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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已经失败了”。理想的挫败值得同情，但这句话究竟应该是个陈述句，还是个疑问句，关键在于启蒙的意义。如果我们同意启蒙的意义是人类可以独立自主地运用理性来认知世界和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敢于为自己思考”，那么就会发现文中自诩的启蒙派知识分子们所做的一切，偏离启蒙的意义有多远。
唤醒人本身的自我觉醒和独立思考能力，是启蒙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启蒙派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他们站在智性和道德的高地上，俯瞰他们想要启蒙的对象——所谓愚昧无知的普通民众，居高临下要替他们进行思考。比起启蒙，这更像是一场庞大的集体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他们在批判官方意识形态进行灌输的同时，自己却也进行着同样的灌输。尽管手段并不是强力的，但其目的仍然是批量制造符合自己理念的大众。他们深信自己信奉的理念正确无误，因此将自己打造成了手握绝对真理的救世主。
尽管他们自视为“启蒙者”，但自封的救世主的心态又让他们犯下了第二个错误：他们忽视世界各文明之间和内部的复杂性，推崇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偏颇信仰。与过去将西方妖魔化为血淋淋的人间地狱相反，他们则将欧美世界描绘成了几乎毫无瑕疵的人间天堂。与之相比，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和批判。对西方缺点的刻意回护和辩解，对中国传统和文明优点的有意忽视，形成了一种自我文明观上的自卑。这种自卑的文明观，与对国民性的集体批判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整套“西必好-中必坏”的二元论。如今，随着西方世界的诸多缺陷一一暴露，这套简单的二元论必然会崩塌。现如今流行的“中必好-西必坏”的民族主义思潮，不能不说是对之前启蒙派宣传二元论的反动。启蒙派昔日简化复杂观念而种下的二元论苦果，如今也不得不由自己吞下。
而这套二元论的另一个影响，是他们逐渐发现自己所宣扬的理念，与自己所批判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一体两面。尽管他们以启蒙民众的批判者面目出现，但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那些启蒙知识分子一样，“1778年，当整个巴黎向伏尔泰致敬时，最后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已经拿着津贴，高枕无忧地融入了上流社会”。为了推行自己的理念，他们实际上选择与他们批判的权力体系进行协作。这一协作的产物，正是自90年代末诞生的“告别革命论”。
启蒙派将革命描述为带来秩序崩塌、血腥恐怖的集体暴力，他们认定革命必然结果就是“暴民”的“多数人的暷治”，由此批判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他们从不愿提及的一个事实是，革命是劳苦大众起而推倒压迫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他们权利受到侵犯时，捍卫自己最正当的方式。在很多时候，革命是民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手段。如果革命本身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么这些奋起反抗的民众，就真的沦为了启蒙派口中不折不扣的“暴民”。
因此，当启蒙派喊出“告别革命”时，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他们就已经背叛了自己宣称要启蒙的对象——那些他们眼中无知愚昧的民众。
到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开头的那句话。就会发现，启蒙派知识分子实际上偷换了一个概念：他们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是启蒙的失败。而恰恰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偏离了启蒙原本的意义，也背叛了启蒙的对象。因此，他们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结局。
那么启蒙本身呢？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一个世纪前中国的那场启蒙运动，就会发现它与这场启蒙派三十年所努力的“启蒙”有着何种的不同。它确实存在着批判传统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整理国故、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一面。它提供了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到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社团主义的多种选择，而不是一套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论。它并没有因为批判中国自身的黑暗，就将西方作为光芒万丈的理想灯塔。许多重要的常识：国家、国民、社会、革命、珉主、自立等等概念，都起发端于那个时代。而最重要的是，从互助工团到工联，从乡村建设到农村调查，它始终关注的是具体的人，而非仅仅是抽象的理念。
如果要得出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人是第一位的，人比概念更重要，如果要启蒙，请放下自己知识的傲慢、放下身段，去平等地与民众进行对话，理解而不是批判、蔑视他们的想法和声音。
启蒙的意义是让人敢于自我独立思考，而不是思想改造。
很多时候，强加的善意等同于恶意。
参考：康德：什么是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