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EALED: MASSIVE CHINESE POLICE DATABASE
Millions of Leaked Police Files Detail Suffocating Surveillance of China’s Uyghur Minority
The Intercept （拦截社）
2017年6月26日，在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的伊德卡清真寺，一名警察在穆斯林到达开斋节晨祷时站岗。Photo: 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原文：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1/29/china-uyghur-muslim-surveillance-police/
命令是从新疆地区最大城市乌鲁木齐的一个警务自动化系统发出的。系统下发了一份报告——地方当局称之为"情报信息判断"——报告称，一名据称是极端分子的女性家属收到了一个免费前往云南的机会（译者注：也可能是指被邀请去云南参加自由行，此处lost in translation）。
这名女子是在微信上的一个叫做“旅行者”的群里得到邀请的。群内的民族和家庭关系引起了当局的高度关注；群成员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他们说的语言除了中国最主要的语言——普通话之外，还有其他语言。命令指出：“该群内有200多个讲少数民族语言的用户”、“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再教育营）囚禁者的亲属。近期大量情报报告显示，这些[极端分子]家属有聚集的倾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收到信息后请立即展开调查，查明组织“免费旅游（自由行）”的人的背景、动机以及活动的内部细节。”
位于历史悠久的市中心附近的乌鲁木齐市西河坝分局警方接到了这个命令，并在2018年一份报告中总结了他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因为这个命令而被抓捕的是一名维吾尔族人，他之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从未听说过那个微信群，甚至从未在中国境内（译者注：指内陆省份）旅游过。警方在报告中写道，他 "行为良好，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不过，他的手机还是被没收了，送到了警方的 "网络安全组"，同时社区被要求对他进行 "控制和监督"，也就是说，政府会指派一名信得过的干部成员定期到他家去看望。有关他的记录被录入警方的警务自动化系统。
报告显示，警方对该男子进行了调查，并指派党员干部对其进行 "控制和监督"，纯粹是因为他最年长的姐姐5个月前参与的宗教活动。根据警方的记录，她和丈夫邀请了乌鲁木齐的另一对维吾尔族夫妇加入了QQ上的一个宗教讨论群。那对夫妇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半登录该群；其中丈夫停止了吸烟和喝酒，妻子则开始穿更长的衣服。报告称他们在笔记本电脑上收听 "宗教极端主义信息"。在这两对夫妇之间，警方找到了168个被认定为非法的宗教音频文件，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文件与一个称为“Tablighi Jamaat”的伊斯兰运动有关，该运动主张按照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的做法来实践伊斯兰教。（译者注：即原教旨主义）
姐姐和姐夫下落不明——报告里只是简单提到他们被转移到另一个警察局。另一对夫妇则被送进再教育营。
关于这项调查的细节，是本社在获取到的一个庞大的警务数据库中发现的，该数据库是由私人防务公司Landasoft开发的一种报告工具软件生成的，该软件被中国政府用于为警方监控新疆公民提供便利。
该数据库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含了能够证实并提供关于该地区迫害及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的更多细节的警务报告。它进一步地向我们揭示了一场镇压运动，包括在私人家中安装摄像头，建立大规模拘留营，儿童被强行与家人分离并被安置在有电栅栏的学前班，对维吾尔墓地有组织的破坏，以及有组织地通过强迫堕胎、绝育和节育来压低维吾尔族人的出生率。
The Intercept获得的数据库包含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和最大的城市于鲁木齐的警方报告。Map: Soohee Cho/The Intercept
该数据库向我们展示了警方情报档案和社区辅警会议的内幕，以及乌鲁木齐无处不在的检查站（译者注：乌鲁木齐街上到处都是检查站，路人要搜包查身份证）的运作情况。它还详细介绍了对边缘群体的电话、网络和财务监控，展示了所谓打击极端主义的精细化监控往往只是在观察宗教活动。此外，该数据库还阐明了中国当局如何分析和完善他们收集的信息，包括如何剔除由警方和公民提交的、用于夸大统计数据的"填鸭式"情报线索，并使用自动警务软件帮助进行调查，比如上面提到的对微信旅游群的调查。
在该数据库披露的信息中，提到了一种插入手机并下载其内容的工具——"反恐利剑"，它被使用得太过频繁，以至于中国当局有些担心它会破坏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
数据库显示，当局在跟踪观察他们的各项政策对降低清真寺出席率的效果。它还提供证据证明，当局坚称只是一项健康政策的 "全民体检" 生物识别采集计划，实际上是治安维稳系统的一部分。它还量化并提供了在新疆进行的大规模数字监控的细节，包含数百万条短信、电话拨号记录和联系人名单，同时还有银行记录、手机型号和运营商数据，顺便还提到了对微信以及网络购物和银行流水的监控。
该数据库还揭示了新疆的治安执法和拘留的严重程度。它详细说明了那些曾经出国并申请政治庇护的原中国公民是如何被标注为恐怖分子的。特别是在有些案例中，被送去再教育营关押的人似乎被判处了固定长度的有期徒刑——这让中国政府之前一直坚持的“关押期限取决于思想改造/接受职业培训的进度”的说法遭到重大打击。
2018年11月6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主要集市的一座清真寺外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Photo: 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合在一起，这些材料形成了一个宽阔的视野，向我们展示了在新疆部署的大规模监控系统是如何相互配合并压迫少数民族居民的，以及它们对该地区每天日常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巨大影响。
"总的来讲，这些材料坐实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警察国家——一个动不动就怀疑那些没有真正做错任何事情的人的国家，"专注于新疆和西藏问题研究的人类学家阿德里安-赞兹(Adrian Zenz)说。
人权观察组织(HRW)中国高级研究员玛雅-王(Maya Wang)说，因为微信旅行群而发起的调查，为这种高强度的治安维稳提供了一个生动具体的案例。"你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糊涂思维，居民平白无事就被投进监狱，同时流程又是如此武断。"
这次披露着重体现了近年来的技术进步，如智能手机、廉价的数码摄像头和大容量云存储，在人权问题被忽视的时候，是如何被结合起来用于监控和镇压大批民众的。新疆作为这方面最先进的试验场为整个世界敲响了警钟。
王研究员表示，"新疆的大规模监控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警示，新疆真正说明了隐私是一个门槛权利，换言之如果你没有隐私，那你作为一个人的所有自由就都没有了。你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你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的权利，你甚至没有思考自己想法的权利，因为你的想法被连续不断的刺探分析出来，被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的平台和系统彻夜不断的监控，时刻不断地考验你对政府的忠诚度。"
Landasoft和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应本社的置评请求。
乌鲁木齐警方数据库揭秘：
-
中国当局是如何从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那里收集数百万条短信、电话联系、通话记录以及电子商务和银行记录的。
-
侵入性的监控技术关注热衷宗教崇拜的行为，这些行为通常被等同于极端主义。
-
有证据表明，根据"全民体检"健康计划收集到的生物识别数据被输入到警方的监控系统中。
-
警方利用社区线人收集了大量关于乌鲁木齐维吾尔人的信息。
-
作为防止外国思想"回流"的举措的一部分，向国外申请庇护可能导致被列为恐怖分子。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中央数据库
根据本社掌握的情况，该数据库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维护和使用。该数据库还包含来自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的一些部门的文件。
Landasoft将该数据库背后的软件命名为"iTap（爱监听）"，这是它公开销售的一个大数据系统。
该数据库有52GB，包含2.5亿行数据。它向多个应用程序收集并提供数据，这些应用总共有十几个，包括：
-
净网卫士：用于监控手机上的文件，跟据报道中国警方曾强迫维吾尔族人安装。
-
百姓安全：市民和警察都在用，允许市民向当局互相检举揭发。
-
取证数据管理：它能从微信和Outlook等手机应用中收集所谓的"证据"。
-
智谱：以图文并茂的界面展示人们的社交关系以及当局对他们的关注程度（数据库中仅有非常稀少的关于智谱的信息）。
该数据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社区稳定会议”的大量会议记录，在这种所谓的社区稳定会议上，居民出任的社区治安员（本质上是帮助警方维稳的）会讨论过去一周在其所在地区发生的事情。该数据库还包括了各种相关文件，概括了警务和情报方面的重点事项，以及收集的情报摘要、检查的当地设施、访问的被拘留者家属以及社区内有关人员的最新情况。还有每周的情报及拘留报告，其中包括针对情报线索和可疑人员的调查信息。
该数据库还提到了许多其他工具的信息，这些工具被用于分析数据库中包含的监控数据。比如说，数据库中的一些文件提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名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英文缩写IJOP)的系统。IJOP一直是人权组织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主题，它广泛收集新疆居民的监控数据，对它们进行集中存储，并利用它们自动做出警务决策，这在数据库中被称为"推送"，也就是推送通知的意思。按照警务报告的说法，针对“自由行”微信群的调查命令，就是由IJOP下发的。
其他文件提供了关于使用"三类人"标签的信息，他们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或极端分子，有三种不同程度的严重性。
数据库本身反复使用一个标记"iXvWZREN"来查询维吾尔族人，将他们与恐怖分子和有前科的罪犯归为一类。没有汉族的标记，汉族是中国的多数民族。
2018年6月28日，在新疆喀什的一个检查点，电脑显示器上显示着许多人脸。Photo: Yomiuri Shimbun via AP
乌鲁木齐的监控：从检查站到聊天监控
（本段已由thphd润色）
众所周知，新疆的监视范围很广，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监视的地区之一。数据库揭示了这台间谍机器的使用方式，包括监控在当地的实际部署状况（毫不留情），以及它所服务的具体目的（往往是为了遏制任何未经批准的外部影响，不管是伊斯兰教信仰还是外国的各种思想）。人们同时被近距离和远距离监视，有些信息直接从他们的数字设备中提取，其他数据则从窃听器和传感器中收集，还有更多的信息来自社区的亲属和线人。警方的文件以鲜明和咄咄逼人的措辞阐述了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伊斯兰教信仰的运动，对各种来自外部也就是所谓有害影响的偏执被反复地体现。
数据库中那些最具侵犯性的数据来自于"反恐利剑"手机检查工具。在遍布城市的检查站，警察让人们将手机插入这些来自不同生产厂家的设备。它们会收集手机中的个人数据，包括联系人和短信，还会对照违禁物品清单检查图片、视频、音频文件和文件。它们可以显示微信和短信文本信息。提取到的数据随后会被整合到IJOP中。
2018年一份来自于乌鲁木齐市中心东北某街区的报告提到，当局在3月份的一周内就对1860人进行了反恐利剑搜查。在同一份报告中，详细描述了4月份的一个星期，该地区有2057人被检查手机。根据政府的统计，该地区约有3万人居住在七道湾街区。
这种被警察频繁拦截的现象在乌鲁木齐的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相关文件提到了警察在一个晚上检查人们的手机三四次以上的情况，以及这种做法给群众增添烦恼，不利于警察拉近跟群众的距离。
例如，2017年8月的一份警方报告称，"由于部分检查站搜查手机过于频繁，导致有的群众被检查3次以上，群众对这项工作有怨言"。2017年10月的一份 "社会舆情报告 "则称，"有群众反映现在检查站的检查力度过大。往往一个晚上会被检查3次。他们当时有急事，被检查浪费了很多时间。"。
（译者注：documents discuss…不应翻译为文件讨论，而应翻译为文件提到。）
文件中提到人们为了避免这种手机检查带来的麻烦而改用旧手机。
丹麦一位专注于新疆和维吾尔族的人类学家Rune Steenberg在2016年年底作为研究人员在喀什呆了一段时间，他说，他在2014年改用简单的手机而不是智能手机，以及许多维吾尔族人也是这么做的。"这不止是他们在你手机上找到东西，"他说，"他们可以把东西放进你的手机，来向你栽赃。而且事后你也没办法证明那不是你放进手机的。所以，我跟你说，出门带一部智能手机是非常危险的。"
（译者注：incriminating you 应译为向你栽赃，不应译为给你定罪）
而且，Steenberg说，警察经常会吓唬人们放弃他们的智能手机。他们谎称手机有宗教内容，问这手机是不是他们的，知道他们不敢承认。"他们会说，'不，那不是我的手机，不，我没有把手机带到这里来，'"Steenberg说。按照他的说法，警察会将手机扣下，事后卖掉赚钱。
2017年11月5日，在新疆喀什，居民经过安装在街道上的安全检查站和监控摄像头。Photo: Ng Han Guan/AP
该数据库还有助于量化乌鲁木齐周边手机监控的部署范围。例如，在一年零11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当局收集了近1100万条短信。在一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收集到了1180万条关于电话通话时间和通话当事人的记录。在一年零11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收集了700万条联系人和约25.5万条电话硬件记录，包括能够在蜂窝网络中识别手机的IMSI号码；手机型号和制造商；手机网卡的MAC地址；以及另一个手机网络标识符，即IMEI号码。
数据库中记录的电话信息包括通话双方身份、收件人的姓名以及每次通话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数据库中的字段表明，在线约会信息、网络购物订单和电子邮件联系人也可能从手机中提取。
"因为手机的原因，你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安全。"住在新疆喀什的语言学家、诗人阿不都韦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说。"你必须24小时打开手机，如果警察给你打电话，你必须随时接听电话。" 他说，由于聊天软件也被监控，维吾尔族人即使在家里也永远无法拥有隐私。
该数据库包含电话监控记录，有助于量化警方对新疆通讯的监控。Chart: Soohee Cho/The Intercept
除了监视手机，政府还大力强迫人们去参加一个所谓卫生政策的生物信息采集活动。根据这个"全民体检"活动，居民必须扫描脸部，分析声纹，以及提供DNA。描述该计划的文件显示，这是治安维稳系统的一部分。
人类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Darren Byler说，虽然"全民体检"计划早已为人所知，并被怀疑是一种形式的监控，但当局一直否认，并称这只是一项公共卫生政策。"文件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就是治安维稳系统的一部分，"Byler说。"非常清楚，这就是他们意图控制（维族）人口的举措的一部分。"
数据库中的报告显示，"全民体检"工作往往通过警方的"便民站"进行，这导致了一些市民对卫生条件的投诉。（便民站据称能拉近群众和警方的距离，设有公共Wi-Fi和手机充电等设施，但同时也是监控的聚集地）。报告还提到了那些拒绝提交生物识别和身份信息的公民是如何被通报给警方、如何面临罚款、以及有时还会被迫就行为作正式道歉（译者注：写保证书）。关于该计划的部分文件集中在“移民”也就是"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身上。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对在校学生进行体检的结果被用于维持治安：
(七道湾社区)(2018年3月9日)
(2)隶属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厚博学院，新学期即将开学。不清楚归国学生名单。
方法：本学期开学后，我们将立即利用IJOP平台对返校学生进行"体检"工作。如发现可疑标签，我们将立即向国保组汇报。
数据库中的文件还显示，在IJOP系统的指导下，随着面部识别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对人员在公共场所的流动的监控力度不断增加。警方针对"反恐利剑"使用情况的报告也详细介绍了人脸识别的使用情况，显示七道湾辖区40个便民警务站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检查了900多人。
(2018年4月17日)
四）便民警务站运行情况纪要
七道湾辖区共有40个便民警务站。.本周我们用反恐利剑搜查了2057人，对935人进行了人脸识别。没有发现嫌疑人。我们利用情报报告系统发送了237份情报报告。
很明显，Byler在审查了这些数字后表示，"人脸识别已经成为监控系统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
针对个人数据监控，最令人感兴趣的那些证据来自数据库中用来生成报告的软件程序代码，这些程序代码中引用的很多资料并不在本社取得的数据库中，所以我们无法确认这些被引用的资料中，究竟有多少是当局真正收集了的，也无法确认这些资料的使用方式。
即便这样，这些所谓的“策略”或者叫“证据收集报告”，还是对这个数据库（无论是这个数据库本身还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数据集的一部分）可能收集或包含哪些信息，提供了一些线索。报告生成代码中含有对Facebook、QQ、陌陌、微博、淘宝的阿里旺旺等在线服务的数据以及实际的电话录音、照片、GPS位置的引用，和一份"高危敏感词"清单。
数据库中的文件也证实了警方对居民微信使用情况的掌控。关于微信监控的讨论出现在社区辅警会议记录和警方调查记录中。
一份来自国家网络安全局的文件揭示了警察利用微信的能力。文件记载了一次警方搜捕演习，在这次演习中，一名警察被标记为嫌疑人，他在开车在城里兜风，其他警察则利用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位置数据追踪他的车辆。根据记载，当局读取了这名假扮嫌疑人的微信记录，其中一条"微信分析"提到："嫌疑人说他在巡逻区域(patrol area)内吃午饭。"
监控在乌鲁木齐
*警方使用一种被称为"反恐利剑"的工具下载乌鲁木齐市民的手机内容，有时一天要下载三四次。
-
到中国境外旅行的维吾尔人及其亲友都受到监控，以扼杀他们对更大自由或自治的渴望。
-
当局会监视谁参加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以此作为对中国忠诚度的试金石。
-
与新疆以外地区的联系，或与这些地区有联系的人的联系，都受到广泛的监控，并成为被怀疑的理由。
-
信奉伊斯兰教被当做一个危险的信号并会引来进一步的调查。
这些监控手段的很大一部分目的，是遏制任何可能导致【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对政治上的更大自由或自治的渴望】的影响。
比如说，这些材料印证了有关维吾尔人在境外被监控的报道，而且被监控的不仅仅是出国旅游然后回国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友。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警方调查了一名年轻女子，原因是她的高中同学去了斯坦福大学读书，而她俩有时通过微信交流。"根据调查，我们没有发现她在我们地区居住和工作时有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2018年来自苇湖梁社区的报告这样写道。"她在小区内居住期间，积极参加社区工作，积极参加社区的其他活动，积极参加社区的升旗仪式。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她的嫌疑已经排除。" Byler称这一事件"是境内人员被（当局）用于监控境外人员，以及这种（跨国）关系是如何产生“微线索”并导致当事人被怀疑，的一次有力的印证。"
另一个关于“外部势力”如何导致当事人被怀疑的例子，同样是水磨沟安平社区的一份文件提到，凡是到外地探亲的职工，其电话和电脑都要检查是否有未经授权的内容。
清理暴力恐怖音视频一直是维稳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社区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由于春节假期即将结束，回来上班的人将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社区决定对即将回来的上班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电脑、手机检查。我们对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手机和电脑的存储信息进行检查。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辖区居民中有暴力恐怖的音视频。后期我们将继续开展此项工作，并将结果记录在案。
中国当局害怕外界对新疆公民的影响，这与一项名为"防回流"的政策有关。意思是防止极端主义或其他恐怖主义思想从国外"回流"。
这一举措的一个可能的例子是2018年对上年2月份来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担任翻译的中国学者冯斯瑜的监禁。冯是汉族人，原籍杭州，离新疆很远。但根据数据库中2017年10月的一份警方情报说明，她曾在国外留学--包括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伦敦SOAS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并在乌鲁木齐受到警方关注。报告记载，冯某的一加智能手机上有"国外加密软件(foreign obscure software)"。该记录还称，该软件是智能手机自带，冯某并未使用。
据信，Feng在2018年2月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她被监禁的情况在新疆受害者数据库shahit.biz上有记录（译者注：见这里，这是一个记录当地监禁案例的网站。
人类学家Steenberg说，他认为冯之所以受到审查，是因为她往返于美国和乌鲁木齐之间，维吾尔语说得很好，也因为她在民间研究中心与其创始人Rahile Dawut共同从事的工作。Dawut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收集了新疆南部的民族学资料，包括民间故事和口头文学，以及Sufi伊斯兰教（Sufi Islamic）习俗的资料。Dawut于2017年12月失踪，据信他正被当局关押。
"防回流"的动机还体现在将离开中国的人认定为安全威胁。一份来自历史悠久的、位于乌鲁木齐中心的维吾尔族聚居地赛马场（Saimachang）的报告显示，那些已经出国并申请政治庇护的前居民在报告中被称为恐怖分子，印证了之前关于维吾尔人在中国境外被监控的报道。
"这是非常明确的证据，这种对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指控，根本不符合国际上对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定义，"Byler说。"根据大多数国家的定义，申请政治庇护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标志，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被说成是。" 这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当局拥有的关于海外维吾尔人的信息的规模。
2021年1月21日，维吾尔族语言学家、活动家阿不都韦力-阿尤普在挪威卑尔根的家中。Photo: Melanie Burford for The Intercept
阿尤普对这种监控有丰富经验。在喀什期间，阿尤普开办了一所维吾尔语幼儿园，并推广维吾尔语教育。他在被拘留15个月后逃离中国，他说在这期间他受到了审讯和酷刑。阿尤普说，离开后，他一度加入了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微信群。"当我去中国大使馆的时候，他们让我加入他们的微信群，当我加入的时候，一个在乌鲁木齐的中国间谍找到了我，他跟我聊天，然后还威胁我。"他说。
就连拥有一本护照也会引起怀疑。数据库中的文件显示，有护照的维吾尔族人比没有护照的人被当局检查得更频繁。
事实上，任何对新疆以外的了解都可能导致怀疑。例如，苇湖梁警方在一份周报中提到，在"需要特别关注的人"中，有4人曾到北京"反映当地问题"。"其余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所以他们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Byler说。
即使是通往外国的电话呼叫或短信聊天，也会招致新疆当局的审查。在乌鲁木齐市中心，历史悠久、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天山，当局报告说，在给一个"重点国家"打了一个不寻常的电话后，一名职业司机被送去接受再教育。Zenz认为，这个"重点国家"是当局重点监控的2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重点国家"中的一个。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新疆当局会对与这些国家有联系的人进行审讯、拘留甚至监禁。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利比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
苏州路社区维稳周评报告（2月12日-2月14日）
2.社区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家住XX的XX，民族身份证号码XX，女，维吾尔族，没有工作，留在家中照顾年幼的孩子。......社区民警在警务网上搜索发现，该人于2017年9月21日在XX被抓获。抓捕原因。手机里有不知名(obscure)的聊天软件。…
社工在做家访时了解到，XX，家住XX，维吾尔族，民族身份证号XXX.其母亲XX，女，维吾尔族，民族身份证号XX，已于2017年9月20日在天山区被拘留。逮捕原因：遮挡面部。…
社区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家住XX的XX，男，维吾尔族...司机...夜间有奇怪的通话行为，通话来自重点监控国家。曾在老家被拘留，现被教育转化（疏勒县）。.母亲。姓名XX，女，维吾尔族。.目前社区根据在押人员家属情况对其丈夫和孩子进行监控。
该数据库还显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被用于配合人力进行监控工作。天山、水磨沟等乌鲁木齐地区当局的文件显示，IJOP通过发送推送通知来指挥当地警方的调查。根据一份文件，2018年，仅一个辖区就收到40份这样的通知。
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城市中的维吾尔科技政治”的Byler表示，虽然近年来的新闻报道将IJOP等中国警察自动化系统描述为初级阶段，严重依赖人力，但数据库中的证据表明机器学习技术的使用正在增加。
在乌鲁木齐，警方在拦截过程中或在检查站使用的一个警方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显示了面部识别结果，以及警方记录中的最高匹配信息。左边显示的是五种可能的匹配结果，最高匹配的正确率为95.58%。 Screenshots: Obtained by The Intercept
"贵社的数据显示，它开始在某些方面实现自动化，特别是围绕人脸识别，"Byler说。"一周检查站就[扫描]900次，说明他们的人工智能已经非常普及了，"他补充道。他指的是七道湾分局一周内进行了935次人脸识别。
文件显示，警方还向IJOP输入了大量的检查站数据，包括反恐利剑从手机下载的内容。2018年和2019年的文件显示，IJOP的推送通知越来越多。"显然这个系统开始以新的方式提醒并指导警务工作，也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开始觉醒了(starting to come online)。"Byler说。
文件还证实了当局为评估被怀疑对象的心理状态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对忠诚度甚至狂热度的敏锐关注。这一点在所谓的升旗仪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升旗仪式是参与者宣誓他们对中国和执政当局的忠诚的一种社区活动。文件显示，这些活动受到警方及其代理人的广泛监控。当局不仅监视曾经被关押的人，也监视他们的亲属，确保他们参与活动，并评价他们对参与活动的热情程度。
2018年11月6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名安检人员看着一名女子通过装有金属探测器和面部识别技术的检查站进入主要集市。Photo: 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根据其中一份文件，当局将出席这种每周一次的仪式，作为监视社区观察名单上的三个人（大概率是维吾尔族人）的方式。参与者被要求进行包含 "发表你的意见，举起你的剑"（或 "亮出你的声音，亮出你的剑"）等句子的效忠宣誓。Byler说，如果他们不是全心全意参与的、不够爱国，他的雇主和其他人就会向警方举报。在仪式上接受审查的还有所谓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那些参加【将社区建设工作与再教育合为一体】的强制劳动的人。这种“剩余劳动力项目”在过去四年里急剧增加。
文件显示，在升旗仪式上进行这种监督的警员和居民，就【谁应该被送到再教育营去】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尽管中国坚称其在新疆的警务工作是为了阻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而并非迫害任何宗教信仰，但该数据库证实并详细说明了监控是如何针对许多常见的伊斯兰信仰的表达方式，很多时候甚至仅仅是对这门宗教的好奇心也会导致当事人遭到调查。政府认为，留胡子、有祈祷毯、拥有维吾尔语书籍，甚至戒烟戒酒，都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潜在迹象。
对该地区伊斯兰教活动的监控还包括对清真寺的监控。根据数据库中的警方报告，当局监视清真寺的出席情况，统计哪些是移民，哪些是居民，并监测祈祷是否有秩序地进行。
Ayup说，清真寺内也有摄像头，每个人的祈祷方式都会被监视。
他说："如果人们使用有区别的祈祷方式...摄像头就会拍下照片。"他还补充，他的一位朋友因此被捕。Ayup说，有些维吾尔人的祈祷方式非常古老，有些人则使用新的风格。"在中国政府看来，这种新的就是威胁，是极端主义。"他说。
根据水磨沟区六道湾社区的一份文件显示，就连社区清真寺的天然气使用情况也是被监控的。
2010年7月2日，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条街道上的监控摄像头。Photo: 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CITIZENS INTEGRATED INTO SYSTEM OF “HYPERPOLICING”
被整合进“超级执法”的居民
新疆无孔不入的监控，是当地充满压迫的环境中被研究得最透彻的一个部分。相比之下，尤其是对国外的人权团体而言，更难研究和理解的，是这些监控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执法。事实证明，新疆的执法强度和监控的泛滥程度一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本社获得的数据库揭示了一个充满侵犯性的警察国家，它时刻关注人们的想法和追求，进入人们的家庭，干涉人们的日常活动，甚至在完全合法的活动中寻找犯罪的痕迹。
一位专家在研究了数据库的部分内容后，把这种指挥调查以及其他警务工作的手段称为“超级执法”——对所有异常行为进行打击。所使用的战术无所不包：居民大队（civilian brigades, 应指“由居民组成的社区监控队伍”）、家访以及遍地的检查站。这项工作不仅涉及面广，针对性也是根据每个人潜在的危险性来确定的。各种少数群体，不管是少数语言、宗教还是民族，都被不成比例地针对。
对所谓少数民族语言群体（也就是讲除了汉语之外的语言的穆斯林）的歧视，是新疆治安维稳的重点。
乌鲁木齐的“超级执法”：
- 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大量活动和行为都被视为有罪，即便这些活动和行为在发生的时候是合法的。
- 对清真寺进行严密的治安管理，包括严格限制谁可以进入清真寺，观察教徒如何祈祷……目标是降低出席率。
- 其他“超级执法”的例子：监控居民网上的言行；要求餐馆里的刀子必须用铁链锁住；定期家访检查祈祷垫和书籍等宗教物品。
- 对社区线人就应该向警方提供什么样的线索进行详细的指导。
许多被拘留者和曾被拘留者被称为 "三类人"。这个标签使用得非常广泛、随意，用来指代所谓的“严重程度三级”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这个三级是根据政府对他们的心态和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的评估。被拘留者和前被拘留者的亲属也被贴上标签、分级、跟踪监控。另一个系统则将人分为值得信赖、正常或不可信赖三类。
警方的这种分类和排名，隐含着对少数民族群体的针对，但有时这种针对也会转到明面上。例如，社区稳定会议中的一些记录显示，这些会议特别针对“少数民族语言人士”，他们比讲汉语的回族穆斯林受到更强烈的监控。这些会议还针对了被拘留者（主要为维吾尔族人）的家属。
此外，维吾尔族人在践行其伊斯兰教信仰的过程中也遭到了警方干预。文件显示，警方有时会对出席某座清真寺的所有人进行安全检查。
没错，政府严格限制谁能进入清真寺。一份警方文件详细描述了一起事件，三名学生试图去清真寺参加一位朋友的父亲的葬礼。正如Byler所描述的那样，这三名学生“只是在门外徘徊，试图找到溜进去的方法，因为正常来说他们必须扫描身份证才能进去，但他们担心（门口的检查站）会通知警察，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警察对这些学生进行了审讯，将他们拘留了几个小时，并将他们列入了学校的一份观察名单，“尽管他们已经解释了他们的一切想法，”Byler说。
更近期的报告显示，当局设定了一个降低清真寺出勤率的目标，并且达到了这个目标。许多警方文件都提到清真寺的出席率降低了，有些文件明确地将此描述为成功的迹象。一份报告显示，在一个清真寺，四个月内的总访问量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8万人次，减少了96%以上。根据报告，这部分是因为一位阿訇的离去和清真寺的暂时关闭，但报告指出，两年来 "宗教信徒急剧减少"。报告还说，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访客离开本市、被送进再教育营或者不敢践行伊斯兰教信仰（译者注：即不敢去清真寺）。
（泄密文档内容）2018年11月12日 西河坝
辖区内共有167名教徒。……过去两年教徒数量急剧减少。……余下教徒大体上都是长期居住的高龄老人。
信徒人数及构成变化的原因：……
辖区严格遵照当地官员下达的反宗教极端主义工作指示。…
该清真寺实行严格的实名制政策，依法开展宗教活动。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和一些年轻人不再进入该场所。…
自2017年打击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辖区内的问题人员已被拘留或再教育。总人口有所减少。（文档内容完）
Ayup说，在清真寺里，被中国政府认为是极端主义迹象的活动，可以包括祈祷时不戴维吾尔族方帽、在清真寺内搽香水，甚至在祈祷时表现放松。他说，任何在祈祷后不赞美中共的人也会被认为是可疑的。
一个系统把人分为值得信任、正常、不值得信任。
对于警方的纪要，Byler说，"有趣的是，他们把人民描述为敌人，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反恐，然而他们实际上只是在检测一个人到底信不信伊斯兰教。"
来自苇湖梁一个派出所的纪要，描述了一场“针对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大规模排查”，针对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来自新疆南部地区的人。纪要写到，一周内，警方已登记605名来自南疆的人，调查其中383人及其同住人员。在当次排查中，当局共检查了367部电话和9台电脑。
新疆当局对伊斯兰教的治安管理工作，尤其热衷于追捕 "野阿訇 "或 "非法传教”。这些词汇指的是那些工作不受中国政府认可的伊斯兰传教士；一些维权组织曾表示，这条法律界限是中国当局为了政治需要随手划定的。这些阿訇会因为在网上或者清真寺中布道而被起诉。
苇湖梁派出所的纪要列出了60名涉及所谓“非法传教”人员的名单，其中50人被拘留。同一份文件称，微信群 “教学一群（古兰经ABC）”中存在”非法传教”，抓获一名41岁的回族妇女，另有一名62岁的回族男子被行政拘留。
更近期的文件，从2017年到2019年，反映出警方越来越难继续找到可以执法的违法行为，也越来越难以把人关进拘留所或再教育营。因为在2017年，第一波拘留潮席卷新疆，导致乌鲁木齐人口中的一大部分被驱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告诉官员，"把该关的人都关起来"，这延续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火车站砍杀袭击和农贸市场炸弹袭击之后对新疆问题采取的强硬手段。
这一时期（在第一波镇压之后）的警方文件，表现出对一切可疑行为追究到底的决心。
“这种微观执法，通过人力以及技术手段，作用在你和你的生活上。”
“这个系统的配置方式促成了超级执法”， Byler说，“在这个系统中，任何奇怪、异常的行为都会被举报，然后如果你是少数，是“少民”，也就是他们称呼维吾尔和哈萨克的方式，那你就非常容易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这种微观执法，通过人力以及技术手段，作用在你和你的生活上。”
有的情况下，人们在法律还没有制定之前，就因为违反这些法律而受到迫害。
一份警方文件描述了一批回族妇女被拘留的的原因：有证据表明她们在一个在线群里学习了《古兰经》——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合法的，直到她们被拘留之前才被定为非法。然而在被拘留之前，她们已经至少有一年时间没有参加该小组的活动。（译者注：追究立法之前的违法行为，严重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新疆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什么时候会惹上警察的不确定性，与Ayup的经历相呼应。他解释说：”只有在人们被逮捕后，他们才会意识到，哦，那个（活动）有危险'"。
Wang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超级执法变得更加无孔不入。
“这是对所有一切的重创，”wang说，从对伊斯兰习俗的压制蔓延到到药物滥用和精神疾病，"他们只在乎确保他们对那个地区的控制，广泛的、全面的控制。"
2020年6月25日，在乌鲁木齐，人们走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的道路上. David Liu/Getty Images
新疆治安执法变得越来越激进和无处不在的一个例证是，一份警方报告提到了一家饺子店的一把刀没有按照规定拴在稳固的柱子上。报告说，要求在一天内纠正这种违规行为。文件显示，新疆的法律不仅要求用铁链锁住刀具，而且刀具也要有二维码识别其主人。“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所有一切都管控得如此严密，连做饭用的刀也要视为武器。”Byler说。
为了维持进行“超级执法”所不可缺少的高强度警戒，新疆当局征召(enlisted)普通市民互相举报—这种做法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存在，但在该地区被更加广泛地付诸实践，尤其是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为了帮助推动这一措施，市民互相举报是有奖励的。数据库中的文件包含了这一曾经被媒体报导过的事实的一些细节。举报者会因为线索得到报酬，但其他一些更加具体的行动也会获得奖励：绑定微信账号，通过验证，发布图片等都可以获得现金奖励。这一切过程都被记录并反映在数据库中。
这种依靠底层民众的执法模式，“目的是招募并把普通人当做这些监控队伍的一员”。
一份来自警方的公告文件显示，警方和辅助人员面临向当局提交大量情报的压力。它批评乌鲁木齐市新市辖区内的高新区市民提交的情报"只是为了让报告数量看起来很大而制造的填充物，毫无意义，还要占用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处理"。比如，某楼的 "居民举报经常有小孩在电梯里小便”。又比如，”有少数市民反映，在网上买螃蟹或月饼时被骗。损失的金额一般不大。”
随后，公告又大篇幅地例举了10条 "禁止举报的各类情报"，其中包括与 "反恐政策、少数民族政策 "无关的线索，或者与所谓的 "新疆管理纲要 "无关的线索，或者与 "惠民政策 "无关的线索。"
基本上，正如Byler所形容的，当局 “等于是在说，’我们不要这些情报，我们要的是关于穆斯林的情报’”。
这种依靠底层民众的执法模式，“目的是招募并把普通人当做这些监控队伍的一员”。”Wang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阐述了一种相当有趣的关于监控、社会以及工程技术的哲学，我觉得这是中国以外的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
Ayup说，他以前在新疆生活的时候，10户人组成的小组每周都要在意见箱里举报某人一次，这种做法早在App之前就有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可以写的东西，就得编，以免被送到营地和中心去，所以这是强迫的。问题就在这里，但我们不能怪那个举报的人，因为他也是被逼的。”
公安App是新疆当局将普通公民拉入警示、监督、执法工作的一种方式。图 Soohee Cho/拦截社
除了征召普通公民举报邻居外，新疆当局还把居民通过被称为"安全单位(safety unit，一译安全小组)”或”大队"的更正式的社区团体组织起来。根据数据库中的文件，这些单位按照10个为一组来划分。比如说，10个家庭或10个商户可能被组织成一个大队，每个小组中有一名志愿者像120接线员一样响应电话呼叫，小组还要进行所谓的“反恐”演习。
根据数据库中的文件，社区“安全单位”中的每个商户都必须安装一个 "一键报警按钮"。一旦触发，"安全单元 "内的辅警和其他企业必须在两分钟内出现。 图片来自拦截社
安全大队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即所谓的保甲制度，每10户人家组成一个保（或后来的甲，然后每10甲组成一个保）。这种分形结构形成了一种社会安全体系，这种体系与治安和人口军事化高度相关。
现代类似的制度被称作 "网格化管理"。中国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网格化管理；即便如此，新疆的安全单位密度仍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且这边的安全单位用途与其他地方不同。
Byler说，新疆安全单位制度在之前的政府文件中没有出现过，但如果你身在当地就会觉得很明显，可以看到各种安全演练、人们在街上列队前进、商户老板佩戴红袖章以明确他们效忠的对象。
"这是全体居民的军事化，"Byler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对这种做法的目的作一个完整的描述。”
超级执法还通过当局的定期探访来到人们的家中；那些被认为有可能受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或分裂主义影响的人会经常受到探访，这通常指的就是维吾尔族人、持不同政见者、去过再教育营的人，以及与这些人有亲属关系的人。
社区稳定会议的会议记录，详细介绍了在这些家访中被记录下来的信息类型。包括职业、工作地点、以前的工作、亲属（以及亲属的身份证号码）、出行情况、子女所在地、子女就读的学校，以及社区仍在监控的其他内容。
有些居民（在记录中）被说成是“受到社区的监控或控制”；意思就是社区会指派一个邻里守望单位（neighbourhood watch unit, ≈安全单位）来监控他们。这可能包括由住在附近的一名或多名党员干部，对他们进行多达每天一次，或每周一到两次的探访。
有些被居留者的家属每天都会被当地警察探访。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值得信赖的人也会被探望，"向他们送温暖，把他们拉进爱国阵营”，如Byler所形容的。“就像是在争取人心”。
在一份警方文件的描述中，一位亲生儿子被当局关押的老妇人与探望她的警察结为好友。警方称，这名妇女对这名警官来就像母亲一样。她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并向他公开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所有活动。文件指出，她是通过系统再教育的理想案例。
有些家访是为了搜查宗教物品。文件显示，警方搜查宗教书籍、拆除祈祷垫，甚至如2018年7月警方文件中提到的那样，没收了一张朝觐的照片，即穆斯林到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的照片。文件显示，这项工作始于2018年，与政府一项名为 "三清 "的举措有关，该举措旨在鼓励人们从家中清除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材料。"这应该说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在文件中明确提到，他们跑到别人家里去搜查，”Byler说。
2018年10月的一份文件描述了这些家庭搜查是如何展开的：
首先，出警人员要将屋内所有人员集中到客厅，逐一核实身份。其次，由负责该户的干部和巡防队员对屋内所有房间进行仔细检查，特别是地毯下、卫生间、厨房、床下。沙发角落等可疑区域，要采用 "翻箱倒柜 "的方式逐一检查，并将发现可疑物品的房号和物品主人的照片作为证据。
当局还监控被拘留者与家属的电话通话。一份文件详细记录了这样一个持续了4分20秒的电话，描述了谈话内容，以及家属对政府允许通话的感激之情。"这是一个拐点，记录人们接受再教育的效果如何，”Byler解释说。"如果他们因为亲属不能被释放而哭泣或表现得很生气，那就说明再教育的效果还没有达到。”
在许多情况下，警方会要求亲属录制他们的通话并交给警方，或者在通话结束后立即访问他们，以调查他们通话后的感受。
除了在家里搜查，新疆居民还经常被当局在外面搜查。数据库记录了两年内乌鲁木齐（人口350万）及周边地区200多万次检查站搜查的记录。其中包括 "情报国家安全重点人员"等近三十类人员的拦截名单。一个人在检查站被拦下之后，需要查验他的身份（证），这通常包括人脸识别。人脸识别通常是用固定的监控摄像头进行自动扫描，也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摄像头进行手动扫描；手动扫描通常被用于那些需要做更严格的近距离面部扫描的人，比如没带身份证的人。如果一个人的脸在电脑上被打上黄色、橙色或红色的标记，说明系统认为他们是嫌疑人或罪犯，他们就会被询问并可能被逮捕。
四个人根据当局对其危险程度的认知，被标上不同颜色的 "检查等级"。截图由本社取得
在检查站经常被拦截的几类人包括曾违法犯罪者的亲属和被关押者的亲属。
从这些拦截行动中获得的数据包括被拦截者的照片、被拦截的经纬度、采集点名称、车辆和车牌（如适用）、搜查时间、搜查级别、是否放人、搜查结果。被拦截的人在数据库中被分为被立即逮捕的人、被送回原住地的人、精神病患者、被关押者的亲属、违法犯罪者的亲属，以及被列为2009年7月乌鲁木齐骚乱参与者的人。在那次骚乱中，中国东南部一家玩具厂的维吾尔族-汉族暴力冲突引发了大规模动乱，过程中发生了针对以汉族为主的居民的攻击。
2018年9月4日，新疆达坂城一家官方称为 "职业技能教育中心"的围墙上面安装着监控摄像头。这个中心位于该地区首府乌鲁木齐和旅游景点吐鲁番之间，是已知最大的中心之一。图片：托马斯-彼得/路透社
A Detention System Built on Uncertainty and Inconsistencies
建立在不确定和不一致基础上的拘留制度
在監控與警務巡查之外，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數據庫中看到(中共)如何使用不同的拘押方式來控制整個人口，而少數族群和被認為是異議者的首當其衝。同時，這個數據庫也呈現給我們一個正在不斷改變自己的說辭和政策，即使加上了「訓練」或者「再教育」的藉口，刑期長短仍然不可捉摸到一個地步，被囚人士的親屬會因為他們被判以固定刑期而鬆了一口氣。
而描述新疆複雜的準監獄系統的文件顯示，這些(拘禁設施)可以粗略分為四大類：用來暫時拘留用的(羈押所)；「再教育」用的(營地)；一種稱為「職業訓練」的比較溫和的再教育以及長期拘留的監獄。
拘留在乌鲁木齐
而據稱情況最惡劣和最擠擁的羈押所同時正是訊問用的設施；人被拘留在那裡等待完成調查。至於再教育設施，官方稱之為「教育改造」營。根據Zenz運用政府相關文件的調查報導，他們(在營中)使用「高壓洗腦」的手段。而這些訓練中心號稱本意是提供職業技能等一系列訓練，但它們的帶刺鐵絲網、高牆、望樓和內部攝像系統卻清楚顯示它們如同監獄。
一名公民如同在流水線上的貨物一樣歷經這幾種拘禁是司空見慣的事。一份來自烏魯木齊天山區的警務文件就描述了一位涉及「國安事件」的母親就先後被拘留在再教育營和職業教導所。
再教育由公安部門的內部安全局負責，這個部門本身是一個專責跨國罪案的國安部隊。「那是一個非常嚴酷的單位，常常用來迫害異議者。」Zenz表示。「我完全會預期他們會使用酷刑，當然我不會知道實際情況。」他補充。
當局後來把這位母親送去職訓中心，「仍然充滿不適和壓迫，」Zenz表示，不過「已經是最寬鬆（的懲罰）」，而且最終會獲釋去做強迫勞動。「在警權國家中，因為你最終可以離開的緣故，這(教導所)是最理想的地方。」然而，這種所謂的職訓中心和中國真正的職訓學校相當不同，真正的職訓學校不會進行政治灌輸和強迫人離開他們的家庭寄宿在他們那裡。
2021年1月21日，逃离中国并在比利时获得庇护的维吾尔族人、政治活动家Nejmiddin Qarluq在布鲁塞尔的新家合影。 Photo: Johanna de Tessieres for The Intercept
Nejmiddin Qarluq，一名2017年在比利時獲庇護的維吾爾人表示，因為拘捕往往隨意發生，並連帶著沒收財產的緣故，被拘留的原因不總是顯而易見(譯者注：邏輯上有點說不通)。當他6歲那一年，他的父親才從獄中獲釋。而他本人也曾被監禁三年，然後再被判處囚禁另外五年半。而他其中一個哥哥更早在1996年已經被處以終身監禁，而另一名兄弟則被判六年半監禁，至今仍未獲釋。至於他其他的兄弟、前妻和姐妹則自2018年起被困在再教育營中直至今日。
因為Qarluq被囚禁的時候年僅14歲，他表示自己獲釋後的生活完全在中共公安的監察下，完全無法感到安全。不旦如此，在國家的控制下，自由或者私隱——哪怕是思想的私隱。「我是那些少數得到機會逃離這個國家的幸運兒之一。」
數據庫儲存的證據顯示，相對被再教育，被拘留在羈留所的比率可能比外界咸信為高。即是說，維吾爾族和其他身陷這個系統的人正在獄中忍受更為嚴酷的環境。
一份來自葦湖梁警區的警務報告就記錄了來自水磨溝（烏魯木齊其中一區）被還柙在羈留所或者在再教育營的人數。2018年2月，那一區有803人在再教育，同時卻有近787人還柙。而在葦湖梁區被還柙的比率就比這更高：348人還柙，卻只有184在再教育。
對此，拜勒指出「如果我們視之為該地區的常態，那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比率。」
「這意味著有近一半的受拘禁人士甚至還沒有進入再教育營系統，只是剛剛開始被處理。」他補充。「那些院所的環境相當惡劣。如果這些報告所報屬實，真的有那麼多人被羈押在這些院所，情況實在令人擔憂。」
拜勒指出，這些羈留所通常都「從證人口中所知，非常擠擁，環境因此非常惡劣。……他們甚至因為炕上不夠位而不能同時睡覺。」囚室中的攝錄鏡頭無間斷地監控著裡面的情況，而整個晚上也不會關燈。
而再教育，相形之下，生活條件相對好很多，包括有比較大的中庭(操場?)可供步操和教學，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只要完成了『改造』教育，就可以獲釋，而且還可能很快就可以」的昐望。可惜的是，從數據庫中的文件顯示，至少在部分案例中，這可能只是一個錯誤印象。超過一百宗案例裡討論到的(判決?)都是刑期固定在兩年或者三年的再教育。
Wenxi社区
2018年11月5日，干警和户派干部陪同被再教育人员XX（男，维吾尔族......）的妻子XX（女，维吾尔族......）到达坂城再教育节点与（其丈夫）进行面谈。同时，他们接到再教育中心和检察院的通知，她丈夫被判处三年再教育。职教中心告诉（妻子），如果她丈夫在职教中心内表现良好，有可能提前释放。（妻子）对干部说，她可以接受丈夫要被劳教三年的事实，虽然心情很低落，但至少她和丈夫还有一点希望。她也希望丈夫能在劳教所内有良好的表现，希望能早日与家人团聚。警察和干部安慰[妻子]说，不要太担心，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两个孩子，以后有什么问题，社区会帮她解决。
这些判决似乎是以职业再教育的形式分配给那些人的，往往是在他们被长期监禁之后。文件显示，他们是通过一个名为 "两告知、一倡导"的方案被判刑的，"告知 "显然是指关于极端主义的信息（在再教育中提供），而 "倡导"则是指倡导一种提供判决的政策。
在这一制度下，亲属和干部通常会在再教育中与当事人见面，由法官出具 "预判"和 "预判书"，根据数据库中的文件，期限为2至4年。有时，某些要求也会伴随着判决，比如掌握中文技能。2018年10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些三类人的亲属在了解到'两告知一倡导'工作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样，至少他们知道亲属出来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可以事先安排很多业务相关的事情。"
在数据库关于这一政策的其中一个例子是，根据2018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一名维吾尔族妇女与弟弟一起前往达坂城职教中心接受判决。
她的弟弟XX，维吾尔族，男...2017年9月27日，因与罪犯同住同游，被八道湾分局收容教养。昨日在中心"两告知一倡导 "活动中，被判庇护罪犯，在职校学习三年。亲属对判决没有异议，感谢党和政府对她的关心和爱护，感谢党和政府对她（弟弟）的帮助。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接受再教育而被判刑。"Byler说。"他们告诉你，你必须赚取积分才能被释放，所以你应该非常努力地接受再教育，但现在他们说其实这些人已经被判刑了，他们的再教育课程需要三年或什么的。所以其实就像坐牢一样。这就是这个制度的暴虐之处，就是一旦你进了集中营，你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释放。"
Re-education also seems to be closed off as an option for some of the most heavily persecuted activities.苇湖梁派出所记录了"非法传教人员"，列举了50名在押人员，说只有两名在接受再教育。
Zenz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被官方描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拘留营。政府将其定位为对那些犯有轻罪的人进行起诉的一种比较温和的替代方式，但它们往往是以轻微理由拘留的掩护。尽管强调 "培训 "一词，但这些设施可以像再教育中心一样进行强制灌输。
Zenz此前获得的政府文件曾这样描述这次再教育，在Zenz的叙述中，对那些 "认识模糊、态度消极、甚至表现出抵触情绪"的人，采用"教育转化攻坚"的方式，"确保取得成效"。
普遍拘留的影响并不限于监狱中的人。一份文件显示，在乌鲁木齐的七个区中，有326名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方被拘留。根据2010年的政府数据，该区人口约为43730人，但维吾尔族人口仅占乌鲁木齐人口的12%左右。"如果你计算该（民族）的成年人口，并注意到有326名学生的父母中有一人或两人被拘留，那这是颇具规模的，"Zenz说。
文件：与该报道一起发表的文件可在此查阅。
本段翻译：thphd
deepl翻译后进行了深度修正润色
（已完成，待润色）
翻译/校对/润色：2047字幕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