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Sahlins，R. Rosaldo（1980），以及眾多的文化史家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可以有不同的歷史。但是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往往透過各種知識上、方法論上的標準，來檢驗那些歷史的可信性或嚴謹度。這種工作我們稱之為學術，而且非常嚴肅地建立起它應有的規則和倫理12。然而如果從知識系譜的角度來看，這種嚴謹的方法論或經驗論標準，正是統治技術得以有效運作的條件。它們既是整理這個世界的程序，也是改變這個世界秩序的方法。我們質疑其他種歷史的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基礎，是我們對自己歷史傳統的可檢驗性的自信。這種自信其實是建立在各種制度、資源、權力的長期累積，而人類學知識與歷史學知識的誕生與生產是其中的一環。換句話說，不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對於歷史真實性的確立或質疑本身，不但嘗試在建立起可檢驗的過去，而且已經在應用我們所習慣掌握的一種文化知識來改變並塑造過去被人們看待的方法。
在學術的場域內，當我們確定參與討論的人都是奉獻於追求比較真實的信念時，我們可以相對自在地進行這種批判檢驗的工作。然而當我們所面臨的那些「發明的傳統」是唱的、跳的、體驗的、弱勢的、甚至強詞奪理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警覺，當我們將他們放到一種特定的真理檢驗標準時，我們就同時要求這種文化應該要有一些形式、標準，並跟隨某一些epistems。所謂的「文化傳統」，其實往往指的就是那些能符合這些檢驗的一些文物、實踐、或記憶。多元歷史，多種地方性的真實（local truths），當然是一種可欲的民主理想，但如果這個多元的聲音，是建立在馴服別種生活形式、文化經驗，然後將它們納入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粗俗世界觀；大家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框架下，一起建構一座可以自由選擇的文化消費市場，那麼這只是個一廂情願的多元假象。多元不一定是美好的、和平的，但是也不一定是對抗的、競爭的。真實不止是多元，而且真實的形式也應該是多元。真實的文化形式往往有無法化約為知識的面向，人類學家要警覺在他建構知識時的權力意含！
12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Hobsbawn & Ranger (1983)，雖然他們所要批判的那種文化傳統被物化的現象，值得我們重視。但是當他們開始去區分真的「風俗」與假的「傳統」時，這已經掉入了非常危險的族群文化政治的領域。畢竟別人的風俗，可能就是你心目中發明的傳統；而你珍惜的風俗，別人也很容易地找出建構的痕跡。所謂的真實的風俗，只不過是因為比較難見到它們刻意塑造的過程，或者該過程已經被有意無意的遺忘。有關這種文化政治的曖昧性與矛盾性，以及不同立場學者扮演的角色，見Clifford（1988：277-346）的一篇經典文章，瑪許比的認同（Identity in Mashpee）。
文章
时政
建立在共同政治生活框架下的多元化是否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