民心想：壞了，這下子給祖國丟臉了。他忽然靈機一動，對著人群就是一個90度鞠躬，大聲用日語說： “撒由那拉，byebye~~~”，然後大搖大擺地走了。

第二個笑話。歐美國家的很多超市，退貨制度非常寬鬆，你用過覺得不喜歡的商品，都可以退掉。於是很多中共留學生在畢業時，會把用了好幾年的電器和家居用品，拿到超市退掉。一些去旅遊的中共居民，也在口耳相傳之下，到當地超市購買高檔衣服、相機、平板電腦等用品，在旅遊期間使用，然後在回國前拿去退掉。

這兩個笑話，讓中共居民以外的人，都深感不安。

第一個笑話，把不反省自己的錯誤、反而推卸責任、嫁禍他人的行為，視作聰明機智，這樣的人不止良知缺失，而且還在不斷變得更壞。

第二個笑話，中共留學生和中共居民拿到超市退掉的，除了商品，還有他們的道德與尊嚴。

這兩個笑話的本質，都是以破壞社會文明秩序、降低社會幸福程度為代價，來獲取個人利益。而這樣的價值觀，正是中共居民日常行為的寫照。

………

原來在中國土地上生活的，是炎黃子孫。

從神話時代的三皇五帝開始，他們就追求道德治國，教化人人向善。後來的諸子百家，更是把各種美德發揚光大，創造出一個個光輝燦爛的文明，一度使中國成為世界文明中心，成為各國人民嚮往的道德聖地。

那時候的中國，政通人和，繁榮進取，厚德載物，包容寬廣。那時候的中國人，雍容雅致，善良正直、尚禮制富感情，老吾老幼吾幼。中國歷史上的朝代興衰，也無不體現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德理念……

我們為之自豪的中國人形象，我們為之驕傲的中國歷史，便是來源於這些文明道德的沉澱。這片土地上的中國先人們，用執著的信念與氣貫天地的事蹟，為社會樹立楷模，守護禮儀道德，成為民族之魂，引導著子子孫孫積德行善，世代傳承文明美好。

然而到了中共，一切戛然而止。

中共的內核，是一個舶來的奴隸制高壓政權。它篡奪了政權，用野蠻暴力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把歷史名人從墳墓裡挖出來，用拖拉機拖成碎渣，以展示跟這片土地過去的文明，劃清界限。中共又掀起形形色色的整治運動，徹底破滅中國的文明道德，將所有敢於抵抗的中國人迫害殆盡。

然後中共統治的土地上，只剩下一群麻木懦弱的人。

中共通過愚化教育，把這群麻木懦弱的人及其後代，變成失去獨立思考能力、以無條件服從、狂熱擁護當前統治、舉報父母師長為榮的中共居民。

………

中共居民都不講道德，為什麼？

——因為中共給予他們的社會資源，根本不足以分配。

中共居民有一個普遍認知：這個世界沒有道理可講，我把你打倒了，我就是道理，所謂“槍桿子裡出政權”。

這是中共統治的基礎，也是中共一直在鼓吹的宇宙真理，這種理念滲透到中共社會的每一個細微角落。於是，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共居民，為了爭奪嚴重不足的社會資源，紛紛失去人性的善良，以及道德觀念。

中共居民由此產生第二個普遍認知：要想獲得足夠資源，要想過上好生活，就必須去爭奪，要通過犧牲別人來成全自己，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

在中共社會，不管用什麼作奸犯科手段，只要獲得足夠多的資源，你就能成為受人尊敬的大人物，你的一切過錯都會被諒解。文明道德與禮儀尊嚴，在中共社會就是生存的累贅，中共居民寧願拿這樣的東西，去換一盒雞蛋或一袋大米。

中共居民構建的互害型社會，因此處處觸目驚心。

這裡公然買賣八兩秤、六兩秤等詐騙工具；這裡的男人可以擄掠婦女，用鐵鍊囚禁在家中而不受懲罰；這裡的汽車亂停亂放，絲毫不在乎阻礙他人及堵塞交通；這裡的路人基本不會遵守紅綠燈，因為80%以上的交通燈號設置，都是權力任性的結果，而非合理規劃；這裡人人說謊成性，肆意破壞社會文明，只為了讓自己過得好一點，哪怕明天洪水滔天……

說一個殘酷的事實，凡是在中共生活比較好的人，身上必然帶有違法行為。在中共審判法庭上，審判者與被審判者的唯一區別，就是有沒有被調查而已。 所以，大多中共居民擁有經濟能力後，都會著急移民外國，擺脫中共居民身份。

………

中共居民有一種特殊心態，迥異于任何文明國家。

一個文明國家的公民，會視自己為國家的主人翁，以積極討論和參與政治為榮，行駛公民權力，監督國家政事，使國家和自己的生活，日益變得美好。 但是在中共，這樣做是違法的，中共居民被禁止談論政治。

中共居民一方面狂熱擁護中共統治，另一方面心中明白，他們不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只是被奴役者。中共制定的任何不公平不合理政策，他們都沒有反對的權利，只能默默遵從，否則會被視為顛覆國家的罪行。

他們繳納著沉重的賦稅，但基本沒有社會福利，連公共廁所都稀缺無比。他們仇恨西方文明國家，但是他們視為優厚待遇的五天八小時工作制度，是西方文明國家向中共施壓，為他們爭取而來的，然而中共大多數企業，都偷偷地不執行。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離破產只是隔著一場重病……

中共居民的這種矛盾心態，導致了他們不會具備社會責任感。

因此凡是在中共混得風生水起的行業，無不是以破壞社會秩序、掠奪中共居民利益為基礎。

譬如，被中共官員譽為“新四大發明”的共用單車，其本質，就是大量侵佔中共居民的公用空間，來獲取少數人的商業利益。

譬如，承載了中共近一成就業人口的快遞行業，其核心，就是通過違法犯罪獲利。每一個快遞人員都必須按照要求，違反各種交通安全法規，無視自己及他人的交通安全，才能在預定時間完成配送任務。

譬如，拉動中共經濟增長的汽車行業，其重點，就是強行放開銷售，完全不管顧社會的容納能力。於是很多城市汽車氾濫成災，道路和停車位元都嚴重超負荷，中共居民全款購買的汽車，只能限號行駛，隔天使用一次，而且報廢年限嚴格不變……

………

中共居民的這些劣根性，源自於中共的作惡。

一個文明正常的國家，政府首先要做的，是消除社會不合理現象，引導國民和諧共處，共同創造幸福美好生活。但中共不一樣，它刻意製造社會矛盾，分化社會階層，引發階級鬥爭，教育中共居民要去仇恨文明國家。

因為中共是以仇恨立國，以階級鬥爭作為統治的綱領。

它建立了史無前例、空前絕後、壟斷一切資源和分配權的超級特權制度。

它對中共居民剝削之深重，是文明國家不能想像的。它一方面對中共居民收取沉重之極的稅賦，另一方面把教育、醫療、住房等基礎民生，當作貴重商品進行流通，對中共居民進行反復盤剝。中共居民不堪重負，哀稱這些基礎民生為“新三座大山”。

擁有資源配置權的中共官員，則肆意揮霍社會資源。

他們不接受或者只接受很少的監管，甚至不用承擔決策錯誤產生的後果。他們的辦公大樓修建得富麗堂皇，堪比皇宮。他們花費數十億、數百億、數千億的錢財，興建各種形象工程，舉辦世界上最奢靡的國際會議，援助非洲那麼遠的黑人兄弟……。

但是他們對近在眼前的中共居民疾苦，視而不見，堅決不肯在中共居民身上，多花費一分錢。正如某部戲劇所言，“寧送敵國，莫贈家奴。”

中共總理在2020年公開表示，中共還有6億人每月收入低於1000元。他的意思是說，一半以上的中共居民，生活在貧困交加當中。

………

中共的作惡統治，實施官本位制度。所有的中共官員，均由上頭指派。

對於中共官員來說，上頭的指示高於一切，不問對錯堅決執行。轄下中共居民的意願，根本不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因為能否成為中共官員，完全取決於上頭的一念之間，跟個人能力以及道德素質，並沒有什麼關係。跟中共居民的意願，更是一點關係也沒有。中共官場有一句魔咒，是這樣念的：“上頭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上頭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所以，中共官員除了貪腐奢靡，還有一個最大特點：不怕擾民。

他們用強權代替法律，用指示代替審判，司法腐敗、行政違憲、極端不作為成為中共官場的主流現象。中共居民被魚肉霸淩的同時，徹底失去了說理的地方。

譬如某一天，你回到掏空了六個錢包才湊夠首付、還要用大半輩子來還貸的小家，忽然發現，窗子不能打開了，窗邊不能靠近了，飯也不能做了，因為這個城市要舉辦一場國際會議，為了給外賓留下好印象，你必須服從安排，你家不再是你家了。

譬如在新冠疫情期間，無數中共居民被嚴格囚禁在家中，不允許出門，也不供給吃喝，不允許向外界求助，晚上還要按規定頌唱愛國歌曲。

譬如某鼎鼎大名的中共巨富，前一天還在國際上呼風喚雨，後一天忽然向社會宣佈，自己擁有的財富都是國家的，自己只是暫時代為保管云云……

在中共， 中共居民的一切都是國家的，也是中共官員的。

中共官員什麼時候想要了，只需要下一紙檔徵用即可，不服不行。

………

中共官員的極端腐壞，連作惡多端的中共內部都覺得過分了。

以至於在中共最高等級的會議上，中共總書記公然叫囂出“十八大後收手就既往不咎”的黑暗笑話 。

但是中共的作惡，並不是喊幾句口號、作一些改革就能改變的，因為這是中共政權本質和執政方式決定的。

中共在建國之初，悍然發起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定義境內有5%壞人，給各地下發滅絕人性的殺人配額，各地方政府必須完成，中共居民被殺得瑟瑟發抖，罹難人數近五百萬；

中共建國二十年間，大躍進政策失敗，在三年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餓死了3600多萬中共居民，遠超中國數千年歷史的總和；

中共建國二十六年間，中共忙於權鬥，妄顧民生，導致發生世界上最大最慘烈的駐馬店水庫潰壩事件，1000多萬中共居民遭受毀滅性水災，10多萬中共居民“當即被洪水卷走”；

中共建國七十年間，中共計劃生育政策失敗，中共居民由於生存壓力過重，紛紛喪失生育意願，中共人口斷崖式下降，面臨滅族危機……

凡此種種作惡，中共是司空平常，沒有中共官員需要負責，死多少中共居民都不影響其統治。與之相對的，是堅決擁護中共統治、永世為奴、麻木不仁的中共居民。

………

所以，中共不是中國，中共居民不是中國人。

那麼，中國在哪裡？中國人在哪裡？

——中國古稱華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謂之夏”。上古之時，在兩河流域平原生活著一個部族，這個部族追求文明禮儀，教化人人向善，周圍的部族和野人，都認同和嚮往這種理念，紛紛加入這個部族，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憑著這樣的認同，這個部族一步一步發展成為偌大的國家，這就是我們的中國。

所以，中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位置，不是誰佔據了這片土地，都可以叫做中國。

中國代表著文明禮儀，代表著美德傳承，代表著國家政通人和、繁榮進取、厚德載物、包容寬廣；代表著百姓行善積德、雍容雅致、尚禮制富感情、老吾老幼吾幼……，只有這樣文明美好的國家，才叫中國。

明禮儀知廉恥，傳承文明道德，有所不為，有所必為的，才叫中國人。否則，就只不過是暫時佔據這片土地的土匪強盜。

所以，現在沒有中國。

中國在過去，中國在未來，但中國不在現在。

只有當中國人重新出現在故土，當大量中共居民，從愚昧中覺醒，重拾尊嚴與道德，揭杆起義，推翻舶來失道寡助的中共暴政……那個時候，中國才會重現於世！（作者：願榮光）

………

幾點說明

一、由於之前並無發佈經驗，導致發出的文本格式錯亂。本次排版重新發佈，更易於閱讀。

二、之前評擊本文的，都是圍繞中國的虛無概念進行攻訐。對於文中大量列舉中共作惡統治、中共居民人人違法犯罪的事實例證，不敢加之一言，而這些內容才是本文的重點。

三、希望有熱心人士將本文轉發到臺灣BBS，讓親共的民眾看清楚，他們親的是啥東西。

@陈士杰 #184096 比较下面两种情况。

• 甲真结婚，有孩子于是有国籍，但是孩子两岁不幸死亡，离婚后有国籍

• 乙真结婚，没孩子，离婚后无国籍

这就不公平了，离婚后两人都没有孩子，但一个能留下一个不能留下。为了打击【假结婚】不恰当地惩罚了真结婚而没有孩子的人，不符合立法目的。

再看下面两种情况。

• 丙和A假结婚，结婚前已经怀孕但孩子是B的（或者和A商量好了假结婚之后和B生孩子），生完一年后入籍马上离婚

• 丁假结婚，用结婚的方法留在该国找工作，找到了马上换工作签证拿职业绿卡

这两种假结婚的情况都是【有孩子才能入籍】的政策无法避免的。

印度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族群杂乱，种姓根深蒂固

@Wolfychan #173732 “新疆建设兵团”是中共在新疆的殖民统治手段，不是为了汉人的民族利益，推翻中共国之后，汉人应篡取中共在新疆的殖民成果，给新疆汉人发枪，不仅可以个人自卫，还要鼓励汉人自行组织民兵，消灭维族反汉分子

@tinypaper #184093 那么离婚或者丧偶之后离开这个国家也不吃亏吧。

@Wolfychan #183916

我質疑加速帝和李家超這方面的智力，現在林鄭搞到航班和外資全都在跑路了，我想他們也不會很在乎。

加速帝的智力大概是中共建国以来几代【核心领导】当中最低的吧。毛周那一代，不是人精活不下来。邓江是49年前的知识分子。胡是底层爬上来的。加速帝有红色血脉护身，擅长扮猪吃老虎，其他方面水平是真的不行。

现在的香港正如49年的上海，还没死，半死不活。目前香港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地位还难以替代，而且是赵家人中转资产和搞灰产的重要集散处，真搞死了中共的【改革开放】也算完蛋了。为香港致哀，为大陆提前致哀。

@史蒂芬 #183937

聽說李家超花名「頁問」，經常看不懂文件，要問下屬

俺听说今上到哪儿视察，哪儿的接待人员不得高于一米八（今上身高）。

看来官员文化水平也要这样搞了。

@陈士杰 #183914 假设你的配偶不想生孩子或者没法生孩子呢？

@save #173344 民主在我看来就是主权在民的意思，这里的民是民族

“新疆、西藏的省长都是本地人担任，从此以后不会出现汉人的自治区党委书记管理少数民族的情况，少数民族可以真正的当家做主；” 就算是本地人也应该是本地汉人，不能搞什么“少数民族当家做主”，这是共党以夷制汉的招数

@一只鸡儿 #184085 无非被加拿大利用 我想自己建立一个网站 一点点公布 胁迫中共处理迫害我的警察

大饥荒期间的北京食品供应（摘要）

本节内容来自《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710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信阳事件： 地方与中央（摘要）

张千帆： 从“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 http://www.iolaw.org.cn/faxuexi/showNews.asp?id=19674

2009年是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五十周年，正是这次事件揭开了惨烈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序幕。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是人为造成的灾难，制度造成的灾难。正是制度缺失造就了歇斯底里的”大跃进”，进而造成全国大饥荒，河南信阳就是政策灾难的最早受害地区。

往事不堪回首。河南信阳，一个素称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地方，全国小有名气的重要粮棉产区，盛产各类家禽、茶叶、木材、毛竹、油桐和药材。1959年，似乎没有什么征兆表明那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会发生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上，1958年，当地夏粮大丰收，秋粮只是因为大量农村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而减收。但是就在一年之后，**那个地方爆发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高达100万人死于饥饿。据作家白桦说，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的人口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当然，”信阳事件”只是”大跃进”时代的一个缩影。根据保守的官方估计，全国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两三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因为粮仓缺粮。据当时在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的张树藩临终前写的一个回忆材料，当地所属大小粮库竟然都是”满满的”。 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央在全国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增加征购任务，从而压缩了农民自留的口粮，才造成了全国性”饥荒”。中央之所以决策失误，完全是各级政府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浮夸虚报造成的，而浮夸虚报现象又是中央集权造就的压力型体制的自然产物。在中央集权制下的政绩型体制中，地方官员的任免和升迁都掌握在上级手中。为了获得上级的好感，他们往往不分是非、不择手段地迎合上级意旨。中央提倡”大跃进”，各地就纷纷造假，为中央好大喜功添油加醋、推波助澜。和全国各地一样，信阳地区当时大刮浮夸风，公社大队干部竞相虚报产量。亩产明明只有二三百斤，但上报千斤甚至数千斤。1959年天旱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只有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就成了72亿斤，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信阳地区的9个常委中，竟有8个都同意把全区粮食总产量从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粮食征购量当然就照此虚报数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各地汇总的中央统计数据必然扭曲失真，严重夸大了全国粮食产量和生产形势。虽然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中央却全然不知，以至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近15%。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1958年的产量标准决定当年征购1150亿斤，后来又在计划征购数的基础上追加200亿斤，而这1350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信阳事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控制的产物。集权体制不仅导致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渠道失灵，进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中央政策，也产生了好大喜功、瞒上欺下的地方偏好，最后让无数平民百姓为中央和地方的集体失误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或许淡忘了”信阳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烈，但是历史是不容遗忘的。从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央请客”到统一取消农业税的”地方买单”、从自上而下的组织任免到上下结合的买官卖官，今天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大小问题不断提醒我们”信阳事件”的存在，不断折射出造成”信阳事件”和”大跃进”的制度症结，不断提醒我们探索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路径。

中央对大饥荒的了解：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选摘）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毛泽东对死人问题的态度变化

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的逻辑思考问题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谁都不愿意打仗，但要准备有战争疯子。“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还是在这样讲。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分析毛泽东上面的这些说法可知，他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该打就要打，死人多，胜利了就不是坏事；搞建设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不能因为死几个人就不去跃进了。然而，他认定一点，搞建设死人要少得多，一个工地“一个两个”，全国至多“1年1万多”，不会大规模死人。因此，一旦他发现像打仗那样去搞建设，可能会造成大批死亡的时候，他就再不这样讲话了。

毛泽东是何时发现用大跃进的方法可能造成严重死亡现象的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了。他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他特别提到：现在云南几个月中间就死了4万人，就是没有注意让人吃饱。“只要人家苦战，每天十几小时，吃得不够，休息得不够，粮食、油盐、蔬菜，那个东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这种强迫性的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制止。一个要吃饭，一个要睡足”。“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

十天之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的话讲得更重了。他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把水利建设今冬明春全国的土石方量降下来，批评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的计划不合适。声称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毛泽东对粮食丰收的认定与怀疑

在毛泽东与大饥荒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各地在粮食问题上的谎报与浮夸的？

毛泽东1958年的讲话很多，不相一致的说法也比比皆是。事实上，还在运动开始轰起之时，他就很明确地讲过不赞成谎报和浮夸的话。比如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就提醒过，说：“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但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然而，在这之后，毛泽东本人恰恰又讲了许多助长虚报、浮夸的话，使各级干部想不虚报、浮夸都不行。毛泽东站出来批评虚报、浮夸，已经是11月郑州会议的时候了。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他曾经表扬推广的一些大跃进的榜样，恰恰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确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广过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

河北省徐水大跃进的虚假“经验”，早在毛泽东成都会议上告诫不要虚报、浮夸时，就在会上被当作成功经验向全党在推广了。当年8月4日，毛泽东得知徐水粮食亩产上百万斤的消息后，还专门去到徐水参观了解，并予以了肯定。《人民日报》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讨论，也是毛泽东参观徐水等地粮食“卫星”田之后，公开提出来的。徐水打破家庭结构，把农民组织起来，分成男营女营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同样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搞起来的。

毛泽东发现徐水弄虚作假，搞强迫命令，甚至于违法乱纪，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办公厅下去调研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递到了毛的手里。接着河北省委工作组亦报告了徐水这方面的严重问题。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情况，对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庄讲话又直接批评了徐水强行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到11月开郑州会议时，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经验，并开始注意到：现在许多地方的跃进都是通过谎报得来的，比如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把亩产300斤麦子报成400斤。

因为一切都是听汇报、看报告、读报纸，和走马观花得来的，再加上毛泽东主观上想要看到高指标，从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动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标，因此，当各种高指标雪片般飞扬起来之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渐受到各种虚假宣传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由于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包括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一再报告全国范围粮食产量较头一年增产两倍有多，因此他对粮食大丰收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大力保护一切“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精神。

当然，对虚报已经有些敏感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满满的中央领导人提供的数据。他相信这一年因大跃进迎来了粮食大丰收，但是他对是否增产两倍却很怀疑。11月8日他已经在讲：1957年粮食3700亿斤，今年能收7400亿斤，翻一番就不错了，我不太相信会翻两番。“粮食产量，估计不算数，要看实收数。”

随后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都一直在问谭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实的粮食产量到底是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最后大家都还是相信取得了大丰收，故八届六中全会最终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7500亿斤。

毛泽东的困惑：粮食会紧张？

由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国务院1957年处分广西省领导人时所称“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无法正确制定和掌握政策，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上至中央和毛泽东也是一样的。今天几乎所有对那段历史略有常识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谓1958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统统都是下面虚报、浮夸的产物，然而，从中共负责农村工作、粮食工作、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到毛泽东，全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当1958年底1959年初出现肉蛋副食紧张、蔬菜紧张，粮食紧张，全国几百万农民又出了水肿病时，所有中共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

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为此，他对1958年经济计划工作十分不满。在2月2日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他对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评。说：“浮肿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东西，又要使农民不造反，一定要500万人害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对于各地原来喜报频传，国家按量收购却又百般抵制，毛泽东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广东省负责农业的书记赵考察雷南县征购粮食所做的报告，他才恍然大悟。因为按照赵考察的结果，大跃进，粮食大丰收无可怀疑。“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一看法让毛泽东以为抓到了问题的症结。他马上向全国转发了赵的报告，而且批示称：“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但是，粮食大丰收，农民及其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瞒产私分呢？毛泽东再三询问后得出看法，认为一是因为粮食丰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农民放开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为人民公社初创，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积累摊得太多，农民增产不增收，因而不满。

“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毛泽东认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有问题，公共积累摊得太多。他计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况，说“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但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还要出工修水库、修路，农民怎么能不反抗？他的意见是：今后的粮食安排，必须先考虑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

而因为相信全国是大丰收，因此，粮食、副食、蔬菜再紧张，毛泽东也坚持认为这是农民抵制征购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会议中李先念报告说：“全国都是丰收的”，但有些省粮食还没收上来时，他还插话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毛泽东的对策：硬着头皮顶住

1959年三四月，春荒时分到来，往年的灾难不仅重复上演，而且变得更加凶险了。

最严重的如山东济宁、聊城地区，1400多万人缺粮、断粮，三四十万农民四出逃荒，患水肿病的累计达到55万余人，且已报告的因饿病而死亡的人数即达1526人。山东省委如实报告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年的产量报高了，国家征了过头粮。报告称，去年山东省粮食产量确实取得了空前丰收，但制订国家征购计划前预计的粮食产量报得太高，秋天再度核定的数字还是偏高，实际产量和最初的预计可能相差一倍之多。

类似的情况并不止于山东一个省。国务院秘书厅这时送来报告，说明全国15省发生严重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毛泽东看了也急，当即拟了一个《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醒目标题，紧急批给周恩来，要求立即用飞机分送给15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手收”。因为他怀疑“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意识到中央此前认定的那个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能有较大问题。他在4月上旬开始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已经在对六中全会制定的那个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0500亿斤的指标发生疑问了。因为，统计局和粮食部核实过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毛泽东估计的最低数字，即7400亿斤，还少2400亿斤。

当然，哪怕1958年能落实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还是增长了许多，故毛泽东相信这也是大跃进。因此，他对这一年的春荒紧张归紧张，却还是抱着年年春荒都能过去的信念，认为今年也不例外。故他一方面意识到今年形势比较严峻，因而同意李先念副总理提出的压缩城乡、特别是城市粮食销量的提议，下令把城乡人口人均配给的粮食数额限制在每月28斤－30斤左右；一方面则寄希望于春荒快点过去。

政府按规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每人每天本来也只有五六两原粮，相当部分还是薯干，原本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就是这样一点粮食，还会被各级管理部门层层克扣，或是八个人的定量均分给了十个人吃。因此，许多饥饿的农民最后竟把刚刚种下的青苗、花生种都挖出来吃了。人力、畜力本来就极度虚弱，春耕已经难以进行，好不容易种下一些粮食，又被挖出来吃掉，春播、春种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这又直接埋下了夏秋和来年进一步发生更严重饥荒的种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问题的覆盖面，仍旧缺乏足够的认识。

比如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难很大，但还是要求地方必须完成原定的征购任务。他甚至强调要动员农民照顾大局来达成任务。他在6月20日一个报告中说：今年夏季粮食作物的情况是：(1)亩产比去年高的多；(2)粮食供应情况紧张，收购任务比去年大；(3)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很多，总产量能不能比去年多还难说。因此，粮食困难的形势从全国看还没有转变过来，还要等夏粮全部打下来，粮食局面才可能转为主动。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求切实把粮食征上来。

毛泽东就推动“共产风”做自我批评

从1960年5月开始，全国性粮食紧张的情况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大量发放粮食救急，国家各地粮库也日渐露底了。

眼看粮食真的出了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他显然很着急，但并没有想到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而是指望来年下大力生产粮食。他提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实际。它要求进一步压缩城乡口粮标准。并且提出，农民口粮，按淮河南北划线，一般应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一些地方应压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指示介绍称：“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全年合290斤)，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1960年10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连撤换了饿死农民人数太多的山东、甘肃、河南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造成农村问题的症结归纳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他据此要求各地整风整社，“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时讲话再提粮食增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的现象”这一问题。他自然不承认大跃进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强调这根本上是“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闹的。至于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来呢？毛泽东带头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说“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

第二天，毛泽东借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机会，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动“共产风”问题上的责任做了更具体些的检讨。

他写道：毛泽东“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而且，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来“共”生产队的产，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多搞公共积累，不能过多地搞公共工程等。

毛泽东主动检讨后，中共诸多领导人也纷纷在各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

至此，建立在大跃进思想基础上的粮食计划指标也迅速降下来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还估计1961年度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100亿斤，但春夏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十几万个粮站存粮降到160多亿斤，京、津、沪粮食供应全面告急；夏收时更发现全国粮食产量最多可能只有2800亿斤，甚至2650亿斤左右。

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调低1961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因粮食严重减产而造成粮食供应缺口，中共中央除下决心将城镇人口压缩2000万人以外，还被迫决定动用国家黄金储备41万两、白银储备1.4亿两，以每吨70美元的价格进口上百亿斤粮食来填补。但即使这样，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计算来计算去，还是认定必须要征购780亿斤粮食，并要把农村粮食销量从418亿斤，压缩到空前低的300亿斤。

按照毛泽东1959年2月的说法，粮食征购不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农民就不会造反。但周恩来在1960年8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说，1957年以前征购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以下，即在27%－28%左右，最高也只有29%。但1958年因估产过高，征购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35%了。今年如果征780亿斤，合原粮930亿斤，恐怕也要占到总产量的33%了。考虑到这一比例数可能带来的危险，最终这一征购数字不得不下调到了717亿斤。

当然，这已经无法阻止1961年更加严重的饥荒全面发生了。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三位被处分的省第一书记也都正式做了检讨。

前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220亿斤，最后落到110亿斤；1959年粮食数字开始提400亿斤，公布370亿斤，以后定为270亿斤，实际产量仅仅85亿斤。”“从1958年春季，几个县就发生外流、浮肿、死人。1959、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积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万头。”

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也痛切表示：“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约200万人左右。”

“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山东省发生严重饿死人的情况在1958年底就开始了，持续时间更长，故前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评。

实际上，除此三省之外，其他许多省的死人情况也非常严重，只是多数地方盖子还没有揭开。有些死人更多的地方，比如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还深受中央重视；比如四川省，更为严重的死人情况发生在1961年不惜一切解中央之急之后。即使是那些开始揭开了盖子的地方，由于粮食紧张的局面一时无法改变，饥荒死人的现象也难以很快得到遏止。

好在，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办公社食堂了。1961年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问题上松了口，表态说：“办食堂或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工业、基建、水利大跃进的严重负作用。因而痛下决心将大跃进以来增长出来的2000多万城镇人口强行“精简”到农村去，对工业、基建、水利等诸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全面缩短工业、水利战线。如此，持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得以告一段落。

来源：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31/v5study1/

原文链接：Does Democracy Avert Famine?

作者： Michael Massing

编译： CD

很少有学者能像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那样，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作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改变了经济学家对集体决策、福利经济学和贫困测量等问题的思考方式。他率先使用经济学工具研究性别不平等问题，还帮助联合国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这一指标衡量了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基本社会需求，在当今使用广泛。

最重要的是，阿玛蒂亚-森以他在饥荒方面的研究闻名。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名字与"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一理论紧密相连，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相连，森以断言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而闻名。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年）一书中写道："世界历史上，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下，从未发生过饥荒。"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赢得选举并面对公众批评，因此有强烈的动机采取措施来避免饥荒和其他灾难。"这一主张在森的许多书籍和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并塑造了一代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救济工作者对饥荒处理的看法。

但是现在（译者注：2003年初），在森的主要研究对象印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饥饿报告。在干旱肆虐的州邦，如西部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和东部的奥里萨邦（Orissa），许多家庭被迫食用树皮和草以维持生命。可能已经有数千人死亡。而大背景，是地方性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印度10亿人口中，约有3.5亿每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而印度儿童中有一半营养不良。同时，该国谷物充裕，政府盈余超过5000万吨。一边充足，一边匮乏，这种反差引发了公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向印度最高法院的上诉，人们敦促政府动用其盈余谷物来满足饥饿人口的需求。

所有这些现象，使得人们对森的著名理论提出了质疑。印度生态活动家范达纳-希瓦（Vandana Shiva）在去年夏天伦敦出版的《观察家》（The Observer）中对森进行了批评。她写道，虽然自1947年印度独立并实行大选后，饥荒曾一度消失，但它"正在卷土重来"。"印度的饥饿问题尚未达到我们在非洲之角所见的程度，"她在一次采访中补充道，"但如果不采取行动，印度可能在三四年内陷入同一困境。"

不过，对森而言，需要修改的不是他的理论，而是公众对他的理论的解读。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是的，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但是"相信民主能够解决饥饿问题，是一种误解。"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森表示，他在有关饥荒的著作中经常提到印度在养活人民方面存在的困难。这些论点被忽略，而他对饥荒和民主的评论则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使他困惑不已。他说，诺贝尔委员会在授予他奖项时甚至都没有提到有关饥荒和民主关系的理论，但许多报纸却抓住了这一点并将其夸大歪曲。

森关于饥荒和饥饿的观点最近受到了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印度裔政治学家丹-巴尼克（Dan Banik）的检验。过去的几年，巴尼克大多在印度度过。他研究了奥里萨邦（Orissa）炎热干旱、充满绝望的卡拉汉迪（Kalahandi）地区。巴尼克先生在印度和我通电话说，仅在那个地区，六个月内他已知的就有300例饥饿死亡的案例，而且它们并不是特例。"六年来，我在印度报纸上收集了各种有关饥饿的新闻报道。没有一个州邦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饥饿在印度很普遍。"

但是他很快补充说，饥饿死亡的人数远不到可称为"饥荒"的数十万人规模；事实上，森关于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的理论"在印度非常适用"。 他说："从1947年以来，印度并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生命损失，但是发生过许多大规模的粮食危机事件。这些事件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饥荒'，但也导致了很多人死亡。"

巴尼克说，尽管印度官僚机构对饥荒等可见度极高的危机反映很快，但饥饿"发生在偏远地区，所以并不显眼"。印度在解决慢性营养不良问题上做得更糟糕。他说："这真令人震惊。这个国家有那么多食物，但人们却在挨饿。"

印度庞大的粮食储备来源于强大的农场游说集团。它推动政府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购买谷物，使得面包和其他主食变得越来越昂贵。为了帮助饥饿人口，印度政府在全国建立了低价粮食限购商店（ration shops），但普遍存在的腐败和物流瓶颈影响了其效果。雪上加霜的是，政府在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压力下，削减了曾经数额慷慨的食品补贴。

一月初，森对新德里进行了访问。在那里他参加了一个论坛，宣传最近因饥饿死亡的案例，并倡导一场"食物权"的运动。森说，尽管这些事件体现了民主国家可以通过"鼓动公众"以纠正不公现象，但它们也凸显了印度在满足社会基本需求方面做得有多糟糕。他说："我们必须区分民主制度在预防饥荒中的有效，与其在防止经常性营养不良方面的相对无效。"

森带头思考这个问题，有些令人惊讶，因为他起初很少关注饥饿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当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请他研究1970年代中期饥荒的原因时，森决定将重点放在1943年那场导致300万人丧生的孟加拉大饥荒上。那场饥荒发生时，森才9岁，生活在孟加拉一个生活优越的家庭里，却也亲眼目睹了人们的苦难。在森的研究开始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饥荒是由突发的食物短缺引起的。但是，森在检查档案后发现，当时孟加拉的粮食产量并未下降。实际情况是，农场工人的工资下降，而食品价格却飙升，这使农村工人买不起食品。

森还调查了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国近期发生的饥荒，发现它们也不是由于粮食短缺引发的，而是由农村收入落后造成的。在其里程碑著作《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年）一书中，森指出，组织那些最有挨饿危险的人参加公共工程建设项目，可以有效地防止大多数饥荒。

《贫困与饥荒》一书并没有考虑民主的作用。然而，在书出版后不久，森听闻了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饥荒的报道。这一灾难的全景始终没有对外公开，但在毛泽东去世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这场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在森看来，饥荒的原因很清楚：没有新闻自由和反对党，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发出警报。相比之下，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没有出现饥荒。1982年，森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称，如果在印度，即使出现了中国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也会立即在报纸上引起风暴，并在印度议会造成动荡，执政的政府几乎必须辞职。"

他写道，食物和饥饿问题与"自由、媒体和民主的问题"密不可分。不过从那以后，森就经常提到印度在抗击日常饥饿方面的失败。在《饥饿与公共行动》（Hunger and Public Action，1989年）一书中，森与合著者让-德雷兹（JeanDrèze）指出，印度每年有近四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相关问题。 这比整个孟加拉饥荒中丧生的人数还多。

森关于民主（而不是饥荒）的论述困扰着一些学者。这位69岁的经济学家职业生涯硕果累累，且一直非常看好民主制度。例如，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写道："发展和加强民主制度是发展进程的关键部分。"该书基本没有提到在印度和其他很多民主国家中存在的高营养不良率、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以及如何能克服这些问题。

这使一些人认为，森对民主制度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运作的认识很幼稚。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斯图尔特（Frances Stewart）表示："民主国家通常由某几个种族管理，这些种族会向其他种族做可怕的事情。或者，他们可能会非常腐败，由精英统治。"她补充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将重点放在私营部门上，而私营部门并不总是提供公共产品。新闻自由有助于防止大饥荒这样的重大灾难，但它对日常性饥饿却可以视而不见。"因此，斯图尔特认为，穷人需要工会和政党这样的组织为他们代言，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代表。

苏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发展研究所所长、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专家、经济学家斯蒂芬-德弗勒克斯（Stephen Devereux）则认为森错在没有解决"重大政治问题"。他说:"对他（森）来说，公共行动主要是指公共工程，即通过公共工程将资源有限地转移给穷人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但是，检视更根本性的改革也很重要------例如土地改革。"德弗勒克斯说，目前非洲至少有六个国家面临着饥荒威胁，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这样的民主国家。

德弗勒克斯说，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与1984年一样糟糕"------1984年时的饥荒造成大约100万人死亡。随后，埃塞俄比亚由马克思主义独裁者统治。而今天，它是民主政体，但仍有多达600万人依赖国外的粮食援助。德弗勒克斯先生说："拥有自由的媒体和民主的程序从各方面来看都很重要。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贫困，也不能解决造成饥荒的原因。"他补充说，随着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扩张，政府"介入并保证粮食安全"的能力减弱了。

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斯里尼瓦桑（T. N. Srinivasan）说，政治自由若要生效，必须有经济自由作为补充。他说，森先生"对自由市场、贸易以及与世界市场和资本接轨的重要性强调得不够。"他说，专制的中国之所以比民主的印度发展得更快，是因为中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他补充说，森"对全球化的看法似乎比像我这样的人要悲观得多；我们认为，开放市场是上个世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绝佳机会。"

森的批评者，无论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有一个共识，即民主虽然是一种合意的制度，但并不是万灵药，无法解决饥饿和文盲等问题。事实上，森在最近的著作中也更加关注了民主的缺点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缺点。他说，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能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译者评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其中有很多颇有道理的事实和论述，也有一些我个人认为似是而非的地方。

首先，关于民主，文章指出，民主制度本身并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灵药"。固然，即使是民主指数最高的国家也仍然存在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人们正视。但这篇文章里引用的一些学者，可能是出于专业背景的原因，对于"民主"的理解似乎有不少误会。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斯图尔特所说，"民主国家通常由某几个种族管理，并会向其他种族做可怕的事情。或者，他们可能会非常腐败，由精英统治。"然而，这个定义也完美适用于多民族的非民主的国家------例如中国。如果某个定义不能区别两个不同的词语，那么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描述。再例如，经济学家斯蒂芬-德弗勒克斯拿埃塞俄比亚做例子，说民主国家可以存在严重的饥饿问题。然而根据基于民主指数（包括选举程序与多样性、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五个指标），埃塞俄比亚其实属于专制政权。总之，在纸面上有"民主"的制度安排（如选举、议会等）并不代表有民主的实质。民主的实质是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制度设计与此有关，却不能完全决定民主的程度。

其次，关于粮食问题。如果将民主指数与饥饿/营养不良人口比例相比较，会发觉总体上来说，民主指数越高，饥饿人口比例越低。例如民主指数吊车尾的朝鲜，饥饿人口比例高达47.6%；倒数第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饥饿人口为28%。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主指数虽然排行倒数15，却在专制政权中属于少数的几个异类之一，饥饿人口比例极低（<2.5%）。在本文中经济学家斯里尼瓦桑提到，这是因为中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因而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提升。此外，这与中共政府"自给自足"的粮食政策有关。《经济学人》(Economist)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文章指出，政府对农民进行大量补贴，以求不依赖于进口；结果是中国以高支出和环境污染（在不适于耕作的土地上耕作）为代价，达到了粮食较高的自给率。因此，在分析饥饿及饥荒问题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至少，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都极其重要。

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都会面临长期性饥饿问题，其成因各有不同。但大规模的地区性饥荒（定义为至少20%的家庭缺乏充足食物，严重营养不良率大于30%）几乎总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例如中国1958-1961年的大饥荒，三年间并未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饥荒也并非由粮食生产能力短缺造成，而是以大跃进为引，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填补粮食亩产虚报的"坑"而强行征购或夺走农民的口粮所致。由于专制制度下缺乏监督、层层欺瞒等原因人为造成信息不畅，饥荒开始蔓延时，连最高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而在饥荒严重时，中共政府仍然大量对外援助粮食，并掩盖饥荒事实，拒绝外国援助。

那段悲惨的大饥荒，已经成为历史（虽然是中共希望人们遗忘的历史），但造成大饥荒的制度问题却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中国饥饿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开放和市场松绑，然而近年来的趋势，却与此二者背道而驰。政府试图将控制的触手伸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决策能力，更缺乏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专制集权的体制下，领导人一时兴起搞运动，各级政府只会上行下效，而不会在乎政策的实际效果；当出现问题时，政府工作人员会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人道危机会被管控而不是揭露处理。这些制度方面的隐患，在经济下行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一旦爆发则非同小可。

在相对民主和/或市场开放的国家，饥饿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分配问题。自由市场，全球交换，在理论上可以达到福利的最大化，且（至少以目前的人口和产能）不会出现粮食的绝对短缺；但市场并不会考虑每个个体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主体权力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没有"经济价值"或被市场认为是"低价值"的人无法获得基本生存物资。如果我们承认不被饥饿困扰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权利，则政府的职责之一便是通过适当的再分配制度保障国民的生存权。而政府作为一个垄断性机构，其有效性仍然需要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来保障。否则，即使是最为仁慈的统治者，也很难作出正确决策；或者即使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也无法顺利执行，反而会层层走样。

如果说"民主"和"饥饿问题"有什么共同点，那么它们两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一种状态，而是一个光谱。每个国家处于光谱上的不同位置，也因此面临着各自独特的挑战，需要寻求不同的解决之道。但愿这世上，饥饿减少，再无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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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死亡人数争议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

本文研究的是三年大饥荒中由于饥荒产生的额外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包括正常老龄化死亡和常见非正常死亡，如病症，凶手，交通事故等。 曹树基的文章是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以下是引用其文章中的部分成果。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曹树基先总结了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

(1)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

(2) 1986年，蒋正华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年龄、性别数据，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3）1993年，金辉采用了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第一种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 ，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的另外一个研究方法，即假定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真实的，又假定中国政府公布的1961-196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真实的，用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961年底的中国人口只有64645万，比公布的65859万少了1214万。同样，以中国政府公布的1959年底数据为基数，按公布的1960年和1961年的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也较1961年公布的总人口多1295万。取1214和1295的均值，得1255万（金辉得到的数值为1278万，有误，本文修正，最终数据亦加修正）。金辉结论，1961年的政府公布数据抹掉了这1255万人口，如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4040万。

（4）原中共中央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咨披露，体改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4300万－4600万人死于饥荒。陈氏称，另有一份提交给中央最高领导的资料说，死亡人口可能高达5000万－6000万。

曹树基本人的研究是主要采用1953 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 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 为了增加统计结果的可信程度，曹树基采用一些合理的步骤和设想：

• 采用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 避免行政区域变化引发的统计错误

• “府”级政区的统计结果一般是经过细致的等面积处理， 通过统计部分县的数据可以推算出整个地区的数据

• 地方县志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包含了出生率和死亡率。 地方官员为了掩盖错误可能更改统计数据，但会造成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可以作为统计数据真伪的标准之一。 如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灾前人口被缩小，以至于灾前的人口增长率，低得使人不能相信。

• 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即意味着大饥荒的发生。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则意味着大饥荒的结束。本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调整。 大部分地区的统计年份为1959年到1961年

• 先通过统计数据得出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再于灾前灾后的正常死亡率相比较，得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即由于饥荒而导致的额外死亡人口数量

• 中心城市的迁入人口默认加入考虑之中

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1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另外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中，杨继绳估计有3600万人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暴行和食物短缺而死亡。

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本章内容也主要引用了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

根据表中列出各省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并进行排序，将这一排序与人口死亡比例排序进行对比，可见人均拥有粮食最多江西人口死亡较少，但人均拥有粮食量位居第二、第三的四川和湖南，人口死亡比例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安徽、云南因数据不全不计）。不仅如此，人均粮食拥有量排名第12位的山西省，死亡人口比例位居最后。这三个农业大省的例子几乎可以让人产生错觉：人均粮食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人口死亡最多，反之则最少。这一结论当然是不准确的。对于表中所列1953年各省人均拥有粮食和 1959-1961年各省人口死亡比例这两个数列进行相关分析，也对各省人均拥有粮食的排序及各省人口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皆无相关（r值分别为0.035和-0.015）。即使排除城市人口众多的河北（含北京和天津两市），结果相同（r值分别为-0.099和-0.142）。

以府级政区为单位，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与人口死亡比例之间也没有关系。兹以人口死亡较多的河南、湖南两省为例，人均粮食与人口死亡比例分别见表5。计算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两省人口死亡率与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并无相关性（r值分别为0.43和-0.092）。对贵州、广西两个未遭受19世纪大灾难的省份进行的研究可以同样证明这一点（r值分别为-0.09、0.021）。这一分析的基础是，大饥荒时代，粮食的流动方向是按照行政等级垂直进行的，很少见有区域之间的水平流动。

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就历史过程而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亩产的虚夸导致政府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当农民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完成征购时，政府通过“反瞒产”运动强行夺走农民的口粮，最终导致饥民的大量死亡。各地虚夸的幅度不一，导致各地粮食征购程度的轻重不一，也导致对于瞒产的认识不一，更导致征购农民口粮食的力度不一，最终导致农民死亡程度的不一。

另外也可以通过历史气象资料考证出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并没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徵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 据官方统计，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对农业生产造成重要的自然灾害主要就是洪灾和旱灾。但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旱灾。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乾燥度略大于平均值，乾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乾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2]

大饥荒下的地方志：四川省

关于四川的情况，可以见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3]， 现在引用部分内容：

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下表）。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另外，中共党史研究文章也证明了李井泉在四川省委书记任内曾经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无耻的是这篇原发表在《党史文苑》的文章标题竟然是《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代价无奈 大爱无疆》,原文后来删除，但修改后的文章《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从四川向外调粮真相》仍然可见于国内网站。

中央对大饥荒的了解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4]

信阳事件

张千帆： 从“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

大饥荒期间的北京食品供应

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

以上三部分见《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下)》。

周恩来下令销毁统计数据

中国《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指出，当时中国有关部门曾经统计过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但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下令销毁了统计资料。

“周伯萍，当年的粮食部副部长，后来在外交部当驻外大使，这么一个老先生，80多岁了，他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的时候讲到，在困难时候，他们3个人，周伯萍、统计局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长陈国栋他们3个人搞了一个统计， 说是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周伯平萍他们把材料报给周总理。周总理说：‘你马上销毁，不要泄漏。’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周公不放心，还问他们，问周伯平销毁没有。周伯萍说，销毁了，我们3个人一起销毁的，而且连版都销毁了。

“我就为了找第一手材料，我就亲自上周伯萍家里，2003年我去他家里找老先生问这个事。他又讲了一遍，就是这么回事，很可靠。我就问，几千万？他不说。我又问，到底几千万？他不说。我后来问，是不是2000万啊？他说，就是这么多吧。我很后悔，如果我说是3000万，可能也是了。我再问一下，到底几千万？他说，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所以，到底几千万，也不清楚。那个数字周恩来已经销毁了，已经没有了。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本节内容主要引用自帅好的《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5]

先引数据：

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三年大饥荒下的仁怀县志

1959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 384名，其中浮肿5 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大事记》第148页）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149页）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1960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 864名，其中浮肿9 073，严重6 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 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参见《大事记》第159页，《县志》第49—50页）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 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 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173—174页）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台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参见《大事记》第178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 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 399人，干瘦病4 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 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 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 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 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 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 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 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 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数据，参见《大事记》第179—185页；《县志》第50—51页）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 293万斤、2 705万斤、2 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参见《县志》第564、565页）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 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参见《县志》第579页）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 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参见《县志》第554—555页、291页）

到此，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参见《县志》第552—553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参见思南县委编《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18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 938户，离家逃荒4 737人，孤儿4 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 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12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 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 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版，第185页；《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4页）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 990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96页）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1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10月，全县缺衣户4 902户、缺被子2 463户、缺房子1303户、缺粮食19 124户、缺钱买粮4 587户。（参见《金沙县民政志》，黔新出版社1999版，第40—48页；《金沙县志》第23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茅台为何大跃进？

《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揭露了饥荒年代茅台生产大跃进的根本原因：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以上参见《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0页、87页、59页）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参见“酒厂志”第138页）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偶然的一句话，成就了茅台产量的大跃进。却埋葬了无数饿死的冤魂。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这么精贵的茅台自然不可能是普通人可以享受的。2001年2月14日《新民晚报》刊载的《酒仙谢晋》有一段话：“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

粮食进出口和对外援助

本节内容部分来维基百科[6]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

1960年后中国的灾情，逐步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于是，陆续有一些国家提出向中国提供不同形式的粮食援助。中国努力致力于按照世界市场一般规则进口粮食，但对国际援助特别是西方的援助持谨慎态度。1961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对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如有人将贸易和长期付款，联系‘救济’、‘援助’，可予拒绝。”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在外贸部党组会议上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

在朱良的《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7]中提到“我国对外援助特别是援助越南抗美和非洲国家的费用大量增加，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６％－７％”。 事实上即使在三年大饥荒中，由于错误的外交指导思想和对国内大规模饥荒的有意忽视，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大规模的对外援助。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总结出下列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对外援助事例，更多历史事实有待尚未公开的资料。

对外援助记实：

•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 1960年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 1960年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另外，根据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的《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 1962年，因为阿尔巴尼亚向中共请求支援小麦，于是中共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直接转运给阿尔巴尼亚，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

总结

• 由于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000万左右。由于缺乏直接的历史数据，不同的统计方法给出结果差别较大，但都指明这是一场在和平时期发生的历史空前的大灾难。

• 所谓的自然灾害并不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主要根源是人祸，在于上层对粮食的问题估计不足和错误的政策， 即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运动。

• 周恩来曾经下令销毁三年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

•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茅台产量短时间内创新高，从57年的283吨变成60年的912吨，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8年才被超过。三年期间茅台的生产消耗了近1.13万吨粮食，造成茅台厂所在怀仁县粮食普通人供应不足，并且还需要从四川等地大量调粮，直接或者间接造成大量百姓饿死。 而茅台的大跃进式生产也仅是因为毛泽东随口说“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

• 中国的粮食出口开始并没有受到国内粮食减产和饥荒的影响，1959年在产粮大幅降低的情况下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国依然出口粮食272.04万吨。

• 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中共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仍然继续大量对外援助，同时对外掩盖大饥荒的事实，拒绝外国援助。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为了记录三年大饥荒的历史和统计数据，杨继绳写了这本十分沉重的《墓碑》。

导致约4500万中国人死亡的抗日战争几乎14亿中国人都知道，而在和平年代导致约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大饥荒又有几人知道呢？在今天的中国，中共非常擅长教育国民不要忘记历史，目的却仅仅是为了塑造强烈的民族主义来维持自己极权统治的正当性。 中共所谓的历史不过是精挑细选的历史，甚至是虚假历史。在面对1950年代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中共不仅销毁统计资料，故意掩盖和歪曲历史，并且禁止相关研究和大众讨论，杨继绳的《墓碑》在豆瓣的条目早已经被悄悄抹去。

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留给三年大饥荒的描述仅仅有以下几句话：*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除此之外，错误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真相，更没有道歉和惩罚，首恶之人仍然被这个政权祭祀神化。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和解，三千万的冤魂何以安息？

1.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60628a.html

2. 王维洛: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2-mcs-2001-issue-1/567-2012-01-03-12-11-52.html

3. 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103-mcs-2009-issue-1/1081-2012-01-05-15-35-41.html

4.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4.html

5. 帅好: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http://www.yhcqw.com/36/6785.html

6. 三年困难时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难时期#外部因素

7.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 http://www.yhcqw.com/33/1695_3.html

@不周山 #183323 谢谢支持！这些资料是这位Youtuber Boreas整理的，我只是搬运。

这位youtuber最近又有新的视频，也很有信息量：《在聯合王國申請庇護讀文檔 2——可信度相關》。内容是英国移民局怎样评判政治庇护申请证据的可信度。

简报：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F1vcjP03dYMwW-LwE4pvHmni4JEi3AAAPS9dGhtkp8c/edit#slide=id.p1

@Slackware #184078 中共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