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看客换来的只有无差别袭击

@首都卫队 #145302 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甚至是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 另外你引用的文章，我在pixiv上找到了。真没想到Pixiv还有这些内容。

@首都卫队 #145060 黑市的存在顶多是表面上的制度和暗地里的制度共存，不至于让政府倒台。你的回答更多地倾向于讨论政治认同感，而不是证明或否认“有经济效率就能存活，没经济效率就会崩溃”的命题，比如废除货币、生产资料公有制、缺乏激励、权力寻租之类的内容。事实上从古到今大部分国家也存在着这些低效率的事情，但只有苏联这么快就完了。

@kittydog #144909 问的不是衰败，而是速败，败得比其他国家或制度更快。

@qlik #144865

苏联那一套制度也没人玩了，包括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加盟国和东欧诸国。 注意：内生说不会认为苏联是与外部对抗而失败的，标准的回答是“它的制度本身就决定了自身的崩溃”，比如资本主义者常说“苏联灭亡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者常说“苏联模式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yingzhen251 #144718 比苏联更垃圾的制度有更多

我认为很多立场相反的人对“苏联灭亡是内生的”都是十分愿意相信的：资本主义者认为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真理，就算没有美国，苏联也会灭亡；而社会主义者对美国的威胁不屑一顾，社会主义不会亡于外敌。

世界上、历史上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那么多，奴隶制城邦、封建领主、游牧民族或大一统帝国的寿命少说也有两三百年，而它们所实施的制度的延续至少上千年，中东君主制国家、非洲军阀国家现在还活得很滋润，只有苏联短短70年就灭亡了，而且再也没有人实行苏联模式了。难道苏联比不上美国，还比不上其他反动落后国家吗？ 如果认为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苏联这么快就完蛋了？资本主义者在庆贺社会主义的失败时，如何解释其他更反动落后的制度长期存在？

希腊和罗马不是比埃及和波斯“民主”？民主国家对外扩张就一定不如君主专制国吗？

大而无当。地理决定论、基因决定论也好只能事后诸葛亮，让它预测明天发生什么是办不到的。

现在已经对内宣传“疫苗不免疫，只防重症”

请以中国官方的口吻回答此问题。对比各类“背后捅刀子”：明末“联虏平寇”；《水浒传》招安宋江征辽；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川网警详解：境外势力如何介入中学生自杀事件》

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對話？一點反省與建議

就像Sahlins，R. Rosaldo（1980），以及眾多的文化史家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可以有不同的歷史。但是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往往透過各種知識上、方法論上的標準，來檢驗那些歷史的可信性或嚴謹度。這種工作我們稱之為學術，而且非常嚴肅地建立起它應有的規則和倫理12。然而如果從知識系譜的角度來看，這種嚴謹的方法論或經驗論標準，正是統治技術得以有效運作的條件。它們既是整理這個世界的程序，也是改變這個世界秩序的方法。我們質疑其他種歷史的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基礎，是我們對自己歷史傳統的可檢驗性的自信。這種自信其實是建立在各種制度、資源、權力的長期累積，而人類學知識與歷史學知識的誕生與生產是其中的一環。換句話說，不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對於歷史真實性的確立或質疑本身，不但嘗試在建立起可檢驗的過去，而且已經在應用我們所習慣掌握的一種文化知識來改變並塑造過去被人們看待的方法。

在學術的場域內，當我們確定參與討論的人都是奉獻於追求比較真實的信念時，我們可以相對自在地進行這種批判檢驗的工作。然而當我們所面臨的那些「發明的傳統」是唱的、跳的、體驗的、弱勢的、甚至強詞奪理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警覺，當我們將他們放到一種特定的真理檢驗標準時，我們就同時要求這種文化應該要有一些形式、標準，並跟隨某一些epistems。所謂的「文化傳統」，其實往往指的就是那些能符合這些檢驗的一些文物、實踐、或記憶。多元歷史，多種地方性的真實（local truths），當然是一種可欲的民主理想，但如果這個多元的聲音，是建立在馴服別種生活形式、文化經驗，然後將它們納入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粗俗世界觀；大家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框架下，一起建構一座可以自由選擇的文化消費市場，那麼這只是個一廂情願的多元假象。多元不一定是美好的、和平的，但是也不一定是對抗的、競爭的。真實不止是多元，而且真實的形式也應該是多元。真實的文化形式往往有無法化約為知識的面向，人類學家要警覺在他建構知識時的權力意含！

12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Hobsbawn & Ranger (1983)，雖然他們所要批判的那種文化傳統被物化的現象，值得我們重視。但是當他們開始去區分真的「風俗」與假的「傳統」時，這已經掉入了非常危險的族群文化政治的領域。畢竟別人的風俗，可能就是你心目中發明的傳統；而你珍惜的風俗，別人也很容易地找出建構的痕跡。所謂的真實的風俗，只不過是因為比較難見到它們刻意塑造的過程，或者該過程已經被有意無意的遺忘。有關這種文化政治的曖昧性與矛盾性，以及不同立場學者扮演的角色，見Clifford（1988：277-346）的一篇經典文章，瑪許比的認同（Identity in Mashpee）。

那你是否反对官方竖立雕像？

君主制有利于经济增长？来自于经验证据的说法~

译：禅心云起

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认为，君主政体以更长远的目光看待本国的国民经济，因此更有可能去追求更稳定、更安全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与民主政体相比，君主们对财富最大化的渴望会促进更多的远见。由于君主的时间偏好较低，他们更不可能屈服于经济民粹主义的一时冲动。

霍普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这个论点：

“可预见的是，一家世袭（私人）政府的君主（所有者）会试图最大化他的总财富，也就是说，他的财产和当前收入的现值（…）因此，举例来说，一家世袭（私人）政府的君主（所有者）会尽量避免对其臣民的过度剥削，这样做会减少他未来的潜在收入，他的财产现值实际上也会因此下降。相反，为了维护乃至尽可能提高其个人财产的价值，他会在其剥削政策中系统性地约束自己。剥削程度越低，受其支配的人口生产力越高；而人口生产力越高，统治者寄生性征敛垄断的价值也就越高。”

比较分析

有趣的是，研究证实了霍普的假设。毛洛·吉伦（Mauro Guillen）认为，在保护产权方面，君主政体比民主共和国更有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以长期利益为重。“君主政体往往是王朝，因此注重长远，”吉伦说：“如果你眼光放得长远，你就肯定会更注意保护产权（…）你更有可能对那些想滥用权力的政客设置任期限制。”

同样，吉伦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作为国民团结的象征，君主制减少了内部冲突对财产权的负面影响：

“例如，西班牙的情况受到了相当多的学术关注，既有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向民主转型过渡过程中连续性的角度，也有从王室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序次开展的角度（…）西班牙君主制的延续是政治过渡期间维护产权的一个主要因素。相比之下，葡萄牙这个差不多同时从独裁过渡到民主，但早在1910年就成为共和国的国家，在向民主过渡期间，对244家银行和大型企业进行了国有化。”

我们可以将君主制下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成功归因于世袭统治的文化遗产所培养的高度信任。作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君主们可以依靠情感的力量为有争议的改革寻求支持。事实上，研究表明，这些措施增强了君主制。克里斯蒂安·比约恩斯科夫（Christian Bjørnskov）和彼得·库里尔德-克里加德（Peter Kurrild-Klitgaard）在他们的作品《现代君主国和共和国经济增长和制度改革：1820-2000年的跨国历史透视》中提供了有趣的信息：虽然大规模政治改革通常与短期经济增速下降联系在一起，招致了所谓的“眼泪之谷”，但数据显示，这种“眼泪之谷”在君主国中并未出现。事实上，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那效果恰恰相反。”

此外，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断言，与共和政体相比，君主政体信用评分更高，资产负债表也令人印象深刻。信用分析师乔伊迪普·穆克吉（Joydeep Mukherji）认为，在评估君主政体的债务风险方面，立宪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指出：“然而，绝对君主制在外部风险和财政风险方面的得分要高于立宪君主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阿拉伯世界富裕君主政体强劲的总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外部资产高头寸。”

与吉伦一样，维克多·梅纳尔多（Victor Menaldo）在《中东和北非富有活力的君主》一书中认为，君主制与尊重法治、保护产权和经济增长相联系。正如梅纳尔多所展示的，君主政体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可预见性对投资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鉴于一种稳定的政治文化的出现（…） 由于更长行政任期和制度性的继承过程，精英阶层和公民有维持其计划展望不受干扰的激励。精英阶层和公民都将更有可能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以鼓励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率。”

支持君主制的另一理由是他们对于战争的更不耐受，因为一旦卷入战争，就有可能让君主变得囊空如洗。虽然以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为基础来比较政治制度的情况十分罕见，但一份由顶级政治学家撰写的研究报告凭直觉指出，前现代君主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似乎有足够经验来支持我们的猜想，即在前现代，君主政体不那么容易陷入冲突。这与神话和历史中君主视战争为职业的通常印象相矛盾。当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宣称‘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塑造国家’时，他无疑将君主视为煽动者。确实，有更多的战争归咎于君主制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而非它们较小的共和制邻国。然而，我们已经了解，这是因为体量大而非好斗。小君主国就要比同等规模的共和国更爱好和平。”

然而，指出君主制相对于民主共和国有优越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回到过去。但一个人也不该在不了解其长处和局限性的情况下就对君主制加以贬斥。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对君主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有证据表明，君主制，尤其是小君主政体，比它们的共和制邻邦更和平、更稳定，也能更好地保护私有产权。

读后感：

从保护私有产权和产权激励的角度，一人一票制不如股份制，股份制不如君主制。小股东（最小的股东就是炒股的）并不注重公司的长远业绩，而是希望在短线市场上赶快盈利，所以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当然就是独资公司。

产权明晰必然要求原子化个人，所以周朝不如秦朝：毕竟周朝国家权力和财产都属于氏族，产权不明；秦朝国家权力归皇帝一人，小民父子、兄弟、夫妻分居，产权明晰。

英国虽有君主，但不过是花瓶而已。沙特虽有君主，但是还有成千上百的王子等着继承。相比之下，朝鲜已经公开承认白头山血统，而且能威胁君位的兄弟和姑父已经没了，朝鲜人民除了金正恩谁也不认，朝鲜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国家归属不明，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掌握了比世袭君主还多的权力，却没有世袭君主的合法性，只好在任期内滥用权力，过期不候。所以商鞅打散老秦人的氏族，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秦国就兴盛了。毛泽东破四旧却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名义上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结果从平民到主席人人都不摆正自己的位置。好在中国已经废除了国家主席终身制，但比朝鲜还是差远了，顶多再造一个毛泽东。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而习近平已经坐拥巴拿马账户，是世界上最有德性的人，所以只要让习近平称帝，中国就会赶超朝鲜，成为宇宙的中心。

@丁丁兄弟 #138783 那你觉得习近平是昏是庸？

皇帝作为高风险职业，可以暴、可以昏，好歹有权力呼风唤雨一阵子；唯独不能庸，因为庸等于怀璧其罪，随时都有被夺位的风险。 庸君是不是宋朝以后特有的现象？皇帝虽然手握最高权力，但一辈子无所作为也可以活得很滋润。

还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君主专制高度发展，例如没有权臣废立禅让；皇帝与太子的矛盾减弱，例如太子不用培养班底，一纸遗诏就能上位。

@SuperMild #138083

也有可能这些大规模杀人的人成功建立政权，可以任意瓜分产权，从而要求剩下的人按照他们规定的产权方案以自愿的、互不侵犯的原则交易。如果我当上皇帝，我也会劝起义军回家务农；如果我是黑社会老大，我也会劝街上的小贩交保护费给我，而不是个个争当我的打手；如果我是伊斯兰教的君主，我也会阻止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避免收不上税。

不理性

@SuperMild #137757

形式上的国家武装力量解散了，但是旧军警不会就地消失。如果旧政府真的有效率，他们可以拥护旧政府领导人成立新的私人安保公司。那么除了名义上从国家军队变成私人军队，没有任何区别。而其他平民看到这种情况，也会自觉不和他们竞争。所以在旧政府有效率的情况下，是否公开宣布杀人合法化是无差异的。 如果经济学家还抱怨政府无效率，那么只有战争才能证明自己的保护能力更胜一筹。因为如果政府真的无能到这种程度，它会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除非，本来旧政府就是无效率的，要么旧军警发动军事政变（如缅甸），要么社会上自行成立黑社会（如意大利西西里）军阀（如墨西哥），这种情况下不用经济学摇旗呐喊，人们都已经自觉地做了。如果社会上出现杀人的需求，而政府不让杀手在市场上公开竞争，限制杀手供给，会导致供不应求；而且杀人是刚需，减少供给不会减少多少均衡数量反而大幅提高均衡价格；剩余无法公开交易的人小到出现脱离政府管制的黑市，大到直接推翻政府，这时政府除了降低需求（也就是消灭这些有杀人意图的人）以外别无选择。

所以经济学是默认现状的，政府有没有效率一眼就能看出来，没效率的早就完蛋了。除非引入新的视角，如政府比私人安保公司更具有合法性，贴个标签在人们心目中就不一样了，人们宁可选择低效率的意大利政府而不是高效率的西西里黑手党，那可以说政府效率是有“名义加成”的。研究政府合法性有什么用就是更远的话题了。

@MasterChief #137755

我承认，我认为自愿原则就是经济学的宗教神话，无论是回顾历史（从未发生，不可能发生）还是逻辑分析（自愿不能组成最有效率的产权保护者）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要贯彻自愿原则，所有人在开展经济活动之前还得讨论几百年前这块土地依照先占原则属于谁。打破这个神话并没有特别肯定或否定自由主义，因为经济学总是默认现状的，为现存的一切行为辩护的；现有的实证分析工具依然可行，而不必强加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原则。而政府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能超凡脱俗的；依照需求价格弹性决定要不要打击犯罪，说白了不就是欺软怕硬吗^_^？

@SuperMild #137752

私人安保公司的人都是从哪来的？你不能认为政府解散之后原来的武装力量就不存在了，他们为了生存必然要分流到私人安保公司。所以不能把政府统治能力底下导致社会混乱不堪，与武装力量原地消失等同起来。

如果一个旧政府的军警不能在新军阀门下立足，恰恰就说明了旧政府的雇佣是无效率的；如果旧政府是有效率的，这些旧政府的军警立即就会拥护原来的政府领导人当新军阀，而社会不会有一丝一毫不同；如果旧政府军警空有一身武力却放任原来的平民当小偷劫匪，才是违反理性的。就比如说北洋军阀吧，其实北洋政府也没有说“今天政府解散，咱们自己打吧”，也没有经济学家宣传“杀人合法化”，而是大家都觉得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够了，法律就是一纸空文，所以谁都不服谁。政府法律向自然法则屈服，就是这么回事呀。

那你也承认了，是“大家都不想被杀”而不是自愿原则才是在逻辑上更底层的。我一直都在批评自愿原则被摆到了不该有的位置，结论上的有效率不应要求自愿作为产权保护者存在之前的逻辑起点，自愿原则只是在产权保护者存在之后的才出现的事情。说到底，就是不能把政府作为经济外生变量，而政府一旦成为经济学考虑的范畴，就不需要自愿原则；因为最有效率的政府就是说一不二的政府，说征税就征税，说发行货币就发行货币，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满足全社会的供求均衡的，不需要再在讨价还价了。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37735

我从未听说过经济学要服从伦理学，也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发表观点时“应当”遵守现行法律。当然你可以说从实然层面上，经济学家因为怕死不敢说，这只是他的理性选择；但这无论如何也推不到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威胁，就在应然层面上否认逻辑上的漏洞。我能说，当然是因为我在这里上匿名了；而且世界上存在那么多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他们都敢在各种领域上大放厥词，说明这个世界还是很安全的。比如说，认为美国奴隶制效率更高的且黑人生活水平更高的研究，这个也公开发表了，这可比那些累死累活的生物学家研究基因后认为黑人智商低结果被解雇的待遇好多了。

说杀人合法化之后我会被杀，我当然不排除这种情况，不过经济学研究总是自认为站在全社会的福利上的，说白了不就是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吗？就像九十年代国企下岗多少人也活不下去自杀了，或者只能靠卖淫活下去了，难道会有经济学家反对国企下岗吗？有人在这件事上因为严重违反了伦理道德被追究过吗？

那么，经济学要求产权保护当然是逻辑上很重要的一环。然而要求产权保护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在现实历史中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位产权保护者是不通过战争而是被自愿选择上台的，没有哪种产权在根源上不是通过战争获得的；在理论的逻辑上也是不必要的，不能认为被自愿选择的保护者就比战争选择的保护者更有效率，也不能认为先占先得比战争更有效率。如果还不明白就想想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末期军阀混战是怎么回事吧，先用战争决出最有效率的保护者（在杀人上有比较优势），再划分土地给农民和士兵（在生产上有比较优势），然后才谈得上保护产权。在这种意义上，谈拥护前朝更有效率有意义吗？自己江山都守不住了凭什么保护别人呢？即使是霍布斯那种契约主权者也不过如此罢了。

所以，否认自愿原则与服从现政府是不矛盾的呀，因为经济学总是有默认现状的倾向(^_^)如果不觉得是套套逻辑，现政府就是最有效率的政府，不然早就被推翻了，这不就是小粉红爱说的“不服井冈山”吗？这么说来，是自愿而非杀人合法化符合政府规定的现行法律，但却是杀人合法化而非自愿符合政府上台的自然法则，所以立法不是为未来树立典范，而是确认当前的权力关系，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从真实的供给和需求上分析的呀。从商鞅到马基雅维利，再到霍布斯，都是用另类的、违反时人伦理道德的方式为君主背书的。

@消极 #137731

你怎么能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出经济学家的范围呢？他们就是最激进的经济学家呀。不信你问问奥地利学派的人，他们才坚信自己是最好的经济学家，其他同意保留政府的都是骗子。

依靠相同的逻辑，当然可以得到反对垄断合法杀人的结果。我当然可以承认自愿原则对经济是有利的，只是我问的是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反对把自愿原则强加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说，倒推到理论的底层，会发现自愿原则根本就不是前提，也根本达不到“根本大法”“自然法”的地位，因为这个保障市场自愿的政府或私营安保公司，根本不是，或不必由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杀人市场上最有效率的人建立的，例如罗马和蒙古治下的和平。这个最有效率的杀手，要求市场遵守自愿原则，也不是出于道德良心，而是他的利益，例如他选择工匠也不是考验工匠的武力，而是迫使工匠之间和平竞争，选出最有生产效率的工匠“自愿”为他服务。对应到当今政府行为分析，也应该认识到政府选择最佳征税率是同样的道理：征税少了收入就少了；征税多了减少市场成交量，收入也少了。这个道理放到杀手身上怎么就不明白呢？

所以自愿原则好不好，当然也可以让市场解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如“左派”“民主小清新”之类，或者不那么激进的经济学家，用政治投票选择政府；最激进的经济学家支持无政府主义，用货币投票选择私人安保公司和私人法庭。可是自愿原则没有经过市场选择就这么强加到私人安保公司上了，这时候怎么就不考虑效率问题了呢？不是用战争筛选的，而是用货币投票出来的，真的是最有效率的私人安保公司吗？

@SuperMild #137725

有啊，征税和收入再分配就是合法抢劫。同样地，经济学家也反对征税和收入再分配，这些都不奇怪，按照经济学理论都是扭曲市场、阻碍经济发展的。即使是安保，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用政府提供安保、打击抢劫和吃饭不给钱，而是成立私人安保公司，用市场解决问题。

人人有权自卫无权强求保护

回到政治哲学上，如果要引用罗斯巴德一句话来概括他最具突破性的思想，那就是：“Rights may be universal, but their enforcement must be local.”【编者注：意为“权利也许是普适的，但权利的执行必须是本地化的”】由私有产权所衍生的，是每个人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自卫之权，但他无权强迫别人保护他。正是这个洞见，让罗斯巴德发展出自由意志主义的反战主张：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首要行事原则是“do no harm”【编者注：意为“不伤害”】，即使看见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权利被暴政侵犯，自然法都没有赋予我们冲过去救他的责任。当然我们仍可自愿选择拔刀相助，但只要过程中炸死一个无辜平民，即属谋杀罪行。

同样的原则，也令罗斯巴德得出更出人意表的结论：政府以武力垄断了一片土地上的执法和司法工作，并通过强行征税来维持运作──“the state is a gang of thieves writ large”！【编者注：国家是个显而易见的盗匪集团。】（再者，民主与否没有分别，因为一亿人无权侵犯一个人的权利。）罗斯巴德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是禁止任何武力侵略──不论来自「公营罪犯」抑或「私营罪犯」──的社会制度。“True anarchism will be capitalism, and true capitalism will be anarchism.”【编者注：意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而真正的资本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思索，终于有人想通了这个道理。

不错，人类是群体动物，但古往今来最大的谬误推论（non sequitur），就是从「社会」的必要性，跳到「政府」的必要性；事实上，政府的垄断行为恰恰窒碍着社会上的和平合作与自愿交易。罗斯巴德认为，跟其他行业一样，警察和法庭服务由利伯维尔场提供将会更高质素，而且必定更符合人权：每个人都可行使其自卫之权，从而自愿聘请私营保安公司保护其性命财产，不同保安公司又会协议以私营法庭审理他们之间的纠纷。（注3）作为这套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anarcho-capitalism）的奠基人，罗斯巴德被视为现代自由意志主义之父，亦有“enemy of the state”【编者注：意为“国家的敌人”】的称号。

那么更进一步，都承认私人安保公司了，为什么还要自愿原则的前提？而杀人相当于放开生命权交易，从前由政府大锅饭统一保障，现在按照各自的供给和需求意愿和能力来，能活下来的人就是最有效率的人。这些活下来的人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不会随意杀人，因为虽然他们在杀人市场上有比较优势，但是在其他市场，如提供生活必需品上，那些擅长生产而不是擅长杀人的人反而有比较优势，选择与其合作而不是抢劫是更有效率的。

认为杀人合法化会导致杀到社会崩溃，恐怕才是滑坡谬误。因为相同生态位才有竞争一说，杀手与杀手竞争，商人与商人竞争，工匠与工匠竞争。杀手固然擅长杀人，但也不会毫无道理地杀工匠，因为他还得依赖工匠为他服务。 就像蒙古军，蒙古军可以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杀手和抢劫犯，因为他们在统治权的竞争中杀光了其他君主。但这些古代恐怖分子虽然处处屠城却会保留工匠，未曾导致社会完全崩溃。所以你以为成吉思汗的地位是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吗？

@北条沙都子 #137719

您可以了解一下，部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主张废除一切政府，改以私人安保公司保障人身安全，以私人法律体系和私人法庭解决纠纷——也就是用市场机制选择最受欢迎的社会制度。那么，杀人合法化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杀人倾向，因为自然选择会淘汰那些杀到全灭的社会制度，而保留能维持合法杀人进行下去的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以“自愿”为原则选择杀人，同时以自愿为原则从事其他事业，如吸毒、卖淫等。

那么都到了这个程度了，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自愿原则。因为按照一些人的观点，政府是得陇望蜀的：只要给政府授权管制毒品和卖淫，政府就会不断寻求机会扩大管制范围，从而令整个社会都不再存在自愿交易；也就是批评政府管制“请神容易送神难”。那么，自愿原则有什么特殊的，要先达成共识才能保证放开自由市场？反来说，用中国人民智低下来反对民主制，按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自愿原则未普及来反对自由市场。要知道无政府主义者面对的是99%的不支持自愿原则的人呀，他们要是支持自愿原则就不会不支持无政府主义了。

@消极 #137705

那经济学家为什么要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呢？要知道支持大麻合法化和卖淫合法化的理论都是站在提高全社会的福利的角度，而不是犯罪集团和吸毒者、嫖客的角度上的。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承认自己是为了嫖客的利益支持卖淫合法化的，但你却认为他们会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杀人合法化，这造成了理论的割裂。就像我举的高官杀人的例子，按照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理论，打击杀手反而迫使高官贪更多的钱，给全社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高官杀人是刚需，作为韭菜也没能力阻止他杀人；本来杀个人就完了，现在还得牵连更多的韭菜，所以作为韭菜是不是应该支持杀人合法化啊？

而且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废除一切对市场的管制，唯独不愿放弃“自愿原则”；你可以认为这些人除了自愿原则，认为没有必要强制其他人权或道德、法律等社会制度，应该交给市场解决。我一开始问的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要在自愿原则上管制人的供给和需求，而不是让市场解决？而杀人合法化就是否定自愿原则最典型的例子——既然为了其他人权或道德管制大麻和卖淫市场会好心办坏事，那为了自愿原则管制杀人市场怎么就不是好心办坏事了呢？

@消极 #137700

大麻合法化就是让大麻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同理，杀人合法化就是让杀人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军队杀人就是典型的对杀手的供给管制，只有付出高价才能支配军队；同样地，也只有少数付得起高价的人才有权利杀人。

@北条沙都子 #137680

从来没有哪种经济学理论把人权放到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经济学理论仅仅把道德和法律视为制度变量一样。

@Truth #137681

杀人和吸毒、卖淫一样有强大的外部性。

套用经济学支持吸毒合法化的理论，吸毒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打击贩毒大幅提高了毒品价格，而仅小幅降低毒品数量，反而让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增加了吸毒相关的犯罪，而且让毒贩子赚取了高额利润。

同理，杀人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打击杀手反而大幅提高了杀人价格，而仅小幅降低被杀者数量，反而让有杀人需求的人为了获取杀人资金增加了杀人相关的犯罪，而且让杀手赚取了高额利润。举个例子，一个高官想杀掉他的竞争对手（可以认为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本来他已经有足够的钱；结果打击杀手让杀人价格太高了，逼得他又得贪污更多钱，引发更多犯罪。

@消极 #137669

那你也承认了奴隶贩子不希望奴隶死亡；当奴隶上船之后，奴隶主绝不会从奴隶死亡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在一般的供需分析中，杀人能给消费者提供正的效用，消费者有动力但不愿或不能亲自动手。

@消极 #137653

奴隶贸易不存在杀人的需求问题，没有奴隶主愿意支付一定价格要杀手帮他杀奴隶。

既然有大麻合法化、卖淫合法化，为什么没有杀人合法化？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不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让杀人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自行达成均衡，反而要加上“交易是自愿的”“人不能强迫他人交易”之类的枷锁？

讨论杀人合法化前要了解大麻合法化、卖淫合法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 应该考虑供给者：有能力杀人且愿意杀人的人，即杀手、特务、黑社会；消费者：想杀人但不能自己亲自出手的人，如政客、商人；劳务：杀人数量。

一篇关于“暗杀市场”的报道 点击这里杀死 在线谋杀市场的黑暗世界

他构想了一个在线暗杀市场的想法，早于建立一个网络暗杀市场的想法，而且早于任何类似于暗网的东西。1995年，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并在英特尔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工程师吉姆·贝尔开始撰写名为“暗杀政治”的连载文章，提出了鼓励和众包谋杀公职人员的理论框架。受《科学美国人》杂志有关加密“数字现金”这一新概念的文章（尚未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存在）的启发，贝尔创建了早期网络中最险恶的思想实验之一。

这篇文章设想了一个网站或平台，用户可以在其中匿名提名某人被杀，并向悬赏金捐出一美元。他们还可以支付少量费用来做出“预测”（即只有预测变量和该站点才拥有的加密消息）有关该人何时被杀死的信息。一旦确认该人已死亡，该预测将被解密，并且所认捐的资金将自动转移给成功的预测者。在设计中隐含的是，预测某人何时死亡的最好方法是自己杀死他们。

@消极 #13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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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特朗普当选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吗？

共和党的世界就是土豪的世界，民主党的世界就是游士的世界。与特朗普在理念上对立的，是政治建制派、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精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企业家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 编者按：本文来源刘仲敬的个人公众号“冬川豆”，美国大选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战胜了希拉里代表的精英主义。而刘仲敬老师从特朗普及其代表的共和党的诸种理念分析，澄清了民粹与精英的关键误解：与特朗普在理念上对立的，是政治建制派、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精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企业家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本文已获授权。

特朗普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胜利，是德性的胜利。这是州郡乡民对城市居民的胜利，是生命经验对书本知识的胜利，是守土扎根的秩序源头对于城市流浪的寄生生物的胜利，是多中心性组织对统一大政府的胜利。但是，美国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们，笼罩在一种厌学情绪中，因为他们发现，这次大选中美国的多数派，正在跟他们书本上的道理和理想作对。如果这些进步主义的道理和理想如此正确，那么，为什么反对者会获胜？在他们眼中，特朗普的胜利，几乎等同于野蛮战胜文明，无知统治有知，权威型人格压倒民主型人格。如果我们不能对此做出解释，那么特朗普的胜利就是一次侥幸成功的政治投机事件，或者像之前一直有人抱怨的那样，是民粹主义的胜利。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之所以被贴上“民粹主义”（populism）标签，是因为他们与所谓的“精英主义”对立。但这个标签就很让人糊涂，因为“民粹主义”掀起的大多是追求经济平等的左派运动。民主党的桑德斯更像民粹主义。而特朗普和共和党并无左派平等主义倾向。当然，如果我们将特朗川普归为右翼民粹主义，也勉强说得过去。populism的更中性的汉语表述是：平民主义。平民确实与精英相对。然而，如果说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与精英主义对立，那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特朗普作为大商人、他的支持者作为共和党选民，大多持着更为精英主义的理念。相反，民主党才是一般被认为更为平民主义的政党。所以，关键性的澄清是，与特朗普在理念上对立的，是政治建制派、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精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企业家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

共和党理念的核心在于共同体的扎根性 我们从投票的统计地图就可以看出，特朗普广泛受到州郡乡民的支持。这与民主党只在大城市胜出形成鲜明对比。即便在民主党获胜的沿海各州，它们的郡县也是大多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鸟瞰整幅选举地图，一片红海中出现星星点点的蓝色孤岛，这就是红色之共和党和蓝色之民主党所代表的政治生态分布图。使用代表经济水平的阶层光谱来分析这一差异，必然是不充分的。一般的统计图表常常选择选民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族裔以及经济状况作为变量，来统计选民投票倾向上的规律，得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些参数或许对于竞选活动中实施针对性宣传有作用，但对于理解所谓政党“基本盘”的核心理念，毫无参考价值。 自由市场和小政府是共和党的基本理念，正好对立于当今民主党的平等主义和大政府。其它诸如持枪和禁枪、（对中产阶级和企业）减税和（对大型资产）增税、反堕胎和堕胎权通常也是区分两党理念的重要战场。思想主张上的这些对子，并非孤立的一个个“非此即彼”，不是“抓阄”式的你挑一个我挑剩下的另一个，而是彼此联系的。在对子上的选择，是由分立两派各自的理念生态场所决定。所谓理念生态场，并不是指逻辑自恰的思想体系，而是指这些理念的聚集体仿佛是活的生态系统一样，可以不停地调整不同理念的主从位置，分配他们的活跃能量，从而实现其整体需要。这个生态场中的某些理念可能是对立的，但就是由于它们的位置和重要性在系统中并不相同，所以反而变成互相辅助和协调的了。比如，在有关个人权利一项，共和党支持自由市场，自然是青睐个人权利的，但是，在堕胎和反堕胎上，共和党的理念似乎是在个人权利上的一大倒退。这就需要我们更为深入的思考，以廓清其中的迷雾。

理念都是服务于人的。各种理念，不仅它们的产生依赖于人及其生活，而且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人及其生活。理念生态场上的灵活性，正来源于这层关联。理念生态场之所以可以灵活变通，就是因为人的生活或生命就是运动的，理念生态场之所以大体稳定，就在于人的生活或生命是稳定的。但我们现在不是要追究理念是否变通还是稳定的问题，而就是要在理念和人的这层关联中，看到思想的真正核心。换句话说，思想的真正核心在于人的生活。共和党思想的真正核心，在于共和党人真正的生活是什么。 共和党人其实在用他们的理念维护他们生活中的核心内容：切身性的、触手可及的共同体。“切身性的”、“触手可及的”都是旨在描述，这种共同体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存中直接接触的、主动投入的，同时又是无可避免的、必须承受其影响的。这是一种贴身依赖的共同体，里面生活的个体不会凭空进来，也不会凭空消失，因而具备“长久反复博弈”的自演化条件。在这样的共同体内，投入和回报是可预期的，互帮互助必然带来长线型巨大收益，因而可以形成习惯。人们不用时刻担心受骗，也不敢欺骗别人。因为欺骗或者类似有损他人的行为所带来的长期损失，是他的一时得利所无法弥补的。德性几乎是一个人生存下来的全部财富。人们视勇气和荣誉为生命，最终也因为勇气和荣誉而得到最大的成功。 这样的共同体是秩序的源头。尽管对于已经演化到民族国家的人类社会而言，切身性人类组织已经不是人们生活唯一依赖的组织，但毋庸置疑的，共同体的切身性样式仍然是最为基础的生活样式：家庭、学校、教会和小城镇，等等。我们看到，共和党理念的支持者，正是大批支持家庭价值和教会理念的小城镇居民。有的学者将切身性人类组织和非切身性人类组织区分开来，分别命名为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教会是小共同体，国家是大共同体；有的学者则称这样的切身性人类组织为具有演化能力的自组织。 如果我们能理解共和党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切身性的小共同体，就能明白，为什么自由市场和小政府是他们的两大基本主张了。由市场主导的生产交易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商业行为的切身性，从而也就有利于在此基础上的共同体德性的涵养，而垄断组织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建设必然打破小共同体自生自长的习惯，成为野心家的冒险地和异乡人的傀儡。这种坚定的小共同体视野，也使得共和党人将自我防御的边界缩小到自我亲熟的范围，他们不仅要防御大共同体的可能侵犯，也要防御陌生人（包括犯罪分子）的侵犯。因而，持枪权，也即自我武装权，成为共和党人的急迫要求。这也可以反过来叙述：凡是意识到自我防御的重要性的人，意识到持枪权的重要性的人，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共和党人。 民主党的智识主义倾向和平等主义理念 民主党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或者说，知识分子越来越大面积地倒向民主党。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Econ Journal Watch），高校教师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已经达到11.5:1，其中，经济学教授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比例为4.5:1，历史学33.5:1，新闻传播学20:1，心理学17.4:1，法学8.6:1，所有这些系科中，女性教授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比例为24.8:1，男性为9:1。当然，这项调查的误差在于，它只能揭示愿意透露自己大选中投票倾向的教授们的比例（在调查的7243名教授中，3623名登记为民主党，314名登记为共和党）。无论如何，这个比例让人吃惊，据说在25年前（199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高校教师中的比例还大致是2:1。 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倾向可以概括为：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希拉里的败选演说这样安慰她的支持者：“永不放弃去相信，为正确的事情而奋斗是值得的。”（Never Stop Believing That Fighting For What’s Right Is Worth It.）这句话说中了民主党人的心坎，也表明了他们精神的内核。说这种思想倾向为智识主义，也可以从知识分子或民主党人动辄说反对者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上看出来。“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是一个高度理性主义的信条。“正确”是可以被定义的，这正是发生在大学课堂里的事。尽管美国大学课堂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一直是压倒性的主流，然而，恰恰是因为那些被讨论的教条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学教授和学生批判和怀疑过的，以至于它们的正确性被放心地接受下来。比如说，每一代的学生都在例如“哲学105”的课堂上跟着老师质疑过“正义”的各种表现和证成过程，以至于最终他们的收获是，如果我还保留一个关于正义的见解的话，这个见解就是千锤百炼过的了。 智识主义伴随着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行动潮流。进步主义是美国知识分子足以自傲的地方，因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意味着：知识分子不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还会把正确的事情付诸实施。进步主义是“用知识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行动纲领，是在现代性概念激励下的自我革新。在历史上，也就是1890到1920年代，进步主义是由清教徒推动的，而当代的进步主义，则非常明显地是由学院知识分子推动的，他们在例如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等诸多题目上发挥着巨大影响。通过诸如“全球正义”的研究项目、“青年领导人”模拟论坛，“消灭贫困”的全球计划，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不断吸引着学院、媒体和政治家的注意焦点和行动方向，培育他们的继承人。而学者也在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后殖民主义视角、后现代视角等等，重新解读和解构既往的一切文化著作，恰如联共（布）的小苏联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切一样。通过这种知识上的叠加效应，想要单纯地指出这类进步主义著作中的一个错误，来遏止他们的倾向，已经不再可能了。因为知识总是一环套一环，而只要知识生产者在自己良心的自白中验证得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也即良心正确——那么，这种知识生产里的小错误就会被自动忽略，毕竟，哪种知识生产没有错误呢？ 正是在良心正确和世界进步的信念下，平等主义在19世纪的勃兴和20世纪的灾难之后，再度卷土重来，成为一种国境线内的社会改良运动的主要理念支柱。现在的平等主义者相信自己跟革命的平等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内活动的，他们信奉这个体制，也依赖这个体制，他们是自由的平等主义者（liberal egalitarianism），或者说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大多数表现上，他们跟革命成功后的平等主义者，其实没什么不同。民权运动把权利概念转变成了福利概念，平权法案把反歧视转变成了逆向歧视，而他们的全球正义计划的指导方针确实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像他们国内拯救穷人和懒人的计划一样，通过强迫慈善式的再分配，让受援助者更依赖他们，也更仇恨他们。民主党从知识分子纲领中看到了穷人、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票仓，迅速把自己转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党。而正是这种转变，“自由”这个词发生了严重的意义污染，于是共和党人唯有以“保守”来重申古典自由的严格含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知识分子是无法被批评的，他们既崇高又正确。但我们说他们“无法被批评”也是错误的，因为自由知识分子最崇尚批评精神。自由知识分子这样定义他们的任务：知识分子就在于永无休止的批判。如果说，任何批判的任务都有赖于智识，或者说，任何投入批判的人，都会变成知识分子，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从知识所铸就的坚固堡垒中走出？幸好，还有共和党人，或者说，幸好，还有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共和党的乡民不为理念的完美所动，他们坚信教区和城镇的共同体生活才是生活的根本。共和党的世界就是土豪的世界，民主党的世界就是游士的世界。 如果说，共和党的根基在于共同体的扎根性，那么民主党的缺陷就在于无根性。知识分子天生流浪（或，天生反叛），是无家可归者，其原因就在于知识或精神的本性。知识就是使人向上，而浑不知自己就是粘着腊做的翅膀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知识分子以为通过批判的武器，能够避免独断者或独裁者们的武断错误，然而，在知识的领地，这并非个人私智所能侥幸成功。知识分子的反叛，准确而言，就是他脚踩着大地，却希望克服地心引力，永远地飘在空中。这是“没有脚的鸟”，如此美丽而可怜，却又可以瞬间变成利维坦，强行中断大地的四季轮回。 无根性是知识分子的本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无共同体的，或者在共同体联系上相当贫乏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信奉“只要讨论和对话，不拉帮结派和抱团取暖”。这体现的也是一种境界，是人类精神达到一定高度后才能享受的灵魂自由。正因为他们青睐这样的灵魂自由，使得他们视亲熟的和切身性的共同体为这种自由的绊脚石。知识分子害怕牵绊。知识分子害怕家庭、教会这样的紧密组织，他们相信个人自由，他们要克服所有紧密组织中天生的权力差等结构。而他们本身是没有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个个性独立的个体，他们所相信的力量就是知识，而知识要成为真正的力量，必须转变为权力，对于知识分子最有利的权力，最好是以相信个体自由为前提的国家权力。而这，就是自由的平等主义的信念，他们相信个体自由，同时只能依赖国家权力来实现它。所有的女性主义、所有的福利主义、所有的平等主义，最终都归结为国家主义——此时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权力是被他们所驯服了的。这正是民主党越来越偏向大政府的内在逻辑。 共和党理念中的谦逊 我们似乎很难说，两党理念到底谁好谁坏。要对好坏说出个道理来，那自然还是自由知识分子在行。自由知识分子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所以我去做。而共和党的保守分子只会说：因为我不确定，所以我遵从经验、习惯和传统。满足于经验、习惯和传统，正是共和党人的政治智慧，是共和党维护真正的自由理念的根本方式。自由是古老的，而专制才是新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专制的形式，都来源于切断共同体亲熟关联之后的理性发明。如果这样的理性发明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应该恭喜地球上所有的专制国家的人民，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你们的国家真是比美国聪明和理性多了。 诚然，那些相信经验、习惯和传统的人，会表现出另外一种傲慢。他们会显得缺乏怀疑精神、不愿轻易改变、捍卫本土价值和带点封闭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武器，可以轻易地针对这种傲慢，并指出他们的错误。然而，在此我们必须看清的是，这种傲慢如果不是基于德性的自我确认而来的“天生骄傲”的话，那就是被外界极度地激发和对比出来的。最初的经验主义者、习惯法的信奉者，都是从自我怀疑中逐渐形成的。而最为根本的一点是，自由的保守派在上帝的信仰中早已发现了他们作为有死者和有限者的角色，这里埋藏着最根本的人性谦卑。对上帝这个无限者的认知可以通往两条政治道路：在一条道路上，信徒借由认识上帝的无限，而自以为超越了自己的有限，从而陷入人性的张狂中；在另一条道路上，上帝的无限永远作为一个他者视野，使得自身的有限被照亮和省思，从而避免私智的僭越。 在无可避免的进步主义狂潮中，知识分子为了将权力批判进行到最彻底的地方、将个体自由扩张到最极端的地步，他们唯有诉诸国家权力。而这正是自由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最危险陷阱。男人-女人、长辈-晚辈、富人-穷人，当自由知识分子试图在这些对子中以完全的平等来实现其彻底自由时，必然会产生另外的更糟糕的东西。因为诉求平等的颠覆，原本就不符合自然状况，这些对子之所以成为对子，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平等的，而是对等的，它们处在相互对待的关系中。我们应该警惕压迫和权力滥用，但是，打破这些亲熟关系中的原生状态链条，则必然要释放一个恶魔才能够。“惧狐狸之横而欲投身狮吻。”先贤洛克的名言当使我们在迈出理性正确的步伐前，有所戒惧。 特朗普与“政治正确” 特朗普之所以被自由知识分子所嘲笑和忌恨，乃是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与“政治正确”背道而驰的言论和主张。自由知识分子在“正确主义”的思维训练下，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定势：如果你不坚持“政治正确”，你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你反对非法移民，那你就是反对一切移民；如果你反对平权法案，你就是主张种族歧视。从特朗普的胜利在美国知识分子圈里造成的Shock（震惊、惊恐）来看，他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不主张“政治正确”的社会会如何运行，他们觉得书本知识被愚昧的乡民推翻了，又或者他们自己被这个愚蠢的世界欺骗了。 然而，特朗普真的是这样一个愚昧的人么？从他女儿的视角可以略窥一二。伊万卡（Ivanka）2016年7月在克利夫兰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解读了特朗普家族视角下的“政治正确”： “我父亲的一个最大才能，是他能看到别人的潜能，甚至比他们自己还先发现。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就是如此。他教导我们，人的潜能不加上努力，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和他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只是为自己而工作，而是要为了改善我们周围的世界。多年来，在不计其数的场合中，我看见我的父亲把报纸上别人的故事裁剪下来，那些人，他从来没见过，但是他们面对着不公或困难，他会用他黑色的签字笔给助手写个纸条，要求他们找到那些人，并邀请他们到特朗普大厦与他会面。他会和他们面谈，并利用他广泛的社交圈给他们找个工作，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们离开办公室时，就像其他与唐纳德•特朗普见过面的人一样，感到他们的生活又可以美好起来。……在他身边从事建筑业工作，我学到了很多。若管理得当，建筑工地是真正的唯才是举（meritocracy）。有能力者在建筑业很容易崭露头角，能力不济，也无处躲藏。建筑工地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熔炉，各界人士荟萃，众志成城完成共同任务。在我父亲的工作场地，总是有各种背景和族裔的人，并且在女性工作司空见惯之前，公司里就能见到女性。我的父亲重视人才，他只要遇到，就能识别谁有真才实干。他不管肤色（colorblind），也不偏性别（gender neutral）。他雇佣适合岗位的最佳人选。……如果特朗普在做主，最重要的是能力、努力和精益求精。这一直以来都是特朗普集团的理念。在我父亲的公司里，高管中的女性比男性更多。女性也是同工同酬，如果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她会得到支持，而不是扫地出门。” 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主张。特朗普“不管肤色、不偏性别”，他以自己一对一的方式帮助有困难的人。但我们能够从特朗普的主张中看出不同，他与自由知识分子主张的繁文缛节式的“政治正确”是不同的。特朗普主张“唯才是举”，“雇佣适合岗位的最佳人选”，“发现他们的才能”。换句话说，特朗普的理念，不是按照族裔和性别搞按比例分配的福利制，不是按弱势群体来搞特殊照顾，他给人机会，但他给的是真实的、符合人的才能同时符合他需要的机会。这是竞争的机会，也是合作的机会。 让我们反过来看看愈演愈烈的“政治正确”。如果说在学术论文中称“she”不称“he”，对待少数族裔和残障人士给以中性称呼，这些都是故作姿态的行为艺术，因而毕竟也无伤大雅的话，那么平权法案（AA）中的各种措施，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与公正事与愿违、与初衷背道而驰的事。各种避免歧视的措施，其实就是以一种根本性的歧视（也即区别，discrimination）理念为支撑的。这听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反歧视反而是以歧视为基础呢？这是因为，现今政治正确语境下的反歧视都是一种经济的、后果的平等主义上的反歧视，也即，它们是一种必须通过进一步倒贴才能弥补之前的不平等的反歧视。而要做到弥补到位，就必须把接受弥补的对象区分出来。在这次选举中广受亚裔诟病并让很多华裔美国人揭竿而起的，就是加州为入学平权而推行的亚裔细分方案，亚裔细分就是把亚裔中的华裔、韩裔、越南裔、菲律宾裔等都区分开来，以供未来做政策性地区别对待。平权法案要支持妇女就业，就得先把妇女区分出来；支持黑人，就得把黑人区分出来；总之，要支持谁，就得把谁区分出来。将这些对象区分出来，然后通过法令让全社会给予他们特殊照顾。这种做法的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它原本是要让对象少受歧视，结果他们更加引人注目。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平等主义导向的反歧视，包含着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按照自然的市场选择，一个人减少权利，同时意味着他相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也减少了；然而按照平等主义的补偿方式，一类人单凭平权法案的规定增加了权利，却并不按正常比例承担责任，这当然只能更受歧视。 乞丐不会因为救济而使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根本改变。强制推行的平等主义法案只能使其帮助对象的处境获得表面上的改善，而留下的后遗症则要整个社会花费更大的代价来消化。唯有切身性的组织，才能将社会的疾患消除在自身结构中。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够消灭一切贫穷和一切差等的权力结构。贫穷并不会被消灭，因为贫穷本身是被定义出来的。在各种良心们呼喊着“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近170年里，资本主义的穷人开上了轿车、筑起了别墅，但是他们仍然被归入“穷人”行列。因为平等主义者需要“穷人”概念、“平民”概念，以推动他们的理想主义计划。这里也恰恰反映着共和党理念和民主党理念的根本差异：共和党的理想社会乃是具有自然阶层差异的等级共治社会；而民主党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一味呼吁无差异性的平等社会——更加不可理喻的是，他们甚至视这种平等的无差异性为社会多元和多样性的解释。今天的我们回忆一下克列蒙梭（1841-1929）的名言仍然有现实意义：“一個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良知就有问题；如果到30岁以后还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头脑就有问题。” 2016-11-14

@阿里萨斯 #137188

刘仲敬支持民主党可能是2020年键政圈最大的魔幻事实

@消极 #137142

这纯粹就是实力对比问题，法王和勃艮第公爵谁不想灭了谁？到最后勃艮第还不是被灭了？

封建社会只要存在战争，各级领主就会动员原本不属于本阶级的人加入自己一方，就像中世纪末期“国王与市民的联盟”、征召常备军之类，不可避免地走向大一统 。

两者同样作为“自由”“右派”的代表，然而理想中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土豪的，反而充斥着原子化的个人。既然如此，姨学家们为什么不移民领主林立的伊斯兰国家或者非洲部落，而是一个劲跑到美国去？

为什么刘仲敬经常把美国比作罗马，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

@NullPointer #137107

最简单的，马经的计量要建立在它的价值理论上。脱离了价值理论，也就无所谓马经了。

有哪些马经用计量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

谈谈你对“实事求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理解。

https://www.zhihu.com/column/p/26350458

PART1

两位古典传统文化的大师

施佩尔——这位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的御用建筑师曾经回忆道，希特勒曾经一再对他说：“我曾多么希望我是个建筑师。”这时施佩尔就会回答：“那我在那时可能就没有主顾了。”然后希特勒就会回答：“哦，您！您无论如何都会获得成就的。”

这并不是独裁者和他无能弄臣之间的吹嘘和谄媚，实际上，你大可以将其想成两位古典建筑大师（当然，其中一位充其量只能算自学成才）之间相互惺惺相惜的对话。施佩尔曾回忆道，希特勒在建筑设计上有着惊人的天赋，能够迅速把握某一设计，以及把平面图和透视图结合起来形成立体概念的能力。他在繁忙的公务之外常常要同时处理不同城市的10到15个建筑项目，每当隔几月将施工图再次呈送给他时，他总是能立即找到修改过的地方，并能记得那些是他要求修改的。这时，那些以为他不过是外行随口一提的建筑师们往往会十分尴尬。希特勒还常常否定其他建筑师的第一稿，让他们去反复推敲，直到施工的时候还要坚持做细节修改。然而他对施佩尔却从未有过刁难。当施佩尔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擦枪，让施佩尔将图样放在桌上，满有兴趣但一言不发地审查草图。然后只说了一句话：

“可以。”

虽然简短地近乎失礼。但他每次总是这样，默默地审读图样，然后说上一句“同意”就走掉了，从未对施佩尔提出过任何挑战性。

（《帝国的毁灭》剧照） 施佩尔出身于建筑世家，父亲在曼海姆有一家颇有名气的建筑师事务所，在通货膨胀时期，他本人依然衣食无忧地在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柏林求学，修了整整九个学期建筑学，在1928年成为他们学校最年轻的助教之一，是一名天才横溢的学院派高手。而另一位主角出身则众所周知，穷苦平凡，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专业训练——然而却终身保持对建筑的爱好。在1925年左右，希特勒还在蹲监狱，那个时候他除了写作《我的奋斗》，还坚持画了两个建筑设计草图：一张是直径为两百米的圆顶大厅；另一张是高度超过100米的凯旋门。这个男人即便政治生涯走到最低潮，也还抱着坚定的信念设计了两个大建筑物，表彰自己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功绩。用他十年之后的回忆来说，他“总是把它们保存好，因为我（希特勒）从不怀疑有朝一日我要建筑这两个大建筑物的。”

在很多情况下，学院派和民科派是谈不拢的，但这绝不会发生希特勒和施佩尔之间。这对基友的关系好到甚至让一些纳粹廷臣产生了暧昧的联想。有人在回忆录提到，每当施佩尔到来的时候，希特勒就会精神为之一振，就像看见了阔别许久的情人。两人待在一起动辄就是一两个小时，讨论他们的各种建设计划，特别是日耳曼尼亚。

当然，这里面没其实有任何BL的基情，将这对CP牢牢粘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古典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共同的痴迷和爱，而且包括不仅限于建筑。施佩尔不用说，精英出身。当施佩尔回忆纽伦堡，就是那次他作为总设计师导演的党代会时（后来被莱妮·里芬施塔尔 Leni Riefenstahl拍成《意志的胜利》），他只记得一是他说服希特勒动用了130座战备探照灯，以十二米的间距从会场射向夜空，在天上6000到8000米的地方清晰可见，然后渐渐模糊，汇成一片光辉，成为光的“瓦尔哈拉”；而另外就是他在大会上听了富特文格勒指挥的《纽伦堡的名歌手》（三联版可笑地将其译为《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并且发现希特勒对他党内那些粗坯高层居然胆敢缺席这次难得音乐盛典而大为愤怒。这一点都不奇怪，虽然是民科，虽然热衷于将罗马的古典文化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奇妙地联系起来，但希特勒终究是一个狂热的古典传统文化爱好者。当还在维也纳身无分文流浪的时候，他都会将省吃俭用地去买站票，为的是听勃拉姆斯——他曾经向人提过，勃拉姆斯某曲目他曾听过17遍。正是这种古典传统文化共同的热衷，让这两个建筑大师从灵魂上感到了契合。对施佩尔来说，从没有见过希特勒这么好说话的甲方，而对希特勒来说，也从没有遇见施佩尔能这么深刻理解他需求的乙方。

因为他们两个对古典传统文化的理念相同。

PART2

废墟价值论

1934年，在一次晚宴上，希特勒郑重其事地对施佩尔的妻子说：“您的丈夫正为我建造的建筑物，是四千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他指的是纽伦堡党代会的策佩林机场观礼台。这是两位大师设计理念的第一次合作实践，一种叫做《废墟价值论》建筑理念。

《废墟价值论》具体是施佩尔系统地提出并形诸文字的。在统筹设计纽伦堡党代会方案的时候，他经过纽伦堡电车总站的拆迁现场，看到了混凝土柱内的钢筋暴露在外，锈迹斑斑，这种颓废的末日景象深深地刺激了施佩尔，在反复思考之后，他提出了所谓的《废墟价值伦》。他认为，不能想象生锈倒塌的钢筋水泥建筑能流芳千古的价值，要用特殊材料，应用一定静力学远离，使得建筑物在数百年——甚至如纳粹鼓吹的千年之后，即使倾圯成废墟，依然具有罗马建筑作用那样的价值。为此，他专门画了一张图，画的是千秋万代之后的策佩林机场观礼台：石柱断裂，四处都是坍塌的墙壁，植物长满其中——然而主体轮廓清晰可辨。

（不用千年，十多年后，战火就粉碎了日耳曼尼亚之梦） 在千年帝国刚成立的第二年就画出她衰微的模样，这种大不敬的行为居然获得希特勒的激赏。因为他认为搞这些建筑的目的，是要把他的时代和时代精神传给后世。希特勒特别爱强调：使人们不忘记历史时代的，最终唯有那些时代遗留下来的宏伟建筑物。历代罗马皇帝留下来的是什么？如果他们没有留下建筑物，今天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他们的物证？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总有衰微时期，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不能单靠建筑物来唤醒。但是在长期的衰微之后，民族的伟大崇高将重新激发出来之时，先辈们的丰碑最能奋勉人心。……我们的建筑物也必须在未来千百年内对德国起警世恒言的作用。

很有趣。希特勒这位口口声声要为德意志民族制定千年帝国计划的人，本能地却知道并没有什么帝国可以持续千年，更谈不上什么计划。他所做的规划的目的都是基于一个理念：树立丰碑，让后世记住，也就是说，他从不奢望自己的帝国延续千年，反而更相信作为民族族群的德意志人，或许能在千年之后还记得他。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倒是和《第三帝国兴衰史》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心心相通。在那本巨著的最后，夏伊勒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所有强权人为的千年帝国，不过是昙花一现，唯有作为民族的德意志人将生生不息，永世长存。

或许，他们都本能地认为，如果真有什么千年大计，那也是上帝或者说历史的任务。至于人类自己，唯一的任务就是生存并繁衍下去。

PART3

日耳曼尼亚：一个关于首都的千年计划

一个千年帝国，需要一个千年的首都。

所以希特勒给他的千年帝国的首都制定了一个千年之后还能熠熠发光的计划，一个将废墟价值论发挥到极点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Welthauptstadt Germania）——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称呼，施佩尔的头衔也只是“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虽然希特勒在其他方面知识浅薄，但是他似乎拿定了主意认为，如果一个城市真的成为了世界之都，那么她不可抑制地会变得硕大无比，加上他们废墟价值论作祟，因此从一开始，日耳曼尼亚的规划就走上了高大上之路。

按照他们的规划，日耳曼尼亚将设立南北两个中心火车站，以此为为轴布满了各种能展示德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建筑。中心坐落着帝国的绝对统治者，他旁边的圆顶大会堂是未来柏林的最高建筑。人们从火车南站门外台阶下来，他们将被日耳曼尼亚震慑到：光车站广场就有33平方米（1000X330m），周围陈列着战争中缴获的武器，广场上有一座长170米，深119米，高117米的凯旋门，是南半部分最高的建筑。透过这座凯旋门可以看到的第二个地标建筑：总面积38000平米，直径250米，高290米，可容纳15万人的圆顶大会堂。帝国的十一个部散布在凯旋门到大会堂的道路上，末端是与波茨坦大街交叉口上的“圆形广场”，之后是一公里长的店铺和娱乐场所：日耳曼尼亚将有2/3的地方是商用和民用建筑，施佩尔甚至还考虑过如何用希特勒的权威阻止官僚机构侵占商、民用建筑。在宽达150到200米的街道上，他计划盖一座豪华影院、一座2000个座位的大众影院、一座新歌剧院、一座新音乐厅、一座“民族宫”、一座有21万张床位的饭店。

这座日耳曼尼亚的模型放在艺术研究院，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严加看守，除了少数得到希特勒亲口许可的人，谁都不准入内看到这个庞大的、千年的新首都计划。这个1:50的模型从头到尾大约有30米长。希特勒最喜欢的，就是其中的1:1000主干道模型，他反复想象自己从不同的方向来到这条大街时，会得到怎样观感：从火车站出来会如何如何，从大会堂望去会如何，或者从大街中央看两端会如何……每当此事，他总是几乎跪在地上，眼睛保持在模型上方，一边神态语气活泼，无拘无束地说着话。当得知日耳曼尼亚的大型建筑预计竣工时间普遍在1945年到1950才能竣工的时候，担心活不到那个时候的希特勒嘱咐戈林，当戈林即位之后可以干他任何认为对的事情，唯一不允许的，就是不准干涉施佩尔的工作。对希特勒来说，这项千秋大计比什么都重要。他坚信，柏林必须改变它的面貌，以适应她的伟大的新使命。

唯一对这个千年大计不感兴趣的是施佩尔的父亲，在看过了这套模型之后，这位老人耸了耸肩：“你们完全疯了。”

他是对的。

@丁丁兄弟 #133153 看西方历史，民族国家（包括民族意识）和资本主义谁先谁后？谁是因、谁是果？

这两个概念是规范的还是实证的？很显然中国走出的跨国企业不会为了中国放弃在外国的利益，美国企业也不会为了“爱美国”而放弃中国市场。 而今天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也是竞争关系，恨不得所有资本都输出到自己家里。

或许19世纪时各国资本家只能控制所在国的企业，无法投资、控制在别国注册的资本，所以必须利用国家机器扩张市场，打击别国企业，最后爆发一战。但今天国内不少“左派”还在提这个概念，谁可能会是这套理论的受众？

因为国共两党都是俄共的好学生啊

@沮渠蒙逊 #131849 白川粉没有领土诉求，主要是经济诉求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31851 没错，白川粉和毛粉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孤立主义者，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起闭关锁国呢？

为什么中国毛粉不和美国川粉一起反对自由贸易？

两国自由贸易的受害者通常是两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反对自由贸易的角度，每个国家的爱国者都应该和别国的爱国者联盟：一起加高关税，赶走外国企业，老死不相往来，从而让自己垄断本国市场，恢复从前的经济地位。

列式不难，计算难

启蒙学者必须在做皇帝的太监还是做亡国奴之间抉择。

这篇文章也值得“自由主义者”（传统的，保守的，或自由意志主义的）深思。自由，究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还是最大化经济效率、社会福利和个人效用的手段？前者是规范的，后者是实证的，如果后者的论证失败，前者还能成立吗？

夭折的“坦齐马特”：土耳其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何最终失败？ - 知乎

19世纪，衰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进行过一场伊斯兰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这场由奥斯曼苏丹自上而下推行的全面改革被称作“坦齐马特”运动，即突厥语“改革”之意。

坦齐马特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现代化成果，但就其想要实现的目标——将奥斯曼帝国从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最高法律的中世纪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来说，是彻底失败了。

尤为可惜的是，在“坦齐马特”中被培养起来的土耳其思想启蒙运动也并没有像他们效仿的对象-----法国启蒙运动一样，起到唤醒民众，促进国家从宗教中心社会向世俗民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作用。

可以说，一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为止，土耳其社会在整体上仍旧是封闭保守、奉伊斯兰法条为至高信仰的中世纪社会，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仍旧徘徊在现代文明大门之外。

上有最高权力推进，下有开明人士配合、一度声势浩大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何以兴起，又何其衰败？一切要从“坦齐马特”的源头----法国大革命谈起。

一、后人包装过的“完美皇帝”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土耳其和法国的交情就已经相当深厚。

在18世纪，土耳其和俄罗斯连年交战，损兵折将，失去大片土地。在这段艰难时间里对土耳其援助最多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

法国雇佣军官博纳瓦尔伯爵帮助困境中的奥斯曼军队训练了一支西方式的掷弹兵部队，并按欧洲的军队模式重组了土耳其军队，帮助土耳其人在对奥地利的作战中接连获胜。

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伊斯坦布尔岌岌可危之时，又是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维伦纽夫四方奔走，积极斡旋，促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相当有利的《贝尔格莱德和约》。

战后，法国对奥斯曼宫廷的影响力大增，越来越多的法国官员、商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首都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法国人社区。

随着法国对土耳其的影响越来越强的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通过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社区将影响传播到了土耳其。拥护革命的伊斯坦布尔法国侨民认为，在欧洲各国普遍敌视新生政权的情况下，维系土耳其苏丹对法国革命政府的善意特别重要。

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勒姆三世（1761年12月24日－1808年1月28日） 在土耳其这边，土耳其新苏丹塞勒姆三世也迫切想要通过改革来积蓄国力。他请求法国革命政府派出大批军官到土耳其帮土耳其人重整军队。

为了方便军事教学，塞勒姆三世甚至批准成立了一个专门搜集欧洲书籍的图书馆和恢复法国在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借助图书馆和印刷所的帮助，土耳其的年轻一代贵族子得以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法国文化和思想。

塞勒姆三世还将许多年轻人送到法国去，去观察“西方国家是怎样做事的”。这些派驻西方的留学生往往都被授予低阶外交职务，他们热衷和法国人交流，掌握一口流利的法语，了解西方社会最新的政治经济动态。

他们回到土耳其后，往往被破格提拔，授予政府内的重要职务，成为最积极推动土耳其的新一代政治家。

在这段土法关系的蜜月期里，一些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念也被传播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高门”（贵族官员）们中间也渐渐有了关于公民权力和思想解放的讨论。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新军的装束已经完全欧洲化 但很明显，“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理念对于一个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在中世纪状态的社会来说太过超前了。依靠外国援助和苏丹个人推动的现代化改革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不久，随着拿破仑率领远征军登陆埃及，土法关系迅速恶化，法国人被迫大批离开。而对新政改革早有不满的宗教人士策动利益受损的苏丹近卫军耶尼切利军团发动兵变，先是罢黜，而后又杀害了塞勒姆三世。

土耳其的近代化改革也不得不暂告终止。

二、后人包装过的“完美皇帝”

几经变乱后上台的马哈茂德二世在改革派人士看来是一个谨小慎微的苏丹，他一面小心翼翼的试图保留塞勒姆三世改革的某些成果，一面又竭力避免得罪宗教人士和顽固保守的大臣们。

马哈茂德二世（1785年7月20日－1839年7月1日） 但马哈茂德二世在他统治的后半程却一鸣惊人，他一手主导摧毁了威胁苏丹皇位几个世纪的耶尼切利军团，驱逐了宗教极端团体拜克塔什教团，完全压制了宗教人士对苏丹的反抗。

最重要的是他为他年轻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土耳其未来的重要遗嘱。

1839年11月3日，接替父亲马哈茂德继承大位的年仅16岁的苏丹迈吉德在苏丹行宫里种满玫瑰的花厅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布继续全面推进因塞勒姆三世之死而停顿的现代化改革，这份诏书史称“花厅御诏”。

历史学家们认为，迈吉德的这份诏书里的大部分计划应该是马哈茂德二世生前就拟定好的。它启动了土耳其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改革运动，后人将其称之为“坦齐马特”改革。

“坦齐马特”改革和塞勒姆三世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其在引进西方科技和军事制度之外，试图对土耳其的政治伦理和社会运行规范进行全面革新。

譬如，苏丹将成立一个议事委员会，对苏丹的决策进行评议，这是奥斯曼苏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治举措。

花厅御诏还提出，要让穆斯林、基督徒和所有非穆斯林国民享有同样的公民权，都承担同样的税赋和征兵义务，这将违反《古兰经》里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别对待的教条。坦齐马特还试图使用现代征税体制代替古老的包税制度，建立未经审判不得私刑的现代法律体系等。

《花厅御诏》全文 对于一个尚处在前现代社会的传统国家，这些改革显得过于激进了，在实际推行过程里，“坦齐马特”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势力的顽强阻击。特别是在制订法律方面，一些新制定的现代法规和伊斯兰神圣法典相冲突，更加不被宗教人士所认可。

据说在一次有关新贸易法的庭辩里，改革派领袖雷希德帕夏公然声称：“（伊斯兰的）神圣法典和贸易法没有什么关系”。在座的所有乌里玛宗教法官听罢立刻大吼：“亵渎神明！”

可想而知，在这样激烈的对抗下，社会改革的步骤远不像奥斯曼苏丹预想的那么快。但初期的坦齐马特改革倒也不是全无建树，在雷希德帕夏的强力推动下,土耳其更换了货币体系，设立了和西方接轨的商业法庭，大大促进了土耳其的贸易发展。

更重要的，通过这一次大规模改革将一批具备进步思想和活跃头脑的土耳其贵族子弟吸纳进了改革队伍，导致了19世纪末一批土耳其启蒙学者的诞生。

三、新奥斯曼人运动

例如改革派棋手雷希德帕夏的弟子易卜拉欣·希纳西。就是土耳其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创者、作家、编剧、报纸编辑，在其生涯早期就以其用人文主义思想代替伊斯兰传统思想的主张而著名。

他甚至在报纸上高呼北美独立战争的名言“无代表不纳税！”，这样的激进主张导致他被排挤出政府，后长期旅居巴黎。

希纳西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来讽刺土耳其的旧风俗和腐朽陈旧的奥斯曼官僚传统。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兴办了土耳其第一份真正的现代报纸，名为《思想先驱》。

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知识分子集体——新奥斯曼人，成员包括记者、作家、教师、政府官员和军官。新奥斯曼人运动起初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由作家希纳西领导，创办报刊，主张发展土耳其民族文学、净化土耳其语，随后增添政治诉求，要求立宪。图为易卜拉欣·希纳西 该报使用生动通俗的土耳其民间语言写作，主张学问家应当“兼容并包”，并且大量刊载关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普及文章。希纳西主张有限的言论自由，认为人既然有义务为苏丹服务，则同样有义务宣传有利于国家的思想和主张。

此外还有齐亚帕夏，曾经担任过苏丹宫廷官员，1867年流亡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辗转居住。齐亚帕夏鼓吹土耳其颁布宪法来取代古老的伊斯兰法典，成立宪政政府。

他认为苏丹应该首先召开全国各阶层参加的土耳其国民大会，然后逐步将一些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让其最终发挥现代议会的作用。

其中，纳米克·凯末尔是这一代启蒙学者里的重要人物。

他的父亲阿希姆贝伊是苏丹宫廷内的首席占星师，这是一个相当亲近苏丹的职位。凯末尔年轻时游历土耳其全土，后在苏丹政府翻译室工作，因为其政治观点，被保守派政府解职。

凯末尔后来在友人希纳西的《思想先驱报》担任记者，撰写了大量启蒙主义文章。1867年，凯末尔和一大批启蒙学者一起流亡欧洲，在欧洲办起了《自由报》，继续宣传进步思想。

凯末尔的观点颇能代表土耳其启蒙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他认为西方的各种进步思想和主义《古兰经》早已有之。引进这些西方思想，不但不是对《古兰经》的背叛，反而是对正统伊斯兰思想的一种复兴。

纳米克·凯末尔是土耳其启蒙者的代表 纳米克是流亡欧洲的启蒙学者中的明星人物，据说当反对改革的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访问英国时，在欢迎人群里看见了带土耳其标志性菲兹帽的纳米克，问道：“这些欢迎我的土耳其人是谁？”身边的外交官员回答说：“他们是苏丹您的反对者”。

1870年，纳米克回到土耳其，创作了著名戏剧《祖国》。在这部戏里纳米克第一次强调了土耳其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国民应该对祖国，而不是苏丹或者伊斯兰教法忠诚，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言论，于是纳米克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三年。

希纳西、齐亚、纳米克，以及后来的阿赫迈特·雷扎、萨巴赫丁贝伊等新一代土耳其启蒙学者和思想家，渐渐取代了雷希德帕夏、阿里帕夏等老一辈改革派高官，成为推动土耳其改革运动从器物层面向思想和社会层面转变的主要推动者。

1865年，一小批土耳其启蒙知识分子效法欧洲的地下组织烧炭党，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的树林里秘密集会，以“自由”为口号，成立了土耳其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爱国者联盟”，又称青年奥斯曼组织。

从此以后，游走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奥斯曼青年党人就成为推进土耳其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塞勒姆三世以后的苏丹大多在改革和保守之间举棋不定，但却都没有彻底退回传统保守路线。

这是因为19世纪的国际国内局势，迫使土耳其不得不加速改革已求摆脱困境。

四、新奥斯曼人运动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举着东正教保护的旗号步步进逼，在几次战争中痛殴老朽的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对希腊民族起义的严酷镇压导致英法等国家对土耳其的态度转向冷淡，甚至将土耳其视为“粗暴野蛮的前现代国家”。

同时，设立各种新式军队学校和巨大花销和苏丹宫廷的扩张消费，以及传统官僚体制的腐败和低效，让土耳其深陷债务危机，土耳其政府的信用一落千丈，不得不付出高额利息来举新债还旧债。

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哈米德二世从患有精神病的穆拉德五世手里接过了苏丹大位。

哈米德二世登基的时候正是土耳其改革派得势之时，奥斯曼宫廷几乎全部掌握在改革派手中，国务会议主席是改革派官僚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苏丹的首席宫廷秘书是之前流亡国外的纳米克·凯末尔，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筹备一个全国协商大会，不分种族、宗教和阶层，将全部人的代表吸纳进来，苏丹的一切施政必须对这个大会负责。

新上任的哈米德二世全盘接受了改革派政府和这个筹备计划，他宣誓：将颁布宪法，利用改革派官员担当的顾问发布诏令，留用穆拉德五世的改革班底。

哈米德二世登基照 所有人都被哈米德二世的亲善外表所迷惑，事实上，这位新苏丹并不是一个真心赞同民权宪政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哈米德二世是自塞勒姆三世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奥斯曼苏丹。他将西方技术、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和奥斯曼宫廷传统的专制统治结合到一起，打造出了19世纪末期最稳定也最为专制的苏丹统治。

哈米德二世一上台就颁布了一部宪法，做出一副大搞公民社会的模样，借此平息了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地区民族的独立呼声。在面临俄罗斯军队大举入侵时，哈米德二世又利用英国公众的“恐俄病”，成功迫使英国进行调停，最终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让步，达成了对土耳其相对有利的《柏林和约》。

《柏林和约》刚一达成，哈米德二世就撕下了赞同进步改革的伪装。他逮捕了改革派领袖米德哈特，并在新颁布的宪法里强行加入了秘密警察条款。

虽然他仍然允许第一届土耳其议会召开，但发现不能控制议员批评政府后，哈米德二世果断关闭了议会。

至此，坦齐马特改革致力于将土耳其改造成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遭遇全面挫折。

当有西方记者因此质疑哈米德二世的对宪政的支持程度甚至不如他的祖父马哈茂德二世时，他回答说：“我并不反对这些东西，（指坦齐马特改革）但赋予一个人过度的自由，以至于超出他习惯的程度，这跟缺少自由一样危险。”

在青年奥斯曼党人看来，哈米德二世的背叛意味着依靠君主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理想的破灭。一部分人转向激进，宣称要通过革命实现理想，另一部分人则灰心失望，齐亚帕夏沮丧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忧伤等待着帝国的忠诚儿女，此国此民却在拥抱疯狂”。

齐亚帕夏对土耳其宪政前途灰心失望，最后选择隐居写书 哈米德二世将古老的苏丹专制思想和现代集权技术集于一身。为防人暗害，他深居简出，不轻易离开守卫森严的行宫，身边有一支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组成的贴身卫队，时刻提防着体制内改革派势力的蠢动。

他在伊斯坦布尔乃至全国广部密探，大搞特务统治。不管是在城市、集镇或是乡村，到处都是密探、便衣警察和告密者。当时有个笑话说，伊斯坦布尔的居民里有一半都是秘密警察，他们负责监视另外一半人。

哈米德二世勤于政务，不论大小事务都亲自抓在手里。他虽然反对西方有关公民权力和自由的政治理念，但是并不拒绝有助于他加强集权统治的西方技术。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成立了邮政电报部，在全国架设了3.2万公里的电报线路和电缆，苏丹可以方便的通过这一现代工具将权力伸向以往触碰不到的地方省份的偏远乡村。

以往割据一方的省总督变成了只能依照伊斯坦布尔电报行动的苏丹傀儡。而过去成为青年奥斯曼人聚集地的边缘地带，现在也挤满了依靠电报告密的政府间谍。

哈米德二世还利用史无前例的专制权力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他排除了宗教人士的干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建新式学校，新的公务员学校、海陆军院校和各种专科学校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了起来。

土耳其的中学教育大大普及，但所有的院校都奉行一个铁则，只教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再教授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人文思想。

在哈米德治下，土耳其第一次拥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受教育群体，为同时兼具西方政府效率和东方式苏丹专制特征的新式政权的出现提供了大批忠实的人才兼奴才。

在经济方面，深陷债务陷阱的土耳其政府只能接受由西方人组成的债务整理处来帮自己重整债务。但这反而让哈米德二世因祸得福，债务整理处使得土耳其恢复了在金融市场的信誉。

大笔外资涌入这个尚待开发的古老帝国，从黑海沿岸的煤田到布尔萨的丝绸作坊，到处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外资大量投资在土耳其的铁路建设事业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和巴尔干建设起成千上万公里铁路。土耳其的财政收入不断攀升，债务却削减了一半以上，经济前景十分光明。

巴格达铁路不但是威廉二世的梦想，也是哈米德二世的雄心 在外交上，土耳其逐渐远离传统大国英法，靠近专制主义的沙皇俄国，尤其更加亲近新崛起的强国德意志帝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势力互相牵制的有利条件下，成功维持了20多年的和平。尽管土耳其被迫放弃了已经名存实亡的非洲领地的宗主权，哈米德二世却以全世界穆斯林保护人的身份在东方各国的穆斯林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他残酷镇压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反抗，巩固了自己宗教保卫者的形象。

哈米德二世甚至试图在德国人的帮助下修筑从柏林直通巴格达的洲际大铁路，也就是德国津津乐道的“3B”铁路项目。哈米德希望通过这条交通大干线将强大的德国陆军引入到英国的势力范围，帮助穆斯林世界从英国的殖民帝国中独立出来。

总的来说，在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这一段时间里，土耳其国民虽然政治权力被大幅削减，自由受到严重拘束，却切实看到了奥斯曼帝国国势蒸蒸日上的一面。对待基督徒的血腥暴力和英法等国家喋喋不休的关于民权和迫害抱怨仿佛成为帝国上升期的无害背景声。

即使是今天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大多也对那段统治时期抱有“X分功，X分过”的评价。后来的掌权者更加把哈米德的统治当作了效仿对象，在利用马其顿兵变重新上台的土耳其青年党人看来，哈米德二世虽然是不共戴天的政治敌手，其统治策略却值得钦佩，完全可以萧规曹随。

土耳其青年党新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里勒废弃了青年奥斯曼人时代推进民权和宪政的理念，将哈米德时代的绝对专制、密探治国、亲德反英等统治策略一概照搬，变成了哈米德的土青党复刻版。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为止，土耳其启蒙学者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全部努力尽皆付之东流。

五、新奥斯曼人运动

那么，志在将土耳其转变为世俗主义的宪政国家的坦齐马特改革，为何最终走上了歧路？土耳其启蒙学者推动奥斯曼帝国进入现代公民社会的计划为何全盘失败了？

笔者认为，这里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先说外因。坦齐马特改革在哈米德统治时期“变味”是有国际大背景的影响的。随着普法战争普鲁士的胜利，共和民主理念的最主要推手法国影响力大衰，企图建立全球宪政民主价值观的拿破仑三世黯然退出政坛。

相反，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开明专制主义在19世纪盛行一时，不止是土耳其，日本、泰国、中国、南美等独立国家里，也都兴起了一股效法普鲁士实行君主开明专制、追求军国主义的思想热潮。

也就是说，从国际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天平在这个时代是倾向于专制主义的。

在内因来说，传统的中世纪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要实现任何变革，君主个人的意愿和能力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场改革可能因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全力推动而大获成功，也可能因为一个平庸君主的仓促行事而草草收场，对于那些跨越几个君主统治时代的漫长改革运动更是难免人亡政息的波折，新上台的君主往往基于政治压力转向保守，这就让改革总是迭兴迭废，最终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中世纪传统国家开启现代化之路，往往会破坏原本封闭社会体系已经形成的利益链条，势必会受到原有利益集团的强力阻击。

在土耳其，这样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坚持原教旨理念的宗教人士，以勒索和回扣获取灰色收入的中世纪体制下的军队，以及庞大腐败的官僚队伍。

土耳其启蒙学者的矛盾之处在于，在土耳其君主专治的现行体制下，想要根除这些利益团体对现代化改革的阻碍，就必须依赖君主的绝对权力，但如果想凭借君主的有力之手来扫除这些顽固保守势力，本身就会让君主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如果这柄铁拳已经强大到足以消灭所有阻碍改革的守旧派，那它也有可能轻松消灭掉改革派一方的势力。

这是依附于最高权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摆脱的束缚。

结语

最后是对启蒙学者自身的拷问。

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东方封建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呼声，大多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刺激之下产生出来的，“挽救危亡、复兴国家”成为了很多启蒙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保障公民权力和公民自由的举措不过是达成“救亡图存”这个大目标的手段而已。

但在现实操作里，提升公民权力、实行宪政政治在短时间里对“国家复兴”的作用并不明显，想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国力，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大搞引进外资、增强政府管理效率、有限扩大市场经济规模、实行重商主义等政策同样可以做到。

哈米德二世正是采取的后一种做法。而当哈米德二世在短暂时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时，启蒙学者们喋喋不休的关于民权和自由理念也就变成了过时的东西。

土耳其改革派坚持的思想启蒙和改革运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改革派人士或者转而遵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政策，或者进一步激进化，变成民粹的“泛突厥主义”的吹鼓手。

说到底，“保障公民权力和个人自由”究竟是现代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还是仅仅是达成“富国强兵”梦的一种手段，如果启蒙学者们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宣传自己的理念，“坦齐马特”改革都难以避免夭折的结局。

@天下无贼 #130489 技术进步会冲击既有行业，但不一定会对这些行业的从事者补偿得足够多。不然卢德分子也不会打砸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