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New Yorker - China Cannot Silence Me / 中国不能让我沉默
Speaking of the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my family and other Uyghurs in Xinjiang has sparked a surprising reaction. / 我为新疆的家人和其他维族人发声之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出乎意料
By Nyrola Elimä
December 21, 2021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personal-history/china-cannot-silence-me
翻译/校对 thphd
每天早上，当我在瑞典赫尔辛堡，这个离我的家乡新疆三千英里的地方醒来时，我都会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家乡。在我的眼睛适应光线之前，我的手通常已经伸向我的手机。对母亲安危的关注让我不由自主，因为中国政府于2017年开始在该地区的大规模拘留营中监禁约一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
收不到她的微信的日子是最令人恐惧的。她的沉默，意味着被我们称作“亲戚”的人正在“拜访”她。和他们在一起时，她谨慎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像一个虐待狂游戏节目的参赛者。每次“亲戚”来访，她都会精心地为这些不速之客准备食物，为每顿饭发愁：确保这顿饭既不会太过维吾尔（这可能会给这个家庭打上 "疑似极端分子 "的标签），也不会太中国（这可能会显得过于讨好）。他们吃饭时，我的父母保持沉默，任这些“亲戚”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他们对政府的热情。
2009年，新疆因两名维吾尔族农民工在中国南部死亡而举行的和平街头抗议活动演变成暴乱，估计有两百人死亡。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无情的宣传，将维吾尔人污名化，说服该国大多数汉族人：所有维族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2011年，我离开新疆到国外学习。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自2016年以来，超过110万名干部访问了该地区160万各族人民的家。这些来访者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只要觉得合适就会留下。他们的任务是仔细检查维吾尔人的行为，发掘任何“极端主义”的迹象。根据政府的说法，属于“极端主义”的行为和迹象，可以确定的有：讲维吾尔语；与国外的家人联系；按时祈祷。
睡觉前，“亲戚”们仔细检查了房子的每一个房间，然后和我父母一起睡在他们的小卧室里。我父母躺在床上，亲戚们就睡在几英尺外地板上的地毯上。我母亲的思维在阴森的安静中飞速运转；太紧张了，不舒服，睡不着。当太阳升起时，她已经起来准备亲戚们的早餐。当来访者终于离开时，我母亲用最大的热情将他们护送到门口，担心不够热情可能会影响她的命运。她会站在院子边上，假装感激地挥手，直到他们消失；等到确定他们已经走了，她便冲回屋里，拿起电话，给身在瑞典的我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很好，我们很安全。别担心。"
这里的"我们"，还包括我表妹的三个孩子--一个19岁的女孩和两个16岁和14岁的男孩。我的表妹玛伊拉-亚库夫是一名保险销售员和一名普通话教师。她今年四十四岁，已经在各种形式的拘留中煎熬了三年半。2018年3月，政府官员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将她带到一个营地；然后她被转移到一个审前拘留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保持沉默，以保护我的父母和我表妹的三个孩子。事后证明这是错误的，我的沉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玛伊拉被释放了两次，然后又被重新逮捕。2020年12月12日，政府判处她六年半的监禁。最后我们才搞明白，她所犯的“错误”，是她2013年给她父母汇钱、帮他们在澳大利亚买房子，结果被中国政府认定为“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根据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被拘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原住民的孩子通常会被送到由汉族经营的孤儿院或寄宿学校。玛依拉的近亲，包括她的前夫，因为怕激怒当局官员，没有一个人敢收养她的小孩。但是，当干部们准备带孩子走时，孩子们的恳求令我的父母拒绝了当局的安排。“他们从小就没爸，现在连妈也没有了”，我母亲说，“就让他们和我们一起住吧。”
我的父母在向中国政府宣誓效忠后，得到了孩子的临时监护权。从那时起，每当有干部敲门，或有政府组织打电话，或有警察突然到来，我的父母就心急如焚。任何官员似乎都有权将维吾尔族儿童从其亲属身边带走。我的父亲坚持认为马伊拉很快就会被释放。在许多个夜晚，他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直到午夜，等待为玛依拉开门。在最初那段时间，我的母亲试图劝说他上床睡觉，但他继续等待。
2019年8月，马伊拉第二次被捕后，我母亲接到了国内安全局的电话。警察指示她在家里等候，不告诉她原因。我母亲担心他们是来抓她（进集中营）的。她给我发了一条泣不成声的告别信息，然后穿上了七条内衣，两个胸罩和两条长裤。官员们像往常一样不敲门就进屋，径直穿过院子，抓住我母亲，把她塞进车里，然后开车离开。几分钟后，我在瑞典醒来，才在手机上听到她痛苦的告别。我恨自己没有早点醒，即便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她在数千英里之外，但将我们隔开的，似乎只这一块厚厚的玻璃，于是我可以不断地看到我的父母在我无法触及的地方受尽煎熬。从那天早上开始，我一直把手机放在我身边，在浴室、厨房、花园，在我工作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把它调到最大音量，并不断检查我是否错过了一个电话。
在她被带走两个小时之后，我收到了她的视频电话。她的脸上满是汗水，说话时喘着粗气。“亲爱的，我很好，别担心。但我现在快要中暑了，要把这些衣服脱掉一些。”当她把电话放在一边时，镜头朝上，我认出了老家天花板上的图案，想起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每次过节前的不眠之夜，躺在床上用目光跟随那些图案的轮廓。我母亲再次出现，告诉我警察再次审问了她关于我表妹的事情。“‘亲戚’每次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她说道，“亲戚”指的是那些干部们。“问完就放我走了。”
说到她穿了这么多衣服，我们都笑了。“当时他们把马伊拉带走，最开始几个月完全不准换衣服，也不让她洗澡，”我母亲解释说。“她跟我说过，‘在那里最难忍受的事情是饥饿，以及没有干净的内衣。’”
我一直不确定我表妹被囚禁的细节。马伊拉第一次获释后，在微信上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们在拘留所里让她挨饿，被关押十个月后，她被诊断为肝脏受损（译者注：张展/刘晓波综合症)。在她第二次被释放那天晚上，她又给我打电话，让我转告她父母，她还活着。那是一个视频电话，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肋骨，将近17个月的食物匮乏把她变成了一具骨架。结果第二天早上，警察再次拘留了她，软禁了我的父母，并没收了马伊拉的生活储蓄。
于是我开始在推特上报道马伊拉的案件，并接受《华盛顿邮报》、CNN和其他国际新闻机构的采访。我希望中国政府为了避免负面的新闻报道而释放她。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中国之外的人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对维族实施种族灭绝进行了无休止的辩论，因为维吾尔族的妇女正忍受着强制节育/绝育政策，其民族文化也逐渐消失。去年，国际刑事法院拒绝对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调查，称其缺乏管辖权。在英国，一个由学者、律师和商人组成的非官方的独立法庭（译者注：Uyghur Tribunal，维吾尔族法庭）成为维吾尔族侨民的希望焦点，一位名叫杰弗里-尼斯的英国律师与其他专家一起主持了诉讼程序，他曾在联合国战争罪法庭上领导了对塞尔维亚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起诉。中国政府则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项调查。
今年春天，我以及其他30名证人被传唤出庭。在我出庭之前，6月，其他人曾作证说他们在拘留期间受到了酷刑、强奸或绝育。我担心他们描述的种种折磨可能已经发生在马伊拉身上，如果我现在出庭作证，这些折磨也可能会发生在我的父母和马伊拉的孩子身上。在出庭作证之前，我惊慌失措地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大声哭诉，“只要一个命令，他们就可以把我的父母关起来，可以把她的孩子带走，可以惩罚我们所有人，在玛依拉的刑期上增加几年。所以这么多维吾尔族人都保持沉默。为什么我要开口？”
但中国政府已经知道我会出庭作证，现在向恐惧低头已经太晚。而且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瑞典公民，比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更没有害怕的借口。
中国政府对法庭的反应也出乎我的意料，在其他证人作证两天后，一名干部将我母亲传唤到他们的办公室，允许她与玛依拉进行四十秒的视频聊天。玛伊拉的头发被剃光了，她的脸上有斑驳的黑点，她的身旁有两个卫兵。她对我母亲说：“请照顾好我的孩子。我很抱歉，给你们带来了负担。”视频会议结束后，这位干部对我母亲说“告诉你女儿，马伊拉还活着。”
我母亲把发生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能想象出一个警卫在给马伊拉剃头，头发落到她的肩上。我的恐惧消失了。我在6月7日的听证会上作了证。我清楚地知道，中国政府正在网上观看直播。我尽量平静地说话，描述我的表妹如何将钱转给她在澳大利亚的父母，帮助他们买房，然后在迷宫般的拘留营中失踪。“中国已经成功地摧毁了我的家庭，他们正在对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其他数十万个家庭采取同样的做法。”我说，奇怪的是，我已经不再恐惧。“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计划，目标是要摧毁维吾尔族社区、其人民和其文化。我请求在座各位：把它称为种族灭绝。”30个小时后，中国官员通知澳大利亚外交官，马伊拉被关押在古尔邦的一所女子监狱中。马伊拉住在澳大利亚的妹妹两年来第一次被告知她姐姐的下落。
维吾尔族法庭于12月9日作出裁决。它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它说，中国政府使用强制节育、绝育的做法，“有意摧毁”维吾尔族人口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符合国际法规定的种族灭绝定义。判决出来之后，我在赫尔辛堡的厨房里倒了一杯酒，希望能把判决结果告诉玛依拉。为一个种族灭绝的判决而庆祝，真的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嘲笑这个法庭和它的调查结果。"'法庭'及其所谓的'结论'只是反华分子为自娱自乐而上演的拙劣表演，"该大使馆声称。"任何有良知和理性的人都不会被欺骗或愚弄。" 大多数国家仍然对中国对维吾尔人民的暴行保持沉默。我的父母仍然被软禁。玛依拉的三个孩子仍然和我的父母一起生活。我的父亲仍然在院子里等到半夜，他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万一玛伊拉有一天敲门，会被他错过。
Nyrola Elimä is a researcher for the Helena Kennedy Centre at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She lives in Helsingborg, Swe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