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动员简史

原作者：老蛮频道

原文链接：https://twitter.com/laomanpindao/status/1658496588048900096

此文非常值得一读。从社会动员能力的角度回顾了德、苏、中、美等国的经济发展简史；梳理了中、美两国两国经济发展的脉络；从数据角度客观又理论性的分析了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走向。是非常值得各位参考与学习的好文。

在此分享以飨各位朋友，也再次对原文作者深厚的历史学、经济学以及数据科学的功底表示倾佩，对他的知识贡献表示感谢。

德国篇

继续深入讨论“社会动员”问题。人类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真正的有意识的由政府实施全民总动员，始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在萧条之下，有三个国家建立了各自不同的动员模式：德国、苏联和美国。这里先说德国。在德国，希特勒自1933年初走到权力舞台的中央，开始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是融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于一体的怪胎，简称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政府办企业，而凯恩斯主义的特征则是大量发行政府债务，以维持政府的投资能力。希特勒的具体措施包括：1、大量发行国债，并规定所有经济实体都有义务按规定额度购买。2、将大量的破产边缘的小企业收归国有并合并为几个大型国有集团，统一招募工人并按计划生产。3、组建国有军工集团，大量招募工人，产品由国家统一购买。4、建立起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养老以及成人再教育体系。5、国家投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大科研活动。这一系列的组合拳需要巨量的财政投入，仅靠发行国债无法维持，德国又没法像纯计划经济的苏联那样强行规定并维持住德国马克的汇率，所以不敢放开了印钱，于是希特勒将国内最富裕的犹太群体列为全国公敌，于1936年发布《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犹太家庭的财产被没收，纳入国库。这种种措施迅速补充了德国人的底层购买力，德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到1939年（也是二战爆发的那一年）失业人数下降到仅30万，这几乎算是零失业率了，已经是完全走出了大萧条的影响。

然而纳粹模式的问题在于不可持续。犹太人群体的财富薅一把也就没有了；德国政府强行捏合起来的几个大型企业也面临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不能创造利润；至于军工厂，除了可以偷偷摸摸的卖点军火给内战中的中华民国之外，就指着政府收购了，也创造不出多少利润；更何况还有庞大的福利负担。如此累积起来，德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极重，在数据上，1938年德国财政收入177亿马克，而财政支出超过300亿马克，几乎相当于收入水平的一倍。这种财政窟窿，已经没法指望再没收犹太人财产来填了，只能依靠发行国债，但是德国人也就是刚刚从惨烈的经济危机里走出来，羊毛也薅不了几天，消化国债的能力也就是一般般。希特勒迫于无奈，在巨大的财政压力面前焦头烂额，于是最终决定发起侵略战争。

在战争初期，德国凭借其纳粹体系，拥有远胜其它欧式民主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关键的战争资源全都由德国政府组织起来的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掌控；至于青壮国民，也早已被强大的纳粹宣传机器洗脑，政治权力的触角可以轻易延伸到每个最底层的德国平民身上。相比较而言，其它欧式民主国家深受英国式的大宪章影响，在议会内部没有任何政治派系具备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在经济领域也没有足以掌控战争资源的企业，财团这种东西，在欧式民主国家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空间。不能集中权力和资源，欧洲各民主国家面对德国人的攻势，当然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德国人打出了震惊世界的闪电战。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基本上维持一周灭一小国的节奏。 这种节奏一直维持到1941年6月，德国攻入苏联。德国杂糅了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纳粹总动员模式，与苏联极其纯粹的社会主义动员模式，轰然对撞。

苏联篇

苏联能够挡住德国军队的攻势，依赖的当然是它足够强大的动员能力，而苏联建立这种动员能力的过程，只要我们每个人对未来的经济走势稍有关心，就有必要了解。

1917年苏联建国，但对于如何发展经济，一开始也是摸不清方向，所谓社会主义这个词，也就是个口号，如何具体实施，根本就没人知道。一直到1928年，苏联经济都还算是原始的农业经济，为了养活规模日益庞大的军队并向外输出革命，苏联政府不停的加征农税，农民生活日益艰难。这种模式如果继续下去，苏联经济根本就坚持不下去。1928年，苏联终于开启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变革，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投资设立国有工业企业，有组织有计划的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在农业领域则设立集体农社，农民集中劳作，产出的作物除了农民必须的口粮之外全部上缴国家。 苏联在工业领域实行完全国有化的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仅仅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此前还算是个纯农业国的苏联，工业产能就发展成全欧洲第一，基于炼油的石化工业以及基于炼钢的重型装备工作，都已经发展起来，并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在数据上，1937年苏联的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0.6%，仅次于美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在这种奇迹般的经济总动员背后，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苏联卢布具备强大的购买力。在当时来说，卢布算是唯一一种由国家信用直接担保的货币。苏联政府向欧美国家下的购买生产线的订单，也总是遭遇各国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的争抢，根本不考虑收到手的卢布如何兑换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的这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动的时间，又恰恰是欧美世界的惨烈的大萧条时期，数以万计的欧美失业的工程师移居苏联，帮助苏联迅速完成了原始技术积累。这两个因素叠加，是苏联在工业领域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然而与此同时，苏联在农业领域的集体化建设则迎来了惨痛的失败，剩余劳动成果被无偿剥夺的苏联农民火冒三丈，纷纷选择怠工甚至直接破坏生产，于是从1940年代开始，地广人稀的苏联居然三天两头就爆发饥荒，最惨烈的时候竟然饿死了上百万人，最后被迫大规模进口粮食。看起来经济的规律就是：在工业领域，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到底；然而，在农业领域，政府必须服从人类个体自私与自由的天性，不能肆意干预农民的生产组织活动。1941年6月，德国兵分三路入侵苏联，这意味着杂糅式的纳粹模式，开始与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直接的对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分析这两种动员模式的优劣了。社会主义模式之下，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经济资源，企业都没有利润留存这一说，老百姓从出生到死，教育、工作、居住和医疗等重大开销都由政府负责，也不需要进行储蓄。因此，社会主义模式下的政府可以最大程度的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来应对危机，而且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纳粹模式始终都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之上。虽然它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元素，政府组建起了关键性的国有企业集团，掌控住了国家经济命脉型的核心产业，但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子，日用五金、零售餐饮、居民服务行业等等，依然是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在货币发行方面，希特勒不得不受制于德国传统的金本位制度，以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基本依据，没有黄金又要用钱，就只能抢犹太人的钱，或者发行国债。这种种莫名其妙的制约，让希特勒根本不可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如此两相对比，德国对苏联的败亡，也就是时间问题而已。1941年9月，在德军攻入莫斯科之后，双方就陷入了僵持状态。苏联发布全民总动员令，就此发起了一场全新形态的战争：全民战争。在这种全民战争模式下，苏联没有军与民之分，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德军遭遇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百分百都是敌人；德军身处的每一处土地，无论是旷野还是街巷，都是战场。这种全民战争立刻困住了德军，阻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到1942年1月，在苏联全民参战，全民承受巨大牺牲依然死战不退的情况下，莫斯科会战最终以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莫斯科会战之后，德国就一步步走向了败亡。当时6600万德国总人口，青壮男丁的数量大致上也就是2000万左右，而它前后总共动员起1200万正式军人（不计三百万左右的在其占领区征募的外籍军人，含伤亡退役军人），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动员率达到60%的恐怖程度了。就算是这样，它的动员能力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强得过实行全民皆兵策略的苏联。苏联当时的总人口1.94亿，算起来青壮男丁大致为6000万左右，苏联在二战时期前后总共动员了超过4000万的正式军人（含伤亡退役军人），动员率甚至达到了67%这样无法想象的程度。人口规模比不上，动员效率也比不上，德国当然是败局已定。此后德国陆续输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大会战，德军训练有素的重型装甲部队被苏联以惨重的代价消耗一空，被迫转入守势。

雪上加霜的是，1944年6月，美国实施诺曼底登陆，正式打进了欧洲，与苏联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共同夹击德国。

美国篇

要说美国的动员能力，实在是远远超越了欧式民主国家。二战前美军总人数只有可怜的30万人，完成本土防御任务都有点勉强，但是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先后动员了1600万人加入军队（含伤亡退役军人）。

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只有1.3亿，算起来青壮男丁也就是3900万左右，这意味着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动员率都能达到40%。虽然跟苏联与德国这种奇葩没法比，但是跟传统的欧式民主国家比起来，这已经高得吓人了。并且，美国军队大多还是技术兵种，它几乎是从无到有的组建起了规模庞大的海军部队，在其参战前美国海军总人数（含陆战队）仅14万人，到二战结束时增加到370万人；关于战舰数量，这里只举出航母数量就够了，战前美国海军仅有航母8艘，战争结束时增加到惊人的147艘，这还不算几乎是半卖半送给了英国海军的80多艘航母。而它的敌人日本在巅峰时期也就只有25艘航母，德国甚至只有可怜的1艘。

美国政府能够具备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在其背后有着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在美国1783年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吉祥物般的存在，中央政府连直接的收税权都没有，根本就不掌握任何的经济与政治资源，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保留在各州政府手里。一直到华盛顿总统离职前夕，才算是争取到了极低比例的关税分享权，从各州政府手里整合到了一点点资源。就这样的情况，美国经济遭遇任何风吹草动，那都只能等死。这一切的转机发生在林肯时期，由于1861年南北内战的缘故，美国中央政府借着击败南部闹独立的各州、解放奴隶的威势，趁机获取了个人所得税以及消费税的征收权。自此之后，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掌控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财源。再到1913年，在当时惨烈的银行业危机之下，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方案》，建立了由各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美联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权，结束了此前美国连中央银行都没有的局面，统一了原本分散于各州的货币发行权。

再在一战期间，美国中央政府终于获得了最关键的企业所得税的收取权，加上此前就已获得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取权，以及在大财团控制下的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在议会层面则逐渐实现了各大财团实际控制多数席位的局面，不再是此前一团散沙的状态。美国中央政府自此完成了资源整合，可以迎接紧随而来的大萧条时代以及二战的终极挑战。

1933年初，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接近30%的极限失业率的惨烈局面，罗斯福总统果断开启了罗斯福新政，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美国版。罗斯福通过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政府投资大量的基建活动；向各濒临破产的银行提供财政援助；减税；建立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这种种做法当然也是为了向底层输入购买力，美国各大财团在此危难期间也坚定的站在了总统这一边，没有给罗斯福唱反调，到1940年，美国已经慢慢的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失业率下降到了14%。

注意，这个14%的失业率，确实比不上同期德国的零失业率那样震撼人心，毕竟糅合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纳粹模式，确实比美国这种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要有效率得多。不过美国模式的优点在于可持续。由美联储认购美国国债并发行美元，本质上当然就是由其真正的股东，美国各大财团认购美国国债。而美国各大财团与日韩的财团不一样，美式财团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资产的管理人角色，这相当于将美元信用与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的利益实现了深度绑定。在这种模式之下，只要美国人自己不会集体放弃自己，它的货币就能维持足够的信用，它的政府就具备足够强大的动员能力。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众议院以388：1的投票结果，授权罗斯福总统正式参战，发起反击，并同时授权罗斯福总统可以发布总动员令，有权根据需要调配战争资源并征募军队。美国的总统授权动员模式自此成型，罗斯福总统因此动员起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在太平洋和欧洲两线作战，并同时取得了胜利。

1945年4月，在美国与苏联的夹击之下，元首自杀。这是德国的纳粹模式同时挑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的结果，德国的败亡因此不可逆转。接下来的历史，就是苏联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模式与总统授权动员模式的对抗。我们当然已经知道，这场号称“冷战”的对抗，以美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志得意满，雄视全球独孤求败。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中国即将带着第四种全新的动员模式，强势崛起。

中国篇一

1949年正式建国后，中国尝试了一段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取消农民的土地产权，并模仿苏联建立农民公社制度。阅读过苏联篇的同学已经知道了，社会主义动员模式仅仅只对工业生产有效，对农业生产无效，甚至还有极大的反效果。这个规律在苏联发生了作用，在中国同样发生了作用。于是1950年代末期，建国刚刚十年，就爆发了三年大饥荒。这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当然在于农民整体上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工业发展方面，除了由上海支援中西部的三线建设以及苏联的技术支援带来的一些零星制造业之外，中国的工业产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根本就谈不上实现工业化。1980年中国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从业人数仅7707万，而第一产业（农业）的从业人数高达29122万，工人总数仅仅相当于农民的26.5%。这意味着一直到1980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被迫改弦更张，放弃了社会主义动员模式，开始探索和建立全新的动员模式。第四类动员模式，自此一步步的建立起来。

具体的改革方式表现为：首先在农业领域开启了二次土改，以“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变相承认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产权，以此激发起农民的生产热情。而农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要缴纳15.5%的农业税（俗称公粮）；如果农民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剩余，也必须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价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制定得很低，农民基本上没有利润可言，以此实现对工业的反哺，也就是俗称的工农业剪刀差。对于这样的代价，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公平，然而当时刚刚获得土地产权的农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表现在数据上，中国的粮食产量，1979年-1981年都维持在3.2亿吨的水平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后，粮食产量开始迅速增长，1985年3.8亿吨，1990年4.5亿吨，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极限产能。

各位，这就是在农业领域实施第四类动员的伟大力量。仅仅依靠满足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梦想，就能够维持农民的生产热情，鼓舞他们在极低的技术条件之下，依靠手背肩扛，除草积肥，以微弱的人力对抗大自然，就能够达成极限的产能。在整个80-90年代的原始积累期，中国在经济上确实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础教育推进到每一个农村并基本扫除了文盲；东部地区基本完成了路网、电网和水网建设，并大致构筑起了机场、码头等立体交通网络；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开始恢复，每年输送出数以百万计的职业人才。而这些成绩，统统建立在农民的极限产能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二次土改之上。

然而，在整个1980-1990年代，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磨难。1980年代中国虽然在农业领域变相承认了农民对农田的财产权，但是，在城市，在工商业领域，中国坚决不承认市民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私有企业也是基本不存在。在当时很有限的开放了外资企业来国内投资建厂，但是也只在沿海的个别城市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厂，连统计意义都没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算是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也就是依然在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这里我们必须回忆起前面的内容了：德国由希特勒实施的纳粹动员模式，国家兼并私人的小厂组建起大型的国有企业，是建立在当时德国已经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这一点中国根本没法参照。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倒确实是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恰好遭遇到了欧美经济危机，苏联因此获得了整个欧美世界濒临破产的大型企业的倾力支持。欧美世界的鼎力支持，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够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核心原因之一。现在轮到中国开始以计划经济模式开启工业化建设，外部条件首先就跟苏联当时完全不同。并且当时的欧美国家对红色中国也缺乏信任，可口可乐和丰田稍微意思了一下，在中国开了几个小厂，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大规模的技术援助与外商投资根本就不可能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1980-1990年代的所谓工业化建设，也就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自己原始落后的生产线。全国2800多个区县，每个县都建一个纺织厂、一个造纸厂、一个电子厂、一个化工厂，是为当时的标准四大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企业与企业之间时不时就爆发各种恶性竞争。而为了避免这种恶性竞争，只能是实施严格的价格管制，实施国家统购统销。而为了维持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及确保统购统销，中央财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无奈之下只能是凭空印钱，于是诱发多次恶性通胀，1985年来了一次，88年来了一次，92-95年又来了一次，一次比一次持续的时间长。其中1994年的消费物价涨幅达到24%，乃是改革开放后通胀最狠的一年。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算达不到水深火热的程度，那也是苦不堪言。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缺乏效率与创新能力的弊病暴露得非常彻底，根本就没有从零开始实现工业化的能力。

中国篇二

一直到2000年，中国都没能完成工业化，依然是纯粹的农业国。体现在数据线上，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口只有1.62亿，占当年度全国7.21亿总就业人口的比值只有22%。而第一产业（农业）的总就业人口依然高达3.60亿，占比高达50%。

就这样的惨淡情况，当然不可能继续在工商业领域维持社会主义动员模式。到1990年代末期，财政上不堪重负的中国政府终于改弦更张，决定在工商业领域也启动第四类动员：将地方上的小型国有企业或直接关停，或卖给私人；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开展工商业活动。标志性的事件，是1997年在刑法上取消投机倒把罪，正式允许私人通过低买高卖挣钱。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原本需要国家承担生老病死的全面社会福利的国企工人纷纷下岗，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数据上，1997年刚刚启动下岗潮的时候，国有单位总就业人数为10766万，到2002年下岗潮结束的时候下降到7163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2817万下降到1122万。两者合计，下岗工人总数达到5298万的规模。

各位，你们必须意识到，5300万的下岗工人，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据了。中国政府甩下了这5千多万工人的福利负担，并且不需要再承担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统购统销的财政压力，全身都为之一轻。从此之后，中国政府再也没有背负过类似的福利负担。此后我大中国进一步缩减自身的社会福利负担，具体措施包括：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制度，启动住宅市场化改革；1999年启动教育产业化改革；2004年启动医疗产业化改革。到这个时候，中国式的第四类动员已经完全成型：低福利和严管控之下的财富总动员模式。

这种全新的动员模式与此前的三类动员模式完全不同。无论是德国的纳粹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全都要向国民提供系统的社会福利，覆盖养老、教育、居住、医疗等各方面，以此换取民众的参与热情。唯有中国，在不提供任何福利的情况下，唤起了老百姓的财富欲望。 广大的农民群体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可言，没什么养老和医疗福利，到临死前一天都需要劳动，并且长期承受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有点剩余产品想卖也受到严格管控，只能卖给国家。而他们换来的只是一个权利边界极其模糊的“承包经营权”，算不算一种租赁权在法律上都有争议。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依然能够含辛茹苦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辛勤耕作，保持着农业领域的极限产能。中国在1980-2000年瞎折腾了20年，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模式走到了绝路，也依然能够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城市里的老百姓也总能有口饭吃，这就是在农业领域实施第四类动员带来的奇迹。

而在工商业领域，除了少数行业外，在2000年之后大都已经放开，允许老百姓开企业挣钱。同时，中国对老百姓的工商业经营活动予以严厉的管制，行政管控触角深入到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工商局、劳动局、街道办、环保局、派出所、税务局、城管、妇联、财局、消防局、质监局……数得出名字的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权光明正大的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就算是这样，一穷二白的国人依然爆发了巨大的生产热情。民营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1997年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只有可怜的750万，此后工商业领域的第四类动员开始，到2005年民企就业人数就达到了3458万，2010年6070万，2017年已经达到了13327万，较当年度国有单位6064万的就业人数高出了一倍有余。

更重要的事情在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向全世界公开宣称中国将会遵守世界贸易规范，由此获得了欧美世界的信任，全球的基础制造业也因此逐渐转移到了中国。这些因素的叠加，中国逐渐发展成世界工厂，在服装鞋袜、基础化工以及日用电器领域，中国的生产能力独霸全球，拥有压倒性的出口能力。2002年到2012年，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经济增速长期维持在两位数以上。也就是这十年，让中国人真正摆脱了此前忍饥挨饿的生活，开始富足起来。总结起来，在实施第四类动员之后，中国政府拥有令全世界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权力大得没有边际可言；同时它又没有社会福利负担，手头上掌控的庞大的财政资源可以自由支配，大搞基建也可以，给公务人员加工资也可以。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这种低福利+严管控的财富总动员模式，核心在于激发老百姓内心深处的财富欲望。唯有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国人才能长期忍受极低的福利水平以及严苛的行政管控。挣钱多少成为国人衡量人生成败的唯一标准，全社会逐渐形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崇拜氛围。

这种财富总动员模式，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它将人性中对财富的渴望放大到了极致，并造成人性的扭曲。这种扭曲的心态，将会在2016年之后，将中国带入真正的债务深渊。而在坠入深渊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将严管控这一面做到极致，将第四类动员，扭曲成了面目全非的模样。

总结篇 中国部分

现在中美对抗已经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线。无论其它国家如何选择站队，都必须正视两国之间的越来越激烈的对抗。包括今天开始的G7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都是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决定中美两国对抗的最终结果的最关键的因素，当然就是两国动员能力的强弱。

中美对抗一直到现在这一刻，都是一场经济战，两国如何调集财政和金融资源；如何维护各自的货币信用；如何鼓舞各自的民众，推动各自的产业发展并从对方手中抢夺产业资源；如何拓宽自己的商路并限制对方的商路。如此种种，都需要动员，并且是一场广泛与深刻的动员。尤其重要的是，这场对抗发生在全球大萧条即将到来的前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抱有任何侥幸情绪。中美这两个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已经因为此前的种种客观原因，比如中国坚决不履行加入世贸的44条承诺中最关键的22条，让美国火冒三丈，而最终走到了对抗的路上。基于此，我们就必须正视现实，客观的分析中美两国的动员能力的强弱。

中国的动员模式，也就是低福利+严管控的财富动员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致命的弊端，它必须做出两个保证：第一，保证向老百姓提供致富的渠道；第二，保证老百姓的财富不缩水，资产不贬值。2012年之后制造业不再是挣钱的好路数，怎么办？于是2013年因为银行表外资产失控而导致钱荒，2015年因为国家强行推涨股市而导致股灾。这两件灾难性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必须向老百姓提供致富渠道。这两条路都走不通，怎么办？ 于是2016年，房地产领域的“涨价去库存”政策横空出世，财政、金融、行政三管齐下，以举国之力，强行扭转当时已经下行的房地产市场。老百姓的财富欲望由此剧烈放大，全民贷款炒房。也就是从2016年开始，城镇居民收支结余（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也就是城镇居民为了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支出）的九成以上，都会拿去买房，付首付和按揭款。城镇居民因此逐渐丧失了消费能力，也就是从2017年开始，汽车和手机的销售数据都开始大幅下滑。这场房地产的泡沫盛宴一直维持到2022年，轰然破灭。中国百强房地产商，有40余家债务实质性违约。2023年中国走出三年清零政策，老百姓寄望于还能有一波房价上涨。然而现实非常残酷，4月份的商品房销售规模较3月份直接腰斩。

这事实上就意味着一件事：中国政府从此不再具备财富总动员的能力了，它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两个保证了。而吊诡的事情就在于，无论中国政府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动员模式之外，选择了另外一条截然相反的路：抑制模式。

抑制模式的开端是2016年初，以整顿媒体为标志。2018年3月设立中央网信办，并全面整顿各类信息平台，从此中国国内精彩纷呈的网络世界逐渐沉寂。2020-2022年三年清零，权力大幅下沉到基层组织，社区干部们经过了多轮演练，并最终实现了社区化、模块化的抑制能力。到现在这一刻，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实现对任意社区的标准化封锁。

各位，社会抑制与社会动员，是截然相反的能力。动员需要鼓动老百姓积极主动的解决问题，克服技术上管理上的种种困难，从而创造财富。而抑制不需要。抑制只需要把老百姓死死的摁住，不出现乱子。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消灭掉。这就足够了。既然已经具备了这种强大的社会抑制能力，那么相关各方有事没事就会刷刷存在感，所以脱口秀这种一看就不安分的演出形式，立刻就撞到了枪口上，这几天笑果文化被整得死去活来。这就是背景。就现在这种强大且精准的社会抑制能力，此前在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至于欧美世界，对此更是闻所未闻，连想都想象不到。对中国政府来说，反正动员已经彻底无望，那就彻底放弃掉。在接下来的中美对抗之中，中国政府可以依靠的，也就是这一手抑制能力。在抑制之下，中国由此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比如说，中国不可能再实现科技上的任何重大突破，因此无法再对美国的现有科技体系形成任何威胁。并且，在抑制之下，中国现有的产业和资金都会加速外逃，由此让失业情况更加恶化，加快大萧条的到来。

但是至少，中国仅仅依靠这一手抑制能力，就可以在表面上实现稳定，让社会矛盾不至于集中性的大规模爆发。接下来中国一定会进一步钳制言论和肃清网络。小规模的社会冲突此后会此起彼伏，没关系，封杀消息，拖着就是了。只要可以拖，只要中国人民愤怒的力量不超过抑制的力度，一直拖到大萧条在全球爆发，拖到欧美的内部矛盾爆发，说不定就有了反击和绝处逢生的机会。不管中国政府此前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其实认为这是无意中达成的效果），至少到现在这一刻，社会抑制，已经是中国打出来的明牌了。而欧美方面呢？做好准备了吗？注意，欧式的泛民主动员模式，没有任何应对大萧条和战争的动员能力，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过的事实。整个欧美世界，如果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愤怒大爆发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美国。

总结篇 美国部分

美国的“总统授权动员模式”，前提在于“授权”，也就是美国两院必须对总统给予动员的授权。上一次的授权，在冷战结束之后已经结束了，此后美国总统的权限越来越小。作为联邦制国家，实际的治理权归属各州，联邦总统如无授权，在国内事务上的权限其实非常小。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也不再需要一名强势总统。从此之后，美国无法推动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这种东西需要全国动员的项目，根本就搞不起来。重启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这件事，奥巴马就开始喊，特朗普实际推动了一下，但是一直到拜登任上，成效实在有限。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奥巴马上任之前的2008年，美国私人部门的制造业投资4038亿，到2021年也就是6023亿。这种投资增幅勉强也就是个通胀水平，让美国现有的工业水平不至于倒退得太厉害，仅此而已。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08年3月份美国制造业出货量（除军工外）4603亿，到2023年3月，也就是5581亿美元，考虑到通胀的存在，这种生产数据事实上意味着美国再工业化努力的失败。

美国3亿多的人口，也没有少到仅仅依靠金融服务和房地产业就足以让全国人口吃香喝辣的程度。不能实现再工业化，美国的底层人口的收入情况始终都无法改善。奥巴马上任前的2008年，美国家庭年收入5等分的结果，从低到高分别为：1.2万美元，3.0万美元，5.1万美元，8.2万美元和最高档的18.2万美元。十一年之后的2019年，分别为1.5万美元，4.1万美元，6.9万美元，11.1万美元和最高档的25.4万美元。注意，这是家庭年收入。这一数据意味着，第4和第5档的高端家庭收入快速增长，而第1-3档的广泛的底层人群，在这十年里面，在收入方面几乎没有增长性。富者愈富，而高达六成人口的底层人口收入长期没有增长性，并且看不到任何改善希望，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潮的动荡。

2020年弗洛伊德案爆发，这就是美国陷入高度撕裂状态的标志。自此之后，撕裂，就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核心特征。不仅是美国普通民众左右撕裂，美式财团同样也是高度撕裂，支持共和党的工业大财团与支持民主党的华尔街大财团之间剑拔弩张，相互之间恨不得就开打金融战。撕裂成这样的状态，美国国会连国债上限方案都极难谈拢，更不要说授权总统进行总动员了，连门都没有。

事实上，无论美国的左和右，有任何一方能够结束美国的撕裂状态，获得议会的授权，都可以发起有效动员。然而要结束撕裂，就必须切实改变美国的产业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给予社会最广泛的底层人群以收入增长的机会，这种事情本身就需要进行深刻的动员，本身就需要授权。这就是一个悖论。特朗普在任上，任何重大措施不可能得到民主党人的支持。同样的，拜登在任上，共和党人也绝不会同意他的任何改革。

撕裂的状态不能弥合，连最基础的动员授权都无法获取，又怎么能够对中国发起主动的经济战？不能主动进攻，难道就指望中国人民的愤怒冲破抑制，引发中国国内的大动荡？美国只能如此被动等待的吗？？

即便对中国那边可以就这么等着，美国又怎么应对扑面而来的大萧条呢？怎么采取灵活机动的金融和财政措施呢？中国人在大萧条中可以被抑制住，美国人可是不会消停的。到时候美国联邦政府连最基础的权力都没有，任何人财物资源都没有，可以怎么应对萧条？

当然了，在美国历史上，每一次遇到真正的危机的时候，总是能够众志成城，两党总是可以放下成见达成共识。希望这一次，美国同样也能做到吧。

补记

中美双方的政府动员能力都在剧烈下降，并因此都出现了无法实现战略目标的情况。

中国政府动员能力的下降，其根源在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动员依赖的就是“财富激励”模式，以经济持续发展之下的富裕生活，作为动员老百姓努力工作并服从命令的诱惑。

在经济下行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难以动员企业扩大投资，所以工业投资增速长年维持负值。也无法说服年轻人恋爱生子，所以人口开始负增长。

更麻烦的是，中国已经无法开征新税种。在财富不可能增长之后，老百姓的怨气本来就无从发泄，还要再从老百姓的饭盆里抢吃的，这压根就是胡来。所以房产税一直喊，一直不敢落地。原因就是动员能力剧烈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既然无法动员，那就增加社会抑制力，同样也能较长时间的维护社会稳定，好过当场崩溃。社会动员与社会抑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动员是激励老百姓积极工作努力搞事情，而抑制则是禁止老百姓搞事情，这也不许那也不许。清零三年，就是社会抑制力的全面壮大期。社会抑制力越强，社会动员能力就越弱，所以中国版的芯片计划和大飞机计划近期陆续都陷入失败。

没有了社会动员能力，依靠社会抑制力治国，中国社会就越来越是一潭死水，如果欧美科技与经济在此期间突飞猛进，那中国必输无疑。

然而欧美在极左的道路上也是越走越远。人工智能的第一准则不是客观公正以数据为先，而是政治正确，凡是违背政治正确的数据都不能提及。极度环保、有色人种保护和各种性倾向保护，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价。并且这些玩意统统在政治上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反而被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免疫医学在近三年就是笑话。至于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已经很久都没听说过了。欧美在政治上左成这样，对言论的钳制也不比中国好多少，几个人随便发几封邮件，就可以随意决定封杀谁的社交账号。在这种背景下，欧美的社会内部也是高度撕裂，左右一见面就互喷。这还谈什么发展壮大？还谈什么动员？根本就动员不起来好吧。

世事就是如此。中国这边的抑制程度固然是越来越高，让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难以承受。而欧美的社会大分裂，同样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浪潮，绝不是再投两次票就可以解决的小争议。左和右的人数都差不多，哪一方都没有明显优势，这种思想的全民大撕裂，解决起来并不比中国政府执着于社会抑制要容易。

所以，莫名奇妙的，整个世界就形成了僵持局面。大撕裂中的欧美，因为同样缺乏动员能力，居然奈何不了一滩死水的中国。甚至在中国内部，因为强大的社会抑制，表面上看起来比左右两派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的欧美，要安宁和稳定得多，所以现在中国的粉红一派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很多欧美华裔也自发成长为粉红。

这么说吧，如果欧美继续这么左下去，那中国凭借社会抑制力，击败欧美的全民大撕裂，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这事在2018年的可能性还是零，现在至少已经不是零了。

为什么要对现在的中美欧日都使用“社会动员能力”的指标进行观察和评价？因为全球性大萧条已经近在眼前。2018年的时候这场大萧条看起来还只是中国的事，结果此后欧美的极左势力胡搞八搞，搞出不可收拾的通胀潮，美联储资产一年内就从3.8万亿干到8.6万亿，所有物价全面暴涨，同时拜登还打着环保的旗号严厉打压国内的能源开采行业，对通胀而言是雪上加霜，物价之母燃油的价格翻了两三倍。搞出这些不可收拾的事情之后，就是痛苦的加息缩表。美联储的政策箱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丰富的可选政策工具，在历史上人类也根本就没战胜过任何一次已经成型的通胀潮，无非就是疯狂加息，加到大萧条的程度罢了。1980年代美联储加息加到10%以上也没控制住通胀，最后只不过是依靠信息技术革命，消化了疯狂的游资，才解决了问题。 现在日本还算安稳，就现在美欧极左派搞出来的破事，把自己送进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的通胀深渊，也就逃不过大萧条的命运。在大萧条之下，社会动员能力是整个国家应对危局必须具备的能力，毫无办法，根本逃不过去。

美欧本来不需要经历这场考验，自己作死，把自己送上了考场。那么，现在就看大撕裂之下的美欧，能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吧。

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彻底放弃动员能力，专心加强完全相反的社会抑制力。反正斗不过大萧条，那就把国民狠狠的摁住，不让他们动弹搞事情。接下来就等着跟美欧比命长，这就是中国的策略。

而美欧呢？本来连考场都不用上，现在上了考场也觉得自己稳操胜券。好吧，现在还有99.99%胜率吧，总归已经不是百分百。不管你什么级别的BOSS，露出了血条就可以打了。美欧再这么继续左下去的话，胜率继续往下降，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