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
2012年9月15日，西安。
担任西安某都市报评论部主任后，江雪不直接进入新闻现场已经有些年头。这天下午，她和朋友在家附近的茶馆分别，微博上扩散的一些信息让她隐约不安，她嘱咐开日系车的朋友注意安全。
城外北郊，李建利夫妇正带着儿子和即将过门的儿媳妇，在建材市场里转得不亦乐乎，大儿子婚期将至，物件也基本备齐了。他们驾驶的白色丰田卡罗拉，买回家刚一年多，此刻在日光下锃光发亮，正如他们的心情一样闪耀。
然而韩宠光的情绪可不美妙，他正在辖区派出所焦头烂额地同警察争论。他申请的“9·18”游行活动，召集了全商城的300多户商家加入，他的心里有股热血正在翻腾着。可现在，眼前的民警劝他撤回游行申请，他既疑惑又恼火，决定上街看看。
西安以钟鼓楼区域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将这个方方正正的城市切割为规整的形状。大街的路标用典雅的木雕装饰着，这座古城企图用每一个彰显文明的细节，俘获驻足这里的人们。
2012年9月15日，这四条大街上挤满了人，他们原先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和那些不知名的街道一样默默无闻。而现在，他们昂首阔步地涌上了这四条主干道，他们从未像这一刻一样地坚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某种权益的捍卫者。
游行的人潮打着各式标语
终于，在西门外的大街上，在一场被官方称为“反日保钓游行”的活动中，三个素昧平生之人的命运，相遇了。这一天，这座以悠久历史著称的城市，充斥着疯狂的人群、被砸毁的车辆、被碾压的围栏，咒骂声、呻吟声、哀嚎声，眼泪以及鲜血，还有一些无法随时间消逝的隐痛——李建利的伤病、韩宠光的困惑和江雪的羞耻感。
遭难者
他们没想到，走了四年，至今没有走回家。
人群中，王菊玲站在车的一边苦苦地哀求砸车者，“我们错了，我们以后再也不买日本车了”。一转身，另一边的丈夫已经瘫倒在一辆白色面包车下，血流如注。她嚎叫着跪倒在丈夫身边，喊着“救命”，眼前这个身体却毫无反应。
王菊玲说：“血捂都捂不住。鼻子、嘴全都冒血，是血浆，还不是血。我当时先拿手捂的，都能感觉到那个洞。”
王菊玲向围观人群求救
围观群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韩宠光拨开人群，见到李建利的时候，他心里估摸着这人已经没救了，因为他认出那些粘稠的、白色中带有血丝的东西，是脑浆。想到交通已经瘫痪，拨打急救电话不如自救，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和王菊玲一起将李建利抬上车，此时，一位民警出现，为他们开道。
他们的身后，砸人者还没有放过李建利那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游行的队伍还在浩浩荡荡地前行……
王菊玲评价丈夫“嗜车如命”。在9·15那天，“车”和“命”两个字，竟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今年55岁的李建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王菊玲的老家在河南，两人因在同一家单位上班而结识。2000年，二人先后下了岗，开起了出租车，一个人开白班，一个人开夜班，夫妻相聚的时间几乎没有。但是收入增加了，下了岗的夫妻俩竟让生活出现了新的转机。回忆起那段时光，王菊玲说“有苦有甜”。
苦的细节都飞快地带过，王菊玲更愿意眼含笑意地聊起生活中的“甜”：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有希望，有奔头”。在王菊玲看来，这还有什么不满足？两年后，开出租车攒下了积蓄，在朋友的介绍下，二人又经营起二手车生意，良好的信誉和丰富的资源，让他们的二手车买卖红红火火。夫妻俩健身、旅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喜爱旅游的李建利夫妇
除了经济来源始终与车挂钩，李建利本身就是汽车爱好者，家里的家用车换过三辆。说起丈夫对车的爱，王菊玲回忆到，她曾和朋友开着家里新买的车出门办事，新车被撞，急忙赶来的丈夫竟然首先钻到车底下查看车的受损状况，而不是自己的伤情。
在对“9·15”那天的讲述中，王菊玲悔过选择的道路，悔过回家的时机，怪过自己的命运，甚至怪过路中间阻碍车掉头的围栏，当然，也恨过那个肇事者——挥舞U型锁，狠狠砸向丈夫脑袋的蔡洋。
到了最后，这个苦心经营家庭的女人——她跑出租车时因怕找不到厕所而不敢喝水，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寿司和省油的车——万分坚定地对我们说：“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事儿还是怪日本人。”
“爱国者”
他不确定警方给他的信息是否确切，以及混乱的程度到底如何。
出生于河北邯郸的青年韩宠光，彼时正在西安经营五金生意。在游行示威这件事上，他一直跃跃欲试。
1999年，韩宠光还是个高中生，正值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事件，街头游行抗议的人中，他是其中的一分子。那种每个人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热血上涌的感觉，他至今记得。
13年后，在西安，韩宠光又看到了相似的景象：游行的队伍喊着口号，摩托车迎宾队、豪车迎宾队组成长长的车队。看到车队开道的情景，韩宠光内心那股燥热的东西再次被撩动，韩宠光想，三天后，他申请的“9·18”游行也要这样搞。
为游行开道的“豪车迎宾队”
他继续往人群中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上是乌泱泱的人群，他们举着牌子，打着横幅，像一架所到之处只留废墟的巨型机器，所有的个体都失去了差异化的面目、身形和动作。
然而，眼前的场面很快让韩宠光从觉得熟悉，到开始感到诡异和惊慌。因为人们已经不只是游行，而是开始了砸车、砸店。
韩宠光说道：“有一个戴着黑墨镜、穿着黑色短袖T恤的人，他把人召集起来，跟他们说砸的时候怎么砸，怎么掀翻，遇到抵抗要怎么样。说‘一个也不放过’，好像计划好的一样。”
“黑衣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游行的队伍来到了路南边的汽车店。这家以卖日系车为主的汽车店早已闻讯关门，然而几个小伙子还是“齐心协力”撬开了卷闸门。
“一排小伙子喊着口号，哐哐跺，下边变形了之后，手能塞的时候，一二三就往外扯，愣是把这个门给拉扯了，跟撕纸一样。 ”
另一边，一伙人正在殴打店主。那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白白净净的脸庞，高个子，还领着一个女孩。他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对着自己的同胞磕头求饶，鲜血糊满了脸。
遇见李建利夫妻时，接近下午四点。韩宠光用手机拍下了当时混乱的画面，他清楚地知道，凶手很可能就出现在他正在拍摄的某个镜头之中。后来，他提供的视频资料，果然为警方抓获主犯蔡洋提供了帮助。
从西门走到玉祥门、莲湖路、北大街、北门外，然后从北门外又折回去，回到钟楼。这一路，韩宠光跟着游行的队伍，不断地劝阻着砸车者，“我们别欺负女人”，“算了吧，都是中国人”。他知道他无法制止，只能尽量减少破坏。
直到傍晚天降大雨，游行的人潮才逐渐散去。韩宠光告诉我们，那天除了很多车辆商店被砸，还有很多店铺被人乘乱洗劫。这场打着“爱国”旗号的游行，彻彻底底地变质了。
四年后，韩宠光还记得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那天早些时候，他们在西门偶遇。“他问我，叔叔，叔叔，他们为什么要砸车，为什么要打人呢？”韩宠光一遍遍地向我们重复这个场景。这个曾经热血的“爱国者”，将永远受困于这样一句稚气的提问。
那天之后，韩宠光将他的游行申请撤消了。
记录者
她是因为那一天，而毫不犹豫地再次走上新闻第一线的。
“9·15”当天，网上的诸多消息让江雪按捺不住心情，第二天，她走访了现场。市区已经进入戒严状态，各个城门有武警把守，有些地方则是一片狼藉，“整个城市，如临大敌”。
接下来的四五天时间，江雪开始采访亲历者。其中，“一个伤心的妈妈”张辉（化名）让她印象深刻。
那天，这位年轻的母亲开着日系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里采树叶做书签。寻常生活的美好，最终演变成他们内心永恒的伤痛，孩子们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如今的恢复情况不明。江雪去采访的当天，母亲的膝盖上还有淤青——她跪着哀求砸车的人群，说车上还有孩子，但车还是被砸了。
砸车者拦下张辉（化名）的车
“爱国可能成为流氓的庇护所、遮羞布”，江雪说。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流氓”在做这些事情？
“9·15”一年后，造成李建利重伤的主犯蔡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那时他才21岁。蔡洋是河南南阳人，2009年来到西安做泥瓦工，工作之余的最大爱好就是网络游戏。2012年9月15日当天，他提早下工，花35块钱买了面大国旗，神气地汇入人流。
在西安的三年中，蔡洋没有攒下任何积蓄，但他献过五次血，还把献血后的慰问品送给工友。据工友说，蔡洋平日看不出任何激进和暴力倾向，受了委屈，也选择忍耐。但当他跳起来把手中的钢制U型锁砸向李建利的那一刻，却使足了全力。
重伤李建利的肇事者蔡洋（汽车后座者）
“本质上来说，那天遭受伤害的每一位无辜者，都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受过”，江雪在她的文章《“九一五”：西安之痛》中这样写道。被问起那一天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江雪回答她不会考虑买日系车了。但是，这个选择不是因为“反日”或“爱国”，而是出于对“同胞”深深的恐惧。
江雪后来告诉我们，“9·15”后的一个月，西安开了第一家日系服装品牌优衣库连锁店。那天全场爆满，人们疯狂抢购的劲头，丝毫不逊色打砸抢的那一天。
钟声
2016年10月19日，9·15事件四年后的西安。
李建利还住在四年前的那间45号病房里。直到今年8月，王菊玲才领到了52万元社会救济，今后漫长的康复治疗怎么继续，还毫无着落。李建利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学习欲，但已彻底失去了右半边身体的活动能力，曾经热爱旅行的王菊玲，四年来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西安近郊。领到救济款那天，儿子开着四年前被砸的那辆车，载着他们出门散了散心。
李建利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
韩宠光已经在另一座城市开始了新的创业。来见我们那天，他的私家车后座上放着两本书，一本关于网络金融，一本关于莫奈的艺术。他说他最爱做的事情还是看书，什么书都看。不知道在哪本书里，有他心中困惑的答案。
江雪从原先供职的报社离职两年了，当年报社拒绝发表她关于“9·15”的报道，她在四年后又发布在了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阅读量破了十万。做独立媒体人给了她更多的自由和不确定性，她说自己始终有股莫名却执着的“正义感”，那是她大学学法律时就已经埋下的。
在西安的最后一天，我们跟着韩宠光和江雪前往医院探望李建利。四年来已经基本失去联系的三方，再次相见了。江雪细致地询问起他们生活的现状，李建利两口子突然泣不成声。
医院正南方六七百米，有一座报时的钟楼，每到整点，《东方红》的乐声就会渗透到方圆几公里的每个角落，当然，也包括李建利的45号病房。那里的墙面上常年贴着“意识不清/清醒期卧床患者的康复锻炼计划”，窗台上放着三盆小型绿植，王菊玲说这算是偷偷养的，因为医院不允许。
告别了李建利，我们往钟楼走。西安——它依旧是最受外国人喜爱的排名第二的中国城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古文明的象征”。我们站在它的街道上，抬头看着时钟指向整点，沉默地等待摄影机和记忆将这一切收录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