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来源：https://2049post.wordpress.com/2020/08/31/v5study2/

非正常死亡人数争议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

本文研究的是三年大饥荒中由于饥荒产生的额外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包括正常老龄化死亡和常见非正常死亡，如病症，凶手，交通事故等。 曹树基的文章是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以下是引用其文章中的部分成果。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曹树基先总结了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

(1)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

(2) 1986年，蒋正华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年龄、性别数据，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3）1993年，金辉采用了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第一种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 ，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的另外一个研究方法，即假定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真实的，又假定中国政府公布的1961-196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真实的，用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961年底的中国人口只有64645万，比公布的65859万少了1214万。同样，以中国政府公布的1959年底数据为基数，按公布的1960年和1961年的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也较1961年公布的总人口多1295万。取1214和1295的均值，得1255万（金辉得到的数值为1278万，有误，本文修正，最终数据亦加修正）。金辉结论，1961年的政府公布数据抹掉了这1255万人口，如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4040万。

（4）原中共中央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咨披露，体改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4300万－4600万人死于饥荒。陈氏称，另有一份提交给中央最高领导的资料说，死亡人口可能高达5000万－6000万。

曹树基本人的研究是主要采用1953 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 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 为了增加统计结果的可信程度，曹树基采用一些合理的步骤和设想：

• 采用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 避免行政区域变化引发的统计错误

• “府”级政区的统计结果一般是经过细致的等面积处理， 通过统计部分县的数据可以推算出整个地区的数据

• 地方县志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包含了出生率和死亡率。 地方官员为了掩盖错误可能更改统计数据，但会造成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可以作为统计数据真伪的标准之一。 如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灾前人口被缩小，以至于灾前的人口增长率，低得使人不能相信。

• 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即意味着大饥荒的发生。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则意味着大饥荒的结束。本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调整。 大部分地区的统计年份为1959年到1961年

• 先通过统计数据得出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再于灾前灾后的正常死亡率相比较，得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即由于饥荒而导致的额外死亡人口数量

• 中心城市的迁入人口默认加入考虑之中

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1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另外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中，杨继绳估计有3600万人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暴行和食物短缺而死亡。

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本章内容也主要引用了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

根据表中列出各省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并进行排序，将这一排序与人口死亡比例排序进行对比，可见人均拥有粮食最多江西人口死亡较少，但人均拥有粮食量位居第二、第三的四川和湖南，人口死亡比例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安徽、云南因数据不全不计）。不仅如此，人均粮食拥有量排名第12位的山西省，死亡人口比例位居最后。这三个农业大省的例子几乎可以让人产生错觉：人均粮食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人口死亡最多，反之则最少。这一结论当然是不准确的。对于表中所列1953年各省人均拥有粮食和 1959-1961年各省人口死亡比例这两个数列进行相关分析，也对各省人均拥有粮食的排序及各省人口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皆无相关（r值分别为0.035和-0.015）。即使排除城市人口众多的河北（含北京和天津两市），结果相同（r值分别为-0.099和-0.142）。

以府级政区为单位，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与人口死亡比例之间也没有关系。兹以人口死亡较多的河南、湖南两省为例，人均粮食与人口死亡比例分别见表5。计算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两省人口死亡率与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并无相关性（r值分别为0.43和-0.092）。对贵州、广西两个未遭受19世纪大灾难的省份进行的研究可以同样证明这一点（r值分别为-0.09、0.021）。这一分析的基础是，大饥荒时代，粮食的流动方向是按照行政等级垂直进行的，很少见有区域之间的水平流动。

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就历史过程而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亩产的虚夸导致政府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当农民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完成征购时，政府通过“反瞒产”运动强行夺走农民的口粮，最终导致饥民的大量死亡。各地虚夸的幅度不一，导致各地粮食征购程度的轻重不一，也导致对于瞒产的认识不一，更导致征购农民口粮食的力度不一，最终导致农民死亡程度的不一。

另外也可以通过历史气象资料考证出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并没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徵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 据官方统计，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对农业生产造成重要的自然灾害主要就是洪灾和旱灾。但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旱灾。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乾燥度略大于平均值，乾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乾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2]

大饥荒下的地方志：四川省

关于四川的情况，可以见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3]， 现在引用部分内容：

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下表）。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另外，中共党史研究文章也证明了李井泉在四川省委书记任内曾经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无耻的是这篇原发表在《党史文苑》的文章标题竟然是《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代价无奈 大爱无疆》,原文后来删除，但修改后的文章《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从四川向外调粮真相》仍然可见于国内网站。

中央对大饥荒的了解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4]

信阳事件

张千帆： 从“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

大饥荒期间的北京食品供应

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

以上三部分见《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下)》。

周恩来下令销毁统计数据

中国《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指出，当时中国有关部门曾经统计过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但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下令销毁了统计资料。

“周伯萍，当年的粮食部副部长，后来在外交部当驻外大使，这么一个老先生，80多岁了，他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的时候讲到，在困难时候，他们3个人，周伯萍、统计局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长陈国栋他们3个人搞了一个统计， 说是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周伯平萍他们把材料报给周总理。周总理说：‘你马上销毁，不要泄漏。’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周公不放心，还问他们，问周伯平销毁没有。周伯萍说，销毁了，我们3个人一起销毁的，而且连版都销毁了。

“我就为了找第一手材料，我就亲自上周伯萍家里，2003年我去他家里找老先生问这个事。他又讲了一遍，就是这么回事，很可靠。我就问，几千万？他不说。我又问，到底几千万？他不说。我后来问，是不是2000万啊？他说，就是这么多吧。我很后悔，如果我说是3000万，可能也是了。我再问一下，到底几千万？他说，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所以，到底几千万，也不清楚。那个数字周恩来已经销毁了，已经没有了。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本节内容主要引用自帅好的《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5]

先引数据：

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三年大饥荒下的仁怀县志

1959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 384名，其中浮肿5 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大事记》第148页）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149页）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1960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 864名，其中浮肿9 073，严重6 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 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参见《大事记》第159页，《县志》第49—50页）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 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 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173—174页）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台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参见《大事记》第178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 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 399人，干瘦病4 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 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 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 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 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 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 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 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 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数据，参见《大事记》第179—185页；《县志》第50—51页）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 293万斤、2 705万斤、2 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参见《县志》第564、565页）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 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参见《县志》第579页）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 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参见《县志》第554—555页、291页）

到此，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参见《县志》第552—553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参见思南县委编《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18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 938户，离家逃荒4 737人，孤儿4 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 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12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 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 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版，第185页；《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4页）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 990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96页）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1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10月，全县缺衣户4 902户、缺被子2 463户、缺房子1303户、缺粮食19 124户、缺钱买粮4 587户。（参见《金沙县民政志》，黔新出版社1999版，第40—48页；《金沙县志》第23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茅台为何大跃进？

《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揭露了饥荒年代茅台生产大跃进的根本原因：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以上参见《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0页、87页、59页）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参见“酒厂志”第138页）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偶然的一句话，成就了茅台产量的大跃进。却埋葬了无数饿死的冤魂。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这么精贵的茅台自然不可能是普通人可以享受的。2001年2月14日《新民晚报》刊载的《酒仙谢晋》有一段话：“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

粮食进出口和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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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

1960年后中国的灾情，逐步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于是，陆续有一些国家提出向中国提供不同形式的粮食援助。中国努力致力于按照世界市场一般规则进口粮食，但对国际援助特别是西方的援助持谨慎态度。1961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对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如有人将贸易和长期付款，联系‘救济’、‘援助’，可予拒绝。”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在外贸部党组会议上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

在朱良的《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7]中提到“我国对外援助特别是援助越南抗美和非洲国家的费用大量增加，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６％－７％”。 事实上即使在三年大饥荒中，由于错误的外交指导思想和对国内大规模饥荒的有意忽视，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大规模的对外援助。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总结出下列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对外援助事例，更多历史事实有待尚未公开的资料。

对外援助记实：

•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 1960年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 1960年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另外，根据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的《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 1962年，因为阿尔巴尼亚向中共请求支援小麦，于是中共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直接转运给阿尔巴尼亚，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

总结

• 由于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000万左右。由于缺乏直接的历史数据，不同的统计方法给出结果差别较大，但都指明这是一场在和平时期发生的历史空前的大灾难。

• 所谓的自然灾害并不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主要根源是人祸，在于上层对粮食的问题估计不足和错误的政策， 即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运动。

• 周恩来曾经下令销毁三年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

•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茅台产量短时间内创新高，从57年的283吨变成60年的912吨，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8年才被超过。三年期间茅台的生产消耗了近1.13万吨粮食，造成茅台厂所在怀仁县粮食普通人供应不足，并且还需要从四川等地大量调粮，直接或者间接造成大量百姓饿死。 而茅台的大跃进式生产也仅是因为毛泽东随口说“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

• 中国的粮食出口开始并没有受到国内粮食减产和饥荒的影响，1959年在产粮大幅降低的情况下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国依然出口粮食272.04万吨。

• 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中共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仍然继续大量对外援助，同时对外掩盖大饥荒的事实，拒绝外国援助。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为了记录三年大饥荒的历史和统计数据，杨继绳写了这本十分沉重的《墓碑》。

导致约4500万中国人死亡的抗日战争几乎14亿中国人都知道，而在和平年代导致约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大饥荒又有几人知道呢？在今天的中国，中共非常擅长教育国民不要忘记历史，目的却仅仅是为了塑造强烈的民族主义来维持自己极权统治的正当性。 中共所谓的历史不过是精挑细选的历史，甚至是虚假历史。在面对1950年代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中共不仅销毁统计资料，故意掩盖和歪曲历史，并且禁止相关研究和大众讨论，杨继绳的《墓碑》在豆瓣的条目早已经被悄悄抹去。

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留给三年大饥荒的描述仅仅有以下几句话：*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除此之外，错误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真相，更没有道歉和惩罚，首恶之人仍然被这个政权祭祀神化。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和解，三千万的冤魂何以安息？

1.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r060628a.html

2. 王维洛: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2-mcs-2001-issue-1/567-2012-01-03-12-11-52.html

3. 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103-mcs-2009-issue-1/1081-2012-01-05-15-35-41.html

4.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4.html

5. 帅好: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http://www.yhcqw.com/36/6785.html

6. 三年困难时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难时期#外部因素

7.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 http://www.yhcqw.com/33/1695_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