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革命
加缪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因为荒诞不能告诉我们何谓幸福及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反抗才能体现尊严。西西弗斯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
Years ago—how long was it? Seven years it must be—he had dreamed that he was walking through a pitch-dark room. And someone sitting to one side of him had said as he passed: “We shall meet in the place where there is no darkness.”——George Orwell 《1984》
图书馆革命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401-hongkong-cuhk-usc-history-pass-by/
「"中心是帮助你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但中国最不想你了解共产党的本质，怎会让中心生存？"」
端传媒记者 梁越 陈倩儿 发自香港
位于中大田家炳楼八楼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傅高义（Ezra F. Vogel）逝世前两天，给熊景明发了一封电邮。"听说中心要被关闭了，不知我过几天写信给中大，有否作用？应该写给谁？"
傅高义所指的"中心"，是座落于香港中文大学半山腰、田家炳楼八楼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曾是中心副主任。此前数天，她刚收到风声------中心将被重组，甚至完全关闭。消息来得突然，之前中大从来没有就此事进行任何咨询。
1963年，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和一群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在香港促成了中心的前身------大学服务中心。近60年来，中心屹立中西的夹缝地带，在中大保持独立运作。它藏书超过12万册，收藏了全球孤本------一系列完整的《内部参考》、学者宋永毅带头整理的文革资料库、逾400部中国纪录片、中国各省的地方志...... 所有这些资料，都面向公众开放，任何市民只需简单登记，即可阅览中心馆藏。学者们称它为中国研究的圣地"麦加"。在傅高义眼中，"没有中心，就没有当代中国研究"。
"先上床休息吧，"考虑到收信的一刻，已是美国时间凌晨2点，而傅高义刚做了一个手术，熊景明简单回信，打算第二天再去打听，该联络中大何人。
这是两人最后的联系。香港时间2020年12月21日，傅高义在美国麻萨诸塞州一家医院去世。4天之后，中大向媒体发信，正式宣布"重组"中心。起初校方称，"重组"是为了把中心馆藏交给大学图书馆管理并数码化，而学术交流活动交由中国文化研究所承担。到了12月底的记者会上， 经记者多番追问，校方承认，18个月的重组后，中心不再存续。
然而，据端传媒多方了解，今年1月20日左右校方已发信予中心各职员，强调自1月1日始，所有职员已被分派至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大图书馆辖下，所有馆藏已为大学图书馆所有。所谓18个月重组期，子虚乌有。
风雨数十载，熊景明没有想过，中心落幕的一刻，如斯仓促。自校方公布决定，先是二十多名美日学者发起联署，望中大三思，后又有过百名中西学者联署，对决定表达失望，促请中大重新考虑决定。78岁的熊景明亦奔走联络，查询中大决定的原因，最终没有任何回音，亦没有挽回的希望。"这个（决定）没有说服力，自然会引来很多遐想。"熊景明叹。
而中心原主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对端传媒表示，校方于1月召开会议，突然通知他这个决定，开会后一小时，他已愤而递交辞职信。"如果在中心死亡的过程中，我有份参与监督或组织工作，对我来说是绝对不正直的行为。所以，我决定退出。"李磊说。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副主任熊景明。摄：林振东/端传媒
从中国、从西方来的人，在香港吵架
每天午餐时间，就是争论之时，吵著吵著，什么访客、助手、教授，种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华峰觉得，中心的学者就是故意跟你吵......
1967年，香港正处于六七暴动，街头混乱，交通停滞。美国学者戴慧思（Deborah Davis）一路赶来香港，下了飞机才发现没有车坐，辛苦辗转才抵达当时位于九龙塘的一座小洋房。那机构没有招牌，只在门前泊一架小面包车，上头写有"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戴慧思当时于哈佛大学修读东亚研究硕士，是傅高义的学生，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找到中国人做访谈，而来到香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仍处于冷战格局，专研中国的美国学界分为两派，领头人物一边是较为同情国民党的华盛顿大学教授George Terylor，另一边是对共产党抱持开放态度的哈佛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当年，美国教育与世界事务基金的主席 William Marvel，两方均不想支持，以免造成分化，转而尝试在香港设立独立的学术机构。
63年，William Marvel 致电正在香港度假的美国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请他成立中心，并担任第一代主任。此后，各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一批批来中心落脚，寻找从大陆逃来香港的难民做访谈。他们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青研究生及教授，其中不乏日后的大家，如潘鸣啸（Michel Bonnin）、傅高义，亦有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学者Michel Oksenberg等。傅高义曾说，6、70年代，西方大学有关中国的课堂内容，核心几乎全部来自中心。
后来赴美国读书、成为戴慧思学生的香港学者陈健民对端传媒介绍，当时中心聚集了许多傅高义的学生，有别于主要依据历史资料做研究的傅高义，这些学生开始寻求实证研究，是第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陈村》一书的作者就是其中代表。
当时，陈佩华 （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等几位"蹲在香港"的研究生，以访问从番禺陈村逃来香港的人为基础，撰写了《陈村》一书，以丰富的故事，还原陈村的社会变迁与政治秩序。后来，这批学者中不少人成为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戴慧思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的荣休教授，陈佩华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名誉副教授，安戈则是同校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学系教授。
1979年，熊景明从昆明抵港不久，就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广告，邀请有中国农村经验的人到中心做访谈。想著可以说出"中国实际情况"，她很快前往。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摄：Zhan Min/VCG via Getty Images
她生于云南昆明，原是当地澄江中学的英文老师。文革时期，因有亲人在美国，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被遣往军垦农场。经历文革的折磨，熊景明以丈夫的华侨身份离开中国，抱著为了刚出生的女儿前来香港。
访谈期间，当时在中心从事中国政治的美国教授Jean Oi，决定邀请熊作她的研究助理。中心当时有10多个职员和研究助理，气氛自由无拘。
当时曾任中心研究助理的华峰（化名）对端传媒回忆，当时许多来自大陆的、香港的、西方的人在这里脸红耳赤地吵架，在中心"争吵"的时光，教会了他许多。
华峰生于香港，1948年，未满1岁的他被左派父亲带往中国，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挨过二十多年，1974年终于逃回香港。回港后他与一群朋友创立了一个读书会，"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华侨也好，让他们知道到底中国是什么。"
起初，他们在新亚书院聚会。后来有人提议，大学服务中心好像不错，有些外国人在找人访问。华峰先与同伴到中心探探口风，推门一进去，迎面几个外国人，开口却是普通话，"正好就在找我们（这些从中国过来的人）"。
每隔三两天，读书会就去中心开会，和外国学者聚餐聊天。中心餐食便宜，职员要价4元，来客6元，"总之比外面餐厅便宜"。这个一边吃饭一边交流的习惯，后来成为中心学术午餐会的传统。
华峰回忆，当时不少来自西方、不曾进入中国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颇具吸引力。华峰亲历文革，就爱与中心的左派者争论。每天午餐时间，就是争论之时，吵著吵著，什么访客、助手、教授，种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华峰觉得，中心的学者就是故意跟你吵，"争吵过程中他们教会了我们很多，我们也教会了他们很多。"后来，华峰更成为中心一名法国学者的研究助理。
然而，时代很快转向。
70年代末，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竹幕大开，西方研究者得偿所愿，纷纷涌入中国，中心顿时失去了特殊的价值，访问学者越来越少。不同的美国私人基金会，也开始重新考虑中心的价值，中心再难申请资助。时任主任John Dolfin辛苦筹得的经费，有一半都要用对付房租，也不知明年的经费有否著落。
转眼到了1983年，中心的研究助理只剩熊景明一人。
不过，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有意接管中心，香港大学甚至曾派人过来中心丈量房子。在与当时中心的主管单位------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的洽商中，中大的秘书长、中国研究文化所所长陈方正、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关信基和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等人均显出极大诚意。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迁入中大开幕研讨会上，傅高义及高锟。
1981年，亚皆老街155号，大学服务中心。
当时留下的昙花照片。
中心的午餐研讨会。
高华（左三）到访中心，右三为熊景明。
卫奕信以香港总督身份访问中心。
这几位中大人承诺，将保持中心独立性，不置于任何学院学系之下；同时保持中立，对各派学者开放，不论政治立场；亦会提供固定的资金支持，供收集馆藏、薪金及杂费。
1988年，中心正式安家中大，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关信基代表中大，出任主任。而凭借在中心的经验，熊景明在应征中击败了其他学历更高的竞争者，出任副主任。
一年之后，世界再迎来巨变。1989年的6月4日，响彻北京深宵的枪声与悲鸣，令外来访客再次却步中国。身处香港的中心，又再次迎来一个个关注中国的西方学者。
李磊（Pierre Landry）正是其中一个。
《内参》、文革资料库，收藏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
这份《内参》，目前仍是世间孤本，成为众多学者的最爱...... 每年的寒假、暑假，总会看到一个老人，天天坐在《内参》前，弯著腰抄著密密麻麻的笔记
1990年，还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的李磊第一次到访中心。他的老师、克林顿时期的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叮嘱他，一定要到访中心，也见见熊景明。
李磊回忆，中国研究当时还是一个相对偏门的领域，进入中国不易，资料也缺乏。中心的馆藏，让他如获至宝。在书报海之间，他一时未想清，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什么题目。
熊景明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名为《广东省县（区）1980－1990：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此书资料之齐全，让李磊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他日后量化研究中国政治和城市发展的起步点。
后来，三十年来的每个夏天，李磊都会从美国飞来香港，直奔中文大学半山腰上的中心，"那时我只是学生，只有很少钱，但我总要找到方法（过来）。"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主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图：受访者提供
中心的馆藏包揽中国近2800个县，以至数千条乡镇及村级的纪录。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对端传媒表示，图书馆收集县志，一般不收偏僻的县。"但中心就千方百计把偏僻的县的县志都收到中心里，"宋永毅说，即使与美国著名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相比，若论县志，中心馆藏最少比费正清中心多上1倍。
此外，中心还收藏了一整套始于50年代初的中央及地方报纸、杂志，包括《人民日报》、《红旗》、《瞭望》等。熊景明说，这些年代久远的报纸源于上世纪70年代一次成功的抢购。时任中心主任John Dolfin及图书馆主任Thomas Bernstein，从中国报刊进出口公司手中抢购到这批报纸，市值5万美元。
熊景明记得，当时竞争甚烈，尤以日本人争取最力，"最后进出口公司说，香港那边也是中国人，就给他们吧。"
很多年后，在美国读博士的陈健民钻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贪污问题，靠的就是每天坐在中心翻看中心系统收藏的广州报纸《羊城晚报》。"我只要看到有和贪污有关的个案，就会抽出来，做我的数据分析，纪录什么级别的官员、男还是女、在那个县发生、判刑...... 我博士论文一半的资料，要靠中心里面的资料。"
这些系统的馆藏，是熊景明日夜累积的心血。最初来到香港，她惊讶地发现，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小说竟然随处可见，她连忙将所能找到的世界名著一一买回，就怕万一，哪天这些名著又没有了，好让女儿长大了还可以读。对于中心，她抱著同样的心态，誓要填补每份资料的空缺。
为了抢购资料，关信基和熊景明一度要自资垫钱。熊景明回忆说，行政报帐需时，中国又正值改革开放，书刊流动的规例随时变更，为免错失良书，熊景明决定自己拿出10万港币，关信基拿出15万，先行垫付采购费用。
利用这笔资金，中心以每本书5元的服务费，邀请各间进出口公司、去大陆访问的学者和中国图书馆的采购人员，甚至亲朋好友，组成一队她口中的"杂牌军"，为中心采购资料。
最惊喜的，莫过于搜集到一套1949至1964年、每周一册的《内部参考》。所谓《内参》，是专供县级、军队团级以上官员阅读的内部文件，标有"绝密"字样，理应不得外传。这源于当年一位采购人员，在北京一家专门从废品收购站收集书刊的机构，得到一张可供书单，上面赫然出现《内部参考》四个大字。
这份《内参》，目前仍是世间孤本，成为众多学者的最爱。一名中心前职员向端传媒表示，由于《内参》不能拍照，每年的寒假、暑假，总会看到一个老人，天天坐在《内参》前，弯著腰抄著密密麻麻的笔记，此人正是南加州大学教授、中美问题专家骆思典 (Stanley Rosen)。他来访次数之多，让职员都记著他喜欢的咖啡口味。
199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墙上贴了不少不同年代的人口地图。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内的一个书柜。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其中一些资料的分类索引方法。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的89民运资料及红卫兵资料。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为学者设置的书桌单间, 有些人会放著私人物品。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各地大小的年鉴。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座落于香港中文大学。摄：林振东/端传媒
除了年鉴，熊景明亦特别留意较少人收藏的文学杂志。"当年每个省都有一本，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的回忆录都登在这些杂志上，"例如1978年末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内有丁玲、巴金、茅盾等人自四五运动后的回忆录，收到这些刊物的一刻，熊景明"开心到发神经。"
在如山海般书刊面前，熊景明独创了一套分类索引方法。中国辽阔，不同省区，情况迥异，熊先以地方分类，再创立500多个范畴，例如农业、政治，以下又细分为文革、政治理论、人权等。许多学者称，以此分类查资料，事半功倍。
经过一轮轮风风火火的搜集、整理，搬来中大前只有万余册藏书的中心，如今已超过12万册馆藏。除海量县志、专业志、年鉴、报刊、纪录片外，中心还有大量有关1949至1976年间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资料外。关于文革，中心的资料非常丰富，收藏了由宋永毅等人编著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这个电子资料库包含35422份原始文献，在全球学界享誉盛名。
"中心最大的贡献，就是作为一个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完善的档案资料馆，"熊景明颇为自信，倘若要研究中共建政后动荡不安的50年历史，一定绕不开中心。
1993年，李磊前往南京大学进行交流，期间对他的指导老师提到中心。如同当年李侃如叮嘱自己一样，李磊促老师一定要去中心，也认识一下熊景明。
这位老师，名叫高华。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高华的学术家园
每晚，在吐露港的海边，高华与沈志华等学者聊朝鲜战争，乡民自治，以至河南卢氏县的某个腐败书记，在南方小岛的星空之下，畅所欲言
1991年8月19日，收音机里正传来苏联八月政变的消息，高华在南京书房里动笔撰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第一章，走入延安整风的历史真相。
高华的家庭，受贫困和政治浩劫的折磨。据谢海涛所写的《高华的后二十年》报导，高华父亲在49年前就加入共产党，49年后被定性为特务，后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时离家出走。长大后的高华，毕生诘问：人民的革命为何会反噬人民？后来他于南京大学读史，起初虽治民国史，但他的兴趣，始终离不开党史，特别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
积累十多年后，他终于决定动笔。后来接受独立导演胡杰的采访时，高华说动笔那天，"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你要摆脱一种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
写延安整风一事，高华一直私密进行。南京大学前校长董健在《史家高华》一书中提到，当时南京大学正受"清理文科运动"所迫，国家教委声称要清查大学教师的上课笔记、出版书目、论文等。数年之后，面对快将完成的《红太阳》书稿，高华一度担心无法出版。
在千里之外的香港，熊景明正希望把中心慢慢转型为服务中国学者、以至中国民间的机构。1995年，中心成功向香港政府申请拨款，开始启动中国学者访问计划。她心念大陆仍然落后，不少学者没有出外交流的机会，邀请的原则不按表面的名气，而看学者的真材实料。
她翻看学术杂志，看到文章写得好的，就将作者请过来，第一位受邀的就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现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客座教授的秦晖。她也专门去《山镇论坛》等刊登农村干部文章的杂志，发掘众多身处贫困地区的学者和乡镇干部。 陈健民回忆说，当时许多西方学者开始直接接触中国，不需要再绕道香港，相反，许多大陆背景的学者，反而多了来香港的兴趣，因为在香港，透过中心，"可以重新看中国"。这些学者既有直接来自大陆的，也有一些早于八九前后离开中国的，比如宋永毅。
1998年4月，熊景明读到高华发表在《二十一世纪》期刊上的一文，觉得相当不错，又听闻他正在写书，中心资料对他定有助益，就将他邀请过来作访问学者。
中心给这名治史者带来一个新世界。其中的大量馆藏，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不少第一手资料，以至中共内部公文，令高华甚为惊讶。此后半年，他基于中心资料，三修其稿，并与时任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观涛商量出版事宜。
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网上图片
终于，2000年2月1日，《红太阳》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成为享誉学界的著作，而且迅速在大陆以盗版书和复印本的形式流通。《高华的后二十年》一文提及，"数年间，这本书的盗版本出现在全国各地，从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
高华之后的研究重心，从民国史转向至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史，中心成为他日后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利用中心的资料，相继发表、出版了《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革命年代》等作品。
每晚，在吐露港的海边，高华与沈志华等学者聊朝鲜战争，乡民自治，以至河南卢氏县的某个腐败书记，在南方小岛的星空之下，畅所欲言。熊景明记得，她在中国听高华有关三反五反的演讲，首要说"现时对三反五反，普遍有3种看法"以作铺垫，来到香港，高华也不废话，一来就马上批评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那些年，熊景明将"中国学者搅在一起了，这是极好的事。"
2002年，他来到中心，参加午餐会，演讲中国农民问题，在席者有时任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裴敏欣。裴甚为欣赏于的演讲内容，遂邀请他到美国演讲。到了美国的演讲会场，于建嵘又结识了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她邀请于建嵘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他亦正式与西方学术界连系起来。
因为高华的介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也对中心产生了兴趣。她同样是文革过来人，老三届，不过当年兵荒马乱，接收消息亦只能靠口口相传，或是官方文稿。对于文革的整个来龙去脉，她起初并不清楚。
在她看来，中国的"文革研究也是乱麻一团"，出不了官方所谓最高领导人受蒙骗、下了错误决定的口径。她也发现，对于文革的记忆与关心也随时间逝去，有的过来人甚至"变成讴歌文革了"。她总担心，"等我们这些对史实真相有些探索的人都离去了，就应了《红楼梦》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要做文革研究，需要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回忆录这些民间纪录。她去过一趟台湾，未有重大收获。2004年，去台湾参加研讨会之前，她特别先来香港，终于中大的半山腰看见了一批珍贵资料。2009年，她来香港浸会大学教书一年，终于得以经常访问中心，此后又多次来访，慢慢揭开了她心中一直以来的谜团------陶铸事件。
1966年8月，陶铸本是中共第四把手，不到半年，就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申晓云说，其中因由，怕且陶的女儿陶思亮也说不清楚，坊间一般说法，则将责任推到四人帮的江青与陈伯达身上。
来到中心，申晓云先看了《文革大年表》、《文革运动历程述略》等书，摸清整个文革的脉络。有了根基，申晓云再以一手资料，例如《王力反思录》，以至当时广州报刊《羊城晚报》等，比对时人看法与官方说法。透过这些中心的馆藏，申晓云梳理并还原了陶铸事件的部分真相。
根据申的梳理，整个斗倒陶铸的事件，毛泽东应是知情的，只是陶铸一直对毛忠心耿耿，为了安抚人心，唯有装作不知。这一研究结果，最终在2016年发表于台湾出版的学术杂志《当代中国研究》上。
得知中文大学决定关闭中心的一刻，她惊讶且失落。自2009年以后，她几乎每一年都会来香港访问中心，因为疫情，2019年是她最后一次来访，看到合适的材料，就马上影印。
她曾梦想，退休以后，可以有一段时间住在靠近中大的马鞍山，天天去中心看书。
中心内有大量纪录片供借阅观看，其中有周浩执导的《棉花》。摄：林振东/端传媒
殒落的先兆
短暂热闹起来的中心，又再次沉寂。据消息人士透露，雨伞运动之后，中心一度被中央定性为"颠覆基地"......
事实上，过去十年，中心的荣光业已渐渐退去。
人事频繁的变动和更替是难以摆脱的内因。2007年，关信基退休，由当时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王绍光接替中心主任。王绍光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及民主，被视为新左派代表，93年与中国学者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广受中外关注。
2008年，熊景明退休，新聘请的助理主任再无熊当年的实权，其最高决策权被主任收回。中心被重组前，助理主任一直为来自大陆的学者高琦，他婉拒端传媒采访邀请。
根据端传媒多方了解，王绍光任内有不少争议，包括于2009年反对宋永毅于中心出版电子资料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宋永毅表示，王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们把大参考（内部参考）的内容放进去（资料库）......要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
宋永毅当时就出版受阻一事，联络监管中心运作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经听证后，当时委员会主任傅高义去信中大时任校长沈祖尧，获回信称："会调查处理。"
最终，王绍光于2012年辞职，上述资料库虽最终由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仍得以被中心收藏。很快，在傅高义和戴慧思的引荐下，中心迎来陈健民这名新主任。
当时，陈健民是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亦兼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几乎每天穿梭中港两地。他自认常年投身大陆公民社会，对中心参与不多，但两位师长开口，不好推托。
"我收到的任务是，要令中心开放，要令世界学者确定我们是开放使用的。就是这样，重新恢复中心的活力。"2021年2月，身处经历巨变的香港，陈健民回忆起9年前的工作。
他走的第一步，是重新申请基金，资助大陆学者和外国学者来港交流。"我希望可以做到有更多外国人来，因为大陆学者是没有问题，好多人会听，"而许多外国学者，已经习惯直接进入中国。为了让他们重新发现中心，陈健民增加各种活动，"每星期两三个seminar"。
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心的研讨会有兴趣，"他们始终做中国研究，战战兢兢，有时候对中国理解不是很完整，有班观众其实就是中国学者，吃饭的时候，听完批评，给意见你，问你问题，对学者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研究的范式早已极大转变。中心长于历史资料，但后来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研究学者，更重视大规模的量化研究，而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又可直接进入中国做访谈。不过，陈健民认为，中心原本浩瀚的历史资料，可以数码化，为学者的量化研究提供数据。
他马上想到熟悉数据处理的李磊，邀请他成为中心的研究人员，将部分资料进行数码化。李磊等人后来以中心的县志为基础，结合卫星观察到的中国各城市的灯火明暗，整理出包含中国各县级行政区，人口、财政、等统计资料的数据库《中国县级发展数据库(BOCD)》。
一切正在缓慢推进，时代的洪流再次扑来。
曾于2012年至2013年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陈健民。摄：林振东/端传媒
2013年，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的设想，在一次访问中点名陈健民和朱耀明牧师一同参与。陈健民眼前摆著两条路：一是继续走那条他已走了十数年、北上中国、培育公民社会的路；而另一条，荆棘满途，亦必然要割弃上述一切。
最终，他放弃一生志业，选择了承担"作为香港人的责任"。陈健民说，决定参与占中以后，等完成过渡工作，他马上辞去中心主任，以免"将政治色彩带进中心"。
短暂热闹起来的中心，又再次沉寂。据消息人士透露，雨伞运动之后，中心一度被中央定性为"颠覆基地"。该人士又称，2013年，10几位本来将访问中心的中国学者，纷纷取消了行程。
2014年雨伞运动以降，中国学者来港亦愈发困难。2017年，中心广邀中外学者，举办文革50周年的研讨会，其中一名受邀讲者，《炎黄春秋》原编辑丁东，在深圳海关被截留，未能出席。自此，不少学者和学生反映，中心近年邀请的中国大陆学者，不再如往日般重要和吸引。
不过，于建嵘则指出，中心在熊景明退休后，"没有担当......不敢请政府不同意、研究敏感问题的人（来港）"。
陈健民进一步解释说，管理中心，邀请学者来访问演讲，是复杂的协调工程。然而，迁入中大后，中心主任一直为义务性质，不易寻找有热诚的继任者。离任时，他曾向校方提及，不要将主任定位为"象征性的职位"，亦应减免主任在校内的其他工作。
2018年，校方终于以受薪形式，从上海邀请李磊来港，出任中心联席主任。
当时，李磊离开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的职位，在上海纽约大学教书。收到中大邀请的一刻，他几近没有犹豫。"我在中心30年了，当然会答应......我可以回来这里，以及全天候使用中心，"他笑著说。
怀抱著对中心的感情和做点事情的决心，他又回到了中文大学的半山腰。
2020年12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学常务副校长陈金梁（中）在记者会上，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面临"重组"一事回应传媒。摄：陈焯煇/端传媒
圣城的终章
讽刺的是，这把我们带回60年代，有如一个循环......
早在成为中心主任之前，李磊已经在为中心档案资料进行数码化。2014年，应时任中心主任陈韬文邀请，他曾与助理主任高琦合作，走访大陆不同提供电子化技术的公司，最后撰写了一份有关数码化中心部分馆藏的计划书，交予校方，却遭否决。
6年后，中大校方以把馆藏数码化为由，决定"重组"中心。
李磊回忆，在校方叫他开会公布此决定之前，一切出奇的安静------没有任何事先的讨论，监管中心的国际委员会亦没有就此讨论。在去年12月29日召开的记者会中，参与此次决策的陈金梁对中心并不熟悉。2020年1月，陈从新加坡转来中大正式就职，他表示自己来中大之前，"没有听过中心"。
中大的此次决定引发国际争议。过百名全球各地学者两次发起国际联署，对中心或遭关闭表示忧虑；学术界中，于亚洲研究领域方面最大型的组织------亚洲研究协会亦去信中大，对中心被重组表示关注。
有份参与其中一份联署的学者宋永毅表示，中心馆藏大多有版权，平常只可于中心查阅，不可将内容放在网上，因此，他认为中大根本没有可能兑现将中心所有馆藏资料数码化的承诺。
宋永毅指出，尽管中心影响力早已不如以往，但仍然是一个特殊且罕见的机构，它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还是一个研究中心和活动中心。这种三合一的机构，据宋永毅所知，全世界仅有三到五个。而且，中心在国际的声望，亦是冠绝中大其他所有的中国研究机构，熊景明认为，即使要重组，按道理也应是"把别的（研究中心）整合过来。"
不过，中大常务副校长陈金梁在记者会上曾表示，中国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若果出来的东西没有水准，有多热情、多好的服务，then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use of taxpayer money（那么就没有好好用纳税人的钱）"。
不可否认的是，大学追求量化排名的风潮，一直威胁著不以出产学术论文为首要之务的组织。多年来，中心培育学者，协助著作面世，但这些并不会直接和中大的学术排名挂钩。
裴宜理向端传媒表示，不仅仅是中心，连著名的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都面临重组的压力，"有些人建议，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应该电子化，整合到一般的图书馆，（批评它）花费太多时间于访问学者......为何不电子化后就关闭？"
而后来留学法国，目前在法国某大学做研究的华峰向端传媒坦承，当年学界无人不识中心大名，而如今一辈的研究中国的法国学者，已经大多没有听过中心。
不过彻底关闭中心，还是让华峰不能理解，他总猜测其中有政治因素："中心的整个文化和中国是对立的，而且中心是帮助你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但中国最不想你了解共产党的本质，怎会让中心生存？"宋永毅亦指出，中心是由美国学者创立的，而中国政府一般分不清楚美国学界和美国情报的关系；不只中心，多年被亲建制媒体批评的港美中心，其位于中大的会址，亦于去年8月停运。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华峰口中"一国两制最好的印证"，在一国两制已几近崩坏的如今，消亡又似是理所当然。
端传媒曾就重组的程序、原因及细节；中心馆藏日后是否仍然保持开放；中心是否于去年1月1日已被重组等等，发信向中大询问，至截稿前未有回复。
时代已变，香港正处于反修例运动后的动荡政局中，北京对于香港政制、教育、新闻媒体的改造，每日接踵而至，中美、中欧关系紧绷，中大半山腰上一个中心的死亡消息，很快又被更多更剧烈的新闻冲洗，遗忘。
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窗户往外看，是中大百万大道。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3月26日，中大半山腰，田家炳楼正在装修外墙。在尘土与喧嚣之下，位于八楼中心的招牌犹在，这个场地何时正式关闭，馆藏是否移送中大图书馆，如何对访客开放，目前通通是问号。而中心的官方网页，抬头已被改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特藏。
熊景明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很多人的愿望，就是留下一个关不掉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她始终认为，在中心回望中国大陆，比在大陆内部观写来得透彻，"这是中心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李磊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再和中大进一步周旋，"唐吉诃德才会与风车争斗。我不会如此。"坐在中心的矮沙发中，他环顾中心，想到自己在这里经历了从一个年轻学生到中心主任的人生经历，"你看，中心在大量书架之外，还保留了很多空间，这个设计是为了让人们交流，"李磊说，"很多友谊、合作、构想在这里发生...... 这里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很难复制，是柔软的，无形的......"
此刻，柔软的一切都消失了。"讽刺的是，这把我们带回60年代，有如一个循环，"李磊道，中美关系恶化，以至疫情，两国学者的合作仿佛回到上世纪60年代，中心成立之初，一切甚为艰难。访谈结束，他头也不回，转身溜回他在中心一个三四十平方呎的工作室，只管埋头研究。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华峰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叶洁明、林咏祺、张晓澄、李静琳对此文亦有贡献。）
图书馆革命
一本書帶你掌握緬甸的過去與未來
作者理查．考科特曾任《經濟學人》東南亞通訊員。不同於坊間描寫緬甸的書，多著眼於緬甸的政治、歷史、民族和文化，且受限於一定的時間框架內，《變臉的緬甸》試圖以深入淺出的筆法，將訪談放入歷史與政治的脈絡中，全景式地述說緬甸的過去與未來。
關於緬甸，你我所知道與不知道的事
少了翁山蘇姬的緬甸，我們還知道些什麼？這個曾經光榮璀璨的南亞強國，在經歷殖民統治、軍政府獨裁、民主改革後，將再度站上世界的舞台，重返往日風華。但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的背後，卻有著根深柢固的族群問題即將爆發。
民主大選後，美好的時代就會來臨？
結束軍政府專政，似乎象徵著民主的勝利。然而，緬甸要轉型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仍有一段漫漫長路。早年殖民者為便於統治而施行的族群分治、數十年來緬族化運動激起的族群矛盾，依舊牽動著緬甸未來的發展。
閱讀緬甸，反思台灣
先看看經歷過外來殖民、威權統治，如今面臨民主轉型的緬甸，再想想我們台灣，是否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就讓我們好好閱讀緬甸，反思過去、展望未來。
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
現居於英國倫敦，曾在二○一○至二○一四年間擔任《經濟學人》東南亞通訊員，考科特原派駐於新加坡，後來轉往緬甸，因而見證了翁山蘇姬所領導下的緬甸民主化熱潮。在任職於《經濟學人》之前，考科特曾在倫敦大學擔任歷史學與政治學的資深講師。考科特另著有講述蘇丹內戰問題的《蘇丹：達爾富爾和非洲國家的失敗》（Sudan: Darfur and the Failure of an African State）。
附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一本。
图书馆革命
比尔·盖茨花了十年时间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的支持下，他专注于探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在本书中，比尔·盖茨从电力、制造业、农业、交通等碳排放主要领域分析了零排放面临的挑战，可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及我们需要的技术突破，并提供了一套涵盖广泛但每一步都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关于人类未来
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关于技术创新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零排放都具备坚实的逻辑基础，但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要基于创新驱动。
关于投资机会
“零碳”产业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那些能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将是未来十几年引领全球经济的国家。
诚如比尔·盖茨在书中一再强调的，实现零排放并非易事，但如果我们遵循他给出的计划，这个目标定会实现。无论你是政策决策者、企业家，还是忙于生计的普通民众，你都可以贡献力量，一起帮助这个世界避免气候灾难。
图书馆革命
《成为波伏瓦》是根据近几年新曝光的波伏瓦信件、早期日记等材料撰写的波伏瓦全新权威传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波伏瓦如是说。这本开创性的传记引入波伏瓦此前从未被出版的日记和信件等全新材料，把她从萨特的阴影中拉出来，使她站在属于自己的聚光灯下。这本传记将为读者呈现一个更为真实立体的波伏瓦，也让我们重新看待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
本书还将呈现很多此前不为人所知的波伏瓦的个人细节，这些新的细节会增强波伏瓦的神秘感，也会使我们对波伏瓦更加着迷。为什么这位“女性主义偶像”要着力打造自己的形象？为什么关于她和萨特的关系她会频频“撒谎”，或是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也许带着这些新的细节，我们能更进一步地去认识真正的波伏瓦。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曾在伦敦国王学院、赫特福德郡大学、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神学等。现为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哲学和基督教伦理学讲师、哲学研究室主任。著作有《萨特与神学》《成为波伏瓦》等。
附加外段一则：搞三八节活动被喝茶 警察索要“波伏娃”微信
图书馆革命
这是本人最近看过的最美妙的文章，单单是引用的语录就妙不可言。
中本聪重新定义了时间，比特币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钟。
https://ethfans.org/posts/bitcoin-is-time
一轮漾着清辉的时钟高悬于空，
宣告时间没有对错。
—— 罗伯特·弗罗斯特，《我与夜晚熟稔》（1928）
我们仍未猜透时间这个巨大的谜题。时间不过是一个概念；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
——Clifford D. Simak，《莎士比亚的星球》（1976）
俗语有云，时间就是金钱。反之，金钱也是时间：时间就是人类体内存储的所有经济能量。然而，时间和金钱之间的关系远比乍看之下复杂得多。如果创造金钱不需要时间，金钱就不成其为金钱，至少无法长时间发挥金钱的作用。再想深一层，追踪信息世界的事物就是追踪时间。
一旦金钱数字化，我们必须就时间的定义达成共识，这就是问题所在。或许你觉得报时无非就是瞥一眼旁边的时钟那么简单。如果只是处理日常工作，你这么想也行。但是，如果要让一个全球的、人们在其中各行其是的分布式网络同步推进状态，报时就成了巨大的难题。如果时钟无法信任，你该如何获得正确的时间？如果你的系统跨越星系，你该如何建立时间的概念？在没有时钟的世界，你该如何衡量时间？时间究竟是什么？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时间的概念，以及比特币是如何自创时间单位（出块时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区块高度）的。我们将探索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计时最终会与记账联系起来？为什么去中心化系统中没有绝对时间？比特币是如何利用因果关系和不可预测性来定义 “现在” 这一时态的？
记时器已经多次为文明社会带来巨大改变。正如 Lewis Mumford 在 1934 年所说：“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 如今，计时器再一次推动现代文明发生变革：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机器不是计算机，而是时钟。这个时钟就是比特币。 追踪
“让孩子学习数东西，从而获得数字的概念。在计数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以当作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可能是单个对象或一组对象。”
—— David Eugene Smith，《初等数学教学》（1900）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追踪物品：物理象征物和账本。你可以直接使用现实世界中的物品，例如，贝壳、硬币或其它有形的东西（来表达相应的数量）；也可以通过在一张纸上记下已经发生的事来复制世界的状态。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牧羊人，想要确保每只羊都会返回家中。你可以为每只羊戴上项圈，每当有一只羊回家，你就取下那个项圈，挂在棚子里。假设每个项圈都会挂到一个单独的挂钩上，只要挂钩都挂满了，就说明所有羊都到家了。当然了，你也可以每次都数一遍，然后列一张表。然而，每当你开始数之前，你都要重新列一张表，防止重复计数或漏计。
货币本质上就是用来追踪债务的工具。总的来说，迄今为止充当过货币的东西可分为两类：物理制品和信息列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象征物和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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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两类货币的本质区别很重要。我要在此作出明确说明：物理象征物 直接 表示事物的状态；账本则 间接 反映事物的状态。二者各有优缺点。例如，象征物是物理的、分布式的，账本是信息化的、中心化的；象征物本质上是免信任的，账本不是。
在数字世界，我们只能使用账本（虽然总有许多 “大师” 想让你相信还有别的办法）。这是 信息 世界，不是物质世界。即使你将某类信息定义为 “象征物”，它依然是一段写入硬盘或某种信息存储媒介的可塑信息，以信息记录的形式呈现出来。
所有数字信息本质上都是账本，这就是产生 “一币多花” 问题的根源。信息从不直接表示世界的状态。此外，信息的移动也意味着信息能够复制。信息存在于某个地方。要想 “移动” 信息，你必须将它复制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将原有信息删除。物质世界则不存在这种问题，移动就是移动，并不意味着复制。信息世界不具备这种特征。如果你想将信息从表 A “移动至” 表 B，你必须将信息从表 A 复制到表 B。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方法。
另一种思路是 “惟一性”。物理象征物是独特的原子组合，不能轻易复制。纯粹的信息不具备这一特征。只要你可以阅读某个信息，你就可以将它完美复制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物理象征物具备独特性，数字象征物不具备。我甚至认为 “数字象征物” 一词有待商榷。象征物可以表示秘密信息，但绝不会表示绝无仅有、不可复制的信息。
这种特征差异表明，信息实际上是无法 “移交” 的。数字象征物不可能像物理象征物那样转移，因为你无法确定原所有者是否破坏了信息。和所有信息一样，数字象征物只能像想法一样被传播。
“……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我们可以互换苹果，换完之后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我也有一个想法，我们交换完之后，每人就有两个想法。”
—— Charles F. Brannan (1949)
物理象征物（我们称之为物理不记名资产，或 “现金”）不会面临这种困境。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你给了我一枚硬币，你就失去了这枚硬币。这世上没有魔法可以复制这枚硬币，要让我得到一枚硬币，就必须把一枚硬币交给我。物理世界的规律阻止了一币多花。
虽然非数字世界确实存在多重花费的情况（臭名昭著的诈骗犯 George Parker 就曾靠着一房多卖牟利，卖的还是布鲁克林大桥等地标建筑），但是这需要精心设计的骗局和容易上当的买家。数字世界就不一样了。
在数字世界，由于我们总是在与信息 打交道，多重花费是一个固有的 问题。凡是复制过文件或使用过复制粘贴功能的人都知道，信息是可以完美复制的，而且它不会与保存该信息的媒介绑定。假设你有一张数码照片，你可以将它复制 100 万次，将其中一些副本存入 U 盘，并将其发送给成千上万的人。完美的副本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可以使用完美的修正手段，消除一切瑕疵。最重要的是，复制几乎是零成本的，而且副本与原件之间无法区分。
再说一遍：信息只存在复制一说。数字信息是无法从 A 移动 至 B 的，只能从 A复制 到 B。如果复制成功，再将A 处的原件删除，才能叫 “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多重花费问题如此棘手。没有权威机构，就无法以不带对手方风险的方法将任何信息从 A 转移给 B。我们必须相信原件会被删除。一个天然的副作用就是，就数字信息而言，我们无法确定存在多少副本，以及这些副本都在哪里。
因此，数字象征物永远都无法充当货币使用。象征物因其独特的物理构造而难以复制，从而具备可靠性。到了数字世界，这一优势荡然无存。在数字世界，象征物是不可信的。由于信息的固有特性，数字货币的唯一可行形式只能是账本，而非象征物。因此，数字货币不得不面对时间问题。 象征物是不带时间属性的，账本不是
“看得见的东西是一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是永恒的。”
——Paul of Tarsus, Corinthians 4:18b
对于物理象征物来说，交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你的兜里要么有钱，要么没有。要么花掉，要么不花。花钱的唯一前提就是兜里有钱。剩下的全交给自然法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理象征物是无需信任且不带时间属性的。
对于账本来说，物理占有就没那么重要了。管理账本的人需要确保所有账目都井井有条。原本由物理定律（你无法花费不属于你的钱，也不能重复花费同一笔钱）赋予的特征必须由人为制定的规则来强制实现。正是这些规则（而非物理定律）在维持账本的有序运作。
从物理定律转向人为制定的规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后者是可以修改和破坏的，前者则不然。例如，你无法 “伪造” 一枚实物金币，你得从地底下挖出金子。但是，你可以在纸上伪造金币。你只需要在账本上添加一个条目，声称自己有一些金币就行。如果是央行，只需要在电脑上敲几个键，就可以增发数万亿美元。（金融从业人称之为 “再抵押”、“部分准备金制度” 和 “量化宽松” —— 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些花里胡哨的术语弄糊涂了，它们本质上都是造假钱。）
为了确保账本以及管理账本的人没有弄虚作假，我们必须定期对账本进行独立审计。对账本中的每个条目进行核算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审计员要能检查过去的账簿，来确保账本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没有可靠的时间戳，我们就无法验证账本的内部一致性。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来确定交易顺序。
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时间概念，我们就无法确定交易顺序。如果无法确定交易顺序，我们就无法保证账本没有伪造。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方式来证实你拥有多少钱？还能有什么方式来确保所有账目都井然有序？
象征物和账本之间的区别凸显了追踪时间的必要性。在物理世界，货币是不带时间属性的人工制品，可以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用于交易。在数字世界中，标记货币需要时间戳。 中心化的货币标记
“时间能刻上一切印记，也能抹去一切印记。”
——Yahia Lababidi (b. 1973)
解决多重花费问题（确保每笔数字转账仅发生一次）最常见的方法是创建一个中心化交易列表。一旦你有了一个中心化交易列表，你就有了可以充当唯一真相来源的账本。这时，解决多重花费问题就很简单，只需仔细检查交易列表，确保每条账目都正确无误即可。这就是 PayPal、Venmo、Alipay 以及全球所有银行（包括央行）解决多重花费问题的方法：权威机构。
“这一过程的问题在于，收款人难以检验，之前的某位持有者是否多重花费过某一笔钱。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可信的第三方权威，或类似铸币厂之类的机构，来对每一笔交易进行检验，以防止多重支付……该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整个货币系统的命运完全依赖于铸币厂的运营方，因为每一笔交易都要经过该铸币厂的确认，这个铸币厂就好比是一家银行。”
—— 中本聪，《白皮书》
需要注意的是，中本聪无法让信息变得无法复制。比特币的每个部分（源代码、账本、用户的私钥）都是可以复制的。这一切都是可以复制并窜改的。然而，中本聪成功创建了一个系统，让违反规则的副本变得毫无用处。比特币网络通过执行复杂的机制，来决定哪些副本有用，哪些副本没用。正是该机制为数字世界带来了稀缺性。这个机制就好比一支舞蹈，需要控制节奏。
即使是中心化账本，也必须采用统一的时间追踪方式，才能解决多重支付问题。当一笔交易发生时，我们必须知道交易方、交易金额，以及最重要的，交易时间。在信息领域，没有时间戳就无法标记货币。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由于我们一直未能解决分布式系统中事件与时间点的关联问题，去中心化账本无法实现，直至中本聪发明出了解决方案。”
——Gregory Trubetskoy（2018）
“时间会带走一切。”
—— 埃斯库洛斯（公元前 525 至 456 年）
时间和顺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如 Leslie Lamport 在 1978 年的论文《分布式系统中的时间、时钟和事件顺序》中所述：“时间概念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基石。它源自一个更基础的概念，即，事件的发生顺序。” 由于缺少一个中心协调时间点，“先”、“后” 和 “同时” 等看似直观的概念都没了参照。用 Lamport 的话来说：“ ‘先发生’这一概念定义的是分布式多进程系统中不变的那部分事件顺序。”
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让某个人来负责管理时间（授时），那么我们如何确定事件发生的顺序？如果没有一个中心参照系，我们如何才能获得一个可靠的时钟？
你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时钟。但是，只有在每个人的时钟都准确无误（且人人都遵守规则）的情况下，这个方法才有效。在一个人们有对立、有利益冲突的系统中，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的时钟会是场灾难。而且，根据相对论，这一方法无法跨越空间。
来个思维实验：假设你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自己跟踪事件发生顺序的世界中，你可以怎样欺骗其他人呢？你可以假装你今天发送的一笔交易其实是昨天的（只是因为某个原因而延迟），这样你今天花掉的钱就还是你自己的。由于每个去中心化系统本质上都是异步通信，上述场景不只是理论上的思维实验。消息确实会延迟，时间戳会不准确。再加上相对论效应和宇宙的天然速度限制，我们很难在没有中心化权威机构或观察者的情况下辨别事件的先后顺序。
“Who's there? Knock knock.”（“咚咚咚！”“谁啊？”）
—— 经典谐音梗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一下，你和你的商业伙伴都能够访问你公司的银行账户。你的业务遍布全球，因此你是在瑞士开的银行账户，你本人住在纽约，而你的商业伙伴住在悉尼。你这边的时间是 1 月 3 日，你正在宾馆惬意地度过周末夜晚。你的商业伙伴那边的时间已经是周一上午，她决定使用共享银行账户的借记卡买早餐。当时卡上余额为 615 美元。当地时间为上午 8:21。她的早餐花了 27 美元。
于此同时，你打算用另一张关联该银行账户的借记卡支付住宿费。此时卡上余额为 615 美元。当地时间为下午 5 : 21。住宿费是 59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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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你们在同一时刻刷了卡。会发生什么事？（物理学家们，请原谅我使用了 “同一时刻” 这一表述，此处我们暂且忽略相对论效应，以及宇宙中不存在绝对时间这一事实。另外，我们还要假定同步事件概念是存在的。比特币本身就已经够复杂了！）
银行的中央账簿很可能是一前一后收到这两笔交易的，这样你们中必然有一个成了幸运儿，另一个成了倒霉蛋。如果中央账簿恰好在同一瞬间（精确到毫秒）收到这两笔交易，银行就必须决定由谁来花费这笔钱。
那么，如果没有银行会怎么样？谁来决定交易先后？如果不只是你们两个，而是成百乃至上千人同时交易会怎么样？如果你不信任这些人该怎么办？如果有人想要作恶，比如将自己的时钟拨慢，假装自己的交易是几分钟前的，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一种与时间有关的工具来创建公认的排序，并在不依赖于任何中央协调者的情况下维护唯一的历史记录。”
——Giacomo Zucco, 《发现比特币》（2019）
这就是为什么以往所有关于数字现金的尝试都离不开中心化注册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信任某个人，才能正确决定事务的顺序。我们需要中心化参与方来充当中心化时钟。
比特币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重新定义时间。比特币是通过区块，而非秒来度量时间的。
帝王息争，乃时光之风采；
将谎言揭穿，让真相大白；
将岁月印记，给往事封印；
将黑夜坚守，唤黎明醒来；
将恶人惩治，直至其悔改；
—— 莎士比亚，《鲁克丽丝受辱记》（1709）
所有时钟都依赖于规律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嘀嗒（读秒声）”。从本质上来说，老爷钟发出的滴答声与现代石英钟和原子钟发出的嗡嗡声没有任何区别。具体来说，我们利用钟表中某个部件摆动或振动的次数来度量秒或分钟。
大型摆钟的钟摆很长，摆动起来很明显。更专业的小型时钟则需要特殊部件。时钟的振动频率（“嘀嗒” 的频率）取决于其应用场景。
大多数时钟的振动频率都是固定的，以便精准报时。然而，有些时钟的振动频率是可变的。例如，节拍器就可以预先设置振动频率，一旦设置完成，就会按照恒定频率打拍子。比特币每次 “嘀嗒” 的时间间隔都不同，因为其内部机制存在概率性。不过，二者的目的都一样：演奏音乐，让舞蹈可以继续。 老爷钟 ～0.5 Hz（Hz “赫兹”表示周期性事件在一秒内发生的次数） 节拍器 ～0.67 Hz 至 ～4.67 Hz 石英表 32768 Hz 铯 133 原子钟 9,192,631,770 Hz 比特币 一个区块（0.00000192901 Hz* 至 ∞ Hz**）
*创世块（6 天） ** 区块之间时间戳的 delta 值可以是负数。
眼前的比特币不就是一个时钟吗？中本聪确实暗示过，整个比特币网络就像一个时钟，用他的话来说，一个分布式时间戳服务器。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提出一种通过点对点分布式时间戳服务器来为一组交易的发生顺序生成计算证明，从而解决多重支付问题。
—— 中本聪，《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2009）
从比特币白皮书最后的参考文献来看，时间戳显然是一大根本问题。在 8 篇参考文献中，有 3 篇与时间戳有关：
《如何为数字文档加上时间戳》，S. Haber，W.S. Stornetta（1991）
《论如何提高数字时间戳的效率和可靠性》，D. Bayer，S. Haber，W.S. Stornetta（1992）
《如何设计一个信任最小化的安全时间戳服务》，H. Massias，X.S. Avila，J.-J. Quisquater（1999）
正如 Haber 和 Stornetta 在 1991 年所述，数字时间戳就是利用计算过程让用户（或敌对方）无法向前或向后更改数字文档的日期。不同于纸质文档，数字文档易于篡改，而且篡改时并不一定会在物理媒介上留下任何明显的迹象。在数字世界，伪造和篡改可以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
鉴于信息的可塑性，为数字文档添加时间戳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直觉的解决方案根本不起作用。以文本文档为例，只是简单地在文档末尾加上一个日期是根本没用的，因为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修改日期。更何况，你一开始就可以伪造日期。 时间是一条因果链
极端一点，整个世界无非就是一张关系网而已。
——Tim Berners-Lee，《编织万维网》（1999）
伪造日期是一个普遍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数字世界。例如，在绑架案中，绑匪就需要一种办法来证实绑票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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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报纸很难伪造，而且易于验证。由于报纸头版报道的都是前一天的事件，绑匪是不可能提前预知头版新闻、并提前几周就伪造好人质照片的。因此，照片中人质手持的报纸的发行日期就是人质在世的证明。
这个方法凸显了一个重要概念：因果关系。时间箭头反映了事件的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就无所谓时间。在赛博世界，哈希函数对于解决时间戳问题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引入了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某份文档，我们就无法生成对应的密码学哈希值，因此文档和哈希值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先要有数据，而后才能生成（该数据对应的）哈希值。换言之，如果没有单向函数的计算不可逆性，赛博世界中就不会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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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因果关系，我们就可以创建出一连串环环相扣的事件。因此，安全的数字时间戳方案得以为原本不存在时间的数字世界谱写历史。
因果关系决定了事件的时间顺序。如果一个事件由之前的某些事件引发，并且引发了之后的某些事件，则该事件在历史上的位置得以确定，不会再更改。
——Bayer，Haber，Stornetta (1992)
毋庸置疑的是，因果关系对于经济计算而言至关重要。鉴于账本其实是多个合作方之间经济计算的具象化，因果关系对于每个账本而言同样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一个能让所有参与者就唯一历史记录达成共识的系统 …… 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基于时间戳服务器。
—— 中本聪（2009）
有趣的是，让比特币得以运作的所有组件其实早已存在。早在 1991 年，Haber 和 Stornetta 就介绍了两种 “可以有效防止时间戳造假” 的方案。一个是依赖于可信第三方的方案，另一个是更为复杂的 “分布式信任” 方案，无需依赖于可信第三方。两位作者甚至发现了信任事件因果链背后的固有问题，以及重写历史所需的条件。换言之，“有可能成功做恶的唯一方法是，准备好一条足够长的时间戳链，长到连最疑心最重的挑战者都怀疑不了的地步。”如今，比特币也存在一个类似的攻击向量，即 51% 攻击（详见下一节）。
一年后，Bayer、Haber 和 Stornetta 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使用 “默克尔树”，而非简单的链表将所有事件连接起来。默克尔树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数据结构，可以根据多个哈希值计算出一个确定的哈希值。从时间戳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单位时间可以容纳多个事件。另外，这三位作者还提议对他们在 1991 年提出的分布式信任模型进行改进，即，不断举办 “世界冠军锦标赛” 来决定唯一的 “获胜者”，由获胜者在（类似报纸这样）公开的地方发布计算出的哈希值。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我们可以看出，报纸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能让我们更好地思考时间的第二个特性：不可预测性。 因果关系和不可预测性
时间不是现实（hupostasis），而是一种概念（noêma）或计量单位（metron）……
—— 智者安提丰，《论真理》（公元三世纪）
因果关系虽然很重要，但是远远不够。时间流逝还离不开不可预测性。在物理世界，我们通过观察自然过程来描述时间的流逝。我们观察到熵是在不断增加的，并称之为时间箭头。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规律看似与时间箭头无关，但是某些事情实际上是无法撤销的。俗话说得好，破镜难圆。
同样地，数字世界也需要增熵函数来创建时间箭头。SHA256 哈希值和密码学签名并非绝对不可破解，但就像破镜几乎不可能重圆，SHA256 和密码学签名也几乎不可破解。
如果没有熵增，我们就可以任意更改时间戳。例如，斐波纳契数字的顺序具备因果关系，但不具有熵增特质。在斐波纳契数列中，每个数字都是由前两个数字相加得到的。因此，斐波纳契数列是一条因果链。但是，斐波纳契数列无法用来报时，因为它是完全可预测的。这就好比说，绑匪不能用人质和日历的合影来证明人质还活着。我们不能使用可预测的东西作为时间证明，只能使用无法提前预测的事物，如，当日报纸的头版。
比特币的不可预测性是通过交易和工作量证明实现的。就像没人能预测明天的报纸会刊登什么内容，也没人能预测下一个比特币区块长什么样。你无法预测区块中会打包哪些交易，因为你无法预测未来将有哪些交易被广播 。更重要的是，你无法预测谁会解开当前的工作量证明难题，以及得出的解是什么。
不同于报纸，工作量证明直接 与已经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工作量证明不仅仅是事件的记录，而且是事件本身。正是这种基于概率的直接联系免去了工作量证明的信任需求。找到有效工作量证明的唯一方法是做出大量猜测，每次猜测都要花费少量时间。每找到一个解所需要的猜测次数是概率性的，从而构成比特币的时间链。
利用哈希链的因果顺序和工作量证明的不可预测性，比特币网络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创建无争议的事件历史。如果没有因果关系，我们就无法区分事件先后。如果没有不可预测性，因果顺序就毫无意义。
关于上文提到的绑匪的做法，其实 Bayer、Haber 和 Stornetta 早在 1992 年就给出了明确解释：“如果要确定某个文档是在某个时间之后创建的，该文档必须记录已经发生但无法提前预料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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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果关系和不可预测性的结合，我们才能在原本没有时间概念的数字世界中人为定义 “现在”。正如 Bayer、Haber 和 Stornetta 在 1991 年的论文中指出：“请求时间戳的客户端的顺序以及它们所提交的哈希值是无法预知的。因此，如果我们在签名证书中包含之前客户端请求序列的比特，就知道证书的时间戳晚于这些请求……证书中必须包括之前文档的比特这一要求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指明时间的先后，因为时间戳机构无法预先发行证书，除非它拥有此时此刻的请求。”
所有组件都在这里了。中本聪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这些组件全都组合到了一起，从而免去对时间戳机构的需求。
原因虽被深藏，结果却已知晓。
—— 奥维德，《变形记》（公元 8 年）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要想在数字世界花钱，我们必须依靠账本。要想账本变得可靠，我们必须明确交易顺序。要想明确顺序，我们必须使用时间戳。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在数字世界创造出免信任货币，我们必须移除任何创建并管理时间戳的实体，以及负责计时的单一实体。
天才如中本聪找到了解决方案：“为了实现点对点的分布式时间戳服务器，我们需要使用工作量证明系统，类似于 Adam Back 提出的哈希现金（Hashcash）。”
我们之所以需要使用工作量证明系统，是因为我们需要数字世界原生的东西。一旦你了解数字世界的本质是信息化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计算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如果你的世界是由数据组成的，就会存在数据操纵。
工作量证明是一种点对点机制，因为它无需信任。工作量证明之所以具备免信任性，是因为它与所有外部输入（如，时钟或报纸）隔绝。它只依赖于一样东西：计算离不开工作量的投入。在我们的世界里，产生工作量需要投入能源和时间。
我知道我已着魔。
我们跑过桥 —— 熊熊燃烧的桥 ——
火焰在身后肆虐，
我们站在死亡边缘，
亲爱的，你我正与世界为敌。
—— Kate Bush，《燃烧的桥》（1985）
如果没有工作量证明，我们必然会遇到信息输入机制问题，因为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永远有隔阂。牧羊人数羊时在列表上做的标记并不是真正的羊，地图不能与真正的领土相提并论，报纸上的新闻也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同理，即使你使用现实世界的时钟来创建时间戳，也并不代表实际时间就是如此。
坦白来说，我们无法相信数据代表了现实，除非是数据本身所固有的现实。比特币的难度可调节型工作量证明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创造了自己的现实，以及空间和时间。
工作量证明能够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只有这种连接是以免信任方式建立的。其它一切都依赖于外部输入。
比特币的出块难度是会调整的，从而维持比特币时间与人类时间之间的联系。就像发条一样，每挖出 2016 个区块，比特币系统就会重新调整挖矿难度。难度调整旨在将平均出块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从而在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因此，比特币时钟的走时需要根据人类的时间感知重新调整。纯粹基于时钟的难度调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会将比特币与人类世界完全割裂。难度调整的目的就是防止人们的出块速度太快（或太慢）。
正如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的那样，时间不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宇宙时间。时间是相对的，同时性并不存在。仅凭这一事实，所有时间戳（尤其是跨越了遥远空间的）本质上都是不可靠的，即使参与者之间不存在对立也是如此。（顺带一提，这就是为什么 GPS 卫星的时间戳必须不断调整。）
对于比特币来说，人类时间戳并不精确这一事实不是很重要。一开始就没有绝对的参考系也不重要。时间戳的精确程度只需让以 2016 个区块为基数计算得出的出块时间足够可靠，即可。为了保证这一点，只有在满足以下两个标准的情况下，一个区块的 “物理世界” 时间戳才会被接受：
该时间戳必须大于之前 11 个区块的时间戳中位数。
该时间戳必须小于网络调整时间加两小时。（“网络调整时间” 就是与你连接的所有节点返回的时间戳的中位数。）
换言之，难度调整就是保持时间恒定，而非 安全性、难度或能源消耗量恒定。该设计颇具独创性，因为良币 必须 具备很高的时间成本，而非能源成本。如果货币只与能源关联，并不足以产生绝对的稀缺性，因为一旦能源生产技术有了改进，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多货币。时间是唯一一个无法再生的东西。正如 Julian Simon 所言，时间是终极资源。正因如此，比特币成了货币的终极形态，因为比特币的发行量与宇宙的终极资源（时间）直接相关。
难度调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难度调整，随着越来越多矿工加入网络，或矿机效率提高，比特币的内部时钟就会越走越快。我们很快就会遇到协调问题。一旦出块时间降到某个阈值（如 50 毫秒）以下，系统就无法对某个共享状态达成共识，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如此。光从地球的一侧到达另一侧需要大约 66 毫秒。因此，即使我们的电脑和路由器是完美的，我们也会束手无策：面对两个事件，将无法断言其先后顺序。如果我们不对比特币的出块时间进行周期性调整，就会陷入绝境 —— 必须以超越光速的速度解决协调问题。时间也是导致密码学不稳定性问题的根源（详见第一章）。密码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利用了时间的不对称性：建起一道密码学墙壁只需要一瞬间，打破它却需要很久，除非你有密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作量证明以及难度调整都是在人为放慢时间，至少从比特币网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换言之，比特币是在强行控制内部节奏，通过低频率为对等节点之间的通信延迟提供充足的缓冲空间。每挖出 2016 个区块，比特币的内部时钟都会重新调整。因此，平均每 10 分钟只会挖出一个有效区块。
从外部角度来看，比特币就是将在全球广播的异步消息集中到一个平行宇宙中。这个平行宇宙有自己的规则，以及时空观。从比特币网络的角度来看，交易池中的交易是没有时间属性的。只有被打包进有效区块的交易才会被赋予时间：该交易所在区块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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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决方案之精妙已经无以言表。一旦你能够自行定义时间，就可以轻松辨别事件的先后顺序。因此，人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发生了什么、按照什么顺序，以及谁欠谁什么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难度调整可以确保比特币的内部节拍器打出的拍子是恒定的。它是比特币这支乐团的指挥，可以让音乐永葆鲜活。
但是，凭什么认为，“工作量” 是一个最终值得依赖的东西呢？答案有三重。首先，因为计算需要投入工作量；产生工作量需要花费时间；而在我们这里，工作 —— 猜测随机数 —— 是无法取巧的。
时间无休止地生出岔路，通往无数个未来。
——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1958）
为比特币区块找到有效的 nonce 就是一场猜谜游戏，类似于掷骰子、抛硬币或轮盘赌。本质上，你是在寻找一个天文数字。每一次猜测都不会让你更接近答案。要么猜中，要么重来。
每次你抛硬币，抛中正反面的概率都是 50% —— 哪怕你之前抛了 20 次，次次都是正面朝上。同样地，在比特币挖矿过程中，每一秒出现一个有效区块的概率都是 0.16% 左右。上个区块是什么时候找到的并不重要。找到下个区块之前需要等待的时间永远都一样：10 分钟左右。
因此，比特币时钟的每一次 “嘀嗒” 都是不可预测的。相比我们人类使用的时钟，比特币时钟似乎是粗糙且不准确的。正如 Gregory Trubetskoy 所言：“这个时钟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时钟都相同，并且整条链的状态与时钟的走时明确关联。”虽然比特币的时钟是基于概率的，但它不是一种幻觉。
时间是一种幻觉。午餐时间尤其如此。
—— 道格拉斯•亚当斯，《银河系漫游指南》（1979）
然而，在比特币系统中，“现在” 绝对是一种幻觉。由于网络中没有中央机构，可能会有奇怪的情况出现。虽然不太可能，但是万一有两个人同时找到有效区块呢？（再次向所有物理学家致歉。）也就是说，两个不同位置的时钟同时嘀嗒了一声。这两个区块的内容很可能不同。它们虽包含不同的历史，但都同样有效。
这就是所谓的链分裂（chain split），是中本聪共识在运行中自然而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形。就像迁徙中的鸟群，时而分成两列，时而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比特币网络中的节点最终会形成一个共享的历史，这得益于猜测所带来的概率性。
中本聪共识只是简单地要求，正确的历史在最重的链（即，包含最多工作量证明的链）上。因此，如果我们有 A 和 B 两个历史，有些矿工会在 A 上续写历史，有些矿工会在 B 上续写历史。一旦某一方的矿工找到了下一个有效区块，另一方的矿工就会接受自己是在错误的历史上挖矿，并转向最重的链（根据定义，就是代表实际发生的事件的链）。在比特币中，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收款人需要有证据能够证明，每笔交易发生时，绝大多数节点认同它们最先收到了该交易……当同一笔交易存在多个支付对象时，只有一个是有效的。收款人必须等待一小时左右，然后才能相信这个交易是有效的。届时，网络就能解决一切有可能发生的多重花费竞赛。
—— 中本聪（2009）
上面段话揭开了分布式协调问题的秘密。中本聪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上文提到的 “同时付款” 问题，而且是一劳永逸地。让相对论见鬼去吧！
由于比特币时钟具有概率性，“现在”（我们称之为链顶端）永远是不确定的。过去（链顶端以下的区块）永远是确定的。
若想理解得更深入，我们必须追溯到更早的时间。
——Gordon Clark，《从基督教的角度理解人与物》（1951）
因此，对于某些对等节点来说，比特币时钟有时会倒退一两下。如果你的链顶端（现在）恰好输给了另一个链顶端，你的时钟就会先倒退再前进，覆盖你原先以为正确的历史。如果你的时钟具有概率性，你对历史的记忆也不得不如此。
嘀嗒嘀嗒 —— 几点了？
嘀嗒嘀嗒…… 停在了c619。
真是这样吗？会不会慢了？
管它准不准：8 在 9 前不会错。
这个钟不准，有时倒着走。
准时才有鬼，中心化要不得！
这个钟在嘀嗒，嘀嗒复嘀嗒，
使坏也没好处，嘀嗒到下个区块。
——一首关于比特币和时间的小诗（2020）
时间依然是物理学最大的谜题之一，甚至引起了人们对物理学本身定义的质疑。
——Jorge Cham 和 Daniel Whiteson，《我们一无所知：通往未知宇宙的指南》（2017）
追踪信息世界的事物就意味着追踪一系列事件，因此需要追踪时间。追踪时间需要就 “现在（永远连接过去和将来的时间点）” 达成共识。在比特币系统中，“现在” 是最重工作量证明链的端点。
对于时间结构来说，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因果关系和不可预测事件。因果关系用来定义过去，不可预测事件用来构建未来。如果事件顺序是可预测的，就有可能跳过。如果每个事件之间没有联系，要改变过去就很容易。由于比特币系统定义了内部时间，作假难度极高。如果有人想作假，必须改写过去或预见未来。比特币的时间链可以有效防止这两点。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看待比特币，我们就应该清楚，“区块链（通过因果关系将多个事件连接起来的数据结构）”并非主要创新，甚至不是什么新想法。只要研究过前人关于时间戳的文献，我们就能发现这点。
区块链，就只是数据块组成的链条而已。
—— Peter Todd
中本聪的创新之处在于，各方如何在没有中心化协调的情况下独立就事件历史达成共识。中本聪找到了一种实现去中心化时间戳机制的方法。该机制 （a）不依赖于时间戳机构或服务器，（b）不需要报纸或其它任何物理媒介作为证据，（c）可以确保走时节奏基本不变，即使是在 CPU 时钟时间更快的环境中运行也是如此。
计时需要 因果关系、不可预测性 和协调性。在比特币中，因果关系由单向函数提供，即，位于比特币协议核心的密码学哈希函数和数字签名。不可预测性是通过工作量证明难题和节点交互实现的：你无法提前预知其它节点在干什么，你也无法提前预知工作量证明难题的解。协调性是通过难度调整实现的，秘诀就是将比特币时间与人类时间联系起来。只有将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连接起来，我们才能只依赖于数据在时间上达成共识。
比特币是时间不只体现在一方面。比特币的最小单位 satoshi 是时间，因为它是货币；比特币的网络也是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去中心化时钟。正是因为比特币时钟孜孜不倦地转动，比特币才能具备这些神奇的特性。否则，整个比特币系统就会分崩离析。也正因如此，这一鬼斧神工般的互联网货币才能惠及所有人。
（完）
原文链接: https://www.swanbitcoin.com/bitcoin-is-time/
作者: Gigi
翻译&校对: 闵敏 & 阿剑
图书馆革命
《女性作家访谈》是《巴黎评论》编辑部自二〇一七年起推出的特辑，迄今为止已出版两辑。此次推出的《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篇目上有所调整，收录了十六位女性作家的访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伊萨克•迪内森、希拉里•曼特尔、埃莱娜•费兰特、西蒙娜•德•波伏瓦、珍妮特•温特森、伊丽莎白•毕肖普、玛丽莲•罗宾逊、简•莫里斯、多萝西•帕克、琼•狄迪恩、格蕾丝•佩雷、娜塔莉•萨洛特、尤多拉•韦尔蒂、安•比蒂、洛丽•摩尔。
作为《巴黎评论》出版史上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特辑，本书的十六篇访谈也可以看作“对话中的散文”，既是极具水准的对写作技术的探讨，又涵盖了女性作家生活中那些细微却折射性格的细节：她何时确立写作的志向？她的文学启蒙是什么？在写作不同的写作阶段，她遇到的具体阻碍是什么？她如何面对外部否定和自我怀疑？她的同道人或格格不入的对手又是谁？她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关系如何？……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四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图书馆革命
近期清华大学无差别强制锁扣学生电动车，引发众多学生反对，3月19日，前学生Rita在夜间潜入校园，以学生维权志愿者的名义，戏仿学校整治电动车的口吻，在校园内张贴了20张“整治校园机动车”的“通知”。用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替部分学生表达了对校方一刀切政策的不满。两天后，她被“母校”送进了拘留所。
https://mp.weixin.qq.com/s/5phCQP7i-JpSvzPEMGk56Q
リンゴは赤い 赤くてうまい 刑務所で食べたらさらにうまい
作者：Rita
前情提要： 2020年3月19日 于工字厅（注：文中12月14日的TRICK OR TREAT：当你校挂起Rita的旗帜）
本文很长，分为如下几部分：被捕经过；拘留所中体会；一位物业管理人员与电动车的故事；大家对学校斗争策略之反思；其他杂谈。
被捕经过（以下对话均有警方录音录像。我手机被收走，以下经过根据回忆整理，问答与真实情况可能有顺序差异，但内容应当与警方记录的事实一一对应。黑色字体为对话内容，蓝色字体为写推文时的评注）：
2021年3月21日早晨6:20，一组民警敲开了Rita的家门。
在19日的行动后，原本想着你校不至于不知耻，会因自知理亏而不会报案。事实证明还是把你校想得太好了。另一方面，也在设想过万一你校报案，将给Rita以怎样的罪名；结果实际发现你校在报案时给Rita安放的罪名远远超过了Rita乃至任何人能想到的范围，以至于只会令人觉得迷惑。究竟是怎样的罪名，可以在文章的中间部分找到答案。
警：知道为什么来找你吗？
我：请说。
警：你昨天3点做什么去了？
我：睡觉。
警：你再想想。就用这个包，凌晨三点。
我：如果是说携带这个包去清华大学张贴传单，是在3月19日，也就是前天。
警：（看时间）哦搞错了。清华大学20日来找我们报案了。现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传唤你。
（整理出发，上车）
警：学生维权志愿者，有这个组织吗？
我：如果是说正式登记注册的组织，应该是不存在的。但不代表没有未经登记的人觉得自己是学生维权志愿者。是否存在这种人我不清楚，你可以去校园里调查一下。
警：你当时贴在哪里了？
我：就是我在公众号里写的地点。
警：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吗？
我：曾经是过。2015-2019。退学。
警：怎么退学了？你跟清华有过节？
我：有。但这和本案无关，我觉得可以不用探讨。不管是否有过节，我都会去做这件事。
警：你的头发是真的？
我：是。
警：（小声）异类。理解不了。
我：（汽车上高速）开这么远是要直接去拘留所吗？
警：带你去做核酸。不要问这么多，你就想想怎么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我拘留不了你，没有这个权力。
我：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权力。（对警方歧视性发言的反击√）
（做核酸，到派出所，等待一会后进行第一次笔录，此时大约是早晨8点左右）
警：由于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在对你进行询问。
（记录事件细节，包括是否有人协助、如何进入校园（答案是翻墙）、贴在哪里、如何离开的等。）
警：是学校让你贴的吗？
我：不是。
警：学校有发这个通知吗？
我：没有。
警：通知单中的内容是哪来的？
我：文本内容是我制作的。（警方笔录十分简洁：-张贴的内容是真实的吗？-是虚构的。这几个问题问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警察为什么要纠结张贴的内容是不是学校通知等等，后来看到学校报案的案由才明白。另一方面，制作不等于虚构；我就是学生维权志愿者，我以此为落款制作这段文本，当然不属于虚构。）
警：学生维权志愿者这个组织存在吗？
我：（重复在车上的回答）（继续莫名其妙，为什么要纠结学生维权志愿者是不是个组织。当时觉得是为了查找协力者，同样是后来才明白。警方笔录同样十分简洁：-不存在。）
警：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我：为了帮助学生维权。
警：维什么权？
我：学校在17日以不fa...不合理手段（合法不合法我说了不算）锁扣了校园内大量学生的电动车。 警：你张贴这个怎么帮助维权？
我：通过这种手段，希望让校领导意识到其下令锁扣电动车的做法是错误的。
警：学校锁扣的是电动车，你贴的通知单里说的是机动车，和电动车有什么关系？
我：学校锁扣了学生的电动车，因此在这段文本中面向校领导提出要锁扣校领导的汽车，以此让校领导设身处地地思考。在这段文本中机动车基本上指的是汽车。
警：你事先和学校沟通过吗？
我：我没有直接和学校沟通过，但很多学生都在积极地向学校反映。
警：你不要咬文嚼字，就问你有没有跟学校说过你要去贴单子？
我：没有。
警：你觉得你的行为违法不违法？做得对不对？
我：在行动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的情况，但有些情况下违法的风险应该让位于更多人的利益。通过承担这种风险，能帮助维护更多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我的行为就是正义的。另一方面，我这里说违法也只是说可能，因为到底违不违法不是我说了算的。
警：也就是你觉得你的行为是正义的？
我：对。
（笔录结束。对笔录签名按手印。）
这段时间内听民警互相聊天，把我叫做“贴小广告的”，感觉摸不着头脑。民警手中就拿着我贴在学校里的单子，但凡有基本的生活常识，恐怕也不会觉得它是一张广告。一两个小时后，民警叫我去对一摞文件进行签字，才找到了答案。
其中有一张大抵是学校前来报案产生的行政案件受案单，其中记录3月20日清华大学的xxx（如果Rita对学校人事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保卫处的人）前来报案，报称的案由为“进入学校张贴虚假小广告，情节较重”。看到这句话一下子就笑了出来，同时也就能理解先前笔录时那些令人莫名其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了。如果当时知道详细案由是这个，在核对笔录时势必会仔细确认与传单内容真实性相关的问题，确保自己的回答被全面客观地记录。正是利用这一点信息不对称，警方促使我在第一份笔录上签了字。
（中午在侯审室，另一名民警过来找Rita聊天） 警：你贴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
我：为了帮助学生维权。（重复前因后果）
警：学校锁学生电动车有什么问题？学校对学生有管理权啊。
我：管理权是有分寸的，不能越界去侵犯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财产权。
警：你又不是在校学生，关你什么事？
我：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希望帮学生做一点事情吧。
警：那你通过正当途径去反映啊。
我：我确实在号召大家利用很多渠道进行反馈，比如报警，比如通过国务院客户端进行反映。但是···
警：你应该通过学校去反映，不能去国务院客户端啊，一级管一级的事情。出了事都找总理，那怎么行？
我：国务院客户端对公众开放，置顶一个大大的“我给总理写封信”，就是为了让我们反映问题的。
警：那你就用国务院客户端啊，怎么能到学校里贴传单？
我：这些渠道固然是合法的，但一些情况下无法解决一些紧迫的需求。学生的权益受到学校的权力侵犯时，一种办法是去学校的权力逻辑内部去反馈问题，这样必然会面对巨大的阻力；另一种办法是寻求更高的权力，比如像公权力机关进行举报。这是学生能在合法范围内做的事情。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容易，而且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无法应对迫切的现实需求。
警：那就让学生去维权，你掺和这件事干什么？
我：学生会害怕学校的权力，而我不怕，所以在这件事上，要通过除此之外的途径的话，我是最具行动力的。 警：你觉得你翻墙进入学校，合适吗？
我：我承认它可能违反学校规定。
警：不光是学校规定，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学校是个机关，有的人能进有的人不能进。你违法了，怎么还是正义的？
我：对我而言，这种违法的风险与它能维护的更多人的权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侵犯了学校的法益，但维护了无数学生的财产权，这至少是不应指责的。
警：不管你是为什么，你违法了，那你就不是正义的。
我：举个例子。如果刑法里没有规定见义勇为，当路边看到有人在杀人，一个人···
警：刑法里没有规定见义勇为，那就不能管。
我：（无视打断）一个人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是站在旁边打报警电话，等警察来了人死了凶手走了；第二是自己上去搏斗。固然第二种在这个版本的刑法下应该受到处罚，但至少不应该受到指责。
警：这种要分轻重，如果他们就是在打架呢？那当然不能管。
我：所以法益是可以比较的，你刚刚也进行了比较，打架和杀人侵犯的法益哪个重，有没有去拉架所侵犯的法益重。我现在为了维护广大学生的法益而去做这件事，该罚就罚，但整个行为是正义的。
（我认为自己自始至终是尊重法律的，这份尊重体现在如果自己违反了法律，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不会拒捕，不会袭警，不会越狱；但这并不代表凡是有法律风险的事情就不会做。法律不是万能的，一些情况下为了解决现实紧迫的问题，需要离开法律的框架，承担侵犯一些小的法益的风险，来换取对更大的法益的维护，而这种行为若是问我对不对，其回答毫无疑问是对的；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毫无疑问会采取相同的行动。）
（下午，在侯审室里喝了一瓶水，吃了一个面包，到接近五点时，另外一组警察带去做了第二次笔录。） 警：（举起我做张贴的传单）你为什么要冒充学校下发这个通知？
我：（莫名其妙）我没有冒充学校。你看看我的落款，是学生维权志愿者。
警：学生维权志愿者这个组织也不存在啊。
我：志愿者可以是个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它可以是登记注册的组织，也可以是有志于帮助学生维权的人自发组织起来，也可以是一些个人，只要想帮助学生维权，他们就是学生维权志愿者。
警：你知不知道学校里谁才能发通知单？你不是学校，怎么能冒充学校发通知单？
我：比起通知单，将其理解为抗议信更合适。
警：它标题写的是通知，怎么就是抗议信了？我只能理解成通知单。
我：如果要按照字面意思当做通知单也可以，那么就是，我作为学生维权志愿者，向校领导发出的通知单。
警：你不是在校学生，怎么知道的这件事？
我：一方面我和清华大学有很多联系，另一方面这件事在网络上已经有很高的热度了。
警：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其一是让校领导意识到他们的做法引发了怎样的广泛愤怒；其二，这张通知单是效仿学校锁扣电动车的通知中的文本写成，学校锁扣了学生电动车，在这段文本里提出要锁扣校领导的汽车，可以帮助校领导设身处地地进行决策。
警：你就是想火上浇油、吸引热度呗。这件事本来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你再这么来一下？
我：对。
警：（高声）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我：第一，校领导看到后会知道他们锁扣学生电动车的行为激起了多大的抗议；第二，通过这件事情，激发学生的关注，可以鼓励学生通过他们所能采取的合法的手段来持续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身权益。
另一位警：你为什么要帮学生做这件事？
我：学生要维权是很难的。他们会面临来自学校的阻力，会害怕学校的处分，或者他们自己忙于学业，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件事忘掉了。所以他们需要鼓励，需要有人身先士卒。
另一位警：人才啊。
（第二次笔录结束，签字按手印。）
（约7点，开始采集生物识别信息，拍了一张十分好看的mugshot，采集了指纹、血液、声纹等。约8点，叫我去在处罚告知书上签字。）
“行政处罚告知书（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因“擅自翻墙进入海淀区清华大学校园内，张贴虚假信息，扰乱单位秩序，情节较重”，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签字、按手印）
（过了一会）
警：刚才忘了叫你写这句话了。在上面写：“以上内容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
我：我不认为它和我说的相符，因此我不会写这句话。
警：你都签字了。
我：我签字代表接受处罚，但你没有告诉我它代表上面的内容和我说得相符。如果要我先写这句话再签字，我是不会签的。
（过了一会，另一位警察过来） 警：你觉得哪里有问题？
我：我不认为我张贴的是虚假信息，我在问答过程中也没有说过这类意思。
警：你签不签都一样。
我：只要有一句话和事实不符，我就不应该签。
警：（高声）你大可以不签，大可以去行政诉讼，我告诉你这改变不了什么。从我来抓你的那一刻起，你就该知道，法律会怎么对待你。你又不傻。
（对视）
虽然有想要对这位警察说的，这一刻没有比迎接来自他的怒视更加有力的了。浅褐色的瞳眸是Rita的优点，从小时候就有人说像是一眼就能看到底的浅溪。如果现在还保持着这样的话，这一轮对视是我的完胜了。
（过了一会，警察拿录音设备过来，将我的申辩录下，同时让我写了一份书面申辩。其内容为“我不认为我张贴的是虚假信息，同时是否扰乱了单位秩序有待商榷。在第一次笔录时未告知我详细案由，存在诱导性提问和选择性记录。”）
片刻后，警察回来，进行第三次笔录。这次非常简单，就是确认申辩的结果。
警：你提出的申辩，海淀分局决定不予采纳。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
警：这个决定是海淀分局做出的，如果你要起诉，不要起诉我们，去起诉海淀分局。
（结束）
（离开监控区后）警：嗬，你说我存在诱导性提问和选择性记录，你说说我哪一句有诱导性提问了？
我：现在不是询问环节，我有权拒绝回答。
警：你是有权拒绝回答，聊聊天不行？
我：不爱闲聊。
（戴手铐，上车，前往拘留所。）
拘留所中体会
拘留所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在每个房间内有20-30人睡通铺，经常有不同的人进来轮换。事实证明这里的气氛比想象中的明显要好；在进去之前，会担心这里的人是否有暴力倾向，或是难于沟通等，实际接触后发现并非是这么一回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去重刑区；有去过的人表示重刑区的人总体上较为符合上述刻板印象）。在这里的人学历以初中或中专居多，最高有到硕士的，进来的原因五花八门，有很多经典的违法行为（如嫖娼、酒后骂人、酒后打架、吸毒等），也有很多为无心之过（如有很多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打麻将，赌资从10元到100元不等，也有无具体赌资而使用筹码的；有的人因遇急事慌乱而无意间遮挡车牌），有的是公权力逼迫出来的产物（比如有上访的；也有两三个自身是受害者，因警察不作为而对警察出言不逊而被捕），还有个别人纯属冤案。他们身处不同的行业，有无业人员，有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有体制内工作者和前警察，也有大学教授和国防军工从业人员。他们对我充满好奇，每个人都向我提了各种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什么是CD什么是MTF，清华里面是怎样的生活，清华又是怎样的学校，向他们解释为何自己拒绝了清华的学位。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理解，总体上都互相尊重。甚至还向有的人讨论起自己的研究，向他们解释计算化学是做什么的，如何推动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在这里打破了很多刻板印象；吸毒的人可以谦和有礼，小偷小摸的人可以很会照顾人。他们之间会把彼此的被捕经过当做笑谈互相分享，然后谋划出去之后做什么生意（合法的那种）。其中有十分让人讨厌的人，也有让人相处起来十分舒服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
他们是社会中我们并不熟知的一面，是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比我们更加广大的群体。自以为没有站在被审判席上而觉得高人一等，以刻板印象待人，这样的人才是比他们更加隐秘和深刻的恶。
所中小故事：一位物业管理人员与电动车的故事
这是一位物业管理人员。他看到小区里有一辆年久失修、无人认领的电动车，且无锁无电瓶，锈迹斑斑满目疮痍，便决定拿去修理自用。遂因盗窃被处以10天拘留。
小区物业管理人员拿走年久失修的电动车会被处以10日拘留，清华大学下令锁扣学校内电动车且15日内无人认领则按照无主车辆处理则不需要接受处罚，这就是“管理权”的妙用罢。
大家对学校斗争策略之反思 在此次电动车事件中，有很多同学通过12345进行投诉。在拘留所中，一位有体制内工作经验的狱友向Rita讲述了12345内部的工作细节，才知道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投诉是无效的。这些行政机关内部有错综复杂的处理流程和细节解释规定，其中存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注意事项（比如最简单的，存在扬言的属于无效投诉；每个人每天可以投诉多少次、同一个问题被多人举报，怎样的情况下会受到重视，怎样的情况下反而会变成无效投诉，都有讲究）；即使是确凿存在的问题，使用不同的话术也会产生大不相同的重视程度。大家在这些斗争中，知道可以向什么部门反映，但不知道该如何反映最为有效。这是不可避免的；学生群体中几乎没有有体制内工作经验的，对公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知之甚少，而学校则早就在这些公权力的网络中摸爬滚打过了。利用这点信息差，学校就可以在投诉和举报中屹立不倒。因此，学生所欠缺的，并非维权之决心，而是将这决心转化为足够锋利的箭矢的技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问题，非得有对公权力足够熟悉的人加以支援才可，而这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学生会选择知乎，选择诉诸舆论；这不仅仅是由于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同时恐怕也是学生能实现的最有效的方式。同时这也使得游离于公权力的框架之外的斗争方式更加重要。在一切舆论的攻势不奏效的情况下，在尽可能规避法律风险的同时加以承担这种斗争方式自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
其他杂谈 在拘留所期间，思考过是否要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最终的答案是不必了。一方面，区区7天的行政拘留对我造不成任何影响；另一方面，这件事中被审判的并不是我，而是学校的公信力；做出裁决的并不是民警或法官，而是学校里千万双眼睛。因此我自不必追求任何进一步的举措；当你校报案的一刻，这件事就已经尘埃落定了。我是对是错，每个人自有判断，而学校是怎样的面目，每个人心中也会产生独特的答案。
你校打不垮我，你校能弄垮的只有它自己。
图书馆革命
地圖上的「新疆」，意思其實是「新的疆域」。是什麼時候新增的疆域？又是怎麼來的？她的另一個名字：「東突厥斯坦」，為什麼在中國是個禁忌？
事實上，要談新疆問題──不管是發生在新疆的各種暴力事件，或是疆獨問題、甚至是新疆的認同問題，都應該從「新疆」這個名字開始。這個宗教、文字與信仰都與普遍認定的「中國」大不相同的地方，從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開始，「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又是什麼樣的契機，讓這個「新的疆域」走向分歧與動亂之路？
本書作者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在新疆遊歷十五年之久，可說親自見證在既存的文化差異下，中國政府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者，以及造成如今新疆本地的動盪，以及與內地漢人的衝突與歧見。
◎中國如何親手製造出極端主義份子？
居住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其實不管是在文化、宗教與語言上都與中國內地的漢人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在這樣的差異下，不論是在交流或溝通上都難免會產生齟齬。然而，面對這樣的差異，中國政府卻是以「同化」為前提，企圖達到「維穩」的效果。
因此，即使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維吾爾人的照顧，但霍史達克仍觀察到中國政府抹去維吾爾民族色彩的軌跡。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強迫穆斯林羞辱自己的宗教──包括把豬養在聖陵內。他們破壞清真寺，燒毀古蘭經。改革開放後，中國表面上大力保護穆斯林的文化，但在「去維吾爾」化的腳步卻越來越快；包括大量移入漢人、透過義務教育漸次以漢語取代維吾爾語。後者被看做是從根本抹去維族文化的手段之一；而在結合前者，讓漢人勢力在新疆逐漸站到經濟上的優勢後，許多的維吾爾年輕人因為無法在家鄉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只好離開故鄉到中國內地謀生。而在投入一個陌生環境後必須面對的劣勢，則讓一部分人淪為中國內地人民口中的「維族小偷」、「新疆團夥」，甚至成為一個族群印記。
◎中國的新疆政策，該是台灣的借鏡嗎？
早在胡耀邦時期，中國便因為土耳其的插手而恐懼「將新疆拱手讓給土耳其」；而維吾爾的極端主義者多次引發的動亂，不但讓中國政府派重兵進駐新疆，更讓中國政府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視作恐怖組織。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維吾爾人對政治上的不公所採取的反擊──即使是社會案件──中國政府的因應之道是：更加強對新疆的管制。
中國從來沒有緩解像這樣衝突、民怨與分歧的機會嗎？胡耀邦曾經想為此努力過，卻被指稱為賣國。對「新疆可能獨立」與「外國勢力可能進入新疆」的恐懼，讓中國採取最激烈的統治手段。未來會有好轉的機會嗎？對此，在新疆遊歷了十五年的霍史達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對此抱持悲觀的理由，或許也該是台灣的借鏡。
尼克・霍史達克是一位記者兼作家，曾經在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斷斷續續地居住與遊歷十五年之久。他定期為《倫敦書評》撰文，其作品也刊登在《Vice》、《洛杉磯書評》、《n+1》、《獨立報》、《都柏林評論》、《愛丁堡評論》、《異議》及Salon.com網站上。尼克曾經與伊莎貝爾・希爾頓一起在《衛報》環境聯播網的《中外對話》中共事多年，他的第一本小說《傷亡》於二〇一五年出版；他寫了三本與中國有關的書，第一本著作《流血的樹》談論他在新疆的生活，第二本《中國被遺忘的人群》則探究維吾爾族與中國政府的對抗，第三本《追逐中國夢》則是談論中國轉型為城市社會的報導文學。
图书馆革命
棉花产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往往难以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但棉花产业的历史实际上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理解棉花产业发展史是理解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的关键。本书作者斯文·贝克特通过叙述棉花产业发展的历史，解释了欧洲国家和资本家如何在短时间内重塑了这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产业，并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的。
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史，内容涉及五大洲，将非洲的贩奴贸易和红海贸易联系在了一起，将美国南北战争和印度棉花种植联系在了一起。在贝克特波澜壮阔的巨著中，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都有自己的角色，贝克特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命运是如何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塑造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的。本书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历史莱尔德·贝尔教授，教授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镀金时代美国史、劳工历史、全球资本主义课程。贝克特还是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联合主席，也是韦瑟黑德全球史计划的联合主席。贝克特写作范围广泛，涉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他是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会员，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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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女性主义者乔安娜·拉斯的著名文论，她在书中模仿文学评论中的惯用论调，以反讽的方式写了一份“抑止女性写作指南”，以此尖锐地指出和批评那些施加在女性作者身上，阻止、贬低和无视女性写作的社会阻力。同时，这又是一部主流视野之外的文学史，它重新搜罗了那些被认为不值得了解的作品，并对那些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作者指名道姓：狄更斯、海明威、伍尔夫、桑塔格、勃朗特姐妹——有人曾贬抑女性写作，有人是被贬抑者，而有人两者皆是。
这是一部愤怒又锐利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直指女性书写所面对的结构性暴力，带领读者重新认识那些被贬抑的声音。
乔安娜·拉斯（1937—2011）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科幻作家、学者。
20世纪60年代，拉斯凭借其小说《在天堂野餐》在科幻小说界崭露头角；彼时科幻小说界几乎由男性作家占据，也只为男性读者服务，拉斯是最早对此形成挑战的女作者之一，之后她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之一。她的主要科幻作品另有《雌性男人》《他们两个》等；非虚构作品另有《像女人那样写作》等。
章艳，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理论研究方向为文化翻译和翻译美学。译作另有《娱乐至死》《三十而栗》《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粹》《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重访美丽新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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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standnews.com/media/獨立報導-4-三個中國獨立記者的-英雄主義-極權下繼續報導
「刪不刪除是他（當局）的事，我記不記下來是責任。」備份網站《端點星》事件爆發後，更堅定他的意志。「何時開始，連要備份都成為一種罪名？更加需要去紀錄，我從來都不後悔......我不會為我寫過的東西後悔，你可以說我不全面，不中立，但調查性質報導，你不可以指責我作假，我一個字也沒虛構。」
五年前，九十後中國記者劉立強（化名）第一次實習，就見證審查如何毀掉一個前輩記者的意志。
那一天，主編、記者和編輯開選題會，劉立強留意到一位拿過獎的八五後記者消失了。前一天是發稿日，會議間，主編向眾人解釋：那位記者花了半到一個月寫的一篇調查報導被撤稿，受到自信上的打擊，決定離職。後來聽說，那位記者轉行了。他想着：「這種事總會輪到自己。」
劉立強一早做好心理準備了。
那時中國媒體正要踏入全面審查時代 --- 隨着 2013 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後，互聯網治理收緊，兩年後《國家安全法》明確提到「網絡空間主權」；再過兩年，《網絡安全法》實施。
中國媒體多屬國有，直接受宣傳部管轄，一紙禁令由以往的紙質「紅頭文件」，轉變成一通電話或者訊息，再下達到編採室，禁令越來越多，且無所不包 --- 調查記者半壁江山就此折損，眾人痛心第四權被廢武功，但仍有少數「獨立記者」及體制內記者在有限空間中砥礪前行。
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群。（圖片來源：Camillo Corsetti Antonini @ Unsplash）
香港是商業媒體居多，但主流媒體也免不了受中資操控，前篇提到《香港 01 》等多間傳媒中政治審查以較隱性方式存在，一批記者憤以出走，走上獨立報導之路，亦有獨立記者平台誓推出會員制定生死⋯⋯在一國一制的新香港，傳媒將是重點關注領域 --- 持有《南華早報》的阿里巴巴近日亦被中方要求出售旗下媒體資產，我們離全面審查尚遠，但能怎樣應對？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前《鳳凰衛視》全球新聞總監閭丘露薇則說，香港記者是由「乜都有」到無故失去。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指，一進入中國媒體就等同「跪着反抗」。在媒體任職或獨立紀錄也好，中國的記者如何努力抓緊一點記者僅餘的自由？
要對抗，只能靠跑得快 --- 跑在命令之前。
偶爾，劉立強所在傳媒的微信群裡會傳出一個消息，提到某一個議題「不讓發了」，編輯會標籤負責記者，然後再私下以訊息交流 --- 他指出，事前自我審查篩除的選題多於事後刪稿，已發出的報導被禁有兩大原因，第一，社會影響大，對官方造成「負面影響」；第二，政治敏感時期。
「編輯是共同體，我們想盡各種辦法對抗審查，讓稿子能做出來。」有時撰寫刑事案件，一收到編輯發來的線索，劉立強就會在 24 至 48 小時之內，趕路、採訪、寫稿，完成約二至三千字報導。
選題時，他習慣性先自我審查，有時編輯採用較溫和的標題，有時則是用「春秋筆法」，不直接批判，不強調採訪的角度，不動聲色地說故事。
2017 年，北京逾以萬計居於城市邊緣廉價公寓的外來勞動者被當局驅逐。一個中國女人駕車路經被拆樓宇。 (Photo by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7 年 11 月，因一場大火，爆發「北京切除」事件，逾十萬居於城市邊緣廉價公寓的外來勞動者，被稱為「低端人口」，並被驅逐。他前後待了半個月時間，採訪被迫遷戶，第一篇文章存活了半天，累積至幾十萬閱讀量，便被刪除了 --- 還是埋頭苦幹採訪途中，同事把文章連結發給他，一打開，他才猛然發現被「和諧」，但他沒多大反應，禁令未到，就繼續做下一篇跟進報導。「至少短暫發出來，還是比較值得。」
也有發不出來的時候。某一次全國關注的性侵事件，前前後後他曾跟進了一周，接觸受害者、律師及其家人，近十個人，但禁令下來了，稿件還未開始寫，就趕不上了，他以「打擊」形容此次事件。
即使有三成屬敏感議題，仍有七成可以報導 --- 他選擇為此留下。
劉立強在位於北京的全國性媒體工作。有上訪者因地方上的冤案主動聯絡他，他也難以報導。在體制中，他因沉默而愧疚，「你知道自己無能為力......貪污腐敗不解決，報導也沒有用。」
自中共立國以來，媒體一直是由政府機關所有，直至八十年代才開始商業化運作，主要分為體制內官方媒體、市場化媒體及自媒體。
方可成認知中，最初的調查報導是由黨媒開始的。1987 年《中國青年報》做了一系列對大興安嶺大火的長篇調查報導，算是打響頭炮。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起，隨着媒體更傾向市場化運作，調查報導大受讀者歡迎，《南方周末》、專做經濟揭弊報導的《財經》等媒體得以興起，投放大量資源扶植調查及深度報導部門。央視的新聞評論欄目《焦點訪談》以深度報導為主，亦被三任總理李鵬、朱鎔基及溫家寶視察，「輿論監督」一詞大行其道。
2003 年，《南方都市報》揭發大學生在收容所被毒打致死的特稿《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曾令收容遣送制度遭廢止，其後還有毒奶粉、四川地震豆腐渣校舍、地方官商勾結等等重大報導。因省級地方報各自由省委宣傳部管轄，各地調查記者跨省通力合作，第四權一度能監督政府 --- 即使有時記者仍會被捕坐監。
隨着 2012 年習近平上台，權力集中化，問責各地宣傳部，中國媒體便迎來「全面審查時代」。
2013 年 1 月 9 日，一批示威者在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總部外請願，抗議新年獻詞事件，爭取新聞自由。當時，《南方周末》工作人員稱其因迫於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的壓力，就 2013 新年特刊中的新年致辭及相關內容進行大幅刪改。（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013 年《南方周末》爆發「新聞獻詞」事件，編輯部發出公開信，披露 2012 年被改被撤的稿件高達 1034 篇。
2010 年至 2013 年間，方可成在《南方周末》任時政記者。編採部幾乎每天都收到宣傳部指令，平均每月均被「斃稿」。不過 2012 年習近平剛上台，經人民出版社安排專訪剛出版新書的退休高官，在最後關頭被撤稿，數以十萬計已印刷的報紙被銷毀 --- 明明不應被斃的稿件也被斃了。另有廣州傳媒人指出，廣東宣傳部的本地官員原先較開明，同年，忽然空降北京調任的官員，要求審稿、看版，報導空間大幅減少，隨着網絡媒體興起，紙媒廣告量大減，調查部組難以發稿之餘，亦大幅裁員。
《端傳媒》報導中提到，2018 年有中央紙媒記者調查河南「滴滴出行」乘客被先姦後殺事件，深度報導在付印前一夜遭撤。《紐約時報》報導，被喻為行內「定海神針」的《中國青年報》前深度調查部主任劉萬永稱兩年間，至少有一百篇獨家被「斃稿」，包括牽涉數百萬受害者的金融騙局。
據保護記者委員會在 2020 年度調查，中國至少有 47 名記者入獄。
2018 年 12 月 26 日，維權律師王全璋案件審訊，便衣警在天津法院外阻止記者拍攝。（圖片來源：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黃金時代過去了，調查記者一邊遭遇越趨強烈的政治審查及風險，一邊遇上互聯網公司向他們招手 --- 方可成以前在《南周》的同事，甚至收到百萬年薪的職位待遇。
一推一拉，調查報導半壁江山消失。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前院長張志安曾分別在 2011 及 2017 年發表《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據他統計，調查記者人數由 334 名急劇下降至 175 名，大跌 58%，同時高度集中在 7 間傳統媒體，以及 2 間新媒體 ---
包括 2 名資深獨立調查記者，主要依賴自媒體發佈報導及線索。
中國公民無採訪權，記者必須隸屬新聞機構，才能獲得新聞出版總署發出的證件，其他人採訪被視為「非法」--- 武漢疫情期間採訪的公民記者張展，更重判四年。閭丘露薇說：「內地獨立記者係被定義為假記者，因為你沒有記者證。」離開新聞機構後，他們只好改口自稱「獨立紀錄者」、「獨立撰稿人」，就是不能自稱「獨立記者」。
據他們估計，現時全國獨立調查記者約在五人上下。
不願跪的，站着反抗，在體制外有生存空間嗎？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
劉虎：賭上姓名 成為被告 不存希望地報導
距離「劉虎」的名字在微博上被永久封殺，已經有七八年光景。
他是少數仍活躍於第一線上，報導貪腐案件的調查記者。他自稱「獨立寫作者」，估計全國同行仍撰寫貪腐的記者及撰稿人少於三十人。
貪官猛如虎，「我從來沒打過死老虎，打的都是活老虎。」現時中國媒體鮮少踢爆式調查報導，記者一般只能報導已被政府調查的官員 --- 「痛打死老虎」。劉虎仍然有他的驕傲，「鞭屍誰都可以幹，沒太大興趣。」
2013 年任職廣州媒體《新快報》時，他因實名舉報重慶副市長馬正其的貪腐事件，遭公安「跨省抓捕」、羈押、以涉嫌誹謗移送審查起訴後，被扣留 346 天才得以取保候審，最終，在 2015 年 9 月檢查院決定不予起訴，正式無罪。
轉至《長江商報》工作後，他接二連三發表《茅台所獲百年金獎疑造假》、《農行儲户冤案昭雪之路》等一系列調查報導，不料觸怒當局，中宣部下令整肅報館，要求記者寫檢討，「兩三個月啥事幹不了」，他跟其他合共六名記者憤而離職。「我們覺得是不可接受的，沒有寫任何失實的報導，我們寫東西都是好新聞，只是被寫到的官方不能容忍。」
中國調查記者劉虎（CBS影片截圖）
官商勾結、李兆申院士論文造假案、拆遷十年後六千多戶人未獲安置的貴州遵義棚改項目爛尾案、調查舉報 200 億身家海南法官張家慧......他持續追蹤司法腐敗、濫用公權力的案件。由於中國公開資料途徑較少，記者無法查證土地房產，但可進行公司查冊，他調查貪腐案，主要依靠知情人舉證，或依頼公開法庭資料、錄影證據。他說，即使有線人或受害者報料，官媒記者因為宣傳部禁令，難以調查，持有記者證找官方機構採訪，對方有機會「一方面歡迎，一方面找機構把報導消滅」。
「像我能做這種事情的人很少，很多事情我不做，是沒人做。」即使始終有一道不可觸碰的審查紅線 --- 攸關中央的敏感詞，如總書記、習近平、中共、或者國家口號，但仍可寫地方貪腐案或官場故事。
劉虎敢賭上自己的姓名，個人微信號也被封殺過七八次，微博被封一兩百次，「記者劉虎」被封前曾有 73 萬人追蹤 --- 最後一次是因 2015 年發出一條動態，關於四川鄰水縣保路運動，五萬人上街遊行的事件。「如果我們的號光是平安什麼都不發，這個號有什麼存在意義？」他的實名已被永久封殺，目前用網名註冊，說：「影響力黨想收回就會收回。」
現時他每個月寫三至五篇稿，有時實名，有時使用筆名，有些稿件存活時間很短，以往在官方媒體影響力大，點擊率最高數千萬，現時縮至十萬，但他不言敗，仍有來自民間的支持者轉發文章或者小額打賞，「儘管現在寫文章閱讀量變少，還是可以改變事件，比一無所有好多了。」
新聞機構如保護傘，記者報導若屬職務行為，檢察院鮮少追究個人責任，不過當以個人身分撰稿，他需獨力承受法律上後果。
記者只能用真相盡量保護自己，但他嘆：「有時還是不可以保護。」因撰寫一宗法官張家慧涉貪案，他被其親友圍毆，因而報警求助，到派出所接受調查時，再度被其親屬車輛前後攔截，欲毆打他，幸而逃脫。2019 年十一月，因報導重慶富翁涉性侵，他就再被控涉嫌誹謗，幸得律師義助，「我只有正常面對了，去當這個被告人。」因有案在身，在社會信用系統中，他是「失信者」，無法進行高消費活動，如買高鐵票及機票，等同被軟禁在重慶。
劉虎說：「我從來沒有覺得中國新聞業有希望，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重慶西站。因有案在身，在社會信用系統中，張虎成了「失信者」，無法進行高消費活動，如買高鐵票及機票，等同被軟禁在重慶。（圖片來源：Mr Peanutbutter＠Unsplash）
調查記者張奇（化名）的真實姓名已被「敏感化」。
「中國所有事都可能『被敏感』。」大的政治議題必然被禁，小至公車司機駕車自殺，因引起社會關注，也可以成為敏感事件。有時候他想，「因為敏感不可以寫，還是因為寫了才敏感？」
獨立寫作後，他一直為各機構供稿，有較敏感的議題，會與傳統媒體商討，由他來跟進，與編輯互相在體制內外配合。力所能及時，他盡力報導，不過高壓環境下，調查記者可以做的越來越少是「必然」。作為獨立記者，他沒有記者證，意味着無法前往現場報導。若質疑官方數據造假，亦難以核實，他以武漢疫情死者數字為例，在警察看守之下，記者根本無法接近領取骨灰的家屬，欲查看新出現的墓碑數字，也需實名登記進入墓地 --- 「在中國，所有調查新聞都不一定會有回應......不回應也是一種回應。」
2020 年，美國加州一輛私家車貼著聲授張展的單張。中國公民記者張展因採訪武漢疫情被當局判囚四年。（圖片來源：Allen J. Schaben / 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只是沒想過，自己的名字也會成為禁忌。
何謂敏感化？「記者認可度被刪除，整個人被刪除，打出姓名（的搜尋結果）也刪掉了，調查報導被刪除，作為記者做過的稿，全部被人刪去。」心血一朝盡毀，他一度很在意，悲傷不已，報導是歷史的紀錄，但因報導者的名字敏感化，歷史竟可被消失，紀錄被改寫。
張奇想清楚，無論時代多壞，只要報導出現過，影響過一部份人就夠。他妥協了，捨棄真名，只能匿名發稿 ，也清楚當局能調查出撰稿人身份，只是禁止記者積累個人影響力。重點在於報導是否中立、客觀、紮實，對得起良心，以及有沒有「真真正正做好這篇稿」。
「刪不刪除是他（當局）的事，我記不記下來是責任。」備份網站《端點星》事件爆發後，更堅定他的意志。「何時開始，連要備份都成為一種罪名？更加需要去紀錄，我從來都不後悔......我不會為我寫過的東西後悔，你可以說我不全面，不中立，但調查性質報導，你不可以指責我作假，我一個字也沒虛構。」
獨立紀錄者陳素兒（化名）曾多次報導中國異見者，觸碰無法觸及的紅線底端。
「中國媒體（報導）中從來沒有異議人士，抗爭者不存在的，這是很荒謬的事情。」她說：「人沒有辦法說話。」
陳素兒曾在體制內工作，在中國的僱主需要交納「五險一金」，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離職後全數都沒有了。「還好前幾年沒有生病，不然保險都沒有。」微博被封後，她在微信發文，附有打賞二維碼，但很快被當局封了，理由是「非法交易」，「一筆都沒收到」 --- 等同封殺。
隨着公民社會遭嚴重打壓，出現「七不講」、 NGO 接而連三停運等，報導刊登的空間也越縮越小。沒有境內媒體敢刊登她的稿件，難以通過審查，作為「非法」記者，她無法去現場，像有一把劍懸在頭上。她收入不穩定，只有零散的稿費，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零收入，靠積蓄度日。
為了繼續工作，她已沒有點評政治人物，亦有自我審查。今年二月起，中國當局再收緊網絡言論，要求自媒體如微信公眾號，若發出時政新聞，需先獲得媒體許可證，令她更難發表文章。
2019 年，一群記者參觀華為深圳展覽。華為堅稱沒為政府設置保安「後門」。（圖片來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威脅時隱時現，陳素兒但覺監控羅織了一張「無形的網」。
近五年前，某一次涉歷史題材的採訪中，一連幾天，她遭遇公安跟蹤，先是在路上有車尾隨，後來有公安進去旅館盤查，甚至進入房中監督。又有一次，她的線人告訴她，因為有家人在體制內機構工作 --- 即國企、國家機構、事業單位等，遭受威脅，不能接受採訪。
十年來，她不止一次被約見「喝茶」。即使寄本書給朋友，當地警察亦會找對方談話。另一城市的兄弟姐妹則接到當局來電，有家人在體制內工作，被領導約談，不能升遷，還因此與她爭吵過，日常生活一團亂麻如「一地雞毛」，情況「不足為外人道」。「不是警告你不能工作，而是威脅你的親人，這是更難辦的事情，不能讓你自己的選擇讓家人承受。」
張奇說，明面上，中國的獨立記者只能單打獨鬥，組織化有機會被控煽動或顛覆國家，等同「將自己變成別人的罪證」，會「團滅」。
私底下，他曾在報導某個議題時，十多名記者不分體制內外團結起來，共享資源，互相審稿，令報導經得起所有質疑，在禁令下來前爭取時間發出，眾人仍可爭取一點空間。昔日他在體制內，相熟的調查記者會分享線索，共同報導，共同承受來自宣傳部的壓力，「我自己並不認為獨家消息最重要。」
五年前，陳素兒曾經與幾個記者商量過，成立媒體平台，讓公眾捐款支持調查報導，但很快意識到，媒體性質敏感，一做就會被打壓。「獨立他們就視作一種對抗，除非你保持沉默。」
不願沉默，只因一個夙願。「在不自由的環境內待久了，還是很渴望像正常人一樣，正常的說話表達。」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圖片來源： Markus Winkler @ Unsplash）
「禁制太多太多，我的初衷不一定要是（做出）一個姿態，或者抗爭⋯⋯只要這個事情是重要的，作為一個媒體人就是應該把它寫下來，不要去管它敏感或者不敏感，」說到只想履行一個正常記者的表達權利時，她的語調激動起來，「我對這個特別不服氣，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報導會有敏感跟不敏感的區分呢？」
「你追求的當然是有價值的，你追求的是言論自由，作為一個媒體人，你不追求這個，你追求什麼呢？」凌晨十二點的靜夜通話中，忽然聽見她深深的吸氣聲，她薄薄的聲線顫抖起來，哽咽地說：「我就是追求一些最基本的東西。」短暫的沉默，一聲謂嘆後，她很快平復情緒。
「追求自由的人，都是你的同道。」陳素兒為追求價值，犧牲了正常生活，作出了少數人的抉擇。她相信時代向前發展，或會有更多人一起抗爭 --- 畢竟言論自由屬於國民的權利，記者只是這種公民權的延伸，但她的遭遇說明了現況。「你說這些，本來就是孤獨的，本來就不是熱鬧的一條路。」
這是一場長期戰。「影響一個讀者都是有用。」張奇說：「每一個人都要守住你的位置。」
方可成認為，中共因自認代表人民利益，一定程度上需要回應民意，「中央政府需要調查報導來監督地方政府，」早期武漢地方政府瞞報疫情，因中央官員未摸清楚事件，才完全放開報導尺度，問題只是：由誰來做調查報導？
即使媒體衰落，「很難說（調查報導）完全死掉了，還是以各種各樣不同方式存在。」在審查的緊箍咒之間，涉及社會敏感議題的調查及深入報導，有一點呼吸的罅隙嗎？
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
第一種是新型網絡黨媒，例如 2014 年由上海國企資助的國有媒體《澎湃新聞》，有人形容一度看到南方報系的影子。為了擺脫黨媒形象，招兵買馬，亦給予一定自由度，「一旦吸納了最優秀的媒體人，那他們一定會做出一些具調查性質、批評性質、監督性質的報導，讀者才會相信你。」
第二種，非官方辦的媒體機構，沒有准許採訪的新聞許可證，如身在「灰色地帶」。「如果不是黨媒，也意味着要把它掐死是很容易的，但（黨）不查你的時候，你還是能做一些東西出來。」曾被譽為中國最賺錢的商業媒體《好奇心日報》一度以社會特寫報導打響名號，但因由科技公司創辦，遭兩次勒令整改後，團隊正式解散。
第三類為專注「非虛構」萬字特稿的小型團隊，如網易旗下的「人間」、騰訊「谷雨」等，依頼大型媒體供稿或賣影視版權維生。筆觸較軟性，但有些報導仍觸碰社會議題。
第四種，從事商業活動的微信公眾號也偶爾發出影響力巨大的調查報導。2018 年最驚動的調查報導，要數從事房地產的微信公眾號「獸爺」--- 前《南周》記者採用媒體調查報導、公開資料寫成「疫苗之王」一文，揭露黑心公司生產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驚動總理李克強批示「嚴肅查處」--- 但文章也被屏蔽了。
第五類，則是非牟利獨立媒體，例如 NGOCN 專注社運人士、異見者、人權報導，亦推出刊載原創調查報導的「聲音計劃」，包括追訪 709 家屬、寇延丁、李翹楚等等 --- 在創辦十五年後，在去年四月機構註銷解散，由義工繼續更新消息，再沒有原創報導。
最後一種，則是獨立紀錄者。「你手上如果有（新聞）執照，就是有一定的空間，有一定的保障，我也是特別佩服在中國內地做真正獨立調查，做獨立記者的人，因為風險真的很大。」
方可成始終相信，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外人以為嚴密且高效，但「中間很多偶然因素，完全不是非常嚴密的體系」，比如各地控制疫情效率各異。「很多人也在做新的東西，也不可能完全封得完。」
去年 2 月 29 日，方可成創辦的「新聞實驗室」，因為遭惡意舉報，微信公眾號被永久封禁 --- 他以「官僚系統的反應」形容，「你舉報得多了，你影響力過大了，就會把你封一下。」
方可成舉起經營八載的「新聞實驗室」文章頁面，已無法禁看。
此後，新聞實驗室全面退守到會員模式。他每月精選約八至十篇主題文章，以電郵定期發出通訊，月費約三十人民幣訂閱，人數約一千多人，保持增長。
內容不經自我審查，在私領域發表文章，像是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中國政府決定是否要 censor 一個東西，影響力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影響力少一點，是一個更安全的方式。」
讀者電郵地址一半來自牆外，一半在牆內。像不少公眾號被封了，換個名字再開號，仍會有讀者追隨，「即便是在中國這麼嚴格管制的系統底下，還是有一批人，其實非常渴求讀到一些真實的東西的。」
曾在《南周》工作的方可成眼中，體制內的中國記者不是勇者，不是鬥士，亦不是異見者，一直是「跪着造反」，由進去新聞機構工作一刻起，已經默認：「Okay，我接受你對我的管理，對我的審查，但是請你給我一點空間，做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哪怕是曾被譽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報紙」《南方周末》，也不是新聞自由飛地。
「內地由始至終對媒體控制係冇放鬆過，只不過有時空間大少少。」閭丘露薇觀察，近來一連串動搖新聞自由的根本性改變，「對香港記者嚟講，衝擊更加大，因為你係由乜都有，去到擔心乜都冇嘅境地。」對媒體的想像，仍可擴闊一點，「大家做得幾多得幾多」，奮戰到觸碰底線的一刻。相較中國傳媒一開始已被定義為宣傳機構，陳素兒亦勸勉香港記者，在溫水煮蛙中，盡量堅持「反制跟自由的傳統」，盡量抗爭。
閭丘露薇曾是前《鳳凰衛視》全球新聞總監，也是因為在政治審查以及新聞理想之間，選擇後者，離開新聞界。
除了《香港電台》，香港媒體多屬商業機構，亦未有記者發牌制度，主要透過更換及影響編採部主管、老闆等手段干預新聞運作，除非一聲令下，將所有媒體收編國有 --- 閭丘露薇相信仍有一段時日 --- 否則仍有一定空間，暫時不用因最壞的可能性而退讓。「唔單止有國家力量、政治力量，市場力量同受眾力量都好重要，尤其喺香港。」
「大陸讀者更加鐘意免費嘢啦，但你睇打賞機制都行得通。」中國人口基數大，閭丘露薇眨一眨眼說道：「但香港人有錢呢。」
劉立強是九十後，不曾經歷調查報導黃金盛世，審查由寬鬆到緊縮的過程。約十年前，他讀新聞系時，約有一半人覺得審查合理，他屬於另一半，但選擇接受事實，「（接受）頭頂有一堵牆，有一道天花板，選題時有一個度，盡量不要觸到天花板，自己會有自我審查，有選題上面沒有禁令，也不會碰。」活在夾縫中，雖仍有一點理想主義的衝動，「我們知道對抗是找死，就中庸一點，犬儒一點。」
因為生計考慮轉行前，他會繼續跑在線上，在熱情燃燒殆盡之前繼續報導。
劉立強引用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話：「生活中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認清真相，然後仍然熱愛他。」在全球新聞自由排名倒數第四位的中國，他帶點無奈地說，自己的「英雄主義」就是中庸之道。
資料圖片，來源：Macau Photo Agency ＠ Unsplash
記者｜鄭祉愉
攝影｜Nasha Chan、PW
图书馆革命
沙拉莫夫以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将在科雷马劳改营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一系列“科雷马故事”。这些故事以其巨大的艺术和道德力量，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陌生然而真实的世界，揭示了极端环境中各种人物的深层人性表现。他被称为俄罗斯三大劳改营作家之一。
“科雷马故事”在俄罗斯收入沙拉莫夫七卷本全集，另有大量选集、单行本问世，已译成英、法、德、日、西、意等国文字出版，获得读者和评论界极高的评价。本书为沙拉莫夫七卷集第一卷，涵括“三十年代故事”、“科雷马故事”、“左岸”、“铁铲能手”四个部分。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Варлам Шаламов，1907－1982） 俄苏著名作家，出生于沃洛格达一个神甫家庭。曾因“政治问题”三次遭逮捕判刑，在远北地区的苦寒荒僻之地科雷马度过了十五年劳改生涯。1956年获平反回到莫斯科。1979年健康恶化，住入残老院，失明失聪，直至去世。著有系列作品“科雷马故事”和“科雷马诗抄”等。
图书馆革命
一百多个德国人匿名的陈述，真实展现纳粹时期集中营外面的世界。
他们既是凶手，也是受害者，他们毁灭他人，自身也逃脱不了毁灭。
这部非虚构小说源于一百多个德国人匿名的陈述，他们代表着纳粹时期集中营外面的世界。这一切都是事实，没有一个故事是杜撰的。这里既没有由一小群手握大权的无赖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没有由一小群有理想的德国优秀人物做出的英雄壮举。因为无论罪行和自我牺牲都不构成主流，而只是特例——这些特例在希特勒先生的第三帝国里并不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加罕见。于是，本书只讲述真正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些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有权力，也不比其他人更有英雄气概；既没有特殊悲惨的境遇，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棍。
他们是农民、医生、老师、牧师、作家、杂货店老板，甚至盖世太保，这些普通人的际遇代表着最真实的纳粹德国……
艾瑞卡·曼（Erica Mann，1905年9月—1969年8月），德国作家、演员、记者，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女儿，1933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流亡生涯。其代表作是关于纳粹德国的书籍，比如抨击纳粹德国教育体制的《培养野蛮人的学校》（School for Barbarians，1938年）、关于著名的德国流亡者经历的《逃生》（Escape to Life，1939年），以及这部以大量资料与上百个真实人物经历为基础的非虚构小说《黑暗降临》（The Lights go Down，1940年）。晚年主要整理父亲托马斯·曼和弟弟克劳斯·曼的遗稿，并撰写父亲的传记《托马斯·曼的最后一年》（The Last Year of Thomas Mann）。
图书馆革命
奥威尔可谓是20世纪最发人深省且文笔最为生动的随笔作家之一，他以过人的精力和毫不妥协的语言，用笔和纸与其时代的偏见进行抗争，也因此而闻名于世。本全集囊括了奥威尔一生中创作的全部虚构与非虚构类作品，由《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继续飘扬》《上来透口气》《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奥威尔杂文全集》《奥威尔书评全集》《奥威尔战时文集》共十二部组套结集面世。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1930年代，受一家左翼图书俱乐部委托，奥威尔前往英国北部工业区，调查记录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奥威尔所做的不仅仅是调查，他下到矿井最深处，住进破败肮脏的工人住宅，用笔尖使煤矿工人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都纤毫毕现，80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真实得振聋发聩。而这副图景所传递的绝望与贫穷更是有一种超越时代与国界的可怕震撼力。同时，威根码头之路也是奥威尔审视自我内心的社会主义之路。
《巴黎伦敦落魄记》
《巴黎伦敦落魄记》是奥威尔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纪实性作品。对英国殖民体制感到彻底厌恶绝望后，奥威尔的文学梦在几经挫折的情况下终于首度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巴黎和伦敦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奥威尔为自己曾经为殖民体制服务的忏悔和救赎之旅，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西班牙内战是奥威尔第一次亲临体验战争的残酷和萧条，为他以后作品的反战基调奠定了基础。可以想象，从未涉足政治的文人奥威尔面临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的党同伐异时内心的彷徨、无助和绝望。在目睹了许多曾经在前线共同作战的友人没有战死在前线，却死于自己人的迫害之后，奥威尔对苏联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从此走上了反对极权体制的道路。共产国际、西班牙政府与英国媒体对西班牙内战的歪曲描写和为达目的操纵宣传工具的做法促使奥威尔开始思考历史的真实性，并在《一九八四》中升华为对极权主义操纵历史手法的反思。
《缅甸岁月》
奥威尔的小说名著《缅甸岁月》中记述了20世纪初驻缅英国人的生活，进而探讨了缅甸殖民地复杂的种族关系。在大英殖民统治日薄西山之际的缅甸，他们相聚在欧洲人俱乐部，整日饮酒，以排遣内心那无法言说的寂寞。其中有一位约翰?弗洛里，他内心柔弱，深知英国统治毫无意义可言，可又缺乏足够的坚毅，不敢为自己的印度朋友维拉斯瓦米医生争取进入白人俱乐部的资格。而没有会员资格以及由此带来的声誉保护自己，医生所拥有的一切，将会毁于一名地方治安官无耻捏造的诽谤之辞。弗洛里无意中爱上一个新来的英国女孩儿，令事态更趋复杂。他必须有勇气作出正确的举动，不止为了朋友，也为了自己的良心。
《牧师的女儿》
小城女孩多萝西的父亲在英国东部小镇奈普山的圣阿瑟尔斯坦教堂担任牧师，他早年丧妻，性情乖戾，以折磨女儿和仆女为乐。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多萝西自幼便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奉行自我约束，却因生活孤单，与镇里声名狼藉的浪子沃波顿先生成为朋友。一晚她受邀至沃波顿先生家作客，后者尝试勾引多萝西未遂，但被镇里喜欢散播谣言的桑普利尔太太目睹到沃波顿先生在门口强抱多萝西的情形。多萝西回到家里，昏昏睡去。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镇，而对于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又为何在此全都失去了记忆。多萝西不知道的是，以她为主角的一场狗血私奔大戏正在全英国的报纸上成篇累牍地刊载，而她自己的人生和信仰也即将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
《让叶兰继续飘扬》
《让叶兰继续飘扬》成书于1934年和1935年，是一部社会批判作品，讲述了青年诗人戈登?康斯托克在三十年代的伦敦幻想抵御金钱崇拜，坚持文学理想，却屡屡在现实中碰壁，最后无奈向现实妥协的故事。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奥威尔前半生的写照，是他内心是否继续坚持文学理想和内心价值观的挣扎期的描述。虽然书中的主人公戈登选择了放弃，但在现实中，对英国北方矿区的考察和奔赴西班牙内战的决定改变了奥威尔的命运，引导他走上批判极权主义的道路。然而，前半生的经历仍在他后半生的作品中留下了无可磨灭的烙印。
《上来透口气》
《上来透口气》的主人公乔治?博林—一一个惨淡营生的保险公司推销员一遭遇了一场中年危机。整日在一位无趣多疑的妻子和两个熊孩子的折磨下苟延残喘，这个中年胖子忽有一天萌发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怀揣着赌马赢来的十几英镑私房钱，博林煞费苦心地编造出一个完美的谎言瞒过妻子，开着一辆破车来到了儿时的故乡，想要寻找记忆中那个还不曾被丑陋的工业城市吞没的乡村田园，完成他此生的一个愿望——舒舒服服地在故乡那口人迹罕至的深潭边钓一回鱼。他想要在被绝望的现实憋死前，“上来透口气”。只是，在这个垃圾已经堆到平流层的世界上，哪里还有空气呢?
《动物农场》
《动物农场》是奥威尔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则入木三分的反乌托的政治讽喻寓言。农场的一群动物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将压榨他们的人类东家赶出农场，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动物社会。然而，动物领袖，那些聪明的猪们最终却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成为比人类东家更加独裁和极权的统治者。“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有论家如是说。
《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他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奥威尔主义” (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奥威尔可谓是20世纪最发人深省且文笔最为生动的随笔作家之一，他以过人的精力和毫不妥协的语言，用笔和纸与其时代的偏见进行抗争，也因此而闻名于世。本书收集了迄今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奥威尔一生中所创作的政论随笔，囊括了多个脍炙人口的奥威尔名篇，如《论英国人》、《政治与英语》、《英式谋杀的衰落》、《艺术与宣传的界限》、《回首西班牙战争》、《我为何写作》、《作家与利维坦》等，以八十万字的篇幅，呈现奥威尔杂文的全貌。
本书收集了迄今所能搜集到的奥威尔在不同报刊、文集中发表的长短书评，横跨奥威尔的整个创作生涯，其中包括《查尔斯?狄更斯》、《在鲸腹中》等多个名篇，以三卷近百多万字的篇幅，呈现奥威尔书评的全貌。
二战是深刻影响了奥威尔人生经历与思想维度的一个关键事件。在这场一度将英国逼入绝境的战争中，这个有着自由传统的民族(连同奥威尔本人)切身体验了配给制与物资短缺、宣传战与报刊审查、总体战与无差别轰炸。1941年至1943年，奥威尔更是加入了英国广播公司(BBC)东方节目组，负责对印广播，在同盟国与轴心国争夺印度人心这个没有硝烟的分战场上，成为了宣传战争机器上的一枚螺钉。从奥威尔在战争期间留下的形形色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思想进化的脉络和战后世界的图景在他心目中的渐渐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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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youport.org/如何说服人们参加抗议活动/
和平集会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 ------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此条款，包括中国。中国宪法第35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但是，如您所知，完全和平的抗议活动同样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暴力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宪法几乎 "顶个球"。您可以在我们的 "维稳面面观" 板块中看到非常多镇压武器和技术的调查曝光，它们都来自于那些是具有冠冕堂皇的宪法的国家。
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抗议都会遭到镇压，抗议者常常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援助。对那些不甘于忍耐的人们来说，抗议是一种政治工具，涵盖了广泛的形式，从和平抗议和静坐、到大声疾呼的示威，经常会导致与镇压部队发生冲突。
我们在今天发布的另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宪法为什么不等于宪政，见《少说话，多办事》，对伪民主的抵制是印度抗议活动的重点。印度人口与中国最为近似，于是印度的抗议规模可作为中国可能的抗议规模的一个最接近的参考。
不论是2019年初386英里的人肉长城，还是去年底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广泛的抗议活动 ------ 抗议者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静坐，以反对现政府的法西斯主义政策 --- --- 莫迪政府推行的国家公民登记册和公民身份修正法；印度公民的抗议热情应该引起全世界反抗者的关注。
在中国，我们最常听到的哀怨就是 "中国人联合不起来"；中国人口并不少，而且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印度，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印度活动家又是如何动员到如此多的人参加抗议活动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如先来看看，人们为什么拒绝参加抗议活动。
大致可能会有几种最常见的原因。
异议的过程 ------ 尤其是针对当权政府的异议 ------ 绝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抗议不会自动或立即导致压迫性政策的改变或撤销，但它们是动员群众和明确运动要求的第一步。
这为积极人士向政治代表发出呼吁、并就现行政策的妥协和改变开始对话，提供了动力。抗议不会立即产生变化，但如果没有抗议，变化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在去年底的访谈中强调过这点。中国朋友表示 "虚无在弥漫"，人们追求一次性的成功，从而拒绝甚至抵制任何不能一次性成功的提议。这完全是不现实的。这是对抗议活动的理解性错误。
我们在去年的 "通过BLM" 系列第4集中专门讲述了这点：
抗议真的有效吗？只有当人们不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希望。
历史上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1913年美国的妇女选举权游行，当时有8000名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而加入抗议，掀起了一场更广泛的选举权运动，最终才促成了妇女享有选举代表的权利；1930年圣雄甘地的 "食盐游行" 成为一场更大范围的公民抗命运动的关键事件，最终促使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去年底，印度全国各地反 NRC-CAA 抗议浪潮除了静坐和包围等战术之外，还采取了向最高法院请愿的形式，对这些政策提出质疑，最高法院不得不答应举行听证会，以解决抗议者的关切。
再一次，指望一次性的 "成功" 是不合理的，您所挑战的恶行越是深厚，就越是如此；某一场胜利也并非终点站，很多时候您必须反复多次赢得同样的战斗。持衡能力最强大的反抗者，将是最终赢家。
我们在中国也听到过类似的观点和说法，比如 "反贼圈子"，就好像异议人士是个小圈子，和外人互不相关？事实上并非如此。反抗者的工作与所有人相关，他们的努力是在为所有人争取未来。
活动家必须能找到真正的动员触发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打破matrix的路》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要像活动家那样思考 ------ 活动家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获得动员能量，如果知识分子不能将论述主题放在有利于调动最广泛的支持度和行动力的角度上，活动家的动员效果肯定大打折扣。
当然，活动家之间肯定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信念，有共同目标，并具备足够的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热情，这会让他们看起来 "内部抱团"；但这并不是因为反抗运动是 "这一小群人自己的事"。这是异议知识分子应该出现的地方，准确地告诉人们：
当您动员到足够多的人时，必然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区参与其中，他们肯定会更侧重于自己社区的利益角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您需要给所有统一口号和论述，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目标 ------ 即 终结一种或多种恶行，不论理由是什么，目标是你们最强大的凝聚力。
像去年底在印度发生的抗议活动那样广泛的行动，参与人数众多且多样化，活动家需要为各种交叉性关切提供空间，其中所有关切都是有效的，也是实现全面变革的必要条件。例如，在 NRC-CAA 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为面临独特风险的变性人创造了表达异议的空间；Shaheen Bagh 的活动家表达了对女性在NRC下的独特困境的关切，运动整体上跨越了阶级和种姓界限；全国各地的学生对警察暴力问题的强调将反抗运动拉入了更大的范围。
这的确是个问题！996式资本主义是个强大的维稳工具，让每个人为了还房贷和糊口而拼命工作、占据所有人的时间和精力，人们就无暇反抗了，甚至没有时间思考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事。钱，成为了唯一的意义。
我们在中国、甚至在美国的华裔移民群体中也听到了类似的抱怨，人们称BLM和香港的抗议活动 "耽误我赚钱了"。
我们在去年纪念 David Graeber 的推荐书目中指出了这种问题：
这些书在这里下载：《去它妈的工作》。
您完全不必急于批评那些 "不配合" 的人，他们是被这个体制绑架的，统治阶级早就精心设计了这个严密的牢笼，就在每个人的心里 ------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将最大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构建 matrix 上；他们控制了所有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不断地向人们灌输伪成功学的思想，他们要把每个人的全部精力都吸入维稳机器，变成能源。
作为动员者，您需要告诉人们，抗议的确是 "不方便" 的。要想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实现变革，换句话说，打破现有的常态，抗议者就必须承受日常生活的不便之处。
对于那些从事白领工作的人来说，勇敢面对这种不便会比那些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人们更容易，因为后者存在于更严格的工作场所里，他们的表达机会更少。
从古至今任何国家的抗议活动都是为了挑战现状而存在的，它们需要人们 ------ 来自各种背景的人 ------ 放下手头的一切去参与。往往是社会上最受压迫的人需要站出来抗议，因为现状对他们的伤害最大。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会继续这样做，直到他们的宪法权利得到保障。
在印度的 Shaheen Bagh，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穆斯林妇女和男子，其中许多是临时工， 他们离开自己工作岗位和家庭，进行了近一个月的静坐。全国各地都有来自类似背景的人参与到抗议活动中 ------ 因为他们决定自己不能再忍受了。他们没有时间像特权精英那样在社交媒体上装模作样地喊口号。当生命和生活受到威胁时，就像 NRC-CAA 所构成的那种威胁，"方便" 已经无法再成为考虑因素。
前半句话是对的，但后半句不对；任何当权者都不可能去主动做得 "更好"，他们只有在民众施加最强大的压力下才有可能做出一点改变。
活动家的动员必须能指出根源性的问题 ------ 比如：
如果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论述联合起来，能够让人们清楚地理解到能够解决问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人们的行动就会具有准确的针对性。
人们就不会被当权者虚伪的改革承诺所蒙骗。
"反抗者的思考方式"，这是IYP不断强调的短语，它包含着非常多的内涵，您需要亲自领会。我们在内容安排上会尽可能贴近反抗者的思考，不论是文章还是推荐书籍，但最终依旧需要您来理解它们，将它们转变为您的能量。
加入抗议运动并不是容易事，它需要您具备很多东西 ------ 克服不便的意志、应对警察暴力的技巧、心理健康问题、创造力和智慧 ...... 全世界的反抗者并不是为了好玩才这样做的，他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受到政府的威胁，因为他们对现状感到无望，他们是被痛苦和忍无可忍的愤怒赶到了街头。
抗议意味着民众对当权者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认识到必需自己动手。抗议的存在是为了唤醒人们：等待是没有未来的。
就如我们在年终对话中强调的，每一场抗议都很重要，每个人都很重要，不要强调一次性的胜利，更不要鼓励牺牲；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拒绝服从，最终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图书馆革命
由@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的「一种语言想要有地位，充分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好的文学作品。」而起。
以下为节选：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
上节所说，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杏何等重要。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字典说“这”字该读“鱼彦反”，我们偏读他做“者个”的者字。字典说“么”字是“细小”，我们偏把他用作“什么”、“那么”的么字。字典说“没”字是“沉也”，“尽也”，我们偏用他做“无有”的无字解。字典说“的”字有许多意义，我们偏把他用来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尔，纵纵尔”的“尔”字。……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我这种议论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我且举几条例为证：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语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他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后来的文学家包卡嘉（Boccacio，1313—1375）和洛伦查（Lorenzo de Medici）诸人也都用白话作文学。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国语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国。英伦虽只是一个小岛国，却有无数方言。现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还只是伦敦附近一带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话”。当十四世纪时，各处的方言都有些人用来做书。后来到了十四世纪的末年，出了两位大文学家，一个是赵叟（Chaucer，1340—1400），一个是威克列夫（Wycliff，1320—1384）。赵叟做了许多诗歌，散文，都用这“中部土话”。威克列夫把耶教的《旧约》、《新约》也都译成“中部土话”。有了这两个人的文学，便把这“中部土话”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所印的书多用这“中部土话”，国语的标准更确定了。到十六十七两世纪，萧士比亚和“伊里沙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语了！
此外，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细说了。
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的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是但丁[Dante]和阿儿白狄[Alberti]两个人），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
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中国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日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词：有时朱晦庵高兴了，便写几封白话信，做几条白话札记；有时施耐庵、吴敬梓高兴了，便做一两部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图书馆革命
太平洋战争前夕，英国殖民地砂拉越的华人聚落猪芭村建立了“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全村老少热闹为中国抗日举办募款活动，村民男女之间情愫互生，对于即将到来的灾祸隐有预感。1941 年 12 月，日军全面入侵，与“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相关的所有人等，包括妇女、孩童，全部遭到惨无人道地清算。在被占据的三年八个月中，人与动物的分别模糊，生命以各种恐怖酷烈的方式轻易地消逝，情欲与兽性在南洋雨林里赤裸裸地展演开来。
张贵兴，祖籍广东龙川，1956 年生于婆罗洲砂拉越，1976 年赴台升学，1980 年毕业于台师大英语系，1989 年任中学英语教师。代表作有《伏虎》《赛莲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沙龙祖母》《野猪渡河》等。
曾获时报文学奖优等奖、时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时报文学推荐奖、开卷好书奖、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决选读者票选奖、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台北书展大奖、博客来年度选书、OPENBOOK 年度好书、亚洲周刊十大好书、金鼎奖图书类文学图书奖、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台湾文学金典奖年度大奖、联合报文学大奖、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等。
图书馆革命
图书馆革命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438783568011.htm
Crypto 领域正在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它们特别适合年轻一代的需求。
原文标题：《文艺复兴！Crypto 构建新的社会制度，DeFi 和 NFT 是新世代的呐喊》
撰文：David Hoffman
编译：隔夜的粥
摘要：
这篇文章篇幅较长，如果你不想浏览全文，可以看总结的一些要点：
一场文艺复兴正在向我们走来，它将由 Crypto 提供动力。
非常感谢 Ameen Soleimani 和 Chris Burniske 为本文提供的宝贵建议。
也非常感谢 Bankless 的成员提供了批判性的反馈意见，使得这篇文章更易于理解和连贯。
加密货币的世界培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以及通信方式。这里有深奥的术语、俚语以及 meme，人们善于通过纯数字手段表达这些东西。
构成这一行业的加密经济基础（比特币和以太坊），负责创造了一个建立 Crypto 文化的环境。在 Crypto 文化中发现的文化所表达的特殊风味，直接位于产生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代码的下游。这些 Crypto 经济体系中产生的价值从代码本身一直延伸到社区，以及我们共享和珍视的艺术。
支撑这些系统的密码学的性质，与围绕它们的社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如果某样东西有价值，那是因为人类一致认为它有价值。「价值」是真的，因为这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由集体共有的社会阶层所维持的虚构之物。
价值是无形的，但它拥有强大的统一力量，所有人都知道其他人都相信同一个故事，所以价值就变成了自我实现。
价值：某物的货币价值；某物的重要性或有用性；商品、服务的公平回报或等价物。
价值观：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或标准；一个人对生活中重要事物的判断。
人类所珍视的资产，是由我们的价值观决定的，我们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来源于我们所遵循的道德观念所创造的价值。
加密货币革命背后的真正力量，是它消除人类价值与人类价值观之间的鸿沟的能力。借助 Crypto，人类拥有了可以与我们的期望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工具。
Crypto 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了新的文化表达载体，使得人类能够忠实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这一点极为重要，也许是这个行业如此具有革命性的主要原因。人类永远肩负着寻找表达自己认为「良好」事物的方式的使命，而 crypto 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这个过程更加有效、高效和准确。
大多数人类都是「好人」，他们都想为世界做一些好事。多数人一觉醒来，都想尽其所能来帮助改善社会，同时仍能维持生计并过上舒适的生活。
我们取得良好结果的能力，取决于人类用于组织和协调的系统。但并不是所有的组织系统都能使人类成功地达到「好」的预期结果。某些环境和人类组织计划可以表达得更好，资源充沛的环境使减轻痛苦和分配财富变得更加容易，这是好事，但是人类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进行组织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拥有足够的资源是一回事，但是要能够以良好的方式分配这些资源，则需要组织架构的支持。
正如在 Bankless Nation 中所讨论的，人类在不同的模式下组织并重组了自己，这些组织模式在社会上的可伸缩性越来越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曾表示「技术是心灵的自行车」，这意味着技术的创新使人脑能够用更少的努力实现更多的目标。由此推断，从单一的人脑到人类的集体思维，新的和改进的人类组织计划（宗教、国家、民主、互联网、Crypto），是由社会协调技术的创新促成的。
我们组织和集中精力的能力，是由我们所掌握的技术来调节的。
Crypto 提供了新的社会框架，使我们能够以更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方式更好地分配我们的宝贵资源。
习得性无助是积极心理学运动先驱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所创造的一个术语。
习得性无助感，是一种由创伤事件或持续失败所导致的无力感，它被认为是抑郁症的根本原因之一。
习得性无助感与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有关，这是个体对自己实现目标的能力的一种信念。习得性无助理论认为，临床抑郁症和相关的精神疾病，可能是由于对情况结果的实际或感知的缺乏控制而导致的。
社会制度根深蒂固，财富没有流转，试图爬上社会阶梯，实现「美国梦」的尝试遭到挫败。千禧一代是历史上第一代相信自己的状况会比父母更糟的人，年轻人的房屋所有权下降，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下降，而债务也增加了（包括学生贷款和信用卡）。
年轻人对未来的积极信念处于历史最低点。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是当前的两个世代，而他们对未来的积极信念至关重要。这两代人需要对未来持积极态度，因为这是早上起床朝着实现目标努力的主要动力来源。
年轻人需要相信，他们有能力通过自我实现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现在是可能的，那么这几代人可能会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
如果你相信未来会变得更糟，那么就很难有动力来消耗精力尝试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指导自己的个人未来以获得积极的成果，那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尝试呢？低下头，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回家看看 Netflix，至少 Netflix 每月只要 12 美元。如果你准备了晚餐，不吃那么多牛油果吐司，你甚至可以还清自己的信用卡！
与此同时，Instagram 和 Reddit 上关于抑郁、自杀和孤独的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 meme 则是持续不断地出现。如果一个 meme 能够吸引到人，那是因为很多人都能与它联系起来。
互联网 meme 是年轻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也是将抑郁和悲观情绪转化为创造性发泄的一种方式。我们应该注意到，与网络陌生人建立共同点和表达自我的一种常见方式是通过关于抑郁、自杀和孤独的 meme。虽然这些只是一个个轻松的玩笑，但它们也是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所处环境的产物。
......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僵化的、固定的，它旨在保护根深蒂固的参与者以及保护现状。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机构，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之一。1950 年代到 2008 年，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最伟大的时期之一。
但是，就像这个宇宙中的所有其他事物一样，机构也在老化。最初造福于全社会的东西，现在只对社会的一小部分起作用。老一辈人能够在这些新成立的机构中度过最美好的时光，他们束之高阁，从不放手。与其将火炬传递给年轻一代，让 21 世纪的机构适应、发展和包容下一代，老一代选择抓住这些 21 世纪的机构，并将它们吸干。
老一辈人仍在掌控着财富之船，并拒绝将控制权传下去。
美国最近的 5 任总统都是婴儿潮一代，自 1992 年以来，美国一直由婴儿潮一代领导，这就是我的整个一生。
在学生债务达到临界水平的同时，大学管理膨胀，领导决策由婴儿潮一代做出。
一个社会机构的诞生、成熟和衰老过程，大致需要一个人类的一生。碰巧的是，被定位为利用这些新机构的黄金时期的一代人，利用这个繁荣和财富的时代，进一步将这些机构扩大到最大程度，因为这些世代认为这些机构是「好」的。
显然，他们相信这些机构是'好'的，因为他们从相关世代创造了多少价值和财富！
这些新的机构是财富产生机器，受益于这些财富生成的一代人锁定了这些机构，并将其激增为庞大的怪兽，从而强占着每个人的生命。
帮助建立这些机构的世代，从未失去过这艘船的掌舵。
即使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导下，在完全不同的范式下建立起来的，他们仍继续在这些机构的指导下指示每个人的方向。社会和世代相传，但制度却保持不变。最终，社会的需求与掌权的机构能够提供的东西之间，呈现出来巨大的差异。
结果，随着前几代人发现越来越多的方法来获取所产生的所有价值，这些后代所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少。
财富不会流下来。
因为这些机构永远找不到新的领导、新的头脑、新的创新者和新的企业家，它们开始衰老，就像组成它们的人一样。最终，他们也会变老，而这些机构提供的社会领导能力与他们后代的理想目标根本上变得并不一致。
结果，社会制度排斥年轻人，年轻人则排斥制度，社会危机就发生了。
在 2020 年，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走上街头暴动。
「对机构的不信任度空前高涨」。
「财富不平等」。
年轻人越来越悲观，他们似乎更愿意「选择退出」，而不是玩社交游戏，制造关于抑郁和无助的 meme。他们认识到，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无法取得成功，因为这些机构不站在他们的一边。
年轻一代急需新的机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试图用他们的文化来表达自己。年轻一代人正处于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很难适合当今的社会。很多人发现，他们实际上找不到适合自己发展和发挥优势的利基市场，于是被迫找到方法来妥协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并学会对最低工资工作和与父母同住感到满意。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Crypto 文化是非常适合的。我们的 meme 很搞笑，我们的对话很有效率，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数字化的。Crypto 文化提供了一个经济产出和文化表达的新景观，它特别适合数字游牧民族、论坛冲浪者、笔记本电脑操作者、反文化主义者、内容制作者、meme 艺术家、博主、密码朋克等，
Crypto 的历史并非始于 2009 年的比特币，而是始于 Martin Hellman、Ralph Merkle、Whitfield Diffie、Horst Feistel、Peter Elias、David Chaum，以及很多其他对密码学的兴起和我们行业所依赖的加密系统至关重要的人。
最初是与反对建立加密信息自由的反文化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现在已发展成加密经济体系，创造了无限 crypto 文化建立的基础。
密码朋克们（Cypherpunks）知道密码学协议构成了社会结构。
密码朋克们（Cypherpunks）不在乎你是否喜欢他们编写的软件。
密码朋克们（Cypherpunks）知道软件不能被摧毁。
密码朋克们（Cypherpunks）知道一个广泛分布的系统无法被关闭。
密码朋克们（Cypherpunks）将确保网络的隐私安全。
密码朋克们（Cypherpunks）会编写代码。
密码朋克信奉的是无需许可的创作，一群人在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下团结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为自己的信仰和主张做出贡献的独特能力。
他们漠视荒谬的、过时的制度规范，准备逃离暴政和压迫，并愿意冒险进入新的土地。
所有 Crypto 文化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密码朋克（Cypherpunk）之上。
多亏了密码朋克们（Cypherpunk）的努力，我们有了一个替代的货币和金融世界，这个世界鲜有人居住，在这片空旷而肥沃的新土地上，只缺少两样东西：人和建筑。
自从 2009 年比特币的第一个区块被开采以来，进入这一新领域的人和资本一直在不断增长。慢慢地，人们开始迁移至这个新的数字领域，并开始安营扎寨。
这些最初的 Crypto 先驱在文化上最类似于首先建立了这片土地基础的密码朋克，他们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
自 2009 年比特币问世以来，特别是自 2015 年以太坊成立以来，进入这一数字领域的移民就拥有了与纯 Cypherpunk 密码学家不同的口味。每个进入加密货币时代的新社区都是 OG 密码朋克文化的新突破，每个社区都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东西，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最早在 Crypto 世界定居的社区之一是自由主义的淘金者，他们看到了比特币蕴藏着的潜力。
Crypto 的每一个不同应用都会吸引自己不同的用户进行迁移，在极端自由主义的淘金者和早期的密码朋克之后，出现了更多的一般人群，所有人都对 crypto 提供的特定风格感到了兴趣。
狗狗币（Dogecoin）带来了一批互联网迷（Nic Carter 就是因为狗狗币进入了这个圈子）。
比特股（Bitshares）带来了经济修补者。（Rune Christiansen 是因为 BTS 进入的圈子）
门罗和隐私币带来了隐私意识。
而随着以太坊的引入，一个全新的维度打开了。
以太坊使那些不想或不关心 crypto 经济系统运行的基本原理的应用成为可能。以太坊的应用开发者不必担心 crypto 经济学的难题（货币政策、安全、共识等）。
以太坊协议承担了 crypto 经济系统设计的难题，让应用开发人员专注于他们想要关注的事情：生产他们的应用。
这是文化创作的巨大福音，通过消除区块链设计和可持续性所需的人力和精力，应用开发者可以专注于在其应用中创造价值，并激励社区团结起来，围绕应用所创造的营火进行循环。
可悲的是，狗狗币只是另一个伪装成 meme 的 L1 区块链，并且从 2013 年到 2016 年，其充满活力的社区中的很多人已选择了前进。
对于希望居住在 crypto 世界的移民来说，狗狗币并不是他们最终定居的地方。比特股同样也存在经济缺陷，其对开发者构成了制约。虽然门罗币和其它隐私币维持了强大的社区，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跟上其他 crypto 成员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些系统的粘性还不足以让移民确信他们会在那里定居。
这就是以太坊应用层的力量：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基础，为所有可能的文化表达形式创造了经济可行性。
2018-19 年的熊市见证了 crypto 领域的大规模外逃。随着资本的离开，人们也渐渐离开了。然而，也有一些社区成功地坚持住了，并保持了火势，比如 Link 海军陆战队、 Synthetix 斯巴达人以及 Aave 复仇者。
这些社区的资产价值经历了大幅缩水，然后他们又经历了两年的横盘期，再然后情况开始好转。2 年的贫困期内，留下的都是真正的信徒。
对于这些社区来说，Discord 社区是营火，它使能量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天里保持活力。社区成员变成了社区的领导者，他们管理着火堆，确保每个人都暖和起来。
文化是在这些共同经历中创造出来的，这些共同经历没有激情，尽管资产价低廉，但成员对成功的未来仍抱有不懈的乐观与信念。每个不同的熊市社区在冬季一起等待时产生了自己的 meme，笑话和应对机制。
然后春天来了，AAVE、SNX 和 LINK 通过完全拒绝 Crypto 世界中所有其他资产所表达的悲观情绪，以暴力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熊市，并将冲锋引向了 2020 年的 DeFi 夏天，以及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
DeFi 夏天就这样出现了，从中产生了 Yearn、Sushi、Yam、Harvest 等社区，每个社区都有大量的资金来帮助产品和社区发展。
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贡献者、投资者、开发者、领导者、组织者、成员，或者只是信徒。有些人除了坐在篝火旁和在场的人呆在一起，然后什么都不做，这就足够了。
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共同的信念和通过集体拥有的资产获得的足够资金。
资产创造了社区，社区创造了资产。
这些社区及其共同的文化，通过其各自象征中的金融和经济工具得以扩大。代币是为这些社区提供资金，并允许他们利用有助于社区发展和繁衍的资源。当这些代币价值上升时，它会带来更多的社区成员，他们会在代币的价值和社区的价值中找到共鸣。
尽管 NFT 似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并成为了新闻，但自 1975 年以来，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了。那时候，两位学术计算机科学家 Whitfield Diffie 和 Marin Hellman 取得了公钥的突破，为我们带来了现代密码学，实现了网络世界的安全和隐私。他们的发现也使密码学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工具，通过它，科学家们可以巧妙地将物理现实的约定和制度运用于新兴的数字世界。其中一位创新者是密码学家 David Chaum，他的想法使数字货币成为可能，Chaum 的加密货币概念成为主流只是时间问题，特别是当与另一种密码学创新区块链合并时。如果你能将价值归因于可验证的唯一一串代表金钱的比特，那为什么不能有代表艺术品、乐曲或灌篮等的其他比特串呢。
一旦你过渡到收集区块链上的贵重物品，你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创造力。
当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在 Zoom、Twitch、Clubhouse 和 Amazon Prime 上度过时，NFT 在我们的封锁状态下变得疯狂绝非偶然。小说家 William Gibson 曾将网络空间（后来成为了互联网）描述为一种「共识幻觉」。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数字现实与撞击我们的膝盖一样真实。NFT 将这种错觉与我们长期以来的共识幻觉相结合，即缺乏内在价值的东西实际上是珍贵和可替代的。
我们对这些幻觉的拥抱，早已超越了我们曾经认为的界限。即使我们在某个地方，我们也在另一个地方。如果你不买，试着一天都不要碰你的手机。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观念不应该改变什么是有价值的呢？As new as they are, NFTs are just confronting us with the evidence of how much we're already in the Matrix.
我们是需要 Beeple 这样的人的一群人。
- Steven Levy, Wired
潜伏在 NFT 创新之下的力量，即将爆发到艺术创作的世界。
Justin Blau （人称 3LAU）通过出售数字收藏品、独家音乐和音乐指导权，在 24 小时内筹集了 1200 万美元。
作为回报，Justin 能够在他的艺术创作和一份 60 人的名单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份名单把 1200 万美元放进了他的口袋，用于购买这些作品的版权。
Spotify 在发布方面很出色，但在数据方面却很差劲。这是因为 Spotify 为自己保存了所有的数据。它让艺术家们无法洞察他们的粉丝是谁，也无法与他们交流。
3LAU 的前 60 名粉丝愿意向他支付 1200 万美元，然而像 Spotify 这样的平台，却像对待其他 3LAU 粉丝一样对待他们......或者更糟：人们通过 Radio mix 来收听这些内容。
由于 Justin 3LAU 在以太坊发行了 NFT 代币，他的歌迷们更能传达他们对其创作的音乐的价值。
中间人是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消费者之间情感关系的中介。随着以太坊上的金融和经济软件取代中介机构，通过数字艺术表达文化将能够蓬勃发展。
艺术仅仅是艺术家激发体验者感官的能力，当我们产生激励工具（代币）来资助和发展数字艺术时，会发生什么？
人类将能够从其艺术中获得的情感反应将是革命性的。
以太坊使得金融民主化成为可能，而 NFT 的发展则是艺术价值民主化的开始。突然之间，有史以来最锐利、最精确的金融工具就掌握在世界各地的内容创作者和艺术家手中。
通过 token 的力量，以及在互联网的规模上，以太坊消除了艺术创作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的艺术分配。我们已经看到 ICO 在 2016-2018 年引发的巨大能量，而 ICO 毫无意义。然而，最重要的是以太坊在「资本形成」方面的创新。
NFT 正在利用资本形成的力量，将其引导到艺术领域。
Token 是各种规模的艺术创造者利用其创造力的力量，并产生某种文化表现力的工具。如果市场重视文化表达，它将有能力通过「token」将其传达给创作者。
通过减少资本流入艺术创作新领域的障碍，以太坊将创造多少的工作机会？在庞大的公司里，有多少劳动时间可以从毫无意义的工作中重新分配到自由市场文化的土地上？
NFT 为世界上年轻的数字原生创造者提供了一种方式，使得他们不必依赖已建立的、根深蒂固的、需要许可的基础设施来为其个人福祉提供资金。
尽管 NFT 无法简单地解决庞大的、错位的社会和政治机构的问题，但它提供了一种密码朋克替代方式，使得年轻一代可以绕过这些把关机构，并授权他们 / 我们在现状之外获得生计。
世界上的传统机构不仅必须与以太坊提供的无需许可的劳动力货币化工具竞争，还要与这些工具提供的生活方式竞争：为自己工作的自由，没有朝九晚五，没有老板，只是一个创作者和他们的计算机。
「......即使是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本，也无法与一个有灵魂的项目竞争。」
-Vitalik Buterin，《2020: Crypto and Beyond》
NFT 春季发生在 DeFi 夏季是合乎逻辑的，这只是正确的操作顺序，ETH 的价格从 200 美元上涨到了 2000 美元，再加上 DeFi 代币的大量发行，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注入到了这个生态系统。同时，这种强劲的增长也推动了对公司的资金和投资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支持，为 Crypto 增加了就业机会和薪水。
而现在，这些新创造的财富正在从数字金融领域转向数字艺术领域，这在人类历史中早已有过先例。
从《追溯文艺复兴艺术到现代银行业的诞生》：
「说到文艺复兴，我们很少有人会立即将这一时期丰富的文化成果与现代银行体系的诞生划上等号。
题为「金钱与美丽：银行家，波提切利和虚荣的篝火」的展览在佛罗伦萨的斯特罗兹宫举行，展览探讨了佛罗伦萨的著名家庭如何致富-然后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来委托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艺术家创作作品。
Parks 说：「你可以说，这些行为中有一些只是忏悔，但后来银行家开始意识到，在给他们钱的过程中，他也可以开始定义自己的钱所产生的形象，当然，他本能地做的一件事，不管是否有意识，就是用形象来改变对金钱的态度，开始利用形象来削弱对金钱的抵制。
他说，人们害怕金钱，不仅因为基督教拥护贫穷，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允许社会流动，破坏了中世纪设定的等级制度。尽管如此，在几年的时间里，美第奇家族还是掌管着教皇的财政。
......而艺术家们常常乐于效劳，以确保自己的经济繁荣。
」
很简单：社会进步，并学会如何创造财富和繁荣。财富自然而然地集中并产生了一批富有的人，他们除了资助和资助他们希望看到的艺术创作之外，别无选择。
艺术家们想抓住金融和银行业创新所带来的财富，然后开始制作适合富人口味的艺术品。
整个艺术革命都是在这个循环中来来去去去的。
以太坊是新的前沿领域。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地球的探索，现在，金钱，金融和艺术的前沿已进入数字领域。
接下来的文艺复兴是数字化的，and it will be financed on Ethereum.
在这个领域中培育的文化是年轻人觉醒的结果，他们不再是机器上简单的齿轮，而是专注于成为世界的自我实现的贡献者。
Andrew Yang 警告说，世界上许多劳动力已经通过机器和机器人实现了自动化。我们站在一个岔路口，在那里我们的未来要么变成乌托邦，要么变成反乌托邦。
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将我们年轻一代的精力重新引导到生产上，我们将永远把这一代人丢在我们父母的地下室里，而这一代人的精神可能会枯萎为虚无，那便是反乌托邦世界。
但是，有了一个可以表达和评价创造力的地方，我们就有机会将所有低价值的工作自动化，代之以创造性地花费时间。如果机器人在劳动，而人类则在创造艺术，那就是一个乌托邦世界。
让我们选择后者-让机器人翻转汉堡，让人类创造艺术品。
让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未来：人们在为自己和他人创造生计的道路上不受限制。
让我们选择以太坊，让我们选择 Crypto 文化。
图书馆革命
https://www.solidot.org/story?sid=67181
作者｜高飞
计算机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两大流派，计算流派和通信流派。前者如AI，后者如5G。在这两大流派，都各有一位女性顶流存在，前后正好差1000年。
在计算领域，1842年，作家拜伦的女儿爱达-勒芙蕾丝(1815--1852)，因为参与实现了用机器计算伯努利数（无知的我连此数是何数都不知），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没错，历史第一个码农是女性）。
在通信领域，1942年，美国好莱坞演员海蒂-拉玛(1913--2000)成为现代无线通信技术的共同发明人，该技术后来成为包括4G/5G在内的基础。
中国现代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发表一篇《三八节有感》。文章写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70多年过去了，这个愿望目前还没能实现，我们还在过这个节日，联合国每年这一天，还有两性平权口号会发布。
妇女节又叫劳动妇女节，1909年在美国，1917年在苏联，都有一场女性劳动者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呼吁工作中的平权和权益。可惜的是，劳动中的平权问题，目前也依然存在。
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劳动的概念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在工厂有劳动，在农田有劳动，现在在计算机旁，同样有劳动。遗憾的是，在计算机已经成为主流劳动工具的时候，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的女性，比例是非常低的。
这其实在道理上不太说得通，因为相比农业时代的耕具和工业时代的机器，信息时代的工具计算机，对劳动者的身体力量要求是很低的，两性是平等的。但现实又是残酷的，网络杂志Slate去年曾刊发研究性文章"Why Have So Few Women Won the Most Important Award in Computing?"（为什么获得图灵奖的女性如此之少），提到从1966年有图灵奖以来，70多位获奖者中，只有3位是女性。同时，攻读计算机博士专业的女性也在逐年降低，在女性学业成绩不断提升的当下，这种对比很不合理。
不仅计算机科学家群体缺乏女性，普通计算机工作者群体也缺乏女性。在中国，一提到码农开发者，一般人脑海中的形象肯定会是男性。甚至，部分科技公司会雇佣漂亮女性和负责开发工作的男性程序员聊天，缓解后者的工作压力。我想这些公司应该一个女性开发者都没有吧。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但一定是有原因的。既然女性从事计算机工作不存在体能障碍，那么是不是由于女性群体缺乏技术天赋造成的呢。这肯定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判断，但如果稍加论证，你发现这种说法不仅政治不正确，逻辑也不正确。
计算机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两大流派，计算流派和通信流派。前者如AI，后者如5G。在这两大流派，都各有一位女性顶流存在，前后正好差1000年。
在计算领域，1842年，作家拜伦的女儿爱达-勒芙蕾丝(1815--1852)，因为参与实现了用机器计算伯努利数（无知的我连此数是何数都不知），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没错，历史第一个码农是女性）。
在通信领域，1942年，美国好莱坞演员海蒂-拉玛(1913--2000)成为现代无线通信技术的共同发明人，该技术后来成为包括4G/5G在内的基础。
身体力量不是问题，脑力天赋也不是问题，那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女性进入计算机领域呢。这么重要的社会学课题，当然已经有人研究过了。"知识分子"刊载过一篇"计算机历史上，女性是怎么消失的？"文章。援引微软公司对欧洲各地11500名女孩和年轻妇女的采访。结果显示，从十五岁开始，女孩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兴趣开始下降。
最终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导致女性群体远离计算机的原因其实是文化原因，因为领域内缺乏女性榜样。也就是说，女孩们觉得计算机专业，看起来不该是女孩应该从事的工作。计算机相关工作越主流，女性越会远离这份工作。
这个结论完全印证了女权主义先驱波伏娃的观点------"女性的本质"不是天生的，它其实是后天根据社会需求进行的自我选择。既然大家觉得码农都是男性，女孩们也就觉得不该选这个职业。
《文化学刊》刊登过名为《也谈"女性问题"》的学术研究，其中写道: 世间万物都是先有存在，然后根据各种需求进行选择，进而产生或显露所谓的"本质"。社会强势文化给了女性制定了标准和定位，使女性将自己树立成人们所期待的样子，避免成为不应该有的样子。当计算机成为主流学问，成为男性占有的领地后，女性就从这里离开了。对女性来说，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说的"他人即地狱"了。
信息时代显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都是关键核心。女性在这一领域的缺位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性别失衡困境中是否有曙光？现在看来，希望尚存。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正在渗透到各行各业，医药卫生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实际上，一种新药物的开发，一个新治疗手段的开展，没有计算机的帮助，已经很难完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医药卫生行业的前沿领域正在从一个服务行业，变成一个信息技术主导的行业。而这个行业，从社会两性文化的角度来看，是相对平权的。白衣天使在我们脑海中就是女性。因此，女性进入这一领域，不存在文化隔阂和障碍，更不缺乏榜样和力量。
我们正在进入后疫情时代，接下来疫苗的成功注射，是我们从后疫情走向无疫情的胜负手。
巧合的是（或许也不是巧合），在东西方，女性科学家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西方的美国，目前主流的疫苗机制之一是mRNA疫苗。而这项技术，是40多年前，匈牙利裔美国女科学家Katalin Kariko发明的。目前提供mRNA疫苗的Moderna和BioNTech都得益于Katalin Kariko的贡献。而在东方的中国，承担研发只需打一针的我国首个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使命的也是女科学家------陈薇院士。要提高mRNA等疫苗的筛选过程，必须借助计算机的辅助。
在医药卫生领域，女性的榜样还有很多。比如去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让她们获得殊荣的科学发现，是基因组编辑技术，在新华网的报道中，该项技术被称为"基因剪刀------重写生命密码的工具"。现实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疾病治疗，依赖于这项基因编辑技术的帮助。这项技术，同样需要借助超级计算机等工具帮助仿真模拟。
或许，我们有点混淆了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药科学之间的界限，但是这些女性榜样给予新一代年轻女孩的榜样作用是一致的。那就是女性也可以做出伟大的科学研究，无论是计算机科学（机器的代码），还是生命科学（生物的代码），还是只有借助计算机才能完成研究的任何科学。
丁玲还说过一句话："平凡的池水------临照了夕阳，便成了金海"。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生命科学技术正在重新被人们重视起来。此非夕阳，是朝阳，在新的科学阵地，在新的劳动领地，平权"金海"的曙光或将由此而来。
原文下面有个评论：
导致理性的女性不受绝大部分男性的欢迎，因此被社会选择所淘汰。 各位自问有多大的动力去接近一个漂亮而又知性的“女博士”，就知道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个人感情生活的艰难了。
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个人评论：诗人拜伦生下一个程序员女儿是科技史上我最喜欢的片段之一。爱达称自己在从事「诗意科学」，我认为恰如其分。在物理史上，也有一位伟大女性——埃米·诺特，她所证明的诺特定理成为了现代物理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的数学定理之一。
图书馆革命
https://onlineonly.christies.com/s/beeple-first-5000-days/beeple-b-1981-1/112924
3 月 11 日，著名加密艺术家 Beeple 的 NFT 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在佳士得以 6934 万美元的拍卖价成交。
2007年5月1日，数码艺术家迈克-温克尔曼(Mike Winkelmann，又名Beeple)于网上发表新作，然后在其后的13年半里，每一天都创作及上载一幅新的数码作品，并取名为《每一天》，如今更将这批独立作品组合成《每一天：前5000天》，成为加密艺术史上一幅独一无二的精彩力作。
这幅特别为佳士得创作的巨型数码拼贴作品，将以单一拍品专拍形式推出，于2月25日至3月11日期间与「First Open」拍卖同步进行。这场拍卖见证佳士得的两项创新之举，首先是成为首间利用有效保证艺术品真伪的独特非同质化代币形式推出纯加密作品的大型拍卖行，同时亦首次就此拍品同时接受标准付款方式和加密货币(是次拍卖接受以太币)。
佳士得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专家Noah Davis表示："佳士得从未拍卖过如此大型和如此重要的新媒体艺术品，Beeple的作品为藏家带来难得的机会，拥有由顶尖加密艺术家采用区块链科技创作的杰作。"
在《每一天：前5000天》中，Beeple将重复出现的主题及颜色组合，而每幅作品则按时序粗略排列，细看之下会发现抽象、奇幻、荒诞或怪异的图像，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或反映时事。重复的主题包括社会对技术的迷恋与恐惧；对财富的渴望与愤慨；以及美国近期的政治动荡。
"Beeple审视自己在Instagram发布的所有作品时，将其视作杜尚的现成艺术品"------专家Noah Davis
Beeple早期及后期的作品风格迥异，揭示他作为艺术家的重大转变。在项目开始之初，《每一天》只是一些平凡简单的绘画，但随着Beeple开始使用立体技术，作品开始加入抽象的主题、色彩、形态及重复的元素。过去五年中，作品更变得与时代息息相关，并对时事作出回应。
Beeple解释："现在我会从政治漫画家的角度审视作品。除了素描，我也使用最先进的立体绘图工具，以几乎实时的方式评论时事。"
"这是我的第一幅作品，是一幅吉姆叔叔(Jim)的画作，我昵称他为Uber Jay。如果早知道这幅作品最终会在佳士得拍卖，我一定会花多点时间把它画得更好！"
"这幅画很快便完成，大概只花了3分钟，当时是清晨5时，画完后我便驾车载着太太到医院分娩，诞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在一次食物中毒后创作这幅画，虽然只花了几分钟，但这个项目的意义绝非只在于某一天。"
"这是在2020年副总统辩论结束后，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完成的，当时有一只苍蝇意外地停在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的头上。我认为这幅画清楚展示出当中更深层次的含义。"
"这是在第5,000天创作的，包含了我在过去数年间探讨过的许多人物角色和主题，他们就像灵感缪思一样包围着在画画的小孩，呼应我刚开始这个项目的第一天。这个项目迄今的演变仍然令我惊讶不已。"
数码艺术的历史始于1960年代，但由于容易复制，因此一直几乎无法确定来源，也难以厘定其价值。
然而，最近推出的非同质化代币及区块链技术，让藏家及艺术家能核实数码艺术品的合法拥有人及真伪。《每一天：前5000天》将会由Beeple直接传送予买家，并附有独特的非同质化代币认证，以及无法伪冒的艺术家加密签名和独一无二的区块链识别印记。数码交易平台MakersPlace亦已为作品发出非同质化代币认证。
在加密艺术数据平台CryptoArt.io上，同样是Beeple的作品分列二三位（is video）。
图书馆革命
反智主义是一条长期以来盘踞在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线索，它背后是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民主意味着“我的无知和你的智识一样好”。
—— 艾萨克·阿西莫夫
智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为何在美国，智识本身及拥有智识的人屡屡遭到忌恨和怀疑？为何一部分美国人热衷于追捧自我奋斗的商业天才，而不信任政治精英？为何他们情愿接受煽动信息，却拒绝听从专家意见？
本书是解析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里程碑式著作，揭示出美国性格中的许多关键特征。它不仅从宗教、政治、商业、教育等方面追溯了美国生活中那些蔑视智识的人的思想根源和逻辑，而且试图说明知识分子作为民主社会的一股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及他们的使命何在。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
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世纪中期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主要作品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改革时代》（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1964）等。
图书馆革命
DeFi 应用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使得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在公链上提供的金融服务，这可以消除中介，降低用户的准入门槛。全世界大约有 17 亿人没有银行账户，但是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二拥有智能手机。DeFi 可以让用户不需要得到任何许可，也不需要在任何地方开户，就可以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包括借贷、储蓄和购买复杂的金融产品。
在 2021 年，你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听到 "DeFi" 这个词。DeFi 是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的简称。这是一类在公链上的应用，旨在创建无需中心化中介的金融服务。DeFi 描绘了这样一个愿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点对点金融活动。这个愿景需要长期的努力，但其终将改变世界。
然而，现在的 DeFi 也被认为是构建在以太坊上的无需许可的赌场。你可能听过人们谈论他们去年在 DeFi 上的疯狂收益，听说了许多仅通过抄袭就大获成功的项目，也听闻了一些爆雷的危险合约，但是你可能仍然不知道 DeFi 到底是什么，如何开始做一个 DeFi 项目。也许你想进入这个新领域分一杯羹，但却摸不准风险所在。很好，这篇简短的报告就是为你准备的。我就当你是五岁小孩，用尽可能简单易懂的话解释什么是 DeFi。欢迎你加入这场西部大开发。
比特币为个人提供了一个具有固定发行上限的、非主权的数字化价值存储系统，进而掀开了一场去中心化革命。但是，只有一种资产造不出一个稳健的金融系统，用户需要的是能够投资并获得回报的服务和产品。这就是 DeFi 的作用。DeFi 代表超越传统金融系统所需的基础设施，比如借贷平台和交易所。
DeFi 也表示金融去中心化。这是什么意思呢？DeFi 是一个广义的术语，指的是利用密码学货币或者区块链技术，解决传统金融系统中的问题的各种金融应用。
如今的金融体系（由银行、金融机构等组成）大多由中心化的数据库系统组成，到处都是寻租的中介、高额的手续费和乘火打劫（hold-ups）。而有了 DeFi，封闭的金融系统就可以转变为基于开源协议的开放金融经济，它更方便，中介更少，更透明。由于这些新的金融协议都用智能合约实现，所以它们既具备可编程性，又具备互操作性（因为这些协议在构建过程中使用了相似的技术标准，因而相互之间很容易通信）。
今天，大多数被称为 DeFi 的应用都是以代码的形式存在于区块链上，主要是在以太坊上。以太坊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开源分布式计算平台，可用于构建去中心化应用。有别于比特币，以太坊上不仅仅只支持简单的原生货币转账，它还可以很方便地构建复杂的去中心化应用。基于可编程性和互操作性，以太坊上实现了新型的金融工具，以及比现存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定制化的资产。
和很多公链一样，以太坊是一个允许众多实体持有其全部交易历史副本的数字账本，这意味着任何单一的、中心化的参与者都无法控制它。在传统金融体系中，DTCC（Depository Trust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是金融证券（即股票、债券等）的清算中心。而以太坊则充当了代币和智能合约的清算中心。目前，以太坊每天能清算数十亿笔交易，但却不需要一个像 DTCC 这样的中心化机构来确保交易的完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由人类把持的中心化系统通常会导致过长的交易清算时延，在降低用户对资金的控制能力的同时产生更高的费用。
DeFi 应用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使得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在公链上提供的金融服务，这可以消除中介，降低用户的准入门槛。全世界大约有 17 亿人没有银行账户，但是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二拥有智能手机。DeFi 可以让用户不需要得到任何许可，也不需要在任何地方开户，就可以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包括借贷、储蓄和购买复杂的金融产品。
在发达国家，你很难体会到融入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一个美国公民只要持有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走进任何一家摩根大通银行分行，就可以轻松地开立银行账户，获得抵押贷款，或者购买股票、债券等创富和保值的金融工具。然而，想象一下，如果你所在的地域、你的性别、你的受教育程度、你的政府或者其他一些不可控条件让你无法获得或者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金融服务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情况往往会阻碍个人和企业获得原始资本，因为资本高不可攀。但是，有了 DeFi，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这些基本金融服务。
DeFi 应用案例包括借贷、现货交易、衍生品交易、稳定币、资产管理、预测市场和创建合成资产。
随着 DeFi 行业的不断发展，Messari 为去中心化金融资产制定了一个定义。一种代币要想成为 "DeFi" 的一部分，就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下面分类介绍这些金融应用场景及对应的已经存在的应用。
DeFi 协议可以赋能用户借贷资产。目前所有的 DeFi 贷款都是超额抵押，这意味着用户必须提供超过他们借入资产总价值的担保品。这就像抵押贷款，个人抵押自己的房屋以获得贷款。使用 DeFi 协议，用户可以抵押各种资产以借得包括稳定币在内的其他密码学货币资产。当借款人的担保品价值与所借款项价值的比率降低到指定数值以下时，他们的担保品将被清算，以确保协议保持偿付能力。
著名的加密借贷平台：Maker、Aave、Compound。
去中心化交易所（DEX, Decentralized exchange）是一种允许任意两个相关方直接进行密码学货币交换的点对点交易市场。DEX 旨在解决中心化交易所固有的一些问题，如中心化的资产托管、地域限制和资产选择限制等。当前最流行的 DEX 采用的是自动做市商系统，而不是传统的订单簿系统。相比传统的撮合买单和卖单，在自动做市商系统中，用户可以将资金存入资金池中用于交易，根据池中两种资产的数量之比确定交易价格。这种 DEX 依靠用户提供流动性，可以为以太坊上的任意资产做市，并为交易者提供始终可用的流动性。
著名的去中心化交易所：Uniswap、1inch、Sushiswap、Curve、Kyber、0x。
稳定币是旨在与另一种资产保持价格稳定的密码学货币。这些代币可以与美元等法币、其他密码学货币或贵金属挂钩。这些代币的主要好处是价格稳定，这看起来虽然是废话，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多数密码学货币的价格都非常不稳定，这使得它们很难用于充当一般交易等价物。目前最流行的稳定币都与美元的价格锚定，稳定币的实现方式一般有三种：抵押法币（每笔发行的稳定币背后都有对应的法币存在银行账户中），抵押密码学货币（每笔发行的稳定币背后都有对应的密码学货币存在智能合约中）和算法（每笔发行的稳定币背后都有一套激励系统在支撑，以确保价格稳定在其目标价格附近）。除了价格稳定，稳定币还提供了一个无边界的支付系统，它比 SWIFT 等传统支付网络更快、更便宜、也更安全。
合成资产是模拟另一种资产价值的金融工具。实现价值模拟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一般都是用外部价格信息的输入机制（oracle）来确保资产的价格始终紧跟目标资产的价格。使用密码学资产可以创建无限可能的合成资产类型，而这些资产在以太坊等公链上存在意味着它们可以向全球的投资者开放。而在这些资产被创建之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参与全球金融市场。合成资产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的价值包括：更多样化的资本配置、对冲风险的机会，以及增加投资回报的工具。
传统金融学对金融衍生品的定义是，金融衍生品是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来源于某种标的物的表现。这种标的物可以是资产、指数或利率，其通常被简称为 "标的"。尽管到目前为止，相比其他 DeFi 协议，如借贷、交易所和稳定币，金融衍生品获得的关注仍然很有限，但是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交易量在 2020 年仍然增长了十倍。像 Synthetix、Yearn Finance 和 Hegic 这些平台已经帮金融衍生品在 DeFi 中正名了。
著名的期权和期货交易平台：Hegic、Opyn、Synthetix、Perpetual Protocol、Futureswap、Alpha Homora。
预测市场是对游戏、选举等事件结果进行下注的平台。市场价格反映了人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去中心化的预测市场和中心化的预测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公链上，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控制它们。这使得这些网络更灵活、更安全、更便宜、更开放、无需托管并且抗审查。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包括交易费用趋向于最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将趋向于零；任何人都可以交易和创建任意事件的预测市场；参与者不需要将资金存放到托管方；去中心化预测市场更能抗审查和腐败。迄今为止，预测市场在上述 DeFi 协议中获得的关注最少。
著名的去中心化预测市场：Augur、Gnosis、Polymarket。
2020 年被认为是机构开始购买比特币的元年，2021 年初 CME 推出以太坊期货，这显示了以太坊将获得机构额外关注的早期迹象。
这些迹象可能表明机构正走在从比特币开始，向以太坊进发，为最终走向 DeFi 热身。不只是我这样说，著名的区块链媒体 The Block 的数字资产发展战略专家组最近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小组讨论中，摩根士丹利数字资产市场部门负责人表示，"我想说的是，目前市场对【DeFi】有着极大兴趣的势头到 2021 年仍然会继续"，"我认为在整个 2021 到 2022 年期间，在 DeFi 目前这个阶段中出现的一些技术肯定会以某种更加规范的方式被使用"。虽然 DeFi 仍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但这些积极的评论都显示出市场正在走向成熟。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与比特币和以太坊这种很难用传统的金融模型分析的系统不同，许多 DeFi 代币可以被认为是资本资产，因而可以用传统的估值方法来分析这些资产的价值。投资者可以构建贴现现金流分析、可比公司分析和可比交易分析来评估这些资产的价值。基于熟悉的分析框架和统一的估值标准，DeFi 资产将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对 DeFi 来说，2021 年将是重要的一年。随着机构在 2020 年涉足比特币，DeFi 用户也达到了 120 万，该行业正蓄势待发。尽管与 DeFi 的交互风险大、操作复杂，用户增长因此受限，但是这些问题都会在 2021 年继续得到解决。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发者和用户加入 DeFi，使用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的障碍将会越来越少。我们在 DeFi 聚合器上将会有更友好的用户界面，提供更丰富易学的教育资源，这些都会吸引用户更广泛的参与 Defi，带来指数级的用户增长。
尽管这些新的金融协议都是试验性的，并且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是 DeFi 一直在构建能够落地的应用，并有望实现金融的平等化。虽然机构目前只研究了比特币和以太坊，但是他们终将接受 DeFi 的教育，并寄望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金融体系。一个去中心化的金融系统将会降低费用，提高效率，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将为目前得不到服务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提供金融服务。
每个 DeFi 分析师或投资者都依赖各种工具来了解 DeFi 生态系统、资产和整个加密市场的最新情况。我们的团队已经为每位加密市场分析师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
对于每位 DeFi 分析师、投资者或爱好者来说，（毫不谦虚地说）我们认为 Messari DeFi Screener 都是您必备的工具。基于我们的 DeFi 方法论，Screener 会为您提供 DeFi 生态最精准的信息展示。
阅读我们的一份季度评论，了解有关 DeFi 的更多信息。
（完）
原文链接: https://messari.io/article/explain-it-like-i-am-5-defi
作者: Ty Young, Mason Nystrom
翻译&校对: 戡乱 & 阿剑
图书馆革命
“太阳总有办法照到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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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AF），具有极高的观察、推理与共情能力。她坐在商店展示橱窗里，注视着街头路人以及前来浏览橱窗的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她始终期待着很快就会有人挑中她，不过，当这种永久改变境遇的可能性出现时，克拉拉却被提醒不要过分相信人类的诺言。
在《克拉拉与太阳》这部作品中，石黑一雄通过一位令人难忘的叙述者的视角，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探索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爱？
~
“你相信有‘人心’这回事吗？
我不仅仅是指那个器官，当然喽。
我说的是这个词的文学意义。
人心。你相信有这样东西吗？
某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
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5岁随父母移民英国。之前出版的八部作品为他赢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和英国布克奖在内的诸多重要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超过五十种文字。其中，《长日将尽》和《莫失莫忘》的英国版销量均逾百万册，并被翻拍成电影，广受赞誉。2018年，石黑一雄因其在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同时还是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和日本旭日重光章的受勋者。
图书馆革命
如果有人能被称作英国著名双面间谍金·菲尔比的苏联版本，那个人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两个克格勃特工的儿子，他在苏联最好的情报机构接受训练，1968年正式参与情报工作，后来成为苏联驻伦敦的情报站长。但从1973年起，他开始秘密为英国军情六处工作。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冷战逐渐走向终点，随着美苏两大强权之间的猜疑达到顶峰，世界一度濒临核战争爆发的边缘，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终帮助英方获取了关于苏联领导层战略思维的关键情报，并在幕后为苏联和英国关系的解冻作出了贡献。因为军情六处极力想维系与美国的信任关系，它向美国中央情报局透露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姓名，中央情报局因而痴迷于弄清英国这位最高级别情报提供者的身份。最终，他们的痴迷将戈尔季耶夫斯基逼上了绝路：被指派去调查戈尔季耶夫斯基身份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阿尔德里奇·埃姆斯，正是一名暗中为克格勃服务的线人。
通过揭露美国、英国和苏联三方互相扰乱的故事，戈尔季耶夫斯基戏剧化的生涯故事在他1985年从莫斯科逃亡时到达高潮。麦金泰尔的这部作品可能也是他最好的一部。
本·麦金泰尔（Ben Macintyre），历史学家，《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兼副主编，并且是该报在纽约、巴黎和华盛顿的通讯记者，曾被推选担任英国声望最高的纪实文学奖“塞缪尔·约翰逊奖”的评委会主席。其代表作有《代号“锯齿”》（Agent Zigzag）、《肉糜行动》（Operation Mincemeat）、《朋友圈内的间谍》（A Spy Among Friends ）和《痞子英雄》（Rogue Heroes ）等。他经常以自己广受好评的作品为基础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电视剧。
图书馆革命
（少儿不宜）
“当你无法选择，你也就不再为人了。”
《发条橙》是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代表作，入选《时代》周刊“英语小说百强”。该书以天才的想象力书写自由与强权的碰撞，一出版便震惊了世界，也催生库布里克的同名经典影片。
小说对青春迷失的写照，对自由意志的反思，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发条橙”也成为一个重要意象，写入流行文化。
这次新版的《发条橙》基于英国未删节版翻译而成，全新译本还原酣畅阅读体验。
阿历克斯是个无恶不作的街头少年。由于一桩人命案，他被逮捕，当局在他身上试验一种特殊手段，将他“改造”成一个一有暴力念头就会无比痛苦的人。只能行善，无力作恶，他丧失了选择善恶的能力，丧失了自由意志。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上了发条的橙子……
“青春总会过去，是啊。但青春只不过像是一头野兽，不，甚至都不像野兽，更像是街头随处可见的那些小玩具。锡制的小人儿，里面有发条，上劲机关露在外头，你咔嗒咔嗒咔嗒上好劲，一松手它就跑开了，仿佛是在走路，哦哥们儿。可它只会走直线，一头撞上东西，撞得砰砰响也不回头，它自己不可能停下。青春就像是这小小的发条机器。”
1917年生于曼彻斯特，就读于沙文略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从军六年，后在马来亚和文莱任教。“马来三部曲”成功后，1959年开始全职写作。代表作有《发条橙》《尘世权利》《恩德比全集》《莎士比亚传》《不似骄阳》《拿破仑交响曲》等。
图书馆革命
近日听闻国家电影局将对电影评分进行宏观调控，那可别忘了还有一家境外评分网站——IMDb（现在没有被墙，曾经被墙过，老影迷应该记得），没有审查的评分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Amazing China，评分1.4
评论一则
一不小心突开 Star:Jinping Xi，再See full bio（备份），大胆！
那IMDb上有没有禁片呢？必须有。我们来看一看颐和园。
总之，大家可以来IMDb进行评分交流。那IMDb还会不会被墙呢？我觉得很有可能。
图书馆革命
在豆瓣电影《无依之地》的讨论区中有这样一个帖子
最赞回应是下面这条，说明正常人都在默默点赞。
回复的评论太多就不截图了，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看。该用户自称左翼自由主义者，真乃勇士。
图书馆革命
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還是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曾命運曲折，經歷不同的坎坷，常處於困境中。
中國自春秋戰國時期便有「士」，他們具有強烈的責任感，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他們出謀獻策，儘管常得不到君主的賞識和重用，卻樹立了獨立的士風，在百家爭鳴中創建了各自的學說，造就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自秦統一中國後，經過二千多年封閉的皇權專制制度，中國讀書人經歷了曲折崎嶇的道路。及至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這封閉的社會打開了一個口子，現代知識分子經過西學東漸，受到啟蒙，有了新的觀念和思想。他們有強烈的愛國心，對各自的專業鞠躬盡瘁，著書立說，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為社會正義奔走吶喊，卻多數壯志難酬，命途多舛，頻頻陷入困境，甚至難保個人的獨立與尊嚴。
本書收集了資中筠先生自1980年寫的文章，捋清了傳統士大夫及當今知識分子的演變和異同，細述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道出了「啟蒙」前後，知識分子的思想精神、社會文化的轉變。現今教育普及、科技發達，但社會道德觀念、人民素質、文化修養卻似在逐漸倒退，近年「愛國」口號下所滋長的虛驕之氣和狹隘的排外情緒，更讓作者感到憂心。中國有「識」之士，是否正進入另一個困境？
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 1930年生於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於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從事民間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文革」期間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尼克遜訪華前，從幹校調回，參與接待工作。以後留在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七十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後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專業為國際政治與美國研究，旁涉中西歷史文化，近年來更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
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並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主要著作：《戰後美國外交史》(主編)、《二十世紀的美國》、《財富的責任和資本主義演變》、《認識世界，認識自己》、《資中筠自選集》(共五卷)、《蜉蝣天地話滄桑－資中筠九十自述》等。
图书馆革命
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余华
在溪镇人最初的印象里，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后来成了万亩荡和木器社的主人，他身上的谦卑和沉默依旧没有变。他的过去和一座谜一样的城联系在了一起，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他原本不属于这里，他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为了一个承诺他将自己连根拔起，漂泊至此。往后的日子，他见识过温暖赤诚的心，也见识过冰冷无情的血。最终他徒劳无获，但许多人的牵挂和眼泪都留在了他身上。
“文城在哪里？”
“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图书馆革命
多年來我們都在找一些獨有的東西來定義香港，這個夏天我們找到了。
2019年，香港人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香港人團結起來守護瀕危的我城，用自己的方法把香港放在世界的版圖上，運動發展到某階段香港人有一種自豪感，覺得香港人真是了不起，重新定義了香港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不是舊獅子山精神那種「自力更生」、「東方之珠」、「經濟城市」，而是新獅子山精神的「拆一掛十」，以強大的勇氣和韌性，在專制的銳實力最前線，頑抗。
2019年夏天的運動，從來就是個身份運動。「反送中」始終是在強調香港和內地（中國）的最大不同：人權和法治的保障，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不同的群體在沒有大台但面對強大暴力的情况下，各自戮力去想自己可以為香港做什麼。這種身份認同，不能由某個政權強加，未必有偉大的藍圖，卻是由在其中的香港人一點一點實踐出來的。
《反抗的共同體》詳述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的源起、過程與影響，擴及中共政權的因應、國際之間的角力（包括台灣），最終試圖逼近反抗運動如何形塑這一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進而長出一個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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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于当地时间2月28日（北京时间3月1日）举行。由华人女导演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摘得剧情类最佳电影大奖，赵婷本人也获得最佳导演奖。她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中国/亚裔女性，也成为了继芭芭拉·史翠珊之后第二个获该奖项的女导演。
赵婷通过远程视频连线领奖，感谢了《无依之地》全剧组成员，再次分享了这部电影的创作主题——同情心、同理心能打破人们之间的障碍，是所有人心灵相通的纽带，“致每一个走上艰难而美丽的旅程的人：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说前路见。”
《无依之地》去年已经拿到威尼斯最佳影片金狮奖等荣誉，本片根据2017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主角是一位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失去所有的女人，她决定开始一段穿越美国西部的旅程，成了一位居住在货车里的现代游牧民。女主角的扮演者，是两年前凭借《三块广告牌》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科恩嫂”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
不知道有多少网友已经看过了，咱找个时间另开一帖请大家专门分享一下观后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为了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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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me/douban_read/46831
突发：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疑似被捕。前不久，他质疑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在互联网引发了热议。
related:平台内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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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lnow.com/post/603b0d9873b28e5a728746ad
作者：张依依
“我们将在灰色的地带中，寻求黑暗的公正”。
这是一个寻常的工作日。阿洛所在的告警群里一如往常，不断发布着消息。在这家互联网公司里，自动化监控程序昼夜不停地监控着系统的运行，一旦性能超标，比如 CPU（中央处理器）利用率达到 90%，就会触发告警。
突然，告警记录里刷出了一位同事猝死的消息，死因是结肠癌晚期。讣告夹在告警记录里，显得很扎眼，但很快就被刷了上去。在大一点的企业，每天的告警记录可能有几百条，新的消息覆盖掉旧的。看到的人也没有精力想太多，他们还要赶着去处理新的告警，不然就会被处罚。
再后来，不到一星期，连那个人是谁大家也记不太清了。"感觉人命就像一条系统告警记录一样，很快就没了。这就是我对企业的感觉。"阿洛说。他在这家公司里从事和 IT 相关的工作。
在国内某"大厂"做开发的两年，吴敏也在公司楼下见过救护车。他不知道带走的具体是谁，公司内也不允许谈论。他只知道，一位同事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夜里两点下班，早上七点上班，动不动就睡公司，最后得到了通报表扬。"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价值观不对。"
2019 年 3 月，这种对互联网企业的积怨集中爆发出来。一名刚毕业不久，初体验到 996 工作制的年轻程序员注册了域名 996.ICU ，将大厂的奋斗文化与个人的健康代价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工作 996，生病 ICU"。
图片：unsplash
短短数日之内，这个口号演化成为 2019 年一场极具声量的浪潮。同为 IT 从业者的阿洛和吴敏，都成了这场浪潮的参与者。
在互联网行业内，超时加班的情况已经不是秘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它变成明面上的制度，大举推行。
一位小米员工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透露，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常态化的加班状态，"对于996，虽然内心是拒绝的，我的身体和脑细胞是反应不过来的，到那个点，真的困得不行。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应该的。"
996.ICU 出现的同一年，发生了数起与 996 制度相关的事件。 2019 年 1 月，杭州电商公司有赞在公司年会宣布执行 996 工作制； 3 月，京东内部有员工曝出将实行分部门 996 或 995 工作制。
996.ICU 的网页上指出， 996 工作制违反现行的《劳动法》以及《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996 工作制下，只有拿到当前工资的 2.275 倍，才在经济账上不吃亏；而即便钱给到位，每周 72 小时的工作量也远超《劳动法》规定的每周 48 小时的上限。
网站末尾写道，"Developers' lives matter"（程序员的命也是命）。
2019 年 3 月 26 日，网站上线没几天，全球程序员聚集的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上，出现了一个同名的代码仓库。一般来讲，开发者会使用这些仓库来储存某一特定软件项目的代码文件，文本和图像。
这个名为 996.ICU 的仓库在出现后迅速获得巨大关注，两天内获得了 5 万个标星，登上 GitHub 趋势热榜第一。该仓库的出现极大推动了反 996 的扩散，也让它真正从一个口号演化成一系列行动。
与网站的静态信息不同， GitHub 更像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广场。旁观者不仅可以给仓库点赞表示支持，也可以参与进来，修订或添加内容。然后经仓库主的合并通过，逐渐丰富原本的仓库；或是在原本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开启更多旁支的仓库。在这里，所有的更改都会被记录留存。
参与者 Xokctach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仅 3 月 27 号一天，项目就收到 50 多个合并请求，包括修改笔误、添加新内容、将中文内容翻译成多国语言等；次日，996.ICU 新增了一个"曝光 996 公司及部门"的投票功能，并延展出两个关联项目：996 公司黑名单和 955 公司白名单。
与此同时，人们涌入各类社交平台，建立以 996.ICU 为名的群组，分享彼此境遇，吐槽或是互相支招。开发人员用于团队协作的办公软件 Slack ，也被志愿者使用起来，商讨下一步计划。
大家最初想象过很多方法，希望让 996.ICU 的概念留在公众话语里，并拥有长久的影响力。
比如，有人提出要在某一天，将社交媒体账号集体换成 996.ICU 的头像；有人打算制作一套表情包和 meme 发布到微信商城；有人则想要在微博、B 站这样更主流的平台上做宣传，或是像饭圈一样集资买公交地铁站广告；也有人想要做一个游戏，让程序员可以为自己打工，游戏的名字就叫做："程序员不能死！"
图片：996TSC 主页
这些想法大多停留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阶段，但也有一些受到广泛支持的想法，衍生成 996.ICU 的子项目，真正尝试反制 996 加班制度。
其中最出名的项目之一就是"反 996 许可证"------简单的理解是，当一个开源项目将"反 996 许可证"加入自己的授权协议，任何想要使用该项目的公司都将需要遵守这个协议。这利用了开源社区的特性，意味着加入该协议的项目越多越普及，它对企业就越具有约束性。
就是在这时，此前一直在旁观察 996.ICU 运动的 Suji Yan 正式参与到其中。他的妻子，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法学博士 Katt Gu 为"反 996 许可证"起草了授权协议。
在 Suji 看来，到这个阶段，因为 996.ICU 而聚拢的这些人之间已经形成某种自治的机制。
有别于传统的组织形式，它没有一个领头者或中心负责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协作，提交意见。至于是否合并意见，则由仓库主和志愿者通过"民意"投票决定。
Suji 告诉全现在，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一个账号提出修订意见，想将字节跳动从企业黑名单上去除，并列出自己的一系列论据。此举引发了很多人的反驳，最终合并失败。"就是一人一票的投票，结果就把他给干死了，跟雅典公民大会上的陶片放逐制似的。"
2019 年 4 月 11 日，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会中谈及 996 ，表示"今天中国 BAT（百度、阿里、腾讯）这些公司能够 996 ，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这句话使得原本势头有所消减的反 996 运动，重新被推向新的舆论高点。在知乎的相关讨论中，有人称，所谓 996 ，其实是对人的物化，是"把人当机器"，"现代人很大的痛苦就在于'自我物化'而不自知"。亦有人截屏指出， 2017 年马云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的是，"我后悔终日忙工作，根本没时间陪陪家人，要是能再活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
在接下来的五四青年节，主张用线下行动抗议 996 工作制的项目小组 996action，组织了一场行为艺术式的线下活动------以挂号信的方式给马云寄送劳动法。
小组的 GitHub 页面显示，活动收到百余张寄送劳动法的照片，其中有一个人直接将一本劳动法贴到了蚂蚁金服办公大楼的玻璃上。
同一时间，成员们又发起了对各地人社局的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劳动保障部门日常军事检察的年度计划、举报投诉渠道、承办案件的统计表，以及 996icu 行动发酵至今劳动部门的应对。
但始终，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是松散的，人们可以迅速地聚在一起，也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而迅速散开。
图片：996action
2019 年 5 月，中美贸易战起，对加班文化的同仇敌忾，逐渐淹没在更大的舆论浪潮之中。
或许也因此，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最初的仓库主 996icu 消失了。
仓库记录停留在 2019 年 10 月 20 日， 996icu 合并了一个修订请求，将大连赢海科技有限公司加入企业黑名单，并附加了三张内部群截图。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尽管还有人不懈地提交新的修改，提交企业强制加班的证据，但它们都只能停留在请求阶段。仓库已经废弃，空留下一个场地。
关于 996icu 消失的原因说法不一。"盗号的可能性不大。"阿洛对全现在分析，" GitHub 我们（程序员）不会随便扔的，就算是密码丢了我们也能找回来。从技术人的角度，如果账户都不上，只能是人出事了。我们是这么猜测的。"
除此之外，群内最初的几名核心成员，包括 996action 行动的几个组织者也全部"失踪"------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换了账号，也可能是不再参与，彻底退出，总之已经不再活跃。阿洛尝试沟通过其中几个人，有一个提醒他，不要问，不要打听，然后就再也没有上线了。
尽管得到了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正面评价，但和组织者们一开始的乐观想象不同，反 996 运动并没有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2019 年 4 月，996.ICU 的网页和 GitHub 主页一度被部分浏览器屏蔽，无法访问，且显示"存在违法信息"或"扫黄打非机关提示"。同一时间，阿洛表示，被 996 内部称为星火群的 QQ 群悉数遭到封群。
组织寄送劳动法的活动中，志愿者也发现，很难在微博上发起话题。知乎、贴吧上的相关讨论也会很快遭到删除。
而 GitHub 仓库的 issue 区，则早在当年 3 月 29 日、996ICU 的话题热度最高的时候，就因为"讨论失控"被仓库主主动关闭。关闭前，仓库的 issue 数量已经超过十万条。
这一切都阻止了反 996 讨论的蔓延；线下行动也很快陷入困境，进一步消磨了参与者的热情。
申请信息公开涉及到繁琐的程序，志愿者查条例，寄资料，收文件，电话沟通，前后花费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2019 年 11 月，996action 的主要参与者"鬼柒"在自己的豆瓣上公布行动的阶段性结果。江苏苏州直接回复了绝大部分申请公开的信息，包括关键的年度计划、投诉渠道和案件统计；江苏南京和浙江杭州两地，则在一轮行政复议之后，在法院的要求下给出 2017 和 2018 年度的劳动监察案件统计表；广东深圳维持原答复，不公开案件统计数据；而四川成都人社局没有公开任何信息，将其均视为"内部管理信息"，不予提供。
2019 年的 5 月 20 日，志愿者提交了针对成都人社局关于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
在鬼柒上述的豆瓣文章中，针对这起诉讼的描述是，"目前还在沟通阶段"。在这之后， 996action 的仓库和鬼柒的豆瓣账号都停止了更新。
根据阿洛的描述，这起诉讼最终在漫长的等待中慢慢没有了下文。
"实际上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以第一波运动组织者为主的人，相信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渠道争取自己的权益；还有一部分则持保留看法，一直留守在 Discord 和 GitHub上。"阿洛说。
Discord 原本是游戏玩家之间常用的即时通讯平台。和 996.ICU 的 Slack 群组几乎在同时组建。相比之下，它的匿名性更高，但也更加冷门，留守于此的人多是在隐私安全上有更大的顾虑。
阿洛就属于后者。2019 年的时候，他面对的是需要对抗自己所在公司推广 996 的现实，所以没有参与当时的活动，只是闲暇时在一旁观察。
但随着第一波行动陷入困境，那些留守在暗处的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将数据进行备份，设置多个资源点，防止文档被查封，资料丢失。一面继续记录企业劣迹行为，将黑名单逐渐扩大。到了 2020 年，第一波偃旗息鼓之时，第二波行动已经具备了雏形。
"他们是给我们踩地雷的。"阿洛说，"暂且称第一年的运动为，堂吉诃德计划。"
虽然同样生发于 996.ICU 的概念，但第二波的组织者完全转变了思路。他们不再试图向企业施压或是向政府部门求助，以停止过度加班的现象，而是希望通过记录企业劣迹来帮助求职者避雷。
他们也意识到， 996 只是手段之一。事实上，在 996 的概念之后，又前赴后继地出现了 007、715 等说法。 2020 年 9 月，餐饮集团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996 算个啥，我们是' 715 、白加黑'，我们就是这么拼，经常是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5 小时，白天加晚上，夜里还总开会。"
在如今的黑名单档案中，996 被归纳到流氓企业行为标签的"恶性加班"之中。除此之外，还有就业欺诈、恶意欠薪、职场 PUA、变相裁员、年龄歧视、员工自杀等 15 种标签。
黑名单也不再局限于互联网企业，而是扩大到一切行业内涉嫌违反劳动法，恶意压榨员工的行为。
这回应了反 996 运动曾遭到的质疑------2019 年 996.ICU 占据网络头条之时，有一些批评指出，相比于全年无休的普通劳工，程序员的条件已经很好，而且收入明显更高，"你们写代码才 996 就闹腾，太娇嫩了"。
这也是网络讨论的一个常见走向，对于 996 的声讨或许最终演化成一场比谁更辛苦，更值得同情的"比惨大会"。
2020 年 9 月，沉寂已久的 GitHub 仓库里，出现了一篇名为" 996icu 运动仍在继续"的文章。里面写道，不希望 IT 人员成为一种特权群体，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特有的技术手段，来为所有的维权者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将在灰色的地带中，寻求黑暗的公正"。
图片：谷雨数据
第二波行动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放到记录企业劣迹行为上。
这之中一部分是通过网络爬虫，自动抓取网络上记录下的信息，包括媒体报道、论坛上的个人求助和曝光等；一部分来自参与者主动提供的信息。
这些信息都被审核上传，并在必要时进行脱敏。"比如有些同胞会把公司内部聊天软件截图发出来，其实那些软件的聊天背景都是加了特殊噪音的，经过处理之后能显示截图者的工号。"吴敏对全现在解释。
大部分企业并不会将强制加班放在明面上，所以很多爆料者拿出的证据都是内部群截图或会议录音。"有些用拍照的方式甚至都去不掉，用特殊的解码方式可以把混入的噪音给还原出来，相当于他们有自己的密码本。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去识别，去噪，再保存。"
"听说隔壁节点的大佬还会写假的水印进去，够损的。"阿洛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个歪嘴笑的表情。
在他们看来，这是 996.ICU 的特殊优势。针对员工的风控技术就是 IT 人员研究的，所以不论出现什么新的手段，都立刻会有反制的方法。"大家都是韭菜， IT 人还是比较团结的。"阿洛说。
相比于 2019 年的高调，第二波的行动要隐秘得多。以至于网络上的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个名噪一时的话题
在仓库主消失之后，GitHub 上的企业黑名单再也无法更新。新的企业黑名单入口被放在了 Slack 和 Discord 的群组里，只能通过他们编写的自动回复机器人 bot 进行查询。
在 Slack 查询群中，输入 @福报+查询+公司关键词，就会跳出数据库中针对该公司的记录。
此前，该名单曾以线上文档的形式流传过一段时间，但遭到举报，链接失效；也有组织者发现，"有 HR 下载文件挂公众号钓鱼，有人加了群发现是老板在蹲着"，于是文档在群内也不再公开。入口一步步被缩窄到今天的形态。
截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996.ICU 的 Discord 节点能查询到的公开记录，包含来自国内 25 个地区 2525 家企业的信息。
群公告中，提示使用者不要用国内社交平台分享群内数据和链接，以及，讨论企业黑名单不要上升到政治和阶级层面。
每当有成员退出，bot 就会发一条信息，"XXX 再见，愿天堂没有福报"。
阿洛表示， Slack 和 Discord 只是第二波行动中的两个公开访问节点，还有大量信息没有开放查询，也无法被国内通用的审查途径搜索到。它们被分散在不同的节点，作为资料备份在闲置的硬盘中，节点之间互相作为备份，一旦感到必要就归档备份，然后删除清理痕迹。
各个节点有不同的负责人，彼此互相帮忙，但谁也不知道负责的是谁，"我们不会去打听，也不会去找其他的资源点。防止被一窝端。"
他转达其中一位负责人的话，"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全现在和阿洛的对话在 Discord 的一个临时频道进行，对话的最后，阿洛提到自己生了重病，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做这些事情，也是想留下一些东西"。
随后，频道被即刻关闭删除。阿洛也更换了 ID ，消失在茫茫群组之中。
时至今日，996.ICU 的仓库仍以 25.5 万多标星，占据整个 GitHub 网站的总榜第二。
2019 年的运动爆发一两个月之后，有人在 Slack 群里表示，这次行动让自己的公司脱离了 996， 996.ICU 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很快就有人指出，很多公司只是给加班换了个外壳，"他们开始实行敏捷开发了，给你的任务，你做不完就只能自己加班，这算不算一种强制加班呢？"
互联网企业的负面新闻仍层出不穷。
2019 年 11 月，网易的一名游戏策划爆料，称自己在身患绝症之后，被暴力裁员，之后网易发布说明致歉，表示确实存在粗暴、不近人情的行为；差不多同一时间，多家媒体发布报道，华为前员工李洪元在离职后被起诉敲诈勒索，最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释放前已被羁押 251 天，最终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给予其国家赔偿。
而企业也反过来，对求职者建立了黑名单。
上海的《劳动报》曾报道，京东、腾讯、百度、沃尔玛中国、美团点评在内的 37 家企业组成阳光诚信联盟，企业之间共享"用人黑名单"，录入之后去其中任何一家求职，都会被拒绝。
早在 2019 年 4 月，浙江人社部门就提出，将推进人社信用体系建设，届时频繁跳槽等行为或将影响个人信用分。《南方都市报》则报道，今年 2 月，嘉兴公布首个"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维权者的姓名、肖像、性别、地址都被披露出来。
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巨大的资源和权力差距下，绕开"坏企业"的想法也罩着一层过于理想主义的光环。
"所有工厂都是坏的话，你去哪儿？" Suji 说。在整个反 996 运动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实名的参与者。他现在独立创业，因而也不受到任何公司管理层面的牵制，但除他以外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无法承担这个代价。
图片：视觉中国
在国内做了五年开发后，有了家庭和孩子的吴敏选择离开中国。现在，他每周的工时是 30 个小时，每天九点半工作到下午五点，老板几乎不让加班。
除了工作时长，他感到这里和国内最大的不同是整个行业对一线开发的态度。"这里四五十岁一直做一线的大有人在。上周我们就招了个乌克兰老哥，一看简历都 43 岁了，入职之后乐呵呵地干活，我们会觉得年龄大的很靠谱和稳妥。但在国内，他们会觉得 30 多岁的人有各种羁绊，不能做到说出差就出差，说通宵就通宵。刚毕业的年轻人都是租房，可以随时变动工作地点......"
以至于 35 岁成为一道职业"分水岭"。不仅许多企业将 35 岁视为招聘的年龄上限，35 岁以上的员工也担心遭遇以各种理由为名的"优化"裁员。每日人物曾探讨过这种焦虑，一位零售从业者引用前同事的一句话，"到我这个年纪（ 39 岁），体力、精力都跟不上，加班拼不过人家，迟早要被换掉。"
很多人和吴敏一样，在发现无法改变现状后，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996.ICU 子项目之一 996.Leave ，就是通过在海外就业的 IT 工程师，专门为国内想离开 996 环境的人介绍工作。这个项目获得了 4000 多的标星，直到现在仍然在运转和更新。
在程序员论坛 V2EX 上，围绕 996.ICU 的讨论仍会时不时出现。一些人对运动的结果表示失望，感到无论是全网声讨还是官媒的批评都没能带来企业的改变，反而让更多小公司跟风学起 996 的管理模式。
一位名为@songhui4123 的网友则认为： 996icu 是成功的。它引发了程序员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在此之前，甚至很少有程序员思考 996 的合理与否，认为那就是奋斗，那就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Suji 抱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反 996 运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程序员过去十年所沉浸的幻觉已经破灭了，大家意识到自己和其他的工人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论文《 996.ICU------自由与开源软件运动的延续以及数据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劳动》中写道，996.ICU 运动的本质，就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自发的、跨国的，基于互联网和各种新技术构建的平台上的"工人运动"。
只不过，他们搭建的是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这个世界正在取代物理世界，变得愈发庞大和复杂。作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 IT 人员本可以有更大的话语权，却被圈养起来，编写将所有人卷入系统的程序。而反 996 运动就是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
"这个事情好玩的点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赛博化最快的国家，工程师里的一些人点燃了反抗的火种，虽然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反抗一些什么。" Suji 表示。
有些人反抗的是加班，有些人反抗的是加班没有给够钱......达到自己的目的后，一些人退出了。但只要还有人留下来，运动就会继续下去，因为 GitHub 的协作本身就是可分叉的，总会有人接手继续贡献。
阿洛所参与的第二波行动似乎就是一个印证。
如今互联网公司对开源社区的高度依赖，让他们无法像对 996.ICU 所做的那样，将 GitHub 一禁了之。但即便如此，在 2019 年 4 月， 996.ICU 被众多国产浏览器屏蔽之时，许多人还是对此产生了担忧。同年 4 月 24 日，微软与 GitHub 的员工发起一封联名请愿，向微软施压，保持 996.ICU GitHub 仓库不被删改并且可供所有人使用。
Suji 对反 996 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相信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对此发出挑战。他有一个预测，在一两年之内会出现一个支持平台合作主义的公司，让程序员通过完全开放协作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大厂为王"的网络体制。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很多"平台合作社" APP。比如 La`Zooz ，由以色列开发者发起的一个去中心化、社群共有、使用加密货币的拼车服务；还有创办于美国旧金山的 Loconomics ，一个对接本地服务需求和供给的 APP。
在 Loconomics 上，所有的服务提供者都被称作"所有者"，他们共同拥有这家公司，可以选举合作社理事会，共同进行决策。至于经营产生的利润，也不再只归于企业金字塔尖的少数人，而是根据"所有者"的贡献进行分配。
（文内的阿洛、吴敏均为化名）
图书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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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达恩顿是闻名遐迩的新⽂化史研究专家，始终致⼒于书籍史和⽂化史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品《屠猫狂欢》被奉为标志着新⽂化史理论和研究⽅法⽇臻成熟的经典之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达恩顿时隔⼋年推出的最新英⽂作品，也是中⽂世界时隔⼋年再次推出达恩顿的新作。这本书可谓是达恩顿书籍史研究的集⼤成之作，是⼀部真正结合了书籍、⼈物和思想的社会⽂化史。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以一位图书销售代表1778年的环法之旅为主线，用浸入式写作带读者亲历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感受出版业的激烈竞争和大众高涨的阅读热情。作者达恩顿利用丰富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材料让法国大革命前的图书世界重焕生机。在这里，书商们为了实现销售在乡镇奔走，贸易路线受政令影响不断改变，关于图书需求的情报飞速流转。他们把满族读者的需求当作生意努力经营，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为一场革命做准备。
罗伯特·达恩顿钻研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半个世纪，对旅行日志、银行账目、书信往来等各种史料做了精细的文本分析。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达恩顿通过对众多城市和人物故事的娓娓道来，将启蒙运动、大众阅读与近代贸易结合，描绘了塑造今日世界的革命性变革酝酿之时的历史微观图景。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英文版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推荐。新文化史的开拓者林恩·亨特（Lynn Hunt）称赞到：“只有⼀位故事⼤师（达恩顿）才能为18世纪的书籍世界注⼊如此鲜活的⽣命。”耶鲁大学教授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更称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创造了“⼀种思想的社会史”，是“这个时代乃⾄任何时代最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之⼀”。本书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高毅领衔翻译。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新文化史大家、书籍史权威、《屠猫狂欢》作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最新作品。
故事围绕⼀位来自瑞士的图书销售代表展开。1778年夏日的⼀天，29岁的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动身上马，开启了⼀趟环绕大半个法国的公务旅行。他受雇于纳沙泰尔出版社，任务是拜访沿途书店，推销书籍、查收账目、安排货运、调查市场。在历时五个多月的行程中，他翻越汝拉山脉，沿罗讷河直抵地中海，横穿法国中部地区，途径里昂、马赛、图卢兹等重要城镇。法瓦尔热详细记录了沿途经历。这份珍贵的旅行日志无异于⼀场18世纪法国外省出版市场及图书贸易的导览。与它同样完好⽆缺地保存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的，还有上千份内容翔实的信件、银⾏账⽬、交易记录，涉及出版业有关的各⾊⼈群。罗伯特·达恩顿充分利⽤这批宝藏，在本书中描绘了⼀个处于历史重要关头的，⼈物鲜活、⽣机勃勃的图书世界。达恩顿⽤精彩的浸⼊式书写带读者走进图书贸易的哥哥环节，并亲历竞争激烈且秩序混乱的18世纪图书世界。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是什么书籍？这些图书怎样到达读者手中？通过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为读者铺陈了变革前夕法国社会阅读和基层人民生活的全景画卷，以及塑造今日世界的革命性变革酝酿之时的历史微观图景。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著名文化史专家、书籍史权威，哈佛大学图书馆荣誉馆长、哈佛⼤学
荣誉教授。1939年⽣于纽约，196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99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代表著作有《屠猫狂欢》（1979年获美国历史学会Leo Gershoy奖）、《启蒙运动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995年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旧制度时期的地下⽂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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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一语出自韩国的劳动者和抗争者全泰壹，1970年11月13日在汉城东大门市场抱着《劳动基准法》自焚而死。他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这样就可以有人教他读字学法律了。泰州外卖员讨薪自焚事件发生后，结绳志x社会学会社与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研究员小法师，以及外卖骑手的田野员小伙伴一碗饭，一起进行了一场线上讨论。希望从骑手的劳动经验出发，一起理解外卖骑手的劳动环境和劳动关系，再从劳动法等系统的褶皱里找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
第一篇：与系统周旋：关于骑手劳动过程的田野观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①
本期主讲为在华东某地外卖站点做田野调查的一碗饭，她主要梳理了外卖平台的用工管理逻辑，并且分享了一系列针对骑手劳动过程的观察。通过“吸单”、“团队抢单”、修改“系统记忆”等具体的例子，一碗饭讲述了骑手与算法系统和平台站长之间的微妙又复杂的角逐过程，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这场数据至上的人机游戏之下，骑手是如何自愿放弃劳动保障，甘愿承担潜在风险。对于这样一种劳动困境，一碗饭也提出了一些思考和追问：例如“弱契约”之下骑手自组织空间的可能性，基于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劳动保障机制如何被弱化，外卖服务劳动何以成为更稳定的、具有社会性劳动意义的存在……
第二篇：被绕开的劳动法：外卖平台发展史与骑手劳动关系的变迁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②
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以下简称“义联”）连续几年发布了对外卖骑手职业伤害的调查报告，小法师作为义联的工作人员，从近两年的调查数据入手，介绍了外卖骑手的一些基本情况。此外，她还回顾了从外卖行业在国内兴起到现在，平台用工模式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卖骑手劳动境况的改变，从劳动关系的角度，为我们理解骑手的孤注一掷之举提供了一种角度。
第三篇：平台内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③
本期主讲为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盟主同我们分享了他的外卖配送工作经历：从2009年开始在电话订餐的参观送外卖、到2012年自己做网站订餐、到经历外卖平台间激烈的“补贴战”、再到2018年开始跑众包……从多年相关工作的经历感受出发，盟主谈到了骑手劳动的种种细节，尤其是在行业大背景下所面对的各种困难与需求。盟主还介绍了骑手互助、交流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本篇的后半部分记录了讨论会的问答环节，围绕的核心议题包括：外卖工作的灵活与平台严格管控间的张力、外卖员对“自由”的诉求与理解、骑手们的情绪劳动与损耗等等。
注：前两篇相对比较专业，在此仅转载第三篇。
**主持人：**盟主可以简单地从你的角度讲一下，从你最早给餐馆送外卖的历史开始，后面怎么开始做了一段专送，到现在做众包？你体会到的大家现在最核心的几个诉求是什么？你的公众号之前写了不少大家很关心的保险到底怎么交、讨薪到底要怎么讨等问题，其实也跟我们今天一开头讲到的泰州骑手的事情相关。你也可以讲一讲对我们的展望，在你们的诉求可能（实现的）办法不多的时候，你会希望社会起到一些怎样的作用？
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问答，我觉得也会有很多问题是给你的。你不妨先讲一讲我刚才所说的自己接触外卖行业的历史，讲一下你们可能最不满的问题以及诉求，像工伤、像保险、像讨薪、像觉得平台可能单方面修改的条例。讲完你们的不满和诉求之后，可以讲一讲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些什么，或者社会可以多提供一些什么。
**盟主：**我是2009年的时候开始送外卖。2007年来了北京，那时候我给一个亲戚看工地，后来他因为家庭的原因回去了，我也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再进那个公司了。2009年我在上海，想着说送外卖也还不错，于是阴差阳错地，找了一个餐厅给他们送外卖。因为我工作能力比较突出，人比较善良，对工作也比较负责，所以也较为受老板的赏识。
那个时候就是电话订餐，早上我们会去发传单。有人打电话订餐，我们就给送过去。那时候相对现在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现在这会儿稍微好一点，因为那时候五险一金这些肯定是没有的，当然罚钱就没有那么多要求。那时工资第一个月是1200块钱，然后第二个月就直接给我涨到1800了。给我开1800其实赶上厨师的工资了，因为我工作能力跟业务能力特别突出。在那干了一年多，由于我不是特别认同老板对顾客的这个理念，后来就没干。
接着，我2011年5月份开始做外卖。做外卖也是找了两个送餐的，找的小时工。我给小时工提供了电动车和对讲机，给了100块钱零钱。结果他送餐收了200块钱，电动车骑走了，对讲机拿走了。我当时是崩溃的，我还拿对讲机一直叫叫叫，让他回答。后来做得也不是特别好，做了几个月，到2011年年底，基本上就是跟挣个工资差不多，也没挣到什么钱。
到2012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做网易订餐的，专门往写字楼送餐，他们专门为一个写字楼建了一个订餐网址，那个网址上面有个两三家餐厅。我也是因为跟这家网站对顾客的一些理念不相符合，我一想干脆自己做个网址算了，于是我找人做了个网址，也是这样做了一年多。到2013年的时候，饿了么先进入了北京市场，后来是美团，再后来是百度。我一直住外面，中间也开过其他小店，倒也还不错。
2015年的时候不是有315嘛，曝光外面一些黑作坊啥的，当时那时候我没看电视，也就没知道这件事。后来正好有个比较大的一个酒楼转让，我就把它接下来了。接下来后也是一直都是搞外卖的，自己雇的外卖员。因为我给送餐员开的工资相对比较高，相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是更高的，所以我招人也比较好招。刚开始的时候，美团或者百度都没有"自配送"，说也就是说物流是商家自行负责。因为我招配送员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就占了先机。那时候不是说外卖没人点，而是说你能不能把它送出去，因为时间长的话送过去顾客是不要的。有的是线下收钱，那个时候线上还不是像现在这么普及，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线上支付的。当时是送过去再给钱，只要你能送过去的话，基本上订单是很多的，生意是非常好的。
后来就遇到美团跟饿了么打补贴战。之前我因为配送人员比较多，那段时间挣了很多钱。那时候我就说过，这外卖平台现在为你花的每一分钱，早晚有一天它得再吃回去，确实是如我所言。即使我知道这样，我还是得陷进去了，没办法。这东西就是，知道早晚会有这种结果，你还是得跟着上。大势所趋，谁都挡不住，没办法。
就这样做了好几年外卖，加上一个餐厅，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从2015年到2018年的分利息付了差不多40万。最困难的时候还拿过高利贷，10万块钱吧，一个月是一万五，我刚好用了两个月。然后有20万是一个月7000，我用了两年。不付利息，我一个月7000付了多长时间。但是没办法，那时候因为有流动资金，你开着店，你这利息不付的话，人家可能会来店里搞乱啥的，这是没办法的事，不像现在一样。后来这个钱后来还是还了，我店转出去就还了，但是店转了40万。
2018年的时候就坚持不下去了，中间也换了很多项目。后来店盘出去了后，就闲了一两个月，也是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因为没有事情做的话，整个人是很迷茫的。那也得生活对不对，还有房租啊这些，这跟以前开店不一样。我以前那些员工都出去自己送外卖了，跑众包，那我正好也就加入了。2018年冬天的时候，出了一次交通事故，在医院躺了7天，后来慢慢因为交通事故想认识更多的人，现在就认识这么多人，然后就走到现在了。
这个就是我大概的在外卖行业的一个经历。在外卖行业里，经历从商家到骑手的一个角度。加上跟有些兄弟聊天，接触下来，基本上这里面的很多东西吧，我差不多都弄得明明白白的了。你们有什么要问我的，你们就问。
**主持人：**盟主，你觉得现在，或者说这几年的变迁里，大家的诉求，或者大家觉得最不满的都是哪些点？有哪些大家不满的点，在这两年里可能会激化？
能不能也点一下题，谈一谈像泰州骑手讨薪的这个事情。因为他是专送骑手，理论上是受劳动合同保障的，但为什么最后选择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盟主：**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和他个人的原因有关，他个人的情绪控制能力占了很大的原因。这东西不是你想干你就能干的。你想干你敢干吗？谁敢干我都不敢，是不是？想干的事情多了，不是想就可以去做。
还有咱们法律制度也是导致送餐员自焚讨薪的一个原因吧。其实我觉得讨薪真的很困难，我们小法师老师也知道，他要走法律程序的话，是要很长的时间，不是说一下就能把钱要回来的。其实我觉得可以把法律稍微改一下，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企业又不是没有支付能力，尽快支付了不就完事了。非得要等到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甚至要两年。欠钱就是欠钱，欠他工资就欠他工资，为什么非得要走很多繁琐的程序，外卖员他等着用钱。这钱拿不到，所以他着急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其实美团或者饿了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可以用那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剥削和压榨我们，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痛苦，也很纠结，肯定也很难过。因为对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太那什么了。
你看像配送价格，一般他减我们一毛钱两毛钱，根本就没人感觉出来，但是一天下来，他就能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眨个眼睛的事，他稍微在后台动一下手，动一下数据。美团我记得是哪年来着，说他们的订单量已经是仅次于阿里巴巴了，是3000万单。如果一单少一毛钱，那就是多少钱？所以说这种事情也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话，跟咱们法律制度，以及骑手自身的个人心理素质都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他采取了比较极端、过激的方法。其实像这种事情说实话我也想过。2019年国庆节的时候，我被（平台）封号了。其实我认识了很多很多被封号的，所以说他们老讨论工伤保障，工伤保障这些都是太遥远了，连职业保障都没有，他想让你干就让你干，不想让你干。有的人干了好几年了，然后说不让他干就不让他干，不用通知你，直接就不让你干了。不会说什么抱歉或者咋的，反正你就是不能干了。
像我认识有一个骑手他都快五十了，他干了三年的外卖了，后来平台给他封号了，他就用别人的账号跑单，然后出现了交通事故。他之前就找我租过电池，当时钱不够，我还只收了他四五十块钱，他说一个星期后还我那个钱，后来一直没联系我。半个月以后了，他来联系我，说他出交通事故了，他买的那个保险，因为用的是别人的账号跑单，每天三块钱的保险，不能给他报一分钱。这个是比较尴尬的，老师们说工伤保障，其实基础的职业保障都没有，谈什么工伤保障。
可能你们认为工伤保障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根据我接触到的很多人，他们对工伤保障倒不是特别在意，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把骑手当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或者说一个真正的工作，这只不过是特殊时期的过渡阶段而已。凡是有一点比较有远见的人，他绝对不会干这个职业的。像在工厂里面打工的话，很多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他至少还能找个女朋友是吧？送外卖的话，你除了能挣点钱，说实话真的什么都学不到。没有职业的升职空间和发展空间，又没有收入的增长空间，这个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说大家对于工伤方面或者社保的需求都不是特别大，有很多让他上社保，一说要扣他钱，他就不愿意了，说我不如不上了，你直接把那钱给我。因为他只想他当时能拿到多少钱，多拿点钱，反正过段时间他就不干了。他对职业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失望，只求它会变成什么样，我们都已经麻木了，都知道是这样。
要说我们的诉求，对于订单价格这个是倒是要求比较高。你像其他的诉求的话，因为像工伤保障离我们太遥远，人总以为自己不会出事，所以对此兴趣不是特别高，反而对订单价格真的特别敏感。就像你们现在的工作一样，你说你现在本来这工资是往上涨的，对不对？之前送外卖的时候，一个月挣七八千，甚至一万也是挺容易的，因为订单价格比较高。像我以前刚干的时候，他周奖励的最高奖励是550，然后就变成325，直接砍掉一半，后来变了好几次。你们以前工资一个月是6000，然后到2001年，它应该工资是每年都往上增长，但是它往下降。我们对这方面的诉求是最高的，就是这个收入在不断的下降，这个才是最核心的关键。然后我们又无能为力。就像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跳楼一样，你还是救不了他，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订单的收入减少，然后你还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拼命地干，只能拼命地跑，这样的话你才能维持之前的收入。
**主持人：**单价下降这个主要是众包是吧？
**盟主：**不单是众包，专送也都是这样的，所有都是这样的，官方也都是这样的。官方的像以前都是10块钱一单，甚至11、12块，然后逐渐变成9块，8块，7块......像小城市的话就更低了，北京的话，他们是有一个进阶：你跑了500单以后，是8块，跑过900单以后，是9块。那就只能拼命跑，这样他就挣的更多了。
**主持人：**前面有同学有提到，像美团他们做广告，经常会提一两个明星骑手，他们收入特别高是吧？他们可能也是等级、KPI、评价这些都特别高。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骑手中间两极分化是很厉害的？像"单王"这些就赚的特别多，但是大多数可能会不怎么样。
**盟主：**分化也不是那么严重吧，反正就是任何一个行业都有那种特别优秀的人。他这个个例不能代表大多数人，他只是极少数人，我们的话没有多少"单王"，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那种的，咱们不能拿那种人做例子。美团他拿那种做例子，就是给其他人洗脑，让你们所有人都向他学习。就像马云给咱们洗脑一样，这个很正常。
**主持人：**如果你去给你的骑手兄弟们普法，你最希望普及的是哪些方面的法律，或者一些意识？
**盟主：**普法的话，我觉得还是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因为送餐跟保安等社会人员的接触，以及在路上的摩擦还是比较多的。动不动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后果。前段时间，小区的保安不让他（一个骑手）进，他想出来人家不让他出来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矛盾，保安把那个骑手给打死了，这种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发生这样的事情，说实话是普法力度不够。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法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全的。但是因为一些人知识水平有限，对法律的敬畏缺失，还有对法律的了解比较少。像我的话，其实我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这些了解都是来源于我自己的经历。
还有因为我经常浏览新闻，一些案例给我的启发和教训也是比较深刻的。像这种事情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报警解决，对不对？他没必要跟保安产生冲突。虽然说是可怜人，但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造成的后果是他自己死了，然后保安坐牢了。但是问题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他为什么不报警呢？对不对？如果保安知道他的职责，他是没有权利限制人家的自由的，他没有权利处罚外面送外卖的小兄弟的，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你看这些都是缺少对法律的敬畏，还有对法律的无知。
我有困难找警察。不让你出来，你报警不就行了，你跟他争执。争执了，你一激动，我想着你还敢跟我对着干，我就不让你出去。（另一方觉得）你还敢跟我对着干，我非要出去。就跟他吵，一吵一激动，打起来一不注意，一下子就完蛋了。这种事情真的是一种悲剧。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盟主特别可以跟大家好好解答一下------骑手之间会怎么互助？
**盟主：**骑手之间的互助说实话还是比较少的。我认识了很多骑手，相对于网约车司机还有其他行业的话，素质真的是参差不齐。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去送外卖，你不知道一个商家或者顾客的位置。你问我的话，我不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很忙的话，我告诉你对不起，我很忙。但是有些骑手他问了我，我告诉他以后，他直接就走了。连一句最起码的谢谢都没有。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是吧？人家告诉你了，你要道一声谢谢。其实素质常常真是太不一样了。还有对交通法规的普及意识（很差）。很多人发生了交通事故演变成二次伤害事故。
因为一个交通事故，两个人直接干架。两个一打架，就造成了对方受伤。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在我身边发生过很多。我一直在群里告诉他们，不要跟别人发生这种伤害别人，然后对自己又没有好处的事情。
他们的交通知识也比较欠缺。我记得前年，2019年，我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我在前面走，突然间没注意看红灯，没注意看交通标识，然后我急刹停住了。
后面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骑手就撞着我了。然后你猜他怎么着？他骂我，说："你他妈几岁的，你为什么要急刹车？"我说："前面有车我不能撞上去，大哥。我撞上去了，我自己不完了吗？"
然后他就还跟我吵。像这种情况我特别的难受，你知道吗？特别的纠结你知道吗？跟他吵了几次嘴，他好像还想动手打我的意思。但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发生呢）？因为他需要对交通规则的了解，还有对交通规则的支持。他从后面撞我的话，这个是他的责任。
如果说他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他第一时间应该跟我说的是"对不起兄弟，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反而怪我为什么要急刹车。他相当于追问我，说是我的原因。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还是需要普及的。还有平台对咱们骑手的培训，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没让我们学到任何东西，知道吧？然后也没有通过一些案例让大家眼睁睁地感受到这些交通规则，（培养骑手）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听说公司去给他们培训一下。我觉得公司如果可以定期举办这样的知识讲座或者培训，对于咱们骑手来说的话是很好的。
**主持人：**有好几个同学都问到，遇到封号怎么办？这平台是想封就能封，封了之后有没有任何办法把这个号给这样找回来了？
**盟主：**正常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想封就封。因为他的企业他说了算，他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就给你封了。罚你的钱的时候，像我们被投诉了，你不知道是哪个订单。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是哪个顾客订的订单，你被投诉了罚你钱，但是后来你就看不到了。
他说他要保护个人隐私，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我都不知道是哪个订单罚我钱。我都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就投诉你服务态度不好。但是你一天送这么多单，你真的想不起来，因为什么事情罚你。就像这个封号一样，有人投诉你服务态度不好或者特别严重，他也可以封你号。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他想封就封，因为没有人能够监督。
像我就挺尴尬的。你找他们公司，他们公司就说是公安局的意思。公安局就说是公司的意思。互相推脱嘛。
**主持人：**要不盟主你先回答一下，可能这是最后一个专门针对你的问题，然后后面我们就开放了。你是怎么变成盟主的？是怎么建立你的威望？怎么开展互助工作？
**盟主：**有些兄弟确实是能受我的影响，做了一些相对来说帮助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影响能持续多久。可能因为像我的话，我帮助他们我确实是能从中受益，或者说得到一定的好处。
但是有很多人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做了一两件事情，他们没有收获，对他产生不了实际的好处。他可能就感觉没有意义，可能他持续不下去。
然后盟主这个称号的话，说实话就是我自己吹牛逼瞎起的名字。对于这个称号来说，说实话没什么意义。你如果担心被平台封杀，我已经被平台封杀了，所以说我已经所谓了。我去年都还能注册一个闪送，后来发现闪送也把我拉黑了。我2017年的时候就注册了美团，但是后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拉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倒是可以解决。
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我不指望送外卖来收入，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他拉不拉黑对我来说，说实话没有多大意义，只要他不告我就无所谓的。
怎么做到盟主的呢？2018年我进入外卖的时候，我进了一个工作群，总在群里聊天。我也比较活跃，因为社会经验比较多。然后到2019年春天的时候，工作群里面第一次聊到调整奖励。比如说一个星期假如你跑五百单，一天相当于六七十单，那奖金是500块，后来降成420块。你跑了三百单的话，奖金是300块钱，后来降成200块钱。
第一次是因为降价，所以在工作群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强势的人，谁敢说这平台的不好，就把这些人给踢了。正好之前我就建了一个群，我就把被踢的人加上，把他们拉回来。就这样慢慢群里面的送外卖的兄弟就越来越多了。
后来也是认识这个平台的，他们说我认识人多，招人或者说咋的。比如之前蜂鸟推全民送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的部门。他们有一个市场经理找到我了。让我做一个小队长，帮他招人。我去了就给他找了好多人。
后来顺丰也说让我帮他们介绍点骑手。反正经历过乱七八糟的，加我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后来就说聊天也不认识，要不在餐上贴上标志啥的。但我知道这个标志的话是不能有的，因为标志的话，你又不是公司又不是组织的话，是不允许的。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
我就说贴个广告牌吧，这个他管不着是吧？贴个二维码。就这样贴上二维码。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七八十个人。短时间之内人数就提了，每天都会有个几十人扫码加我。我就拉他们进群。但是后来因为9月份的时候被封号了，加上群里本来就反映单价又变低了，奖励又变少了。
然后后来我去他们北京的总部找他们沟通了一下，他们不跟我讲这个问题。当时是出于个人的考量，还有其他兄弟的反馈。我就说要不咱们就在家呆着不就行了吗？也不上街，也不咋的。
蜂鸟、饿了吗，咱们就是暂定一个区域方圆两公里三公里之内不配送，也不影响其他地区。因为之前很多兄弟做的方式，风险是比较大的，容易搞事情，我们控制不住。我说到那天大多数人你们就互相宣传一下，这个区域里面咱不接，能够引起平台的重视，让他能跟我们沟通，能够知道我们的诉求，准备是这样做的。
其实这样做的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我跑众包嘛，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谁也强制不了对不对？再说了很多兄弟要维持生活是吧？要有收入，我不会影响你。
你可以那两天不跑蜂鸟了。这个区域不跑，你可以去其他区域跑，你无非就是少挣个几十块钱，一天少挣个百八十块钱的事情。你能够保持一定的收入，或者你不跑蜂鸟你可以跑美团。但这样的话确实能够引起平台的重视。那边的订单是什么情况？你要调查一下是咋回事？他这样来找我的话就可以给他沟通了。
是这样计划的。后来我想这样宣传力度也不够。我就随便印了一张（宣传单），然后就发到群里了，让他们在各个群里发。
我那时候微信从早响到晚，每天都是三四百个人加我，一直都在添加好友。我就应付不过来。然后加好友时（我）发现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人都有。还有广州、上海、深圳、杭州的，还有东北的。我想这事情不对。这太乱了，我要把它们分开。后来我就申请了5个微信号，重新印了宣传单。这印出来还没发出去。然后之前有些在深圳的兄弟就仿照着我，也是印了贴在他们餐箱上面。大家也是特别支持。当时真的是一腔热血，感觉自己在干一件大事。
然后就印了准备发出去，还没往群里发。因为微信拉群的话必须实名制，还得绑定银行卡。当时就去办银行卡，路上就被警察给抓走了。后来在里面20多天出来以后，我就改了个名字，改成外送江湖骑手联盟。
后来因为老是在群里面给大家指导一些他们遇到的事，就包括生活或者感情。因为我自己负债，很多负债的发现我比他们负债还多，所以愿意跟我做朋友。加上我也比较热心，愿意帮助他们。
特别是做短视频自媒体以后，很多事情我可以用视频的方式展现给他们。之前的话一直是在群里聊天。或者说遇到什么事，拍个视频给大家说一下。或者说以文字形式告诉大家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但是这样的话后来进群的人就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因为短视频的话，可能他关注你了，他就一直知道我们发生的事情。加上我就是乐于帮助人，时间长了大家都明白了，觉得这个盟主还不错。确实通过视频的话，他只是看着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不好的一部分我肯定不说了，视频也展现不出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也着急。骑手有时也比较操蛋，我也骂他或者咋的。但视频只是展现我好的一面。
所以说导致大多数人认为我这是无所不帮，什么时候只要找我都好使。这事情我也挺尴尬的，很容易造成对我的道德绑架，是吧？加上我微信名叫盟主。别人问我叫啥，我说你就叫盟主。然后就这样坐上盟主之位了。
**听众A：**盟主您好，首先很感谢今天晚上的精彩分享。我有一个关于外卖员职业选择的问题，您认为外卖工作的灵活自由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就业者到选择外卖工作的决策，或者说，外卖是不是因为没有技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同时外卖工作也没有很高的进入门槛，所以选择做外卖。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趋势，如果说以前外卖员工资的收入还不错，但是现在外卖员的收入相对降低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年轻人选择干外卖呢？你觉得这是现在经济增长的一个好的体现，还是说这就是一种经济就业的蓄水池？
**盟主：**就是说这么多人抱怨这个工作不好干，收入还减少，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干？
**听众A：**对。这是我希望您回答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想知道这个职业的选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选择这种职业，不是其他的职业。
**盟主：**在咱们国家来说，外卖工作的收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其实我觉得灵活度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人这一生追求的无非自由,咱们努力地工作，拼命地挣钱，无非到最后就是自由。实现自由，自己想去哪就去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自由的话，我理解可以分为精神上的自由，还有一种财务上的自由。外卖工作跟企业相比是最大限度上的精神上的自由。我那时候进过工厂，很多工厂8小时里除了吃饭的时间都是在不停地忙，手不停地动。甚至有的工厂比较严格，你连跟你同事沟通聊天的机会都没有。但外卖在相对的时间空间里给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我觉得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而且它的收入比工厂甚至还要高出一点，所以说才有那么多人愿意不停地流入外卖行业。
再说了，咱们国家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一个月挣个七八千，吃喝之后还能剩个五六千，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都在1000块钱左右，很多人就愿意做外卖员。而且外卖工作还不压工资，今天干明天就有钱了，而且可以随时就结束掉这个工作。
像工厂里面，你突然间有一个事情想去做，你得提前辞职，还要等着结工资。所以我觉得相对较大的自由和比较可以的收入，是导致很多人不断流入外卖行业的原因。但是国家没有正确的倡导也是很大的原因。其实真的人人都送外卖对咱们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对于社会，对于政府而言，对于国家而言，对于个人而言，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发展优势。又没有五险一金，老了又没有保障。但是还是不停地有人来干，很多年轻小孩都愿意来干，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满不满意。
**听众A：**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像之前一碗饭和小法师分享说，其实因为一些系统原因，骑手的时间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自由。所以您所说的这种外卖员的灵活自由度，我个人认为似乎还是有很多骑手并没有那么高的自由。
**盟主：**外卖是在相对的时间和空间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给你，你把它完成了，你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去。但是如果你在工厂或者说在饭店的话，站在前台迎宾的那个人，手机都是不能看一下的。你看像送外卖的话，至少还能划拉手机玩。而且我们送外卖特别忙的时间段是比较少的，你们能看到的外卖员特别忙一般是午高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送一单或者两单，根本没有那么忙。
我举一个很尴尬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一个商场取餐，当我拿着那份餐走到扶梯口的时候，扶梯上面有三个年轻人。他们本来站得挺乱的，突然间就站成一排了，然后看了我一下。我真的很尴尬，我不着急，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兄弟，快，我让开，你快走，你快跑"。我不想跑！我只想慢慢地走，我不着急，我就拿着一个订单。但是我很尴尬，没办法，就提着外卖跑了。所以说，你们以为外卖员非常忙，是因为有订单的时候非常忙，但不是一天24小时都不停有订单，很多时候都只送一个单两个单。
**主持人：**我觉得像这种站在外卖员角度理解自由跟在我们角度不太一样。盟主提出另外一点就是纵向比较，确实之前很多人是在厂里上班，然后重新来做外卖这个行业。
**盟主：**我很小的时候在工厂里面上过班，那时候在广东，那个厂里面做了个流水线，压根没有说话的机会。不过现在待遇这些方面都改进了，但是我的认知还停留在那时候。2006年，我进了那个厂。早上8点上班，12点吃饭，这4个小时除了上厕所的时间，一直是在不停地干活，想看一下手机都看不了。看现在手机的普及程度，让你几个小时离开手机是什么感受？工作的话其实离不开手机，因为工作可以开小差嘛，可以划拉一下手机。但如果一天几个小时不看手机的话，是比较痛苦。因为外卖确实是真的给了很大限度的自由。只要把订单完成，其他时间爱干嘛干嘛去。但是在工厂里面不是这样，这个任务完成了，如果上级看着你在这站着不动不干活，他就总会给你找点事情干。就像我自己当老板一样，我看到员工在那不干活，根本没有声音，我就是不得劲。因为我给他开了工资，他站在那竟然没事干，好吧，我给你找点事干。这送外卖就不一样。你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没有人盯着你。
**主持人：**不过专送跟众包肯定也很不一样是吧？
**盟主：**一样的。专送比众包还要轻松。他们订单更少。
**主持人：**但它会有那种什么恶劣天气，然后疯狂给你派单的情况。
**盟主：**恶劣天气的话，你就必须得上了。这个很正常，但是恶劣天气毕竟只是占少数，还能天天有恶劣天气？恶劣天气也有一定的补助。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希望有点恶劣天气，因为订单价格比较高。
我还记得刚才说有个同学说，怎么样能让我们外卖小哥比较方便比较高兴，你就正常点外卖就行了，只要骑手去了你接电话就完事了。你不接电话就尴尬了。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外卖员上楼去，那栋楼没去过，上面又没有标门牌号，然后打电话是静音，这是最尴尬的。放在哪儿也不是，也不知道放在哪，客户又不接电话。订单不能取消，或者说你不能不送，因为不送是没有钱的，送完才有钱。客户也不是说不接你电话，这样在平台上是报备不了的，只有联系不上你才能报备。关键是电话能打得通，就是不接，但是又不知道是哪一家，又不能挨家挨户地去敲。而且有的写字楼不让进，打电话不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后面的餐延迟了。
其实在社会上大家工作真的非常不容易，包括你们，包括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委屈，没有必要说可怜谁同情谁，因为社会分工不一样，人生下来本来就分三六九等的，没办法避免。唯一可以避免的就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像外卖大约什么时间到，不要让人家联系不上，找不到你就完事了。比如像我这个手机都是经常静音的，人家给我送的快递过来了，没联系上我，给我打电话外卖员语气真的特别不好，但是我都会感觉到真的很抱歉，都是我原因造成的，我自己心里都会感觉很对不住他。其实只要正常地尊重一下就可以了，做你就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平台坑人的原因在于，很多不是我们的责任要抛在我们身上。商家出餐慢，会导致我们送餐延迟，到最后因为超时罚款会算在我们身上，这个是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最简单的例子，知道吧。明明不是我们的原因，但它就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一直不满意的都是在这些事情上。
其实相对其他工作来说，我自己还是比较热爱这份工作的，毕竟它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不公平的地方确实是挺多的。对于专送骑手来说，现在已经还算好的了，以前一个差评、一个投诉罚款五百元，极其苛刻，因为算一算一天工资，一下罚款五百元的话，相当于一天、两天白干了。虽然你看到钱不多，但是有的时候很让人崩溃。可能很多人认为"他真是为了五千块钱工资就自焚了，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那是因为你没有站在那个角度，所以你无法理解。我被扣过五十块钱，我的心里都是崩溃的。
有一次我有一个顾客，一个女孩，她是让一个商家送化妆品吧，地址写错了，她非不承认她错，她说她一直写的是这个地址，别人（送的时候）都找到了。但我导航了几遍都没找到。送过去了以后我保持了我极大的耐心，就给她讲道理。她半天才开门，开门之后来一句，"你想怎么着？"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地址写错了。她不承认。后来她的室友出来了，告诉她确实是错了。那个地址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特别深刻，你知道吗？她只要说一句，"对不起是我搞错了，抱歉"，这事就完事了。但她一直认为她没错。她说，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说我不是想要钱。因为她的订单，我有四个订单都超时了，真是特别尴尬，当时我真的特别想骂她，但是因为我害怕这份工作没了，害怕她投诉我，我没有骂她，没有说脏话。
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她打电话她要投诉我，我说你投诉是你的权利，没事。投诉之后真罚了我五十块钱，我申诉还不通过。我特别憋屈你知道吗？我有什么态度不好？这又不是我的错。所以当时我也是真的崩溃了。后来我自己安慰自己，我开饭店赔一百多万都没怎么的，为了这五十块钱我至于吗？然后我就在群里说说，自己安慰自己，算了，都是些小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造成一个人崩溃的原因，在大多数人认为不可理喻的情况下，真的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公平真的很重要，谁的责任谁来负。
**主持人：**对。包括情绪，我觉得一定得考虑进去。送外卖，除了体力劳动之外，也明显是一种情绪劳动、精神消耗。包括泰州那个事情，盟主你也说可能问题在他自己，也许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控制住情绪。但最后出问题的也就是情绪，也就是他不断地跟他的站点想进行沟通而不得，陷入了这种绝望。其实说实话，如果真的还原理性的思考，五千块钱跟条命比，那又算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有很多分析可能都没有考虑到。
**盟主：**对。我真的挺为他惋惜的。这跟他自己接触到的人，还有受到的培训也有很大的关系。你说五千块钱怎么能和命比呢？你那条命，能挣多少个五千块钱了啊？主要是咱们的法律也不太健全。你说这种事情，还用打官司吗？欠钱就是欠钱，他一投诉，证据一拿出来，国家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有条件要求这个企业必须马上给他支付。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涉及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条条框框的法律让维护权益变得这么困难。
**主持人：**小法师前面分析到，即使是专送骑手，美团这个平台也有可能通过APP把他劳动关系取消。但具体说到泰州这个案件，中间确实可能有一个操作的地方，就是他不是提前一个月辞职，就加入了另外一个外卖公司。所以他要重新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的话，可能不能完全按照它的规章制度来，而是要从举证开始，这样的话成本就会大很多。我们肯定可以想象，站点经理只要抓住一点点对自己有利的道理，就是你没有提前一个月辞职，他就可能地拿这个东西来赖。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很多站点它其实也是自负盈亏的，能拖就拖，能赖就赖，他可能没有想到骑手会这么快地用这么极端的这种方式来讨薪。
**盟主：**对，他一想，反正能赖掉，这就又省下一笔钱。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骑手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这一下他损失的不止五千，五十万都不止。
**主持人：**一碗饭有什么想向盟主提的问题吗？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先看一看别的问题。有个朋友想让你多谈一下"心态炸了"这个问题。
**一碗饭：**这句话意思是说，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零碎但又非常有直接性影响的一些问题。比如刚刚提到，电梯不来、顾客迟迟不下来取餐，或者商家不出餐、堵车。
外卖本身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广，它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主体关系，无论是跟商家、顾客，还是交警、保安，等等。但所有这些主体关系的处理、打交道，全都需要骑手自己去解决。但平台只会给一个非常死板、简单的规定，就是你不能超时，你必须符合我技术算法的监测或者评估。但是，这个规定真正要去实施，会遇到非常多琐碎的东西，这些都会非常影响骑手送餐的情绪。
我觉得在这种情绪之下去送餐，在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自然很容易爆发一些冲突。我觉得很能理解。一边是订单催促着你快要超时了，另外一边有人拦你，或者顾客不下来取餐，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影响情绪的，所以他们都会说"情绪炸了""。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主持人：**对，在我看到的外卖研究里面，讨论情感劳动和爆发的角度还挺少的。以后我觉得可以再发挥一下。正好有一个朋友问，有团队开始关注骑手的心理健康并提供援助吗？我不知道一碗饭和盟主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尝试援助的团队？
**盟主：**没有。
**一碗饭：**好像没有。如果是专送骑手，站长一般会承担帮助他们缓解情绪的角色，或者做他们的出气筒，这是站长跟我说的原话，"站长就是骑手的出气筒"。他们有的还跟我说，他们会直接跟美团系统的客服打电话说他们遇到的问题，希望美团解决。其实这种客服一般都是推卸，根本解决不到实际的问题，他们可能只是通过对客服的一番发泄获得了情绪上的安抚。但没有人真正能帮他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主持人：**对，在Lei Ya-Wen的分析中也很明显，专送和众包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是专送好歹有一个站长，站长如果比较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这种安抚。但有的时候站长也是压倒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像泰州那个例子一样。
**一碗饭：**其实我觉得还挺考验站长能否处理好骑手的各种关系的。有些站长会比较好，比如一个订单，顾客因为各种不满把订单退掉了。这种情况需要骑手垫付这笔外卖的钱。很多时候站长会比较好心，帮骑手来垫付这十几二十几块钱。但有的站长可能就不会管这些事情。站长的调节作用还是挺明显的。
**主持人：**我看上面的讨论，我不知道能不能请Lili讲一下整个人口红利，包括农村教育，与现在年轻人都想去送外卖的关系。
**Lili：**谢谢主持人。我刚才也发现，在聊天栏里好像有些误解，谢谢给我机会说明一下。
我听到盟主说外卖这份工作比较"自由"，想请大家重视一下。而且这个"自由"并没有没有价值判断的意味。盟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自由？这也让我想到我前一阵刚审过的一篇人类学文章，作者是在昆明做的关于收废品的田野调查，那篇文章的核心讨论是关于从事收废品的人会认为这个工作"比较自由"，这是他的主人公小杨跟他说的。他们为什么觉得做这件事情是相对自由的？这个"自由"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在河南农村做调研的时候，村里人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很有意思。在北京收废品的很多是河南人，村里的婶婶们曾经当着我的面开玩笑说，还要去城里打工的话，相比年轻人去工厂里打工，他们因为已近中年（四、五十岁），他们就去捡破烂、收废品。他们说，因为这个"自由"，跟村里的生活节奏差别不大。
所以刚才盟主说到自由，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很多。我觉得他所说的这个"自由"是挺值得去想的。
在聊天栏里会提到教育，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参与了一个农村教育的公益组织。当年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村子里，之前做调研的时候我没有太多接触农村的孩子，大多是跟大人聊天。住的房东家里也没有上学的小孩。我参与这个公益组织之后，到小学里面去接触孩子，我才发现面对教室里一群四处乱窜、"无组织无纪律"的孩子，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静下来去听你说话。你必须得大喊大叫，你只能对他们"凶"。我们之前曾经对村小老师有过诸如"教育不够以人为本"的抱怨，结果发现站在教室，面对这些孩子，我自己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进一步了解你会发现，因为众所周知的教育不平等，在农村的学校本来面临师资、配套设施等教育资源的不足，又只有上大学这一根窄窄的独木桥，大多数学生就是会觉得上学很无聊。当年我自己的博士研究包括村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我曾经去温州了解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基本就上到初中，甚至初中不毕业就走了，因为上学很没意思，老师也简单粗暴。对他们来说，在学校被这样无聊地规训（根本见不到出路）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在学校，他们觉得不自由------这也是一个反复被说到的词。
也许我一下子联想的有点多。刚才盟主说到，"其实真的人人都送外卖对咱们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么多的年轻人做外卖，只需要靠体力，不需要太多的一技之长，不需要多高的教育投入，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来的？农村的年轻人，要不然是去上大学，完全跳出"农门"，而这些只是少数，大多数出门去工厂打工、去城市送外卖，教育体制把他们给分开了。外卖行业的这些事情让我直接联想到了整个教育体制的糟糕，这是我刚才想到的。
还有一个，因为聊天群里不停有朋友在说国内外怎么对比。而国内的用工单位就是这个态度：有的是人来，你随便。这让我想到"人口红利"这个耳熟能详的词。当然，劳工法的问题是更为紧迫重要的问题。法治也不仅仅是因为人多管不过来，就有借口一直不健全，不会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口红利也是一个相对更大的话题，我简单说一下。
我的博士论文于2016年成书，最后一章提到了"人口红利"。当时还是有不少媒体在提人口红利，我讨论的是媒体宣称要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让农村人去县城买房。因为当年大搞基建，盖了太多房子，卖不掉了。于是有"专家"建议给农村的人转成城市户口，也是加大"城市化"的一个步骤，那样正好可以让农村人到县城去买房，消化掉大批卖不出去的房子。说这是"人口红利"，非常无耻，但就是这么赤裸裸。所以，我觉得城乡分隔的社会状态到今天还是非常严重。
前一阵项飙提出"从社会人到系统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和项飙同龄，在我们上中学的80年代，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贬义词："社会人"指的是正规体制之外的人。现在，"社会人"貌似被纳入了系统，但是在这个系统中，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我们当年说的那些"社会人"，被正规体制抛弃、依然没有保障，如今更是被资本残酷剥削的一个群体。
最后我把刚才说的关于自由的这件事情再重复一下：这个自由是怎么来的？刚才我提了一下生活在农村的中年人，他们觉得干农活就是忙的时候忙、闲的时候闲，有自己的一个把握。不像工厂，一天到晚把他们绑在那里了。这是我说的habitus，收废品和送外卖有相对的灵活性，即盟主所言的"自由"。关于学校，想想农村孩子糟糕的教育环境，他们不觉得在学校是个好事，学校也是要把他们绑在那里的，"不自由"。而且这个学校里所有的人，包括老师们都不愿意在那里待，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也可以说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他不会有刚才提问的朋友所暗示的"在相对约束的框架内才能够生产出更好的自由"（的感觉）。
刚才不是有朋友在群聊天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你怎么能这样来理解自由？他们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这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去深思的，打引号的自由。
**主持人：**感谢Lili，非常好。
再来看一下之前积累到的问题。"我好奇一碗饭或者盟主有用过美团的心理热线吗？或者，有听说过心理热线起到过什么作用吗？"
**盟主：**我来回答还是她来回答。
**主持人：**都可以。
**一碗饭：**盟主先说吧。
**盟主：**我听说过，但是好像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用过。其实心理热线对大多数人来说压根就没有用。多挣点钱、让他骑手多拿点钱，比啥都要实际。打心理热线起不了任何一点作用，因为它又不能让你多挣钱，又不能让你多跑单，你还能寻求到心理安慰？你说他当法又当法官又当警察的，这有啥用呢？
要是第三方成立的心理热线，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自己也就自己就把关。
**主持人：**非常搞笑一点就是，他（外卖公司）不把钱和精力用在改善用工环境上，但是自己拼命搞一些心理热线、骑手的满意度调研（等等），这些有时候也挺混淆视听的。
**盟主：**这个就完全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告诉别人"你看我们对员工咋地咋地"，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玩意儿，说老实话，对他在在公众中的形象比较好。
**主持人：**他们的垄断已经不是一般的垄断了，已经通过公关和广告进入到大众媒体，包括各种其实应该由第三方来做的事情。这已经不仅是他们一方中间两个巨头垄断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二位都应当回答一下，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女性骑手非常少，可能占10%，甚至都还不到。他们的工作状况怎么样？其他骑手怎么看他们？如何看到他们？"谁先来？
**一碗饭：**我先说一下我的观察。我调研的那两个站点中有一个站点只有一位女骑手，但是我觉得对他们的劳动来说，是没有性别差异的。我个人觉得，男女骑手是一样的，其实他们骑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强、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倒没有太看得出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
**主持人：**盟主觉得有差异吗？
**盟主：**女骑手有的比男骑手能干多了。女骑手没有男骑手那么事多，她们任劳任怨。中国大部分女人不都这样吗？你说啥就是啥，她只要能挣钱就行。其实我真的挺敬佩她们的，感觉特别不容易吧。特别是女骑手相对来说对外界事物的应急处理能力，跟男骑手相比的话差距也是很大的，但是有的女骑手特别的能干，我是相当的佩服。你看像我这有个女骑手，前几天受伤了，好像是骨折了，得休息一个半月。她一个月能挣15000，说了你们都不信。她比其他男骑手都能干这个。
女骑手，说实话，真的是比较少，真的特别特别少。然后，我们怎么看待她们。对于我来说的话，一就是说我只有佩服，还有尊重，其他的看法的话倒是没有。我倒是认为，她老公怎么忍心让她干这种活，就是这种想法。
**主持人：**她们一般是为什么会选择去送外卖？
**盟主：**反正都有很多个人生活和家庭的原因。你说她不送外卖她干啥，反正也是一份工作。在北京的话，要么做服务行业，要么就是有点脑袋的话，那就做销售、脸皮厚的活儿。很多人做销售的话，脸皮又不厚，学历又达不到。农民工除了进厂，除了在餐厅端盘子洗碗，送外卖相对来说收入还是比较可以的。
就像我说的那样，还是在相对的时间空间里能够给予最大的限度。像在餐厅上班的话，想加班的话，人家饭店下班了是吧？送外卖的就不一样。像我认识的这个女骑手，她有的时候晚上干活，白天就是骑手，基本上就是通宵。这样的话，晚上的订单价格比较高一点。在餐厅上班的话，想加班人家不让你加，下班了没工作了，你想多挣点钱，他不给你这个机会。送外卖的话，要多挣点钱就多付出点时间。而像其他工作的话，不是说你愿意多付出时间，人家也有工作机会的。
**主持人：**好。有一个同学的问题问了好几次了，我觉得如果盟主可以回答的话，还是回答一下比较好 ："电动车都没算到机动车相关的法规里面。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骑手一般会怎么算？算意外保险还是什么保险？"
**盟主：**意外保险。
**主持人：**行，我们也就到11点吧。有人问我们什么组织，我们不是任何组织，我们只是比较关心一些议题，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关怀。主要是两个公众号一起主办这次活动，一个叫"结绳志"，一个叫"社会学会社"。但我觉得公众号只是一个载体，关键还是有这个议题。我觉得可以聚拢这么一次讨论，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感谢盟主，感谢目前已经消失的小法师，还有一碗饭。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能享受到真正的"自由"。非常感谢大家！
鸣谢
主讲人：一碗饭、小法师、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
主持人：毓坤
活动策划与推广：毓坤、颜和、翰墨、松鼠
海报：Jiney
直播：毓坤、翰墨、一叶、颜和、松鼠
编录：颜和、松鼠、外玛、子皓、小白云、余淼、王君莎、邱邱、阿罡、悦怿、翰墨、林岭、O泡、韫颐
图书馆革命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的主要作品之一。美国青年罗伯特•乔丹志愿参加西班牙政府军，在敌后搞爆破活动。为配合反攻，他奉命和地方游击队联系，完成炸桥任务。在纷飞的战火中，他与被敌人糟蹋过的小姑娘玛丽亚坠入爱河，藉此抹平了玛丽亚心灵的创伤。在三天的时间里，罗伯特历经爱情与职责的冲突和生与死的考验，人性不断升华。在炸桥的撤退途中，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自己却被炮弹炸断了大腿，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最终为西班牙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丧钟为谁而鸣》可以看做海明威的“二战回忆录”，大部分情节来自海明威的真实体验。小说以其深沉的人道主义力量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20世纪美国小说家、记者，“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一生经历丰富、传奇，写作风格简洁明快，以“文坛硬汉”著称，对现当代美国和世界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代表作有《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1953年凭借《老人与海》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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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已经失败了”。理想的挫败值得同情，但这句话究竟应该是个陈述句，还是个疑问句，关键在于启蒙的意义。如果我们同意启蒙的意义是人类可以独立自主地运用理性来认知世界和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敢于为自己思考”，那么就会发现文中自诩的启蒙派知识分子们所做的一切，偏离启蒙的意义有多远。
唤醒人本身的自我觉醒和独立思考能力，是启蒙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启蒙派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他们站在智性和道德的高地上，俯瞰他们想要启蒙的对象——所谓愚昧无知的普通民众，居高临下要替他们进行思考。比起启蒙，这更像是一场庞大的集体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他们在批判官方意识形态进行灌输的同时，自己却也进行着同样的灌输。尽管手段并不是强力的，但其目的仍然是批量制造符合自己理念的大众。他们深信自己信奉的理念正确无误，因此将自己打造成了手握绝对真理的救世主。
尽管他们自视为“启蒙者”，但自封的救世主的心态又让他们犯下了第二个错误：他们忽视世界各文明之间和内部的复杂性，推崇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偏颇信仰。与过去将西方妖魔化为血淋淋的人间地狱相反，他们则将欧美世界描绘成了几乎毫无瑕疵的人间天堂。与之相比，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和批判。对西方缺点的刻意回护和辩解，对中国传统和文明优点的有意忽视，形成了一种自我文明观上的自卑。这种自卑的文明观，与对国民性的集体批判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整套“西必好-中必坏”的二元论。如今，随着西方世界的诸多缺陷一一暴露，这套简单的二元论必然会崩塌。现如今流行的“中必好-西必坏”的民族主义思潮，不能不说是对之前启蒙派宣传二元论的反动。启蒙派昔日简化复杂观念而种下的二元论苦果，如今也不得不由自己吞下。
而这套二元论的另一个影响，是他们逐渐发现自己所宣扬的理念，与自己所批判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一体两面。尽管他们以启蒙民众的批判者面目出现，但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那些启蒙知识分子一样，“1778年，当整个巴黎向伏尔泰致敬时，最后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已经拿着津贴，高枕无忧地融入了上流社会”。为了推行自己的理念，他们实际上选择与他们批判的权力体系进行协作。这一协作的产物，正是自90年代末诞生的“告别革命论”。
启蒙派将革命描述为带来秩序崩塌、血腥恐怖的集体暴力，他们认定革命必然结果就是“暴民”的“多数人的暷治”，由此批判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他们从不愿提及的一个事实是，革命是劳苦大众起而推倒压迫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他们权利受到侵犯时，捍卫自己最正当的方式。在很多时候，革命是民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手段。如果革命本身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么这些奋起反抗的民众，就真的沦为了启蒙派口中不折不扣的“暴民”。
因此，当启蒙派喊出“告别革命”时，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他们就已经背叛了自己宣称要启蒙的对象——那些他们眼中无知愚昧的民众。
到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开头的那句话。就会发现，启蒙派知识分子实际上偷换了一个概念：他们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是启蒙的失败。而恰恰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偏离了启蒙原本的意义，也背叛了启蒙的对象。因此，他们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结局。
那么启蒙本身呢？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一个世纪前中国的那场启蒙运动，就会发现它与这场启蒙派三十年所努力的“启蒙”有着何种的不同。它确实存在着批判传统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整理国故、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一面。它提供了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到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社团主义的多种选择，而不是一套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论。它并没有因为批判中国自身的黑暗，就将西方作为光芒万丈的理想灯塔。许多重要的常识：国家、国民、社会、革命、珉主、自立等等概念，都起发端于那个时代。而最重要的是，从互助工团到工联，从乡村建设到农村调查，它始终关注的是具体的人，而非仅仅是抽象的理念。
如果要得出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人是第一位的，人比概念更重要，如果要启蒙，请放下自己知识的傲慢、放下身段，去平等地与民众进行对话，理解而不是批判、蔑视他们的想法和声音。
启蒙的意义是让人敢于自我独立思考，而不是思想改造。
很多时候，强加的善意等同于恶意。
参考：康德：什么是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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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在獨裁者與民主陣營的戰爭中，阿拉伯之春令人為之一振。埃及、突尼西亞與葉門的暴君都被趕下台。但阿拉伯世界只是第一戰 線。從委內瑞拉到中國，從蘇聯到馬來西亞，從到緬甸到伊朗，這麼多國家的極權政權還是極力鞏固權力，並設法面對最難預料與最大的威脅──人民。
今日的極權政權領導者與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不同，不像北韓那樣完全凍結在時光裡，還繼續用勞改營、暴力、洗腦的手段控制人民。新興的極權國家，如中國、俄 羅斯、委內瑞拉、伊朗，它不會變成警察國家，反而給人民許多表面與程序上的自由，並滲透這些自由。在經濟上，新的獨裁者更聰明，不再封閉守貧，切斷與世界 的聯繫。他懂得從全球體系獲得資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統治權。
雖然獨裁者越來越靈活，反抗者的花招也越來越多。獨裁者現在要對付的人可多了：慈善家、學者、部落客、NGO與學生團體。這些人現在都有能力在片刻間透過網路將訊息傳出，比如伊朗的綠色革命甚至被稱為「Twitter革命」。
在世界各地，獨裁者與反抗者的戰爭正要開打。這是貓與老鼠的戰爭，兩邊都展現高超的鬥志，都在磨練戰力。它是我們這時代的戰爭。道布森以他最具創見的報導、最聰慧的分析，為我們揭開今日獨裁政權的內部運作，帶我們前往自由之戰的前線。
道布森
一九七三年生於紐約，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目 前為網路雜誌《Slate》政治與外交版的編輯。曾任《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新聞周刊》（Newsweek International）、《外交雜誌》（Foreign Policy）的編輯。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
在阿拉伯之春的運動高峰時，他接受《華盛頓郵報》委託前往當地，第一手採訪現場實況。《獨裁者的進化》是道布森的第一本著作，《外交事務》、《大西洋周刊》等重量政經雜誌皆選為2012年度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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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已死，开源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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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第三方 Clubhouse 音频播放器，我希望任何人能听到 CH 上的各种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安卓可用，电脑可用，也是所有没有邀请码的小伙伴们可以使用的 Clubhouse 客户端。所有的房间权限都是通过个人的 Session 获取。所有音频的版权都归 JoinClubhouse.com 和其用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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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I think this is blocked?里作者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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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一样，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的方式，也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促进了群体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的变革。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互联网并非一蹴而就：从用于军事目的的阿帕网的诞生，到万维网的出现和普及，再到大规模的产业互联网的落地，除了技术人员之外，学术、商业、工业、政治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其中大显身手，共同塑造了当今的互联网。其中，立法者和法律工作者也在推动和引导互联网的发展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主张代码应等同于言论，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保护，以及要求使用者将修改后的衍生作品以同等的授权方式释出以回馈社会的著佐权等等，无不彰显了法律工作者的创新与智慧。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系统的回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其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立法与司法上的演进，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规律，总结提炼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无论是对我们应对当下的时代挑战，还是化解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间：2020.6.11
讲者：顾紫翚 整理：房梓 编辑：房梓 校订：顾紫翚
今天主要讲电子邮件是怎么发展出来的，然后也会讲一些和法律有关的部分。电子邮件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在还没有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电子邮件的雏形。最早的电子邮件是在 1965 年出现的，而阿帕网（1969 正式投入使用）当时还没有出来。
1961 年，MIT 的计算机中心当时做了一个系统叫分时系统( 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 )，这个系统可以让多名用户同时使用一台计算机。为什么要让多名用户同时使用一台计算机？因为那时候计算机太贵了，大家都想用，但是不可能给每个人造一台计算机的。那时候不像现在 3000 块钱可以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当时计算机造价非常贵，而且基本上就那几个大学可以有，但又有很多研究人员都想要使用计算机。为了满足这些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的需求，当时 MIT 就做了这个分时系统，可以让每一个用户都从哑终端（Dumb Terminal）连接到大型计算机上。所以实际上是只有一台计算机，但是这台计算机大家都可以看到，那时候也有一个跟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一样，有一个屏幕，也有一个打字的地方，不过这个终端是没有处理器或者硬盘的。我们现在笔记本电脑也叫终端，比如你连上网的话也叫终端，但我们现在的电脑基本都有处理器，也可以存储文件。那时候它只是个哑终端，它只能看和打字，并且只能输入一点指令，没有存储功能。这有点像是我们开一个石墨文档或者开一个 Google 文档，这种共享文档，每个人都能上去编辑，但实际上文档本身还是储存在像是 Google 的服务器上。
当时为了方便这些使用同一台计算机的这些研究人员互相分享信息，MIT 的一位电脑工程师 Tom Van Vleck 给计算机系统（ CTSS 系统）添加了一个指令叫做_wr_ite指令。因为那时候还不像现在，我们点击一个按键就能发电子邮件，那时候需要你去写代码才能使用。所以那时候 Tom Van Vleck 给 CTSS 系统加一个_wr_ite 指令，通过这个指令每个用户可以将消息添加到一个叫mailbox的本地文件文件里，这个文件就相当于放在中心计算机上的 Google 文档，同时这个文件有隐私模式，有权限的人才可以访问。在当时发消息，相当于是大家在写 Google 文档，比如说我 10:00 发给同事问"你今天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可能过两分钟，对方看到，然后他就在 Google 文档里面写一句，说"好，我们今天中午一起吃饭"。这和我们现在给人发个短信或者发个电子邮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972 年的时候，电子邮件系统慢慢开始演进，慢慢向现代的这种电子邮件系统靠近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Ray Tomlinson ，他在 ARPANET 系统上实现了第一个电子邮件系统，让连接到阿帕网的不同主机的用户之间也能够发送消息。因此，他也被称为电子计算机之父。
关于电子邮件之父还有个很好玩的小插曲。有一个印度人，叫做 Shiva Ayyadurai ，也发明了一个电子邮件系统，然后再 1982 年注册成功了 EMAIL 这个商标。这个印度人还自己创了一个网站，告诉别人，实际上 Ray Tomlinson 不是电子邮件之父，他才是。反正这是个非常狗血的故事，不过目前为止公认的电子邮件之父还是 Ray Tomlinson。
Ray Tomlinson 是 MIT 的电气工程博士。拿完学位之后，他去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电子计算机公司 BBN （ Bolt Beranek and Newman ）工作，主要做信息工程有关的工作。BBN 当时相当于是一个外包公司，为美国国防部门服务，专门负责阿帕网的一些开发设计维护，并且为阿帕网提供一些程序、硬件。
Ray Tomlinson 他本身是对阿帕网非常感兴趣的，那时候的程序员并不是很多，他们也会在网上进行交流，比如说他们要给阿帕网添加什么样的新功能。Ray Tomlinson 有一天看到网上别人写了一个 proposal ，说是在阿帕网上也写一个可以互相发送信息的系统，让主机之间可以互相发送消息。Ray Tomlinson 觉得这个主意好像不错，于是他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最早他刚写出来的时候，这个写得基本上就跟我们之前讲的 mailbox 一样，就是大家开了一个 Google 文档，你说一句我回一句，不是一台电脑给另外一台电脑发消息。
1972 年已经离第一代个人电脑问世（1974 年）只剩两年了，所以那时候电脑制作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了，那个时候研究人员已经可以比如一人配一台电脑。但是他当时最早写出来的系统还是属于只能在一个所有人连接到的同一个中心服务器上，把那个文件放在中心服务器上，再给大家这样发送信息。他想了想，觉得他自己写出来的这个不行，时代都已经进步了这么久了，自己写出来的这个东西还跟原来的原来的 mailbox 一样是不行的。所以他要写一个真的能从一台计算机发消息到另外一台计算机的东西，他就用了当时一个比较常用的数据传输协议叫 CCAN ，跟他写的程序 SNDMSG （ send message 的意思）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电子邮件系统。
他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境，他也不知道写出来会怎么样，所以他一开始去测试的时候就发了一条特别无聊的消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电脑键盘上的第一排吗？他当时就是把第一排的键盘按了一遍，告诉大家这是个测试消息。
所以我们现在公认的第一封电子邮件，第一封真的从一台计算机发送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上的电子邮件，它的内容其实是特别无聊的" QWERTYUIOP "。这个图就是当时他们的实验室发出消息的计算机。
Ray Tomlinson 发明的这个系统，是先把 SNDMSG 跟 CYNET 结合起来，之后因为发送消息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还会有一台主机有很多个用户使用的情况，但是我可能只想发给这台电脑上某个特定的使用者，也不一定说是不给其他使用者看到这个消息，但是我得告诉人家说这台机这个东西是给那个人看的，对吧？所以为了把用户名字跟电脑地址区分开来，并且区分清楚到底是哪台电脑上面的哪个用户， Ray Tomlinson 就选了"@" 字符，用以区别来自其他计算机用户的电子邮件和相同计算机上不同用户的邮件。
我先讲一下键盘上为什么会出现@。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说当时是谁先把@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很早很早以前打字机就有了@这个字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字符？是因为那时候欧美国家他们用量词的时候，经常会用到 at。比如说 5 个苹果，每个 5 块钱，他们会说"5 apples at $5 each"。那时候 at 主要是来用来描述这种情况。所以打字员他是会用到@的，而计算机使用的键盘是来自于打字机，所以也保留了 @ 的这个字符。但是，程序员写程序的时候实际上又不太用得到@，所以@是键盘上非常少用的一个字符。并且@也不太会出现在人名里面，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名字里面带这个字符，对吧？所以_@_不会跟人名混淆在一起。第三个" at "它也有一个"在"的意思，在英文里面 "somebody at some place ，就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的意思。这样子的话，把名字+@+主机名，这样的话就很清楚明了，大家就可以知道是哪个计算机上的哪位用户。所以 Ray Tomlinson 他选了@字符来区分用户的名字跟电脑的地址。
Ray Tomlinson 因为发明了电子邮件和设置了最早的电子邮件的格式，被首批选入互联网名人堂。进入名人堂的是主要影响互联网发展的几个元老，他就在那几个元老里。当时福布斯也给他写了一段话------对他个人来讲，@ 可能只是一个小的发明，他可能就一拍脑袋用了这个@，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这无疑是件伟大的发明。我们现在所有电子邮件都会有@，你只要给人发送电子邮件你都会用到，包括后来@还被用到比如说 Twitter 或者是微博，或者微信里面你想要指定另外一个用户，你也是@谁，这一切都是是因为开始 Ray Tomlinson 使用@，慢慢开始在这个圈子传播，成为一个在特定的圈圈子有我自己特定的含义，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这个图是最早的键盘，非常不像我们现在的键盘。现在的@在数字键盘上的 2 上面，但那个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中间，最老的那种键盘，是跟当时最早打字机的键盘是一样的，和我们现在的键盘不太一样。
Ray Tomlinson 开发出的这个电子邮件，它本来就是给阿帕网做的一个东西，而阿帕网是受到美国国防部支持的，美国国防部也非常喜欢这个程序。他们大力推广，把电子邮件作为研究人员内部通讯的首选方式。
在 1972 年的时候，当时的国防部信息处理办公室的主任 Lawrence Roberts 他又对就对 Ray Tomlinson 写得程序做了一点点修改。他觉得电子邮件成为研究员首选交流方式后，大家都很喜欢发电子邮件，但是发太多的时候，很多东西会混杂在一起，有时候有我可能想约你吃个饭，我给你发封邮件，我跟你谈正经事也给你发个邮件。所以 Lawrence Roberts 觉得一个文件夹系统在电子邮件里，相当于是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邮件分类，归类到不同的文件夹，方便使用。
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野史，有人采访了国防部研究署的人问他们为什么做电子邮件，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电子邮件。他们的说法是如果我跟人打电话，我可能跟人打 10 分钟的电话，前面 2 分钟在寒暄，后面 2 分钟也在寒暄，中间 6 分钟讲正事，讲正事的时间只有一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要给人打一个电话讲非常正式的事情，我可能要总要先问两句" 你今天怎么样 "，对吧？不问就觉得不礼貌，然后再开始讲正事。这些研究人员就觉得每次打个电话都需要寒暄，送电报也要寒暄，就是这种寒暄的方式，非常麻烦。发电子邮件大家之间就比较自由，可能我跟你讲的事情也就一句话两句话，省去了很多寒暄的时间。根据这个野史所说，当时研究人员很喜欢用电子邮件互相发送消息，很大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寒暄，你有什么正事快点跟我说，不要跟我废话。因此，等到 1973 年的时候，在整个阿帕网里面已经有非常的多的人在用电子邮件系统。
当时阿帕网他们自己内部也进行了一个研究，发现阿帕网里面 3/4 流量都是邮件，这群研究人员都特别喜欢发送电子邮件，不想跟人打电话，这的确是社恐的福音。
Lawrence Roberts 把邮件分类系统写出来后，大家觉得他添加的功能非常好。我们也知道研究人员会有这种，你添一个功能非常好，那我在你这个上面再改再添一个功能，别人可能觉得你这个东西的好特别好，但是我又有别的想法，我要在你这个上面再改再添个新的功能。现在实际上软件开发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当时很多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在 Ray Tomlinson 或 Lawrence Roberts 写的电子邮件程序上做过各种各样的修改，在当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电子邮件系统，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每个电子系统都会做一点修改，导致电子邮件的格式完全是混乱的。包括那时候也不是只有一个操作系统，像 BBN 这个公司主要的操作系统的叫 TENEX。不同的操作系统也会开发不同的发送电子邮件的软件。大家发电子邮件的时候也是完全随心所欲的，有些人可能就只写个收件人，有些人得要再添个发送时间，这就导致每个人的电子邮件格式都不一样。格式不一样之后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正常的给美国的朋友寄信，我得知道美国的地址怎么写。美国的地址是反过来写的，先写房间号，再写楼号，再写街道，再写区、市、州、国家，如果我按照中国写地址的方式写这种美国的地址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导致这封信送不到。那么当时电子邮件就出现了这种问题。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电子邮件格式，给另外一个人发一封电子邮件，那个人的系统就收不了。这个邮件可能显示不出来，或者根本就收不到，读不出来就卡在那了，读出来了的也可能是一团乱码，邮件就崩了，完全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那时候计算机就处理性的也没有这么强，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虽然大家都很喜欢用电子邮件，但是这个格式混乱的问题给这些人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在 1975 年的时候，大家终于看不下去了。BBN 这个公司的两个高级主管，Ted Myer 和 Austin Henderson，推出来一个RFC860消息传输协议。他们设置了一个标准的电子邮件抬头，要有发件人收件人，要有时间，要有主题。那时候还没有抄送或者密件抄送就是 CC 跟 BCC 这个东西，这个是后来才发明的，等下我会讲到。当时是格式统一了一下，第一行必须写收件人，第二行写发件人，第三行写什么什么。这个格式在 1977 年的时候稍微做了一点修改，修改之后就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一直在用这个格式。
1975 年对于电子邮件来说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南加大当时的一个程序员 John Vittal ，他在 Lawrence Roberts 软件基础上又开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程序，添加了一些新的功能。最早的时候电子邮件是没有删除、回复、转发、抄送和密件抄送功能，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些复杂的功能基本上都没有，归档是第一个出来的。所以你回复人家电子邮件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一键转发，一键回复。当时是你要转发，你需要把邮件输进去，你要回复，你就得把收件人的地址输进去，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John Vittal 觉得不行这个过程太麻烦了，而且我为什么要做这种重复的工作，对吧？所以他当时抱着这种想法，开发出删除、回复、转发、抄送和密件抄送功能这些新的功能。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子邮件，基本上所有功能全都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这些功能开发出来之后，大家都很开心，的确是省了很长时间。因为他开发出这些比较先进的功能，很多人觉得你这个软件写得太好了，就是非常方便，又吸引了一拨人开始用电子邮件。也有可能说明当时的社恐非常多。他开发出来的 MSG 电子邮件系统也被誉为是现代电子邮件系统的一个雏形。这是 1975 年发生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是出现了第一个电子邮件列表（ Mailing List ），这个电子邮件列表现在我们可能不太常用了，但是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在我记得是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时候是非常火的，包括比较有名的 cyber punk 这个群体，包括比特币的早期的参与人员群体，最早全都是通过 Mailing List 来联系的。
第一个 Mailing List 是怎么来的？也是在 1975 年的时候，是当时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的一个负责人 Steve Walker ，他起草了一份邮件发送给了好几个人。那时候还没有群发，所以他应该是输了好几个人电子邮件进去，告诉他们他要在阿帕网上成立一个讨论小组，通过电子邮件来讨论关于电子邮件的一些标准问题。因为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标准之外，可能还有一些电子邮件的标准和格式问题需要讨论，比如说新的功能或者是发送需要使用的协议等等。他们用电子邮件这样讨论，创建了一个讨论组 MsgGroup ，所以这是世界上第一个 Mailing List。
现在，用户规模最大的在线新闻组叫做 Usenet，也是根据当时他创建的邮件小组来衍生而来的。这其中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Steve Walker 他是 BBN 的人，所以他是支持 TENEX 的系统，他还创建的那个讨论组的全都是使用 TENEX 的。但不是用 TENEX 系统的人也在用电子邮件，Steve Walker 就只拉了用 TENEX 的人，也相当于是通过 Mailing List 来拉帮结派。当时就没有参与到这里面的人，也不喜欢 Steve Walker。他们就自己拉了一个 Mailing List。所以后来的这些没有参与到当时的人搞了一个东西叫做 Usenet，结果 Usenet 在很多年之后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在线新闻组。实际上有点像我们很早之前用的天涯论坛，西四胡同那种论坛一样，可以这么理解，但背后的原理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第三件是就是表情符号的诞生。当时在大家赞同 Steve Walker 的提议之后，的确有一帮人参与进来，大家在网上讨论，讨论得也非常顺利。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就提出说，我们老是用电子邮件进行讨论，但是看人家的文字是干巴巴的。跟人面对面正常交流的时候，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可以听到声音，可以知道这个人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到只看文字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情绪上面的东西全都没有了，你可能也猜不到那个人到底文字背后是什么意思，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假如我是在讽刺你，那有些东西你写在文字上的时候背后的意味完全改变，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当时 MsgGroup 的一个成员认为我们现在写东西是没有感情的，不是很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在写一些有情绪的话后面可以加上一些代表情绪的符号，比如开玩笑就可以加一个笑脸。这个事情就促成了像：）这样的表情符号的诞生，这个表情符号又促成了我们现在手机上可能经常用的这种 emoji ，包括各种各样的 gif 。现在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斗图，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源于表情符号，演变成 emoji 和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使用的表情。
当时阿帕网已经有一部分民用了，由于电子邮件发展的势头过于迅猛，也吸引了政府其他部门的注意。在 1977 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邮政管理部门、商务部，还有一些其他部门，包括 FCC 可能也参与进来了，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后发了一个congressional report。他们认为电子邮件这个东西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可能很快就会占领这种传统纸制邮件的市场。如果大家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交流的话，实际上就没有必要发纸质的消息了，而且还省钱。所以，在长远的将来，电子邮件肯定会对美国的邮政系统，主要是 USPS ，造成严重的威胁。USPS 一听就慌了。因为美国的官方邮政系统只有一个 USPS ，它是个垄断系统。作为一个垄断部门，听到说有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之后就可能要抢占我的市场了，我可能就不垄断了，我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了（当时可能当一个快递员还赚蛮多的），他肯定慌得一腿。于是，USPS 很快就宣布他们也要搞电子邮件。它是想说，这样的话，我以后不仅可以垄断传统邮件市场，我还要垄断新的电子邮件市场。USPS 请了很多专家做了很多研究，最后推出来一个东西叫做E-COM。这个东西非常神奇，它神奇在哪呢？比如说你有一个公司，你可以通过你公司的电脑给 USPS 发电子邮件，USPS 帮你把电子邮件打下来，封好再帮你寄送到收件人那儿去。我查了很多文件，我完全不知道 USPS 做这个系统当时是什么目的，反正我要是能给别人发电子邮件的话，我为什么先发给你，再让你给我打出来，最后再让你送纸质的给人家。唯一一个可能性是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没有通网，所以可能发不了。只能先发到那个地方邮局，邮局可能有电脑，让邮局再帮你送过去。反正当时 USPS 当时是承诺说是你给 USPS 发邮件，让 USPS 帮忙打出来，再寄给别人的话，打出来之后的两天之内一定送到，实际上速度还是蛮快的，因为当时的邮政毕竟不像现在这么快。当然了这个业务实际上没有做得很好，可能是因为第一个需求也没有那么多，第二个也可能是因为 USPS 自己运营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好。1977 年 USPS 开始提出这个想法，1982 年正式开始做，但只做了三年业务。因为巨额亏损，最后垮掉了。USPS 想把这个东西卖掉，我记得应该也没有卖出去。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因为当时邮局是不需要配电脑的，而为了执行这个计划，需要给邮局都配个电脑，最后可能都没用上。
旁边这个图是就是通过 E-COM 发的邮件，实际上这就是他们帮你打出来，还是包在那种正常的很普通的信封里面送出去，就跟普通信件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当时在搞这个东西的确是蛮奇怪。
1980 年的时候，我觉得是电子邮件非常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个时候真的是因为个人电脑也出来了，大家也开始慢慢也能用上，很多普通人也可以开始拥有自己的电脑，有一些就信息服务也没有原来那么贵了，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参与到这种可以互相发消息的活动里面。
这期间发生了比较大的几件事情，一个是 1987 年的时候，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王运丰和措恩教授给前联邦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大学发送一封邮件，邮件内容是"穿越长城走向世界"。这被人称作互联网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人的出现。我们第一次出现在互联网历史上，是因为给德国卡尔斯鲁尔大学发送电子邮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
第二个是 1988 年，第一个图形操作界面的电子邮件系统Eudora问世。因为之前发送邮件还是要输指令的，虽然可能有些指令很简单，不像现在编个程那么难，但还是比较麻烦。而 1988 年的时候出现的第一个图形界面的电子邮件客户端，相当于傻瓜操作，就算你完全不懂，你连最简单的指令都不会写，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因为这个操作系统把所有的功能全都简化了。
这个图是后来几代的 Eudora 的系统，你可以看到它跟现在的邮件系统已经非常像了，你看就有什么 for@ xxx a mobile message，包括 to from 后面抬头这个地方，除了看起来的确很古早，但基本上是整个架构你可以看得出来，跟现在的已经电子邮件系统非常像。
同年还发生了件非常好玩的事情，这个之所以要提，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觉得 Microsoft 跟苹果是冤家。Microsoft 它们现在的电子邮件系统是 Outlook 。但是 Microsoft 第一个做的电子邮件系统，那时候还不叫 Outlook，反正当时起个什么名字不知道，而这个电子邮件系统是给苹果系统做的，专门给 apple talk 的用户使用，让他们可以互相发个消息。之后的 Microsoft 做的电子邮件系统才被移植到 Microsoft 自己开发的，比如说 DOS 或者是后面的这种系统上。Outlook 的前身实际上是微软给苹果开发的也是蛮搞笑的一件事情。
到了 1980 年代，整个电子邮件的就使用量激增，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后面的故事就是我们大家能想到的，有互联网之后就越来越多的人能上网，能发送电子邮件。但关于电子邮件，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法律问题。
电子邮件最大的一个法律问题，主要就是垃圾邮件。所有包括那种恶意营销，什么带病毒的之类的，所有东西都叫垃圾邮件，这是电子邮件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问题。所有跟电子邮件有关的案子，打到法庭上的案子基本上全都是跟垃圾邮件有关。
垃圾邮件实际上也出现的非常早，我觉得至少比我想象的早非常多， 1978 年，实际上就出现了第一封垃圾邮件，但是这个垃圾邮件与我们现在的垃圾邮件不一样。当时是一个叫做 DEC 的专门做电脑系统的公司，想推广他们开发的一个新产品，于是给 600 个阿帕网上的地址，尝试发送或者发送了电子邮件。这个也是历史上的第一封群发邮件。发送这封邮件的人，他不是个搞技术的人，是个营销人员，所以他根本不懂怎么发邮件，我想就跟现在如果你刚开始学编程，你要操作一样比较复杂的东西，你也经常会操作错，这个人就操作错了。
他第一次发邮件的时候，不知道哪个地方该写收件人，所以他就把 600 个邮件地址全部打进去，收件人那个地方写满了，他就写到抄送那个地方去，然后又写到了正文的地方。所以第一次他这个邮件是发失败了，有些客户没收到。这个事情第一次弄的人肯定没法弄好，之后他可能跟主管汇报了自己不会发电子邮件，要不你过来帮我看一下。于是他们发了第二次，第二次是顺利发送了。这件事情在阿帕网上就引起一个非常大的反响，因为当时接收电子邮件，不像是现在收一封邮件很容易。那时候你收一份电子邮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你好不容易等个半个小时，第一封邮件打开什么玩意儿，因为第一封邮件没发好，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地址，第二封邮件又是这个人发过来的，结果是促销广告，那你肯定很生气。这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反响大到什么地步？当时的国防部通信机构的负责人专门打电话给 DEC 公司老板说你以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情了，你要再干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要考虑一下好好处罚你。这老板心里一听，觉得好以后再也不做电子邮件营销了。因为被国防部当时这么一恐吓，所以之后没有多少人尝试用过电子邮件营销，怕被罚。这封邮件也就被称为历史上第一封垃圾电子邮件了，也是阴差阳错。
等到 1980 年代的时候，由于始用电脑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接入网络，Usenet 新闻组开始兴起。Usenet 就跟我们现在的论坛一样，有不同的分区，可能什么新闻区、娱乐区、明星区，宠物区等等。你可以去订阅，一旦有更新的话，它会给你发送电子邮件。有些人可能就比较聪明，就想到可以使用新闻组做营销。但由于当时是没有群发软件的，所以最早虽然有一些人尝试在 Usenet 做一些营销，但都不是很成功。第一个主要也是发的量很少，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发的话，当时发一封电子邮件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所以你可能一天不停也就发个 10 封，因为你得一直等在那个地方输出地址。由于量很少，大家就没有就很在乎垃圾邮件这个东西，但是在 1993 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那时候互联网也出来了，然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先进，大家发垃圾邮件的方式越来越神奇。
这个事情也是阴差阳错的一件事情。当时 Usenet 它有一个管理人员，就像论坛版主，当时他想创建一个程序来批量删除无聊的帖子。这个人这可能技术不好，我也不太知道，毕竟出 bug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反正他写的这个程序出问题出 bug，连续在同一个新闻组里面，比如说在宠物板块发了 200 封一模一样的帖子，这个事情当时就炸了。因为还是那句话，虽然当时有网，那时候的网肯定比 1970 年 1980 年快，但是还是没有这么快，你可能等一封电子邮件，还是要等 5 分钟。假设那天你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收到 200 封电子邮件，你可能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底谁给我发两百封电子邮件，打开一看，可能一个邮件 5 分钟，过了几小时好不容易下载完了，发现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因为程序 bug，所以发的东西都毫无意义的一坨乱码，浪费了你这么多流量，当时还在拨号上网是很贵的。
这个事情就在 Usenet 上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有一位用户这个行为或者当时 Richard 发的邮件叫做 Spam。为什么把它叫做 Spam？因为二战之后，美国就非常流行这种午餐肉罐头。美军在二战的时候吃了特别多午餐肉罐头，所有战后有一段时间 Spam 在美国就特别流行，流行到大家听到午餐肉就是 spam 这个词，可能大家都快吐了，因为太流行了，所有人在讲这个东西，像你听一首那种网红歌一样，所有人都在放，都每天给你放。反正当时有些人已经陷入听到 spam 这个词就整个受不了的状态，所以就在 1993 年的时候，大家就把发送垃圾邮件的这种行为，或者发送垃圾邮件本身的东西叫做电子Spam。这个称呼一直被沿用到今天，我们现在英文里面叫垃圾邮件还是 Spam。
世界上第一封真正的商业营销电子邮件是在 1994 年，这个事情非常大，在当时很有名，叫绿卡事件。绿卡大家都知道吗？就是美国的永久居留卡。为什么叫绿卡事件，因为这个事情是两个移民律师搞的。当时这两个移民律师他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想到这个主意，但其实这两个律师还是蛮有先见之明的。他们觉得网络新闻组这个东西很好，可以来帮他们做营销。他们就雇了个程序员，然后再写了个垃圾邮件程序，然后在 Usenet 的新闻组可能还在不同其他不同的渠道上面，疯狂的发类似"我们是非常有名的移民律师，可以过来找我们服务"的广告。还是那个道理，就是你等了那么长时间，花了你那么多钱，占了那么多带宽，最后发现都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广告，你一定是很生气的。第一次还好解释，这个程序写错了不小心出一个 bug，但这两个人真的就是天天疯狂的在各种各样的渠道发邮件。有些人打他们广告上的电话跟他们投诉。这两个人可能也是比较心宽，他们觉得有投诉是件好事，说明营销起到作用了，继续疯狂发。他们俩也因为发邮件这个事情出名了，当然不是好名，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为很过分。但这两个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如何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制造财富》，里面就详细介绍了他们是怎么利用网络新闻组这个东西，发送垃圾邮件来做营销的。他们之后还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专门帮那些想在网络新闻组里面做营销的人发垃圾邮件。
这个事情当然还是炒作，他们没有成名很久，风口过去了就过去了，而且在 1997 年的时候，这两个人同时都被撤销律师执照，不能再作为律师执业了。为什么？当时给的名目就是非法营销。正规的律师你要推销自己的生意，美国是有一套标准的，可能没有写在法律里面，但是律师的职业操守里面是写的就是说你只能通过以下方式营销，比如说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你不能直接向那种将死之人推销自己的生意。总之就是律师这种做营销，推销自己的生意有非常多的限制。当时这两个人的确也是触犯了这些限制了，所以这两个人最后都失去了律师的资格，这也是从某种程度上大快人心。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亚马逊上看一下《如何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制造财富》，这本书的评分实际上还蛮高。
这两个人的确是给自己挣到了名声，不管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而这种方式起到效果之后，肯定大家会开始效仿。那就从 1994 年开始，网上的这种电子邮件，也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公司开始参与到互联网中去，网上的商业电子邮件也就越来越多，垃圾邮件就越来越多。到 1998 年，可能美国政府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当时参议院有人就提出一项法案叫**《反垃圾邮件修正案》**，但是这个法案当时是被否决了，具体否决原因现在查不到，有一部分理论是认为 1998 年那个时候是互联网火热的时期，所以可能政府有一个态度，还是想说既然互联网这么热，我们还是放松一点监管吧。当时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垃圾邮件到底是多严重的事。我个人觉得比较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想让互联网自由生长这种感觉，所以就没有监管。但 2003 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真的受不了，互联网泡沫也崩了，大家觉得反思一下，觉得可能当时我们有些东西真的做得不好，像是垃圾邮件就是很大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不止有人开始发营销垃圾邮件，还有人通过这种方式群发病毒邮件的，有不少人中招。大家真的就好好开始反思，垃圾邮件可能真的有问题。所以到 2013 年的时候，美国就通过了一个叫一个禁止在网上就发送垃圾邮件的法案，它简称叫做TheCAN - SPAMAct。这个法案根据你发送邮件的内容不同设置了不同的惩罚：如果你只是发电子垃圾邮件，你可能是被罚 100 万，如果你是电信诈骗，或者是这种发送病毒的话，罚金的数量是 100 到 250 万美金不等，监禁的时间则是 1~5 年不等，也就是说你要是真的干这个事情，你搞不好是会坐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严格的。
美国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法案的事情我想说一说。这个法案是不给普通人起诉的权利的，如果你被垃圾邮件骗了，你是没有办法依据 TheCAN - SPAMAct t 去法院起诉的。 TheCAN - SPAMAct 下面的所有诉讼只有公诉，只有政府可以代表受骗的人，对这些 Spamers （发送垃圾邮件的人）提起公诉。在 2005 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法案在正式生效一年后（2004 年 1 月 1 号生效），有一个叫 Anthony Grapple 的人，他只有 18 岁，成为了第一个根据这个 TheCAN - SPAMAct 被逮捕的第一个人。他当时好像也被罚了很多钱。这是这么一回事呢？是因为他当时利用一个比较有名的社交网站 My Space 的一些漏洞，给是 My Space 的用户发垃圾邮件，还威胁 My Space，要是不给他钱，他就把漏洞告诉其他发送垃圾邮件的，让他们也给你的用户发垃圾邮件，因为这样会影响到 My Space 名声。反正这个人最后就被抓了，成为了因为这个法案被捕的第一个人。
今天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其实就今天没有特别 hardcore 的法律的东西，主要还是讲了讲整个电子邮件的有趣历史。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提问了，那我们请黄老师来总结一下。
黄孙权：好，谢谢 Katt。今天部分我觉得整个课里头大概只有我经历过你讲的那些东西的。
Katt: 我也觉得。我感觉我自己上了年纪了，为什么我知道这么多。
黄孙权：对，为什么？我是从 Usenet 开始发 EMAIL 的。
Katt: Usenet 我也用过。
黄孙权：我大学的时候用那种大主机，然后做一个小荧幕，我要输出个程式我要跑到主机旁边去等这种。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国外的资讯都是靠 Usenet 来的。
Katt：我感觉这东西我也用过。
黄孙权：为什么你也用过？
Katt：我不知道，但我比你差 18 岁。
黄孙权：你今天讲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一生年轻的青春在我前面一闪而过，好可怕。
Katt：好，实际上今天的题目是黄老师的青春。
黄孙权：我的网络时代的青春。不过很棒，你讲的非常有意思，这样也让大家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如果不知道这段历史的话，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我们那个年代如何开始跟人家沟通，E-MAIL 发明造福了多少社交恐惧的人，同时也让商业广告进到另外一种层次上。相对来说也因为有 E-MAIL，所以那时候的我们在组织群众的时候其实特别方便。说真的，你透过一个 E-MAIL，透过几个不同的 Mailing List，就可以组织一群人，而这个是以前我们没有想象过的组织方法。所以我觉得社运也好，商业使用也好，其实都在 E-MAIL 的群体中获得很大的力量，这是很有意思的。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图书馆革命
之前在CDT上看到他们的如何在最危险的悬崖建立海中小屋：建立微信“反贼群”的年轻人们（最近端传媒也有类似文章：微信求生记：炸群、转世，以及公共生活的实践，这些年轻人应该上2047这儿来），就顺手查了一下。
2020年9月10日，《歪脑》出世。(www.wainao.me)
《歪脑 | WhyNot》诞生于混沌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像一个魔方，由一格格房间组成，每一个房间都在上演荒诞剧：意识于悬崖边缘相互对峙，恐惧在漫长黑夜之中啃蚀精神。
就在这种拉锯之中，总有许多青春在天露微光之际悄然解封。青春总会想抓住些什么，从一个房间踱步到另一个房间，房间看着空旷，却呼吸拥挤，让人喘不过气。
《歪脑 | WhyNot》是我们创办的数字新闻杂志。而在这个定义之外，“歪脑”其实也是个面目分明的人：TA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后浪”，但奔腾的方向并不被谁轻易定义。哪怕蜗居房间中，“歪脑”也注定不安于世，就像TA的名字，托着歪脑袋，常常思考。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
你想过吗，为什么魔方中每一个房间都令人窒息？“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一句英文谚语：明明房间里有头大象，大家却装作没看到，不说穿、不讨论，甚至告诉自己“这件事不好说”。
到底有没有大象？大象长什么模样？与大象同处一室，“歪脑”一定不会停止思辨。“歪脑”可能会想起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戏里，大象始终没出现；戏外，是哪一头“巨象”，踩死了胡波不甘沉默的生命？
没有什么不可以挖掘的，“歪脑”一定会这样想。然后一头钻进封闭阁楼，打开一个又一个房间，从蛛丝马迹，寻找隐身的大象。
就在今天，“歪脑”带你我闯入其中一扇门，去窥见中国媒体行业的光怪陆离。这里面有大象吗？TA与你一样好奇。这第一场寻象之旅，穿梭三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高校新闻教育随时代浪潮翻涌；理想主义还来不及激起浪花，大外宣就已经站上浪头；“党媒姓党”的新时代继而崛起，咽喉被掐住的水手们奄奄一息；眼疾手快的幸存者挤上了新媒体的快艇，却在网络沙皇驾崩后的时代迎来乱世大逃杀；而哪怕你躲进非虚构写作的小楼，也成不了灯塔，因为故事不可能完整，最终残缺的文字只留下零光片羽。
看，大象显形，大象就在那里。
这便是《歪脑》，年轻，好奇，倔强，爱思考，不怎么服输。从一个房间中出来，《歪脑》还会继续打开更多的门，寻象。我们习惯了与象共存，在房间中呼吸着象的气味，走路时避开象身，却独独看不见大象。
从今往后，《歪脑》与你一起，讨论大象。
深度。视觉。无审查。
如果你隐隐感觉这个世界模糊不清，心中总有提问，你一定是个歪脑；如果你倍感孤独，跟众声喧哗的“叙事”脱轨，你一定是个歪脑；如果你对既成概念并不认同，总想说声“Why not?” 你肯定是个歪脑！
其实你并不孤单。不是所有观点都要被同意，因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歪脑是打破框框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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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工作机会里发现是隶属于自由亚洲电台（RFA）的，看内容也确实比较新潮，我比较好奇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创刊，编辑又会是哪些人组成？
图书馆革命
在你追求改變成真的路上，切莫忘記這個現實：
壞行為往往才是好的政治手段
好的政策 橫等於 壞的政治決策
不管是民主政體、公司行號還是高壓獨裁國家的領導人，只有一個共通的特質：他們想要延續自己的統治。
本書從這個基礎論點出發，大膽提出全新的單一架構理論，把我們所知的一切政治現實全部解構。那就是：國家沒有所謂的利益，人類才有。不管是非洲的獨裁國家還是亞洲的模範民主，領導者個人的利益與行動，永遠是驅動一切政治行為的力量。不管表面上提出再多「國家價值、社會利益、理念與院警」，背後的意圖永遠是延續自己的統治生涯。
理解了這個「自利原則」之後，作者提出了一套極為簡單的方法，可以供任何想要奪權的人參考並照著辦。包括
・創造權力的三個基本群體：廣大人民、重要成員、關鍵核心群
・關鍵核心群的人數越少越好
・切忌讓任何支持者擁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找到利益、控制利益、分配利益
・絕對不要把利益從支持者手上拿開
理解了政治運作的基本道理之後，我們就可以真正解讀每天在我們身旁發生的政治議題，包含「為什麼政客瘋狂舉債」、「為什麼立委選舉要採用小選區制度」、「為什麼財稅法規永遠是國會攻防的熱點」、「為什麼要尋求年輕選民的支持」、「為什麼要提出歡迎移民的政策」、「為什麼要在偏遠地區蓋捷運或設高鐵站」、「為什麼要一直擴張社會福利制度」，以及「為什麼一方面要為人民謀福，一方面又誓死反對敵對陣營的好倡議」。
本書行文流暢，大量引用讀者容易理解的歷史事實與社會現實為例證。最重要的是，本書提出了具體的建議，針對如何改革民主制度、如何改革公司治理、如何擴大民意基礎等等，使我們更容易改變成真。凡是想要改變成真、凡是想要改善公司治理的人都必須閱讀此書。
貪腐帶來權力。絕對的貪腐帶來絕對的權力。
图书馆革命
除了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担忧和对马云批评言论的愤怒外，蚂蚁IPO被叫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央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是一个由人脉广泛的中国权贵组成的小圈子，其中一些人与那些对习近平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有关联。
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联合创始人马云摄于2019年。
图片来源：Henri Szwarc/Abaca/Zuma Press
2021年2月17日11:33 CST 更新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年底叫停蚂蚁集团(Ant Group Co.)首次公开募股(IPO)时，他的动机看似很明显：一方面是担心蚂蚁集团增加金融系统风险，另一方面，他对蚂蚁创始人马云(Jack Ma)批评他加强金融监管的标志性行动感到愤怒。
根据十几名中国官员和政府顾问的说法，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蚂蚁集团复杂的股权结构、以及那些有望从这桩原本会是全球规模最大IPO中获益的人，令北京方面越发不安。
据知情官员和政府顾问透露，在这家金融科技巨头原定上市几周前，中央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掩盖了其股权结构的复杂性。这一调查此前未被报道过。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是一个由人脉广泛的中国权贵组成的小圈子，其中一些人与那些对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有联系。
那些人以及马云和蚂蚁集团高管原本将从该公司的上市中获得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收益。此次IPO对蚂蚁集团的估值原本将超过3,000亿美元。
在担任国家主席的八年时间里，习近平排挤了诸多竞争对手，他现在对权力的掌控勘与毛泽东相提并论。
习近平的举措包括打击腐败、房地产投机以及其他高风险金融活动。他利用反腐行动，既针对实际的腐败，又加强自己对权力的掌控。蚂蚁集团的IPO代表了习近平长期以来所反对的那种造富和财富积累模式。
蚂蚁集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蚂蚁的股权结构细节已在集团的招股书和公开的商业登记记录中充分披露。
在调查之前，中国央行的监管人员就已经对蚂蚁的商业模式感到担忧。蚂蚁集团拥有一款名为支付宝(Alipay)的移动支付应用，有超过10亿用户。该应用为蚂蚁提供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借款行为以及账单和还贷历史的大量数据，该公司利用这些数据将自身打造成一家金融服务巨头。
蚂蚁集团已向近5亿人提供了贷款，运营着中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并销售其他数十种金融产品。但该公司不必遵守约束商业银行的那种严格的监管规定和资本要求。该公司从这些交易中获利，而国有银行则提供多数交易资金并承担大部分风险。
"一方面，一群人可能在聚敛巨额财富，"一位熟悉对股东调查情况的人士说。"而另一方面，大部分风险都已经转移到国家头上。"
马云在去年10月下旬的演讲中对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予以犀利批评，他说这些规则是不必要的，而且阻碍了技术创新。他的讲话激怒了高级金融官员------其中一些人当时也在现场听演讲。
据知情人士透露，马云对政府监管权力的公开抨击，加上在马云讲话前就已启动的对蚂蚁集团所有权结构的调查，为习近平决定叫停蚂蚁集团IPO并迫使该公司缩减贷款和其他类似银行的服务埋下了伏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一次党内会议上。
图片来源：Shen Hong/Xinhua/Zuma Press
与此同时，习近平还发起了全面收紧对中国科技业控制的行动，以防止像蚂蚁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利用其庞大的规模和收集的海量消费者数据从事反竞争行为。
这些行动表明，继多年来对科技领域的创业者采取了宽容呵护的态度之后，习近平现在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的行事能与当下的政治首要目标保持一致。
警声大作
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表示，随着监管者深入研究蚂蚁集团招股书的细节，蚂蚁集团一些投资者的身份以及他们所持股份的安排方式引起了监管机构的警觉。
其中一家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博裕资本(Boyu Capital)，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行动中，江泽民派系中的许多人已被清洗，不过江泽民仍然在幕后发挥作用。
另一个与江泽民有关系、属于江系"上海帮"的利益相关者，是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领导的一个团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共最高决策层。
知情人士说，其他被认为有问题的支持者还包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这名开发商数年前曾因P2P贷款业务赚了不少钱。然而，P2P业务后来爆雷，很多投资者因此损失了毕生积蓄。
马云与哈佛毕业的"太子党"江志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当时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正在扩张，并最终催生了蚂蚁集团。马云凭藉阿里巴巴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2012年，江志成（又名Alvin）帮助马云谈妥了收购雅虎(Yahoo)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一半的交易。江志成旗下的博裕、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 简称﹕中投公司)、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和中信集团公司(Citic Group, 简称﹕中信集团)的私募股权投资部门组成的投资者财团提供了所需71亿美元的部分资金。这些公司都有着强大的政治人脉。两年后，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财团获得的阿里巴巴近5%的股份价值飙升。
博裕在2016年成为蚂蚁的早期投资者之一，不过这次所采取的方式比较迂回。博裕在香港注册，这是一个潜在的棘手问题，当时中国的法规限制"离岸"（也就是大陆以外）企业对支付服务的所有权，而支付服务是蚂蚁业务的核心部分。
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商业记录，博裕首先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子公司，后者投资了一家上海的投资公司。随后，该投资公司投资了一家名为北京京管投资中心(Beijing Jingguan Investment Center)的私募股权公司，后者购买了蚂蚁股份。
2016年共有16家投资者向蚂蚁提供了总计人民币291亿元（约合45亿美元）的资金，北京京管正是其中之一。2018年，北京京管还加入了向蚂蚁共计投资人民币218亿元的另一批基金之列。根据蚂蚁的IPO文件，通过这两笔投资，北京京管获得蚂蚁近1%的股份，跻身前10大股东之列。招股书中没有提到博裕通过北京京管参与其中这件事。
江志成和本文提到的其他蚂蚁投资者均不予置评。
层层投资工具背后的另一个利益相关者是北京昭德投资集团(Beijing Zhaode Investment Group)，该公司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控制。贾庆林与江泽民关系密切。
在中国的商界和政界精英中，李伯潭最为人所知的是在2009年帮助建立了茅台俱乐部(Maotai Club)，这是一家私人会所，设在北京故宫附近一栋历史悠久的建筑中，直到近年来还是太子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常去的地方。
自2012年末掌权以来，习近平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中共内部的腐败，包括一些党员参加奢华宴会和包养情妇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普通老百姓的强烈不满。李伯潭的茅台俱乐部所举办的此类活动，被习近平视为有损中共形象。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任期早些时候与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
了解上述调查情况的人士称，习近平不希望看到蚂蚁集团的上市向中国知名太子党们输送巨大利益。在习近平看来，这无疑会扩大收入差距，损害他消除贫困的努力。
蚂蚁集团位于杭州的总部。照片摄于去年。该公司的IPO在去年11月份被叫停。
图片来源：alex plavevski/EPA/Shutterstock
"红色资本家"
随着蚂蚁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抵御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马云将该公司的部分股权提供给了社保基金和中投公司等国有实体，以及中国最大几家保险公司。中投公司是规模巨大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这些"战略投资者"原本都将从蚂蚁集团的IPO中获利。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投资者的加入帮助蚂蚁集团的上市申请在去年夏季顺利通过各级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申请在一个月内就被批准。
风险投资家Gary Rieschel表示，马云在政治上非常精明，但如果他没有让上述这些人都富起来，原本不会引起注意。2000年代初，Rieschel曾帮助管理软银(Softbank)在亚洲的投资。
凭借多年来所积累的政治人脉，马云已成为"红色资本家"中最出名的人物之一。"红色资本家"指与统治者关系密切的商界大亨，这些人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1949年建国后，中共让富有的实业家荣毅仁承担起让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重新站起来的重任。给予商业巨头一定的回旋余地和支持也对北京方面有利。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不久，柳传志利用政府的贷款创办了如今已是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制造商的联想集团有限公司(Lenovo Group Ltd., 0992.HK, 简称﹕联想集团)。
作为阿里巴巴创始人和蚂蚁集团控股股东，马云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中的巨星，但在他去年公开批评监管机构后，蚂蚁的IPO被叫停，他本人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数月。马云和他的商业帝国是如何一步步惹上麻烦的？要如何救赎？当局在处理马云问题上又有何顾及？这则视频回顾了马云近年来的三次公开活动，采访了他的一位好友，并分析了中国政府想要传达的信息。 WSJ S Chinese
马云现年56岁，1999年他在经济繁荣的浙江省省会杭州的公寓里创办了阿里巴巴。一年后，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Masayoshi Son)在与马云短暂会面后，向阿里巴巴投资了2,000万美元。"我可以闻出他的气味，"被视为凭直觉行动的冒险家的孙正义在2019年的一次公开谈话中回忆道。"我们是同一种动物。"
在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并没有忽视该省创业精神的价值，他鼓励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进行扩张。
自由放任的金融
知情人士称，蚂蚁集团各层股东中的一些支持者情况，凸显出对互联网金融（又称金融科技）自由放任的态度。其中一位是房地产开发商Wang Xiaoxing，她从P2P贷款公司筹集了资金，监管机构称这类公司把一些散户投资者的毕生积蓄投入了高风险的融资计划。
过去几年这些贷款计划破产时，Wang通过中国领先投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Ltd., 3908.HK, 简称：中金公司)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对蚂蚁进行了投资。
马云的一些老朋友也通过各种投资工具获得了蚂蚁的股份，其中包括一些中国最富有的人士，比如房地产大亨卢志强，网游公司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Giant Interactive Group Inc.)的董事长史玉柱，以及复星国际有限公司(Fosun International Ltd., 0656.HK, 简称﹕复星国际)联合创始人郭广昌。
郭广昌的复星国际以及他旗下其他几家雄心勃勃的民营企业几年前曾因负债过多而陷入困境。那几家公司曾大举借款，为复星疯狂的海外收购活动提供资金。后来监管部门发起了一连串调查，限制了这些公司的借款能力，震动了中国的商界精英。
复星国际联合创始人郭广昌。
图片来源：Paul Yeung/Bloomberg News
网游公司巨人网络科技的董事长史玉柱。
图片来源：Chen Yichen/Xinhua/Zuma Press
房地产大亨卢志强。
图片来源：Cao Ji/Imaginechina/Zuma Press
去年10月24日，也就是马云在上海一个活动上发表批评性言论的那天，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暗示了对蚂蚁集团所有者性质的担忧。
根据潘功胜在北京大学所主办论坛上的演讲的文字记录，他说："个别非金融企业盲目向金融业扩张。"他补充称，这些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组织架构复杂，甚至有交叉持股、虚假注资、套取巨额资金等问题。
据接近中国央行的人士称，潘功胜的言论直指马云的蚂蚁集团。
中国央行一名官员说："我们之所以需要对蚂蚁集团这样的公司进行监管，股权结构问题是原因之一。"
在之前的数年里，马云带给中国经济的那种创新与中国领导层要将中国变成科技强国的目标是一致的。近年来，阿里巴巴还已涉足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这两方面都被认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2014年马云让阿里巴巴到纽约上市时，在中国官员之中就引发了一些抱怨，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仍然是鼓励科技企业的，政府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和促进股票投资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2014年，马云为阿里巴巴在纽交所开始挂牌交易敲响上市钟。
图片来源：justin lane/EPA/shutterstock
但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中国股市大跌，经济放缓导致由债务融资推动的股市泡沫破裂。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政策已经转为把资源向国有部门倾斜。
据接近蚂蚁集团的人士透露，马云曾计划让蚂蚁在上海科创板以及香港股市同时上市，以取悦高层领导。科创板是应习近平的要求创建的，目的是为科技公司创立一个可以与纳斯达克媲美的股票市场。
但这一姿态未能缓解中国官员们对这位亿万富豪的计划的担忧。
蚂蚁集团现在将进行整改，基本会成为一家需要遵守银行业资本要求的金融公司。更严格的规定意味着该公司可能不得不筹集资金来增强资本基础，为大型国有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政府控制实体购买股权打开大门。现有股东的股权可能因此被稀释。
预计蚂蚁集团的主要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也将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关注重点将是他们的资质和资金来源。
了解调查情况的官员表示，蚂蚁集团的整改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其中一位官员称，该公司能否重启IPO目前还不在政府高层的议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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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以一只猫的身份，俯视着日本当时的社会，俯视着二十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同时发出种种嘲弄和讽刺。作品通过主人公苦沙弥的生活，以诙谐的语言、细腻的笔调和犀利的笔锋，描绘了一批惯于谈天说地、道古论今的文人学士和势利小人，淋漓尽致地揭露和嘲讽了资本家、统治者，批判了金钱万能的社会和盲目崇拜西方生活方式的社会习气，塑造出一群自命清高、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形象。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巨匠。他原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至“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漱石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竖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给后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启迪。夏目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以他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丰富多采的艺术才能，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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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代表作之一，自传性质的小说，获一九八四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全书以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为背景，描写贫穷的法国女孩与富有的中国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越南嘉定，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四岁时丧父，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影响了她的一生。
杜拉斯以小说《厚颜无耻之辈》（1943）开始她的文学生涯。她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且尤其注重文体，具有新颖独特的风格。早期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充分反映了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还有不少作品也是以印度支那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1952）等作品充满了镜头般的画面和口语式的对话，因此不少都被改编成影片；后来的小说如《塔尔奎尼亚的小马》（1953），《琴声如诉》（1958），《洛尔-V.斯坦的迷醉》（1964）等则善于打破传统的叙述模式，把虚构与现实融为一体，因而使她一度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其实她的小说只是在手法上与新小说类似，重视文体的诗意和音乐性，但在构思方面却大不相同。她在作品中描绘贫富对立和人的欲望，是在以独特的方式揭露社会现实。
杜拉斯在戏剧和电影方面同样成就卓著，她分别在1965、1968和1984年出版了三部戏剧集，在1983年还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戏剧大奖。作为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左岸派"的成员，她不仅写出了《广岛之恋》（1960）、《长别离》（1961）这样出色的电影剧本，而且从1965年起亲自担任导演，从影片《印度之歌》（1974）开始，每年都有一两部影片问世，而且有不少获得了国际大奖。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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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yber.fsi.stanford.edu/io/news/clubhouse-China-zh
语音社交App “Clubhouse”，在中文听众中爆红。斯坦福大学网络观测平台（SIO）调查了这个App的数据是否保护它的用户数据，以及用户数据为何需要被保护。
Jack Cable, Matt DeButts, Renee DiResta, Riana Pfefferkorn, Alex Stamos, David Thiel, 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
上周，在中国大陆的iPhone用户在新兴的语音社交App"Clubhouse"展开了少见且不受约束的讨论。这股在"Clubhouse"上使用中文母语的讨论风潮持续到了2021年2月8日被墙的那天。
除去一般关于旅游和健康的闲聊，一些用户也选择讨论一些涉及新疆再教育基地，1989年春夏政治风波以及少数个体遭遇部分警察不公正对待的"敏感"问题。中国官方一般会限制公开讨论这些议题，同时也使用技术手段（在外媒一般称为Great Firewall）限制国内的用户访问部分国外的App以及网站。即使在上周，Clubhouse尚未被墙，部分网友也担心官方会监听这些对话，对自己造成不便。
近些年，伴随着新一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和控制与日俱增。Clubhouse当中的语音信箱，相比于Twitter来说不会留下公共的记录，导致了北京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手段实现监控需求。
斯坦福大学网络观测平台（SIO）确认了一家位于上海的研发实时音视频互动技术企业，声网Agora。这家公司为Clubhouse提供了后台的技术支持（参见附录）。这层合作关系被广泛的猜测过，却从未被公开确认。此外，SIO还认定，Clubhouse的用户以及聊天室的ID都是用未被加密的明文传输的，同时声网Agora有很大的可能有访问用户语音原始数据的权限，并且有可能把这些权限转让给政府机构。SIO在至少一起事件中，观察到聊天室的元数据（Metadata，译者：描述数据的数据，例如一张电子照片的拍摄时间，相机参数就是属于元数据）被传送到我们认定的位于中国大陆的服务器中。同时语音文件也被传输到由中国企业管理的服务器，而后被Anycast发布到全世界。这一过程中，Clubhouse的用户ID可能和用户信息联系在一起。
SIO决定揭示这些安全隐患，因为它们相对明显而且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百万计，尤其是在中国国内的Clubhouse用户造成数据安全的威胁。SIO同时发现了其它安全漏洞，并且私下和Clubhouse的开发商取得了联系。在适时会想公众提供相关信息。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调查了中国政府通过声网Agora以及Clubhouse获取其中音频数据的潜在可能性。我们同时尝试揭示为何这件事很重要。我们将解释以下几个核心议题：
声网是一家位于上海，美国总部坐落于硅谷的初创企业。它出售"实时音视频互动"平台服务给其他软件公司。换句话说，通过使用这样平台技术，像Clubhouse这样的App开发商，可以专注于界面设计，特别功能，以及用户体验。一般来说，用户很有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的App运行在声网的平台上。
SIO的分析员使用例如Wireshark的公开网络分析工具，观察Clubhouse的网络流量。基于分析我们发现：流出的网络被引导到了声网运营的服务器上，其中包含"qos-america.agoralab.co." 。用户加入Clubhouse的一个频道，就会生产一个数据包并传输到声网的后台。这个数据包中包含每一个用户的ID以及访问房间ID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使用未加密明码传输，这意味着任何第三方，只要获得网络权限，就可以调阅这些数据。这种情况下，任何监听着可以通过调查在同一频道的参与者，确认谁和谁在进行交流。
SIO深挖声网平台文档，发现声网可能有获取Clubhouse中原始音频文件的权限。除非使用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 (E2EE) 技术，声网可以截取，破译以及储存这些数据。而现实情况是，Clubhouse使用端到端加密技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附件中包含更多这些分析中的技术细节。
声网在中美都有业务，所以他们需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根据他们提供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档案记录，声网公司承认，他们必须遵照中国的法律，为涉及国家安全和犯罪调查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持。如果中国政府确认某条音频文件威胁国家安全，声网有法律义务帮助政府找到并储存这条音频。
根据前例，涉疆涉港，涉及八九政治风波的对话有可能被定性为违法犯罪行为。
声网声称，除去用于网络连接质量检测以及向客户收费，他们不会储存用户的音频和元数据。如果一切属实，中国政府无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向声网索取那些从未被记录下的数据。可是，理论上来说，政府依然可以选择监听声网的网络并记录下所需要的数据。又或者，声网对数据处理的描述和实际操作不符（华为，一个被指责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大型通信软件公司，声明从未把数据提供给政府，即使很多西方专家对这个声明表示怀疑）。
此外，中国政府可能获取任何在中国大陆服务器上未经加密的数据。考虑到SIO观测到房间元数据被传送到我们认为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中国政府可能可以绕开声网的网络，并收集这些元数据。
总而言之，如果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声网获取用户数据，位于大陆的Clubhouse用户可能会面临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们也需要指出，拥有潜在获取数据的途径不等同于实际获取数据。中国政府有着庞大而冗余的官僚，如同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政府内部很可能有不同声音以及组织之间的掣肘。
简短的答案是，只要这些数据储存在美国，就不太可能。
Clubhouse的用户隐私权协议中指出，用户的音频将短暂储存下来用于信任和安全调查（例如恐怖主义威胁，仇恨言论，出售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等）。如果没有提交信任和安全调查报告，Clubhouse声称这些音频数据将被删除。该协议未指定"临时"存储的持续时间。临时可能意味着几分钟或几年。Clubhouse的隐私政策未将声网Agora或任何其他中国公司列为数据二级处理者。
如果Clubhouse将音频存储在美国，则中国政府可以要求美国政府根据《中美互助法律援助协议》（MLAA）要求Clubhouse传输数据。但是，由于MLAA的规定允许该美国拒绝侵犯用户言论自由或人权的请求，例如涉及会所政治性言论的请求（六四风波，涉港涉疆等），该请求可能会失败。 ）。 （由于美国联邦法律禁止此类披露，因此中国政府不能直接向Clubhouse索要音频剪辑。）
但是，如果App的创建者Alpha Exploration Co.在中国拥有可以访问数据的合作伙伴或子公司，则中国政府可以合法要求在中国存储的音频（或其他用户数据）。除声网Agora之外，没有已知证据表明Alpha Exploration Co.在中国有合作伙伴或在中国存储用户数据。
总而言之：假设App开发商在中国没有合作伙伴或没有在中国存储数据，那么中国政府可能无法使用法律程序来获取Clubhouse音频数据。根据Clubhouse的"临时"存储量，Clubhouse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没有数据可以通过合法程序移交给用户。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可以直接从Clubhouse在声网Agora上的后台获取音频，则它可能并不需要求助于国际法律渠道来查找数据。
中国政府如果要惩罚在某些敏感话题聊天室中访问过或讲话过的Clubhouse用户，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中国政府需要知道哪些用户在哪些聊天室中。如上所述，它可以通过房间中存在的其他用户的报告或通过声网Agora从后端的报告来手动获取此信息。
如果手动收集数据，Clubhouse房间中的某人需要手动记录其他用户的个人资料。他们的公开个人资料有时会显示识别信息，例如照片，电话号码或微信帐户。 （电话号码和微信帐号是在中国的实名注册。可以通过面部识别算法来识别照片。）但是，大多数俱乐部会所的个人资料都不会显示识别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需要通过自己的监视机制或通过声网Agora访问标识信息。
中国的对内监视能力相当强大却不透明。中国政府很可能无需借助Clubhouse或Agora即可访问大陆用户的数据或元数据，如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透露的美国政府窃听网络流量的方式。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可以轻松拦截用户设备发送的纯文本元数据，例如房间ID和用户ID。如果政府无法独立访问用户数据，则需要从声网Agora或Clubhouse请求和接收数据。如上所述，目前尚不清楚政府能否轻易做到这一点。 声网Agora声称不存储用户数据，而Clubhouse极不可能提供它。
其次，中国政府必须要有意愿去惩罚Clubhouse的用户。我们尚未可知这个意愿是否存在。研究表明，中国政府有时可以容忍公众批评，因为这种批评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也不会造成群体事件。在这些尺度上，Clubhouse是灰色地带。由于邀请制，并且只能在相对昂贵的iPhone上使用（不到所有中国智能手机用户的10％），因此该App可能没有在中国城市精英人群之外广泛使用。此外，每个Clubhouse聊天室最多可容纳五千个用户。即使绝对数量不小，但造成潜在群体事件的几率不大。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减轻Clubhouse的"威胁性"。
另一方面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对通过线上平台协调线下群体活动十分敏感，如同短命的内涵段子App。Clubhouse是一个独特的空间：它承载着各种"网络聚会"（中国政府不喜欢），但它同时还是半私有的，且尚未在大众间广泛流行（这可能导致更大的政府容忍度）。无论如何，我们只能推测。
如果政府确实想处罚该App的国内用户，那么公众可能对此一无所知-甚至用户本身也不会知情。近年来，中国政府促进了针对黑名单上公民的秘密审查机制的发展，例如，在国内社交媒体 微信上提高用户的敏感度指数。被列入黑名单的用户可能会在向他们的朋友发送消息时，意识到该消息只会出现在他们的屏幕上，而不是他们的朋友的屏幕上。政府还可以采取威胁性措施，而不是直接惩罚行为，例如邀请用户"喝茶"。即使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可能永远不知道Clubhouse的活动是否触发了喝茶邀请。
多年来，中国政府封锁了不完全符合其宣扬的"网络主权"原则的网站或App，即每个国家都应为其领土内的网络活动设定界限的想法。中国政府通常对非法行为保持宽松的定义，从而在阻止有害内容方面拥有最大的灵活性。
政府很少解释为什么阻止单个App。就Clubhouse而言，政府很可能反对有关新疆，香港，天安门，审查制度等的政治话题。国有的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经常反映政府内部的强硬立场，发表社论时抱怨说，"Clubhouse里的政治讨论通常是单方面的"，而"支持政府的声音很容易被压制。"
Clubhouse的大多数大陆用户以及外国记者和分析师都预计该App最终将被禁止。更紧迫的问题是何时。尽管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了该应用被禁的时机，以下是三种可能性。
首先，政府网络审查机构工作人员可能没有上班。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进行的研究表明，审查制度在周末和国内法定假期有所下降。周末，检查员不工作时，Clubhouse迅速流行开来。这周同时也是春节假期，大部分公务员在家休息。
其次，中国政府可能希望收集有关其公民的舆情信息。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专制的困境"，即专制政府在收集准确的舆论衡信息的时候面临的挑战。因为公民害怕报复，所以他们有可能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中国政府实际上有可能会重视Clubhouse之类的网络空间，以便通过这个简短的窗口了解其人民（主要是精英）的真实政治见解。
第三，禁止一个App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它负责通过国家防火墙（Great Firewall）禁止特定App。该禁令的决定可能被繁文缛节所拖延。国家防火墙本身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重整资源可能需要技术劳工。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所有这些之前的分析，也可能远离之前的分析。本文罗列的只是初步的分析。
根据声网Agora的文档，音频使用其实时通信（RTC）标准开发套件（SDK）通过声网Agora进行中继。可以将其想象为一个老式的电话运营商：要与其他人联系，运营商必须连接两个用户。在这种情况下，Clubhouse的App是每个用户的电话，而声网Agora是运营商。
Clubhouse application's property list (.plist) file, bundled with the iOS application, contains its Agora application ID
当用户加入或在Clubhouse中创建聊天室时，该用户的应用通过安全HTTP（HTTPS）向声网Agora的基础架构发出请求。 （通过HTTP进行"请求"是访问网站的最常见方法；很可能您现在就是使用这个方法阅读到这篇文章的。）要发出请求，用户的手机联系Clubhouse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手机将请求[POST /api/create_channel]发送到Clubhouse的API。 API返回字段令牌和rtm_token，其中令牌是Agora RTC令牌，而rtm_token是RTM（实时消息）令牌。这些"令牌"然后用于建立通信路径，以确保用户之间的音频流量。
The request to create a channel on Clubhouse's API returns the Agora tokens
然后，SIO观察到用户的手机通过UDP（一种更轻量级的传输机制）将数据包发送到名为" qos-america.agoralab.co"的服务器。用户的数据包包含有关该频道的未加密元数据，例如用户是否已请求加入聊天室，用户的Clubhouse ID号以及是否已将自己静音。
A packet sent to Agora contains, in cleartext, the id of the channel and the user's ID
用户从Clubhouse收到RTC令牌后，他们的手机将使用该令牌对Agora进行身份验证，以便可以通过相互认可的途径直接与Agora交流聊天室的加密音频。根据Agora的文档，Agora可以访问加密密钥。尽管文档中没有指定使用哪种加密方式，但它可能是基于UDP的对称加密。
Agora无法访问用户原始音频的唯一方法是，如果Clubhouse使用定制的加密方法进行端到端加密（E2EE）。尽管从理论上讲这是可行的，但这样做将需要Clubhouse向所有用户分发公钥。这还不存在。因此，极不可能有E2EE加密。
Sequence and content of UDP traffic from a device joining a Clubhouse room Diagram by the 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
Clubhouse致力于数据保护和用户隐私。
我们将服务设计为一个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交谈，倾听和学习的地方。鉴于中国在数据隐私方面的良好记录，我们在Appstore上推出Clubhouse使其在除中国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地区均可使用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中国的一些人找到了下载该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法，这意味着-直到该应用程序在本周早些时候被中国阻止为止，他们所参与的对话可以通过中国服务器传输。
在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的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们确定了一些可以进一步加强数据保护的领域。例如，对于我们流量的一小部分，包含用户ID的网络ping将被发送到全球服务器（其中可能包括中国的服务器），以确定到达客户端的最快路由。在接下来的72小时内，我们将推出更改以添加其他加密和块，以防止Clubhouse客户端将ping传输到中国服务器。我们还计划聘请外部数据安全公司来审查和验证这些更改。
图书馆革命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8853825/
王麓 译
启蒙便是人脱离他强加于自身的那种不成熟。所谓不成熟，是指人在无他人指导时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而这种不成熟，当其根源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于无他人指引便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自身的理智时，我们便说它是人强加于自身的。因此启蒙的箴言便是：Sapere aude!（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为何有如此多的人在自然将其从外部指导解放出来很长时间后却仍一生中沉湎于不成熟中？其原因就是懒惰与胆怯。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就十分轻易地让别人做了自己的保护者。做个不成熟的人真是太安逸了！如果有一本书来代替我理解，一个牧师来代替我讲道德，一个医生来为我制定食谱等等，那我何必还要劳动自己呢？只要我付钱，便不需要想事情；其他人会随时为我承担这烦人的工作。那些仁慈地承担起监护人类这一事业的保卫者们一直在留意如何让绝大部分人（包括全部的女性）都将迈向成熟的步伐视为困难和高危之举。他们先是使家中饲养的小羊羔蠢笨，并小心翼翼地防着不让他们摆脱学步车的牵引而迈出一步，然后当他们尝试独自行走时，再告之以危险并使之感到威胁。现在这危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在摔倒过几次后，他们最终仍将学会走路。只不过这样的例子会让他们畏怯，吓得他们不敢再做出任何尝试了。
由此观之，倘若这不成熟已成为一个人的本性的话，那他要独自摆脱这种状态是万分艰难的。因为无人允许他去尝试，或许他甚至已经喜欢上这种状态，且彼时也根本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了。教条和公式，这些原本有助于人理性地运用（或不如说误用）自己天赋才能的机械工具，却成了将人类永久困于不成熟境地的枷锁。任何将其抛弃的人哪怕面对一个最浅的水沟也会畏畏缩缩不敢跳过，因为他们已经不习惯于自由的行动。结果就是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培育自己的思维，成功地将他们自己从不成熟中解脱出来并勇敢地迈出大步。
**然而公众自己实现整体启蒙的机会却更大。的确，只要他们被获准自由，启蒙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便以群众守护者自居的人当中也始终会有几个独立思考者，这些人在摆脱了不成熟的羁绊之后，将会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每个人独立思考的光荣使命加以理性的认识，并将这种精神传布开来。**但我们需特别注意的是，倘若最初被压制的公众恰好是由他们的保护者当中完全不能启蒙的那些人刺激起来的，则他们在成功之后就也会迫使这些人戴上枷锁。由此可见培植偏见是多么可怕：它们最终会在鼓动这些偏见的人，或他们后代的身上复仇。因此公众只能慢慢地获得启蒙。一场革命或许能终结个人独裁，或推翻贪婪暴君的压迫，但是却决不能真正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新的偏见在取代旧的偏见之后仍将成为无思考能力的大众的束缚。
**启蒙无需他物，只要自由——而且是所有可称之为“自由”者中最纯真的哪一种：即在所有事务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如今我听到各方面都在叫嚷：“不要争辩！”军官说：“不要争辩！去操练！”税吏说：“不要争辩！去纳税！”牧师说：“不要争辩，去信仰！”（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统治者说：“你想争论就去争论吧，但要服从！”）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对自由的限制。**但是哪些限制会阻止启蒙，以及哪些不但不会妨碍它，反而能对启蒙有促进作用呢？我的回答是：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只此一点便可将启蒙带给人类；只是为了不过度妨碍启蒙的进步，我们经常限制对理性的私下运用。**关于“对理性的公开运用”，我的意思是某人作为一个学者在读者大众面前使用它。而我所说的“私下运用”是指一个人在被委任的公职上对它的运用。
在某些可影响到社会利益的事务中，建立一个让该社会的成员保持被动状态的政治机制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创造人为的一致性来达到公共的目标，或至少防止该目标遭到破坏。在这里是争论是不允许的：你必须服从。不过当这部机器的某部分同时也将其自身看做是一个普遍社会——比如一个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世界社会的成员时（例如我们可说他将自己看做是通过个人著作理性地对公众讲话的学者）那么他的确是可以争论的，而此时他作为被动的一份子参与的那类事务也并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如果一个现役军官在接到上级命令时竟然批评起命令的适宜性和有效性来，那自然是有害的，因为他必须服从。但是我们却无权禁止一个学者关注军事中的错误还不准他自由地向公众提交他的判断。公民不可拒绝缴纳向其征收的税金——的确，无理拒缴应该被当做严重违法行为而受惩罚，以儆效尤。但是如果他从学者角度公开反对这类税收中的不当或可能存在的不公正之处，则亦并没有违反其公民义务。同理，一个牧师必须要根据其所服务教会的教义对会众布道，因为这是他获得任命的条件。但是作为学者他也有全部的自由，确切说是义务，将他详察教义中的错误之后形成的建设性想法以及如何改善宗教信条和教会机构的意见传达给公众。对此他在良心上是不须有丝毫负疚的。对于他作为教会的代表依照职责所教授的内容，他不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去讲解，而是必须像受聘者一样，以另一人的名义并按照其指示来讲授。他会说：“我们的教会如此这般教导我们；这些便是它采用的论据。”所以即使他对这些教义并未全信且赞同，他也将通过讲解来尽可能使其教众受益。他让自己承担起教育的工作，是因为这些教义中不无隐含的真理。在任何情形下，教义中都并不存在任何与宗教的本质相违的内容。假使他认为其中存在着这样的矛盾，那么他就不能问心无愧地执掌教职了，且不得不辞职。一个学者在雇佣他的会众面前使用理性应属对理性私下运用，因其听众规模不论大小，总是一个内部的群体。他作为一个布道者并不是且也不应该是自由的，因为他不过是在执行别人的命令。在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个通过著作向自己的公众（即世界）讲话的学者，那他在运用自身的理性和发表见解上面则可享受到无限的自由。将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也视为不成熟者是一个荒谬的事情，且会带来持久的荒谬。
但是一个神职人员团体，譬如教会会议或某个德高望重的长老（如荷兰人所称的那样），是否有权通过宣示效忠于某条不可更改的教义，从而获得对其所有成员，进而对其民众的永久性监护资格呢？要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达成这种阻止人类进一步启蒙的协议，即使得到了最高权力、帝国议会以及最庄严的条约的确认，也只能是无效的。一个时代不能为它之后的时代订立契约来阻止后世在这样一些重要事务上增进和改善其知识，或妨碍它们在启蒙上取得进步。这种做法是对人性的犯罪，因为我们人性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这些进步。所以后代们完全有权利因其非法和粗暴而拒绝这样的协议。要验证某一特定的措施是否能被人民认可成为法律，我们只需问该人民是不是愿意对自身施加这样一种法律。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可能将其视为在一个特定的短时间内获得某种秩序的手段。这同时也意味着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学者的神职人员，都应该有公开做出评论的自由，即通过他自己的著作对当前体制的不足做出批评。同时，这种新建立的秩序也可继续存在，直到公众对这些事物本质的看法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并已经充分证明经由一致的同意（即便不是全体同意），我们已经可以向最高权力提出改革的计划了。在此对于某一部分因有较高见解而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并同意对宗教机构进行变革的教众我们要加以保护，但同时却不应尝试去妨碍那些仍希望保持原样的人们。但是如果说要我们同意永久保持一个无人可公开质疑的宗教制度，即使只将其保持一个时代，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对人进步过程中一个阶段的否定，这样做将达不到任何成果，且会对我们的后代有极大的危害。一个人可出于自身的原因，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对其应该知道的某些事物推迟自身的启蒙。但是完全放弃启蒙，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后代，则意味着将人类的这一神圣权利践踏在脚下。如果有某样东西民众甚至自己都不会施加于自身，那么其君主就更不应该将它施加于民众身上，因为他的立法权威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将其民众的集体意志团结起来。只要他能保证所有真实或想象的进步不违反公民秩序，他大可让他的臣民自由地去做那些为获得救赎而必需的事情，毕竟谁获得拯救与他无关。他的任务是要阻止任何人强行禁止他人尽己所能来明确拯救的含义并加以推广。如果他干涉这些事务，并管束他的臣民们不让他们通过自己著作公开地讨论宗教思想，那么这会令他的权威逊色。即使他是按照自己最崇高的思想来行事，结果也会是如此——他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责备：Caesar non est supra Grammaticos（凯撒并不比文法学家高明）。但是如果竟然屈尊自己的权威而在自己的国度内支持少数几个人对其臣民滥施精神专制，这就更糟糕了。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当前是否生活在已经启蒙了的时代，我的回答是：不，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中的时代。没有了外部的指导，人类整体是否能自信和正确地在宗教事务中运用自身的理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离这个目标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也看到显著的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清理出一条道路，得以自由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此外那些阻止人类达到普遍启蒙和从不成熟状态解脱出来的障碍，也正逐渐变得越来越少。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启蒙中的时代，一个腓特烈的世纪。
当一个君主认为在宗教事务中不对其人民施加任何限制而给予他们完全的自由是他的责任——假如他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感到这有损自己的尊严，甚至他还因此拒绝接受“宽容”这一高傲的头衔时，则他自己就已经启蒙了。作为一个最先将人类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以及让所有人在与良心有关的事务上都能自由运用理性的人（至少就政府而言），他理应得到当前时代和后世人民的赞颂。在他的统治下，那些神职领袖们，除了履行自己的公职之外，亦能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将他们的结论与观点交由整个世界来判断，即使它们与正统的教义有偏差。而对没有受到公共职务限制的其他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的精神也正传播到国外，甚至在那里还与那些不能正确理解自己职能的政府设置的障碍做斗争。如今这些政府已经看到自由如何能够在不危害公共和谐和社会团结的情况下在普鲁士发展壮大。只要我们不去人为的将人类禁锢在野蛮之中，那么人类就会自己想办法逐渐从野蛮状态下走出来。
我将有关启蒙的一个重点，即人如何从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放在了宗教事务上。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对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承担起人民监护者的责任并无太大兴趣；其次是因为宗教上的不成熟是所有不成熟中最有害和最不光彩的。**不过一个在艺术和科学上支持自由的国家元首，其思想观念也会进一步发展，因为他意识到即使他让自己的人民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即使他让他们公开地讨论如何更好地制定法律，甚至即使这样做会导致对当前制度的批评，这对整个国家的立法也是没有危险的。**在我们面前就有这样一个光辉的典范，其中没有哪个人比得上我们这位令人尊敬的君主。
但是只有一个自身已经启蒙、不惧怕鬼神，且掌握了一支训练有素可保障国家安全的强大军队的统治者，才敢于说出其它自由国家的统治者不敢说的话：你想怎么争论以及你想争论什么就去争论吧，但要服从！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人类事务中一种奇怪和意想不到的模式，也就是当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思考这些事务时，总是发现几乎每样事情都存在矛盾。高度的公民自由看起来对人民的思想自由是有利的，然而又对它设置了高不可攀的障碍。相反，减少公民自由却可给思想自由以足够的空间使其充分发展。因此一旦那个被自然精心照料的种子——即人类对思想自由的渴望和召唤，从内部破壳而出时，它就会逐渐对人民的观念产生影响，而人民也慢慢地越来越能够自由地行事了。最后，它甚至还影响到政府的执政方式，并让它们看到，不把人当机器而是以维护其尊严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图书馆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