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atters.news/zhengentleman/bafyreifzke7pl6g6iwkfkhojm56vzdrnugn5u5pu5ki3lez7pnkvwj6ply

另一种更抽象，但重要的方面是，他们教人们如何发声。他们到哈萨克斯坦各地，包括穷乡僻壤，找到那些亲人被拘禁的人，教他们发出呼吁和请愿，告诉他们“你可以做视频请愿，可以向外交部请愿，可以去改变现状，你不必接受事实然后叹气‘哎，该怎么办？’”……受害者不知道这些能做到。因为住在那里的人不熟悉社交媒体，不熟悉外国记者，不知道如何联系他们，不知道行动是不是有用，Atajurt 就对他们说“是的，行动有用！”

本次故事的讲述者是Gene Bunin，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学生。新疆剧变的前夕，他恰好正在那里做研究。于是他与其他勇敢且有责任心的青年学者一样，开始致力于收集、验证和传播新疆所发生的事实。他所创办的追求学术中立目的的新疆受害者资料库，至今仍是相关内容的最重要一手来源，Twitter上的Xinjiang Victim Database账号就是他本人在运营，至今仍不断更新。本文是对他在YouTube上讲述Atajurt以及其各位创办者的视频的转录，中文翻译由@huma 和她的丈夫翻译，原文发表在Gene Bunin本人的Facebook上

原视频发布于2019年3月，这些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Serikjan Bilash已经流亡到了美国，Atajurt收集证言以及营救受害者的工作基本已经完全停止。

大家好。我叫斌吉恩 (Gene Bunin)。现在是晚上 11:07，11:08 了，我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身体健康，我正在录制这个视频，这是我自愿的（不管那些个西方媒体会怎么说）。

首先，我解释一下录制这个视频的原因，这对我来说并不寻常。我的读者或者熟悉我所做的事情的人可能知道，我不是那种会录视频的人，我只写作。我更愿意用写作来表达。所以这次会是一个例外。这是我第一次做视频声明（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是为了说明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志愿者组织 Atajurt 的领导人 Serikjan Bilash 被逮捕了。

我就不补充太多细节了。如果你查一查新闻，或用 Google 搜索「哈萨克斯坦活动家」，你就会得到所有的信息，媒体对这件事做了很好的报道。大概一周前，一些可疑的陌生人来到 Atajurt 位于阿拉木图的办公室，志愿者们因此感到不安。当天，Serikjan 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晚上住在了一家酒店。那是一个不错的酒店，但到了半夜，警察和国家安全人员闯入他的房间，连夜带他飞越整个哈萨克斯坦到了阿斯塔纳，经过一些非常潦草的手续，他被软禁了。Serikjan 被指控「极端主义」「号召圣战」等等。我稍后会详细回应这些指控。

这个视频的目的不是新闻更新，我是想通过这个视频表达我的请求。我将尝试解释：为什么对于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侵犯暴行，不夸张地说，Atajurt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团体，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保护他们。因为目前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他们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我用视频的方式来声明，因为用文字可能无法做到充分表达。我当然也可以写文章，但是你就不能通过视频看到活泼的我了。

这个视频中，接下来我要做三件事。一个是我想快速概括一下整个新疆的现状。从 2016 年末开始，很多人经历了巨大的变故。我将回顾整个事件，作为背景信息，帮助说明 Atajurt 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Serikjan Bilash 在何时介入，以及为什么这很重要。

然后我会详细介绍 Atajurt。基于我和他们的接触，以及一位创始人的讲述，谈谈他们的历史，他们是如何成立的。我是从去年 6 月或 7 月了解到这个团体，一直在与他们密切合作，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所有的「秘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所有这些项目的，但我仍然对他们有很多了解，我可以给出有价值的观点。我还将通过回顾他们迄今为止所做过的事情来说明他们为什么重要，他们真的做了非常多。很多人都不知道到他们实际上做了非常多。简直到了神奇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 Atajurt 如此特殊。尤其考虑到这些参与者都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在哈萨克斯坦这么一个相当专制的国家运作，并完成了这么多工作，这是相当惊人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二部分。

最后我想谈谈 Serikjan。我们是从去年六七月份认识的，他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但至少是很好的朋友，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聊天。当然，他也是和我一起反对现在在新疆发生暴行的盟友。所以，我想谈谈他，我不是要评判他什么，我会讲讲我对他的印象，包括我认为可能是他的不那么好的方面（你知道，谁都会有）和我认为非常好、令人钦佩的方面。他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所以你会很容易爱他或恨他，或爱恨交加。

接下来我对新疆的事情做一个很快速的回顾。包括自陈全国主政以来，新疆发生的事情，以及 Atajurt 和哈萨克斯坦是如何介入这些事情的。我可以把整个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或者可能可以说是六个形态。

首先是「前陈全国时期」。在他来之前，也就是在 2016 年秋季之前。新疆的情况可以说是「准正常」，重复一遍，「准正常」。那时候当然也是有问题的，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但至少那时没有人被关在拘禁营里。我可以还算自由地和维吾尔族朋友交谈。很多时候，外人还可以和维吾尔朋友住在一起，这在陈全国主政之后很快就变得不可能了。

在他上台之后，从 2016 年秋天到 2017 年春天，这段是「收回护照」时期，这个阶段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奠定了基础。陈全国主政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收每个人的护照，导致那些通常可以离开新疆的人再也不能离开了。接着，新疆招聘了非常多警察，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走到哪里都是警察和监控摄像头，到了荒诞的地步。

上一个阶段大致到 2017 年春，从 2017 年春季到 2017 年秋季这半年，政府发起了「闪电战」。这个阶段开始有人被拘禁，大量的人开始被投入拘禁营。同时，很多人都还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很多在新疆生活的人，或者在新疆有亲友的人。即使我们感觉似乎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正在发生，但很难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时候，即便是当地人也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很多人会想「好吧，有人被拘留了，这可能是暂时的，也许是某种严打，官方会把一些人拘留几个月，然后放掉」。而事实证明，很多那时被拘禁的人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释放，甚至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拘禁中死去。大体上，那时也没有很多新闻报道，这段时期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所以直到 2017 年秋天，我们，包括外界，并不真正知道在新疆发生了什么。即使我们这些熟悉新疆的人，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然后，从 2017 年秋到 2018 年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有新闻报道了。我为这个视频做了一些准备，老高科技了，打印了一些新闻稿出来。接下来我会快速介绍一些媒体报道，这些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突破性报道。这个时间节点是 2017 年秋到 2018 年春，差不多是陈全国上台后整整一年，大规模拘禁开始后的半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终于开始看到有媒体关注新疆的事。

这个阶段的一些好文章包括，第一个，我强烈推荐，这篇文章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是环球邮报 Nathan VanderKlippe 所写的，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关于当时新疆状况的全面报道。作者写到了拘禁营，描述了 2017 年下半年新疆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是在 2017 年 9 月发表的，强烈推荐。

接下来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由 Megha Rajagopalan 撰写（虽然她现在写了至少三篇关于新疆的非常好的文章，但我还是念不对她的姓）。虽然 Nathan 的文章也都提及了这篇文章里的要点，但这篇对喀什的观察非常细致，也提到了拘禁营，并且还观察到了当时人们被严密监控的情况，社会上的恐惧情绪，等等。

还有英国《金融时报》的 Emily Feng 的文章，其中也提到了前两篇类似的信息，但文章还提到了新的拘禁营以及人们被拘禁的情况，作者写道，几乎她所访谈过的所有人都有亲戚在拘禁营，可以说明拘禁的规模已经非常大。

到 2018 年初，关于此事的学术报告开始出现。首先是 Adrian Zenz 撰写的这篇优秀论文，以及他的其他研究。他通过财务的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和拘禁营系统，并找到多项证据证明存在关于建造拘禁营的政府招标。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接下来是一个《外交政策》的报道，这个很巧。这篇报道讲的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维吾尔族学生，他在 2017 年初回到中国，在北京被警方控制，被一路带到新疆。他没进拘禁营，是在看守所。但这个个案让外界看到状况已经荒诞至此，可以想见新疆的大环境已经糟糕到什么程度。虽然这个报道跟拘禁营没什么关系。

上述这些文章就可以大致呈现当时新疆的状况。

然后，接下来是 2018 年秋季开始的半年，在这个阶段，拘禁营的事情得到了充分的报道。这也是 Atajurt 开始发挥作用的阶段，我将在后面提到。

对这个阶段，我选了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第一个是来自美联社的，传播很广的一篇，主要讲述了 Omirbek Ali 和 Kairat Samarkand 的经历。他们都是哈萨克人，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回新疆后被拘禁。

接下来是 Sairagul Sauytbai 的故事。她曾在其中一个营里担任讲师，她曾经是一名幼儿园经理，或者是一名教师（我有点记不清了）。她被迫去了营里教书，后来设法偷渡到了哈萨克斯坦。法庭审理了她的案子，决定是否将她引渡回中国（视频中口误说成了哈萨克斯坦），最终她没有被引渡。这篇文章来自《华盛顿邮报》的 Emily Rauhala（她的名字我也可能念错了），这一篇不仅报道了 Sairagul Sauytbai 的庭审，还有另外两名被拘禁过的幸存者 Orynbek Koksebek 和 Amanzhan Seiituly 的证词。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有了四名被拘禁过的幸存者的故事。他们全部来自哈萨克斯坦，都是哈萨克斯坦公民，他们在返回新疆、或者说是「去中国」时被拘留。他们讲述了拘禁营的情况，尤其指出那些「营」不是学校，更不是「寄宿学校」，实际上几乎是监狱般的拘禁营。

最后，有一份非常出色的报告，我鼓励大家阅读，由人权观察发布的，这个报告题为《根除意识形态病毒》。这个报告也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密切。你会发现它的大多数信息来自哈萨克斯坦，特别是关于拘禁营的情况。报告中用很大篇幅描述了拘禁营的情况。

回到时间线，从 2018 年春季到 2018 年秋季。到去年秋天，我们已经可以在报道中了解到到拘禁营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再是无知的了。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信息，不仅仅是通过去新疆观察获得的信息，我们还通过幸存者了解到拘禁营内部的情况，即便当时政府还否认其存在，或称之为「职业培训学校」。

现在我们进入第六个阶段，也就是当前阶段，这个阶段可能很快也会结束。从去年秋天到现在，这实际上是行动的阶段。当我们掌握足够的信息了，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中国施压，很多人开始采取行动。行动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政府机构，像联合国，这个阶段联合国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暴行。而现在新疆问题并没有像以前冷清，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而且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新疆的文章在各处发表。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维权行动更加活跃了。这体现在 Atajurt 扩张上，证词越来越多，故事也越来越多，视频也越来越多。我自己的项目 shahit.biz 在 2018 年秋天上线，现在我们正在收集证词，记录新疆的所有受害者。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的人们都在举办研讨、座谈，人们聚集在一起，把情况讲出来，撰写请愿书。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回应所有这些压力时做出让步，将其「教育培训中心」「开放」给「外国外交官」和「外国记者」来访问，虽然不能独立采访，但仍然比什么都没有强一些。中国官方已经开始让一些人，尤其是哈萨克人， 离开拘禁营，甚至回到哈萨克斯坦。

所以，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所有这些压力、人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产生了一些效果。但眼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还要继续吗？这种压力还会继续加重吗？又或者，中国会不会实际上消灭抗议的声音，并继续大力进行「反宣传」、「反公关」活动，进而实质上抵消我们迄今为止的进展？

「现在怎么办」这个问题先放下不谈。因为我谈到的过去这两个阶段里，首先是对拘禁营的报道，在那之后越来越多切实的行动，很多都是 Atajurt（现在我谈到 Atajurt 啦）肩负起责任来做的。 如果现在 Atajurt 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如果说它无法继续存在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团体，可以如此响亮、如此有效地发声，反对中国发生的事态，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能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吗？或者说，我们是否会蒙受重大损失？我最后还会再谈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我终于真的要谈谈 Atajurt 了。

Atajurt 是什么？这里我来简要介绍一下 Atajurt 的历史。它的起点是这三个哥们儿......其实，我确切地知道一开始是这两个哥们儿。（Kidirali 和Serikjan，不过可能一开始只有 Kidirali。）我觉得这个人（Kairat）也在里面。这是 Serikjan Bilash，这是Kairat Baitolla，这是 Kidirali Oraz。Kidirali 已经不参与 Atajurt 了，但 Serikjan 我们都知道，新闻里一直报道的就是他，而 Kairat 是主要的助手之一。这个团体一开始规模很小，后来规模变得相当大。这些人并不都是组织的成员，只是拍照片的那天他们很忙碌。里面有志愿者，也有受害者的亲属。

这个组织在 2016 年年底创办时规模很小。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去年夏天，我为了了解组织的情况，采访 Kidirali Oraz 时他告诉我的信息。所以这是基于他的信息，我只是报告一下。据他所说，该团体于 2016 年底开始活动。他们说，原因是他们收到了从新疆泄露出来的一份文件。我不确定文件具体是怎么说的 ------ 文件内容可能是说到 2020 年，只有一个民族，或者类似的意思。总而言之，他们意识到情况会变坏。作为回应，他们非正式地组织了起来，开始努力帮助新疆的哈萨克人搬到哈萨克斯坦。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些微信群，我想是每个县一个、每个自治州一个，他们主要是鼓励新疆的哈萨克族家庭，尽快搬到哈萨克斯坦。于是他们就在哈萨克斯坦寻找土地，谁想搬来政府就基本上可以送给谁的一些土地，接着他们就拍照片，像是在投放广告，总之是想让人们迁过去。最后，根据 Kidirali 的说法，他们实际上做到了让 67 户人家迁居。后来再这样做就很困难了，接着很多人就无法过境了，也开始遭到关押了。

接着人们就开始被关进去了。于是这个小团体自然而然地转向，试图处理这个问题，于是开始请愿，试图把人捞出来。曾经有一次，我想是 2017 年 5 月（也可能是 2018 年），他们实际上试图组织一群受害者亲属，到中国大使馆（领事馆）质询，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Kidirali 告诉我，那天并没有成功，因为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与他们见面，根本就没接见他们。他们说了会接见，但其实没有，而是从后门溜了。Kidirali 说，基本上是另一个海外中国人的团体「杰标」，帮助中国外交官从后门溜出去的。我想，那一年还有一起关于「世界哈萨克委员会」（大会）的事件，让 Atajurt 感到很失望，因此他们基本上认定现有的组织和团体，本来应该代表哈萨克人的权益，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向中国提出质询和追问，只是做了些表面文章。这促使他们正式建立了他们的团体。

现在大概讲到 2017 年底，或者 2018 年初了。那么在 2017 年中到 2018 年中之间，当时的情况是 Atajurt 仍然是个相对来说不为人知的小团体，正在努力偶尔收集些视频证词，不过相当不正式，例如要用手机拍摄。他们会到哈萨克斯坦的各个城市，或者是小镇，找住在那里的、有亲戚在新疆遭到羁押的哈萨克人。这些人不知道怎么谈论这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发声。所以他们就去那里、采访他们，和他们谈话，试图让他们伸张自己的权利，并让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为他们在新疆的亲属做点什么。

所以他们就做这些，也会提供一般的社会援助。他们在开展若干项志愿活动，只做志愿者工作。我不知道其中全部的细节，但基本上会帮助陷入困境的家庭筹集资金。例如，父亲回到新疆之后遭到了羁押，母亲和孩子留在哈萨克斯坦，家人原本需要父亲的经济支持，但现在失去了经济来源，就陷入了困境。所以我想他们也做过这种社会援助，会帮助这些家庭。

他们也会帮助媒体，帮媒体牵线、跑腿。我想，他们给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 / Radio Liberty）在当地的分支 Azattyq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后他们也开始帮助外国媒体，美联社（AP）一开始之所以能报道 Omir Bekali 也是因为这个，是通过 Atajurt 的帮助。

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做这些工作，直到去年夏天，2018 年的夏天，我们得知了 Sairagul 的这个案子。当时 Sairagul Sauytbai 逃到了哈萨克斯坦，正在因为非法越境而出庭受审。Atajurt 开始积极为她奔走。他们提升了外界对这起案件的认识，他们再一次到哈萨克斯坦各地拍摄，拍摄人们高呼「释放 Sairagul！」的视频。他们一方面在当地施压，另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让外国记者给予关注。我本人出席了 Sairagul 的几乎每一场庭审（只漏了一场），我能证明，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让记者关注，邀请记者来、邀请外国面孔来旁听案件审理，以此来施加压力。 他们为她做了很多，比如报道审判，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不要把她遣返回到中国。

Sairagul 的审判结束是 2018 年 8 月 1 日，然后事情变得有点尴尬。曾为 Atajurt 工作过的「记者」 Saule Abedinova，以及 Sairagul 的律师 Abzal Kuspan ------ 跟 Atajurt 翻脸了。他们之前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却闹翻了。Saule 和 Abzal 打定主意不让 Sairagul 对外讲话。这是在她得到了有利的判决之后，她实际上是可以接受记者采访的 ------ 但他们基本上把她「隔离」了。她的律师和 Saule 说，她不应该和任何人交谈。Atajurt 完全反对。Atajurt 希望让 Sairagul 开一场新闻发布会，越快越好，让她把她了解的拘禁营的所有情况都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以此作为保护她的方式 ------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她的律师反对这个计划，说「不行不行，她会被驱逐回中国，她什么都不该说」等等。于是他们基本上隔离了 Sairagul，他们的隔离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因为 Sairagul 仍然没有深入讨论拘禁营，并公开表示她感觉讲出来并不安全，因为她确实觉得总是有驱逐出境的威胁，她在哈萨克斯坦也仍然没有得到难民身份。在 Sairagul 的审判之后，我们经历了尴尬的一个月。Atajurt 试图让 Sairagul 摆脱这种「隔离」，Sairagul 基本上消失了，她似乎完全处于 Saule 和 Abzal 的控制之下。而 Atajurt 试图争一争，但最终放弃，又回去录制视频证词了。

接着他们开始录制视频证词，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今天所知道的 Atajurt。我们看到这么多 Serikjan 和其他人拍摄的 YouTube 视频，用许多不同的语言与受害者的亲属谈话。大概是在 2018 年 8 月下旬或 9 月开始的。他们开始做这些工作，一开始大部分时间其实只有 Serikjan。他用汉语、哈萨克语和英语，面对镜头和许许多多受害者的亲属交谈。录了很多，每天有十到二十次访谈。到这个时候，Atajurt 已经非常有名了，部分是因为 Sairagul 的审判。因为他们是在案件之后突出出来的。于是实际上有很多人开始前往 Atajurt 的办公室、录制这些视频，并把请愿书交给 Atajurt，以便让 Atajurt 帮他们转交给政府，等等。

接着，大概是在 10 月或 11 月，内部发生了矛盾。Atajurt 的创始人之一 Kidirali Oraz 基本上被迫离开，也可能是自愿离开，我不确定，我不想谈里面的纠葛。总之他离开了。之后 Atajurt 的控制权基本上到了 Serikjan Bilash 手上，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志愿者。

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了很大的扩张。从 2018 年底到现在，我们看到了 Atajurt 扩张了很多、很多。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办公室，有好几个房间，可以在这个房间用一种语言拍摄视频采访，在那个房间用另一种语言拍。（忘了提，他们也在阿斯塔纳设了办公室。）他们也有了更多的志愿者，现在在做多种语言的证词。不仅仅是 Serikjan 用哈萨克语、汉语、英语了，现在他们有会讲土耳其语的志愿者，做土耳其语和哈萨克语的视频。他们有一个维吾尔族志愿者，叫 Sedirjan，会说阿拉伯语，他做阿拉伯语和哈萨克语的视频。后来，又有了 Mehmet Volkan，他我的好朋友，也是 Atajurt 的志愿者。他也是土耳其人，所以他也用土耳其语和英语录制视频，还有哈萨克语，三种语言。有时他们也有人用法语和哈萨克语做视频，有人用英语做，现在又开始做更多俄语视频......总之目前覆盖了七八种语言。我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大效果，但它确实能让这些证词，所有这些人的故事，给更多具有不同的语言背景的人所了解。

媒体方面，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Atajurt 变成了一个节点。世界各国的大型新闻机构来哈萨克斯坦做报道时，都会通过 Atajurt。整个流程的运作方式通常是这样的。比如，CNN、BBC、卫报、ABC、澳大利亚 ABC、HBO、Vice，所有这些媒体，再加上法新社（AFP）、美联社（AP）等等，都有记者知道 Atajurt。因为 Atajurt 已经成为枢纽，在想来哈萨克斯坦报道这些问题的记者和当地的亲历者之间牵线。这些亲历者要么是新疆受难者的亲属，要么是曾经被羁押的人。他们在这个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时，YouTube 频道也越来越有名。今年早些时候，它就有五万关注，有时候每天都能新增一千个关注。我想到这个时候，要有高达七万或者八万关注了。

然后我们就到了今天，Serikjan 被逮捕，Atajurt 办公室被封，并不是 100% 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上，我多少把 Atajurt 的时间线和运作方式介绍了一下。

接下来谈 Atajurt 为新疆问题做了什么。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再说一次：实际上是相当多的。我想论证它确实做了很多很多，我准备好了论据，希望我的论证能让你信服。

首先，我认为他们对于报道拘禁营的事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果看一下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报告，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报告的开头说，大概有三分之二，也可能是四分之三的信息，来自哈萨克人。这些信息基本上来自 Atajurt，因为 Atajurt 是一个中心，他们能见到所有这些人，有很多人的联系方式，他们会帮忙牵线。因此，很多报道和关注都归功于他们。就像我刚说过的，关于 Omirbek Ali 的报道，基本上就是在 Atajurt 的支持下完成的。此外，人权观察的报告里披露的信息，也是通过 Atajurt 认识的人才得到的。因此，他们对于获取有关拘禁营的大量信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通过曾经遭到拘禁的人，还通过他们拍的所有这些视频。因为不同的亲属也会通过他们在新疆认识的人，听到不同的消息，对发生的事有不同的了解，于是这些信息也都公之于众了。

他们在当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个有趣的案例是关于学生的，关于在阿拉木图学习的中国哈萨克人。他们去年夏天曾一度感觉太害怕了，决定不回新疆了。因为这大概 80 名学生听说，有大约 90 名学生回去之后，基本上就消失了。他们基本上是被没收了护照，或者被关进了拘禁营。总之，大约有 80 名学生选择不回新疆，而 Atajurt 基本上帮助他们在夏天留在哈萨克斯坦。他们在离阿拉木图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房子，离火车站不远，让这些学生待在那里。安排得像是学生宿舍，为了让学生们有事干，他们还给安排了课程，有俄语课、英语课，等等。在那里，我也帮了一些忙，也找了一些志愿者。Alex 和 Joseph，再次感谢你们能过来，帮忙教了他们几节英语课，你们真是太酷了。Atajurt 为了帮学生留下来，让他们不用返回新疆，还帮忙处理了证件和手续，其中一些案例还取得了哈萨克斯坦的国籍。

而且，他们在 Sairagul 的审判中也帮了大忙。他们召集了很多人来参加，就叫人过来。在 Sairagul 审判的最后一天，如果你看一下照片，如果你看一下媒体报道，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到场，大多数人都不在法庭里面，而是在法院外面。只是在那里等着，在现场给予感情上的支持。这些人基本上是由 Atajurt 召集的。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帮助吸引外国人的注意，我认为这也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显然很难证明，但有些当地人告诉我，「如果没有你们在，如果没有外国人，我们的政府可能就会无视所有这一切，而且可能干脆就把她送回中国了。因为那样他们就不会感受到这种国际压力了。」因此，Atajurt 在这个方面也起到了帮助。

他们还通过持续不断地引导所有这些公众压力来帮助他们，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政府，还有对中国当局。我在这里说「公众压力」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这些在线视频 ------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 Youtube 视频。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还有点蠢的东西，就好像说「你拍了个 Youtube 视频，那能有什么用呢？」但实际上，似乎有很多有趣的「相关性的」证据，表明它们确实是有用的。而且我实际上专门搜集了十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显示 Atajurt 发布的 Youtube 视频、提供的信息，以及为记者提供的帮助，实际上帮助取得了中国当局的某种回应 ------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的甚至让这些人获释并让他们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所以在这里，我想很快地展示一下这些案例。

案例我都给出了编号，也就是 shahit.biz 网站上对应条目的编号，方便你去阅读完整的故事，不过我们的一些叙述可能也不全面。

那么，123 号条目是 Razila Nural，就是这个年轻姑娘。她基本上是在 2017 年中期回到了新疆。最终她被关进了拘禁营，她在里面呆了一段时间，然后被转移到了一家工厂，Atajurt 帮助提供了她的信息。她的母亲基本上......快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去 Atajurt 的办公室申冤，几乎每天、每隔一天都录视频请愿。次数相当多，她基本上是一个常客。接着 Razila 的故事发表在了这篇文章中（我来展示一下）。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作者是 Chris Buckley 和 Austin Ramzy。他们介绍了被关押者如何离开了这些营地，现在转移到了工厂里，在那里工作，工资非常、非常低。Razila 的案件有点「响亮」，因此 2018 年 12 月 16 日，《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都发表了有关这些工厂的报道，并且提到了她的案例。12月19日，美联社也写了关于这些工厂的报道，并在其中提到了她的案子。据她的母亲说，12月23日，也就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她从工厂获释，并在1月4日，也就是又过了一周、一周半，她给母亲打了电话。这之前经过了一年半绝对的沉寂，悄无声息，没有任何消息。哝。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 Atajurt 牵线的工作，以及公众和媒体的压力之后，迅速产生了某种反应。我显然没办法说，因为我没办法向你证明，这件事是原因，那件事是结果。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些相关性------「先发生了这件事，然后突然发生了那件事，似乎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这是 Razila Nural 的案子。

案件编号 153，Mulik Qasen。在他的案例中，有趣的是他的妻子 Turan Toleubai 制作了很多视频，有一次她还去霍尔果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类似免签区的地方）试图去看他。之前在2016年12月，中国没收过他的证件。她在2018年11月，去那里试图见他，结果被扣押了几个小时。中国警方在与她谈话时提及的一件事，就是她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呼吁。据她所说，之后在当月月底，11月23日，她的丈夫打电话给她，并要求她停止视频请愿，甚至威胁如果她不这样做的话，就与她离婚。现在，他还在里面，还没有自由。但这又是一个例子，中国方面很快就采取了行动。真是很怪。

我在这里，向你展示这些照片。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想传达，想显示，这些都是真实的人，显示每个名字都是有一张面孔的。另一方面，也算是对可能正在观看这段视频的中国当局的一种警告。假如你确实在看：

我再说一遍，这些都是人，并不是什么统计数据。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再说一遍，这些都是人，并不是统计数据。我们有他们的照片。在许多案例中，我们还有他们的中国身份证号码，如果发生任何事情，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你们展示这些的原因。

现在是 277 号案件，Tursynbek Qabiuly。这个人在2017年9月回到中国，证件被没收了。他实际上最近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但他在中国逗留期间，被警察传唤了好几次。并且据他说，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当地警方实际上提到了这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请愿和视频呼吁。因此，他去年6月被警察传唤，原因是他在哈萨克斯坦的孩子发出了请愿（据他所说）。还有一次他被传唤、审问，是因为他在哈萨克斯坦的妻子------他妻子一直在积极请愿，录制视频呼吁------披露说她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岳母）在新疆被羁押了，还说她的弟弟在新疆自杀了。所以，她说了这些事之后，警察显然注意到了。然后还有一次，他在一个看守所待了一个星期，当他离开时 - 在他被释放之前 - 警察据称警告他的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家人在哈萨克斯坦停止为他伸冤。所以，这是另一个案例。现在他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想是几周前回来的。

另一个案例，471号，Zharqyn Asanqadyr。情节并不多，他是3月被扣押的。通过我与他弟弟的交谈，我感觉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物。他于2018年3月被拘禁，在2018年秋天（也就是好几个月后），他的哥哥发了视频请愿，第二天警察就拜访了他们在新疆的家。也许是巧合吧，但谁知道呢。他在2月，也就是上个月，获释，现在处于软禁之中。

第507号。名叫 Sania Sauathan。她的证件在2017年8月被没收了。她在哈萨克斯坦的儿子，名叫Margulan，在2018年8月，差不多整整一年后开始拍视频。他说，在他开始一周后，当地警察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告诉她，他们很快就会给她发一本新的护照。再一次，这是不是巧合呢，都取决于你。12月29日，又发生了另一起事件，2018年12月29日，就在新年之前。据他自己说，Margulan早上6点上传了另一段视频，几个小时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他在新疆的母亲，通过他们的哈萨克斯坦电话号码，她告诉他们，或者说恳求他们，停止伸冤。然后她在两周前回到了哈萨克斯坦。哝，又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1337号，Naghima Sultanmurat。她的证件在2017年8月被没收了。在她的丈夫于2019年1月6日发布视频请愿两天后，她被捕了。但三天后她被释放，并被允许十天后返回哈萨克斯坦。因此，在丈夫的请愿发布后不久，她也在1月底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另一个案例，这个我没有好照片，抱歉。1358号，Nurlan Kokteubai。所以，他实际上......这个案例是两个人，这是他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都在2017年被没收了护照。Nurlan也被拘禁了一段时间，可能有几个月，甚至可能超过半年。他们的孩子在2018年秋天发布第二次视频请愿之后，也就是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一年之后（Nurlan 本人是处于被拘禁的状态），突然Nurlan和他的妻子打电话给他们的孩子了，让他们停止视频情愿。事实上，几周前，他们回到了哈萨克斯坦。这是又一个例子。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1391 号，Rysgul Qurmanali。因此，她于2017年10月被拘禁。据我所知，她一直都在拘禁营里。然后，在2018年11月6日，她的丈夫打破沉默、发布视频请愿。然后，一天后 - 在他发布请愿之后一天 - 她被释放了。他获悉她已从拘禁营获释。再一次，巧合与否 - 取决于你。这些都不是证明。但仍然是非常有趣的巧合。非常有趣的相关性。这里有趣的是，显然警察现在威胁她， 由于丈夫的请愿行为， 她将无法返回哈萨克斯坦 ，尽管看起来最初迫使她被释放的就是她丈夫的请愿。无论如何......但即便如此，也表明当局正在对这些行动作出反应。

接下来，另一个案例。1396 - 这是Kunekei Zhanibek。显然，她曾在拘禁营一段时间，然后在工厂强制劳动，然后换到 另一家 工厂。她先是在地毯工厂，然后我觉得她去了一家飞机毛巾厂，我认为她现在仍然在那里。因此，她在哈萨克斯坦的姐姐Aibota最近一直在为她请愿，现在她说自从她开始请愿后，她的姐姐和她在新疆的父亲一直在联系她，让她不要继续请愿了。所以，这个例子中，在新疆的家人不自由，但至少你可以看到行动获得了反馈。

最后，我要谈的最后一个案例是 Dina Yemberdi，即 1878 号。Dina Yemberdi 是一位年轻的哈萨克女画家，在哈萨克青年中显然很有名。她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过。据说是在 2018 年 4 月就遭到了拘禁。Atajurt 去了 Taldykorgan（2019 年 1 月）之后，她的亲戚们才开始谈论她的事情，才开始陈情。这也是这个故事第一次被曝出来，我第一次听说也是这个时候。Taldykorgan 是哈萨克斯坦的另一个城市，那里有很多Oralman，也就是中国哈萨克人。她的画作的照片被公开发出来，也发出了一段视频陈情，自由亚洲电台关于她的报道，几乎一两天之后就出来了。报道过后的一两周，他们接到了她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 ------ 此前她已经杳无音信好几个月了。他们接到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说「我在父母的家里，一切都很好」不管这是不是真的......应该不是真的。但在 1 月 19 日，他们报告说，她已经从拘禁营里获释。所以，这是另一个案例。

所以这是我很快地找了一下，挑出来的十个案例。这不全面。这些是我从我的数据库里搜索出来的，但是如果更详细地搜索，我可能会找到更多，可能会有二十、三十个，还有很多其他的琐碎的证据。所以，当你行动起来，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以上，我们稍微偏离主题讨论了 Atajurt 是如何系统地、持续地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以及这些行动是如何（似乎）取得了成效的。相比起来，目前（似乎）正在进行的、其他国家与中国的静悄悄的外交交涉，其成效十分值得怀疑。

此外，Atajurt 对人们了解和报道新疆人权危机，提供了非常多帮助。我自己是「新疆受害者资料库」主管的角色。但如果没有 Atajurt，可能就不会有 shahit.biz，因为其中的许多有用数据来自他们的工作，来自他们的公开证词，这些数据有很大帮助。而且我认为这不仅仅帮助了我的工作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这个工具，我鼓励更多的人使用它，而且数据库很多有用的数据都归功于 Atajurt。为此，我很感激，以强迫劳动工厂的报道来举例......这个事件的报道，无论是美联社、 金融时报 、 纽约时报 ......这些报道所用到的信息不仅 依赖 Atajurt - 也有信息来自喀什、和田，而不仅仅是北疆 - 但这些提到了「我们在那些工厂都有亲戚」的证人证词，是这些报道非常重要的信源。这些记者非常依赖 Atajurt 的工作，美联社和纽约时报都来过阿拉木图采访，而这些采访都是由 Atajurt 安排的。所以，再说一次，如果没有 Atajurt，强制劳动工厂的新闻可能就不会爆出来。许多信息，很多证据，都来自他们。因此，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没有他们的记录，对新疆危机的很多报道都是做不出来的。

另一种更抽象，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他们实际上在教人们如何发出呼吁。这是他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他们去不同的城镇，去到哈萨克斯坦各地，包括穷乡僻壤，找到那些有亲人被拘禁在新疆的人，这些受害者的亲属。并教他们应该如何发出呼吁和请愿，告诉他们「你可以提出视频请愿，你可以向外交部请愿，你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情况 - 你不必默默接受事实然后叹气说『哎，我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实际上四处拜访，教人们请愿呼吁，他们让人们拍摄请愿视频，他们教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视频采访，与记者交谈，他们向记者介绍这些人。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鼓励人们，让人们真正行动起来，试图改变现状。人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些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人们，他们不熟悉社交媒体，他们不熟悉外国记者，他们不知道如何联系他们，他们不知道行动是否会带来改变，Atajurt 就来，向他们解释说「是的，行动可以起作用！」所以，他们做了这些。我也非常简短地参加了其中一次访问，他们已经完成了非常好的工作。

下一个案例比较国际化，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那里刚刚开始活跃不久的活动家们，从去年开始公开发声，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 Atajurt 的影响。我遇到了很多活动家，我问他们为什么，「是什么让你站出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说「唉，我们失去了耐心。我们很多人的亲人在拘禁营已经一年多、两年，情况没有任何改善，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也有很多人说「因为我们看到了 Atajurt 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在Youtube上看到 Atajurt 的视频，一些人还去了阿拉木图，也接受了采访，做了一些视频请愿。因此，在吉尔吉斯斯坦形成的这一小小的行动浪潮，如果没有 Atajurt，可能不会形成。这是他们的另一项成就。

最后，我想提到的最后一件事，Atajurt 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也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我们回到 Omirbek 的例子，Omirbek 已经过上正常家庭生活，已经不是拘禁营幸存者的状态了。他的家人试图前往土耳其和他见面，但一开始，土耳其方面曾经拒绝他们入境。也有传闻说他们将被送回哈萨克斯坦，情况一度令人忧心，我不知道这背后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但 Atajurt 再次 - 我当时也参与了讨论 - Atajurt 尽力传播这个事件，让更多人知道，让这件事被记者报道。

另一个案例是最近的，在今年。这是另一名中国哈萨克人，他设法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机场。他名叫 Qalymbek Shahman，最终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机场，但不被允许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威胁要遣返他，有可能被遣返回中国。我收到这件事情的消息，又是因为 Atajurt，因为 Serikjan 向我转发了这些消息，他将这个事件的消息转发给了很多其他人，并请他们报道这个故事，或者做点什么。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事件的主人公现在的情况。我听说他最终被遣返到泰国，但显然联合国 - 一些联合国难民委员会或类似的东西 - 接管了他，或者开始照顾他。我不知道，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关于他的消息。我希望他没事，但至少 Atajurt 确实传播了他的事件，他确实被媒体关注到。这也有 Atajurt 的部分功劳。

最后这个故事 - 又是关于强制劳动工厂的 - 主人公是 Gulzira Auelkhan，她最近被一些主要媒体报道过。这是一位女士，她在拘禁营待了一年，然后在强制劳动工厂呆了几个月。她在新年前不久给她的丈夫发信息说，工厂的人试图迫使她们签署一年的合同，他们还威胁说如果她不签字就把她送回拘禁营。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她联系了她在哈萨克斯坦的丈夫，他开始制作视频请愿，而 Atajurt 提供了很多帮助。Atajurt 也联系了记者采访，自由亚洲电台几乎是立即发布了报道。实际上，她在一周后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仅仅一天后她被从工厂释放，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她就抵达了哈萨克斯坦。所以，又是一个 Atajurt 快速应对紧急情况的例子。

所以！说了这么多......这是对他们所做过的所有事情的一次非常长的回顾，我希望这些已经足够有说服力。所以，说了这么多，我想谈谈 Serikjan，这部分希望不会太长，因为这部分只是讲一个人，虽然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关于 Serikjan，我想分三部分来讲。首先，我想澄清一些事情。我认识他，我来告诉你他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权力评判他 - 我不想说他有什么「优点」「缺点」。很多人的特点都是两面的。可以说是双刃剑。因此，人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方面，实际上也可能是他所做的很多好事所必需的。但是我会说一些可能让人对 Serikjan 有点生气的事情，然后我会说我认为他绝对正确的事情。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价值的领导者，一个非常适合、也非常擅长做他正在做的这些事的人。

所以，首先要澄清一下......哈萨克斯坦媒体，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在最近的这些密集报道中，都试图把他描绘成圣战分子。Serikjan 不是圣战分子。我很乐意这样宣誓，他完全不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与圣战有关的事情，据我所知，他嘹亮地讲「这是圣战！这是对没有灵魂的人发动的圣战！」等等，是被断章取义了。上下文里还有其他的话，他基本上说「圣战可不是拿起武器跑去叙利亚」。他谈论的是信息的「圣战」，此外「圣战」这个词还有比较宽泛的定义。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一点也需要加以考虑。总之，这些我就不详细说了。我只想说，因为亲身认识这个人，他不是圣战分子。我只是想在这里把话说明白。

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可能会说，「那他是否真的全身心投入，他真的关心哈萨克人吗？」我想这样说：作为一个现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在为新疆的事态而工作，而且自身命运的很多方面基本上与新疆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我敢说，我能从他身上看出，他也是在全身心地为新疆的事态而投入，而且自身的命运与新疆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 以至于他因为正在做的事，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所以我确实认为，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真心的，我认为他有信念，这就是我的印象。我觉得他在乎。我不认为有很大的不可告人的动机。现在你可能会说他有个人目标，你可能会说他有个人野心，他可能想去搞政治，他在试图积累政治资历。无论这是否属实 ------ 哪怕属实------我仍然不认为那是主要的驱动力。有很多方法可以积累政治资历，要是每个有政治野心的人都能像Serikjan一样，通过做他做的这种事来积累政治资历，那该多好啊！这就是我所能说的。老实说，如果自私的野心是这样实现的，那么我们干脆都「自私」起来，通过为新疆的受害者而战，来实现我们的野心吧。对我来说没问题。但老实说，我确实相信他对这个事业是很真诚的，我认为他相信自己做的事，也认为他在倾尽全力。是不是别有用心呢，老实讲，我不在乎。理由就是他在做什么，以及他做了什么。

接下来，我会根据我的印象，讲一些 Serikjan 的可能会让人厌烦，或者可能让他或者其他人陷入麻烦的事情，一些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

Serikjan 肯定是爱表现的。所以，如果你给他一个麦克风、再给他一个舞台（我感觉不需要两者都有，只需要舞台和麦克风二选一就行）他就可能什么话都讲。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演说家，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他身上确实有种危险，我承认这一点，就是他讲话绝对有可能会夸张，就像很多活动家一样。他有可能会夸大事实，也有可能会说一些没有经过核实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问题。这件事让我很烦，但是呢，这是他有时会有的一个问题。事情就是这样。

关于他的另一点是，他的看法确实倾向于非黑即白，可以说有些「神经质」。因此，出了任何问题，都可以用「中国软实力」来解释。如果他发生了车祸，那是中国软实力 ------ 中国人试图杀死他。如果办公室的电脑崩溃了，也是中国的软实力 ------ 中国的病毒攻击，或者类似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事，如果天气不好，或许也是中国软实力。好吧，恐怕没我说的这么严重。但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而他这种非黑即白的心态，有时候就不存在中间立场了，就会产生问题。因为如果他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确实就可能指责对方是「中国软实力」。这样可能就有问题，因为这样他就会失去盟友。所以，这是他的另一特点，哎，我真有点希望他不是这样。不过，这些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有时也会想把一些不应该归咎于中国软实力的事情，归咎于中国软实力。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好像能理解他，但还是有点......

而且作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当然确实有一点自负，确实有自恋的一面，有时可能不好共事。而且如果你给他一个麦克风，他就会去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可能不会考虑太多这样说会冒犯谁，或者人们会怎么想。还有跟他共事。有很多次，他认为他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于是就直接给你发消息说，「哎，替我做这个」。而且也不像是说「替我做这件事吧，我会付钱给你」，或者「替我做翻译、做编辑吧，也这是在服务」，他就只是说「替我做这个」。他有点不太考虑其他人的时间。总之他也有这样一面，有时候会让人很难做。

人们抱怨过 Serikjan 种种消极的方面，以上是我的抱怨。就我个人而言，这就是我能说的。最后我要讲的是积极的方面，以及为什么我认为他不应该被逮捕，为什么我认为他是我们应该为之战斗的那种人：因为在很多方面，我感觉可以称他为「英雄」。他做成了许多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就是他非常精力充沛。而且我认为这对他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走进一个 Atajurt 办公室 ------ 我的意思是，不是这几天，因为办公室被锁上了，但如果是几个星期前的话......而且我认为所有走进 Atajurt 办公室的外国记者，所有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人，与受害者的亲属会面的人，都有这种体验。你走进办公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和一个受害者的亲属谈话，然后再和另一个人谈，然后再和下一个人谈，然后再和下一个人谈......我在新年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在那里采访，我正在写那篇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那天，我以为我访谈了十个人。后来我数了数，实际上是二十个，我们在那里花了五六个小时。那可能是我生命中最累人的日子之一，我想去过那里的其他记者也会同意，因为你一坐下来，人们就会轮流跟你讲话，而且讲的都是这些可怕的故事。比如说，「我的母亲因做礼拜，而被判入狱15年」、「我的妻子在拘禁营里，她生病了，做了手术，她需要就医，但他们不肯把她从拘禁营里放出来，我该怎么办？」......「写写她的事，让她放出来」。所有这些人都需要、都想要你的帮助，你并不总是能帮上忙，因为人太多。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你不可能每个都写，而且也不是每一个故事都能让中国释放这些人。所以你要做你该做的事，但也必须听所有这些故事，尽全力帮忙。你一面听，一面跟他们交谈，从头到尾问清发生了什么，试图拿到所有细节，最后你说「好的，我们会尽力帮助」。然后你继续会见下一个人，听他们的故事，到最后你对整件事都要麻木了。

真的、真的太累了这种体验。而 Serikjan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做的！他每天都在办公室与人交谈，录制采访视频（即使不是他自己在录，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是在场的）。要么就是开车去其他城镇，在那里跟人碰面，并录制他们的访谈。情绪上，这简直是一件十分辛苦（本来想说「痛苦」）的工作，必须要有很多精力才能扛住，而他恰好有这种精力，这是另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他能坐在那个办公室里，一直坚持工作。我不知道，假如在他的位置上......我对这些事有极为深切的关心，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每天都如此投入。我可能就挂了，我也不知道。单单是每天都和人见面，一个接一个地听故事......我知道每天读，一篇接一篇地读这样的故事就已经够难受了，但实际上和他们见面、坐下来谈，并且明白这些人不是骗子，不是想找个机会见外国记者信口开河「夹带私货」......这些人实际上都有亲人处在非常、非常糟糕的境地。日复一日地听这些事，很辛苦，但他能做到。这是他应该受到称赞的事情。

他也非常有创意，这是另一回事了。自从去年年底，基本上完全控制了这个团体之后，他就把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试图让更多的房间同时做更多的视频。然后他又让团队搬到了另一个办公室，去做更多的东西。而且他一直在思考......比如，他每隔一两周就会给我发一条消息，他会说「哎，Zhenya，我有个这样的想法。咱们制作一部纪录片吧，我想让你......」当然，他的意思是「你做所有的工作」，比如「我有这个想法，你替我把活儿干了」。所以我经常会说「Serikjan，我不是你的志愿者，你不能告诉我让我做什么」，但他仍然会有这些想法。比如「现在我想聘请一个西方的纪录片作者，拍个视频、制作一个纪录片，就讲所有这些亲戚，或者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我想让塔吉克人参与进来。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也关进拘禁营了，你知道怎么能......能不能让塔吉克斯坦的认识他们的塔吉克人，站出来发声？」 ......「吉尔吉斯斯坦！」......「怎么才能让更多的回族人来录证词？」......他总是在想办法扩大影响，让工作更有效果。他们曾一度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想创建一个类似于 shahit.biz 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电子的，并且能以某种方式，每天都把信息发送给联合国或者欧洲的某个人。他们也希望这样做，有过很多想法。用六种或七种语言录制证言，这是另一件事。老实说，所有这些想法都很棒吗？所有的想法都有效果吗？当然不是了。不过其中一些想法是有效果的，也有一些想法很重要的。但他一直、一直在尝试发展新思路、尝试创新，这一点是很好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我也认为非常、非常好，那就是他试图让每个人参与进来。一开始这真的是一件哈萨克人的事情，他本人就是很民族主义的 ------ 他是「哈萨克、哈萨克、哈萨克！」但他明白，这场仗必须所有人并肩战斗才行。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一个时间点......举例来说，尽管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关系紧张，而且我坦白说，Atajurt 的哈萨克志愿者都不是很热衷于让维吾尔人来到这里。这样的隔阂我认为很糟糕，应该消失才对，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而 Serikjan 支持维吾尔人来加入，他说「不，他们应该来」。他让维吾尔人来了，让维吾尔人录证词，然后他又试图扩展到所有人。他想让......他已经有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他有了维吾尔族人，他还想让回族参与进来，想让塔吉克人参与进来。如果有基督徒，他也想要基督徒。如果有汉族人在这一波事态里以某种方式遭受了这种痛苦，他也愿意让他们来录证词。

所以，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他真的开始朝这个方向推动。那些不喜欢他的当地哈萨克人利用这个机会指责他，说「他现在和维吾尔人合作，他支持维吾尔独立！」但他仍然坚持，仍然继续这样做，尽管他自己团队的成员并不总是非常热衷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完全支持他。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太大了。当下的情形太糟糕了，不该再看民族的差异了。我的意思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老实说，谁还在乎呢？你们都是（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所以已经不再重要了。一定要合作，一定要互相支持。我想他也想到了这一点，明白这一点。因为否则你就不会赢。

另一件事，我也真的很尊重他，那就是他愿意承担风险。所以说，他愿意......我想称之为「骑红线」。假设在这里有条红线（我会试着把它放到镜头里）这是条红线，我们实际上，通常根本就不知道它在那儿。假设我们在这里。红线是......假设你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开始尝试采取行动反对中国政府，其中某一步你走得太远了，你越过了红线，这时候中国政府就会收拾你。那么他们就会，如果可以监禁你，就会监禁你，如果可以把你的亲戚关进监狱，就会把你的亲戚关进监狱。这是每个人都害怕的一条线。所以我们大多数人，我会说......这里是红线，这里是我们。我们就会待在这里，不会非常接近那条线。我们甚至都不会尝试。事实上，我们只会待在这里，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担心，比如说，在 Facebook 上给哪个贴子点了赞，转发了一篇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政策的帖子，就会把我们一路带到（越过红线）这里。然后中国就会报复，如果我们以前去过新疆，在那里有朋友，他们就会惩罚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

正如实践所表明的，事情并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正如实践所表明的那样，你实际上可以一点点地逐步接近这条红线，试试看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没有反应，那你还可以再接近些。而且我们经常 ------ 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 ------ 如果有人说出来之后，导致人们陷入麻烦，我们就很容易责备别人。我们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保持沉默？你还有朋友、有亲戚在那里呢。你说出来了，现在他们被判入狱就是因为你。你本事可真大！」我们确实会这样责怪别人。我们从来不会责备躲在红线远处的人，却会责备试图接近红线的人。我们从不责备那些不愿冒风险的人，尽管如果他们愿意冒风险的话，其实可以做成很重要的事，实际上可以挽救生命。虽然是抽象意义上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通过承担这些风险，我们拯救了哪些生命。但我们知道，如果越过红线，会给谁造成危险。我们不知道更高效地工作、走得离红线更近，能挽救的人是谁。

我想，Serikjan 明白这一点。他当然可以让 Atajurt 成为一个守规则的、「纯良」的组织，自己也规规矩矩，只说四平八稳的话。但他一直努力在拓展操作的空间。当局警告过他。当局告诉他，「不要搞运动了，不要做这种事了」，等等、等等。但他完全忽略了他们。他们一直在这样警告他，都一年了。他们威胁他。他们还审问了他的亲戚。而他只是忽略了他们，继续自己的活动。他一直在推进 Atajurt，一直让它发展。他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与更多的外国记者见面。而通过这样做，他甚至向前推进了更多。问题是：他越过红线了吗？我们不知道。我其实还不确定他越过了红线。他可能还没有。我们仍然可能把他捞出来。我们仍然可能让Atajurt继续下去。

但重点 - 我非常尊重他，因为是他愿意不断尝试、穷尽一切可能，去把事情做成。而且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做这些是真心的。他不是为了塑造某种形象而做这些事。他不是为了可以说：「好吧，这些事情太可怕了，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你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试图阻止他们，所以我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我没有助纣为虐。我努力过了。我好歹做了一些好事。」他不是为了能像这样说，才去做那些事。他做这些是为了做成，为了赢。他明白，如果要在这个巨大的、可怕的事情上，面对中国，赢得一场胜利，你必须把自己逼到极限 - 距离红线最近的安全极限。必须承担风险，必须牺牲一些东西。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而且，我再重复一下，这是一个持哈萨克斯坦护照的哈萨克族人，在哈萨克斯坦，跑来跑去做所有这一切，尽管事实上......

无论如何。所以，因为这些，我非常尊重他。我希望更多人也来做这些事。去冒风险，去牺牲很多东西。因为......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但我认为，经验证明，当人们出来作证，说出这些对中国政府的声誉不利的事情时，中国官方会做一些蠢兮兮的反应。中国政府需要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所以如果你声量足够大，就像 Atajurt 一样，去传播这些负面的故事，你就会做到一些事情，我认为这就是 Atajurt 做到了这么多的原因。Serikjan 做他这些事情也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我认为这些冒险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回报。现在，我希望这不会让他失去接下来的十年的自由。

最后，他最值得尊重的一点是，他很有胆量。他很勇敢。如果最后他是通过某种方式坐飞机跑路了，然后被证明他有某种西方势力的支持，或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说「哦，这样，那么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冒过什么真正的风险。」但我认为最近事件表明，当他说他处于危险之中时，他实际上是真的处于危险之中。尽管存在这种危险，他仍继续前进。他再一次试图接近红线。他在不突破红线的前提下，试图穷尽一切可能来做事，现在他已经陷入了非常糟糕的境地，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他捞出来。

所以，说了这么多 - 讨论 Serikjan 本人的情况 - 我想回到这个「现在怎么办？」的问题。经过了这些阶段，关于新疆危机的媒体报道不断增加，现在已经出现针对性的实际行动。但是为了能够继续行动下去，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所以 Atajurt 一直在活动，他们的工作需要继续进行。否则，如果 Atajurt 消失了，我认为所有其他针对新疆危机的工作，都会更难推进下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证据，我们如何向中国追究责任呢？当你有数百名受害者的亲友站出来说，「我的父亲，我的儿子，我的妻子......」- 无论谁 - 「......在拘禁营里」，「在这里，我有微信记录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带走了」等等......有数百名亲历者去公开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中国无法否认这一点，国际组织可以有一些严肃的证据去与中国谈判。如果现在我们停止 - 如果我们再次沉默......尤其当 Atajurt 可能是光明的灯塔，他们的影响力不仅限在中亚 - 当然主要在中亚 - 但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他们突然沉默而没有任何东西代替他们，那么我们就麻烦了。

我想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在这里呼吁人们去做（这个视频已经很长了，现在都一个多小时了，这不是我的本意）。首先，让我们尽力为Atajurt和Serikjan而战。我们特别要为Atajurt而战，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我想说，我们也要为Serikjan而战，主要是出于尊重。因为......我相信他会明白，我相信他不希望我们浪费我们的资源为他而战。但是我认为，出于对他所做的一切的尊重，我们不能放弃他，我们必须为他而战，我们必须要求哈萨克斯坦采取理性、透明的行动，不要做任何荒唐的事 ------ 他们到目前为止处理这件事时就挺荒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求这一点，那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当然要有一个 #FreeSerikjan 的标签，会显示在这里（不，并不会）。所以，有这个标签 ------ 如果你想发任何相关的消息，就用这个标签。还有呢，显然就是，发推、发推、发推，做些常规的事。但我想说的是，如果可以的话，尝试以某种方式把你的声音也加进来。比起为了新疆的事和中国掐，这场战斗简单多了。迫使哈萨克斯坦对Serikjan不要做荒唐的事，比向中国施压，迫使他们关闭集中营要容易得多。

所以，你还可以发声，你们大多数人都还可以------所以要尽可能地使用它。尝试使用您手上的工具。如果你愿意的话，先来拍一个 10 秒、20 秒、30 秒的视频。就很简单地说，「我是谁谁，我认为 Serikjan 应该被释放。因为他应该自由。如果我们失去他，你知道的，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或者也可以说，「我相信Serikjan应该自由，我支持Atajurt做的事。应该让Atajurt持续运行。」拍一些这样的视频。我不知道......再比如写一些请愿书。我想有很多人做过很多这种工作，比我更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也不用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

但是......要做点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还不明白这个团体的重要性。我一直努力想阐述的是，当然我亲身见证了他们的工作，所以我能确信（也许会有偏颇，但仍然十分确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很重要。

我想要做的另一件事是，呼吁国外的人，尤其是维吾尔人，尝试复制 Atajurt。建立你自己的类似 Atajurt 的小团体，不是一定要叫「Atajurt」，你想叫什么都可以，比如叫「东突厥斯坦支持委员会」之类的名字都好。但是要复制他们的模式，让那些有亲戚在拘禁营里受难，或者是在新疆受难，或者证件被没收、权利遭到践踏的人（不过可能整个新疆，乃至整个中国都是这种情况）。只需要设立一个场合，让人们可以每周一次，或者每隔几天来一次，录制一些访谈。比如说，「我从亲戚那里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拘禁营」。或者说「我试图联系，但是联系不上，我给家乡的公安局打电话，他们把电话挂了」。哪怕是这样的小事，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便是这些小事，也能帮助我们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小事能帮助我们做分析，帮助我们了解到底在发生什么。这些小事也能提醒每个人，并不是只有你们或他们，这些不是孤立的个案，它们影响着每个人。

这是你的力量 。你们的力量大到超出想象，因为受害者如此之多，总数如此之大。你必须要利用这种优势！你必须站出来，必须要发声！你不能再害怕开口讲话了，因为这样不会伤害你的亲人。对，我其实无法保证。确实可能有一些案例他们是「杀鸡儆猴」。他们可能会故意惩罚一些人，来达到这种目的。但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也会同时制造一场巨大的媒体丑闻！所以要宣传那个案子！把中国政府对你的亲人做的事都揭露出来。但是不要对此保持沉默。

所以，你要创办你的小型的 Atajurt，让你的小组织遍布全世界，然后拍视频、发布直播，放到网上，让所有人看到都在发生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促进外界对这件事的认识。这样才能提醒每个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如果你静悄悄的，就什么事都做不到。对不起，但确实做不到。中国会无视你，因为它不尊重你。如果中国看到你害怕它，它就不会害怕你。

所以拜托大家，如果我们挽救不了 Atajurt，如果我们挽救不了 Serikjan，请发起自己的行动！要么复制 Atajurt 的做法，要么自己行动，用你自己的思路。无论如何，一定要做点什么。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而且一旦你开始这样做，你就会发现它有多重要，我想 Atajurt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 Atajurt......我自己是无神论者，也可能不算无神论者，但至少我不相信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所以我不想说它是「上帝恩赐的组织」。但这世界能有 Atajurt，是非常幸运的。能有这样一群人选择走到一起，身体力行地为哈萨克人伸张权益，并采取所有这些举措、提出所有这些想法，并且付诸行动，使其成为国际性的议题，并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它的重要性是难以置信的。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你能做什么，并且也显示出了成果。他们也展示了中国政府对这些成果的反应，而且这些反应不是消极的，通常都是积极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绝对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它继续下去。拜托、拜托，请考虑一下！

因为你作为受害者，可以做的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说出来。一遍一遍地说！每周都说，每天都说。一直到所有人都厌烦了，但他们都不能无视你。因为他们不能无视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你必须迫使人们关注，如果你安静了下来，人们就会无视。

是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坦率地说，就像我之前说过的，Atajurt 可能是这个议题上全世界最重要的团体。没有多少人我会这样形容，但是诚实地讲，对于他们，我要鞠躬致敬，我非常尊重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行动力......在我看来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们不能让所有这些都浪费掉。我想人们无法理解，如果这些都浪费掉了，我们会失去多少，而且我认为人们也不会理解，如果它从未存在过，我们会处在怎样的境地。我们仍然只能写来写去，泛泛地谈论警察国家或外部观察，但实际上并不了解所有这些微小的细节，也没办法拿着这些微小的细节，质问中国。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我们需要因此感谢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消失了，那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如果我们不效仿这些行动，如果我们不发起替代的行动，那么一切就都白费了。

所以，拜托大家了。这个很长的视频我打算这样收尾。拜托大家、恳请大家一定要做点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节点，如果我们在这里失利，就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挫折。而且，坦率地说，也会让很多人失去生命。

这就是我的视频声明了。这是我的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如果你把整个视频看完了，或者你把全文读完了，那么谢谢你的关注。现在是阿拉木图时间的午夜，凌晨12:32。3月17日。我是斌吉恩（Gene Bunin）。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的阅读。祝一切顺利。

https://philzimmermann.com/EN/essays/PGP_30th/

PGP Marks 30th Anniversary

6 June 2021

Philip Zimmermann

Translated by DeepL

今天是PGP 1.0发布的30周年。

正是在1991年的这一天，Pretty Good Privacy被上传到了互联网上。我在前一天把它发给了我的几个朋友进行传播。这启动了十年来为结束美国对强加密软件的出口控制而进行的斗争。在PGP 1.0版本发布后, 一些志愿者工程师站了出来, 我们做了很多改进。1992年9月，我们发布了PGP 2.0，有十种外语版本，运行在几个不同的平台上，升级了更好的加密技术和新的功能，包括独特的信任模型，帮助PGP成为最广泛使用的电子邮件加密方法。

我成为了刑事调查的目标，因为我允许PGP在世界各地传播而违反了武器出口控制法。这进一步推动了PGP的普及。政府在1996年初撤销了调查，但政策辩论仍在继续，直到美国的出口限制在2000年终于崩溃。PGP点燃了十年的加密战争，导致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放弃了对强加密技术的使用限制。那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和惊心动魄的十年，也是争取私人交流权利的一个胜利。

我希望PGP能被用于人权方面的应用。我希望它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特别是在那些需要保护的地方，使其免受本国政府的影响。但在刑事调查期间我不能大声说出来，因为这将有助于检察官证明其意图。

最具戏剧性的PGP故事来自于美国以外。在科索沃冲突期间，PGP帮助8000名平民安全撤离了致命的危险。在参加2014年国家网络安全名人堂仪式时，一个来自HUMINT社区的人找到我感谢我，因为他说他有一些同事因为PGP而活到今天。在危地马拉记录战争罪行的人权团体，保护证人免受军方的报复。巴尔干地区的人权工作者。1990年代缅甸的政治抵抗。多年来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2004年，从NSA退休的Robert Morris告诉我，当PGP第一次和它的源代码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时，NSA特别担心源代码会让很多人知道如何开发强大的公钥加密软件，而这种技能会扩散。

三十年后的今天，强加密技术无处不在。在20世纪90年代很有魅力的东西，现在却很平凡。在这几十年里，有太多的变化。在漫长的技术年中，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自己的工作转向了端到端的安全电话和短信。现在，我们的浏览器、VPN、电子商务和银行应用、物联网产品、磁盘加密、TOR网络和加密货币中都有无处不在的强加密技术。还有在OpenPGP协议的实施中的复苏。似乎不可能把这种牙膏放回管子里。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政府正是在试图这样做。对端到端加密进行反击。我们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看到了这一点。在我们都认为我们赢得了加密战争的20年后。我们必须再次动员起来吗？隐秘战争的老兵们可能难以穿上他们的旧制服。还记得《超人》中超人先生试图挤进他的旧服装的那一幕吗？我们将需要新的部队。

保护我们的私人交流权的必要性从未如此强烈。许多民主国家正在滑向民粹主义的专制国家。普通公民和基层政治反对派团体需要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新兴专制国家的影响。**如果一个专制国家继承或建立了一个普遍的监控基础设施，那么政治反对派几乎不可能组织起来，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些社会中，安全通信对于基层政治反对派来说是必要的。

这不仅是个人自由的问题。这也是国家安全。华为5G基础设施在欧洲各地的鲁莽部署，为中国的SIGINT[1]创造了轻松的机会。端到端加密产品对欧洲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以对抗由中国控制的敌对的SIGINT环境。我们必须在政策空间上大力反击，以维护端到端加密的权利。

-Philip Zimmermann

6 June 2021

The Hague, Netherlands

[1]：信号情报（SIGINT）是一个总称，包括通信情报（COMINT）、电子情报（ELINT）以及量度与特征情报（MASINT）系统。

https://ethfans.org/posts/note-on-translations-of-the-genesis-files

干货 | 创世文档：David Chaum 的 eCash 如何催生一个密码朋克的梦

干货 | 创世文档：Adam Back 如何设计出比特币的引擎

干货 | 创世文档：Wei Dai 的 B-Money，也许是比特币的初稿

干货 | 创世文档：Nick Szabo 的 Bit Gold 与比特币只半步之遥

干货 | 创世文档：Hal Finney 的数字现金探索成果 RPOW

"The Genesis Files" 是 Aaron Van Wirdum 从 2018 年 4 月开始撰写的连载，一共有五篇，介绍了对中本聪发明比特币有所启发的几位 "密码朋克" 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的数字货币构想。

2018 年 6 月，我在 BlockstreamCN 公众号见到两篇译文（1、2），尝试联系转载而不得。近日，终于在友人 Molly 帮助下，获得 Bitcoin Magazine 的授权，得以翻译及再出版。特此感谢 Molly。

五篇文章，从 David Chaum 写起，展现了密码朋克们在理想的指引之下的探索（实际上，也是比特币的底色）；既不是纯粹的技术介绍，也不是人物传奇故事，因而既能引人入胜，又能不落俗套。此外，作者还经常拿这些构想与比特币相对照，使得文字已不仅是介绍，还有了反思的味道。

这种反思气氛，也使我常常思考：为什么这几位密码朋克前辈，没能发明比特币？中本聪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

举个例子，"工作量证明" 并不是中本聪首创的，甚至用在数字货币上的 TA 也不是第一个。看 Adam Back 那篇，就明白了。

熟悉密码学的人都知道，比特币中所有的密码学工具，无一是中本聪的发明，在中本聪创造比特币的时候，全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PoW、默克尔树、哈希函数、公钥密码学......）。中本聪只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TA 的过人之处，不是对密码学的理解，而是对经济学的理解。几位前辈的执念，阻碍了他们在数字货币领域进一步创造。

Wei Dai 的例子可能最明显（原谅我对前辈的不敬）。Wei Dai 从一开始，就想创造一个 "币值稳定" 的货币；乃至于日后回想起自己未及时回复中本聪邮件，懊悔之处亦在于未尝试说服中本聪改变比特币的货币政策（我自己相信，中本聪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世界上没有比 "购买力稳定的货币" 更大更教条主义的虚妄了。世界上从不曾，也永不会存在 "购买力（绝对）稳定的货币"。货币的购买力，总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化之中，随着支付技术、交通条件、货币发行量乃至保险行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你觉得稳定，只是因为作为一种适销性最强的商品，其价值变化相当慢而已。

要而言之，价值总是个体的估价，而个体之外，并不存在一套恒常不变的价值尺度（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可知的，虽然总有人扬言自己知道），自然也不存在能固着在某个位置的东西。

Wei Dai 可能也没妄想这样的东西，他只想让 B-Money 锚定一篮子商品（若干数量的若干种商品）。这样就算稳定了。但这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此种货币设想，最早应见于欧文-费雪。包括张五常教授，也提过类似的方法，让 "货币有个锚"，方法更进一步，要求货币成为 "期货市场可以成交的一篮子商品" 的指数，并配以一定的通胀。（见《经济解释》卷四第六章）

但米塞斯早就批评过这种构想：这一篮子商品并无理论上的最优选，因此必定是任意的；也就是说，它也必定会成为政治活动的目标，被有心人改来改去。一样是不稳定的。（见《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第六章；米塞斯何其老辣、费雪何其天真！）

锚定贵金属的货币，即使免不了贬值，过程也会更透明。也即制度费用会小一些。

Nick Szabo，我认为是最博大的密码朋克了，在这一点上也难免智者千虑。

他的 Bit-Gold，与比特币极其相似，真的只有半步之遥。Bit-gold 的形式与比特币 UTXO 几乎完全一样，就除了一点：比特币 UTXO 只能由区块来发行，而 bit-gold 则是自由提供 PoW 来发行。

Szabo 认识到了直接以 PoW 作为价值标的，会面临通胀问题（因为计算机创造 PoW 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强），他的办法是为 bit-gold 加入时间戳，从而不同时代产生的 bit-gold 将本身就是不同质的（历史上的 big-gold 也不再有被通胀的可能），而多个差异化的 PoW 可以打包成价值均一的货币单位（从而解决不同质带来的不便）。

这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人们对商品的估价，本质上是不考虑其制造成本的。人的估价只向前看。就以 Szabo 喜爱的黄金为例：你见过人们为不同地层（开采难度和时代不同）的黄金给出不同的价格吗？不，人们只以纯度来考虑单价。一个 PoW，也并不因其是更久远的而更有价值。（Szabo 可能太过相信，人们会把时间戳当成一种收藏品。）

"不可伪造的奢侈浪费"（Szabo 语）、制造成本，是物有价的前提，但不代表人的估价会以这个成本为依据（大多数时候，这个成本也是不可知的）。估价从来只看向未来，考虑其用途、考虑其稀缺性稀释的速度。

所以 Szabo 的办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徒增困扰。异质的 bit-gold 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不因为可以组合而消失，因为组合过程也面临定价问题，而定价要付出信息和判质费用。市场定价的能力不是无限的。

数十年的探索，中本聪成见最少，心思最单纯，最少虚妄（和完美主义），洞见最深刻。他认识到了货币的价值是时间的函数，于是才能创造性地设计出难度调整机制：当年发明用来阻遏滥发邮件的 PoW，摇身一变成为阻遏滥发货币的围墙，我们才有了比特币。

了解这几位密码朋克，不仅是为了了解比特币所吸收的营养，也是为了从他们的尝试中获得教训。仔细阅读他们的设想，你会发现历史真的押韵。他们已经尝试过走不通的路，也还有人奉为创新、跃跃欲试。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份连载，也可以有这样的价值。

（完）

作者: 阿剑

内容简介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是青年作者杨潇的新作，也是单读出版推出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关于一个不无困惑的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

1938 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 年，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 1600 公里长路。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层累的、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

作者简介

记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2013-2014哈佛尼曼学者。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作品两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三次获腾讯华语传媒年度盛典单项奖。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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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丘成桐从中国乡村的贫穷少年成长为举世闻名的世界级数学家的励志故事。困顿清苦的童年，艰苦卓绝的异国求学路，初入数学界的一鸣惊人，名声大噪后的风起云涌，对中国基础科学建设的拳拳之心……攀登科学高峰，拨开浮华迷雾，丘成桐直面盛誉、无惧挑战，讲述触动人心的传奇人生。

书中特别收录丘成桐原创诗词赋文，学贯中西、融通文理，尽显大家风范。他的故事就是展示中国的一个窗口。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正努力与现代科学结合在一起，并终将重塑世界科技的秩序。

作者简介

丘成桐（Shing-tung Yau）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获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美国国家科学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大奖。他成功解决了许多著名的数学难题，其研究深刻变革并极大扩展了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影响遍及拓扑学、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和物理领域。

史蒂夫·纳迪斯（Steve Nadis）

美国知名科学作家，《天文学》（Astronomy）杂志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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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教师个人主页

早前7站有人发过如何解决墙内Tor用户过少导致的隐匿性较低(特征太明显)问题? ，里面提到过 Snowflake。

我刚才顺手打开了 Tor Blog，看到6月8号的消息。

Snowflake moving to stable in Tor Browser 10.5

We're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Snowflake will be shipped as one of the default bridge options with stable versions of Tor Browser later this month.

What is Snowflake?

Snowflake is a pluggable transport that uses a combination of domain fronting and peer-to-peer WebRTC connections between clients and volunteers to circumvent Internet censorship. Snowflake, which is the spiritual successor to flashproxy, aims to lower the barrier for running anti-censorship proxies, resulting in a large pool of proxies for users to connect to. Instead of requiring a server with consistent up-time, Snowflake proxies run as an addon or extension in your browser. These proxies can move locations as users connect to different networks, providing a moving target that is more difficult to block. We currently have about 8 thousand available Snowflake proxies each day. When a user connects to Snowflake in order to circumvent censorship, they are matched with a currently available proxy. If this proxy "melts," or disappears, the user will be seamlessly matched with a new proxy.

Snowflake currently uses domain fronting for the initial connection to match users with Snowflake proxies, and to allow each peer to exchange the connection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WebRTC. This channel is highly censorship resistant, and used only for the initial bootstrapping of the connection. As such, it requires much lower bandwidth and shorter connections than existing domain fronting pluggable transports like meek, making it a more scalable alternative.

For more technical details on how Snowflake is designed, see our documentation, the source code, and the Snowflake technical report.

文中还有 Snowflake 用户使用调查报告

Snowflake users by given country,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additional participants who responded by region instead

243名确认的 Snowflake 用户自愿提供了他们的位置，其中最受欢迎的五个地点是美国（46）、俄罗斯（26）、印度（16）、德国（13）和中国大陆（9）。

243 confirmed Snowflake users volunteered their location, with the five most popular locations being the United States (46), Russia (26), India (16), Germany (13) and Mainland China (9). However, it must be noted that anglophone locations and those with fewer instances of censorship may be over-represented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study.

欢迎提供更多信息。

内容简介

国家危难时刻，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尽显于此。

中国第一个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联大8年，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172位两院院士，100多位名师巨匠……联大人参与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的场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本书精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国宝级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性散文集，内容涵盖许先生对西南联大里老师、同学、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与校园生活。

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一粒沙中见世界。本书就想沙里淘金，从平凡的现实中找出不平凡的成就来。

作者简介

许渊冲，1921年出生于江西，100岁高龄的国宝级翻译家。

许渊冲毕业于西南联大，1941年入美国志愿空军任英文翻译，1948年留学巴黎大学，1950年底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曾获国际翻译界顶尖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获奖者（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曾获国家汉办“国际汉学翻译大雅奖”

国家文化部授予其“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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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译中国经典诗文集——14册套书（中英对照）

双语作家钱佳楠在中英文写作中都受到赞誉和好评，而同时她又面对“被代表”、“取悦白人”的质疑声音，以及在双重政治语境下表达自己个性的困境。本期歪脑聊，我们听她聊聊写作。

点击观看视频

中国作家钱佳楠获2021年欧·亨利短篇小说奖

https://ethfans.org/posts/the-genesis-files-how-hal-finneys-quest-for-digital-cash-led-to-rpow-and-more

哈尔-芬尼（1956）是出了名的乐天派，曾被 PGP（优良保密协议）的创建者菲尔-齐默曼（Phil Zimmerman）盛赞为 "密码学界的罗杰斯"[1]。即使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也称 "渐冻症"）致使他全身瘫痪，他仍然笑对人生，最后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与世长辞。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毕业的芬尼进入了刚崛起的电子游戏行业。乐观向上的他自然而然地与负熵主义者走到了一起。负熵主义（Extropianism）是加州技术自由主义者掀起的运动，从奥地利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作家那里汲取了很多灵感，主张利用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太空旅行等未来技术作为工具推动人类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负熵主义者相信，如果科学和创新能够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发展，那么永生和其它超人类主义目标将得以实现。-

芬尼还是个科技弄潮儿。当互联网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首次面向大众开放时，芬尼立即开始探索万维网及这条全新信息高速公路的其它方面，很快就认识到了互联网所蕴含的变革力量。万维网的出现，使得人类摆脱了地理距离、文化差异和边界，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联系。

但是，凡事都有另一面。芬尼深谙互联网的设计权衡，知道网络空间在创造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由于通信数字化，任何人的对话都面临被监控的风险。网络也有可能成为侵犯人们隐私的工具，对人类自由构成威胁。

芬尼意识到，不只是日常通信，金融交易也会面临同样的威胁。在数字化世界中，货币也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数字化道路。这意味着，匿名支付可能会成为历史。

芬尼在 1993 年的文章中解释说："未来，我们的数据将被建成档案，用来追踪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模式。当我通过电话订购东西或使用 Visa 卡付款时，我在哪里花了多少钱将被记录下来。久而久之，随着电子交易数量增多，人们的隐私性可能会受到严重侵犯。"

芬尼认为，互联网需要一种无法追踪的货币形式来实现匿名交易，就像实物现金（你随身带着的纸币和硬币）一样。互联网需要数字现金。

数字现金的诞生

幸运的是，数字现金当时已经在开发中了。

芬尼后来写道："我已经深切地认识到，我们正在面临隐私泄漏、计算机化蔓延、大型数据库兴起、中心化程度提高等问题。大卫-乔姆（David Chaum）为我们指引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就是将权力交到个人而非政府和公司手中。计算机可以成为解放和保护人们的工具，而非控制人们的枷锁。"

密码学家大卫-乔姆也预见到了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一种叫作 eCash 的数字现金设计，并成立了 DigiCash 公司来实现该系统。乔姆将 eCash 设计成了美元、欧元和日元等法币的隐私层，打算将该技术出售给银行。

芬尼很快就向圈子里的其他负熵主义者推荐了乔姆的项目，还在负熵主义圈的主流杂志《熵》上写了一篇长达 7 页的项目介绍。

芬尼在向技术自由主义者宣传数字现金时写道："密码学可以让人们控制自己的信息，他们的控制权并非由政府授予，而是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能够访问自己信息的密码学钥匙。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创造的世界。"

就在 1992 年，芬尼收到了另一位负熵主义者蒂姆-梅（Tim May）的邀请。梅与他在旧金山湾区的一些精通技术、注重隐私的好友【包括 DigiCash 的前雇员埃里克-休斯（Eric Hughes）】召集了一群黑客、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学家，共同利用密码学捍卫网络隐私。

这个组织就是密码朋克，他们将自主开发的软件作为武器，高呼 "密码朋克要会写代码" 的口号。

芬尼确实写过代码，帮助密码朋克组织取得了一些早期成功。他与休斯共同开发并运行了首个邮件转发器：以匿名方式转发邮件帮助人们实现隐私交流的服务器。当菲利普-齐默尔曼（Philip Zimmermann）发布 PGP 时，芬尼成了该项目的主要贡献者。为了提高组织的影响力，他还举办了一场破解 Netscape 公司的 SSL 加密技术（弱化版）的比赛，最终由一位密码朋克成功破解。

芬尼最感兴趣的还是数字现金。每当密码朋克邮件列表上出现其它电子现金提案（如 Magic Cash、Brands Cash 和 TrustBucks），芬尼总是迫不及待地做出点评。他尤其关注电子现金的隐私功能，经常会向其他密码朋克解释不同系统的运作原理，帮助他们理解不同数字现金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只要谈到这个话题，芬尼总能提供自己独到的见解。

Hashcash 与工作量证明

1997 年，年轻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朋克亚当-巴克（Adam Back）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数字现金设计Hashcash。顾名思义，这个方案采用 "工作量证明" 系统生成类似邮票的东西，作为反垃圾邮件解决方案。比方说，在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之前，Hashcash 用户需要使用这封邮件的部分内容和一些额外数据生成一个哈希值（一串看似随机的数字），并将这个哈希值连同邮件一起发送给收件人。收件人只会接受包含 "有效" 哈希值的邮件，否则邮件将被退回。

这里的关键在于，所有基于邮件的哈希值中只有部分会被视为有效。这就意味着，用户必须花一些算力（本质上来说是能源）来生成 Hashcash。对于发送简单邮件的普通用户来说，这点算力其实微不足道，可能只需花费几秒的计算时间。然而，如果有人想要一次发送数百万封垃圾邮件，为每封邮件找到有效哈希值所需消耗的能源总和会让他血本无归。

巴克提议的方案可以用来支付邮费，但是不足以作为成熟的货币。最重要的是，每个工作量证明都有与之唯一对应的邮件，也就是说 Hashcash 收件人无法将已经用过的工作量证明拿到别处使用。

无论如何，密码朋克很快意识到 Hashcash 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工作量证明引入了现实世界中稀缺资源（能源）的数字表示。由于稀缺性是货币的基本属性，巴克和其他密码朋克意识到，他们可以在工作量证明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全新的货币：一种完全不需要银行背书的数字现金。

在之后的几年，基于工作量证明的数字现金提案中最值得注意的两个是尼克-萨博（Nick Szabo）的 Bit Gold 和 Wei Dai 的 B-Money。虽然这两个提案都是很有趣的设计，但是它们依然存在一些弱点，对应的解决方案建议也很复杂，而且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可能是因为这些缘故，这两个提案都没有真正实现。

与此同时，DigiCash 没能成功实现 eCash 。乔姆的公司（深受 20 世纪 90 年代那批互联网先锋的追捧）在 20 世纪末申请了破产。

到了 21 世纪早期，密码朋克运动日渐式微，数字现金的梦想变成了一段凋零的回忆。

RPOW 和远程见证

但是，哈尔-芬尼这位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并不打算放弃。

2004 年，自芬尼首次在负熵主义者圈子里推广电子现金以来大约过去了 10 年，芬尼提出了自己的数字货币系统：可重复使用的工作量证明（RPOW）。虽然有所简化，但是芬尼从 Bit Gold 中汲取了灵感，并采用了 Hashcash 的工作量证明系统来生成货币。

芬尼在其 RPOW 网站上解释称："安全研究员尼克-萨博已经提出了一个相似的代币概念 Bit Gold，并认为代币本质上是达到一定水平的工作量。萨博提出的概念比简单的 RPOW 系统更加复杂，但他的洞见是精准的：RPOW 代币具有黄金之类的稀有物质的属性。开采金矿和铸造金币需要消耗人力和财力，因此赋予了黄金稀缺性。"

萨博和 Wei Dai 都因未能将其数字现金构想编写成软件而止步。芬尼则真正编写出了一个 RPOW 原型。他邀请人们试用这个系统，并在一个以蓝色和绿色为主调并以带有漫画风格 RPOW logo 的极简网页上宣传电子现金。（想象一下，就是在蝙蝠侠的上勾拳击中反派下巴的位置配上 "POW" 字母的感觉。）

-来源：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217090451/http://rpow.net/index.html-

为了实现这个原型，芬尼设置了一台用来运行开源软件的 RPOW 服务器。这台服务器不仅充当发行新的 RPOW 代币的铸币厂，还会验证是否存在同一个用户多次花费同一笔代币的情况（"双重花费"）。

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来了解 RPOW 的运作方式：假设 Alice 想要生成一个 RPOW 代币。首先，她要连接芬尼的服务器，为了获得最佳隐私性，很可能是通过 Tor 建立连接。接着，Alice 会获取服务器和她本人所独有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哈希计算，直到找到有效的工作量证明为止。然后，她会将这个工作量证明发送至服务器，再由后者检查其有效性。如果有效，服务器将创建出一个独一无二的 RPOW 代币（其实就是一串数据），并将其发送给 Alice。服务器也会在本地数据库中存储这个代币的副本。

Alice 想要花费这个 RPOW 代币时，她只需将其发送给收款方，如 Bob，就可以从 Bob 那里下载 MP3 文件。从技术角度来看，Alice 通过何种方式将这个代币发送给 Bob 对于 RPOW 系统来说并不重要，只要她确保这个代币在发送途中不被拦截即可。（使用 Bob 的公钥加密过的消息就可以做到这点。）

Bob 收到这个 RPOW 代币后，需要检查其有效性，并确保它没有被多次花费。为此，他会立即将这个代币发送至 RPOW 服务器，后者会使用软件来验证这个代币是否包含在内部数据库中，以及是否已经花掉了。如果通过验证，RPOW 服务器会向 Bob 确认，然后 Bob 就会将 MP3 文件发送给 Alice。随后，服务器会将这个 RPOW 代币标记为已花费，再也无法使用。最后，服务器会生成一个新的 RPOW 代币，将其发送给 Bob 并包含到内部数据库中。Bob 就可以使用新的代币......如此循环往复下去。这样一来，这些代表单一工作量证明的代币就可以永久流通。这就是可重复使用的工作量证明。

迄今为止，这个系统都是可行的 ------ 但是它需要用户信任这个 RPOW 服务器的运营者（在这个例子中，运营者是芬尼）。芬尼可以对 RPOW 软件动手脚，或是在不生成任何工作量证明的情况下铸造 RPOW 代币，或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动双花攻击。

然而，芬尼不想强迫用户信任 RPOW 服务器的运营者，即使这个运营者是他本人。因此，RPOW 服务器需要具备一个特殊的属性。作为这个系统的主要创新，RPOW 服务器运行在安全硬件组件 IBM 4758 上。IBM 4758 支持 "可信计算"。

简而言之，这个抗篡改硬件包含一个由 IBM 嵌入的私钥，因此没有人（包括这个安全硬件组件的所有者，也就是芬尼本人）可以篡改或盗取。由于采用了远程见证技术，这个私钥可以生成证书来表明某个软件运行在安全硬件组件上。有了这个证书，任何连接至 RPOW 服务器的人都可以验证 RPOW 开源代码是否运行在安全硬件组件上，没有任何后门或其它调整。

芬尼在其 RPOW 网站上解释道："RPOW 系统的首要构建目标是，让所有人（包括 RPOW 服务器的所有者和 RPOW 软件的开发者）都无法违反系统规则并伪造 RPOW 代币。如果没有这种不可伪造性，RPOW 代币就无法可信地代表人们为创造它所付出的劳动。可伪造代币更像是纸币，而非 Bit Gold。"

RPOW 的命运

虽然 RPOW 得以面世，但是芬尼知道这个简化版 Bit Gld 依然存在局限性。

一方面，这个原型依赖于中心化服务器。开源代码和可信计算制约了芬尼对系统的权力，但还是存在 IBM 员工恶意破坏系统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更现实的担忧是，芬尼可能会自愿或被迫将 RPOW 服务器下线。这会导致所有 RPOW 代币变得不可用。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代币会受到通胀的影响。随着算力的价格逐步降低，生成有效工作量证明也会变得一年比一年容易。

芬尼在 RPOW 的网站上写道："如果摩尔定律（Moore's Law）成立，生成 POW 代币的成本将稳步呈指数级下降。" 芬尼指出，在遥远的将来，最难的工作量证明依然很难生成，而且计算性能的增长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放缓。然而，他告诉读者："请记住，工作量证明既不是货币，也不是稳定的价值贮藏物，而是一种易于交易的计算机工作表示。"

在芬尼看来，他提出的 RPOW 系统更像巴克最初提出的 Hashcash 方案。虽然工作量证明可以 "重复使用"，但是 RPOW 代币旨在成为一种数字邮费形式 ------ 而非真正意义上完全成熟的货币。用户可以利用 RPOW 系统来抵御垃圾邮件，在文件共享网络中用作激励，甚至在点对点扑克游戏中充当筹码，但是 RPOW 代币不适用于储蓄。

萨博和 Dai 试图增加复杂性来解决通胀问题，芬尼却选择接受通胀。这使得 RPOW 在设计上简单得多，但这或许也是 RPOW 与成功失之交臂的原因。由于缺少吸引人们持有 RPOW 代币的经济激励，人们本身就没有理由接受 RPOW 代币作为支付方式。这种情况下，没人使用 RPOW 代币付款，人们就更没理由接受这种付款方式，从而陷入恶性循环。RPOW 面对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因果困境。

电子现金系统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解决这个因果困境。

芬尼的信念

2008 年 10 月，芬尼通过其订阅的 Cryptography 邮件列表（被广泛认为是 Cypherpunks 邮件列表的精神延续）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在这封邮件中，中本聪（后来被认为是化名）提出了一种新型电子现金：比特币。与 RPOW 相同的是，比特币同样建立在 Hashcash 的工作量证明系统之上，不同的是比特币不依赖于任何中央服务器。

比特币虽然富有创新性，却未立即收到热烈反响。Cryptography 邮件列表上的绝大多数密码朋克已经迎来送往了太多电子现金实验项目，却没有看到哪个项目真正获得了成功。而且对于比特币方案，人们也有一些合理的担忧：比特币交易不具备即时性、掌握绝大多数算力即可控制整个系统，以及这个解决方案似乎很难扩展。

然而，乐观的芬尼决定看向积极的一面。

芬尼在邮件列表中回应道："比特币看起来很有前景。我喜欢他将系统的安全性建立在诚实参与者要控制比攻击者更多算力的假设之上......我也认为这样一种产量可以预测且不受任何作恶者影响的不可伪造的代币形式具有潜在价值。"

芬尼意识到比特币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中本聪找到了一种限制新货币发行量的方法。RPOW 代币的生成会随着算力价格降低变得越来越容易。相比之下，比特币有一个固定的发行计划表，它依然使用工作量证明生成新的代币，但是巧妙地利用了难度调整算法来确保算力增加会提高生成新代币的难度。（反之，算力减少会降低生成新代币的难度。）

在通过 Cryptography 邮件列表群发比特币提议后只过了短短几个月，比特币白皮书的匿名作者中本聪就公布了代码和发行计划表。随着时间的推移，比特币的发行量会逐渐减少，直至达到供应量上限为止：比特币的数量永远不会超过 2100 万枚。

芬尼很快就指出了固定供应量的重要性：

"每当有新的货币诞生，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衡量它的价值。即使我们不考虑它不会被人们接受这个实际问题，也很难想出合理的论点来论证它是有价值的。我们不妨来一场有趣的思维实验，想象一下比特币成功了，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支付系统。那么，比特币的总价值就是全球财富总和。据估计，当前全球家庭财富的总和在 100 至 300 万亿美元之间。比特币总共有 2000 多万枚，每枚价值约为 1000 万美元。"

并总结道：

"因此，目前看来，花几美分的算力就有可能生成比特币，这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有可能带来 1 亿倍的回报！即使比特币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它的价值真的能增长 1 亿倍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芬尼认为，代币是可以有价值的，即使一开始只是投机价值。这可以激励人们参与挖矿、持有代币，并接受代币作为支付方式。比特币解决了 RPOW 所未能解决的因果困境。当比特币在 2009 年初正式上线时，芬尼就是首批矿工之一，还为中本聪做了技术贡献，成为全球第一个收到比特币转账的人，付款方是中本聪本人。

恰恰在这一年，芬尼被确诊渐冻症。但他没有被疾病击垮。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芬尼全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即使如此，他还在坚持使用眼球追踪软件为比特币写代码。芬尼告诉 BitcoinTalk 论坛的用户："我依然热爱编程，是它给予了我目标。虽然做了一点调整，但是我的人生还不算太坏。"

直到现在，芬尼的乐观精神也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消散。按负熵主义者的传统，芬尼没有选择土葬或火葬。他的遗体由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零下低温冷冻保存。也许，就像负熵主义者预测的那样，人们有一天会找到治愈渐冻症的方法，科技的进步终会让芬尼起死回生。

诚然，在大多数主流科学家的不屑一顾之下，比特币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没有芬尼这样乐观的 "赌徒"，中本聪或许也只能沦为无名之辈。

这是《比特币杂志》的 "创世文档" 系列的第五篇。前四篇分别介绍了大卫-乔姆（David Chaum）博士的 eCash、亚当-巴克（Adam Back）博士的 Hashcash、Wei Dai 的 b-money和尼克-萨博（Nick Szabo）的 Bit Gold。关于更多 RPOW 的信息，请访问 The Nakamoto Institute 上的 RPOW 网页存档。

注：

1. 弗雷德-罗杰斯是美国一档儿童节目《罗杰斯先生的左邻右舍》的主持人，被观众亲切地称为 "美国爸爸"。

（完）

原文链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culture/the-genesis-files-how-hal-finneys-quest-for-digital-cash-led-to-rpow-and-more
作者: Aaron Van Wirdum
翻译&校对: 闵敏 & 阿剑

本文由 Bitcoin Megazine 授权 EthFans 翻译及再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深挖并撷取史料中相关部分，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史之外，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丰满的文人形象。同时以鲁迅为原点，辐射当时的文学大家甚至文学事件，为读者展现了身临其境般的民国生活现场。

作者简介

薛林荣，1977年生，甘肃秦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甘肃天水。著有“微观鲁迅”系列（包括《鲁迅草木谱》《鲁迅的饭局》《鲁迅的封面》《鲁迅的门牌号》），随笔集《阅人记》《处事记》，长篇历史小说《疏勒》等。《鲁迅草木谱》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20年度文艺类优秀出版物奖、入选百道网2020年度好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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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自1969年在贝尔实验室的阁楼上诞生以来，Unix操作系统的发展远远超出其创造者们的想象。它带动了许多创新软件的开发，影响了无数程序员，改变了整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轨迹。

本书不但书写Unix的历史，而且记录作者的回忆，一探Unix的起源，试图解释什么是Unix，Unix是如何产生的，以及Unix为何如此重要。除此之外，本书以轻松的口吻讲述了一群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发明天才的有趣往事，探秘他们如何从传说中走出来，就地显现极客真面目。本书中每一个精彩故事都是鲜为人知却又值得传播的宝贵资源。

本书是为对计算机或相关历史感兴趣的人编写的，虽然它包括一部分技术相关的资料，但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专业技术背景，就可以欣赏Unix背后的思想，了解它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布莱恩·W.克尼汉（Brian W. Kernighan）是《C程序设计语言》和《UNIX编程环境》等10多部计算机著作的合著者。他曾在贝尔实验室计算科学研究中心Unix开发组工作超过30年，见证了Unix的诞生。

译者韩磊，是IT产品与运营专家、IT图书专业译者，译有 《代码整洁之道》《梦断代码》《C#编程风格》等多部计算机图书。他曾担任CSDN副总经理、《程序员》总编辑、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事业部总经理等职，现任AR初创企业亮风台广州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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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评述了20世纪50-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内容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当代文学的分期和时期特征；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文学思潮的演化；各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的状况；对当代文学主要作品的评述等。

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已出版四十余部。本教材在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以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具体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被认为是至今为止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当代文学史著作。

作者简介

洪子诚，1939年4月生，广东揭阳人。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等。与人合著有《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两意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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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因提到周作人被坚决停用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604-mainland-hongkong-youtuh-conversation/

端传媒记者 关维理 来福 发自香港

「在每一个不同的限制里，人怎样发挥自己的产能去创造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说才是humanity。」

「世界有太多观点了。反而需要沉淀。但是我觉得我很大的一个支点是艺术，最大的是音乐。我十岁开始就有认真找不同的音乐听，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力量。人应该有一个工具箱。什么时候你不开心，看一个周星驰、听一个音乐，你就会开心。其实，这个是你有没有自由民主、有没有坐牢，都要面临的问题。」

编者按：六四32周年，我们希望在叩问历史的同时，关照当下及个体。当过去不可言说、悼念不被允许，威权下的我们，要如何守住生活、维持自我的主体性？端传媒邀请四位在中国大陆、香港生活的青年，请他们分享日常生活中和威权的相处、反思。对谈以苦涩的现状为起点，不设目的地、也不追求正确答案，在交流和提问中，我们感受到生命力、创造力，以及，在绵长的黑暗中不断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勇气。愿这篇对谈，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也带给你些许力量。

对谈者：

太阳，33岁，在中国南方一座三线城市做幼儿园老师。早年她曾赴香港读书，之后在传媒行业工作数年。

赵云，35岁，在香港做知识传播工作，包括为报纸和新闻网站采写，主持香港电台一档节目。她之前有数年记者工作经验，亦在大学做过导师。

刘大峰，31岁，在中国南方一家知名互联网科技公司工作。大学毕业后，他曾在中国西南一个城市报跑了两年地方新闻，后赴北京，辗转多家媒体。辞职后回老家写小说，写破产了，遂到互联网公司打工。

叶一慈，27岁，自称香港金融行业"打工人"。曾在香港一些公民团体工作，后修读政治相关的硕士学位，也做过一段时间自由撰稿人。

以下是对谈内容：

沉默是我们所有人之间的结局

**端：**今天的题目是，在一个威权时代，我们如何去维护个人的生活。我想先聊聊我们日常生活中对威权的感知，先分享一个我的例子。我之前在北京生活，大家都知道北京多容易堵车，有次我打车去三里屯，又堵车了，我很焦躁。滴滴司机就开始跟我聊音乐，放陈升的歌。我以前对陈升不感冒，但那时我觉得他的音乐变成了一个小的气口，让我从堵车的暴躁中逃离出来。

晚上回家我就想去搜陈升的歌听，发现搜不到。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所有这些平台我都搜不到，我才反应过来，喔陈升已经被下架了。我在那一刻感到非常愤怒，我连听首歌都要挂VPN，威权已经渗透到我生活中最小的单位里了。我后来还发了个post到Facebook上，我在微信上也不敢讲这个事。

2021年6月，北京天安门。摄：林振东/端传媒

**赵云：**在香港，你跟威权的关系，2019年是个很大的分水岭，不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是覆灭。

我工作的地方，本来跟一个台湾的组织有很长期的合作，但今年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合作，没有人说为什么，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决定。每个同事都尝试揣摩背后是什么意思，大家都觉得是不能跟台湾官方的机构合作，特别是跟台港关系并起来看。

我做电视节目，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你们的内容是under review，先不录，一天后又告诉你可以。你永远都是处于那种捉摸不定的状态，每天都在揣摩这个底线在哪里。是不是真的不懂揣摩？也不是，但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心机在这个东西上？

另外一个威权给我很大的影响是，我以前看很多大陆节目、大陆新闻，也会到大陆旅行，会去深圳看地下音乐演出，去西安看兵马俑。但是2019年后，就完全不想和大陆有任何接触。

**叶一慈：**整个香港的气氛，越来越对中国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我好像反而更想看中国的东西，比如党国的运作、历史、最新的流行文化、商业潮流等。所以我硕士也念了一个跟中国有关的学系，日常也更有意识去看陆剧和微信公众号文章。因为中国很重要------无论你认为这是一个窒息香港政制发展的威权政体，还是在经济上、社会上深刻影响香港的"邻近地区"。

这或者是有点"反潮流"的，因为在威权气氛下，我们看到"香港人"的意识高涨，"香港人"成为"反抗的共同体"，香港社会普遍出现"泛本土化"的感觉，大家真的对作为"本土"的香港很着紧（在乎）。这让我想起文评家夏志清评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概念：Obsession with China。有人翻译成"感时忧国"，有人翻译成"情迷中国"，甚至更批判的会说是"对中国痴迷"。

现在可能大家的状态也是Obsession with Hong Kong，"感时忧港"也好，"情迷香港"也好，总之就是很朴素的对香港的爱，对香港的很多事情咬牙切齿，很容易挑起大家的情感反应和知识追求。我对这种情感是共情的、投入的，但可能比起很多人抽离。我没有要judge任何人的意思，但我有时也觉得，"爱就是选择，选择就是放弃"，这种爱也可能会（令你）放弃一些东西。我说的放弃，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冷漠"，也可能表现在信息的接收、知识的追求，甚至是思考的可能。

我想威权的一个真实效果，就是威权化的过程令大家对香港有爱，同时渐渐厌倦中国，进而也可能影响大家对中国的真实理解，甚至更广义说影响对一种"本土香港"以外的感受和思考。我这样说好像有点不痛不痒，毕竟大家都在"打仗"。我也不是要唱高调，只是在我日常的阅读选择上，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么重要，"冇人睇咪我睇"（没人看我便去看）。

你知道那个同学移民，就是你看到whatsaap，他的电话改了，从+852到+44。

回到威权下的日常生活。今年跟越来越多朋友吃farewell的饭，他们要移民。移民的人有两种，一部分是公民社会的人，他们觉得在香港越来越危险，另一部分就是很久没有见面的中学同学，突然跟你说，他要离开香港了。好像大家都有一种感觉，香港越来越不适合人住。

另外一部分跟媒体有关。每天我吃饭时会看一些电视节目，以前一直看的节目现在就不可能看了。比如说，RTHK香港电台，本来出产了很多很优质节目，现在突然好像整个台变了，你就不想去看它，觉得它好像被污染。

第三个威权的影响就是我越来越需要匿名。我有两三台电话，然后email 用patreon，不同的社交媒体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密码。我看到身边的人写文章，每一篇都用一个不同的名字，这是一个很需要讲究有作品、有累积的领域，但现在不能累积，累积反而是罪证。

**赵云：**最近因为COVID-19，晚上外出吃饭很困难，特别是一群人，所以连吃这个饭的机会都没有。你知道那个同学移民，就是你看到whatsaap，他的电话改了，从+852到+44，他到了英国。

2021年1月，香港佐敦。摄：林振东/端传媒

**端：**这个太有痛感了。如果说香港人是突然之间明确感受到威权对生活的影响，那么生活在大陆的人，对其的感知可能是持续的、更无处不在的。

**刘大峰：**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事件，是一张照片，一个老奶奶背着非常高的泡沫箱子，走在城市街头，后面是中国梦的背景。它是一个新闻照片，全网传得很火爆。后来这个摄影记者被开除了，他发的时候是匿名的，但还是找出来了。

当时我刚入行两三年，出了这个事，之后很长时间我们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就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报社里一个元老来讲课，当时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老头子。

讲课那天，这个元老就讲："你们都在问什么是新闻自由，你们觉得现在局势变得非常快，形势急转直下。其实呢，我们并没有退步，我们只是回到从前应该有的样子而已。"当时对我来说，这个场景是挺冲击性的。

**太阳：**我在的幼儿园，每天早上十点，小朋友可以自由选择他做什么，成人只是协助。基本上我是坐着的，但总会有一些瞬间我是站着的，俯视他们。这总让我有种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感觉，我就是那个big brother。

小朋友有时会忍不住动别人的工作，但他们是知道规则的。有时候动的时候，正好一抬眼看到我，他就把手缩回去了。我就觉得我是纪律的化身、威权的化身。观察小朋友，让我意识到集体社里必然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束缚人的威权。

我高中时，老师问我要不要入党、可以提交入党申请书。我没有交，后面才知道只有很少几个人没交。老师问我为什么没提交。我说，我都不了解共产党，我不想参加一个我不了解的东西。那时我觉得虽然我一直在中国长大，但我是不了解（政治）的。我的老师就说了一句："喔，知道了。"

很多年之后，当大家用很政治化的方式去谈论入党这件事，我才知道，原来它可以很政治化。就像后来我看何伟的《江城》------他来到江城，觉得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地方，因为小孩都戴着红领巾，围墙上贴着红标语，对他来说，这都是很政治的符号。但是我一直生活在里面，我不会用一种政治的眼光来看它。

但是我也不会顺其自然地接受它。你首先是个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然后就是个共产党员，真实的生活里不会有那么顺畅的、单一层次的叙事。

**端：**我们在那个system里，有时会顺其自然去接受它，把一种后来再看不是那么正常的生活状态合理化。

**刘大峰：**这个十年（注：指2012年开始的十年）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明显的感受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弱化，非常边缘。当时有一场宏大的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那时身边的朋友对这个事的评价是，这就是一个形式。但是你会慢慢发现，意识形态又复活了。

**端：**你在企业里能感受到这种意识形态对你们的影响吗？

**刘大峰：**它是互联网公司，也是民营企业，所以这种党的东西、政治的东西不会直接进来，但是会影响。按我们通常的理解，互联网公司是一个比较科技、先进、文明的组织，它的价值观、意识型态更加自由化一些。但你进去之后会发现，大部分人的意识形态、思想、价值标准，其实是这个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你身边会有一群爱国党，一群非常保守的人，他们整天想的就是挣钱结婚，养家生孩子，服从。国家强势了，就欢呼几声。大家就是一种"准粉红"的状态。

有时我要去做一些业务，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合作媒体。但后来慢慢发现，这样是做不出东西来的，必须去迎合舆论场域里那些，比如说爱国的、偏官方的东西。它没有表现出我设想的互联网公司应有的自由的精神，更多是向整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妥协、迎合。

如果我们去谈论内心的困惑、不解、甚至痛苦之后，那就是解体，你不要再过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太阳：**那你在里面有朋友吗？

**刘大峰：**有啊。在公司里，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勤劳的、职业的人。你跟同事之间也是点头之交，可以一起抽抽烟、 聊聊天，甚至一起出去玩玩游戏，但不是很深交的状态，是普通朋友。

另外是同温层这群人也会慢慢变化。他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历一些挣扎，越来没有精气神，越来越不再谈那些曾经谈论的东西，不太关注他曾经关注的东西。他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都在向主流趋同。你能听得到一些无声的叹息，但是你很难去说，尤其是在很熟的朋友之间没办法展开来说，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去谈论内心的困惑、不解、甚至痛苦之后，那就是解体，你不要再过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2018年3月之后（注：指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四项修宪建议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我现在说这些我都不太习惯，说明我内心的审查机制多么的坚固。身边的朋友，包括自己都会陷入一种无意义，一种虚无。然后你会觉得我们曾经为之付出的热情、时间、我们追求的东西，它根本不会再实现了，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完结。这对你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你感觉生活没有方向感，做媒体也都没有意义，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滚滚而来的新的时代------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是安身立命的问题。

你选择了还是原来的立场，你可能就是一个边缘人，忧郁和自暴自弃，甚至把自己都毁掉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妥协，让社会推着我，浪头往哪个地方去推，我就往哪个地方去走。甚至有些所谓极端的，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两年也有分化的过程，这种整体的不自由，导致所有人大离散。最强烈的表征就是彼此之间没有话聊了，沉默是我们所有人之间的结局。你说的东西你又实现不了，你说的那些带来烦恼。

我们就开始聊房子，车子，怎么去投资，怎么去赚钱。除此之外，可能聊一些生活琐碎的东西，整体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失语，彼此间的隔离越来越深。因为你没有心中所追求的东西可以去谈论、去期许。所以我自己会变得很孤独。

2021年6月，贵阳。摄：林振东/端传媒

民主应该不可能了，那我要怎样生活下去？

**赵云：**我想回应一下，其实我们香港人有什么资格去说什么。我们进入威权应该是2019的事，但中国好像从49年以后就是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威权、不民主的政体，从来都是多数，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人口上。所以香港人是一个后来者。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去学习，这也是我2014年占领以来自己在想的，民主应该不可能了，那我要怎样生活下去？

我从历史上学习，看关于苏联的书。太阳说她是一个政治无感的人，我也是，相对我的朋友来说。因为我的朋友通常都是记者、搞政治科学研究的学者，然后社运的朋友我也有认识。

如果我将自由定义为，不只是我跟政权的关系，我怎样可以过得更加自由。

每一天，我们讨论的都是政治，但我是他们中间最不政治化的，我的情绪好像也没有他们那么失落。威权和自由好像是在说我跟国家的关系。但我反而是比较自觉，我跟自己的关系或跟身边的人的关系怎么被威权影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可能也是刚才刘大峰所讲的，威权让你不敢交朋友，不敢讲真心话，我常常在思考，如果我将自由定义为，不只是我跟政权的关系，我怎样可以过得更加自由。

运动的时候，我工作有一个小团队，同事去罢工那天，我作为一个主管，怎么可以保护他？我会想这些东西。如果刘大峰说，不敢跟同事讲这些话，我可不可以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还是可以讲话。权力不是简单由上而下的，也不只是政治的、意识型态的，（还有）资本主义，gender（性别议题）。政权拿走了一些你的自由。还有很多自由，我可不可以慢慢地去松绑。

还有personal growth（个人成长）。我2020年开始看心理辅导，发现我对于外面发生的事，好像是有一点点mindful的感觉，我看到那个新闻，有人要坐牢很糟。我意识到我很愤怒，很不喜欢这样子，那就够了，抽离一点。我知道这样讲可能很冷血，因为我没有坐牢，没有承受危险，我身体没有受伤。我们很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怎样去背负愧疚。

香港很多人讲，你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帮你负重前行。难听地说，这是情绪绑架。但是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愧疚，我只能安慰自己说，香港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不是那么勇敢，750万人，大部分都没有准备做烈士吧。还是要知道在愧疚之外，可以做点什么。而这个做点什么其实不只有跟国家之间的抗争而已，在生活上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修复。我讲的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完全没有叫别人跟着做才正确的意思。

香港人在面对（威权）这个方面是幼稚园的等级，我们在控诉啊、感慨呀，什么失去自由。其实我们都是幼稚园，还要向很多人去学习。

真正的威权是你身边的人全部都觉得你是异类，他们脑子里和你装的东西不一样，你们之间没有价值上面的共鸣和沟通的通道。

**刘大峰：**有一点我可以回应一下，在我的感受看来，中国还是有过自由的，尤其是1978年以后的前三十年，包括观念及有限的制度层面，都存在过相当程度的自由，但在近十年来的最新政治周期里，这个环境消失了。

我记得2013年还可以上街游行，《南方周末》出事（注：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遭遇审查压力，被大幅删改，引发采编人员抗议）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还可以举牌子上街，也没有人要管我们，我们喊的震天响。全国线上、线下都还会行动起来，那时大家还是有一些行动的自由，无论是上街也好还是发表文章也好，还是说话也好。这个自由也是慢慢地消失了，然后到2018年之后就啥都没有。

如果要做个比较的话，香港现在的状态跟大陆没有办法比，它完全是不是一个量级的。至少端还在这儿存在着，可以线上聊一聊，在香港的街头、市民的生活里面，还是可以保有一些自己的空间。至少现在没有谁来整天组织学习，甚至把一套东西灌输在每个人头脑里面。

**端：**已经有了，要学习国家安全法了。

**刘大峰：**我认为还好，真正的威权是你身边的人全部都觉得你是异类，他们脑子里和你装的东西不一样，你们之间没有价值上面的共鸣和沟通的通道。

2020年11月，香港深水埗。摄：林振东/端传媒

**太阳：**我有特别关注政治的朋友，他们就会像刘大峰一样，特别的无望、抑郁。

至于我个人，可能常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较无知。我来香港几年之后，有一次一本杂志的封面报道讲西藏自焚，然后正好我那时要回老家参加中学同学的婚礼。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男生，我就带了那一期杂志送给他做礼物，我在婚礼的桌子上把那个杂志拿出来，他就被我惊呆了，我也被他惊呆了，我没有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怎么样。

他跟我关系真的超好。但是有一次我分享一个新疆的文章在朋友圈，他在那里留了好长的言，跟我吵了一架，然后我们的关系就变了。

最近这两年，人家听说我从香港回来，会在饭桌上很隐晦地问："香港大概怎么样？"声音会压得很低，但明明我们就是一家人在吃饭，在包厢里面，为什么声音要压那么低。

我的大学同学，有时候会发一些稍微敏感的信息给我。微信是可以自动过滤，他发给我，我都不知道他发给我了，所以他有时看我没回很奇怪，问我怎么没回啊？我才知道我根本没收到，就被过滤掉了。那种消失是很可怕的，你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存在过。所以他现在给我发一点什么，都会最后补充一句"你看到了吗?" 从这些事情肯定说明状况是在恶化的。

我有个朋友，她本来住在国外，决定回内地了，她就问我，在内地用什么VPN。她是在微信问我的。我就突然，不愿意在微信告诉她这个VPN的名字，因为我知道微信的审查功能，我的VPN很好用，我怕我的VPN死了。我就说，你把邮箱告诉我吧。那个时候，即使是很无知的我，也意识到了威权的存在。

还有就是我常感觉到生活的乏味。我现在生活在中国一个三四线城市，刚来一年。我的同事们老是鼓励我多去认识这座城市，要爱这座城市。我在香港已经受过很好的本地化的训练，我对于本地的生活、文化都感兴趣。但我发现，他们说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很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就是买买买。

他们觉得热爱生活的方式就是去咖啡厅，去比较酷的酒吧。我也不反感，但即使是不同的酒吧，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单调的生活。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也觉得很无聊，因为大陆能看到的外国电影很有限。

不论你选择什么，你都不能够觉得你已经很舒服了。其实做一个反对派也可以做得很舒服，你不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

他们就觉得我特别不热爱生活。你去十个酒吧，你的生活就很丰富啦？我不是说反对去酒吧，我是感觉大家的生活是一种失语跟单调。所谓的丰富就是买买买。香港的买买买，我也觉得有点无聊。

带着愧疚的心活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当时（19年）就想像可能有一天，就会变成有一群流亡的香港人。他们可能在外界看来是恐怖份子。那我能做什么？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打点钱。我也只能做到这个。

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站在第一线的人，只能带着愧疚的心活下去。 香港人提了很多年的快乐抗争，菜园村，农耕，做更多与主流文化抗衡的艺术、生活空间。朱凯廸当选立法会议员时拿的蔬菜(朱凯廸2016年获选票王后，获菜园村村民送赠蔬菜)，对我是很标志性的事件，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生活实践。

但同时我内心也不是没有怀疑，真的做好这些就行了吗，这个是我没有答案的，只能始终带着愧疚、反思还有怀疑的心态。不论你选择什么，你都不能够觉得你已经很舒服了。其实做一个反对派也可以做得很舒服，你不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

**端：**这句话可以做我们的标题了，就是不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我们选择了一个姿态，可以让内心获得某种balance或者peace，又能尽可能去保护我们想保护的东西。想先听听一慈的想法，你现在在做金融工作，可能是香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了吧。你怎么保持balance？

**叶一慈：**我刚刚听大家的分享，有种感觉，好像大家都是祖国的陌生人，好像跟周围的环境就有点不一样，或是可能觉得他们（别人）的生活比较单调。但对我来说，好像是有点调过来，我之前就一直在同温层里，身边的人都很关心政治，很政治正确。我觉得我的知识结构、情感结构就是很同温层。

但去了金融或者说一些普通打工人的世界，对我来说挺冲击的，我觉得是另一个知识的系统，感受到另一种的情感结构。对我来说，这反而可能是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也是买买买，就是他们买的东西，我是不知道的，所以也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身边的同事很多都是妈妈，他们就是很要为自己的子女去想未来，我跟他们聊天也觉得很开心，好像更加了解香港社会是怎么样子、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可能抵抗的，不只是一个威权，反而是日常政治里的很多压迫，比如性别的概念，或是那种资本主义化对大家思维的主宰，这些东西也是很需要去反思。以前我在同温层，当然大家也会去反思去批判，但那是一种比较抽离、外在的角度。好像反而现在有更多的资源要我去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以为自由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所以政府没有给我们，我就没有。我觉得不是。

但我也是不行啦，上班都觉得很辛苦，每天早上搭地铁都会怀疑人生的，但如果我精神胜利法一点，会觉得这个（工作）会帮助我思考，然后更加贴地的去生活，因为以前同温层某程度也是活在一个论述的世界里，活在一个语言、符号、意识形态的世界，然后再去到一个很真实的、大家工作的层面，对社会会有另一种的感受和认识。

2020年8月，香港中环。摄：林振东/端传媒

**赵云：**我完全同意，我们以为自由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所以政府没有给我们，我就没有。我觉得不是。我刚才甚至想了一下，如果有两个社会，一个是自由民主的，但是那个性别压逼是非常厉害的，另外一个是没有民主自由的，但是没有性别压逼------不只对女性的压迫，男性也应该可以哭，应该没有toxic masculinity等等。我可能会选后者，其实（威权）的威胁让我更加思考，我跟自由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没有那么one-dimensional（单方面）的。

我非常喜欢Arendt的这一句，for love of the world，她的自传的名字。那个意思不是说世界好完美你才爱它，是你看见了世界的限制以后，你还是去爱它，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爱。

其实我常常不是看着一个完美的世界向前冲那种人，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限制里，人怎样发挥自己的产能去创造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说才是humanity，人类最最感动、最有力量的部分，所以你要有爱，才可以欣赏这些东西，欣赏你自己在困难面前的勇气，欣赏你身边的人在困难之中创造可能性的勇气啊。我觉得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跟自己和解，跟自己的家人和解，还有跟这个时代和解，你要和解，爱你、爱自己和身边的人，你才可以看到这个时代不完美中的完美。

在媒体的世界或是在话语的世界，我常常觉得大家都比较关心远方的民主和正义，但没有那么关心自己跟旁边人的福祉。

**太阳：**我也懂一慈说的那种对同温层的厌倦，这也是我离开媒体圈的一个原因。当时我觉得为什么我在报纸上杂志上看到是那些人，在Facebook上看到还是那些人，然后见面又看到那些人，我觉得好无聊啊、很单调，我就是不喜欢单调乏味的东西，我喜欢丰富的、有生机的东西。

在媒体的世界或是在话语的世界，我常常觉得大家都比较关心远方的民主和正义，但没有那么关心自己跟旁边人的福祉，但我觉得身边那么多人都是又不快乐又不幸福。我也不想要变成一个主流社会中幸福美满的中产家庭。那样的生活又太自满，就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东西，就为了自己小小的生活拼命去努力，当然可能也很感动，但是对我来讲也是不够满足的。

你说怎么去找一个平衡，首先就是我需要去过很具体的生活。我现在去做幼儿园老师，生活就过得非常地具体，具体到以前我用电脑只需要打字，我连打印都不用，再比如为了给小朋友准备教室内可以使用的材料，我第一次使用裁纸刀裁不同大小的纸，我就感觉自己的手是多么地蠢笨。因为以前的生活太抽象了，就是没有过那么具体的生活。 但是很具体的生活对我也有一种压抑、我也从来都没有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像时钟一样那么准时去生活，其实本身不是很人性，它也是一种很建制的存在。

我相信即使是在最极权的国家，小朋友都是很自由的，至少在四岁以下，四岁以上我不保证啊。因为他们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但正因为这样，我常常都会感受到那种集体生活对人的束缚，虽然这是不可避免。因为我们终究都生活在社会里面，不论去哪，不论你在怎样的社会。有时候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那种信心，就是凭现在的我，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在我的小世界里面创造某种我想要的生活。但是我无法改变大的政治现状。

你凝视深渊，也被深渊凝视

**端：**前三位都谈到一个点，就是我们有时会关注很抽象的东西，没办法关注到具体的生活、具体的人。但当你投入具体的生活，可能会发现里面有非常多让你不适的东西，你怎么去和这个更具体的生活打交道？

**刘大峰：**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写作，每天闲云野鹤式地写，写了二十万字小说，剩下时间我看书。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恐惧是基本变成一种无意识的东西，是没有发出声音的一个背景。但它在塑造你的意识结构、情感状态、你的生活状态。

其实那个工作对我来说，构不成压力构不成危险，我不喜欢、没有热情，我就是来打这份工。这个工作对我自我的占有，包括时间上的占有越来越多。我是会有不适，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阶段。你觉得是一种荒谬感，自己的人生不应该这么过，不应该把重要的时间、这么多东西放在这个事情上面。

但是你要活下去，这涉及到我自己很大的具体压力。我父亲生了很严重的病，我借了一大笔钱去给他治病，我得还，这让我去接受一份我不是很喜欢的工作，你后来慢慢是麻木的，完全机械化了，你可以呈现一个机器样去处理工作，但其实我们谈不到主体性的问题，就是当你不再在媒体圈谈论公共议题，你自己生活里面也没有太多公共性，然后你身边也不再有那么多整天关心公共议题的人时，你如何保持你的主体性？这确实对我来说很真实的。

如何保持主体性，就是靠我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我保持一个比较强制、规律，甚至是高强度的阅读。读理论，读小说，读历史，时事的东西也会读。

整个环境让你不想写。我曾经在公号上面写时事评论，后来这个也不想写了，这种不自由的状态下让你非常不想说话，就是让自己散架，变成一个非常消沉的状态。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沉默了，你不存在了，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危机感。

我今天还能够来跟大家聊天，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很单纯是因为我做的事情，阅读写作，我都没有拿出来过，我就给几个朋友看看，但是当我写作完成，就是那个声音、我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主体性在了，这个很重要。

慢慢地去形成一种创作方法吧，可能会去写一些现实的扭曲部分。其实当我们做媒体做评论的时候，我们曾经谈那些东西可以用一个视角、一个理论去阐释谈论批判的一些东西不在了，理论化也不在了，在日常生活中你不可能去跟别人谈公民权利和自由。但你必须要寻找到一种严肃方式，所以我会自己去讲一个威权的体制下面的日常，威权如何去影响去扭曲去改变，其实是粉碎性地去消解我们的日常，这件事是可以去书写的一个领域，很多东西它是无声当中的。

比如说恐惧，今天我们谈这么多都没有谈到恐惧，其实它不存在，我们都感受不到，只有说我身边几个朋友，他们被国家关心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非常直接的恐惧。但实际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恐惧是基本变成一种无意识的东西，是没有发出声音的一个背景。但它在塑造你的意识结构、情感状态、你的生活状态，这个恐惧消失了但它在你背后像阴影一样存在。

我非常想要通过某一种写作、表达的方式去将那种无声的摧毁，甚至是某种意义上很灰暗的东西，我要把它给拔出来。

另外一点是我们讲了很多回归日常，我们去追逐去把握住日常的小确幸，包括我们应该有爱。我也刻意和我真正好的朋友保持非常好的联系，我会尽量地去跟他们交流，纯粹的给他们一些关怀，甚至是看起来没有必要的一些东西，但我觉得那个疏离感、区隔感是不应该让它淹没我们的生活的。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这种只是日常的东西，到底最后对我们在威权环境生活的漫长一生发生什么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我其实有很多疑问，但我只能自己做点什么就是什么，只是这种状态。

2021年5月，贵州遵义。摄：林振东/端传媒

**端：**刘大峰讲到一句话，当你关注和纪录这种扭曲的时候，其实也找到一个支点吧。我知道一慈也在做类似的阅读和研究，你有找到一个支点吗？

**叶一慈：**找到支点，就也是找到一种可能活下去，或是感觉会有点意义的东西。比如我主要的阅读有三个范畴，第一个是香港研究，保持我对香港社会的认识，也是通过比较抽象的，比较历史性的研究来认识香港。

第二个我阅读的兴趣就是中国，中国研究要去看一些党史，觉得想认识一下具体的威权、恐惧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它怎样长成这个样子。

第三个我有兴趣的东西就是金融化、资本主义，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就算有民主，一个很经典的批判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啦，然后就想看一下金融化或是资本投资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我自己也去弄一些读书会，逼大家读书，做一些笔记，感觉有一个大家可以围炉取暖，可以一起思考的一些空间。

我还有一个支点是和不同的人聊天，学习不同的事物，包括很多生活的、工作的具体事情。太阳说的那些幼儿园老师每天在做什么，我是很有兴趣的。比如说，我现在在新的领域工作，本身也是有很多知识的系统可以去认识、去学习，但现实是每个行业都很不一样，我们就很多区隔，然后你认识不了那些真实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概念叫"知识分子"，好像只有所谓的"读书人"才有知识，但现实是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系统，我是很希望透过认识这些东西来找到一个支点，一个认识世界、支撑自己的方法。

**赵云：**阅读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这几年有意识地看很多研究；另外是历史，带着一个问题意识去看书和尝试。这几年都是想"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哈哈，好大喔这个题目。比如说我看土耳其，从两千年前的土耳其开始看。我最喜欢看Istanbul，因为我看到一个伟大的城市在两千年来如何不断地被毁灭、不断地重生。在这方面我看到很多力量，不断地想到香港。苏联的历史也会喜欢看，我会想看极权、后极权的社会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也会看史达林在做什么，但不是我最有兴趣的。

我特别喜欢看日常生活，对那些elite politics是没有太大兴趣。我也会看"人类历史的进步是怎样发生的"。比如我看建筑的历史、公共房屋的历史。公共房屋是好东西啊，那第一个提出它的人是谁？是在什么样的思潮底下从无到有的？我蛮喜欢看这种题的。

写作反而是越写越少吧，因为我觉得世界不需要更多观点；世界有太多观点了。反而需要沉淀。但是我觉得我很大的一个支点是艺术，最大的是音乐。我十岁开始就有认真找不同的音乐听，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力量。人应该有一个工具箱。什么时候你不开心，看一个周星驰、听一个音乐，你就会开心。其实，这个是你有没有自由民主、有没有坐牢，都要面临的问题。

其实社会科学常常处理"公共和私人的关系"，但我慢慢觉得自己是将两个领域模糊和重叠了。我常常在私人生活看到公共给我的影响；在公共的、政治的生活看到我的私人成长和经历如何影响我去看这个世界。除了我银行户口里面有多少钱和我有几个男朋友以外，其他的领域都是公共和私人的重合。比如说我前几年在减重。减重是私人的事情，但是我想到为什么要减重。"重"、overweight是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是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是主观的。

2021年5月，广州。摄：林振东/端传媒

然后想到你在香港作为一个过重的女性，社会给妳的标签是什么，媒体怎么去建构女性对自己的价值观、和朋友的互动、如何去comment（评价）你的身体。还有food industry（食物工业）的问题，fast food（不健康的快餐）就是便宜，然后饮食知识和教育程度的关系。这些全部都影响我怎么看自己的body image，影响我选择食物、用什么方法减重、我喜不喜欢自己啊之类。我觉得这个是分不清的，很传统的就是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吧，你如何从结构看到自己、如何从自己看到结构。

然后现在讲私人领域。香港最近常常在讲mirror和error嘛，看电视看到将他们上升到一个时代的高度。我觉得所有东西做到最好，都可以超越私人的boundary（界限），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公共的价值。

**端：**好像大家到了这个时候，反过来比较关注自己跟身边的人的情况，比起2019年的时候。

**赵云：**可能是你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吧。

**叶一慈 ：**我觉得这个是很惨的，就是身边的朋友要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才会关注自己。

**端：**回到具体的生活这个话题，太阳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太阳：**我想先说我好佩服你们，我感觉你们都生活得好认真！上班还一年写二十万字，还弄读书会、听这些歌，我很佩服。我没有看很多书，也没有在写什么东西。我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很开心的，有时候我走着路都很开心。我觉得自己不需要醉生梦死的那种开心，我就是过日常的生活。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值得一看的东西，它不需要是特定的作品，或者书。即使去买个菜，也可以和他人产生交流。

我有跟朋友一起做播客，叫"无业游民"，是在我们没工作的时候做的。我特别喜欢我们的创始主播之一杨静给它起的英文名，叫做"unemployable"，是说人是不可被雇佣的。Employ在英文中不是有"被使用"的意思嘛，我会想到人对人的希望常常是"成材"，但是"材"这件事就让我觉得是"被使用"的感觉。如果一个人非常想要去成为一个什么东西，他人性的部分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压抑吧。有另外一句话和它相对的是"君子不器"。我很喜欢"成材"和"不器"的对比。中国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是"不成材"，但我觉得人本来就是可以"不器"的，就是unemployable。

我会被生活中unemployable的东西所吸引。大家刚刚讲的那些日常状态，我就觉得也是很充满自由和力量的。即使是在一个我们都公认的状况在越变越差的环境下，人还是可以认真又有尊严的生活，就让我觉得挺好的。

**端：**我们对个人的私域的一种坚持，包括太阳刚刚说的，关注到生活中非常多不同的面向，到底能不能够，不能说真正地对抗威权？它的可持续性和真正能够去抵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赵云：**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威权有个程度，史达林的威权和捷克的威权不一样，中国不同时代的威权不一样。我觉得不需要过份浪漫化私域的力量。我反而有点神秘的乐观，我很喜欢欧巴马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现在在天堂，你要投胎，你不知道要出生在哪个时代的话，你要选，你还是会选现在；因为虽然现在世界很糟糕，但是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死伤最少的一个时代。人类历史好像就是向前走三步，退后两步。所以应该还是有一点可以做的东西吧。那个promise一定不是很美好的，但是，走着瞧。

**叶一慈：**我回答不了，但是我觉得起码大家可以围炉取暖。大家没有去死已经很好了。

**刘大峰：**其实我一开始提了这个疑问。我觉得这是个退无可退的立场。有一种说法：你凝视深渊越久，你自己也会被深渊凝视。

有朋友是这样的观点，这一套日常的现实生活，是和这个体制共生的；你一卷入生活也就意味着你是同盟。这个东西它发展到极端的话，可能任何事情都会有负面的道德判断。比如你的私域、你的小小的确幸、你的个人生活、你的毫无反思的欢喜，这些可能都会被带上一种负面的色彩。可能是一种，没有反省的快乐。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这种情绪里沈浸着，我就是一个"不生活"的状态。我租了房子，我每天睡客厅，不想去睡我的卧室；我尽量不开我厨房的火；我尽量减少我的生活里的各种装饰、小清新的东西。我过得非常清苦，就是基本不生活了，我在生活面前是踟蹰的。你把本来基础的生活都毁掉了，你也不想和这个生活和解，也不想去和这个现实和解。

但是这种思路的出路，最后表达在文字里面可能是一种非常悲观的局面。当然你慢慢其实会有一些领悟。我自己是觉得，这种退无可退的立场，对我们的人性、对我们人本身这种美好的东西的坚守是很重要的。如果连这些东西都丢掉了，你就啥都没有了，你的主体性在什么地方，你就成了一个枯木、一潭死水，这个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无论是说这个私域的有效性何在、它的持续性何在，它都不影响我们去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私域，去更好的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一个美好的人。

2021年4月，香港土瓜湾。摄：林振东/端传媒

**太阳：**我是在想这个问题，他提问的状态到底存不存在；因为这个问题好像把私和公分开了，但其实我感觉是没办法分开的。这种提问好像是你的小世界就是美好的，然后大世界就是恐惧的、丑陋的。但我觉得不是：你的小世界没有那么美好，然后大世界里也不是全都是恐惧的。你的小世界并不是全都是周星驰或演唱会，它只是你的小世界的一小部分。

可能你去喝酒，但你听见别人说有人在坐牢，然后你内心就很难受。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小世界。你的小世界会有酒，又会有眼泪，不知道如何自处。所以它不是一个二元的。你的小世界和大世界不管你过不过，它都是在那里的。比如你不去喝酒，这也是你的小世界。所以你去过你的小世界也不意味着就是抵抗。但是你不能认为你只有你的小世界。很多中产，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世界就是他们过的小世界"。我只能认知到"大世界和小世界是密切相关的"，小世界里有大世界、大世界里有小世界，没有一个独立于大世界之外的小世界。所以我很难说抵抗。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生活。比如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比如性别，都可以落实在你日常的生活中。甚至你讲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次消费行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准确。

**端：**那你觉得应该怎么问呢？

**太阳：**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充实化，那个小世界说的就是"我专心去经营我的小世界，努力把小世界经营到我想要的样子，那我能不能去抵抗大世界"。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那种醉生梦死的意味。我觉得肯定是不能的。任何醉生梦死的行为都是不行的，因为它已经没有抵抗性了。不论你去拿什么样的形式去醉生梦死；其实有的人一直搞革命也搞的很醉生梦死啊。就跟具体的形式并不是必然相关的，而是一种状态吧。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四位受访者均使用化名或笔名。

实习记者陈舒、唐茶堇对本文亦有贡献。

内容简介

本套丛书按照创作作品、翻译作品分类编排，前三十八册为周作人自编作品，包括周作人生前亲自编订的《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知堂文集》《秉烛谈》等三十七册作品，以及编者编订的《周作人书信集》。后四十册为周作人翻译作品，按照译文内容分类重新编排，分为四部分，依次为希腊古典文学、日本古典文学、东欧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包括《财神》、《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共计七十八册。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

写作特点

周作一生著作颇丰，他的创作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又与日本传统“物哀”风格区别开来，他希望通过创作排解忧愁，是极具积极意义的。他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他的散文作品当年与鲁迅、林语堂被誉为“三峰并列”。

周作人在译作方面也有卓越贡献，是典型的“兴趣型”翻译家。他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的翻译。译文风格坚持忠实原文的直译原则，他认为“正当的翻译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信五分，达三分，雅两分。除此之外，周作人作为大师级散文大家，文学造诣高深，译文不矫揉造作，遣词造句恰到好处，让读者在信任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最美的译文。这是一般翻译家难以企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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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关于2019 年爆发的「反修例」运动，官媒的定性及假新闻铺天盖地，尽管民间也有大量来自参与者、记者、学者贡献的纪录，但随着运动的急剧变化，中文世界的读者要穿透国家舆论机器的叙事、辨析海量的信息、理解运动的发展轨迹仍是非常困难。相信不少朋友心里都有这些疑问：香港的运动是由一小撮激进份子搞出来的吗？为什么《逃犯条例》已经撤回了，示威者还继续上街？为什么运动能持续这么久？ 「无大台」的运动是怎么组织起来的？这是一个争取港独的运动吗？ 2020 年运动还在继续吗？ 《国安法》对运动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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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thfans.org/posts/genesis-files-bit-gold-szabo-was-inches-away-inventing-bitcoin

尼克-萨博（Nick Szabo）的父母原本是匈牙利人，为躲避一战后建立的匈牙利苏式政权，逃往美国定居。因此，萨博将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湾地区称作自己的家。在 90 年代，一群密码学家、程序员和隐私倡导者以一个电子邮件列表相互联系。在这个团体的创始成员蒂莫西-梅（Timothy May）、埃里克-休斯（Eric Hughes）等人举办的 "密码朋克" 私人聚会上，萨博是最早的常客之一。

和其他密码朋克一样，萨博也很担心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会危及人们的隐私安全，并采取一切行动来抵挡这一趋势。例如，在密码朋克邮件列表上，萨博带头反对 "Clipper 芯片"。当时，美国政府试图将这款芯片植入手机，以便 NSA（美国国安局）监听电话。萨博颇具感染力，即使是不懂技术的人，听过他对于隐私侵权风险的解释后，也会产生共鸣。有时，他会就隐私侵权发表演讲，甚至派发宣传单。（最终，这款芯片因遭到厂商和消费者的联合抵制而停产。）

然而，萨博属于自由主义密码朋克，他对数字隐私的兴趣背后有着更宏大的愿景 ------ 不止于隐私。受到蒂莫西-梅在《密码学无政府主义者宣言》中提出的愿景的启发，萨博看到了在赛博世界中创造 "高尔特峡谷（Galt's Gulch）" 的可能性：为世人打造一方可以自由交易的乐土，就像自由主义作家安-兰德（Ayn Rand）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描绘的那样。梅和萨博相信，这个虚构故事中的伪物理力场可以使用公钥密码学来代替。

萨博在密码朋克邮件列表中写道："如果我们重新思考许多密码朋克正在追求的目标，就会发现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创建一个甘地式的赛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切暴力都只能是虚幻的，就像《真人快打》和《火焰战争》里那样。"

萨博还意识到，自由企业不只需要加密作为安全层。受到另一位自由主义者及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影响，萨博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财产权和合约作为砖石打造的，而这些砖石通常都依赖于国家强制力。萨博深知，若想创建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暴力的赛博社会，必须将这些砖石转移到网络领域。

这就是萨博为什么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了他最知名的构想：智能合约。这些（当时还只是设想）计算机协议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促成、验证并执行合约的协商和履行，而且在理想情况下无需任何第三方参与。正如萨博的那句名言："受信任的第三方即是安全漏洞。" 这些安全漏洞会成为黑客或犯罪分子乃至（处于政局动荡时期的）国家的目标。

但是，智能合约只是完整拼图的一角。要想实现 "高尔特峡谷"，萨博还需要一个更加重要的工具 ------ 货币。

电子现金

一直以来，数字货币（互联网原生货币）都是密码朋克们的核心目标。但是，很少有人像萨博探索得那么深。

在《货币的起源》中，萨博讲述了使用货币是如何刻进人类的 DNA 的 ------ 就像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最先提出的设想那样。在分析了原始社会之后，萨博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倾向于收集便于携带的稀有资源，而且通常会将它们制作成珠宝。这些稀有资源成为了货币，让人们得以建立合作关系：用交易实现博弈理论所谓的 "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跨越时间和空间。

萨博还对自由银行制度（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产生了强烈兴趣。在自由银行制度下，私人银行可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不受任何国家的控制。在这样一个货币系统下，使用哪种货币将完全取决于自由市场。虽然这在今天属于新思想（在比特币诞生之前更是如此），但是自由银行制度在 19 世纪的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真实存在过。

萨博继续将自己的兴趣付诸实践。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多数人尚未察觉到电商的潜力时，萨博就当起了互联网商务顾问。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大卫-乔姆（David Chaum）在阿姆斯特丹的创业公司 DigiCash 工作过一段时间。正是这家公司率先推出了全球首个数字现金 eCash，让线上支付变得像现金支付一样私密。

然而，在 DigiCash 工作期间，萨博认识到了 eCash 的风险。DigiCash 是一家中心化公司，萨博发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公司内部的其他人，要想对用户的余额动手脚都太过容易。毕竟，受信任的第三方就是安全漏洞，尤其当涉及到钱时，风险是最大的。

萨博在 2005 年指出："简而言之，其问题在于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货币的价值依赖于对第三方的信任。20 世纪多次出现的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已表明，这不是理想的状态。"

事实上，他认为信任问题是很大的阻碍，即使是典型的自由银行解决方案也很难避免："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虽然有各种优缺点，但是同样依赖于受信任的第三方。"

萨博知道他想要创建的是一种无需信任第三方的新型货币。

基于他对史前货币的分析，萨博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他理想中的货币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一，"足够安全，不会发生意外损失和盗窃"；第二，"伪造成本很高，因此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第三，"其价值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或测量得到准确估算"。

萨博想要创建出一种能够媲美黄金等贵金属的货币，兼具数字性和稀缺性，而且其稀缺性不依赖于对第三方的信任。他想要创建数字黄金。

极高的伪造成本赋予了贵金属和收藏品稀缺性。因此，货币的价值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任何可信第三方。但是，贵金属也存在一些问题 ...... 因此，如果有一个协议可以在几乎不依赖于可信第三方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创建出伪造成本极高的比特，而且可以以信任最小化的方式安全地存储、转移并鉴定这些比特，那就太好了！这就是比特黄金。

Bit Gold（比特黄金）

萨博于 1998 年首次提出比特黄金的构想，但是他在 2005 年才公开完整地阐述它。他所提出数字货币方案由多个解决方案构成，其中一些模仿了之前的电子现金概念或受之启发。

比特黄金的第一个中心属性是 工作量证明，即，Adam Back 博士在其 "抗击垃圾邮件的货币" Hashcash 中使用的密码学机制。工作量证明就是萨博所寻求的高成本抗伪造性，因为这类证明需要现实世界的资源（算力）来生成。

Bit Gold 的工作量证明机制首先需要一个 "候选字符串"：基本上就是一个随机的数字。任何人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把这个字符串与另一个字符串合起来（就是 "哈希计算"）。根据哈希计算的本质，结果会得到一串全新的看似随机的数字：哈希值。要想知道这个哈希值长什么样，唯一的方式就是将它创造出来 ------ 无法倒推或预测。

这个机制（Hashcash 同样采用该机制）的巧妙之处在于并非所有哈希都会被 Bit Gold 协议视为有效。例如，有效哈希的开头必须带有预定数量的零。由于哈希具有不可预测性，找到有效哈希的唯一方法就是试错。因此，一个有效的哈希值证明了，其创造者确实花费了算力。

这个有效的哈希值将成为 Bit Gold 的下一个候选字符串。因此，Bit Gold 系统是一条不断增长的工作量证明哈希链，而且总有候选字符串可供使用。

谁找到了有效的哈希值，这个哈希值就归谁所有，就好比是谁挖到了一块金矿石，这个金矿石就归谁所有。为了通过数字化方式来实现这种所有制，Bit Gold 采用了数字所有权注册表：萨博受到哈耶克的启发而提出的另一个砖石。在这个注册表中，每个哈希会与其创造者的公钥相关联。

哈希值正是通过这个数字所有权注册表被转移给另一个所有者：原始所有者会使用密码学签名来签署交易。

所有权注册表由 Bit Gold 的 "财产俱乐部" 维护。这个 "财产俱乐部" 的 "成员（即，服务器）" 会追踪每个公钥所拥有的哈希。这个解决方案有点像是 Wei Dai 为 b-money 提出的复制型数据库解决方案。萨博和 Wei Dai 不仅同属密码朋克邮件列表，还活跃在讨论这类话题的私密邮件列表中。

但是，不同于 Wei Dai 的权益证明系统，萨博提议使用 "拜占庭式门限系统"。这个系统类似于飞机控制板计算机采用的高安全系统：如果只有一台（或少数）计算机掉线，整个系统将继续正常运行；只有当绝大多数计算机同时掉线时，整个系统才会出现故障。重要的是，这些检查不需要由行使国家权力的法院、法官或警察来执行，它们全都依赖于志愿者。

虽然这个系统本身并非 100% 安全（例如，它可能会遭到女巫攻击，又称马甲攻击），但是萨博相信它拥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即使是在绝大多数俱乐部成员试图做恶的情况下，诚实的少数派也可以分叉出另一个所有权注册表。用户可以选择使用哪个所有权注册表，萨博认为诚实的那个被选中的概率更高。

萨博解释道："如果失信方在投票中胜出，失败的守信方可以退出该群体，并重新建立新的群体，继承过去的头衔。想要保有正确头衔的用户（依赖方）可以安全地自行验证哪个群体是诚实遵守规则的，并跟随该群体。"

（举个眼前的例子，这就好比是以太坊经典（Ethereum Classic），它维护的是没有因 The DAO 事件而回滚的原始以太坊账本。）

通胀

接下来，萨博必须解决通胀问题。随着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日渐提升，生成有效哈希会变得愈发容易。这就意味着，哈希值本身无法很好地充当货币：年复一年，它们的稀缺性会变得越来越低，以至于其价值被逐渐增多的供应量稀释。

萨博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找到有效哈希值的人必须为其加上时间戳，最好使用不同的时间戳服务器，以便实现信任最小化。时间戳反映了生成该哈希值的难度：早期的哈希值可能比近期的哈希值更难生成。之后，市场会决定某个哈希值相对其它哈希值的价值，很有可能是根据其被找到的日期调整的。一个在 2018 年找到的有效哈希值应该远不如一个在 2008 年找到的有效哈希值有价值。

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引入了一个新的问题。萨博也清楚这点："一个时段（几秒到几周，比方说一周）内生成的比特（难题的解）和接下来一个时段内生成的比特本质上是不同的。" 同质化（即，每个货币单位之间是等价的）对于货币来说至关重要。店主当然不希望在收款时还要担心顾客用来付款的货币是何时创造的。

关于这个问题，萨博同样想出了解决方案。他想出了一种将 Bit Gold 作为基础层的 "二层" 解决方案。这个 "二层" 由银行组成，不过这些银行都是安全可审计的，因为 Bit Gold 注册表是公开的。这些银行会收集不同时段的不同哈希，将它们打包，并基于这些哈希的值计算出一个标准值。一个在 2018 年创建的包所包含的哈希值数量比一个在 2008 年创建的包更多，但是这两个包的价值相等。

然后，这些包被切割成特定数量的单位。最后，"银行" 将这些单位发行成基于 Chaum 盲签名技术的具有匿名性和隐私性的 eCash。

萨博解释称："存在竞争关系的银行通过比特的形式发行可兑换的数字纸币，而每张数字纸币的面值均由这些比特的市场价值相加得到（即，比特被打包起来组成标准值）。"

综上，Bit Gold 被设计成了具备黄金特质的基础层，用来建立数字时代下的自由银行制度。

比特币

21 世纪，萨博攻读了法学学位，试图深入了解现实世界的法律和合约，以便找到替代之法或在网络中更好地复刻出来。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其知名博客 Unenumerated 上收集并发布自己的想法。这个博客涵盖了计算机科学、法律、政治、历史和生物学等一系列主题。据萨博所言，之所以将其命名为 Unenumerated，是因为 "这个博客所涉及的主题广泛、门类众多，不胜枚举。"

2008 年（自他首次在私人场合提出 Bit Gold 这个构想已经过去了 10 年），萨博又一次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开提出 Bit Gold，只不过这一次他想要实现这一构想。

萨博在博客的评论区问道："如果能有一场演示和一个实验市场（例如，用复杂的安全性来代替现实世界中的系统所需的受信任第三方），这会给 Bit Gold 带来很大帮助。有人想要帮我写代码吗？"

这一询问并没有得到公开响应。萨博所构想的 Bit Gold 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Bit Gold 确实给予了中本聪很大的启发。就在 2008 年年末，中本聪发表了比特币白皮书。

2010 年，这位匿名创造者在 Bitcointalk 论坛上写道："比特币是 Wei Dai 于 1998 年在密码学朋克邮件列表中提出的 b-money 构想以及尼克-萨博提出的 Bit Gold 构想的实现。"

不难看出，Bit Gold 是比特币的早期雏形。除了基于公钥密码学的所有权记录共享数据库之外，工作量证明哈希链也与比特币的区块链设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了，从二者的名称来看，"Bit Gold" 和 "Bitcoin" 也相差不远。

然而，不同于 Hashcash 和 b-money 等系统，Bit Gold 显然没有出现在比特币白皮书中。有人甚至凭借这一点和其它一些蛛丝马迹推断萨博就是隐藏在中本聪这个面具背后的真人：不然还有谁会像这样试图掩盖比特币的来源？

虽然与 Bit Gold 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比特币确实在萨博的设计上做出了一些改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Bit Gold 在某种程度上仍需依赖于可信方（用户需要相信服务器和时间戳服务不会串谋），比特币是首个彻底解决信任问题的系统。而且，比特币的解决方案非常优雅，它让工作量证明系统同时起到激励系统和共识机制的作用：工作量证明最多的那条哈希链就被认为是有效的历史版本。

萨博在 2011 年承认："中本聪改进了我的设计中的一个重大安全缺陷，ta 将工作量证明引入拜占庭容错点对点系统，从而减少某个不可信方控制绝大多数节点并破坏重要安全功能的威胁。"

另外，比特币在货币模型的设计上也与萨博构想的截然不同。比特币有固定的发行时间表，不受算力增加的影响。随着比特币网络的算力增加，这仅仅意味着挖出新的比特币会变得更加困难。

萨博解释道："鉴于解决难题的难度通常会随着硬件的改进和密码学领域的突破（例如，找到可以更快解开工作量证明难题的算法）而大幅下降，以及需求的不可预测性，我的构想是利用自动化市场来解决这些问题。中本聪则另辟蹊径，设计了一个可以调整难题难度的拜占庭算法。"

萨博补充说："就这一设计而言，我无法断言它是强化了比特币的特性还是埋下了更多隐患，但它确实更为简单。"

这是《比特币杂志》的 "创世文档系列" 的第四篇。前三篇分别介绍了大卫-乔姆（David Chaum）博士的 eCash、亚当-巴克（Adam Back）博士的 Hashcash 和 Wei Dai 的 b-money。

注：高尔特峡谷（Galt's Gulch），安-兰德（Ayn Rand）于 1957 年所著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描绘的神秘地带，隐藏在无人山谷之间，约翰-高尔特（John Gulch）带领一批创造者和企业家隐居在此，希望借罢工让外界社会那些使用暴力和道德罪恶感来拘束个体生产力的人体会到后果。

（完）

原文链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culture/genesis-files-bit-gold-szabo-was-inches-away-inventing-bitcoin
作者: Aaron Van Wirdum
翻译&校对: 闵敏 & 阿剑

本文由 Bitcoin Megazine 授权 EthFans 翻译及再出版。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608-mainland-changweiping/

Jun 8, 2021 • 特约撰稿人 夜火 发自香港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良知、热爱和自己的专业，连这样的人都不见容于这个国家，那肯定是国家错了。」

插画：Wilson Tsang

编者按：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

216个视频，是中国律师常玮平在取保候审的10个月里录制的生活日记。他说他很珍惜每一个还能被看到和被听到的日子，希望探索一种还有价值的存在的方式。

今年37岁的常玮平，在2020年1月12日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天。之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取保候审，软禁在他陕西凤翔老家近10个月。

"我当然无罪。记录，就是我的态度。"视频里和生活中，他都多次强调。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研究这一阶段中国律师生存状态、法治及人权状况的调查提供真实资料。2020年10月16日的视频里，他罕见地发表了总结和声明，揭露自己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期间遭遇的酷刑：连续10天被铐在老虎凳上，不能睡觉，导致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至今麻木无知觉，每天只能吃一碗面条汤和一个鸡蛋大小的馒头，疲劳审讯，共做笔录16份。

视频日记在2020年10月21日戛然而止。第二天，他再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于2021年4月7日被逮捕，关押在宝鸡凤县看守所。

"我做的事情，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也是一个公民的社会义务，即便不被奖励，也不应该被如此对待。"常玮平在总结视频里说，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多，对波及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愧疚。

支持#MeToo的男律师

无力感，愤怒感，羞耻感。陈紫娟一口气说出半年来她与陕西省司法部门打交道的感受。

陈紫娟是常玮平的妻子。丈夫2020年10月22日再次被关押后，陈紫娟在推特、微博等平台注册了以"常玮平律师的妻子"为名的账号，声援丈夫，记录自己的维权遭遇。

"这些写着'人民'的机构部门，都无比宏伟壮观，可人民却连门都进不去。"陈紫娟和律师多次去陕西的公安局、检察院、监察委等部门依法控诉常玮平在此前的监视居住中遭遇的酷刑，被无视和驱赶。

过程中，陈紫娟加深了对丈夫的了解。在维权律师群体中，常玮平即便不是最温和的，也是十分温和的。他只是相信并且尝试通过个案维权，逐步有序地推进中国法治。

不是一个反抗者。常玮平多次明确自己的定位。虽然以维权律师自居，但他不仅关注政治敏感性的案子，还把更多精力放在维权圈里不太在意的性别歧视、就业歧视等公益案上。

常玮平在成都知无知空间参加"女性就业困境和法律解析"分享活动。图：常玮平家属提供。

2017年，青年刘元因体验出艾滋病被贵州茅台公司拒绝录用。常玮平作为代理律师，通过媒体动员获得公众支持。同年4月，又推动51名律师联署致信中国人社部和卫计委，建议删除《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里与"艾滋就业歧视"有关的规定，保障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平等的就业权利。

常玮平为刘元赢回了工作和精神抚慰金5万元。这个案子也成为2018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以来的中国平等就业第一案。

反歧视的案子既可以维护个人权益，又可以激活政府功能，逐步改善政策。常玮平发现这些反歧视案子似乎更能推动人们的权益意识觉醒，更加积极投身艾滋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性骚扰等案件中。

2018年，发轫于美国的#MeToo运动蔓延到中国。据端传媒记录，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10月媒体曝光的#Metoo案子就有36例。常玮平和几位女权主义者组成一个反性暴力援助小组，为幸存者提供法律援助。他成了维权律师中少有的公开站出来支持#MeToo运动的男律师。

后来，这个小组里多人不同程度上被失去人身自由。常玮平取保候审后重新加入，在小组打趣，"这个小组明明在帮人，罪犯成分却有点高，犯罪率都三分之二了。"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维权律师中，常玮平性别意识比较好，也算个另类。律师朋友小茗记得，他们同在的律师群里，每次有关性别的话题，总会有人去@常玮平，"这个问题，常律师怎么看？"有同行直接警告同行，"常玮平是搞#MeToo的，我们离他远一点。"

常玮平不在意，自嘲只是"底气不足的伪女权主义者"。他做过不少职场歧视的案子，了解性别歧视、性骚扰等给女性带来的不公和伤害。

2017年，厨师高晓应聘广州一酒楼时被以"我们只招男的，不招女的"为由拒绝。常玮平指出，中国家庭里大多是女性掌厨，怎么到了酒楼，就说女性不行了？这是职业歧视。刚好，高晓是爱做饭、能吃苦、还能回怼性骚扰的女权主义者，两人一拍即合，先是告了酒楼，后再告广州市人社保的不作为。过程中，常玮平认识了一群穿着"女权主义者长这样"文化衫的女权主义者，更加了解了她们行动主义理念。

2018年3月7日，《女权之声》遭遇封号。编辑熊婧找到常玮平，起诉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之后经常跟他咨询和讨论性骚扰案子。她看过常玮平对待幸存者的耐心，也读过常玮平写的"一个女人系列"文章，发现常玮平"是维权律师中难得能用心倾听女性声音的人"。

2018年3月16日，"女声"被封的第七天，北京的几个女权主义者给"女声"做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葬礼。图片来源：邹蕴搜集提供

2018年7月独立记者黄雪琴因报导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张鹏性骚扰事件，被张鹏要挟控告名誉侵权。常玮平第一时间给黄雪琴发去信息，"要是你被告了，我免费帮你打。"

常玮平再次被抓后，20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权主义者把常玮平评为"#MeToo里的男律师"。办案国保（注：全称"国内安全保卫"，是中国人民警察的一种警种）多次提示陈紫娟，"常玮平时常住在别人家"，"常玮平和女权关系亲密"。后知后觉的陈紫娟说起来就笑，"他们想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但我从高中就认识常玮平，太了解他了，他志不在此。"

常玮平坦言，从维权律师转向更为温和的公益律师，一是法律空间被严重压缩，维权律师备受打压，曾经的维权方式不再可行，二是他看到维权圈某些言行举止并不符合人权捍卫者的要求，圈里的性骚扰、歧视、家暴等现象也让他反思圈子文化；三是，他承认自己怂了，并没有做好"将牢底坐穿"的思想准备，他希望守住底线的同时，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维权律师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曾经的常玮平没有"怂"和"怕"的概念。在一分享会上，他坦言，即便2015年709大抓捕时近百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或传讯，他也没怕过。当时，发现自己不在抓捕的名单里，常玮平还"感到有些失落，似乎一向以来的工作不被党国认可。"

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同行好友冷林说常玮平是少有的"一踏进律师圈，就做维权律师"。

2011年，常玮平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13年，他取得律师执照。同年，法学家、宪政学者许志永和商人王功权等人提出主旨为"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运动，发起教育平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系列行动。运动刚发起就被中国官方严格监控和压制。当年，许志永和王功权都被刑拘、审判。

为了支持新公民运动，为被抓的公民提供开放的、协作式的法律服务，2013年9月，知名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提议成立中国人权律师服务团，开始风风火火地参与个案维权。冷林和常玮平同时加入，成为第一批的维权律师。人权律师服务团备受关注，一度成为人权、勇气、死磕的象征，最高峰时团里有三百多位律师。

冷林记得，2014年初他和常玮平参加律师陈建刚的孩子的喜酒会，维权律师就有六桌，一桌十人，集中了国内最活跃、最知名的维权律师。大家举杯庆祝律师团的壮大，要推动社会进步，"当时的我们都意气风发，根本不会怕，也没有怕的概念。我们热热闹闹地成立，光明正大地做事，多方协作，代理敏感案子，发表声明，开研讨会，签署联名信，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冷林说。

律师常玮平。图：常玮平家属提供。

作为为数不多的八零后青年律师，冷林和常玮平看到那样的景象十分感动。性格里带着乐观因子，从未被残酷现实碾压过的常玮平更是如此。2013年初，北京公民李蔚因与律师丁家喜共同参与 "官员财产公示"活动，并积极组织公民聚餐、营救黑监狱里的访民、接受外媒采访以及组织申请游行示威等活动，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常玮平成为李蔚的代理律师。之后，常玮平介入了近十起公民和访民的寻衅滋事案。

"那时候公民还可以申请游行，可以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现在呢？"冷林感慨，"常玮平一踏入，就是维权律师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除了代理公民案，常玮平曾在2016年7次诉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还把陕西的农业厅、公安局、开发区、看守所、人社局、物价局等部门告了个遍，他自嘲"因告政府而恶名昭彰"。

最开始的几年，常玮平很享受做律师。庭下阅卷找证据，庭上据理力争。线下与同行激烈探讨，线上激情发文，利用自媒体获取公众关注。有些案子，代理费不过2000元，还覆盖不了他多次来回的交通费，他也不在意。2014年代理金哲宏的冤案，发现当时监狱要求两个律师才能会见在押者，他就自掏腰包，帮金哲宏再请了一名律师一起会见。

他还起诉过世界500强公司丰益国际旗下的粮油品牌金龙鱼和中央企业华润万家，因为在其宣传海报上"转基因大豆"几个字不够大，不利于消费者发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他起诉民航陕西机场公安局，原因是机场开临时身份证明要收40元，而同样的服务在火车站是免费的。这一告，虽然一审被驳回，但后来陕西机场取消了这笔收费。

运用法律是常玮平的谋生之道，更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香港资深记者江琼珠在《中国维权律师及其一伙》书中写过这样一个片段，2010年常玮平在北京准备司法考试，同乡到访，问他考律师证后做什么？常玮平说，给天安门的访民当律师。

风云激荡，一切如此热烈，又如此刺痛。2014年，常玮平参加"小河案两周年暨冤案申诉研讨会"，70多名律师与警察现场冲突，打了起来。他代理"访民张小玉被指袭警致死案"，因拒绝给警察提供他与张小玉的通话记录，先被警方留置询问，后又被以"涉嫌故意杀人"传唤23小时。1994年被认定为一强奸案杀人凶手的金哲宏坐牢20多年仍在申诉喊冤，常玮平接到案子后尽心尽力找证据，却被强行解除代理，之后仍一直推动着案子发展......他深切地感受着中国刑辩律师的困境。

更刺痛常玮平的是，他发现法律时常失效，司法机构无法为人民提供司法救济反而制造了大量冤案和访民。冤案背后大多是刑讯逼供，访民背后更是民间无处不在的不公和无处可放的愤怒。而应该扮演法治守护者角色的律师------却时常被当作敌人对待。

有女权伙伴在海边为常玮平呼吁自由。图：常玮平家属提供。

他内心比我们都乐观

2018年10月，常玮平被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同年11月22日，常玮平所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按照中国《律师执业管理办法》，若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注销，需要在六个月内找到其他律师事务接收，否则律师证将被注销。

半年里，超过十家律所向常玮平伸出了橄榄枝。然而，每到去司法厅申请转所手续这一步，就遭遇挫折，要么是律所打来电话称"受到压力，不能聘请"，要么是开不出转所手续。

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陕西执业的律师表示，他们在饭局或司法局的小型会议上听过陕西省司法厅某工作人员说，就是他盯着宝鸡市司法局，处罚常玮平，注销立刚所。

常玮平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不断地对接新律所，同时向陕西律师协会投诉，也收集证据起诉陕西司法厅滥用职权践踏律师执业权。最强硬的对抗发生在2019年6月4日，常玮平在陕西司法厅门口绝食、静坐了一晚上，一边抗议转律所被刁难，一边纪念六四三十周年。

"都什么时代了，还这么不听话，还这样抗辩？"

律师小茗至今都觉得荒谬，常玮平代理的案子都不是政治最敏感的，更多是反性别歧视、就业歧视的公益案，不属于"非要被处理的人"，怎么会成为司法局的眼中钉？最后还被扣上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她感叹，"只能说，一阵妖风刮来，常律师刚好在风口，根本没得选择。"

与常玮平一起代理过两个案子的冷林指出，常玮平十分较真，坚持程序正义，"他做案子是一定要把每一个法律程序都走完走尽的，有着太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估计得罪了不少人。"

2017年，冷林和常玮平代理一起香港商人郭桦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经济案。恰逢后雨伞运动的政治敏感期，这个案子受到诸多刁难。

冷林记得，他们要求会见经办警察被拒绝，开庭时又被逐出法庭，还差点被警察打。温和的常玮平展示了刚烈的一面，他把眼镜和文件夹往地上一扔，指着警察大喊，"来啊，你打我啊，没打死我啊。"

在另一个合作的案子中，合议庭上，常玮平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审判长突然离庭，毫无征兆。法庭上的人都懵了，常玮平很镇定，停下来说"等他回来再继续。"半个小时后，审判长回来了，常玮平又开始据理力争地辩。审判长看不下去，直接问他，"都什么时代了，还这么不听话，还这样抗辩？"冷林的解读是，709大抓捕之后，法庭氛围变了，辩护律师时常遭遇审判长的粗暴打断、无理指责，义正严辞的抗辩也已经很少了，庭审变成各方心知肚明的走过场。但常玮平依旧努力抗辩，让法官都觉得他傻。

冷林说，中国的刑事、民事是两条腿。前腿被打断了，后腿拖着身子艰难地走。案子只分是否触及统治阶层的利益，不触及，按照正常法律逻辑走；若触及，"门都没。"

这些年来，看着同行一个个被吊销执照，一个个入狱，又一一释放，再一次次入狱，冷林说，体制的维护者都被逼成了反对者，"或许，律师应该开始思考改变定位，现在没有体制内改进的空间了，要有准备，真的做个反对者。"

做维权律师越久，冷林越发绝望。常玮平也说自己越发绝望，"但他是虚假的绝望，他还是相信法治，把法律当真在践行，即便被监禁在老家，他还在尝试转所，以法律顾问身份援助案子。他内心还是比我们都乐观积极一点。"

2016年，6名"709"被捕者的妻儿，左起：王全璋律师妻子李文足及儿子、谢阳律师妻子陈桂秋及女儿、谢燕益律师妻子原珊珊及儿子们、李和平律师妻子王峭岭及女儿、勾洪国妻子樊丽丽及儿子、翟岩民妻子刘二敏。摄：LeicaMen

世界曾在他面前打开另一扇门

常玮平的这些经历陈紫娟大多不清楚。她是青年科学家，醉心科研，最近在攻克某种肿瘤研究。常玮平支持女性追求事业。夫妻各自忙碌，尊重也享受独立的空间。

两人是青梅竹马。高一，常玮平就开始追求陈紫娟。但陈紫娟志不在此，只想着学业。常玮平不一样，他是大家眼中的"天才型同学"，是那种上课看金庸小说，下课就坐到喜欢的女生桌上聊天；上学打篮球，放学跟着"小混混"厮混，一考试却总能轻松进入班里前一前二的人。

常玮平一个月给她写一封信，信纸都是精心选的文艺范，从高一到高三，写了近百封。陈紫娟回忆，每封信都是洋洋洒洒好几页。高考填报志愿时，常玮平围在陈紫娟一家人身边出谋献策，说重庆西南大学怎么怎么好------原来他报了重庆大学。那时陈紫娟的父亲就说，"这小子有耐心，也有居心。"

后来陈紫娟报考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开学前，常玮平提前去了重庆，刚把行李放到重庆大学，就先把西南师范大学逛了个透。等陈紫娟来报到，他成了向导。常玮平每周都去看陈紫娟，她周六有课，他就一早去到课室等。4年的坚持把她打动了，两人成了一对。陈紫娟笑："常玮平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喜欢的人和事情都能坚持不懈。"

大学生活里，常玮平参加了校报的编辑工作。他爱看《南方周末》和《经济观察报》，也自己写文章，学摄影和编辑。见到陈紫娟，除了谈情说爱就是讲时事政治，那是青春飞扬的日子。

他还有一副左翼革命青年目空一切的模样，有老师上课姗姗来迟，他就质问了半小时。陈紫娟说，这样的常玮平会做律师，对社会公平正义有追求太正常不过。

"但你若认识读大学时，或者当律师之前的他，会大吃一惊，他是那么积极向上，走路都哼着歌，带着风。"陈紫娟说，常玮平常在耳朵上挂着大耳塞，要么在听英文新闻，要么在听周杰伦，还时常旁若无人地哼出来，"他的快乐是肉眼可见的。"

常玮平一度被朋友称为"常胖子"，2018年他终于成功减肥。图：常玮平家属提供。

好友冷林形容2012年刚进入律师行的常玮平是从没被生活碾压过的模样，才气横溢，意气风发，带着年轻人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他有改良主义思想，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本该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期待和未来。"

大学毕业后陈紫娟北上读研，常玮平南下海南做工程师。工作两年后也辞职北上发展。那是2009年的北京，奥运会带来了短暂的开放、包容气息，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学术界百花齐放。用常玮平的话来说，"自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开始追着各种名家转。

经济学家马光远开讲座，他去抢位；企业家任志强发表演讲，他去买票；法学家高铭暄开课，他去旁听；作家李承鹏发布新书，他去凑热闹；"公知"罗永浩开英语培训班，他报名学习；艺术家艾未未众筹罚款，他捐上几百，还拿到谢酬两颗雕刻的葵花籽和一张借款条；作家兼赛车手韩寒比赛，他跑去现场和韩寒拍照。一切那么热闹有趣，世界在常玮平面前打开另一扇门。

他白天做证券经理工作，晚上去清华、北大旁听法律课或者自习，雷打不动。陈紫娟说，"他这样一边上班，一边追'星'，一边自学法律。没想到，真的考过了司法考试。"

陈紫娟至今记得常玮平拿到司法考试成绩的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去北师大旁边的小饭馆庆祝，常玮平告诉陈紫娟，他要做律师了。

不完美的丈夫和父亲

做律师是常玮平人生的分水岭。陈紫娟说，做律师之前的常玮平十分舒展，走路带着风，脸上总是挂着几分狡黠的笑，"做律师后，他明显地忧愁了很多，歌也不听了，周杰伦的演唱会也不追了。"

起初，常玮平也和她诉说见到的不公，陈紫娟看着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苍老着，偶尔也劝他悠着点。如今想来，常玮平有很强的同理心，"看的苦难多了，他也跟着苦难起来。"

常玮平和她说过，没有司法独立，没有监督机制，侵害人权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随着政权越发大胆介入司法，操纵法律，打击律师，他越来越少在家讨论案子，709大追捕之后，律师家属也备受波及，他刻意不再与妻子探讨任何案子。

出于对家人的保护，他有意无意对家人表现一种疏离。他曾经在网上写博客，抒发对孩子的热爱，知道国保会收集一切私人资料对付律师后，不再在任何平台谈论家人。作为丈夫，他不爱做家务。作为父亲，他长期出差，较少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然而，孩子却越发喜欢他，得知爸爸再次被抓，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意思，但7岁的孩子写了一张"shi放常玮平"的大字报。释字还不会写，就写成拼音shi。

陈紫娟感到懊恼的是，在常玮平第二次被抓前几天，她还和他怄气，一气之下把他给拉黑了。当时她气常玮平人在凤翔老家，却很少给她发微信或打电话。后来为常玮平声援，微信和手机都被监控，她才懂得生活在监控之下容易导致人失去说话的欲望。

况且，经过牢狱之灾又处于软禁状态的常玮平，内心还有一些未曾厘清和面对的创伤。常玮平和同样遭遇国家暴力的朋友说，自己也有政治性抑郁和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有时会丧失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

常玮平与妻子陈紫娟及儿子合照。图：常玮平家属提供。

国家暴力碾压过的痕迹

2020年，从被监视居住回来后，常玮平开始恐惧父母房间里的两口棺材，爷爷奶奶在60岁时给自己准备了棺材，两老离世后父母也跟着效仿，常玮平看着棺材长大，原本无畏无惧。如今，他无法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久呆，两、三个小时就是极限。即便是大白天，进进出出，他也总也要把院子、客厅、卧室的门都关上。好些深夜，他开着车去县城溜圈，即便路上也无行人，但看看城里橘黄色的灯火，他都能生起一丝温暖，感觉不那么寂寞。

家人也随着成了惊弓之鸟。只要两通电话没接到，就心惊胆战的，四处打电话寻找他的下落。两个姐姐更是心疼他的暴瘦和憔悴，比赛着给他做饭，送面条和花卷。父亲从深圳回到凤翔老家时，晚上10点一到，就要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常玮平苦笑，"父亲回来了，就像国安法被强行通过，以后我和香港都没好日子过了。"

他偶尔也发泄愤怒。2020年5月中旬的一天，风雨欲来，狂风大作。在闪电雷鸣的时候，常玮平跑出家门，感受大自然的神力，对着风滚云涌的天空喊，"我想要战天斗地。

牢狱之灾也让他对日常的生活多了一份珍惜。每一次朋友的邀约，聊天、爬山、看电影、喝酒、打球，他都积极地一一应约，总觉得"见一次少一次，吃一餐少一餐，打一场少一场。"说着说着，他语音哽咽，眼里含泪，却唱起了歌，"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

做律师，打几个案子，开个会，聚个餐，吃个饭，吹几句牛逼，怎么就颠覆国家政权了呢？

他努力链接身边的人。36岁生日，他和篮球场上认识的两个小女孩一起吃蛋糕，女孩们又邀请了自己的小男朋友，篮球场上一片欢乐。他和迎面而来的乡亲们问好，偶尔也一起参与农活。要知道，他从小讨厌农活，还曾对着自己的父亲大喊"我生下来不是为了干农活的"。与人建立起真实可触摸的关系，常玮平珍惜这种平常。

为了调节性情，打发无聊，他还开始摆弄花草。院子里种起竹子，修剪蔷薇，给葡萄树搭架子，给橘子树剪枝丫，给绣球花驱虫，抢救小多肉，兴致盎然。

同学周少波医生是他在凤翔苦闷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视频里，每次放声大笑的瞬间，都有周医生在旁。每次休假，周医生都找他，太频繁了，常玮平笑着给周太太保证，"我不是周医生的小三。"

两个好基友还一起拍电影，注册了宝鸡咪咪毛影业有限公司，申报备案，拿到了开发许可证。他们公开招聘女主角，也开了电影说明会，还开始拉广告和赞助商。

"一个前律师，一个医生，三十多岁进入演艺界。但我们不自卑，我们带着深深的感情去拍，你们会看到我们的诚意。"新晋导演和编剧常玮平在电影说明会上侃侃而谈。合作人周医生再次在常玮平身上看到了活力和阳光。

周少波还记得，2020年1月23日，常玮平取保候审，他陪同常玮平父亲去接人。一见面常玮平就立刻给他们来了个拥抱，笑容满面，然后转身和送出门口的警察一一握手告别，"那精神状态好像比进洞房还要好，我就说，这家伙真行。"

常玮平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他看美国的律政剧《Boston Legal》，相比大多人喜欢的主角Alan Shore，他更喜欢Danny Crane 这个古怪、幽默又有趣的传奇人物。他用Danny Crane的名字在YoutTube上发表的"趣宝日记"，其实指的是"取保日记。"

刚做律师时，作为家人和村子的骄傲，父亲常栓明曾想把常玮平和他姐姐一起写进村史，他当时劝父亲，"现在写得多好，以后可能肠子就悔得多青。"取保候审回到家，他对父亲说，"看，我当时多有先见之明。"

只有偶尔的几次，他对着朋友，问得悲哀：做律师，打几个案子，开个会，聚个餐，吃个饭，吹几句牛逼，怎么就颠覆国家政权了呢？

常玮平被抓捕后，行动者组建#Freechangweiping脸书专页，发起"帮常玮平回家"的徒步活动，并用各种形式声援他的自由。图：常玮平家属提供。

低调到泥土里

持续不断的骚扰、恐吓和问话，是常玮平取保候审的生活主题。他幽默地称定期来访的国保们为"客服"。

取保候审本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强制措施，只是限制而不是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然而，常玮平取保候审期间，每天早上要报备行程，三头两天被约谈，甚至连到市区看牙医，也必须由两个国保陪同。他不能离开凤翔老家，即便自己的妻子、孩子、父母都在深圳生活。

他不是没想过拿起最熟悉的法律手段来维权，但直至今日，他第一次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以及取保候审都没有任何法律文件，也就是说，即便他想起诉，也没有任何文书证据来证明自己曾被消失、酷刑的10天以及当下的非法软禁。

再次被抓捕前，常玮平和记者聊过那10天的监视居住。当时关他的理由是，他参加了2019年12月初在厦门的聚会。那次聚会有许志永、丁家喜等数十名律师和公民参加。讨论的话题是时事政治、中国未来、律师的执业困境以及公民社会的出路。12月26日，与会的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等十多人纷纷被捕。随后，逃亡的常玮平、许志永以及许志永从未参会的女朋友李翘楚也被抓捕，这被称为"12.26公民案"。

没有人想过，后来被取保候审的常玮平和李翘楚又都再次被抓捕。至今，12.26案里，许志永、丁家喜、常玮平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李翘楚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他人皆已释放。

监视居住的10天里，常玮平做了16次笔录。该说的话，该表达的思想，该理论的，都说了个遍。他甚至反思，站在当权者维稳的角度上看，2013年后以人权律师为首，以弱势群体、宗教人士、网络大V和异议人士构成这样一个维权网络，确实是对党国统治产生威胁。

但妥协没换来自由，他仍然被软禁在老家。他和朋友调侃，自己在宝鸡市是个"大咖"，做什么事都必须跟国保报备，"他们只需要你活着，呼吸着，其他都不能做。"他说自己都"低调到泥土里了"，不再争辩，面对打压"就地卧倒"，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国保要他每周写思想汇报。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无毒，他写中国抗疫可歌可泣，又称赞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还表扬国保深入基层慰问。他把这一切都如实记录在视频里，笑自己，"绝对是个好演员的料。"

国保们说需要他有"重大改变"，要他"有所作为"。常玮平打趣道，"我也想大有作为，也想弃暗投明，可就是没有料啊。"

常玮平也不是没有挑战过。2020年6月的一天，他把手机关机，扔在一旁，和朋友开车到了与凤翔相邻的千阳县郊区。后来国保来电询问他去向，他也回答得理直气壮，"在郊区，没信号。"

朋友们觉得，荒诞又苦闷的生活，在常玮平的讲述下，总是多了一丝嬉笑讽刺，总能让人苦中作乐，笑中带泪。

对更大的不公不义，他还是无法无视。视频里，他谈自己对香港沦落的悲哀，为维权律师王全璋出狱后仍被软禁感到无奈，担心独立记者江雪因为发表疫情纪念文章被约谈，害怕记录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被重判。每件不公之事都会影响他的心情，让他处于一种"不知道谁明天进去"的状态。

离开中国吧。不止一个朋友规劝他。妻子陈紫娟也提议过，作为青年科学家，她有不少出国深造和工作的机会。常玮平也不止一次地回答，出去多没意思啊。留在这里，说不准还能运用法律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呢，虽然不知道能做多少。说完又如平常一样自嘲，"也许底层老百姓不觉得自己苦呢！"

他很清楚，受制于自己的理念和性格，他无法放下脚下这片土地，他也笑自己真的哪天领悟的话，"可能已经too late"。

2021年3月底，陈紫娟与律师到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控诉常玮平在此前的监视居住中遭遇的酷刑。图：常玮平家属提供。

后记：陈紫娟的"破罐破摔"

太迟了，陈紫娟很清楚。她担心的是，再次被捕，常玮平会不会又被酷刑，被喂药，万一被虐待到精神失常，或者落下残疾，该怎么办。眼泪总是抢在话语前流出来。

她不再只醉心科研工作，丈夫的再次被捕让她正视这个新标签------为丈夫喊冤维权的女人。

她一边工作，学习考证，一边照顾小孩，一边去各部门控告。这样的日子让她想起2010年左右的常玮平，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法律，一边追各种名家大流，完成公民思想的启蒙。

她感觉自己也逐渐被启蒙了，帮常玮平上诉，写文章声援，要求信息公开，虽然处处受挫，但似乎也越战越勇，"都没时间来伤心绝望，有太多司法机关要去告。"

陈紫娟听过709妻子的故事，知道她们曾被逼迁、被跟踪、被软禁，甚至被打被抓，但她无法放下，"作为人，我无法忍受自己的亲人被如此不公对待，被如此折磨。"

还没开始声援常玮平的时候，陕西省和宝鸡市公安局的人就9次到深圳她的家中和工作单位约谈她，先是安抚让她"相信国家"，后是威胁"将失去工作"。陈紫娟一开始也惊慌失措，听着国保的规劝，却发现，他们的逻辑和作为无法说服她。她开始了"反骚扰"。

宝鸡市高新分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向贤宏主办常玮平的案子，表示会依法办事，给过陈紫娟他的手机号码和办公室电话，希望建立良好沟通关系。陈紫娟一有空就给他发信息：常玮平的身体和精神怎么样？贵局对常玮平实施酷刑的办案人员查不查？他做的案子怎么危害国家了？为什么把常玮平爸爸和二姐夫都监视居住了？为什么不回应？

问题太多太频繁，向贤宏要么以"开会"为由躲避，要么不回答，还一度把陈紫娟拉入黑名单。陈紫娟电话打到公安局投诉：你们之前说要建立良好顺畅的沟通关系，但是你们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怎么建立关系？向贤宏只好继续听她持续不断的质问。

"他们哄不了我，也吓不了我，如果我真的被失业了，那就专职给常玮平维权呗。"陈紫娟说，破罐破摔或许还可以摔出些声响。

她时常做梦，梦里的常玮平偶尔笑嘻嘻告诉她"回来了"，更多的时候是在那坐着，不说话，也不看她。等她走近，才发现他坐在老虎凳上，旁边站着几个警察。

陈紫娟开始一个个地看常玮平的视频日记，缓解思念之情外，她有更重要的目标，要找到参与酷刑的警察的名字，一一去起诉。

2021年3月底去陕西维权时，她特意到常玮平被酷刑的宝钛宾馆住了一晚，近距离感受恐惧。住进宾馆的时候，陈紫娟满眼泪水，"谁能想到，朗朗乾坤，人流不息的市区里，他就被关在这不见窗户、四周都是软包的地下室房间十天？"

恐惧的情绪让人崩溃，她当晚不敢关灯，整夜半睡半醒，她不知道丈夫当时是如何熬过这不见天日、分分秒秒都存在的恐惧？也不知道他第二次被抓捕又可能承受怎样的酷刑。

但她越发相信丈夫常玮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良知、热爱和自己的专业，连这样的人都不见容于这个国家，那肯定是国家错了。

按受访者要求，冷林、小茗为化名。

内容简介

本书探索了新一代数字技术给身份、管理、信任和社会组织等基本根基带来的全新构想。本书收录的十五篇文章勾画出了这些基础根基的崭新未来：开放的网络标准与数据共享，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形成的社会，可信赖的数字货币的世界，以及像火人节那样自发的、有表现力的社区。书中收录文章的作者包括M.I.T.人类动力学研究室的艾利克斯·“桑迪”·本特兰、FCC前主席里德•E.亨特、长期担任IBM策略师的欧文·乌拉道斯基-伯杰、货币体系专家贝尔纳特·列特尔、记者乔纳森·莱贾德，以及H-Farm创始人之一的毛利济奥·罗西。

本书的这些文章反映了ID3（The Institute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y Data-Driven Design，数据驱动设计体制创新研究所）的观点。ID3是一个成立于波士顿的非盈利机构，与M.I.T.媒体研究室进行合作研究。该机构由约翰·H.克利平格博士和M.I.T.教授艾利克斯·“桑迪”·本特兰共同创建。ID3开发了一个新的开源平台“Open Mustard SEED”（OMS），该平台的用户能够真正地掌控自己的身份信息和个人数据，以及设计属于自己的货币和机构的方法。人们能够以安全、透明和负责的方式收集和分享个人信息，使得可靠的、值得信赖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能够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

约翰·H.克利平格博士：ID3的创建人和执行主席，M.I.T媒体实验室人类动力学小组研究科学家。他是一位连续创业家，一位技术革新者，以及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法律研究室联合主任。著有《一群“一”：个体身份的未来》（2007）和《商业生物学》（1998）。大卫·博利耶：ID3的编辑，作家、博主和独立学者、活动家。公共对策小组的创始人之一。著有十二本著作，最新作品是《像普通人一样思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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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Coindesk 报道，萨尔瓦多共和国立法议会投票通过总统提出的使比特币成为法定货币的法案，距离正式批准还需进行一项投票。该法案规定包括商品可以以比特币定价、可以用比特币缴税、比特币交易不会面临资本利得税等。该法案还指出，萨尔瓦多 70% 的人口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并表示联邦政府将「促进必要的培训和机制」，以允许人们使用加密货币。此外，该法案称，政府还将在萨尔瓦多开发银行建立一个信托基金，以实现「比特币对美元的即时兑换」。

据 u.today 报道，在 Twitter 上「Space」内举行的音频对话中，萨尔瓦多总统 Nayib Bukele 表示，萨尔瓦多将为投资 3 个比特币的移民授予永久居留权。同时，政府将为公民推出一个比特币钱包，并运行一个持有 1.5 亿美元比特币的信托基金以抵消比特币波动性从而确保商家不必承担风险。Nayib Bukele 还表示此举并非去美元化，而是让二者都成为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此外，Nayib Bukele 称将于本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对话。

让比特币成法定货币，萨尔瓦多的赛博朋克梦能实现吗？

萨尔瓦多，这个坐落在中美洲北部的沿海小国，国土有 2 万多平方千米，面积相当于 1.2 个北京，总人口约 670 万，大约为北京市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

作为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中低等收入国家」，萨尔瓦多曾经历长达 12 年的战争内乱，以贫穷和黑帮暴力闻名于世，7 个月有 3400 多起谋杀案，堪称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在经济上，萨尔瓦多并没有发行本国的独立主权货币，一直以美元进行结算，而美元发行、调控全都由美国决定，萨尔瓦多只能顺从地依附，真正的独立无从谈起。

如今，这个弹丸小国随着新总统的惊人言论，登上全球头条，获得加密行业的密切关注。

新闻播出后，有萨尔瓦多网友在 reddit 上发表了对新总统的赞赏之情，ID 名为 RussianRadium 的网友发文称，这位与时俱进的总统为萨尔多瓦带来了改变，重新定义了该国的国际形象。

通过这位网友的描述，我们或许可以窥见这个国家的现状：

萨尔瓦多总统 Nayib Bukele 今年 39 岁，他的组织主要由年轻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厌倦了过去 30 年来使萨尔瓦多贫穷和不发达的腐败体制。在上任初期就解雇了总检察长 (他一直在保护其他腐败政客) 和其他 5 名腐败的地方法官。上任短短一个月内，萨尔瓦多国会批准了新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融资计划，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确保过去收买政客的掠夺性商业精英们受到约束。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预计将很快获得国会批准，包括修一条高速铁路和一个新的国际机场。

目前，萨尔瓦多正在建设的最大项目之一是「冲浪城市」（SurfCity），主要沿着萨尔瓦多海岸线修建道路、电力和通信基础设施，来帮助中小型企业。正出于这个原因，国际冲浪协会（ISA）决定举办世界冲浪运动会（World Surfing Games），胜利者可以获得代表萨尔瓦多参加 2021 年东京奥运会的资格**。目前，比特币已经被萨尔瓦多的小企业广泛使用，特别是在 El Zonte，一个萨尔瓦多东南部广受国际游客欢迎的海滩小城。**

我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萨尔瓦多是一个灾难之地，我们过去确实是。然而，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萨尔瓦多不再是世界上最暴力的 10 个国家之一 (这里的谋杀案曾经每天有 12-15 起，自 Bukele 执政以来已经下降到每天近 3-4 起)，我们的经济也有望稳步增长。

......

使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对萨尔瓦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新闻。我向你们保证，国会将通过这项法案。我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日期，但经济委员会可能会在本周收到关于比特币的所有论文，并加以研究讨论。

火币、币安、OKEx 等关键词被微博屏蔽

链闻消息，火币、Huobi、币安、Binance、欧易、OKEx 等关键词被微博屏蔽。搜索页面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另外，关键词火币、Huobi、欧易被百度屏蔽，币安、Binance、OKEx 在百度搜索时仅显示部分搜索结果。

https://ethfans.org/posts/genesis-files-if-bitcoin-had-first-draft-wei-dais-b-money-was-it

所有的密码朋克都重视隐私权，可以说，这是这个 1990 年代靠电子邮件列表而形成的密码学家、学者、开发者和活动人士团体共同的精神图腾。但即使在这个团体中，也很少有人像 Wei Dai 那样在生活中也贯彻到底。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曾形容他是一位 "深居简出的计算机工程师"，关于此人的个人信息，我们所知甚少。但这个人在二十年前，构想出了一种与比特币非常相似的电子货币系统。

个人信息缺失，但我们可靠 Wei Dai 的工作和他所传播的思想来了解他。他首先是一位天才的密码学家，创造了 Crypto++（一个密码学算法的 C++ 语言代码库）并至今仍在维护它；他（时至今日）还活跃在 LessWrong 这样的科普论坛上，常常对人工智能、伦理学、认识论等话题发表看法。他的洞见使他获得了著名 AI 研究者 Eliezer Yudkowsky 的赞誉，并多次受邀到后者的机器智能研究所（MIRI，曾用名 "奇点研究所"）发表演讲。

Dai 对哲学和政治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 1990 年代，他还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系的本科学生时，他就读过 Timothy May 的作品。后者是密码朋克运动的元老之一。Dai 也受到 May 所作的 "密码学无政府主义" 的启发：这种围绕密码朋克的全新意识形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密码学和软件可以比所有的治理系统做得更好，提供更多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保障。

"我痴迷于 Tim May 的主张"，Dai 在 1998 年写道，"不同于传统上抱持 '无统治' 观念的社区，在密码学-无政府主义中，治理系统不是暂时被打破了，而是被永远禁止了，其必要性也彻底消失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暴力威胁不再有用，因为暴力根本不可能发生；暴力之所以无法发生，因为其成员的真名和真实位置永远不会暴露。"

到了 1990 年代中期，Dai 参与了密码朋克邮件组中的多个主题讨论，比如 "电子声誉系统"、博弈论以及电子货币系统中的匿名性。也许更重要的是，Dai 也提出了多个想法，来推进密码朋克的事业，包括" 可信任的时间戳服务"，一种加密的 TCP 协议通道、一种安全的文件共享系统，等等。他因此被称赞为密码朋克社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 饶是如此，在当时也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Timothy May 最近说，那时大家甚至不知道 TA 是男是女）。

但给 Dai 带来最大名声的还是他在 1998 年 11 月偶然提出的一个想法（那时候他才刚大学毕业不久！）。"高效的协作需要一种交换媒介（即货币）以及强制执行合约的办法"，Dai 解释道。"本文提出的协议为无法跟踪的准匿名实体提供了一种交换媒介和一种强制执行合约的办法，因此能让他们的协作更加高效 ...... 我希望它能增强密码学无政府主义在现实和理论中的可行性"。

他把这份提议命名为 "b-money"。

B-Money

一般的数字货币系统都是用一个集中式的账本来跟踪各账户的余额。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到 VISA 和其它支付服务提供商，都有一套集中管控的数据库，来跟踪各账户的余额变化。

在 Dai 和其他密码学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这个方案的问题在于，它最终让政府可以用管制来控制货币的流动，而用户则通常要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Dai 后来这么说："我发明 b-money 的动机就是推动纯粹自愿的互联网经济 ...... 不会出现暴力威胁下的征税和管制"。

所以，Dai 想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实际上，是两种方案。

在第一个方案里，不是由某个权威实体来控制账本，而是每个参与者都维护着同一账本的一个单独的备份。每当有一笔交易发生时，每个人都各自更新自己的账本记录。此外，这份账本的账户名都是公钥 ------ 不是真实姓名。这种去中心化的方法可以防止某个实体审查交易，同时为所有用户带来隐私性。

举个例子。假设 Alice 和 Bob 都是 b-money 的用户。他们各自的公钥分别是 "A" 和 "B"，这也意味着他们各自都掌握有对应的、独一无二的私钥。而且，根据所有用户维护的账本记录，这两把公钥都有一些 b-money 余额。假设这两把私钥都拥有 3 个单位。

如果 Bob 想要从 Alice 手上收取 2 单位的 b-money（因为他正跟她做生意，要卖给她一些东西），他就把自己的公钥公开给 Alice。假设 Alice 决定要买了，她就按如下格式，发送一笔交易："从 A 账户发往 B 账户，2 b-mony"。然后，她用 A 所对应的私钥给这条消息签名。这条消息以及对应的密码学前面就会发送给所有的 b-money 用户。

这条签名消息向所有的 b-money 用户证明了，A 账户的真实所有人要发送 2 b-mony 给 B 账户。因此，每个人都更新自己的账本记录，将 A 的余额改为 1，B 的余额改为 5 ------ 无需知道账户控制者的真实身份。

如果这个方案听起来很耳熟，那你没理解错：10 年后，中本聪设计比特币的时候，大体上也就是这样的。

B-Money，版本 2

但是，Dai 认为自己的第一版 b-money 方案是不实际的，"因为它过于依赖同步且抗干扰的匿名通信通道"。

换句话来说，第一版的 b-money 没法解决 "多重支付" 问题。Alice 可以同时发送 2 b-money 给 Bob 的 B 账户和 Carol 的 C 账户。Bob 和 Carol 都会给 Alice 发货 ------ 到后来才会发现，网络中有一半人不承认 B 账户（C 账户）的新余额。

这也是为什么 Dai 提出了第二版的 b-money，就在同一份提议中。

在这个版本中，不是每个人都维护着账本。相反，系统将由两类用户组成：普通用户和 "服务器"。只有服务器才会通过一个 Usenet 类型的广播网络相互连接，b-moeny 的账本也由他们来维护。要验证交易处理的情形，普通用户 ------ 比如 Bob 和 Carol ------ 需要随机抽取一小部分的服务器来验证。（若是发生了冲突，Bob 和 Carol 可以合理地拒绝来自 Alice 的请求，拒绝发货）。

提案中没有详细说明的一部分是，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服务器"，但是 "每个服务器都要先存入一定数量的货币，到特定的账户中，用作被证实的不当行为的奖励和惩罚"。

"每个参与者都要验证自己的账户余额是正确的，而且账户余额的总和不大于创造出来的货币单位总和"，Dai 这么设想，"这样做能防止服务器轻而易举地永久增加货币供应量，即使他们集体串通也不行"。

如果这听起来也有点耳熟，那你的感觉也没错：Dai 的第二种 b-money 构想，大体相似于今天所谓的 "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 系统。

此外，Dai 还在自己的提案中增加了一个初步的智能合约解决方案。这些智能合约在类型上非常相似于一个权益证明系统和仲裁系统的混合，通过合约来交易的双方和仲裁员都要把钱存到一个特殊的账户中。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合约并没有安排一个纠纷解决系统：相反，在争议的情形中，不同的用户（或服务器）可能会各自改变自己账本上的记录，实际上，这就是让网络账本的状态脱离共识。（按照假设，潜在的惩罚会使这么做无利可图。）

货币政策

但是，b-money 跟比特币差别最大的地方可能就是 Dai 提议的货币政策了。

比特币的货币政策是非常直接的。要让货币进入流通（发行货币），每个区块都会发行一些新币；一开始每个区块发行 50 个新币，但这个数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降低，当前已降到了 12.5 个（译者注：原文撰写于 2018 年；在 2020 年，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了 6.25 个）。一百多年以后，比特币将基本发行完成，总量会稍低于 2100 万（bitcoin）。这套政策是否理想可以争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迄今为止，它还不能产生稳定的币值。

相反，币值稳定显然是 Dai 愿景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点，b-money 的价值将锚定（理论上的）一篮子商品的价值。举个例子，100 b-money 会刚好能购买一定数量的某几种商品。这就给了 b-money 一个稳定的价值，至少相对于这一篮子商品而言：同样的 100 b-money 总是能买到同样数量的这几种商品，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

要发行新币，用户需要确定一篮子商品和一个计算问题解答（也就是 "工作量证明"）的相对成本。举个例子：假如在某个时间，一篮子商品价值 80 美元，那必须提供平均耗费 80 美元来生产的工作量证明（才能发行新币）。假如 10 年以后，同样的一篮子商品价值 120 美元，那同样的 100 单位 b-money 就必须提供耗费 120 美元才能生产的工作量证明才能发行。

使用这一指标，第一个产生了有效工作量证明的人将被所有用户和服务器加记 100 单位的余额。因此，没有人会有激励去生产工作量证明，除非他们确实要用到 b-money，这就限制了 "b-money 经济体" 的通货膨胀。

此外，在这份提议的一个附录中，Dai 提议，货币的创造可以通过拍卖来实现。要么所有用户（第一版协议）、要么所有服务器（第二版协议）先确定货币的理想增发量。然后，假设这个理想增发量是 500 b-money，一场拍卖将决定谁能获得这 500 单位：愿意提供最多工作量证明的人，将获得这批新增发的货币。

比特币

B-money 从来没被实现过。也没法实现。多年以后，Dai 在 LessWrong 论坛的一个帖子里承认："b-money 尚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付诸实践的设计"。而且，Dai 从未指望 b-money 能大获成功，即使它真的能实现。

"我估计，b-money 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小众的 货币/合约执行机制，服务于不想或者不能使用政府所提供服务的人"，宣布提案之后，他在密码朋克邮件组的一份邮件如是说。

确实，b-money 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或至少算没有明确。也许，更重要的是，其共识模型不是非常健壮，Dai 所提议的智能合约解决方案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来，权益证明协议也被证明引入了一些 Dai 所没有预见到的挑战；举个例子，我们不太清楚如何能客观上证实发生了一件 "恶意行为"。这还没涉及到提案中那些更微妙的问题，比如因为资金的可追溯性导致隐私缺失，以及潜在的货币发行中心化。实际上，某些问题直到今天，比特币也还是没有解决。

在提出 b-money 之后，Dai 去了 TerraSciences 和微软工作，而且可能很早就退休了，他没有留下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没有继续完善它的设计，因为在我写完 b-money 方案的时候，我已经，对密码学无政府主义有点失望了"，Dai 后来在 LessWrong 论坛这么解释。他说，"我没法想象，这样的一个系统，即使真的能实现，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关注、能被一小群硬核的密码朋克以外的人使用。"

虽然 Dai 的提议没有被遗忘：b-money 位列比特币白皮书参考文献的第一篇。但是，就像 b-money 和比特币貌合神离一样，也有可能中本聪完全没有受到 Dai 的观念的启发。Dai 自己相信，比特币的发明者是独立地想出这些办法的。

在比特币白皮书公布之前，Hashcash 的发明者 Adam Bcak 博士给中本聪介绍了 Dai 的成果，这使得 Dai 成为少数几个在比特币白皮书出版之前，中本聪有所接触的人。但 Dai 没有回复中本聪的邮件。回想起来，他很希望自己回复了。毫不意外，Dai 想质疑的正是比特币的货币增发模型。

"我认为，比特币在货币政策上已经失败了（因为这种政策会导致大幅的价格波动，使其用户不堪重负，用户想使用这种货币，要么得承担可怕的风险，要么必须采用昂贵的对冲工具）"，他在 LessWrong 论坛写道，"比特币所带来的一种影响是，因为其货币政策的缺陷和价格的波动，它没法被大规模使用；而因为它已占据了密码学货币的小众领域，不再有一种密码学货币能成长到获得大范围接受了。"

他补了一句，"这可能得部分归咎于我。因为中本聪曾写信给我，征求我对他的论文初稿的意见，而我一直没有回复他。不然，也许我能让他（或者 他们）放弃 '固定货币供给量' 的想法。"

作者注：本文完成之后，有人指出，Nick Szabo 的第一版 Bit Gold 可以追溯到 1998 年早期，甚至比 b-money 更像中本聪的发明。所以，也许把 Bit Gold 当成 "比特币的初稿"，会更为准确。

（完）

原文链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technical/genesis-files-if-bitcoin-had-first-draft-wei-dais-b-money-was-it
作者: Aaron Van Wirdum
翻译: 阿剑

本文由 Bitcoin Megazine 授权 EthFans 翻译及再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全3册，收录了阿瑟·克拉克104个璀璨夺目的经典短篇，从对科技极限的拷问、核能浩劫的警示到太空远征的畅想，饱含着他对宇宙和人类的爱。

在阿瑟·克拉克的宇宙里，文明的真义是来自外星文明的黑石板启智，是日暮一代与黎明一代时空交错间的邂逅，是来自遥远母星的一曲挽歌，是历史残迹上的一声叹息。

在阿瑟·克拉克的宇宙里，人类是浩瀚星辰中的一粒微沙，却有着熊熊燃烧的欲望，梦想飞向群星，解开命运的终极密码，贪婪而悲壮，渺小而伟大。

像克拉克一样凝视宇宙，直面人类的渺小与伟大。

作者简介

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1917—2008）

英国科幻作家，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王，与阿西莫夫、海因莱因一起并称为“20世纪科幻三巨头”。他一生创作过包括《2001：太空漫游》在内的100多部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作品总销量1亿多册，并多次获得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等科幻至高奖项。1986年，获得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终生成就奖——大师奖。

克拉克也被誉为伟大的太空预言家。人体冷冻、大脑记忆备份、全球通讯卫星、地震预防预测……他针对以上技术作出的预测都成为现实。地球静止轨道因此而被命名为“克拉克轨道”。1994年，他因提出国际通讯卫星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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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7779

本文作者帕沃尔.卢普塔克（Pavol Luptak）

Pavol Luptak是一个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愿主义者，专注于技术和社会黑客入侵。他以计算机黑客的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并获得了许多著名的IT安全认证。2007年，他成立了IT安全公司Nethemba，专注于渗透测试和白帽黑客，几年后，他联合成立了一家bug赏金公司Hacktrophy。他负责了许多公共安全项目（如破解最常用的Mifare Classic卡，黑客攻击公共交通/停车票短信，黑客攻击e-Kasa）。

作为一名黑客爱好者，他是布拉迪斯拉发的Progressbar黑客空间的共同创办者，以及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Parallel Polis（布拉格的黑客空间）的创办者，他负责组织国际加密无政府主义会议，专注于加密解放技术。

除了技术，Pavol还喜欢当代艺术。他成为捷克著名的当代艺术团体Ztohoven的成员，Ztohoven负责许多黑客行动主义的当代"媒体雕塑"项目，并和他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数字艺术公司Satori。

随着Parallel Polis的发展，Pavol决定实现他的愿景--完全退出系统。由于全球性和灵活性，他决定放弃自己的永久居留权，从银行账户转为加密货币，开始使用全球医疗和手机公司，成为一个全球公民。

文 / [捷克]帕沃尔.卢普塔克[Pavol Luptak]

译 / 郑叶颖

编 校 / 翠玉

本文根据帕沃尔.卢普塔克[Pavol Luptak]发表于第五届网络社会年会"实践智慧之网"主题四"加密主义"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本文标题原文为"Impact of Crypto-anarchy and Sharing Economy on Our Future"。本文作者帕沃尔.卢普塔克为加密无政府主义者，Nethemba创始人，Hacktrophy联合创始人。

**摘要：**本次讲座介绍了密码学无政府主义和共享经济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影响。从现在开始，我们向何处前进，未来几年我们将向何处前进？

Abstract: The lecture describes the current as well as predicted impacts of crypto-anarchism and the shared economy on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Where have we moved from now on, and where do we head over the next few year?

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独特的演讲，叫做"加密无政府主义及共享经济对未来产生的冲击"。我是一个加密无政府主义者（cryptoanarchist），就像最早闻名的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发明比特币的中本聪（Satoshi）一样，我坚信加密技术，尤其是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ies）和去中心化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实现经济和个人的自由。

就我个人的技术背景来看，我比较像"白帽黑客（ethical hacker）"。我拥有两家有关IT安全的"白帽黑客"公司，一家叫Nethemba；另一家叫Hacktrophy，是一家漏洞赏金公司。我是位于伯拉第斯拉瓦（Bratislava）和布拉格（Prague）的黑客空间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布拉格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大会（Hackers Congress Paralení Polis）的组织者之一。我知道布拉格在中国十分有名且深受喜欢，欢迎大家来布拉格参观！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2013年以来我对加密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想象与愿景。在这次演讲中，我将我从过去所做的、已经被落实的预言开始讲起；随后，分享一些我正在被落实的预言；最后，我还会谈到那些尚未被着手实现的预言。

这些预测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改变。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向大家申明，接下来我谈及的构想与愿景部分受来自Paralelní Polis其他演讲者们的启发，比如Frank Braun和Smuggler。他们或许是德国最棒的加密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们在全欧洲都非常有影响力。当然，我不排除我部分预测的准确性只是凑巧，但总而言之，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些现象都发生得比我构想的要晚一些。比如，在2005年左右，我写下关于"优步共享汽车（Uber sharing taxi）"的概念------当然，我当时的概念并不叫"优步（Uber）"。当我把这个概念分享给我的朋友并对他们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吧！"时，他们纷纷告诉我，"这太复杂了！"。但几年之后，优步（Uber）便带着相似的商业理念出现了。

第一组已被实现的预测

ACCOMPLISHED PREDICTIONS#1

我个人是优步（Uber）和爱彼迎（Airbnb）这类在全球各地大受欢迎的"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的忠实支持者。但我预感到了这些共享经济可能引发的传统行业及从业人员（比如酒店或者出租车司机）与平台之间的矛盾。如今，在包括伯拉第斯拉瓦和布拉格在内许多城市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反优步（anti-Uber）和反爱比迎（anti-Airbnb）的游行示威活动。与此同时，我也预见到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去中心化的爱比迎------CryptoCribs（但不幸的是，这个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停滞了），同时还有类似优步但开源的软件------Libretaxi的出现。

此外，我还预料到了门罗币^1^（Monero）这样真正匿名的加密货币的出现。加密货币的核心是隐私保护。大家知道，比特币并并没有维护个人隐私，它可以在完全透明的状态下进行流通。现在也有许多机构和私人公司帮助政府机构披露比特币交易，分析（change analysis）完全可以被更改。无法保护隐私的比特币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变得更加稳定与合法，它受到高度管制。比如在我的国家捷克，人们正是在这种监管之下失去了使用加密货币的动力。

我的第三个已被实现的预感是运作自由的"去中心化电商（decentralized market）"------开放宝市（OpenBazaar）的出现。开放宝市大概是去中心化的易贝（Ebay）或亚马逊（Amazon）。在开放宝市，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加密货币提供及售卖任何东西。这里不存在单点故障问题（single point of failure），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可以被轻易关闭或监管节点。

已被实现的预测

ACCOMPLISHED PREDICTIONS

我有预感，匿名交易被禁止只是时间问题------我指的是一切匿名交易。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犯罪现象与恐怖行动通过加密交易对人们产生了威胁。在欧盟和美国，我们履行着旨在反洗钱监管的AML5指令。这条法规十分严格，无论你要进行哪种交易，每一次交易的发起者和接受者都必须进行身份验证与鉴定。同时，你也需要了解，几年前欧洲已经完全禁止使用预付卡，我指的是匿名预付卡。如果你想要申请任何借记卡，比如维萨卡（Visa）或万事达卡（Master）。你必须提供个人信息，比如护照或身份证。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许多全球交易所不再接受门罗币和ZCash那样的匿名加密货币。政府当然不喜欢匿名加密货币，但它们暂时还无法控制加密货币交易。有趣的是，像门罗币那样真正的匿名加密货币对境外金融市场其实有着很大的好处，因此，很多想要减轻赋税的公司正转向使用加密货币，试图躲避传统境外贸易许可中严苛的规范------这些法规甚至适用于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巴拿马（Panama）等区域沿岸的境外基础设施。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别幻想通过比特币（Bitcoin）获得隐私保障！当下，大多数加密交易都在使用更改分析之类的服务，这些服务通常用于检测"黑钱"或幕后交易等非法活动。所以，即便是比特币也无力对抗审查------虽然很多人正在或曾经认为比特币可以保障隐私。举个例子，在Blockseer's Pool^2^，比特币矿机们所进行的挖矿交易并不包括那些"黑色交易"，例如与黑名单。但我认为，在在未来，黑市很有可能会拥抱真正的匿名加密货币，比如门罗币或 ZCash------门罗币更有可能一些。

许多年前，我还预感到一个全面去中心化的法律体系将会崛起。相应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开源且去中心化的法庭Kleros正在运行。当然，它只是一个典型案例。Kleros 使用谢林币（Schelling Point）作为真相激励令牌进行沟通，这让我们能够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解决很多法律冲突问题。

加密市场将会移动化是我多年前的另一个构想，它会使加密市场适用于更多人。如今，移动化加密市场已经成为现实，具体案例包括在 IOS 或安卓（Android）系统上都可以运转的软件Haven。它让人们能够易于获得去中心化的开放宝市。然而不幸的是，据我所知，这家公司已经因为没钱继续经营而停滞发展了。

正被逐步实现的预测

PARTIALLY ACCOMPLISHED PREDICTIONS（JUST HAPPENING）

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些正在发生并部分实现的预言。

分享一件糟糕的事，我认为政府将会强制要求作为企业加密行为的最后"守卫者"（mandatory government backdoors）。虽然没人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但就在几天之前，欧盟的最新计划"通过加密和反加密保障安全（security through encryption and security despite encryption）"被泄露了。这次立法计划的目的在于寻找干涉并破解加密、拦截通信的方式。虽然它还在提议的阶段，但由于欧盟正面临着恐怖袭击威胁，该提议很有可能会在明年被实施。

此外，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有令人非常讨厌的"密钥披露法律（Key Disclosure Laws）"。这意味着当你在使用像是PGP（Pretty Good Privacy）加密程序、SM国密算法这样的全面加密程序，又或者持有比特币时，要是有人指控你在一些非法活动中有犯罪嫌疑，那么根据这个法律，无论你是否做了坏事，你都有义务给政府提供密钥，拒绝提供密钥可能会使你面临监禁。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西欧国家，比如瑞典或冰岛，几乎不再使用现金。因此在这些地方，匿名现金很有可能在五年之内被禁止。

近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PREDICTIONS I EXPECT IN THE NEAR FUTURE

接下来的这些预言将会发生在离我们很近的未来------我指的是一到三年间。

首先，由于比特币门槛较高，现在仍只有少数人在使用它。这也是"比特币闪电网络"（Bitcoin lightning network）出现的原因。但闪电网络仍然仅供少数人使用，它无法被大面积推广。因此，我期待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比特币闪电网络可以适用于大多数人。现在一些其他的加密货币也支持闪电网络，比如门罗币或莱特币（Litecoin），因此，或许未来也会出现"门罗币闪电网络"。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有所心理准备------那些与加密相关的事物，尤其是加密货币和加密市场（cryptocurrencies and cryptomarkets）很可能会走向非法犯罪。目前政府尚且无法控制和监管这些市场，因此，我们很可能要面对在加密领域日益增长的犯罪现象。

五年内可能会发生的事

PREDICTIONS IN 5 YEARS

再来看看我对于接下来五年的预测。

第一个预测和"匿名去中心化众筹揭秘（Anonymous decentralized crowdfunded whistleblowing）"有关。想象一下，像斯诺登（Snowden）那样的揭秘吹哨者完全可以被匿名众筹！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技术上实现它。其实要实现它非常容易。人们可以打赌某份重要文件会在什么时间泄漏出去。即使我们知道应该核实这份文件是否有效、是真是假，但如果类似的事在未来发生，我们可以想象，政府机密机构将面临全面解体。原因在于"匿名去中心化众筹吹哨"给政府机密机构的工作人员创造了赚取加密货币（比如门罗币）的基本激励机制。因此，一些机密便会泄漏出去。

打个比方，无论你是世界上哪个地方政府机密机构的雇员，你都可以用你能够获得并打算泄露出去的机密打赌。作为机密接触者，你当然知道自己打的赌是正确的，当你准备把这个机密泄露出去时，你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加密货币作为打赌的奖赏。对于政府而言，他们很难在这种"匿名去中心众筹吹哨"机制下保全自我。

我的另一个五年预测是"完美贪污"（perfect corruption）。匿名加密货币和预测市场能够帮助人们实现某种被称作"匿名完美贪污"的行为。打个比方，你想要少交税吗？如果你想要交更少的税，只要回到使用加密货币的预测市场，而其他地方的税收在两年之内不会改变，甚至变得更高。如果你有很多钱并且是个有权势的政治家，你甚至有能力改变市场。你只需要查看一下预测市场就会知道，只要你下赌注在相反的一方，你就可以赢得很多的钱。而获得这些加密货币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完全匿名的方式赢钱。关于这个话题我写了一篇叫做《集体主义的民主：如何通过匿名预测市场实现完美贪污》的文章。虽然这是一个理论设想，但我作为一个计算机研究者可以告诉大家，实现匿名预测市场在技术上非常容易。我们现在甚至就有一些用于"完美贪污"的去中心化预测市场。因此，未来可能出现的"完美贪污"现象。政客可以因此获得不可追踪的匿名加密货币作为贿赂，并且这种行为无法被监管与揭露。

我的第三个五年预测是"反政府保险"（anti-government insurance）的可用性。我们刚刚提到了匿名预测市场，也会有与之对应的反政府监管的保险服务。举个例子，在很多国家，使用加密方式购买毒品、躲避监管或使用现金避税都会遭到处罚。对许多人而言，他们需要确保这些"看不见受害者的犯罪行为"（victimless crimes）不会发生。在技术搭建上实施匿名保险是可能的，比如你可以每周或每个月向某个人购买、订阅某样东西的许可证。如果需要处理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躲避监管或使用现金避税，你只需要发送能够证明你确实有这些难题的证明，就可以购买获得匿名保险，比如门罗币或者其他加密货币。

另外，我认为许多运营匿名洋葱头（Tor）出口节点或开放宝市节点的人将会遭受严酷罪罚。这是因为刚刚提到运营节点的人使一切在技术上都变得可行。同时，去中心化的网络方案也会慢慢增多------澳大利亚的 funk Feuer和Serval Mesh就是典例。只要有wifi 他们便可以完全去中心化运行。

十年内可能发生的事

PREDICTIONS IN 10 YEARS

我的下一个预测时十年之后，我们将可以使用"没有约束的优步"（Uber for everything）。什么是"没有约束的优步"？我们可能会拥有通用的共享移动应用程序，有了这个应用程序之后，通过完全匿名的方式给任何人提供任何服务将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税收。刚才的内容听起来似乎有些乌托邦，但加密无政府主义者知道这一切在技术上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仅可以搭建并使用去中心化市场和加密交易所，我们也可以使去中心化匿名加密货币之类的事物成为可能。因此，我期待着此类通用共享移动应用在未来出现。

当然，去中心化的技术也有可能会被大面积滥用。比如匿名众包的无人机袭击事件可能会在未来发生，这将会导致很多无辜者丧命。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去中心化加密无政府主义理想国的内容，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无政府主义者保罗-罗森伯格（Paul Rosenberg）的书《一个旅人的居所》（A Lodging of Wayfaring Man）通过这本书可以很快了解加密无政府主义。

我的第二个十年预测。当你想要创建一个公司时，你可以创立中国公司、美国公司等等在某个国家内部的公司。然而在未来，国家政府可能会失去他们对企业的营业执照垄断权，就像他们正在失去对于货币印发的垄断权一样。正是因为现在有诸如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我们可以预测，在十年内，政府由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不断出现而失去对企业的营业执照垄断的情况完全可能会发生------这意味着我们将有机会建立全面去中心化的全球化公司。在这里，股东之间的关系有望北环和。毕竟，除了这些所有者们，没有人会同意股东们可以任意更改公司的内部规范。人们可以用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的个人合约替代过去权利失衡的股东员工关系。

另外，在未来，政府很可能会剧烈改变现有税收模式。我认为虚拟及互联网服务将不再被征税，但同时，实体产业将面临着更高的税收。因此，如财产税（property tax）在未来极有可能上升，并且许多国家很有可能将税收转向人头税（head tax）。那么人头税是什么意思呢？人头税最早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明。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脑袋，而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与公共事业交税，因此被称作人头税。

此外，人们在未来还可能开始向提倡自由市场、无政府主张的"海上家园"（seasteading islands）等国家移民。而洋葱头或开放宝市的去中心化节点可能将被设立在远离地面的空中某处------即使这听起来有些乌托邦。

当我看到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停地印发新钱时，我觉得，也许不用十年，而是在这一两年间，我们就将看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发生。因为当一个社会的服务与商品产出维持原样，而中央银行却在不停印发新的货币时，货币将极大地失去它原有的价值。因此我预测在十年内，由于世界上的各类实体钱正在不断贬值，我们的金融系统将会崩溃。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种"自由银行"，它意味着任何人可以建立自己的银行或货币。人们只需要说服别人来使用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就可以实现"自由银行"的运转。

我还认为，在未来，人们在移民到自由的"海上家园"国度之后，很可能仍会被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所统治。并且在未来，现实世界和加密无政府主义世界会更加两极分化、互相分离。我会将加密无政府的世界称做"第二现实"（the second realm）或"暂时自主的领地"（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s） 。大部分人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物理世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试着进入更加自由的加密无政府的世界。

未来十五年内可能发生的事

PREDICTIONS IN 15 YEARS

我的最后一个分享是"十五年预测"。这个想象尤其适用于拥有类似社会体制的欧洲国家，因为欧洲国家的社会体制基本上类似于一个国会游戏，可以说是一场无意识的国会游戏。我认为，在在十五年内，我们这些国家将逐渐走向老龄化。而丧失能够改进社会体制的活力年轻人将导致我们现有的社会系统走向崩溃。然而我们或许可以预见一种"虚拟国家"（virtual states），比如比特国(Bitnation)。虽然他们无法在传统的国家政府体制下合法化，但这些"虚拟国家"很可能取代现有的国家政府。他们将开始提供诸如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因此我认为，十五年后我们的社会将发生极大的改变。以上就是我想与大家分享的预测与想象。接下来我会总结一下这些可能会在未来发生的事。

总结：未来可能发生的事

FUNDAMENTAL EVENTS IN OUR FUTURE

首先，政府将无法关闭去中心化加密市场（比如开放宝市）或交易市场，匿名加密货币给予地球上每个人，想象一种新的经济自由的可能性。另外，去中心化的匿名保险将与政府对立出现，尤其是当我们谈及"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行为"时。还有，导致"完美贪污"的匿名预测市场也很有可能在未来出现，因此我们需要为"完美贪污"的现象做好准备，并试图改变我们既有的社会形态。

我们还应该知道，加密市场和去中心化组织在管理电商上比政府更加有效，不管是非法产品还是合法商品与服务。自由市场比政府管理市场更加很有效且价格更低，我想这点你们在中国比欧洲更能理解。在欧洲，经济事务受到政府的全面管理。因此，由于这些夸张的管制和税收，欧洲在经济上毫无竞争力，特别是相对于中国而言。因此如果欧洲国家不做出改变，将会在接下来几年内面临危机。所以，人们会转向加密市场，不是因为隐私保护与自由------毕竟大多数人更本不在意这些，而是因为加密市场的一切都因为不受政府管控而价格更低。因此政府法规的缺席使大多数人因为经济原因抛弃传统市场而转向加密市场消费。

有一个很好的类比，美国奴隶制之所以被废除，并非因为人们认为奴隶制很糟糕、我们要更加人性地对待奴隶，而只是因为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原因就在于，自由人比不自由的奴隶生产力更高。因此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很多人将会因为效率与价格优势转向加密市场。

坏消息是，威权政府在20年内仍会统治着这个世界，并且更加极权，因此将会出现许多杀鸡儆猴的诉讼案件。我预测将会有很多无辜的人将会遭受惩罚。你肯定听说过暗网"丝路"市场（Silk Road market）的创始人Ross Ulbricht，在美国被判处了双重无期徒刑。因此我猜测未来将会有许多卷入加密市场的无辜者也会同样遭受惩罚。

好消息是，现在的威权系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由于所有共享经济都在试图逃脱政府的管控，因此政府无法很好地解决或调和，比如优步和爱比迎。然而即便政府不那么喜欢共享经济，大多数民众却偏好。尤其是在欧洲，人们非常喜欢去中心化的共享经济。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战争和毒品，尽管人们不喜欢它们，却始终没有被解决。因此如果战争和毒品仍在继续，将会有很多无辜的人不断地死去。而且，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政府无法关闭或毁灭加密市场，因此人们仍旧会使用它。

而正因为我刚刚所提到的所有问题在自由的社会里将不会存在，所以我们未来的社会应该朝着后者发展。

加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更强大的免疫系统

CRYPTOANARCHY/ ANARCHO-CAPITALISM IS LESS VULNERABLE/ MORE IMMUNE SYSTEM

"加密无政府主义"，或者所谓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拥有更加强大的免疫系统。因为战争和毒品在技术上不可能获胜，加密市场也无法被禁止。我们应该意识到，政客在这场战争中不会获胜，因为他们必须适应于我们拥有加密货币这件事------我们的加密货币无法被任何人所阻止。即使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许多无辜的人将会因此而牺牲。

因此，什么是我们个人可以做的呢？首先你需要意识到，个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因此无论哪一个政府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伤害个人。并且我们需要知道，在现实世界保护自己的隐私十分困难：现实世界，到处都是监控摄像；个人很容易妥协，因此这很成问题。同时你应该知道，政府可以使用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使你妥协，比如政府可以使用"零日攻击"(0-day)黑进你的手机、手提电脑、台式电脑等等一切设备。并且政府比你拥有更多资金，而你没有那么多预算，因此他们可以依靠经济力量捣毁你。因此我的个人建议，即便你意识到个人很难与政府系统对抗，也不要硬着头皮一个人战斗，不要树立自己的敌人。不要树敌意味着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所在的国家体制只是暂时的，未来我们的社会将会是完全不同样貌。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全部内容。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是真实存在的！照片里这幢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三层小楼就是我们的根据地。2014年我们租下这栋楼，至今已有七年了。这里是加密无政府主义者的聚集地，我们在这里开启了世界上第一家只能用加密货币消费的咖啡馆。这意味着在这栋楼里，你可以并只能使用诸如比特币、莱特币、门罗币等加密货币。如果你想购买咖啡以及其他任何商品，我们只接收加密货币。非常欢迎大家来捷克游玩时拜访我们！

感谢大家的聆听！

内容简介

莫路波在13歲那年輟學。但他不打算跟著他的表哥到東莞，而是隻身一人，坐了30小時的火車來到寧波。1993年的夏天，他才一出火車站，就被三個流氓痛毆一頓，搶走身上所有的財物。一輩子第一次坐火車出門的他，舉目無親，不知該如何是好……

莫梅荃唸書到15歲，是村子裡教育程度最高的孩子之一，但她在家鄉找不到工作，農地又太小，於是來到東莞的電子工廠打工，賺一小時一塊人民幣的工資。儘管生活辛苦，她相信要離開村子人生才有希望……

莫姓家族全都來自貴州南方的炳花村。布依族的他們雖然是少數民族，但是像他們這樣因為貧窮而必須遠赴沿海大城市找工作的中國人，占人口總數的一半，高達近六億。他們在家鄉是農民，到了城市裡做工人。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始，「農民工」龐大的人數與其廉價勞力，就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動力，賺進了無數的外匯，賦予中南海領導人在世界舞台上耀武揚威的底氣。

• 一個中國，兩種身分：農民工雖然對中國經濟無比重要，中國特有的「戶口制度」卻待他們如二等公民，規定農民無法享有城市居民的醫療、社會福利與教育權利。他們子女無法就讀公立學校、生病不能就醫，甚至要忍受警察的隨時盤查，被打入「黑牢」勒索賄賂更時有所聞。

• 國家裡的異鄉人，犧牲自己成就中國經濟奇蹟：農民工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只得忍氣吞聲接受待遇極差的工作。名義上，共產黨信奉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們踐踏工人福利、嚴禁勞工運動與組織。工廠靠這群廉價勞工累積巨大利益，但平均而言，鄉村人口的薪水只有城市居民的1/3。他們的犧牲成就了中國奇蹟，但也成了貧窮問題的根源。

• 「留守兒童」占青少年人口的1/5：今天全中國有人數高達6100萬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去沿海城市打工，但他們無法在當地就讀公立學校。孩子被迫做選擇：與父母分離、回到家鄉就學；或是待在父母身邊，但是不能唸書，只能打零工賺錢，重蹈他們父母淪落底層的宿命。

• 「人口紅利」消失，「路易斯拐點」形成，發展動力難以為繼：然而，隨著中國人口的逐漸減少與老化，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隨之而來的是所謂的「路易斯拐點」，意指農民工越來越少而造成的勞動力短缺。中國應對這項挑戰如果失敗，將會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亦即低端產業已喪失競爭力，但又無法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產業。

• 既貧且弱的中國農村人口，難以支撐中國的內需市場與「中國製造2025」。在人口逐漸老化的同時，中國也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希望AI與自動化生產能彌補勞動人口減少的困難。然而，大量引進機器人是否又將搶走農村人口所剩不多的就業機會？同時，大量貧窮、低教育、低技術的農村人口也難以創造內需市場。

追蹤採訪長達20年，橫跨貴州農村、東莞工廠、秦嶺上的小學、安徽、湖北、海南島，《彭博商業周刊》資深記者為你揭露「大外宣」之外的中國！

在《低端中國》書中，作者羅谷深入廣東、貴州、湖北、安徽、海南、陝西各省，透過與當地的底層農民工建立緊密、親切的關係，做長期的追蹤報導。這位《彭博商業周刊》的資深記者指出，雖然中國今日已經雄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沿海城市享有驚人的經濟成就，但戶口制度對農民工的剝奪、城鄉發展的落差、中央計畫經濟的僵化以及官員貪腐的遺害，造成中國內陸嚴重的社會不公與發展不足，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過去，這樣的言論可能被歸類為蓄意唱衰中國的烏鴉，但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6月公開說出「中國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人民幣一千元」時，證明了羅谷長期調查的價值與意義。

作者简介

羅谷（Dexter Roberts）

羅谷是美國駐派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中國社長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或外資企業的高層執行長，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遠敏感地區，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報導議題涵蓋經濟改革、中美貿易與投資，工廠與農民工、人口與公民社會等等。他也曾遠赴蒙古、北韓、南韓，日本、印度、越南和柬埔寨等地，瞭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他近期的關注集中在中國政策，如戶口制度導致的當下社會衝突和階級差距對中國經濟發展未來的影響；中美競爭與中國崛起對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2018年他回到美國，目前擔任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Atlantic Council's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高級研究員，同時擔任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Mansfield Center）研究員，並在政治系任教。

羅谷畢業於史丹佛大學政治系，在校時學習中文兩年半。畢業後赴台灣師範大學繼續學習中文。之後回到美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主修國際事務，側重於中國研究和新聞學。

《低端中國》是他的第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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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一条消息：匿名网友 | 在线众包多媒体项目《广场犹在》

有匿名网友在线上协作工具 Padlet 上建立了"广场犹在"的项目，搜集了与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的歌曲、摄影、诗歌、新闻、纪录片、文章、信件、广播节目等不同媒介，同时也接受匿名投稿，在线上建立起了一座"六四纪念馆"。

项目地址是：https://padlet.com/cyl1543658970/dofoiedk1x59f09f（未被墙！）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1-06-04-hk-tiananmen-massacre-32-anniversary/

墙内可传播：NGOCN网站分布式网址

报道 小冲

摄影 小冲

贡献 128K, Samuel, 小糖, 莱特

6月4日晚上9点，刘姨姨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封锁线外，轻声哼唱："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她因在反修例运动时给被家里赶出来的学生送饭，被年轻人亲切地喊作"刘姨姨"。1989年，她在海南大学，这首《血染的风采》，是包围省政府时和同学们一起唱的歌。2003年，她嫁到香港，每年参加六四悼念，亲历者们挥舞蜡烛，熟悉的旋律在维园飘荡。

今年，刘姨姨伫立于维园角落的黑暗里，独自歌唱。她哽咽，歌声戛然而止，微弱的路灯照亮眼里的泪光。"今年特别难过，你看，广场里空荡荡的，什么人都没有。"她说。

傍晚的维多利亚公园内空无一人，只有警察驻守

这是《香港国安法》推行后的第一个六四。每年维园的六四烛光悼念，承载了香港人过去31年的集体回忆。但今年，警方第二次向主办方"支联会"发出反对通知书。特区政府保安局声明称，六四悼念均属非法集会，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重新开放的六四纪念馆也被迫关闭。

据多家媒体报道，约有4000警察驻守维园，警方于全港拘捕6人，先后亮蓝、黄、紫旗。蓝旗警告民众涉嫌非法集会，黄旗指集会者可能面临刑事检控，紫旗则警告民众涉嫌违反国安法。在铜锣湾，警方一度亮出橙旗（警告民众速离，否则开枪），2秒后收回。

警察举黄旗，警告民众可能被刑事检控

晚上八点，警察驱散市民，封锁维园周边，大量警察驻守现场

晚上八点，警察驱散市民，封锁维园周边，大量警察驻守现场

即使有国安法高压，且维园广场内部被封锁，但仍有上万民众来维园周边悼念。晚上8点，原定的悼念时间到来，人们一起打开手机闪光灯、高举蜡烛，烛光照亮了年轻的、或饱经风霜的面庞，寂静的维园被烛海与星光环绕。

"香港没有沉默。有这样的人心，我觉得香港没有死。"韩东方说。在他身后，银色的手机闪光灯星星点点，环绕着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这里是维园正门临街的十字路口，人群在警察大声的驱赶下慢悠悠地向外撤离。他曾是火车电工，1989年作为北京工人自治联会发言人，在天安门组织工人罢工游行。1993年被驱逐出境，来港创办中国劳工通讯组织，继续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声。

大量市民举起手机灯光，以示悼念

路旁举起烛光与手机灯光的市民

路旁举起烛光与手机灯光的市民

放置于路边的天安门母亲电子烛光

国安法未能熄灭烛火，但在近十年来香港政治的风云变化下，烛光已然渐弱。

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于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的百万大游行中成立。数十年来，天安门成为了香港老一代泛民主派守护的集体记忆，在一期一会的烛光里，重申"建设民主中国"的信仰。但随着香港本土思潮崛起，年轻人对爱国纲领缺乏认同，批评六四悼念"行礼如仪"。雨伞运动后，维园集会人数下降近30%，各大学另起炉灶纪念六四，学联退出支联会。

但国安法带来的政治高压，却让本土派与支联会重新结盟。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来，年轻的香港众志成员被捕、流亡、组织分崩离析，7所大学的学生会内阁遭校方"腰斩"，而支联会14常委中，2人在囚，6人被检控，副主席邹幸彤更于今年六四清晨被捕，后获保释。国安法广阔而模糊的红线，挤压整个泛民光谱上的新老抗争者共同的生存空间。

晚上八点半，警察进一步扩大封锁区域。一男子身穿"风雨飘摇，勿忘初心"的黑衣，带两名小男孩离开

几天前，港中大本土派学生会外务秘书袁德智表示重新悼念六四，称后国安法时代，香港民主抗争不应拘泥于派系、世代和身份认同。而支联会也在年度集会主题中呼应中港两地民运："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

六四集会成为了大家共同守护的底线。维园边，能听到"香港人，加油！"也能看到"浩气中华，英灵不息"的标语；有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也有两鬓斑白的老人。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来到维园，或悼念死难者，或反抗极权，亦或是为香港的本土抗争提升士气，但大家手里拿着相同的蜡烛，在第32年薪火相传。

一位市民手持"浩气中华、英灵不息"的标语，后于警察发生冲突

与小朋友前来参与纪念活动的市民

悼念的市民

市民举起烛光，纪念死难者

市民举起烛光，纪念死难者

高登新闻记者胡家辉，在维园门口举起1989年6月6日的《大公报》头版，印有"全国掀起抗议镇压怒潮"的标题。他称《大公报》30年来立场翻转，从支持悼念六四到批评邹幸彤"为乱港分子辩护"，反映香港的"白色恐怖"已经来临。

"我想看32年前的《大公报》和今天的大公报究竟在说什么。我怕过两个月后，谈论六四就已经是违反国安法。"胡家辉说。

"如果下一个国安法（禁止的）是公开讨论六四，那我就进国安法里了，"他说。"其实做人是做自己，在有能力的时候，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好。"

高登新闻记者胡家辉向民众展示《大公报》1989年对六四的报道

维园侧面墙上的喷的标语，"不要让64成为禁词"

65岁的王凤瑶，因在反修例运动中举着标志性的小黄伞冲在第一线，被人们尊称为"王婆婆"。今年六四，她在维园和时代广场继续撑伞，声援天安门母亲，纪念刘晓波和遇难学生。

5月30日，她独自一人来到中联办门口声援六四，因"非法集结"而被逮捕，两天后被释放。

"我没法担心自己的安全，没法担心自己的身体。那么多死在广场，死在狱中的人，我怎么能忘记？"王凤瑶说。"谁不想安度晚年啊？但是我在家待着，我心就不安。"

王婆婆在时代广场悼念六四

19岁的邓嘉欣（化名）在初中时参加雨伞运动，在高中时参与反送中，每年都参加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她和男友身穿黑衣，手持电子蜡烛，故意大摇大摆地在一群警察面前走过。

她不赞成本土派抵制六四集会。"一些香港年轻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大多因为厌恶中国政权，但现在打压香港社运的政权，不就是32年前在天安门镇压学生的政权吗？"她说。

"把坦克开上天安门，镇压学生，是人类的罪行，无论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这个罪行都不会改变，"她说。"如果你支持民主与人权，就应该支持纪念六四。"

她提到，大陆的言论审查仍然存在，因此"香港人在还能发声的时候，就应该发声。"她说，"了解历史，传播真相，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坚守和保存这份历史记忆，然后站出来告诉香港和大陆的年轻人，中国政府犯了什么罪。"

手持烛光、参与纪念活动的市民

一个女孩在维园门口阅读题为《抗争》的宣传册

36岁的陈小姐这十年来都会前来参加烛光悼念。今年六四，当她怀抱白花，徐徐走向维园大门，迎着警察把花放在栏杆上时，警察呵斥她立刻把花拿走。争执中，她拿出手机给栏杆上的白花拍了照，然后在记者簇拥下抱花离开。

"一束花都容纳不了的香港，还有言论自由吗？我只想悼念在天安门死去的年轻人，我没有违反法律，难道我连悼念的权利也没有了吗？"她说。

"六四就是我一辈子不会原谅的事。我是香港人，香港人不会忘记。"她说。

陈小姐将白花放在维园栏杆上，被警察制止

陈小姐将白花放在维园栏杆上，被警察制止

支联会筹办六四悼念集会，32年风雨无改，但无人知晓第33年该如何纪念。去年警方首次反对集会却默许民众入园悼念，然而今年已是上千警力清场封锁维园，自由空间步步坍缩。而支联会常委平均年龄超过50岁，三分之二身负刑事指控，以年轻化为目标而成立的"支青组"运营失败，学联退出，交棒下一代的历史传承前路未明。

今年六四前，邹幸彤在Facebook上发表声明，愿以个人名义遵守这份32年的约定，点起烛光。但六四当天早上7点，警方在家中将她逮捕。

"尽管打压是那么严重，大家还没有放弃，"逮捕前，她在自由亚洲电台说。

支联会每年选一次常委，选举前，候选人需要提交一份政纲。现任老一辈常委初次当选时，尚在90年代，政纲有"推动支联会五大纲领"、培养香港和大陆的"民气"、发展民主教育等等。

2020年，他们选举的纲领都用了一个词：坚持。

身穿黑衣、与小朋友前往集会现场的市民

市民黄小姐怀抱白花，于维园门口悼念六四，鞠躬默哀

市民手举今年警方反对六四集会相关报道

陈先生，六月联合成员，在维园门前举起一把吉他，吉他盒贴着标语"不要到维园点起蜡烛"

陈先生，六月联合成员，在维园门前举起一把吉他，吉他盒贴着标语"不要到维园点起蜡烛"

陈先生，六月联合成员，在维园门前举起一把吉他，吉他盒贴着标语"不要到维园点起蜡烛"

以打火机火焰代替烛光纪念死难者的市民"

使用手机拍摄在场戒备警察的与会市民

被遗留在栏杆上的电子烛光

https://new.qq.com/omn/20210530/20210530A094CC00.html

韦神，数学竞赛史上的传奇，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闪耀新星。关于韦神的传说有太多太多，小编(韩京俊)有幸与韦神相识十余年，现献上教主小传一篇，以飨读者。

壹 韦神出世

时间回拨到08年数学奧林匹克国家集训队，地点：江苏省苏州市木渎中学。韦神在高一时就以集训队第三名的好成绩入选了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那是小编第一次有幸目睹韦神的风采。韦神的举手投足和自带的大神气场，都给小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鉴于时隔12载春秋还能准确无误的回忆起初遇的时间与地点，小编觉得有必要给自己奖励鸡腿一只。那时韦神并不认识小编，这符合大佬和无名小辈之间相识的一般规律，另可参见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张寿武感动他的"上帝"法尔廷斯的故事。

韦神与竞赛界其他高手的与众不同点在于，**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在此之前是个不出世的天才，许多解题方法都是自创的，往往比标准解答更简洁，被誉为"韦方法"。**一些出自他手的神奇证明，让人有天外飞仙之感，这或许也是数学的魅力所在。整个国家集训队教练组无人不惊叹于韦神的数学天賦，冷岗松教授曾用"力拔山兮气盖世"来形容韦神解题宛如战场上勇冠三军的英雄。

08年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难度最大的是压轴的平面几何题，而韦神的方法居然是纯代数的，解答长达4页。据传当年的国家队副领队用时三小时才解韦神的证明，他的读后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韦神也不负众望获得了08年IMO的满分金牌，那年全世界仅三个满分，韦神一出世即站上了世界之巅。

△韦东奕（后排左起第二）

一年后的韦神，以完全体出战，**囊获了他参加的所有比赛的满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CMO)，国家集训队测试IMO。**他是国家集训队测试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满分，也是09年IMO全世界仅有的两个满分之一。

△韦东奕（前排右起第二）

据传那年的IMO，韦神还小小的击败了"特仑苏陶大神"一一陶哲轩。那是第五十届IMO，作为数学竞赛史上传奇的陶哲轩受邀出席09年IMO最难的依旧是压轴第六题，作为解题高手，在考场之外，陶神也想一显身手，据悉陶神与韦神解决第六题的时间比是7:1(陶神耗时7小时)。

高中竞赛已无挑战，达成通关成就后，韦神渐渐隐退于数学竞赛界，江湖上只留下韦神的传说------一项项无人可超越的记录与他的收山之作------"韦东奕不等式"供后人膜拜仰望。韦东奕不等式是韦神"玩" Jacobi 椭圆函数后得到的副产品，那一年韦神高二。

贰 再续神话

北京大学内有"四大疯人院"之说。所谓的疯人院指是集结天才、怪才的院系，数院则名列"四大疯人院"之首，而韦神无疑是"疯人院"的首席扫地僧，韦神入读大学后，逐渐从竞赛界的传说成为了数院乃至北大的传说。

据说大一刚开学不久，有一次习题课由韦神讲课，

"台下全部自习，因为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后来老师问曰，大家都应该听懂了吧？

数院学生答，

老师您还是再讲一遍吧。

老师微微一笑，

不行，

我也没听懂。。。"

(摘自网红文章"北大数院的神牛们")

另据说有一学期，

韦神担任某门课的助教，

老师笑着向同学们介绍韦神

"这是你们这学期的助教，

如果你们有不会的习题可以问我，

如果我不会可以问助教，

如果连助教都不会那估计就是题目错了。"

小编曾有幸向韦神请教苦思良久而不得要领的数学问题，见证过韦神不用草稿纸，直接"秒杀"的神迹，有时韦神的三言两语就够小编花费数个晚上领悟。

在外界看来，韦神本科期间最大的成就无疑是大三暑假一举囊获了，丘成桐大学数学竞赛"分析、几何、概率、应用"四项金奖及个人全能金奖，添上大二时获得的代数金奖，韦神成为了"丘赛"史上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大满贯选手。据说某单项决賽一共有两个问题，在面试前考生有半小时的准备时间。韦神是唯一一个做出第二个问题的人，而由于时间的限制，在面试前还未来得及阅读第一题。征得评委教授们的允许后，韦神现场读题，读完即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群来自世界顶尖大学和科硏机构的著名专家评委全都被韦神的数学才华所震惊，尽管韦神并不是知识点了解最多的，但他们一致同意授予韦神金奖。"教主"的称号与神话也传遍神州大地。

韦神是一个十分低调谦虚而又不善言辞的人。在丘赛之后，他还曾私下向小编表示，自己几何很薄弱，还需要恶补，而网上的过分吹捧，也令他压力徒增。每当听到别人夸赞他时，他常说"没有啦"，"不是这样的"，表扬他人"你也很厉害"，"真有水平"。韦神还是一个对人类极其友好的"神"。尽管有时难以理解人类的"愚昧"，但对数学上有求于他的人，他总是来者不拒，很耐心地解答。

韦神常常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 他觉得杀生是不对的，

所以不吃肉；

• 他觉得纯净水的制作过程污染环境，

所以常常步行10多分钟至理教接开水；

• 他觉得空凋浪费电，

所以将遥控器束之高阁；

• 甚至他觉得开灯也是一种浪费，

所以晚上时常躺在宿舍的床上，

在黑暗中思考数学，

将数学思想照耀人类。

韦神的这些高尚品德，让小编常常感叹人神之间相距的鸿沟之大。和韦神相处，让小编感到唯一有一丝优势的或许就是牌技了，韦神打牌与玩狼人杀等桌游不会"撒谎"这项技术，这也从侧面凸显出韦神是多么正直善良。

叁 青年教主

韦神本科毕业并未如有些人预期的那样，接受国外名校抛出的橄榄枝，而是选择留在北大的国际数学中心师从田刚院士继续数学学习、研究之路。或许是出于对国内数学环境的不自信，这在网上曾引来了对他学术能力的一些偏见与质疑。

竞赛与科研有着共同点，却也有很大的区别。竞赛的考题是前人已知的，强调的是考察学生运用技巧进行解题的能力。考试形式是闭卷、有时间限制的。科研的目标则是探索人类未知的世界，有时甚至连问题的具体叙述都不知道，人们得根据已知的情形大胆地提出一些猜想，研究过程是非常开放性的，人们可以查阅能接触到的任何资料，请教任何人。科研也没有时间限制，失败是常态，需要科研工作者有毅力、有决心，能静下心、耐得住寂寞、不受外界的诱惑，有时要解决如费马大定理这样的大问题甚至要几代人的努力。百米健将未必能在马拉松中夺魁，韦神能延续神奇吗?

韦神用行动回击了质疑者。仅用时三年半就获得了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助理教授。从15年8月至今，韦神已完成25篇学术论文(数据来源自arXiv）,多数文章已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在短短几年时间，韦神完成了从数竞领域的"神"到数学界的"青年教主"的蜕变。在这光鲜的背后，韦神付出的艰辛与汗水也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博士期间，小编曾有幸与韦神在同一片屋檐下学习数学，韦神的刻苦及对数学的喜爱与专注令小编自叹不如。生活在天赋与勤奋都远超小编的韦神边，看到继续学习数学的希望，曾深深地困扰过小编。所幸数学中心构建了极佳的学习环境，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所有学生都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韦神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在这里，

小编想来个植入式广告:

"欢迎报考北京大学国际数学中心"。

韦神的研究兴趣广泛，已在二维不可压缩欧拉方程的线性阻尼问题、三维 Navier-Stokes方程、随机矩阵理论等研究领域取得进展，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韦神即与章志飞教授、赵威任博士完成论文" Linear inviscid damping for a class of monotone shear flow in Sobolev spaces"，并被国际顶级期刊" Communications o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接受发表。闻名遐迩的法国布尔巴基讨论班(法语:Séminaire Nicolas Bourbaki)曾组织专题研讨班，介绍韦神等人关于三维 Navier-Stokes方程的研究工作。去年韦神与田刚院士等人合作的论文" Small gaps of GOE"获世界顶级数学期刊 Geometric and Functional Analysis(GAFA)接受并在线发表。

小编才疏学浅，无法领悟韦神的大作，亦没有资格评价韦神的学术工作。下面的内容搬运自北京大学的官网。"在这篇论文中,他们解决了随机矩阵中经典高斯正交系综（GOE）的小间距问题，证明了GOE的小间距在极限意义下渐进于泊松分布并得到了小间距的渐进分布函数。间距分布问题是随机矩阵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之前的结果主要集中在高斯酉系综(GUE)，而GOE鲜有结果。这是因为GUE本身具有行列式点过程这样的特殊结构，但是GOE不是，因而产生新的本质性困难，需要引进新技术"，"论文成果已被证明具有普适性，是随机矩阵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韦东奕现任数学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是偏微分方程、几何分析等，拥有非常强的数学分析和计算能力，已在国际著名数学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是富有潜力的青年学者"。

韦神亦得到过国际顶级数学家的高度赞扬与肯定。纽约大学的林芳华教授曾说"由于韦东奕动作太快，很快可以把别人文章方法和结果大大简化，所以有些大人物不敢轻易在文章发表前，提前放在网上"，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中，当被问及"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天才的本科生?"时，田刚院士答道"有一个，现在已经毕业了，就是韦东奕，他本科的时候我没有跟他直接接触，但是在他研究生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他在数学技术上很强，确实是一个数学天才。"

当然从"青年教主"到"一代宗师"还有很长的路。小编期待韦神能早日在 Navier-Stokes方程、Einstein场方程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些问题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息息相关。人类发展需要划时代的科学家，小编私以为帮助韦神这样真正的天才成长，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小编也在最后斗胆呼吁大家，请给韦神留出一片净土，让他能沉浸在自己所热爱的数学世界。

致谢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冷岗松教授的指点，在此致谢。

作者：韩京俊

高中毕业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级本科生

2013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学生个人最高荣誉

------第十一届北京大学"学生五-四奖章"获得者

现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博士后并任J.J. Sylvester助理教授

内容简介

微积分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也是数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分支。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微积分，人类就不可能发明电视、微波炉、移动电话、GPS、激光视力矫正手术、孕妇超声检查，也不可能发现冥王星、破解人类基因组、治疗艾滋病，以及弄明白如何把5 000首歌曲装进口袋里。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明和发现背后，微积分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围绕曲线之谜、运动之谜和变化之谜，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薛定谔等如何用微积分的“钥匙”打开了宇宙奥秘之“锁”？这些谜题的解决方案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在《微积分的力量》书中，应用数学家兼“导游”斯托加茨将用一种“讲故事”和“看展览”的方式为你逐一揭晓答案。“我们不必为了理解微积分的重要性而学习如何做运算，就像我们不必为了享用美食而学习如何做佳肴一样。我将借助图片、隐喻和趣闻逸事等，尝试解释你们需要了解的关于微积分的知识。我也会给你们介绍有史以来颇为精致的一些方程和证明，就像我们在参观画展的时候不会错过其中的代表作一样。” 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对这门课程退避三舍，但斯托加茨用一种新颖独特和接地气儿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微积分的历史。相信在读完《微积分的力量》后，我们都会对微积分有更加立体生动的认知，就像欣赏名画、名曲那样发现微积分之美。

作者简介

史蒂夫·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

美国康奈尔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知名教师和数学家。为《纽约时报》《纽约客》写作数学博客，也是美国科普电台《科学星期五》的常驻嘉宾。主要代表作有《X的奇幻之旅》。目前住在纽约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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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In the spring of 1989, millions of citizens across China took to the streets in a nationwide uprising against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authoritarian rule. What began with widespread hope for political reform ended wit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iring on unarmed citizens in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and those leaders who survived the crackdown became wanted criminals overnight. Among the witnesses to this unprecedented popular movement was Rowena Xiaoqing He, who would later join former student leaders and other exiles in North America, where she has worked tirelessly for over a decade to keep the memory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alive.

This moving oral history interweaves He's own experiences with the accounts of three student leaders exiled from China. Here, in their own words, they describe their childhoods during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ir political activism, the bitter disappointments of 1989, and the profound contradictions and challenges they face as exiles. Variously labeled as heroes, victims, and traitors in the years after Tiananmen, these individuals tell difficult stories of thwarted ideals and disconnection that nonetheless embody the hope for a freer China and a more just world.

1989年春天，中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公民走上街头，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反对政府腐败和专制统治。一开始人们对政治改革抱有广泛的希望，结果是人民解放军在首都北京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开火，那些在镇压中幸存下来的领导人一夜之间成了通缉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众运动的见证者中，有一个叫何晓清的人，她后来与前学生领袖和其他流亡者一起来到北美，在那里，她十多年来一直不懈地努力保持对天安门运动的记忆。

这部感人的口述历史将何晓清的亲身经历与三位从中国流亡的学生领袖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在这里，他们用自己的话描述了他们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童年，他们的政治活动，1989年的痛苦失望，以及他们作为流亡者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和挑战。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几年里，这些人被贴上了英雄、受害者和叛徒的标签，他们讲述了理想受挫和与外界脱节的艰难故事，但却体现了对一个更自由的中国和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的希望。

作者简介

何晓清（1972年－; 英文：Rowena He，或He Xiaoqing），华裔历史学者，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的华裔学者。**何晓清研究与教授近、当代中国历史，包括八九民运、中国人权等议题，哈佛商业评论现任主编、时代杂志前任副编辑Ignatius形容她为“美国最有勇气的学者之一”。 何晓清于2014年出版《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英文：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该著作被亚洲协会评为当年关于中国的五大书之一。普利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对该书的评价为：“这本新书以完美的方式唤醒并保存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记忆。作者何晓清从传记和自传的角度把心理文化分析结合在一起，独创性地从历史的角度重构整个运动，不仅解读了过去，阐释了当下，还探视了抵抗极权专制不息的抗争在中国的前景。书里的故事感人至深，一卷在手，很难放下，直到读到书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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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的秘密——评何晓清（Rowena）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在Goodreads上有位中文网友留言：

看完了这本在豆瓣不会有条目的书。很多很多的感慨，想谢谢作者何晓清老师。记得在九月的一个讲座上她说，"做这个题目是很孤独的，我也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可是像每年维多利亚的烛光......有一些东西是机枪和坦克无法crash的"。我希望我也可以这样，即使无法远离恐惧，也可以坚韧，不要忘记，不要停止抗争。

她讲到哽咽时，沉默了一会儿，背起了北岛的诗，她平静的面容和哀戚的目光让我难以忘记。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的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北岛

内容简介

《六四诗集》收集了1989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四事件的各种流传的诗歌等，由当年参与该民主运动和流亡国外的民运人士联合国际部分专家学者历时一年收集编撰而成，博大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对六四事件在诗歌方面最完整的整理，也是迄今为止以文学形式呈现六四运动的唯一一部历史文献。

《六四诗集》共分五个部份，第一部份是天安门广场和当年参与六四的人士的作品、第二是民主人士的作品、第三是民间人士的作品、第四是海外华人和国际人士的作品、第五是六四歌曲。

该书已于2007年5月26日由六四文化传播协会与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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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7576

就像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一样，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的方式，也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促进了群体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的变革。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互联网并非一蹴而就：从用于军事目的的阿帕网的诞生，到万维网的出现和普及，再到大规模的产业互联网的落地，除了技术人员之外，学术、商业、工业、政治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其中大显身手，共同塑造了当今的互联网。其中，立法者和法律工作者也在推动和引导互联网的发展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主张代码应等同于言论，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保护，以及要求使用者将修改后的衍生作品以同等的授权方式释出以回馈社会的著佐权等等，无不彰显了法律工作者的创新与智慧。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系统的回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其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立法与司法上的演进，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规律，总结提炼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无论是对我们应对当下的时代挑战，还是化解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课名字叫反托拉斯法：终结赢家通吃，也就是反垄断法，主要作用的对象就是这些垄断性的大公司，前段时间美国有很多州，各州的检察官检察长跑出来，说我们要起诉facebook和google以及Amazon，之前还有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叫Elizabeth Warren，她说如果她当选了之后，她就要拆分facebook和google以及Amazon这些大公司。

虽然她现在已经退出了竞选，但不知道她会不会当下一届的副总统。因为这一系列事情，所以反垄断这个事情又再一次进入大家的视野。实际上，反垄断这件事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谈了，因为一般来说反垄断法现在已经不太用得着了，现在在美国的话实际上大部分的垄断公司，比如水电或者是电信这样的公司，已经自然的变成公用事业公司(public utility company)。他们已经是相当于半国企性质的公司，就跟中国国家电网之类的一样。所以，他们虽然是垄断企业，但实际影响没有这么大。现在大家又开始谈反垄断因为Facebook之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事情，大家突然发现，现在技术公司已经大到居然开始影响美国的民主了，不然美国人根本就不会注意这个事情，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居然被大公司操控了，所以不行，我们一定要开始好好重新来讲一下反垄断这个事情呢。那作为整个课程的结束，我们也会来好好的来讲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历史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垄断公司，标准石油，AT&T跟微软，基本上每个各自代表一个世纪，标准石油是19世纪，AT&T是20世纪，微软是21世纪，然后每一次拆分，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然后我也很好奇下一次拆分的会是谁，我觉得Facebook被拆分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扎克伯格比较遭人恨。

我们先开始讲标准石油，拆分标准石油的这个案子也是反垄断法第一次被运用，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垄断的案子，在介绍这个案子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洛克菲勒，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就资助了很多学校捐了很多钱，晚年做了非常多的慈善。可以说，洛克菲勒是因为石油这个东西发家的，不过他年轻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赚过一大笔钱了，但没有像他做石油这东西赚这么多钱。19世纪，18世纪的时候的美国被成为"镀金时代"（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个时代），那时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那时候出来的几个，就比较有名的，当时的就所谓的商业大亨，比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等等，还有约翰-皮尔蓬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Sr.）。这里面只有摩根就是所谓的含着金汤勺出生的，摩根的爹就是个银行家，所以摩根就一路当银行家，相当于继续他爹的产业，除了他之外，其余几个我们讲的所谓的商业大亨，全都是白手起家，而且就是年轻的时候都很穷。洛克菲勒的家庭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也没有读很多书，就可能读过一个初中或者是高中吧，然后就跑去一个那个当时的商行去做会计，那时候叫簿记员。他当会计当了很多年，做会计做的特别好，他老板也很赏识他。但是呢，他跟老板说我干的这么好，你给我加点工资吧？老板说不要，所以他就跑了，他就跑去干自己的事情。

然后呢，洛克菲勒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因为他在商行干过，他就自己联合另外一个从商行出来的英国人莫里斯-克拉克，跟他一起开了个商行。最早的时候生意做的不怎么样，但是后来在南北战争之前，他可能就比较有先见之明，就囤了很多那种棉花粮食啊之类的，战略物资，在战争的时候全卖出去了，靠这个东西赚了一大笔钱，所以他实际上第一笔财富是发的战争财，而且，他也逃过兵役，他找人代替，于是他就没参加过军。他那为什么后来进入石油行业呢，这也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就在宾夕法尼亚开出了第一口油井。开出了那个油井之后呢，当时超级多的人就涌入宾夕法尼亚和旁边的几个州，就跟之前的淘金热一样，那时候就变成了淘石油热也叫淘黑金热。那时候石油勘探技术还不是很强，大家就觉得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有石油，那周围的几个州搞不好也有，因为应该按照地质上面来讲就是那种油田是连在一起的，洛克菲勒在俄亥俄州，也离那地方很近，他也是受到了淘黑金热的影响，所以也想涉足石油产业。但是呢，他就这个人做事很小心，他没有立马就撸起袖子就干，因为当时采油的人非常多，那时候宾夕法尼亚以及旁边几个已经全都是在采油的人，他也是很有先见之明，他说大家都在采油，那么到时候油价肯定会下降，因为当时，油的主要用途是点那个煤油灯，不像现在这样有汽车啊之类的需求特别高，当时需求没有那么高，但大家都在搞那个石油，他就觉得说到时候肯定会供大于求，这样子的话，我就搞一个炼油厂，就我不自己采油，我把别人采的油买过来，把它炼成更好的油，再卖给别人。

所以1863年，他和莫里斯-克拉克，化学家安德鲁斯（塞缪尔-安德鲁斯）成立了克拉克和洛克菲勒公司，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洛克菲勒和老合伙人克拉克在经营方针上出现了严重纠纷，因为克拉克觉得洛克菲勒做事情投机性太强，风险偏好特别大，于是退出了。之后，洛克菲勒就重新找了其他几个合伙人，然后，就把这个厂的名字改成Rockefeller＆Andrews。他采当时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来扩大自己的这个炼油厂。第一个是严格控制生产成本，因为他自己本来是学会计的所以很会。这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在外面卖一个油桶，价格是2美分，然后洛克菲勒就自己找人去专门去油桶生产厂看，研究了一下这个油桶的生产过程，发现只要0.96美分，于是他就专门去找人帮他生产这个油桶，没有继续在外面买油桶，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严格控制成本，增加了炼油厂的利润。第二个就是举债增资。因为洛克菲勒本身没有这么多钱那，他就找了很多别人来投资。但是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风投什么的这种词大家都听了很多，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多少股份公司，大家对股份这种东西心里是很模糊的，所以也不是很多人相信他。但是，洛克菲勒非常大胆，他就跑去找各种有钱人跟他们讲，介绍炼油厂以及有什么技术上我在哪些地方有优势比别人的好，你投资我，我到时候给你按照一定比例的分成给你收益，说动了不少投资人，搞了不少钱，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主要是靠这两个途径，在1868年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公司还不叫标准石油，他已经在克利夫兰有两块炼油区，在纽约设有一个专门的原油的交易点。那个时候据称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了。在1870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这个公司改名成了标准石油。为什么叫标准石油呢？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采用的这种炼油的手段都不一样，所以它炼出来的油的质量也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不是像今天有比如国家标准。洛克菲勒当时为了标榜自己的产出煤油的质量特别好，所以，他把厂的名字改成了标准石油，炼油界的标杆，总部设在克利夫兰。

在1872年的时候，二月到三月，两个月的时间之内，洛克菲勒收购了克利夫兰当地一共22家炼油厂。当时在在克利夫兰总共只有26家炼油厂，他的做法简单来说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威逼利诱，因为他这个人非常擅长融资而且口才非常好，他基本上就是跑去跟其他炼油厂说要么你卖给我，你卖给我的话，我给你一大笔钱，然后你以后啊，就是我也会给你标准石油的股份，到时候呢，你可以收分成。如果你不卖给我，那我就搞垮你，你就等着破产吧。这个事件被后人叫做克里夫兰大屠杀。他之后也把这种手段用在收购别的州的厂的流程上面，反正基本上一路上靠着这样子的模式。到1879年的时候，标准石油加工的原油已经达到美国全部原油加工的90%，到1880年的时候达到95%。

后来大家就是在报纸上就把洛克菲勒形容的非常残暴，当时这个报纸就是把他画成一个大章鱼，看起来特别克苏鲁，就连美国人对这种资本家这种形象的描绘也是这种特别可怕的。四通八达，而且一看就非常邪恶。所以当时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实际上不是很好，因为他在商业上某些手段及确实非常不人道，但是商业上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人道好谈对吧？当标准石油达到这么大规模的时候呢，洛克菲勒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美国很多州，包括他在的州是不允许本州的公司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的，也就是说他花了这么多心思好不容易把那么多公司收归囊下了，但是公司法是州法，所以就是根据各州的要求的来的，所以他没法以克利夫兰的公司持有其他公司股票的。所以呢，他当时很头疼啊，我该怎么办？我好不容易搞了这么多公司来呢，这样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些公司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洛克菲勒就找了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想了一个办法。然后这个办法的模式就叫做托拉斯。就是说各州这种收购的所有企业还是按照独立的法人形式存在，也就是说你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全都改名称改成叫标准石油。比如说你在纽约改成标准石油纽约，你感觉你在新泽西改名叫标准石油新泽西，虽然改了名字，但是在法律上你还是一个单独的法人实体，也不用改注册，你这个所有公司的账还是分开的，不像现在这样子要合并报表。统一了名字之后呢，洛克菲勒还要求把这些公司的经营方式也统一，就是我原标准石油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炼油方式，你这个新收购的公司也采用什么样方式。除此之外，各州的公司还要把自己的股票委托给一个所有这些公司的老板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所有这些公司老板就相当于是这个委员会的股东。这个委员会单独发行股票，底下的这些小公司就不单独发行股票了。这个模式的确是行得通了，不违反任何法律，然后他们当时成立这个托拉斯的时候，这个洛克菲勒和他最早的几个创始人一共占了这个委员会2/3的股权，就实际上还是他占大头，所有收入和经营之类的东西，都通过他来管理，所以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的就讲的这种垄断公司没什么区别。

成立了这个托拉斯之后洛克菲勒很开心，因为法律问题解决了。之后他又去收购了很多上下游的企业，因为他原来只做炼油，后来原油开采以及下游等等全都控制了。在1890年的时候标准石油已经控制了全美85%跟石油相关的行业，包括我说的原油开采包括炼油，包括出口副产品加工之类，85%全都是他的。而且那个时候，虽然在在美国是85%，然后在在全世界估计也可能占到80%左右。但是呢，1890年，实际上那一年是标准石油的巅峰，因为之后发生了三件事情，标准石油的市场份额就下降了。第一个是全世界各地也开始慢慢开采出石油。第二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原油的主要用途就是煤油灯，但是，在1891年的时候爱迪生已经改造了电灯。所以煤油灯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大了。第三个就是洛克菲勒自己不想干了，他后来去做慈善了，觉得说好像赚这么多钱没有什么意思，我已经是美国首富了啊，所以就开始做慈善，所以他那时候已经不是很专心搞公司了。然后在同一年，就是美国参议两院通过反托拉斯法，这个为什么能通过？是因为当时垄断企业太多了，石油是洛克菲勒垄断，钢铁是卡耐基垄断，银行是摩根垄断。一个行业就有一个垄断公司，民众苦不堪言，被疯狂的剥削，所以那时候国会相当于是没办法才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通过之后它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用，因为当时的政府由威廉麦金莱总统领导，他实际上就是被资本家推上去的一个总统，所以他自己肯定是不会去搞资本家。

所以当时是很象征性的通过了反托拉斯法。除了这个国会通过的这个法案，各州也开始慢慢通过自己的反垄断法，然后在1892年的时候俄亥俄这个州，州政府去告了标准石油，判定标准石油违反了法律。就是决定要把托拉斯拆掉，但是呢后来拆是拆了，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当时虽然是有几个州是不让这个这个当地的公司持有别的州的股票，但是也有这种政策比较开放的州比如新泽西州，于是标准石油就把所有控制权转到这个新泽西标准石油来，因为他事先做好调查，已经找好退路，发现新泽西这个地方公司法特别好。就可以让我持有外州的股票，于是就把运营中心转移到了这个新泽西，然后通过新泽西的这个公司来持有其他各州的标准石油的股票，这样子一个形式实际上就不是托拉斯，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母公司持有多少个子公司是一样的模式，就想现在比如你看腾讯持有多少多少公司，阿里持有多少公司一样，跟这种形式很像。

1897年的时候，洛克菲勒退出公司的所有管理事务，但保留总裁的名分。不过标准石油还是在一直不停在扩张，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想伸手到其他行业，比如说钢铁啊之类的，什么都要干。本来他可能继续扩张下去的，因为1897年的时候还是威廉麦金莱在台上。有一个数据说本来美国全美上上下下可能有至少几千家公司，但是到威廉麦金莱上台之后全美上上下下，可能只有两百多家企业，就全都被这种合并或者被收购掉了，各种行业高度集中在某几个巨头的手上，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不过当时麦金莱没下台，所以大家相关也没法管。结果在1901年，这个麦金莱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伤没养好感染致死，于是后来看来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社会主义者、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上台了。罗斯福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是当兵出来的，他也是那个美国国会山的四个总统里面最新的一个总统，大家非常都非常喜欢他。他上台之后实际上是就采取了一系列，就是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就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包括控制垄断巨头。罗斯福这个人还特别喜欢环保，所以他推进了一系列环保法。他当时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些大资本家非常不爽了，在竞选中也说明要收拾这些垄断企业，所以就他就没有得到资本家的支持，就没有选上总统，因为没钱。但是他威望非常高，所以就让他当了个副总统，但是那时候副总统是闲职，不像现在彭斯还天天出来讲话。罗斯福上台之后，就立刻表示要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些资本家。很快，他就以总统的身份对各个行业一共四十多个垄断公司发起了诉讼，所以后来别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托拉斯驯兽师。

这也是当时他们在报纸上给罗斯福画的一个画像，底下躺着的就是资本家，他拿着个大棒子就把他们全都打倒，所以当时人就觉得罗斯福非常别具一格，非常的有勇气，把这些大资本家打垮了。罗斯福第一个下手的是摩根，据说当时摩根亲自去找他，他也没通融，摩根除了银行外，也是涉足点实业的，于是把摩根的实业公司给拆了，然后摩根也没话说，没办法遇到这样子的硬茬就不敢硬碰硬。洛克菲勒倒是没有第一个拆，因为洛克菲勒当时势力的确是非常大的，1906年，罗斯福连任了之后，他才开始对洛克菲勒下手。1906年，罗斯福政府在圣路易斯联邦巡回法院对标准石油公司提出诉讼，指控标准石油违反反垄断法。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也算是美国历史上庭审资料最厚的一个案子，当时就双方都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资料，因为洛克菲勒很有钱，他有本事请到非常好的律师，然后双方争执不下，在洛克菲勒第一次判输之后他一直起诉到最高法院，最后在1911年判标准石油败诉，要拆分成34家小公司，然后把当初就是托拉斯的那些股票全都还给原来的股东。

它拆出来的比较有名的公司，比如这个ExonMobil、bp、雪佛龙，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石油企业之一。前两个公司都造成过非常严重的石油泄漏，bp是2010年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的元凶，这是全世界最严重的石油泄漏事件之一，bp被罚了非常多的钱。所以，到很久以后大家发现，洛克菲勒被拆完了之后，当时被分拆的这些公司又合并成寡头公司。然后他们有做过一个统计，说洛克菲勒自己本人的资产啊，在拆分之后反而变多了。因为他每个小公司他都持有股票。

就拆分具体有用吗？可能真的没有用，但我们可以先看下一个例子。然后20世纪呢，就是这个案子，我实际上之前的课里，我也讲过，就是AT&T的案子，这个案子之所以好玩，是因为就是AT&T的拆分基本上是直接导致了现代计算机跟现在互联网的诞生，就没有他的拆分，我们可能现在可能都用不上很多东西，比如操作系统啊之类的这种发展都还没有这么快。 AT&T的起家是跟贝尔有关，就是发明电话那个人，他1876年的时候发明了电话并申请专利，他当时也觉得这个这个电话技术非常厉害，打算靠这个赚点钱，然后1877年他就找另外两个同好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这个公司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电话跟电话线租给用户收取使用费，不过当时电话也不是每个人都用的起。在1885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电话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已经不仅有短途通讯还有长途通讯，于是他就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专门做这个长途业务，叫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简称叫AT&T。然后贝尔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子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好，甚至比母公司好，然后在1899年的时候AT&T的规模实际上已经开始超过贝尔公司，他就反向收购了自己的母公司。收购了之后呢，还是叫AT&T。

在1910年的时候，AT&T公司又收购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就是之前我们也讲过的西联电报公司。虽然在一八九几年的时候贝尔的专利已经过期了，过期之后，美国大大小小一共涌现大概六千多家电话公司，但是没有一个能做的过AT&T，基本上要不然破产，要不然就被收购，所以就是AT&T当时在电话电报业，地位就一直就屹立不倒，成为了一家标标准准的垄断公司。当然，当他做这么大的时候，联邦政府肯定也意识到他的问题了，因为刚刚没多久之前才拆分过那个标准石油，大家都知道垄断公司是怎么回事。政府对AT&T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蛮警惕的，所以在1910年的时候就已经想搞AT&T，那时候实际上跟那个标准石油差不多是一个时代。AT&T拆了三次才拆成功，第一次就是在1910年的时候。但那时候，联邦政府并没有提起诉讼，联邦政府是直接去找这个AT&T谈说我觉得你太大了，你要不然自己拆，不肯的话，我就告你。联邦政府当时态度很强硬，但是实话说可能也只是恐吓，AT&T他也有点怂，但是还是就跟联邦政府说不是很想拆，因为我们没有犯法，我们不是垄断公司。不过，AT&T也表示可以答应政府几个条件，来换取不要被拆。所以当时AT&T的总裁跟联邦政府就勾兑了一下，勾兑出来一个和解协议叫做叫"金斯伯里（总裁名字）约定承诺"。承诺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放弃西联所有权，让西联独立；第二个是停止收购独立的电话公司，并允许独立的电话公司与它的线路和交换中心连接（当时AT＆T不把长途电话线所有权外借给小公司）；第三个是不准在没有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收购其他独立电话公司。然后政府一看就觉得表现良好，我暂时就不搞你了。

所以AT&T就这样逃过了第一次被拆分的命运。但是呢，他后来做了一件更过分的事情，1925年当时的AT＆T总裁华特-基佛德收购了西方电子（Western Electric）公司的研究部门，然后把它改个名字叫做贝尔实验室。这个贝尔实验室呢，是历史上最强的实验室，到现在为止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能超过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一共出现了11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16次美国最高技术奖的获得者跟4位图灵奖的获得者。然后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科技包括什么晶体管、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蜂窝移动网、c语言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全都是从贝尔出来的，没有贝尔就没有人类的现代社会。所以贝尔实验室是当之无愧的史上最强实验室。这张图是当时贝尔实验室十一位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名单，里面还有两个华人。贝尔实验室在成立期间还一共申请了据说可能有将近30000个专利，就相当于是他每天都有一个专利出来，因为它总共在AT&T拆分之前的时间也就可能10年到20年时间，就总共就申请了三万多，而且这种专利都是很厉害的专利，

AT&T在搞出一个这么厉害的实验室之后呢，他完全没有改变自己以前的作风，从来不把自己的专利授权给别人，我们现在就比如说申请专利，我放在那个地方的话有些人可能会跟你咨询，就是专利授权，然后给你谈价钱之类的就可以授权了吧。AT&T的贝尔实验室呢，做了一件跟之前不把电话线借给别的公司一样的非常过分的事情，它从来不把专利授权给别人，包括美国政府。因为当时贝尔实验室在技术方面绝对是百分之百领先美国政府一大截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惹得政府非常生气，对吧？你想想因为这个很有威胁感，这么大一个实验实验室，又那么有钱又是垄断公司，反正联邦政府当时非常不开心，所以在1949年的时候又对他提起了第二次反垄断诉讼，

这个案子一共打了7年，为什么打了7年的？因为当时越战中间停了几年没有打。就双方一商量又和解了，因为当时实际上联邦政府是想让AT&T把这个贝尔实验室拆出来，然后AT&T死守着没肯答应，而是答应了另外的条件，就是我可以把所有的专利都授权出去，从此以后我不再守着自己的专利了，你们爱用就用，第二个是我答应不从事这个电信电报之外的其他的行业，计算机相关的这种东西我都不做，我只想好好的在我的这个电信电报领域当个地头蛇，联邦政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可以拿到专利了。

然后这次专利授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个人计算机是怎么出来的，包括unix这个计算机语言是最后怎么会变成linux，还有自由与开源软件运动是怎么兴起的，全都跟这次拆分有关系的，没有这个事件就根本就没有后面这些事情。拆分之后呢，有句话叫大而不倒，所以AT&T还是没有崩溃，因为他当时已经是个非常大体量的企业，而且他掌握了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它虽然答应不涉足电信电报业以外的行业，但实际上规模还是在不停地增长，因为贝尔实验室该研究出来厉害的东西还是会研究出来。所以到1974年的时候，美国司法部又再次对AT&T提起了诉讼说这次一定要把你拆掉，然后就这次真的拆了。1982年的时候法院判决把AT＆T被拆成8个公司也就是贝尔七子经营本地电话公司，AT＆T专做长途业务，不过八家公司有五家再度变回AT＆T，剩下部分被时代华纳吸收。

之前有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前几年的时候当时有消息传出来说，AT＆T跟时代华纳又合并或者是时代华纳要收购AT＆T，当时网上闹特别凶，然后很多人就发出来这张图，就是说AT＆T又要出来了，所以呢？理论上来讲，这次拆分还是没有用。

20世纪又出现了一次非常大的这个反垄断案，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就是微软，今天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微软。它实际上也被诉讼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94年，那个时候微软已经非常大了，因为微软实际上从一九七几年就开始做了，实际上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立了二十多年的公司，1994年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第一次对它提起诉讼，当时的原因是因为微软捆绑销售，主要就是捆绑销售windows的系统。让销售商和制造商签了这种不让安装其他系统的排他协议。然后这个官司最后也是和解了，和解了之后呢，就是微软也是签个和解协议，实际上就跟之前已经AT＆T签的和解协议一样，大意就是说从此以后不再和个人电脑制造商签排他协议了，我也不会在里面动什么手脚说你装别的系统就会变慢。当时这个和解协议还是让司法部很满意的，所以这次之后呢就稍微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1998年时，微软又被起诉了，又是因为反垄断，1998年的这个诉讼是直接导致比尔盖茨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这么讨人厌的原因。

1998年是克林顿政府领导的这个司法部直接对微软提起的诉讼，因为当时微软在自己的windows系统里面捆绑ie浏览器。这个捆绑销售对当时另外一家本来是占优势的浏览器厂商，就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的Netscape Navigator，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它本来是市场上排名第一的浏览器，但因为他要赚钱，所以肯定不能免费给你用。但微软的ie浏览器是直接捆绑在在那个系统里面，所以就是免费的，于是ie就非常快的就占领了这个浏览器的市场。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市场上的80%浏览器都是微软的，网景可能只占3%。此外，让人更不爽的是，ie的代码是完完全全抄网景的。

网景浏览器的创始人最早是在UIUC的美国国家计算机中心发明了这个网景浏览器的原型，然后他自己带走了一份copy，但是源代码实际上是留在学校里的。当时比尔盖茨受到网景的威胁很严重。他当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互联网是未来了，但他自己并没有赶上最早那一波，也没有做浏览器这个东西。然后等到他真的意识到网景产生实质威胁了之后，他就直接去跑到uiuc，把当时和Marc Andreessen一起工作的同事与源代码尽数买下，包装后制成IE。所以这个做法就是非常为人所不齿，然后这个事情也导致了非常多的人讨厌比尔盖茨，而网景直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股价就崩了，后来是被那个美国在线收购了。之后，网景就去跟美国政府投诉了微软，接着在1998年，美国司法部联合20个地方检察官一起提起诉讼，然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2001年， 2002年和解的。这个审判在美国历史上叫做世纪末的审判，而且这次审判直接导致了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但是，很多人都对最后达成的和解很不满，因为惩罚太轻了，实际上对微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你看之前AT&T跟标准石油的时候都被拆分了嘛，而微软什么事都没有，第一个没被拆，第二比尔盖茨他照样做总裁，因为就是之前至少拆分的时候得换总裁。所以就很多人对于这次判决非常不满，也就更加讨厌比尔盖茨和微软。不过我想补充讲一下，这里面实际上有一段野史，最早判决的时候的那个法官，要把微软拆成两家公司。结果，法官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端，他可能私下见了个证人这类原因，然这个法官被撤职，然后找了一个法官重新判，也把原来的判决给撤销了。

所以最早的判决是，的确是有拆分的决定，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法官就改判了，就没办法让他拆分。但也有人在议论说，这可能这个法官私底下也跟也跟比尔盖茨做什么交易之类的（因为比尔盖茨他爹是非常有名的律师）。然后这个比尔盖茨在在大家心目中，邪恶的资本家形象又被加深了。另外，有一个专门讲这个微软判决的书，叫The Microsoft Antitrust Cases，写的很不错，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关于微软判决，还有两件事情，也算是野史。第一个事情是当时的国会询问比尔盖茨的视频。比尔盖茨当时在被国会被问话的时候，态度极其傲慢，就他那个态度基本上就是再说你们都是蠢货，就是这样子的态度。所以那个视频后还是被放出去后，大家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子一点都不尊重人，当别人都是傻子吗，就是这个事情也是大家讨厌他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司法部审查比尔盖茨的律师叫David Boies，这个人当时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律师，后来离开了政府单独执业去了。这个人后来又出现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里，这个案子叫做"恶血Bad Blood"，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硅谷前两年那个特别火的那个用手指扎一滴血就可以测出来各种各样的病的造假案子，主犯叫做Elizabeth Holmes。这个案子由《华尔街日报》John Carreyrou揭发，受害者有很多名人，包括David Boies。但David Boies不仅是被骗了钱，成了她的投资人，而且就是事后就是在她快要被暴露的时候，还一直不停的在帮她，就威胁其他的人，说不准不准泄密啊，或者怎么样子，David Boies这个人，也因为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名声就完全被毁掉了，晚节不保。然后特别搞笑的事情是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之后，比尔盖茨还特地去转了这个新闻，然后很多人在底下说他，你这个就是你就是标准的在报私仇。因为David Boies当年把他问的很惨，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

那么现在来说，下一个被拆的公司到底是什么呢？虽然很多人可能觉得是Facebook，因为扎克伯格实在是太讨人厌了，而且他也上过国会听证会，但是我想讲的是，我们之前讲了三个案子，实际上对于这三个案子的反垄断法实际上都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反垄断法实际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就是虽然我这个题目叫做反托拉斯法，终结赢家通吃，但是实际上根本不能终结。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公司自己做的一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样一张图，这张图是1911年英国的尼古拉斯-洛霍夫（Nicolas Lokhoff）画的一个图，

这是叫资本主义社会金字塔，最上面是一个钱袋子，象征资本主义，第一层是皇帝，就是说我们统治你，第二层是教会，就是说我们在欺骗你，第三层是军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暴力手段来维持这种皇帝或者跟教会的权威。第四层呢，就是这种贵族。相当于是就我们替你吃吃喝喝这样的一个感觉。最后呢，就是这种平民。就是当时就当时被剥削的平民，底下就写就是我们为你工作，相当于他们底下这群人养活上面的一群人。

之前我们的公司，做了一个跟这个东西类似的一个图，叫做新赛博资本主义金字塔，第一层呢也是一样，这个是华尔街之狼，第二层这个可能比较比较容易认啊，这个是google老总，他带一个google的眼镜，这是扎克伯格。这个外星人是贝索斯，因为他之前有出演过一个电影，里面他扮成这个外星人的形象，第三层呢，是硅谷的律师团，因为现在肯定是没有军队这个东西了。所以现在实际上这种等级的维护是完全是靠这种看起来更温和的手段来维持了，那就是所谓这种律师，律师就是合法的流氓。第四层是这种硅谷的新秀，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就听到的报纸上说谁谁谁卖个公司啊赚个几千万，然后赚了几个亿，就是这些人，硅谷的新秀。最后一层呢，就是秃头的程序员，然后这种在亚马逊搬箱子的这些这些人，然后还有一些抗议的人。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网络时代的资本主义金字塔图。但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打破这个金字塔的这个结构呢？

实话讲，可以从过去的案例中看出，靠反垄断法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反垄断法已经远远跟不上现代科技发展的速度。理论上来讲，你说facebook这样的公司算是垄断公司吗，我觉得按照反托拉斯法的定义的确算，但是最后他会变成国有企业，变成一个像我们现在的水电公司这样的企业吗？你现在让一个去搞法律的人，或者是这种立法的人去接受说，社交网络是一个跟就水电一样的一个公共设施的话，这种观念实际上还是很难接受的。

所以，具体要怎么打破现在这个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只能靠大家集思广益。我一时半会也想不到方法，希望我们有一天能看到更美好的未来。

《律师与黑客》课程到这里正式结束了，感谢大家这几个月的参与~

https://ethfans.org/posts/genesis-files-how-david-chaums-ecash-spawned-cypherpunk-dream

"你可以给数据库访问付费、用电子邮件买软件和报纸、在网上玩电子游戏、接收朋友之前欠你的 5 块钱，还可以买披萨。可能性是无限的。"

上文引用的这句话不是出自某个 2011 年制作的、介绍比特币的视频。实际上，它完全跟比特币无关。甚至，它不是这个世纪的作品。引文来自一位密码学家 David Chaum 在 1994 年日内瓦的第一次 CERN 大会上的演讲，他讲的是 eCash。

如果密码朋克运动有一个祖先，那肯定是留着胡子和马尾辫的 David Chaum。说这位密码学家领先于时代 ------ 他现在已经 62 还是 63 岁了（他没有暴露过自己的真实年龄）------ 都嫌太轻描淡写了。在大多数人了解到互联网、拥有个人电脑以前，甚至在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Jacob Appelbaum 和 Pavel Durov 出生以前，Chaum 已经在关心互联网隐私的未来了。

"你必须让你的读者知道这有多重要"，Chaum 曾经跟《连线（Wired）》杂志这么说，"赛博空间完全没有物理限制 ...... 没有 '墙' 这种东西 ...... 它是个完全不同、诡异奇怪的地方，而且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全景监狱似的噩梦。不是吗？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知道你干过的所有事，甚至可以永久记录下来。这跟民主制的基本原理是对立的。"

Chaum 的职业起于在伯克利担任计算机科学的教授。他不仅仅是一个数字隐私权的鼓吹者，他还设计了工具来实现隐私权。Chaum 出版于 1981 年的论文 "不可追踪的电子邮件、回邮地址和数字假名" 为互联网加密通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最终产生了隐私保护的技术，比如 Tor（洋葱网络）。

但日常通信的隐私性还不是 Chaum 最关心的东西。可以说，他还有更大的想法。这个伯克利的教授想设计一种保护隐私的数字货币。

"是把信息保存在个人手里，还是保存在组织手上，每当一个政府或一个公司要把一批事务自动化的时候，都必须做抉择"，Chaum 在 Scientific American 上写道，"下一个世纪的社会形态，可能就取决于哪种技术占据主导地位"。那是 1992 年。

而在 10 年以前（1982），Chaum 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篇重要论文 "用于不可追踪的支付系统的盲签名"。那时候，现在比特币圈子里老手如 Pieter Wuille 博士、Erik Voorhees 和 Peter Todd 还没出生呢，这个密码学家就已经为互联网设计出了一套匿名的支付方案。

盲签名（Blind Signatures）

Chaum 的数字货币系统的核心是他的发明 "盲签名"。

要理解盲签名，你得先了解公钥密码学，尤其是，（普通的）密码学签名是怎么回事。

公钥密码学会用到密钥对，一个密钥对由一把公钥和一把私钥组成，其中公钥是由私钥（一个真正随机的数字串）根据一定的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看似随机的）数字串。用私钥推导公钥非常简单，但根据公钥反向计算出私钥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单行道。

公钥密码学可以用来建构双方之间的隐私通信 ------ 学术论文中一般以 "Alice" 和 "Bob" 来代指着两方 ------ 只要双方都向对方分享自己的公钥即可。私钥可以保持隐私而不暴露。

但 Alice 和 Bob 能用公钥密码学做的可不止隐私通信。Alice 还可以 "签名" 任意数据（Bob 也是）。实际上，Alice 就是用自己的私钥和数据一起做一些数学运算。结果就是另一串看似随机的字符串，称为 "签名"。同样地，从签名中也是无法恢复出 Alice 的私钥的（无论你是否掌握了那段被签名的数据）。这还是一条单行道。

有意思的是，Bob（乃至其他所有人）都能用 Alice 的公钥来检查这个签名是不是 Alice 生成的（译者注：验证需要被签名的数据）。检验完了 Bob 就知道，到底是不是 Alice 用自己的私钥（以及相应的数据片）生成了这条签名。而私钥可以签名任何数据，也就是说数据可以是 Alice 和 Bob 的任何表态和请求。举个例子，签名可以意味着 Alice 同意该段数据表示的意思（就像 Alice 给合同手写了一个签名一样）。

而盲签名则使这一切更进一步。一开始，Bob 先生成一个随机数，称为 "nonce"，然后拿这个随机数和一段初始数据一起运行特定的数学运算，得出一段乱序的数据片。这个乱序的数据片使其看起来与其它的随机字符串无异。然后 Bob 拿这段乱序数据给 Alice 签名。Alice 没法断定 Bob 的初始数据是什么样的，所以她是 "盲目的"。Alice 签名运算的结果就是 "盲签名"。

盲签名的特殊性在于，这条签名不仅关联着 Alice 的密钥（任何数字签名都有这样的特征）和乱序数据片。它也关联着那段初始的、没有被混淆过的数据。如果能获得那段原始数据，那么任何人仅需使用 Alice 的公钥，就能检查 Alice 是否签名了那段原始数据的一个乱序版本 ------ 当然也包括 Alice 自己。

ECASH

盲签名就是 Chaum 用来创造数字货币系统的关键工具。

要理解这些，你要先把上文示例中的 Alice 当成一个银行：Alice Bank。这是一家普通银行，就像我们现实中的一样，客户们在银行里有专门的账户以及存款。

假设 Alice 银行有四个客户：Bob、Carol、Dan 和 Erin。在假设 Bob 想从 Carol 手上买些东西。

首先，Bob 要向 Alice 银行请求 "取款"（一般来说 Bob 当然要在事先取到钱，但你先不要管这些细节）。取款的时候，Bob 自己创建一些 "电子钞票"，形式是一串独一无二的数字，称作 "序列号"。此外，他还要像上面的例子那样，生成这些钞票的乱序版本，然后把这些乱序支票发给 Alice 银行。

收到 Bob 的乱序钞票后，Alice 银行盲签名每一条乱序数据，然后把这些签名发回给 Bob。每签发一条乱序钞票，Alice 银行就从 Bob 的银行账户扣除 1 块钱。

现在，因为 Alice 银行盲签了这些乱序钞票，她的签名已经与初始的电子钞票关联了起来。所以 Bob 现在可以使用这些初始的、没有经过混淆的钞票给 Carol 支付了。他只需把这些数据发送给 Carol 即可。

Carol 收到这些电子钞票后，转发给 Alice 银行。Alice 可以检查自己是否签名过这些钞票，这也是靠盲签名完成的事：它们都跟她的私钥有关联。Alice 银行也顺带检查同样的钞票（序列号）是否已由他人使用过（自己是否遭遇了多重支付）。

钞票检验完成后，Alice 银行就给 Carol 的账户添加等量的金额，并告知 Carol。经过银行的确认后，Carol 也知道了 Bob 所支付的是有效的钞票，可以放心地发货了。

• eCash 背后的基本原理。来源：faculty.bus.olemiss.edu/ -

最关键的是，Alice 银行只有在 Carol 要存入这些数字钞票时才会知道未经混淆的钞票数据！因此，Alice 银行根本不知道这些钞票是 Bob 的。理论上，也完全有可能是 Dan 或者 Erin 的！

因此，Chaum 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支付中的隐私性。在当时，这不算什么新鲜事：那时候隐私支付是常态（译者注：指的是现金交易）。但它是电子形式的，这就是新颖之处。因此，Chaum 选择了这个比喻：现金（cash）。电子化的现金，eCash。

DIGICASH

到 1990 年，也就是 Chaum 发表第一篇论文差不多 10 年后（现在年轻一辈的密码学货币开发者比如 Matt Corallo、Vitalik Buterin 和 Olaoluwa Osuntokun 也都还没出生），David Chaum 创办了 DigiCash 公司，办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Chaum 已在那里生活了好一段时间。这个公司实际上专门做数字货币和支付系统，业务包括一个替代收费亭的政府项目（最终被取消）和智能卡（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硬件钱包）。但 DigiCash 的旗舰项目还是其数字现金系统 eCash。（这个系统叫做 "eCash"，而系统中所用的货币叫做 "CyberBucks"，相当于我们用大写的 "Bitcoin" 来指称底层的协议，而用小写的 "bitcoin" 来称呼其中的货币。）

• DigiCash 早期的技术团队（Chaum 不在照片中）。来源：chaum.com/ecash -

那还是网景（Netscape）和雅虎（Yahoo！）领导科技行业开创新高度的时代，一些人认为微支付而非广告，将成为互联网的收入模式，DigiCash 也被认为是科技企业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当然，Chaum 和他的团队也对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

"随着网络支付的成熟，你将可以为各式各样的小事情小物件买单，支付会比今天多得多"，1994 年，Chaum 这样跟 New York Times 说。当然，他强调了隐私权的重要性。"你读过的每篇文章、问过的每个问题，你都要支付。"

那一年，经过 4 年的开发，第一个成功的支付系统已在测试，同年晚些时候，eCash 开始允许试用：想要使用这种技术的银行，需要向 DigiCash 请求许可。

银行业兴趣盎然。1995 年末，eCash 发出了第一张许可：圣路易斯的 Mark Twain 银行。而且，在 1996 年头，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也试水了。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 是第二个加入的大机构，还有多个国家的银行，也都加入了，包括：澳大利亚的 Advance Bank、挪威的 Advance Bank 和 Bank Austria。

然而，比起 DigiCash 达成的交易，更有趣的可能是他们没有谈成的生意。荷兰三大银行中的两家 ------ ING 和 ABN Amro ------ 据说已经和 DigiCash 达成了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合作。类似地，Visa 也被曝出提出了 4000 万美元的投资，而且网景也有兴趣：eCash 本可以放进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互联网浏览器中。

不过，最能出价不是别人，正是微软。比尔-盖茨希望把 eCash 集成到 Windows 95 操作系统中，据说愿意出价 1 亿美元。Chaum ------ 按照故事的说法 ------ 要求每卖出一份 Windows 95 就收 2 美元。于是事儿就黄了。

虽然在当时的技术人员眼中不可谓不亮眼，DigiCash 似乎在谈生意上不太利索，因此也难以实现其全部潜能。

到了 1996 年，DigiCash 的员工看过了太多失败的交易，希望有一些改变。办法就是换个 CEO：来自 Visa 的资深人士 Michael Nash。这家初创公司还获得了一笔投资，而 MIT Media Lab 的创始人 Nicholas Negroponte 还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最近，通过 Digital Currency Initiative 的这一层关系，MIT Media Lab 还聘用了多位 Bitcoin Core 的贡献者。）DigiCash 的总部也从阿姆斯特丹搬到了硅谷。Chaum 还是其中一员，不过变成了 CTO。

事情并无太大改变。几年打拼下来，eCash 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加入的银行一直在实验，才从未力推这门技术；到了 1998 年，Mark Twain 银行只招收了 300 名商家和 5000 位用户。在 DigiCash 与花旗银行（Citibank）的最终协定即将敲定之际 ------ 这本来可以给这个项目极大的推动 ------ 银行因为不相关的原因而退出了。

"很难获得足够多的商家，所以也没办法获得足够多的消费者。反过来说也是对的。" Chaum 在 1999 年跟 Forbes 杂志这么说，那时候 DigiCash 已经破产了，"随着互联网变大，用户的平均素质也下降了。所以很难跟他们解释隐私的重要性。"

密码朋克的梦想

DigiCash 失败了，连带着 eCash 也失败了。但是，虽然这项技术没有在商业上成功，Chaum 的工作启发了一群密码学家、黑客和活动人士，他们靠着一个邮件列表建立了联系。这个团体里面包含了 DigiCash 贡献者 Nick Szabo 和 Zooko Wilcox-O'Hearn，后来以 "密码朋克" 之名为人所知。

可能比 Chaum 自己做的还要激进，密码朋克一直怀有创造一种数字现金的梦想；从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早期，他们一直在提出不同的数字现金方案。直到 2008 年，DigiCash 落幕的 10 年后，中本聪把 TA 的数字现金设想（比特币）发到了密码朋克的精神继承者的邮件列表。

比特币和 eCash 在设计视角上没有多少共同点。最重要的是，eCash 有一个中心，就是 DigiCash，光凭自己是没法成为货币的。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在交易中使用且仅使用 eCash，你仍然需要银行来提供账户、余额和交易确认。这也意味着 eCash 虽然能提供隐私性，但并不是抗审查的。举个例子，即使面临银行的封锁，比特币仍能用于给维基解密捐赠，但 eCash 就做不到，银行一样能锁住维基解密的账号。

但是，Chaum 对数字货币的贡献，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早期，仍然能有意义的。比特币没有使用盲签名技术，但建构在比特币协议上的扩展处理层和隐私层可以使用。 Bitcointalk 论坛和 reddit 论坛子版块 r/bitcoin 版主 Theymos，一直倡议在比特币区块链上开发一种类似于 eCash 的可扩展侧链。比特币交易隐私领域的带头人之一 Adam Fiscor 也在实现一种使用盲签名的混币服务（这种思路最早是由 Bitcoin Core 贡献者 Greg Maxwell 提议的）。当前尚未落地的闪电网络，也可以使用盲签名来提高安全性。（译者注：原文写于 2018 年 4 月。）

那 Chaum 自己呢？他回到了伯克利，在那里写出了等身的著作，大部分都跟数字化选举和声誉系统有关。也许，再过 20 年，全新一代的开发者、企业家和活动人士，把这些著作奉为某项足以改变世界的技术的奠基工作。

本文部分基于两篇在 1990 年代出版的文章：Steven Levy 为《连线》杂志撰写的文章 《E-Money (That's What I Want)》，还有未具名作者为 《Next! Magazine》撰写的《Hoe DigiCash alles verknalde》（译本在此：《How DigiCash Blew Everything 》。） chaum.com/ecash 网站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完）

原文链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culture/genesis-files-how-david-chaums-ecash-spawned-cypherpunk-dream
作者: Aaron Van Wirdum
翻译: 阿剑

本文由 Bitcoin Megazine 授权 EthFans 翻译及再出版。

内容简介

以超過百張經典圖像，回顧六四那段最深痛的黑暗歷史！
◎首次匯集來自媒體、攝影和繪畫天安門學運的藝術家所提供的經典圖像集結成冊。
◎大開本、全彩色印刷，真實還原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現場。
◎視角尖銳，由專業媒體工作者協力企劃彙編，以記實報導觀點創造省思空間。

「這是中國元老派鎮壓自己最光輝最優秀的青年：一場殘忍屠殺的展示，以血腥的方式暴露其特具的權威危機，這種危機不僅衝擊了當今浩瀚不安的文明，而且影響到整個共產主義世界。」——1989年6月5日，英國《每日郵報》

6月3日晚上，從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強行開進的軍隊在清除示威者設置的路障。鄧小平與一幫中共政治元老發動宮廷政變，並驅使軍隊強行挺進天安門廣場整肅學運，真實動機是為了順利篡奪趙紫陽黨總書記的職權，在軍事政變中奪權，來捍衛共產紅色江山不倒。

和平請願的學生譴責腐敗、價物膨脹和缺乏自由，但基於宮廷鬥爭和軍事政變，在全世界的注視下，以保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己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平民與學生發動了戰爭！

6月4日早上，十幾萬解放軍出動裝甲車、重機槍等作戰武器，開始對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人民發動了大規模的屠殺！軍隊在一個擁有一千萬人口的城市射出可以擊穿敵人坦克和盔甲的達姆彈，當它們穿過受害人時，會撕毀其五臟六腑，如果人群密集，這種子彈可以穿過十個人的軀體，但是軍隊不斷向人群開槍。坦克非常沉重，開過的地方，馬路上的瀝青就會留下輾痕，當它輾過人體時，剩下的只是一片血肉模糊，坦克履帶下的屍塊就被拖行，然後從路面上刮下來。

北京天安門廣場和整個中國的曙光霎時黑暗！自由中國的夢，瞬間幻滅！ 本書匯集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誌、《新聞周刊》、英國《每日郵報》、法國《巴黎競賽》、香港《明報月刊》、《蘋果日報》等的報導，及眾多知名攝影師冒著生命危險拍攝的畫面，展示和平請願學生的一腔赤誠的愛國之心和清白無辜，及中共交替使用宮廷政變和軍事政變維繫政權的邪惡和嚴重的軍事犯罪。

天安門殺戮是永遠存在的事實，人們必須不斷回望如此大規模的殘暴軍事犯罪，一遍又一遍不斷講述和重新發現它，以企望世人不可忘記這個殘痛的歷史，並提醒切莫讓各種形式的軍事共產主義借屍還魂！

作者简介

《天安門殺戮》編輯組 齊氏文化基金會

2008年3月，為紀念父親齊尊周逝世十週年，女兒齊家貞在澳洲註冊成立了非盈利機構「齊氏文化基金會」（The Qi’s Cultural Foundation），資金來源是父親不多的遺產、朋友小範圍的捐贈和個人的養老金。

齊尊周（1912-1998），中國廣東省海南文昌人。高中畢業，進杭（州）江（西）鐵路局，決心以「鐵道運輸」為終生事業。抗戰爆發，他出生入死在鐵道線上為抗日出力，「保山搶料」因功績卓著受交通部通電嘉獎及頒發獎金。1945年5月參加全國考選，他成績優異赴美深造一年，成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

學成歸國，他在南京首都鐵道及公路事業上為國效勞為民服務。1949年中國易色，他身陷囹圄二十三年，釋放回家，方知妻子離世已經兩年。1985年初赴美，「七十二歲第二次出國打天下」，幫助女兒家貞等親人定居澳洲，86歲在洛杉磯逝世。

齊尊周一生克勤克儉，為國為民竭盡忠誠，期盼國家民主富强，百姓幸福安康。齊氏文化基金會遵照父親齊尊周盡其一生實踐「人生的意義是給予，而不是拿取」的信念，設立「推動中國進步獎」，每年頒獎一次，獎勵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個人（或組織）以文學藝術的形式，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為改善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進步做出的積極貢獻。

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四十年來，共產專制鐵幕治下，中國人第一次站起來做人，不畏強暴正氣凜然發起的民意大展示、是非大攤牌、力量大檢閱、怒氣大排放、真情大暴露……的大能量行動，它排山倒海義無反顧，驚醒民眾震撼世界。這場運動無可匹敵的勇氣和超凡絕俗的意義，並不因它後來痛心疾首的慘烈失敗，以及再後來中國民主自由事業因加得減全線潰退而失色減分，時至今日，它仍然是中國「解放」七十年來空前的壯舉，它名垂青史，人們沒齒不忘。

許多仁人志士證人參與者普通老百姓沒有忘記，他們不敢稍停，為天安門殺戮的真相尋找證人證詞證物，設立檔案記錄民間資料收集口述歷史新聞圖片等等，儘管依然逃不過「蒼白無力」，依然逃不過「九牛一毛」，他們實實在在為天安門血案的犧牲者伸張正義，為宣布共產黨六四殺戮的罪名成立，嘔心瀝血竭盡努力。

六四二十九週年之際，數位同道們計劃編輯一冊影像雜誌向天安門學運被屠殺的死難者致意。於是，齊氏文化基金會與他們同氣相求，天經地義走到了一起，共同編輯並完成了這本雜誌書出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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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7810

乔纳森-洛根（又名Smuggler），思考中的密码无政府主义者，编码中的密码朋克，战略安全顾问。他成为密码无政府主义者已有20年。他是匿名邮件和暗网视频群聊的运营商。《Second Realm -- Book on Strategy》、《The Treasure that is Privacy》、 《Aristocracy of Action》作者。隐私极端主义者和加密绝对主义者。程序员，网络管理员。秘密通信专家。研究了古典音乐，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和哲学。Cypherpunk Bitstream的共同主持人，柏林的TAZ 0的共同创始人。

弗兰克-博朗，Cypherpunk，密码无政府主义者，Cypherpunk Bitstream的共同主持人，柏林TAZ 0的共同创始人。他对可以在我们的一生中带来更多个人自由的技术感兴趣。计算机科学的学术背景。喜欢用C，Go和Erlang进行编码。

加密无政府主义视角

文 / [德]弗兰克.博朗[Frank Braun]&乔纳森.洛根[Jonathan Logan]

译 / 许丹玲 刘怿斯

编 校 / 翠玉

本文根据弗兰克.博朗(Frank Braun)和乔纳森.洛根(Jonathan Logan, aka Smuggler)发表于第五届网络社会年会"实践智慧之网"主题四"加密主义"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原标题为"The Vision of Crypto-anarchy"。本文作者弗兰克.博朗和乔纳森.洛根为"Cypherpunk Bitstream"联合主理人。

**摘要：**我们将展现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介绍一些相关的历史。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技术基础是什么？如果加密无政府主义开始变得重要，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对未来发展出两种相互冲突的愿景。一种是当社会不存在，而只有一个技术系统（许多区块链爱好者似乎都喜欢）时一切将会怎样。还有一种是存在有许多不同的坚不可摧的花园时或许在那里，社会可以发展和繁荣，没有溢出和外部影响（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愿景）。我们将探讨知识与身份的作用，并为一个加密无政府主义的世界给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Abstract: We present the ideology of crypto-anarchy with some relevant history.What is the technological basis for crypto-anarchy and how would the world look like if crypto-anarchy becomes prominent? We develop two conflicting visions of the future: One in which no society exists anymore, just a technological system (what many blockchain enthusiasts seem to favor). And one in which many different impenetrable gardens exists in parallel where societies can develop and prosper, without spill over and outside influence (the vision of crypto-anarchy). We touch on the role of knowledge vs. identity and give some open questions for a crypto-anarchistic world.

欢迎收看"加密无政府主义视角"。这里是Frank Braun和Jonathan Logan (Smuggler)，我们俩作为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和密码朋克，已经在这两个领域内思考对话和实践了很久了。现在，我们正坐在德国柏林TAZ 0的一个集装箱里。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们将在较高维度为加密无政府主义做个概述，尤其是向各位介绍加密无政府主义如何展望"未来"。

进入赛博朋克时代的我们

生活通过为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和想象提供灵感来模仿艺术。从我们所投身的事业和我们所发明、设计的技术来看，我们的存在似乎是被社会的不同故事所塑造出来的。艺术也同样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它推断出我们的每个抉择及其后果。与之相应的，我们意外地发现，作为文学类型的赛博朋克是一代科技创业者的蓝图，兼具社会导览（map）的功效。

赛博朋克世界是一个为不负责任的精英群体及其所控制的科技力量所主宰的世界。在其中，超大型企业的强权依存于信息技术、计算机、传感器、通信网络、软件、数据库，以及膨胀的金融市场。这些企业的地位甚至可与民族国家比肩。作为关键基础设施和主流观点和叙事的提供者，这些企业的规模必须大到包罗万象，不容置疑（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得大到像是世界本身）才行。

这些超大型企业在挑战国家的同时也是国家行动的赞助商。它们和国家之间存在一种若隐若现的寄生关系，即：双方既相互需要，也相互忌惮。一般来说，超大型企业和国家会合作抵御来自第三方的威胁。

就像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的Tyrell和美剧"碳变"（Altered Carbon）中的Max一样，这些组织的动机和普通人的意图是完全脱节的。这种脱节不仅在价值体系方面，更是在具体需求方面。我们甚至不能把它们和普通人看作同属于一个社会和一个物种。对此，超大型企业及其董事会成员和股东干脆把自己假定为彻底的"他者"，比如"超人类"和"后人类"。它们宣称自己是半神，再通过不择手段地压抑竞争对手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整个过程中，它们完全不惜牺牲其他人的利益。

但是赛博朋克小说的角色们从不曾揭竿而起，反而常以盲目的宿命论忍受着一切------这仅仅归因于赛博朋克文学的第二条定律："大众媒体永远且绝对控制性"。此逻辑意味着大众媒体总能塑造和选择出一种"主流认知"并成为这世上唯一的权威叙事者。所有信息在被分享之前都会被过滤、塑造、和挪用，只为为刺激普罗大众进行盲目消费并保证这种权力结构的稳定。

这听起来很耳熟，不像是虚构的。实际上，以上情形确实早已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赛博朋克已经从科幻小说变成了社会和政治事实。它如今正被人们用来形容深圳、"硅谷"和东京秋叶原，以及生活在这些造物中的我们。这种发展的核心在于有意使技术不均衡赋权。

技术赋权

今天，被创造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永远保持在线，保持与由生产者控制的中央之家（Central hubs）相连。它们的所有功能都是它们与中间商之间永存的连接使然。

产品和生产者之间人造的依赖关系导致用户从不拥有产品实际的所有权。作为用户的我们被引诱到一个持续依赖"许可"的境地，我们不知道机器和公司机构的意义何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支持我们。

除了持续监制商品及社会人际关系之外，这些产品还通过监视我们的一言一行来背叛我们。它们极尽所能地监控，并向其上级公司汇报见闻。所有从我们身上截获的数据都被喂给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这样一来，我们的决策、行为和习惯都成为了可被预测、被操纵和可被利用之物。

要说我们是科技产物的主人，不如说我们是科技的输入品、目标和欲望对象。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法控制，甚至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力。而这种赤裸裸的现状已经有越来越强大的金融科技做靠山。数字化的股票市场、新的衍生品，以及由极少数组织控制的流动性浪潮破坏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跨国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醉心于技术奇迹和自由金钱诱惑的公司和国家开始通过将专利合法化来合作保护它们新的受害者。像是规制俘获、贸易战和金融战之类作为我们竞争的手段和另类选项的事务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

这是一种好的发展吗？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当前时代，我们当然可以暂且不那么基进地相信所谓"成功者的智慧"；但我们必需认识到：这个时代所谓的"成功"可能并非由成功人士们自己创造，而是窃取自他人。

例如，这些成功者可能通过对创业者的开采来控制整个行业。这种控制意味着作为创业者的你在革新的同时也承担着风险。因为这些成功人士会观察你，分析你所有的交易，模拟你的客户关系网络。然后他们会将有价值的东西输入他们所训练的人工智能。这样一来，你就成为了新时代的小白鼠。

在中介平台，成功人士将自己注入每一个交易、对话、和决策中，以便监视、塑造和审查整个平台。在此基础上，他们挖掘数据，设法引导平台内的业务和内容，让所有人都依赖平台。也就是说，现在，用来约束平台行为和压制新税收的方法不是立法，而是人造的强制性依赖。

为了创造和谐的生活和表达方式，这些成功人士还奉行文化帝国主义，破坏多样的地方文化。他们在塑造有利于自己的价值观来引导消费的同时镇压抗议性的另类文化。

此外，他们对用户安全和使用者是否安心也漠不关心，以至于犯罪剥削和身份盗用被放任自由，而用户没有行之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平台对不安全产品也毫不负责。

他们的所作所为令社会决策越变越少，而且所有决策都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被偷摸着做出的。简而言之，这些决策者们傲慢地定义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和个人生活。

数字封建制

权力过大会导致腐败。理论和经验表明，赤裸裸的权力分配不均会导致社会责任缺失，并带来腐败，任人唯亲，权力滥用和独裁等后果。这一点可以从今天大公司的行为中看到。今天的大公司正以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标准进行审查。它们压制异见，操纵公职人员，通过塑造显示来剥削员工、伙伴和供应商。眼下，它们已然成为社会中最受欢迎的寄生虫。

此外，众所周知，腐败还会导致暴政、战争和饥荒。

我们何去何从？

如今，新兴技术权力结构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缓缓爬行。他们逐渐成长并自我巩固，打着"为了创造而破坏"（creative disruption）的旗号入侵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为了创造而破坏"只是一个托词，其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令普罗大众对他们的创造力另眼相看并加以赞扬。显然，它们带给我们的并非解放和进步。

如果我们放任这种创造性破坏，那么，新型技术权力模式无疑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定义整个世界，成为新的决策者。到那时候，我们所有的基建、社会制度、个人思维模式和日常生活的声音（voice of life）都将依赖于他们。所以，现在正是我们去将那为他们所合纵、连横、破坏、重塑和吞噬的一切反抗的，独立发展的，创造性批判和玩味的实验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

既然如此，如何处置"技术进步"，才能使我们避免孕育出另一个不负责任的，腐败剥削的统治阶级？我们是不是得放弃我们进步的、舒适的、奢侈的日常生活，以保证个体内部人性的自由和活力？

技术本身并非帮凶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背后其实用户错以为"任何形式的中介平台必需全方位监控用户的所作所为"的结果。我们总认为，只有用户主动让平台知道我们和谁在交换商品、金钱和信息，平台才能够革新。事实上，这种透明性并非用户主动选择。相反的，往往是平台基于利益"想要"得到用户的信息，而盲目依赖的我们一直乖乖配合。换言之，平台将攫取用户信息包装成"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促进产品进步"的样子卖给我们。

而上述透明性所带来的"革新"往往又只有一个，即平台权力和控制力的前所未有地增强。

今天，技术的旨意在被注入平台发生的每一次对话和每一场交易的同时，还入侵了用户的私人互动，观察用户的所作所为。强制性设立的账户和身份认证就是为了将作为用户的我们和我们的一言一行联系起来，描绘出我们和其他用户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收集信息，将其用于软件编码和机器学习，以影响、操纵并塑造我们的体验。这种编码设备让新的大众摆脱了所有责任，让我们在机器魔力的庇荫之下，接受自己在分析统计方面的无能，然后成为不负责任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保持对我们通信渠道、通信对象和生活环境的监控，以保证我们的行动符合他们的目标和利益。

人们会抱怨不真实的感觉，会抱怨游戏被操控，会抱怨生活太浅薄和不幸太神秘都不是偶然的，毕竟，相信盲目的宿命论是人们对这一切最自然且明显的反应。其实，世界的模式就被隐藏在那科技密码和重复的营销用语背后。我们得知道它并不是魔法，不是宿命，不是自然，也并非理所应当。它是为服务于新技术政治精英的奇思妙想而被专门创造出来的。

我们的未来可以建立在开放存取和不透明交易的技术上

我们不是非得接受这种情况不可；因为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不应依赖于压迫和欺骗，也不需要我们去人性而化作"半神"。我们应该真正拥抱信息技术的力量，让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为少数人专有。

自然秩序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密码学方法的数学发现令我们得以创造和保护一个截然不同于现在的社会。对我们来说，密码学技术也许并非"人工智能"、"手机app"和"社交网络广告投放"那样常见的东西，但事实上，正是这些为我们所熟知的东西异化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依赖他们的奴隶。密码学技术恰恰就是要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与他人连接和为自己赋权。

使用端对端加密即可防止科技精英和巨型企业对我们言论和交易所进行的全方位监视。这种技术确保有且仅有发件人和预定收件人可以得知信息内容，除这两端意外，任何人都不能读取和操控邮件中的信息。

就连我们那极具野心的封建领主也将完全无从得知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更不会知道我们正在与谁交流。于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将不受心怀叵测的外人的评判或破坏，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这样一来，我们就重新拥有了自己的社群和社会。

到时候，我们将不再需要企业董事会或腐败官僚所赐予我们的那些社会的，商业的和金融领域的身份，毕竟我们已经能通过数字签名和零知识证明来防止身份被盗窃和伪造。不需复杂的证明，低效的公证和不可信的中介访问，我们只需通过记忆和数学的力量就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正是这些身份让我们有权决定谁能访问和使用我们的房子、汽车、银行账户、数字记忆和社会交往场所。简而言之，加密身份和端对端加密为我们构建了一所坚不可摧的世界花园。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犯罪分子和剥削者的阴谋诡计中脱身。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彼此间的信任，创造我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的财产可以免于被骗子和腐败机构窃取。即便我们不透明也不合作，不可删改的记录也已让能让我们能随时证明自己拥有什么，做了什么，身份为何，。

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建立强大的契约关系和问责制度，而不是去仰仗那些好似更强大、更聪明、更全知、更腐败也更具权力的东西。数学是公正的，它对人类的诡计毫不关心。它是一个超大型立场均衡器（a great equalizer of status）。

与其依赖那些为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控制我们的人，去将商业交易引导到盟友的口袋里，我们不如将我们的日常生活从他们手中解放出来。密码学就可以做到这点。举数字虚拟货币为例。数字虚拟货币无法被他人盗取和转移，也无法被追踪，我们可以完全控制它的流向。它们使我们在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义务的同时不会透露任何个人隐私。

数字社会有序运行所需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运用密码学来安全、安心而有力地落实。

加密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从违法和不必要的统治者手中将技术控制权夺回给个人、社群和社会，使其得以顺利发展。我们不信那些虚假的故事。我们也不认为控制、暗箱操作、压迫和剥削是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需的东西。相反，我们认为没有它们，社会将进步得更快些。

未来的进步在能够发掘和孕育人性闪光点的服务中

虽然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未来看起来与现在的世界没太大差别，但加密无政府主义确实可以为社会带来进步、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改善。

加密无政府主义视角下的未来将是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的选择，而不是由一部分"看似启蒙的非法心理咨询师"所决定。它不会企图牺牲个人的安全和福祉以喂饱暴君和寄生虫。

我们应当成为未来的主人

也许，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未来将使我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有效地将普罗大众和不请自来的腐败统治者隔离开来。无需金钱、谎言、政治关系或武器，只需依靠宇宙的语言：数学，我们就能被赋予美丽和永恒的平等------密码技术和权力就是一切。

我们有能力在不创造危险的新型封建权力结构的同时发展技术，我们可以不仅是消费者，也是开发者。我们不必屈从于遥远巨人的奇思妙想和时尚，因为我们可以先刺瞎它们，然后从他们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中挣脱。我们不必眼睁睁看着别人利用我们的劳动成果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我们，甚至决定我们家庭的命运。

我们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主人。

以上就是"加密无政府主义视角"的演讲。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欢迎收听我们已经录制的播客"Cypherpunk Bitstream"（可以从tazO.org/Bitstream下载）。我们在播客中对今天演讲的主题有更深入的讨论。Smuggler在opaque.link上有个人主页。我的个人主页是frankbraun.org和amplex.net。谢谢大家。

讨论

**Frank Braun：**今天，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些"分支"世界。我们看到了科技歹托邦和更加密无政府主义未来之间的差别。你觉得呢，Smuggler？你觉得是什么在起作用？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Smuggler：**我认为主要是工程师、商人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如何描绘未来，他们构建了什么未来愿景。如果他们能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很多，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有创造力，去做一些真正的革新。我想主要在于社会和决策者对自己的信念。

Frank: 这也（使人）变得更像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对吧？（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建立现在这种歹托邦的未来。

Smuggler: 这和勇气有关。我们需要一种创新的勇气，而不仅仅是模仿或追随某一领域成功的大企业的脚步，然后去做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事情。这和相信自己会迸发出新的想法并且有勇气去实施有关。因为通常，我们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能力。

Frank: 是的，我认为这也是当前时代的力量，我们在技术上拥有的力量其实非常强大，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它们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觉得我们从不曾有过像如今这么强大的技术力量来做好事。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用这种力量创造出伟大的东西。很高兴你们能听完我们讲话。我们也希望将来能见到你们中的某一些人。

**Frank & Smuggler：**谢谢，再见。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是出于某种使命集合在一起，并通过在区块链上执行一系列规则来进行协作的组织。」——《DAO 新手指南》

https://www.theblockbeats.com/news/24301

「The DAO 是人类组织理念的一个范式转变。它提供了完全的透明度，完全的股东控制权，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自主治理。」

原文标题：《 DAO 可道，非常 DAO 》

原文作者： Mia Bao，Founder of Beep Crypto/ Chief partner of WHALE

感谢 Alex Yung，Summer Zhao 对本文的校对

目录

DAO 的前世今生

什么是 DAO

DAO 的组织形态

渐进式去中心化

靠谱度加权和极致透明畅想

NFT 的今天 DAO 的明天

DAO 的前世今生

2016 年 4 月 30 日，区块链公司 Slock.it 发起了第一个 DAO 项目---The DAO，这是一个早期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和风险投资基金。当时 11000 人投资了 1150 万个 ETH，占以太坊总供应量 14%，价值约为 1.5 亿美元。这也让 The DAO 成为了当时最大的众筹项目，FOMO 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包括项目方自己。

「The DAO 是经济组织理念的一个范式转变。它提供了完全的透明度，完全的股东控制权，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自主治理」。

然而，乐极生悲。「暂停交易，我们遭到了攻击。」2016 年 6 月 17 日，黑客利用 The DAO「递归调用」和「调用转移避免销毁」两个漏洞，进行了两百多次攻击，总共盗走了 360 万的以太坊，超过了该项目筹集的以太坊总数目的三分之一。

然而黑客并无法直接变现，按照当时智能合约条款，这些资金会被搁置 28 天，这给了 The DAO 和以太坊社区近一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理。后面，大家都知道了，以太坊社区进行了硬分叉，分成了 ETC 和 ETH，借此挽救这次的损失。以太坊核心团队不能强迫社区转移，但人们用脚投票，回答了这个问题：消除黑客的好处是否超过了人为干预对以太坊信任的代价？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如此。

如果不是因为分叉，黑客在 2016 年 6 月 17 日从 The DAO 窃取的以太币（ETH）今天将价值 66 亿美元。

五年后的今天，对 DAO 的讨论再现江湖，DAO 也已经拥有一系列使用案例。我可以看到我身边关注的一些非常聪明的小伙伴已经在开始讨论 DAO，现在的 DAO 原生状态，有点 2020 年年初 NFT 的味道。

我们早期布局 NFT 时，曾认为它是「区块链离现实落地最近的入口」，事实也证明它的确非常容易带来一些极大的关注度：短短三天时间，Meebits 在二级市场的总交易额便已高达 1.2 万 ETH，约合 4200 万美元，Uniswap 一双袜子卖 16 万美元，Jack Dorsey 一条推特五个单词拍出 250 万美元，Nynt Cat 第一个作品拍出 65.6 万美金，Beeple 在佳士得的 NFT 作品拍出 6935 万美金天价......

但今天的 DAO 仿佛就晦涩难懂的多，那么到底什么是 DAO 呢？

什么是 DAO？

Kevin Kelly 在《失控》里描述了蜂群的行为：当一群蜜蜂要搬家时，蜂王并不是直接做决定，而是一群蜜蜂前去侦察，回来之后，侦察蜂就对着蜂群跳舞表示结果。跳的舞越夸张，就说明越好。蜂群看到之后，就会又让另一些蜜蜂跟着去查看。如果也觉得好，也会回来一起跳舞。「通过这种反复强调，大家喜欢的地点就会吸引更多探访者，由此又会有更多的探访者加入进来。」

最后最大的蜂群获胜，蜂王也随之迁居。在这个过程中，蜂王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跟着最大的蜂群而去，没有蜜蜂做出「最终决定」，但所有蜜蜂几乎都参与了决定。

这就是蜂群思维，「『蜂群思维』的神奇在于，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

这就是原生的 DAO。

考察 DAO 的定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它是围绕一个任务组织起来的团体，通过一套在区块链上执行的共享规则进行协调自治。

DAO 将决策权交给利益相关者，而不是高管或董事会成员来实现 "去中心化 "；"自治 "则在于通过智能合约，使用户在可公开访问的区块链上运行的应用程序，若满足某些条件，就会自动触发相关行动和结果。

这是「组织形态」上的变革和更新。

我很喜欢 Jesse Walden 之前对 Defi 和 NFT 的一个总结：

Defi: Money Legos

NFT: Media Legos

我认为 DAO 可能是 NFT 的上层，DAO 可以拥有 NFT 和创造 NFT，还能容纳很多非 NFT 的事。如果说 NFT 是「Media legos」，那 DAO 很可能是「Corporate legos」，这点和 Santi 的观点是不谋而合。

"就像今天的创作者粉丝群体一样，每个'公司'或项目将变得更像一个部落，由将其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故事和符号来驱动和定义，而由那些最能编织其叙事的人领导。"

虽然，DAO 是「权力下放」的过程，但绝不能没有「权力中心」，那些抨击一个项目或者组织最终还是被某一小撮人控制的诟病，并不是 DAO 的缺陷。任何组织想要将决定和任务有条不紊进行下去，就一定有人决策，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而 DAO 要解决的是权力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前者赋能项目参与者对项目的话语权，后者保证起决定性因素的领导者的不断更迭。

在上一篇文章《后 NFT 时代》中，我提到了 Social Money 效应，如果说 Social Money 宣扬的更多是个人影响力的「Monertization」的过程，那 DAO 则是关于我们可以共同完成多少事情的宏伟命题。

DAO 的组织形态

截至 5 月初，DAO 生态系统管理的总资产（根据 DeepDAO 数据）已经超越 10 亿美金，而且这一数据并没有把那些不以 DAO 形式运营或使用独立 DAO 架构的加密协议计算在内。「DAO 生态系统管理的总资产」和市场经济下「公司制管理的资产规模」意思类似，只是市场经济下的绝大多数资产都是由公司管理的，因此我们并不方便直接对比规模，但作为一种新型组织治理模式，「10 亿美元」这个规模足以成为 DAO 本身生态系统发展的一个标志。

DAO 管理资产总量排行

Polychain Capital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Olaf Carlson-Wee 早前表示：「DAO 是风险资本未来，DAO 即将成为仅次于数字现金的区块链领域第二个重大突破。」

当然这里的 DAO 划分可能过于「狭义」，并非所有 DAO 生态都是跟「管理资产」相关，DAO 的组织形态也有「基础设施」，「资管类别 DAO」，「治理 DAO」，「聚合器」，「Yield DAO」，「Guild」，「Creator&Media DAO」，「DAO Adaptor」八个类别分别阐述。

基础设施层面，DAO 已逐渐成为 Web3 基础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像 Aragon，DAOstack，Moloch 等各种 DAO 协议的不断发展，为想要发起，治理，管理 DAO 的组织提供了巨大便利。比如，Aragon 提供了一站式的工具和服务，将社区、事业等变成一个经济体，释放出一个长尾 DAO 组织形态。相比于 Aragon 的复杂，Moloch 是以「残酷的极简主义」的设计理念建造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最小可行的 DAO」，可以让人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分配共享资源的同时积极地将不良因素的攻击降低至最小化。

资管类别层面，正占据着目前 DAO 市场极大份额，即 Venture DAO，这里指的是「以投资为导向」的 DAO 组织，比如 Metacartel，The LAO 等，但也有以发放「Grant」的投资组织比如 Moloch，Marketing DAO 等。

Venture DAO 与传统基金不同的是，机构和高净值个人（有限合伙人或 LPs）将资金投入基金，其他人（普通合伙人或 GPs）将资金投入公司，DAO 的投资者将能够根据智能合约中预先设定的规则对提案进行投票。每个人的投票都由他们持有的代币数量加权，而代币数量是基于他们的投资额。如果一个提议的项目获得了足够的票数，智能合约会自动触发 The DAO 的资金投资到项目的 ETH 钱包，当然这是理想化的 Venture DAO 形态，很多的 DAO 依旧还处于「渐进式去中心化」状态（详见下一章节）。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Venture DAO 在 NFT 赛道当中亮眼表现，如下图罗列的 WHALE，FlamingoDAO，PleasrDAO，Jenny Metaverse DAO 等都是专注于投资 NFT 资产的 DAO 组织。4 月 19 日，PleasrDAO 以 2224 枚 ETH 打败竞争对手，成功拍得斯诺登首个 NFT 作品「Stay Free」，Jenny Metaverse DAO 也于近期成功完成 700 万美金的募资，而 WHALE 创始人 WhaleShark 也反复表示对于 WHALE 从一而终的理念是「WhaleShark out, DAO up!」，这一切似乎也在逐步验证 Matt Huang 的那句话「The next Berkshire Hathaway will begin as a DAO.」

治理（Governance）类型 DAO，是除了投资类型 DAO 之外，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提到的，DAO 是组织「权力下放」的过程，用户通过持有资产的比例决定了投票权重，投票权重又直接影响了决策的方向（关于 DAO 的决策将会在下下一章节《靠谱度加权和极致透明畅想》展开探讨），而这一决策则是由诸如 Snapshot，Tally，Gnosis SAFE 等治理工具实现的。当然，一个项目可能有多种属性和标签，比如 Aragon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也是治理工具。「聚合器」类别的 DAO 也往往带有投票治理的功能。

至于后面的几种组织形态，Yield DAO，是汇集资产后协同赚取 DeFi 收益的类别，Barn DAO，PieDAO，BadgerDAO 等在 DAO 资产沉淀类别当中也一直处于前列。

Guild DAO 则像是一种公会治理，比如 Yield Guild Games（YGG），它是一个游戏公会，各地玩家可以通过公会聚集在一起通过各类游戏的边玩边赚机制赚取游戏收益。传统区块链游戏中，尤其是 NFT 游戏，往往需要用户先持有 NFT 资产才可以进入游戏，而类似 YGG 这样的公会机构可以帮用户免去购买资产的过程，将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达到各方共赢的状态。Raid Guild 和 Rabbithole 则类似于「任务众包」的组织，前者是通过聚集区块链专业人士提供「咨询」，「公关」，「设计」，「开发」等服务，后者则是面向 C 端，用户可通过玩 dapp 等任务而赚取收益。Metafactory 则是属于业务型的 DAO, 专注于数字&实体时尚品牌的孵化平台。

Creator DAO 和 Media DAO 是近期新生的 DAO 组织，自千禧一代成为社会主力之后，Passion Economy 和 Creator Economy 逐渐兴起。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也有种从 VC 到 Community Capital 再到 Solo Capital 的趋势，这些其实都是「个人影响力」发酵的结果。而像 Mirrior 这样的新生创作者社区将模块最小化，但将个人影响力最大化，从个人影响力辐射到 NFT（商品），或到 Crowdfund（募资），我认为这也是非常前卫的探索。

总结来看，本质上，任何具有 DAO 治理和管理的自治组织都可以称为 DAO，所以 DAO 更像是一个「可组合模块」渗透到各类项目当中去，这类生态组成在此定义为「DAO Adaptor」，其中大家熟悉的项目包括 Uniswap，MakerDAO，AAVE，Compound，YFI，Aavegotchi，Decentraland 等都是 DAO 组织的先行者。

DAO 不是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而是使用 Web3 技术和快速发展的治理和激励系统，来分配决策权和财务奖励。上述各种组织形态可能过于复杂，个人觉得简单来说，除了基础设施类别之外，DAO 其实是一种为项目融资（Venture DAO）、治理社区（Governence DAO）和分享价值（Creator DAO）的新型组合方式。

渐进式去中心化

在笔者研究 NFT，DAO，Social Token，Passion Economy，Creator Economy 的时候，常常会围观 NotBoring Packy McCormick 和 Variant Fund Jesse Walden 的观点。我第一次读到 Packy 文章时，我和我闺蜜的原话是「Shit, he is literally reading my mind......」, 豪不夸张得讲，他是我想藏起来独享的宝藏博主，而 Jesse 的文章则会是给到我更多发散性的启发（两位都强烈推荐）。「渐进式去中心化」就是由 Jesse Walden 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加密货币公司不必，而且一般来说不应该从第一天起就成为一个 DAO，它们可以不断发展。」

过于固守事物本来的形态，往往无法真正了解事物的本质，不管是包装还是归类的「定义」都是服务于「更好阐述产品本身」，而非用来限制「产品本身」。DAO 也是如此。

从中心化过渡到去中心化，关键在于革新是否有助于产品本身，以及产品现有阶段是否适合这种革新？如果两者的答案都是 yes，才有推行下去的必要。创业途中，不断通过 demo 与用户测试交流，形成良好的反馈闭环，这样才能不断完善产品本身，好的产品需要试验和反馈，而绝不是创始人在家看完《失控》，预测未来 50 年的战略大局，然后纸上谈兵。好的产品，必须与其所处环境，紧密联系，共同进化。

那该如何逐步完成一个去中心化的治理框架，从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合规的和社区拥有的产品"呢？

Walden 给了我们三个步骤，我认为大家有必要一起来探讨一下：

1. 产品与市场的契合

加密货币初创公司的初期应该看起来像任何初创公司的初期：一个小而精的团队专注地将所有精力投入到构建，学习和迭代中，直到找到适合市场的产品。如果产品很烂，最终都是会脱离社区的。Web3 初创企业实际上在这里极具优势，通过将现有的智能合约，代码和产品整合到新的合约中来快速构建和测试，可以完成极快的试错过程。DeFi 之所以被称为「Money Legos」，是每当有人构建新的东西时，其即可直接成为可供他人使用的模块，魔术的诞生除了创造乐高之外，还有重构乐高的组合模式。

Aavegotchi 是我接触团队中最注重 DAO 化的团队之一，从提案，到投票，到 discord/twitter 等社交媒体的社交网图映射到项目的贡献权重值中，无一例外都在践行 DAO 化。但它也逃脱不了「渐进式 DAO」化的过程：前期的定调是由团队决定，而后期的重大决策则都是由社区决定。我深刻记得在第一次传送门发售之后，大家投票第二次传送门的发售在 Snapshot 被投票延迟之后，就连团队都惊讶于「在第一期稀有度挖矿之前，没有二期传送门」最终的结果，但是一个好产品的诞生难道不该是由「市场」来决定嘛？

2. 社区参与

一旦公司实现了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就应该开始尝试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更直接地参与其中。Walden 将其比作「开源开发」，邀请社区参与，提供赏金，赠款和其他激励措施，在开放的环境中发展，建立社区，并就决策达成初步共识。

在这一点上，我最欣赏的国内团队是 Conflux，他们虽然还没有过渡到完全的去中心化，但其在「原始的任务众包」中已经做的非常体系化了。他们的 Bounty 计划，按照「技术」，「品牌「，」社群「，「资源」，「其他」几个维度向开放社区征集有识之士，每个任务都清晰罗列，相关人员可直接去认领，从而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能参与到生态构建上来。

The Sandbox 的体素创作者社区当中也是一个「原生的 DAO」，艺术家们每一段时间会根据相应主题形成几类分组，每个分组按照之前作品权重集成划分出相应小组长，小组长会指导成员并保证创作过程的稳步进行，一切都有规则，但权利又是「流动」的。

上述例子其实和我们开篇 DAO 的分类中的 Guild 分类是一致，但是由于 DAO 的渐进式过程，项目都还是以「类原始」方式运行，而后阶段若过渡到完全 DAO 治理之后，可扩展性则会是指数型增长。

3. 充分的权力下放

完成前两个步骤后，接踵而至的是「完成 DAO 决策，并自动执行」。拆解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一是 Voting power，二是自动执行。Voting Power 目前大多是取决于持有的币数，但这一部分有很多人诟病核心团队或者大户可能会根据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或持有的代币数量来影响决策，针对于这点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详细探讨。自动执行则是通过触发智能合约预设的规则来铸造和分配代币，这些规则决定了从今天谁得到多少，将来代币将如何分配等。

这样项目的未来发展就掌握在社区手中，这也是是众多项目目前最需要「渐进式去中心化」的关键原因，早前笔者问 WhaleShark 的时候，问及 WHALE 的 DAO 方案为何还是在 Discord 发起，而不是部署在任何 DAO 的基建上，他的回答是目前的 DAO 方案都还不够完善，很多 DAO 方案内容是复杂的，目前市面上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让方案通过了就可以无需人工自动执行。而 Voting power 也存在上述提到的诸多问题。

一个忠诚的社区加上有效的治理，会有效促进产品和市场达到一个完美契合度，而这也可能是完成 DAO 创新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靠谱度加权和极致透明畅想

上一章节中遗留了一个问题：「目前大部分的 DAO 治理都是通过持有代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 Voting Power」，但这种就很容易陷入大户或者少部分人的集中性控制弊病。有人将「同票同权」的决策方式称之为「单细胞民主」，是伪民主，追求个体的绝对民主不一定是决策的最优解，那要如何保证民主和独权的平衡并保持策略的均纳什平衡呢？

「我的目标是和我共事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工作，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我知道只有极度的透明和算法式的决策机制才能帮我实现这个目标。」---Ray Dalio

靠谱度加权（believability-weighted）和极致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来源于桥水基金的决策模式，虽然 Dalio 不是 big fan of bitcion，但是桥水的公司决策模式却意外极具 DAO 化。

在 DAO 决策中，我听到最多的反对意见就是，「一群人是没法做决策的」，除了代币代表的「stake」之外，还有什么「维度」可以用来加权吗？或者说人数多就代表绝对正确吗？大户/鲸鱼就代表绝对正确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那是否可以按照「靠谱度加权」思路进行改善呢？

靠谱度加权，简单来说就是你这个人如果靠谱，那么你说的意见分量就重一点；如果你这人不靠谱，那分量则会弱一些。这个道理看起来简单，但实施起来却不是易事，这也是为什么桥水的治理常被人称为「邪教文化」。

「Dot Collector」是桥水来实现靠谱度加权的工具，员工可通过 strategic thinking（策略化思考）、dealing with ambiguity（对模糊化情况的处理能力）等不同维度给其他人打分，分数范围为 1 到 10 分，7 分为平均水平。

所有的点评，比如打分人的 ID、分数、追加的附言评语都会被永久保存。每一个点评被称为一个 dot，某个人身上可能挂满了 dot，比如桥水的联席 CIO 身上就挂了约有 11000 多个点。各项维度最终集成为你的「靠谱度」（believability）。而在决策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通过靠谱度进行加权。

（每个人按照靠谱度权重的颜色画像）

「创意择优=极度求真+极度透明+可信度加权的决策。」

回到我们的 DAO 治理当中来，我们以 Venture DAO 为例，最简单「靠谱度加权」方式就是追踪投资人的每次投资决策来形成他的「投资靠谱度」，从而在下一次的投资中会形成不同的权重（这部分若要衍生则要扩展到 DID 部分的探讨）。

这就是桥水倡导的「创见上的贤人政治」（idea meritocracy），通过靠谱度加权（believability-weighted）的方式来达到追求「极端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从而达成最佳决策。

当然 DAO 的决策的成功不仅仅是「靠谱度加权」就足够了，Charlene Li 在《Open Leadership》一书中用：解释说明 (Explaining)，日常工作知会 (Updating)，自由对话 (Conversing)，公开发表意见 (Open Mic)，内部众包（Crowdsourcing)，统一信息平台 (Platform) 六个方面来阐述了企业内部开放沟通的行为特征和实现方式，笔者觉得也有借鉴意义（章节问题就不过多阐述了）。

企业到 DAO 组织的过程，即是上述几个维度不断从封闭式专项开放式的过程。

NFT 的今天 DAO 的明天

就像 NFT 一样，DAO 现在的早期实验可能只代表其未来潜力的一小部分。随着更多的 DAO 工具的出现，尝试创新变得越来越容易，而 DAO Legos 也不断在填充，不仅仅是应用层，在监管上 DAO 也有很大进展。

今年 4 月，美国怀俄明州立法机构颁布了 Vermont Bill For blockchain 立法，通过了 DAOs 的合法性提案，它将允许 DAO 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对 DAO 来说，这可能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法案将允许 DAO 在链上操作、资产代理和管理其事务，这无疑也为 DAO 的可扩展性铺平了道路。

在进入 DAO 这个 Rabbit Hole 之后，我一直期待看到这个领域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创意以及上述的激励模型要如何反哺到项目本身。

「The next big thing will start out looking like a toy」，我相信 NFT 的今天，将会是 DAO 的明天。

内容简介

六月四日凌晨，作者不敢走進槍聲四起、大開殺戒的北京街巷，堅持留守在燈火通明的、受到保護的天安門廣場，作者自認並不勇敢，而是恐懼，沒有準備慷慨就義作出犧牲。在廣場燈滅的時刻，追隨那漆黑暗夜襲來的死神陰影，匆忙寫下遺書，因為大軍衝鋒殺入廣場，已經沒有退路，唯有立誓與廣場共存亡，若苟活性命才站出來做歷史見證。

本書記下作者所見證廣場上的血，所目擊活碑上的光，隨著歲月的滌淨澄明，歷歷在目，是非黑白，這段歷史是人民書寫的。

作者简介

蔡淑芳，曾任報刊記者，一九八九年四月底獲派駐北京採訪民主運動，六月四日凌晨五時三十分與群眾撤離天安門廣場。「六四」後從事教育政策研究及民主發展工作。參與編撰《人民不會忘記》、《回家》。

下载链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526-international-united-states-fan-jiayang-new-yorker/

「常有人觉得我写中国的负面报道，是希望中国衰落——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对中国人民的责任，而人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

「"我的'忠诚'不再属于一个国家、甚至一种价值观，而只属于我的良心。"」

特约撰稿人 王逸然 发自纽约

插画：Rosa Lee

七岁来到美国时，樊嘉扬还不会说英语。她的梦和日记都是中文的。她曾觉得失去语言是"一个创伤"，"就像盲目地走进了一个我不懂得规则的游戏。"在学校，她听不懂老师讲课，也不敢发言。她带去学校的米饭和鱼冻在中午化开，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与周遭格格不入，而她甚至听不懂同学们对她的嘲弄。在起初的几年里，她几乎没有朋友。"很长时间里，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久，因为我只有她可以交谈。"她和母亲常去借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电视剧录像带，比如《北京人在纽约》和《爱你没商量》。母亲从中国带来了小学语文课本，读课本成了樊嘉扬的"娱乐活动"。她们常看中国的新闻，1997年香港回归，电视上五星红旗飞扬在香港的码头，她和母亲拥抱在一起，激动地大喊"终于！"

如今，樊佳扬不再是不敢说英文的移民女孩，而是继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之后第三位在《纽约客》（New Yorker）因报道中国而成名的作家，也是《纽约客》第一位出生于中国的记者。她笔下的中国故事超越了地理边界，成名作之一是报道曼哈顿唐人街一家华人银行的借债内幕。但她常因为报道而受到中国网民的攻击。2019年，在一篇刘慈欣的人物访问中，她写道刘慈欣在酒后表示民主不适合中国社会，并向刘慈欣询问了关于新疆、中美关系等问题。中国网民指责她的采访是对刘慈欣"设套"，是"歪曲、阴阳怪气"的"诱供"，并控诉她的写作动机是为自己的"叛徒心理"辩护。

樊嘉扬曾表示，她的母亲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从未放弃对祖国的忠诚与爱。2011年，母亲确诊渐冻症，身体肌肉逐渐萎缩，无法移动，甚至无法吞咽，只有眼睛能够眨动。需要交流时，樊嘉扬就会拿起字母表，用手指一个个划过，而母亲会在她想说的字母前眨眼。即便如此，每当樊嘉扬要报道中国议题时，母亲都会用双眼慢慢眨出她的嘱咐："不要说中国坏话（donot against China）。"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樊嘉扬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到香港采访，和示威者们一起走在街头，给遭遇催泪弹的人们提供盐水，却因为讲普通话而被怀疑是大陆间谍。她不得不出示美国护照和《纽约客》记者证自证清白。她将现场争执的视频发到推特上，感叹"我的中国面孔成了我的负担"。之后，许多大陆网民揪住"中国面孔"和"负担"的措辞，控诉她背叛祖国，不愿当中国人；而一些香港网民因为她在报道中没有完全支持示威者的立场而感到不满------她在报道中记录了普通话人士在香港遭遇的歧视，以及示威者的一些暴力行为。

更激烈的风暴在几个月后着陆。2020年3月，Covid-19疫情在美国爆发，纽约面临封城，平日照料母亲的两位护工被要求撤离医院。"她自己无法吞咽，如果她噎到怎么办？毫不夸张，没有护工，她不可能活下去。"樊嘉扬在视频电话里看着母亲发出含混不清的哭声。她将视频截图发在推特上求救，因为这是她"能想到的救母亲的命的唯一方式"。她知道母亲痛恨别人的同情，甚至可能怨恨她把自己的困境公之于众，将这次公开求救视作一种对她的背叛，"但我不能失去她。我们的牵绊是如此深入骨髓，她的死亡就是我的死亡。"在曼哈顿哈林姆区的一家咖啡馆里，樊嘉扬对端传媒记者回忆。

樊嘉扬的推特得到了纽约市健康与医院管理局局长的注意，母亲的护工回到了医院。然而，当帖子传到中国时，樊嘉扬收到了如洪水般涌来的谩骂、诅咒和恐吓。人们说她"活该"、"遭报应"。当她第一次看到"nmsl"的时候，她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搜索之后才明白这些网民在诅咒她的母亲。让她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充满画面感的语言："想吃掉你妈的尸体"，"想扬了你妈的骨灰"......

这并不是樊佳扬第一次因为写作而被指责"背叛"------最初的指责来自于她的母亲。十五岁时，樊嘉扬想通过写作来了解母亲的复杂性------在母亲钢铁般的外表下同时存在的无力感和绵延不绝的付出。她写日记，对于那些羞于、或是不敢写下的情绪，她就把它们藏在虚构的人物背后------青涩的暗恋，对母亲的严厉的不满，或是成为作家的梦想。母亲读了她的日记，看到女儿对自己的描述，指责女儿忘恩负义。"她说我'有病'，编造谎言来羞辱那个把一切都给了我的人。她已经为了我把自己都杀死了，而我却在筹划着背叛她、抛弃她。"樊嘉扬说。

樊嘉扬与母亲在纽约街头的合照。受访者提供

母女之绊

1984年，樊嘉扬出生在重庆，她记忆中"扬子江边沉睡的的大都市"。母亲在市郊的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当医生，他们一家就住在附近的军区大院。她两岁时，父亲被公派去哈佛大学进修生物。她后来回忆，自己"基本上一直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相比母亲的陪伴，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逐渐和美国融为一体------遥远，抽象，又被蒙上薄雾似的理想光彩。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的文化元素渗透到中国的内陆：樊嘉扬记得电视里的Cheerios（燕麦圈早餐）广告，流行的年历上有着完美笑容的美国家庭，母亲和朋友讨论的热播电视剧《豪门恩怨》（Dynasty） ，这一切都向她展示着美国"完美的八十年代"。在现实生活中，樊嘉扬住在军区大院五层高的煤灰水泥公寓楼里，墙皮剥落，没有热水供应，几个家庭共用的洗手间在另一层楼上长长走廊的尽头。大院里唯一的便利店------当时被称作"服务社"------要服务两万居民，虽然售卖Cheerios，价格却令人望而却步。她的生活与其它大院里的孩子无异：去有电视的人家看电视，春游时去白公馆、渣滓洞，写《小萝卜头》读后感，期待着加入少先队，期待着去市中心买奶油蛋糕和《格林童话》。唯一的区别，或许是她藏着一个秘密：母亲已经为两人申请了去美国与父亲团聚的签证。

她们在1992年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已经在耶鲁大学工作的父亲接她们去康州纽黑文的住处。天色暗沉，街道萧索，七岁的樊嘉扬不敢相信这就是美国。一路上，她不断等待着"真正的美国"揭开面纱。母亲曾告诉她美国人都住在大房子里，所以当她看到父亲的公寓楼，心想，"这一整栋都是我们家的吗？"但父亲带她们走上二楼，打开门，是一个只有一间房间的小公寓，床垫直接放在地上。"我花了一些时间才适应，这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了。"

抵达美国一年多后，母亲发现父亲有了外遇。不久，父亲离开了她们。"母亲不会讲英语，全身上下只有200美元，举目无亲。但她觉得在美国，我会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她决定接受这场赌局，留在美国。"此外，樊嘉扬觉得，母亲是一个骄傲的人，她无法面对回国后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对她家庭的破碎和生活的失败指手画脚。不久前，樊嘉扬找到母亲当年的日记，里面写着："是不是去死会比较容易，只是扬扬怎么办呢？"

从那时开始，樊嘉扬和母亲就过上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我一半是她倾诉的密友，一半是她的宠物小狗。"樊嘉扬对端传媒回忆，"除了我，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同时，作为一个孩子，我又是如此完完全全地依赖于她。"

母亲得知，在美国，公立学校的名额取决于家庭住址的邮政编码，好的公立学校几乎都在富裕的街区。为了让樊嘉扬进入好学校，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有钱人家当住家保姆。在康州小城格林威治（Greenwich） ------全美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母女两人挤在狭小的女佣房里，但母亲心中已经给女儿设计了未来蓝图：好的公立小学，私立初中，寄宿高中，最终到达东海岸提供奖学金的顶尖文理学院。此后，母亲的人生便围绕着这蓝图运转。樊嘉扬每一步都依照母亲的期待完成了：格林威治中学，迪尔菲尔德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客》工作。她们像是激流里困在同一条孤舟上的两个人：同仇敌忾，一荣俱荣。

母女挣扎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偶尔去纽约，母亲和她直奔唐人街，买九层塔炒鸭舌、韭菜竹笋炖猪蹄和凤爪，就好像余下的、喧闹繁华的纽约与她们无关。即便在英文流利之后，她仍觉得自己是"临时美国人"------"假定的局内人，永远的局外人（putative insider and perpetual outsider）"。她生活在几乎全是白人的社区，像是走进了"白得刺眼的暴风雪（blindingly white as the blizzards）"。五年级时，樊嘉扬第一次在历史课本上读到美国南部邦联的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的故事，以为李将军是中国人，感到一阵激动："就好像我和这个我以为将永远把我拒之门外的国家，产生了一些联系。"

美国纽约唐人街的一家餐馆。摄：Patrick Guedj/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还是孩子的时候，樊嘉扬对社会阶级并没有清晰的概念，而她的感受全来自于与母亲的共情。她想象中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在美国艰难的生活状态起初没有让她觉得自己是"穷人"，直到她意识到母亲为当保姆而羞耻。"既然我们过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生活，我或许也该感到羞耻。"她记得小时候牙疼，但她们没有钱买牙科保险，"想到母亲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的恐惧就能让我暂时忘记疼痛。"

"比起'宠物小狗'，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我是母亲的'作品'。我知道，我是她生活的中心。"樊嘉扬对端传媒说。

这么多年的相依为命，让我们几乎成了同一个个体。但成长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和对世界的理解，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如果一个雕塑家的作品开始不依照她的心愿而长成自己的样子，这对她来说会是令人不安的、毁灭性的。"樊嘉扬解释母亲指责她"背叛"的原因，"她不会意识到我的不快只是对她的严格要求的正常的、人性的回应，而会觉得，你就这样回报我的牺牲吗？这也让我觉得，她的牺牲是我永远无法完全回报的。"

"这么多年的相依为命，让我们几乎成了同一个个体。"樊嘉扬说，"我对她的爱是如此出于本能、如此切肤。母亲总觉得她不用解释，我就能理解她。确实如此。但成长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和对世界的理解，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她总是赢的那个。她知道怎样能伤害到我。"樊嘉扬说。"但这些冲突并不让我对她的爱和责任减少半分。"

母亲与母国

樊嘉扬解释，她对中国------她的母国（motherland）的柔情与对母亲的爱相似。十几岁时，她为《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而感到生气，甚至和朋友争执。"我对中国有一种对家一样的依恋。任何人对它白眼相看的时候，我都想要维护它。我当时觉得他们批评中国，要么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要么是因为嫉妒，要么是因为他们对一切异域的、陌生的东西充满怀疑。"

依恋也表现在食物上。"我的胃是我身上最中国的部分。"樊嘉扬说。几十年来，她不喜欢吃芝士，但痴迷奶茶，最热爱川菜。她的社交媒体大多是中餐照片：豆瓣鱼头、马上要下进火锅的冬粉、腊肠、山楂糕、凉拌海带丝、辣腐乳......"在食物里，我找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感受到了对那个我还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并热爱的家乡的乡愁。"

每次回到中国，"我的胃感到无比快乐，"樊嘉扬说。她能流利地用中文和人交流，但不仅需要VPN上网，也时常感觉与中国社会脱节。而她的肠胃却仍是毫无保留、完全属于那里。

2020年春天，《纽约客》希望樊嘉扬写一篇关于"小粉红"的报道，讲述她经历的网络暴力。她开始重新阅读那些攻击。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反思自己描述"网络喷子"的语气。"叫他们'喷子'（troll）太片面了，相当于拿走了他们的人性。那些充满画面感的语言很伤人，但也让我意识到，屏幕背后打下这些字的是活生生的人。我想要写出他们的复杂性，不管他们有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对我。不是说我要赞同所有人的观点，但我需要展示出他们的动机和背景造成的局限。"

更重要的是，她从他们身上、从他们对她的愤怒和轻视里看到了自己。"那些人说我母亲该死、我该死，这些都让我想起我和母亲的关系。这些情绪我都体会过，而且是在最私人、最亲密的情境下------我心中最爱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这样发泄过。我知道这愤怒来源于一种无力感，来源于无处发泄这些深入骨髓的情绪。"樊嘉扬对端传媒说。

母亲和母国不是一个完美的比喻，但帮助她理解自己和母国的关系。"当你停留在一个地方，而另一个人却越走越远，成了你不能理解的样子，这会让人恐惧。对于你视作真理的事情，你身份的基石，她却并不愿受其拘束，就像是在攻击你的身份、你的信念一样。那些攻击我的人，他们将自己和国家身份的融为一体，一荣俱荣，我完全能理解------这就像我和我母亲的关系一样。我也会想，如果在平行世界里，我留在了中国，我会不会也成为一个'喷子'呢？"

"何伟和欧逸文都是出色、严谨的记者。对他们来说，中国是'外国'，因此他们会如手术刀一样精准，尽力给出客观的视角。"但对樊嘉扬来说，"中国并不是'外国'。在我写的每个人身上，我都能看到我父母、祖父母、阿姨、童年好友的影子。就像亲人之间很少说'谢谢'------我和母亲之间从不说'谢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是爱彼此的，'谢谢'是不言自明的。当我写中国的时候，我就像在写自己一样。常有人觉得我写中国的负面报道，是希望中国衰落------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对中国人民的责任，而人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

她继续以食物举例。《纽约客》在近两年才开始雇佣全职美食评论作家，所以樊嘉扬早年在《纽约客》做事实核查员的时候，常有机会探访纽约的餐馆，写美食评论。从充满上海滩风情的玲珑酒廊（Salon de Ning），到正宗原味、备受年轻人推崇的麻辣计划（Málà Project），从奥兰治街上最早由非裔美国人运转的酒吧，到西村新兴起的素食餐馆......"食物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会记录文化的变迁，"樊嘉扬说，"它又是如此基础、对生存------各种意义上的生存------都如此重要。它没有边界，也不在政治上站队，有一种纯粹。"

这些情绪我都体会过，而且是在最私人、最亲密的情境下------我心中最爱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这样发泄过。我知道这愤怒来源于一种无力感，来源于无处发泄这些深入骨髓的情绪。

但她也知道食物不完全脱离于政治。在中餐馆点左宗鸡的时候，她会感到不安：连服务生都会提醒她"这主要是给老外吃的"，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读这道菜名。"我的美国朋友们有时候会纠正我的发音，他们把'四川'读成'Sze Chuan'，把'左'读成'Tso'。"她在2015年的一篇报道里写道，"有人把是否能用当地语言来做梦，作为衡量是否融入当地社会的标准；而我的标准是，是否像我的'真正的美国人'朋友们那样讲中文。"

她不排斥中餐在美国的改变。"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背叛，因为'背叛'的概念要基于一种恒定不变的忠诚的对象，但食物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比如说菜肴，原始的食谱是基于当时当地的环境------年代、地理位置和便利，但如果人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而然他们就会开始采用当地的原料。这并非背叛，而是生存。"她补充。

同样地，"中国"和"美国"并没有在她心中此消彼长------"我觉得我自己的边界在蔓延，而不是说，我中国的部分被倒出我的身体，而美国的部分替代了它。"

"我在一个地方出生，在另一个地方感到被排斥；我在美国受教育，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但这些地方都不能定义我，因为我的'自我'是在经历这一切、思考这一切中形成的。对于母国的爱就像对母亲的爱一样无法被切断，即便我成长成了一个和她完全不同的人。但这柔情与'忠诚'不同。我的'忠诚'不再属于一个国家、甚至一种价值观，而只属于我的良心。"

2020年春天，《纽约客》希望樊嘉扬写一篇关于"小粉红"的报导，讲述她经历的网络暴力。她开始重新阅读那些攻击，并希望写出网络背后的人们的复杂性。这篇文章是当月《纽约客》的封面报导。网上截图

最终，樊嘉扬在《纽约客》的报道并不以网络暴力为重点，而是介绍了她和母亲作为移民的经历和她们在新冠期间的境遇，讲述了她经历的来自中美两国人出于不同原因的蔑视和敌意------"中国人觉得我在异国生活太久，思想被污染；而美国人在新冠期间觉得我是带着病毒在他们中间生活。"她不想指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收到了最不公正的对待，不想像许多移民故事那样，指责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或是中国人的闭塞狭隘。她只想呈现出她的故事最真实的样子，因为她的经历所反映的是全球化下人们共同的挣扎------ "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在当下这个同时扩展而又收紧的世界里生活。"这篇文章是当月《纽约客》的封面报道，标题叫做《我的母亲和我的祖国》（My Mother and My Motherland)）。（编注：这篇文章的网络版标题为《我和我的母亲如何成为中国的宣传品》，How My Mother and I Became Chinese Propaganda）。

在写作的过程中，她穿梭于电脑桌和母亲的医院之间，昼夜颠倒，一条条阅读别人对她的谩骂，再次体会那些伤害。但"最困难的部分是对自己赤裸裸的审视，"她对端传媒说。她向世界道出了藏了多年的秘密，她"卑微的出身"，她和母亲生活的窘迫。她担心人们会同情她，或是因为她经历了这些创伤而对她降低要求；她还担心写出这些故事，就像暴露了令她有些与众不同的秘密，她因此就不再那么特别。但同时，她又觉得不那么恐惧，也不那么愤怒了，因为世界变得更加"可知"。许多移民的孩子留言说产生共鸣，"觉得自己被看见了"。她亦确信自己写出了能给出的最接近真实的故事，因此感到自由。"我挺直胸膛了，别人或许还会轻视我，但我挺直胸膛了。评判是他们的，但故事是我的。"

在推特上求助和遭遇网络暴力的事情最终传到了母亲那里。视频电话里，樊嘉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母亲的回应，但母亲只是用眨眼示意她："清者自清"。

回忆那一幕，樊嘉扬说，"这或许是她的疾病带来的意外的礼物------她不再能给我带来什么物质上、现实上的好处，于是她终于可以相信我对她的爱是无条件的。她学会了相信我的爱。"

躺平一词出自“中国人口吧”的用户“好心的旅行家”发布的一篇帖子的名称《躺平即是正义》。开头是这样描述的：

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 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它们会无时无刻在你身边出现，你每次看见的新闻热搜也都是明星恋爱、怀孕之类的 “生育周边”，就像某些“看不见的生物”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压给你，人大可不必如此。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看这开头会发现作者出手不凡，躺平是为了「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我的理解是劳动的异化使人丧失了主体性，人变成工具人，只有躺平，人才能成为人。人不是机器。

躺平是否是内卷的一个出路？躺平可持续么？躺平流行之后，总之他们急了，说「认命可以，躺平不行」。我倒联想起美国的嬉皮士和反主流运动，不要在家躺平，大家一起去公园的草坪上躺平，这不就成了中国的嬉皮士嘛？

三和大神是躺平主义的先驱，在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百元的青年们》中有段话：

旁人：“你不应该在大街上躺着，应该站起来，站着会让你变得更像人。”

大神：“我为什么不能躺着？你站着，你就是人了？”

躺平不是下跪，是为了有一天能更好地站立。

今天你躺平了么？

https://twitter.com/haqilin/status/1398575074433773568

https://mp.weixin.qq.com/s/aGLE93s5vgyWDletOnmqRQ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文｜安小庆

编辑｜金桐

图｜安小庆（除署名外）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第一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节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拨出，由《半边天》节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节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又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节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最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在新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怪异的悸动，一种心有不甘的感觉，一种渴望」。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 「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最著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六零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讯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此后十年，张越换过几只手机，号码从未改变。只是她再也没有听到电话那头，响起刘小样的声音。

「她如果真想找我，她是能找到我的，但她并没有找我。」那个来自北方平原的女人，突然从张越的生活里消失了。

和张越一样，很多人也在寻找刘小样。每隔几年，就有人在网络发出问询：有人看过刘小样那期节目吗？有人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吗？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黄土垄和红衣服，但这些丢出去的石子，大多没有回音。后来，《半边天》也终结了。20年间，工作人员不断流散。早年收到的观众来信，连同信封右下角的邮寄地址一起都散失了。

但「刘小样」似乎无处不在。「刘小样」甚至出现在课外辅导机构的初中语文试卷里。

在试卷的阅读理解部分，出题者设问：「宁要痛苦，不要麻木」说明了刘小样怎样的思想状态？结合刘小样的处境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请借助所学过的知识提出建议：中国农民怎样才能获得良好的「心灵的去处」？

没人知道刘小样究竟去了哪里。失联十年，不需要特别的场景和时机，永远有人在提醒张越，刘小样的存在。

最近一次「遇到」刘小样，是在2018年的英国。台里派张越去伦敦进修。有一天，她站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系的走廊，等待上课。楼道那边，突然扑过来一个亚洲面孔的女性，她抱着张越，大哭着说，你改变了我的一生。

女孩生在河南农村，成长中一直不受重视。小时候，她不甘于眼前狭小的生活，却也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直到某一天，她在电视里看了刘小样那期节目。

「你知道你那期节目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刘小样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吗？」她哭着告诉张越，「刘小样当年说的那些，让我也想走出去，去看平原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后来我努力学习，考大学，大学毕业后进外企，又出国留学、结婚，现在在欧洲做纪录片导演......」

张越觉得这位女士，「其实也是小样的分身，是小样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刘小样并没有失踪，「因为她一直都在」。

张越 图源网络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节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最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打扰您，张越老师，您能帮我劝劝刘小样吗？她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老折腾，今年过年也不回家。」

张越打过去，刘小样正在昆山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些不快。张越回忆，「听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点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农历春节前，刘小样给张越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昆山去了西安。张越劝她，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那是她们的最后一次通话。张越不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有时她甚至担心，她已经离婚了。当时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为一时一事。「她的问题在于她的心越来越远，这个怎么办？」

汽车停靠在一只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过桥，眼前是一条泥泞板结后的狭长烂路。刘小样的家就在路旁边的一座红砖院落里。

推开掉漆的暗红大门，门后的暗影里，有两人在倒麦粒。牵着口袋的那人，正是刘小样。她没有消失，她隐身在平原深处的庭院。

二十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没有太大变化。大笑时，头依然喜欢往后仰去，细长的眼尾皱在一处，没有保留地展示此刻的快乐。马尾短了，也低了，黑色薄毛衣外面罩一件灰白羽绒背心，脚上是一双旧棉拖。高高的颧骨，最紧处的皮肤依旧泛红。

只是普通话远没过去流利。她有七八年没和人说过普通话了。夹杂着陕西方言说了十几分钟，她终于找到了熟悉的语调。

二层院落，还保留着当年节目中的样子。褪色的砖墙勾出头顶四方的天。客厅摆着几件家具，茶几，妆台，衣柜，沙发，都显得陈旧黯淡。

妆台镜前，立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只有一个抱着百合花的年轻女人。那是2001年，刘小样独自去县城影楼里拍的。刘小样有些羞赧地解释，「我们农村啊，好多女人都拍过这个，男的都不去。」

一个人的婚纱照

婚纱照对面的墙上，贴了十几张褪色的粉红便利贴。每张上面有一首刘小样抄的古诗。其中一张写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前院墙边，斜歪着两盆牡丹。刘小样计划开春后，把它们移植到后院的地里。厨房光线昏暗，一束方形的光，斜着，从厨房顶上的天窗透下来。那是整座院落最光亮的角落。在这束光正下方的灶台边，刘小样开始了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青年和壮年。

「2001年那年的冬天，张越他们来了，我也是在这里，给他们和面，弄的油泼面。」

她回忆起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夜。一群扛着设备、拎着箱子的外省人，从北京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竟然真的来了，她惊慌到想要连夜逃跑。随后，那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刘小样的人生。

变化就是从雪夜开始的吗，刘小样和王树生都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它发生得更早，也更隐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河面的哪块浮冰，最早在早春苏醒，继而开始融化。

1968年，刘小样出生在关中平原渭河边的一个村庄。80年代起，僵固的社会板块逐渐松动。苹果园从麦田里长出，成为当时最赚钱的营生。

15岁的一天，家里大人说，回来帮忙吧，别念了。家里的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在家里照料苹果园。那时她读初二，没有挣扎，懵懵懂懂地，刘小样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离开学校进了果园。

那是1982年，家里的苹果园每年能卖出一万多块钱。几乎每个村民手里都有一只小小的收音机。远方的声音，第一次来到刘小样的世界。

她觉得自己的心里，从小就有一块莫名混乱或者混沌的地方。憋闷的时候，同学们去逛县城。她喜欢一个人骑车去渭河边发呆。

她从小喜欢花。秋天放学路上，摘一筐河滩上的金色野菊花回家，随随便便找一只瓶罐，往窗台一放。再大些，从地里头干完活回家，手里也是一把野花。

有了收音机，多了一个伴。盛夏，果园该除草了。田垄上的收音机，跟着刘小样手里的镰刀，一米一米往前挪。

那时，收音机里常播广播剧。跟着李野墨的声音，刘小样在苹果园里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她也喜欢《新闻和报纸摘要》，总是在心里默默跟着播音员，一字一句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对我非常重要」，刘小样说，那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2001年拍摄节目时，这里还曾是一片农田

我的心没有遵守

具体哪里不对劲，刘小样说不上来。平原上的一切，没有起伏和遮挡。

1991年，刘小样23岁，她的生活，终于起了波澜。经媒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青年王树生结了婚。婚前，王树生和家里的哥哥们在青海做生意。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两年。

刘小样常常会将生活诗意化和审美化。她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似乎是随便找了一个婆家，但正合她的心意。她喜欢看书，王树生的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家里祖宅的门楣，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除此以外，王树生是极少数的出去闯世界的男人。刘小样觉得，这个人能够带给她「一种新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新婚第一年，王树生把她带去了西宁和西安。火车从平原驶向高原，刘小样觉得生活是那么新鲜畅快。

在西宁塔尔寺前，这位新婚的妻子，没忘了从路边摘来一把波斯菊。照片里的她，留着童花头，在阳光下露齿大笑。

新生活很快中止了，她怀孕了。1992年，刘小样回到平原上的王家老宅待产。一年后，她再度怀孕。她和王树生有了一对儿女。

王树生在外勤勉奋力。1996年，他们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层红砖院落。新房里摆了大彩电，安装了当时罕有的电话。王树生和刘小样的生活奔到了村庄的最前面。

在王树生的记忆中，从结婚到两个孩子陆续出世的那些年，刘小样和村庄里其他媳妇没有太大不同。她管两个娃，做家务，干地里活，照顾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结婚后一年，刘小样生下儿子，从外地回到平原

他们所栖居的村庄，被厚重的历史密集地包围。阿房宫的脂水曾流经此处。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遗址就在县城。再往东走，是汉武帝的陵寝。往南，是《诗经》里的渭河，还有半坡遗址。

来自历史的强大惯性，依旧支配着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农忙的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刘小样和所有女人一样守在家里。

农村女人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有时，刘小样会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农闲或者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喜欢打开电视机，停下手里的活计，观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和小时候一样，她在心里跟着字幕默读，把电视当做书来读。

有一阵子，中央一套开始播放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在雪后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这里，刘小样就「怦然心动」。她会想，「她为什么要穿着红棉袄在那儿跳舞呢？她穿着红棉袄就好像是我在那儿，田间地头就是我的舞台，锅碗瓢盆就是我的音乐。」

村庄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剧了她内心火焰的燃烧。村子的北口，有两条平行的省道和铁路。南边是一条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车费只要9块钱，但村里很少有人去过。距离村庄二十公里，就是西安咸阳机场。

在四方的院落里，刘小样常抬头寻找飞机的踪迹。只要仔细分辨，还能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摩擦空气发出的嗡嗡声。最规律和最清晰的，是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

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刘小样的面前。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里的一个梦。结婚后，王树生带她去了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车流，她失声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讯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她有意给生活制造一些动静。衣柜里的衣服大半是红色。城里人觉得红色土，那时的刘小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红」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悄悄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话表达不出来，她气自己只读到初二。一个人边写边哭。村里的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些规矩。

刘小样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遵守，「心没有遵守」。她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有时她会问自己，如果住得远一点，离那条高速公路远一点，离那条铁路远一点，她的内心会不会平静一些。

「但是，它就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又不远，又不近。」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儿子和女儿都上小学了。刘小样有了更多的闲余时间。她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下了第一封信。后来，踩了十里地的自行车，从县城邮政局寄出了这封信。

咸阳市里依然有许多身穿红衣的行人

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纪的最后两年，也许是一种微渺的巧合，在距离刘小样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张越也正在经历一场蛰伏和觉醒。

她辞职在家两年了。1995年，她开始担任《半边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后，她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辩、聪明，话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满意眼前的工作状态，也从未见识过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游荡两年后，张越回到《半边天》。2001年秋天，组里的策划王峻，从几袋子观众来信里，挑出了刘小样的信。所有人都被刘小样「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表达触动了。

但刘小样拒绝了采访的提议。她说，写信只是想鼓足勇气找人说说话。她请求王峻不要再给她家打电话了，这会让公婆、亲戚说闲话，「一个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给远处的陌生人打电话，这是特别坏的行为。」

因为她的一再拒绝，节目组基本放弃了这个选题。但刘小样的信没有停止。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愿意跟他们聊一次，只要他们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来看就行了。

丈夫王树生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2001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晚上九点多，他跑完运输刚进家门，刘小样仓皇地告诉他，怎么办，张越老师他们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树生稳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摄像机在院门外的地里架起来，刘小样又垮了。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一句也说不出来。张越停下采访，和刘小样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后，摄像机再次在雪地里支起来。但刘小样还是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录了两个小时，张越最终决定放弃。

她让摄像去周围多拍些空镜备用，拍完就走。摄像搬走脚架，挪去了院墙那边。张越不愿意场面太尴尬。她随口问道，小样，你说你老不开心，可是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呢？比如，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了？

「你。」

「啊，为什么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去西安只要5块钱，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真正的谈话开始了。也许是看到摄像抱着机器离开了，刘小样终于定了下来。张越体会到现场对记者而言的那种巨大魅力，但同一时刻，她又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挤压着。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对张越而言，那天最后一小时的谈话，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获。在刘小样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对刘小样来说，那同样是生命里重要的一天。她第一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讲述作为人类个体活着的感受。

等张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儿时，躲在屋后的摄像，远远地冲张越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救下了这期节目。

在欣喜的人中，还有王树生。那是他第一次深入了解妻子的内心。他悄悄告诉张越，他很欣赏妻子。「人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她这个人特别浪漫，可我是一个只能在现实中过日子的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录完节目，告别刘小样一家，他们回到县城宾馆。出差快一周了，他们决定当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门，刘小样突然冲进了房间。她扎到张越怀里，痛哭了十几分钟。

临行前，她告诉张越，「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张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离别伤感。离别的伤感不至于这样。

「她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央视播出。很多人告诉张越，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

也有不少人，跟张越表达质疑：这人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你们教她说的那些话？否则一个北方农妇，怎么能说出「人在向往的时候，ta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蜕变」这样的话语。

甚至有一位观众打来电话，一口咬定刘小样是城里的大学生，弄不好是被拐卖到农村的，希望节目组再去陕西调查一下。

还有许多记者找到张越，希望拿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但刘小样告诉张越，谁都别给。

因为，「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会走出去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机会改变了，别再让别人来勾我了，我现在都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因此只得走

在平原上，这期节目也引发了轰动。村里人看了节目，说，刘小样还会说外头的话呢。哥哥姐姐问咋回事，她几句话躲过去了。她不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异类，不愿意再跟人提起这件事。

咸阳当地的官员，从张越那里要不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他们根据节目中描述的地理和交通信息，锁定了村子。慰问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送来许多书。其中一位官员说，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

面对涌来的关注，刘小样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冷漠和人际交往上的生疏。王树生记得，慰问的人问她想在家干啥事，是搞养殖还是搞一间农家书屋，人家给对口支持。刘小样一口回绝了，她不想要别人的施舍。

那场雪中的谈话，像一场高烧的序幕，将她的生活拉入了翻搅不停的岩浆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话，击中了平原外无数陌生人的心，她只感到自己成了村里那个「瞎想，胡扯，想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实际」的女人。

那是清醒后最难捱的日子。每天清晨五六点，她早早地醒了，躺床上跟王树生说心事，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说。

「主要就是说，人家把她捧上去了，她自己这样子，啥都干不了。」王树生安慰她，「人家是弘扬你的思想，不是奔着你的能力和位置来的。」

说到天亮，两个孩子该起床上学了。王树生记得，那段时间，两个娃都自己搁锅，热两个馍，一吃就走了。

刘小样终于短暂地离开了那间昏暗的厨房。如同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所说过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从漩涡中和床上坐起，刘小样出走的第一步，迈向了别人家的农田。她一直羡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跟邻居说好，以后帮她家去干地里的活。

有一次，张越打电话过去，王树生说，她上别人地里给人干活去了。电话再打回来时，刘小样告诉张越，现在每天起来，拿着东西出门，骑车去别人地里，「有了一种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感觉」。

2005年春天，刘小样收到《半边天》节目组发来的邀请。那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半边天》将举办一台名为「我们的十年」的晚会，纪念「95世妇会」和《半边天》十周年。

张越本想让他们夫妻俩来北京玩一玩，散散心，没想到刘小样在北京又哭了两场。

第一次，是看到台上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次是晚会录制结束，道具部门开始拆景，观众排队领取几十块的车马费时。

「她原本特别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尊敬城里人，可是没想到城里人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东西，你们给砸了，电视台好心请你们来看晚会，你们还跟人家要钱......」

隔天，张越打算给刘小样买几件新衣服。刘小样死活不去柜台，在商场里就要翻脸。但是一说，咱们去书店吧，立刻就去了。

在西单图书大厦，她提出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另外还想要几本西北作家的书。走过心理丛书架，张越问，要不要买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譬如「怎样战胜孤独」之类的。刘小样拿起两本翻了翻说，「这些书一点都没用，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的话又一次令张越震动。她回忆起在咸阳村里采访的一周，刘小样永远在做饭，「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夫妻俩留下合影。照片里的刘小样，穿一件淡紫色的短羽绒服，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只是眼神焦灼不安，像是在筹谋一件大事。

回忆那一年的北京之旅，刘小样说，自己根本就不高兴。再次遭遇「刺激」的结果是，她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离开北京前，张越嘱咐她，小样，你的心别乱，你回去还是好好地过你的日子，我们能帮你的，或者你自己能帮自己的，是隔三差五地小小地刺激一下，比如出一次门，或者多读一些书。

「你不要企图离开你的环境到北京这样的地方来生存。大城市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以你思想的细腻和敏感程度，即使在大城市里也算是一个异类，这个城市会严重地伤害你，你根本就承受不了。」

2005年， 丈夫王树生和刘小样在「我们的十年」晚会现场

我就是不甘心

从北京回到平原上的村庄，刘小样不再满足于去别人地里干活。

既然已经走出厨房和庭院，她还想走得更远些。那几年，除了照顾好一双儿女和丈夫的生活，她的内心只有一件事：突围。

2006年的一天，刘小样经过县城商业街时，看到了一张招聘启事。新开的商场招聘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刘小样心动极了，在街对面站了好一会，最终走开了。走到半路，不死心，她掉头回到商场门前，来回又走了好几趟，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去。

因为多年来自学的普通话，刘小样在快40岁的时候，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每月工资600多块，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县城和家，单程半小时，每天八点半上班------符合她对一份工作的基本想象。

她极为重视来之不易的工作。有天早上，她起迟了，王树生骑摩托车送她去上班。骑到半路，摩托车没油了，刘小样急得快哭了。冬天，大雪没过膝盖。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刘小样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在雪中缓慢前行。蹬不动的时候，就下来推着走。

她喜欢柜台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许多人。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账，学会了推销和帮顾客搭配衣服。她终于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但有时也不免受到伤害。

有一次，女装部丢了一件衣服。没人知道是顾客还是售货员拿的。商场老板要求每个人下班的时候，在门口接受翻包检查。刘小样告诉张越，自己有受折辱的感觉。

2008年，张越正好有一个去陕西出差的机会。在县城最大的商场，她看到了在柜台整理毛衣的刘小样。她给她带去几只小包，包的大小只够容纳几件随身的小东西，她想，这也许能够避免她下次再被搜包。

这次见面后不久，商场经营不善，倒闭了。当时一起在柜台工作的一位同事，去贵州开了一间化妆品店，叫刘小样一起过去。

张越不建议她去。贵州和陕西，不论地理还是文化习俗，相隔遥远。她又从来没出过远门。刘小样说，好，那我就不去了。过两天，电话又打过来：

「我就是不甘心，还是想去试试。」

「行，既然这样你就去。」

「我害怕，不去我不甘心，去了，我又有点害怕。」

「能怎么着啊，顶多就是不干了，买张火车票回家。再退一万步说，出了天大的事你给我一个电话，我半天之内一定出现在你面前，你去吧。」张越安慰她。

火车不停地钻洞。从西安出发，一路往西再向南。刘小样坐在靠窗的位置，累了就趴在小桌瞌睡，醒了就望着车窗外变换的地形和作物发呆。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王树生把她送上了火车。火车走了两天两夜，刘小样满怀心事，不知这次出走，会把她的生活带向何方。

上车前，王树生拿出一些钱给她防身。在结婚的第17年，妻子决意要去远方寻梦，王树生没有阻拦。他已经明确感知到，妻子内心有一座火山。那座火山活过来了，妻子也醒了。

他时常感到愧疚。如果家里条件再好一点，如果他不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如果结婚后他们不需要回到老家照顾父母，那么他带着她，到外面去打拼，去接近她对生活的那种「抽象的想法」，也许她就不会那么辛苦。

刘小样的这次出走，也让张越感到意外。2002年节目播出后，刘小样说她已经认命了。事实上，她没有。从替别人家干活，到争取一个去县城上班的机会，再到去远处打工，她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许多人觉得苦闷，于是在房间里打转，很少人真的会走出去。在原地打转了好多年后，刘小样真的出走了。

那段时间，张越特别留意是否有去贵州出差的机会。结果真的出现了。她安排好行程和住宿，临去贵阳前，刘小样打电话过来，「我干不下去，我想回家了。」

王树生从县城车站接回了妻子。在贵阳的大半个月，刘小样都在店里卖化妆品。她觉得营销、产品、同事都不太对劲，很快就撤回了。

第一次出走，以失败告终。刘小样再度陷入焦灼。要不就在附近再找个工作干吧，王树生劝慰她。她很快在县城一所寄宿小学，找到了一份生活老师的工作。

刘小样喜欢和这些留守家庭的小孩待在一起。她负责照顾30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每个周末，她从家里带来糖果、饼干。王树生说她工作认真负责，不到一年，就成了几个生活老师里管事的那一位。

那几年，他们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宁静平稳了许多。儿子和女儿都在念高中，刘小样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只有张越，从刘小样间隔越来越长的电话中，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她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她过得好，她会跟你分享的，如果过得不好，她会老觉得我都在电视里采访她了，一定是很看重她的，她却不争气，没有干出点样来，她就不好意思来找我。」

张越做主持人快三十年了。她承认，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跟踪、同步每个采访对象的生活。但对刘小样，她始终有一种心疼和怜惜。不过那几年，张越也处在自顾不暇的阶段，工作忙，家人生病，「心里一大堆事，每件事要逼到眼前才能面对」。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你也看了，就往回走吧

刘小样再次逼到张越面前时，是两三年后。那时，刘小样的儿女都去西安念大学了，女儿读的还是旅游相关的专业。

孩子们都离开家了，她43岁了，结束又一段繁重的母职期，她依旧迫切地「想冲破有些东西，想突破一些东西，想突围出去。」

最初她考虑的是去东莞，最后定的是江苏。她知道娘家好多亲戚都在那边打工，万一有什么意外，也不至于太慌乱。和过去的每一次出走一样，除了丈夫和孩子，她谁都没有告诉。

王树生陪她去西安买票，再度送她上了火车。他从不干涉她的计划，「任她折腾」，他能给的只有支持，「多的没有了」。那段时间，他手里没钱。从别人那里借来，马上给妻子转了过去。

孩子们都长大了，小时候看过妈妈上电视，但很快就忘了。此后的十几年里，家里不再谈论那段往事。可这个妈妈确实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她喜欢读书看报，但与人交接时，总是不老练。她喜欢春天第一场雷雨后激起的土腥味。喜欢鞋底踩过麦地后，带出的青苗味，「那个味儿甜甜的，好像得眯着眼睛才能去闻它」。她觉得劳动里不只有繁累，也有美的部分。早春时节，她还会领着他们去地里看叶苗上的露珠。

「这个妈妈总是长不大，太幼稚。」

妈妈又要一个人出远门了。在别的家庭，外出打工，多是出于生计需要。刘小样是为了自己。

在昆山，43岁不是一个好找工作的年纪。她在一家工厂的食堂，找到一份做员工餐的工作。真实的打工生活，比她在家想象的粗粝得多。工业园的环境一般，员工待遇不均，厂里很少有她这个年纪的工友。

刘小样觉得孤独，不快乐，她想辞职，又怕找不到别的工作。在怏怏中，待到了2010年底。她不甘心像贵阳那次一样，很快就回去。在一次电话中，她向王树生抱怨对工作的不满。王树生劝她回家，她还想再坚持。两人发生了争吵，她宣布，那年过年留在昆山，不回去了。

王树生知道她的性格，只好求助张越。张越劝她，最好不要彻底和家庭决裂，「别走得太彻底」。要不去西安找工作吧，她建议她，西安是大城市，「既能当职业妇女，离家又近，可进可退。」

女儿和儿子也打来电话。「你回来吧，这种年龄在那边根本找不到好工作的。你也知道南方是咋回事了，南方就是种稻子的，你也看了，就往回走。」

刘小样陷入了挣扎。她表现出强烈的坚持下去的意愿，并不惜与家人对峙。临近春节，打工的外乡人都回家了。刘小样最终听从张越的建议，从昆山去了西安，和做了导游的女儿，租住在一起。

她的秘密出走，又一次以返归平原而告终。离开昆山前，刘小样专门进城，去参观了昆山市立图书馆。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此后的十年，刘小样成为众人心中的一桩悬案。

在由丈夫、儿女和她组成的四人核心家庭，关于那次节目录制，以及此后多年，她内心的动荡和燃烧，早就成为全家心照不宣、从来都不去触碰和复习的秘密。

关于那段往事，家里只存留了一件最明显的证据：一只黄鸭毛绒玩偶。那是2005年在北京时，张越给刘小样的女儿买的礼物。

刘小样觉得，孩子们知道鸭子模糊的来历，「这就够了，到此为止」。有一年，孩子们说，要不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吧。提到北京，大家都很有默契，「北京都去两次了，就不去了。」

在核心家庭之外，刘小样从不和亲戚们谈往事。只是有时候，家族聚餐，娘家人会跟刘小样的女儿开玩笑，「你妈没上学，你妈可惜的」。

2011年春节前，从江苏折返西安后，没有工作的日子，刘小样在平原上的村庄里，过着一种隐秘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去过贵州、江苏和西安。没有人知道，她给女儿取的名字，来源《诗经》，她把自己名字中的「小」改成了「拂晓的晓」。没有人知道，她只愿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在电视和手机上看电影，没有她想要的仪式感。

一个人在家的下午，她从地里采把花回来，插瓶子里，倒上自己酿的葡萄酒，放着齐豫的歌，喝下午茶。

尽管这一切都在大门背后进行，但村里人还是觉出了刘小样的不同。早些年，别家媳妇都用上手机了，她还没有。等人人都拿上智能机了，她手里还是一只老年机。大家都觉得奇怪，「这人在外头工作了那么多年，怎么对新生事物不感兴趣」。

村里的媳妇们喜欢跟着手机拍小视频，男人们则喜欢傍晚的时候，拉出一套简易设备，在门口直播唱歌。

前年春节，家里养了七年的狗，欢欢，眼睛里长东西了，一个劲儿流泪。刘小样抱着欢欢，坐在王树生摩托后面，去县城治病，花了两百多。村里人知道了都笑话，「这干嘛呢，农村土狗，自生自灭完了。」

村庄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夏天的早上，树上的鸟，喳喳喳喳喳。刘小样说，这声音可好听，王树生说，吵得人睡不着觉。屋后有片池塘，刘小样说，青蛙叫得可好听，王树生说，你说那是好听，人家不笑话你。

只有长大后的女儿和儿子，渐渐觉出了母亲的不甘。刘小样从来不跟孩子讲心事，她怕孩子不开心。但后来，她发现，他们只是不点破。她不喜欢看电视剧，他们就给她发电影资源。她不喜欢抖音，他们从来不推着她下载。她不喜欢出去和人打麻将，他们说，不想去就不去。

「妈妈的渴望在哪里？我妈妈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刘小样觉得，他们都知道。

生日的时候，他们送给刘小样一束红色康乃馨。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妈妈住民宿。走在重庆街上，闻到黄桷兰花朵的香气，刘小样一定要找人问出树的名字，女儿等在一边，并不催促她。

在西安的时候，有一天，女儿买好票，拖着她去曲江的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她担心自己听不懂，女儿说，咱去感觉一下，你不是有这个愿望嘛，人家鼓掌，咱也跟着鼓掌。

那天，刘小样很开心。知道她还喜欢宫崎骏，女儿说，那下次咱去宫崎骏电影的音乐会，不过听宫崎骏，你可是要哭呢，刘小样说，哭就哭吧。

这些快乐，无法与再多人分享。王树生不喜欢音乐会，但他不会去阻止。年轻的时候，他心气也高，渴望去外面的世界。17岁出门做生意，26岁从兰州回家。他的奋斗，让整个家庭在改革开放后「打了一个翻身仗」。

中年以后，作为大家庭里最小的儿子，他必须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早早知道不能再出去后，他干脆就不想了。这是他和妻子最大的不同。

在他看来，妻子的目标都是很抽象的。「她就说她要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她要走出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俺都不知道她真的到底具体想干什么......她自己一个人出去，江苏也好，贵阳也好，都是很短时间她就回来了，待不住。」

她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都融不到一块。王树生感慨，「其实她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啊，一生下来就是，俺这村3000多口人，整个县60万人，小小的地区，60万人，关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这周边哪个村子的人，不是几千年都在这个环境生活，咋没人像她这个样子，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2005年，张越给刘小样女儿买的毛绒玩具

「病人」

大概五年前，刘小样告诉王树生，她想去西安的一家「医院」「治病」。

她觉得自己「病」了。否则为何过去二十年，她都像一锅永远在沸腾的水一样，无法平静。

王树生也觉得她「病」了，「她的不快乐，任何人都看在眼里」。他记得，那年去北京，白岩松都来现场见她，说，「我来看看你这个外星人是啥样子」。

「医院」是一家「帮助人清醒地认识自己，解决成年人思想问题和做心理疏通」的机构。整个疗程长达两年，「过程很折磨人」，学费就要好几万。

王树生支持她去「看病」。当年，妻子在电视里说，她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那时的王树生听了，极受震动。二十年里，妻子清醒了，可他不明白，人练敏锐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受自己活着的苦痛，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和她都过了五十岁。这些年，王树生在村里任职，每个月不到两千块的工资。90年代那会儿，他们是村里最现代最富裕的家庭。如今，他们已经落在后面了。

「表面上没有发展，实际上也没有积蓄」，他感到落寞。两个孩子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他紧追慢赶，还是赶不上别人，而妻子还在漩涡里受苦。

想不出答案的时候，他也向她抱怨过，「对，你现在痛苦着，你清醒着，你没有麻木，但是你痛苦着，这就是你要的人生吗？你痛苦着，整个家庭也跟着你，包括亲戚朋友都跟着你，这合适吗？」

当年呐喊的人，最终成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病人」。对刘小样来说，这或许是身处茫茫四野，无处也无力突围后的无奈暗示和自我改造。这也意味着，她终于接受了丈夫和其他人所说的一些东西------和大多数「正常人」相比，她是「不正常的」，始终「想入非非的」。

和「想入非非」相比，丈夫对她的其他描述，比如「性情中人，天真的人，清高的人，不贪别人便宜的人」，都变得无足轻重。

西安「医院」里的「病人」，有大学教授，也有公司老板。刘小样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教授很谈得来。两人曾住隔床，教授不相信她只念到初二。

关于「医院」的一切，刘小样不愿意详细去追溯。也因此，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

她在「医院」里找了一份后勤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一点报酬。对外，他们说，她又在西安的一家学校做生活老师了。

前几年的一天，王树生突然想上网找找《半边天》的那期节目。他发现，原来网上还有很多人在怀念和寻找刘小样，想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

他知道，那期节目确实给很多人留下难忘的记忆，或许也真的影响了一些人，「可是如果她连自己的人生都改变不了，如何去影响别人？现在她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还有啥值得去弘扬的？」

我问王树生，人完善自己，不就是一个最大的用处吗？

他说，「完善自己，最起码首先得把自己从烦恼中走出来，从痛苦中走出来，这才算你成功，但她做不到。世上的所有努力，一个是金钱物质上的，一个是思想上的。两点她都做不到。」

刘小样也深觉自己的失败。在「医院」「治病」期间，她的头脑依然无法平静，疾病的联想和隐喻，逐渐弥散到她的生活中。以往的不甘心，渐渐转化成对自己的失望和否定。

在进退两难的中间时刻，婆婆病倒了。刘小样主动提出，回家照顾婆婆的晚年生活。2016年前后，她回到了平原上的老屋，此后再未出走或「治病」。

婆婆是个爱干净的人，几个媳妇里，她只满意刘小样做的饭。周末，刘小样还要去咸阳城里，帮儿子打扫卫生。

一个农村媳妇该做的，刘小样觉得自己都在做。只不过，她一直在兼顾些其他的东西。在这方面，王树生从来挑不出她的毛病。可是，他觉得，这也正是妻子矛盾的地方：

「她两边都想做好。她的痛苦就来自于，你既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家务你得干，娃和老人你还得管，然后你又有那么多想法。」

王树生

自我消除计划

午后的村庄，空气一片死寂。走在村道上，能听见风吹柿子树叶的声音。远处，几个老妇人蹲在萝卜地里拔草，红色的背影在昏黄的冬日雨雾中缓缓移动。

这是刘小样回归的乡村，如同中国的大多数事物一样，这里既古老又崭新，既躁动又凝滞。

十月底，平原进入漫长的农闲季。几乎所有人家，都敞着大门午休。门前的空地，大多种着葱、辣椒和白菜，刘小样家的门口，种了一大片半人高的臭牡丹，鸡冠花，紫茉莉和玫瑰。

前院和后院也遍植花草。前院正中，有一片黄槽竹。那是和女儿从重庆回来后，她从乡集上，花十块钱买回来的。三年后，已郁郁葱葱。这是少有的能在北方种活的竹子。

攀着墙角的三角梅，也是她从南方回来后的念想。可惜只开了一次，后来只长叶子，不再开花。和她以前种过的百合一样，与这里水土不合。可她实在喜欢百合，后来绣了一幅十字绣，挂在了卧室墙上。

近来的几年，刘小样觉得自己平静了许多。从西安回来后，她要侍奉婆婆，做家里三亩地的活，考虑两个孩子买房和结婚的事。这些事情，让她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2019年春天，婆婆去世了。院子里又只剩下刘小样一个人。头顶还是四方的天。一切像是回到了她刚嫁过来的时候。

女儿年底就要结婚了。那几天，刘小样坐在家里，等女儿婆家送棉花过来。按照此地风俗，婆家送来棉花，娘家给孩子做成婚被。女儿的婚事之后，接着就是儿子。再之后，是他们的孩子出世。

村里和她同龄的妇女，早就抱上孙辈了。刘小样由此看到一条清晰的干道。顺着这条干道往前，生活也许不会再燃烧起来。

劫后余生，她将这些称为一个女人的主业和根本。她说，「在以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东西，但现在，家和儿女就是我的根本。主业跟副业有时候不能颠倒了。」

没人知道这是「突围失败」后的自我排解和注意力转移，还是经过「医院治疗」和自我改造后的反省，抑或是深厚艰固的历史文化逻辑在此时又发挥出了强大的形塑效力------总之，刘小样自愿回到了30年前的轨道里。

在50岁后，她终于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平淡的农村妇女」。看到莫言出了新书，写「晚熟的人」，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晚熟的人。

毕淑敏的书，王小波的书，鲁迅的书，全被她收了起来。她已经好几年不看书了。那些书堆在一张旧木桌上，桌子藏在卧室房门背后的角落。最上面是几本张德芬的身心灵成长书籍。

从西安回到村庄后，「好像是潜意识的」，她想跟周围的人一样，就拒绝看书。这几年，她只能听音乐，特别喜欢听欧美民谣。

为了抑止自己再「发病」，她把过去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了。过去，王树生看过一些片段。他总劝她，「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一页纸都没有了。她有意抹掉过去生活的痕迹，执行一种严格的自我消除。

刘小样觉得，「敏感或者说敏锐，对自己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现在，她开始用丈夫过去劝慰她的那套话语，来进行自我说服，「一个普通人各方面还是迟钝一些好，否则你对痛苦的事情相应也会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她不再抱怨。她愿意承认，「这个土壤已经够可以了」。她所在的土壤，目前只能把她「养到这个程度，这就很足够了」。她承认前半生的失败，「连自己都没推动」，「没够着，那就接受吧。」

火山似乎平静了下来，屋子和女主人都恢复了往日的面貌。只有客厅电视柜上的那只毛绒鸭，是还未被女主人消除的旧日符号。

毛绒鸭的上方，有四扇狭长的木棂窗。最左边的那扇窗户，扣上了插销，永远朝外开着。那是刘小样专门为家里的猫------波妞------留着的。

「我们家那波妞，生活最幸福了，想玩就玩去了，想吃就回来了。」

小黄鸭身后的那扇窗，永远开着，是为猫咪留着的

她不再给张越打电话，这也是整个自我消除计划的关键一步。张越的号码，一直在她手机里。从江苏回到西安后，她觉得自己一次次颓败而归，辜负了远方的期待。

她开始变得合群。以前她很少和人站在路上闲聊。现在村里老人多了，有时她跟人去地里捡地瓜，有时去对方院子里挖棵花。

我去的那几天，王树生正组织村民修路。隔天需要三十个劳力往路面铺沙，每人一天六十块的工钱。刘小样自告奋勇，连夜出门去找十个人。原先，这些集体活动她都不参加。这两年，在丈夫的教导下，她还学会了打麻将。

从表面上看，刘小样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但在王树生看来，妻子只是在「努力地争取平静下来」，她「天生骨子里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最明显的是，除了做家务、做饭之外，大多数时间，她还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白天，一个人在家。晚上，全部灯都要打开。王树生觉得这很不正常。

「她的平静，就像坐牢。你的心没有收回来，你把自己关在家里，你的心关不住，你等于还是在痛苦中。」

她还需要人陪。王树生每天回家，把当天发生的、见到的，包括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给她讲一遍。他觉得，那都是无聊的事情，「每天在一块待着有多少话题要谈啊？」

他坐旁边教会她打麻将了，也让她别在意输赢。打了一两次，别人再叫，她不再去了。跟亲戚们也都没有深交。「谁也改变不了她，姐姐说话得顺着她」，她「拼命地孤立，就累，就烦，就痛苦」。

这几年，他看她只爱好花草。「哪怕是野草，她也要养活，这就是她。」唯一让他稍感放心的是，已经五十多岁了，再要折腾，「恐怕也没气力了」。

花园里的月季和紫茉莉还在开放

我的小花园

辩论有时会在两个人的庭院发生。2020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王树生从工地回来，我们谈起「人是否应该去够自己可能够不到的东西」的话题。

王树生认为，人如果超过自己的地域环境和家庭条件，去够一些现实里没有的东西，很徒劳，也一定会失败。

和20年前相比，他显然世故了许多。 「你这种思想，啥事都成不了，因为太普遍了。」

他的话激怒了刘小样。她反问他：我连跳起来去够的权利都没有吗？

在我来访的几天里，刘小样的内心似乎有一道定时升降的闸门。闸门总在午后升起，那个多年来上下求索，四处奔逐，不断出走又不断回归后，被压抑和驯服的自我被释放出来。她终于又「逮着一个能说话的人」，说出许多「平时不能说的话，不敢说的话。」

可每到傍晚，那道闸门和墙外的暮色一起重重地落下。她变得游移，矛盾，躲避和反复。一道有力的监视的目光，从她自己内部发出，将她重新唤回牢笼里。

2001年，觉醒后的刘小样告诉张越，她的身体在过着一种日子，心里永远想着另外一种东西，她又不能出去，这是她的悲哀。

20年后，刘小样告诉我，不能彻底地出走，总想要兼顾，这可能就是她的局限。

这位自认为不彻底的反叛和出走者，回到20年前出发的庭院。在一个人的庭院，她把内心和过往，放在磨盘下，昼夜不停地研磨、辨析和探寻。

她想过，如果当年「配的是一个别的人，那个人彻底地不合自己心意，彻底地没有共同语言」，那么她可能也就没有这些纠结，「彻底飞了。」

在重新一个人打转的日子里，她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新旧杂糅，以及直面自身有限性后的虚妄：

「有的人以为我这人思想前卫，『她怎么那样考虑问题』，其实我现在才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太传统的一个人------我传统的东西根本也揪不掉，新的东西够不着，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下。」

为了压服这些不断跳跃、互相抵牾的念头，从2019年的春天起，她「特别特别刻意」地开始在院子里大肆种花。

她跟家人说，「谁都不能动我的花，谁动我的花我跟谁急。」

有时在外面看到别家的好花，她开玩笑，「真想偷回我家里」。快到县城的绿化带，前年引种了海棠。去年春天，粉白的海棠花开了。她骑电瓶车经过，心里十分不服气，「这么好的花，应该种我家里啊！」

至于为什么从前年开始种花，刘小样说，因为那年竹子长得特别好，给了她一种希望。

「竹子是绿的，那我得配红花啊，哎呀，那个春天，郁金香活了，芍药开了四五朵，几盆雏菊分开根，全都种到了院子里。」

庭院四方的天和刘小样的竹林

除了种花，这两年，她对家务也更上心了。农村一般不拖地。现在，刘小样几乎每天都要把水磨石地板拖一遍。她说，原来，「没有这么爱家，现在特别特别爱收拾家里。」

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她喜欢骑车去渭河边想心事。这几年，种花、拖地，让她有一种回到渭河边的感觉。这是茫茫的生活里，她能捉住的少数几项慰藉。它们部分能使她从混乱的「想够够不着」的状态里，稍微安静下来。

张越曾在采访中评价，刘小样思想的勤奋程度超过绝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她属于『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一个永远在思想中的人。」但现在，刘小样不想再开动了。

「真的能做到吗？」我问她。

「我得努力，我得努力啊！」她提起小时候的农业合作社，白天，大家在地里一块儿干活，晚上回家，自己的脑子爱想哪就想哪。

这是刘小样给牢笼中的自己找到的运行方式。「我安静下来的同时，也给自己留着想的时间啊，我不是没给我留下时间，我有我的自留地啊。我这块自留地，在我自己家里，我爱想啥就想啥，我爱做啥就做啥，谁也干预不了。我出去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能随大流。但我不能让你们彻底同化了，那样一种状况我永远达不到，如果让我跟别人一样，我永远达不到。」

王树生知道她尽力了。他不否认妻子身上的某些审美价值。对她，他的情感里不只有亲情，不解，埋怨，也有义气和不忍。

有时，听到妻子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二十年，认为自己是个备受期待但最终失败的出走者。王树生会急切地打断她，「听我说啊，人家走出去那个想法，只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与你那个想法差太远了，层次差太远了......」

「但这也有限」，张越觉得，王树生比普通农村男性宽容和能沟通，「但哪个阶层的男的，最终也不能接受一个一心要追梦，已经难以自控的女性，她总要往外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内心有强烈的悲欢离合的各种感受，有一段时间她会很沮丧，有一段时间她会很渴望，有时候她特伤心，你知道一个过日子的男的，谁一天天这么陪你跌宕起伏......」

更多时候，王树生像守着一座火山一样忧虑和不安。她还会再次出走和突围吗？这场平原上旷日持久的高烧，真的褪去了吗？

王树生不能确定。女人身体里那股力量太巨大了，他知道她现在是在「极力克制」。而刘小样自己觉得，「突围的前提是人在城里」。现在，她不觉得自己在里面，她觉得自己在边上，在里和外之间。

边上是她的小花园。在花园里，她自己跟自己说话。一直以来，「瞎想」这件事，对她的生活都特别重要。

20年前，在《我叫刘小样》的结尾，她带着绝望和不甘说，「我就是不要把这个窗户关上。我让它一直开着，一直开到我老，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

现在，她真的有些老了。客厅的那扇窗户，为猫咪波妞永远打开着。

窗外的小花园，鸡冠花正开得肆烈。她说，以后，小花园给她多少，她就接受多少。花开得好的时候，她跟谁都炫耀，说，我的花开得可好。女儿听了取笑她，就那几朵花，成天说我的花，说得好像有多多似的。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厨房里。那天傍晚，平原上飘起了雨夹雪。我问刘小样，有时会觉得这是个悲剧吗？

她陷入了沉默。天光从头顶的天窗透进来。厨房几乎还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只有柴火灶荒废了，被一只电磁炉取代。碗柜、水缸、菜刀、蒸馒头的大木盆，都还是1991年刘小样嫁过来时，婆婆为她准备的。

「我没觉得这是个悲剧。我这样的人，也许很多，只是咱不知道。即便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不能说是悲剧。我不会报以同情，怜悯或者怎么回事，我可能就是欣赏。」刘小样觉得，最多用「悲壮」来形容。

「我觉得就是个悲壮的东西。悲壮的东西，它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

冬日的小花园，鸡冠花开得肆烈

这是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是清醒而痛苦地活着，还是麻木而无知地获得世俗的幸福。渴望灵魂被理解、被接纳，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肉身却困在桎梏和死水之中，苦苦追寻人生的出口不得，是许多普通人一生的困境。然而思想上的无序是徒劳的吗？并不是，这不是西西弗斯式的，永远地，毫无意义地重复单调的动作，对生命路径无休止的探索和憧憬，才是人之为人的内核所在。也许直到最后，平凡是唯一的答案，但绝对不是第一个答案——来源

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7661

文 / 阎晗 [Suji Yan]

图文整理 / 汤睿沄

编 校 / 翠玉

本文根据阎晗于第五届网络社会年会 “实践智慧之网” 主题四 “加密主义“ 所发表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英文标题为 ”Cyber Labor’s Union Powered by Crypto-ism”。本文作者阎晗为Dimension.im创始人。

摘要：我们正生活在赛博时代的开端，越来越多的数据、资产、价值与社交关系正在转移到赛博空间之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劳动，都已经深深的陷入赛博化之中。

在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劳动者至少拥有物理世界政府的法律来保护我们的劳动果实（而这法律经过了多年的斗争）。劳动者们跨越行业或国家创建了工会和共同的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寻求自身的解放。然而，在现今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异化”的过程中，劳动者自身似乎失去了“创建牢不可破的联盟”的能力。

“宇宙相信加密是这种物理定律的一个体现，它不听从国家的咆哮，也不听从于跨国监控型反乌托邦。世界必须如此运作，这并非显而易见。但宇宙以某种方式向加密微笑。密码术是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终极形式……强大的密码术能够抵抗无限施加的暴力。加密主义能否成为创建牢不可破的联盟的魔咒？如果可以，这个赛博劳动者联盟会如何创建，又会被加密主义赋予什么样的力量？而我们，这个新联盟的潜在成员，该如何转移金钱，赋能伙伴，构建一个适合的治理系统于这个赛博空间之上？

我个人是Dimension和MaskNetwork的CEO。我自己是除了是程序员以外，还有媒体行业的背景，也辍学搞过一些奇怪的事情。在去年底跟今年，我开始发明一些新词，这些新词不一定很贴切。比如，我就给今天讲座发明了一个更长的新词，"由加密主义驱动的数字劳工联盟"（Cyber Labor's Union Powered by Crypto-ism）"，我把这个词拿给黄老师看的时候，他说这跟复仇者联盟一样，但我觉得我的词比那个厉害得多。

我先讲一下什么是"加密某某主义"，其实"加密"后面可以跟各种词。比如说有"密码朋克"（Cypherpunk），有"加密"某看上去很敏感的主义，也有"加密"某相对不敏感的主义；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晚于"加密"本身被提出的。

现代密码学是在互联网和赛博世界之后诞生的，而现代意义上"互联网"于1969年诞生在美国；它最早是军用网络，后来变成学校网络，慢慢地，就有了更多的节点。互联网上发送的第一条信息叫"Lo"。"Lo" 是 UCLA跟斯坦福之间发的一条信息，原本想打 "Log in"，打到第二个字母时断了，所以就只剩"Lo"。同一时间，还有一些被叫做"电话飞客"和"骇客"（cracker）的人存在，他们在中文世界里被统称为"黑客"；但其实，黑客跟骇客不太一样。"电话飞客"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苹果公司的两个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当时，他们玩蓝盒子，是因为AT&T的是一个大型计算机系统，里面有类似网络的东西。你只要用盒子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就能控制对面的机器去拨给你想拨的人，不用电话费。这就是"电话飞客"。

当时，大家正开始重视密码术和军火的关系。密码术跟军火的关系其实很简单：现代密码术就是为满足军队的需求而诞生的。阿伦图灵发明的著名的"Bomber"就是一个密码炸弹，这个密码炸弹应对的是德军纳粹的密码机。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所使用的也大部分是德国的密码机，所以，英国军队破译德国密码机对二战获胜有着非常大的功劳。二战结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事，从那以后，密码术就很少脱离政府的管制了。虽然伴随着早期互联网和个人电脑革命崛起的人------包括当时的嬉皮士、反对运动嬉皮士、新左派------都认为密码术是赋予个人权利的工具，但大企业和军方、学术机构首先将其用于准军事跟政治目的。例如，在ARPA网，第一个节点的诞生是为了监控苏联的核试验。

图一：图灵的破译机密码炸弹 （图片取自作者ppt）

图二 （图片取自作者ppt）

1990年代，当个人电脑革命完成时，大部分的美国中产知识分子都能买得起一台电脑，但美国政府坚持认为密码术是一种军火。当时，由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防止社会主义阵营获得一些先进技术而组织的的"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就与巴黎统筹计划，认为超过40位以上的密码是军火，必须报备美国商务部，经过国防部的批准审核才能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三个连续的案件应运而生，略去这三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概括来说，就是反对者（不论是 pgp还是 Bjd Bernstein）将自己所写的密码进行出版，印在T恤上，或者纹在身上，并和美国政府嚣张地说："这是军火，请你来抓我"。

右图（图二）的"军火T恤"上印着 rsa代码。rsa是一种著名的加密算法。如果我们在1990年看到这张照片的话，严格来说，我们会被美国政府抓起来，毕竟我们看到了军火的秘密。左边那个就更加过分了，他把一些强密码术的一些核心代码纹在身上，于是人就是军火------只要我人走出了美国国境，我就把军火出口到了别的国家。

稍后，伴随着苏联解体这一政治大背景，这些案件中的两个决定性案件分别在美国两个省委法院取得了一致的结果，大家达成了"密码术是一种言论"的共识。于是开发密码术就变作一种权利------不能因为密码好像很厉害就不让大家用。就这样，"密码术"这颗火种就被盗取了，盗取给了所有人。这件事本身从1990年一直进行到2000年左右，而这10年不到的时间就被我们戏称为"密码学战争"（Crypto Wars）。

后世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整件事情写得很夸张。但简要来说，整个故事就是一群20多岁的美国年轻嬉皮士让国防部跟商务部退让的故事。下图（图三）中间是电子前沿基金会（EFF）的早期logo。大家看， EFF的logo是一个举拳头握住闪电的标志。EFF官方没有解释这个标志的含义，但考虑到EFF也是由左翼青年组织起来的，所以我猜测，"举拳头"和"黑豹党"和黑人民权运动有关。如果大家关注最近的一些社会情况，就会知道"举拳头"展示的是"black power"；这也是左翼常用的一个标志。而"闪电"可能是代表"密码学"之类的东西，整个标志的意思是要"把权利握在手中"。这就是"第一次密码学战争"，而我们现在也许正在经历"第二次密码学战争"。

图三：电子前沿基金会（EFF）早期logo（中）；美国商务部logo（右）（图片取自作者ppt）

图四：密码朋克和加密主义相关人物（从左至右分别为：De izquierda a derecha, Tim Berners-Lee, Aaron Swarz, Edward Snowdern, Julian Assange, 和Jimmy Wales y Larry Singer）（图片取自作者ppt）

"密码朋克"则是这一系列的战争中涌现出的一群奇奇怪怪的人。他们说他们很punk，跟音乐界的"punk"一样。他们继承了 "back to country" 的那些嬉皮士精神，说，我们是"密码朋克"（Cypherpunk）。

"密码朋克宣言"（A Cypherpunk's Manifesto）说：

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创造一个能让匿名的交易或者转账发生的地方......我们密码朋克致力于构建一个匿名的系统^1^

此外，阿桑奇^2^在2012年被抓之前所写的《密码朋克》中也浅显解释了加密主义和密码朋克到底是什么，他说：

宇宙相信加密是这种物理定理的一个体现，他不听从国家的咆哮，甚至也不听从跨国监控型反乌托邦。世界必须如此运作，这并非显而易见，但宇宙以某种方式向加密微笑。

最后的总结是：

密码术是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终极形式，强大的密码术能够抵抗无限施加的暴力。

这是我在目前为止看到的，对密码术最完善的解读。写完这本书后，阿桑奇一直在大使馆没有出来，他也没有再进一步阐述这些理念，但我认为其实这样的阐释就已经足够了。若要通过物理学定律------什么叫物理学定义？"人被杀就会死"是一个物理学定律；"加密容易解密难 "也是一个物理学定律------解释加密主义和密码朋克，那么，在我的理解下，"使用物理学定律进行非暴力抗争的终极形式"就是加密主义。

图五："砖头与马达世界"中的传统劳工 （图片取自作者ppt）

图六：钢铁工人，困在卡内基的系统里 （图片取自作者ppt）

那么，谁是数字劳工呢？我这边有三个例子：一是外卖小哥。二是程序员。《外卖员困在系统里》是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相信大家都在微信上看到过------关于"外卖小哥何以是数字劳工"这点，我不用做过多解释。而程序员之所以是数字劳工，是因为他要帮助公司优化能让让外卖员被困住的系统，他自己也就因此被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困住了。而数字劳工的第三个例子就是你，就是正在刷抖音刷微信的你。比如，你刷抖音刷微信发现了一个超级好吃的火龙果，在消费欲望被刺激的情形下，你决定现在就下一单！总之，在被刺激的物质欲望和精神的欲望的驱使下，你下单，成为系统的"input"，而外卖员跟程序员就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这个"input"变成了你的间接劳动力。

上图（图五）想必大家都见过，它不是我原创的，大家能够在一些左翼经济学领域里直接找到各种与之对应的图。图中心是政府，最下面是货币，左上角是劳动者，右上角是工厂；三角形三边上则充满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这张图描述的是在传统的" brick and mortar"就（即"砖头跟马达"）组成的工业世界中劳工的境遇。为什么我说《外卖员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其实写的挺深刻的？因为，如果把这句话替换为"钢铁工人困在卡内基的系统里"，它也一样成立。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他死后把钱全部捐出，在彼斯堡建了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简称CMU）。卡内基的钢铁厂是以效率闻名的；跟福特的生产线一样，它可以让各种人、各种员工、各种工人干不同的事情，就像流水线一样系统高效；就这样，钢铁工人也被困在了卡内基的系统里。

在上图（图六）左侧的"平克顿侦探社镇压卡内基钢铁工人厂工人罢工"事件中，美国资本家请来军团社当充当私人武装来镇压工人运动。针对这则事件，我写了一句话，叫"工人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不惧怕平克顿侦探社（？）"。上图（图六）右侧则是著名游戏"Rockstar"（通常被翻译为"荒野大镖客"）的截图。游戏里主角经常会接的一些类似"平叛无产阶级暴乱"的任务，就是在影射当时的历史。那么，钢铁工人是怎么困在卡内基的系统里的？对此，我只从诸多例子中挑选两则举出来，这样，大家就能明白当时的情况和我们如今面临的状况有多相似。

困住钢铁工人的第一个方法是"得厂币花厂币"。在卡内基的钢铁工厂（或者在当时的任意工厂）里打工时，工人不会获得美元，而是会获得"厂币"。就像美国的联邦银行"美联储"的建立之前，银行可以自己印钞一样，工厂也可以印一些"厂币"。工人在卡内基的钢铁厂干活，就会得到卡印有内基头像的一个小硬币。有了厂币，工人们可以在工厂里开店，也只能去工厂的店里买东西。这就叫作"得厂币花厂币"------就像你用腾讯大网卡上网免流量一样（虽然可能不是特别贴切，但是在我看来是一样的）。工人拿很多厂币，去工厂里继续花掉，还觉得自己捡了便宜------对卡内基来说，这一切可太开心了。

第二个方法是：虽然工人们似乎了解经营工厂的每个环节，却并没有能力独立经营工厂。虽说把工厂厂长踢出去之后，我们工人也知道怎么炼钢，怎么造路，但唯独不能独立经营一家工厂。我认为这也是合作社运动失败的诸多根源之一。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造一个滴滴或Uber------它不难，只要我们有程序员、服务器、一些司机，再筹到一些钱（可以通过众筹，也可以去融一些风险投资，或找一些更有钱的人投资你）就行。但为什么Uber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城市级的Uber会失败？因为你会遇到一个巨大而严酷的"外部环境"。卡内基的"外部环境"就与负责印钞的J.P.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和造石油的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息息相关。把卡内基工头从工厂里赶出去之所以并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因为除此之外，工人们还得让这两个人的员工把他们的工头也赶出去，而工人们没能这么做，于是平克顿侦探社的镇压才会发生。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和当时也差不多。我们或许努力召集了一批非常厉害的开源程序员并获得了暂时的成功------至少在操作系统里，我们成功把微软给挤兑出了开源的服务器的世界；但微软并不怕我们，他们可以把github买掉。就算我们成功搞出了网警和火狐（Mozilla Firefox）一切也无济于事------他们不从这儿赚钱，也能从别的地方赚钱。总之，外部环境总能导致另行经营工厂的失败。

我们今年在上海的CAC做了一个小展，展览上，我们同事穿成了跳跳虎（图七）。跟另外一个象征国家领导人的动物相比，跳跳虎是"更高层"的象征。我的同事在跳跳虎身上贴了很多国家的公司，比如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还有推特之类的......他还贴了微信！我觉得他可能是贴错了。总而言之，"外部环境"有一部分是源于政府的。

图七：展览上的"跳跳虎"

这（图八）也是我的一张常用图。我们可以把图中的元素换一换，比如把"工厂"换成"手机数据库"，把"自由市场"换成"数据市场"，把"钱"换成别的东西，把"货币政策"换成"蚂蚁金服的行动"......

图八

之前我们说：把厂长赶走！自己造工厂！结果大家前脚把钢铁厂工厂长赶走，后脚就被石油厂跟铁路工厂给鸽了------好像再牢不可破的联盟也破碎了。这让我就想到一个比较乌托邦的例子，那就是EFF创始人1996年创作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图九）。宣言的开头说："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

图九：赛博空间独立宣言

既然加密的牢不可破（即之前提到的"加密容易解密难"）是一个"物理定律"，就像"人被杀就会死"那样，加密的联盟看上去比工人们肉体的联盟来的更坚固一些，那么，它是否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呢？如果可以，赛博劳动者的联盟如何创建？又会被"加密主义"赋予什么样的力量？我们新联盟的成员如何转移金钱，赋能伙伴，构造一个适合的，独立建立在赛博空间智商的治理环境？针对这些问题，我暂时还给不出答案；但最近有个比较流行的概念，或许是一种较为开放的答案，叫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那么，DAO是不是牢不可破的联盟的一种？

图十 DAO

这张图上有很多点，显示了从图灵到阿桑奇这五六十年间的奋斗。从中，我发现一件事，那就是：宇宙赋予了我们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比过去200年间我们在斗争所使用的工具更加强大。过去，我们用割稻子的农具和敲钉子的工具所做的斗争好像并没有完全成功，但如果我们人类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财富、信息和社会关系都进入了赛博世界，那么，"新斗争"是否可以通过"新武器"重来一遍呢？我们可不可以使用"加密主义"这个比过去工具更坚固的工具，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数字劳工联盟，将过去100年里人们所做的事情"再试一遍"？当然，新的武器也要求新的治理，但在新的治理模式里，个人的身份到底是基于主权国家发放的护照、ID，还是基于任何别的东西？这些问题则要涉及到另外一个常见的技术领域了。

最后，我想给今天的演讲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毕竟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而且，此前说自己"牢不可破"的联盟最后似乎都破了，对吧？但是，让我们用"加密主义"试着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数字劳工联盟吧。

好，谢谢大家。

【个人按】近期加密货币市场风起云涌，尤其是中国政府发布文件开始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一边打击加密货币，一边推广自己的央行数字人民币，这是为什么捏？因为加密货币具有一定的隐私性，特别是以Monero、Dash和Zcash为代表的隐私币难以被追踪，而数字人民币反而能加强他们对金融交易的监控。

长远来看，如马斯克所说「这是一场法币和加密货币之战，而我选择后者」。

【按】IYP的列表-2中有单独板块 "监视区块链和反现金之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众所周知，对金融的监控是国家暴力的主要形式，当权者肯定不会允许能逃离国家监控的金钱流动渠道的存在。

加密货币的宗旨对国家金融监控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也是为什么试图逃离国家暴力的人们对加密货币的支持如此之高，在短时间内推动了它的快速增长。但当权者正在迅速逼近。

我们去年推荐过一本书，《追踪加密货币交易》在下面看到介绍：

这已经成为数字权利的要点之一。如您所知，在加密货币监管方面中国是非常积极的，而中国的数字权利活动家和组织尚且没能跟上这一进度。于是我们希望通过推荐EFF这篇文章，给中国活动家一点提示。

因为，美国这样做了，所有国家就都会这样做。

从公民自由的角度来看，加密货币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们可以为用户提供隐私保护。但是，EFF指出，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措施破坏加密货币交易的匿名性，并将传统银行系统的广泛金融监控导入加密货币中。

去年底，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宣布了一项拟议的法规，该法规将要求所有货币服务企业 ------ 其中包括加密货币交易所等 ------ 收集使用自助加密货币钱包或国外交易所与其客户进行交易的所有人的身份数据。拟议的法规将要求他们保留这些数据，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一天内的交易金额超过某个阈值时）将交易者的身份信息交给政府。

该提案似乎是为了紧急通过一项监视条例，因为其15天的评论期异常短暂，而且恰逢寒假。该法规的作者写道，需要这个短暂的评论期来应对这些技术对 "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但他们没有为这一说法提供任何事实依据。

虽然EFF仍在审查该提案，但已经有多个初步的担忧。首先，该法规将意味着在自己的钱包中存储加密货币的任何人（而不是使用专业服务的人）将实际上无法与在货币服务企业存储加密货币的人进行匿名交易。该法规很可能会扼杀人们使用自托管的钱包进行私密交易的能力。

📌 其次，对于一些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交易数据 ------ 包括用户的比特币地址 ------ 将永久被记录在公开的区块链上。这意味着，如果你知道与特定比特币地址相关联的用户的名字，你就可以搜集他们使用该地址的所有比特币交易信息。在这里看到做法《如何在区块链上追踪比特币交易？》。

因此，拟议的法规要求货币服务企业收集与钱包地址相关的可识别性信息，这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的数据，而不仅仅是法规声称的覆盖范围。

第三，该法规可能会阻碍更广泛地采用自托管钱包和依赖它们的技术，或者至少使这些技术难以与交易所等中介机构整合。

该法规使自托管钱包用户与拥有受该法规约束的服务提供商的钱包的其他用户进行无缝互动的难度大大增加。根据拟议的规则，这些托管钱包服务将不得不收集在某些情况下与其客户进行交易的自助钱包用户的某些信息。这可能会使智能合约等自动交易变得复杂，或者在涉及分散式交易所的场景中难以实施。

尽管名字很好听，但 "钱包" 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货币存储：它们是个人和计算系统在不依赖机构的情况下持有和发放货币的一种方式。该法律为这些类型的交易增加摩擦，**破坏了该技术在让个人控制其财务方面的重要性。**它还将削弱创新者创建具有广泛合法用途的分散式金融平台的能力。

第四，虽然拟议的规则旨在简单地将涉及现金交易的现有法规适用于加密货币，但是，它们忽视了这些数字金融工具的存在部分是为了提供与传统现金相同甚至可能更多的金融隐私性和匿名性。

在这方面，该拟议法规是美国政府将传统银行系统的金融监控扩展到加密货币领域的更大令人不安的趋势的一部分。这项提案是在司法部公布其 "加密货币执法框架" 两个月后提出的，该框架非常清楚地表明，司法部希望破坏加密货币用户匿名交易的能力。

📌 该框架宣称 ------ 而且这个条例也重复了这点 ------ 仅仅使用 Zcash 和 Monero 这样的隐私币就 "表明了可能的犯罪行为"。

📌 该框架还表示，操作加密货币混币器的人，使加密货币交易更难追踪，可能要承担洗钱的刑事责任。

金融监管机构，就像美国国安局一样，他们显然怀疑任何试图保护自己的金融隐私的人都在做一些非法的事。

📌 该框架还针对所有去中心化交易所。去中心化交易所通常是一种开源软件，允许人们在没有其他方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彼此交换加密货币。司法部表示，这些项目必须向 FinCEN 注册，并且必须 "收集和维护客户身份数据和交易数据"，否则将受到民事和刑事处罚。

2020年其他令人关注的事态发展包括：第五巡回法院决定，执法部门不需要获得搜查令就可以从加密货币交易所获得金融交易数据，以及 FinCEN 提议将机构必须收集和存储交易数据的门槛从3000美元降至250美元（加密货币或法币），以履行 "转账规则" 义务。

这些发展是对私人在线交易能力的严重攻击，并试图将传统银行系统的广泛金融监控扩展到加密货币领域。

金融记录包含了人们的个人生活、信仰和所属机构的敏感信息。

尽管如此，法院和立法者还是允许对传统银行系统进行了广泛的无证金融监控。《银行保密法 （BSA，Bank Secrecy Act）》要求银行保存所有财务记录，因为这些记录对调查很有用，1976年，最高法院（在U.S. v. Miller 案中）允许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银行客户的数据。现在政府正试图将这种监控扩大到包括加密货币交易。

加密货币对公民自由非常重要，因为 ------ 和现金一样，它允许匿名交易。

香港抗议活动的照片显示，在地铁站排起了长队，抗议者等待用现金购票，这样他们的电子购票记录就不会追踪他们到抗议现场。这些照片强调了无现金社会是一个监控社会 ------ 以及将现金的匿名性导入数字世界的重要性。

加密货币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能抵御审查。许多传统的金融中介机构进行了任意的金融审查，切断了成人社交网络、成人书商和有争议的网站对金融机构的访问 ------ 包括吹哨平台，即使这些服务完全没有违反法律。

美国监管机构最近的行动，包括这次新的规则制定建议，很有可能破坏点对点技术提供的隐私和公民自由保护。

EFF希望公民自由团体和希望保护金融隐私的任何人能够提交反对这一规则提案的意见，尽管其截止日期迫在眉睫。⚪️

The U.S.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Cryptocurrency to Expand the Reach of Its Financial Surveillance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7679537/

前情提要：甘肃夺命越野赛：极端天气致21人死亡，主办方遭质疑

梁晶是多项超跑马拉松赛事的冠军。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27485341/

"登山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

两年前写了个srrx的同人小说《打电话》，里面大多数情节是以严冬冬、周鹏、孙斌等登山大咖为蓝本的，为了涉足方兴未艾的越野跑、速攀环节，在"赏金猎人"中用了很多梁晶的人设，这个当时我在后记里就说明了。

在小说里，我就写出了梁晶的弱点和死穴，但想不到2021年，居然就成真了，他在身体状况、竞技状态几近巅峰的31岁就这么失温而死了。

梁晶是安徽人，平原上的孩子，他怕冷，失温不是一次两次，他容易高反，高海拔比赛身体反应总是很强烈，他还怕热，广东这样的亚热带地区赛事还会中暑，他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是安徽大学的工科专业毕业，刚毕业出来是进厂的，跑步是进大学后的爱好，参加了好些比赛成绩优异奖金丰厚后才选择辞职当赏金猎人的，他就是这么一个怕冷，怕热，怕高反的普通人体质的热爱奔跑的普通人。独树一帜的赏金猎人。

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是钢铁的意志，忍受一切难忍之忍艰难困苦，令人生畏，这让他一次又一次战胜许多田径运动员出身的强手。但他又很怕死，主动退赛不是一次两次，某次退赛有人留言可惜奖金旁落（虽然名次暂时落后，但第2,3,4名奖金也不少哇），他答："命重要。"

这矛盾吗？矛盾，统一吗？统一，这就是他奔跑到现在，生存到现在，自己的逻辑自洽。

无论是深聊，还是详查参赛履历，都不免吃惊的，他参赛密度令人发指，一周三赛、背靠背异地参赛（周六周日在不同城市参加不同比赛）一周两次百公里都家常便饭，符合客观运动规律吗？理论上是不符合。但2012-2021，9年时间，他自己运转了这套密集的参赛时间轴，运行顺利，成绩耀眼，偶尔停摆（退赛），不是一次两次，一年两年，而是那么多年，他觉得可以，那就是可以，符合他的规律，至少符合现阶段他的规律。

很早就知道梁晶这个名字，但真正认识还是18年春节刚过，那时他还在因港百"抢水事件"取消成绩陷入舆论漩涡，我们很坦诚的聊了港百的事，不可否认他错了，他也道歉了，也许很多人还耿耿于怀，但山上的事，竞技场上火光电石，不能用平地上，城市里，马路边的逻辑来衡量，山有山的逻辑，那是另外一种道德体系衡量标准。一直平地上的人，不要随便来评价山上的事。

后来一起撸山拍赛事宣传照，他除了穿主办方提供的上衣，就随便穿了个运动长裤，快磨平的城市路跑鞋子，拍照摆pose用的还是我的所罗门越野背包（我等跑渣逻辑：能力不够，装备来凑，所以装备更专业），拍照很是轻松，我们都是在闲聊和撸山，向他请教越野秘籍，一切完事下到江上一条船吹着江风吃大餐，那一桌河鲜可满足了大胃王的胃口？

再后来，他来广东参赛，都会有一些接洽，例如对接媒体采访的时间地点等，有时比赛快鸣枪了，他忙着应付记者采访，我会帮他把换下的衣物拿去存包处存包。比赛开始了，我也会频频接到他的电话"我快到CPx了，我有点失温，让cp点给我提前准备热的饮料！""我很冷，失温了，让CP点给我准备个保暖的帽子吧，我快到CPx了"我都尽最大力量去协调，争取满足。也许有卫道士说这是特权是对普通选手不公，但如果没有电话，他能得到什么？

他总是跑得太快了，常常比组委会的预案更快，有时当他跑到cp点，cp点的志愿者也才刚到，还没来得及做好补给品的准备，比如把大包的面包点心拆封摆成小包装，把香蕉水果切块，把大罐的饮料倒到小杯子里，把热水烧开，把粥煮熟，他一时之间吃不上喝不上，但如果坐等，就会耽误时间影响比赛成绩，所以他总是喝口凉水叼块水果就忍饥挨饿地飞速出站，当许多跑渣选手一路慢悠悠吃吃喝喝热食小吃，如同享受自助餐跑一趟胖三斤赞美组委会的丰厚补给时，他也许一路上只吃了点香蕉喝了点运动饮料。

然后，他忍受着难忍的饥饿、失温，痛苦地奔跑着，第一个冲过终点，收割奖金换成女儿奶粉钱，接受跑友高呼"大神"的顶礼膜拜。然后是下一周，下一场比赛，下一次奔跑......这样的奔跑人生，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生活方式，似乎可以维持很久很久很久------只有偶尔因为退赛暂停几天------直到很多年后跑不动为止。但就在毫无预兆的某一天，这一切戛然而止了。

他赛前在白银的一餐饭，这点对于大胃王小case

我不敢想，但禁不住不停地想，他连在海拔几百米的粤北的就在景区旁边的安全成熟赛道上，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给我打电话，告急失温，请求热饮、保暖物。他那么怕死那么想活，对于失温的感觉那么敏感，在黄河石林的狂风暴雨冰雹浓雾里，他不可能不求救，他打了多少个电话！打给谁！打通了没有！如果打通了，他说了什么，对面又说了什么！

我曾经看着他准备参赛装备，他比赛带充电宝的，他手机是有电的！

他的运动轨迹！他的通话记录！他第一个电话的时间地点！他最后一个电话的时间地点！

这次他也穿冲锋衣了！戴帽子了！有照片为证，他对高海拔比赛是重视敬畏的，多年来他在张掖、梅里等赛事吃够苦头了。

比赛当天10点正的照片，依次为梁晶、黄印斌、曹朋飞（均遇难）

按当时排名第四的张小涛的说法，张小涛已经通过了山顶的CP3（工作人员居然逃了！这是杀人），是CP3-CP4的路上晕倒的，梁晶在他前面，应该下降得更低，但没有用，他最后眼镜没有了，大概看不清路，他膝盖全磨烂了，他是在往山下爬！他不想死！他要活着回家，然后活着参加下一周的比赛！

（有朋友质疑，补充一下，CP3无工作人员见北青网-北京青年报采访：

山顶就是cp3，没有补给，只负责打卡。"当时风很大，能把人吹倒，估计有九级大风，山顶上是雨夹雪。"由于风太大，到了cp点，也没见到志愿者。"估计避风去了。"张小涛说。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AOOB1PA0514R9KQ.html）

也许将来中国一定会有ITRA（国际越野联合会）总积分更高，跑得更快，成绩更好，身体素质更出色，更职业，更光辉耀眼的越野选手，但这样又怕冷又怕热又怕高反最大优点是特别能吃喝的大胃王赏金猎人，大概再也不会有了。

https://t.me/douban_read/58324

内容简介

亚当·希金博特姆耗费多年心血，终于完成这部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权威力作。书中充分有力的调查，揭示了这场二十世纪最大灾难之一的真相是如何在政治鼓吹、重重保密和谣言四散的共同作用下被掩盖起来的。

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由此引发了历史上最恶劣的一起核灾难。自那以后的三十年里，切尔诺贝利逐渐成为整个世界挥之不去的噩梦：阴魂不散的辐射中毒的恐怖威胁，一种危险技术脱缰失控的巨大风险，生态系统的脆弱，以及对其国民和整个世界造成的伤害。然而，这场事故的真相，却从一开始便被掩盖起来，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

十多年中，亚当·希金博特姆进行了数百小时的采访，以此为依托，辅之以往来书信、未发表的回忆录和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他将那些灾难亲历者所目睹的一切，化成客观、冷静而又发人深省的叙述。由此得到的，是一本惊心动魄的非虚构杰作，一个比苏联传奇更复杂、更人性，也更恐怖的故事。

作者简介

亚当·希金博特姆（Adam Higginbotham）

1968年生于英国，《纽约客》《连线》《史密森尼》和《纽约时报杂志》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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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政治领袖压制真相；民族主义者虚构神话；历史学者试图总结模式；谁真正拥有历史？

牛津大学史学名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从历史和集体记忆、个人认同、国族主义、记忆与遗忘、专业史家的职责等面向切入，剖析人们如何利用历史来认识过去、理解现在和想象未来。她提醒我们，历史往往是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审视对历史的理解，避免在思维上落入太过常见的陷阱，甚至成为牺牲品。

麦克米伦是以研究国际关系史著称的史学名家，她在本书中撷取近现代人物史事，从罗伯斯庇尔、希特勒、丘吉尔到克林顿和小布什，皆是引领一时风骚的政治外交巨子，本书是其浸润在政治外交领域笔耕多年的心得集成，展现了她非一般历史学者所能及的国际视野。其文字精辟、诙谐、雄辩有力，本书可说是一份历史如何被扭曲、美化和政治化的最佳总结。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Margaret MacMillan）

历史研究及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现为牛津大学教授。麦克米伦的曾外祖是英国一战名相劳合·乔治，她的多部作品也与其外祖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囊括塞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赫塞尔-蒂尔特曼奖等众多国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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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個人崇拜，是暴政的核心

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如何精心打造受人民景仰的虛偽形象

同樣的招數，是否也正在當今社會上演？

《經濟學人》2019年度最佳選書

《解放的悲劇》、《文化大革命》作者

揭露當代中國真相的歷史學家 馮客 全新力作

二十世紀八大獨裁者：

義大利——墨索里尼

德國——希特勒

蘇聯——史達林

中國——毛澤東

北韓——金日成

海地——杜瓦利埃

羅馬尼亞——希奧塞古

衣索比亞——門格斯圖

整個二十世紀，無數的人民在為自己的獨裁領袖喝采，

即使他們因此淪落成了奴隸……

獨裁政權無法光靠恐懼和暴力來統治國家，赤裸裸的權力可以暫時奪過來握在手中，但長遠來看永遠都嫌不夠。有辦法讓人民讚揚自己，才有辦法在位子上待久一點。現代獨裁者的弔詭之處在於，他必須製造出民眾支持的假象。

在《獨裁者養成之路》一書中，馮客回顧了二十世紀八個最有影響力的獨裁元首。從精心編排的遊行到嚴格的審查制度，這些刻意打造而成的神祕面紗，讓獨裁者可以不斷地粉飾自己的形象，並且鼓勵廣大人民來歌頌他們。

馮客以絲絲入扣的敘事，檢視了人格的神化如何生根、茁壯、鞏固，證明個人崇拜就是暴政的核心！

作者简介

馮客（Frank Dikotter）

1961年出生於荷蘭，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作品曾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並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其撰述改變了歷史學家對中國的看法，像是經典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以及記錄毛澤東時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目前定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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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中以爱情诗的成就最高，她善于描写受挫的爱情——爱情带给女性的孤独与忧伤、委屈与折磨、反叛与徘徊，甚至激愤与复仇，还有爱情不可思议的魔力。有别于普希金“明朗的忧郁”，她用新颖清丽的语句道出心底的深蕴。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时，表达了对情人的依恋。字句不多，但宛转曲折，清俊疏朗。

作者简介

阿赫玛托娃，（1889—1966），20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阿克梅派的主要代表。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又享有“俄罗斯的萨福”之称。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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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521-opinion-palestine-israel-activist/

May 21, 2021 • 班戈

「比起“共存”，他指出，人们需要的是“共同斗争”。」

2015年3月，正统派犹太教徒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美国之际，到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示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以及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存在。摄：Sebastian Scheiner/AP/達志影像

【编按】：就在本文编辑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武力组织哈马斯，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下达成停火协议，结束这场持续了11天、并造成加沙地带232人丧生、以方12人丧生的血腥冲突。这场死伤悬殊的冲突引发外界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严厉抨击，但对大部分不知其所以然的大众来说，反以还是挺以，是一个未必能通过实感和反思做出的选择题。

为争取巴勒斯坦人权而开始的B.D.S运动，至今已有近20年，投身其中的不乏生成长于以色列的犹太活动家。2019年，端的作者班戈在德国柏林，与其中一位犹太活动家进行了多次对谈，谈他的出走、谈种族隔离政策，也谈犹太复国主义为何与纳粹主义一体两面，以及以色列、德国的左右翼人士的观点对理解以巴问题造成的影响和局限。由于访谈体量庞大，近日才整理完毕。除此之外，本文也想展现B.D.S活动家对革命、政治空间及行动的想像。对于所有处于被剥夺地位的人来说，苦难应是连结。

2019年夏天，我在柏林参与了在德国国会门口举行的巴勒斯坦人权示威，抗议德国议会将巴勒斯坦活动家们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反抗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B.D.S运动宣称为"反犹主义"。犹太大屠杀深深根植于今天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由负疚感产生的德国式"道德自虐癖"，让即便是今天德国建制左翼在面对巴勒斯坦问题时都集体失语。

大屠杀幸存者后裔、犹太活动家 Ronnie Barkan，近年来一直在德国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而抗争，因此被以"反犹分子"的名义起诉到了德国法庭。我们的访谈在一家贴满了马克思图像的左翼咖啡馆进行，聊到关键之处，他总会压低音量，显然这家酒吧正是"反德主义"大本营。在德国，反以色列的任何进步主义行动都被指控为"反犹"，而德国真正"反犹"的种族主义右翼却和以色列政权如胶似漆。这在反以色列的犹太活动家们看来，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最"反犹"的势力------它本身就基于"血与土"的种族主义。

比起巴勒斯坦活动家，Ronnie 要更激进，他每次提到"以色列"，都要加一个限定补充："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一个工程。巴勒斯坦活动家们总强调以色列正变成种族隔离国家，而 Ronnie 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在一开始就是种族隔离的，前者预设着斗争对象是右翼，通过这种斗争可以回到复国主义的某个"通向进步主义"的阶段，但经过长期的抗争经验看来，这种预设不成立，也无助于颠覆这种隔离机制本身。因为今天的局面不只是以色列国内的右翼分子促成的，而是根植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

国际社会所谈论的"共存"（coexistence，指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存），在 Ronnie 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不认为隔离制度下享受特权者（犹太人）会自动放弃特权，而在不平等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是无法"共存"的。比起"共存"，他指出，人们需要的是"共同斗争"（coresistance）------特权者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一起战斗，颠覆不平等的制度，创造出新的政治空间，才有可能讨如何"共存"。而欧洲人尤其德国人对大屠杀的"负疚"是最糟糕的，因为愧疚感只会让人失语，反而卸掉了走向行动的责任。

Ronnie走出以色列，把国际社会作为主要斗争领域，是要清理那些话语上的污垢------那不是"冲突"，是"殖民"；那不是"占领"，是"种族隔离"，从语言开始重新改变人们对巴以问题的认识，以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而揹着纳粹大屠杀包袱的德国，显然被他视作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前线。

2017年1月，巴勒斯坦西岸城镇伯利恒，数名正统派犹太教徒站在围墙前。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端=端传媒
R=Ronnie

出走

端：你的成长经历是在以色列吗？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R：我在特拉维夫长大，到成年时我坚定地拒绝服兵役，但是以色列有强制兵役制度，而我"被征兵"了。每一个在以色列长大的孩子，无论男女，都会被灌输军国主义理念，他们长大后必须去当兵，如果不去当兵，就会被骂是寄生虫或者叛徒。对于我来说，尽管我从来不那么民族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我还是要经历很剧烈的思想斗争来逃兵役，因为我不想被认为是寄生虫或叛徒。

我被征兵后的两个月，开始思考很多问题，我不断反思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以及辨析"叛徒"话语的反动内核，这种污名开始对我不具备任何意义了。我意识到"叛徒"只在更普世的价值上有意义，而不是在国家范畴内。我不想做一个以色列人，我想做一个普世的人。

然后我做出一个决定，就是逃离兵役。而我花了一年半时间来跟这个系统斗争------因为我是这个系统的人，逃离系统是困难的。征兵后不服兵役的人通常会被送进监狱。那些更聪明的人，他们在被征兵之前就去开了精神疾病证明，合法逃过兵役。

而我非常幸运，当时负责我的是一个女军官，她问我关于服役的想法，我说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这里。她说，你是一个好人。她决定帮我，没有把我举报到她的上级，因此我没被送去监狱。我一天兵都没当过，因为那个女军官的关系，征兵系统忽视了我的存在，所以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是悬置的状态。

在我拒绝服役、逃脱以色列政治宣传的洗脑之后，一切的路径都是非常简单的了。这个系统很残酷，但是没有任何复杂性。我开始加入到约旦河西岸抗争的行列，并且越来越活跃。我们在很多次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的示威活动中，组织生活在以色列的反复国主义犹太活动家，与国际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一起到场，跟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当我们走到那里，我们不止跨域了物理上的障碍，也跨越了精神障碍。如果当局要抓捕我，那请便，这样只会在国际社会暴露他们的真面目。

端：然后你又是为什么离开以色列，来到欧洲做反以色列的斗争呢？

R：2005年，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B.D.S运动（B.D.S运动倡议对以色列进行抵制、撤资和经济制裁，目的是要求以色列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从占领领土撤出、拆除西岸隔离墙、实现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护和促进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和重获财产的权利"。批评者声称BDS是反犹主义的，并将其与历史上对犹太人的歧视相提并论。反对BDS是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体的首要任务，他们在美国许多州成功游说了针对BDS的法律）。

我第一次代表反以色列的犹太人出国演讲，是在2008年去意大利，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进入了B.D.S运动的语境，我不希望斗争只局限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那片领土上，而希望在国际社会能有影响力。2015年，我彻底离开了以色列，先在布鲁塞尔生活了一小段时间，然后搬去意大利，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半，最后我来到了德国。

因为揹负着大屠杀的愧负疚，德国是犹太复国主义最后的防线，对我而言也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最前线------只有这里才能狠狠地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釜底抽薪。我一来到这里，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所以，我被以"反犹主义"起诉到德国法庭，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信号，因为这的确对他们造成了巨大冲击。

出于大屠杀的包袱，德国社会不断为以色列辩护。这里的很多媒体，在与供职记者签合同的时候，合同中就会出现，不允许批评以色列。即使是左翼媒体，被允许批评的空间也非常小。

端：对，说说你们"洪堡三人组"（"the Humboldt Three"），以及你们是如何以"反犹"罪名被起诉到德国法庭的吧。

R：我们"洪堡三人组"（"the Humboldt Three"）是在洪堡大学一起示威的时候组成的小组，指我，Stavit和Mahed三个人。我和Stavit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大屠杀幸存者后裔，Majed是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2017年，以色列中右翼政党 Yesh Atid 的党代表的Aliza Lavie来到柏林，为以色列政府做政治宣传（注：她也是"以色列国家反合法化斗争"，Knesset Caucus for Struggle Against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的主席，在2014年以色列对加沙的一次导致2220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军事行动中，这个组织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闻讯来到了现场。我拿了一份一个意大利机构做的、揭露以色列种族隔离罪行的报告，在她开口不到几分钟后，我站起来打断她，宣读了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不只在法律范畴内揭露以色列在其领土内实施种族隔离------包括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却不享有国民权利）的巴勒斯坦人，也包括加沙与西岸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它同时还指出，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人包括600万离散者，无论是逃亡到周边国家的难民，还是生活在德国或欧洲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离散者------他们没有权利回到自己的家园。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在给德国政府施压。她结束演讲后，我走到她面前把报告递给她，用希伯来语对她说，把它读完。

而"洪堡三人组"的另一个成员 Stavit 在那场宣讲的现场用希伯来语喊出，"加沙孩子的血就在你的手里流淌！"，喊完她就离开了。而 Majed一言不发直到最后，他被允许在问答环节提出问题，结果他在那个环节做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演讲，讲完就离开了。

之后，我们三个人一起被起诉了，说我们擅自闯入那场活动并扰乱秩序------尽管那是一场公开活动。在两场审讯中，我们说，"我们要把以色列和我们一起带上法庭。"我们被要求给出声明，而我们作出的声明全部是关于我们对抗以色列种族隔离的决心。

出于大屠杀的包袱，德国社会不断为以色列辩护。这里的很多媒体，在与供职记者签合同的时候，合同中就会出现，不允许批评以色列。即使是左翼媒体，被允许批评的空间也非常小。在德国，如果你批判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那你就是"反犹"（anti-semitic），这就是在欧洲语境下人们看待问题的主流方式。我们"洪堡三人组"就这样被送上了法庭，我们三个人都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家，仅仅因为我们要求平等、要求人权、要求多元文化主义，就被起诉"反犹"------他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罪状"了。在那些媒体扭曲的报导中，我们有十几个"反犹分子"，他们缄口不谈我的犹太人身份，隐晦地暗示我们是巴勒斯坦人，所以天然具有"反犹"倾向。听证会还在继续，而我们甚至很难联络到德国记者在开庭的时候从我们的视角来写报导。

有时候在B.D.S示威现场，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德国人开始谩骂我们"反犹"，我就开口说希伯来语，他们马上就闭嘴了，留下一片尴尬，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消化。我们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怕承担"反犹"罪名。

2019年11月，一名以色列士兵站在山丘上，望向远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占领的定居点。摄：Amir Levy/Getty Images

以色列的政治宣传让西方很多自由主义者相信它是中东唯一一个民主国家。但事实上，它在1948年建国后，任何层面上都是民主价值的反面。少数族群的权利、多元文化主义、平等⋯⋯在任何层面上这个国家的原则都是与自由主义价值相悖的。尤其谈到平等的价值，以色列建立的根基原则就是否定这一价值，否则就不会有这个国家的存在。它将权利仅仅给予一个族群，以剥夺所有其它族群的权利为代价，尤其是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所以我们会说，如果你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你就不能说你反对种族主义。德国的一些进步的政党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温和的具体的批评，比如某项具体政策、军事化教育等，在左翼光谱中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涉及到最核心的问题，挑战了以色列的根基或者根本属性------即建立在侵占巴勒斯坦领土之上的"犹太国"，那就百分百不能被接受，并且会被攻击，尤其会被左翼攻击。

德国对犹太复国主义关于犹太受难叙事买账，因为这是对他们而言最为方便的方式，他们就不用在镜像中看着自己，以处理真正的问题。以色列的存在，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而言，是一种修补。纳粹把人分成"人""超人""次人"的观念，而这也是深深嵌入在犹太复国主义的价值中的。如果要从二战的恐怖和大屠杀的教训中学习什么，那么就应该是彻底清除这种人种等级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呼吁少数群体的权利上。

犹太复国主义最核心的原则------他们要建立一个属于他们且仅属于他们的国家，比起种族主义，排他性是最核心的。他们把一切不属于他们种族的，视作敌人和威胁。

端：你提到你的祖辈都是大屠杀幸存者，他们曾经生活在哪里？

R：当西方人不断谈起大屠杀，他们指的是犹太大屠杀，但是那场大屠杀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也在对罗姆人（吉普赛人）实施种族灭绝，但是在欧洲，尤其在德国，你去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没有任何提及罗姆人的痕迹，都只是在关于犹太人。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孙子，这一切让我作呕。

我的外祖父母都经历过那些最可怕的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我祖父母当时在斯洛伐克，战争期间躲去了匈牙利布达佩斯，我的外祖父母生活在罗马尼亚，经历了那场大屠杀，他们几乎失去了所有家人。我有以色列的护照，同时我也可以申请罗马尼亚或斯洛伐克的护照，因为那是我父母的出生地。

所以我拿了斯洛伐克的护照。事实上，我从来不说斯洛伐克语，我甚至从来都没去过那个地方，我对那里没有任何了解，看到那里的国旗我都认不出来，但我持有那里的护照，这是不是很好笑？

在欧洲，人们认同这样的原则------家族里有两代以内在一个地方出生，就可以申请那个地方的公民身份。我现在拿着我的斯洛伐克护照，用它作为捍卫巴勒斯坦人返回自己出生地的权利的一个理由，至少是西方社会应该认同的逻辑。今天生活在以色列的、大部分跟随犹太复国主义去到那里的犹太人，都拥有欧洲某个国家的护照，他们凭什么否认那些因为以色列建国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回到他们父辈、祖辈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的权利？只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拥有"错误的"族群身份？因为他们不符合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模型？

这就又回到犹太复国主义最核心的原则------他们要建立一个属于他们且仅属于他们的国家，比起种族主义，排他性是最核心的。他们把一切不属于他们种族的，视作敌人和威胁。任何出生在今天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或任何离散的想要返回故土的巴勒斯坦人，仅仅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被以色列视为威胁。

犹太复国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一体两面

端：比起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不是更应该放在现代民族国家运动的范畴内？

R：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一个宗教，而前者是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犹太教从不包含民族主义。这就好像3K党宣称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一样，我们都不知道3k党不是基督教，只是利用基督教实践他们恶毒的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也是在利用犹太教来使自身具有合法性。

在二战前，欧洲所有的正统犹太教徒都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二战后，也就是大屠杀之后，有一个转向，犹太教徒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和复国主义者们合作。说到现在，那些激进的正统犹太教徒们，也是捍卫巴勒斯坦人权的。因为他们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工程在巴勒斯坦的合法性，无论是从宗教出发，还是从人本主义出发，很自然的他们就会去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巴以冲突绝不是以色列强调的具有高度复杂性------以色列政治宣传最成功的就是说服了世界，巴以问题在历史语境中是复杂的。他们不断制造那些复杂叙事------什么应许之地、自由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民主国家，再加上反恐......很明显，是为了让外界难以做出是非判断。

巴以问题从来都不是宗教冲突，它关于土地，关于否定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对他们的家园的权利。

巴以问题从来都不是宗教冲突，它关于土地，关于否定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对他们的家园的权利。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前，犹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生活从没有问题，尤其在今天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那里曾经有巴勒斯坦犹太人、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巴勒斯坦基督徒，他们一直和谐地共同生活，直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在二战前，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中，支持复国主义的不到5%------大屠杀后一切都变了。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反犹主义浪潮的一个反应，他们需要反犹主义才能建立认同，合理化自身。事实上，他们全盘吸纳了反犹主义话语------犹太人不该留在欧洲，要去往他们"本来"该待在的地方。复国主义者回应反犹主义的方式是，"对啊，我们是特殊的，是不该跟欧洲社会的其他人共处的。是我们不同的基因和宗教，不允许我们成为欧洲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一片只属于我们的土地"。

这里的重点不是需要一片土地，而是一片只属于他们的土地。所以从这里看，犹太复国主义的开端就是种族主义的、或者说是种族至上主义的（supremacist），和纳粹主义是一体两面。他们认为犹太教徒是原始的不开化的，他们要建立的是民族主义工程，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端：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和后来不断右转的复国主义运动要做区分吗？

在1948年之前的犹太复国主义，有非常多不同的思潮，有一些不那么种族主义的，比如不以民族主义为依托的"精神复国主义"，还有一些讨论是关于如何与原住民共存的，但是这在1948年之后就不可能了，以色列建国直接是基于种族至上主义的逻辑，把原住民驱离他们的土地。这是后来民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开端，这也是所有阿拉伯邻国敌意的开端。以色列又反过来把这些敌意作为这些阿拉伯国家"反犹主义"的证据。

以色列左翼历史学家伊兰-帕普 (Ilan Pappé)，研究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他把犹太复国主义分成四波，第二波非常有意思，是十月革命后从苏联来到巴勒斯坦的贫穷且理想主义的犹太人。他们相信"没有土地的人，去往没有人的土地"的迷思，他们抵达巴勒斯坦后惊觉，现实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那片土地上一直是有人------那里有社群、有他们的文化、语言和整个生产生活系统。然而他们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一切的挣扎都写进了他们的日记中。他们被本地的巴勒斯坦人热情招待，他们待了下去，跟本地人学习如何农耕、如何与那片土地相处。然而在他们的日记里，他们写，他们怎么被这些"外国人"招待。他们去别人的土地，却把原住民称作外国人，我们要如何为他们的理想辩护呢？

端：那么基布兹（Kibbutz，注：是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建立的一系列集体社区，早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代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呢？它被认为混合了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社区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免费。二十世纪早期，这种公社理念似乎对欧洲的左翼犹太人充满了吸引力。英国犹太裔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也写到过他早期也心怀期待地跟随左翼犹太复国主义，从英国来到了中东，然后是巨大的幻灭。

R：基布兹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当然，他们有社会主义属性，如果谈及他们的公社生活方式，他们集体化的生产系统和再生产活动------食堂、托儿所等等。但是这一切都被左翼浪漫化了。而鲜被提及的是其中伴随着的种族主义，基布兹的劳动力只限于犹太人，而否定任何非犹太人从事生产，并且占领和控制了全部生产领域，抢走了原本生活在那里的非犹太人的工作。

而这仅仅是开始，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就成为了以色列最大的土地掠夺工程，每一个基布兹农场，都是要么直接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村庄上，要么在被以色列军方损毁的巴勒斯坦村庄旁边，使用巴勒斯坦农民的土地和资源。很明显，这是以色列官方支持的土地掠夺/窃取工程，把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变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即便我们从今天以色列人而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看，基布兹所占领的土地与资源，在整个以色列都是非常不均衡的。所以说起那些自由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可能在一些层面上是进步的，但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们是绝对共谋。就好比富人建立的封闭社区，他们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在封闭社区内部，他们当然是平等、互助，外界看来"社会主义的"。但是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本来就不可能共生。

2011年9月，以色列年轻人到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参加一个游行，反对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摄：Ariel Schalit/AP/达志影像

以色列的种族隔离现状："民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

端：201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犹太民族国家"法案（Nation-state Bill），这也是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不遗余力推动的。目的在于保障犹太人在以色列的诸多权利，并支持设立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等等；而以色列境内通用的阿拉伯语则不再是一门官方语言，转而降格为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常用语言。这似乎让国际社会大惊失色，开始谴责以色列的反民主行径。

R：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只是立法巩固了这一犹太民族国家的现状。看到这个立法，外界惊呼：以色列要成为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了。而我要说的是，这个法案没有改变任何情况。以色列从来都不是种族隔离国家之外的任何别的东西。

以色列在建国之初主要干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种族清洗巴勒斯坦人，把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暴力驱逐出他们的家园。这也就是为人所知的巴勒斯坦 Nakba（浩劫，195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5月15日75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以色列正式建国的三个月前，种族清洗就开始了，那三个月中，30%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了那片土地。在清理掉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口------75万人之后，他们并建立一了个系统，确保被驱逐的人永远不得返回。

接下来第二件事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做到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清除，他们要保证那些留下来的人永远不被允许和犹太人享有同等的权利。那些属于这个共同体的犹太人，他们可以享受民主与自由，而非我族类则被永远排斥，这一切都基于种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色列建立之初就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

人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所有重要的权利都是国民身份所赋予的。比如政治参与权，对于包括土地与水等国家资源的权利。

南非的种族隔离更清晰可辨，其边界是白人与黑人，而以色列则更复杂和特殊。在今天以色列的境内，20%的人口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拥有以色列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二等公民------而且这个公民身份也不是马上就拿到的，经过漫长的等待。而在以色列的法律制度中，在公民身份之上还有国民身份（nationality），而法律限定国民身份只有犹太人可获得。人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所有重要的权利都是国民身份所赋予的。比如政治参与权，对于包括土地与水等国家资源的权利。以色列的绝大部分土地归国有，而法律允许可以购买国有土地的，只有犹太人。仅仅在那些少量的私有土地范畴，巴勒斯坦人有购买权。所谓的巴勒斯坦人的"公民身份"，只是为了告诉外界，我们有"民主"，实际上它不意味着任何权利，我们不能离"民主"更远了。

端：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以色列境内不同族群的组成状况和权利处境吗？

R：以色列有约120万巴勒斯坦人拥有以色列的公民身份------二等公民，还有500万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军事占领区，另外经常被人们遗忘的是600万离散者------他们被以色列驱逐出境长达70几年。当人们讨论以色列是民主国家还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时，他们仅仅把目光放在那片领土内部。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巴勒斯坦总人口和犹太人口的比例相当。以色列境内看主流媒体的人，不断担忧着犹太人口将成为少数族群，被巴勒斯坦人超越，而作为多数人口是在他们看来以色列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但占据人口多数是以驱逐了多数巴勒斯坦人口、使他们永远无法返回家园为前提而达到的。犹太人是一个人工创造出来的主体民族，以色列是一个人口"净化"过的国家。

而当所谓以色列左翼------我称以色列左翼为虚伪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以色列右翼为诚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差别------称"我们越来越接近种族隔离国家了"时，他们指的是，巴勒斯坦人口即将超越犹太人口，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是他们对于种族隔离的定义，他们并不在乎平等。击溃他们话语的是那600万被暴力驱逐的离散者，他们表征着问题的核心。

犹太人是一个人工创造出来的主体民族，以色列是一个人口"净化"过的国家。

除"公民"之外，以色列还创造出另一个类别，没有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居民（resident）。这个制度始于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非法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绝大部分和东耶路撒冷（采写者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耶路撒冷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西耶路撒冷犹太居民为主，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多）。以色列一直想要吞并东耶路撒冷，但是在1967年的时候，它还不想全部吞并西岸，因为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占比太高了。但是东耶路撒冷属于西岸，所以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后，将后者与前者分离了并纳入到自身的边界线内了。那么要怎么对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呢？一个选项是继续种族清洗，不过这次他们没有这么做（当然他们也在不断建立犹太人定居点逐步蚕食巴勒斯坦人的领土），他们做的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法定身份类别------这些人是居民（residents），但是不是公民（citizen）。

当局宣称，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唯一没有的是参与议会的选举。真相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多么的不稳定。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巴勒斯坦家庭世世代代都住在耶路撒冷，其中一个人要来欧洲读书，如果有有几年他/她没有回家，他/她就会被剥夺回家的权利，就失去了他/她的居民身份。

所以，当我们讨论当前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这是什么新东西吗？情况一直都是这么坏的，从建国伊始，就只有犹太人享有"国民身份"，这一直是有法律框架的。这个法案只是让事实变得更清楚了，让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清醒了。它仅仅是对以色列右翼是有重要性的，因为它作为"基本法"被通过了，以色列没有宪法，基本法就是很难被改变的。现在右翼可以明目张胆的说，"我们不用在乎什么外界期待的民主，不用在乎犹太人是不是多数族群了，我们可以吞并整个西岸了"。

2018年3月，从山上望向耶路撒冷旧城区的城墙。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欧洲右翼与"反犹主义"

端：那我们说说欧洲的右翼，他们支持以色列、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是右翼也有着"反犹主义"传统，一些新纳粹至今还在否定"大屠杀"，这不矛盾吗？

R：这里有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语境。

西方保守主义的右翼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毫不犹豫的，无论多少巴勒斯坦人被杀害、被用刑、被关押。"反犹"在欧洲是一个被高度滥用的、工具化的术语，右翼使用"反犹"作为政治武器，让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左翼声音发不出来。

在德国，也有真正的纳粹存在。他们中的一些否认"大屠杀"，对历史不怀任何歉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权事实上拥抱全球所有这些新纳粹和极右势力，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全球所有右翼政府交好，包括但不限于匈牙利的欧尔班、巴西的博尔索纳罗......不止如此，以色列不久前直接出售武器给乌克兰的新纳粹------这件事在以色列法庭上庭审了，很多文件被披露了出来。

但是正如我反复强调的，今天最大的反犹主义形式，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它是非常本质主义的种族论------所有的犹太人是文化上/基因上的共同体。回到犹太复国主义在西方舆论场上的基本逻辑------只要你批评以色列，你就是反犹。这句话就是非常种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它预设以色列能代表所有犹太人，预设只要你是犹太人，你就一定支持那个殖民主义、种族隔离的犯罪工程------以色列国。犹太复国主义在今天，事实上是不断在发酵"反犹情绪"的，因为他们一切认同都建立在被外界憎恨的基础上。

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分反犹和反以色列，当德国境内那些左翼的政治力量打着"反种族主义"的照片，指控B.D.S是反犹、滥用"反犹主义"并将其限定于攻击那些批判以色列政府的力量上的时候，相当于送给右翼种族主义者一份大礼。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分反犹和反以色列，当德国境内那些左翼的政治力量打着"反种族主义"的照片，指控B.D.S是反犹、滥用"反犹主义"并将其限定于攻击那些批判以色列政府的力量上的时候，相当于送给右翼种族主义者一份大礼。因为在德国政治浪潮中真正的反犹主义，绝不是B.D.S运动所代表的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话语，而是那些散播种族仇恨的新纳粹势力，而这些真正危险的势力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反倒是被给予通行证（free pass）的------另类选择党（AdF，德国极右翼政党）可以公开在竞选海报上仇穆，新纳粹也可以公开游行。

端：事实上，今天欧洲的种族主义情绪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穆斯林。穆斯林更像是上个世纪的犹太人。

R：没错。犹太复国主义者总是吵吵着"反犹主义浪潮又在德国升起了，他们走在街上都觉得害怕"，这绝对是撒谎，今天德国种族主义的主要形式绝不是"反犹"，而是"伊斯兰恐惧症"，是伴随难民而来的仇穆情绪。今天欧洲的仇穆情绪，也是跟对以色列的支持有很强关系的。如果你支持巴勒斯坦，那你一定是穆斯林，那你一定"反犹"。甚至欧洲新法西斯的崛起，也跟欧洲集体意识中无条件站以色列有很大关系------巴-以的对立在德国社会的政治象征中占据重要位置，支持以色列必然带来对巴勒斯坦乃至穆斯林的污名。

有趣的是，另类选择党标榜自己为以色列最好的朋友。他们字面意义上的"反犹"，但却支持以色列，二者全然不冲突。事实上，回到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分割了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贝尔福在任大英帝国外相期间，发布了《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而贝尔福自己就是一个保守党右翼反犹主义者。反犹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未曾冲突过。

那些对抗以色列所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和那些对抗伊斯兰恐惧症的，需要并肩战斗。反种族主义者，就一定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当人们有效的打破了以色列制造出来的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绑定关系，那很多今天关于以色列在国际舆论场上的的迷思都破解了。

"愧疚"与"恐惧"是使人虚弱的力量，让人们难以行动，愧疚感有时甚至让人自我感觉良好------比别人更有道德。而"责任"则是驱动力，是驱使人来行动的。

很多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活动家，他们是出于愧疚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属于特权群体，而我从不感到"愧疚"，感到的是"责任"。"愧疚"与"恐惧"是使人虚弱的力量，让人们难以行动，愧疚感有时甚至让人自我感觉良好------比别人更有道德。而"责任"则是驱动力，是驱使人来行动的。

而德国在二战后的历史教育，是让人们感到"愧疚"，或者"恐惧"。所有的教育都是一种"压制式"的教育，把二战前根植于这个社会的种族主义/种族优越论的集体意识压制了下去，却从未真的处理过这些问题。也因此，被压制的集体意识一直都存在，甚至还会反弹。

右翼一直是更诚实的，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以色列。我总是喜欢举以色列所谓"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Benny Morris的例子，他是一个研究1948年巴勒斯坦浩劫（Nakba）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很坦诚地宣称，"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是好事，不然我们怎么能拥有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民族国家？"他从不否认Nakba发生过，不像很多人过不去自己道德那一关，而否认发生过的事实。我对于以色列这样的右翼还是更尊重的，撇开道德层面，至少事实层面我们有共识。

而那些所谓的以色列左翼（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甚至都不能同意他们对"太阳会不会升起来"的判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对自己撒谎，并且也不断把谎言播撒至世界其他地方。但主要是对自己撒谎，这样才能既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又站在道德的位置上而不感到不自恰。怎么可能做一个有道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这在语汇上就是自我矛盾的。

2012年12月，德国首都柏林，临近犹太教节日光明节，数名拉比在勃兰登堡门前竖起大型光明节烛台（Menorah）。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左翼反犹主义与道德自虐癖

端：我在柏林遇到的很多德国左派都不愿意谈巴以问题，对"种族隔离"这样的说法非常迟疑。所以，你们的敌人也包括德国左翼。

R：在德国，左翼很多时候比右翼还种族主义，尤其是德国左翼党（Die Linke），他们最喜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插嘴，在2011年的一份反对"反犹主义"的声明中，Die Linke 将B.D.S运动以及批判以色列的人称为"反犹分子"。他们声称他们要联合起来对抗反犹主义，所以他们反对B.D.S运动，所以他们反对那一年的"加沙自由船队"（Gaza Freedom Flotilla，注：船队将人道主义援助和建筑材料运往加沙，目的是打破以色列-埃及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的航行，所以他们反对"一国解决方案"，声称这是不具备合法性的。

首先，B.D.S完全基于国际法和人权公约，它要求的不过是那片土地上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自法国大革命开始，这已经是一个最基本的、不该引起任何争议的价值了。然而，这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有争议的，对于德国左翼来说，竟然也是一样。

第二，对于加沙的封锁，在全世界任何人权组织看来都是非法的、不人道的野蛮犯罪行径。以色列军方封锁加沙（注：企图以让加沙经济瘫痪的方式给哈马斯施压），限制对加沙的食物供应，并使用一套公式精确计算加沙每人每日最低的卡路里需求，以避免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被国际社会指控------这些文件都被披露了出来。

另外，以色列的封锁严重导致了加沙的水污染，90%的饮用水对人体来说是有毒的（注：据UNICEF称，加沙唯一的蓄水层中90%以上的水对人类摄入来说是不安全的，但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建筑材料和设备无法进入，故加沙的污水和供水基础设施的维修工作无法进行）。这不是人道主义灾难，这是出于政治动机蓄意制造的灾难。而德国左翼竟然不反对它！

最后，关于"一国解决方案"，今天的语境是建立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国"，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无关宗族、宗教、性别......而左翼党认为这是不合法的。他们想要维持现状------这个把人分为上等人和次等人的种族主义现状。这就好像是在1930年代，当犹太人说，我们和德国人应该有一样的权利时，德国的政治家反驳，"你的要求是'反德国'的"。

他们在2011年的这个声明，让他们作为左翼臭名昭著，尽管左翼党内部也有巴勒斯坦人------就像AfD 内部也有犹太人------支持B.D.S和反对那个声明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撤销那个声明。

他们举着以色列的国旗和反法西斯旗帜抗议我们，我们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地方我们能看到法西斯旗帜和反法西斯旗帜捆绑在一起。

端：我在参加B.D.S示威的时候，看到对面举着以色列国旗反对B.D.S的示威者中，有一些"Anti-Deutsche"（反德意志）的标牌，这是一个什么组织？

R：他们是以色列的头号支持者。这是恐怕仅存在于德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左翼政治浪潮，特别能够说明德国社会的精神状况。这个组织是对战后德国从未真的系统性处理和清算种族主义结构的一个反应------昔日的那些纳粹军官还在战后西德政治系统的重要位置上。他们是德国左翼的一部分，立场强烈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不断强调自己作为德国人的特权位置，认为种族主义是和德国人之本质直接相关的，致使他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犹太人犯下了罪行。但这又是和纳粹共享一套本质主义逻辑的------某某民族本质上是怎样怎样的......

我们之前通过合法渠道申请巴勒斯坦人权相关的集会宣讲，两次被否决，后来我们租了一辆大巴，把大巴变成宣讲地点，我们把那辆大巴叫做"自由号"（freedom express），在我们的大巴外面，就是"反德意志"组织的示威，他们举着以色列的国旗和反法西斯旗帜抗议我们，我们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地方我们能看到法西斯旗帜和反法西斯旗帜捆绑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主义，反军事化⋯⋯

但是在他们的脸书页面上，你竟然还能看到Nakba坦克！他们赞美以色列的军队！他们假装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是迷思，是编造的现实。他们认为重生的德国就是为了捍卫以色列以抵抗所有敌人。他们所表征的德国精神状况，恰恰说明了大屠杀没有真的留下历史教训。还是同一套种族主义逻辑，只是运用在不同的族群之上。如果其它左翼还能接受一点对以色列轻微的批评，他们连这些批评都不能同意。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德国是犹太复国主义最后的防线。

2015年8月，巴勒斯坦西岸城镇拉马拉，巴勒斯坦示威者与以色列部队发生冲突期间，一名以色列士兵尝试制服一名巴人小孩，旁人上前阻止。摄：Issam Rimawi/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端：我们最后谈一谈斗争的路径和出路吧。

R：以色列在分裂巴勒斯坦斗争上做得非常成功，包括使用不同的公民身份，包括区分巴勒斯坦人里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政权或领导层上分离加沙和西岸，这些都是服务于以色列的政治目的的。巴勒斯坦的民族身份，是在不断的解放斗争中被赋予的，但是在另一个语境里，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并不是所谓民族领袖所给予的。

事实上现在的巴勒斯坦斗争是没有领袖的，而我们现在有全球B.D.S运动，它是一场公民社会的运动，由170几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工会、学院、女权团体等共同签署，也由三种不同处境的巴勒斯坦人共同支持------以色列的二等公民、占领区被军事镇压的巴勒斯坦人，和那些被以色列驱逐出境的离散者。离散者的回归应该是巴勒斯坦运动最重要的一个议题，离散者在从人口数字上也占最多。

描述它的语言是开端，如果它被描述为"占领"、"冲突"，你总可以找到办法来调解争端、扭转局势。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历的是需要被推翻的压迫系统，就像南非的种族隔离，像美国的蓄奴制。

B.D.S运动不再谈经典的"一国方案"或"两国方案"，我们倾向于谈论多少种权利，非常清晰地提出三种诉求：1. 结束1967年开始的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2. 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应享有和犹太人同样的基本权利，3.尊重、保护并且促成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并归还他们土地。当我们谈这些基本权利的时候，这是一种团结而非分裂的力量。

现在德国社会多种政治力量想要以推动立法的方式来反对B.D.S运动，他们想要用法律框架来让我们闭嘴，我想越是这样法律上的压制，越能让反以色列的力量团结起来。让他们抓我们吧，公民不合作运动是更有力量的。也不要忘了德国是属于欧盟的，我们可以把事情带到另一个维度去。

我们在欧洲斗争的重点在于国际舆论的话语。首先，我们在改变那些虚假左派们关于1967的话语------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合法的，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占领，比如乔姆斯基也会一直这样说。而我们一直强调，这绝不是1967年的问题，问题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1967年不过是它的症状。

此外，我们还在改变关于"占领"的话语，这不是五十几年的"占领"（occupation），是七十几年的"种族隔离"（apartheid）。还有更重要的是，改变那些德国左翼把对以色列合法批评------从限定于特定政策的位置，到质询这个国家之建立的本质结构。这是正在发生的改变，我认为这对于推翻种族隔离体制而言非常非常重要。

描述它的语言是开端，如果它被描述为"占领"、"冲突"，你总可以找到办法来调解争端、扭转局势。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历的是需要被推翻的压迫系统，就像南非的种族隔离，像美国的蓄奴制。不废除（abolish）那些压迫体系，怎么解决问题？对于巴以问题也是一样，不废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隔离制度，怎么解决"争端"、怎么平息"冲突"？这是唯一出路。

最后，国际社会所谈论的"共存"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不可能期待享受种族隔离制度之特权的人（犹太人）会自动放弃特权，而在不平等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是无法"共存"的。比起"共存"（coexistence），我们需要的是"共同斗争"（coresistance）------特权者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一起战斗，颠覆不平等的制度，创造出新的政治空间，才有可能讨如何"共存"。

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

重要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虽然一直经常删除敏感文书，但近日做了个大动作，把凡是出现在我的总表里和与我搜索习惯相符的文书【全部】下架了。 那些我常用的搜索方式，能搜出来多少条结果我都是有印象的，但从今天开始，原本可以搜到三位数甚至四位数结果的组合关键词，结果都是0条或1条。

当然，我也用其它方式间接确认了一下，它不是屏蔽了搜索，而是确实把那些敏感和可能敏感的文书直接全部下架了。

该网站有上亿份判决书，对于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正常判决书，要找出其中的全部敏感文书是一个极大的工程。

也许由于机缘巧合，他们发现了我的总表和文书网账号，于是以此为线索直接一网打尽。

豆瓣电影条目《亲爱的同志》遭删除（互联网档案馆备份）

聚焦曾被苏联政府隐瞒的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工人罢工，子弹、血肉、背后事件、一个官员兼母亲的探寻和质疑。

When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raises food prices in 1962, the rebellious workers from the small industrial town of Novocherkassk go on strike. The massacre which then ensues i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devout party activist.

精选短评：

一个吊诡但很有趣的现象：只要我关于同一部电影的短评连续三次被所谓“移除”，这部电影的条目离被“消除”就不远了

“真希望斯大林能回来”————其实斯大林从未离开。

稍有常识的观众都会看出，此处省略若干字。结尾有点弱，就和选的那首主题曲一样，总感觉唱不响。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立刻被铁拳收拾；上一辈人被铁拳锤了立刻开始幻想斯大林；再上一代被锤后立刻穿上哥萨克制服拿出圣像重新发明自己的俄罗斯性。撇开代际斗争的因素，这三种行为模式多少像是在影射当代俄罗斯的三类人。不过导演自己肯定也意识到了父与子的问题，不然为什么要选一首自己爹作词的歌当主题曲呢。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有罢工？

本片可能让我们了解极权体制的某些特点：以党代法、告密成风、罢工非法、特工遍地、宪法虚设，人权不得保障。即便是官员和既得利益者，一旦了解了真相，也会本能地心生恐惧，所以，隐瞒真相是极权统治的基本手段。另外，让民众人人自危是维持极权统治的好办法，当无人可信时，大家也就只能想着自保。

特供粮票内部交易，政权更替信仰崩塌，积极发言助纣为虐，密探偷拍藏身群众，军队枪口对准人民；狙击手，流弹，死亡驱散，清洗不掉血迹的广场可以用沥青覆盖；歌功颂德表彰会，袜子穿洞无名坟；只要活得够久，总能看到历史重复，那些不允许被回忆之事，那些被官方记录抹杀之人；于是，人们在一个极权下去思念另一个极权……从体制内角度描写的工人运动，每个人都是在其职做其事，即便克格勃也是会同情罢工的“普通人”，平庸之恶更为可怕

她所习惯的特权是人情的通行证，她所笃信的领袖是坠落的启明星。在浑水中荡涤一番或许改变不了太多事；苦楚团圆会在天亮后走向何方，亦不可知。 结局以短暂轻巧的完满，使先前种种煞费苦心与情绪抒写的意义仓皇溃散，让悲剧性的收束戴上喜剧的假面重新敞开。似乎整理好了的一切被毫不瑰丽的“神迹”搅乱，就像人们关于事件的记忆和伤痛不会被轻易埋藏于无言。只是，生命与记忆的幸存究竟是使人脱胎换骨的启示，还是唤起更多龌龊软弱的苟且之始？尘埃随风而起，永难落定。

我不想妄议国政，但实是似曾相识…

大家可以去IMDb发表评论。

长评

要不停提醒自己克制过强的带入感

迷梦终醒

博物馆中的本片背景小考

亲爱的同志，我们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

迷失的国家、历史和人

在这颗行星所有的广场

“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

《亲爱的同志》：俄罗斯反思电影的保守赞歌

前苏联的黑历史给我们什么惊人的警示？

如何打扮那个“小姑娘”

The New Yorker 有一篇影评：“Dear Comrades!” Is Andrei Konchalovsky’s Masterpiece，看来可以翻译下。

下面是预告片：

https://mediachina.today/2021/xici

文／Gloria WEI

君不见那胡同口高悬的匾额，昔日曾以"西祠"提之。然而牌匾朱红已暗淡，行楷镀金亦斑驳。胡同幽深，行人稀落。旧时盛况，已成云烟。 ------题记

西祠胡同，创立于南京，是国内最早的大型综合社区论坛，第一代互联网浪潮的标志；一出现就风靡全国乃至海外华人圈，鼎盛时期旗下注册用户超过三千万。而它的诞生竟是缘于一个偶然。1998年，程序员响马（本名刘琥） 脊椎病发作，在家休养闲极无聊便随手写了一个程序，不成想居然成了当时最热门的网站。

上世纪最后五年，民用互联网普及率不高，中文网站同质化严重，绝大多数为某某热线或是邮政局体系下的某某信息港。与此同时，网络论坛作为 Web 2.0 的代表作开始流行，互联网玩家们发现这要比单纯的静态网站或个人主页更有潜力。响马开始思考"如何能把这个社区做得更有趣，在这里大家可以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本来想以悍匪的别称，也就是我的网名------响马------命名，但后来觉得过于草莽，因此还是起名西祠，并用'胡同'提升亲切感。"

和同时代的BBS社区公司化的创立运营不同，西祠胡同更像是响马个人的灵感迸发。同时，和更注重人气的天涯等竞争对手相比，西祠坚持维护更高的格调和品味，而这反而无心插柳、使西祠获得了更多网民的青睐。最初两年间，西祠注册用户便达到百万，运维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响马即便节衣缩食也再无力维持。二〇〇〇年，为了使西祠胡同延续下去，响马不得不将其卖给互联网公司艺龙，自己则到另一家上市公司就职。

由于艺龙仅仅给予资金而不干预社区的发展战略，西祠得以在融入商业化元素（主要为e龙广告）的同时延续初创时颇具人情味的社区文化，这一特点从当时的登陆界面可见一斑。欢迎文字的对话体迅速拉近网民和论坛的距离，"别瞧了""咱胡同不大"等口语流溢着市井气。而登陆也被颇为诙谐地说成"到张大妈那里登记名字"。

二〇〇〇年西祠胡同登陆界面（e龙冠名）

新用户刚刚"站在胡同口"，就仿佛已经看到骨灰级网虫们或是满胡同追着跑着嬉笑怒骂，或是聚在大杂院里和朋友纳凉聊天，而潜水员们默默打酱油走过路过从不发言；这一切都吸引他走进胡同探索一番。

进入网站，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西祠包罗万象的版面分类：汽车、体育、娱乐、文学，应有尽有。贴合响马"占山为王"的构想，西祠首创"自由开版、自主管理"的开放式运营模式，将互联网的自由自律精神发挥到极致。它比百度贴吧和豆瓣更早支持用户创建兴趣群组，并赋予用户管理权，站方只负责维护社区平台及分类目录。版面的名称、排版、配色等都在版主掌控之内，而在西祠独特的胡同文化里，这叫装修。装潢完毕，有同样爱好的网友聚集，"院落"也就日益热闹起来。

二〇〇一年西祠胡同各版面入口

此外，走红于南京的西祠亦保留了地域性的版面分类，同处一地的网民得以联结，形成了另一个依托城市的社交圈层。生活资讯板块兼具地方新闻网站的功能。

西祠胡同的地域性聚落

就这样，用户们在不同分类里自由开版、撰文、提问、回帖，不亦乐乎。西祠宛然田齐稷下学宫，各式版面的数量逐渐达到二十几万。网友回忆道，当时不论是想装修、旅行、卖东西，还是想文学创作、打听八卦、找乐子，上西祠都准没错。

西祠胡同小资生活版面

同时，为了提升质量，西祠胡同还策划了一套算法统计版面热度，有责任心的版主为冲榜不断拉新，欠缺热情的版面则自然下沉，形成良性循环。当时的大版也和现在的微信知名公号一样，颇具影响力。

"e美食"是吃货集中地，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哪家火锅好吃，什么地方又开了新店；"小猪慢慢长"是状况百出的新手妈妈们的紧急求救地，版友一同支招，可谓一呼百应。

除了日常生活，西祠还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民意表达窗口，因此具备一定的社会公共属性，被称为"记者之家"。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致死一案最初就是在聚集了全国媒体朋友的"桃花坞"讨论区曝出，《南方都市报》由此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收容制度改革。

不同于一般的网络是虚拟世界的看法，西祠胡同主张"上网越久越真实"，注重现实情感联结，版友由线下聚会变成多年好友或爱人。用户对西祠特有的归属感也来源于此。二零一八年西祠关闭管理消极的讨论版时，有网友感慨：在西祠玩过美妆败过家，当过校园版主，还认识了老公，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

强大的线下号召力让西祠顺理成章涉足公益，真诚的爱心在论坛汇聚。第一人气版"只爱陌生人"在非典期间免费派送口罩；汶川地震时西祠联合爱德基金开通捐款平台。

年复一年，西祠胡同越来越气派，"住户"也越来越多。二〇〇五年创始人响马回归，优化技术，并开始提供升级版个性化服务；〇六到〇七年间，西祠发展达到高峰。而当时任谁也不会想到，这繁华富丽之下已埋藏倾颓的危机，恰似曹公笔下的大观园。

西祠的衰落源于它一直以来的商业化困境：论坛每年在线用户数的增长没能使盈利大幅提高，商业化迫在眉睫。可东家艺龙却因上市无力给予商业化所需的资金支持。响马因此于二〇〇八年开始寻求外部资本，计划两年内使西祠脱离艺龙独立上市，却因变现能力较低而难以吸引投资。

事实上，西祠胡同不是没有过盈利探索。它曾首开国内BBS收费VIP的先河，但遭到用户抵制无法形成规模；它也曾邀请商家创建专版招揽顾客，例如让婚庆公司在花嫁频道宣传以促成婚庆订单。这种将线上流量引至线下商户的O2O模式其实已经踏准了BBS社区转型的命脉，然而当年用户和市场尚未对此做好准备，时机大于一切，西祠的尝试遗憾折戟。

另一方面，智能手机普及，PC互联网时代终结：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更灵活即时且更具交互性的移动互联网兴起，BBS的有效用户数大幅降低。随着流量的减少，原本论坛营收的最重要支柱------广告收入------也轰然倒塌。而〇八年就已经意识到转型必要的响马却因为等待西祠脱离艺龙浪费了太多时间，最终错过了二〇一一到一二的移动互联网爆发期。待条件成熟，移动社交的跑马圈地已经完成，江湖几乎无处留予西祠胡同。

就这样，西祠胡同和其他传统BBS一样难逃衰落的命运。二零一一年，响马落寞出走；二〇一五年，艺龙将西祠出售；二零一八年,西祠关闭部分版面并启动改革，将重点转移到移动端和小程序。然而截至目前安卓手机端西祠的下载量也只有五十几万，评论更是寥寥。

"西祠版友们在，西祠胡同就在"，虽然西祠仍在坚守，可属于综合社区BBS的时代终究已经落幕。当年论坛打酱油的"潜水员"之一小明已经结婚生子，儿子都能打酱油了，他也只是偶尔才回来转转，回味一下与之有关的点点滴滴。尽管不愿承认，可这条曾人来人往的胡同未来将何去何从，也许每个人心中都已有了一个不忍说的答案。

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7569

时间：2020.6.25 讲者：阎晗 整理：房梓 编辑：房梓 校订：阎晗

就像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一样，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的方式，也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促进了群体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的变革。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互联网并非一蹴而就：从用于军事目的的阿帕网的诞生，到万维网的出现和普及，再到大规模的产业互联网的落地，除了技术人员之外，学术、商业、工业、政治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其中大显身手，共同塑造了当今的互联网。其中，立法者和法律工作者也在推动和引导互联网的发展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主张代码应等同于言论，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保护，以及要求使用者将修改后的衍生作品以同等的授权方式释出以回馈社会的著佐权等等，无不彰显了法律工作者的创新与智慧。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系统的回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其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立法与司法上的演进，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规律，总结提炼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无论是对我们应对当下的时代挑战，还是化解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New York Times 有个关注隐私和互联网变革的栏目 The Privacy Project ，其中 2019 年 7 月的文章 「Google's 4,000-Word Privacy Policy I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Internet」里有一幅非常震撼的图，是谷歌三个版本的隐私协议。

最左边这个是1999年的版本，非常短。中间这个是2009年的版本，2019年是我们右手边看到的版本 ------ 篇幅是第一个版本的10倍（第一个版本只有400个字，现在这个版本是4000个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从互联网诞生到今天，为什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服务条款（Terms of Services）是霸王条款呢？

先看看服务条款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是「服务」呢？

服务条款首先强调的是「服务」------ 服务条款是随着互联网兴起，或者说，是当越来越多的公司向个人提供服务的时候才开始普遍使用的。

早期的用户协议并不叫 Terms of Services，一般叫 User Agreement 或者是 License Agreement。因为硬件和软件公司提供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比如餐厅或者修车工提供的服务）。

最早的计算机公司都是卖货的 ------ 硬件、实物产品，比如电脑。货给你，钱给他，结束。卖软件最初也是偏向于用光盘等载体或是直接预装在计算机上的实物。

那个时候大家一般使用的不是 「服务 services」 这个词，一般是叫做《用户手册》或《使用手册》，也就是 User Agreement，或是使用协议。最常见的一个缩写，或者模板叫做 EULA（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最终用户许可协议。这是微软之类的厂商最喜欢使用的协议。因为早期计算设备都是重要的国防军工和研究用的专业设备。工业机械的使用习惯很重要。比如买化学品会在背后看到一个警示标志：不能吃不能闻。这些手册主要针对专业设备：如果不教人使用，大家的确不会用，同时这些设备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有个词叫「bug」，意思是计算机系统程序里面出现了一个漏洞。这个词的来源是当时有一个真的虫子飞到电路板里，被电死后造成了短路故障。 虽然最早的大型计算机设备很专业，但偶尔会有点危险 ------ 手不能放进读卡机里，也不能放在电线上，这和操作机床的性质一样。不像今天的消费级别产品，那时候大家是会读使用说明的。如果有人把手放在了这个程序的纸带读卡机里面把手弄伤了，生产设备的厂商（如 IBM，做过编程打孔卡纸带）一定希望这件事和自己撇清关系。所以和使用工业机械一样，如果你不遵守安全手册，把身体放在机床上，制造商理应不承担相关责任。

因此，最早的软件很少有相应的条款或者协议。早期软件是由纸带打孔，口口相传，私下传播（包含程序的纸带卷）------ 自然没有使用条款，并且一点也不危险。所以最早的用户手册其实是一个更加工业时代的东西。

DMCA （数字千年版权法）出现以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叫做不要随便拆开你的电脑。什么是「不要随便拆开你的电脑」？

在 1996 年的时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通过了一些条约 ------ 我们应该保护各种各样的数字的版权。传播这些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技术是刑事犯罪；不管是提供技术设备还是服务，重新生产跟传播都是犯罪。或者你没有他的授权就这么干，或者是你破解了 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比如 DVD 里的分区）。

当然那时候有很多华强北生产出来的 DVD 机可以读取其他区的光碟。但是在正常的 DRM 防盗版机制下，DVD 机是不能读别的区的光碟的。因为不同的版权在不同地方价格不一样，你不能直接把一个盗版碟寄到美国去就可以正常使用。虽然通过快递进行实体盗版这个行为慢慢消失了，但当时这样绕过 DRM 本身的行为，可能会被认作刑事犯罪。

为什么左边有一张拖拉机的图片？

大家都知道，开拖拉机是可能会有危险的。农用机械或者工业机械上是会贴一个警示标志，大概意思是"不要私自拆开机器"。厂商的意思是你不要自己拆了这个拖拉机，如果私自拆卸的话，厂商是可以拒绝负责的。或者是不允许用户在厂商允许的范围外操作，比如说这个机床的工作温度是多少到多少，那超过这个范围出事情厂商是不承担责任的。

其实拆电脑在个人电脑革命之后已经没什么危险了。小危险是拆电脑可能会被电到，或者电容的电解液溅到手上，可能会腐蚀皮肤。

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认为拆开电脑会对电脑本身不好 ------ 「我不是一个极客，我也不懂修电脑，就让你们这些会修电脑的人来修，我们自己不去乱动电脑」。

八十年代后期，大家还是这个想法 ------ 不懂电脑的人就不要拆。虽然大家都知道，拆电脑不会把人弄死，但是可能会把电脑给弄坏。所以大家都听厂商的话，拆电脑后可能会丧失一些保修权限，甚至厂商就认为是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有一些类似戴尔的 DIY 的厂商，那这其实是一个灰色地带。

但是美国政府通过了认为拆开电脑的数字部分是违反版权法的行为的法律。大部分的拆开硬件上说，如果你的手指被夹伤责任自负；而拆开电脑的数字部分（比如操作系统，或者是它受保护的软件）可能会违反你和这家公司签订的用户协议。

装 Windows 的时候我们都会签用户协议，但几乎没有人会看里面写了什么。里面会写你不能干这个干那个，如果你重新编译或者逆向工程操作系统，其实是违反版权法的。在 DMCA 实行之后，拆开电脑的数字部分可能是刑事犯罪行为，任何生产或者传播这种受著作权保护的技术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换句话说，很难定义这样做是不是在生产跟传播。只有自己知道是一回事，但如果把微软的操作系统拆下来之后，发现一些好玩的东西，写了另外一个软件或者学习了一下，那可能就处于灰色地带，比较危险。大家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被抓起来，当时这么干的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阻力跟冲击。

1999 年的时候，互联网已经开始蓬勃发展，大家也不担心拆电脑把自己电死，或把电脑弄坏了。于是大家开始仔细研究这个微软的用户协议到底写了什么。

为什么我买一台电脑里面会有 Windows？大家都知道预装吗？有人仔细地读了这个微软的用户协议，发现只要你没有激活电脑上的 Windows，那就可以去找经销商退 Windows 这部分价值的钱。这个用户协议写得很模糊，但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在 1999 年 2 月 15 日，有一些 Linux 爱好者和各地反对严苛版权形式的支持者还有一堆怪人（比如星球大战里面 Obi-Wan的 coser）在加州微软大楼附近组织了一次「微软退款日（Windows Refund day）」活动。当场的标语有，"Windows thanks, but no, thanks" 就是我不想装你在我的电脑上。

还有举着写着 "我想要装 Linux" 的小旗子：

他们跑到微软的门口去示威，说：我们都是 PC 电脑用户，但买了之后都没有装 Windows。我们并不想要 Windows，条款跟我说是可以退钱的，那么我要求退钱。

这引起了很多记者围观。

大家第一次发现，原来可以设霸王条款。官方协定里面有一条可以退钱，但不希望用户发现这一条。

当时微软的一个负责人对媒体说，这个条款里说应该找电脑经销商（比如戴尔或者惠普）退钱。他也声明反正不关我的事情，你们去找经销商退款吧！

这种情况经销商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从来没有人要这样退款。整个电脑退倒是可以，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只退 Windows。微软跟这些预装的生产商和经销商有条款，如果经销商的用户一定要只退微软那微软是不会退 PC 生产商钱的。大家就很生气了。举一个硬件的例子 ------ 当时每装一个英特尔或每装一个 AMD 的 CPU 要交一笔钱给 CPU 厂商。微软逻辑很神奇，这等于把整个 CPU 拔下来还给你，居然不退钱。最后这个事情引起了一波厂商去提供非微软预装版的电脑。

1999 年左右，大家对用户协议已经不太爽了。用户协议变成和教育用户的安全生产手册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演变成了类似于霸王条款的「发明」。

虽然还是存在一些博弈空间，比如我还是可以去微软退钱。在 DMCA 实行之后，美国各大支持软件跟互联网自由的民权组织在争取的最大的权利是关于逆向工程的。

在技术上，逆向工程的意思是我拿到了一个（并没有源代码的）二进制的、或者只含有部分源代码的程序，比如微软的 Windows 或者说 iPhone 的 iOS。我认为，既然我买了这个机器，或者是买了这个机器以及它里面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那我应该有权利学习和进行逆向工程，搞懂它的源代码，去重新看它的编译，重新把它写出来。

我应该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买了一个机器。就算我一定要拿它去干官方不允许的事，比如一定要拿一个除草机去当吸尘器，那其实是我的自由啊。虽然也许会出事，但是我自己愿意承担责任，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EFF（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电子前哨基金会）发表了一则声明说：我支持你们，但是请拆机爱好者小心，因为这里面可能有大公司的法律圈套。

这里列出了好几条：

1. 一系列的版权法（Copyright Law）
2. 如果你跟这家公司有协定，这是你工作所得的一个软件，是一个商业秘密（trade secret），那肯定不能拆机搞逆向；
3. 数字千禧年版权法（DMCA）中的反传播条款：该条款认为你研究软件是为了盗版传播它。虽然可能你并没有真的传播，但你可能帮助别人传播了一个盗版软件，这就可能会变成刑事犯罪；
4. 违反了Contract Law。你在买手机或者设备的时候，可能压根没有注意旁边有个地方写着你买的时候就等于同意了；或是他一打开的时候就问你 do you agree？然后在那里面写的，你如果同意的话就不能学习我的源代码，或者不能做一些我不让你做的事情，否则我就要罚你钱，或者我认为你这个用户违反了我跟你的之间的合同，那我就可以来告你。
5. 电子通信隐私法（ECPA）

原理上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房东和你说，这个房子不能用来做仓库，否则房东可以要求你付违约金。但这个事情发生在计算机和软件上之后，大家突然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为什么拆手机电池或者升级手机会坐到被告席上？这是很难理解的一个事 ------ 我买了房子，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只要不影响别人就可以了嘛。

而 Terms of Services 这类用户条款是那个时候逐渐开始出现的另外一种协议。如果你拿了一个特殊版的软件，那你就必须遵守一个协议。比如 Facebook 曾经推过一个给学生用的 VPN 软件。

在微软退款日之后拆机和逆向爱好者社群里最大的一个事件，关于一位叫 Geohot 的哥们儿。他后来还干了黑进自动驾驶车之类的事。在第一代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他还很年轻，他第一个越狱了 iPhone 。那时候他越狱的理由是，苹果跟运营商签订了独家合作。实际上苹果是在软件跟硬件层面做了一些很小的一些限制，使用户只能用这个运营商的手机卡去支持 iPhone，这样的话运营商就会带给苹果利益。

当时 Geohat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毒（toxic）的规定：我买的手机我爱怎么用怎么用，凭什么规定我只能用这个运营商的 SIM 卡。他把后盖拆了之后用一个导线做了一个很小的短路，然后把系统改了一下，很简单就越狱了。当时苹果从乔布斯层面也没有理他，Geohat 就比较嚣张，拍个自拍告诉大家：他从他的运营商「越狱」。

在 2011 年的时候索尼起诉了 Geohot（真名 George Hotz） ------ 因为他破解了 PlayStation 3 系统。索尼认为硬件是我搞的，软件也是我搞的，在卖给你的时候，不管是在用户手册、包装、还是在进系统的时候都写了：一旦买了你就同意我的规定 ------ Geohat 居然敢破解我的这个系统。

虽然他没有真的传播盗版，但是他在博客上写了破解的心得。如果其他程序员看到，也可以学习传播破解。所以他违反了用户协议和合同，索尼要告他！

作为回应，Geohot 在网站上传了一段 rap，歌词大意就是说索尼 SB 之类的，这个事情后来闹得很大。最后，虽然认定他没有干很涉及商业利益的事，但是他的很多侵权行为已经被认定。同时，非常著名的黑客组织隐名者（Annoymous）出来说索尼你们搞 Geohat 的话，自己小心点看着办。最后索尼认怂，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这也是后来这么多盗版、破解版的起源之一。

我刚刚放了一个拖拉机的图片。不拆拖拉机大家可以理解，因为很危险。但是最近，拖拉机也有人想要拆了。

John Deere 是一个美国比较有名的农机生产商，总部在伊利诺伊州。美国农民是比较现代化的，使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方式去管理农场，他们很多年前就开始买相关的设备。

John Deere 的设备逐渐智能化，软件化。随着软件的成分越来越多，Deere 开始禁止美国农民自己修设备。

怎么禁止呢？比如我的农机过去是烧柴油的，现在要烧沼气。我现在认为家里有天然气可以供应我的机器，那我可以找一个修车厂来改造，修车厂也是持有改装车辆牌照的公司，可以把这个农机上面的东西换一换，或者说我可以把轮胎变大可以改车。那 John Deere 是对商务客户的，卖专业设备的农机公司，而且它很贵的，一个拖拉机比一般的跑车还要贵。

从 John Deere 的公司层面来说，客户自行改装以后车的性能会变好，那么客户既不会买下一代车，也不会买保修服务之类的附加或者升级服务 ------ 这样的话就没法赚钱了，因为拖拉机可以正常使用很多年。

所以 John Deere 就修改了软件系统，因为美国的这个拖拉机在农厂里面可能会定时去自动开，自动更新。John Deere 软件检测，如果你居然在改装我生产的车，或者说你并没有使用 John Deere 的这个软件去授权改装的话，他就把你的车锁住，你的车就动不了了。

接下来公司会告诉你，是因为你使用了这个可能对你的人身和对环境造成威胁的改装方式，所以请你付我们一笔钱，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程师过来把这个车解锁再帮你安全的升级------一定要买原装配件哦！

在 2017 年这件事爆发之后美国农民非常生气，就自发请了俄罗斯（准确来说是乌克兰）的黑客组织。黑客组织觉得这事很搞笑，也觉得有利可图，就破解了这些被锁定的拖拉机，让农民可以自行升级。当然也要给黑客交保护费，但比如原来给 John Deere 999 美元一年，给黑客可能就 99 美元一年。

其实 John Deere 也不知道要告谁，所以最后他就开始告用户，跟农民撕逼 ------ 仔细一想，卖拖拉机的 John Deere 居然可以让全美范围内的农庄里面的所有设备都动不了，很可怕。

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在互联网出现之后问题更大。

John Deere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过去拖拉机如果不遵守用户协议，可能只是你一个人自愿的，就是在这个追求一些性能的同时自愿的进行一些比较奇怪的改装受到伤害。

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像计算设备之间、控制计算设备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权力中心产生了分离，John Deere 可以直接锁定距离很远的，已经卖出去好多年，甚至转卖过好几次的拖拉机，都可以直接锁住；iPhone 可以要求你远程更新，虽然现在还没有强迫更新，但他可以远程更新：发现你在越狱，就把你的手机变成白苹果，然后去苹果维修点，说你越狱了，所以不给你保修。

所以更大的问题是，现在的情况不仅是设备生产商和软件提供商之间的绑定关系。

苹果要锁住你的手机不让越狱。我们认为这还情有可原，因为手机和操作系统都是公司的产品，我们的确认为，这家公司设计的产品可能有更专业的升级。

更加奇怪的是，扎克伯格自己都没有读过 Facebook 的服务协议（TOS）。里面说是那我们肯定要跟政府和一些版权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合作，我们要求我们会遵守 DMCA 和遵守美国的公序良俗跟法律去删除一些对大家不利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这个社区规范。

但这是一个私有公司内部的决定。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竞争对手的链接，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里面发很多头条，或者 Snapchat，你发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广告一定是「盗版和色情」，需要被删除。

因为我（Facebook）是一个私有机构，不用遵守美国政府曾经需要遵守的信息自由法案（FOIA），不用担心未来公开，所以可以直接删除。另外 Youtube 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你在谈论比如说关于新冠疫情的事情，比如你认为美国应不应该复工，你的意见没有经过专业医疗机构的认可，所以会直接删掉。

等到我们真的发现很多不符合社区的帖子：比如怎么有个号一直在骂这个骂那个，感觉不太正常。这个好像是川普发的，所以我们不能删除它，或者说我们要跟政府搞好关系决定不删它。

有一个很好玩的笑话是，川普在上台之后有一个推特号，叫做川普 bot。它只干一个事，就是发和川普发的一样的东西。没过多久推特就把这个号封掉了。川普 bot 申诉之后说，我和川普发的一模一样，所以你不能删掉我。你删掉我，我又在哪里违反了用户规定呢？

当然推特没有回复它，但这个事情巧妙在肯定会被媒体报道。推特就说哎，算了，还是不删你。结果又冒出来新的号转发那个人发的东西后又被封掉，过一会儿推特又觉得说，哎，行吧，把你放出来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好玩。

这是服务条款真正造成的最大问题。服务条款可以写，为了保护用户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在上面发一些跟社会法律或者跟大家价值观不符合的内容，我们会跟政府部门沟通，或者说我们会删除。但并没有一个部门去监督，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危险，什么是坏的。这个东西同时让大家觉得非常好笑的是，可以看这个截图。我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个链接叫海盗湾（thepiratebay.org），然后把这个设置成只有我可见。

但是这个链接分享不出去。

因为 Facebook 发现，你居然偷偷躲在家里看盗版！这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所以 Facebook 不允许你在平台上发一条只有你自己可见的关于盗版的信息。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公司也在做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Maskbook ，是一个 Facebook 上的一个加密层。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社区公约，或者是政府组织会告知大家什么叫做危险的。最早的工业机械有能被理解的危险标准：比如强酸强碱，或者一些标志，比如高压电，高温。我们要限制它，在上面装很多的安全教程或者安全限制措施，使不懂的人不能轻易打开它，不能轻易用。自己一定要改装，那也没办法。

而现在变成了，即使是在自己家里想要偷偷地把经常看的黄片网站放到 Facebook 上做一个收藏列表，这样下次就可以在别的电脑上看，但是你发不出来，因为这个链接会存在 Facebook 远端的服务器里， Facebook 会发现你在自己家电脑上看黄片，所以根据 TOS，Facebook 必须把它删掉或者让它发不出来。

我们这一期选看的一个纪录片叫做《Terms and Conditions May Apply》

最后一幕里导演去采访小扎，把镜头怼到他脸上说 ------ 你觉得这个感觉怎么样？

小扎很在意隐私地说：「能不能去我的公司预约一下采访。」

其实 Facebook 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偷偷在你家门口看，一旦发现你在违反 TOS 就把你删掉。

这一切都是从软件时代和机械工业时代开始的。