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所谓反动落后势力的反攻倒算还得数巴列维王朝的灭亡。共产党好歹也是自认为代表了世界上最进步的力量，而伊斯兰教算什么？输给共产党就算了，输给恐怖分子脸面何在？打败所谓进步的不是更进步，也可以是更野蛮。

虽然中共只剩下党名有共产二字了，不过还是很想吐槽。 七一讲话有多少次提及工人阶级，有多少次提及共产主义？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所谓初心要不要让共产国际气得从坟墓里爬起来？

我认为很多立场相反的人对“苏联灭亡是内生的”都是十分愿意相信的：资本主义者认为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真理，就算没有美国，苏联也会灭亡；而社会主义者对美国的威胁不屑一顾，社会主义不会亡于外敌。

世界上、历史上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那么多，奴隶制城邦、封建领主、游牧民族或大一统帝国的寿命少说也有两三百年，而它们所实施的制度的延续至少上千年，中东君主制国家、非洲军阀国家现在还活得很滋润，只有苏联短短70年就灭亡了，而且再也没有人实行苏联模式了。难道苏联比不上美国，还比不上其他反动落后国家吗？ 如果认为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苏联这么快就完蛋了？资本主义者在庆贺社会主义的失败时，如何解释其他更反动落后的制度长期存在？

请以中国官方的口吻回答此问题。对比各类“背后捅刀子”：明末“联虏平寇”；《水浒传》招安宋江征辽；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川网警详解：境外势力如何介入中学生自杀事件》

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對話？一點反省與建議

就像Sahlins，R. Rosaldo（1980），以及眾多的文化史家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可以有不同的歷史。但是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往往透過各種知識上、方法論上的標準，來檢驗那些歷史的可信性或嚴謹度。這種工作我們稱之為學術，而且非常嚴肅地建立起它應有的規則和倫理12。然而如果從知識系譜的角度來看，這種嚴謹的方法論或經驗論標準，正是統治技術得以有效運作的條件。它們既是整理這個世界的程序，也是改變這個世界秩序的方法。我們質疑其他種歷史的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基礎，是我們對自己歷史傳統的可檢驗性的自信。這種自信其實是建立在各種制度、資源、權力的長期累積，而人類學知識與歷史學知識的誕生與生產是其中的一環。換句話說，不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對於歷史真實性的確立或質疑本身，不但嘗試在建立起可檢驗的過去，而且已經在應用我們所習慣掌握的一種文化知識來改變並塑造過去被人們看待的方法。

在學術的場域內，當我們確定參與討論的人都是奉獻於追求比較真實的信念時，我們可以相對自在地進行這種批判檢驗的工作。然而當我們所面臨的那些「發明的傳統」是唱的、跳的、體驗的、弱勢的、甚至強詞奪理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警覺，當我們將他們放到一種特定的真理檢驗標準時，我們就同時要求這種文化應該要有一些形式、標準，並跟隨某一些epistems。所謂的「文化傳統」，其實往往指的就是那些能符合這些檢驗的一些文物、實踐、或記憶。多元歷史，多種地方性的真實（local truths），當然是一種可欲的民主理想，但如果這個多元的聲音，是建立在馴服別種生活形式、文化經驗，然後將它們納入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粗俗世界觀；大家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框架下，一起建構一座可以自由選擇的文化消費市場，那麼這只是個一廂情願的多元假象。多元不一定是美好的、和平的，但是也不一定是對抗的、競爭的。真實不止是多元，而且真實的形式也應該是多元。真實的文化形式往往有無法化約為知識的面向，人類學家要警覺在他建構知識時的權力意含！

12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Hobsbawn & Ranger (1983)，雖然他們所要批判的那種文化傳統被物化的現象，值得我們重視。但是當他們開始去區分真的「風俗」與假的「傳統」時，這已經掉入了非常危險的族群文化政治的領域。畢竟別人的風俗，可能就是你心目中發明的傳統；而你珍惜的風俗，別人也很容易地找出建構的痕跡。所謂的真實的風俗，只不過是因為比較難見到它們刻意塑造的過程，或者該過程已經被有意無意的遺忘。有關這種文化政治的曖昧性與矛盾性，以及不同立場學者扮演的角色，見Clifford（1988：277-346）的一篇經典文章，瑪許比的認同（Identity in Mashpee）。

君主制有利于经济增长？来自于经验证据的说法~

译：禅心云起

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认为，君主政体以更长远的目光看待本国的国民经济，因此更有可能去追求更稳定、更安全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与民主政体相比，君主们对财富最大化的渴望会促进更多的远见。由于君主的时间偏好较低，他们更不可能屈服于经济民粹主义的一时冲动。

霍普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这个论点：

“可预见的是，一家世袭（私人）政府的君主（所有者）会试图最大化他的总财富，也就是说，他的财产和当前收入的现值（…）因此，举例来说，一家世袭（私人）政府的君主（所有者）会尽量避免对其臣民的过度剥削，这样做会减少他未来的潜在收入，他的财产现值实际上也会因此下降。相反，为了维护乃至尽可能提高其个人财产的价值，他会在其剥削政策中系统性地约束自己。剥削程度越低，受其支配的人口生产力越高；而人口生产力越高，统治者寄生性征敛垄断的价值也就越高。”

比较分析

有趣的是，研究证实了霍普的假设。毛洛·吉伦（Mauro Guillen）认为，在保护产权方面，君主政体比民主共和国更有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以长期利益为重。“君主政体往往是王朝，因此注重长远，”吉伦说：“如果你眼光放得长远，你就肯定会更注意保护产权（…）你更有可能对那些想滥用权力的政客设置任期限制。”

同样，吉伦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作为国民团结的象征，君主制减少了内部冲突对财产权的负面影响：

“例如，西班牙的情况受到了相当多的学术关注，既有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向民主转型过渡过程中连续性的角度，也有从王室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序次开展的角度（…）西班牙君主制的延续是政治过渡期间维护产权的一个主要因素。相比之下，葡萄牙这个差不多同时从独裁过渡到民主，但早在1910年就成为共和国的国家，在向民主过渡期间，对244家银行和大型企业进行了国有化。”

我们可以将君主制下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成功归因于世袭统治的文化遗产所培养的高度信任。作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君主们可以依靠情感的力量为有争议的改革寻求支持。事实上，研究表明，这些措施增强了君主制。克里斯蒂安·比约恩斯科夫（Christian Bjørnskov）和彼得·库里尔德-克里加德（Peter Kurrild-Klitgaard）在他们的作品《现代君主国和共和国经济增长和制度改革：1820-2000年的跨国历史透视》中提供了有趣的信息：虽然大规模政治改革通常与短期经济增速下降联系在一起，招致了所谓的“眼泪之谷”，但数据显示，这种“眼泪之谷”在君主国中并未出现。事实上，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那效果恰恰相反。”

此外，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断言，与共和政体相比，君主政体信用评分更高，资产负债表也令人印象深刻。信用分析师乔伊迪普·穆克吉（Joydeep Mukherji）认为，在评估君主政体的债务风险方面，立宪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指出：“然而，绝对君主制在外部风险和财政风险方面的得分要高于立宪君主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阿拉伯世界富裕君主政体强劲的总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外部资产高头寸。”

与吉伦一样，维克多·梅纳尔多（Victor Menaldo）在《中东和北非富有活力的君主》一书中认为，君主制与尊重法治、保护产权和经济增长相联系。正如梅纳尔多所展示的，君主政体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可预见性对投资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鉴于一种稳定的政治文化的出现（…） 由于更长行政任期和制度性的继承过程，精英阶层和公民有维持其计划展望不受干扰的激励。精英阶层和公民都将更有可能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以鼓励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率。”

支持君主制的另一理由是他们对于战争的更不耐受，因为一旦卷入战争，就有可能让君主变得囊空如洗。虽然以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为基础来比较政治制度的情况十分罕见，但一份由顶级政治学家撰写的研究报告凭直觉指出，前现代君主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似乎有足够经验来支持我们的猜想，即在前现代，君主政体不那么容易陷入冲突。这与神话和历史中君主视战争为职业的通常印象相矛盾。当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宣称‘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塑造国家’时，他无疑将君主视为煽动者。确实，有更多的战争归咎于君主制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而非它们较小的共和制邻国。然而，我们已经了解，这是因为体量大而非好斗。小君主国就要比同等规模的共和国更爱好和平。”

然而，指出君主制相对于民主共和国有优越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回到过去。但一个人也不该在不了解其长处和局限性的情况下就对君主制加以贬斥。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对君主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有证据表明，君主制，尤其是小君主政体，比它们的共和制邻邦更和平、更稳定，也能更好地保护私有产权。

读后感：

从保护私有产权和产权激励的角度，一人一票制不如股份制，股份制不如君主制。小股东（最小的股东就是炒股的）并不注重公司的长远业绩，而是希望在短线市场上赶快盈利，所以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当然就是独资公司。

产权明晰必然要求原子化个人，所以周朝不如秦朝：毕竟周朝国家权力和财产都属于氏族，产权不明；秦朝国家权力归皇帝一人，小民父子、兄弟、夫妻分居，产权明晰。

英国虽有君主，但不过是花瓶而已。沙特虽有君主，但是还有成千上百的王子等着继承。相比之下，朝鲜已经公开承认白头山血统，而且能威胁君位的兄弟和姑父已经没了，朝鲜人民除了金正恩谁也不认，朝鲜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国家归属不明，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掌握了比世袭君主还多的权力，却没有世袭君主的合法性，只好在任期内滥用权力，过期不候。所以商鞅打散老秦人的氏族，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秦国就兴盛了。毛泽东破四旧却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名义上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结果从平民到主席人人都不摆正自己的位置。好在中国已经废除了国家主席终身制，但比朝鲜还是差远了，顶多再造一个毛泽东。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而习近平已经坐拥巴拿马账户，是世界上最有德性的人，所以只要让习近平称帝，中国就会赶超朝鲜，成为宇宙的中心。

皇帝作为高风险职业，可以暴、可以昏，好歹有权力呼风唤雨一阵子；唯独不能庸，因为庸等于怀璧其罪，随时都有被夺位的风险。 庸君是不是宋朝以后特有的现象？皇帝虽然手握最高权力，但一辈子无所作为也可以活得很滋润。

还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君主专制高度发展，例如没有权臣废立禅让；皇帝与太子的矛盾减弱，例如太子不用培养班底，一纸遗诏就能上位。

既然有大麻合法化、卖淫合法化，为什么没有杀人合法化？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不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让杀人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自行达成均衡，反而要加上“交易是自愿的”“人不能强迫他人交易”之类的枷锁？

讨论杀人合法化前要了解大麻合法化、卖淫合法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 应该考虑供给者：有能力杀人且愿意杀人的人，即杀手、特务、黑社会；消费者：想杀人但不能自己亲自出手的人，如政客、商人；劳务：杀人数量。

一篇关于“暗杀市场”的报道 点击这里杀死 在线谋杀市场的黑暗世界

他构想了一个在线暗杀市场的想法，早于建立一个网络暗杀市场的想法，而且早于任何类似于暗网的东西。1995年，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并在英特尔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工程师吉姆·贝尔开始撰写名为“暗杀政治”的连载文章，提出了鼓励和众包谋杀公职人员的理论框架。受《科学美国人》杂志有关加密“数字现金”这一新概念的文章（尚未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存在）的启发，贝尔创建了早期网络中最险恶的思想实验之一。

这篇文章设想了一个网站或平台，用户可以在其中匿名提名某人被杀，并向悬赏金捐出一美元。他们还可以支付少量费用来做出“预测”（即只有预测变量和该站点才拥有的加密消息）有关该人何时被杀死的信息。一旦确认该人已死亡，该预测将被解密，并且所认捐的资金将自动转移给成功的预测者。在设计中隐含的是，预测某人何时死亡的最好方法是自己杀死他们。

两者同样作为“自由”“右派”的代表，然而理想中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土豪的，反而充斥着原子化的个人。既然如此，姨学家们为什么不移民领主林立的伊斯兰国家或者非洲部落，而是一个劲跑到美国去？

为什么刘仲敬经常把美国比作罗马，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

有哪些马经用计量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

谈谈你对“实事求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理解。

这两个概念是规范的还是实证的？很显然中国走出的跨国企业不会为了中国放弃在外国的利益，美国企业也不会为了“爱美国”而放弃中国市场。 而今天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也是竞争关系，恨不得所有资本都输出到自己家里。

或许19世纪时各国资本家只能控制所在国的企业，无法投资、控制在别国注册的资本，所以必须利用国家机器扩张市场，打击别国企业，最后爆发一战。但今天国内不少“左派”还在提这个概念，谁可能会是这套理论的受众？

为什么中国毛粉不和美国川粉一起反对自由贸易？

两国自由贸易的受害者通常是两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反对自由贸易的角度，每个国家的爱国者都应该和别国的爱国者联盟：一起加高关税，赶走外国企业，老死不相往来，从而让自己垄断本国市场，恢复从前的经济地位。

夭折的“坦齐马特”：土耳其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何最终失败？ - 知乎

19世纪，衰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进行过一场伊斯兰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这场由奥斯曼苏丹自上而下推行的全面改革被称作“坦齐马特”运动，即突厥语“改革”之意。

坦齐马特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现代化成果，但就其想要实现的目标——将奥斯曼帝国从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最高法律的中世纪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来说，是彻底失败了。

尤为可惜的是，在“坦齐马特”中被培养起来的土耳其思想启蒙运动也并没有像他们效仿的对象-----法国启蒙运动一样，起到唤醒民众，促进国家从宗教中心社会向世俗民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作用。

可以说，一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为止，土耳其社会在整体上仍旧是封闭保守、奉伊斯兰法条为至高信仰的中世纪社会，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仍旧徘徊在现代文明大门之外。

上有最高权力推进，下有开明人士配合、一度声势浩大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何以兴起，又何其衰败？一切要从“坦齐马特”的源头----法国大革命谈起。

一、后人包装过的“完美皇帝”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土耳其和法国的交情就已经相当深厚。

在18世纪，土耳其和俄罗斯连年交战，损兵折将，失去大片土地。在这段艰难时间里对土耳其援助最多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

法国雇佣军官博纳瓦尔伯爵帮助困境中的奥斯曼军队训练了一支西方式的掷弹兵部队，并按欧洲的军队模式重组了土耳其军队，帮助土耳其人在对奥地利的作战中接连获胜。

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伊斯坦布尔岌岌可危之时，又是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维伦纽夫四方奔走，积极斡旋，促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相当有利的《贝尔格莱德和约》。

战后，法国对奥斯曼宫廷的影响力大增，越来越多的法国官员、商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首都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法国人社区。

随着法国对土耳其的影响越来越强的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通过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社区将影响传播到了土耳其。拥护革命的伊斯坦布尔法国侨民认为，在欧洲各国普遍敌视新生政权的情况下，维系土耳其苏丹对法国革命政府的善意特别重要。

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勒姆三世（1761年12月24日－1808年1月28日） 在土耳其这边，土耳其新苏丹塞勒姆三世也迫切想要通过改革来积蓄国力。他请求法国革命政府派出大批军官到土耳其帮土耳其人重整军队。

为了方便军事教学，塞勒姆三世甚至批准成立了一个专门搜集欧洲书籍的图书馆和恢复法国在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借助图书馆和印刷所的帮助，土耳其的年轻一代贵族子得以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法国文化和思想。

塞勒姆三世还将许多年轻人送到法国去，去观察“西方国家是怎样做事的”。这些派驻西方的留学生往往都被授予低阶外交职务，他们热衷和法国人交流，掌握一口流利的法语，了解西方社会最新的政治经济动态。

他们回到土耳其后，往往被破格提拔，授予政府内的重要职务，成为最积极推动土耳其的新一代政治家。

在这段土法关系的蜜月期里，一些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念也被传播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高门”（贵族官员）们中间也渐渐有了关于公民权力和思想解放的讨论。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新军的装束已经完全欧洲化 但很明显，“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理念对于一个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在中世纪状态的社会来说太过超前了。依靠外国援助和苏丹个人推动的现代化改革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不久，随着拿破仑率领远征军登陆埃及，土法关系迅速恶化，法国人被迫大批离开。而对新政改革早有不满的宗教人士策动利益受损的苏丹近卫军耶尼切利军团发动兵变，先是罢黜，而后又杀害了塞勒姆三世。

土耳其的近代化改革也不得不暂告终止。

二、后人包装过的“完美皇帝”

几经变乱后上台的马哈茂德二世在改革派人士看来是一个谨小慎微的苏丹，他一面小心翼翼的试图保留塞勒姆三世改革的某些成果，一面又竭力避免得罪宗教人士和顽固保守的大臣们。

马哈茂德二世（1785年7月20日－1839年7月1日） 但马哈茂德二世在他统治的后半程却一鸣惊人，他一手主导摧毁了威胁苏丹皇位几个世纪的耶尼切利军团，驱逐了宗教极端团体拜克塔什教团，完全压制了宗教人士对苏丹的反抗。

最重要的是他为他年轻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土耳其未来的重要遗嘱。

1839年11月3日，接替父亲马哈茂德继承大位的年仅16岁的苏丹迈吉德在苏丹行宫里种满玫瑰的花厅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布继续全面推进因塞勒姆三世之死而停顿的现代化改革，这份诏书史称“花厅御诏”。

历史学家们认为，迈吉德的这份诏书里的大部分计划应该是马哈茂德二世生前就拟定好的。它启动了土耳其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改革运动，后人将其称之为“坦齐马特”改革。

“坦齐马特”改革和塞勒姆三世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其在引进西方科技和军事制度之外，试图对土耳其的政治伦理和社会运行规范进行全面革新。

譬如，苏丹将成立一个议事委员会，对苏丹的决策进行评议，这是奥斯曼苏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治举措。

花厅御诏还提出，要让穆斯林、基督徒和所有非穆斯林国民享有同样的公民权，都承担同样的税赋和征兵义务，这将违反《古兰经》里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别对待的教条。坦齐马特还试图使用现代征税体制代替古老的包税制度，建立未经审判不得私刑的现代法律体系等。

《花厅御诏》全文 对于一个尚处在前现代社会的传统国家，这些改革显得过于激进了，在实际推行过程里，“坦齐马特”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势力的顽强阻击。特别是在制订法律方面，一些新制定的现代法规和伊斯兰神圣法典相冲突，更加不被宗教人士所认可。

据说在一次有关新贸易法的庭辩里，改革派领袖雷希德帕夏公然声称：“（伊斯兰的）神圣法典和贸易法没有什么关系”。在座的所有乌里玛宗教法官听罢立刻大吼：“亵渎神明！”

可想而知，在这样激烈的对抗下，社会改革的步骤远不像奥斯曼苏丹预想的那么快。但初期的坦齐马特改革倒也不是全无建树，在雷希德帕夏的强力推动下,土耳其更换了货币体系，设立了和西方接轨的商业法庭，大大促进了土耳其的贸易发展。

更重要的，通过这一次大规模改革将一批具备进步思想和活跃头脑的土耳其贵族子弟吸纳进了改革队伍，导致了19世纪末一批土耳其启蒙学者的诞生。

三、新奥斯曼人运动

例如改革派棋手雷希德帕夏的弟子易卜拉欣·希纳西。就是土耳其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创者、作家、编剧、报纸编辑，在其生涯早期就以其用人文主义思想代替伊斯兰传统思想的主张而著名。

他甚至在报纸上高呼北美独立战争的名言“无代表不纳税！”，这样的激进主张导致他被排挤出政府，后长期旅居巴黎。

希纳西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来讽刺土耳其的旧风俗和腐朽陈旧的奥斯曼官僚传统。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兴办了土耳其第一份真正的现代报纸，名为《思想先驱》。

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知识分子集体——新奥斯曼人，成员包括记者、作家、教师、政府官员和军官。新奥斯曼人运动起初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由作家希纳西领导，创办报刊，主张发展土耳其民族文学、净化土耳其语，随后增添政治诉求，要求立宪。图为易卜拉欣·希纳西 该报使用生动通俗的土耳其民间语言写作，主张学问家应当“兼容并包”，并且大量刊载关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普及文章。希纳西主张有限的言论自由，认为人既然有义务为苏丹服务，则同样有义务宣传有利于国家的思想和主张。

此外还有齐亚帕夏，曾经担任过苏丹宫廷官员，1867年流亡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辗转居住。齐亚帕夏鼓吹土耳其颁布宪法来取代古老的伊斯兰法典，成立宪政政府。

他认为苏丹应该首先召开全国各阶层参加的土耳其国民大会，然后逐步将一些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让其最终发挥现代议会的作用。

其中，纳米克·凯末尔是这一代启蒙学者里的重要人物。

他的父亲阿希姆贝伊是苏丹宫廷内的首席占星师，这是一个相当亲近苏丹的职位。凯末尔年轻时游历土耳其全土，后在苏丹政府翻译室工作，因为其政治观点，被保守派政府解职。

凯末尔后来在友人希纳西的《思想先驱报》担任记者，撰写了大量启蒙主义文章。1867年，凯末尔和一大批启蒙学者一起流亡欧洲，在欧洲办起了《自由报》，继续宣传进步思想。

凯末尔的观点颇能代表土耳其启蒙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他认为西方的各种进步思想和主义《古兰经》早已有之。引进这些西方思想，不但不是对《古兰经》的背叛，反而是对正统伊斯兰思想的一种复兴。

纳米克·凯末尔是土耳其启蒙者的代表 纳米克是流亡欧洲的启蒙学者中的明星人物，据说当反对改革的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访问英国时，在欢迎人群里看见了带土耳其标志性菲兹帽的纳米克，问道：“这些欢迎我的土耳其人是谁？”身边的外交官员回答说：“他们是苏丹您的反对者”。

1870年，纳米克回到土耳其，创作了著名戏剧《祖国》。在这部戏里纳米克第一次强调了土耳其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国民应该对祖国，而不是苏丹或者伊斯兰教法忠诚，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言论，于是纳米克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三年。

希纳西、齐亚、纳米克，以及后来的阿赫迈特·雷扎、萨巴赫丁贝伊等新一代土耳其启蒙学者和思想家，渐渐取代了雷希德帕夏、阿里帕夏等老一辈改革派高官，成为推动土耳其改革运动从器物层面向思想和社会层面转变的主要推动者。

1865年，一小批土耳其启蒙知识分子效法欧洲的地下组织烧炭党，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的树林里秘密集会，以“自由”为口号，成立了土耳其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爱国者联盟”，又称青年奥斯曼组织。

从此以后，游走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奥斯曼青年党人就成为推进土耳其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塞勒姆三世以后的苏丹大多在改革和保守之间举棋不定，但却都没有彻底退回传统保守路线。

这是因为19世纪的国际国内局势，迫使土耳其不得不加速改革已求摆脱困境。

四、新奥斯曼人运动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举着东正教保护的旗号步步进逼，在几次战争中痛殴老朽的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对希腊民族起义的严酷镇压导致英法等国家对土耳其的态度转向冷淡，甚至将土耳其视为“粗暴野蛮的前现代国家”。

同时，设立各种新式军队学校和巨大花销和苏丹宫廷的扩张消费，以及传统官僚体制的腐败和低效，让土耳其深陷债务危机，土耳其政府的信用一落千丈，不得不付出高额利息来举新债还旧债。

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哈米德二世从患有精神病的穆拉德五世手里接过了苏丹大位。

哈米德二世登基的时候正是土耳其改革派得势之时，奥斯曼宫廷几乎全部掌握在改革派手中，国务会议主席是改革派官僚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苏丹的首席宫廷秘书是之前流亡国外的纳米克·凯末尔，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筹备一个全国协商大会，不分种族、宗教和阶层，将全部人的代表吸纳进来，苏丹的一切施政必须对这个大会负责。

新上任的哈米德二世全盘接受了改革派政府和这个筹备计划，他宣誓：将颁布宪法，利用改革派官员担当的顾问发布诏令，留用穆拉德五世的改革班底。

哈米德二世登基照 所有人都被哈米德二世的亲善外表所迷惑，事实上，这位新苏丹并不是一个真心赞同民权宪政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哈米德二世是自塞勒姆三世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奥斯曼苏丹。他将西方技术、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和奥斯曼宫廷传统的专制统治结合到一起，打造出了19世纪末期最稳定也最为专制的苏丹统治。

哈米德二世一上台就颁布了一部宪法，做出一副大搞公民社会的模样，借此平息了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地区民族的独立呼声。在面临俄罗斯军队大举入侵时，哈米德二世又利用英国公众的“恐俄病”，成功迫使英国进行调停，最终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让步，达成了对土耳其相对有利的《柏林和约》。

《柏林和约》刚一达成，哈米德二世就撕下了赞同进步改革的伪装。他逮捕了改革派领袖米德哈特，并在新颁布的宪法里强行加入了秘密警察条款。

虽然他仍然允许第一届土耳其议会召开，但发现不能控制议员批评政府后，哈米德二世果断关闭了议会。

至此，坦齐马特改革致力于将土耳其改造成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遭遇全面挫折。

当有西方记者因此质疑哈米德二世的对宪政的支持程度甚至不如他的祖父马哈茂德二世时，他回答说：“我并不反对这些东西，（指坦齐马特改革）但赋予一个人过度的自由，以至于超出他习惯的程度，这跟缺少自由一样危险。”

在青年奥斯曼党人看来，哈米德二世的背叛意味着依靠君主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理想的破灭。一部分人转向激进，宣称要通过革命实现理想，另一部分人则灰心失望，齐亚帕夏沮丧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忧伤等待着帝国的忠诚儿女，此国此民却在拥抱疯狂”。

齐亚帕夏对土耳其宪政前途灰心失望，最后选择隐居写书 哈米德二世将古老的苏丹专制思想和现代集权技术集于一身。为防人暗害，他深居简出，不轻易离开守卫森严的行宫，身边有一支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组成的贴身卫队，时刻提防着体制内改革派势力的蠢动。

他在伊斯坦布尔乃至全国广部密探，大搞特务统治。不管是在城市、集镇或是乡村，到处都是密探、便衣警察和告密者。当时有个笑话说，伊斯坦布尔的居民里有一半都是秘密警察，他们负责监视另外一半人。

哈米德二世勤于政务，不论大小事务都亲自抓在手里。他虽然反对西方有关公民权力和自由的政治理念，但是并不拒绝有助于他加强集权统治的西方技术。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成立了邮政电报部，在全国架设了3.2万公里的电报线路和电缆，苏丹可以方便的通过这一现代工具将权力伸向以往触碰不到的地方省份的偏远乡村。

以往割据一方的省总督变成了只能依照伊斯坦布尔电报行动的苏丹傀儡。而过去成为青年奥斯曼人聚集地的边缘地带，现在也挤满了依靠电报告密的政府间谍。

哈米德二世还利用史无前例的专制权力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他排除了宗教人士的干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建新式学校，新的公务员学校、海陆军院校和各种专科学校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了起来。

土耳其的中学教育大大普及，但所有的院校都奉行一个铁则，只教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再教授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人文思想。

在哈米德治下，土耳其第一次拥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受教育群体，为同时兼具西方政府效率和东方式苏丹专制特征的新式政权的出现提供了大批忠实的人才兼奴才。

在经济方面，深陷债务陷阱的土耳其政府只能接受由西方人组成的债务整理处来帮自己重整债务。但这反而让哈米德二世因祸得福，债务整理处使得土耳其恢复了在金融市场的信誉。

大笔外资涌入这个尚待开发的古老帝国，从黑海沿岸的煤田到布尔萨的丝绸作坊，到处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外资大量投资在土耳其的铁路建设事业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和巴尔干建设起成千上万公里铁路。土耳其的财政收入不断攀升，债务却削减了一半以上，经济前景十分光明。

巴格达铁路不但是威廉二世的梦想，也是哈米德二世的雄心 在外交上，土耳其逐渐远离传统大国英法，靠近专制主义的沙皇俄国，尤其更加亲近新崛起的强国德意志帝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势力互相牵制的有利条件下，成功维持了20多年的和平。尽管土耳其被迫放弃了已经名存实亡的非洲领地的宗主权，哈米德二世却以全世界穆斯林保护人的身份在东方各国的穆斯林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他残酷镇压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反抗，巩固了自己宗教保卫者的形象。

哈米德二世甚至试图在德国人的帮助下修筑从柏林直通巴格达的洲际大铁路，也就是德国津津乐道的“3B”铁路项目。哈米德希望通过这条交通大干线将强大的德国陆军引入到英国的势力范围，帮助穆斯林世界从英国的殖民帝国中独立出来。

总的来说，在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这一段时间里，土耳其国民虽然政治权力被大幅削减，自由受到严重拘束，却切实看到了奥斯曼帝国国势蒸蒸日上的一面。对待基督徒的血腥暴力和英法等国家喋喋不休的关于民权和迫害抱怨仿佛成为帝国上升期的无害背景声。

即使是今天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大多也对那段统治时期抱有“X分功，X分过”的评价。后来的掌权者更加把哈米德的统治当作了效仿对象，在利用马其顿兵变重新上台的土耳其青年党人看来，哈米德二世虽然是不共戴天的政治敌手，其统治策略却值得钦佩，完全可以萧规曹随。

土耳其青年党新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里勒废弃了青年奥斯曼人时代推进民权和宪政的理念，将哈米德时代的绝对专制、密探治国、亲德反英等统治策略一概照搬，变成了哈米德的土青党复刻版。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为止，土耳其启蒙学者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全部努力尽皆付之东流。

五、新奥斯曼人运动

那么，志在将土耳其转变为世俗主义的宪政国家的坦齐马特改革，为何最终走上了歧路？土耳其启蒙学者推动奥斯曼帝国进入现代公民社会的计划为何全盘失败了？

笔者认为，这里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先说外因。坦齐马特改革在哈米德统治时期“变味”是有国际大背景的影响的。随着普法战争普鲁士的胜利，共和民主理念的最主要推手法国影响力大衰，企图建立全球宪政民主价值观的拿破仑三世黯然退出政坛。

相反，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开明专制主义在19世纪盛行一时，不止是土耳其，日本、泰国、中国、南美等独立国家里，也都兴起了一股效法普鲁士实行君主开明专制、追求军国主义的思想热潮。

也就是说，从国际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天平在这个时代是倾向于专制主义的。

在内因来说，传统的中世纪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要实现任何变革，君主个人的意愿和能力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场改革可能因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全力推动而大获成功，也可能因为一个平庸君主的仓促行事而草草收场，对于那些跨越几个君主统治时代的漫长改革运动更是难免人亡政息的波折，新上台的君主往往基于政治压力转向保守，这就让改革总是迭兴迭废，最终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中世纪传统国家开启现代化之路，往往会破坏原本封闭社会体系已经形成的利益链条，势必会受到原有利益集团的强力阻击。

在土耳其，这样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坚持原教旨理念的宗教人士，以勒索和回扣获取灰色收入的中世纪体制下的军队，以及庞大腐败的官僚队伍。

土耳其启蒙学者的矛盾之处在于，在土耳其君主专治的现行体制下，想要根除这些利益团体对现代化改革的阻碍，就必须依赖君主的绝对权力，但如果想凭借君主的有力之手来扫除这些顽固保守势力，本身就会让君主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如果这柄铁拳已经强大到足以消灭所有阻碍改革的守旧派，那它也有可能轻松消灭掉改革派一方的势力。

这是依附于最高权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摆脱的束缚。

结语

最后是对启蒙学者自身的拷问。

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东方封建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呼声，大多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刺激之下产生出来的，“挽救危亡、复兴国家”成为了很多启蒙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保障公民权力和公民自由的举措不过是达成“救亡图存”这个大目标的手段而已。

但在现实操作里，提升公民权力、实行宪政政治在短时间里对“国家复兴”的作用并不明显，想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国力，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大搞引进外资、增强政府管理效率、有限扩大市场经济规模、实行重商主义等政策同样可以做到。

哈米德二世正是采取的后一种做法。而当哈米德二世在短暂时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时，启蒙学者们喋喋不休的关于民权和自由理念也就变成了过时的东西。

土耳其改革派坚持的思想启蒙和改革运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改革派人士或者转而遵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政策，或者进一步激进化，变成民粹的“泛突厥主义”的吹鼓手。

说到底，“保障公民权力和个人自由”究竟是现代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还是仅仅是达成“富国强兵”梦的一种手段，如果启蒙学者们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宣传自己的理念，“坦齐马特”改革都难以避免夭折的结局。

可以放宽到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改革中受损的一方，必须在改革后得到足够的补偿，使其处境不比改革前差。 列举你认为满足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历史事件。

注：不能是对相同群体或利益集团的补偿，而是对同一个人，在短期内就能补偿。比如说，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由贸易长期会改善受冲击的工人的福利是帕累托改进，因为这些工人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很可能已经是几十年后甚至几代人以后了，不足以补偿长期的损失。（需要考虑贴现）

1. 社会主义的解释权掌握在习近平手里；天意的解释权也掌握在皇帝手里。
2. 社会主义只是作为牌位供着，不具体地指导政策，甚至任何政策都可以解释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 天意也只是作为套话使用，甚至皇帝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解释为口含天宪。
3. 苏联的解体只是时代的局限和阶段性的失败，不能否定社会主义；朝代的灭亡也是因为天命转移，不能否定天命的存在。
4. 任何法律法规和政府工作报告都要解释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某一方面；诏书都要以“奉天承运”开头。
5. 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不容诋毁；上天和祖制也是至高无上的，不容违逆。
6. 但是谁拿毛泽东否定改革开放，就是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谁用祖制批评今上，就是以古非今。

从身边人看来，我觉得他们看待特朗普政府有两个维度：治理美国疫情的内政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外交，但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 就内政来说，现在美国的疫情让特朗普比起习近平更符合“总加速形象”。 就外交来说，特朗普却实实在在地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从乐观的态度来说，既然美国马上就要自取灭亡了，那么明显支持特朗普连任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更应全力支持特朗普连任，而不是造势去打击特朗普。 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如此贬低美国的政治制度，那反而应该公开鼓吹美国政治制度，把美国带进坑里才是正道；就像中国人认为美国输出政治制度是为了坑害别国一样。

现在依然要坚持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直接改成“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